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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族建筑的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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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族建筑的论文发表

岭南建筑是中国建筑艺术的一朵奇葩,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和个性特征,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近年来,关于岭南建筑艺术特征的探索正从各个层面展开,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和日益重视。本文仅就岭南建筑的界定及其人文品格作一管窥蠡测,以期抛砖引玉。 一 岭南建筑的由来与界定 1949年建国以前,直至建国后的头10年,建筑界虽偶有广东建筑的称呼,但尚无岭南建筑的提法。岭南建筑的称呼是伴随着新中国建筑的发展与广东建筑突出成就的取得而逐渐为人们所接受的。建国之初,百业待兴,中国建筑迎来了大发展的良好机遇。50年代中期,当时的建筑界盛行复古主义,刮起一股“大屋顶”之风,产生了“凡建筑须盖大屋顶”的无形规定。面对滚滚而来的复古主义潮流,深受岭南文化熏陶、“敢为天下先”的广东建筑师们并未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他们在行动上表现出灵活的变通性(如由林克明先生设计1956年落成的广东科学馆、由夏昌世先生设计于1954年落成的现华南理工大学二号楼在屋顶形式和斗拱运用上就作了变通处理),在思想上开始有意识地探索广东建筑的地方特色和艺术特征。1959年,时任我国建筑工程部部长的刘秀峰同志在全国建筑艺术座谈会上提出“要创造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建筑新风格”的要求和倡议。自1960年开始,广东建筑界围绕“新建筑”、“新风格”展开了热烈、认真的讨论。讨论的中心话题是:广东建筑是否应有自己的特色?大家在讨论中一致认为,广东有自己的特点,广东建筑也应该有自己的特色,即应有岭南建筑的特点。与此同时,广东建筑界也开始尝试着对以往建筑实践进行总结和归纳。 从学理层面上说,正式提出“岭南建筑”的时间是在1957年。其标志是时任华南工学院(1988年更名为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系教授的夏昌世先生1957年在《建筑学报》上发表了题为《通风、隔热、遮阳》的论文。夏昌世教授指出:岭南建筑应有自己的特点,满足通风、隔热、遮阳的要求。首次论述了岭南建筑(广东新建筑)的特点。这是岭南建筑的学理渊源。此后,岭南建筑渐渐地为人们所知晓、接受和承认,知名于全国建筑界,并成为广东新建筑的代名词。“岭南”本意指地理上的五岭(越城岭、都庞岭、明渚岭、骑田岭、大庾岭)之南的广大地区,但“岭南建筑”,从其被提出的学理初衷和被认可的时代背景来看,即指建国以后的广东建筑,或称广东新建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广东古建筑被称为岭南古建筑,1840~1949年的广东近代建筑被称为岭南近代建筑。就广东建筑而言,其重点是广府语系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故此,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建筑成为岭南建筑的最主要内容。 由于广东在地理条件、历史条件、经济条件、人文条件等方面的独特性和优越性,广东建筑在新中国的各个建设时期往往开全国风气之先,如50~60年代的“矿泉别墅”、“广州友谊剧院”,70年代的“广交会”、“白云宾馆”,80年代的“白天鹅宾馆”、“国贸大厦”,几度出现引领全国建筑界的建筑创作的繁荣局面。 随着广东新建筑的创作繁荣和成功实践,国内建筑界一方面对这种实践的成功经验进行学习和总结,另一方面也开始了关于以上述建筑为代表的广东新建筑的地域性、时代性和文化性的理论争鸣和学术探讨。在这场方兴未艾的探讨争鸣中,其中一个最具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关于岭南建筑的学术界定。对此,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地域论”。这种观点从“岭南”的地理概念出发,认为岭南建筑即建在岭南地区的建筑,包括广东、海南、港澳以及福建南部、广西南部、台湾南部等区域的建筑。二是“风格论”。持此论者认为,岭南建筑即具有独特的岭南文化艺术风格的建筑,这种风格特征主要表现在适合岭南气候地理条件的平立面设计、建筑部件结构与造型以及富于岭南地域文化内涵的建筑装饰。三是“过程论”。与前面两种观点不同,过程论者着眼于建筑艺术的创作主体及其创作实践活动,认为岭南建筑是指在岭南地区这块特定的土地上所开展和进行的求新、求变、不断探索的建筑创作实践活动。换言之,岭南建筑即岭南建筑创作实践活动的简称。 我们认为,上述三种观点都有其相对的合理性和借鉴意义,但也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难以说明岭南建筑丰富的本质内涵。“地域论”强调建筑的地域性,有助于揭示岭南建筑的地域特征和某些方面的技术个性。但是,“岭南建筑,是一个有自己追求和风格的建筑创作流派。正如并不是所有岭南的绘画都可归于‘岭南画派’一样,并不是所有建在岭南地区的建筑都可以称之为‘岭南建筑’”。“风格论”更接近于对岭南建筑的艺术特征的揭示,强调建筑的文化性,有助于把握岭南建筑的文化和艺术本质。然而,为了强调建筑的艺术性而否定建筑的技术个性,不但有悖于建筑是技术与艺术的结合这样一个客观事实,而且也难以真正阐释建筑的风格问题。因为建筑的艺术风格有赖于对建筑材料的技术处理,甚至,建筑的技术水平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建筑风格的形成与演变。“过程论”强调建筑是一种纯粹的创作实践活动,无视建筑的地域性和文化性的理论探索和经验总结,流露出一种“建筑创作无需理论指导”的非理性倾向,无益于岭南建筑创作及发展,不利于岭南建筑的理论研究。鉴此,我们提出“文化地域性格”的新观点来界定岭南建筑,以表示对目前关于岭南建筑“地域论”、“风格论”、“过程论”的学术借鉴和理性鉴别。建筑审美属性的最高标准在于建筑的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的三者统一。“文化地域性格”论的意义在于对岭南建筑的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这三者的综合揭示。“文化地域性格”论诠释了岭南建筑的三大层面的内涵,即岭南建筑的地域技术特征、文化时代精神、人文艺术品格。岭南建筑,作为审美对象而激起人们的审美情思、赋予人们审美享受,往往是以其地域技术特征为表、文化时代精神为里、人文艺术品格为核的。夏昌世和莫伯治二位前辈,作为岭南建筑的先驱者,在论述岭南庭园时指出,岭南地区包括了“广东、闽南和广西南部� 这些地区不但地理环境相近,人民生活习惯也有很多共同之处”。正是岭南地区的自然、社会和人文环境,影响着岭南建筑的形成和发展�铸塑了岭南建筑的技术个性与人文品格。 二 岭南建筑的人文品格 建筑的人文品格主要是指通过建筑布局、风格造型、空间组合和细部处理等建筑形象要素所表现出来的艺术哲理、设计思维、文化精神和审美情趣。建筑的人文品格是以建筑的技术个性为基础的。建筑的技术个性指建筑的平面布局、立面造型、空间组织、细部处理等方面的技艺表现手法和特征。而建筑的技艺表现,从建筑的平面布局到立面造型,抑或空间组织和细部处理,都必须遵循建筑的客观适应性原理①。建筑是人为且为人的居住环境,所以,在“人为”即进行建筑的设计建造时,一方面要认真思考当地的气候特点、地形地势来考虑建筑的布局和造型,另一方面又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始终不忘建筑为人所用,满足人们的实用和审美需要的双重目的,从而实现“回归自然、回归环境、回归人性”的建筑设计理想,以便显露建筑的技术个性和人文品格。岭南建筑于此有其独到之长,涌现出无数建筑佳作,赢得人们的普遍赞誉。建筑的人文品格是隐性的、间接的、抽象的,而建筑的技术个性是显性的、直观的、形象的。建筑的人文品格和技术个性的有机结合,共同构成建筑美生成的客观条件。 建筑的人文品格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的具体体现,岭南建筑的人文品格也反映了岭南文化的本质特征和基本精神。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兼容并蓄的开放品格。岭南建筑兼容并蓄的开放品格是岭南文化融通性和开放性的一种外在表现。岭南文化本身就是许多不同特质的文化融汇而成的,开放、融通性是其重要的文化机制。岭南文化的形成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交融、一种综合、一种凝炼。尤其是岭南近代文化,“经过对爱国的情感和追求进步的理性之间的冲突进行合理的调适之后,岭南地区的文化精英以开放而健全的心态,在融汇中西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不仅实现了创造性的文化转换和文化重构,而且也完成了由‘得风气之先’向‘开风气之先’的飞跃,孕育了推动中国文化向近代形态转变的岭南近代文化精神。”岭南建筑的兼容并蓄的开放品格在岭南近代的园林、民居等多种建筑类型中得到鲜明的表现。如建于1926年的开平立园,“是旅美华侨谢维立以西洋建筑的特点,结合中国园林优美雅致的风格,按照《红楼梦》中的大观园的布局兴建的。”又如1934年建成的广东梅县白宫镇的联芳楼,是一座中西合璧、富丽堂皇的客家民居建筑。该建筑的平面布局基本维系客家民居“三堂四横”的传统模式,但立面造型则洋气十足,正立面在柱头、柱顶处采用西方的巴洛克、洛可可等风格的浮雕。在装饰内容题材中,既有中国式大鹏展翅、狮子滚绣球之类的题材,又有透露出西方文化气息的内容。现当代岭南建筑以更强的自觉意识融贯中西,以求继承创新,综合发展。

我想其中一点就是要正确理解现代建筑的多元性。 2、现代建筑文化的多元性建筑文化的多层次性。 人类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建筑物质财富和建筑精神财富的总和可谓建筑文化。它是人类建筑活动方式和建筑产品的总和,是社会文化中的一个局部...www.wsdxs.cn/html/Constructs

(一). 建筑材料的不同,体现了中西方物质文化、哲学理念的差异。 从建筑材料来看,在现代建筑未产生之前,世界上所有已经发展成熟的建筑体系中,包括属于东方建筑的印度建筑在内,基本上,都是以砖石为主要建筑材料来营造的,属于砖石结构系统。诸如埃及的金字塔,古希腊的神庙,古罗马的斗兽场、输水道,中世纪欧洲的教堂……无一不是用石材筑成,无一不是这部“石头史书”中留下的历史见证。唯有我国古典建筑(包括邻近的日本、朝鲜等地区)是以木材来做房屋的主要构架,属于木结构系统,因而被誉为“木头的史书”。中西方的建筑对于材料的选择,除由于自然因素不同外,更重要的是由不同文化,不同理念导致的结果,是不同心性在建筑中的普遍反映。西方以狩猎方式为主的原始经济,造就出重物的原始心态。从西方人对石材的肯定,可以看出西方人求智求真的理性精神,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强调人是世界的主人,人的力量和智慧能够战胜一切。中国以原始农业为主的经济方式,造就了原始文明中重选择,重采集,重储存的活动方式。由此衍生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哲学,所宣扬的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人合一”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揭示,自然与人乃息息相通的整体,人是自然界的一个环节,中国人将木材选作基本建材,正是重视了它与生命之亲和关系,重视了它的性状与人生关系的结果。 (二).建筑空间的布局不同,反映了中西方制度文化、性格特征的区别。 从建筑的空间布局来看,中国建筑是封闭的群体的空间格局,在地面平面铺开。中国无论何种建筑,从住宅到宫殿,几乎都是一个格局,类似于“四合院”模式。中国建筑的美又是一种“集体”的美。例如;北京明清宫殿,明十三陵,曲阜孔庙即是以重重院落相套而构成规模巨大的建筑群,各种建筑前后左右有主有宾合乎规律地排列着,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形态的内向性特征,宗法思想和礼教制度。与中国相反,西方建筑是开放的单体的空间格局向高空发展。以相近年代建造、扩建的北京故宫和巴黎卢浮宫比较,前者是由数以千计的单个房屋组成的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建筑群体,围绕轴线形成一系列院落,平面铺展异常庞大;后者则采用“体量”的向上扩展和垂直叠加,由巨大而富于变化的形体,形成巍然耸立、雄伟壮观的整体。而且,从古希腊古罗马的城邦开始,就广泛地使用柱廊、门窗,增加信息交流及透明度,以外部空间来包围建筑,以突出建筑的实体形象。这与西方人很早就经常通过海上往来互相交往及社会内部实行奴隶民主制有关。古希腊的外向型性格和科学民主的精神不仅影响了古罗马,还影响了整个西方世界。同时,如果说中国建筑占据着地面,那么西方建筑就占领着空间,譬如罗马可里西姆大斗兽场高为48米,“万神殿”高43.5米,中世纪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其中央大厅穹窿顶离地达60米。文艺复兴建筑中最辉煌的作品圣彼得大教堂,高137米。这庄严雄的建筑物固然反映西方人崇拜神灵的狂热,更多是利用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成就给人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 (三) 建筑的发展不同,表现了中西方对革新态度的差别 从建筑发展过程看,中国建筑是保守的。据文献资料可知,中国的建筑形式和所用的材料3000年不变。与中国不同,西方建筑经常求变,其结构和材料演变得比较急剧。从希腊雅典卫城上出现的第一批神庙起到今天已经2500余年了,期间整个欧洲古代的建筑形态不断演进、跃变着。从古希腊古典柱式到古罗马的拱券、穹窿顶技术,从哥特建筑的尖券,十字拱和飞扶壁技术到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罗马圣彼得大教堂,无论从形象、比例、装饰和空间布局,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反映了西方人,敢于独辟蹊径,勇于创新的精神。 (四).建筑价值的不同,显现中西方审美观念的异殊。 从建筑的价值来看,中国的建筑着眼于信息,西方的建筑着眼于实物体。中国古代建筑的结构,不靠计算,不靠定量分析,不用形式逻辑的方法构思,而是靠师傅带徒弟方式,言传手教,靠实践,靠经验。我们对于古代建筑,尤其是唐以前的建筑的认识,多从文献资料上得到信息。历代帝王陵寝和民居皆按风水之说和五行相生相克原理经营。为求得与天地和自然万物和谐,以趋吉避凶,招财纳福,在借山水之势力,聚落建筑座靠大山,面对平川。这种“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古代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欧几里得首创的几何美学和数学逻辑,亚里士多德奠基的“整一”和“秩序”的理性主义“和谐美论”,对整个西方文明的结构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一切科学和艺术,它们的道路都被这种理念确定了命运。翻开西方的建筑史,不难发现,西方建筑美的构形意识其实就是几何形体;雅典帕提隆神庙的外形“控制线”为两个正方形;从罗马万神庙的穹顶到地面,恰好可以嵌进一个直径43.3米的圆球;米兰大教堂的“控制线”是一个正三角形,巴黎凯旋门的立面是一个正方形,其中央拱门和“控制线”则是两个整圆。甚至于象园林绿化、花草树木之类的自然物,经过人工剪修,刻意雕饰,也都呈献出整齐有序的几何图案,它以其超脱自然,驾驭自然的“人工美”,同中国园林那种“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自然情调,形成鲜明的对照。早在2000年前古罗马奥古斯都时期的建筑理论家维特鲁威就在他的著名《建筑十书》中提出了“适用、坚固、美观”这一经典性的建筑三要素观点,被后人奉为圭臬,世代相传。17世纪初建筑师亨利·伍登提出优秀建筑物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坚固、实用和欢愉。”西方人把“坚固”和“实用”作为评价优秀建筑物的第一和第二原则。因而当中国古老的建筑物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毁坏或“烟消云散”的时候,西方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的建筑依然完好地保存着,用实物体形象演绎着自己的文化。通过对中西方建筑的比较可见出中西方在观念文化上,制度文化,物质文化上的不同。中国建筑中具有审美价值的特征形式和风格。自先秦至19世纪中叶以前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独立的体系,2000多年间风格变化不大,通称为中国古代建筑艺术。 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社会性质的改变,外国建筑,特别是西方建筑的大量输入,中国建筑与世界建筑有了较多的接触和交流,建筑风格发生了急剧变化,通称为中国近现代建筑艺术。 中国古代建筑艺术 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在封建社会中发展成熟,它以汉族木结构建筑为主体,也包括各少数民族的优秀建筑,是世界上延续历史最长、分布地域最广、风格非常显明的一个独特的艺术体系。中国古代建筑对于日本、朝鲜和越南的古代建筑有直接影响,17世纪以后,也对欧洲产生过影响。 艺术特征 和欧洲古代建筑艺术比较,中国古代建筑艺术有3个最基本的特征: ①审美价值与政治伦理价值的统一。艺术价值高的建筑,也同时发挥着维系、加强社会政治伦理制度和思想意识的作用。 ②植根于深厚的传统文化,表现出鲜明的人文主义精神。建筑艺术的一切构成因素,如尺度、节奏、构图、形式、性格、风格等,都是从当代人的审美心理出发,为人所能欣赏和理解,没有大起大落、怪异诡谲、不可理解的形象。 ③总体性、综合性很强。古代优秀的建筑作品,几乎都是动员了当时可能构成建筑艺术的一切因素和手法综合而成的一个整体形象,从总体环境到单座房屋,从外部序列到内部空间,从色彩装饰到附属艺术,每一个部分都不是可有可无的,抽掉了其中一项,也就损害了整体效果。 这些基本特征具体表现为: 重视环境整体经营 从春秋战国开始,中国就有了建筑环境整体经营的观念。《周礼》中关于野、都、鄙、乡、闾、里、邑、丘、甸等的规划制度,虽然未必全都成为事实,但至少说明当时已有了系统规划的大区域规划构思。《管子·乘马》主张,“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说明城市选址必须考虑环境关系。中国的堪舆学说起源很早,除去迷信的外衣,绝大多数是讲求环境与建筑的关系。古代城市都注重将城市本体与周围环境统一经营。秦咸阳北包北坂,中贯渭水,南抵南山,最盛时东西达到二三百里,是一个超级尺度的城市环境。长安(今陕西西安)、洛阳(北魏)、建康(今江苏南京)、北京(明清)等著名都城,其经营范围也都远远超过城墙以内;即使一般的府、州、县城,也将郊区包容在城市的整体环境中统一布局。重要的风景名胜,如五岳五镇、佛道名山、邑郊园林等,也都把 环境经营放在首位;帝王陵区,更是着重风水地理,这些地方的建筑大多是靠环境来显示其艺术的魅力

90年代中国建筑史研究谈

八十年代初,《中国古代建筑史》八易其稿,方付梓。

这部以编年史为特点、注重中国古代建筑各种特点及其同中国社会发展关系的专著,可成为抗鼎之作。

自此,开始了中国建筑史学沉寂多年后的又一次研究勃兴。

八十年代初,《中国古代建筑史》八易其稿,方付梓。

这部以编年史为特点、注重中国古代建筑各种特点及其同中国社会发展关系的专著,可成为抗鼎之作。

自此,开始了中国建筑史学沉寂多年后的又一次研究勃兴。

一方面,前辈的专著不断问世,如梁思成《营造法式注释》(上)、刘敦桢《中国住宅概说》、童 《江南园林志》、刘致平《中国古代建筑史》一起,构成扎实、严谨、客观、史论结合的治学风貌。

另一方面,在八十年代,面大量广的关于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的讨论不断涌现,开放的社会带来新学新知对传统建筑史学的挑战,并突出表征在跨学科研究的兴起对传统建筑史学的冲击和影响,甚而出现以论带史的研究状况。

然而,学术的演进除了有时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外,其自身发展也存在内在逻辑。

了解中国建筑史学发展的途径、认识研究对象和方法的规律,便成为客观的也是现实提出的历史课题。

90年代以来,中国建筑史研究的特点,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1. 从中心移向边缘

如果说,自梁思成和刘敦桢先生等于本世纪20年代开创中国建筑历史学科始至80年代,研究对象主要以中原为中心进行发散,以汉民族建筑活动为主题的话,那么,90年代中国建筑史研究在公众视野中逐渐从中心移向边缘。

郭湖生先生在“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东方建筑” 一文中,高屋建瓴地指出,汉族的文化特征和建筑的地方性用单一祖源是说明不了的,线型发展的思想、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眼界,不足以完整地认识世界,也不足以正确认识中国建筑的自身。

在郭先生的计划中,将中国以外和中国毗邻或接壤的地区,纳入到东方建筑研究的范畴。

他的几位博士生研究成果,或论“西域文明与华夏建筑的变迁”、“东南亚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化探析”,或谈“中日古代建筑大木技术的源流与变迁”,均深入到先民的境外迁来、跨境而居和非中心的文化传播问题。

从中心移向边缘也突出表现在乡土建筑研究上。

80年代出版了一系列以地方为划分的民居书籍,如《浙江民居》、《吉林民居》、《云南民居》等,但民居形态构成既受到不同地区之材料及构筑、不同民族之生活习俗和观念、不同地域之地理及生态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同时一种类型通常又跨越几省,同一省份又含若干类型,是为研究难点,香港龙炳熙先生《中国传统民居建筑》一书,将民居划分为八类外型,涉及边缘问题,尤其强调少数民族与汉族民居最基本的区别就在于他们受礼制的规限较少,其标准方法可谓卓见。

陆元鼎先生近几年连续成功地召开了“中国传统民居与文化”学术会议,或选址在西南边陲、西部边疆,或定点在广州进行海峡两岸和国际间的交流,实际上对边缘区域民居研究的开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也可从《中国民居学术会议论文集》中边缘地区民居研究所占比重之大略见一斑。

陈志华先生则倡导“请读乡土建筑这本书”,认为建筑环境表现出来的耕和读、利和义十分生动,往往能给我们一些新的启发。

他和他的同事研究并已出版的《楠溪江中游乡土建筑》一书,对环境封闭、独立而有品格的楠溪江中游乡土建筑的规划、百姓喜闻乐见的崇祀建筑、文教建筑、商业建筑等做了大量研究工作,此较过去常见的对住宅本身和祠堂的关注,无疑拓宽了视野。

这种变化正如陈先生所说:没有民众的历史是残缺不全的 。

这也可视为以帝王将相建筑活动为中心的研究向民众历史和乡野建筑研究的移向。

2. 从中观转向林木互见

对中国古代各种类型建筑的研究,80年代十分活跃。

探讨型制、手法、空间、技术及观念等,基本上属于对历史上单个或群体的认识和研究,是一种不近不远的中观把握。

而要达到对建筑史上若干问题的深入理解乃至规律性的认识,则需既见树木,又见森林。

这也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要求和视角。

潘谷西先生在90年代主持《中国建筑史研究·元明卷》时,就力主林木互见。

如元代的宫殿和城市建设,就触及 *** 的地位和蒙人的习俗等,它既包含制度化的层面,又涉及细微如器皿这样的生活内容,对“酒海”的考证和认识,不仅关系对饮具的理解,更影响至对建筑型制、制度和文化诸问题的认识。

再如张清常先生的《胡同及其他》,就是一本独具慧眼的从北京街巷名称入手去研究文化问题的好书。

书中部分内容是专门谈汉语中的蒙语借词的,张先生是语言学家,富于趣味,但相当篇幅涉及官府、市井、交通等,且涉及少数民族政权问题,其开创之功对中国建筑史研究亦不无裨益。

首届全国地名考证研讨会上,将地名考证与相关学科联系,从而展示见树见林的城市意义,是一重要特色。

葛剑雄先生关于中国史上移民与地名关系的探讨,对揭示城市的发展和变迁规律及理解聚落的形成,都具有启示作用。

关于古建筑保护理论,如何从物质层面跃进到文化层面,如何从技术手段、科学管理深入到进行系统的保护问题,在80年代,研究还相当不完善。

朱光亚先生在近年做了许多工作,“开发建筑遗产密集区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建筑遗产评估”和“一个古老村落的包含和发展研究”,均从个案入手,却上升到宏观的历史遗产保护和发展模式选择问题。

早在8 0年代,龙庆忠先生的若干研究生在城市和建筑的防灾技术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到90年代已形成景象,其中龙先生由具体的防洪、防涝、防潮、防风、防蛀、抗震、减灾等工作的开展而关注人聚环境的思考,是十分有远见的,也是典型的知微见著、见木见林的研究。

3. 从旁观走进心态和人

以今人思维、生活、观念理解历史,总是一种旁观的态度。

然而要理解中国古代建筑出现的真相是什么,就不能不贴近古代的人和当时人的心态。

如想关心明朝的城市那么就需关心明朝人的日常生活及他们想象的世界是什么,类似的方法论就是法国的年鉴学派,也就是把心态史与社会史的方法和历史研究结合起来。

朱建飞(Jian Fei Zhu)的“天朝战场:中国明清北京和紫禁城”(A Celestial Battlefield: The Forbidden City and Beij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就是以大臣和太监、皇后、妃子、宫女对皇帝理性要求和感情需要的争夺为契入,及以北京生活的人和故宫生活的人的关系为出发点,从四个层面来探讨外朝和内宫、宫殿和城市的布局与空间关系的,进而分析封建帝国灭亡的原因,其视角之独特,别开生面。

关于近代建筑史研究,赖德霖先生的博士论文较《中国近代建筑总揽》更进一步,其突出的标志就是重视中国近代建筑出现的民族心态和文化心理及建筑师自身所起的作用。

在中国近代建筑历史进程中,还有较多的国际行为,传教士、商人、建筑师等参与其中,一批外国学者在这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成果,如德国华纳的《德国建筑艺术在中国― ―建筑文化移植》一书,美国郭杰伟的《亨利·K·墨菲:一个美国建筑师在中国》和《两个美国营造技术输出商对中国的意义》论文等,均进一步注意到个体的人与中国近代城市和建筑发展的关系。

在园林方面,探讨空间、手法、意境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也是80年代园林的主要研究内容。

90年代初,中文系毕业的王毅先生,出了一本《园林与中国文化》,是致力于“道”、“器”结合的力作,其中探讨在“壶天”和“芥子”中叠山理水,构建完善、精美生活环境的关系方面,角度是独特的,契入到士大夫阶层的人格、心理和思维方式。

1 993年5月在南昌“建筑与文学”研讨会上,听曹汛先生谈起他在研究园林时,常迷入文学情境进行文史方面的考证,会上发言时短未能尽意,有幸的是后来读到曹先生的两篇文章,“陆游《钗头凤》的错解和绍兴沈园的错定”和“故苏城外寒山寺,一 个建筑与文学的大错结”,更是将建筑史上的疑点,通过对诗人的生平、诗作以及相关背景的考证解答出来。

曹先生不仅考出史料的虚假,进而揭示作伪的动机,对这些难言之隐的研究,就可能得出一些全新的结论,这种大处着眼,小处入手,精专和广博相结合的治史方法,另开一派研究风气。

应该看到,90年代中国建筑史研究的这三大特点,是中国建筑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既是转变,也是延伸。

在这近三百年史学学术发展过程中,“实事求是”“无证不信”这一朴学传统,一直占据主要地位,充分体现这一思潮的考证学,曾成为清学的中坚。

本世纪初,梁、刘二先生开创的建筑历史学科基本上延续这一传统研究方法,《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所展现的力求忠实、博证和归纳、比较风格,似乎和在此找到源头,给后人留下至深印象,其对建筑史学术真相所作的努力,也给后人进一步从事深入研究奠定下坚实的基础,因此成就了永不磨灭的价值。

80年代,对于中国建筑史研究,除史论结合外,还有以论带史、论由史出等提法。

“重写”也是一个热门而沉重的话题。

最早大概重写的是文学史,然后是哲学史、文化史、建筑史等。

不过,“重写”两字的背后常常是一种重估价值的情感表达或一种变换体系的理论思考。

就中国建筑史而言,“重写”,除了人们希望将新的资料补充进去外,更是因为人们对过去以背景控制的历史的叙述脉络、对立统一的原则、、进化的线索加上经济史观的认识不满,丰富的建筑现象往往变成了图解,当然有人希望重写。

可是如果缺乏真正有突破性的成果和实物、文献发现,难免进行起来举步维艰,落入排列组合的俗套。

对于90年代中国建筑史研究特点,我理解是更注重历史建筑及其发展,而非建筑历史的论述。

从中心移向边缘、从中观转向林木互见、从旁观走进心态和人,实质上是要发展更多更实在的人类建筑活动内容。

中国古代本来是一个扑朔迷离的时代,建筑又属于“形下”范畴,因此,在古代一些史家那里,关于建筑只剩下不成片断的二三策,而在一些想象丰富的文人那里又会孱入神话虚言。

在研究中,这就有个“有意”的史料和“无意”的史料运用问题。

“有意”的史料,指成文的历史叙述、成定论的内容、有案可稽的制度等,如帝王将相的建筑活动,史官是他的代言人,但有时出于政治或其他原因,经过精心粉饰后,使后人往往截取片断而难辩建筑本身形成的真伪。

如坛庙和陵墓,过去多年一直被划分为礼制建筑,实际上若从“型”的角度去认识,它自始至终和原始宗教唇齿相依,而隶属礼制建筑,只是在殷末周初文化大嬗替?

民族建筑的论文发表

摘要:

白马藏族聚居地区是古代“藏彝走廊”最东端藏、汉两民族文化交汇之处,在文化形态上呈现出与其他各民族共生、共存和叠加的综合性特征。陇南白马藏族同胞主要居住在文县白马河流域以及民堡沟一带的高山上,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积淀深厚的民族文化,使他们的民居建筑在内部结构、组合形式、装饰特征和村落布局等方面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形成了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独特的造型特征以及审美特色,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融合,体现出鲜明的时代印记。

关键词: 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结构;地域文化

特色建筑是人类文化的纪念碑,是集艺术、文化、科技于一体的文化综合体,也是一个民族的形象。一个民族的民居建筑风格,是当地人们在长期的生存过程中,根据当地的气候、水文、地势、地质等环境因素,不断总结经验和完善而逐渐形成的,同时临近民族之间的建筑文化也会相互影响,形成一些共性特征,所以其中也必然积淀着丰富而深厚的民族文化。白马藏族聚居地区是古代“藏彝走廊”最东端藏、汉两民族文化交汇之处,历史上不同民族在这条走廊交错杂居,因此白马藏族在文化形态上呈现出与其他各民族共生、共存、叠加的特征。所以他们的民居建筑既是陇南南部秦巴山区特殊地貌、气候的体现,也是多民族聚居繁衍的陇南南部独特地域文化的反映。长期的民族文化传承与融合发展,形成了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独特的造型特征以及审美特色,并且随着收稿日期:2011一O8—28·90·时代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融合,体现出鲜明的时代印记。

一、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的基本结构。

作为古代氐族的后裔,白马藏族很早就进入发达的农业文明,并在此居住生息。《华阳国志》记载氐人居地“土地险阻,有桑麻”,所反映的正是目前陇南白马藏族的居住环境以及生产生活状况。史籍记载氐人的民居形式是“土墙板屋”,《汉书·地理志》记载:“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南齐书》描述得更详细:“氐于上平地立宫室果园仓库,无贵贱皆为板屋土墙,所治处名洛谷。”“九“洛谷”即今陇南市西和县仇池山附近的“洛峪”,这一带正是古代氐杨政权的核心地区。关于白马藏族地区板屋形制的:具体记载,可见于清道光年间《龙安府志》中的记载:“番民(此处所说之番民,即白马藏族)所居房屋,四围筑土墙,高二丈,上竖小柱,覆以松木板,中分一、二层,下层开一门圈牛羊,中上住人,伏天则移居顶层。”“可见“板屋”的最突出特征即为以木板覆盖屋顶。

目前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的结构形式仍体现出“土墙板屋”的一些特征,但随着时代的进步以及民族文化的发展,三层结构的传统民居样式早已淘汰,陇南白马藏族村寨现存修筑年代最早的民居,也多为二层土木结构。由于板屋屋顶的寿命不长,容易漏雨,随着白马人生活条件的改善,在保持其建筑基本结构的基础上,屋顶已基本用瓦覆盖。目前陇南宕昌县官鹅沟、大河坝一带的藏族村寨,依然保留了大量板屋,当地俗称“沓板房”,这是居住在同一地域、具有相同生存境遇的民族在居住文化方面趋同性的体现。陇南白马藏族同胞主要居住在文县白马河流域北岸的高山上,以及石鸡坝乡民堡沟的薛堡寨和堡子坪两个村寨,村寨的整体布局方位为面南靠北,平均海拔高度在1700米左右。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积淀深厚的民族文化,使他们的民居建筑在内部结构、组合形式、装饰特征和村落布局等方面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

(一)内部结构。

陇南白至藏族民居独特的造型和审美特质,与其内部结构密切相关。一般认为,我国南北建筑结构和风格的不同,主要是由于不同地域的地形、气候环境等因素,形成了古代穴居和巢居两种基本形式。穴居为北方民居的雏形,北方气候干燥寒冷,居住形式也是由“地穴盖顶”的形式逐渐演变为土木结构的“抬梁式”木构架建筑;巢居是南方民居的雏形,南方气候湿润多雨,蛇虫较多,所以居住形式也是由筑于树木之上的巢穴向干阑式建筑过渡,最终形成了南部“穿斗式”木构架民居,而古代的木楼也是干阑式建筑中对下部空间的有效利用而形成的。陇南白马藏族居住地虽然海拔较高,但由于地处甘肃南部,气候相对湿润多雨,所以这种南北气候的过渡性地带特征,使其民居建筑的内部结构也综合了南北两种传统建筑结构形式。

而“土墙板屋”正是南北建筑融合的见证,经过历代的演进发展,从而形成土木结构的穿斗式二层木楼形式,屋顶为两面斜坡式,一层用于居住,二层存放粮食杂物。据当地白马人介绍,陇南白马藏族的木楼过去也多为三层,下层用于圈养牲畜,上层存放粮食杂物,中间用于居住。但从目前笔者对白马村寨的考察来看,基本为二层木楼结构,三层木楼已被完全淘汰。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与三层木楼建筑难度大且耗费材料有关;另外也与卫生状况、保暖性能有关,下层圈养牲畜时,由于空气对流因素,对人居住的中间层形成空气污染;同时居住在高山地带的人们,下层居住较为保暖,所以综合考察,二层木楼更适宜于人类居住。

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的内部木构架体现了穿斗式建筑稳定性强的特点,各种木构件纵横交错,紧密相连,其主要木构件有柱子、檩子(梁)、穿枋、椽、阁楼木、楼板等,和北部民居比较,突出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柱子多,每间之间分隔处都有5根柱子,最中间的柱子为中柱,前后两边的柱子分别为明柱和后柱,界于中柱、明柱和后柱之间的柱子为二柱;其二是充分发挥“穿枋”的串联作用,每间分隔处纵向排列的五根柱子用一种特殊的构件“穿枋”连接起来,穿枋是一种方形的木构件,与柱子榫接,将柱子纵向连接成为有机整体,体现了“穿斗式”民居建筑结构的独特性;其三是檩子多,陇南白马藏族民居中的檩子分为中檩、二檩、檐檩,中檩为屋脊处的檩子,檐檩位于前后两檐处,二檩界于中檩和檐檩之间,檩子共同承载椽,同时将各组柱子进行横向连接;上下两层中间有许多阁楼木,阁楼木上铺木楼板,将上下两层隔开,阁楼木不仅有分隔上下层作用,也有横向连接和稳定柱子的作用,从而使整个木架形成一个更加密集和稳定的整体。由于这种独特的内部结构,各种木构件之间相互榫接,连接紧密,更符合稳定的力学原理,所以和北部抬梁式建筑相比,不仅建筑结构独特,造型美观,而且具有较强的抗震性能。

(二)分隔组合结构。

陇南白马藏族的民居建筑在整体布局:结构方面,和陇南南部汉族民居有相似之处,也存在一定的差异。陇南白马藏族的传统民居多为三间组合式结构,院落也多为三合院、四合院式组合结构,但由于高山地区建筑地基狭小,所以形制较小。正房多为三间组合的结构形式,台基高,整体高出左右厢房,主次分明,正房进深一般为3.5——4米左右,间隔为4.5米左右。正房的一层多为两问连通结构,高度约为2.5米,靠西隔出一问为卧室,连通的两间为厅房,也有三间连通的结构形式。厅房中央一般摆设深柜(也称神柜),用于供奉祖先,靠东面设有火塘,火塘旁边摆放大木碗柜。厅房既是白马人会客、议事、供奉祖先神灵的主体空间,也是他们取暖、做饭的生活场所。左右厢房较为低矮,多为两间或三间组合形式,主要为卧室,期中一面厢房的下层往往留出屋宇式大门,大门与房屋有机结合,形成灵巧别致的空间结构。

白马村寨中很少见完整的四合院式组合结构,无倒房,大概是由于受高山地带地方条件限制,修建倒房会使院落更为狭小,不利于采光,所以其院落比汉族民居四合院要紧凑,房屋紧密相连,将院落紧紧包围在中间,小巧幽静。 目前陇南白马村寨的民居正房建筑多以四间、五问或六间的组合形式为多,因家庭经济条件或地基情况而定。左右两边的两间多处理成“封山包檐”形式,即将走廊左右与相应屋檐下的空间一并封闭在左右耳房空间内,使左右耳房门相对并与正房门成垂直关系,当地也称为“窝檐”,其中一间为厨房,另一间为卧室。在外部走廊上设置木楼梯,用于连通二层,有些则将木楼梯设置在耳房内部,中间部分则留出宽敞的走廊,前有明柱。内部一般为单间分隔,其中正中一间为客厅,间隔一般为4.5米左右,大部分现代民居建筑将中间的两间进行连通处理,使厅房宽敞气派,由于有专门的厨房,所以厅房中不再设置火塘,已演变为现代民居中的客厅。

二、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的装饰特征。

民居建筑既是人们安居的实用场所,也是在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逐步营造的精神和文化空间,通过独特的造型和装饰,传达出共同的民族审美心理和文化意蕴。“土墙板屋”既是白马藏族居民特殊的生存条件的反映,也传达出一种质朴自然的审美特色,而—92·独特的内部空间结构以及装饰又蕴涵着深厚而丰富的民族文化。建筑装饰的内容从性质和功能方面来考察,可以分为由建筑结构和材质本身所呈现的抽象形式,和通过雕刻描绘等手法装饰在各种建筑构件上的具象图形,两者共同形成了建筑的整体审美特色以及民族文化意蕴。传统的“土墙板屋”式白马藏族民居,是白马人利用其居住地域的自然资源,并综合当地的地形、气候等自然环境,构筑的具有独特民族风情的民居建筑形式,厚重结实的夯土围墙,轻盈灵动而稳定的木楼结构,纵横交错、错落有致的屋面门窗阁板,层叠排列而富有自然秩序的木板屋顶,既体现了民居建筑的实用性功能,也通过其结构和材质传达出朴素自然的审美特色以及民族文化个性。

在一般民居建筑中,装饰部位主要集中在门窗、山墙墀头以及屋脊上。陇南白马藏族传统民居建筑在外部山墙的处理方面较为随意自由,一般不进行装饰,一层的山墙为夯土墙,上部的二层或以木板、竹笆作山墙,直接承载屋顶,成自然简易的“悬山式”结构,所以没有墀头装饰;屋顶由于用木板覆盖,所以也无砖瓦图案装饰。正面的门窗以及纵横交错的木板墙体,则成为装饰的主体。

在生活条件相对艰苦的年代,多数白马藏族民居基本无装饰图案,而经济条件较好家庭的民居在门窗上雕刻动物花卉图案。白马藏族传统民居的门窗结构相对固定,整个屋面围绕门窗全部用木板封闭装饰,下层正房门多为两扇组合形式,左右窗户上装饰窗棂,上层无门,只在正中间或左右侧留出装饰窗棂的窗户。整个屋面部分阁板形成穿插有序、变化统一的平面构成形式,窗棂上变化多端的抽象图形则打破了阁板的.单一,产生了巧妙的形式对比,丰富了视觉效果,而这一切都是在建筑结构需要的基础上自然产生的形式美因素。部分传统民居的门窗上则雕刻动物花卉图案,这些装饰图案多位于门扇中间的绦环板以及窗楣、门楣等处。白马藏族信仰自然神,所以其民族图案的形式以及所包含的文化意蕴与汉民族图案有所不同,在内容方面多表现其生存环境中的自然花草以及动物,以表达对自然的赞美和崇拜,而不像汉民族装饰图案通过谐音、双关等蕴涵了更多的伦理文化含义。在造型方面这些动物花卉图案体现出鲜明的写实化倾向,不似汉民族花卉图案体现出鲜明的程式化因素,动物花卉造型憨厚朴拙,雕刻手法大胆粗放,不注重一草一木局部的精雕细刻,而专注于对自然物象的讴歌和赞美,所以使图案物象的造型体现出浑朴生动的特征,充盈着强烈的生命意味。

三、陇南白马藏族村寨的村落布局村落。

作为一个地理意义上的范畴,既是农业社会中人们共同居住、生产、生活的空间,又是指在这一空间中生活的一个群体。这是从民俗学、人类学的角度来认识村落,偏重村落文化的缔造主体——人,以及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文化现象。陇南白马藏族的村落布局结构是由他们居住地域特殊的地貌、自然资源、民居建筑形式等因素综合形成的,这其中本身也包含了白马藏族深厚的民族历史文化因素,虽然经历了漫长的民族历史发展与变迁。白马藏族由于古代长期的民族矛盾,他们被迫选择了环境险阻的深沟、大山、密林为栖身之处,

这不仅决定了他们独特的“板屋”建筑结构,也促成了他们村落布局的基本形式与格局,形成了具有强烈民族特色的地域人文景观。陇南白马藏族由于居住在海拔较高的高山地带,所以他们的民居也主要依山势而建,白马河流域的白马村寨民居基本为面南靠北的统一布局,这种方位的民居冬天太阳直射屋前,夏天太阳直射屋顶,具有冬暖夏凉的优点,也有部分村寨的民居不是南北方位,但都依地形而排列。由于高山地带坡势陡峭,宽阔的平地较少,所以白马藏族村寨的民居不仅院落窄小,而且民居之间的距离也较为紧密,相互之间的高低落差较大,再者其民居建筑为二层木楼结构,所以在布局形式方面形成了层层叠叠的视觉效果,产生了有序排列的秩序感以及韵律感,达到了民居建筑与自然的高度和谐,这种和谐是一种天然雕饰的自然之美,而非人为的形式雕琢,在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中又体现出独特的形式美感。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变以及白马村寨发展,白马藏族的民居建筑在继承传统样式的基础上,也发生了一些显著变化,尤其8O年代以来,白马村寨的交通、通讯、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汉文化的融合速度加快,其民居建筑从材料到结构,均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随着白马人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他们的生存条件也不断地改善,一是对传统民居进行改进和修复,二是对旧民居进行彻底拆除而重建。在基本结构方面,现代民居依然延续了传统民居穿斗式二层木楼的结构,但在形制方面比传统民居高大;在组合结构方面,现代民居多为四间、五间或六间的组合形式,中间的客厅采用两间连通的形式;传统的“土墙”逐渐换为砖墙;门窗结构方面大量借鉴当地汉族民居的形式,正房门多为六扇、八扇组合结构,多数白马人家民居的门窗还用各色油漆涂染,有些民居的门窗也完全采用镶有玻璃的现代化的样式。容易腐朽漏雨的沓板房“板屋”顶被瓦顶替代,屋脊上也出现了脊兽装饰,瓦沟中用白色涂料勾填,青、白映衬,呈现出整洁、明快的现代特色。白马人的生活水平与生存条件在不断改善,但民居建筑的民族特色也随之淡化,这为我们研究和保护白马文化也不断提出新的挑战,如何在传承白马藏族传统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有机融合现代科技文明,促进民族发展,是我们研究白马文化者必须面对的迫切课题。

参考文献:

[1]徐万邦,祁庆富.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

[2]刘光华.先秦时期甘肃的民族(一)[J].西北民族研究,20133,(3).

[3]刘志扬.居住空间的文化建构:白马藏族房屋变迁的个案分析[J].民族研究,2011,(3).

[4]袁智慧.骆谷城武都郡址初探[J].天水师专学报,1986,(3).

[5]刘峻骧.中华艺术通史·原始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6]刘铁梁.村落——民俗传承的生活空间[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6).

四川水泥,建筑学研究前沿,防护工程,中国住宅设施,这些期刊都是比较主流的,常见的刊物

中国古民居实在是太古老了,因为我们甚至可以走进“山顶洞人”的家园。林林总总的中国民居,无不各具风情,它们是古人物化了的生活方式,是中国各民族人民演绎人生话剧的最主要的舞台。民居的形式是丰富多彩的,种类之多令人惊奇。北方地区建筑多用厚重的围墙做四壁,以抗风霜、雨雪的严寒气候,而南方炎热、潮湿,就必须使建筑有良好的通风、防潮等功能,以创造较舒适的环境。“民居”一词最早来自《周礼》:“辩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得害,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以任土事。”疏曰:“既知十二之所宜,以相视民居,使之得所。”民居是相对于皇室以外庶民百姓的住宅,其中包括达官贵人的府第园宅。一、山西民居我国传统民居遍布全国各地,内容广泛、丰富。提起北方民居,人们一定会首先想到闻名遐迩的北京四合院,殊不知,北方民居的精华在山西。正如山西省的古代寺院等官式建筑是全国保存数量最多、年代最久、质量最好的,山西省也是全国传统民居建筑现存数量最多、质量上乘、艺术成就极高的一个省份。(一)晋中广厦――乔家居在中国传统民居中,就其建筑艺术而言,山西民居和皖南徽派民居齐名,素有“北山西,南皖南”之说,因一部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而享誉海外的乔家大院便位于山西省祁县境内。祁县民居的平面布局及体型颇具特色,属于典型的山西民居。一是院落多为东西窄、南北长的纵长方形,院门多开在东南角,符合风水术中“坎宅巽门”的说法。二是主要房屋都是单坡顶,院落四周房屋大都采用坡向内院的单坡顶,使外墙高大,雨水流向院内,形成“肥水不外流”。三是外墙高大厚重,防御性极强。祁县县城的巷道,两侧都是没有窗子的高墙,置身其中,不免发思古之幽。祁县民居中,最著名的要数乔家大院,当年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拍摄视角清晰地反映了这座古民居的布局特色和空间组合,以及精美的细部装饰等。虽然拍摄者只是以这些作为渲染故事情节的背景,但我们仍能感受到这座大宅院的恢宏气魄。1.严谨有序的城堡乔家大院位于祁县的乔家堡村。这是一个颇具地方特色的村落,走进乔家堡村,路旁都是高耸的青灰砖墙,没有窗户,偶尔有一两个圆拱形门洞,里面是黑漆木门,显得壁垒森严。大院三面临街,独立于周围民居。大院四周是封闭的砖墙,高三丈有余,上层是女墙式的垛口,还有更楼、眺阁点缀其间,仿佛城墙上的敌楼,显得很有气势。乔家大院就是这样一座全封闭的方形的城堡式大院。乔家大院,始建于清乾隆年间,以后又经过两次增修而建成现存的格局。整个宅院分6个大院,19个小院,房屋共计有313间,占地面积约8700平方米。建筑物多而不乱,布局严谨有序。2.新奇独特的造型山西民居的一大造型特点是单坡屋面,屋面向里倾斜,而单坡顶背后的高墙朝向院外,墙体高大封闭,具有极强的防御性。山西气候干燥,春冬两季有大风,高大的外墙可以防风。而祁县单坡顶的民居更是独具地方特色,都是船侧反曲的层面形式,这与常见的单一凹曲线,或凸曲线屋面都不相同,形式新奇独特。乔家大院最有特点之处还在于它的上人屋顶。大门上的城楼是上房顶暗室的必经之路,上下楼都要经过这下面的一条漆黑的通道楼梯。上去以后,所有的房顶都能去,房顶上的通道主要是为更夫设计的,道路曲曲弯弯,却四通八达。乔家大院的房顶上还设有更夫楼,尺度不大,却十分精致。平房顶随便走,但单坡顶都留有一条窄窄的道路,外侧还设有矮的女儿墙,防止人摔落。站在乔家大院的房顶上,看到面前高低错落的起伏变化,会令人感到建筑美学反复、交错、连续、间歇中起承转合、抑扬顿挫的韵律感和神秘感。3.精美的细部装饰这样的大院落,其砖雕、木雕等各种装饰细部比比皆是,令人眼花缭乱。而每一个雕刻每一幅画面都有其民俗的说法,都是一个故事,令人观之回味无穷。乔家大院共有六个大院,虽经几期分建,中间时空跨度将近两个世纪,但仍保持了统一的风格,整个建筑浑然一体,充分显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高超的建筑工艺水平。古老的街巷、高耸的灰砖墙、雕饰华丽的门楼,以及大门前的拴马桩和上马石……徜徉于其中,我们仿佛回到了晋中地区的繁荣时代,感受到了当时居民安居乐业、其乐融融的生活,也体验到了前人用建筑的手段表现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二)华北平原上的明珠――平遥民居平遥古城是北方民居中的精粹。这里村镇建筑格局规整而严谨,住宅本身的排列十分整齐,而且相对封闭,呈内向型的形态。直而窄长的街两侧探出是山式门楼,简洁、明了,标志着下边人家的入口所在。门楼之下,自墙内悬挑出装饰精细、华美的梁枋,支撑起同样精致的斗拱,共同托起上面的屋顶,其上的正脊与院墙端头相平齐,给人的感觉是“见墙而不见屋”。其侧面沿街的外墙墙头上用整齐的磨制砖砌出各种透空的花墙,使较高大、平板的竖墙面显得活泼、轻巧了一些,而不会让人产生过分压抑之感,不失为一种简明而有效的装饰手法。大门外常放置有石雕的上马石。门洞两侧夹立砖垛,并置门枕石,门洞相对较窄小些,相当封闭、严密,具有一定的防御作用。其内院较窄,可使两侧厢房受到东西两面日晒的时间较少一些。院落中轴线明确,正房相对高大、宽阔一些,有的深宅内院还有多重层院相连。院中放置花草,使单调的色彩环境变得新鲜、活泼、亲切一些。有的大家望族的住宅里,次要院落的平顶屋顶上还增建明楼,谓之“绣楼”,这是年少女眷的“闺阁”,其外形小巧玲珑,仿佛宅中的点景小品。除宅边院墙高筑(为防外侵、偷盗发生)之外,在外山墙顶上极容易被人翻越的墙顶都是虚砌并浮搁着,排列成花纹式的透空墙体,一旦有盗贼掠入,弄倒花墙,一可出动静惊人,二可将贼绊跌,起到防卫和警戒的作用。现在看来,则已成为一种惹人喜爱的、值得观赏的艺术装饰品了。平遥县的木结构民居,似乎没有祁县民居那么庄严华丽,然而走进民居院内,我们会惊奇地发现,正房竟然是独立式窑洞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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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民族精神,爱我锦绣中华"这句话几乎全国人民都知道,但又多少人能做到呢?我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从"人文出祖_黄帝,到尧舜禹的克己爱民,孝敬父母等精神一直延续到现在.我们每次在外国人面前说自己是炎黄子孙,不由得感到自豪起来,滔滔不绝的说着祖先们的那些精神,说什么要向他们学习,可是谁又做到了呢?没有,都没有,我们是那些说话不算数的人,但也有些人在弘扬我国的民族精神建设我么的国家,我们可以弘扬民族精神,弘扬民族精神可以不必做的那么大,不用做的要人人都知道你在弘扬名族精神,可以在公交车上,我们可以给那些老弱病残孕让位,过马路时,可以扶那些老人过马路,还可以不乱丢,乱涂,乱扔……那不就没有什么人得病了吗?不就使得环境受到了保护吗?不就使得我国变得更美好吗?一个祖国的建设不仅仅只靠一个人,要靠全国人民的智慧和双手来建造,听说过“三个臭皮蛋顶一个诸葛亮”的彦语吗?连三个臭皮蛋的智慧都可以顶一个诸葛亮的智慧,这不就说明团结力量大吗?不过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们青少年的学习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我们建设祖国和弘扬名族精神的能力也增强了,所以,我们青少年弘扬名族精神的责任占全国任命弘扬名族精神的人的三分之二。在我们身边不就又很多这样的例子吗?如在1988年的奥运会上,我国乒乓球队的队员们战胜了对方后,使我国获得了参加奥运会以来的第一块乒乓球金牌,也使得乒乓球成为了我国的国球,这不就是在建设祖国吗?还有就是在今年的奥运会上,在男子110米兰冠军刘翔在直径跑道上战胜了黑人,为我们全亚洲争了光还为我国争了光,这不也实在建设祖国吗?……弘扬民族精神,全国人民人人有责,谁都不能丢下这个责任!弘扬名族精神,爱我锦绣中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就是要在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础上,全国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祖国的繁荣昌盛,维护社会主义祖国的统一安全,同心同德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只有维护民族团结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才能更好的凝聚整个民族的力量加快国家建设的步伐,更好的在国际上展现中华民族团结奋进,朝气蓬勃的雄姿,使中华民族真正的自立于世界的民族之林。一曲优美动听的《新疆好》,唱出了两千万天山儿女的心声。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新疆大地安定祥和,到处奏响民族团结的凯歌。 “团结月”凝铸兄弟情 新疆生活着维吾尔、汉、哈萨克、回、蒙古等47个民族,在历代抵御外敌入侵、反对分裂祖国的斗争中,各族人民结下了兄弟般的深厚情谊。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中央和自治区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民族宗教工作,贯彻以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为指导的民族宗教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以民族团结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建立“平等、团结、互助、进步”的新型民族关系。在加强民族团结、搞好民族工作的实践中,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总结出一套成功经验,那就是加强对各族干部群众进行民族团结教育,开展群众性的民族团结创建活动,使民族团结的思想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1982年,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隆重召开新疆首次民族团结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发出了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把加强民族团结教育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的倡议,将每年5月定为全区的民族团结教育月。从此,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在天山南北广泛开展起来。 每年5月春暖花开时,新疆各地的农村牧区、工厂矿山就荡漾起民族团结教育的思想之风和政策之风,形式多样的文艺演出、报刊、广播、电视宣传,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思想和党的民族政策带到各族干部群众的身边,团结互助蔚成风气。 20年来,民族团结教育活动以月促年,在新疆各族干部群众中牢固树立起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使他们懂得了“民族团结则百业兴旺,民族纷争则百姓遭殃”的道理。针对少数民族分裂分子和暴力恐怖分子的活动,自治区党委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反分裂斗争再教育活动,使破坏民族团结的极少数人无处藏身。民族团结教育同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密切结合,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得到普遍尊重。同时,一大批德才兼备、立场坚定的少数民族干部被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目前,全区少数民族干部已达34.8万人,占干部总数的51.8%。随着少数民族科技文化素质的提高,少数民族各级各类专业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在各行各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今年是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月的第20个年头,各地不仅召开座谈会、研讨会和报告会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而且举办了一系列的电影周、文艺演出、图片展览、歌咏比赛、演讲比赛等活动,吸引各族群众广泛参与。自治区各家新闻媒体通过对20年民族团结教育月活动的回顾和评论进行宣传,营造出浓厚的舆论氛围。 1963年,一名刚从扬州医专毕业的青年,满怀希望来到高寒缺氧、风沙肆虐的帕米尔高原,在海拔2100米的乌恰县做了一名医生。他就是已经退休的原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人民医院院长吴登云。 来自江南水乡的吴登云没有被高原恶劣的环境吓倒退缩,而是兢兢业业地在西部边陲的高原上救死扶伤38年。他视柯尔克孜族牧民如亲友、如手足,忠实履行着自己“做一名人民的好医生”的诺言,前后30次为病人无偿鲜血,累计鲜血7000毫升,被当地牧民亲切地称作“白衣圣人”。 吴登云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换回了少数民族同胞的尊敬和爱戴,多次获得各级政府颁发的民族团结模范称号。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之际,党中央表彰了一批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及优秀党务工作者,这位始终如一、扎根边疆缔结各族人民兄弟情谊的人民医生也名列其中。 在并肩建设社会主义、推动社会进步的实践当中,涌现出一个又一个像吴登云这样无私奉献的民族团结先进模范。从1982年至今,新疆共表彰奖励了国家级和自治区级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单位748个,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1273名。 白克日?卡依尔是塔什店火电厂一位普通工人,今年夏天为了抢救不慎落水的汉族儿童,他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这名优秀的维吾尔族工人眼中,汉族同胞就是自己的“吐汗吾干木”(亲兄弟)。他不止一次地伸手援助遇到困难的汉族乡邻同事,替不认识的汉族病人垫付医药费,在各族群众中间传唱成了一曲民族团结的赞歌。 杨忠贤,巴里坤草原上的一名乡村医生。他为草原上的哈萨克族妇女接生3000名婴儿,挽救了数百濒危病人的生命,培养出上百名弟子在草原上救死扶伤。在他死后,哈萨克牧民破例第一次用自已的风俗接纳了这位汉族兄弟,将他安葬在雪山脚下的哈萨克族部落墓群中。 阿布旦,阿勒泰草原上的哈萨克族牧民。1996年冬天,阿勒泰地区遭受30年不遇的特大雪灾,上百名汉族矿工被大雪围困在离阿布旦家毡房不远的地方,随时有生命危险。阿布旦毅然把自家储备的面粉分给断粮的人,把自家正在怀胎的8头奶牛宰杀,将牛肉分给饥饿的汉族弟兄。他让冻伤的矿工住进自己的毡房并让儿子冒着被大雪埋没的危险踩着雪橇下山送信。他说:“为了挽救汉族兄弟的生命,就是遇到再大的困难和危险,也要把信送到。” 自治区各级党委和政府通过树立民族团结先进典型,在全区营造出一种人人讲团结、个个争先进的氛围,推动着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发展,民族团结的思想,已经深深扎根在新疆各族百姓的心中。热爱民族团结的无数群众,在生活和工作中身体力行,数十年如一日地贯彻民族团结的精神,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默默付出。 团结稳定促社会发展 民族团结带来了社会的安宁与稳定,形成了建设合力,为新疆经济与各项社会事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支持新疆的发展。20多年来,新疆基础设施建设总投资3000多亿元,其中国家投资占60%以上。这一时期,新疆国民经济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建立起以农业为基储以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体系。一批大型骨干项目的完成和生产能力的实现,使新疆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大大加强。 棉花和石油是新疆两大优势资源,在中央政府和兄弟省市的支持下,这两项资源已经变成新疆的支柱产业。新疆棉花产量占全国总产的三分之一,这几年各级干部和技术人员下到田间地头,帮助各族群众掌握生产技术,使得棉花连年高产,棉农收入稳步增长。随着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两大油气田不断探明新的储量,新疆已经成为我国石油资源战略接替区,石油天然气资源的开发,也给新疆各族人民带来巨大实惠。伴随石油开发进行的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解决了长期困扰南疆人民的出行不便和照明问题,改善了当地百姓的生活条件。 新疆地域辽阔,地理环境复杂,世居高原和沙漠边缘,尤其是南疆地区的各族群众,生产和生活条件特别艰苦。解决这部分群众的温饱问题,始终是自治区加强民族团结的重要工作。去年,新疆30个贫困县市农牧民的人均纯收入达到1138元,比“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以前增加了570多元,农牧区的贫困发生率从1994年的20%下降到目前的4.4%左右,贫困地区的水、电、路、通讯等基础设施条件得到明显改善。 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促进了新疆对内对外的经贸合作,吸引了大量外来资金。无论是首府乌鲁木齐,还是南疆重镇喀什或西部边城伊宁,到处都是一派和睦安宁的景象,吸引着国内外的投资者。 在新疆这片祖国西部的热土上,各族人民正团结一心,共同营造着团结、稳定、繁荣的美好家园。选择性的摘录吧,这种文章段排列不是很重要,首段尾端除外.

呵呵!好吧,等你抄好了,拿给我看看把~~不想在网上抄,我抄你的就好,不然会被抓到的!!民大的孩子!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富有生命力和顽强不息奋斗不止的民族,五千年的磨难、五千年的磨砺,铸就了中华民族龙的精神。我们的民族之所以历尽了五千年的沧桑,现在依然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不畏惧一切困难,越是遭受苦难越是团结凝聚的民族,这是是我们中华之魂,是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冲破一切艰难险阻勇往直前的原动力!在危机时刻,尤其是天灾面前,一个民族最能体现其民族的精神。面临危机,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其存在的价值就找到了一个最基本的衡量尺度,那就是人及其生命。 人和生命是任何一个社会的本源问题,原因很简单,正是因为有了人,就有了社会。对人及其生命的重视和尊重也就成了衡量这个社会的进步与否。当危机危及他人的生命的时候,你和我作出怎样的反应也就成为你和我存在的价值的最重要的尺度。没有了他人,你我的存在也就失去了意义。 四川大地震再次使中国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世界在关切中国,中国在感动整个世界。感动世界的不是地震本身,而是中国人在面临灾难时所显现的民族精神,是赈灾过程中不同的角色所写下的一个个有关人的故事。这些故事正在形成一个大写的“人”字,一个巨大无比的“人”字。正是这个"人"字,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核心。 按照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张贷年的概括和总结,中华民族精神可以浓缩为八个字“厚德载物,自强不息”。这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也是中华民族精神之所在。正是靠着这八个字,使我们这个民族能够经历诸多灾难而能够依然顽强的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繁衍、发展壮大。在历史上,我们这个民族,曾经饱受苦难--但是无论这些苦难是源自天灾,还是源自人祸。不论是外敌入侵、自然灾害、疫病传播,中华民族都处之泰然,依靠上述八个字,挺过来了。

唉,蛋疼啊,这老师,好精明的,上次迟到2分钟都说我旷课!T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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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是56个民族团结的大家庭。2009年已经过去了,回首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的华诞,十月一日在天安门广场阅兵仪式又再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时至今日,我们中国已经走过了60年的风雨和坎坷路程。当全世界的人民都在关注着崛起的中华民族,我们都为自己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名儿女而感到自豪。国庆庆典的壮观场面让每一个人难以忘怀,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年大庆的日子里,天安门广场树立起56根民族团结柱,成为节日期间最为亮丽的风景之一。60年来,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民族地区处处呈现经济繁荣、政治安定、文化发展、社会和谐、民族团结的喜人景象。经济实现历史性跨越,综合实力显著增强。民族地区社会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各族群众综合素质明显提高。60年来,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全面发展,建立了一大批各级各类民族学校,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民族教育体系,培养了大批各级各类人才。民族地区医疗卫生事业成就显著。城乡基层卫生机构得到建立和健全,少数民族医疗卫生人才得到积极培养,民族医药得到重视和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现全面覆盖,各族群众健康素质不断提高。传统民族文化得到保护和弘扬,宗教信仰自由受到充分尊重。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蓬勃发展,各民族大团结日益巩固。长期以来,党和政府一贯重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改革开放以来,群众性创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活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开展,“三个离不开”思想和民族团结观念逐渐扎根千家万户。少数民族干部和人才培养选拔工作扎实推进。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日益壮大,结构不断改善,素质不断提高,一大批少数民族干部被选拔进县级以上各级领导班子,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能力进一步提高。民族团结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和核心内容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所追求的目标。社会主义社会各民族之间的团结,是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党的团结为核心的,是以社会主义制度和祖国统一为基础的。作为中国民族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几方面的含义: 1、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2、维护促进民族团结。民族团结包括不同民族之间的团结,也包含着民族内部的团结。3、各族人民齐心协力,共同促进祖国的发展繁荣。民族团结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步的必要前提。4、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是社会安定、国家昌盛和民族进步繁荣的必要条件。中国的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有着内在的联系。民族团结的原则要求各族人民热爱祖国、维护统一,反对一切破坏团结、分裂祖国的活动.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具有普遍性、长期性、复杂性、特殊性、国际性和重要性。民族问题关系到国家的治与乱,民族问题处理不好,将打乱国家的经济、政治秩序,造成国家动荡不安;民族问题关系到社会的进与退,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能在矛盾、冲突、动荡和不安中进步;民族问题关系到人民的福与祸,民族问题处理得好,民族团结和睦,就会天下大定、国家大治、社会快速进步,人民安局乐业。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把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列为我国五大关系之一。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我们国家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民族团结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政治基础,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之福,祖国分裂、民族冲突是各族人民之祸,加强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三心合一心,黄土变成金”。团结是力量,团结是财富,团结是生产力,团结是国家发展进步的基础。“5·12”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使数万同胞遇难、数百万人痛失家园,灾区人民生命财产和经济社会发展蒙受巨大损失。地震天不塌,大灾有大爱。地震发生后,全国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传播着血浓于水的中华民族骨肉亲情、民族大义、文化大同、无疆大爱,全国各族人民充分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爱国主义精神,纷纷伸出援助之手。这是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成果,是党富民强国大政方针的生动写照,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团结一心、风雨同舟的强大力量。高举维护国家统一、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法律尊严、维护民族团结的旗帜,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珍爱民族团结,像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民族团结,自觉捍卫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捍卫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严厉打击民族分裂主义,坚决粉碎境内外敌对势力的分裂破坏图谋。没有民族的和睦相处,就没有社会的安定团结;没有社会的安定团结,就没有国家的繁荣发展;没有国家的繁荣发展,就没有各民族的兴旺昌盛。只有各兄弟民族手挽手、心连心,团结一致,才能众志成城,抵抗自然灾害,应对金融危机,在风云突变的国际局势中立于不败之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民族团结,是中国处理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也是中国民族政策的核心内容。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维护民族团结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其一,民族团结是国家统一的重要保证。只有实现了民族团结,才能维护国家统一。没有民族团结,必然是民族矛盾、冲突不断,导致国家四分五裂、一盘散沙。其二,民族团结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前提。只有实现了民族团结,社会才能安定和谐,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其三,民族团结是各项社会事业发展的重要保障。各民族只有团结一心,才能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使经济社会取得长足进步、各族人民生活不断得到改善。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高度重视民族团结,视民族团结为全体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是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根本保证。多年来,中国各族人民牢固树立“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思想观念。在中国,每一个公民的命运都和国家的命运紧密连接,每一个公民都有坚决履行维护国家统一和全国各民族团结的义务,坚定自觉地反对民族分裂,坚定自觉地为建设国家贡献力量。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信,各民族团结友爱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在中国,民族团结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团结,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团结,以及同一少数民族内部成员之间的团结。维护民族团结,就是要求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里,在一律平等的基础上,各民族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学习、互助合作,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推动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不断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多年来,国家采取各种措施,努力消除一切不利于民族团结的因素,坚定不移地维护民族团结,努力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国家采取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着力消除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歧视和民族隔阂,促进各民族团结发展。国家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在维护民族团结的实践中,国家既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中国政府多次开展全国范围的民族政策执行情况大检查,推动民族政策的全面贯彻落实。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的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更加频繁,城市化、散居化趋势日益明显。为保障城市和散居地区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国家制定实施《城市民族工作条例》、《民族乡行政工作条例》等法律法规,切实加强服务与管理,重点帮助他们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满足他们在节庆、饮食、丧葬等方面的特殊需要。——国家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国从自己的国情和实际出发,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把国家的集中统一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区域自治有机结合起来,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一大创造。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于保障少数民族当家作主,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产生了巨大作用。多年来,国家充分保证民族自治地方依法行使自治权,切实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国家坚持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作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解决民族地区的困难和问题归根结底要靠发展。多年来,国家从战略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在不同时期针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实际,提出工作方针,作出战略部署,从政策、资金、人才、技术等多方面支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国家始终把提高各族人民生活水平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千方百计加快发展,切实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努力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经过不懈努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水平大幅提高。——国家不断加强民族团结的宣传教育。国家把民族团结教育纳入公民道德教育的全过程,纳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坚持不懈地在各族干部群众中进行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法律法规和民族知识的教育,注重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不仅教育群众,更注重教育干部;不仅教育少数民族干部,更注重教育汉族干部;不仅教育一般干部,更注重教育领导干部。国家特别重视在青少年中进行民族团结教育,要求民族团结教育进学校、进课堂、进教材,使民族大团结的优良传统代代相传。2008年国家颁行了《学校民族团结教育指导纲要(试行)》。2009年,国家将民族团结教育纳入全国小学阶段考查和中考、高考及中等职业教育毕业考试范畴。国家注重对新闻媒体、出版从业人员进行相关培训,引导、鼓励他们准确理解、积极宣传民族政策、民族法律法规和民族基本知识,又好又多地推出宣传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作品。同时,注意加强对出版物、广播影视作品和互联网的管理,防止出现伤害民族感情、损害民族团结的内容。——国家积极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和表彰活动。1988年以来,国家先后召开了四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共表彰56个民族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4993个,其中模范集体2474个、模范个人2519名,在全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各级地方政府采取“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月”等形式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制定实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表彰办法,在全社会树立典型,弘扬正气,推动形成了以维护民族团结为荣、以损害民族团结为耻的社会风尚。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将每年五月、内蒙古自治区将每年九月、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将每年九月、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将每年七月定为“民族团结月”。——国家妥善处置影响民族团结的矛盾和问题。国家坚持团结、教育、疏导、化解为主的方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避免事态扩大和矛盾激化。国家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人民利益,凡属违法犯罪的,不论涉及哪个民族、信仰何种宗教,都依法处理。近年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建立了处理影响民族团结问题的长效机制和应急预案,及时妥善地处置了各种影响民族团结的矛盾纠纷和事件,维护了民族团结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国的民族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和抵制一切外部势力打着“民族”、“宗教”、“人权”的旗号插手、干预中国的民族问题,严密防范和依法打击境内外各种恐怖主义势力、分裂主义势力、极端主义势力对中国的渗透、破坏、颠覆活动。历史和现实表明,民族团结友爱,则政通人和、百业兴旺;民族冲突纷争,则社会动荡、人民遭殃。

写作思路及要点:全文围绕中华民族团结的主题写作,可列举真实事例。

正文:

“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只花。五十六个兄弟姐妹是一家”歌里唱的真好。中国人民经历了多少苦难,还是那么团结。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中华大地,中国人民团结奋战最终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了中国,老话说的好“一根筷子易折断,十根筷子难折断。”这句话说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团结就是力量。

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县发生了8级大地震。在阵阵的轰鸣声中一栋栋房屋高楼在转眼之间都崩塌。许多的人都在顷刻之间失去了家园和亲人。是团结让汶川站了起来,各大厂家纷纷捐出水和食物,许多明星和慈善家都捐出资金。为汶川人民建设医院、学校和家园就这样又让汶川人民过上了幸福的日子。

云南发生百年不遇的严重旱灾。地里的庄稼完全绝收,甚至于很多地方就连人民正常饮水都出现了问题。当地的人民不论老少为了解决饮水问题,不惜艰难跋山涉水到有水源的地方背水、挑水、驮水回家。

这一情况后来被记者叔叔阿姨报道出来后,全国人民纷纷向灾区群众捐款捐水,以解决灾区人民生存问题。这真是印证了一句话“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就这样靠大家和灾区人民的自救方式,旱灾最终在全国人民的帮助下得到了解决,灾区人民又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这么多的见证都说明了中华民族是个团结的大家庭,谁有了困难大家都会向他伸出援手。

在几千年的历史沧桑中,我国各民族发展了休戚与共、相互依存的亲密关系,形成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国家统一始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是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维护祖国统一,始终是中华儿女的神圣职责。祖国统一是国家繁荣富强的根本前提。一个强大的国家,必然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一个强盛的民族,必然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四分五裂,断难成为世界一流强国;一盘散沙,绝无希望跻身世界先进民族行列。在中国历史上,凡是国力强盛、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时期,无一不是国家统一的时期。西汉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清代康乾盛世,都是在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的情况下出现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展现出宽广而美好的前景。祖国统一是各民族发展进步的重要保障。国家的统一,为各民族发展进步提供了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密切了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联系,极大地推动了各民族的发展进步。新中国成立以来,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少数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各民族经济文化联系更加紧密、交流更加频繁,相互学习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焕发出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祖国统一是各民族幸福生活的不竭源泉。祖国是各民族安身立命之所在,是各民族共同生活的家园。祖国好比母亲,为各民族提供衣食之需,使他们免受冻馁之苦;为各民族遮风挡雨,使他们免遭风刀霜剑的伤害。祖国统一是各民族之福,祖国分裂是各民族之祸。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国家的高度统一,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开始了崭新的生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使人民生活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巨大跨越,各族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坚决反对一切分裂祖国的政治图谋,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制造民族分裂、危害祖国统一。海内外中华儿女紧密团结、共同奋斗,祖国完全统一就一定能够实现。

民族建筑论文发表

四川水泥,建筑学研究前沿,防护工程,中国住宅设施,这些期刊都是比较主流的,常见的刊物

1、评中级职称,一般需要在本专业或相近专业发表三篇建筑类论文;2、建筑类论文发表的相关期刊有《建设科技》、《城市建设》《中华民居》《山西建筑》《建筑节能》等等,这些都相对而言比较容易一些,注意是相对于核心期刊;3、建筑类论文发表,可以自己写论文之后联系杂志社,进行审稿等事宜;也可以委托代理发表,现在很多期刊网站都可以代理发表论文,根据我和同事评职称发表论文的一些经历,建议联系专业、权威的网站,比如论文时代、文曲星论文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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