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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数学的应用价值越来越得到众人的重视。我整理的数学科技论文，希望你能从中得到感悟! 数学科技论文篇一 数学教学中学生科技创新精神的培养 摘要： 创新精神是创造力发展的灵魂和动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是开发学生创造力最主要和最有效的措施。因此，在进行数学概念的创造性教学时，教师要特别注意对学生创新精神的培养。 关键词： 培养 创新 数学教学 能力 青少年作为跨世纪的一代，肩负的历史重任更艰巨。世界现代科技革命浪潮汹涌卷来，时代给中国人民以挑战，历史给中国人民以机遇。作为培养未来建设者的教师如何面对历史的挑战?如何培养青少年的数学科技创新能力，开展发明创造活动?这是每一位教师应该思考的主要问题。 我们培养青少年的数学科技创新能力，开展发明创造活动，其目的不在于制作出几件科技作品，不在于在各项比赛中获得名次，而在于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和科学素质。创新精神和科学素质是现代科学技术高速度和综合化发展对未来建设者的要求，是现代化社会对现代人的基本要求，它是从小养成的、不断发展的。那么数学教学中应如何培养学生的科学创新能力呢? 一、培养学生的科学创新精神 创新精神是创造力发展的灵魂和动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是开发学生创造力最主要和最有效的措施。一个人的创造力能被开发到什么程度，能否为社会做出创造性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是否具备创新精神。如果一个人不想去创造，即使他的智力水平再高，创造力再高，一切也都等于零;而如果他具有愿意为科学和人类进步献身的高尚品德，那就会给他的创造力发展提供巨大的精神动力，他就可能会为社会做出创造性的贡献。因此，在进行数学概念的创造性教学时，要特别注意对学生创新精神的培养。例如可以通过多媒体手段进行教学，使学生对要学的新概念、新知识感兴趣，以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好奇心;通过有效的激励手段，鼓励学生大胆质疑问难，大胆进行联想和猜测，以培养学生的挑战性和冒险性;通过思想教育，使学生树立为社会进步做出贡献的远 大理想，培养学生爱祖国、爱人民的优良品质等。 二、创造思维的新视角 创新需要思维，创新也需要会学习的能力，要借它山之石，为我所用。首先有一个学习的问题。在信息化时代里，知识创新的速度不断加快，知识更新的周期不断缩短，人们对知识的占有将由静态变为动态。也就是说，人们的学习不会因学校学习的结束而结束。然而面对浩如烟海的知识，每个人不仅要有学习新知的能力，而且要有鉴别新知的能力和技巧。所以变革传统的被动接受、死记硬背、机械操练的学习方式，倡导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思考的学习方式，培养学生学会学习是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教师要发挥知识的智力因素，做到发散思维与收敛思维的辩证统一，发展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数学的创造往往开始于不严格的发散思维，而继之以严格的逻辑分析思维，即收敛思维。发散思维虽然能够提供有价值的重要设想，但其成果必须严格验证。发散思维富于创造性，能够提供大量新思路、新方法。但是，单靠发散思维还不能完成创造性思维活动。因此，发散思维和收敛思维要相辅相成、辩证统一，偏视任何一面都是不可取的。 运用“普遍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处理课本的例题、习题，发挥知识的智力因素，深入挖掘创新素材和其潜在功能。在保持已知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探索能否得出更深刻、更广泛的结论，或改变命题条件、结论的若干元素，组成新型的更一般的命题，并探究其正确性，不落俗套，培养学生思维的广阔性。另一方面，要注重知识的纵向延伸，使学生的思维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不断递进，培养学生思维的深刻性。 杨振宁博士在总结科学家成功之道时说：“成功的秘诀在于兴趣。”可见，兴趣是创造思维活动成功的先导。“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一个人的创造性成果，无一不是在对所研究的问题产生浓厚兴趣的情况下所取得的。兴趣是人们心理活动共有的特征。一个人要在学业上有所发展、有所创造，首先必须对学业满腔的热忱和极大的兴趣，肯用全副精神去做。学生的学习动机和求知欲、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是帮助学生形成与发展创造性思维能力的重要条件，但它们不会自动涌现。这需要教师从创设认知“冲突”中去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所以，教师要采用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创设情景，着力营造一种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从而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用妙趣横生的数学问题吸引学生去思考、去探索、去创新。 灵活多变的教学是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崭新途径。只要教师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和智慧，创造思维的新视角，以新颖的方式去诱导、激发学生的兴趣，就一定能使学生向往科学，追求真理。学生的创造意识也会随着培养起来。 课堂教学是一个启发、培养学生创造意识的重要场所，教师不能满足于具体的学科知识，还要揭示知识背后所凝结的历史、观念、方法、精神等，特别是其中的人文内容和创造精神，以及科学史上创新过程的介绍，使得课堂教学成为“多维营养”的源泉，以指导学生克服多年的“应试教育”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极快地完成从知识的继承者到知识的创造者的转变。 三、激励学生大胆探索，培养创新思维能力 教育家第斯多惠曾说：“教学的艺术不仅仅在于传授本领，而在于激励、呼唤、鼓励。”青少年的天性是好奇和求异，凡事喜欢问个究竟和另辟蹊径。对此，教师绝不能压抑而应引导和鼓励，水到渠成。 教育激励常常有如下的几种方式：1.榜样激励，要以学生中创新的事例为榜样，常言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2.前景激励，青少年学生向往美好的理想，积极进取，大胆创新，开拓前进的道路。3.参与激励，实践出真知，训练出才干，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4.表现激励，勇于表现自我是青少年的特点，要让学生充分的展示自己的特长，对培养和发展学生的爱好与技能产生了无形的推动力。5.竞争激励，有竞争才有发展，同学间你追我赶，争先恐后，发挥了主体作用，有效地推动了数学创新活动的开展。6.成功激励，成功给人带来光荣、幸福等美好的感受，更能鼓励成功者不断进取，发展了学生的创造性。7.表扬激励，及时、充分地肯定学生的闪光点，热情地表扬学生的聪明智慧，是激励学生大胆创新的良好方法。 陶行知先生说：“发明千千万万，起点是一问。”一池死水，风平浪静，投去一石，碧波涟漪，可谓一石击起千层浪。教师教学要温故知新，巧妙设疑，指导学生的创造思维活动，还要善于设疑，去撞击学生思维的火花，进而激发学生创造思维的波澜。 教师要提倡和鼓励学生“标新立异”、“无中生有”、“异想天开”和“纵横驰骋”，从而培养学生勇于探索、敢于创造的独创精神。想象力是引导学生创造性思维的源泉，人类思维中无与伦比的想象力是使科学不断进入未知领域的原始动力。而观察力是激发学生创造思维活动的关键。教师要指导和鼓励学生伸展智慧的触角去观察和探索，去想象和创新，做开拓创新的优秀人才。 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大胆探索，让学习知识的过程中体验发现与创造。指导学生运用已有的知识、学习经验、学习方法去探索与发现，从而获得新知。对学生来说，作业是学生认识上一个再创造的过程。 从对知识初步理解到融会贯通是一个漫长的心理历程。学生独立探索、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学生发挥聪明智慧，把各种知识构建成思路通道的建筑工程，也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教育过程。 例如，指导学生在作业中要大胆地探索，通过作图、列式、运算得到正确的结果。作业中多种思路(方法)解题特别能反映学生思维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作业评讲中要创设民主型、探索性的课堂气氛，因势利导，反映学生多种思路(方法)解题的创造性，注重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热情表彰、鼓励学生的新作，最好由教师板书学生作业的全过程，分析学生的思路，指出其新颖之处和思维闪光点，激励全班学生积极进取，发展创新思维。结合教学内容指导学生研究性学习，发挥知识的智力因素，大胆探索解题思路，勇敢地提出新解法。 课堂教学是师生情感交往的场所，教师要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讨论、质疑、发表各种见解，形成师生间的能动交流。教师在教学中，要力求打破常规，引导学生从多方位去思考问题，对疑难问题能提出较多的思路和见解，培养学生一题多解、一题多思、一题多变、举一反三的创新思维。创造性思维的实质就是思维活动中选择、突破和重新建构这三者的有机统一。选择是解开人类思维创造之谜的第一把钥匙。创造性思维中的突破不是为了使现存的体系的得到改良，而是为了使新的思想大厦拔地而起。 想象力是引导学生创造性思维的源泉，人类思维中无与伦比的想象力是使科学不断进入未知领域的原始动力。观察力是激发学生创造思维活动的关键，教师要指导和鼓励学生伸展智慧的触角去观察和探索，去想象和创新，做开拓创新的优秀人才。 参考文献： [1]崔录等.现代教育思想精粹.光明日报出版社. [2]布鲁纳.教育过程.上海人民出版社. [3]吴兴长.数学教学中非智力因素的培养. [4]北京教育行政学院.教育心理学讲座，2000，1. 数学科技论文篇二 再谈现代科技对小学数学教学的有力支撑 摘 要： 在以学习能力为核心因素的新课程理念下，我们必须科学、合理而又充分地借助以网络资源为主的现代信息技术，才能更快更好地实施和实现素质化教学，这既是科技教育时代的潮流和象征，又是发展未来教育事业的必然要求。理论和实践同时表明，现代教育技术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功能，不仅能够有效扩充课堂教学的信息化容量，增强教师控制教学信息的灵活性，而且能够体现教学活动中的主导作用和主体作用，及时有效地实现课堂教学的反馈与纠偏改错，还能有效地发展和强化素质教学活动的个性化特征。本文作者结合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实践与体会，试对此作简要的阐述。 关键词： 小学数学教学 现代教育技术 有效支撑 自从现代信息技术进入校园并逐步登堂入室以来，各类教学活动越发呈现出令人欣喜的活力和魅力，在转化教育观念、改革课程教学、更新教学方式、培养学习能力、激发创新意识和促进教学相长等方面，不仅提供了有效支撑，而且实现了新的增长点，从而表现出作用巨大、影响深远的特征。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笔者尝试将传统教学媒体与现代教学媒体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各自的教学功能和优势，在相互补充、互为促进和相辅相成之中达到综合性效果，不仅有效地促进了课堂教学结构的优化，而且实现了课程教学效果的最优化。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试简要阐述之。 一、合理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可以扩大信息容量，便于教师灵活控制教学。 一方面可以利用其海量存储功能，把一些图形、题目及其分析和解答过程事先储存起来，在课堂教学中适时适量地呈现出来，在学生面前再现出来。另一方面还可以利用其高速处理信息的特点，快速、灵活而又准确地进行作图，为数学课堂教学增加知识容量。如此不仅大大丰富了课程教学的方法和手段，拓展了师生双方的交流渠道，而且有助于执教者对教学目标信息进行实时控制，极大地提高了课堂教学的质量和效率。比如，在教学《梯形面积的计算》内容时，笔者借助于多媒体技术手段，通过“旋转—平移”的技术处理将梯形转化成平行四边形，接着利用平行四边形的面积有效地推导出梯形的面积，从而帮助学生灵活快捷地掌握了重点知识，也突破了本课的难点内容。与传统教学模式进行比较，后者的优势明显地在于，通过形象直观的动画模拟演示，让小学生在一目了然之中既乐于接受又易于接受。从而在节约时间、提高质效的同时，不仅有效地拓展了小学生的数学学习思维，而且在寓教于乐之中培养了他们的逻辑推理能力。 二、合理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可以创设有效情境，激发学趣和促进思维。 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在学校教育中，学生的学习情感体验往往由具体的教学情境所派生和决定。数学课程具有抽象性、严谨性和应用广泛性的基本特征，这些特性在传统教学模式下(呈现三大弊端，即多讲解少思考、多练习少活动、多批评少鼓励)往往无法得以充分体现出来。因此，在小学数学教学过程中，我们要借助多媒体技术手段，紧密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从他们的生活经验和已有知识出发，努力创设生动有趣的教学情境，从而有效实现融认知、能力和情感为一体的“三维目标教学”。比如，在行程内容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把生活中的人、自行车、摩托车和汽车等“搬进”多媒体画面，并利用Flash技术使其运动起来。为了帮助学生进一步了解实际生活中的行程问题，执教者可以运用多媒体创设相应的情境，如“相向而行”“背向而行”“相遇”“速度和”“两地相距”等，也可以改动条件与问题进行变化逆转，从多个角度帮助小学生掌握和理解“路程、速度、时间”的数量关系。 三、合理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可以显示形成过程，在思维困惑处点拨疏导。 在小学数学教学过程中，我们可以借助多媒体技术，把一些抽象性较强的数学概念、法则和原理等内容，通过图像显示和动画模拟等手段形象生动地表现出来，从而有效地帮助学生建立表象、深化理解和强化认识。比如，在教学“周长”与“面积”的数学概念时，我们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通过“水平移动、拉直呈现、闪烁填色”等动画模拟，把一个长方形的周长及面积的形成表象过程生动有趣地呈现在学生面前，以有效增进他们的理解。此外，由于小学生缺乏足够的空间想象思维能力，对他们来说，理解几何形体的组合图形是有一定难度的。针对这样的情况，执教者可以借助多媒体技术手段，动态演示“切割”“旋转”“提取”等变化过程，实现化难为易、化静为动、化隐为明的教学目标，让学生在认真观察之中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样能够有效地培养和发展他们的观察能力、思维能力、空间想象能力。比如，小学生在学习圆周长的计算方法后，常把圆周长的一半误认为是半圆的周长。对此，执教者可以用多媒体演示半圆图，让弧长和直径分离，使得学生理解“半圆周长是由哪些组成的”，从而帮助他们有效地突破思维瓶颈，冲出局限思维的“低洼之地”。 四、合理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可以发挥双主作用，及时有效地反馈和纠偏。 实践表明，多媒体教学的“人机交互性”特征，能够有效强化“教师主导”和“学生主体”，体现新课程理念下的素质化教学要求。主要体现在：在信息流向和流程控制上，教师根据课堂教学实际情况，以及信息特点、学生特点，能够对信息的表现形式和频度进行实时控制，从而发挥教学中的主导作用;学生通过多媒体可以控制文字、图像等使之自动演绎出结果，利用其快速功能可以充分展示思维的发展方向以拓展学生的思维广度，利用其储存功能反复演示所需内容，通过上机操作控制信息传输的速度和次数等方面，使得学生有着更高的参与度，从而充分发挥教学中的主体作用。通过多媒体网络教学，还能有效实现生生之间、师生之间的多向交流。此外更为重要的是，在小学数学教学过程中，多媒体辅助教学的好处还充分体现在：能够“节约时间、提高效率”，有利于快速高效地开展教学活动;能够实现“当堂反馈、及时补救”，不让错误在头脑里“滞留、积淀、过夜”;能够实现“多变互动、分层教学”，有利于实施因材施教活动，等等，对推行素质化教学有重要的作用。 看了“数学科技论文”的人还看： 1. 大学数学科技论文范文 2. 大学数学科技论文 3. 数学系毕业论文范文 4. 关于数学的毕业论文 5. 关于科技论文2000字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这篇文章在广大干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1978年5月11日在《光明日报》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文章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这是从根本理论上对“两个凡是”的否定。
这场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推动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门捷列夫根据原子量的变化，制定了元素周期表，有人赞同，有人怀疑，争论不休。尔后，根据元素周期表发现了几种元素，它们的化学特性刚好符合元素周期表的预测。这样，元素周期表就被证实了是真理。
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在300年里一直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加勒于1846年确实发现了海王星这颗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才被证实了，成了公认的真理。
1978年5月10号，中共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文章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1 主要针对中央“左”的错误以及“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2 经过两年徘徊，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四人帮”设置的禁区是在真理大讨论之后就开始彻底解除的5月10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刊载。5月11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署名是特邀评论员。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新华社发了通稿，不少省的党报也随之转载。这篇文章分四个部分：1、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2、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3、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4、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请读一读该文的精华：——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真理是客观真理，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属实，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诉一样。——有的同志担心，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会削弱理论的意义，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凡是科学的理论，都不会害怕实践的检验。相反，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够使伪科学、伪理论现出原形，从而捍卫真正的科学与理论。——自吹自擂证明不了真理，大规模的宣传证明不了真理，强权证明不了真理。——（革命导师）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提出的理论是已经完成了的绝对真理或“顶峰”，可以不接受实践的检验的；并不认为只要是他们作出的结论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不能改变；更不要说那些根据个别情况作出的个别论断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并不是一个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抛弃那些不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现在“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被摧毁，但是“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批评过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这种倾向依然存在。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四人帮”都设置了不少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对于这些“禁区”，我们要敢于去触及，敢干去弄清是非。科学无禁区。凡是有超越于实践并处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这篇文章，紧密地联系当前思想实际，具有强烈地现实性、针对性，明显地向“两个凡是”发起了猛烈地理论进攻。文章以“深入揭批四人帮”为引线，行文曲折、婉约会意，虽从头至尾没有半句提到“两个凡是”，但却句句击中要害。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这篇文章在广大干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1978年5月11日在《光明日报》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文章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这是从根本理论上对“两个凡是”的否定。
这场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推动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门捷列夫根据原子量的变化，制定了元素周期表，有人赞同，有人怀疑，争论不休。尔后，根据元素周期表发现了几种元素，它们的化学特性刚好符合元素周期表的预测。这样，元素周期表就被证实了是真理。
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在300年里一直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加勒于1846年确实发现了海王星这颗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才被证实了，成了公认的真理。
但在具体评价中却有一种意见，认为邓小平只是这场讨论的“支持者”。原因是引发这场讨论的，由《光明日报》1978年5月11日公开发表的“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下简称《实》文），是其他人倡议和组织撰写的，邓小平事先并不知道，当然也没有参与，而是在文章发表以后，特别是听到了文章引起不同意见、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不满并加以谴责，才使他特别关注并阅读了文章，不久就在1978年6月2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总结讲话中，公开明确地支持《实》文的观点。 这种“支持者”的说法在社会上流传一段时间。光明日报社的一些同志发现以后，曾经在1999年光明日报五十年大庆时出版了一本《光明日报与真理标准讨论》专著，该书全文收录了从胡福明的第一篇来稿、胡福明和光明日报编辑的历次修改稿直到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同志的修改定稿的原文，还收录了光明日报编辑的回忆文章和对历次修改稿的说明。这本书由光明日报出版社于1999年6月出版，出版前的1999年4月1日曾送请国家新闻出版署转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读。以下是他们审读后的意见： 本书比较清楚、真实地介绍了真理标准讨论发动的经过及历史背景，为读者能够全面、客观地了解这一历史过程提供了较为详细和珍贵的历史资料。政治观点和思想倾向均无问题，有出版价值。其中，尤其是第三部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写作和发表经过，讲得更为全面、准确、可信。 但书稿的几个部分在事实把握和叙述风格等方面还显得不够一致。主要是： 一、《走进新时代的序曲》，这部分对于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的作用、这种作用对于光明日报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讲得还可以再充分一些。对于《解放军报》发表的关于真理标准的文章也应有比较清楚的交待。建议在定稿时作适当补充。 二、第二部分，即“实文”的组稿、修改和发表，虽然事实介绍的比较清楚，作者的看法也有一定道理，但有些地方语言表述过于尖刻，……等等，易引起不必要的争议，建议将这类语言删去。重要的是把事实讲清楚，而不必对其他说法作过多的批驳，读者自会作出判断。 三、书里引用了不少历史材料，但很多材料没有注明出处，为提高本书的资料和学术价值，最好能补充一些关键的注释。 以上意见仅供参考。 中央党史研究室1999年4月 我们本来以为，为了对历史和人民负责，介绍事件真相、澄清不实传言而出版的《光明日报与真理标准讨论》一书，通过无可争议的原始资料，已经把《实》文的来龙去脉交待得清清楚楚，用不着再浪费笔墨。但以后的情况并非如此，这种不实传言仍在社会上流传，以致有关方面表示，光明日报的同志应该出来说话，否则以讹传讹，不实的野史就会变成了正史！这样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 《实》文的发表是邓小平关于要准确地、完整地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反对两个“凡是”思想的启示下进行的，由此文引发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更是由邓小平发动、组织和领导的。 事实胜于雄辩，流言止于智者。 由于这个问题涉及到一个出版界长期困惑的作者与编者的定位问题，剖析这个问题，对弄清楚什么是《著作权法》上的作者，什么是编辑，正确处理作者与编者的关系，也有重要意义。 （一） 胡耀邦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他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解放老干部等诸多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胡耀邦亲自参与了《实》文的修改、发表，审定了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送去的《实》文清样，批准刊登，对推动《实》文在《光明日报》上公开发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人们对此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否定。但不能不说，《实》文并非如某些书刊所说是由他“亲自组织撰写”的。 不是事实的事怎么会形成一种到处流传的舆论呢？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实》文的源头在哪里？也即文章的作者究竟是谁？是北京的孙长江还是南京的胡福明？ 孙长江当年是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参与编辑《理论动态》。胡耀邦那时曾担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胡耀邦对《理论动态》情有独钟，除了亲自审读《理论动态》上的文章外，也常常与刊物的编辑们讨论当前的思想理论问题，策划重大选题。如果说《实》文是由孙长江撰写的，由胡耀邦“亲自组织”甚至由他策划、倡议是非常有可能的。 胡福明当年是南京大学政治系一名普通教师。胡耀邦与他没有任何工作上的关系，也没听说他们相识。如果说《实》文是胡福明所撰写，由胡耀邦“亲自组织”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胡福明“撰写”一篇重要论文，则有悖于常情！ （二） 解开作者之谜的关键在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同志的稿子（以下简称“中”稿），究竟是光明日报送去请他们修改的稿子（以下简称“光”稿）即胡福明投来的《实》文的第7、第8次改稿，还是如社会上流传的是他们自己撰写单独成篇的稿子，或者是由以他们写就的稿子为基础，吸收“光”稿的少许内容由孙长江“捏合”而成的稿子。 “中”稿除了开篇导言（第一段）以外，分成四个部分，连导言在内共有19个自然段。“光”稿除了导言（第一段）以外，也分成四个部分，连导言在内共分17段。 让我们逐段逐句进行对照。 首先，从《实》文的总体内容来看，“中”稿19个自然段，只有末一段是“光”稿中所没有的，其他18个自然段的内容，除了个别新引用的马克思主义导师的语录和极个别的几段话以外，都可以在“光”稿中找到。 其次，那个时候的学风、文风的特点是常常引用马克思主义导师的语录，以增加文章的权威性。“中”稿共引用了15条语录，除了2条是新增加以外，13条语录都是来自“光”稿。如果一篇论文，不仅内容的绝大部分均来自另一篇论文，而且连援引的语录绝大部分也一样，能认定这篇论文是独自成篇的吗？“中”稿作为论据，举了几个例子。自然科学史方面，举的是化学元素周期表的发现和证实的过程，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从假设到成为真理的经过；社会科学方面简要介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从提出到被确认为真理的历史等。但这些内容无一不是在“光”稿中被列举过，特别是占整个文章四分之一篇幅的文章第三部分，举的例子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党宣言》修改个别论点和列宁对它的评价，“中”稿和“光”稿并无不同。大千世界，悠悠万物，一南一北素无往来的两名作者，分别构思和撰写自己独立成篇的文章，选取的事例居然也如此雷同，这能是巧合吗？ 第三，再从文章的具体章节段落来看，第一段导言，“中”稿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这是早被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解决了的问题。”“光”稿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这个问题早被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解决了的。”只是把“这个”改为“这是”，把“问题”挪了个地方。 “中”稿的第2段也是照抄，只是把“光”稿第2段中引用的一段毛主席语录摘取出来，移到“中”稿的第3段中，而这段语录就成为“中”稿新添加的。 像这样整段照抄照搬，或略加增删修改的，还有“中”稿中的第4段、第5段、第6段、第7段、第9段、第12段、第18段等。 有意思的是第13段，文字不长，照录如下：“毛主席说：‘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7页）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按“中”稿的说法，这一段是新加的。但仔细一对照，这段话前面两句耳熟能详的语录，原来出自“光”稿中的第6段，而后面的三句话，有两句出自“光”稿的第12段，“中”稿加了“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句，第13段也就变成新添加的了。 这里请细心的读者耐着性子阅读对照“中”稿的第14段和“光”稿的第13段，从中可以学到一些如何做好编辑工作的知识，区分什么是作者，什么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编辑。 以下两段文字依次是“中”稿和“光”稿： （“中”稿）马克思主义导师们不仅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亲自作出了用实践去检验一切理论包括自己所提出的理论的光辉榜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他们所共同创造的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文献《共产党宣言》的态度，就是许多事例当中的一个生动的例子。1848年《宣言》发表后，在45年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在用实践来检验它。《宣言》的7篇序言，详细地记载了这个事实。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他们又指出，“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8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新实践的不断检验，包括新的历史事实的发现，曾对《宣言》个别论点作了修改。例如，《宣言》第一章的第一句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恩格斯在1888年的《宣言》英文版上加了一条注释：“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1页）《宣言》发表以后人们对于社会的史前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特别是摩尔根的调查研究证明：在阶级社会以前，有一个很长的无阶级社会；阶级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并非从来就有的。可见，说“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并不确切。恩格斯根据这种新实践得出的新结论，作了这个说明，修改了《宣言》的旧提法。《宣言》还有一个说法，谈到无产阶级要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以推翻资产阶级。1872年，两位革命导师在他们共同签名的最后一篇序言中，明确指出：“由于最近25年来大工业已有很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随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9页）列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个说明十分重视，他认为这是对《共产党宣言》的一个“重要的修改”。（《列宁选集》第3卷第208页）。 （“光”稿）马克思主义的导师提出了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并自觉运用它检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以至修改个别结论。现在来看看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根据实践来检验《共产党宣言》的。1848年《宣言》发表后，他们在45年中一直根据实践来检验《宣言》，《宣言》的7篇序言正是生动的说明。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8页）130年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证明这个结论仍然是正确的。同时，他们根据新的实践经验，发展了自己的学说，并且修改了个别观点。这里举一个修改《宣言》的例子。《宣言》第一章的第一句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恩格斯在1888年的《宣言》英文版上加了一条注释：“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1页）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状态，全部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完全没有人知道；后来，陆续发现土地公有制的世界各地原始社会的基础。特别是摩尔根在夏威夷岛土著居民中调查研究了几十年，发现了氏族的真正本质及其对部落的关系，揭示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从而证明：在阶级社会以前，有一个很长的无阶级社会；阶级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并非从来就有的。可见，说“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并不确切，因此，恩格斯作了修改。此外，《宣言》还有一个重要修改。马克思恩格斯说：“由于最近25年来大工业已有很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个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9页）在《宣言》中说，无产阶级要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以推翻资产阶级。在1848年2月革命和巴黎公社的实践基础上，马克思得出新结论说：无产阶级必须用革命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列宁指出：这是一个“重要的修改”（《列宁选集》第3卷第208页） 两相对照，“中”稿只是从语法修辞方面比“光”稿精炼，实质内容上并无区别。 （三） 对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同志在参与修改《实》文中付出的辛勤劳动和做出的重要贡献，光明日报同志在所编辑出版的《光明日报与真理标准讨论》一书中已作了高度评价，认为“保持了基本观点，质量上有了提高”，具体包括：对原稿作了不少删削；加了毛主席修改个别提法的例子，使文章论据增加了份量；加了小标题，使主题更加鲜明，最后一段写得更加有力；加强了针对性等。 但不能据此推断出“中”稿就是一部独立的作品。 与“光”稿对照，首先，“中”稿的主题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变更，依然是论证实践与理论的关系，确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其次，基本观点、主要论据也没有变化。“中”稿和“光”稿都是四个部分，只不过“光”稿标以（一）、（二）、（三）、（四），而“中”稿使之具体化：“检验真理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革命导师是坚持实践标准的榜样”、“任何理论都需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中”稿和“光”稿所引的经典著作的语录和所援引的实际例子基本相同，论据也基本一样。 解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者之谜(下) 第三，任何有影响的论文，都应当有体现其个性和特色的核心内容。“光”稿的核心内容其实就是两点，一是反对两个凡是，一是强调唯一标准。“中”稿在这两个方面均没有突破。 （四） 《实》文在组稿、修改、发表过程中，作者、编者（光明日报）和参与修改者（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三方的定位也是很清楚的。光明日报作为新闻出版单位，与胡福明从一开始就是编者与作者的关系，光明日报向胡福明约稿，胡应约投来了《实》文；光明日报选中了《实》文，并提出修改要求，胡进行了修改，光明日报也作了修改，最后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光明日报与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及孙长江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一家新闻出版单位与“特约编辑”的关系，即光明日报总编辑听说孙长江也在构思同一主题的文章，决定把孙请来参加修改胡福明来稿的讨论会。光明日报后来把“光”稿送去，也明白告诉是请他们帮助修改。这一点，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同志心里完全明白，所以在《理论动态》正式刊出《实》文时，经过他们的再三斟酌，仍在文章后面专门注明“《光明日报》社供稿，本刊作了些修改”。 如此在1978年5月明白无误的事情，后来怎么又模糊起来，到了20多年以后的今天，甚至变为《实》文是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自己写的，而且成了“胡耀邦亲自组织撰写”的呢？光明日报1984年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由于它与《实》文有关，这里不得不介绍一下。 1984年是新中国成立35周年，也是1949年6月16日创刊的光明日报建社35周年。1982年年底组建的新一届领导班子决定举办一次1979—1983年度优秀理论文章评奖活动，纪念国庆、社庆，扩大报社影响。在评奖过程中，光明日报有关部门的一位负责同志发现评选出来的年度优秀理论文章，反映不了报社的理论成就。能够代表成就的是《实》文，而它又不属评奖范围。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决定设立只有一个名额的“特别奖”，奖给《实》文及其作者，奖金为1000元。本来这奖金是只奖给胡福明的，后来考虑到《实》文经过了多次修改，光明日报的同志修改过，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同志也修改过。光明日报的编辑，修改作者文章属于本职工作，无须嘉奖，而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同志纯为尽义务，应酌情奖励，给多了不适合，太少了又拿不出手，就从给作者的奖金中分出300元，作为修改文章的“劳务费”。从光明日报的同志来说，纯属一番好意。可能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同志对此另有看法，他们拒收这笔“劳务费”。授奖单位颁发奖金，接受单位拒收，虽然有些反常，但总的来说也还可以理解。 但是让人不可理解的是，这件纯属业务活动的寻常事，后来却被炒作得沸沸扬扬，有的同志一方面说“这是公然篡改历史和严重的侵权行为”，另一方面又说，这是一个“大人物”导演的，旨在“抹杀中央党校特别是胡耀邦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的重要作用。”致使光明日报社蒙受了一次不白之冤。 （五） 为了把作者的谜团进一步解开，有必要从《著作权法》的角度，正确认识作品、作者和编辑的定性、定位，正确处理作者与编者（编辑）的关系。 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作者是直接创作作品的人。创作作品是指作者将自己的创作构思，运用自己的技巧、方法，借助于一定的符号形式写出表现自己的思想、观点和个性、特色的作品。 编辑则指编辑作品的人。所谓“编”，在古代指用以穿联竹简的皮鞭或绳子，今指编织、编列；“辑”古指协调驾车的众马，今指连缀、搜集。把“编”和“辑”联结一起，编辑即指搜集材料并将之连缀汇集，加以鉴别、选择、分类、整理、加工和校勘的过程。 弄清了作品、作者和编辑的概念，联系到《实》文发表的实际，我们认为：《实》文是一部文字作品，有它不同于其他作品的独立主题，即论证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主题贯穿全文始终。尽管实践与理论关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并不是新的课题，但这一命题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提出，却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 作为一部作品，光有主题是不够的，还要有围绕主题展开的基本内容（包括基本观点和论据、论证）。在《实》文中，不论胡福明的初稿和历次改稿（三个部分），还是光明日报的两次改稿（四个部分），其基本内容均是：（一）阐明任何理论，区别是真理还是谬论，归根到底是由社会实践来检验的；（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三）马克思主义导师们如何坚持实践标准，修改自己著作中的个别观点，批判“两个凡是”；（四）揭批林彪、“四人帮”是如何反对实践标准，歪曲毛泽东思想，提出要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作为一部作品，除了主题、基本内容以外，还应有属于它自己的个性和特色的地方。在《实》文中，除了它特有的论据以外，主要是两处：一是通过理论论证和马克思主义导师修正自己个别论点的实例，强调实践标准的正确性、重要性，反对“两个凡是”。二是强调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即实践，没有第二个标准。在这一点上，“中”稿比之“光”稿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同志的修改说到底就是一名编辑所应该做的，不能因为对原作进行了修改，编辑就可以自封为作者。如果这样，编辑工作就不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而作者的合法权益就不能得到保护。 有的同志可能会问，如果小修小改，当然编辑不能成为作者，但如果改动得多、大，是否就可以成为作者呢？也不能，除非主题、基本内容、核心问题、文字风格都改得面目全非。 从《实》文修改过程来看，光明日报同志的修改并不小，包括标题突出“唯一”、框架由三部分改为四部分，修改后篇幅增加了1/3；突出了邓小平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的观点，批判了“两个凡是”；文章结尾部分提出“科学无禁区。凡是有‘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指出现在仍有“禁区”，有待于我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把它冲破，等等。如果按照“中”稿对待“光”稿的同一标准，“光”稿应该认定为一篇全新的文章，光明日报的同志也就应该从编辑变成了作者。但光明日报的同志从来就没有想过把《实》文当成自己的作品，也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因此就变为作者。他们认为这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也有悖于新闻出版职业道德，违背《著作权法》的立法精神。 列宁说得好：“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面迈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错误。”（《列宁选集》第31卷第85页）在《实》文问题上，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同志，作为参与修改者，是有重要贡献的，但如果再向前迈一小步，把自己当作文章的作者，“真理便会变成错误”，如果把这个问题硬扯到中央党校甚至胡耀邦那里去，可能就要犯更大的错误。
论魏晋士人的生命状态宗白华先生在他那篇著名的《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论文中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宗白华《美学散步》）然而，魏晋士人意识的自我觉醒是与社会的动荡和人生的遭际却是互为因果的，魏晋士人的思想意识与生命状态，它是由时代、社会与人生诸种因素酝酿而成的，脱离汉末之后整个时代与人生悲剧的背景，就很难对魏晋士人的思想意识与生命状态作出正确的评价。一、时代悲剧 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爆发了张角领导的黄巾农民起义，黄巾起义虽被扑灭，但东汉政权迅即陷入群雄争霸、军阀混战的局面。在动乱中,整个社会失去了制约平衡的皇权机制和道德纲常，士在这场动乱中也饱受了颠沛流离之苦。汉魏六朝时期，虽然有过短暂的统一，但是整个过程却是战火不熄、波荡连绵，社会和人伦秩序的各方面都陷入分崩离析之中，人与社会处于尖锐冲突之中，士人理想中的社会和谐被无情的现实所粉碎，正如魏晋间著名思想家嵇康在著名的《太师箴》中所抨击的,当时的社会“名利愈竟，繁礼屡陈，刑教争弛，天性丧真。季世陵迟，继体承资，凭尊恃势，不友不师，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汉末政治动乱造成社会变迁的首先表现就是宗族与统一王权的分离，巩固人际关系的第一个环节率先在这里断裂开来。传统的中国社会建立在氏族血缘关系未充分解体的基础上，故而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积极利用这种根基强化宗法伦理观念来巩固其统治地位。它将政治伦理化，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罩上一层温情脉脉的宗族纱幕，以消弭不同等级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古代封建社会中，从家族到宗族到国家社会，组成人际关系的网络系统，国家正是在这种一家一户以及同姓家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尽管家族与国家的矛盾时有发生，但从总体上来说，它对于巩固人际关系，减少人们对封建国家的离心力，加强封建王权的凝聚力，起到了相当大的稳定作用。但是，东汉末年动乱后，封建王朝很快被战火吞噬。本来，封建王权是宗族的保护者，一旦王权分崩离析，家族也就与王权相脱离，而形成聚族逃难和自保的局面，比如韩融在汉末率宗族千余家避乱至密县西山中;荀彧率领宗族跟从韩馥，高柔与宗族投奔高干，董和率宗族西迁。在大宗中，许多小宗又保持其独立性，比如袁绍的谋士沮授知袁绍将败亡，大会其族人，散资财以与之。宗族本是维持大一统王权统治的细胞组织，现在却成了与国家离心离德的社会因素。与此同时，士人的独立意识也就萌生了。这种宗族组织在魏晋六朝又很快演变成士族统治的基础。当时，不但宗族与宗族互相倾轧，而且宗族内部在汉末以来也失去了恩受辐辏的色彩，日趋分化瓦解。《宋书·周朗传》载周朗上书言当时宗族之家曰：“今夫士大夫之家，父母在而兄弟异计，十室而七矣；庶人父子殊产，八家而五矣。甚者危亡不相知，饥寒不相恤，又嫉谤谗害，不可胜数。宜明其禁，以革其风。”可见当时宗族内部风俗浇薄。至于在宗族内部的宗主与部曲、奴婢、佃农之间，则纯粹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了。魏晋南北朝的社会经济，大部分就是在这种关系上建立起来的。与宗族关系相关的友伦关系，在当时也出现了危机。友伦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一种关系，孔子在谈到理想的人际关系，就提倡：“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篇》)，将朋友之间的互相理解、互相信任与互相帮助作为友伦之基准。东汉班固等人鼓吹的三纲六纪，也将友伦作为其中的一项。但是，友伦在势利、生死这些严峻的考验面前，往往是孱弱无力的。在世道浇漓中，固然有生死不渝的友情，但是大多的友伦却遭毁弃。光武帝也曾引用“贵易友，富易妻”的俗谚来说明人之常情。刘峻作《广绝交论》列叙古往今来各种世俗之交，其中重点刻画了“势交”的特点：“若其宠钧董石，权压梁窦，雕刻百工，铲捶万物。吐嗽兴云雨，呼吸下霜露，九域耸其风尘，四海叠其熏灼。靡不望影星奔，藉响川鹜。鸡人始唱，鹤盖成荫，高门旦开，流水接轸。皆愿摩顶至踵，隳胆抽肠。约同要离焚妻子，誓列荆卿湛六族，是曰势交，其流一也。”当有人炙手可热，不可一世时，许多人立即趋之若鹜，阿谀逢迎，赌咒发誓要同生死，共命运，可是一旦那个人倒霉时，原先依附他的那些人马上如同避瘟疫一样躲开，甚至落井下石，这种趋利避害的交友准则已经成为风尚。然而，与士人命运遭际直接相关的，还是危及他们身家性命的战乱和政坛之祸。在中国历史上，士人遭受屠戮与迫害最多的是在汉末与魏晋南北朝长达四百年左右的年代里。当时动荡不休，性命如蚁的社会现实，加剧了士人内心的幻灭感。大抵在战乱动荡的风月中，人生无常的观念最易滋生。由于玄学也无法解消人们的幻灭感，佛教最终走进了人们的心灵世界。汤用彤先生在分析汉末佛教兴盛时说：“当民生涂炭，天下扰乱，佛法诚对治之良药，安心之良术，佛教始盛于汉末，迨亦因此欤？”(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汉末人生无常感的产生，同社会环境的直接刺激有关，大体上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汉末以来大规模战争造成的死亡频繁，人口锐减。东汉末年之后，中国陷入了长期的分裂和战乱。魏晋和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漫长的动乱与黑暗的时代，也是战争最为频繁的年代，不仅有汉族统治集团内部的战争，军阀之间的火并，地方势力对中央王朝的反叛，更有大规模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央地区的大肆焚掠、屠杀，造成白骨遍野，赤地千里的惨象。（二）疫病肆虐导致死亡接踵而至，加深了人们的恐惧。大规模的战争造成“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情景，腐尸在浊热的空气中很容易引起瘟疫流行。穷苦人家由于饮水、居住和医疗条件恶劣，更易染上瘟疫。瘟疫一流行，顷刻之间夺去千家万户生灵的性命。汉末以来连年征战，时疫不断。（三）政坛之祸导致人生祸福无常。动荡纷争的时势，引起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的互相斗争。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朝代亟革，政权迭变的历史时期。由于皇权衰落，士族势力的强大，各种政治斗争异常激烈，许多士族文人也被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旋涡中，惨遭杀身之祸。政治局势的反复无常，人生荣辱的升降代迁，特别是好友的惨遭屠杀，加深了人们内心的恐惧。二、生命觉醒正是由于东汉末年以来，社会动荡、战乱、政祸、时疫不断，不说普通百姓，即使是上层分子，生命也毫无保障。动辄罹祸，危在旦夕的忧患背景，以及由传统价值观念失范（名教危机）所导致的信仰危机，面对这种社会巨变，魏晋士人开始重新检导自我价值，思索人生命运，寻找安身立命的根基。传统的儒家价值观念是把自己完全贡献给宗法社会的社会秩序，仅仅做一名宗法社会的合格角色，以此为人生的全部，亦即为唯一价值。这其实是无个人价值，仅有宗法社会的价值，把个人完全消灭在宗法社会的价值之中，就是个人的价值。而道家把自己完全托付给宇宙大化的自然运行，变为一粒无知无识、无情无欲的尘沙，以赞育宇宙大化的自然秩序。这依然是无个人价值，甚至无人的价值，仅有宇宙自然的价值，把个人乃至整个人类的价值都消灭在宇宙大化的自然运行之中，就是个人乃至整个人类的价值。至魏晋，人们的想法不同了： “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夫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曹丕《典论·论文》） “余以元康六年，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以众贤共送往涧中……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列叙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著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石崇《金谷诗序》）曹丕、石崇所关注的已经不是宗法社会的价值和宇宙自然的价值，而是个体生命的价值，是如何在有限的肉体生命结束之后，精神生命还能借助诗而传于后世。连标榜“宗经”“征圣”，思想比较保守的刘勰，谈自己的《文心雕龙》之撰都说：“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文心雕龙·序志》）也是从个人的生命价值出发的。魏晋士人开始意识到个体的生命存在，解除人生的遮蔽状态，从日常的伦理的与功利的表层生活中解脱出来，产生一种深深的悲剧意识，认识到人的命运充满种种偶然性，却有一个必然的结局，这就是死亡。既然人必有一死，短暂的人生连同它所有稍纵即逝的悲欢离合还有什么意义？当他们直面人生的这一悲剧性方面，而发现理智无能做出解答时，一种悲剧意识便觉醒了。这时，它只有两条出路：或者向宗教寻求解脱，否定有限的人生，并禁绝生命的欲求；或者向艺术寻求安慰，在审美的陶醉中体验有限生命与无限本体融合的境界。一切宗教在本质上都是否定人生的，基督教把人生看做纯粹的罪恶，人生只是赎罪的过程和进入天堂的准备。佛教把生命看做纯粹的苦难，人生的目标竟是彻底摆脱生命而进入灭寂的境界。可是，既然人生遭到根本否定，人生的短促还有什么悲剧性可言？反倒是值得庆幸的事了。所以，宗教其实是对悲剧意识的扼杀，在基督教统治欧洲以后，希腊人的悲剧意识死去了。在佛教风靡中国南北朝以后，魏晋时期萌发的悲剧意识夭折了。另一方面，倘若对人生的悲剧性方面视而不见，或者故意回避，当然也谈不上悲剧意识。中国的儒学就属于这种情况。孔子“不知生，焉知死”，对于生死的问题采取回避的态度，他的哲学实际上是一种伦理学，注重的是个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的伦理秩序，他从来不把人的命运放到永恒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正如他的哲学决无诗意一样，在他那里，艺术（音乐、诗）也决无本体论的意义，而只是道德的工具。真正的悲剧意识既不同于完全出世的虚无主义，又不同于完全入世的功利主义。不妨说，它背靠虚无，却又面对人世，它一方面看到人生的虚无背景，另一方面又眷恋人生，执著于人生，无论如何要肯定人生。正是这种深刻的内心冲突赋予了人的命运以悲剧性质。在魏晋士人身上，最使我们感动的就是与人生的悲剧性息息相通的这种内心冲突。从开一代诗风的汉末古诗十九首，中经建安、正始、元康诸代诗群，直到晋宋大诗人陶渊明，绵绵二三百年间，慷慨悲凉的忧生哀死之叹，悠悠不绝于耳。“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生履薄冰，谁知我心焦。”（阮籍《咏怀诗》）在这种情形下，一个人很容易看破日常伦理关系的无谓，而把眼光从人伦习俗转向人生更深远的前景。儒家思想仅在安定的社会秩序四壁之内才有他的立足之地，现在这四壁颓败了，人生的深邃背景或者说没有背景暴露在人们前面了。王弼注《老子》“以无为本”，把虚无确立为本体，与海德格尔、萨特的虚无本体论一样，何尝不是人类根本价值观念迷离失措的哲学反映？典型的如阮籍的咏怀诗，浸透着生命无常的飘忽感，前途迷茫的惶惑感，以及脱俗无亲的孤独感，“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无已。”“朝为美少年，夕暮成丑老。自非王子晋，谁能常美好？”“岂知穷达士，一死不再生！视彼桃李花，谁能久荧荧？”“开轩韬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逝者岂长生！亦生荆与杞。”“自然有成理，生死道无常。”“人生若朝露，天道竟悠悠。”“晷度有朝回，哀哉人命微。飘若风尘逝，忽若庆云晞。”“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荣名非己宝，声色焉足娱？”（阮籍《咏怀诗》）人生短促，天道悠长，在永恒的背景下，凡世俗看重的一切，妻子、声名、荣名皆如浮云不足恋。可是悲观里有执著，嗟生正出于对生命的热爱。于是仰慕老庄，渴求成仙长生，企望融入自然本体的逍遥境界。然而，正像鲁迅所指出的：“他诗里也说神仙，但他其实是不相信的。”《大人先生传》中写道：“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鲁迅解释说：“他的意思是天地神仙，都是无意义，一切都不要，所以他觉得世上的道理不必争，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虚无，所以他便沉湎于酒了。”（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鲁迅全集》第3卷）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寄托，历来是儒道互补，现在阮籍既不信儒，尽管尤好老庄，很想达观起来，可是达观里有疑惧，其实并不真信生死之说，依然是恋生恨死。安身立命的价值目标出现了空缺，既不能入世务实，又不能真正超脱，于是有了彷徨“失路”之叹：“北行太行道，失路将如何？”“临路望所思，日夕复不来。人情有感慨，荡漾焉可能？”（阮籍《咏怀诗》）既怀忧生之感慨，逍遥无忧的“荡漾”境界是不可能达到的了。那只是“飘飘恍惚中”的一个理想，终究是“悦怿未交接”，只好“感伤”不已。在这些诗句中，我们能深切地感觉到一种失去信仰的悲哀。《晋书》的阮籍传中说他“时率意命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痛苦而反。”正透露出他无路可走，莫知所适的内心悲痛。一己的生命既不可恃，宇宙的大化又不可及，加之与社会世俗的格格不入，便导致了一种无可排遣的孤独心境：“感物怀殷忧，悄悄令心悲。多言焉所告，繁辞将诉谁？”“羁旅无俦匹，俯仰怀哀伤。”“焉见孤翔鸟，翩翩无匹群？”“独坐空堂上，谁可与亲者？”（阮籍《咏怀诗》）在嵇康的诗中，我们同样可以读到类似的忧患（“何意世多艰，虞人来我维。云网塞四区，高罗正参差，奋迅势不便，六翮无所施。”“世路多崄 。”“常恐缨网罗。”）、无常（“人生寿促，天地长久。”“生若浮寄，暂见忽终。”）、孤独（“嗟我征迈，独行踽踽。”“虽有好音，谁与清歌？虽有朱颜，谁与发华？仰诉高云，俯托清波；乘流远遁，抱恨山阿。”“中夜悲兮当谁告，独抆泪兮抱哀戚。”）之叹。不过，与阮籍相比，嵇康的性格似不那么复杂，他还天真地相信神仙和长生，所以没有那么多迷茫之叹。（所引言论见嵇康《幽愤诗》）忧生、迷茫、孤独，给魏晋士人的个性染上了深深的悲剧色彩。当热爱人生的心灵一旦对人生的意义发生了根本的疑问，这颗心灵就失去了安宁，注定要同悲观主义的幽灵进行永世的抗争，漂泊在重新寻求人生意义的前途未卜的路程上。三、审美态度自魏晋时期起，一些人开始按照自己所喜欢的方式待人接物，开始过自己所愿意过的生活。别人说他们“恣情任性”，而他们置若罔闻，我行我素。因而他们的生活显得很洒脱，很有特色，也很有意思了。 “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世说新语·任诞》) “籍邻家处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无与亲，生不相识，往哭，尽哀而去。其达而无检，皆此类也。”（王隐《晋书》见《世说新语·任诞》注） “阮籍嫂尝还家，籍见与别。或讥之（按《礼记·曲礼》‘嫂叔不通问’，故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世说新语·任诞》） “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总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世说新语·任诞》） “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世说新语·任诞》）显然，魏晋士人开始突破传统的伦理的人生态度与功利的人生态度，而伦理意义上的善，无非是以一定社会秩序的眼光来看的功利主义的善，两者是相通的，都比较讲究实际，是很世俗的人生模式。他们“服有常色，貌有常则，言有常度，行有常式。立则磬折，拱则抱鼓，动静有节，趋步商羽，进退周旋，咸有规矩。心若怀冰，战战栗栗；束身修行，日慎一日；择地而行，惟恐遗失。诵周孔之遗训，叹唐虞之道德。唯法是修，唯礼是克。手执圭璧，足履绳墨。行欲为目前检，言欲为无穷则，少称乡闾，长闻邦国。上欲三公，下不失九州牧。故挟金石，垂文组，享尊位，取茅士，扬声名于后世，齐功德于往古。奉事君上，牧养百姓，退营私事，育长妻子。”（阮籍《大人先生传》）他们遵礼守法，循规蹈矩，名利双收，自以为居于“吉宅”，可以“远祸近福，永坚固已”了。然而，自然界变化不已，社会上世事无常，站在这种无限和永恒的立场上来看待人生，意识到人生的短促可悲，这种伦理功利的人生模式并无坚固可言，它是不足取的，对它们也很难接受。正是意识到人生的悲剧性，人生的短促无常，缺乏有意义的世界背景，而走向审美的人生的。他们是以袒露而充盈的情感面对整个世界的，他们也突出地意识到了人皆有情，人不能无情。 “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简服其言，更为之恸！” （《世说新语·伤逝》）我们看这个时期的人的情感是何等丰富啊。 “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 （《世说新语·任诞》） “戴公（戴逵）见林法师（支遁）墓，曰：‘德音未远，而拱木已积，冀神理绵绵，不与俱尽耳。’” （《世说新语·伤逝》） “卫洗马（卫玠）初欲度江，形神惨悴，语左右曰：‘见此茫茫，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所能遣此’。”（《世说新语·言语》） “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所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世说新语·言语》）他们弃绝世俗功利人生，而向往适情逍遥的审美境界：“驱车出门去，意欲远征行。征行安所如？背弃夸与名。夸名不在己，但愿适中情。”“飘飖云日间，邈与世路殊。”“岂若遗世物，登明遂飘飖。”（阮籍《咏怀诗》）这也是嵇康诗中所描绘的境界：“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泰玄。”“流俗难悟，逐物不还，至人远鉴，归之自然。”“岂若翔区外，餐琼漱朝霞。遗物弃鄙累，逍遥游太和。结友集灵岳，弹琴登清歌。”（嵇康《赠兄秀才入军十八首》）魏晋士人心怀人生无常的忧伤，遗落世事，藐视伦理功利，陶醉于酒、诗、音乐和自然之中，这种人生态度不是悲剧－审美的人生态度，又是什么呢？他们所追求的审美极境乃是把飘忽短暂的个体生命与永恒无限的自然本体融为一体的境界，以此来救助人生的悲剧性质，赋予人生以意义。“夫大人者，乃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散聚，不常其形。”“今吾乃飘飖于天地之外，与造化为友，朝餐阳谷，夕饮西海，将变化迁易，与道周始。”“必超世而绝群，遗俗而独往，登乎太始之前，览乎忽漠之初，虑周流于无外，志浩荡而遂舒，飘飖于四运，翻翱翔乎八隅。”（阮籍《清思赋》）“飘飖恍惚，则洞幽贯冥。”（阮籍《达庄论》）这里，“逍遥”就是与作为自然本体的“道”融合的境界。一旦达到了这个境界，便有了“道”的永恒无限，个体生命的短促有限也就不足忧虑了。魏晋士人都耽酒，照理说他们悲人生之短促，希求长生，不该有如此伤身之举。但其更深的原因恐怕还是那“与道周始”的逍遥境界不易达到，于是用酒做了一种替代。刘伶的《酒德颂》对此作了很好的说明：“先生于是方捧罂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麴籍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怳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若江海之载浮萍。”正因为意识到了自然本体的永恒与个体生命的短促之间的悲剧性对照，明白个体生命达到永恒之不可能，才提出了个体与自然本体相融合的理想，而这理想也只是一个不能真正实现的幻想。于是只好靠了酒的力量，麻痹视听，隔绝世俗，把自己送进一个物我两冥的幻觉世界。只有在这个幻觉世界里，融合的理想才仿佛得到了实现。当然，这种实现也只是幻觉而已。魏晋士人的耽酒表明他们也只能通过实际的醉来寻求理论上的逍遥境界，用情感的放纵取代意志的淡泊无为，用生命密度的增大代替生命长度的伸展。虚静无为的逍遥境界终于还是要归之于纵情昂奋的醉的境界。与自然本体的融合，关键在于忘我，而这忘我是不能通过静默的修养功夫，而只能通过情绪的陶醉达到的。魏晋士人尽管明知审美的人生只是一种主观的幻觉，除了这审美的人生之外，他们别无选择，他们的孤高性格不许可他们和俗人一起去度一种世俗的人生。而更重要的原因是悲剧意识的支配，受人生之谜的折磨，不能忍受人生仅仅是宇宙中稍纵即逝的偶然，“倘若人不是诗人、解谜者和偶然的拯救者，我如何能忍受做一个人！”（《尼采全集》第六卷）沉入审美的醉境，追求与自然本体融合的幻觉，实出于自我拯救的必要。醉诚然是主观的幻觉，可是倘若连这幻觉也没有，这些敏感的生灵如何还能活下去呢？不管魏晋士人对于审美的人生的追求包含着多少幻灭的苦恼，这种追求本身却具有真实的悲剧性审美意义。对人生悲观而依然执著，怀疑而愈加追求，大胆否定一切传统价值而向往超越的审美境界，也许这就是魏晋风度的魅力之所在。 主要参考书目： [1]袁济喜《六朝美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成复旺《中国古代的人学和美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潘知常《诗与思的对话》 上海三联书店 [4]张世英《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 人民出版社 [5]刘小枫《拯救与逍遥》《走向十字架上的真》 上海三联书店 [6]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7]李泽厚《美学三书》《中国美学史》 安徽文艺出版社 [8]叶 朗《中国美学史大纲》《现代美学体系》 北京大学出版社 [9]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魏晋玄学论稿》 北京大学出版社 [10]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 [11]许抗生《魏晋玄学史》 陕西人民出版社 [12]孔 繁《魏晋玄谈》 辽宁教育出版社 [13]宗白华《美学散步》《艺境》 北京大学出版社 [14]饶芃子《中西比较文艺学原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5]王运熙、黄霖《原人论》 复旦大学出版社 [16]葛兆光《中国思想史》 复旦大学出版社 [17]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国防观;军队战斗力;战略战术;吕氏春秋;治军观;军事战略;制胜观;军队建设[1]龚留柱.《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的军事思想比较[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03):37-42.[2]曾文芳.《吕氏春秋》的军事思想浅析[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2,(04):122-125.[3]袁礼华.论《吕氏春秋》的“上农”思想[J].农业考古,2006,(01):86-89.[4]修建军.《吕氏春秋》“以乐和心”思想及其现代启示[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8(2):27-31.[5]宋立恒.论《吕氏春秋》一书的“用贤”思想及产生的时代背景[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5):47-49.[6]金易.略论《吕氏春秋》养生治国一理的思想[J].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02):67-70.[7]李小龙.论《吕氏春秋》"贵公"思想对立党执政的借鉴意义[J].丝绸之路,2009,(14):36-38.[8]黄彩霞.托遗响于悲风——汪道昆的治军防边思想[J].黄山学院学报,2003,(04):69-71.[9]李橡楠.从古代治国治军学现代企业管理之道[J].人力资源,2006,(4):57-57.[10]秦彦士.古代防御军事与墨家和平主义 《墨子·备城门》综合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8:.[11]葛兆光.古代中国的历史、思想与宗教[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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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中国宗教、学术与思想散论
作者：葛兆光
豆瓣评分：8.1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0-9
页数：146
内容简介：
《中国宗教、学术与思想散论》收录的长短不一的五篇论文，是从近十来年作者发表的论文中选出来的，它们分别涉及了道教与唐代文学、宋代政治与思想、东亚文化交涉、近代中国佛教和现代中国思想与学术等五个领域，由于涉及的内容很杂，时段很长，没有办法用一个合适的名称概括，只好勉强用一个含含糊糊的《中国宗教、学术与思想散论》这样的书名。
作者简介：
葛兆光，上海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籍福建，1950年生于上海，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1984年同专业研究生毕业。曾在江苏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1992年起，任北京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并担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委员会委员，以及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1997年起，先后应邀担任香港浸会大学、日本京都大学、香港城市大学、比利时鲁汶大学、台湾大学、台湾暨南国际大学客座教授等。2006年底，出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院长。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宗教、思想和文学。
儒道纷争借助向秀、郭象等人在理论上的贡献基本平息。但与儒道纷争几乎同时发生的另一股学术思潮即儒佛纷争也是对儒学发展的一次重大考验。儒道纷争所要解决的是正统儒学与本土异端思想的冲突与融合，而儒佛纷争则是中华本土文化第一次面对域外文化的挑战而不得不作出的回应。因此，儒佛纷争在儒学发展史上的意义至关重大，儒学如不能有效地回应域外佛教文明的挑战，便无法继续存在和发展，当然更不会有后来的宋明理学，不会有儒学的再生与辉煌。佛教传入中土的确切时间今已不可确考。但大体说来至少在东汉时期中土士人已知道佛教的存在，并模糊地感觉到儒佛之间的差别，朦胧地预感到儒佛之间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据袁宏《后汉纪》："浮屠者，佛也，西域天竺有佛道焉。佛者，汉言觉。其教以修慈心为主，不杀生，专务清静。其精者号沙门。沙门者，汉言息心也。盖息意去欲，而欲归于无为也。又以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所行善恶，皆有报应，所贵行善修道，以炼精神而不已，以至为而得为佛也。"显而易见，在佛教传入中上的早期阶段，在士人的心目中，极易将这种域外文明视为与本土文化的思想异端即道家之学相类似。佛教传入中国不久，便必然与儒学思想发生冲突，而与道家思想合流。 儒佛之间的冲突在东汉时期还只局限在一些形式末节问题上，真正从理论层面进行交锋还是在魏晋及其之后。通观汉末魏初出现的牟子《理惑论》，儒佛之间在此时的冲突主要是儒佛同异、本末等问题。牟子认为儒佛相合而不相乖�"书不必孔丘之言，药不必扁鹊之方，合义者从，愈病者良"，其用意似乎是以佛补儒，借用佛家的道理以济儒学之穷。《高僧传·康僧会传》所载三国时僧人康僧会与东吴之主孙皓的一段对话，大体可说明当时人心目中的儒佛关系。皓问曰："佛教所明，善恶报应，何者是耶？会对曰："夫明主以孝慈训世，则赤乌翔而老人见；仁德育物，则醴泉涌而嘉苗出。 善既有端，恶亦如之。故为恶于隐，鬼得而诛之，为恶于显，人得而诛之。《易》称：‘积善余庆。’《诗》咏：‘求福不回。’虽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 皓曰：“若然，则周、孔已明，何用佛教？”会曰："周、孔所言，略示近迹，至于释教，则备极幽微。故行恶则有地狱长苦，修善则有天宫永乐。举兹以明劝阻，不亦大哉。"白此不难看出，康僧会一方面论证儒佛为一，二者在根本理念上并不冲突，另一方面则论证佛教的理论备极幽微，比儒学的理论更高一筹。这样一来，便极易引起儒佛之间的冲突。 从孙暗的观点看，儒家伦理既然与佛教义理并不存在根本的冲突，那么有什么理由舍弃儒教而专用佛教?康僧会虽然以佛教义理各极幽微加以解释，但由此并不能减轻素有"内诸夏而外夷狄? 思想传统的儒家十人的困惑以及他们对佛教义理的本能排斥。佛教之徒如果不能有效地回应这种责难，那么儒佛为一说便根本不能成立。对此，牟子《理惑论》曾以设间的形式明确触及这一问题。 问日："孔子日：‘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仁也。’孟子讥陈相更学许行之术，日：‘吾闻用夏变夷，未闻用夷变夏者也。’吾子弱冠学尧舜周孔之道，而今含之，更学夷狄之木，不已惑乎严牟子对此回答说："此吾未解大道时之余语耳。若子，可谓见礼制之华，而暗道德之实，窥炬烛之明，未睹天庭之日也。孔子所言，矫世法矣；孟坷所云，疾专一耳。昔孔子欲居龙夷，日：‘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及仲尼不容于鲁卫，孟柯不用于齐梁，岂复仕于夷狄乎?禹比西羌而圣哲，瞽瞍生舜而顽器，由余产狄国而霸秦，管蔡自阿洛而流言。传曰：‘北辰之星，在天之中，在人之北。’以此观之，汉地未必为天中也。佛经所说，上下周极，含血之类物，皆属佛焉。是以吾复尊而学之，何为当舍?尧舜周孔之道，金玉不相伤，精瑚不相妨。谓人为惑，时自感乎严确实，从文化交流的观点看，如果继续以夷夏之辩的立场看待佛教文明，当然是一种心胸较为偏狭�"自感"。 然而问题在于，佛教的传入以及在魏晋时期的流行，这一阶段毕竟不是儒学的黄金时代。恰恰相反，儒学当此时除了陷入玄学化的危机外，其自身也面临着深刻性的信仰危机。因此，儒佛之间的冲突并不仅仅是夷夏之辩问题，而是佛道合流共同推进了儒学的玄学化过程。《高僧传·支遁传》载："遁尝在白马寺与刘系之等谈《庄子·逍遥篇》云：‘各适性以为逍遥’。遁曰：‘不然，夫桀、跖以残害为性，若适性为得者，彼亦逍遥矣。’于是退而注《逍遥篇》。群儒旧学，莫不叹服。”那么他们叹服的究竟是什么呢?请看《世说新语·文学篇》注云："支氏《逍遥论》曰：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庄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鹏晏鸟，鹏以营生之路旷，故失适于体外；以在近而笑远，有矜伐于心内。至人乘天正而高兴，游无穷于放浪；物物而不物于物，则遥然不我得；玄感不为，不疾而速，则逍然靡不适。此所以为逍遥也。若夫有欲，当其所足，足于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犹饥者一饱，渴者一盈，岂忘丞尝于糗粮，绝觞爵于是醪醴哉?苟非至足，岂所以逍遥乎? 此向、郭之注所未尽。"按向秀、郭象的解释："夫鹏之上九万尺，之起榆枋，大小虽差，务任其性，苟当其分，逍遥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资有待，得其所待，然后逍遥耳。唯圣人与物买而循大变为能无待而常通，岂独自通而已。又从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则同于大通矣�"显而易见，支遁的解释之所以令众懦叹服，主要在于他纠正了向、郭"从有待者不失其所待"的偏颇，而直认庄周以"至虚之心"全然超脱了现实的物质世界，而不是依顺于现实世界。这样一来，佛家义理便与道家思想若合符节，从而对儒学的玄学化起到进一步的推进作用。故而孙绰《道贤论》以为"支遁、向秀雅尚庄、老。二子异时，风好玄同矣。" 佛道合流推动了儒学玄学化的过程，然而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激起一些人对佛教的公开反对。尤其是佛教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神不火等思想，越来越被下层民众所接受，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与儒学在争夺信仰群，儒家学说的命运与前途岌岌可危。为此，孙盛在《与罗君章书》中写道�"今以万物化为异形者，不可胜数，应理不失，但隐显有年载。然今万化犹应多少?…"吾谓形既粉散，知亦如之；纷错混淆，化为异物、他物，各失其旧，非复昔日。此有情者所以悲叹。若然，则足下未可孤以自慰也。"孙盛对佛教生死轮回说的批判，实开南朝神灭与神不灭论争之先河。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我国，经魏晋至隋唐始臻极盛。由于佛教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文化结构与中国不同，要在中国立足，必须经过一定的改造和更新，这就是佛教的中国化问题。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魏晋时期，佛学依附于玄学，经南北朝才独立发展，到隋唐才完成了中国化。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仍有讨论的余地。 佛教传入中国，必不可免地与中国固有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相抵触，其中主要是儒家思想及其变种。从秦始皇“以吏为师”确立法家的地位，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两汉经学的兴衰，到魏晋玄学的流行，其间经隋唐佛学，到宋明理学，明显地呈现出一种运动变化的系列。隋唐之际佛教独步青云，也不是偶然的，只是这运动中的一环。只有这样考虑才能完整说明佛教中国化问题。 一、从兴佛与毁佛看佛教中国化 佛教是否中国化，关键就是看它是否适应中国封建社会发生发展的状况。佛教的兴起，首先是统治阶级提倡的结果，然而佛教的发展，又和统治阶级构成矛盾，因而时常遭到禁断。 中国封建社会的矛盾一直很尖锐，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经常迫使人民群众铤而走险。统治阶级就是利用劳动人民绝望的心理，向人民推销精神毒品。东晋时期大臣庚亮认为佛教“殊俗参治，怪诞杂化”，用晋成帝的名义发布诏旨，限制佛教。大臣何充说：“有佛无佛，固是非臣等所能定也。然寻其遗文，钻其要旨，五戒之禁，实助王化！贱昭昭之名行，贵溟溟之潜操，行德在于忘身，抱一心之清妙，……弊无妖妄，神道经久，未有其比也。”〔1〕这位大臣连佛到底有没有， 都断定不下来，却要鼓吹佛教，原因就是佛教禁断人们的欲念，不准百姓有生存的想法，忘却自身，为统治阶级服务，因而可以从思想上控制人民，有利于封建统治。这就是为什么统治阶级要极力提倡佛教。 东晋和南朝的大部分皇帝，都是提倡佛教的，到梁武帝萧衍时达到了顶点。萧衍总结了政权动荡的原因后说：“建国君民，立教为首”，寻找适合其利益的意识形态。萧衍一面大力提倡儒家以维护纲纪，一面又著书立说，宣扬佛教。据《梁书·本纪》记载，萧衍“笃信佛教，制《涅pán盘》、《大品》、《三慧》诸经，累数百卷，所览余闲，即于重云殿及同泰寺讲学，名僧硕学，四部听众，常万余人。”主持编修了五千多卷译注经。萧衍还三次舍身同泰寺，由群臣用重金赎回，把佛教抬到了与孔子同样的高度。这种舍身行动，还有沈约等世家参加，形成一股逆流。 经过统治阶级的极力提倡，南朝佛教空前兴盛起来。桓云说：“京师竟其奢淫，荣观纷于朝市，天府为之倾，名器为之秽黩。避役钟于白黑，乃至一县数千，猥成屯落。”〔2〕一县有数千之众， 这还只是在东晋，萧衍时期，国家财力确到了“天府为之倾”的境地，一次赎身，就达一亿！ 寺院经济的强大，削弱了封建国家控制的人口和土地，不利于封建统治，造成国库财富空虚。封建国家也多次禁断佛教，限制其无限制发展，其中以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周世宗三次规模最大。 太武帝崇信道教，听了大臣崔浩的意见，严厉灭佛。“后魏时，太武帝四征长安，以沙门多违佛律，群聚秽乱，乃诏有司，尽坑杀之，焚破佛像，长安僧徒，一时殊灭。自余征镇，豫闻诏书，之匿得免者十一二。”〔3〕这次打击，佛教损失惨重，只是由于达官贵人们的包庇，僧侣才没被杀光。但结果怎样呢？除了太武帝以外，北魏诸帝都是信佛的，到了他儿子手上，又开始恢复佛教的势力。太武帝时，平城仅有寺院约百所，四方6478所，僧尼共计77258人，势力并不很大。 半个世纪以后，宣武帝时，北魏就有寺院13727所，翻了一番。魏末， 洛阳一地就有寺一千余所，全国三万余年，共有僧尼达二百万人。〔4 〕而当时整个人口不足二千万。太武帝灭佛本身和寺院经济的庞大力量，恰好说明了佛教在北魏的巨大势力。 魏末到东魏和西魏，经过战乱，佛教的势力虽然受到打击，但动乱从另一方面又加强了佛教的扩张。北周武帝在继续进行了一系列巩固封建国家的改革中，宣布再次禁断佛教，这次解放了三百万人。 以上两次灭佛事件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太武帝以后佛教势力猛增，超过了原来几倍。周武帝灭佛以后，杨坚称帝的第一年，就“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洛州等大都邑，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糜，民间佛经，多于六经百十倍。”〔5〕试想， 佛教不适合中国的情况，保持印度的面目，怎么会以连绵不断的声势，不断高涨地存在数百年，并且历经统治阶级大规模的禁毁命令而不绝？这就说明了佛教反映了善良群众的痛苦愿望，在魏晋以后中国化了。 唐朝以后，佛教实际上成了为统治阶级制造理论根据的工具，介乎儒家之上。唐太宗本人并不懂多少佛经，却说“佛道玄妙，圣迹可师”，〔6〕僧侣从太宗开始享受的殊礼，如步迎玄奘，武后与神秀同辇。更是当时的“大儒”仰而不可及的。 唐武宗迷信道教，在宫中筑九天坛亲受道士赵归真符篆，在道士刘云靖等人的鼓动下，下诏“朕闻三代以前，未尝言佛，汉魏之后，佛教寝兴。是由季时，传此异俗”〔7〕为理由禁断佛教， 僧尼还俗二十六万五千人，收田数千万顷。这是封建国家对佛教的胜利。 唐中叶以后，社会动荡不安，禅宗发展起来。后周世宗时，为了加强国家财富和人口，以“节俭”为名，限制佛教的发展。世宗灭毁，是几次大规模灭佛运动中最宽裕的一次，保留了皇家赐匾的一万多所寺院，然而世宗灭佛的成就，却出乎意料的大。宋代建国以后，太祖太宗极力提倡佛教，编修整理佛教的经典，禅宗却不如唐时期能在官方意识形态中占主导的一席，僧侣数量尽管很大，却不过三十万人。佛教从此一蹶，不再复振。若按禅宗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适应中国情况的观点来看，在经济基础没有任何改变的宋代，中国化的禅宗怎么会让位于后起的理学呢？从这里，我们可以反证出隋唐佛教的中国化并不存在。 佛教的传入和佛经的大量翻译，在当时引起了震动，其震动所波及的文化领域（思想、政治、经济、文学、绘画、建筑、音乐、风俗等）和阶层（从帝王到平民）极其广泛。仅从佛寺的修建情况，就可以看出佛教影响之大。今存的古寺名刹中有许多是建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如甘露寺、灵隐寺、云冈石窟、少林寺、寒山寺等等。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八万二千七百馀人；仅建康（今南京）一地就有大寺七百馀座。北魏末，寺院约三万馀座，僧尼约二百馀万人（见唐法琳《辩证论》卷三、唐道世《法苑珠林》卷一二○）。北齐一朝，在僧官管辖下的僧尼就有二百多万人，寺院四万馀座（见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八《法上传》）。这么多的古寺名刹、石窟摩崖，充分证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盛况。再从佛教与政治的关系方面来看，南朝历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尤其笃信，曾四次舍身入寺。东晋名僧慧远与许多权要都有来往。北朝虽然有禁佛事件，但总的看来历代帝王还是扶植佛教的。由此可以看出，佛教已经为魏晋南北朝文学营造了一种新的文化氛围和文化土壤。 文人与佛教的密切关系也值得注意。相传曹植曾为月氏人支谦详定所译《太子瑞应本起经》。又游东阿鱼山，忽闻岩岫里有诵经声，清通深亮，即效而则之。“今之梵唱，皆植依拟所造”，世称鱼山梵呗（《异苑》卷五）。谢安“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晋书·谢安传》）。支遁（字道林）也是一位诗人，今存诗18首。他与许询、孙绰、王羲之等都有交往。慧远在庐山与谢灵运、刘遗民、宗炳等许多文人有很深的交往。谢灵运是一位笃信佛教并懂梵文的文学家，他受竺道生影响著《辨宗论》，应慧远之请撰《佛影铭》，又撰《慧远法师诔》、《昙隆法师诔》、《维摩诘经中十譬赞》。（梁）慧皎《高僧传》卷七《慧睿传》载：“陈郡谢灵运笃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达解，乃咨睿以经中诸字并众音异旨，于是著《十四音训叙》，条列梵汉，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据焉。”《十四音训叙》是他参加佛经的“改治”，向慧睿请教后所撰。张野也是“学兼华梵”（《莲社高贤传·张野传》）。齐竟陵王萧子良于齐武帝永明五年（487）在建康召集文士、名僧讨论佛儒，吟诗作文，并造经呗新声。这件事对沈约等人开创永明体诗歌无疑起了催化的作用，而沈约本人也是笃信佛教、精通内典的。著名的文学理论论著作《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曾“依沙门僧佑，与之居处，积十馀年”（《梁书·刘勰传》）。编撰《玉台新咏》的徐陵与智者大师交往密切。江总曾从法则受菩萨戒，后又曾栖止龙华寺。杨炫之所撰《洛阳伽蓝记》记述北魏洛阳佛寺，是这个时期重要的散文作品。 关于佛教对文学的影响，还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考察： 一、想象世界的丰富。佛教传入以前中国传统的思想中只有今生此世，既无前世也无来世，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庄子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庄子·大宗师》）佛教带来了三世（前世、今世、来世）的观念，因果、轮回的观念，以及三界、五道的观念。这样就把思维的时间和空间都扩大了，随之而来的就是人的想象世界也扩大了。人活着不但要考虑今世，还要考虑前世尤其是来世，今世的善恶是因，种下了来世的幸与不幸是果。用因果报应的观念解释人世间的许多现象，遂有了《幽明录》（刘义庆）、《冥祥记》（王琰）、《冤魂志》（颜之推）等笔记小说。维摩与观音的形象在这时建立起来，并对后代的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很值得注意。 二、故事性的加强。佛经中记载的大量故事，随着佛经的翻译传入中国，并且流传到民间，加强了中国文学的故事性。有的故事是直接来自佛经的，在这时的小说里改写为中国本土的故事，如（梁）吴均《续齐谐记》里所记“鹅笼书生”的故事。有的是印证佛教思想的中国本土产生的故事，如上述《幽明录》等书中大量的记载。南北朝时期，记载因果报应之类故事的小说大量出现，显然与佛教有关。唐代的俗讲与变文，导致了中国白话小说的产生，则更证明了佛教的深远影响。 三、反切的产生和四声的发现。关于反切产生的年代历不有不同的说法，以颜之推所谓汉末说最为可信：“孙叔言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颜氏家训·音辞》）这正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的事。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梵语的拼音法启发人们去分析汉语的声音结构，分析出汉语的声母和韵母，于是产生了反切。而反切欲求准确，就自然会发展到对汉字声调的注意。四声的发现，据文献记载，始自南朝宋代的周颙。但北齐李季节在《音韵决疑序》中已经说到：“平上去入，出行闾里，沈约取以和声之，律吕相和。”则似乎在此前民间已有四声之辨了。陈寅恪《四声三问》认为四声的发现与佛经的转读有关，虽然有学者质疑，其细节是否确切尚待进一步考证，但从大的文化背景看来，这两件事情还是有一定联系的。 四、词汇的扩大。随着佛经的大量翻译，反映佛教概念的词语，也大量进入汉语，使汉语词汇丰富起来。其中有的是用原有的汉字翻译佛教的概念，使之具有了新的意义，如“因缘”、“境界”等。有的是外来语的音译词，如“佛陀”、“菩萨”、“沙门”、“菩提”等。 五、文学观念的多样化。魏晋南北朝本是文学观念脱离儒家强调的政教中心说，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这与玄学有很大关系，而佛教中关于真与空的观念，关于心性的观念，关于境界的观念，关于象和象外的观念，以及关于形神的讨论，也丰富了文学观念。 谈一点自己的理解和想法，有不合理之处，请老师和同学们帮助指正。 自然的发现这一讲骆老师讲得很深刻，自然的含义也许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对于魏晋士人，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句“越名教而任自然”，这应该可以说准确地概括了魏晋士人的风骨和性情。曾经读过余秋雨的一篇散文《遥远的绝响》，专门写了嵇康等人，我个人感觉还是不错的。其中我很赞同他说一提到魏晋，总离不开一个“风”字，风流、风采、风骨在魏晋士人的身上展露无遗，似乎已经是那个时代、那群人的专利。我所理解的魏晋之风，可以说是那时的士人性情如风，他们随心任性、不拘于物、不合于俗，是一种完全自由洒脱的生活状态。我想这一点与“自然”应该是相通的。 骆老师讲到东汉后期开始人们对生死有一种强烈的焦虑，这时他们期望重新建立一种崇高、永恒的精神世界。谈到对生死的焦虑，使我想到了士人与佛教的关系，南怀瑾在著作中曾提到中国文人与禅宗之间的密切联系。古代文人不乏有虔诚信佛、以禅宗的精神来自我解脱，离俗遁世、放浪山水之间者。他们除了苦于政治黑暗、仕途多舛的原因外，也有对于生死的思考。正是因为人生短暂，许多士人接受了禅宗，看透生死，也算是一种人生的超脱。他们的任情任性和魏晋士人不无共同之处，都是追求自然和真我。然而一个问题是魏晋的士人似乎并未投向佛教，佛教自西汉末传入中国，到魏晋时大为兴盛，但似乎并没怎么提到如“竹林七贤”等人与佛教的具体关系。骆老师也讲道，生命是短暂的，所以人天生有一种宗教倾向，但我觉得魏晋士人身上体现的不是浓厚的宗教气息，也不是什么信仰，而就是一种纯粹的人的性格，似乎他们天生就是这样另类的。他们对于人生价值的追求、他们的任情任性完全是自己生命的本能，而不是靠着外物的支持。大概中国古代两千多年，人们唯有对魏晋的士人推崇备至，也是因为他们不但在那个时代，甚至在整个封建历史中都是特立独行，卓然不群的人，他们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后世的文人尽管也有品行高洁、超尘脱俗的，但都未能像魏晋的士人那样做到极致。 自然是一个广而深的概念，魏晋士人既关注了大自然这个客观的存在，也更加重视个人的自然，即自我本性的流露。他们就是要活得潇洒、坦荡、自由、有尊严，即便是死也不屈服，这样一种风姿和傲骨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令人赞叹和敬仰的。谈到魏晋之风、谈到“竹林七贤”、谈到嵇康的《广陵散》，人们总有一种向往和怅惘，是因为那种风骨的远去，因为我们无法拥有。也许那个时代士人的生活依旧有无法改变的压抑和悲哀，但我们还是想说：那样的人生真痛快！魏晋是士人的天堂。文士“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于纵酒昏酣，扪虱清谈之际，将争夺文化领袖地位的儒释道之间纠缠不清的矛盾逐一化解，结果儒释道融通为一，皆大欢喜。形成鼎足而立，互融互补的中国特色传统文化。魏晋士人取得这一丰硕成果的最大突破在于敢于突围经典，打破“循经守数”的桎梏。汉代之前，凡重要著作皆称为“经”，譬如四书五经，道德经。今人为之经典。纵然有人敢僭越妄言，也只能以“论”自居，不像现在百家讲坛这样群魔乱舞，没有规矩。《文心雕龙·论说》：“述经叙理曰论。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隧”。到了魏晋，士人追求生命的愉悦，放任自流，向一切体面的东西挑战，对经书更是“博士家法，遂成废弃”，“得其意而言”，于是就有了王肃敢伪证经书，杜预敢曲解《左传》，王弼以老庄注《易》，何晏、皇侃以玄虚说《论语》。经学之尊严，受清谈之洗礼，有了平和的心态与融合之可能。儒道之争无非是名教与自然之争。也就是社会规范与人的本性的关系问题。儒家强调制名（礼）教以规范人性，道家则主张顺自然而因物性。儒家名教理论沿习至汉末，流弊丛生，是某些诈伪狡黠之徒沽名钓誉、欺世盗名的工具，道家，尤其是庄子学派，认为个体的人高于社会的人。他们主张顺自然而因物性，也就是说应当由着个人的自然本性自由发展，社会礼法制度和规范的出现，恰好证明了人类自然本性的不断自我丧失。道家的自然理论，在重视个人性格和意志方面有其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但过分夸大个人意志与社会规范之间的矛盾对立，想把个人从社会中脱离出来，则又显然走向了另一个片面。魏晋士人洒脱的人生态度，注定他们崇尚老庄，肯定人的自然本性的根本性和合理性，但亦不排斥名教的规范作用，主张以自然为本，名教为末（用），强调以本统末，以用显本，本不离末，用不异本，努力调和自然本性与名教规范之间的矛盾，使之协调统一，将道与儒作为人的内心与社会的两个层面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地保留下来，或许这也是中国人两面性的一个根源。魏晋士人创造奇迹的另一重要手段是“忘象（言）得意”的认知理论。 佛教初期的传入，在翻译中过分讲求文辞，而忽略其思想意义很难为人所理解与接受。魏晋士人的洒脱精神反对支离烦琐的解释方法，强调在论证问题时应注意把握义理，反对执著言、象。提出“得意忘言”、“寄言出意”的方法，极大地影响了佛典的翻译方法。正如东晋名僧道生所说的：“夫象以尽意，得意则象忘。言以诠理，入理则言息。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此外，东晋名僧僧肇，深通老庄和玄学，他的著作《肇论》，借老庄玄学的词语、风格来论说般若性空中观思想。在使用中国传统名词和文辞来表达佛教理论方面，达到了相当高妙的境地，深契忘言得意之旨。所以说，玄学对于佛教的影响是很深的，它在连接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方面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在中国儒、道、玄思想的影响下，原印度佛教的许多特性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诸如，印度佛教杂多而烦琐的名相分析，逐渐为简约和忘言得意的传统思维方式所取代；印度佛教强调苦行累修的解脱方法，则转变为以智解顿悟为主的解脱方法；印度佛教的出世精神，更多地为世出世不二，乃至积极的入世精神所取代，等等。而在理论上则更是广泛地吸收了儒家的心性、中庸，道家的自然无为，甚至阴阳五行等各种思想学说，成为整个中国文化中可以与儒、道鼎足而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魏晋世风喜欢谈天说地，同时重视交流，也是使儒释道融合的一个重要契机。 在魏晋士人的学术争鸣中，口头清谈与文章争论是主要的途径与形式。士人们为显示自己的才能，以在清谈中一占上风，自成流派，故而争相博览群书，自发奇思，触发了许多新的观点。有了新观点的人，就会与人“探玄理微”，“引饰妙词”，“至暮忘餐，理竟不定”。有的人不善于“以口舌御人”，就转而将自己的思想付诸笔端，与对手打笔战。这种激烈又睿智的思辨行为，不仅精细地阐述了儒释道的精义，而且在相互的交流中，使得各种看法融会贯通，形成魏晋士人复杂的人格精神。如南齐的张融，遗命在他死后入葬时，应左手执《孝经》(儒家)、《老子》(道家)，右手执《小品(方)》(医家)、《法华经》(佛家)；而陶弘景也遗命死后当用道士和僧徒的士俑殉葬，可谓是“儒冠僧服道人鞋”。可见，当时儒释道已经在他们身上得到完美的融合。有复制的，也有自己写的~望楼主笑纳
收费标准、生活待遇及奖学金1.博士生缴纳学费标准：定向培养生12000元/年，三年共计36000元/人；非定向考生8000元/年，三年共计24000元/人。2.生活补贴：非定向考生每月生活补贴总计不低于1600元。其中基本生活补贴由学校发放，每月1200元；研究生助研津贴由导师发放，最低400元。3.助教、助管岗位津贴：学校还将根据需要为研究生提供助教、助管岗位，使部分研究生可竞聘此类岗位获取额外收入。4.奖学金：针对学费政策的变化，华南农业大学将完善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在现有研究生奖助体系的基础上，所收学费绝大部分以学业奖学金、新生奖学金等形式返回。新的奖助体系，将使我校研究生在学期间总体上享有更好的生活待遇。具体实施办法将及时公布在研究生院网站。5.发表论文奖励：在《Nature》、《Science》、《Cell》等国际著名刊物上发表论文，或被SCI、SSCI、EI等期刊收录的论文，按影响因子进行奖励，奖励金额从2000元到500000元不等。6．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培植与资助计划：由学校拨专款资助对具有研究前景的博士学位论文工作予以立项培植。获准立项的博士研究生，学习延长期间享受不低于2400元/月的生活津贴。
谈家桢(中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 李振声(小麦育种,2006最高科技奖获得者)李景均(美国人类遗传学会主席)袁义达(姓氏遗传学家)乐天宇陈桢张仲仁施立明李景均杨允奎(玉米育种)吴旻 夏家辉李汝祺 金力(复旦生命科学院院长)赵寿元李家洋桂应祥牛景(水稻)桂应祥(中华朝鲜人)
基础补贴貌似是300吧。有项目的话，还可以多点。
国家补助366，直接打到饭卡里。另外还有老师的补助，不过老师的补助就看个人了，有的老师大方就多发点，有的老师小气就发的少，刘耀光好象博士起码一个月都有五百，有的将近一千块，而我老师带的博士一个月才发150，没办法啦，所以选个好老板很重要哟。
应届生：学生证、身份证、准考证、本科成绩单(要有学校教务处公章)、毕业证、学位证、四六级证书、大学期间的获奖证书或工作期间取得的成果等要携带。最好将资料进行复印备份，另外如果有学校通知需要在面试期间进行体检，最好带上一寸免冠照片几张。
论文证明材料是一个类似表格的证明材料。 包含： 1.论文(作品)名称2.作者姓名3.完成(发表)时间、地点、刊物交流名称例：2020年11月 北京市 中华民居第1期4.论文(作品)撰写完成过程及本人所起作用：例：独著 2020年1月11日5.证明人意见 证明人签字6.单位或人事代理部门核实意见 单位(人事代理部门)盖章（这个好弄也不好弄）注:证明人，一般都是找你的论文老师或者教授签字就可以了。1、你如果用集体名义发表的论文(作品),要介绍撰写、完成经过及本人所起作用，并由论文署名单位证明是否属实，加盖公章。2、合作撰写的论文(作品)，每位作者的姓名都要写明，并由合作者签署证明意见。 3、此表附在论文(作品)前。以上，希望能帮助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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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撰写毕业论文是检验学生在校学习成果的重要措施，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大学生在毕业前都必须完成毕业论文的撰写任务。申请学位必须提交相应的学位论文，经答辩通过后，方可取得学位。可以这么说，毕业论文是结束大学学习生活走向社会的一个中介和桥梁。毕业论文是大学生才华的第一次显露，是向祖国和人民所交的一份有份量的答卷，是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报到书。一篇毕业论文虽然不能全面地反映出一个人的才华，也不一定能对社会直接带来巨大的效益，对专业产生开拓性的影响。实践证明，撰写毕业论文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是保证出好人才的重要措施。2.通过撰写毕业论文，提高写作水平是干部队伍“四化”建设的需要。党中央要求，为了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领导班子成员应当逐步实现“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个“四化”的要求，也包含了对干部写作能力和写作水平的要求。3.提高大学生的写作水平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在新的历史时期，无论是提高全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技知识和科学管理方法，还是培养社会主义新人，都要求我们的干部具有较高的写作能力。在经济建设中，作为领导人员和机关的办事人员，要写指示、通知、总结、调查报告等应用文；要写说明书、广告、解说词等说明文；还要写科学论文、经济评论等议论文。在当今信息社会中，信息对于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发挥着愈来愈大的作用。写作是以语言文字为信号，是传达信息的方式。信息的来源、信息的收集、信息的储存、整理、传播等等都离不开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