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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照耀中国》中西安事变的过程及其意义,在第十二篇,每本书的版本不一样。
张学良自从在西北地区实行联共抗日之后，曾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但都遭到拒绝。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当西安群众要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声浪高涨时，蒋介石认为“这一事态的发展，如不设法防止，势将演成叛乱”。为此，1936年10月，蒋介石亲赴西安，逼 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
随即又到洛阳做“剿共”的军事部署，将其嫡系部队约30个师调到以郑州为中心的平汉、陇海铁路沿线，以便随时开赴陕甘地 区。他又把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许多高级军政要员召集到西安，扬言至多一个月即可消灭陕甘地区的红军，“荡平”中共的根据地。
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返回西安，迫令张学良、杨虎城立即将其军队全部开赴陕北“剿共”前线，由“中央军”在后接应督战;否则就要把东北军调往福建，第十七路军调往安徽，由“中央军”在陕甘“剿共”。这个最后通牒式的方案，既同张学良、杨虎城的联共抗日、不再打内战的决心相矛盾，也危及到张、杨部队的生 存。连续几天，张学良、杨虎城反复劝说蒋介石应以国家和民族的大义为重，容纳抗日主张，但均遭到蒋介石的斥责。
12月9日，西安城内1万余名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请愿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民党特务竟开枪打伤学生。学生群情激愤，冲出城去，准备前往临潼华清池蒋介石住地请愿。蒋介石指令张学良实行武力镇压。张学良赶到灞桥劝阻学生。
他为慷慨陈词的学生们的爱国热忱所感动，答应在一星期内用事 实回答他们的要求。同日，蒋介石为了加强对张、杨的压力，宣布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他的这些部署，既是为了大举“剿共”，同时也是准备解决张、杨的问题。张学良在12月10日、11日又两次向蒋介石进谏，竟被 蒋介石斥为“犯上作乱”。张学良、杨虎城感到除发动“兵谏”以外，已别无出路。
12月12日晨，按照张学良、杨虎城商定的计划，东北军一部包围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第十七路军同时控制西安全城，囚禁了从南京来的几十名国民党军政要员。这就是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的当天，张学良、杨虎城等18位高级将领署名发表《对时局通电》，说明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被迫发动事变是为了敦促蒋介石进行抗战。
一西安事变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壮大了革命力量。
“当时，社会各界人士都把中国共产党看作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络绎不绝地到中共代表团驻地访问。”，和平谈判代表团的领导人周恩来同志“对于来访的人们”，“宁肯不休息，不吃饭，都要亲切地予以接待，耐心地向他们解释党的主张，帮他们解除各种忧虑。” “七·七事变”打响了抗日战争的枪声后，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不断地壮大起来。
抗战爆发时，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人少、兵少、地盘小，只有4万多军队，一个陕甘宁边区，从在1938~1943年短短的几年里，解放区军队发展到近47万人，民兵200万，游击区和根据地人口约达一亿。常言道：顺流者昌。中国共产党正是顺应了抗日这股洪流昌盛地发展起来的。
围绕：国共合作，民心所向来写吧，人民的力量最伟大！！
优秀的英雄精神，有助于教育学生继承革命先烈的光荣传统，发扬先烈遗志，培养爱国情怀，所以我们要传承英雄精神。
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宏人。”曾子说：“士不可以弘毅，任重而道远。”然而，在这所谓的道义背后，在一桩桩英雄事迹之中，始终有一个千年不变的精神内容存在，这便是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发展从来就没有中断过。靠的是什么?就是千百年形成的民族精神。
有时候，国家破裂，我们只有紧握民族精神，才能重振山河，振兴国家。
战火纷飞，满蹄踏破国都，北伐再败，是再战，还是……东风吹拂，郑成功绽开愁脸，举起民族大义的大旗，挥师东下，一举驱跑荷蛮，收复台湾。既成就了自己，又实现了中华统一和伟大复兴。
有时候，国家被侵，我们只有紧抓民族大义，驱逐外寇，还我河山。
三省沦陷，内战频频。是做“亡国奴”，还是……雪花飞舞，张学良仰望苍天，扯起民族大义的风帆，毅然发动“西安事变”，促成国共合作，并力抵抗日寇，最终迎来了抗战胜利的曙光。既证明了自己，也赢得后人由衷的钦佩。
有时候，国家遭遇自然灾难，我们只有心系灾区同胞，众志成城，才能共建家园。
汶川倾倒，玉秀被毁。转瞬间，天崩地裂，高楼倒塌，良田被毁，厄运接连降落在中华大地上，摧残着中华儿女的身体，带给中华儿女无限的苦愁，但是!中华儿女没有害怕，也从未畏惧过。!“一方有难，八方支援。”13亿人的心连在一起，必在废墟上建成一个更美好的家园!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推动本民族的发展和兴旺。这样的民族精神也正是一个民族的凝聚力的体现。很难想象，一个没有民族精神的民族、没有凝聚力的民族会怎样?!
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从自己做起，响应时代的召唤，让民族精神传统的火炬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吧！
多姿多彩的世界文化，开阔了我们的观测范围，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但对于外来文化，不能照抄照搬，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因此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中华精神，使我们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
所谓“民族精神”就是指一个民族的核心品质，我们中国的精神就是“刚强”/“友爱”。
回顾历史，中国的今天得来的多不容易：从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再到北伐战争。九一八等等都给我们的国家带来了不小的灾难。
但现在，中国人却站起来，逐步走向小康了，因为中国人的骨子里就带着“血汉”，”刚强之气。达到了，不灰心，不气馁，还汇集于敌人迎头痛击，正是有这一特点，中国才有今天。
“友爱”是一个民族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如果一个国家缺少了“友爱”，缺少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暖那么就算这个国家再富有，再强大终究会落到国破民亡的下场。
还记得2009年5月12日在四川汶川发生的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大地震吧?!我们忘不了那一幕幕触目惊心残垣断壁的画面，更忘不了那一场场感人致深的事件。人们一听到这一件事，没有人组织也没有人命令都无私地为灾区捐款捐物，此时的我心里好温暖好感动，为我能生在中国这一“有情”、“有义”、“有爱”的民族中而自豪!
所以，做为中学生的我们应该拉起手来团结友爱，共同学习，共同进步，发扬传统精神。
一起来弘扬民族精神，争做当代中学生!
朋友们，当时间的车轮碾到今天的时候，当挂历上赫然显示12月9好的时候，身为青年的我们，我相信，我们中的没一个人都不会忘记这一天，十二月九日 十二月九日 一个普通但不平凡的日子 时间倒流 回溯到一九三五年 阳光依然懒懒散散 冬日依旧寒冷凄清 但空气却急速的流动 因为 在北平——历史的故都 发生了惊天动地的事件—— 为反对投降和压迫掀起了学生总运动 到处是挂满的标语 到处是飘舞的纸单 到处是舞动的小旗 到处是怒吼的口号 到处是浴血沸腾的青年 这一天 白云为之翻涌 大海为之咆哮 黄河长江为之怒吼 中华大地为之震颤 因为 一个蹂躏不屈的民族 在苏醒 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 在抗争 应该记得那段带有刺骨朔风的峥嵘岁月 沿着风雨飘摇的红色轨迹 一种金戈铁马般的呐喊 开始在我的耳膜边一点点萌生 那时的天穹不曾苏醒 那时的土地布满伤痕 那时的面孔只剩下麻木 徘徊于亡国灭种的边缘 生耶？死耶？和耶？战耶？ 我最最挚爱的兄弟姐妹 以先锋的姿态连同悲昂壮烈的呼吸 叩问灵魂 从北平 从天津 从东北 从年轻的心脏 迸发出长夜不息的响雷 洞穿了无数炽热的胸腔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起来——起来——站起来 你可看见地下奔涌的岩浆 亘古昭示着铿锵的誓言：还我河山 在这个太阳升起的国度里 一场关于血与火的虔诚洗礼 升华！！！ 这个连接里面还有：）
围绕：国共合作，民心所向来写吧，人民的力量最伟大！！
日本侵略中国，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而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却仍在顽固的执行他的先内后外的反动路线。。。。。。
申 伯：西周时申国国君，宣王母舅。为周卿王，佐宣王中兴有功，赐谢邑，筑城定居，以卫南土。时贤相仲山甫，称之曰：“崧高维岳，峻极于天。惟岳降神，生甫及申。”申 恬：南朝宋魏郡魏（今河北省魏县）人。历下邳、北海二郡太守，有政绩。后迁青州刺史，督冀州，防卫边境，劝课农桑。性清约，外任频繁，妻子不免饥寒，为世所称。官终豫州刺史。申 泰：庐州无为（今属安徽省）人，明初官吏。明严多干才，锄奸祛弊，有“清同剑水”之誉。任延平知府时，上以搜赃之名考之，止得米三升，钞一贯，为天下清廉第一。申 佐：广平府永年（今属河北省）人，明代官吏。嘉靖间进士，曾单骑出塞，调画定盟，使俺答汗称臣献贡。以功擢佥都御史，巡抚大同。申 纶：广平府永年人，明代官吏。进士出身，历任四川、云南按察使副使。性忠亮有雅量，莅官以廉洁著称。申 相：山西长治人，明代名医。以医为业，研究脉理，尤精伤寒一科，人称良医。有《诊家秘要》、《伤寒捷法歌》。申 蕙：江苏长洲人，清代女词人。书法孙过庭。诗苍老，不作闺秀阁中语，工词。与归淑芬齐名，所著《缝云阁集》与归之《云和阁诗》并称《二云阁诗草》。申包胥：春秋时楚国大夫。与伍子胥友善，后伍子胥奔吴，并助吴灭楚，包胥入秦请求援兵，依庭墙哭，七日水米未进，秦哀公乃出师救楚。申不害：郑国京（今河南省荥阳）人，战国时思想家。治黄老刑名之学，于韩昭侯时任相十五年，为相期间，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国治兵强。有《申子》两篇。申时行：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明代大臣。嘉靖四十一年状元。万历年间累官至内阁首辅（宰相）。为政务为宽大，世称长者。对上言听计从，无所作为。后辞官回归故里。著有《赐闲堂集》等。申佳胤、申涵光、申涵昐、申涵煜：河北永年人，父子四人俱有名时当时。父申佳胤是明末进士，历太仆丞，阅马京畿。李自成破北京后，自杀，有《君子亭集》。长子申涵光为广平三君之一，绝意仕途，以理学训其两弟，有《聪山诗集》、《荆园小语》、《说杜》等。涵昐、涵煜皆进士及第，涵昐有《忠裕堂文集》、《诗集》、《史籍》等，涵煜有《江航草》、《敏求集》等。涵煜子申廷页诗书画俱工，有《耐俗轩诗集》。申汝慧：山西灵石人，清代官吏。乾隆五十九年举人，历任安徽宣城等县县长，后又升为无为州知州。在任期间，屡逢旱涝等天灾，多行善政，为民称诵。申伯纯，北京丰台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中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前方总部高级参谋、秘书长等职，抗日战争胜利后八路军驻北平办事处处长，华北财经委员会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统战部交际处处长，政务院秘书厅主任，政务院机关事物管理局副局长，第二、三、四、五届政协委员等职。1979年7月13日逝世，享年81岁。著有《西安事变》等。
申包胥 (春秋楚人，入秦乞军)申不害（战国郑人，变法）申屠嘉（复性申屠，汉朝人）
围绕：国共合作，民心所向来写吧，人民的力量最伟大！！
额。。。你想了解过程？还是什么？
因为其为在不抵抗被全国人民谴责的情况下，受中共唆使进而不满“先剿共、再抗日”。
西安事变为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不抵抗被全国人民谴责的情况下，受中共唆使进而不满“先剿共、再抗日”，于1936年年底在西安挟持蒋介石，提出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等八项主张。
西安事变使得国民政府停止剿共、联共抗日，导致政府的抗日准备被迫中断，全面抗日提前爆发；另一方面使中共起死回生，获得喘息机会，酿成抗战胜利后的全面叛乱。由于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最终结束了十年内战，实现了国内和平，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动了全民的抗日战争，并坚持八年直至胜利。
扩展资料：
西安事变的相关内容：
1、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以来，两广军阀势力一直凭借胡汉民的威望，割据一方，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峙。
2、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关东军安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沙俄修建，后被日本所占），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
3、1936年5月12日，胡汉民病逝，蒋介石欲趁机解决两广问题，遂委派王宠惠借赴粤为胡吊丧之机，要求陈济棠把广东的军政两权交还中央。陈济棠不肯接受，决定先发制人，便联合李宗仁、白崇禧以抗日名义举兵反蒋。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西安事变
日本侵略中国，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而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却仍在顽固的执行他的先内后外的反动路线。。。。。。
1、用实物投影展示几幅山村秀丽景色的图片，从视觉上充分感受山村自然风光的淳朴、美丽。2、欣赏了这么美丽的风景，你想说些什么呢?你的心情怎样呢?(请学生自由谈谈)谈话：在从山里回来的路上，作者回想着在山里的所见所闻，一句句朗朗上口的诗歌便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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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是我国现代史上一次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它结束了十年内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开辟了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从而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其研究一直颇为国内外学术界瞩目。近年来，随着学术争鸣日趋活跃，研究者们从不同视角、多层面对其进行了剖析与审视，有力地推动了西安事变研究向纵深发展。兹就近年西安事变研究中一些与中学历史教材密切相关的问题作一综述。 一、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 对此，学术界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1．中国社会矛盾激化说。杨拯民认为，西安事变的发生绝不仅仅是张、杨两位将军一时冲动下的偶然之举，而是中国三十年代社会各种矛盾发展、激化的一必然环节⑴。施文魁亦指出事变发生的原因是：第一，从根本上说，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引起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第二，红军对东北军的打击，使张学良感到继续“剿共”毫无出路；第三，蒋介石一向利用“剿共”来消灭杂牌军，使张逐渐觉醒；第四，东北军士兵要求打回老家去的强烈愿望影响张的转变；第五，共产党政策的积极影响，促使张放弃“剿共”转向抗日⑵。 2．国民党内部矛盾发展说。姬天舒指出：“西安事变的发生，国民党内部矛盾的斗争和发展是其内在原因，它既是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左派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亲日派相互斗争的产物，又是国民党阵营中‘嫡系’和‘杂牌’之间矛盾尖锐激化的结果。⑶”马成碧从张学良、蒋介石的政见分歧说明事变发生的必然性。张和蒋从不同的途径走上政坛，他们以各自的方式逐步形成了两种根本对立的政治思想。张形成的是以爱国主义为主流的政治思想体系；蒋形成的是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独裁的政治思想体系。两人都主张中国要统一，并力行实现，但在如何实现统一以及在对待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对待中国共产党的态度等问题上则存在分歧，当矛盾双方的斗争发展到事物所不能容纳的极限时，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张、杨采取了兵谏的方式⑷。 3．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说。杨颖奇认为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对张、杨逐渐接受联共抗日主张起了直接的、重要的推动作用，对张、杨采取非常方式扣蒋兵谏，逼蒋实现抗日主张，亦起了间接的、重要的推动作用。理由是：第一，从1935年8月到1936年4月，中共积极主动地开展统战工作，直接推动张、杨走上联共抗日道路；第二，从1936年5月到9月，随着中共逼蒋抗日方针的逐步确立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更广泛开展，中共进一步推动张、杨坚定地走上联共抗日道路，实现了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联合抗日局面；第三，从1936年10月至12月初，随着蒋介石欲图大举“围剿”红军，压迫张、杨“剿共”的严重内战行动，中共从挽救民族危机出发，有力地推动张、杨担负起制止内战，逼蒋抗日的重要历史责任。⑸ 随着研究视野的逐步拓展，近来有学者开始从不同的角度来重新诠释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如徐林祥认为中国三十年代社会各种矛盾的发展和激化不只存在于西安，同时也存在于全国。他认为当时国民党情报失误是事变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其表现是： 第一，国民党情报掌握失真、行动决策失误； 第二，国民党特工组织混乱、应变指挥失灵； 第三，国民党秘密电讯中断、通讯联络受阻⑹。王杉以现代化为视角，认为事变是在现代化的众多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发生的，是中国人关注中国命运的产物，是近代以来中国人追求民主政治的又一次尝试。她指出近代中国人由“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变，民族主义意识由传统走向现代，以及政治生活中一定程度的民主化，是事变得以发生的前提条件⑺。李云峰则从文化层面着眼，指出张、杨进步统一观的形成，显然是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在深受传统文化影响之外，西方文化传统与苏化传统的潜移默化功不可没，他们的统一观与蒋介石以传统文化消极部分为主要基础构成的统一观相比较，其进步性不言自明。两种统一观的互相对立、冲突，发展到正常手段不能解决时，便有了异乎寻常的西安事变的爆发。⑻ 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原因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原因一直是西安事变研究中的热点，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 1．中共抗日主张作用说。李新认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中共中央根据抗日斗争的需要作出的。党首先肯定了事变的进步性质，认为这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中共抗日主张的结果”。根据当时国内外的斗争形势，党深刻指出事变可能有两种前途：一种是爆发大规模内战，另一种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共产党应当“采取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亲日派的策略，竭力制止新的内战爆发，敦促南京和西安之间，在团结和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事变。⑼”房成样亦强调：中国共产党在事变和平解决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导下，中共中央不仅独立自主地制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政策，还协助张、杨妥善处理了事变。⑽2．国民党内部矛盾激化说。姬天舒认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国民党内部矛盾和斗争发展的必然趋势。其主要依据是：第一，张、杨发动事变的目的就是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们主张和平解决；第二，国民党内部实力派，即以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为首的亲英、美派坚决主张和平解决；第三，当时在南京的国民党左派，如冯玉祥等人从大局着眼，主张和平解决事变以避免内战、共同抗日；第四，国民党内部最有实力的地方实力派也主张和平解决事变。尽管何应钦等亲日派和某些地方实力派为了自身利益，企图利用事变来发动内战，但他们只是矛盾的次要方面。⑾3．合力作用说。这种观点目前为学术界普遍接受，研究者们认为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多方因素相互作用、共同促进的结果，只是表述不尽相同： （1）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在事变和平解决中的作用。张庆瑰认为，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事变性质的判断存在原则性的分歧，但在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政策上基本一致。中共中央确定和平解决方针在时间上先于共产国际、在内容上也存在不同之处⑿。范敏华亦指出二者在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上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根本出发点和指导思想是不同的，由此导致了在如何处理蒋介石的具体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共产国际主张无条件释蒋换取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这无异于支持蒋的反共内战方针⒀。 （2）关于国共两党在和平解决事变中的作用。苏丽认为西安事变的解决是以中共和平方案为主体内容，在国民党亲英美派的一些具体方法辅助下实现的，两种和平主张的合力作用是事变得以结束的关键⒁。郑德荣亦指出，事变得以和平解决是西安、南京、延安三方面诸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任何片面强调某一方面而忽视或否认其他方面作用的观点都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⒂。季云飞对直接参与谈判的各方政治代表进行了作用评估。他认为以张学良为首的国民党爱国将领是事变和平解决的基本因素；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是事变和平解决的决定因素；代表蒋介石意志的宋子文、宋美龄是事变和平解决的关键因素⒃。 （3）国际力量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朱超南分析了几个主要国家对事变的态度，认为起作用最大的是英国与苏联。英国主张双方采取妥协让步的态度以和平解决争端，其原则是既维持蒋介石现有的统治地位，又必须接受张、杨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政治条件，并保证事后张、杨个人的生命安全。苏联政府获悉事变后立即对张学良采取指责态度，并断定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苏联竭力维护和赞美蒋介石，希望蒋能恢复原有的最高统帅地位⒄。李佩良指出虽然日、苏、英、美等国没有支持张、杨的举动，但上述国家的态度并不一致，应对事变后的国际舆论作具体分析。⒅三、西安事变作用的评价 近年来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西安事变与中国社会进程问题。刘培平认为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社会地位。理由是：第一，事变是中国社会矛盾的转折点，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标志，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由中共两党代表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第二，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中国由内战到抗战的转折点；第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中华民族由涣散、分裂到团结、统一的转折点；第四，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中国社会政治由专制独裁到逐步民主的转折点；第五，事变及其和平解决也是中国共产党由“非法”到“合法”的转折点。这一系列的转折，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领导地位和核心地位⒆。王杉从现代化的角度出发强调：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不仅促进了中国人民族意识由直觉阶段向自觉阶段的转变，加速了中国人与现代社会的接轨，而且使中国的政治民主化程度在抗战初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另外，它也使南京国民政府的各个部门得以正常运转，使其在抗战爆发后，能够迅速组织力量面对突变的时局，其挽救和发展经济的举措，为未来新中国的经济发展的有序有效创造了条件。⒇2．西安事变与国民党统治集团对日政策的问题。对此，目前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张仲良认为，国民党集团由对日妥协走上抗日道路，其根本原因是它有抗日的要求和愿望，即使没有事变，它也会走上抗日道路。事变前，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巨变，蒋介石转向抗日有其必要性和可能性。是日军出兵华北逼蒋走上抗日道路〔21〕。李佩良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虽然蒋介石统治集团有一定的抗日愿望和要求，但是没有事变的推动，他们是绝对不会由对日妥协走上抗日道路的。因为，国民党对日妥协与对内“剿共”的政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对内“剿共”决定对日必定妥协，而对日妥协又是服务于对内“剿共”的。在“剿共”和抗日问题上，蒋介石坚持把“剿共”作为内外政策的中心。〔22〕3．西安事变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问题。学术界对此亦有不同的看法。王真认为，事变的爆发缓解了中共和红军的危难局面，从客观上为中国革命的大发展保存了力量；而且事变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威信，壮大了革命力量，并为最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推翻蒋家王朝奠定了基础〔23〕。张学继认为事变给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是极为有限的，中共的迅速发展是因为遵循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并非事变提供的机遇造成的。理由是：第一，事变前，中共虽然处境很艰难，但经过长期反“围剿”斗争的磨炼和伟大的战略转移，已具有更强的适应艰苦环境的能力，并开辟和巩固了今后得以继续发展的根据地，前景是乐观的。第二，中共在事变前向国民党呼吁停战议和，一致抗日，是从中华民族抗日救亡的大局出发，绝不是惧怕内战。第三，事变虽带有偶然性因素，但隐蔽其后的必然性是举国上下的抗日要求与蒋“剿共”政策的尖锐矛盾，这一矛盾即使不在西安事变中爆发，也要通过其他形式表现出来，中国共产党正是对此深有洞察，才因势利导地处理了事变，西安事变也才因此起到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
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由内战转向和平的转折点，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从历史意义来看，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中国共产党及红军，对蒋介石国民党，尤其对整个中华民族都有利，促成了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民族举国一致抗日的发动和最后胜利，也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铺垫了道路。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现实启示，李教授指出三点，一要弘扬和提倡科学理性的爱国主义精神。与任何人、团体、政党、阶级的利益相比，国家和民族利益高于一切，这是爱国主义的核心和本质特征。但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全人类的利益具有更高的价值，我们应有世界眼光和全球意识，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树立大国风范，实现激情和理智的共振。第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对国共两党都是一个好的机遇，但中国共产党抓住了机遇，国民党没有抓好。可见，我们不能过分夸大主观意志和能力，要把握好客观形势和机遇。最后，我们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力戒盛世意识。
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当时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当时任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的直接军事监禁事件，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和平解决。12月11日晚间，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第二天清晨进行兵谏的命令。12月12日晨5时，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东北军到临潼的华清池捉蒋，蒋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十七路军还扣留了在西安的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邵元冲等人遇难。西安事变爆发。
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了达到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在西安发动“兵谏”的历史事件。1936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主导下，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张学良和杨虎城事件背景编辑国际1935年7、8月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会议，着重讨论有关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问题。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把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等量齐观是不对的”，“不能同时顺利地既反对日本侵略者，又反对蒋介石的斗争”，“我们（指国际）觉得，你们（指中共）号召西南集团反蒋行动的声明是错误的”，要求中共与蒋介石就共同抗日进行和谈。国内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国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关东军占领，并利用前清废帝溥仪在东北建立满洲国傀儡政权，导致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4-5] 中日民族矛盾逐渐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国进入抗日战争的局部战争阶段。共产党中央红军抵达陕北1935年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被毛泽东命名为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转移，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保安县吴起镇会师。一二·九运动1935年12月9日中共在北平举行了大规模的大学生示威游行，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获得全国民众积极响应，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给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国民政府巨大压力。中共确立抗日统一战线政策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等人根据共产国际会议精神的要求，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内容。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要求中共与蒋介石就共同抗日进行和谈。1935年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1936年2月，中共宣布开始东征抗日。两广事变1936年6月1日，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发出通电。痛斥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对中国土地的践踏，决定率所部北上抗日，收复失地。然而不久后广东将领纷纷向南京政府投诚，陈济棠垮台，李宗仁也不得不对蒋介石表态归顺。由于两广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便将预备征讨两广的中央师悉数北调，用来剿共，并准备将张学良的部队调离。然而也因蒋介石的过分自信，仅带少数文武飞往西安，结果西安事变时所有人都被扣留。东北军剿共遭遇失败1935年9月20日，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调东北军入陕甘剿共。1935年10月1日，东北军在劳山战役中，王以哲的67军110师2个团和师部被歼，师长何立中战死，团长裴焕彩被俘。1935年11月22日，东北军在直罗镇战役中，红军仅以800多人的伤亡就杀、伤、俘6000多东北军精锐109师的士兵。张学良部队的战局失利以及后来面对共产党的停战对峙，导致蒋介石亲自前往西安督战。张学良与中共的秘密接触1936年4月9日，张学良驾机飞抵延安会见周恩来。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蒋介石亲赴西安督战“剿共”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抵达西安，12月9日，蒋介石写信给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密嘱《大公报》发表剥夺张学良、杨虎城“剿共”兵权由蒋鼎文取代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