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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前一天可以给老师发论文。根据相关公开信息显示，只要在老师公布可以提交论文的时间范围内，都可以发给老师。这样老师有充足的时间来批阅论文，才能够及时给予我们正确的指导。毕业论文是按一门课程计，是普通中等专业学校、高等专科学校、本科院校、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及研究生学历专业教育学业的最后一个环节，为对本专业学生集中进行科学研究训练而要求学生在毕业前总结性独立作业、撰写的论文。
可以。根据搜狗查询显示，本科毕业论文的话，答辩前1个月开始写都可以，答辩是在下学期，五六月左右，不过你可以提前几个月或大三开始写都没问题。毕业论文是专科教育及以上学历教育的毕业生在毕业前需要进行撰写的论文，一般周期为一年或者半年，通常是在最后一学年。
总路线的形成是从批判反冒进开始的。1955年夏，中央高层领导人就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问题产生了分歧。这年10月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说：“要拿个好办法，可以使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随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要“又多又快又好”。再后来，毛泽东采纳李富春的建议，在多、快、好的后面加了一个“省”字。随着“多快好省”的提出，党内于1955年底开展了批判右倾思想的斗争，结果使1956年各项工作出现了不切实际的冒进倾向。党内出现的这种急躁情绪，立即引起了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警觉，他们试图加以纠正，这就是1956年开始的反冒进。对于反冒进的意见，毛泽东当时虽未明确反对，但内心是不同意的。通过几次会议统一思想，毛泽东酝酿的“多快好省”的总路线也就呼之欲出了。1958年《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指出：“不仅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进行各项建设工作，而且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性”。社论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1月上旬，毛泽东在同历史学家周谷城谈起这篇社论时，周谷城说社论的中心就是八个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毛泽东听了十分高兴，赞扬周谷城归纳得好。1958年3月，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毛泽东在再一次提到“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时发了不少感慨，并将“多快好省”连在一起，称为“总路线”。1958年5月5日至23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召开，刘少奇在会上正式宣布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12月6日，毛泽东在关于反右倾反保守的讲话中说，中国农民比英美工人还好，因此可以更多、更快、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稍后，毛泽东采纳李富春的建议，在多、快、好三个字后边加上了一个“省”字。12月14日，全国农具工作会议首次传达了中央“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建设方针。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在《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元旦社论中，提出“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自己的事业”，从而把“多快好省”的口号向全国公开发表了。到了1958年，《人民日报》在《乘风破浪》的新国庆十周年，天安门广场游行队伍中拥护“三面红旗”的标语。社论里说，不仅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进行各项建设工作”，而且“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性”。社论发表后，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1月上旬，毛泽东在同历史学家周谷城谈起《人民日报》新年祝辞时，周谷城对毛泽东说，这篇社论的中心就是8个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毛泽东听后十分高兴，赞成周谷城归纳得好。后来在南宁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又多次提这8个字。1958年3月中央召开了成都会议。会上，毛泽东再一次提到“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时发出不少感慨，并与“多快好省”连在一起，称之为“总路线”。至此，一个完整概念的“总路线”形成了。在毛泽东看来，通过建国后七八年的实践，终于摸索出了一条加快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路子。后来，在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中央将总路线提交大会讨论，得到与会者的一致拥护和大会的正式通过，并写进大会形成的决议中。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兴致勃勃，侃侃而谈，纵论总路线。为什么要提“鼓足干劲”?毛泽东说，一个人也好，一群人也好，我们一个党也好，全国人民也好，没有一点劲，或者劲不足，那不好办事。所以要鼓足干劲。又说，什么叫“力争上游”?比如，《农业发展纲要》提出的任务，原定12年完成，现在不要12年了，有些基本的项目，个别的省说3年可以，有些项目今年就可以完成。还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两句是非要不可的。这个劲有个量的问题，现在用“鼓足”这两个字，恐怕比“鼓起”好。鼓起，早已鼓起来了，你还要起?问题是足不足?毛泽东继续说，“多快好省”是从哪里来的?就是因为群众里头出现了多快好省，工厂、农村、商店、机关、学校、军队里都出现了多快好省。人民要求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提及的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虽然提出来了，但此时毛泽东对它究竟对不对，仍然将信将疑，并说过重大的路线、方针，需要在实践中逐步形成，逐步完善，用实践进行检验。可惜的是，毛泽东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未能把他这个正确的思想贯彻好。此后不久，紧接着就发动了脱离实际、违背客观规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人民日报评论文章：中国巨轮依然破浪前行 任仲平 (一)历史常常以惊心动魄留下深刻印记，也常常以峰回路转写下绚丽篇章。 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巨浪滔天，世界经济跌宕起伏，中国经济险象环生。 2009年，中国经受了新世纪(23.22,-0.03,-0.13%)以来最严峻的考验，在全球率先实现经济回升向好，成为世界经济触底反弹的新引擎。 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是对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信心和勇气的重大考验，是对我们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的重大考验，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 风雨中走过，风暴中挺立。大考之年，中国交出了一份出色的答卷。 (二)这是一份令人难以置信的答卷。 2009年初，曾有外国媒体如此预言，“中国已经开始经济衰落，也许将比美国经济还要恶化”，“中国难以继续奇迹”，它“只是个身陷囹圄的大国”。 7个月之后，这家杂志刊登题为“中国能否拯救世界”的封面文章，封面上一只熊猫正拿着气筒给瘪了的地球打气。那时，中国上半年7.1%的增速，“几乎成为照耀全球经济信心的灯塔。” 2009年末，还是这家杂志将“中国工人”评为年度人物。原因是：尽管一年前许多人认为“保八”是一个梦想，但是中国做到了。中国千千万万勤劳坚韧的普通工人，使得中国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继续保持最快的发展速度，并带领世界走向经济复苏。 从否定到肯定，从当初的疑虑到后来的赞誉，一年时光，很多人颠覆了对中国的认识。但在看法不断校正、结论不断修改中，一个更大的疑问是——“为什么是中国”？ 为什么是中国？危机袭来，世界经济一片肃杀。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各国政府或奋力自救，或联手反击，但大都收效有限，许多经济体步履沉重。中国如何能在世界经济衰退的漩涡中“风景这边独好”？ 为什么是中国？外贸依存度60%以上，中国本应成为金融危机席卷下的重灾区。在外部需求骤然减少、出口增幅急速下滑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又如何能越过激流险滩，成为“2009年显著增长的唯一主要经济体”？ 在2009年末的中国答卷上，写着这样的数字——这一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超过50%。这是二战以来全球首次出现的经济新格局。在新的世界经济版图中，这份答卷标注着沉甸甸的“中国分量”。 是什么让中国经济将“不可能的奇迹”继续下去？是什么让中国人民在危机袭来之际奋发前行？是什么让社会主义中国成为“打破经济学教科书常规的国家”，书写了难以置信的“中国答卷”？ (三)在外人眼里，“中国经济的复苏故事堪称神奇”，而在中国人看来，这“神奇的故事”始于党中央未雨绸缪的远见卓识。 早在2007年8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就提出，在经济全球化、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形势下，必须增强国家经济安全监测和预警、危机反应和应对能力，增强金融业抗风险能力。当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密切关注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做到未雨绸缪，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要及早制定预案，妥善应对，趋利避害。2008年2月，在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上总书记又提出，要正确把握世界经济走势特别是次贷危机蔓延等情况及其对我国的影响，努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好势头…… 这种见微知著的敏锐洞察，审时度势的深刻认识，为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赢得了时间，争取了主动。 当金融危机席卷全球，2008年11月党中央作出三个重要判断—— 第一，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依然存在。第二，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和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第三，危机给我国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大关口，大智慧。回头再看，在不进则退的险峻形势下，党中央的三个重要判断，无疑是一年来中国决胜千里的信心之源。这个判断，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刻，打消了疑惧，稳定了人心，鼓舞了士气，明确了方向。 局面豁然开朗。 因为这个判断，我们有了见事早、行动快、驾驭全局的“中国部署”——党中央、国务院打破常规，在200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前一个月，及时出台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大政策措施。宏观经济政策作出重大调整，财政政策由“稳健”转为“积极”、货币政策由“从紧”转为“适度宽松”。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成为中国经济应对冲击的重中之重。 因为这个判断，我们有了出拳重、措施实、力度空前的“中国行动”——加大投资，刺激消费，给经济“输血”，帮企业闯关。从两年新增投资4万亿，到全年新增信贷近10万亿；从减税降费、贴现降息，到家电下乡、汽车下乡；从实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到加大财政对社会保障体系的投入……一系列“组合拳”，力度之大，配套之全，前所未有。 因为这个判断，我们有了底气足、视野宽、统筹兼顾的“中国主张”——“从逆境中发现和培育有利因素，变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最重要的是要把我国自己的事情办好”，“把握好宏观调控的重点、节奏、力度，灵活而准确地解决问题”，“把保增长与扩内需、调结构结合起来”，“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推动科学发展”……应对之策忙而不乱，既解近忧又谋长远。 还可以从另一个视角，把握“中国故事”的脉络。2009年1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元旦讲话中强调“必胜信心”；3月的全国两会上，在江苏、广东代表团解析“机遇”，鼓劲打气；4月二十国集团金融峰会上，提出“携手合作同舟共济”；月底在山东，勉励大家“拧成一股绳”；6月在黑龙江重申“增强信心”；7月云南调研提出“危中求进，化危为机”；8月新疆考察强调“改革发展，团结稳定”；9月在第六十四届联大倡导“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10月考察山东，提出“打好转方式、调结构这场硬仗”；12月考察广东，强调“始终把自主创新作为企业生命”…… 这一年，所有中央领导同志都风尘仆仆，深入实际，身临一线，调研指导。中央领导同志一年的足迹，凸显了三个主题词：信心，变革，合作。它清晰地传递着应对冲击的“中国思路”，呈现了坚定的意志、开阔的视野和大国的责任。国际舆论评价：“中国领导人展现出驾驭复杂局面的大智慧。” (四)一个国家应对风险挑战的水平高低，体现其“国家能力”的强弱。 国家能力是国家将自己的意志、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能力。它不仅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组成部分，也是衡量一个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准。对危急情况的应对水平，往往更能直观地呈现“国家能力”的高下。 2008年9月15日，美国雷曼兄弟公司轰然倒下，金融危机自华尔街决堤而出，席卷全球：美国季度GDP创下27年来的最大降幅，道琼斯指数暴跌近半；日本、欧元区经济陷入严重衰退；反映国际贸易的领先指数——波罗的海综合运费指数高台跳水，短短6个月便从11689点下探至663点……世界经济面临着二战结束以来的首次负增长。在此后充满煎熬的一年内，面对经济急剧下滑的颓势，很多国家危讯不断，中国经济也遭遇改革开放以来罕有的巨大困难。 然而仅仅一年之后，中国经济就在全球率先回升向好，交出了一份全球瞩目的中国答卷。 这是一份“关于速度”的答卷。10.6%、10.1%、9%、6.8%、6.1%、7.9%、8.9%，将2008年以来近七个季度的GDP增幅连成一条曲线，是一个漂亮的“V”型反转。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昂首回升，“保八”已无悬念。 这是一份“关于质量”的答卷。2009年的中国生动诠释了“好”与“快”的发展辩证法。在稳定外需的同时扩大内需，中国经济的增长路径，开始转向依靠“三驾马车”并头齐驱。以发展方式之变应对外部环境之变，十大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八项区域发展规划、十一个重大科技专项陆续启动，抑制六大行业产能过剩，“4万亿”源源流向结构调整、自主创新、节能减排和生态工程。增长更有质量，发展更有后劲。 这是一份“关于温度”的答卷。“越是在经济困难时候，越要高度关注民生”。中国没有简单地搬用“凯恩斯式刺激”，也没有“撒胡椒面”，而是将一揽子计划重点锁定民生领域。2009年全年城镇新增就业有望超过1100万人，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全面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制度改革稳健推进。GDP增长的每一个百分点，都紧系着最广大民众的福祉。 这是一份“关于责任”的答卷。作为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把自己的事办好，本身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与此同时，中国主动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积极参与应对金融危机的国际合作，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世界经济复苏。 危机爆发之初，国际投资大亨索罗斯预言：“各国能否有效对付本轮金融危机，关键在于各自的政策效力。” 在这份应对冲击的“中国答卷”上，我们看到执政党对形势的判断有了丰富的现实依托，看到“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一系列国家目标得以实现，看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国家理念得到践行，看到一个负责任大国对世界的贡献。这是社会主义中国“国家能力”的最好注脚。 (五)强大的“国家能力”，让中华民族在迎战国际金融危机中，团结更加紧密，信心更加坚定，应对更加主动。“国家能力”的背后，是执政党的决策能力、制度的保障能力、理论的指导能力。 有了执政党的决策，才能第一时间形成国家意志，确定导向鲜明的国家目标。有了制度的支撑，才能最大限度地组织和动员社会力量，保证国家意志付诸实践。有了理论的引领，才能把握规律，立足长远谋划未来。 没有党中央在严峻形势下的准确判断，没有随之产生的一系列“国家决策”，我们就不会有应对冲击的主动性；没有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没有全国一盘棋的社会机制，我们就不会有应对冲击的战斗力；没有科学发展观这一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没有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视野，我们就不会有应对冲击的创造性。 或许外界的目光，能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能力”——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彭斯判断，中国应对危机的力度最大、速度最快，应对危机的时间选择正确，延迟几个月就可能错失良机。 美国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评价，在经济困难时期，中国的指挥和控制体系比其他市场经济体系更有效。 联合国一位经济学家指出，中国出台的刺激措施是世界各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个战略转折点。 (六)当金融危机使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走入死胡同，资本主义的制度缺陷暴露无遗，被推到“十字路口”的中国，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印证了迎战危机的“国家能力”。 这一制度优势，使我们能集中力量办大事，铸就迎难而上的“中国力量”。从南方到北方，从沿海到腹地，从城市到乡村，从政府到企业，全国一盘棋，决策顺畅，执行高效。从中央到地方发挥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运用财政、金融、税收等政策杠杆，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整个中华民族同心同德，共御艰辛的严冬，迎接发展的春天。 这一制度优势，使我们能用多种手段推动发展，保证有序有力的“中国效率”。一方面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提高科学性、预见性，灵活把握“政府之手”的高效；一方面坚持推进改革，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之手”的神妙，激发民间的创造力。既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又注重加强和完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有效弥补市场经济的自身不足，确保国民经济充满活力、富有效率、健康运行。 一个国家应对风险挑战能力的高低，从根本上取决于是否有适合本国国情、反映时代进步要求的发展道路和制度基础。正是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使中国越是处于危急关头，越能凝聚各方力量、形成整体合力。 (七)纵观历史，每次大的经济危机都曾重创世界经济，同时又催生新的发展机遇。在危机中抓住机遇的国家，通常率先复苏并占据新一轮发展的制高点。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们从传统模式之“危”中，看到科学发展之“机”，奠定了化危为机“国家能力”的理论基础。 危机面前，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标本兼治、远近结合，把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契机，把统筹兼顾作为谋划和推动工作的根本方法，兼顾长期与短期，协调内需与外需，统一民生与国计，既成功化解了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眼前之急”，又通过增强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谋得“长远之功”。 危机面前，我们以扩大内需为基本立足点，以结构调整为主攻方向，以深化改革为强大动力，以科技创新为重要支撑，以改善民生为根本目的，大规模增加政府支出，大范围实施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大强度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大力度鼓励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做到了保增长与扩内需、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有机结合。 在迎战国际金融危机中，各地奋力突围，抢抓机遇。广东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积极实施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上海快速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天津着力构筑高端产业、自主创新、生态宜居高地，锻造经济发展新优势……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许多省区市强劲增长、力撑大局，中国经济新的强大引擎已在轰鸣。 在迎战国际金融危机中，各地高度重视培育资源消耗低、辐射带动力强、发展前景广阔的战略产业，高度重视打造核心竞争力更强的市场主体。国内高技术产业“抗压力”增强、增长势头迅猛，文化产业发挥“反周期调节”的特点，通过深化体制改革逆势上扬，撑起一片新天地，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活力进一步增强。 科学发展这一总揽全局、把握未来的清晰思路，奠定了中国在新一轮发展中实现新跨越的基础。国际金融危机倒逼出科技突破和产业变革，迎来了中国迈向创新型国家的重大历史机遇。 (八)几百年来，中国从未抵达这样的位置。 当国际舆论感慨“中国方舟拯救了世界经济”，当外国政要确信“中国缺席的谈判没有任何意义”，当世人惊叹“2009年的年度大事就是中国突然跻身世界外交和经济舞台最前沿”，我们看到，金融危机重塑了世界经济版图。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上升，造就了中国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的声音被世界认真倾听，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力量”举世瞩目。 这样的场景令人感慨万千。有学者提出，中国近代的衰落，并非完全源于经济与科技的落后，直到18世纪末中国的GDP仍占全球的1/3。老大帝国实力不衰，余威仍在，却终至山河破碎、备受凌辱，最重要的原因，是“国家能力”的持续下降。当政者对人民凝聚力的丧失、国家对社会组织动员能力的衰退，让偌大的中国一盘散沙，这才会在列强环伺中一触即溃。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新中国60年，改革开放30年，社会主义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日益雄厚的物质基础，锻造出坚不可摧的“国家能力”。 这种能力，曾在抗击“5•12”特大地震中震撼世界；这种能力，曾在举办北京奥运会中大放异彩，如今又在应战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展现威力。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能力和水平，证明了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是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是坚强的领导核心。 (九)走过激流，中国巨轮依然破浪前行。 这是年轻共和国的下一个航程，又一个甲子的开启；也是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又一次崭新的开局。 一年前，人民日报元旦社论这样写道：“前进的道路，总是越过一岭又一峰，闯过一关又一坎”。一年后，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提出“坚定必胜信心、增强忧患意识，共同迎接奋发有为的2010年”。 我们将继续书写答卷。 我们会再次获得成功。团队意识是大局意识、配合意识、协作意识的集中体现，核心是协同合作，目的是形成向心力，增强凝聚力，提升战斗力。有一本书叫《狼图腾》，通过对群狼捕食的描述，生动地诠释了什么是“团队”意识。狼群高效的团队协作性，使它们在攻击目标时往往无往而不胜。独狼的力量是单薄的，但群狼的力量则是强大的，这就是“1＋1＞2”的效果。大家知道，每年在美国篮球大赛结束后，常会从各优胜队中挑出最优秀的队员，组成一支“梦之队”赴各地比赛，但结果总是令球迷失望——胜少负多。其原因就在于他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团队，虽然他们都是最顶尖的篮球选手，但是由于平时分属不同球队，无法在短期内培养团队精神，不能形成有效的团队出击。“一个和尚挑水吃，二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也是这个道理。因此，只有我们班子每位成员不断强化“团队”意识，密切配合，加强协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才能形成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否则，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各行其是，各自为战，那只能是一盘散沙，难成大事。
这个从网上能搜到的，另外找报纸看一下
人民日报元旦献词如下：
百年奋斗，书写恢宏史诗；伟大征程，召唤新的进发。走过激荡人心的2021年，迎来充满希望的2022年，中国号巨轮奋楫扬帆、劈波斩浪，亿万人民激情澎湃、豪情满怀。
这一年，我们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这一年，我们顺利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
这一年，我们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努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新的伟大征程上奋勇前进，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昂首阔步向前进，我们一定能牢牢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新的伟大征程上奋勇前进，必须鼓足奋斗干劲。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世纪疫情冲击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
期刊杂志社，没有放假之说，只有国家法定节假日和普通周末。什么时候都可以投稿的
有。根据查询系统医学杂志相关资料得知期刊《系统医学杂志》是有假期的。《系统医学杂志》于2016年创刊，以半月刊的形式出版中，创刊的年限不长，但是没有停刊，并且期刊是有假期的。
可以啊 杂志社不放假 需要投稿说一下
春节期间，期刊杂志只接受邮箱投稿春节期间，杂志社都会放假休息，审稿、安排稿件出版等环节可能会停止，但是接受作者投稿环节是不会停止的，也就是说，评职称的论文还是继续投稿到杂志社的邮箱，稿件处理方面会在春节过后正式上班后进行。如果您是想要在春节期间投稿的作者，可以找到发表学术论文网，然后找到页面显示的邮箱或者是打开线上咨询通道后显示的邮箱，将自己的稿件投递至邮箱，编辑在春节后会集中处理。
一般能发20篇的sci论文。因为复旦的学生的专业水平都很高，每年都会针对sci进行写作，所以能发20篇
不算不算,学分绩点是你所学课程成绩。但是如果发表了期刊论文(不是毕业论文),对你申请各种奖项,继续深造和找工作有帮助。 肯定不算啊,平时的都是小玩,测验。论文是大玩,是高考,过不去之前的全白费。
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学理论、社会研究方法、城乡社区研究、社会发展、社会分层与流动、经济社会学、经济转型与社会结构变迁、城市社会学、文化社会学、宗教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工作。 近年来主要科研状况和学术成果：出版专著40余部，发表论文500余篇，承担课题100多项。2006至2007年共发表论文百余篇，其中发表于核心期刊的文章有12篇，承担课题20多项，同国内外许多知名大学的相关专业保持着广泛的交流与联系。 开设的主要专业课程：古典与当代社会学理论、高级社会研究方法、中高级社会
林超在40年代专攻人文地理，在人口地理、聚落地理、政治地理、经济地理诸方面皆有建树。他在中国地理研究所所长和人生地理组组长任期内，组织了大巴山、嘉陵江流域以及新疆西北部的地理考察，取得了大量资料与成果。特别是1940年11月至1941年6月的嘉陵江流域地理考察，历时之长，规模之大都是空前的，而且是在抗战时期的艰难条件下。这次考察步行4000余公里，踏遍流域内17个县，撰写了《嘉陵江流域地理考察报告》，并绘制图件344幅，详细记载了该流域的地形、农业、矿业、航运、人口和聚落，被誉为“抗战时期中国地理学的代表之作”。 徐邓耀，男，1956年生，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981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地理系，现为西华师范大学科研处处长，硕士生导师。从事地理教学近30年，先后承担人文地理学、城市规划、区域经济等本科课程课程教学工作，以及区域经济等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工作。承担四川中学乡土地理教学改革研究(世行贷款项目[JG303]，1996－1998)、面向21世纪人文地理学教学改革研究（四川省教育厅面向21世纪教改项目，1999－2002）、21世纪地理人才培养模式综合实验改革研究（四川省教育厅教改项目，2001－2004）等教学改革项目的研究工作，主持完成教育部项目、省社科联项目、省科技厅项目、省教育厅项目以及地方委托项目20余项。先后出版专业3部，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 翟有龙，男，1964年2月生，四川南部县人，中共党员，国土资源学院院长、教授，区域经济学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人文地理和区域经济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先后参加或主持了纵横向课题23项，分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三等奖1项、优秀成果二等奖1项，地厅级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省级优秀教学成果三等奖1项；先后在《经济地理》、《干旱区地理》、《中国农村经济》、《科学·经济·社会》、《生态经济》、《日本学刊》、《经济纵横》等刊物发表论文32篇（含合作）；主编了由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人文地理学新论》教材，副主编专著1部，参编专著3部；先后被评为“四川省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优秀指导教师”、“四川师范学院院级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四川师范学院优秀教学管理干部”、“四川师范学院优秀共产党员”、“西华师范大学师德标兵”。 ①主编《人文地理学新论》教材，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②参加“21世纪地理人才培养模式综合实验改革研究”，省教厅(2001—2003)。②发表的教研论文：中国人文地理学的现状与发展，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3，(2)，第一作者，人大复印资料《地理》2003年第4期全文转载。 ③获教学成果奖励：人文地理教学改革研究2002年西华师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第二名)，教学软件《宇宙环境》2002年省优秀电教科研成果一等奖(第五名)。
陆大道：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经济地理学家、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 顾朝林：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建设部城乡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地名与行政区划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教育部地理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建设部城市规划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建设部城市规划专业评估委员会委员。保继刚：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广东地理学会理事长、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院长、旅游学院院长。袁书琪：中国地理学会理事暨地理教育委员会副理事长、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旅游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地理交约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林学会森林公园分会常务理事、中国营销学会旅游营销专家委员会专家、中国生态学会旅游生态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区域旅游专业委员会委员、福建省地理学会副会长、福建省教育学会理事暨地理教学研究会会长、福建省区域地理学会副会长、福建省旅游学会副会长、福建省交通协会常务理事、福建省政府旅游发展顾问。 吴传钧：地理学家、经济地理学家、人文地理学家、地理教育家。他在学科建设、学术组织、人才培养以及地理学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等方面均有重要建树。是我国经济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奠基者。在基础理论建设方面，他提出经济地理是自然—技术—经济三结合的边缘学科，地理学的中心任务是研究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形成过程、结构特征、发展趋向和优化调控等的新论述。 李旭旦：（1911～1985），中国地理学家。1911年9月8日生于江苏江阴，1985年7月8日卒于南京。1934年中央大学地理系毕业。1936年赴英国剑桥大学进修，获硕士学位。1939年回国后曾任中央大学地理系教授、系主任，南京大学地理系主任，南京师范学院地理系主任。先后担任《地理学报》总编辑和《地理知识》主编。1983年任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主要致力于人文地理学、区域地理学和地理教育理论的研究，他在普及地理教育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译著有《人地学原理》（与任美锷合译）、《地理学思想史》等。著有《白龙江中游人文地理观察》、《中国地理区之划分》等。主编有《人文地理学概说》和《人文地理学论丛》等。
1911年9月8日，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县。 1924—1930年，就读江阴南菁中学，毕业时总分第一，被保送到南京中央大学。 1930年—1934年，中央大学地理系学习，其间与任美锷合译《人地学原理》，由钟山书店出版。1934年—1939年，在中央大学任地理系助教，后考取中英庚款留英，就读剑桥大学地理系研究生，毕业论文“江苏省北部区划地理”，获理学硕士学位。1939年—1941年，经美返国，在重庆沙坪坝任中央大学地理系教授，开始担任地理学报总干事及总编辑。1942年—1947年，兼任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1946—1947年，并任美国MarylandUnivercity访问教授。1948年—1950年，继任抗战后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1950年—1956年，科学院地理专业筹委会委员；译《苏联地理》；担任《地理知识》主编，1952年8月，院系调整，任南京师范学院地理系主任。1957年—1979年，被错划成右派，还以坚强的意志著述，1963年写作“分式号码法的应用与评价，以苏州东山镇为例”，刊登在江苏地理学会论文集；1964年，译Wagner《海陆的起源》商务印书馆；着“现代地理学的几个问题”《地理知识》，1979年3期。到1979年右派错案才得以纠正。1979年6月—1985年7月8日，当选为江苏省地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常务理事。这期间著述颇丰，积极呼吁“人文地理学的复兴”、“大力开展人地关系与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人文地理学的新生”，许多媒体都进行了采访和报导，为复兴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