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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来源于：西湖大学WestlakeUniversity 原文链接： Undergraduate: I want papers, more papers,more more papers.Graduate: I want papers, more papers, JACSpapers.Postdoc: I want HIJ (High Impact FactorJournal) papers.如果你也学化学，如果你也搞科研，看到这样的心路历程，是不是代入感很强？这是西湖大学工学院材料科学讲席教授黄嘉兴，在成为一名独立PI之前对于发表论文这件事的心态变化。在西湖大学，不管是遴选学术人才还是面试博士新生，我们都曾强调“不唯论文”。然而，每一个科学发现、每一次成果转化的背后，都离不开一篇篇学术论文的支撑。不唯论文，不代表不看论文，更不代表不发表论文。那，我们发表论文是为了什么？作为一名博士生、博士后或年轻博导，你是否思考过这个问题？是否有人曾与你讨论过这个问题？本周二晚上，在学校研究生会主办的WeSalon微沙龙活动上，黄嘉兴翻出自己在不同阶段的“第一篇”论文，首次吐露每篇“第一次”发表前后的真实故事，并以此引出——如今作为一名资深教授，他对“发表论文是为了什么”这个问题有了哪些新的理解。这是一场故事与观点齐飞、风趣与睿智兼备的分享，所以我们第一时间整理出这篇干货版回顾。黄老师提醒，这仅是他一家之言，但如果这样的分享与传播能够启发大家思考这个问题，也不失为一件有意义的事。准备好了吗？黄老师开讲了。01 本科阶段发论文 接受一次科研训练 我本科是在中科大念的化学物理，当年中科大的本科读五年，一般第五年进实验室。1999年我上大四，当时成绩一般，为了获取研究经验，就提前进了实验室，充当了相当于科研助理的角色。那时候我想，我的学习一般，说明我没有把国家和社会对我的“输入”吸收好，但这也许并不代表我的“输出”就不行了。一开始我真的想，能够起点小作用、打打下手，甚至能帮人洗个烧杯就很开心了。后来带我的博士生也许是看我还算勤快，把我“拉”进了他的一个工作。文章写完后，我就抱着使劲读，偶尔能帮忙改动一二就好开心，觉得我又起到了一点作用。最终他和我的导师愿意把我的名字包含在作者里面，我觉得很荣幸。人生第一次，我名字的拼音变成铅字，出现在国际期刊上，对当时的我来说已经是开心得不得了的事情，对我个人成长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大致半年以后，我的导师谢毅教授说你不要满足于跟在博士生后面当小跟班了，自己折腾折腾，还给了我一沓使用科研仪器设备的机时票（我们称之为“白条”）。当时我作为一个小小的本科生，就拥有了自己的“白条”，这代表着导师无与伦比的信任，让我激动不已。最终，我有幸做出了自己的一些发现，也有机会开始写自己第一作者的论文。我把这篇文章当作自己的baby一样，茶饭不思地在实验室里关了一个月，完成了人生中第一篇第一作者的文章——第一次自己发现一个东西、解释一个东西，再把它写出来、投出去。那个年代文章是邮寄的，审稿人意见用传真传回来，每次传达室电话一来说有传真，我都好开心，赶紧骑着自行车过去，看看是谁的文章。惊喜的是，审稿人竟然说这篇文章写得挺好的（it's well written）——迄今为止我都不知道这位审稿人是谁，但是我会一直记得他/她的那次鼓励。那么回头看，这些文章的意义在哪里？它们没有带来重大的技术革新，也没有带来理论突破，肯定没有改变世界，但它们的确在科学文献中记录了一个个新合成方法，为后人提供了参考。对我个人来讲，这些经历给了我人生中一个巨大的正面激励，为我今后的科研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历练。那些论文，按今天流行的观点看，多属于“低影响，或低影响因子论文”，但是那些论文却让好多人在这个过程中接受了人生第一次虽不完美，但却相对完整的科研训练，为后来国内科学研究的迅速上升提供了人才储备。02 读博阶段发论文成为别人的垫脚石后来我到了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博士，一开始做的是导师给的题目，磨了两年多，做得很纠结，差点就被虐到转学。好在这个过程中，我的“真爱”出来了——我捣鼓出了一个导电高分子纳米纤维，这篇文章反而发表得更早，成了我在读博阶段的第一篇一作文章，发在美国化学会志JACS上。 Science和美国化学工程新闻（C&E News）都为我们这个工作写了Highlight，我自己后来也沿着这个方向出了几篇第一作者的文章。这是我的博士导师执教十几年来的第一篇JACS，对我来说，这简直就是“人生巅峰”了。当时很多人觉得我们运气好，这么简单的工作也能发JACS：it's a cute little synthesis，说得我自己都这么觉得了。但是时间久了就发现，这篇文章有很多人在跟进。其实我们合成或制备新材料，方法学越简单、越普适，能吸引很多人跳进来跟着你做，这绝对是一个好事；如果你没有教会读者什么，也没有让人从你的工作中受益，即使发了Science、Nature这样的明星期刊，那是不是也多为自娱自乐？Agnes Pockels是我个人很敬佩的一位18世纪自学成才的德国女科学家，她曾说过这样一句话：“I learned to my great joy that my work is being used by others for their investigations”。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都应该是后人的垫脚石，这应该是我们发表论文的一个基本目的。03 博后阶段发文章学会啃硬骨头我在UC Berkeley（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杨培东教授课题组做了三年博后。这是我在博后阶段的第一篇文章，我们发现飘在水表面的纳米颗粒在干燥过程中有时会自动排列成非常漂亮且规整的花纹。我记得第一次在扫描电镜下看到这些花纹大约是凌晨3点，Berkeley的学生都喜欢半夜上山做电镜，因为白天电镜太忙了。我和同组的Franklin看完电镜，看着山下的夜景悲喜交加：这么漂亮的发现，但恐怕我们怎么也搞不明白的。杨老师作为导师，没有跟着我们一起退缩，我和Franklin每个周会都在纠结该跟杨老师讲什么。甚至投稿之后，对审稿人的意见，我们也觉得搞不定，就跑去跟杨老师说要不就算了吧，换个容易的期刊投投？杨老师没说话，我们倒有点自惭形秽了，咬咬牙再试试吧。当时有两个思路，一个是用蛮力，不用分析太多，野蛮重复它100次，应该总能弄出来吧？结果试到第10次的时候，我们就快崩溃了。后来觉得不行，要不我就试试认真理性地分析一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终于冷静下来，从头分析、猜想，又做了几个快速模拟实验，结果发现，我还真有可能抓到了关键问题的蛛丝马迹。我跟我带的本科生Steve说，要不要吃完晚饭之后陪我熬夜拼一把? 如果成功的话我第二天早上带你吃早饭去，吃很贵的那家早饭。结果实验出奇的顺利，本来想熬到6:00吃早饭，结果不仅3:00多就弄完了，还有新发现，然后我们两个人在实验室枯坐到天亮去吃早饭。所以这篇文章的经历对我来说也是一次“蜕变”，我从本科到研究生时代的科研是“行云流水”型的，打不过就跑，其实内心是比较容易放弃的，碰到难题就不干了，因为总能找到另一个。如果我们在一个热门领域的好时机进入，或者恰巧发现了一个“金矿”，那随手一挖都是“金子”，但这样就缺少一个啃硬骨头的经历。这篇文章的过程让我意识到，硬骨头其实是啃得动的，而且往往把硬骨头分解开来，有时会发现它其实也没有那么难的，我缺的是一点坚持的精神和信心。04 PI阶段发文章有了更多新的思考2007年9月，我在美国西北大学找到了一份教职，作为一个PI要开始自己做主，我就是文章的最后一关了。明显的变化是，我的时间开始变得有限，我要上课，要做很多其他的事情，而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再加上作为助理教授，我认为我们应该以最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应该只发“有用”的文章，争取每篇都有影响，还要考虑培养学生，让他们尽快通过发表自己的第一作者论文，找到成就感。后来我们课题组慢慢形成了一些发表文章的哲学，也还是那个问题：我们发表文章是为了什么。将我们的科学思想及发现与人分享，教会别人一些事情，这是发文章的要义，也是一个最朴素的目的。到了这个阶段，我们开始有了一些新的思考：（节选自黄嘉兴去年发表在Accounts of Materials Research上的一篇编者按）比如，我们还可以通过发文章去指出和纠正领域内的错误认知。除了常见的发表“新东西”的模式，我们也可以大胆地指出和纠正一些错误，当然这要求我们的文章有很强的说服力。举一个例子，十多年前人们发现氧化石墨烯薄膜具有非常高的刚性，这被归结于一些与二维材料有关的神奇性质，吸引全世界众多研究人员跳进来研究。但我们发现，这其实是一个不幸的错误，早期的工作中，氧化石墨烯膜样品是使用氧化铝过滤膜得到的，而氧化铝在弱酸性的水溶液中会被腐蚀而生成三价铝离子，从而将带负电的氧化石墨烯交联了。也就是说，前面有一系列关于氧化石墨烯奇妙性能的发现，其实是基于被污染的样品，并非反映了这个材料本身的性质。后来听有的老师说，他们有些学生看到我们这篇文章时，几乎是泪流满面的，因为终于明白为什么前人的工作不好重复了。大家突然意识到，在这一个氧化石墨烯的方向上，整座大厦的基础假设是不正确的。这篇文章的科学内容超级简单，就是基于一个几乎高中生都学过的无机化学反应，但是却纠正了对于氧化石墨烯一个基本特性的认识，成了我们的代表作之一，也催生了我们后续一系列具有类似风格和功能的文章。又比如，我们还可以通过发表论文去发声、去呼吁。这是最近的一个例子，疫情憋家里的时候写了这个东西，目的是想分析一下对病毒的常见误解，分享一些从物质科学角度对疫情中的科学问题的分析，也指出了一些值得做的研究问题。当时我跟一个非常有名的流感病毒学家聊了一次，他当着我的面跟我说，病毒颗粒是100纳米尺寸的，戴口罩没有用，挡不住的。我当场就呆住了，病人呼出来的病毒绝对不是一个个裸露的颗粒啊，它们是被一堆乱七八糟的从呼吸道里出来的东西包起来的。口罩要挡住的当然不是一个个100纳米的颗粒，而是几十微米、甚至几百微米的飞沫液滴或者飞沫核。他也呆住了，想了想，说：你说得对。这件事对我来讲就是一针强心剂，我发现原来专门研究病毒的人，竟然也有这样的认知盲点，看来这方面需要有人做些事情。于是我找了当时组里的、以前的学生一起学习基础知识、调研文献，也很有幸认识了一些国内一线的医生和生医专家，在西北大学居家令开始之前一起写了这篇（呼吁物质科学和工程方面的研究人员主动思考与疫情相关的科学问题的）论文，并在武汉解封那天线上发表。当然，发论文有时候还可以玩得很有趣。我们有一次受邀评价中国科技大学俞书宏老师的一个工作，用细菌来合成纤维素纳米复合材料。我们意识到，俞老师这个工作之所以做得好，是因为他们很谦卑地把自己与细菌放到了同一个时间和空间尺度上，与细菌一起同步进行合成。这个亮点一下子让我们想到了小黄人（minions），顿时产生了一个有趣的标题“Working with Minions”。我们实在太喜欢这个idea了，所以不惜花了几百美元找人制图，又花了几百美元取得电影公司的形象授权。这应该是所有科学文献上第一次出现小黄人的形象。It's really fun，但其实里面也隐含着科学意义。发表论文还有一个好处，是可以让你结交异时异地的朋友。2016年，我受日本学术振兴会邀请去日本做了一个JSPS的巡回报告，从南到北访问了七所大学和研究所。在此之前，我基本上不认识日本学术圈的朋友。提名我的京都大学教授，是因为几年前审过我的一篇论文，甚为喜欢，便主动到我的实验室来访问，先考察了一下我的"人品"，然后热情地邀请我去日本访问。在名古屋大学，还碰到一位挺有名的老师直白地问我，说他的研究兴趣好像和我没有任何交集，纳闷我见他要聊什么？几句话之后，他激动地打开书柜，翻出几篇论文说：这个“Huang”就是你吗？原来，他不久前恰巧读到了我十几年前博士期间发表的几篇论文，没想到我竟然直接送上门来了！接下来自然谈得甚是愉快，也成了朋友。再后来到了筑波的日本国立材料研究院，给完报告之后，一位知名的教授上来跟我道歉，说他曾经审过我的一篇论文，意见是拒稿，但刚刚听我讲完后意识到，他当时并没有认真读我的文章，草率地做出错误的判断。我为他的坦诚所感动，也感叹这份由论文而引出的缘分，当然从那以后我们就成了好朋友。最后回到我们的问题：我们发表论文是为了什么？我想并不是每一篇文章都要去改变世界，也许我们自己有时也没有意识到自己论文背后更高远的意义，但你要守住的底线和初心是，不要抱着“刷单”的心态去对待你的或者别人的每一篇文章。发了“大文章”自然值得祝贺，但是“小文章”也无需妄自菲薄，无论文章是大是小，作为第一作者，你必须对自己的工作了如指掌，概括承受，随时能娓娓道来。除了大学以外，还有很多地方，例如一些公司或直接以重点目标和任务为导向的机构里，也开展高水平的科技研发工作。我认为大学里的科研有一个根本性的不同，“大学”这个含义里的科研，是要为全人类创造公共知识产品，我们工作的价值往往也体现在它能让多少科学家的工作受益，以及最终怎样回馈社会，说穿了大学里的科研带有教育属性。所以，我和我的学生们发表论文的根本目的是广义的“教育”——把我们的发现、发明、心得，还有思想，教会其他的研究者，还有将来那些异时异地的好朋友们，让他们能从中受益，以推进他们的工作。So we publish to share, to teach and to educate.
杨培东，1971年8月出生于中国苏州，国际顶尖的纳米材料学家，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1988年从木渎中学毕业后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应用化学系，1993年赴美国哈佛大学求学，1997年获哈佛大学化学博士学位。1999年开始先后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化学系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2011年杨培东当选为汤森路透集团依据过去所发表研究论文的影响因子而确定的“全球顶尖100名化学家”，并且居于榜单前列第10位，同时入选同一标准的“顶尖100名材料科学家”榜单的首位。2012年4月18日，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2014年4月28日当选上海科技大学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2015年获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2015年度天才奖1。
重点中学，很好，非常好←_←
—白重恩,79级数学系郭沫若奖学金获得者，来自江苏省南京燕子矶中学，现为 清华大学经济学系主任，哈佛大学博士 。—冯平，80级近代力学系郭沫若奖学金获得者，来自江西师大附属中学，哈佛大学物理学博士。现为美国雷曼兄弟银行董事总经理.—杨培东，88级近代化学系郭沫若奖学金获得者，来自江苏苏州吴县木渎中学。从中国科大毕业后进入美国哈佛大学深造，攻读化学博士学位，师从著名材料科学家查尔斯·利伯教授。28岁即成为伯克利的助理教授，独立负责一个实验室的工作，从事纳米材料的研究。同时，他还是劳伦斯·利弗摩尔国家实验室科学家。最近几年，杨培东领导的研究小组接连在美国《科学》和英国《自然》等国际权威学术期刊发表有关纳米材料的高水平论文，他本人多次获得各种科学奖金和荣誉，成为美国和世界纳米研究领域的明星。2007年5月18日出版的《科学》杂志以标题《青云直上》称赞杨培东的成就。—程继新，安徽绩溪人，1989级中国科大化学物理系郭沫若奖学金获得者。1994年开始在科大硕博连读，导师朱清时院士，期间曾赴法国巴黎南大学和香港科大做短期研究，1998年获得博士学位。程继新是科大最早参加中国与美国数模赛的队员之一，曾多次在数模赛中获得佳绩。科大在国内首创高年级本科生与研究生出任数模赛教练做法。程继新曾做为教练率科大92级学生获得美国数模赛 特等奖。1998－2000年，程继新在香港科大做博士后。2000－2003年在哈佛大学做博士后。2003年被普渡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聘为助理教授。1999年获中国科学院院长特等奖学金；1992-1993年两次获得中国数模赛特等奖；1993年获美国数模赛一等奖。—魏青桥，89级应用化学系郭沫若奖学金获得者，来自河南省河大附中，哈佛大学博士，现供职于惠普公司。—吴洪开，91级化学系郭沫若奖学金获得者。来自江西吉安七中（白鹭洲中学）。吴洪开13岁时考入中国科大，是当年中国科大最小的新生（比少年班最小的新生还小）。2002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化学系博士学位，继而赴斯坦福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2005年入选清华大学“百人计划”，受聘为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也是该系最年轻的教授。—段镶锋，92级应用化学系郭沫若奖学金获得者。哈佛大学博士，现任职于著名的纳米技术公司——Nanosys（纳米系统）公司，他是该公司高等技术研究组奠基人之一。段镶锋在哈佛求学期间于99年、01年两度荣获“MRS全美杰出研究生奖；他和另一科大学子合作完成的纳米成果被Science评为01年世界十大科技进展，并名列榜首。他在Nature、Science等顶尖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过多篇论文。 03年他被美国TechnologyReview评为当年的“世界百位杰出青年发明家”之一。—王惠群，92级地球与空间科学系郭沫若奖学金获得者，来自山东省胜利油田一中，哈佛大学博士。现为Harvar-Smithsonian Center for Astrophysics科学家。—袁军华，93级近代物理系郭沫若奖学金获得者，来自江西泰和中学。2005年获得加州理工学院物理学博士学位，现为哈佛大学博士后。—王曦，94级力学与机械工程系郭沫若奖学金获得者，来自江苏省灌南县中学，现为哈佛大学博士后。—向勇，95级力学与机械工程系郭沫若奖学金获得者，来自四川蒲江县蒲江中学，哈佛大学工程科学博士。—于冬，95级材料科学与工程系郭沫若奖学金获得者，来自河北邯郸市一中。现为哈佛大学博士后。—尹艺，97级物理系郭沫若奖学金获得者，来自江苏省淮阴中学，现为哈佛大学物理系博士生。—方英，97级化学系郭沫若奖学金获得者，来自天津市一中，现为哈佛大学博士生。—罗林姣，98级近代物理系郭沫若奖学金获得者，来自湖南邵东县三中，现为哈佛大学博士生。—余桂华，98级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郭沫若奖学金获得者，来自福建莆田市一中，哈佛大学博士生。—李哲峰，99级化学院郭沫若奖学金获得者，来自吉林通化县七中，现为哈佛大学博士生。—刘轶群，02级理学院，来自山东省青岛市第二中学,哈佛大学博士生。 根据不完全统计，前三届郭沫若奖学金获得者中，有8人拥有11个权威学会会士（或院士）头衔，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1名；美国电子电气工程师学会会士（IEEE Fellow）3名；美国物理学会会士2名，美国地质学会会士2名；美国声学学会会士1名、美国国际计算学会会士（ACM Fellow）一名、美国科学促进会会士（AAAS Fellow)一名。 首届郭沫若奖学金15名获得者中，有5名拥有7个会士（或院士）头衔 。－吴奇，近代化学系，来自安徽芜湖第二十中学。现为香港中文大学化学系主任，中国科技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院长。吴奇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博士，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物理学会会士（APS Fellow）。－李卫平，无线电电子学系，来自湖北武汉市洪山中学，首届郭沫若奖学金获得者。美国电子电气工程师学会会士（IEEE Fellow）。－付敏跃，无线电电子学系，来自浙江台州地区温岭中学。首届郭沫若奖学金获得者。1987年，付敏跃获得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博士学位。他现任澳大利亚Newcastle大学电子工程系首席教授，电子工程与计算机工程学院院长（Head of School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付敏跃是国际电子电气工程师学会会士（IEEE Fellow）。－邱建伟，地球和空间科学系，来自江苏苏州市省常熟中学，首届郭沫若奖学金获得者。现任美国依阿华州立大学物理和天文系教授。邱建伟即为美国物理学会会士。1987年，邱建伟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邓立，生物系，来自福建省福州市福建师大附中，首届郭沫若奖学金获得者。现为微软雷德蒙研究院主任研究员。邓立是国际电子电气工程师学会会士（IEEE Fellow）、美国声学学会会士。－林间，来自福建福州一中，第二届郭沫若奖学金获得者。林间自我介绍称，他出生离地震频发的宝岛台湾一水之隔的福州。父亲曾向年幼的林间介绍，家中那盏灯剧烈摇晃，是因为台湾发生了大地震。1970年代中期，地震此起彼伏，整个中国都陷入不同寻常的恐慌之中——林间在学校成了地震观测志愿者。当时，他用日记记录了一口废井的水位变化、大地轻微震动，然后打电话向当地的地震台汇报。童年时的业余爱好成为林间此后地震研究生涯的起点——1977年，林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学习物理与地震学。林间1988年在布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此后又到位于加州Menlo Park的U.S. Geological Survey研究地震地质物理学。林间博士现为美国Woods Hole海洋学研究所研究员。除地震之外，他的研究兴趣还包括海底火山等。2007年林间博士当选美国地质学会会士（Fellow）。根据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的统计，过去十年林间是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地震学者之一。他与合作者Geoffrey King、Ross Stein的一篇论文是过去十年被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李献华，来自南京市化学公司一中。79级地球与空间科学系郭沫若奖获得者。现任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同时任中国科学院同位素年代学和地球化学重点实验室主任。李献华1983年毕业中国科大获得学士学位，后进入中科院地球化学研究所攻读研究生，1985年获得硕士学位，1989年1月获得博士学位。1989至2005年在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工作，期间曾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做访问学者。 李献华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同位素年代学和地球化学；华南地幔动力学和地壳演化；中国前寒武纪地质；曾承担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科技部“973”工程、中科院创新工程等多项科研项目。同时李献华校友还任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同位素地球化学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地质学会构造地质专业委员会委员。2007年4月29日，李献华当选美国地质学会会士(Fellow)。—姜涛，来自甘肃兰州铁道学院附中。796/7911校友，第三届郭沫若奖学金获得者，现为美国加州大学河边分校计算机科学系教授。1988年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1989－2001在加拿大McMaster 大学计算与软件系任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计算分子生物学、生物数据库和算法设计与分析等，发展了一系列用于序列比对、系统发育分析、比较基因组学和DNA芯片等生物信息学算法，在国际权威学术刊物发表100余篇论文，由于他在科研工作中做出了突出贡献，2006年当选为美国科学促进会会士（AAAS Fellow）。2007年12月3日，ACM学会在纽约宣布，38位顶尖科学家当选ACM Fellow，姜涛是其中三位华人之一。 －程艺,77级数学系校友。1982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在中国科大攻读硕士期间曾获郭沫若奖学金，1987 年，获英国曼切斯特大学理学博士学位。1989年～1990年，在石溪纽约州立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工作。1992年，晋升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主任。1998年，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1999年1月起，兼任研究生院院长。2005年，任安徽省教育厅副厅长。2006 年，任安徽省教育厅厅长。－林晶，80级近代化学系郭沫若奖学金获得者，毕业于上海川沙县建平中学。现为上海市政府信息化委员会副处长（正处级）。－华同旭，1985年获得郭沫若奖学金，现为广东省广州市教育局局长。－王晓，1968年出生，毕业于山东青岛九中，86级热科学和能源工程系郭沫若奖学金获得者。在中国科大期间曾任全国学联副主席（1990年第21 届）、安徽省学联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生会主席。曾任共青团青岛市委副书记，1995年4月任团青岛市委书记，1998年4月任团山东省委副书记， 2000年任团中央青工部副部长，2003年任团中央青工部部长，2003年7月在共青团第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洵，江苏省姜堰市人，1983年以理科总分扬州地区第一名、江苏省第三名从江苏省扬州中学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其后先后在中国科大获得学士、硕士与博士学位。攻读硕士期间，获得郭沫若奖学金。1998年10月起担任中国科大计算机系副主任。经安徽省委公开选拔，从2002年1月起担任安徽省信息产业厅副厅长、党组成员。受中组部委派，于2005年1月至12月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学习，获得公共管理硕士学位；期间9月至11月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学习。2006年4月担任蚌埠市副市长。
好学校，在吴县没有成为苏州的吴中区之前，木渎高级中学是无县最好的高中。 目前也是苏州数一数二的好中学。 相关资料 江苏省木渎高级中学 苏州西郊太湖之滨，佛教名山灵岩之麓，坐落着一所名闻遐迩的“江南名校”——江苏省木渎高级中学。校园花木繁茂，景色宜人，校舍充足，设施齐备。现有高中三个年级46个班级，2179名学生，241名教职工，193名专任教师，其中高级职称64人，中级教师76人。现任校长顾志红，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苏州市名校长。 历史篇：光荣的足迹 江苏省木渎高级中学的前身是私立吴西中学，创办于1937年，以后相继称为私立灵岩中学、吴县县立初级实用职业学校、吴县县立初级农蚕技术学校、吴县初级中学、苏州市木渎初级中学、吴县木渎中学。八十年代初，成为江苏省首批办好的重点中学之一。1996年6月，经江苏省教委批准更名为江苏省木渎高级中学，1999年以来，先后被确认为国家级示范高中、江苏省模范学校、江苏省首批96所四星级高中之一。 六十多年来，一代代木中人身膺历史赋予的重任，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壮志豪情，应和着时代前进的节拍，励精图治，奋发有为，办学层次和办学水平均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页上，留下了一串串坚实而光荣的足迹。 学校基本建设不断发展，现代化教育设施日臻完善，微机室、多媒体电化教室、多功能报告厅等一应俱全，每个教室配备闭路电视、背投电视和实物投影仪，每个一线教师配备了笔记本电脑，并实现了宽带校园网，接点通达每只办公室、讲台。 学校教育管理形成了自已鲜明的特色。在多年的办学实践中，木渎中学已形成了“砺志、崇实、文明、创新”的优良校风，“严谨、爱生、互助、奋进”的优良教风，“尊师、守纪、勤学、善思”的优良学风，“敬业、奉献、团结、进取”的木中人精神。 学校师资队伍建设日见成效。学校按照“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要求，狠抓师资队伍的建设，从而形成了一支教学功底扎实、教学经验丰富、教学水平高超、教学作风踏实的教师队伍。拥有赵季康、陈伟骏、周永沛、曹锁海、陈泽诞、王海赳、胡长树等特级教师。李建邡、范晖二十多位中青年教师获全国、省、市级优秀教育（德育）工作者称号，一批青年教师在全国、省、市各科评课选优及基本功竞赛中获一、二等奖。30多位青年教师成为各级学科教改带头人，12位青年教师成为苏州市、吴县市名教师或名校长。近三年来，教师在各级报刊杂志上发表论文800多篇，著书30余种，课题研究29项。 学校教学质量全面提高，办学成果令人瞩目。高考连续多年在苏州市重点中学中名列前茅，有11位考生荣获苏州市考生最高荣誉——“李政道奖学金”。每年均有一大批学生进入清华、北大等全国一流高校的大门。七十年代毕业生吕力荣获“有突出贡献的青年科学家”光荣称号，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八十年代毕业生杨培东在纳米技术行业走在世界前列，与杨振宁、李政道等一起名列十大美籍华人科学家之一。顾健、庄嘉炜、阙志强、吴舟桥、陈晓明、翁杰程等学生先后入选国家数学、物理、生物奥林匹克冬令营。 学校被评为江苏省先进集体两次、江苏省德育先进学校一次，获江苏省人民政府嘉奖令一次。连续5次（十年）被评为江苏省文明单位。 现实篇：改革的步伐 步入新世纪以来，学校调整办学思路，厉行改革，学校的发展跨入了新纪元。 学校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以“把我校建成省内一流，国内知名，国际可比的开放型的现代化学校”为奋斗目标，以“以人为本，传承文明，以研导行，开拓创新”为教育理念，加大了改革的步伐，出现了崭新的局面。 在办学体制上，学校积极探索办学新路，办学渠道日渐拓宽，与华东师范大学联合办学，与吴中区教育投资公司联合创办江苏省木渎高级中学天华学校，运行态势良好，多元办学格局初具规模。学校“借助专家上层次，依托高校办名校”，与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合作，实施英才教育战略，走内涵发展之路。 学校大力推行管理体制改革，继续深化于2000年在苏州市普教系统首创的“首席教师制”及其配套的“职级工资制”，从而极大调动了教师的工作热情。为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学校先后制定了《专任教师考核条例》等一系列职责考核条例，从而完善了各项考核制度，形成了较为可行的各类评价体系。 学校提出了“一手抓教学质量生命线，一手抓特色教育风景线”的口号，专设奥赛中心，实行主教练负责制，各级各类学科竞赛成绩卓著，近三年有146人次获省级竞赛奖项，91人次获全国级竞赛奖项，5人进入国家冬令营。数学奥赛更是异军突起，名列江苏省前茅，学校也因此被授予省数学奥林匹克培训基地称号。 学校不断进行教学改革，努力创设民主、平等、和谐的教学环境，在教学方式上倡导互动性教学，在学习方式上倡导反思性学习，在苏州市中学系统首创分层次跑班教学。在教学管理上积极实施“调研制”，在考试管理上实施授课、命题、阅卷“三权制”，有力强化了教风建设和学风建设。积极推进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的整合，探索网络环境下教学改革，取得了较丰富的成果和经验，2位青年教师荣获全国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竞赛一等奖，1位获二等奖。 学校大力倡导“务实科研”，努力贯彻“以研导行”策略，开发有《新大纲·新高考探秘》等三种系列校本课程，大型课改教材《新课程系列教材》已逐步启动，其中《体育与健康·球类部分》、《体育与健康·休闲运动》已正式出版使用。 学校努力建设数字化校园，学校网站被评为苏州市十大优秀校园网站，各教研组网页和教师、学生个人主页不断涌现，质量日趋提高。 学校在实施“青蓝工程”，加大青年教师培养力度的同时，加快筑巢引凤的步伐，积极引进省内外名师，近两年先后有十余位省内外名师加盟，从而增强了师资队伍的实力和活力。 一系列的改革举措，使木渎中学这所传统名校再度焕发青春，充满朝气与活力。 未来篇：宏伟的蓝图 二○○二年，吴中区区委、区政府和区教育行政部门高瞻远瞩，运筹大略，从未来战略高度出发，下决心将江苏省木渎高级中学易地新建，2004年6月正式破土动工。这是木渎中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木渎中学从此将进入一个新天地。 江苏省木渎高级中学新校区位于苏州市木渎镇著名天平山、灵岩山风景区三级保护区内，规划用地500余亩，规划总建筑面积9万平方米，总投资2亿多元，规划招收30轨90班，3600名在校生。 木渎中学新校由苏州市建筑设计院规划设计，新木渎中学将打造成省内一流、国内知名、国际标准的开放型校园、生态化校园、网络化校园。二OO五年春季，吴中大地将呈现出一所既有江南园林风格、又有浓郁现代气息的，规模宏伟、设施一流的新学校。 同时，学校将依托特定的地域特点和人文环境，以“公平竞争，先忧后乐”作为学校的文化内涵，以训诫学子既要通过“公平竞争”来实现自我价值，又要培养自已责无旁贷的社会责任感。 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善，木中人将进一步追求高品位、精致化的管理，在保持学校原有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提升其文化内涵。规划要点为：有机整合学校现有的各种优势资源，努力开发各种潜在资源，加强国际对话与融通；既要提高学生的科学素质，又要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实现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无缝对接，着力打造高品位的学校文化；根据发展性原则，详细科学地规划学校的发展，从实际出发，奉行“做精做强不盲目做大”的原则，在就读学生数量有序增长的前提下着力推进小班化教学，以实现可持续发展；进一步了解世界教育前沿性理论，结合实际，集思广益，总结出先进的、能科学地指导教育实践的办学理念，并明确实施；进一步开发优质的课程体系，在不违背国家课程体系的前提下，开发富有本校和时代特色，更适合于张扬学生个性、开发学生潜力、顺应学生认知发展的校本课程体系；进一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加快建立教师专业发展的平台，促使教师在业务能力和专业学力上不断提升。 如今，木渎高级中学正以学校易地新建为契机，以争创江苏省“五星级”高中为近期目标，同心同德，负重拼搏，务真求实，为打造全省乃至全国知名的一流学校而努力奋斗，为学校发展谱写璀璨夺目的新篇章。
杨振宁与爱因斯坦的对话早在1949年，已经是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的杨振宁，就曾有过与爱因斯坦接触的机会，只不过当时一个是成名已久的科学权威，一个是初出茅庐的新秀，此时的杨振宁也只能在观众席上听爱因斯坦关于统一场的学术演讲。1952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发表了一篇关于物理相变的重要论文，这篇论文引起了爱因斯坦的注意！爱因斯坦随即便让助手邀请杨振宁到自己的研究所，于是便有了这场长达90分钟的促膝长谈！两位伟大科学家的谈论内容究竟是什么，一般人即使听了估计也听不懂，杨振宁也没有对外提过二人谈论的内容。但后来杨振宁回忆起这次讨论时，曾却笑着说，“出来后，别人问我爱因斯坦说了什么，我讲不清楚爱因斯坦讲了什么，可惜我没有得到什么智慧。”于是很多人便认为杨振宁非常狂妄，但这显然是错误的！彼时的爱因斯坦已经73岁高龄，而杨振宁正值30岁的壮年。当面对这位传奇的物理学家时，即便是杨振宁，也难免会紧张！不仅如此，爱因斯坦出生在德国，英语中混有德语单词是常有的事情，所以杨振宁可能听起来不太适应。而且，一次90分钟的交谈显然不可能沟通出完整学术问题，这也是杨振宁的一大遗憾。杨振宁为何充满了遗憾杨振宁曾表示过，与爱因斯坦的交谈他充满了遗憾！准确来讲，他不是对谈话本身充满了遗憾，而是对这短短的90分钟充满了遗憾！我们知道，爱因斯坦去世的时候是1955年，而杨振宁与爱因斯坦的谈话时间是1952年。也就是说，在两人交谈之后三年，爱因斯坦就与世长辞了。而这三年时间，两位科学家再也没有交集。因此，杨振宁才有此感叹！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可以说是人生一大幸事，那时的杨振宁已经初露峥嵘，假如两个人能够多次交谈，两位科学家的思想能够有充足的时间去碰撞、交流，或许会诞生出新的思想，甚至是一个全新的理论！但这个世界上没有如果，所以，杨振宁的遗憾完全是情有可原！杨振宁是伟大的科学家吗不可否认，杨振宁是一个备受争议的科学家！尤其是他娶了与自己年龄悬殊的翁帆为妻，每每被人诟病。但是，这并不妨碍杨振宁成为当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甚至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杨振宁的成就足以排在物理学家前五之列！虽然许多人认为爱因斯坦和牛顿更加伟大，杨振宁虽然及不上他们，但也属于同一个层次了！所以，毫无疑问，杨振宁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是一个终将被载入人类史册的科学家。而且，历史上许多伟大的科学家其私生活一样的混乱，而杨振宁在娶翁帆的时候已经80岁高龄！所以这场婚姻与传统婚姻不同，更像是翁帆对杨振宁的尊敬和爱慕，想要舍身照顾他一样。事实上，大家对于杨振宁的态度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全世界都在肯定杨振宁对物理的贡献，只有少数的一些人看到他娶了个年轻媳妇！
您当前的位置: 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 1922年 出生于安徽合肥 1929年 就读北京清华园内成志小学 1933年 就读北平崇德中学 1938年 插班昆明昆华中学高二 1938年 入西南联大就读 1942年 西南联大研究所毕业 1944年 任教于西南联大附中 1945年 抵美国 1948年 在泰勒指导下转做理论物理，于是年获芝加哥大学物理博士 1949年 进普林斯敦大学研究 1956年 与李政道提出宇称不守恒理论 1957年 因宇称不守恒理论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1958年 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 1966年 转赴纽约大学石溪分校，创立并主持理论物理研究所 1971年 返回久别的中国大陆 1986年 返国参加中研院院士会议 1994年 荣获美国费城富兰克林学院颁发之波维尔(Bower)奖 1996年 获清华、交通两所大学颁授荣誉博士学位 简介 西南联大毕业 美国芝加哥大学数学博士 历任美国普林斯顿研究所研究教授 现任美国石溪大学理论研究所所长 杨振宁，安徽省合肥县人，民国十一年八月二十二日出生。一九二八年就读厦门国小、一九三三年就读北平崇德中学、一九三八年插班昆明昆万中学高中二年级、一九四二年西南联大毕业、一九四四年西南联大研究所毕业、一九四五年在西南联大附中教学后赴美、一九四八年夏完成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一九四九年秋天普林斯顿大学研究、一九五七年获诺贝尔物理奖、一九五八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一九六五年应纽约州立大学校长托尔邀请筹备创立石溪分校研究部门、一九六六年离普林斯顿赴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主持物理研究所，担任教授至今。杨氏于一九三八年以高二的同等学历，考取当时由清华、北大、南开三个大学合并的西南联大的化学系，后来改念物理系。 一九五七年，和李政道合作推翻了爱因斯坦的「宇称守恒定律」，获得诺贝尔物理奖学金。他们这项贡献得到极高评价，被认为是物理学上的里程碑之一。尽管他们早已入了美籍，但也是「美籍华人」，消息传来，中国人无不引以为傲。杨氏也是以曾经接受中国文化的薰陶为自傲的，那年他们在接受诺贝尔奖金的时候，由他代表致辞，最后一段，他说：「我深深察觉到一桩事实，这就是：在广义上说，我是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产物，既是双方和谐的产物，又是双方冲突的产物，我愿意说我既以我的中国传统为骄傲，同样的，我又专心致于现代科学。 在教了十七年书之后，杨氏于一九六六年，离开普林斯顿大学，前往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主持理论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工作。他认为是自己「走出象牙塔」，重新出发，科学界人士对他再度获得诺贝尔奖的可能性，抱持期待与乐观。杨夫人杜致礼女士，出生名门，为杜聿明将军掌珠，专攻文学，中英文造诣均佳，曾在台湾教过英文，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教中文，言谈举止富书卷气，育子女三人，老大杨光诺电脑工程师，老二杨光宇，化学家，杨又礼，医生。 父亲和我——杨振宁 1922年我在安徽合肥出生的时候，父亲（编按：杨克纯教授，字武之。）是安庆一所中学的教员。安庆当时也叫怀宁。父亲给我取名“振宁”，其中的“振”字是杨家的辈名，“宁”字就是怀宁的意思。我不满周岁的时候父亲考取了安徽留美公费生，出国前我们一家三口在合肥老宅院子的一角照了一张相片。父亲穿着长袍马褂，站得笔挺。我想那以前他恐怕还从来没有穿过西服。两年以后他自美国寄给母亲的一张照片是在芝加哥大学照的，衣着、神情都已进入了20世纪。父亲相貌十分英俊，年轻时意气风发的神态，在这张相片中清楚地显示出来。 父亲1923年秋入斯坦福大学，1942年得学士学位后转入芝加哥大学读研究院。40多年以后我在访问斯坦福大学时，参加了该校的中国同学会在一所小洋楼中举行的晚餐会。小洋楼是20世纪初年因为中国同学受到歧视，旧金山的华侨社团捐钱盖的，楼下供中国学生使用，楼上供少数中国同学居住。60年代这座小楼仍在，后来被拆掉了。那天晚餐有一位同学给我看了楼下的一个大木箱，其中有1924年斯坦福大学年刊，上面的Chinese Club团体照极为珍贵。其左下角即为该小楼1923-1924年的照片。木箱中还有中国同学会1923年秋的开会记录。 父亲到厦大当数学教授 1928年夏父亲得了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后乘船回国，母亲和我到上海去接他。我这次看见他，事实上等于看见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几天以后我们三人和一位自合肥来的佣人王姐乘船去厦门，因为父亲将就任为厦门大学数学系教授。 厦门那一年的生活我记得是很幸福的。也是我自父亲那里学到很多东西的一年。那一年以前，在合肥母亲曾教我认识了大约3000个汉字，我又曾在私塾里学过背《龙文鞭影》，可是没有机会接触新式教育。在厦门父亲用大球、小球讲解太阳、地球与月球的运行情形；教了我英文字母“abcde……”；当然也教我一些算术的鸡兔同笼一类的问题。不过他并没有忽略中国文化知识，也教我读了不少首唐诗，恐怕有三四十首；教我中国历史朝代的顺序；“唐虞夏商周，……”；干支顺序：“甲乙丙丁……”，“子鼠丑牛寅虎……”；八卦：“乾三联，坤六段，震仰盂，艮覆碗，离中虚，坎中满，兑上缺，巽下断”等等。 父亲少年时候喜欢唱京戏。那一年在厦门他还有时唱“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不过他没有教我唱京戏，只教我唱一些民国初年的歌曲如“上下数千年，一脉延，……”，“中国男儿，中国男儿……”等。 父亲的围棋下得很好。那一年他教我下围棋。记得开始时他让我16子，多年以后渐渐退为9子，可是我始终没有从父亲那里得到“真传”。一直到1962年在日内瓦我们重聚时下围棋，他还是要让我7子。 这是没有做过父母的人不易完全了解的故事。 在厦大任教了一年以后，父亲改任北平清华大学教授。我们一家三口于1929年秋搬入清华园西院19号，那是西院东北角上的一所四合院。西院于1930年代向南方扩建后，我们家的门牌改为11号。 我们在清华园里一共住了8年，从1929年到抗战开始那一年。清华园的8年在我回忆中是非常美丽、非常幸福的。那时中国社会十分动荡，内忧外患，困难很多。但我们生活在清华园的围墙里头，不大与外界接触。我在这样一个被保护起来的环境里度过了童年。在我的记忆里头，清华园是很漂亮的。我跟我的小学同学们在园里到处游玩。几乎每一棵树我们曾经爬过，每一枝草我们都曾经研究过。 这是我在1985年出版的一本小书《读书教学四十年》中第112页写的。里面所提到的“在园里到处游玩”，主要是指今天的近春园附近。那时西北起今天的校医院、近春楼、伟伦中心，南至今天的游泳池和供应科，东至今天的静斋，北到今天的蒙民伟楼旁的河以南的建筑，都还没有兴建，整块都是一大遍荒地，只有一些树丛、土山、荷塘、小农田和几户农家，变成我们游玩的好地方。 我读书的小学成志学校，现在是工会。自1929年起我在这里读了4年书。我每天自西院东北角家门口出发，沿着小路向南行，再向东南走， 爬过一个小土山便到达当时的清华园围墙，然后沿着围墙北边的小路东行到成志学校。这样走一趟要差不多20分钟，假如路上没有看见蝴蝶或者蚂蚁搬家等重要事件的话。 另外一条我常常骑自行车（脚踏车）走的路是自家门口东北行的大路。此路的另一端是当时的校医院（即今天的蒙民伟楼）旁的桥。每逢开运动会，我就骑自行车沿此路此桥去体育馆，和成志学校的同学们组织啦啦队呐喊助威。 父亲常常和我自家门口东行， 去古月堂或去科学馆。这条小路特别幽静，穿过树丛以后，有一大段路左边是农田与荷塘，右边是小土山。路上很少遇见行人，春夏秋冬的景色虽不同， 幽静的气氛却一样。童年的我当时未能体会到，在小径上父亲和我一起走路的时刻是我们单独相处最亲近的时刻。 中学时背诵《孟子》 我九、十岁的时候，父亲已经知道我学数学的能力很强。到了11岁入初中的时候，我在这方面的能力更充分显示出来。回想起来，他当时如果教我解析几何和微积分，我一定学得很快，会使他十分高兴。可是他没有这样做；我初中一与初中二年级之间的暑假，父亲请雷海宗教授介绍一位历史系的学生教我《孟子》。雷先生介绍他的得意学生丁则良来。丁先生学识丰富，不只教我《孟子》，还给我讲了许多上古历史知识，是我在学校的教科书上从来没有学到的。下一年暑假，他又教我另一半的《孟子》，所以在中学的年代我可以背诵《孟子》全文。 父亲书架上有许多英文和德文的数学书籍，我常常翻看。印象最深的是G. H. Hardy and E. M. Wright的《数论》中的一些定理和A.Speiser的《有限群论》中的许多space groups 的图。因为当时我的外文基础不够，所以不能看得懂细节。我曾多次去问父亲，他总是说：“慢慢来， 不要着急”，只偶然给我解释一两个基本概念。 1937年抗战开始，我们一家先搬回合肥老家， 后来在日军进入南京以后，我们经汉口、香港、海防、河内，于1938年3月到达昆明。我在昆明昆华中学读了半年高中二年级，没有念高三，于1938年秋以“同等学力”的资格考入了西南联合大学。 1938年到1939年这一年，父亲介绍我接触了近代数学的精神。他借了G. h. Hardy的Pure Mathematics与E. T. Bell的Men of Mathematics给我看。他和我讨论set theory。不同的无限大、the Continum Hypothesis等观念。这些都给了我不可磨灭的印象。40年以后在Selected Papers, 1945-1980 with Commentary (Freeman and Company, 1983)第74页上我这样写道： 我的物理学界同事们大多对数学采取功利主义的态度。也许因为受我父亲的影响，我较为欣赏数学。我欣赏数学家的价值观，我赞美数字家的优美和力量；它有战术上的机巧与灵活，又有战略上的雄才远虑。而且，奇迹的奇迹，它的一些美妙概念竟是支配物理世界的基本结构。 吴大猷教授是恩师 父亲虽然给我介绍了数学的精神，却不赞成我念数学。他认为数学不够实用。1938年我报名考大学时很喜欢化学，就报了化学系。后来为准备入学考试，自修了高三物理，发现物理更合我的口味，这样我就进了西南联大物理系。 1941年秋为了写学士毕业论文，我去找吴大猷教授，给了我一本Reviews of Modern Physics《现代物理评论》，叫我去研究其中一篇文章，看看有什么心得。这篇文章讨论的是分子光谱学和群论的关系。我把这篇文章合回家给父亲看。他虽不是念物理的，却很了解群论。他给了我狄克逊（Dickson）所写的一本小书，叫做Modern Algebraic Theories《近代代数理论》。狄克逊是我父亲在芝加哥大学的老师。这本书写得非常合我的口味。因为它很精简，没有废话，在20页之间就把群论中“表示理论”非常美妙地完全讲清楚了。我学到了群论的美妙，和它在物理中应用的深入，对我后来的工作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个领域叫做对称原理。我对对称原理发生兴趣实起源于那年吴先生的引导。 1997年为了庆祝吴先生的90寿辰，邹祖德和我写了一篇文章，用群论方法计算C60的振动频率。C60是一个对称性特高的分子，用群论讨论最合适。（有这样高度的对称的分子不仅在1941年吴先生和我没有预料到，在1983年我写上面的那段话时也还没有任何人预料到。） 抗战8年是艰苦困难的日子，也是我一生学习新知识最快的一段日子。最近三弟杨振汉曾这样描述1945年夏抗战争结束时我家的情形： 1945年夏，大哥获取了留美公费，将离家赴美国读博士。父亲高兴地告诉我们，艰苦和漫长的抗日战争看来即将过去，反德国法西斯战争也将结束。我家经受了战乱的洗礼，虽有精神和物质损失，但是我们家七口人都身体健康，学业有进， 更可喜的是儿女们都孝顺父母，兄弟姐妹之间和睦相处，亲情常在，我们一家人相互之间的关系，的确非比寻常，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十分珍视的。 抗战胜利至今已51年了， 父亲、母亲和振复（振宁注：振复是我们的五弟，1937年生， 1985年卒。）均已长眠于苏州东山。回忆抗战8年的艰苦岁月我们家真可称得上美好、和睦和亲情永驻的家。 我还记得1945年8月28日那天我离家即将飞往印度转去美国的细节：清早父亲只身陪我自昆明西北角乘黄包车到东南郊拓东路等候去巫家坝飞机场的公共汽车。离家的时候，四个弟妹都依依不舍，母亲却很镇定，记得她没有流泪。 最终忍不住离别泪 到了拓东路父亲讲了些勉励的话，两人都很镇定。话别后我坐进很拥挤的公共汽车，起先还能从车窗往外看见父亲向我招手，几分钟后他即被拥挤的人群挤到远处去了。车中同去美国的同学很多，谈起话来，我的注意力即转移到飞行路线与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去。等了一个多钟头，车始终没有发动。突然我旁边的一位美国人向我做手势，要我向窗外看：骤然间发现父亲原来还在那里等！他瘦削的身材，穿着长袍，额前头发已显斑白。看见他满面焦虑的样子，我忍了一早晨的热泪，一时崩发，不能自已。 1928年到1945年这17年时间，是父亲和我常在一起的年代，是我童年到成人的阶段。古人说父母对子女有“养育”之恩，现在不讲这些了，但其哲理我认为是有永存的价值的。 1946年初我注册为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选择芝加哥大学倒不是因为它是父亲的母校，而是因为我仰慕已久的费米(Fermi)教授去了芝大。当时芝加哥大学物理、化学、数学系都是第一流的。我在校共三年半，头两年半是研究生，得博士学位后留校一年任教员，1949年夏转去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父亲对我在芝大读书成绩极好，当然十分高兴。更高兴的是我将去有名的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可是他当时最关怀的不是这些，而是我的结婚问题。1949年秋吴大猷先生告诉我胡适先生要我去看他。胡先生我小时候在北平曾见过一两次，不知道隔了这么多年他为什么在纽约会想起我来。见了胡先生面，他十分客气，说了一些称赞我的学业的话，然后说他在出国前曾看见我父亲，父亲托他关照我找女朋友的事。我今天还记得胡先生极风趣地接下去说：“你们这一辈子比我们能干多了，那里用得着我来帮忙！” 1950年8月26日杜致礼和我在普林斯顿结婚。我们相识倒不是由胡先生或父亲的其他朋友所介绍，而是因为她是1944年到1945年我在昆明联大附中教书时中五班上的学生。当时我们并不熟识。后来在普林斯顿唯一的中国餐馆中偶遇，这恐怕是前生的姻缘吧。1950年代胡先生常来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图书馆，曾多次来我家做客。第一次来时他说：“果然不出我所料，你自己找到了这样漂亮能干的太太。” 父亲对我1947年来美国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与翌年我的博士论文特别发生兴趣，因为它们都与群论有密切关系。1957年1月吴健雄的实验证实了宇称不守恒的理论以后，我打电话到上海给父亲，告诉他此消息。宇称不守恒与对称有关，因而也与群论有关，父亲当然十分兴奋。那时他身体极不好（1955年因多年糖尿病加某种感染，不能吸收胰岛素，医生曾认为已无希望，后来幸能克服感染，但身体仍十分虚弱），得此消息对他精神安慰极大。 1957年我和杜致礼和我们当时唯一的孩子光诺（那时6岁）去日内瓦。我写信请父亲也去日内瓦和我们见面。他得到统战部的允许，以带病之身，经北京、莫斯科、布拉格，一路住医院，于7月初飞抵日内瓦，到达以后又立刻住入医院。医生检查数日，认为他可以出院，但每日要自己检查血糖与注射胰岛素。我们那年夏天在Rue de Vermont租了一公寓，每天清早光诺总是非常有兴趣地看着祖父用酒精灯检查血糖。我醒了以后他会跑来说：“It is not good today, it is brown.“（今天不好，棕色。）或“It is very good today,it is blue.”（今天很好，蓝色。）过了几星期，父亲身体渐恢复健康，能和小孙子去公园散步。他们非常高兴在公园一边的树丛中找到了一个“secret path”（秘密通道）。每次看他们一老一少准备出门：父亲对着镜子梳头发，光诺雀跃地开门，我感到无限的满足。 有一天他给致礼和我写了两句话。今天的年轻人恐怕会觉得这两句话有一点封建味道，可是我以为封建时代的思想虽然有许多是要不得的，但也有许多是有永久价值的。 1960年夏及1962年夏，父亲又和母亲两度与我在日内瓦团聚。致礼、光宇（我们的老二）和二弟振平也都参加了。每次团聚头两天总是非常感情冲动，讲一些自己的和家人与亲友们的遭遇。以后慢慢镇静下来，才能欣赏瑞士的一切。 父亲三次来日内瓦，尤其后两次，都带有使命感，觉得他应当劝我回国。这当然是统战部或明或暗的建议，不过一方面也是父亲自己灵魂深处的愿望。可是他又十分矛盾：一方面他有此愿望，另一方面他又觉得我应该留在美国，力求在学术上更上一层楼。 和父亲、母亲在日内瓦三次见面，对我影响极大。那些年代在美国对中国的实际情形知道很少。三次见面使我体会到了父亲和母亲对新中国的看法。记得1962年我们住在Route de Florissant，有一个晚上，父亲说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那时还没有制成原子弹，父亲也不知道中国已在研制原子弹）。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从前文盲遍野，今天至少城市里面所有小孩都能上学。从前……，今天……。正说得高兴，母亲打断了他的话说：“你不要专讲这些。我摸黑起来去买豆腐，站排站了三个钟头，还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有什么好？”父亲很生气，说她专门扯他的后腿，给儿子错误的印象，气得走进卧室，“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我知道他们二位的话都有道理，而且二者并不矛盾：国家的诞生好比婴儿的诞生，只是会有更多的困难，会有更大的痛苦。 1971年夏天我回到了阔别26年的祖国。那天乘法航自缅甸东飞，进入云南上空时，驾驶员说：“我们已进入中国领空！”当时我激动的心情是无法描述的。 傍晚时分，到达上海。母亲和弟妹们在机场接我。我们一同去华山医院看望父亲。父亲住院已有半年。上一次我们见面是1964年底在香港，那时他68岁，还很健康。6年半中间，受了一些隔离审查的苦，老了、瘦了许多，已不能自己站立行走。见到我当然十分激动。 1972年夏天我第二度回国探亲访问。父亲仍然住在医院，身体更衰弱了。次年5月12日清晨父亲长辞人世， 享年77岁。5月15日在上海为父亲开的追悼会上，我的悼词有这样两段： 近两年来父亲身体日衰。他自己体会到这一点，也就对我们的一切思想行为想得很多。1971年、1972年我来上海探望他，他和我谈了许多话，归根起来他再三要我把眼光放远，看清历史演变的潮流，这个教训两年来在我身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父亲于1973年5月12日长辞人世。在他的一生77年的时间里，历史有了惊天动地的演变。昨天收到他一位老同学，又是老同事的信，上面说“在青年时代，我们都响往一个繁荣昌盛的新中国。解放以后二十多年来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当时我们青年梦寐以求的这个新中国实现了。”我想新中国的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事实以及它对于世界前途的意义正是父亲要求我们清楚地掌握的。 6岁以前我生活在老家安徽合肥，在一个大家庭里面。每年旧历新年正厅门口都要换上新的春联。上联是“忠厚传家”，下联是“诗书继世”。父亲一生确实贯彻了“忠”与“厚”两个字。；另外他喜欢他的名字杨克纯中的“纯”字，也极喜欢朋友间的“信”与“义。父亲去世以后，我的小学同班同学、挚友熊秉明写信来安慰我，说父亲虽已过去，我的身体里还循环着他的血液。是的，我的身体里循环着的是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文化的血液。 我于1964年春天入美国籍。差不多20年以后我在论文集中这样写道： 从1945至1964年， 我在美国已经生活了19年，包括了我成年的大部分时光。然而，决定申请入美国籍并不容易。我猜想，从大多数国家来的许多移民也都有同类问题。但是对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成长的人，作这样的决定尤其不容易。一方面，传统的中国文化根本就没有长期离开中国移居他国的观念，迁居别国曾一度被认为是彻底的背叛。另一方面，中国有过辉煌灿烂的文化。她近一百多年来所蒙受的屈辱和剥削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中都留下了极深的烙印。任何一个中国人都难以忘却这一百多年的历史。我父亲在1973年故去之前一直在北京和上海当数学教授。他曾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游历甚广。但我知道，直到临终前，对于我的放弃故国，他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我。 百载魂牵黄土地 三春雨润紫荆花（蔡国平撰） 1997年7月1日清晨零时，我有幸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参加了回归盛典。看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在“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音乐声中冉冉上升，想到父亲如果能目睹这历史性的，象征中华民族复兴的仪式，一定比我还要激动。他出生于1896年——101年前，《马关条约》、庚子赔款的年代，在残破贫穷，被列强欺侮，实质上已被瓜分的祖国。他们那一辈的中国知识分子，目睹洋人在租界的专横，忍受了二十一条款、五卅惨案、九一八事变、南京大屠杀等说不完的外人欺凌，出国后尝了种族歧视的滋味，他们是多么盼望有一天能看到站了起来的富强的祖国，能看到大英帝国落旗退兵，能看到中国国旗骄傲地向世界宣称：这是中国的土地。这一天，1997年7月1日，正是他们一生梦寐以求的一天。 父亲对这一天的终会到来始终是乐观的。可是直到1973年去世的时候，他却完全没有想到他的儿子会躬逢这一天的历史性盛典。否则，他恐怕会改吟陆放翁的名句吧。 国耻尽雪欢庆日 家祭毋忘告乃翁 -------------------------------------------------------------------------------- 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版权与免责声明①凡本网未注明稿件来源的所有文字、图片和音视频稿件，版权均属本网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本网协议授权不得转载、链接、转贴或以其他方式复制发表。已经本网协议授权的媒体、网站，在下载使用时必须注明"稿件来源：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违者本网将依法追究责任。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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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美国的迈克尔·桑德尔。
杨振宁与爱因斯坦的对话早在1949年，已经是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的杨振宁，就曾有过与爱因斯坦接触的机会，只不过当时一个是成名已久的科学权威，一个是初出茅庐的新秀，此时的杨振宁也只能在观众席上听爱因斯坦关于统一场的学术演讲
博士后是工作，一般2-3年，到期后必须出站。国外还有差别，博士后就像是具有博士学位的人打临时工，英国读硕士短的只需要1年。博士后指的是一些新近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在他成为正式的专职研究人员之前，经过竞争而获得有关部门提供的津贴，在一所水平较高的研究机构做一段研究工作，以取得科研经验。一般称这些人为博士后研究人员，简称“博士后”。所以说，博士后只是获得博士学位后的一段经历，它不是学位也不是职称，而是又一段研究工作。
提交时间: 6月6日-6月30日的工作日(周一至周五),工作时间:8:00——11:30,14:00——17:00。
博士是一个学位称呼，标志一个人具备出原创理论成果的能力或学历的学位，是最高级别的学位（注：博士后不是学位）。
拥有博士学位或博士学位同等学力，意味着一个人有能力由学习阶段进入学术阶段。具备出原创理论成果的能力或学力是博士学位的核心内涵，也是拥有博士学位的人的最本质特征。
博士是对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的称呼，同样也可用来称呼已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员。主要通过拥有博士点的普通高等学校和拥有博士研究生培养资格的相关科研机构举办的“博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来进行招生。
在国外特指获得过博士学位的人，把博士生也称为某某博士。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三级学位中，博士学位是最高的一级。
中国学位制度一般笼统称为硕士和博士。但是，欧美大学的研究生学位，每一个都要其清楚的定义和严格的划分，其中包括基础课范围，专业课时要求，研究内容，研究生资格，学术评审等等。一般的意义上，只要确定博士的名称，即可以按照高等教育的规定找到其准确的定义。
所以，对于中国大学每一种博士学位应该有教育部十分详细，清楚的科学定义，否则会发生类似陈丹青教授对博士考核要求的质疑。作为大学教授，我们首先应该对自己领域的学位制度有清楚的了解和认识。
联合培养博士后读的时间因国家、地区、学科和具体情况而异。一般情况下，联合培养博士后的时间在1年至2年之间，同时也会有一些特殊情况，例如获得了丰厚的基金资助或者研究项目需要更长时间的完成，这种情况下可能会有更长的培养时间。此外，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博士后的要求也各不相同。有些国家和地区要求博士后必须完成相关教学任务，而有些则没有这个要求。因此，在考虑联合培养博士后时，最好先咨询相关导师或者机构，并仔细了解相关的规定和要求。
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博士毕业要两篇B类期刊论文，A类中文只有经济研究、管理世界和中国社会科学，比这些差一点的就是B类了，比如南开管理评论、经济学动态。不过这个A/B/C/D权威期刊等级表通常是各个学校自己定，所以同样的期刊在不同学校会划分成不同的等级。至于博士后出站，要求并不高，通常只要申请到一个国家基金或者发表一篇B类期刊就可以了，国家基金包括自科、社科、教育部的基金、财政部的基金、青年基金等。
已经在2022年11月29日答辩完毕。在2022年的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冬季慱士论文答辩时间已经在2022年11月29日答辩完毕，山东师范大学，位于山东省济南市，学校是一所综合性高等师范院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建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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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是一个学位称呼，标志一个人具备出原创理论成果的能力或学历的学位，是最高级别的学位（注：博士后不是学位）。
拥有博士学位或博士学位同等学力，意味着一个人有能力由学习阶段进入学术阶段。具备出原创理论成果的能力或学力是博士学位的核心内涵，也是拥有博士学位的人的最本质特征。
博士是对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的称呼，同样也可用来称呼已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员。主要通过拥有博士点的普通高等学校和拥有博士研究生培养资格的相关科研机构举办的“博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来进行招生。
在国外特指获得过博士学位的人，把博士生也称为某某博士。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三级学位中，博士学位是最高的一级。
中国学位制度一般笼统称为硕士和博士。但是，欧美大学的研究生学位，每一个都要其清楚的定义和严格的划分，其中包括基础课范围，专业课时要求，研究内容，研究生资格，学术评审等等。一般的意义上，只要确定博士的名称，即可以按照高等教育的规定找到其准确的定义。
所以，对于中国大学每一种博士学位应该有教育部十分详细，清楚的科学定义，否则会发生类似陈丹青教授对博士考核要求的质疑。作为大学教授，我们首先应该对自己领域的学位制度有清楚的了解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