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无论是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史，还是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大家都无一例外地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一个重要时段来考察。而要考察五四新文化运动，谁也不能忽略《新青年》这个杂志。这个杂志的出现及其所凝聚的力量、所产生的影响，都太大太重要了。它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光芒四射的一页，对此后中国革命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新青年》创刊的背景《新青年》的创刊，最大动因是辛亥革命后，以袁世凯为首的旧势力倒行逆施，导致政局混乱、民怨沸腾，让人们普遍感到失望。先进知识分子于混乱与苦闷中力图为国家、民族寻找到一个新的出路。辛亥革命的主动力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其领导的武装起义严重打击了清朝统治力量。但清室退位后，全国政权却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旧势力手中。袁世凯在镇压了“二次革命”之后，先是取消国会中国民党议员的资格，紧接着就解散国会，把立宪派也踢到一边。表面上，袁世凯似乎使天下“定于一”了，实际上他的有效统治只限于北方数省。革命党与立宪派分别在南方数省保持着很大的影响力。但真正拥有权力的，除了袁世凯的势力，是各地大大小小的军阀、政客。承清末数十年腐败政治，加以数年革命与动乱，人民早已穷蹙不堪。当时的中国外债累累、外患频频，内战不断、灾荒连年。于是，变乱迭出，土匪遍地，民不聊生。身历清末民初革命、改革与动乱的梁启超有一段话，最能表明当时人们的失望心理。他说：“我国民积年所希望所梦想，今殆一空而无复余。惩守旧而谈变法也，而变法之效则既若彼；惩专制而倡立宪也，而立宪之效则既若彼。曰君主为之毒也，君主革矣，而其效不过若彼；曰乱党为之梗也，乱党平矣，而其效不过若彼。二十年来朝野上下所倡言之新学、新政，其结果乃至为全社会所厌倦所疾恶。言练兵耶，而盗贼日滋，秩序日益扰；言理财耶，而帑藏日益空，破产日益迫；言教育耶，而驯至全国人不复识字；言实业耶，而驯至全国人不复得食。其他百端则皆若是。”他形容当时社会之险象“譬犹悬千石之钟于坏宇，而恃一发以系之，旁无化身，而后无替人，天下险象孰过于是”。可以说，当时一些人心理上都以为中国必亡。另一位身历当时种种艰难困苦的陈独秀也说：“自国会解散以来，百政俱废，失业者盈天下。又复繁刑苛税，惠及农商。此时全国人民，除官吏兵匪侦探之外，无不重足而立，生机断绝，不独党人为然也。”在这种状况下，先进知识分子们秉承中国历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苦苦寻觅国家和民族的出路。《新青年》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创办起来的。从《青年杂志》到《新青年》陈独秀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中特别具有代表意义的一个人。他是清末著名的革命党人，但却不曾参加过同盟会。“二次革命”后，他就想到要办杂志，从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入手，为国家和民族寻找走出愚昧、穷困、动乱并朝向长期发展的道路。他到上海，对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说想要办一个杂志，“只要十年、八年的工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这就是他创办《青年杂志》的最初动机。为什么以“青年”为刊物的名号呢？这是因为，当时头脑比较清醒的人都认为，中国社会积腐太深，中年以上的人大抵都为旧污所染、旧习所困，唯有青年是国家和民族一线生机所系。李大钊说：“国中分子，昏梦罔觉者去其泰半，其余丧心溃气者又泰半。”希望只能寄托于青年。陈独秀认为，当下“充塞社会之空气，无往而非陈腐朽败焉，求些少之新鲜活泼者，以慰吾人窒息之绝望，亦杳不可得。循斯现象，于人身则必死，于社会则必亡。”所以他说：“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就连梁启超也是这样认为的。他对青年学生们说，“以诸君一己之命运，即吾中国之命运也。我辈年已老大，对于国家已负莫大之罪孽。国家之所由致此者，皆吾辈中年人之责也。而吾国将来唯一之希望，即未来之学生，即今日在座诸君是也。”他断定“吾国处飘摇欲倒之境，所恃者厥为青年。”陈独秀等人都认为，创造一个新国家，求得真共和，只有把希望寄托于青年。所以，他们的杂志主要是面对青年说话。其创刊号所登的《社告》第一条即明言：“国势凌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而这一期上的重头文章，就有陈独秀的《敬告青年》、高一涵的《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汪叔潜所写的《新旧问题》，实际上也是向青年说话，文章最后一语即请“吾社会未来之主人翁”对新旧问题要“急择所趣舍”。陈独秀翻译的《妇人观》，无疑也是对青年女子说话。此外，还有自署“一青年”翻译的美国人的《青年论》。我们从《青年杂志》和后来改名《新青年》的“通讯”专栏内容中也可以看出，对这个刊物感兴趣的、作出回应的恰恰主要是青年人。他们有问求学门径的，有希望介绍新书的，还有讨论卫生问题、女子问题、文学问题、统一国语问题、政党问题、国体问题、对孔子的态度问题等等的。《青年杂志》出版后很受青年人的欢迎，第一卷第二号已登出在全国各地有代派处76处。据当时的亚东图书馆编辑汪原放回忆，《青年杂志》初办时每期只印千余册，后来增加到一万五六千册。这一万五六千册的数字，应该是到五四前后的时候了。但从第二卷改称《新青年》后，发行量应有较大增长。《青年杂志》改称《新青年》，原属偶然。负责印行《青年杂志》的群益书社受到了教会方面的压力。教会方面借口教会办有《上海青年》，反对他们用“青年”的名号。群益经理人遂提议改名《新青年》。没想到，这恰好正中陈独秀及其朋友们的下怀。《新青年》带动了受新思想、新观念影响的一代新青年出现。个性主义和世界化《青年杂志》和《新青年》是用什么样的新思想、新观念熏陶出来、鼓动起来一代新青年的呢？多年来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人一致认为，《青年杂志》和《新青年》所倡导的新思想、新观念最主要的是科学与民主。这种说法固然不错，但科学与民主作为一种观念在清末已经比较普遍流传，只是在新文化运动中这两个概念变得充实和深刻得多了。如果仔细考察《青年杂志》和《新青年》所着力倡导并加以深刻论述和身体力行的，我觉得还可以有更具涵盖力、也更容易与清末以来先进知识分子们所大力宣扬的东西有所区别的说法。这个说法，可以用个性主义和世界化来概括。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所发《敬告青年》一文，实际上相当于发刊词。他提出六条倡议：“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里的第二、第三条即“进步的而非保守的”和“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基本上是进化主义观念，在清末已经相当流行。第五条“实利的而非虚文的”与嘉道时期以来的经世致用思想显然有相承的关系。第六条“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上面已说过。第一条“自主的而非奴隶的”，陈独秀所表达的是个人主义的精义。因个人主义在汉语文献中经常被扭曲，故《青年杂志》和《新青年》的作者们更多地使用个性主义的提法。这种个性主义观念，清末虽有梁启超宣传过，但不曾普及。《青年杂志》和《新青年》的作者们把个性主义看成是青年们能否觉醒、民主制度能否在中国得到落实的最大关键。第四条“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应当说是比较新鲜的提法，而且它可以涵盖更多东西，其基本要义是开放的观念。个性主义追求的是人的解放，主要是个人的解放和个人创造精神、创造力的解放。世界化追求的则是与世界文化的充分互动。人家有好的东西，我尽量地学习借鉴；我们自己有好的东西，则要尽量地介绍给别人，完全打破“夷夏之防”，消除“中西文化”的困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够解放自己每一个成员的创造力，又能够轻松地学习和借鉴世界先进文化，还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其进步与发展呢？可以说，这就是当年陈独秀他们及其所呼唤的新青年们热烈追求的目标，也是他们要传递给全体中国人的主要的新思想、新观念。
试论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国国民的宪政意识论文摘要：辛亥革命前十年，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对宪政表现出很大认同，认为宪政代替专制、人治是二十世纪时代发展潮流，也是中国走向富强的必由之路，必须尽快制定宪法，设立国会，建立分权制衡的国家权力体制，努力培养国民的权利意识，从而实现由君主专制政体向民主立宪政体制的根本转变；但一般民众当时尚不知宪政为何物，权利意识淡薄，只知有王法，不知有宪法，几乎处于无权利状态。因此，对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国国民的宪政意识不能估价过高。国民宪政意识的薄弱，是清末直至近现代中国宪政屡次受挫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论文关键词：辛亥革命；权力制衡；宪政意识 所谓宪政意识是人们关于宪政的知识、态度、评价、期望以及由文化传统积淀而成的宪政心理等。诚然，一个国家能否实行宪政，最终要受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但国民宪政意识的强弱对宪政建设同样至关重要。因为，宪政意识是实行宪政的先导，它制约着国家宪政模式的构造与变迁。本文拟从以下四个方面剖析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国国民的宪政意识。 一、国民对宪政的认同度 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把挽救民族危亡的希望寄托在建立西方式的宪政体制上。1903年，《政法学报》发表的《立宪论》一文认为，是否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关系国家兴亡。日俄战争日胜俄败的结局，更加点燃了中国有识之士“宪政救国”的希望之火。他们认为，日胜俄败是专制国败于立宪国。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已预感到，爱新觉罗的皇祚已经是惨灯将灭了，要挽救民族危亡，中国几千年一以贯之的传统治道——专制、人治已无回天之力，唯一的选择是走宪政之路，这样，立宪则存，不立宪则亡成为辛亥革命前思想界的最强音。张钟瑞的《土尔基立宪说》一文断言：“日本之兴也，兴于宪政；印度、缅甸、安南、朝鲜之亡也，亡于不知宪政为何物。”庆芳预言：“盖国于二十世纪之世界，未有不立宪国家能存在者。”人们认为，由一人政体向数人政体，由独裁政治向立宪政治转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样，日俄战争后，“数年以来，朝野上下，鉴于时局之阽危，谓救亡之方只在立宪，上则奏牍之敷陈，下则报章之论列，莫不以此为请。”“于是，遍四万万人中所谓开通志士者，莫不喘且呼号于海内外日：立宪!立宪!!立宪!!!” 有人甚至过分乐观地估计：“国会一开，四海归心，国是大定，人人沐宪政之福矣。”可见，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当时对宪政建设倾注了很大热情和寄予厚望。 辛亥革命前，思想界的先驱者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制度的同时，热情讴歌和赞扬民主宪政。梁启超于1902年撰文指出：“专制政体，实数千年来破家亡国之总根源”，因此，“今民间稍有知识者，莫不痛心疾首于专制政体。”他认为，民主立宪政体代替专制政体为“理势所必至”，谁想阻挡这一历史潮流，“譬犹以卵击石，以螳挡车，多见其不知量而已”，他自信乐观地预言：“吾国民终归有脱离专制苦海之一日。”他警告清朝统治者，应及早放弃专制统治，实施宪政。因“时势可顺不可逆，机会可先不可后。”他号召国民“当视专制政体为大众之公敌”。觉民于1906年在《东方杂志》第二期发表的《论立宪与教育之关系》一文揭示了专制和宪政的本质区别。他说：“专制者君主之护符，而宪政则人民之甲胄也”。在专制制度下，“专制之君袭万乘之尊，挟雷霆之威，以侵人民自由而夺人民之权利。”在宪政体制下，宪法规定人民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君民共同遵守宪法，从而，有效保障人民的权利和自由。白坚说：“立宪政治”是“国民政治”， “立宪之事业，为发达民权自由之事业”， “民权自由，立宪政治之真精神”。林懈《在政治之因果关系论》一文中，从人治和法治的角度出发区分专制和宪政。“专制任人，立宪任法。”专制制度的人治统治，把国家的安危寄托在出现仁君圣主身上，而天下“善人少，不善人多”，因此，在专制社会，“治国少而乱国多”；再从西方宪政国家的经验看，要使国家长治久安，也必须断然抛弃专制、人治，实施宪政。如何实现由专制政体向立宪政体的转变呢?汉驹认为，想“开拓平民政治”，必须首先打倒“寡人政治”，要建设法制国，必须“先破专制国”。觉民也认为，“宪政者，必由人民之要求而后得，非君主之所肯施舍也”。汪精卫则指出：“革命者，建立宪制之唯一手段也，立宪者，当望之国民，不当望之君主。”梁启超则将中国由专制制度向宪政政体转变的希望寄托在以皇帝为首的清朝统治者认清世界大势，自动实施宪政上。 当近代中国刚刚迈进20世纪的门槛之时，宪政思潮主导了中国思想界。公共舆论鼓吹宪政，众多学者潜心研究和撰文宣传宪政，立宪派多次请愿，督促清政府早行宪政，清政府最后也被迫允诺预备立宪。似乎中国人对宪政的认同已达到一个相当高度。如果说，在宪政优于人治、专制这一点上，思想界和知识界先进分子基本达成共识的话，那么在对宪政理解和认同上，不仅一般民众，就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两大势力——立宪派和革命派尚存很大差异。 立宪派知识分子和商人是中国宪政运动的最有力的推动者，也是当时中国社会宪政意识最强、鼓吹宪政最力、研究宪政最深的两个阶层。如立宪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大量宣传和研究西方宪政的文章。这两个阶层对西方宪政有较多的了解和研究，他们为鼓吹宪政不遗余力，绝大多数成员对宪政在心理上有较大的认同、忠诚以及较高的信任，但立宪派以官员和学者为骨干，大多数旧学功底深厚，久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熏陶，立言必称孔孟，很大一部分人在社会舆论和社会政治思潮的影响下，虽认同了宪政，但宪政意识尚未在其思想深处牢牢扎根，因为，从传统政治文化向现代政治文化的转变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可能用几年时间完成。甚至极少数人把宪政作为自己步入仕途或在官场平步青云的政治工具，当时有人就尖锐地指出：“今日国会为宦途之滥觞。” 革命派认为，当务之急是革命而非立宪，因此，他们将主要精力放在宣传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专制统治的思想上，努力培养国民对革命的认同意识。在宪政领域，则主要集中火力批判立宪派的君主立宪主张，对宪政本身的研究和宣传用力不够，虽然提出了民主宪政主张，但对革命成功后中国民主宪政体制的模式和构造缺乏深入、理性、成熟的思考。 至如一般民众，面对一场场丧权辱国的战争，一张张割地赔款、屈辱求存的条约，以及战祸、贫穷的威胁，他们亟盼来一次改朝换代的农民战争，倾覆清朝，改变自己的悲惨生存状况。他们能成为旧制度“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他们的政治意识本能地倾向于革命，至如宪政，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陌生的东西。与之在1907年发表的《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一文描绘了当时的情况：“自宣布预备立宪以来，人民应之者卒鲜”，“人民不知立宪为何物，恐中国之大，对于宪政能理解者“寥寥无几”至如认同，更无从谈起。 二、知识界的宪法观念 宪政思想和制度皆出自西方，中国宪政理念源于输入，中国立宪也始于模仿，因此，中国国民宪法观念的养成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知识界的先进分子大量译介西方宪法和鼓吹西方宪政。 辛亥革命前，宪政思潮勃兴，中国思想界、知识界的先驱者潜心研读西宪，撰文宣传和介绍西宪，从而把中国国民对宪政、宪法认识水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众所周知，现代民主宪政国家无不信奉人民是主权者，人民作为主权者的根本体现就是由人民制宪和修宪。晚清时代，先进的中国人已明确提出宪法源于人民主权。汪精卫1905年发表《民族的国民》一文，倡言：“宪法者，国民公意也，决非政府所能代定。”荪楼在1910年撰写的《宪法大纲刍议》一文更明确指出：“宪法即国民权利所创，而非宪法畀国民以权利也”，是则“由国民主权以孕育宪法，非由宪法发生国民主权”。宪政与专制、人治的根本对立就在于宪政推崇宪法的至．上权威。国民对宪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和理解水平，：是衡量一国国民宪政观念强弱的重要标准。李庆芳1908年发表的《中国国会议》一文认为，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也称基本法，因为在宪法之中，“可以生长出无数之法”。荪楼对宪法地位的认识比李庆芳更深一层。他指出：“宪法为国家最强有力之法规”，“定国权之组织及行动大原则”，是“一国法治之准则”，其他“一切章程皆孕育于其内”。宪法的作用也是当时思想界、知识界先进分子宣传和研讨的重点。汪精卫1910年在《民报》第25、26期发表《论革命的趋势》一文，旗帜鲜明地提出，宪法应以限制君权和保障民权为依归。他认为，若宪法出于“限制君权之目的”，使君主与人民权利义务皆定于宪法，用宪法制约君权，则宪政可成。若宪法把巩固君权作为根本宗旨，宪法不仅不能限制君主作恶，反而会成为君主作恶的藏身地和屏蔽所，这样，“则君主之为恶，比专制之时将益肆”。可见，限制君权还是保障民权是专制之法和立宪之法最根本的区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荪楼尖锐批评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是“悖正义，昧法理，反事实”，其实质是保障君主之大权。 综上所述，当时知识界和思想界的先驱者已经明确指出，宪法源于人民主权，宪法是国民公意的体现，是国家的根本法，应以限制君权和保障民权为目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已经认识到宪法限制政府权力这一主要功能，并从法理学角度对此进行了初步阐释。但必须指出，由于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封建政治文化传统的国家，缺乏民主政治实践，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根本找不到宪法观念的蛛丝马迹，这就使当时研究、倡导、鼓吹宪政思想的先驱者，只能把目光完全投向西方政治文化，对西方宪法理念进行宣传和介绍，因此，他们的宪法思想模仿多于创造，移植多于创新，一方面他们提出了一些现在看来仍不失为先进的宪法观念；另一方面，由于时间短，只能对西方宪政学说生吞活剥，特别是对于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历史漫长、民主法制传统薄弱的东方大国创制宪法，缺乏成熟的思考。特别是对军队在宪政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活动范围这个关系宪政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尚未发现有人论及。至如绝大多数国民，只知有王法，不知有宪法，“不知立宪为何物”。当时就有人发出这样的慨叹：“使我民昏然冥然，仍以服从命令为独一无二之天职，不敢越黑暗地狱一步也，则何从而有要求宪法、拥护宪法、享受宪法之能力!”对于他们来说，虽反对清廷腐败无能、丧权辱国，但他们仍象往常一样，企盼好朝廷和好皇帝出现，用人治之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三、知识界的权利意识 公民权利意识是宪政赖以建立的重要思想条件。专制、人治建立在义务本位基础上，其核心是培养公民对君主为代表的统治者服从、甚至盲从的政治意识。宪政是全体国民参与的政治，需要塑造具有权利意识的能够独立自主地做出正确的政治判断和抉择的合格国民中国几千年的自然经济和君主专制制度奉行的愚民政策使国民养成了安分、柔顺、服从的性格，把自己的命运完全寄托在仁君圣主身上。而“权利二字之识想，断绝于吾人脑质中者固已久矣”。 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东渐，西方政治法律思想传入中国，权利思想也随着思想界先驱者的鼓吹而逐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所了解和认同。康有为第一次明确喊出“人有自由之权”，“人有自主之权”，被誉为“近代中国第一声”的严复竭力宣扬天赋人权。梁启超倡导“民权救国论”，他大声疾呼：“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总的看来，在戊戌变法失败前，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主要宣传民权对国家兴亡的极端重要性，而对权利概念本身缺乏系统的分析研究，也没有从宪政这一制度层面来认识和思考国民权利问题。二十世纪初，随着宪政运动的勃兴，权利问题成为中国思想界关注的焦点。《国民报)1901年第2期发表的《论国民》一文指出：“何谓权利?日：天之生人也，既与以身体自由之权利，又与以参与国政之权利”。《说国民》一文把是否具有权利意识看成国民和奴隶的根本区别。该文指出：“奴隶无权利，而国民有权利；奴隶无责任，而国民有责任；奴隶甘压制，国民喜自由；奴隶尚尊卑，而国民言平等；奴隶好依傍，国民尚独立”。康有为把能否培养合格公民提到国家存亡高度，他在1902年发表的《公民自治篇》一文明确指出：“有公民者强，无公民者弱，有公民虽败而能存，无公民者经败而即亡。”梁启超则把国民是否具有权利思想看成国家富强的根本。他说：“国家譬犹树也，权利思想譬犹根也。国民无权利思想的国家犹如无根之树，必亡无疑。”国民的权利既然是立国之本，因此，神圣不可侵犯，“暴君不能压，酷吏不能侵，父母不能夺，朋友不能僭”，也不能拱手让与他人，若君主、贵族、外人侵害它，必须坚决维护和捍卫它。 宪政需要一大批合格国民，而培养具有权利意识的国民有赖全社会共同努力。雨尘子1903年在《新民丛报》第28期《近世欧人三大主义》一文中精辟指出：不知主张权利的国民是“无能的国民”，而无能的国民，是不可能制定宪法、开议会、享受自由幸福的。中国国民权利意识的淡薄，令思想界的先驱者忧心如焚，梁启超强烈呼吁：全社会都要把培养国民权利意识放在首位。“为政治家者，以勿摧压权利思想为第一要义；为教育家者，为养成权利意识为第一要义；”为一私人者，无论士、农、工、商、男女“各以坚持权利思想为第一要义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在辛亥革命前宣传权利思想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讴歌和赞美西方宪政国家的民权保障制度，以唤起中国国民的权利意识。如梁启超曾赞美英国道：“权利思想之丰富，权利思想之敏锐，即英人所以立国之大原也”。他们充分肯定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倡导的“多数人的权利”，高度评价西方国家宪法对多数人权利的有效保障，已初步认识到保障多数人的权利是民主宪政的实质。 辛亥革命前，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权利意识已经觉醒，参政意识普遍增强。有人已明确认识到国民是否具有权利意识是立国之本和实施宪政的关键，有些论者对权利这一政治学和法学概念的认识和理解，在今天看来，仍不失为深刻和精辟之见解。 但是必须看到，在中国，不仅漫长的封建自然经济和君主专制制度排斥宪政，而且传统法律文化的礼治主义和义务本位也排斥宪政，这一切，阻碍着占全国人口最大比例的农民和城市市民权利意识的产生和成长。维新时期大力倡导民权，辛亥革命前为宪政奔走呼号的梁启超当时曾发出感叹：“吾见地球千五兆生灵中，其权利思想之薄弱，未有吾国人若者也。”1906年，他指出，能否正确运用选举权是宪政的关键。由于中国国民政治上的幼稚，他担心有人或将选举权视若“弁髦”，随意放弃，或受贿赂胁迫，在投票时违背自由意志，或在选举中用武力手段不正当竞争，或选出的议员不代表人民意志，只为私人和地方小局部谋利，危及中国宪政的实施。觉民在《论立宪与教育关系》一文指出，中国国民最大多数不仅不熟悉法律之学，而且对“国与民之关系，亦多茫然不知”。当时日本舆论也曾指出：“中国人民之泰半，于一己之权利利益殆无所知，而冷漠茫然。”总之，当时中国绝大多数国民处于“不知何物为权，何物为度”。政治思想非常薄弱，政治能力非常幼稚，政治知识非常缺乏，几乎处于无权利意识状态。如1909年咨议局选举，投票选民平均只有0．4％。 四、权利制衡思想 宪政即“限政”是当今世界公认的民主政治观念。美国著名宪法学家麦基尔恩指出：“宪政意味着对政府施加合法的制约……(它的反面是专制统治)。”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缺乏分权制衡思想。“一国之主权一人握之，万般政务一人决之，政治之主人则皇帝是，政治之目的则皇帝之幸福是。”君主始终掌握最高立法权、最高行政权、最高司法权。“法自君出”、“朕即法律”被视为万古不变的定律，历史上从无“治君之法”，君权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近代以来，西方分权制衡学说传入中国。随着晚请宪政思潮的蓬勃兴起，中国思想界的先驱者已从纯粹的理论研究、介绍、宣传转向理论研究、宣传鼓动与政治实践两者相结合的新阶段。他们一方面撰文积极宣传英、美、法等国的分权制衡学说，另一方面深入思考在中国未来宪政体制的构建中如何体现分权制衡原则。权力分割以及职能分离是宪政制度的核心，是宪政和专制、人治在政府体制设置方面的根本区别。辛亥革命前，中国的先进分子已经明确认识到分权对宪政的重要性。汪精卫在《民族的国民》一文中指出，从国家机关的设置看，“专制则以一机关用事，而无他机关与之分权；立宪则其机关为统一的分科，立于分功之地位。” 他们认为，中国立宪政府应设立国会和责任内阁。国会是宪政体制的中枢机构，责任内阁替国会负责。吕志伊在《国会问题之真相》一文中阐述了国会在宪政体制中的核心地位。他说：“议会政治者何?谓以国会为国家政治之中坚也，国家活动之心髓也。”梁启超在《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一文中，遍考西方主要国家国会的职权和功能，提出国会应拥有以下权力：(一)参预改正宪法之权。(二)提出法律、议决法律之权。(三)议决预算、审查决算之权。(四)事后承诺之权。(五)质问政府之权。(六)上奏、弹劾之权。(七)受理请愿之权。国会是宪政体制中“枢纽之枢纽”。李庆芳特别强调国会对政府的监督权。他指出：“国会为监督政府之机关，它是国民参政权汇萃之中心点，代表国民行使监督政府的权力。”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国会请愿同志会意见书》明确指出：资政院是“专制政体的议政机关”，国会是“立宪政体的监督机关"立宪派把督促清政府速开国会作为宪政的首要目标，并举行了三次大请愿。在他们看来，是否设立国会是实施宪政还是仍搞专制、人治的首要标尺。梁启超明确指出：“有国会谓之宪政，无国会谓之非宪政，筹办国会谓之筹办宪政，不筹办国会谓之不筹办宪政。” 国民对政府的监督是制约政府权力误用和滥用的一个极其重要方面。中国思想界的先驱者在强调国会对政府监督的同时，十分重视国民对政府的有效监督。李庆芳深刻指出：“国民为母，政府为子；国民为主，政府为仆。”梁启超也认为：“政府受国民之委托，受国民之雇佣”，政府为国民服务受国民监督是天经地义的。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他指出：报馆为“代表国民发公意以公言者”，监督政府、教导国民是其两大天职。“对政府，当如严父之责督子弟，无所假借；其对国民，当如孝子之事两亲，不忘儿谏”。国民之所以不能放弃监督政府的权力，是为了有效防止政府的权力误用、滥用，侵犯国民权利。 辛亥革命前，中国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基本上认识和理解了西方分权制衡思想，并运用分权制衡理论粗线条地勾画出中国宪政体制的基本轮廓，明确提出了以立法权为中心的政府权力主从式构造理论。这些宪政思想，是中国民主政治思想宝库中弥足珍贵的思想成果，对中国当代民主宪政建设仍有启示意义。 晚清朝臣中的官僚知识分子对宪政心存矛盾心理，在宪政思潮的强大舆论压力下他们被迫附和，但对代议政府“知识尚薄弱”，对国会内容，也“懵懵惚惚”，而且害怕开国会后，官位不保，或虽保官位，但受宪政体制束缚，不像旧体制中任职自由，内心极端厌恶宪政，但不敢明目张胆反对，只能采取“暗默反对”。至如一般农民和市民，由于几千年“皆处于专制制度之下，为市民者以为分不当预闻国事，一旦闻国会之名，尚不解为何物，安辩其权限之何如!” 从总体看，辛亥革命前十年，轰轰烈烈的宪政思潮掩盖着国民宪政意识的普遍薄弱，知识界、思想界先进分子对宪政的相对较深的理解和较高的认同，掩饰了绝大多数国民对宪政的茫然无知。
1900年1月25日，兴中会在香港创办了《中国日报》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报》、《大江报》、《国粹学报》等，极大的宣传鼓动了革命。
1911年(清宣统三年)中 国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该年以干支计为辛亥年，故名。它是在清王朝日益腐朽、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深、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成长的基础上发生的。其 目的是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领导这次革命的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政党同盟会及其领袖孙中山。这次革命结束了中国长 达2000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 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1894年11月(光绪二十年十月)，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1895年2月，孙中山在香港建立兴中会总部，规定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合众政府，鲜明地提出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个纲领。兴中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开始。20世纪初，留日学生创办的刊物首先出现排满字样，有的刊物明确主张颠覆清政府。1903年，东京留学界思想愈益活跃，宣传民族主义、民权学说的刊物相继出版。上海知识界也出现了新气象，公开倡言革命。组织革命团体，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向革命化的一个重要标志。1903年11月，黄兴建立华兴会。以后，上海成立了以蔡元培为会长的光复会，江苏、四川、福建、江西、安徽等省也都建立了革命团体。1905年7月，孙中山、黄兴、陈天华等70余人在东京集会，决定成立中国同盟会，作为全国的革命领导中心。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以及其他小团体的成员陆续加入。8月中旬，孙中山在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了《中国应建设共和国》的演说。同月20日，同盟会召开成立大会，孙中山被推为总理，黄兴被推为执行部庶务，会议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16字纲领。11月， 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出版，孙中山在发刊词中首次提出以民族、民权、民生为核心内容的三民主义。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仍以保皇相 号召。《民报》创办后即同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展开论战。辩论结果，革命派占据上风，改良派的政治影响大为衰落。[3]革命派积极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使同盟会的主力遭到重大损失，但有力地冲击了清王朝的统治，扩大了革命影响。与此同时，自发的群众斗争蓬 勃发展，多达千余次。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因切身利益与帝国主义发生矛盾，参加并领导了收回路矿权运动和抵制美货运动。为了消弭革命力量，拉拢资产阶级，清政府被迫作出一些开明的姿态。1905年7月，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1906年9月宣布预备立宪。1907年9、 10月，下诏筹设资政院和咨议局，允许资产阶级可以通过选举取得向清政府提出建议等部分权利。上层资产阶级从中看到了希望，纷纷成立各种立宪团体，从事君主立宪活动，准备参与政权。但是满洲亲贵们对立宪并不热衷。1908年8月，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规定大清帝国万世一系，同时宣布预备立宪以9年为期。不久，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3岁的溥仪继承皇位，改元宣统。摄政王载沣采取集权措施，积极推行由皇族独揽国家大权的政策，满洲亲贵和汉族官僚之间的矛盾加深，1910年，国会请愿同志会在北京连续发起国会请愿运动，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1911年5月(宣统三年四月)，清政府发布内阁官制，成立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立宪派分享政权的希望完全落空，少数人抛弃立宪的幻想，对革命活动开始表示同情。革命的形势愈益成熟。1911年5月，清政府唯帝国主义之命是从，将从中国人民手中夺得的权利拱手献给帝国主义，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与铁路国有直接相关的湖北、湖南、广东、四川等省人民强烈反对出卖路权，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四川保路运动尤为波澜壮阔。9月， 保路风潮扩展为全省抗粮抗捐，群众暴动接连发生。四川总督赵尔丰在成都逮捕保路同志会和川路股东会的负责人，并枪杀请愿群众数十名，造成流血惨案。同盟会 员龙鸣剑等和哥老会组成保路同志军进围成都，转战各地，攻城夺地，猛烈冲击清政府在四川的统治。四川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在清政府全力应付四川保路运动的时候，湖北新军中文学社、共进会等革命团体乘机发动武昌起义，揭开了辛亥革命轰轰烈烈的一幕。9月下旬，革命党人感到形势紧迫，决定于10月6日(中秋节)发动起义，后由于形势瞬息变化，起义推迟。10月9日(八月十八日)，在预定起义的那一天，共进会负责人孙武在汉口装配炸弹时不慎爆炸，湖广总督下令闭城搜查，汉口和武昌的起义指挥机关遭到破坏，一些起义领导人被捕、被杀或避匿。在这种情况下，新军各标营中革命士兵开始主动行动。10日晚7时，武昌城外塘角的辎重营和城内工程第八营几乎同时发动，各标营继起，经一夜苦战，11日晨革命军占领总督署，全城光复，首义成功。汉阳、汉口也先后为革命军占领。11日， 起义士兵聚集到湖北咨议局，在咨议局议长汤化龙等人的参与下，宣布成立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革命党的领袖们未亲身参加起义，缺乏政治经验的起义士兵对自己 掌握政权没有信心，清湖北新军协统黎元洪在革命士兵的枪口逼迫下任湖北军政府都督。军政府发布文电，号召各省为推翻清朝建立民国而奋斗。11月，湖北军政府公布《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它是全国第一个按照资产阶级民主原则拟定的地方宪法。武昌起义的胜利，在全国得到了连锁反应，各省革命党人纷纷行动起来。至11月底，全国宣告独立、脱离清政府的有14省。 北方未独立各省，有的地方是清王朝统治较强，如直隶、山东、河南；有的远在边陲，革命党势力较弱，如新疆、奉天。这些省份也不平静，革命党仍然组织了一系 列武装起义。武昌起义之后，立宪派纷纷表示赞成革命，这也加速了清政府的崩溃。广大人民群众在各省起义过程中表现了高昂的热情。新军士兵、会党群众、知识 分子、工人、农民、城市贫民、海外华侨、爱国士绅、少数民族都作出了贡献。中国的政治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沸腾局面。革命的胜利发展使清政府极为震惊。10月27日，清廷起用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授予指挥湖北军事的全权。11月1日，清军攻陷汉口。同日，摄政王载沣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交出全部军政大权，以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黎元洪和黄兴、宋教仁等过高估计了袁世凯的力量和自身的困难，企图利用袁世凯和清朝贵族之间的矛盾，以大总统的位置动员他倒戈，把最终推翻清朝的希望寄托于袁世凯。11月27日，汉阳为清军攻陷。12月1日，双方议订停战3日。此后又拟定双方派出代表讨论大局。停战是辛亥革命从武装斗争走向政治妥协的一个重要转折。12月18日，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和革命军政府的代表伍廷芳在上海开始和谈。11月下旬，各省代表议决承认武昌为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以鄂督执行中央政务。接着14省代表会议在汉口英租界召开，筹备成立中央临时政府。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克南京，代表会议决定以南京为中央临时政府所在地，各省代表随即自武汉齐集南京。25日，同盟会总理孙中山自海外归来。29日，17省代表会议以16票的绝对多数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到南京就职，发布《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告全国同胞书》等文件，正式宣告中华民国的诞生。1月2日，通电改用阳历。3日，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确定临时政府组成人员，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28日，又成立南京临时参议院。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包括革命派、立宪派和旧官僚3种政治势力。独立各省的军政府多数为立宪派和旧官僚所操纵，南京临时政府和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对它们事实上不能行使中央政府的权力。革命派自身的弱点也更多地暴露出来，孙中山的许多正确主张都遭到反对。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袁世凯感到大总统的位置难以到手，立即撤销和议代表，造成谈判破裂的形势，迫使革命势力妥协。帝国主义列强拒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并且制造外国干涉的空气。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孙中山被迫退让。1月22日，孙中山声明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宣布赞成共和，即向临时参议院推荐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得到孙中山的保证后，加紧逼迫清帝退位。2月12日，清朝皇帝终于接受中华民国对皇室的优待条件，正式退位。这样，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朝垮台了，延续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也随之结束。2月13日，袁世凯向临时政府正式声明赞成共和，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辞职。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因实力在北方，拒绝南下就职。孙中山派蔡元培为专使北上迎接，袁世凯暗中指使亲信部队在北京、天津、保定制造兵变;帝国主义也乘机调兵入京，制造紧张空气，以支持袁世凯。南京临时政府再次退让。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次日，孙中山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个约法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的性质，是中国历史上的创举。25日，唐绍仪到南京接收临时政府，组织新内阁。该内阁中内政、陆军、海军、财政、外交等部均由袁世凯的亲信或拥护者担任，同盟会只分配到教育、农林、工商等几个点缀性的席位。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5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和该院迁往北京。至此，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所篡夺。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点深入人心。中国人民长期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以辛亥革命为新的起点，更加深入、更加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风起云涌浩气长存“ 武昌辛亥双十起义”革命成功诞生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清朝末年，清廷腐败气数已尽穷途末路，任凭列强宰割，甚遭八国联军巧取豪夺，早已为全中国人民所唾弃，有志之士宁愿冒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抛头颅，洒热血之决心，共谋早日推翻贪污腐败无能不堪的清帝国。湖北新军秘密决议联合革命党人的努力，与袁世凯所部新军及结合北洋军阀等力量，密商协议反制清廷，终於在1911年辛亥年10月10日成功地发动新时代、新潮流，具有历史性意义之革命，神来一枪打响“ 荆楚武昌辛亥双十起义 ”，代表新中国全民风起云涌的革命性成功胜利，公元1912年2月12日（宣统四年）清朝末代皇帝六岁溥仪宣布退位，清帝国灭亡，缔造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中华民国 ”。全中国人民响应追随 国父孙中山先生之理念在“ 驱除鞑虏 ”，“ 恢复中华 ” 之号召下，并受 国父孙中山革命精神之真诚感动，主动请膺参加革命，时代在变，环境在变，人也在变，时空轮转，海外侨胞和留学生皆一再唾弃腐败贪污无能的清政府，早已欲图推翻清廷，为振兴中华民族谋求自救，以建立民主共和国宪政体制之新中国，共造全民之福祉福泽。 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仙夹镇东里村郑氏後裔子孙郑德泉谨写於2012年纪念百年辛亥革命成功永存铭文
去查找历史的课业资料，上面有你想要的
“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如何看待辛亥革命?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第一次历史性巨变是辛亥革命;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这对辛亥革命是一个很高的评价,解决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定位问题。在过去很长时间里,人们对于辛亥革命的认识是不够的,往往讲它的消极和失败的方面比较多,讲它的历史意义和对中国历史的推动作用比较少。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有认识上的原因,也有时代的原因。曾经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林伯渠于1941年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其中讲道:“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林柏渠70年前讲这番话的时候尚且如此,当年的青年现在如果还健在,总得九十来岁了,今天的青年对辛亥革命认识不够也就不难理解了。时代的原因:辛亥革命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并没有得到改变,中国人民悲惨的境遇也没有改变。所以,孙中山也常讲“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在民主革命阶段,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先进人士着重强调的常常是辛亥革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以鼓舞人们继续奋斗去夺取胜利。因此,以前对辛亥革命不足方面讲的比较多也是可以理解的。现在,已经过了100年,中国人民已经站立起来并且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回过头来看,我们自然可以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作出更冷静、更全面、更客观的评价。把辛亥革命看作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它的主要历史功绩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这是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对于辛亥革命的表述。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到的苦难实在太深重了。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战败并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此后,民族危机空前加剧。亲历过这场事变、建国后曾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吴玉章曾在回忆录中写道:“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的时候,我和我二哥曾经痛哭不止……我们当时悲痛之深,实非言语所能表述。”可见甲午战争的震动和影响之大。但是事情的发展远未到此为止。1897年冬,德国出兵强租胶州湾(今天的青岛),自此各国纷纷在中国强租领土,划分势力范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世界上所有帝国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向一个国家发动战争,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此后,八国联军占领中国的首都——北京长达一年之久,并实行分区管制,居民要分别悬挂占领国的国旗。这种耻辱,不能不深深刺痛中国人的心。90年后邓小平还谈到:“我是一个中国人,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当我听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要制裁中国,马上就联想到一九○○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七国中除加拿大外,其他六国再加上沙俄和奥地利就是当年组织联军的八个国家。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接下来的1904年至1905年,日本和沙俄为了争夺在华利益,在中国东北进行了一场日俄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中朝两国历来唇齿相依,唇亡齿寒。1910年,日本正式吞并朝鲜,又给了中国人很大的刺激。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濒临灭亡的边缘。长期以来,清政府以“天朝大国”自居,许多国人盲目自大、安于现状。即便鸦片战争后,中国已开始沦为半殖民地,但一般人的认识还是不足,危机意识仍不强。1894年,孙中山成立了兴中会,第一次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第二年,改良派的严复写了一篇《救亡决论》,最先喊出了“救亡”的口号。陈天华在《警世钟》中说:“要革命的,这时可以革了,过了这时没有命了”,反映出当时中国人那种焦虑和急迫的心情。如何改变这样的危局?中国的出路在何方?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维新变法等许多尝试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此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不仅首先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而且组建成立了同盟会,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也就是要实现民族独立、民主政治、民生幸福,并且要通过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在当时是最进步的思想,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所以,毛泽东同志也说过:“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辛亥革命没有完成这个任务,但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一直把自己看作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的继承者。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君主仿佛代表天意,站在封建等级制度的顶巅。《红楼梦》里的王熙凤有一句名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可见在那个时候,谁要是想“把皇帝拉下马”,就得要有“舍得一身剐”的勇气,一般人是连想都不敢想的。而辛亥革命砍掉了皇帝这个封建社会的“头”,整个旧秩序就全乱了套。从此以后,从北洋军阀到蒋介石南京政府,像走马灯那样一个接一个登场,旧社会势力却再也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比较稳定的政治秩序来。这样的状况和辛亥革命以前显然不同。有人评价辛亥革命导致了中国军阀割据,社会更加混乱。似乎革命只能破坏旧的,却建立不起新的来,徒然造成社会的混乱,妨碍了中国现代化的实现。这其实是一种目光很短浅的看法。实际上,辛亥革命将清政府打倒后,旧势力只能用赤裸裸的野蛮的军事强权来维持统治,显然这种方法是无法持久的。而且,军阀混战使旧统治势力四分五裂,也有利于以后人民革命的开展。辛亥革命带来了民主意识的高涨和思想的大解放民主意识就是指国民对自己在国家中所处地位的认识。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在其中特别提出要写上“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这是他最看重的一点。虽然，中华民国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当家作主的现实,但提出而没有实现同根本没有提出两者的差距相当大。民众的心理发生了很大变化,认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了。所以民国成立后,各种政治团体纷纷成立,报刊杂志空前活跃起来,群众活动多了。可以这样说,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五四运动,因为如果没有辛亥革命创造的这种社会氛围和民众心理状态,五四运动很难发生。另一点是思想的解放。辛亥革命将过去被看得至高无上的皇帝推翻了,连皇帝都可以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过时的东西不能怀疑、不能推倒呢。陈独秀在《新青年》写了一篇《偶像破坏论》说:“其实君主也是一种偶像,它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奇出众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够号令全国,称作元首。一旦亡了国,……比寻常人还要可怜。”五四运动时期对许多旧事物的怀疑和批判,同辛亥革命带来的思想解放有很大关系。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先行者提出的民主共和等历史功绩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评价。从近代历史上说,太平天国洪秀全做了天王实际上还是皇帝;戊戌变法是想靠一个好皇帝来实现;义和团运动打的还是扶清灭洋的旗号。从世界范围来说,世界大国实行共和政体的只有美国和法国,其他的都不是共和政体。当然,我们还要看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有弱点和不足。首先,没有一个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没有足够的认识,单纯的认为推翻清政府就成功了,结果清朝一倒台就失去了继续前进的共同方向和动力,没有根本解决反帝反封建的问题,没有能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其次,没有广泛地发动群众,特别是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工农大众。辛亥革命的主干力量是受过近代教育的爱国青年。他们在会党和新军中做了许多工作,开展了有力的革命宣传,博得了相当广泛的同情。这是武昌起义后能够迅速得到多数省响应的原因所在。它在一定程度上发动了群众,所以能取得一定的成功。但它并没有能依靠和发动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群众,特别是在农村没有一个大变动。而没有中国最广大的农民参加和支持,在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面前就觉得自己势单力孤易于妥协,这是它失败的重要根源。再次,同盟会是一个相当松散的组织,成员复杂,当革命取得初步胜利后,内部就四分五裂,无法形成一个把革命推向前进的坚强核心。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没有一个能提出科学的明确的革命纲领、能依靠和发动最大多数群众、由有共同理想和严格纪律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坚强有力的政党。因此,尽管辛亥革命取得了那么大的成绩,但仍没有解决根本问题。这也迫使许多投身过这场革命或受到它影响的爱国者不能不严肃地重新思考国家社会的许多根本问题,寻找新的出路。走了第一步,就会有第二步和第三步。辛亥革命的胜利和失败,从正反两个方面,为五四运动的兴起,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直到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重要的条件。
《探寻福建辛亥革命第一枪》、《辛亥革命价值评判的方法论思考》、《辛亥革命背后的日本阴谋》、《君本到民本、专制到民主——辛亥革命与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重建》、《辛亥革命与中国民主政治》、《正确评价辛亥革命》还有很多很多·····
接受。故事会杂志电子版和纸质的投稿都是接受的，只不过电子版投稿，效率高，回复快。《故事会》（Stories），曾用名《革命故事会》，是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主管，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主办的中文版半月刊物。
在网上订最便宜，一本才3元
创刊于1963年的《故事会》是中国的老牌刊物之一，也是中国期刊界一个长盛不衰的传奇。先后获得两届中国期刊的最高奖——国家期刊奖。1998年，它在世界综合类期刊中发行量排名第5。创刊于1963年的《故事会》是中国的老牌刊物之一，也是中国期刊界一个长盛不衰的传奇。先后获得两届中国期刊的最高奖——国家期刊奖创刊于1963年的《故事会》是中国的老牌刊物之一，也是中国期刊界一个长盛不衰的传奇。此书文革期间曾经停刊，后更名为《革命故事会》在文革中复刊！
(1914-1927)
《敬业》
《新青年》
《学灯》
《每周评论》
《星期评论》
《觉悟》
《湘江评论》
《少年中国》
《天津学生联合会报》
《觉悟》
《劳动界》
《劳动者》
《劳动音》
《共产党》
《工人周刊》
《劳动周刊》
《晨报副镌》
《妇女声》
《先驱》
从《少年》到《赤光》
《向导》
《前锋》
《中国青年》
《妇女日报》
《语丝》
《京报副刊》
《中国军人》
《莽原》
《热血日报》
《政治周报》
《犁头》
《中国农民》
《人民周刊》
革命斗争的武器
(1927-1937)
《布尔塞维克》
《奔流》
《红旗》
《浪花》
《右江日报》
《时事简报》
《萌芽月刊》
《拓荒者》
《文艺研究》
《红军日报》
《红旗日报》
《前哨》
《青年实话》
《火炉》
《北斗》
《工农日报》
《列宁青年》
《瑞金红旗》
《红色中华》
《十字街头》
《红星》
《工农报》
《北方红旗》
《文学》
《读书生活》
《大众生活》
《救国时报》
《新中华报》
《解放》
抗日统一战线的号角
(1937-1945)
从《抗战》到《全民抗战》
《救亡日报》
《每日译报》
从《抗敌报》到《晋察冀日报》
《群众》
《新华日报》
《前线画报》
《新闻记者》
《文艺阵地》
《冀中导报》
《拂晓报》
《大众报》
《大众日报》
《八路军军政杂志》
《中国妇女》
《冀南日报》
《共产党人》
《冀东日报》
《中国文化》
《中国工人》
《边区群众报》
《前锋》
《鲁南时报》
《抗战日报》
《新文字报》
《江淮日报》
《华商报》
《解放日报》
《冀鲁豫日报》与《平原日报》
《笔谈》
《晋察冀画报》
《战场画报》
《盐阜大众》
《山东画报》
《胶东画报》
《群力报》
《冀热辽画报》
解放战争中的捷报
(1945-1949)
《时代日报》
《联合晚报》
《文萃》
《吉林日报》
《东北日报》
《北方文化》
晋冀鲁豫《人民日报》
《晋绥日报》
《挺进报》
《群众日报》
《生活报》
《人民日报》
《前哨文娱》
《察哈尔日报》
《前进》
大数据时代学术期刊的机遇与挑战_数据分析师考试
在数字化再造并融合传统出版的大背景下，就学术期刊而言，其传播方式已经发生巨大变化，数字化、新媒体融合已成期刊传播新常态。在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调查与数据信息中心)、国家期刊库(NSSD)举办的“大数据时代的学术期刊数字出版??机遇与挑战”研讨会上，学术期刊如何应对大数据时代的机遇和挑战，成为关注的主题。
主动适应“大数据”时代
据社科院图书馆数据网络部主任杨齐介绍，为适应“大数据时代”的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期刊库项目组对643种学术期刊的网站建设进行了详细的调研分析，包含社科基金资助期刊195种，非社科基金资助期刊448种，并公布了调研结果。从调研数据中发现，目前大部分学术期刊在大数据时代的数字出版及开放获取意识有待提升，对于数字化和新媒体融合发展前景及方向还在探索之中。
“大数据”深刻地改变着学术期刊的边界，使学术期刊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大数据”将造就新意义上的中国学术期刊。因此，各个学刊必须积极主动探索以学术期刊为纽带的大数据全产业链和新业态发展路径，应用大数据技术，跳出传统学术期刊的编辑出版流程局限，实现以学术期刊为纽带的学术研究全流程传播。
数字化时代的诸多挑战
当前，来自数字化潮流的挑战使得学术期刊正经历着一场革命。这场肇始于传播，继而扩展至整个编辑出版流程的革命，使学术期刊抛掉了纸本载体而实现了更为迅捷的网上编辑和传播，在传播流程中，数字化传播已成为学术期刊的主流渠道。学术期刊以综合性为主的结构和分散的布局导致以原期刊为单位的数字化传播意义不大，而经过汇集和重新编排后更能适应读者的需求，大型期刊数据库网站做的正是这样的工作。
另外，当以综合性、分散性和内向性为特征的学术期刊遭遇来自学术国际化、评价数量化和传播数字化的挑战时，处境更是日益艰难，而自然科学期刊尤甚，每年以10万篇计的优秀稿源的流失，使得国内一些顶尖学术期刊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稿源荒，更遑论一般期刊了。优稿的外流必然带来学术前沿的失守和读者的流失，使得学术期刊在数字化时代面临着诸多挑战，急需创新观念，走出一条数字化发展的新路径。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与数据信息中心副主任赵胄豪表示，通过高层次的文化碰撞，刷新旧有理念，加速学术期刊数字化、网络化的建设步伐；变革学术期刊投稿、编审、出版、传播及阅读的方式与途径；积极探索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新媒体应用、开放获取及网络化建设等方面的问题，这是今后学术期刊适应数字化之路的重要途径。
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
在如何探索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上，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编辑出版中心主任初景利从数字出版环境与技术、学术期刊建设要素、期刊质量与影响力、传播能力的关系、数字出版平台建设、语义出版、开放获取出版等多方面详细介绍了科技期刊的经验，并提出六方面建议：一是期刊质量是期刊的生命；二是学术期刊编辑须承担社会责任与使命；三是采取综合措施提升期刊的传播力与影响力；四是重视数字出版与数字化刊群建设；五是善于知识分析工具的开发与利用；六是加强技术的研发和投入。
论文范文是指论文写作参考方面的范文，主要涉及到论文写作规范、论文格式要求、论文内容要求、不同的学校要求不同，但基本都是细微的差别，总体基本都相似。由于论文范文本身的内容和性质不同，研究领域、对象、方法、表现方式不同，因此，论文范文就有不同的分类方法。论文范文分为专题型、论辩型、综述型和综合型四大类。论文范文是指论文写作参考方面的范文，主要涉及到论文写作规范、论文格式要求、论文内容要求、不同的学校要求不同，但基本都是细微的差别，总体基本都相似。 为了探讨和掌握论文的写作规律和特点，需要对论文范文进行分类。由于论文范文本身的内容和性质不同，研究领域、对象、方法、表现方式不同，因此，论文范文就有不同的分类方法。按内容性质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可以把论文范文分为理论性论文范文、实验性论文范文、描述性论文范文和设计性论文范文。按议论的性质不同：可以把论文范文分为立论文范文和、驳论文范文。立论性的论文范文是指从正面阐述论证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一篇论文侧重于以立论为主，就属于立论性论文范文。立论文要求论点鲜明，论据充分，论证严密，以理和事实服人。驳论性论文范文是指通过反驳别人的论点来树立自己的论点和主张。如果论文范文侧重于以驳论为主，批驳某些错误的观点、见解、理论，就属于驳论性论文范文。驳论文范文除按立论文对论点、论据、论证的要求以外，还要求针锋相对，据理力争。
在历史发展长河中，进行过多次改革或者革命，有成功也有失败。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相比，新民主主义革命更为成功，提现在以下方面：一、领导力量和领导者。二、指导思想和革命目标。三、革命发展和群众发动的深度、广度。四、结果。五、两者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无产阶级革命。
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是资产阶级，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是无产阶级。这两个政党的区别在于资产阶级政党代表着少数人的利益，而无产阶级政党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后者更为先进，更加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
旧民族主义革命的领导者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这是区别二者的根本标志。
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都是反帝反封建，但是在领导阶层问题上，新民主主义革命更加先进。
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是资产阶级的平等自由思想和民主共和观念，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
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是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不彻底，没有充分发动群众，群众基础较弱，并没有完全实现革命目标，人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仍然没有彻底解决，革命结果可以说是并不成功。
新民主主义革命提出了彻底的革命纲领，实质上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和农民战争，广泛地发动了群众，群众基础非常好，利用人民群众的力量进行社会改革，解决了土地问题，真正维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从结果上来看，旧民主主义革命虽然有胜利的一面，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确实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但是最终结果还是以失败告终，革命果实被窃取，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社会性质也没有改变。
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胜利，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了新中国，使国家走向社会主义道路。
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从性质上而言，都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有反官僚资本主义的目标，所以它还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而从这一点来看，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只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更加符合中国国情。
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但是相比较而言，新民主主义革命符合中国国情，带领大家走向社会主义道路，意义更为深远。
给点建议：一、准备 下载你想要投稿的杂志的跟你相关的最新的文献几篇，看看人家怎么写的，照葫芦画瓢，引用文献时，注意不能照抄原文，要将别人的话换种说法转成自己的话。二、写文章 文章一般包括题目，摘要，引言，正文，结论，参考文献几部分组成。摘要部分语言要简明扼要，一般包括目的，内容手段，结论三部分。引言也要重视，一般包括：1）你课题研究的意义（宏观上）；2前人研究的现状（多多引用参考文献）和存在问题、不足之类；3）你的研究创新点，就是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比如可以解决前人未解决的问题，或者在前人研究的比较浅，你在人家研究基础之上更深入进行研究。正文是你要表达的内容，语句通顺，少用口语，有理有据就OK。结论部分，要简洁高度概括，可以分几条来写，每条一两句话概括。参考文献就是要严格按杂志要求格式来，这块每个杂志要求不一样的。三、在线投稿 搜索你准备投稿杂志的网站，注册一个用户名，网站上一般会有格式内容要求，有的还会有论文格式WORD模板，注意格式很重要的。上传稿件时，网站上一般有投稿指南，按照那个一步一步来。提醒一下，推荐审稿人选你所引用的参考文献里的作者专家，或者你的导师的师兄弟姐妹，总之要是了解你这个领域的专家。手打写了半天啊，觉得有用，给好评啊。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是无产阶级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思想，革命前途是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胜利是必然结果，旧民主主义的胜利果实被窃取，革命任务没有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