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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自己找些找些资料写吧，把握一个主线。就是从唐朝开始，中日之间的交往，当然唐朝时候中日之间有一场战争，白江口之战，于是{（刘）仁师、（刘）仁愿及新罗王金法敏师陆军以进。（刘）仁轨乃别率杜爽、扶余隆率水军及粮船，自熊津江往白江，会陆军同趣周留城。（刘）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日，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扶）余丰脱身而走，获其宝剑。伪王子扶余忠胜、忠志等，率士女及倭众并耽罗国使，一时并降。百济诸城，皆复归顺。这是资治通鉴里的。}说明中国是打了个大胜仗的。然后日本就比较听话了。明朝倭寇其实还不是代表日本政府的，还只是一群海盗。至于后来中国的没落，和日本从丰臣秀吉开始主张的侵略政策使得日本开始强大，日本在攻占朝鲜后就把目光朝向了中国。从而开始了中日之间的恩怨，这段历史比较好些，有大量的历史资料。今天的中日关系，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历史问题 ，一个领海问题。就是钓鱼岛和东海的问题。历史问题还不是多么难搞的，但领海问题搞不好，两个未来还难说不会再有战争。当然中国不会主动打仗，但是日本有侵略的历史，不会因为中国的忍让而停止继续要海权岛权的步伐。所以中国必须要不断真强实力，进行民主改革，争取更多可靠盟友。日本不可能，也不会成为中国的朋友，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日本向来都是信服打赢他的国家。对中国而言日本不是敌人，就是属国。
二者没有啥关系，二者只是日常往来而已，， 弥生人 古坟人 经过百济地界搬过去的，因为百济是平原 好走，而且还能从山东直接到达百济，百济是去东瀛的主要路线， 顶多能说 百济是东瀛的老师，东瀛是百济的徒弟，加椰国 和东瀛 最密切，为了能存在下去，经常包东瀛的大腿，，百济的王族是扶余人，和高沟利是同宗的，这俩玩意 更密切，都想互相吞并，
上一集历史崔讲了，在武则天统治时期，有一个大臣，叫狄仁杰，富家子弟出生，祖辈三代都是当官的，但是到了他这一辈，科举考试发挥不理想，只能去河南，当一个小小的法院科员。
在衙门里，找到了人生目标，断案如神，得到领导的赏识，从河南回到老家，做上了中级法院的院长，一待，就是二十年，最后终于等来机会，进入中央，却和皇帝发生了冲突。
与皇帝吵架，也是有技巧的，关键是要熟读史书，要会讲故事，更要坚持原则，唐高宗是个好皇帝，被狄仁杰说服，事就过去了，武则天是个好领导，决定重用狄仁杰，此后成为御史。
有了天皇天后的支持，仕途虽有破折，也算顺利，去过地方，待过中央，告过别人，也被人整过，坐过黑牢，还差点成了烈士，能转危为安，是因为他有一帮兄弟，在朝廷中，官都不小，说得上话。
公元697年，狄仁杰第二次升任宰相，银青光大夫，从三品，官大了，却在自己儿子那，栽了跟头，因为三儿子，进入仕途，到地方上做了官后，贪婪的过了分，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导致狄仁杰，晚节不保。
这是在大唐国内，最出名的本地官吏，还有外面来的洋员工，今天历史崔要讲的，就是这么一位，由朝鲜半岛远道而来的名将，他的名字叫黑齿常之。
聊下面的话题前，先熟悉下前面的章节：
1、武则天成为皇帝前，规模最大的一次叛乱
2、历史上的狄仁杰有什么神奇的地方
这个黑齿常之，在徐敬业的叛乱中，出过场，有个龙套角色，作为边防精锐，战斗力强，参与了对乱军的攻坚战役。
他是外国友人，从朝鲜半岛上的百济来的，所以介绍之前，历史崔先讲一下，百济的历史。
按照中国史书的记载，百济的创始人，和高句丽，都来自一个家族，原来是东北的扶余人，因为受到皇室排挤，跑出来了，你建立了高句丽，我呢，换个名字，叫百济吧。
在隋唐时期，看着百济地图，好像范围很小，一直都被高句丽压着打，但是在四世纪，大概公元346年，到375年之间，也就是近肖古王，作为老大那会，百济的实力还是很雄厚的。
他不仅消灭了当地的土著，还吞并了高句丽的大片土地，甚至把人家的国王，也给杀了，占领了朝鲜的大部分地盘。
因为靠近大海，百济也是最先开始远洋交流的政权，来过中原，去过日本，和他们的关系都不错，尤其是日本，百济和日本的皇族之间，有通婚的传统，甚至高句丽强大之后，百济和日本的关系，依旧不错。
与任何一个政权一样，强盛之后的代价，就是内部争斗，实力受损，到了五世纪末，高句丽开始崛起，北上占领东北大片土地，南下和百济的战争，也是占据主动，万不得已，百济只能找新罗，联合起来，抵抗高句丽。
和高句丽与百济不一样，新罗算是原始部落统治的政权，公元前后由六个部落组成的联盟，领头的是朴氏、昔氏、金氏三个家族，到了四世纪中叶，也就是百济成为老大那会，新罗从轮流坐庄，变成了一家独大。
当时，老大的位置，由姓金的那一个氏族接任，其他俩姓，成了附属。
合资公司改成了独资企业，从内斗中，解放出来，开始将目光，转向高句丽和百济，准备扩张了。
百济和日本的通商，导致日本也开始，进入海洋，在朝鲜半岛，他们第一个登陆的土地，就是新罗，倭寇这个群体，最先遭殃的，是新罗，原因也很简单，看地图就知道，离的近。
在百济发展海上贸易的同时，新罗的远洋巨轮，也出海了，他们第一批达到的政权，是中原，这是新罗和中原政权，邦交的开始。
继续讲联盟的事，高句丽虽然很强大，但是要对付两个国家，总有点力不从心，百济和新罗的攻势，一开始也很顺利，得到了重要的汉江流域，有了汉江，从半岛开船，到中原的风险要小的多，能通商，就意味着白花花的银子，军饷有了。
在战争中，百济是个实诚人，也不知道提防盟友，不是联盟么，出死力，和高句丽也是拼了命的打，战争结束后，发现不对劲了，死的，全是自己人，新罗喊的很大声，其实就躲在后面，看热闹。
太不厚道了。
新罗不仅打的不厚道，战争结束后，还把百济赶出了汉江流域，战利品自个儿独吞了。
百济国王很生气，丢人丢大了，死了那么多人，打了胜仗，却什么也没得到。
不行，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为了报仇，也顾不得恩怨了，直接找高句丽谈判，毕竟原来是一家人，为了利益，都可以坐下来谈一谈，事后，两个政权，结盟了。
新罗的那点国力，打高句丽和百济联盟，肯定打不了，一直输，差不多底裤也要没了，新罗国王一咬牙，再次出海黑齿常之简介，找中原老大哥帮忙，这就有了，杨广的三次东征。
这是四个政权，不，应该是五个，中间还有日本倭寇的参与，他们之间的博弈游戏，你打我，我打你，谁也没有得到便宜，直到公元660年，显庆五年，唐高宗绕开高句丽，从水路，进攻百济。
领头的唐朝大将，叫苏定方，当时高句丽都被唐朝给整垮了，对付百济，显然要容易的多，战争只持续了半个月，国王和太子出逃，次子继任皇位，百济国投降，在投降的这批人里面，就有今天的主角，黑齿常之。
黑齿常之属于百济的高级将领，刺史一级的官吏。
征服了百济，苏定方就准备班师回去了，半岛气候和中原相比，相差太远，士兵们受不了，百济的治安，转交给了新罗。
没等苏定方启程，两边的矛盾，升级了。
新罗和百济，本来关系就不好，都是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天天打架，现在新罗占上风，肯定要嘚瑟一下，百济的士兵呢，都是热血汉子，受不得 *** ，没多久，叛乱爆发了。
黑齿常之等一批将领，带着兄弟们，躲进了任存山，依靠地形，和新罗打游击，等大唐军队全部撤走后，就转入反攻，一下夺取了二十多座城池。
公元663年，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因为唐朝大将刘仁轨，在海上，与百济和日本联军遭遇，唐朝在科技上，领先他们一头，虽然联军人多，还是被刘仁轨压着打，最后实在打不下去，投降了。
战争结束后，刘仁轨派人说降了黑齿常之，对他很客气，在进攻任存山上的城堡，任存城的时候，给了黑齿常之立功表现的机会，亲自攻进城堡，事后因功领赏，官拜左领军员外将军。
有了官职，黑齿常之算是正式成了唐朝的将领，期间还参加了武则天与李治，在泰山的封禅大典。
从泰山回来，百济回不去了，黑齿常之开始学习汉语，经过十几二十年的学习，官话说的溜了，仕途也走入了正规，同时关于黑齿常之的经典战例，也流传到了各个军营之中。
黑齿常之打仗，有三个特点：
第一，善待士兵；
这是每一个名将，不是必须，却是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参军的士兵，大部分都来自农村，年纪轻，思想淳朴，遇到上级，都很尊敬，但是如果将领对待士兵，以一个长辈的身份，关注下个人生活。
那这些士兵，就会为你拼命，听起来很简单，其实，士兵们也需要尊重。
第二，赏罚分明；
这似乎更简单，为自己手下请功，作为领导，得到的赏赐，肯定是最多的吧，其实也不绝对，长江后浪推前浪，新人要出头，往往都是踏着前辈的尸体。
史书上，还介绍黑齿常之不贪财，仗打完后的战利品，往往都是先交给士兵们，分一分，留下最大的那一份给自己，哈。
第三，喜欢打夜战；
黑齿常之对于情报特别看重，在打仗前，尽量收集更多的信息，这很平常，大部分领兵在外的将领，都这样干，谁会拿自己的命开玩笑。
但是关键时刻，老黑喜欢组织敢死队，自己解决战斗，特别是第一个晚上，部队刚刚驻扎，还没稳定，黑齿常之就带着几百上千号人，摸黑，去劫营，在草原上，这样的行动，难度高，却能收到好效果。
公元678年，唐朝对吐蕃展开反攻，国库比较充裕，打算进行一场规模较大的战争，刚好在西北边境，吐蕃跨过国境线，准备在大唐，抢点粮食，作为应对，唐高宗派遣了，没有作战经验的李敬玄。
李敬玄是当时的中书令，位高权重，平时对兵法也很有研究，打算趁着这个机会，表现一下。
除了李敬玄，还有左卫大将军刘审礼、益州长史李孝逸、福州都督拓王奉益，当然少不了的，还有黑齿常之，不过他的官，太小，出场人物，嘉宾介绍的时候，没有他的名字。
吐蕃呢，也是有备而来，领头的，叫葛尔钦陵，也是名将，战绩彪炳，不过历史崔感兴趣的，是葛尔钦陵的老爹，叫噶尔东赞，因为翻译的原因，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禄东赞。
曾经代表松赞干布，来大唐求过亲，作为回应，文成公主远走他乡，跟着松赞干布，过日子去了。
继续说战争，兵法嘴上说的，很顺溜，到了实际战场上，运用起来，毕竟要困难的多，李敬玄VS葛尔钦陵，战争从一开始，就倒向了吐蕃，李敬玄被围困在承凤岭，逃不出去。
刘审礼已经被抓了，其他哥几个，也没动静，结果只能是被抓被俘。
关键时刻，黑齿常之出场了。
老黑也是个将军，有自己的亲兵卫队，一天夜里，组织了五百人的敢死队，趁夜偷袭了吐蕃军营。
当时，葛尔钦陵以为胜券在握，轻敌了，刚好被黑齿常之抓住了机会，双方一场厮杀，最后在赤岭，位置大概在青海日月山附近，举行和谈，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而黑齿常之因功，被升为河源军副使。
李敬玄就倒霉了，中书令没了，去衡州当了刺史。
在河源，老黑成了常驻军，开辟耕地五千顷，设立烽火台七十多个，不仅自己解决了粮食问题，还把河源，建设成了堡垒，公元680年，681年，吐蕃军队多次入侵，都没有占到便宜。
除了吐蕃，黑齿常之也和突厥打交道。
公元686年，恢复元气的突厥人，又来了，这一次由突厥可汗亲自领队，名字叫阿史那骨笃禄，是颉利可汗的后代，在历史上，为了区别被吞并的东西突厥，骨笃禄建立的，被称为后突厥汗国。
骨笃禄可汗对这次进入中原，相当有信心，因为他有情报，有内幕，更重要的是，他还有一个好帮手，名字叫阿史德元珍，曾经在大唐的单于都护府，打过工，熟悉大唐的军事布置。
突厥军队，沿着边境线，一路抢劫，相当顺利，大唐的军队，只能跟在后面，没有一点办法，为了赶速度，黑齿常之只带了两百名亲兵。
在山西的北部地区黑齿常之简介，黑齿常之和突厥的补给部队，打了个照面。
为什么说是补给部队呢，突厥人擅长马战，带的军粮，都是干肉，不用烧，也不用煮。
但是根据史书记载，黑齿常之遇到的突厥部队，人数相对自己的两百人来说，很多，有三千多人，看到老黑之后，这帮突厥人，却放弃了自己的优势，不骑马，打算和他们阵地战。
这就有点奇怪了，难道是这支部队，是走在后面，收战利品的？
好像收战利品，又跟战马的关系，不大。
总之，这批三千人的突厥部队，都下马了，没有牙齿的老虎，有什么好怕的，黑齿常之想也没想，直接指挥军队，冲向这群突厥人，几个来回，突厥的阵型全乱了，没死的，只能骑着马，跑回去找主力。
估计，临走还落下了一句话：有种你别走，我找人去。
到了晚上，突厥主力真的来了，但是当看到大唐那边的阵势，他们又不敢打了，一阵犹豫，只能收拾收拾，把抢到的东西，打包，回去了。
怎么回事呢？
黑齿常之毕竟只有两百人，其他的主力部队，没来，于是他就叫人，用突厥丢下的战利品，在远处和左右两边，都放置了大量火把，突厥人到后，一看。
好家伙，这么大阵势，人数比我们的马还多，打不了，撤退吧。
这些战役，只是黑齿常之从军生涯的几个片段，但是老黑没有狄仁杰幸运，狄大人可以假装认罪，然后找皇帝说理，黑齿常之呢，和他的国家百济一样，除了打仗，私下里，都是实诚人。
公元689年，尚书左丞周兴，向武则天上了一本密奏，内容说黑齿常之谋反，随后武则天下令关入大牢，在十月初九，狱卒巡查时发现，老黑上吊自杀了，59岁。
-------------完---------------
1、日本与百济，谁也不是谁的属国；不存在百济支配日本的情形。
2、至于说日本天皇是百济人，不太准确，但天皇确实有百济王族的血统。
历史上，百济与倭国关系良好，许多百济王族和贵族成员与日本皇族通婚也是被广泛承认的，即使是明仁天皇也承认这个事实。据《续日本纪》记载，桓武天皇的母亲高野新笠是百济武宁王的嫡系子孙，而明仁天皇是桓武天皇的后代。
从这个意义上讲，说日本天皇是百济人后裔也是通的。说百济一直支配日本也是可以的。毕竟日本天皇的血管里流着百济王族的血。
A
百济，又称南扶余
在朝鲜半岛上，曾经有过如中国一样的三国时代，百济与高句丽、新罗一起被称为朝鲜历史上的三国时代。
公元前18年在汉江南岸（今韩国河南市），高句丽创始者朱蒙的第三个儿子温祚王建立百济。百济是海上强国，不仅同高句丽和新罗进行贸易，还跨海同中国的南朝及日本进行商业交往。 百济使用汉字，在中国史书中，百济这个名称首见于《三国志》。
百济建国后，与倭国(日本)统治者保持长久持续的亲善关系，百济也得到了日本的物资和军事援助。当时，大量的日本皇族和学者来到百济进行教育和文化交流，现在的日本奈良，就有由百济移民设计和建造的两个奇观：宝塔和木结构寺庙法隆寺。
许多百济王族和贵族成员与日本皇族通婚也是被广泛承认的，即使是明仁天皇也承认这个事实。据《续日本纪》记载，桓武天皇的母亲高野新笠是百济武宁王的嫡系子孙，而明仁天皇是桓武天皇的后代。
后来，百济在高句丽持续的军事威胁下南向撤退，公元475年，首都被高句丽攻破，被迫迁都后，百济与新罗签订军事合作条约，共同对抗高句丽。
百济灭亡
公元七世纪中叶，新罗在中南部的影响力增长，百济国力下降，公元660年，唐高宗派苏定方联合新罗，渡海发动了对百济的攻击，百济首都泗沘最终被攻陷。整个战争持续不到10天。
百济遗臣鬼室福信致书日本，拥戴故百济王送予日本作为人质的王子扶余丰回国为王，并要求日本派军支援百济复国，一度收复数个郡县。然而鬼室福信功高震主，被怀疑谋反，百济王将之处死。新罗得知消息后，663年与唐联合，在白江口之役破日本援军，百济彻底灭亡。
公元672年，新罗反唐，吞并百济故土。
百济王族禅广（善光）留日本，其孙子在日本继续传承百济王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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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本与百济，谁也不是谁的属国；不存在百济支配日本的情形。
2、至于说日本天皇是百济人，不太准确，但天皇确实有百济王族的血统。
历史上，百济与倭国关系良好，许多百济王族和贵族成员与日本皇族通婚也是被广泛承认的，即使是明仁天皇也承认这个事实。据《续日本纪》记载，桓武天皇的母亲高野新笠是百济武宁王的嫡系子孙，而明仁天皇是桓武天皇的后代。
从这个意义上讲，说日本天皇是百济人后裔也是通的。说百济一直支配日本也是可以的。毕竟日本天皇的血管里流着百济王族的血。
A
百济，又称南扶余
在朝鲜半岛上，曾经有过如中国一样的三国时代，百济与高句丽、新罗一起被称为朝鲜历史上的三国时代。
公元前18年在汉江南岸（今韩国河南市），高句丽创始者朱蒙的第三个儿子温祚王建立百济。百济是海上强国，不仅同高句丽和新罗进行贸易，还跨海同中国的南朝及日本进行商业交往。 百济使用汉字，在中国史书中，百济这个名称首见于《三国志》。
百济建国后，与倭国(日本)统治者保持长久持续的亲善关系，百济也得到了日本的物资和军事援助。当时，大量的日本皇族和学者来到百济进行教育和文化交流，现在的日本奈良，就有由百济移民设计和建造的两个奇观：宝塔和木结构寺庙法隆寺。
许多百济王族和贵族成员与日本皇族通婚也是被广泛承认的，即使是明仁天皇也承认这个事实。据《续日本纪》记载，桓武天皇的母亲高野新笠是百济武宁王的嫡系子孙，而明仁天皇是桓武天皇的后代。
后来，百济在高句丽持续的军事威胁下南向撤退，公元475年，首都被高句丽攻破，被迫迁都后，百济与新罗签订军事合作条约，共同对抗高句丽。
百济灭亡
公元七世纪中叶，新罗在中南部的影响力增长，百济国力下降，公元660年，唐高宗派苏定方联合新罗，渡海发动了对百济的攻击，百济首都泗沘最终被攻陷。整个战争持续不到10天。
百济遗臣鬼室福信致书日本，拥戴故百济王送予日本作为人质的王子扶余丰回国为王，并要求日本派军支援百济复国，一度收复数个郡县。然而鬼室福信功高震主，被怀疑谋反，百济王将之处死。新罗得知消息后，663年与唐联合，在白江口之役破日本援军，百济彻底灭亡。
公元672年，新罗反唐，吞并百济故土。
百济王族禅广（善光）留日本，其孙子在日本继续传承百济王统。
这个主要是看日本的历史——日本是怎么形成的而从历史上看，日本开始并不是很开放后期也只是和百济有着良好的关系而已，所以这种说法还是缺乏根据的
论文一般接收后两个月左右会见刊，从投到见刊大学6个月左右
论文发表的见刊时间，跟两个因素有关系，一个是审核的时间，一个是正常的这个刊物的发表的周期。先说审核的时间，一般来说，普刊的话，审核时间在1-2个月左右，学报就会在2个月左右，比较慢一些。如果是核心期刊的话，审核时间会在2-5个月，个别的小半年有都可能，有可能你修改了好几次，到最后一步了，结果被主编否掉了，前面白忙活了，核心就是比较难一些。然后发表的时间，就是从你的文章审核录用开始算起，普刊的话在6-12个月，核心的话在9-15个月。你没看错，现在发表论文的周期就是这么长，而且审核也比较严格。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去找一些论文发表机构，因为时间实在等不及啊。我之前就是投稿实在等不及，找淘淘论文网给我发表的一篇经济类普刊，加急2个月发表出来的，想加急1个月，加急不了。而且像我爱人的，教育类的文章，根本就没法加急，找淘淘论文最快也得5个月以后才能发表出来。核心期刊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大家还得提前准备，千万别平时不准备，到时突然想加点钱1个月就发表出来，杂志社是你家开的，想什么时候发表就什么时候发表出来，不存在的呀。
省级期刊：普通论文大概需要三到六个月的时间，要提前做好准备。国家级期刊：需要六个月左右，核心期刊难度会更高，六个月以上，甚至更长时间。不同类型的论文，发表时间也不一样，比如，医学类论文，难度会更高，时间也更长。如果自己选择期刊投稿的话，审核时间不稳定或无限延长，加上中间修改时间，成功发表的周期更长。
肯定算的是9月份发表的。严格意见上来讲，就没有发表时间这一说，都是出版时间，按《出版物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等，连续出版物是不允许提前出刊的，像这种9月的刊期，8月出版的，都是违法操作的，就是为了评职称提前拿到刊物而操作的。按相关规定，连续出版物一般为当月或次月出版，一般来说，月刊为每月15日出版，旬刊为每月5、15、25日出版，半月刊为每月10日、20日出版。8年专业发表经验，希望我可以帮到您
肯尼思·华尔兹，1924年6月生于美国密执安州安阿伯，1950年和195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分别获得政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校任教。曾担任美国对外政策委员会委员、美国政治学会会长等职，并荣获“詹姆斯·麦迪逊政治科学杰出学术贡献奖”。1994年退休，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系终身荣誉教授。其主要著作有《人、国家与战争》（1959），《对外政策和民主政治》（1967），《国际政治理论》（1979）。其中《国际政治理论》一书自出版以来便被誉为“当代经典”，迄今为止是国际关系学界影响最大、引用率最高的著作。信强，1975年北邯郸人．200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兼职律师，同时兼任复旦大学外事处副处长、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助理。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政治、台湾问题，国际关系理论等。系中国和平与发展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及上海东亚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曾于2001年至2002年间赴美国美利坚大学作访问研究，期间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实习工作近一年。专著《“半自主”国会与台湾问题：美国国会外交行为模式》被选入中央领导参考丛书目前已出版其他合著及译著共计7部，并曾在Doshisha American STudies、《美国研究》、《欧洲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等日本、中国大陆及中国台湾、香港地区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例如拿中日关系讲，理想主义：中日友好合作，发展睦邻友好关系，这样可以共同发展经济、共同搞科研、共同发展军事、增强亚洲综合实力。现实主义：中日矛盾重重，经济上虽然有合作、文化有交流，但是军事上、政治上存在着许多短期无法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
中日经贸关系的现状与问题中日经贸合作是中日两国利益的最大交汇点，是密切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经贸关系向着互惠互利的方向发展，总体上保持了良好态势.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全面发展。实践证明，努力实现中日经贸的互利合作、共同发展，是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的唯一正确选择。加强中日经贸合作，是两国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客观需要。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对外开放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要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必须保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积极推进同各国发展经济等方面的友好合作。日本是当今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拥有资金、技术等方面的优势，是我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国、第三大外资来源地和我国引进技术的主要来源地，在我国对外开放格局中居于重要的地位。中国巨大的市场和活跃的商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智力资源，又是日本经济发展所特别借重的。近年来日本对我国出口大幅上升，中国已成为日本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双边贸易总额继2002年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后，2004年达到了1600多亿美元。中日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拉动了两国经济的增长，促进了在科技、教育、旅游等各个领域的广泛合作。但是近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日本在历史等一系列问题上的错误言行，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因此，社会上有人提出“抵制日货”，这在感情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这样做是完全不妥的。在国际经济相互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下，盲目抵制日货，就会损害双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既不利于双方取长补短、优势互补，也不利于我们很好地实施“引进来”、“走出去”的对外开放战略，最终会损害我国的整体利益，影响我国的发展大局。我们应当立足于维护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从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战略高度出发，积极促进中日两国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加强中日经贸合作，有利于促进中日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互惠互利的经贸合作是发展两国政治关系的重要基础，而稳定健康的政治关系又是推进两国经贸合作的重要条件。在新的形势下，中日经贸合作优势互补的特点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更加突出；中日两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利益交汇点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加强中日经贸合作，对于发展长期稳定的中日友好合作关系，今天比过去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令人遗憾的是，日本在历史、台湾等问题上的一些做法违背了自己的承诺，背离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使当前中日关系陷入困难局面。如果这种不和谐的政治关系持续下去，必然有伤于两国经贸合作的发展。日本应当以严肃慎重的态度处理好影响中日关系顺利发展的矛盾和问题，将自己的承诺落实到实际行动上，为促进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营造必要的条件和良好的氛围。加强中日经贸合作，符合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合作的时代潮流。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步伐明显加快，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在经济领域的相互影响、相互依赖日益加深。中日经贸合作已逐步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达到了彼此利益交融密不可分的程度。21世纪的亚太地区又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地区，随着亚太各国经济快速发展，建立经济共同体的呼声日益高涨。中日两国作为世界和亚洲的两个重要国家，应当深刻认识加强两国经贸合作的重大意义，努力协调和解决相互间的矛盾和问题，为区域经济合作的实现，为世界经济的繁荣发展作出应有的努力。“风物长宜放眼量”。中日经贸关系的良好局面来之不易，值得倍加珍惜和精心维护。中日两国都应该登高望远，本着对历史、对人民、对未来高度负责的态度，从维护中日友好、维护亚洲的稳定和发展大局出发，采取切实措施，尽快扭转目前中日关系面临的困难局面，积极推进中日两国的经贸合作与交流，努力促进中日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地向前发展关于中日关系的现状：【2008年】1月5日至6日，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1月27日至28日，新一届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双方委员围绕落实福田首相访华成果、确保胡锦涛主席访日成功这一主题广泛深入交换了意见。2月19日，全国人大与日本参议院定期交流机制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吴邦国委员长会见来华出席会议的日参议院代表团，就中日关系等交换意见。2月20 日至24日，国务委员唐家璇应邀访问日本。期间，分别会见福田康夫首相、外相高村正彦、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参议院议长江田五月、前首相安倍晋三以及各政党党首等，出席日本各界人士招待会。结束东京日程后，国务委员唐家璇赴大阪和奈良参观访问。2月26日至3月1日，日本自卫队联合参谋长斋藤隆访华。3月15日,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中方开幕式在北京举行，胡锦涛主席出席开幕系列活动，与两国青少年进行了交流。3月31日，中日第八次防务部门安全磋商举行。4月15日至16日，日本执政两党干事长伊吹文明和北侧一雄访华，胡锦涛主席会见。4月17日至20日，杨洁篪外长访日，为胡主席访日做最后阶段的政治准备。5月6日至10日，胡锦涛主席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被称为“暖春之旅”。访问取得丰硕成果。双方发表《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是中日第四个政治文件。双方还发表了《中日两国政府关于加强交流与合作的联合新闻公报》，确定了当前落实联合声明的70项具体举措。双方就增进政治互信，促进人文交流，深化互利合作，共同致力于振兴亚洲及应对全球性挑战达成广泛共识。5月8日，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日方开幕式在东京举行，胡锦涛主席、福田首相出席。二、 经贸关系（一）中日贸易日本是中国主要贸易伙伴。截至2003年，日本连续11年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04年被欧盟、美国超过，退居第三。2007年中日贸易保持较快增长势头，进出口总额为2360.2亿美元，同比增长13.9%。其中我对日出口1020.7亿美元，同比增长11.4%；我自日进口1339.5亿美元，同比增长15.8%。中方逆差318.8亿美元。（二） 日本对华投资日本是我第二大外资来源地。2007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项目数为1914个，同比下降20.6%，实际到位金额35.9亿美元，同比下降20.8%。截至2007年底，日本对华投资累计项目数为39628个，实际到位金额617.2亿美元。（三） 日本对华资金合作1、日元贷款日本对华日元贷款始于1979年，双方商定2008年前结束对华日元贷款。2007年12月，两国外长签署日本对华最后一批日元贷款换文，至此，日本政府累计向中国政府承诺提供日元贷款约33164.86亿日元（约合33 0亿美元）。截至2007年9月，我实际利用日元贷款约25207.33亿日元，用于255个项目的建设。日本对华日元贷款占我国利用外国政府贷款的50%左右。2、无偿援助截至2007年底，中国共接受日本无偿援助累计1398.25亿日元，用于141个项目的建设，涉及环保、教育、扶贫、医疗等领域。2008年5月双方签署2008年援助协议，日方将于本年度内向中方提供5.77亿日元援助。3、“黑字还流”贷款1988年和1994年日本进出口银行两次向中方提供“黑字还流”贷款，共计1400亿日元。三、文化交流与合作新中国成立后，中日两国一直保持民间文化交流。主要形式有文艺演出、艺术和文物展览、学术和人员往来等。其中，1972年上海舞剧院访日演出等一系列重要文化交流活动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了积极贡献。1979年12月，两国签署《中日文化交流协定》，确定了发展两国文化、教育、学术、体育等方面交流的目标。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日文化交流与合作全面发展，呈现出官民并举和多渠道、多形式的新局面，其范围之广、规模之大、数量之多、活动之频繁、内容之丰富，在与中国有文化交流的国家当中处于领先地位。中日文化交流呈现以下特点： 一、共同文化渊源深厚，文物、书法、诗歌、水墨画、戏剧（京剧、歌舞伎）等传统东方文化的交流独树一帜。 二、民间交流占据主体。据统计，目前民间文化交流约占文化交流总量的95％以上。近年来，双方在商业展演、音乐影视、动漫游戏等新兴文化产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蓬勃发展。目前，日本已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文化贸易伙伴之一。近年来，中日两国举办了众多大型文化交流活动。1999年我在日本举办“99东瀛行”活动，日方在华举办“日中文化友好年”活动；200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之际，中日两国共同举办了“中日文化年”活动。2007年为“中日文化体育交流年”，全年共举办300多场活动，取得良好社会效果。2008年为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2008年5月，双方签署中日关于互设文化中心的协定。四、科技交流与合作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双方于1980年签署《中日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建立起政府间科技合作关系。此后，两国的科技交流与合作发展迅速，规模不断扩大，形成了多形式、多渠道、官民并举的局面。特别是在应用技术合作方面成绩显著，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科技进步起到了积极作用。现在中日政府间的科技合作主要包括：根据《中日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开展的合作，在政府科技合作协定框架下两国政府部门的对口合作（包括部门间签署的合作协议等），通过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渠道的技术合作以及《中日核能合作协定》等。此外，双方许多部门、地方、研究院所、大学都开展各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对促进两国科研人员的交流、开展合作研究等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近年来，伴随中国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双方节能环保领域技术合作发展迅速。2007年底福田康夫首相访华时双方签署了《中日两国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气候变化科学技术合作的联合声明》。五、军事交流与合作中日两国于1974年互设武官处，70年代末开始军事交流，关系发展良好。1989年后两国军事交流一度中断。1995年日本防卫厅参联会主席西元彻也访华，中日军方高层交往得以恢复。1998年实现国防部长互访。2000年实现两军总参谋长互访。2007年8月，国防部长曹刚川访日。11月，中国军舰在二战后首次访日。1997年至2008年，中日防务部门举行了8次安全磋商。中日双方还在防卫医学、院校和学术研究等领域开展交流。2008年5月胡锦涛主席访日时，双方同意加强防务交流，日防卫大臣将于年内访华。中日关系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现在中日关系总的来说还是冷的 ， 虽然近来两国高层交流不断，，但是在一些敏感问题上还是有很大分歧的 ，组最典型的 钓鱼岛 问题 ，另外还有台海问题，历史遗留问题等等。 在以后的发展中，中日还会有更多的问题，，日本是岛国，资源全部依赖进口，与实施运输 就是大问题，而日本运输船都是从台湾海峡通过 ，日本怕中国统一台湾以后会切断他们的海路，素以他们会百般阻挠， 所以预计 2020年中日还将一战。。。中日关系的历史，现状，及未来发展历史上中日之间从未同时强盛，所以两国谁强盛，另一个就是附庸或者被侵略，被压迫。现在两国同时强盛，必然出现对立与分歧，可能要互相僵持数十年以上。未来我想大家都会明白和则两利，战则皆亡的道理两国的关系可能像英国和法国，总的来说都属于同一个东亚联盟之中，然后在内部会在理性的规则中争夺联盟主导权，这一联盟应包括东亚，东南亚以及太平洋一些国家，这一联盟的首领之争中，统一后的朝鲜，印尼，越南以及澳大利亚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力。中日关系集中体现和浓缩了国家关系的复杂性，它既是邻国关系，又是大国关系；既是“东西”关系，又是“南北”关系；既有历史上和平与对立的双重关系，又有现实中依存和竞争的双重关系。中日关系正处于历史上的关键时期，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是两国人民，特别是两国政治家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从战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从战略角度看待和处理问题，主要就是从历史、全局、未来角度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一、要善于从历史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以史为镜，可知兴衰”。中日关系的现状很大程度上与中日关系的历史相关，“以史为鉴”就成为处理中日关系的基础和前提。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中国就把“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作为指导中日关系的基本原则。“以史为鉴”的“史”，即中日关系的历史，如何理解和看待中日关系史，并从中找到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将是两国人民必须完成的历史课题和现实任务。提到中日关系史，历史上的中日甲午战争和日本侵华战争就历历在目，它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刻骨铭心。难怪人们在中日关系上一提到“以史为鉴”，就会自然想到这一段历史，并把这一段历史上升到民族尊严和国家荣辱的战略高度。这样理解中日关系史并不算错，但不能算全面和正确。周恩来总理当年曾用十个字说明中日关系历史，即“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这是中日关系历史最全面最准确的说明和表达。中日关系，从历史的角度讲，友好是长期的，对立是短暂的；友好是历史主流，对立是历史主流中的“艰难和辛酸”的一页。只看见“五十年对立”而无视“两千年友好”，或只看见“两千年友好”而无视“五十年对立”都是不全面的，都会得出错误，甚至有害的结论。“两千年友好”使中日长期和平，并共同发展。中日两国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汉朝，唐朝是两国文化交流的高峰期，既有日本使者云集长安，又有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在漫长的交往过程中，中国的文化得以传播，日本的文化得以迅速发展。在一衣带水的地理关系上，慢慢地形成了具有许多相同因素的东方文化观念和社会结构。就是到了近代，两国也不约而同地开始了推动社会发展的“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充分说明了两国在社会自身发展周期和韵律上的“近似性”。“两千年友好”，使两国人民长期享受和平邦交环境，长期享受彼此文化营养，长期享受社会文明成果。就是中日甲午战争后，仍然有孙中山、鲁迅、郭沫若、周恩来等人为了革命及两国友谊的需要，来往于中日之间。“两千年友好”的历史证明，“和则两利”，和处才能共生，和谐就会共赢。“五十年对立”使中日关系破裂，社会停滞不前。日本“明治维新”后，在其迅速强大的国力支持下，忘记了两国两千年友好的历史传统，扩张野心膨胀，悍然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使中国人民蒙受耻辱。几十年后的侵华战争，在中国人民未愈的伤口上，日本军国主义又犯下滔天罪行。两场战争在半个世纪中发生，使两国人民祖祖辈辈辛辛苦苦创造的财富瞬间破坏殆尽，使两国“两千年友好”的历史传统突然断裂，使两国人民失去了和平稳定，饱受着战争的煎熬和战争创伤的折磨。两场战争使中国社会倒退、国家分裂，使日本的繁荣瞬间变成废墟，国家主权受到限制。“五十年对立”的历史证明，“斗则两伤”，对立必然同输，战争一定同败。如果说“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的中日关系历史，仅仅证明了“和则两利，斗则两伤”的文明智慧显然是不全面的。“两千年友好”的关键是什么，“五十年对立”的关键是什么，今人必须认真总结。“两千年友好”的关键在中国。在“两千年友好”历史中，中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中国并没有利用领先地位向日本扩张，更没有发动战争，而是信守睦邻友好的民族传统，结果于己于人都有利。“五十年对立”的关键在日本，在“五十年对立”历史前后，日本发展快于和强于中国，日本在发展领先后有恃无恐，野心膨胀，向外扩张，结果于己于人都有害。如何看待和对待自己的领先地位，如何看待和对待自己的大国地位，正确的做法是：领先而不称霸，强盛而不扩张；领先不忘睦邻，强盛更要友邦。二、要善于从大局的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中日关系正处于关键的敏感时期，处理不当，就会对大局造成不利影响。从大局出发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最为重要。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指出，要把国家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作为判断国际事务和国家关系的根本标准。何为大局？国家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是大局。和平和发展就是我们的国家利益，就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是中日关系中的共同利益。顾全大局，维护国家利益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成员的神圣使命。和平和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也是当今世界的大局。在饱受20世纪前半期的战争蹂躏和中期的冷战恐吓后的21世纪，人类最需要的就是和平与发展。和平与发展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在此大背景下，中日关系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大局。中日关系既是重要的双边关系，又是重要的国际关系，既影响着双方，又影响着世界，必须慎重处理。进入21世纪后，中日两国都进入重要的历史时期。日本经过二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经济上已经成为世界强国，由于二战原因，日本的政治军事国际地位受到限制，现在正积极推动从经济强国向政治经济强国的转变；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正在实现从传统的政治大国向经济政治大国的转变。中日两个国家都处于向更高的国际地位、更重要的国际角色转变过程中，两国的经济总和对世界经济影响很大。中日两国都处于亚洲，又是近邻，又有历史遗留问题，必然产生各种各样的摩擦。如果对两国摩擦不能正确对待和处理，势必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成为世界和平发展大局中的消极因素。中日两国应从世界和平发展大局出发，正确对待和处理两国在向重要的国际角色、国际地位转变过程中产生的摩擦。为了使中日关系处理中具有大局意识，至少有两点需要重点加以解决：一是正确认识世界大国应当承担和履行的国际责任。中日都是世界性大国，主观和客观上都在向综合性世界强国迈进，但在成为世界强国之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这个心理准备就是对世界和平发展大局有深刻认识，对历史问题有深刻反思，愿意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贡献。对日本来讲，首先就是对历史上给世界和平发展造成的破坏进行真正反省，对其侵略行径对亚洲各国造成的伤害进行忏悔和道歉，并用其和平发展道路及对世界，特别是对周边国家的睦邻富邻实践，取得相关国家和人民的信任，真正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世界和平发展的推动者和建设者。对中国来讲，首先要以世界和中日大局为重，正确认识和处理中日关系中的摩擦，不以暂时的关系紧张而牺牲未来，不以局部的不和谐影响两国的全面关系。多作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努力，不作激化矛盾扩大紧张的举动，是中日两国必须履行的国际义务，也是大国形象的基本要求。二是中日两个世界大国在各自向世界强国转变过程中，必须做到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支持。中日同属亚洲，又都处于东北亚，在各自向世界强国转变中不可能没有竞争关系，不可能不产生摩擦，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和处理这种竞争关系及摩擦。从世界格局演变的历史看，区域发展和区域一体化，既有以美国为单一核心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也有以法德为双核心的欧洲国家联盟，还有多核心的东南亚国家联盟。中日两国在亚洲，特别是在东北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未来的亚洲一体化，特别是东北亚一体化过程中，中日应当成为双发动机，共同推动包括东北亚在内的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中国在21世纪的大局及国家利益很清楚，那就是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保持国家稳定，促进社会发展。和平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和平的周边环境，是当前中国的重要国家利益，这是因为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是保持国内稳定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和前提。没有和平的环境，什么都谈不上。中日关系是周边环境和周边关系的重要因素。保持国内稳定是当代中国的根本利益，社会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又是人民和谐生活的保证，更是社会文明的重要体现。周边关系摩擦会影响国内稳定，国内人们情绪不稳更会威胁稳定。促进社会发展是当今中国的核心利益。“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位于世界后列。日本是一个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位于世界前列，发展对于中国的重要性远远比对日本更重要。发展问题解决不好，中国就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国，日本与美国、欧盟一起成为中国的前三大贸易国，经济利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存在着巨大的共同利益。中日关系直接关系到维护和平国际环境、保持国内稳定、促进社会发展的国家大局和国家利益。在此大局面前，人人必须清醒，处处必须理性，一切爱国情感和行为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大局和国家利益。有利于大局和国家利益的感情和行为，就是爱国，否则就会走向爱国的反面。三、要善于从未来的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其中“以史为鉴”是前提，是基础，“面向未来”是目的，是根本。中日作为亚洲乃至世界上的两个大国，应该对亚洲的未来和世界的未来作出贡献。必须以未来目标和未来要求引导过程行为、制约过程行为。对于中国来讲，从未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就显得极端重要。未来的世界应当是和平发展的世界，未来的国际秩序应当是公正合理的新秩序。中国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应当为建立国际新秩序作出努力、作出贡献。用理性和和平方式解决国际关系和国家争端，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重要实践。亚洲，特别是东亚的持续发展，必将在未来国际秩序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重要的作用。中国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努力理应从亚洲开始，东北亚新秩序的建立定将首当其冲。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在处理东北亚国家关系和新秩序建立中接受着考验。不以现在代表未来，不以当前牺牲长远，不以情感代替理智，不以对抗牺牲合作，就是我们应当具备的正确态度。社会各界，特别是青年学生，应当理解、支持国家和政府在建立国际新秩序、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方面所作的任何努力，决不能因为一时冲动作出的过激行为使我国建立国际新秩序和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努力遭受挫折，甚至成为他国误解和攻击的理由。一体化是亚洲，也是东北亚未来的基本走向，东亚各国在这个问题上存有共识，并且在作着各种努力和实践。中国是其中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亚洲一体化，东北亚一体化符合中国、符合地区各国的根本利益。中国和日本是亚洲有重要影响的大国，是东北亚的核心国家，两国关系直接关系到亚洲未来一体化，东北亚未来一体化的建设。中国和日本都是“10+3”的成员，都是未来这一地区自由贸易区主体国家，都是自由贸易区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中日关系如何，直接影响到这一地区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和一体化的进程。从亚洲未来和东北亚的未来着眼，中国和日本应当彻底解决历史问题，放下包袱，共同融入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在一体化进程中发展，在一体化进程中强大。区域一体化对中国更为重要，它既可以保证中国和平的周边环境，又可以改变世界不合理的经济政治格局；既可以促进中国的发展，又有利于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树立，更有利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基于此，我国应当妥善看待和处理当前的中日关系，善于用大智慧看待问题，善于用大勇气处理问题。大智大勇的核心就是以地区和平稳定、地区一体化的未来大势巧妙解决中日摩擦和化解各种消极因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些都是未来中国的核心利益。这些未来核心利益的实现，都依赖于从现在起“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任何松懈、怠慢或者被其他因素干扰，都将严重影响或阻碍未来中国核心利益的实现。邓小平曾明确指出，除非发生了大规模的外来入侵，否则我们都应当牢牢抓住发展生产力不放。现在，实现未来中国的核心利益，恰遇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抓住机遇，促进发展就是我们的当务之急。邓小平讲，我们曾经丧失过大的机遇，现在再也不能失去机遇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世界出现了有利于发展的重要机遇期，我们没有抓住，日本则抓住了，当我们“噩梦”醒来的时候，我国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而日本则在战争废墟之上，发展成了世界经济强国。21世纪初，世界又出现了有利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对于中国来讲，真是千载难逢，只能抓住，不能放弃，也不能受干扰。当前中国正处于实现未来民族核心利益的关键时期，任何局部的暂时的不和谐因素都要关注和重视，决不能使不和谐因素影响到未来中国核心的实现。“小不忍则乱大谋”。中日关系虽然复杂，虽然责任在于日方，但处理不好，对中国影响更大。我们要善于从未来中国的核心利益出发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从暂时看，问题很大、麻烦很多，但从未来中国核心利益看，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中日关系必须妥善处理，从战略高度，即从历史、大局和未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当是理性选择和最佳方式。
仅供参考 希望对你有帮助19世纪中叶，中国和日本都是落后的封建国家，同样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殖民侵略的威胁。为摆脱屈辱的地位和实现富国强兵，日本于1868年推行了明治维新，中国则在1898年实行了戊戍变法。明治维新取得了成功，把日本带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门槛，成了亚洲的强国，并欲与欧美列强争一高下。而戊戍变法却在短短的103天里夭折了，中国社会性质没有发生根本转变，并最终沦为了半殖民地国家。为什么这两个在时间、文化背景、社会状况和变革目标相近的改革，会有不同的结果呢？现试就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一、实行改革的内部条件不同。 首先看到，19世纪中叶，在中日两国封建社会的内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中国的先进地区——江南和东南沿海一带同日本比较发达的畿内地区相比，其经济的发展是处于较高水平的。然而，对于一个幅员广阔的中国来说，这些发展无论在水平上还是在地域上，都是极其有限的。在广大的内陆地区，自然经济只受到较小的冲击，甚至有些地方原封不动。加上统治阶级禁止大规模商品经济的发展，抑制工商，从而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在整体水平较高的情况下，日本向近代社会转变是相对较易的。 其次看看国内革命形势方面。19世纪中叶，日本仍处于诸藩割据的局面。国门被打开后，维新志士为推翻腐朽的幕府统治，提出“尊王攘夷”的政治口号，这符合日本民族渴望由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央集权来结束割据分裂局面的社会心理要求，符合在列强侵略的刺激下日益高涨起来的爱国广义和民族主义情绪，符合千百年来形成的奉王政为正宗的传统道德舆论，有极大的号召力和鼓动力。而中国自太平天国失败以来，革命形势已转入低潮。戊戍变法前，中国从未出现过日本维新前夕的动荡局面，广大群众没有革命的要求和行动。孙中山说：从乙末到庚子，“实为革命进行最艰难困苦之时代”。那期间，不仅戊戍变法是昙花一现，就连广州起义也遭失败，且不得国人同情。证明维新思潮还未深入人心，全国规模的运动条件仍未成熟。 再来看看文化传统及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方面。中日两国也有很大的差异。郭沫若在分析中日两国的近代改革一败一成的原因时认为，两国在固有文化的负担上的差异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他指出：“中国固有文化的负担太重了，资本主义以前的文化，年代太久，至少有3000年，所以对过去的文化怀着一种憧憬，对新的文化发生抵触，往往视欧美为夷狄之邦。资本主义以前的中国文化诚然是光辉的，但就因为太有光辉，在变革时期便不免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日本虽有它的固有文化，有中国传来的文化，但细的说来，日本的负担没有中国那样重，所以便走得快。”特别是由于日本在历史上曾有过大规模吸收中国文化，以促进本国文化发展的经验，日本人把移植外来文化视为当然的事情，只要能够适应形势，任何需要的东西都可以从海外引进，既无顾虑也不以为耻。因此，当日本在19世纪中期开始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威胁时，能够以这些国家为榜样，顺利地实现了本国的社会变革，走上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二、改革的社会基础不同。由于中日两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都不高，民族资产阶级弱小，所以两国维新运动的基础，均主要是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分化出来的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改革力量。19世纪30年代起，一些经济实力较强，政治影响较大的西南强藩，就已开始在“幕藩体制”下成功地进行了“藩政改革‘。他们顺应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引进西方先进生产和军事技术，积极扩大对外贸易，促进了藩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生长。日本维新志士，是藩政改革核心力量。由于日本实行门阀制，被压迫阶级以及统治阶级的下层向上流动的渠道被堵塞了，他们无法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各藩大名又时刻伺机推翻将军幕府，有的恃着经济力量雄厚，公开与幕府对抗。特别是”天保改革“中幕府改革的失败和藩政改革的成功，更使各大名纷纷效法西南四藩，倒幕维新成为大势所趋。这就为维新志士进行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便他们有所凭借，并且在地方上得到富农、豪商的支持，训练军队，建立倒幕基础。而大批下层武士，由于幕府末期财政状况恶化，上司经常克扣傣禄，生活无着，不少人沦为浪人，他们就更成为倒幕运动的骨干力量了。 在中国，土地自由买卖，只要有财富便可挤身于地主阶级之列；科举制度为中小地主乃至出身寒微的平民知识分子开辟了升官的道路。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和官僚、士人等都把维护封建制度视为他们的共同的根本利益。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具有一种特殊的凝聚力，很难分化出与中央相对抗的革新势力。在中央慈禧大权独揽，在地方上，各实力派在关键时刻无一例外效忠朝廷。维新派没有强大的地方政权和豪商富农作后盾，更无可能和机会有据点去独立地创建训练军队，势力薄弱，焉能不败？ 三、双方领导维新的人物能力不同。明治维新领导人大多参预了藩政改革，于50、60年代比较巩固地掌握了藩内实权，他们受过比较长期的锻炼，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戊戍维新的领导人，却缺乏政治实践锻炼。他们成长于书斋，维新前都未从事过际的社会管理工作。日本维新派精明强干，长于韬略，是一批出色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们目标坚定，百折不挠，富于大无畏牺牲精神。中国维新派疏于政务，黯于世事，对中国国情、政治斗争残酷性、封建顽固势力反动性、顽固性的认识都不深刻。思想准备上的不充分导致了行动上软弱、妥协，一旦遇到阻力，即惊慌失措，步步退让。政变后，惟有“大众痛哭不成声“‘一筹莫展。他们的个人遭遇，也相对少坎坷，斗争勇气和决心较之日本维新派差距甚大。除谭嗣同、唐才常少数人敢与封建势力一决雌雄外，康有为哭天抹泪急着跳海，梁启超仓皇出逃，严复、黄遵宪一时噤若寒蝉，无一人挺身而出收拾残局。 明治维新中，维新派注意灵活运用政策，集中矛头对准幕府，团结争取社会上各种势力，以减轻维新阻力。在中国，维新运动初期，洋务派包括李鸿章在内，无不争相趋附。但维新派痛恨李鸿章签订不平等条约，对实力最强的李鸿章一系力加排斥，致使李鸿章改投顽固派，成为变法阻力。帝党是个人数不多的小集团，除光绪外，成员中权力较大的只有光绪师傅，军机大臣翁同龢。在处理翁同龢问题上，维新派不但不努力挫败后党阴谋，反而利用光绪思想日渐激进，同翁产生了一定程度矛盾促成了翁的被革职。其实，在维新派同顽固派的斗争中，翁、李和王朝内部的洋务派分子、其它非后党的官僚分子，是可以起到缓冲矛盾，甚而牵制削弱顽固派作用的。可是维新派没有看到这一点，至于同民众运动的联系就更谈不上了。这暴露了戊戍人物缺乏雄才大略。李鸿章视他们为“书院经生、市井讼生之流，不足畏也”。就连同情他们的费行简，也批评谭嗣同“博辩喜事，滥交寡识，初非任事才”，林旭之辈“皆温雅词章这士，更鲜老谋”。另外，日本维新领导人一旦上台，便控制实权；中国维新派尽管曾得过几个军机章京的头衔，但从未真正夺到过政权。 此外明治天皇与光绪帝个人条件也不同。尽管都是无权皇帝，但明治天皇在维新派权臣辅弼下，励精图治，很好地发挥了他的统治才能。光绪虽有抱负，但长居深宫，终其一生都跳不出那拉氏股掌，是个不折不扣的傀儡，动摇不了慈禧的实权。兼以性格软弱，“每日章疏，上阅后皆封送园中”，百日维新间，光绪帝曾去西太后处“请安驻跸“12次。下诏变法后，新任命二品以上官员须去西太后前”谢恩“。 三、变法受到的阻力不同。由于日本实行禁止土地买卖的领主制，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很容易解体，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的幕藩领主阶级的统治也会随之而发生动摇。更因为日本民族看到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所受到的屈辱，决心要摆脱国门打开后面临的民族危机。所以，明治维新时，主要阻力来自于幕府。而幕府由于广大人民反对以及各藩的离心，已摇摇欲坠。在中国，如前在社会基础一点中论述到的，中国的封建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较强的调节能力，有一种特殊的稳定性，它虽已十分腐朽，但依然能继续维持其反动统治。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产生强大的阻力，封建顽固势力上有清朝政府的各级官僚，下有大量的地主、绅士、僧尼、道士和满洲旗民，还有众多的八股士人，力量十分强大。诚如梁启超所说：“盈朝都是守旧之人”，“改革党人乃个人成分奋螳臂而与这争，犹如孤身入重围之中，四面楚歌，所遇皆敌，而欲其无败可得乎？” 四、中日两国所处的国际地位不同。由于当时中日两国的战略地位和战略价值不同，中国所遭到的殖民侵略的压力要比日本大得多。从事日本近代史研究的加拿大著名学者诺曼认为，日本这所以能免于沦为半殖民地的命运，是由于“英法在日本的阴谋所造成的僵持局面——但最重要的是英国的倾注全力于中国——给了日本一个极其必要的喘息机会，使它得以摆脱封建制度的束缚……同中国市场的吸引力和利润相比，日本无论是作为外国制造品的市场或是作为西方工业的原料供应地，其贡献是微不足道的”。中国人民反封建反殖民主义的革命斗争，也在相当程度上直接牵制了欧美列强对日本的侵略行动，从而在客观上支援了日本的倒幕维新运动。这些斗争也迫使西方殖民者汲取了某些政治上的教训，从而使他们对日本的人民起义和反幕势力采取了较为慎重的态度，在日本的倒幕运动深入发展的过程中，没有敢于公开地进行武装干涉，从而使日本的社会变革能够较为顺利地实现。维新成功后，日本逐渐强大起来，英美则虑及自己不利的地理条件，宁可转而采取扶植日本，牵制沙俄的对策，使日本成为他们在远东的看家犬。 在中国，列强尤其是英国，希望中国能有一定的变革。不过，英国其实只需要一个高效能的，可以控制局面的奴才政府，而决不容许中国真正独立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英国公使窦纳乐在致英外交大臣信札附件中，就提到“尤堪注意的”是康有为“对中国与列强关系的磋商的情形知道的很少，似乎他只集中精力于内下改革问题，不大注意，甚至毫不注意外交关系”，这说明列强对维新派的支持之所以有限度的原因，只要变革超过他们规定的限度，他们就宁可抛弃维新派，还去要那腐败然而已经驯服了的那拉氏政权。列强中控制中国最深的英国，一直密切注视着戊戍维新的进程和动态。他们早就看出：“康有为是一位富于幻想而无甚魄力的人，很不适宜作一个动乱时代的倡导者”，变革很难“深刻地感动中国的官僚们”，因而前景黯淡，“不可能”实现预定目的和计划；而政变后，“帝党的维新人物中似乎没有一个具有魄力的人来继续支持变法运动，南昌光绪自己则是驯顺地屈服于暴风雨之中”。所以，英国政府虽认为慈禧当政“局势严重”，但基本默认了。 甲午战后，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迅速加深，列强在华势力和对华政治经济军事的控制力，都与当年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不能相提并论。列强在华结为不同的国际侵略集团，矛盾错综复杂，也是中国维新派碰到的大难题，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国际关系相对比较简单。变法后，列强相继调整了彼此关系，统一对华步骤，中国维新派所遇到的国际阻力增大了。更根本地说，中国维新运动处于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世界性关键时刻，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的角逐（包括后起的日本）、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趋势都注定了戊戍维新的失败。 五、两国变法推进的方法不同。日本维新领导人在变法实施步骤上稳打稳扎，十分谨慎。新政府成立，施政方针只有再三斟酌后确定的五条誓约，并无倾盆大雨，但却切切实实地初步改造了政体。然后逐步实行废藩置县，取消身份证，废除士族华族特权。改革地税，发展实业和近代教育，在稳步而又坚决地把大权归揽在维新派手中前提下，最终实现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全面开化。对封建贵族采取赎买政策，用公债偿付形式迫使他们转变为用公债投资于新式企业的资产阶级，大大减少了他们反抗的激烈程度，保证了实施改革所必须的政治安定局面。 中国的维新派由于对国情了解不够，对变法深刻性、广泛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盲目全套照搬明治维新的方案，使整个变法过程明显地操之过急。 首先，他们只是简单地用诏令交旧有官僚机构去招待办理推行新政，但所派之人大多为顽固派。在各地督抚中，大多数官员不是彼此观望，借故斤就是反对。许多诏令徒有具文，未能确切实施，没有产生社会力量。这一方面是由于“督抚皆西后所用，皇上无用舍之权”，另一方面又说明变法无强有力措施和准备。其次，在有些总是上处理过于简单，没有充分考虑可能出现的后果并采取相应措施予以预防。废八股断绝了醉心科举士大夫进仕之途，招致反对而无措施。八月三十一日下诏裁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等旧衙，未能妥善安置好裁汰出路，急于求成。“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感”。其他裁绿营、准令旗人自谋生计等无不招致守旧势力敌视。再次，变法速度过快，涉及面过大。短短103天中，接连颁布了涉及到政治、财政、军事、文教、社会等方面除旧布新上谕100多条，片面追求数量，一哄而起，满足于颁布，没有对新政实施作出可*安排，采取积极措施，没有发布一项，实施一项、巩固一项，不能循序渐进，明显地操之过急。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成功而中国戊戍变法之失败的缘由来了。在表面上很相近的历史条件中，日本先发动全国人民，自下而上地进行革命，然后再自上而下地实行改革，成为东方向西方学习的成功典范。而中国的维新派由于阶级局限性，不敢发动人民群众，没有经过革命的洗礼，依托旧政权进行改良主义的改革，在中国当时具体的社会环境下是不可能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