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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加强党的建设、反腐倡廉的重要性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政党。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党越是长期执政，反腐倡廉的任务越艰巨，越要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越要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全面提高纪检监察工作能力和水平，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必须坚决反对腐败。党只有一心为公，立党才能立得好；只有一心为民，执政才能执得牢；只有坚决反对腐败，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坚持党的性质，实践党的宗旨，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既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核心问题，也是我们党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腐败是党之大敌、国之大敌、民之大敌。党风的好坏关系人心向背，而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因素。党的执政地位，既为我们党提供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条件，又增加了脱离群众的危险。因此，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党的执政能力同党肩负的重任和使命总体上是适应的。但是，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土壤和条件还存在，一些腐败现象仍然比较突出，严重损害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了党的执政基础。因此，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必须把反腐倡廉作为重要内容，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持之以恒地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使我们党经受住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长期执政的考验。 切实加强党风政风建设，促进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党风政风关系党和政府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要在巩固廉洁自律有关专项治理成果的同时，针对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向领导干部送钱、跑官要官的歪风，领导干部插手建设工程招投标、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等微观经济活动中谋取私利的问题，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领导干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谋取私利的问题，少数党员干部参与赌博的问题，采取有力措施，严加整治。认真贯彻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围绕监督的关键环节和重点内容，制定相关规定和配套措施，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进一步加大巡视工作力度，重视巡视成果运用，增强巡视效果。 严肃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坚决惩处腐败分子。查办违纪违法案件是贯彻从严治党方针的重要体现，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有效手段。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重大违纪违法案件一再发生。要增强查办案件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继续加大查办案件工作的力度，严惩腐败分子。重点查处领导干部滥用权力、谋取私利的问题，特别是利用审批权、人事权、司法权严重违纪违法的案件，党政机关和公务人员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的案件。对顶风作案的要依纪依法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继续加大纠风工作力度，认真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执政能力建设的核心问题。那些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以权谋私、与民争利、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既直接影响群众的生产生活、引发民愤民怨，也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针对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加强监督检查，坚决予以纠正。对损害群众利益导致的恶性事件要严肃查处，对措施不得力、不良风气长期得不到治理的地方要追究领导责任。坚持纠建并举、寓纠于建，把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同制度建设结合起来，努力形成一套能用管用的制度体系，从源头上解决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 加强和改进行政监察工作，促进依法行政和廉政勤政。加强和改进行政监察工作、促进依法行政和廉政勤政，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要加大行政监察力度，增强党政监督的整体效能，推动各项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围绕党委和政府的工作重点，加强执法监察，特别是要结合重庆实际加大对移民资金和移民工程质量管理的监督力度，加大安全执法监察和事故责任追究力度；进一步加强效能监察，促进行政机关转变作风，提高办事效率，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步伐。 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首先和最重要的是提高党领导发展的能力。纪检监察机关保障和促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就必须提高为改革、发展服务的能力，必须提高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能力。纪检监察机关要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紧贴经济建设，紧贴改革开放，紧贴党委和政府中心工作，深入改革开放第一线和市场经济新领域，自觉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使反腐倡廉各项措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相适应，确保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落实。通过严格执纪执法、强化监督检查，及时解决在党风政风方面严重影响建设和改革的问题，不断优化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环境，以严明的纪律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努力从源头上防治腐败，促进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市场秩序的规范。始终把调动和保护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作为重要职责，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通过保护改革者、支持创新者、查处违纪者、教育失误者，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支持和保护党员干部投身于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 提高对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有效监督的能力。强化监督，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纪检监察机关的重要职责。纪检监察机关要针对当前的监督现状，进一步提高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有效监督的能力，既要增强敢于监督的勇气，又要注重善于监督的方法，进一步拓宽监督的思路和渠道，加大监督力度，切实履行党内监督的职责。重点加强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的监督。切实加强对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政令畅通；切实加强对民主集中制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切实加强对党的群众路线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严格执行述职述廉、民主评议、谈话诫勉、民主生活会、巡视和派驻、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经济责任审计等制度，建立健全及时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的机制，防止小错酿成大错。健全和完善质询制、问责制和罢免制，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辞职制度。把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纪律监督与法律监督、专门机关监督与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和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形成监督的合力。要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保障人民群众的批评、建议、检举、控告等权利，建立举报激励机制，鼓励实名举报。提高依法执纪、依法办案的能力。坚持依法执纪、依法办案，是贯彻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的必然要求。纪检监察机关要认真学习宪法和法律，学习党章和其他党纪政纪规定，牢固树立法治观念和纪律意识，把依纪依法的要求贯穿到纪检监察工作的各个方面。要贯彻从严治党的方针，严明纪律，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深入研究和把握办案规律，正确运用政策和策略，正确运用纪律和法律手段，创新办案的方式方法，不断提高突破大案要案的能力。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保障被审查人的合法权益，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综合考虑办案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果。加强纪检监察机关与其他执纪执法机关的协作配合，加强垂直管理部门的纪检监察机构与地方纪检监察机关的协作配合，健全大案要案协查机制，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履行各自职责。建立健全查办案件的内部制约和监督机制，严格办案程序和要求，建立执纪办案工作责任制，加强对执纪情况的监督检查，保证严格依纪依法履行职责。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深入开展反腐倡廉，要求各级纪检机关进一步提高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的能力。要坚持和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深入开展反腐倡廉提供组织保证。针对反腐倡廉的全局性、倾向性问题，深入研究，通盘谋划，提出对策和建议，并协助党委抓好反腐倡廉各项工作的落实。认真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切实抓好责任分解、责任考核、责任追究三个关键环节，对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失职行为，依据有关规定严格追究责任。进一步规范组织协调的内容和程序，推进组织协调工作制度化。加强与各职能部门的联系，妥善处理与各职能部门的关系，发挥各部门的职能作用，进一步形成全党全社会抓党风廉政建设的良好局面 参考资料： 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段的先锋队，它的性质和宗旨决定，反对腐败，保持廉洁是其一贯主张和应尽天职。在70多年的光辉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开展了同党内出现的腐败现象的坚决斗争，并在长期反腐败斗争的实践中经受住了考验。回顾党反腐败的历史。总结党反腐败的经验教训，对推进当前反腐败斗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7月成立后，就对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一直高度警惕，并在实践中坚持同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纵观党的反腐败斗争历程，大致可分以下几个阶段： 1、我们党执政以前的反腐败斗争 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党虽然在根据地和解放区内建立了政权，有了局部执政的经验，但总的来说，还处在被压迫，被围剿的无权状态，不具备权钱交易大规模发生的客观条件，再加上我们党在主观上注重从严治党，坚持反对腐败，所以腐败现象并不严重，廉政建设的任务比较轻，反腐倡廉的效果十分显著，建设起了与国统区的腐败政治形成鲜明对照的解放区廉洁政府。极大地争取了人心，成为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性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这一时期反腐倡廉的主要做法是：（1）注重思想教育。通过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克服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增强党员、干部对腐败现象的免疫力，著名的延安整风即是这方面的范例。（2）注重法规建设，1922年4月，即建立了最早的纪律检查机关——中央监察委员会。1926年8月4日，又发布了我党最早的有关反腐败的文件——《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1933年12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193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惩治贪污条例》，规定贪污数目在500元以上者，处死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3）领导廉洁自律。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广大党员干部，艰苦朴素，为政清廉，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 2、建国初期的反腐倡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们党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执政党的地位和和平建设的环境，一方面为我们党提供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条件，同时也便于我们党面临脱离群众乃至腐化变质的危险。为经受住执政考验，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我们党实行了一系列反腐倡廉的措施：（1）加强反腐败法规建设。1952年3月，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制定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决定》和《关于追缴贪污分子赃物的规定》同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制定并公布了《惩治贪污条例》，这一专项惩贪法规在以后多年的反腐败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2）开展整风，整党。1950年下半年开展的全党整风运动，重点是解决各级干部的作风问题。1951年下半年到1954年春的整党，解决了包括贪污腐败在内的基层党组织存在的各种问题。（3）开展“三反”运动。1951年12月至1952年10日，在党和国家机关内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共查处了有贪污行为的干部120多万人，其中贪污一千元以上的10万多人。受到刑事处分的腐败分子有4万多人。刘青山、张子善等腐败分子被处决。以上措施，有力地遏制了建国初期腐败现象滋长的势头，基本上实现了廉洁政治，从而使五十年代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成为党的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 3、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反腐倡廉 从1956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是我们党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在这一时期，我们党的执政地位进一步巩固，再加上逐步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以及同这种政治体制相适应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个别党员，干部的以权谋私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有所滋长。为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克服消极腐败现象。党中央采取了以下措施：（1）整党整风，这一时期为克服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先后进行了四次大的整党整风，包括1957年的整风，1958年开展的整党整社，1961年的农村整风和“四清”运动中的整党。（2）开展专项反腐败斗争。1960年在农村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新“三反”斗争，处理了农村部分干部中存在的贪污等违法乱纪的问题。但被查出的有一段“贪污和行为”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20％之多。有扩大化倾向。1963年2月，中央又决定在县以上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开展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新五反”运动。1963年9月，中央在“新三反”的基础上，决定在农村搞“四清”，最初是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后来发展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实质上变成了一场遍及各个领域的阶级斗争，误伤了不少干部。毛泽东在“四清”运动中得出了农村三分之一的领导权已不掌握在健康分子手中的结论。 （3）建立干部定期参加生产劳动制度。1958年2月，中央发出了《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出现了干部下放劳动的热潮，密切了干群关系，但也开始出现形式主义和极端化的做法，从以上措施可以看出，我们党是重视反腐败斗争的，并把反腐败斗争做为一件大事来抓，因而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腐败现象的滋长，但由于缺乏经验，仍然简单沿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思想教育防腐，群众运动反腐的老路子，并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认识和处理党内的消极腐败现象，因而存在反腐败扩大化的倾向。 4、“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反腐倡廉 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就毛泽东的主观设想来说，是为了反修防修。包含有明显的克服党内消极腐败现象的愿望。毛泽东希望通过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彻底揭露党内的阴暗面，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理论，并过于夸大了阴暗面，采取了“大民主”式的群众运动的方式，因而使“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廉政建设不得不陷入误区。其基本失误是：（1）对党内消极腐败现象的估计过于严重。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认为农村中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工厂企业里一个相当大的多数的领导权不在工人群众手里，党内已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种对党内形势的严重估计，必然会使反腐败斗争扩大化。（2）用“大民主”的方式反对消极腐败现象，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认为以前那种由党委领导群众运动的方式已不能解决问题。需要搞自下而上的不要党委领导的群众运动。用这种不要党委领导的“大民主”方式反腐败，只会助长阶级斗争的扩大化的错误，不能达到反腐倡廉的目的。（3）防腐不治穷，搞“穷廉法”。腐败现象的产生有思想、政治、经济、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要反对腐败，除了加强思想教育外，还要处理好廉政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大力发展生产力，铲除腐败现象滋长的物质土壤。但“文化大革命”只治腐不治穷。并认为富则修，把富裕当作是腐化的物质基础，使反腐败带有严重的禁欲色彩。（4）一些廉政做法走向极端化。最典型的是把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做法极端化，把它变成了造反派排挤打击异己的重要手段，失掉了廉政的本来意义。总之，“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一场内乱，而且作为一场反腐败的实践也是失败的。尽管由于扩大化的阶级斗争的高温高压的作用，使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形式的腐败现象得到了抑制，但以“走后门”为主要特征的不正之风和组织人事上的不正之风，却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普遍蔓延。 5、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反腐倡廉。 粉碎“四人帮”后，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的反腐倡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极大地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为遏制腐败现象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也会从体制上堵塞腐败现象滋生的漏洞，因此，从总体上说，改革开放有利于反腐倡廉而不是相反。但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难以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政策上和法规上的漏洞和空隙，再加上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使得反腐倡廉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比以前更为艰巨、复杂。在新的时期，我们党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在继承发展过去反腐倡廉有效做法的同时，摒弃以前的群众运动的做法，努力探索改革开放条件下廉政建设的新路子。其主要做法有：（1）加强纪律检查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重新恢复，并成立了各级行政监察机构，对廉政建设起到了促进作用。（2）完善反腐败立法，1982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是一部惩腐的专项法律。1987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了《关于惩治贪污、受贿罪的补充规定》，标志着我国肃贪法律的完善化。（3）实行“从严治党”的方针，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加强自身建设的条例和规定，如《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关于禁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等等。（4）开展专项反腐败斗争。1982年4月，国务院作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后，开展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反腐败斗争，集中打击和解决干部索贿受贿，投机倒把，套汇、走私等问题，取得了较大成绩。1989年8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出《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限额内自首坦白的公告》，监察部也发出了《关于有贪污受贿行为的国家行政机关人员限期主动交代问题的通告》。这两个《通告》发出后也开展了一场专项反腐斗争。 （二） 总结我们党反腐倡廉的历史经验，可以看到，我们党开展反腐败斗争，主要遵循的是这样一套路子，即思想教育防腐、群众运动反腐、法制建设惩腐。这实际上是反腐倡廉的三项大思路，应该说，这三项大思路，仍然是我们今天反腐倡廉应该遵循和借鉴的。但我们在遵循和借鉴时，应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加以扬弃。 第一、不再搞运动，但要发动群众造声势。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在反腐败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要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但在发动群众的方式问题上，毛泽东简单沿用了在革命战争时期十分有效的发动群众搞政治运动的方式，事实证明，这种方式确实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把群众迅速发动起来，造成一种强大的声势，从而对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产生明显的震慑作用，收到反腐倡廉的效果。然而，在社会主义时期，频繁而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会带来一系列消极后果，如助长无政府主义思想，削弱党的领导，混淆政策界限，挫伤群众积极性等，造成动机与效果的背离，历史经验证明，依靠群众运动的方式反腐败，不是正确的选择。因此，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明确提出，当经济建设遇到自由化思潮和腐败现象干扰时，“对待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再走老路，不能再搞什么政治运动”但反腐败时不再搞群众运动，并不等于不要发动群众参与。作为工作方法，仍然需要动员群众，把群众发动起来，造成一定声势，以达到彻底揭露和打击一切腐败现象，教育全体党员和人民的目的。这就需要运用宣传教育和严格执法等多种手段，启发群众的觉悟，把群众动员起来，造成全社会反腐败的大气候，大环境，使腐败现象无法隐藏，都能得到应有的惩处。 第二，既要从严治党，更要有制度保证。我们党历来重视党的建设。重视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示范带头作用。在民主革命时期，正是由于我们党从严治党，高级干部在廉洁自律方面以身作则，大大推进了党的廉政建设。现在和今后的反腐败斗争，仍然需要加强党的建设，需要从严治党，需要高级干部的以身示范。但历史经验表明，单靠用惩治手段从严治党，从严要求高级干部，虽然可以起到必不可少的示范作用，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党和政府的反腐防变问题，也不能使党和政府长久地保持清正廉洁形象。要从根本上遏制和清除腐败现象。关键是要加强法制和制度建设。许多情况表明，有了比较完善的规章制度，反腐败斗争就能够有章可循；领导者以身作则以及人民群众对领导人的监督，也就容易得到保证，因此，反腐败斗争必须逐步向法制化轨道：既治标更治本。这就要求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完善有效的权力约束和监督机制，使宪法监督、司法监督，党纪监督、行政监督有足够的权威和效能，每时每刻地发挥作用，对各种腐败现象予以铁面无私的查处。 第三，既要重视思想教育，也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将治贪与治穷相结合。通过整风、整党等形式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牢固地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牢固地树立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既是抵御腐朽思想侵蚀的坚固防线，又是保持为官清廉的精神支柱。因此，在任何时候，加强思想教育防腐的优良传统都不能丢。但要使反腐败斗争取得成效，还必须消除腐败现象赖以滋生的物质匮乏的经济条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同时，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而不能干扰它，冲击它，因此，新时期开展反腐败斗争，必须使反腐败斗争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并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使反腐败斗争不断向前推进。 第四，既要重视专项斗争，也要重视经常性工作，努力把阶段性战役和长期斗争结合起来，纵观历史上的反腐败斗争，可以看出反腐败斗争具有阶段性的特点，即经过一段时间腐败现象有所滋长后，即开展一次阶段性战役，打击腐败现象，过一段时间后再开展一次，这说明，腐败现象具有顽固性的特点，不是一两个阶段性战役就能消除的。而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因此，反腐败斗争既要有紧迫感，要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进行，不断抓出阶段性成果，又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注重经常性的反腐工作，不间断地抓下去，不能中途歇口气，等到腐败现象严重后再来开展反腐败斗争。尤其是在日前新旧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某种无序状态会造成腐败现象的多发性，为了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更要把阶段性战役与长期斗争结合起来，掌握反腐败斗争的主动权。 第五，要把反腐败同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结合起来，力求改革和廉政建设的双效应，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反腐倡廉的实践表明，在新旧体制过渡时期，由于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还没有形成行政权力，计划权力对资源配置仍有一定作用，再加上新的改革措施开始时不完善，漏洞较多，这就使以发展市场经济为名搞权钱交易腐败分子有机可乘。一项新的改革措施出后，可能诱发出一些新的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如价格双轨制下出现“官倒”，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后土地审批部门出现的大量问题，以及金融、房地产、期货市场上的一些经济犯罪现象，表明腐败发生的热点部位和表现形式会随改革进程不断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在出台新的改革措施时，要根据腐败现象的动态性特点，同时考虑廉政建设方面可能出现的问题制定对策，制止那些打着改革的旗号搞权钱交易的现象，取得改革和廉政建设的双重效果。 当前，我们党正在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我们相信，只要认真吸取反腐败斗争的历史经验，并依据新时期的历史条件探讨和提出反腐败和对策，并持之以恒地抓下去，就一定可以把消极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限度，不断取得反腐败斗争的胜利。 （作者单位：中共湖北省委党校） 责任编辑：宋敬华
无语了，我也安师院的，我们老师也是白树震，都是人才…
1.关于违反廉洁从业的规定方面
对自身的岗位来讲要常怀一颗感恩的心，既然组织信任自己，那么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把廉洁奉公摆在第一位。对自己的言行举止都要随时检查是否有触碰红线的行为。特别是与材料供应、劳务分包、亲属规避这几项容易出现问题的方面，在思想上做到警钟长鸣，同时也提醒和带动身边的同事随时检查自身的行为。在材料供应商方面严格按公司的比价规定进行程序审查，仔细制定每一个技术和商务条款，尽量做到无疏漏，条款严谨。并主动违避材料商的接触，宴请，合同谈判要到办公室谈，有同事旁站。不讲人情，区分长期供应的材料商是否对项目有利、对成本控制有利、对单位发展有利。在劳务分包方面看业绩、看人品、看质量、重进度，下班时间不接触，上班时间只谈工作。在亲属规避方面讲原则，不麻痹，不报侥幸心理。主动与其分析利弊，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说硬话，大胆管理，没有思想和亲情包袱。
本人反思的案例为：个人宴请，抽烟都要单位买单-贵州仁怀粮油收储总公司茅坎分公司经理刘勇违纪问题剖析。通过此案例折射出一个道理，可能我们建筑行业吸烟的人比例较大，但是不是所有人和自己都能做到公私分明，香烟可能就几元到一百元一包，业务用烟在所难免，但是怎样区分，怎样规避麻痹思想，我觉得关键看定力，看细节。虽然一包烟价值不高，但在业务方面它是公共财产，如何区分不是它的价值而是它本身的性质。在细节方面做到建好每一笔台账，报账时说明用途和必要性。现在全国都在推行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能不用则尽量不用。而有效的监督则可以旁站加证明人签字的方法来进行。组织给予的权利是拿来更好的为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而不是拿来滥用的。
2.关于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方面
对自身而言，有关“八项规定”具体有如下检视：
1.对调查研究或者基层调研做为项目管理尚且谈不上，但是深入了解一线情况是必要和必须的，在实际工作中也基本做到每天坚持深入作业现场检查，与一线工人交流、沟通，做到“第一手资料必须亲自掌握”;
2.会议活动方面，基本做到不开闲聊会，开会求效率，提出问题必须限时解决，不提 口号 ，务实工作，抓安全，抓质量，抓进度;
3.文件简报方面，只进行工作、项目有关的来往文件提出-发现-解决现场必须发文的切实问题;
4.出访活动从未参加过，仅参加公司组织的样板标化文明施工的参观;
5.警卫工作谈不上，与影响公共秩序的施工作业方面的工作尽量夜间加班进行;
6.新闻报道仅限于施工有关的进度、质量、安全活动方面;
7.文稿发表仅限于职称论文发表;
8.勤俭节约、廉洁从政方面尽量做到项目不配车，办事坐公交车，逐月总结廉洁作业，回避相关人员和亲属。
本人反思的案例：“招待费”变“汽油费”以规避检查—河北省衡水市故城县环保局局长胡树凯违纪问题剖析。记得一句经典的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难道不吃饭不超标就不工作了吗?这段时间主流电视台播放的《三八线》就是很好的例子，我们不禁扪心自问，勤俭吗?节约吗?革命先烈为了国家安全一口炒面一口积雪与武装到牙齿的美帝抗战是怎样的一种精神，与他们比起“招待费”变“汽油费”简直就是亵渎先烈。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切勿小聪明为了仕途而不择手段，为了一己私欲而损害企业的利益是可耻的。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相关部门也不是随便糊弄的，贰万多元的汽油费要跑多少公里的里程?
3.关于“四风”问题方面
对自身而言，有关“四风”问题具体有如下检视：
1.对于“形式主义”是有具体表现的，在安全活动中浮夸一些问题，工作上有时“蜻蜓点水，走马观花”，对一线情况了解不够，深度不够。工作疲沓，办事情总是慢一拍;
2.对于“官僚主义”也有具体表现，有时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只汇报工作好的方面，不总结有过失的方面，工作不敢担当，遇事绕开矛盾，推诿扯皮;
3.对于“享乐主义”也有具体表现，工作不忙时慵懒松散，不思进取，安于现状，得过且过混日子;
4.对于“奢靡之风”的具体表现是：为图舒适，办事时不坐公交车而打车方便舒服。
对于以上的具体表现，本人应着实的按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开展自我批评，接受群众监督，自我净化，自我完善。
本人自我反思的案例是：报备8桌，实际办酒55桌—山东省菏泽市成武县天宫庙村党支部原书记李爱星违纪问题剖析。中国有传统的风俗，但切不可心存侥幸，搞变通，既然有禁令，是应有以它为准则而约束自己的言行，书记是党给予个人的最高荣誉，在奢靡面前就应该收敛，难道就按报备的8桌办婚事就丢人吗?难道低于8桌标准儿子就不幸福了吗?我们身为项目管理人员一定要以身作则，思前顾后，才不会让群众心寒，才能有底气去大胆管理，才不辜负组织的信任和这份责任。 篇二：
瘦弱的时间从宽阔的指缝中溜走，过去的一分一秒消失后再也不见。昨日那埋怨时间过得太慢的情愫似乎还游移在脑际，如今大一下学期的生活已大踏步向我们走来。
蓦然回首，思绪万千。第一次看见大学校园之景后的那份激动;第一次顶着烈日、冒着风雨军训的那份执着;第一次站在学长学姐们面前面试的那份紧张;第一次上着大学老师的课程的那份茫然，拉开了我大学生活的序幕，成为了我人生的美丽起点。
当初上大学选择了会计专业一部分原因是为了以后找工作能够轻松一点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家长的选择。上了大学除了为了增加自己的知识，也希望自己能在大学里得到锻炼，为以后在社会中的生存打下基础。
大一开始的生活过得是茫然的，失去了父母的千叮万嘱，挣脱了老师的万般逼迫，生活完全脱离了原有的行驶轨道，顿时，我的心也感到无所适从，失去了依托。面对崭新的一切，相应的调整规划便成了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于是，茫然过后便有了更多的激情，更大的满足，更好的提升。大学的这一学期中，我学会了如何为人处事,学到专业基本知识及总重要的自我学习能力。我在提高自己专业知识的同时，也在提高我的思想道德素质，在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优秀学生，让自己成为一个有文化、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我全面自觉遵守《大学生行为准则》和学校规章，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自觉抵御社会不良诱惑。 我也成功竞选班委,团结关爱同学,尊师重道,乐于助人。为人处世和善热情,和同学关系融洽。性格依旧活泼开朗,但比以前更懂事,更负责了。在平时的课余时间也经常和自己的小伙伴们出去兼职，体验社会生活，体会到了父母平时工作的艰辛，深感挣钱不易，平时花钱也有所节制。
在以后的生活中，面对自己所犯的错误，定深刻检讨，并及时改正，不给自己所犯的错误找借口。面对他人错误我们可以宽容，但对待自己所犯的错误，不能宽容。
在接下来几年的大学生活中，希望在今年可以考出会计从业资格证，在毕业之前可以考出初级会计师证。当然，在大一的第一个学期，也有很多留下遗憾的地方。比如说因为一时偷懒就没有报名学生会，从此与学校的官方组织无缘;另外，学习成绩并没有达到自己的理想;还有也没有经常泡图书馆，没有读很多我想读和我应该读的书。这些是我需要改进的，我也相信我能在大二做得更好。
看来这个不能用啊，我就说嘛。怎么会和考试要求一样的呢，搞到最后是校友啊
做好自己就好其余，忍。社会现象，没办法
反对官僚主义，重点在“务实”上。深入求实，就是要扑下身子，深入一线调查研究，确实掌握各部门的真情实况，求得真知灼见。这是我们做好工作的基本前提。揭短求实，就是要勇于揭露问题和矛盾，在不断克服薄弱环节中发展进步。当前，报喜藏忧的现象在各部门都有一定的代表性。有了成绩生怕领导不知道，出了问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创新求实，就是要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结合起来，通过创造性地抓落实，不断推动工作质量建设上台阶。邓小平说过，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做到实事求是。以效求实，就是不能搞低效、无效甚至负效劳动，要讲求实效并追求工作效益的最大值。要坚持动机与效果的统一，形式和内容的统一，过程和结果的统一。高质高效的工作要多做，低质低效的工作要少做，劣质负效的工作坚决不能做。
反对官僚主义，方法是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干部人事制度。从这个角度说，反对官僚主义最重要的就是防止在党和国家机关中形成官僚特权阶层。为此，首先要从干部的“进口关”入手进行防范，坚决杜绝“买官卖官，跑官要官”的不良分子混入党和国家机关。这就要实行选任类官员以公开竞争为要求的公选，让人民群众行使选举权，真正实现“权为民所赋”。对考任类干部，则要通过严格的公务员考试，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充满生机活力的干部队伍。其次，要从“管理关”入手管好所有干部，如严格责任制，实行领导干部重大责任追究制度；实行干部任前公示制度，群众“满意度”定期测评制度，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落实干部廉洁自律的督查制度等等，真正实现“权为民所用”。
反对官僚主义，关键中的关键是——必须彻底消除封建思想残余的影响，彻底清除滋生官僚主义的土壤和温床。开展经常性的警示教育活动，端正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思想态度，加强党性修养，大力加强世界观改造，使实事求是、立党为公的思想在头脑中深深扎根。
官僚主义（bureaucracy），指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的领导作风。有命令主义、文牍主义、事务主义等表现形式。官僚主义是剥削阶级思想和旧社会衙门作风的反映。
官僚主义是不负责任的领导作风。官僚主义的特征是领导者脱离实际，不了解下情，高高在上，贪图享乐，满足现状，做官当老爷；饱食终日，无所作为；遇事推诿，办事拖拉，不负责任；不按客观规律办事，独断专行；讲求官样文章，繁文缛节等等。如不深入基层和群众，不了解实际情况，不关心群众疾苦，饱食终日，无所作为，遇事不负责任；独断专行，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主观臆断地瞎指挥等。
结合实际工作谈谈如何力戒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普遍存在于工作之中。它严重消解政策的权威性和实施落实的有效性，严重影响领导决策的科学性，严重影响干群关系，必须坚决予以整治。 形式主义主要表现在文山会海，多种填表报数，过度工作留痕，以文件落实文件，考核多而泛滥，给基层造成严重负担；官僚主义主要表现在缺少群众观念和服务意识，让群众来回跑，漠视群众利益和疾苦，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无动于衷，不担当、不作为、不负责，推诿扯皮，慵懒怠政。 针对以上问题，必须抓住要害、抓住具体，循序渐进地解决好。 一是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思想的防线。思想是行动的先导。重痕迹不重实绩等形式主义实质是党性观念不强、思想作风不纯的突出反映；漠视群众的利益，让群众来回跑腿等这样的官僚主义行为实质上也是理想信念不牢固的表现，没有真正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放在心上，从根子上背离了党性、丢掉了宗旨。 二是健全监督机制，筑牢制度防线。信任不能代替监督，一方面加强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另一方面将纪律监督、监察监督、巡视监督、派驻监督结合起来，畅通监督渠道，通过来信、来访、微信客户端等受理的情况，充分收集党员干部违规违纪问题，及时做好第一种形态、第二种形态的处理，将小错扼杀于摇篮之中，防止更大的问题发生。 三是精准问责，强化震慑力。做好日常宣传工作，以案示例，敲响警钟，使广大党员干部知红线，懂规矩，树立规矩意识和责任意识，避免违犯党纪。对工作中视工作纪律为儿戏，无视党纪国法的相关责任人精准问责、严肃追责，并通报曝光，起到处理一个、警示一片的效果，倒逼全体党员干部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党员干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以自我革命的精神，在内心深处铲除滋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私心杂念，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做减法，履职尽责，担当作为，推动工作的新发展。
其一，是从制度上根本解决权力来源或授权机制问题。只要落实了“权为民所赋”，也就从权力来源或授权机制的根源上，扼制住了官僚主义恶性发展的咽喉。“权为民所赋”，不是道德宣誓和学理分析，而是一个制度精细布局的问题。其中的关键，就是要让群众真正参与到政治生活之中，让他们成为选拔干部、监督干部、评价干部、升降干部的政治主体，从而让干部对群众形成敬畏之心。这是反对或克服官僚主义的基本功。其二，是要从权力运行的全过程入手，建立控制权力运行的社会机制。“心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是解决权力运行不为干部而为群众的三个支点。但做实这三个支点，也不能只是在道德方面吁求干部的善性良心，而必须在制度建设上下大工夫。“心为民所系”，不是干部偶发性地对民有所善待，而是由于干部深刻意识到民不授权、官无所托的常态性心理；“权为民所用”，不是领导干部“达则兼济天下”的为民谋利，这种顺带性的为民用权，不可能长久维持。只有在干部知道权力拥有者是群众而不是自己的情况下，他才会形成为民执政的稳定心理；“利为民所谋”，不是干部机会主义的为民赐利，而是因为干部不为民谋利，就会失去为官资格，他就不得不谨小慎微，围绕民众利益作为。其三，是要用民众的社会政治广泛参与，来限制干部主观妄为甚至胡作非为。一般而言，干部不是坏人，他们不会一味败坏权力。但是，当干部长期处于不受监督、可以随心所欲施展权谋技巧时，他们就会逐渐养成一种脱离民众、挥洒自如的权力嚣张习性。——用科学有效的民主监督制约机制防止公共权力的异化，使官僚主义无所遁形。党政干部手中或多或少都掌握有一定的公共权力，而公共权力具有易变性和膨胀性，缺乏监督的权力往往容易产生异化，改变权力为公为民的正确运行方向，滋生官僚主义甚至走向腐败。公共权力来自人民，由民所赋，人民有权监督公共权力的运行。为了提升监督的有效性，要加快推进民主法治建设，依法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调动人民监督政府的积极性。从有利于反对官僚主义的角度讲，知情权是人民群众行使监督权的重要内容和前提条件。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要求必须加大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的力度和范围，让权力在阳光下、在人民群众的视线内运行。要形成包括纪检监察审计专职监督、上下级之间互相监督、群众监督、法律监督、媒体舆论监督等在内的强大监督合力，将权力置于严密而强有力的监督网之下，让官僚主义乃至腐败无所遁形。——根除官本位的社会传统思维模式，优化反对官僚主义的文化土壤和社会基础。官本位思维模式的普遍泛化、封建宗法思想的长期固化、以及现代民主意识的缺失，是官僚主义时时在我们这样的国家以不同面目出现的社会文化诱因。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也不能选择社会文化传统，但是却可以最大限度地剔除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改良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荣辱观，培育优良的为官用权的新思维、新观念，使官僚主义意识逐渐淡出、直至退出人们的脑海。这是一项长期的工程，也是一项艰巨的工程，更是一项需要全社会广泛参与的系统工程。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一项必须从娃娃抓起的力求改造社会文化土壤和社会基础的宏大持久工程。唯有如此，才能使反对和克服官僚主义建立在坚实的社会文化和社会基础之上，摆脱一次次阶段性整风活动的困境。
《论持久战》一书，是毛泽东于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讲演稿。《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原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载于1940年2月15日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同年2月20日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98、99期合刊登载时，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
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讲演；同年2月20日，以《新民主主义论》为题全文发表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98、第99期合刊上。这篇文章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的重要标志，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所取得的一个伟大理论成果。
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自觉地承担着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历史重任。随着革命斗争的展开，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如怎样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应当通过何种方式进行？在革命中有哪些同盟军可以争取？怎样才能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前途？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中国共产党人作出准确的回答，以推动革命运动的向前发展。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共产党人曾作出了许多的努力。1922年召开的党的二大通过对中国政治经济状况的分析，初步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在现阶段的革命纲领应当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使它成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从而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1925年，党的四大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1928年，党的六大再次重申，中国革命现在的阶段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如认为中国革命目前阶段为已转变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错误的，同样，认为中国现时的革命为“无间断革命”，也是不对的。这些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已初步认识到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认识到现阶段的中国革命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但同时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
应该看到，这些理论问题的解决还是初步的，而且有的问题虽然提了出来，但并未很好的以之指导实践。由此可见，要成功地解决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道路和前途等问题，在此基础上制定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总路线，形成一套完整的革命理论，并以此指导革命斗争的实践，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成功典范。1925年12月，他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明确提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他还提醒人们注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待中国革命的矛盾态度，认为其右翼可能是无产阶级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无产阶级的朋友。大革命失败后，他在领导秋收起义的过程中，又率先深入农村，开创农村革命根据地，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得出了中国革命可以而且应该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结论。他还大声疾呼反对本本主义，强调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特别是土地革命的经验教训进行了系统总结，写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理论文章，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极端重要性。1939年底1940年初，毛泽东在进一步总结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战爆发以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接连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在中国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完整理论，并对它作了系统的说明。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是一次历史性的飞跃，是一件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现阶段民主革命和未来建设新中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这是毛泽东思想成熟的标志。
毛泽东在这个时候系统地提出并阐明新民主主义理论，不是偶然的。遵义会议之前，中国革命屡遭挫折，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不懂得国情不同，革命的性质、对象、依靠力量和方式诸多方面也必不相同，而常常机械地套用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教条地对待共产国际的指示。后来毛泽东在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时，曾这样讲道，“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么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他还说：“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到毛泽东发表这些文章的时候，情况就已经完全不同了。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战爆发以来十多年失败和成功的丰富经验，已经成为一个政治上成熟的政党。我们党已经能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纯熟地结合起来，能够系统地回答有关中国革命的重大理论问题。所以，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中国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
毛泽东此时之所以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理论成果命名为新民主主义理论，还有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
全国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从原来遭受反动派严密封锁的狭小天地里走出来，变成全国性的大党，公开走上全国政治生活的大舞台，受到人们越来越密切的关注。全国各阶级、各阶层都渴望了解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和中国未来前途的看法。
为了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作了重大政策调整。全国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诚心维护的，但国民党内的顽固派自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中共政治影响的扩大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壮大，在军事上制造反共摩擦。就这样，面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必须对此系统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在全国人民面前旗帜鲜明地提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政治主张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写作并发表了上述文章，系统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
在新民主主义理论提出之前，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在这个新中国采取什么样的建国方略和方针政策，许多人还不是很清楚。新民主主义理论则十分清楚地回答了人们的关切，它告诉全国人民，中国共产党现在进行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直接目的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通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就为人们描绘了一幅清晰的革命路线图。这不但与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划清了界限，也明确告诉世人，中国共产党要走一条独特地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这个革命的参加者十分广泛，除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之外，还包括民族资产阶级，甚至还包括作为地主阶级一部分的开明绅士，这也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从狭隘的工农革命中走出来，成为真正的民族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人真正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人民成功地找到了一条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进而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道路。
1939年底至1940年初，毛泽东先后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完整的阐述了新明主主义理论。
1939年年底至1940年年初，毛泽东先后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
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独创性经验，完整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1945年，中共七大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标志着向苏联学习革命已经取得思想理论上的丰硕成果。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而且是把中国革命实践马克思主义化的飞跃。
扩展资料：
毛泽东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总路线：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
可以说，向苏联学习革命贯穿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始终，正是从向苏联学习革命开始，中国共产党人逐步走上独立自主进行革命的道路，并取得革命的成功。
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自身发展的规律来看，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梦想的理论和道路是在逐步深入地研究和了解中国国情以及总结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
是与在实践中不断解决关系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前途命运的许多重大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对国情的深入了解和对这些重大问题的不断探索和解决，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前景才越来越明朗，并最终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为实现梦想进行的理论和道路探索
【读毛年谱（195）】1940年，毛泽东47岁。 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出席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作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长篇演毛演讲。 这篇演讲，经过修改、补充而成文，于1月15日完稿，2月15日在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发表，题目仍为《新民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2月20日出版的《解放》第九十八、第九十九期合刊也刊载了这篇文章，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 毛泽东在演讲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并且做出了十分明确的回答：“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 文章指出： 文章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历史特点和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国际环境，指出： 文章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开始的，“ 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百年中，分为前八十年和后二十年两个大段落 ”。 文章驳斥了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谬论和为了反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反对革命而恶意宣传的所谓“一次革命论”，同时指出某些似乎并无恶意的人“也迷惑于所谓‘一次革命论’，迷惑于所谓‘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纯主观的想头”，是错误的。文章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纲领，勾画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蓝图，指出： 据当时台下听讲者回忆，毛泽东做《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演讲时，“这个长篇讲话，从下午一直讲到入夜点起煤气灯的时分”，在会场的五六百名听众“被他的精辟见解和生动话语所鼓舞、所吸引，聚精会神，屏息静听，情绪热烈，不时响起一阵阵的掌声”。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选集》。 3月4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党政联席会议上讲话，再次讲到新民主主义问题。他说： 《新民主主义论》是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及其前途见解的集大成之作，不仅是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的一座理论丰碑，发表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民主主义论》一篇既出，党内同志都被其精辟的内容吸引与折服。 邓拓在阅读《新民主主义论》后， 激动地表示: “这本书太好了，是划时代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解决了。”他写下了一首激情昂扬的诗——《读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 著名爱国将领续范亭认为: “毛泽东先生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诸种论文， 那就是中国的真正命运。” 在国统区和沦陷区，共产党通过公开和秘密多种渠道，向国统区、沦陷区进步知识分子和民众传递了关于中国革命及其前途的正确主张， 逐步扩大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力。 有趣的是，在很多地方，《新民主主义论》通过伪装本进行传播。有的伪装成以宗教典籍， 如《大乘起信论》，有的以史学著作为名， 例如《文史通义》; 还有以古代小说、言情小说为名，还有的以政论书籍为名， 例如《中国往何处去》。这些《新民主主义论》伪装本的命名方式多样， 具有较强的隐蔽性， 便于在国统区、沦陷区进行秘密传播。 伪装成《文史通义》的《新民主主义论》： 《新民主主义论》自然受到反动人士的诋毁和攻击。 国统区方面， 西安劳动营训导处长张涤非的《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国民党“理论家”叶青的《与毛泽东论三民主义》， 中央日报社社长陶百川的《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等文章和书籍，都希望通过对《新民主主义论》的批判， 以达到维护蒋介石“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主张的目的。 日伪方面， 杨原的《毛泽东新旧三民主义之批判》、均鹤的《斥所谓〈新民主主义〉论》、王恕的《中共现行“新民主主义”路线的驳论》等文章， 也在试图通过反驳《新民主主义论》争夺关于“三民主义”的话语权。 这些关于《新民主主义论》的争论与批判， 无法掩盖理论本身的真理魅力。《新民主主义论》在传播中争取到许多进步知识青年和民众拥护和认同。 棨武生动描绘了他在阅读《新民主主义论》时的心理活动: “我们远处上海的青年， 读到这个文献， 其欢心鼓贺的心情， 也许与二十三年前芬兰湾口大城中的战士， 读到‘远东来信’时仿佛相像的吧! ” 邹韬奋读到《新民主主义论》时， 如获至宝，到处向朋友滔滔不绝地讲述书中的内容。 冯契在阅读到《新民主主义论》后， 产生了强烈的理论认同感， 影响和促使他走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道路。 闻一多读到《新民主主义论》后说道: “我们一向说爱国， 爱国， 爱的国家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自己也不明白， 只是一个‘乌托邦’的影子， 读了这些书， 对中国的前途渐渐有信心了。”
英】弗吉尼亚·伍尔夫：《妇女与小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2、【法】西蒙·波伏娃：《第二性：女人》，桑竹影、南珊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3、孙绍先：《女性主义文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4、【美】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奥秘》，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5、【英】玛丽·伊格尔顿编：《女权主义文学理论》，胡敏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6、【英】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王还译，书店1989年版。7、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8、王绯：《女性与阅读期待》，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9、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10、【挪威】陶丽·莫依：《性与文本的政治：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林建法等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11、刘思谦：《“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12、【美】莫瓦：《性别/文本政治》，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13、康正果：《女权主义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一19世纪末的法国文坛，曾有一位著名的文学大家首次提出了有关生态的女性主义观点，其主要观点认为生态女性主义要在哲学理论的指导下形成人与自然以及两性之间的统一，引起了人们重新审视自己的意义价值，也掀起了世界各国的人们对目前所处的自然环境等问题的深思。于是就追溯到历史中去看女性所处的社会地位，在古老的西方文化中，一向都忽略女性与自然的重要性，而这两者之间又存在着紧密的关系，不仅有历史联系，也关乎国家政治的重大问题。然而导致这一问题的罪魁祸首就是传统的父权制度，因为父权制度的独立强大性就自然而然地把女性与自然的实际价值埋没了，于是就出现了男性女性长期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就像他们对待自然一样，随处可见的是蹂躏与糟践。然而生态女性主义的应运而生正是对父权制度的挑战，其最主要的宗旨就是要实现人与自然、两性之间的长足发展。 典型的小说作品《恋爱中的女人》是英国著名作家劳伦斯的代表作品，受到了西方文学史的一致认可，小说作品也可以说是他的巅峰之作。劳伦斯的小说作品集中体现了其对生命的敬畏，同样也表达出其重视男女在社会中的平等地位，他想通过这部作品来提醒人们要关注自然、关注男女平等。劳伦斯的作品为我们呈现的是典型的生态女性主义观点，并以此来阐述生态与两性平等的重要作用，小说充满创新写法及突出的主题思想在当时的社会中引起了大众的强烈反响。从劳伦斯的视角出发来探析小说《恋爱中的女人》，呈现了西方国家中根深蒂固的父权制度，就如同我国的封建制度一样，充满了对女性的否定与鄙视，自然也同样受到强烈的破坏，作品的焦点就是要揭示父权制度下的种种社会矛盾。劳伦斯用有限的生命来关注生态问题与日益严重的两性矛盾，在小说中，他深刻地揭露了与自然和女性之间存在极大冲突的父权制度。一方面，他指出工业生产是导致生态恶化的根源，人类无情地残害动物；另一方面，他也指责两性关系中统治与被统治的社会地位。小说人物杰拉尔德等就处于当时被奴役的地位，及至自我消亡的后果，成为父权制度下的牺牲品。 二 小说作品的取材背景主要是延伸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进程中，工业革命虽然带领人们走进了新时代，但却严重地破坏了生态平衡，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小说开篇就具体描述了路程中出现的景象，到处都是灰色调的颜色，菜园里也失去了绿色的光泽，菜根都浸满了灰色的垃圾，一望无垠的天空与田野都笼罩上了灰色的阴影，空气中还弥漫了难闻的气味。每一处描写都是在表达工业革命给自然、人们生活带来的深重影响，然而对比以前的社会环境，绿色已经由灰色所代替。作者通过对生态的感知而折射在文学作品中，并为作品寻找社会价值，作者也不断地呈现当时的腐败社会文化，来激发人们要众志成城地站在统一战线上一起来保护生态。而环境的破坏则预示着人与自然的矛盾激化而导致的不和谐现象，希望通过随处可见的黑色污染来唤醒人们的环保意识。 在小说的第五部分，从主人公的对话内容中可以了解到世界生态在人类的多重迫害下已经不堪入目。工业革命的进行是以人的主体意识为首要条件，牺牲环境为代价而进行的工业创造，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引领下，人类对自然进行肆意破坏，呈现出人类丑陋的面貌。人类只满足自己的利益，只关注眼前利益而忽视了长远的计划，对生态进行随意的糟蹋，更是一种近乎掠夺的疯狂运动。然而人们仍沉浸在自我美好的想象中，对环境的日益恶化仍熟视无睹。劳伦斯则用心体会，把所见所闻都描述在小说中，更是以一种态度在向人类发起保护环境的呐喊。 人与自然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如果环境遭到不可预知的深重破坏，也就意味着人类生活即将面临毁灭性的打击。在小说《恋爱中的女人》中可以发现，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的也是不同程度的身心污染，人们失去了真正的生活中心与价值，眼神变得茫然，精神生活空虚，浑身上下都充满了腐朽的气息，这是最可悲的。在小说的第一部分，在婚礼上作者首先就为我们细致地描写出人们的心理变化。新娘父亲的身体就像被吸干了血一样，整个人都显得阴森、可怕；Birkik则满脸倦容，太在意世俗化的观点看法而勉强自己做不愿意的事情。特别是在小说的第五部分，作者更是着重突出了工业下的面目全非的社会环境，伦敦的整个城市也好像失去了色彩一般。人们的心理与环境都不复以前，只能靠麻痹自己来苟延残喘地活着，内心却早已不堪重负，每天都活在虚假中，为了自己的物质欲望而失去了最珍贵的自由权利，人们处在极度的精神压力下与生活的重负中，看不到活着的意义，于是人们就不断地贪婪下去，绝望地活在世界中。人类是从原始的自然中逐渐演变而来的，自然是人类生存的基础，生态的严重破坏必然导致人类失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 三 作品《恋爱中的女人》的主要焦点集中在探索人与自然的和平发展问题上。工业革命带来的环境污染深深地感染了读者。小说还特别描写了许多优美景色的画卷，与当时的生态被破坏的情景形成鲜明的对比，使读者能一起来参与到环境保护中去。把农业与工业中所处的两种迥然不同的社会形态作比较，反映出人们在两种生活情况下所呈现的不同变化。 作者对主人公Birkik处在自然环境中的优美景象的描写加大了笔墨，他光着脚丫坐在草堆里，并缓缓地张开了双手躺在柔软的草堆里，此时，隐隐约约的花香飘进鼻子里，全身上下的血液也沾染到自然的芬芳，感受到神清气爽的感觉，他为此时所拥有的生活而感到异常的幸福。置身于自然中可以抛弃世间的杂念，小说对他的神态进行了具体的描写，让他深深地沉浸在自然之中，表现出对自然无限的喜爱。在他看来，自然给予他精神上的享受，与世俗的物质相比更显得怡情怡景，此时他懂了，于是他快步地向山林处跑去，雨水浸润的土地开满了五彩缤纷的鲜花，到处都是湿答答的，谷中还流淌着一条小溪。 从劳伦斯的写作态度可以看出，他具有强烈的环境保护意识，也可以延伸出生态批评的概念，就如同劳伦斯本人一样，通过在自己的作品中灌入对生态环境的特别关注，其目的就是呼唤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并真正行动起来去实践意识。在以往的认识中，人们通常认为赞同自然和平的作家是具有消极心理因素的人，而这种生态思想也被认同为消极的人生观念。但劳伦斯还是力求自然的回归，他的思想在全球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的环境下，经历生态批评的认证，并总结出自然和谐是有必要发扬的。劳伦斯告诉我们，自然的和谐是不应该遭到人为破坏的，应该在人类前进的过程中对大自然进行合理利用，要时时关心自然的变化，保护资源并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
不好写。女性都是以被压抑、被贬低甚至被遗忘的身份出现的，女性主义论文不好写。feminism，又称女权主义，是指主要以女性经验为来源与动机，追求性别平权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包括消除性别定型观念，争取为妇女创造与男子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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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21世纪的人类社会，正经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世界的发展、中国的发展都处于一个关键时期，相应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处于一个关键时期。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的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表明，每当社会发生重大变革，往往孕育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新的发展的可能性。在新世纪即将到来的时代条件下，这种可能性无疑是大大地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新发展的可能性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现实，将直接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以何种姿态走向机遇与挑战并存的21世纪。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包括它的基础和核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断发展着的理论，这并不是什么新观点，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恩格斯在1887年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1页。）按照这种观点，恩格斯曾告诫说：“以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是一种“误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7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是发展的理论，这是由其本性所决定的：其一，它的实践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实践，特别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是它的一切理论观点形成和发展的最深刻源泉和动力，正确的理论必须能够如实、及时地反映实践的发展变化，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另一方面，哲学诚然要解释世界，但更根本的是改造世界，为此，它坚持理论必须不断地被运用于实践，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接受实践的最终检验。离开无限丰富、不断变化的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走向自身的反面。其二，它的科学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总结、概括和吸收近现代科学的一切成就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又是一种科学的理论，不是什么宗教教义，它严格地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某种先验的概念、原则、公式出发来看待自己的一切理论观点。其三，它的开放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一切旧哲学不同，也有别于现代西方一些自命不凡的哲学，它从来都不主张自己已经结束了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诚然有它的体系，但这个体系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它为后人不断地丰富它、发展它留下了无限广阔的空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上述特性，决定了它可能而且必然要求随着实际生活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 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的理论，当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是不稳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及其后期，站在最先进的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所创立的哲学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科学发展和人类历史经验包括以往人们在哲学思想上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并在后来的社会实践中被证明是正确的。这些基本观点包括：辩证而又唯物的世界观、方法论；辩证而又唯物的认识论；辩证而又唯物的历史观等等。 这些基本原理之所以有价值，因为它们可以被有效地运用于实际。在后人掌握、运用这些原理的时候，当然必须从他们所处的具体实际出发。因此，即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必须不断地以科学发展的新成果、人类社会的新经验和新认识来充实和丰富它的内容，否则它就会成为僵死的教条。这已为中国和其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在20世纪的发展实际所证明。 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以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必须反对这样一种错误观点，即认为中国的国情是如此的“特殊”，以致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社会主义理论是完全不适用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科学分析证明，这种“中国特殊论”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主义能够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指导 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但是，中国的国情又的确有自己的特点。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观察中国历史和现实时，必须充分注意这种特点，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生根，才能正确地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也才能彻底驳倒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合乎中国国情的论调。 为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正确地指导中国革命事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曾经在党内坚决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公式化的教条主义。30年代初，此种教条主义使中国革命遭受了巨大挫折。为了从哲学的高度克服教条主义，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毛泽东带头研究哲学，写下了诸如《实践论》、《矛盾论》等一系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杰出著作。他把对教条主义的批判特别地提升到哲学方法论、认识论的高度。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仅使我们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党在这个过程中也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大理论成果。 问题在于，革命胜利后，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是否仍然要考虑到中国的具体国情、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特点？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做出了艰苦的探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沉痛的历史教训。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重大损失的“左”倾思潮，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顾中国的具体国情，从某种“本本”出发，从抽象的公式、概念出发，超阶段地提出建设所谓“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的主张。为了克服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教条主义，邓小平积极支持并引导了1978年在全国范围内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他特别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结合，使我们党不仅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而且形成了第二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社会实践 马克思曾经说过，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准确地把握并解决这些问题，就会把理论、思想，把人类社会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而所谓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89～290页。）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上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强大生命力，从根本上说，决定于它把握、理解和解决时代重大课题的程度和水平。走向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紧紧抓住世纪之交乃至下个世纪人类社会实践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在对时代重大问题的灵敏反映、准确把握和科学解答中，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境界。列宁说：“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它就不能不反映出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注：《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5页。）那么，当代“社会生活条件”出现了哪些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所不得不格外重视的异常剧烈的变化，向人们提出了哪些必须研究或探索的重大时代课题呢？ 1.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新变化，其中，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就是所谓经济全球化现象。 人们列举了资本的“全球化”的种种表现：跨国公司、跨国资本、跨国经济组织的急剧增加，使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出现了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态势；出现了国际化的劳动分工，国际信贷经济得到发展，资本调控进入跨国公司结构，生产系统和劳动过程日趋灵活，非中心化经济逐渐形成，标准化的市场和消费模式的指数不断增长，社会综合保障的信贷制度日益扩展，新价值体系开始创立并得到实际运用。经济全球化还造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在这种社会秩序中，由于取消了社会和资本之间的界限，资本自身变成社会性，从而一切用于社会再生产的条件都已直接被资本吸收，资本的控制呈现出普遍化和迅速扩散的态势，而不再像19世纪那样，集中封闭在一个地区；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流动，对地区乃至世界经济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在经济全球化中承担着重要角色的跨国公司其职能也已发生变化，它不再为一个国家服务，而是有它自己的联盟，为它自己的公司服务，为全球资本主义服务，一切都以它的资本增值和再生产为转移。总之，经济全球化表明，资本的控制真正达到了国际化的程度。有鉴于此，一些人士断言：在21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民族与国家将成为历史的“陈迹”。 应该区别三种意义上的“全球化”：一是作为当代资本主义客观发展状况或趋势的全球化；二是对现实的全球化现象所作的理论探讨；三是一些大国传媒与资本共谋而进行的“炒作”。对于第一种意义上的“全球化”，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深入地研究，揭示全球化的实质及其可能的发展趋势；对于第二种意义上的“全球化”，即作为观念形态的东西存在于一些严肃认真的理论探讨之中的“全球化”理论、思潮，马克思主义者要认真对待，将其中所提出的问题加以批判地分析，转化为自身的研究课题，尽可能说出一些新的道理来；对于第三种意义上的所谓“全球化”，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给以足够的警觉。 人们注意到，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消解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这段话是许多讨论全球化现象的学者（甚至包括那些并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士）经常加以引用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国外一些学者如阿里夫·德里克甚至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期能够写下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极其恰当的描述文字，对于他们那个时代而言是显得奇怪的。 其实，马克思在上述文字里所表述的思想在稍早一些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清楚地阐发过。马克思所以能在资本主义尚处在幼年的时候就对其做出了今天还令世人惊奇的预测，归根到底，源于他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客观发展规律，源于他对资本的本质的科学把握。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按其本性来说，是天生的国际派，由于它活跃在世界舞台上，造成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造成了交往的普遍化，个人的狭隘地域性的存在愈益被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所代替。人们在惊讶于马克思的天才预测的同时，可能会感到，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许多重要思想长期以来并未得到足够的注意，这是造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某种简单化、庸俗化和片面化理解的重要原因，因而，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有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再认识再研究的必要；另一方面，当代资本主义毕竟出现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当年那个时代所不曾具有的变化，毕竟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新的变化、新的问题需要当代马克思主义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而不能简单复述经典作家的原有见解。譬如，经济全球化是否将导致民族、国家的消失呢？这个问题是值得认真考虑的。应该看到，整体化是以分化为各自利益不同甚至对立的民族为前提的。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的普遍交往、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不断加深并未消融各民族不同的特征、价值追求的差别，毋宁说是以这种差别为前提的。因此，各民族在普遍交往过程中所呈现并发展起来的民族性、民族特色本身就是世界历史的规定。因此，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民族、国家是不可能消亡的。取消了各民族独立自主地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的一体化“同质世界”本身是一个单调的世界，是不会得到大家认同的。事实上，在主要由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唱主角的全球化浪潮中，国家在推动资本的扩张，在维护本民族利益方面始终承担着重要角色。更重要的是，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同，存在着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的民族、国家间的不平等现象。当然，民族、国家的职能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会发生变化，研究这些变化的发展趋向，特别是造成这些变化的社会物质条件，我们能够进一步丰富唯物史观关于社会有机体、社会共同体，关于民族、阶级和国家的理论。 再如，经济全球化使得对现代化问题的反思格外地突出出来。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学术界就兴起一股对现代化的批判浪潮，后现代主义是其中的重要一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这种反思批判进一步加强了，后殖民理论等思潮进而取代后现代主义成为“显学”。西方现代化理论包含着合理的因素，但也存在着明显的误导。对现代化的反思、批判并不构成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拒绝追求现代化的美好生活、加速现代化建设的理由。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全面复兴的必由之路。因而，在这里，问题只可能转化为对西方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批判性反思：这种现代化发展道路真的具有普适性吗？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民族怎样独立自主地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发展问题能否归结为单纯的经济总量的增加，如果不能，怎样科学地认识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本身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关系？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将会促使我们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解。 还有，经济全球化是否消除了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呢？笔者认为，全球化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是使这一矛盾具有了新的更加普遍化的形式。全球化既然从本质上是资本的国际化，那么它就必然地是一种充满矛盾的异化形式。 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所担负的一个重大历史使命，是深入研究、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特征、新趋势，并在这种研究过程中丰富、深化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 2.科学总结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据以展望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发展前景，是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面对的重大课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与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紧密相联的。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100年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 在世界上广大的地域内成为现实。但是有三个必须引起注意的历史现象。其一是社会主义并不像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设想的那样，首先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中诞生。它诞生的地方倒是在资本主义欠发达的国家，甚至是很不发达的国家。其二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些国家建立起来以后没有能长期保持。其三是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一些国家程度不同地面临着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繁重任务。 社会主义社会是否首先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产生的问题，当然也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是否首先在那里崩溃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明白无误地指出：革命之所以必须，资本主义制度所以要否定，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而一种社会制度，在它还能容纳生产力的发展的时候，是不会立即被否定的；另一方面，革命的实际发生，除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急剧尖锐化以外，还有赖于现实的革命条件，而这些条件并不是人们事先所能完全预料、设计的。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生前多次拒绝了对一些国家是否或者什么时候爆发革命进行预测的请求。 恩格斯逝世后相继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和震撼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即使被认为是处于稳定发展的战后阶段，资本主义造成的地区冲突、经济危机特别是金融危机也是接连不断。所有的历史事实一方面表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是经得起考验的；另一方面又表明，资本主义的大厦并不是到处都很容易被冲塌的。 由于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诞生在原来资本主义不发达或很不发达的国家，因而，这些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不能不遇到一些特殊的困难。虽然不同国家的情况有别，困难的程度各异，但造成困难的原因多少都与这些国家原有的资本主义不发达而导致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有关。可惜，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天真地以为，只要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就能自动地带来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高，如果不能这样，那就把这种制度搞得更“纯”一些。这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精神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世纪后半期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普遍发生的改革，特别是中国的改革，其历史意义不容低估。它使人们开始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社会主义没有也不可能有固定不变的模式；一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归根到底要能适合该国的实际，要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努力探索使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优越性得以充分发挥的中间制度层次，而这就需要改革。人们有理由相信，也有理由希望，随着改革实践的深化，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改革经验能够被提升到更加系统、成熟的理论形态，从而大大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视域。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所遭遇到的最大的挫折。只要不抱偏见，就会承认，这一挫折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失败”，但这一重大挫折也的确表明，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远未达到成熟的形态。历史经验表明，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挫折，往往孕育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新突破、新发展的契机，能否把握好这种契机，关键在于是否科学地总结和消化历史经验。应该说，人类在20世纪确实积累了丰富的有关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经验宝库中的最新内容。 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不可推卸的一个重大责任，就是总结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中成功和失败的经验，用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丰富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这对于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3.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的飞速发展，是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一个 突出现象。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研究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其所以重视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必须以对自然界的科学认识为其坚实的基础；其二，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进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在人类发展历史上，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 从科学技术的进步来说，20世纪的面貌是大大地改观了。本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标志着科学新时代的到来。40年代以后，原子能、电子计算机、自动化、宇宙航行、电子信息技术、生物工程等方面的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70年代以来，以微电子学、网络技术、新的生物技术和生命复制技术、航天技术、海洋技术、新能源技术和新材料技术为主体的高科技群的迅猛发展及广泛应用，开辟了许多新的生产领域，为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创造了以往不能想象的宽广的可能性。知识经济的兴起更是大大缩短了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之间的“时间差”，科学研究本身，知识的生产、传播和运用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贡献率越来越高，科学技术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生产力。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大大拓宽和深化了人们的世界图景，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劳动组织方式、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使人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的认识跃升到一个新的层次。研究这些新的变化、新的影响，利用人类对自然界、社会和自身的新认识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任务。可以说，脱离当代科学技术所取得的一切成就，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不可想象的。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了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的可能性，同时也给即将走向新世纪的人类社会带来了新的问题。例如，由就业、资源、生态和环境保护等构成的全球性问题；由科学技术发展及其广泛应用中出现的负面影响而产生的科学合理性与技术合理性问题；由社会的信息化所导致的文明危机与文化冲突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是科学技术发展本身不能完全解决的。毫无疑问，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面对这些问题，并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 三、世界普遍交往时代的哲学 社会生活条件异常剧烈的变化，当代社会实践中涌现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能不在人们的头脑中反映出来，从而，出现各式各样的哲学文化思潮是毫不奇怪的。我们看到，与现实生活的复杂多变交相辉映，诸如后现代主义、后殖民思潮、新文化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等，不一而足。如何科学地对待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也是在当代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方面。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一个半世纪以前只是少数先进的人们所遵循的世界观成长为今天世界性的哲学思潮，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不是那种狭隘的宗派哲学，而是始终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抱着一种博大的开放胸襟。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上的开放性并不意味着它在本质上持一种折衷主义的立场，它在批判谬误、捍卫和发展真理上的原则立场是有目共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潮、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问题在于，要斗争就必须讲究斗争的艺术，要批判错误的东西，就必须有正确的方法。恩格斯在评论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时深刻地指出：“费尔巴哈打破了黑格尔的体系，简单地把它抛在一旁。但是简单地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像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3页。）恩格斯在这里所揭示的方法，是我们对待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唯一正确的方法。 按照这种方法，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各种错误思潮时，必须把批判、探索与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把错误思潮颠倒化地处理的问题转化为正面研究的对象，做出真正有说服力的分析和解答，同时，批判地吸收其中可能具有的合理成分。应该看到，当代西方各种哲学思潮，即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其所以产生并得以传播开来，总是表明它所提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以往不曾熟悉，或不曾重视的问题，将这些问题真正梳理清楚，不仅可以消除错误思潮的影响，而且是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宝库所必不可少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勇于参加世界范围内的百家争鸣，以传播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开阔自己的眼界。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意义是通过数代马克思主义者的艰苦努力才获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1世纪的新发展同样要靠几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扎实工作才能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而且能够在21世纪拥有更加光辉灿烂的发展前景。
20%。目前一般对小论文的重复率要求不能高于20%或30%这两个数字,具体标准因杂志社而已。而大部分杂志社也是使用知网查重系统来检测论文的重复率。
怎么理解怎么写，可以上网搜一搜
答案是B、李大钊。
该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分别作了阐述。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共产党宣言》，檄告举世的劳工阶级联合起来，推倒资本主义。而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
文章还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阐明了阶级斗争学说和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关系。该文章是中国第一篇比较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名论文。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五四运动同时也是一场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备受鼓舞，连续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时思想界产生重大影响，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
在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的艰难环境中，李大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准备了思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