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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著作粒子物理和场论引论 Harwood科学出版社，1981 李政道文选1-3集，G. Feinberg编辑 Birkhauser Boston Inc., 1986 宇称不守恒三十年——李政道六十华诞学术研讨会 Birkhauser Boston Inc., 1988 对称，不对称与粒子的世界, 李政道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88 李政道文选，1985-1996，任海沧、庞阳编辑 Gordon and Breach, 1998 科学与艺术，主编：李政道，副主编：柳怀祖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 物理的挑战，李政道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 宇称不守恒发现之争论解谜，季承、柳怀祖、滕丽编辑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4（简体字本） 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4（繁体字本）[3]
粒子物理和场论引论 或宇称不守恒三十年——李政道六十华诞学术研讨会
他俩对物理界的贡献非常大，可谓是里程碑式的贡献。
上海最近几年在科技上势头相当猛烈，以我所在的核物理、核技术的大领域来看，上海光源，软X射线以及马上要上的硬X射线，交大的UED，复旦的极紫外FEL，还有最近的李所，让人目不暇接。反观北京，北方光源算是定了，但是CEPC的前景并不很明朗，ADS大概率要给兰州。怀柔科技城相比与张江的科创中心感觉还是差很多。公子还是干了不少实事。李政道与北大的关系非常好，这次北大没有拿下来这个项目，非常的可惜。其中的原因作为一个小兵是不知道的。据说老大亲自批的这个项目，启动经费1亿，每年2亿的运行经费。北大物理学院一年的经费能不能到两个亿都还很难说。不知道在项目现场的林校长与谢院长内心会是什么样的体验，上海交大的物理将会对国内现有的物理格局造成进一步的冲击，国内物理所，北大，科大，清华，南大，上交将会群雄争霸，对国内的物理学界是一件好事。前一阵回交大办毕业手续我还特意去了这个李政道研究所一下，这个研究所目前规模很小，只有李政道图书馆的一层楼，而且里面气候还没形成，路过一个小规模的研讨会是在讲凝聚态，为数不多的几个老师都是原来物理系挂名过来的，当然也有Wilzeck的办公室，不过人不在。我觉得这对需要找工作的年轻人来说是个机会，（至少目前）对要找博后位置的人来说是机会也是赌注。据我了解博后待遇相当好，年薪30W人民币还有住房和伙食补贴再加上交大本身的伙食优势（而且楼下就是交大比较大、比较好吃的一个食堂）在生活方面确实很有吸引力，但是博后时间很短就三年左右，如果在博后工作期间这个研究院没有按预期招到顶级的物理学家或者研究氛围还没形成那么这就麻烦了。
杨振宁太无耻了，老说李政道的坏话。
表面上是因为合作论文的署名次序出现争议，实则是杜致礼对李政道一直不满，怕杨振宁吃亏一直有意阻止他们合作，所以杜致礼才是他们分道扬镳的主导人。
两人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为人类在科学上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生活里曾也是很好的朋友，但是据说是因为发表文章的名字排名顺序闹得不愉快，最终导致决裂，以上推测参考季羡林之子季承所写的书籍《李政道传》 。
40年代，二战胜利后蒋介石选拔人才前往美国学习，作为其中之一的李政道就前往芝加哥大学学起了理论物理，当时杨振宁正在芝加哥大学当助教，因为他俩是西南联大校友，杨振宁接到吴大猷的通知后，就在大学国际公寓给李政道等人预定了房间 ，两人由此正式认识。虽然杨振宁比李政道高两个年级，但是他们随着交往密切关系愈发亲近，开始联名发表论文，生活中也成为十分亲密的朋友。
1950年，李政道到伯克利加州大学工作，担任物理系助教，而杨振宁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访问成员，他找到院长奥本海默希望他能邀请李政道一同来做研究，收到邀请信的李政道于1951年9月同夫人一同前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李扬两家比邻而居，来往密切，而杨振宁此时正在进行两维伊辛模型的磁化计算研究，他邀请李政道加入，这便是他们合作的真正开端。
两人合作既愉快也有分歧，第一次闹不愉快就是由于两篇论文的署名排序问题。这两篇论文两篇论文的总标题是《状态方程和相变的统计理论》，按照国际惯例，署名应按姓氏英文首字母的顺序排列，也就是“李政道、杨振宁”，但是李振宁提出他希望排在前面，因为他比李政道大四岁，李政道对此只能勉强同意，第一篇的署名就成了”杨振宁、李政道“，第二篇李政道说服杨振宁按照国际惯例改了过来。至此两人心中就有了隔阂，李政道决定不再和杨振宁合作，一段时间后李政道离开普林斯顿，去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助理教授，之后还成为了伦比亚大学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教授。
1953年，杨振宁曾在布鲁克黑文国家实验室工作一年，和米尔斯合作发表了一篇论文《同位旋守恒和同位旋规范不变性》，但是李政道对这篇论文的出发点持怀疑态度，一次，杨振宁到哥伦比亚大学来看李政道，李政道将自己的观点告诉了杨振宁，两人经过积极讨论，最终共同署名，发表了论文《重粒子守恒和普适规范转换》，恢复了合作关系。
这段时间两人合作十分紧密，研究上也做出了很大成就，两人也是在此时间发表论文获得了诺贝尔奖。1957年11月他们到了斯德哥尔摩准备领奖，但是在这个时候杨振宁提出想在李政道之前领奖，因为杨振宁夫人杜致礼想在出席晚宴时有国王作陪，李政道最终勉强同意，这一插曲闹得他们不太愉快， 但是最终导致的决裂的却是1962年5月12日美国《纽约客》杂志上一篇由伯恩斯坦写的《宇称问题侧记》。这篇文章记述了李杨两人合作发现宇称不守恒的故事，杨振宁希望他的名字能写在李政道之前，他的夫人杜致礼的名字也要放在李政道的夫人秦惠箬前面，因为他的夫人年长一些，李政道对此感到十分失望，单方面提出了和李振宁断绝合作关系。之后两人陆续归国访问，但是在主张上完全不合，似乎带有个人意气存在，不过两人不在合作，实在令人惋惜。
就如季承说 ：”他们之间的分歧，已经是一个科学史的问题了。其是非曲直，应该由历史来判断，应该由科学史家来研究。至于结论，这恐怕是没有人，没有什么机构，可以做出的。”
可能是因为他们两个人对于科研的目标还有一些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有冲突。
他俩对物理界的贡献非常大，可谓是里程碑式的贡献。
1970年，李政道发表了一篇题目叫《弱相互作用的历史》演讲，后整理为演讲录。在这篇文章里面，李政道提出，他本人是“宇称不守恒”的最大功臣，却对杨振宁的作用几乎不提，而且多次暗示杨振宁在发明过程之中无关紧要。1979年，杨振宁在欧洲访问，偶然在图书馆发现了这篇文章，看见了李政道把功劳全部缆在他自己身上，感觉非常的生气。二人从此结下梁子。
一、生平简介 李政道(Tsung-Dal Lee 1926～)理论物理学家。1926年11月25日生于上海。1943～1944年在浙江大学（当时一年级在贵州永兴）物理学系学习；得到老师束星北的启迪，而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1944年因翻车受伤停学。1945年转学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学系。1946年受他的老师吴大猷的推荐，得国家奖学金，去美国深造，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1948年春天，李政道通过了研究生资格考试，开始在费米的指导下作博士论文研究。 1949年底，在费米的指导下，李政道完成了关于白矮星的博士论文，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在该校天文学系半年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物理系一年任讲师并从事研究工作。 1950年，李政道和来自上海的大学生秦惠君结婚。他们有两个孩子，长子李中清，现任加州理工学院历史教授；次子李中汉，现任密歇根大学化学系助理教授。1951年到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工作。1953年任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助理教授，1955年任副教授，1956年任教授，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1960～1963年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教授兼哥伦比亚大学教授。1963年任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讲座教授，1964年任该大学费米物理学讲座教授，1983年任该大学全校讲座教授。他还是美国科学院院士。 二、科学成就 1．与杨振宁合作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 李政道对近代物理学的杰出贡献是：1956年和杨振宁合作，深入研究了当时令人困惑的θ-τ之谜——即后来所谓的K介子有两种不同的衰变方式，一种衰变成偶宇称态，一种衰变成奇宇称态。如果弱衰变过程中宇称守恒，那么它们必定是两种宇称状态不同的K介子。但是从质量和寿命来看，它们又应该是同一种介子。李政道和杨振宁通过分析认识到很可能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他们仔细检查了过去的所有实验，确认这些实验并未证明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在此基础上他们进一步提出了几种检验弱相互作用中宇称是不是守恒的实验途径。次年，这一理论预见得到吴健雄小组的实验证实。因此，李政道与杨振宁的工作迅速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并获得了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一项科学工作在发表的第二年就获得诺贝尔奖，这还是第一次。李政道又是到那时为止历史上第二个最年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2．李政道在其它方面的重工作还有 1949年与M.罗森布拉斯和杨振宁合作提出普适费米弱作用和中间玻色子的存在。1951年提出水力学中二维空间没有湍流。1952年与D.派尼斯合作研究固体物理中极化子的构造。同年与杨振宁合作，提出统计物理中关于相变的杨振宁-李政道定理（包含两个定理）和李-杨单圆定理。1954年发表了量子场论中的著名的“李模型”理论。1957年与R.奥赫梅和杨振宁合作提出CP不守恒和时间不反演的可能性。同年与杨振宁合作，提出二分量中微子理论。1959年与杨振宁合作，研究了硬球玻色气体的分子运动论，对研究氦Ⅱ的超流动性作出了贡献。同年又合作分析高能中微子的作用，定出此后20多年这方面大量的实验和理论工作的方向。1962年与杨振宁合作，研究了带电矢量介子电磁相互作用的不可重正化性。1964年与M.瑙恩伯合作，研究了无（静止）质量的粒子所参与的过程中，红外发散可以全部抵消问题。这项工作又称李-瑙恩伯定理，或与木下的工作合在一起，称KLN定理。60年代后期提出了场代数理论。70年代初期研究了CP自发破缺的问题。又发现和研究了非拓扑性孤立子，并建立了强子结构的孤立子袋模型理论，还就色禁闭现象提出了真空的“色介常数”的概念。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继续在路径积分问题、格点规范问题和时间为动力学变量等方面开展工作；后来又建立了离散力学的基础。 3．李政道关心中国物理学的发展，自1972年起多次回国访问讲学；并协助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建造正负电子对撞机和同步辐射设备，使基础和应用科学能结合。1980年以来，他发起组织美国几十所主要大学在中国联合招收物理学研究生，为培养中国青年物理学家作出了不少贡献。李政道受聘为暨南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校的名誉教授，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 4．李政道已发表约200多篇科学论文和报告，出版过专著《场论与粒子物理学》（上册，1980；下册，1982）和Particle Physics and Introduction to Field Theory(1980) 三、趣闻轶事 1．没有中学和大学毕业文凭的物理学家 李政道的少年时代是在动乱中度过的，他甚至没有得到过正式的中学和大学毕业文凭。特别是在日寇侵华以后，他经历了一段非常艰苦的时期。日军侵略军进入上海租界后，李政道不愿受日寇统治，于1941年12月离家，由上海取道杭州、富阳，穿过封锁线去大后方求学。在福建、江西旅途中，他得了恶性疟疾，又无路费，过的是流浪生活，直至1943年到达贵阳后才治愈疟疾。 1943年秋，李政道在贵阳以同等学历考上浙江大学，后经湄潭去永兴上一年级。1944年夏，他因车祸严重损伤脊背神经，卧床半年。不久，日寇侵入贵州省，他又经重庆转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求学。当时的浙江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集中了许多著名的教授，由于李政道学业成绩突出，受到西南联合大学的吴大猷、浙江大学的束星北、王淦昌等的器重，尤其是吴大猷，对他的培养最为着力，这对李政道后来的成就有很大的影响。当时西南联合大学的条件非常差，十五六个学生住一间草屋，又闷又热，蚊蝇、臭虫很多，但这些都未能减弱同学们的求知热情。多年以后，李政道已成为举世闻名的物理学家，回忆往事，他感慨地说：“那时候，我们从来没有因为仪器不好，设备不好，而有比别人差的想法。杨振宁、朱光亚、唐敖庆和我，都是那个时候培养出来的。” 1945年，当美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后，中国政府也想造原子弹。蒋介石召见化学家曾昭抡，询问如何才能造出原子弹。曾昭抡说，首先是培养人才，建议在数学、物理和化学三科各选两个成绩优秀的年轻人去美国留学。华罗庚推荐了孙本旺和徐贤修去学数学；吴大猷推荐了李政道和朱光亚去学物理；曾昭抡推荐了唐敖庆和王瑞酰去学化学。这样，李政道在1946年9月到了美国。当时，他还不到20岁，刚念完大学二年级。 由于李政道没有大学文凭，在美国进研究院很难。芝加哥大学是个例外，只要念熟了哈金斯(Hutchins)校长指定了的西方著名经典著作的人，没有学位也可以进研究院。李政道告诉招生处负责人，他念过等价于这些经典著作的东方作品，如孔子、孟子、老子等，招生处未经证实就接收了他。 2．李政道和杨振宁获诺贝尔奖时都是中国国籍 因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发现，李政道和杨振宁被授予1957年诺贝尔物理奖。消息传来时，李政道正在普林斯顿。他非常兴奋，同时想到了他的老师吴大猷先生。他立即给吴先生写了一封信，感谢吴先生对他的培养以及在1946年给予他奖学金。 在诺贝尔奖授奖仪式上，每位获奖者都致了答词。李政道致答词时用中文开头，然后用英文。他说：“一个科学上的成就是许多在同一或相关领域中的研究者积累的结果。没有过去的经验，没有现在的激励，就不会产生我们今天的观念和知识；没有将来的实验，我们今天的观念和知识也不能进化。虽然这许多因素构成了任何进步的整体，人们往往只记得最后光辉的收获而忘记了其中辛勤的耕作。在今天的隆重仪式上，我格外感受到，有许多伟大的物理学家，他们为人类对自然界的了解做出过很大的贡献，但还没有像我今天这样被授予如此的荣誉。” 在每位获奖者致词后，李政道又代表所有的获奖者致词。他说：“我们有限的人类智慧去认识无限的宇宙奥秘，是一个永不终止的过程。他讲述了一段《西游记》中孙悟空在如来佛手掌中翻跟斗的故事。孙悟空翻了一串跟斗，以为已经到了宇宙的尽头，实际上还在如来佛的手掌中。他说：在探索知识的过程中，我们可能取得很快的进步，但是我们必须记住，即使到了如来佛手指的底部，我们离绝对真理还很远很远。” 获奖时，李政道和杨振宁都是中国国籍。至今为止，诺贝尔奖的正式记录书上，他们两人仍是仅有的中国籍获奖者。 3．弱相互作用宇称不守恒发现的意义： 1957年1月15日下午，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举行新闻发布会。被称为美国实验物理之父的I.I.拉比(Rabi)教授向公众宣布，物理学中的一个被称为宇称守恒的基本定律被推翻了。第二天，纽约时报在头版以“物理学中的基本概念在实验中被推翻”为题报道了这一消息。这个事件在全世界传播之快、影响之广，可以从剑桥大学的O.R.费里希(Frisch)教授在一次演讲时所说的话中看出来：“‘宇称不守恒’这样一个不准确的用语，在全世界传播，就像新的圣经一样。” 弱相互作用宇称不守恒的发现具有极为深刻的意义和广泛的影响。李政道和杨振宁的贡献在于，当几乎所有的理论物理学家相信空间反演（宇称）不变性已被实验确定地证实，几乎没有实验物理学家试图设计实验来向宇称守恒挑战时，他们指出，在一大类的物理过程（β衰变，π衰变，μ衰变）中，宇称守恒从来没有被检验过。他们讨论了可以进行这种检验的一系列实验条件。这样，他们的注意力不是放在一个孤立的谜上，而是集中在弱相互作用的整体上。正是李政道、杨振宁和吴健雄的突破性工作，彻底解放了人类对于物理世界最基本结构的思想。今天，物理学界公认对称破缺是自然界相当普遍的规律，而在50年代中期以前，这是不可想象的。
因为杨振宁和李政道在他们专业领域里的关于一些科学研究问题起了一些的争执，他们的观点是相违背的，他们有过相互交锋，所以成为了科学界有名的公案。
“ 1957年,李政道与杨振宁因发现宇称不守恒而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1957年，杨振宁和李政道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科学界却都在为袁世凯的孙媳鸣不平，甚至有人大呼：“这太不公平了。”“很清楚振宁和你62年破裂的经过，振宁对不起你，请你原谅你们是天下的奇才，为了中国下一代的学子，虽然振宁对不起你，请你原谅振宁。”这是李政道在接受《科学时报》访谈时所披露的一个细节，这段由杨振宁父亲杨武之所表达的话涉及李政道与杨振宁的恩怨往事。事实上，关于物理学界“双子星”的纷争决裂，远不如杨武之所描述的一般简单。署名之争1951年，杨振宁与李政道尚是情深意笃的挚友。这一年他们一同合作写了两篇论文，总标题是《状态方程和相变的统计理论》。这两篇论文原本是一篇具有开拓性意义的研究发现，按理说应是让两人感情的黏合剂。当初杨振宁与李政道还因此而受到爱因斯坦的邀请，爱因斯坦对他们所研究的课题极感兴趣，大肆夸赞了一番。可没想到两人却会因署名问题而出现嫌隙。两篇论文中的第一篇《凝聚理论》署名为杨振宁在前，李政道在后，后一篇《格气和伊辛模型》则相反。外人看来这算是公平了，可李政道却因此不快，因为按国际惯例，都是按照姓氏英文首字母进行排序，并不存在地位上的差别。可杨振宁却告诉李政道，他希望排在前面，因为他比李政道年长四岁。李政道感觉这一要求很无厘头，因而刚开始并不同意，但最终还是依了杨振宁的意思。到了第二篇，李政道不愿再按照此种排序方式，于是说服了杨振宁按国际惯例使用姓氏首字母顺序进行冠名。这是李政道第一次对杨振宁心生嫌隙，当时他已不再希望与杨振宁合作，可杨振宁却希望能继续与他合作。但同时，李政道不清楚的是，杨振宁原本是想要把李政道的名字放在前面的，因为他想要帮助李政道发展科学事业。发生不快的事情，是因为杨振宁的夫人杜致礼。如果这一次仅仅是小火花，那么在诺贝尔领奖台上那一次署名之争就是燎原之火，那一次的不和让他们彻底分道扬镳。1957年，李政道与杨振宁因发现宇称不守恒而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在正式领奖之前，外界宣传都是按国际惯例把李政道的名字放在前面，杨振宁在那期间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可到了领奖地点，杨振宁突然提出要把他的名字放在前面，理由还是年龄。另外，杨振宁还表示其夫人杜致礼希望在晚宴时走在最前面让国王作陪，他则走在第二位，由皇后作陪。李政道对此感到很不解，毕竟得奖的不是杜致礼，另外如此在意顺序也非常不适。但李政道的夫人秦惠不希望在如此重要的场面闹出笑话就同意了杨振宁的请求。这件事已让李政道很不满，随后在1962年伯恩斯坦写的《宇称问题侧记》里，杨振宁再次对署名顺序提出异议，甚至表示杜致礼的名字也需要放在秦惠前面，因为她年长秦惠一岁。李政道认为纠结于此太过无厘头，于是提出不必再合作了，两人就此决裂。“宇称不守恒”优先权之争从署名之争上看，似乎杨振宁总是能遂愿，他并没有在这件事上“吃太多亏”，甚至到了李政道提出不再合作的时候，他情绪激动至痛哭流涕，表示希望再次合作。可实际上，杨振宁并不总是被满足的一方，在两人最重要的成就上，杨振宁对功劳的分配曾颇有微词。杨振宁与李政道的合作无异于“天作之合”，他们两位奇才共同研究出的物理成果总是具备在物理学界激起水花的力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对宇称不守恒的发现直接把两人推上了诺贝尔领奖台，那一年杨振宁三十五岁，李政道三十一岁，是最早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可原是皆大欢喜的事，两人却偏闹起了脾气。两人争执的焦点在于“宇称不守恒”问题发现的优先权。李政道一方坚持该思想是由他独立提出的。按照李政道的说法，他在1956年四月上旬就已提出这一问题，但杨振宁是五月才真正参与进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也就是说，杨振宁在其中并没有做太多贡献。这样看来杨振宁提出要把自己的名字放在前面就显得很不合理了，牵扯到两人夫人名字的排名先后则更是无理。但杨振宁却对这一点提出异议，他表示在1956年五月底，他因生病而无法亲笔撰写论文，他是在病榻上通过口述让夫人杜致礼代笔完成了《弱作用中，宇称是否守恒》这一论文。这篇论文给到李政道之后，李政道并没有做太多修改，也就是说这篇论文主要还是由杨振宁完成的。可李政道表示反对，因为该论文为物理史上具里程碑意义的学术报告，让一个非专业人士代为书写的说法太过荒谬。对于这一争执点，李政道一方的说法还体现在《李政道传》中。这本书中写到，宇称不守恒的想法最初是由李政道提出的，1956年四月底他与杨振宁见面后，就把该想法完全告诉了杨振宁，杨振宁起初并不认同李政道的想法，于是两人争执起来。但最后的结果是杨振宁被李政道说服，且两人都有合作意愿，才开始正式投入研究。杨振宁当然不会认同这一说法，但争执之下，旁人也总能有初步判断。关于宇称不守恒，两人都有无法抹灭的功劳，想法的确是由李政道最先提出的，可后来将之扩展到整个弱作用领域则与杨振宁分不开。但两人却丝毫不愿向彼此低头，这直接导致两人关系的决裂。曾为挚友杨振宁与李政道后来闹得如此难堪，让很多了解或见过两人感情亲昵之时的人感到惋惜。在物理领域，杨振宁与李政道的合作被大家一致看好。杨振宁与李政道都是吴大猷的学生，两人都曾在西南联大就读。只是杨振宁比李政道高两届，是李政道的师兄。杨振宁与李政道初次谋面即对彼此印象颇佳。杨振宁夸赞李政道为物理天才，并有意要提携这位师弟。李政道也认为杨振宁在物理领域极有天赋，属绝顶聪明之人。李政道后来李政道能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也是杨振宁的功劳。当时杨振宁在普林斯顿做访问学者，得知李政道在美国加州工作得不愉快，便主动向普林斯顿院长奥本海默推荐了李政道。之后两人在学术问题上的探讨与合作都是愉快的。两人得奖后尚未完全翻脸，那时奥本海默曾评价：“李政道和杨振宁坐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草地上讨论问题，是一道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致。”在生活上，两人比邻而居，关系亲密。杜致礼与秦惠是密友，两家常有走动。他们的孩子也是从心一通长大，算得上是世交。杨振宁杨振宁与李政道在美国进修期间，李政道因有双份奖学金而经济较为宽裕。杨振宁与李政道及另一友人相约开小汽车出行。那辆小汽车是由李政道一人出钱买下的。两人的友谊从那时起就已非常深厚。但谁又能想到，两个相识几十年的人，到老也不愿重归于好呢？在某次公开活动上，杨振宁被提问与李政道的过往时，情绪激动地说：“我们不同消息，关于这个我没有什么话讲，以后不要再问这个问题了。”相信每一位家长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文章末尾为各位家长分享一本好书，都别错过了！拿世界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的话来说：想要让孩子学好数学，第一步就是要先弄清数学的基本概念；其次是它的基本概念的由来，这就需要父母在辅导孩子数学题的过程中，陪孩子多读一些数学方面的书籍，玩一些数学游戏。然而，攀登数学的高峰并非易事。世界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说：“我也认为数学很枯燥，但一看到刘薰宇的数学书，感到很惊讶。你还能像这样学数学？”杨振宁是继牛顿和爱因斯坦之后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他能够认可的数学老师刘薰宇是不会错的。刘薰宇又是谁？刘薰宇与华罗庚、陈景润等数学家相比，并不出名，因为他的精力主要在数学教学和中小学教材的编写中。刘薰宇一生写过很多数学方面的书，最有名的便是这三本：第一本是《马先生讲数学》，主要讲如何用图解法求解一些算术四则问题第二本是《数学趣味》，主要讲日常生活中碰到的数学问题，我们讲万物皆数学，通过万物来学数学是最快的。第三本是《数学的园地》，这一册就有点难度了，里面讲了函数、连续、诱导函数、微分、积分和总集等概念及它们的运算法的基本原理。虽然有点深，但讲解的方法很妙，六年级的娃，还能看懂一部分的内容。同时把这书拿给孩子看，平时孩子也补习数学，有时候觉得上补习班有点枯燥。可孩子看这本书，却觉得很有意思，而且还能把他在补习班学到的东西运用过来。一看就看了个把小时还不觉得累！家长：实在是难得的好书！对于刘薰宇先生编著的这套经典数学科普图书，家长们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家长表示“这套丛书总体上有一种循循善诱，由浅入深的感觉，语言特别有说服力”
李政道——岁的神童博士
——23岁的神童博士
李政道，美籍华人，1926年生于上海，物理学家，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李政道从小在上海长大，父亲李骏康毕业于金陵大学，母亲张明璋毕业于上海启明中学。受父母的影响，李政道兄弟姐妹6人都成了学者。
从小对数学和物理有浓厚兴趣的李政道，从小学到中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940年，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上海，当时李政道只有14岁。他和两个哥哥只好到了大后方，在江西联合中学读书。读到高三的时候，由于学校请不到数学和物理教员，就让李政道代教这两门课。他虽然天资聪颖，成绩优秀，但当教师对他来说是一次考验。可贵的是，李政道勇敢地挑起了这一重担。他认真备课，勤于请教，讲课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一段当“小老师”的经历给了他一次极好的磨炼，而且使他明白了一条真理：要做先生，先要做学生。从此以后，他学习起来更加刻苦用功了。
1943年，17岁的李政道进入浙江大学。校址迁到了十分贫困的贵州遵义。教学条件极差，连个安静的学习环境都没有。学习用功的李政道想到了一个办法，他白天到茶馆去，泡一杯茶，占一个座位，就在茶馆里埋头苦读，一读就是一天。时间长了，他又练出了一套闹中求静、专心读书的本领。
1年后，李政道转入当时迁到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学习，条件仍然十分艰苦，十几个同学挤在一小间草屋里，隔几天就要把被单衣物拿到大锅里去煮一煮，以消灭臭虫。在这里，他仍然采用在贵州遵义的办法，经常到茶馆里去读书。
1946年，20岁的李政道独自到美国留学，当时他刚刚读到大学二年级，但经过芝加哥大学严格的考试，他竟然被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录取了。3年后，李政道便以“有特殊见解和成就”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当年李政道年仅23岁，被誉为“神童博士”。
李政道一、生平简介 李政道(Tsung-Dal Lee 1926～)理论物理学家。1926年11月25日生于上海。1943～1944年在浙江大学（当时一年级在贵州永兴）物理学系学习；得到老师束星北的启迪，而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1944年因翻车受伤停学。1945年转学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学系。1946年受他的老师吴大猷的推荐，得国家奖学金，去美国深造，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1948年春天，李政道通过了研究生资格考试，开始在费米的指导下作博士论文研究。1949年底，在费米的指导下，李政道完成了关于白矮星的博士论文，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在该校天文学系半年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物理系一年任讲师并从事研究工作。1950年，李政道和来自上海的大学生秦惠君结婚。他们有两个孩子，长子李中清，现任加州理工学院历史教授；次子李中汉，现任密歇根大学化学系助理教授。1951年到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工作。1953年任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助理教授，1955年任副教授，1956年任教授，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1960～1963年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教授兼哥伦比亚大学教授。1963年任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讲座教授，1964年任该大学费米物理学讲座教授，1983年任该大学全校讲座教授。他还是美国科学院院士。二、科学成就1．与杨振宁合作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李政道对近代物理学的杰出贡献是：1956年和杨振宁合作，深入研究了当时令人困惑的θ-τ之谜——即后来所谓的K介子有两种不同的衰变方式，一种衰变成偶宇称态，一种衰变成奇宇称态。如果弱衰变过程中宇称守恒，那么它们必定是两种宇称状态不同的K介子。但是从质量和寿命来看，它们又应该是同一种介子。李政道和杨振宁通过分析认识到很可能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他们仔细检查了过去的所有实验，确认这些实验并未证明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在此基础上他们进一步提出了几种检验弱相互作用中宇称是不是守恒的实验途径。次年，这一理论预见得到吴健雄小组的实验证实。因此，李政道与杨振宁的工作迅速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并获得了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一项科学工作在发表的第二年就获得诺贝尔奖，这还是第一次。李政道又是到那时为止历史上第二个最年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2．李政道在其它方面的重工作还有1949年与M.罗森布拉斯和杨振宁合作提出普适费米弱作用和中间玻色子的存在。1951年提出水力学中二维空间没有湍流。1952年与D.派尼斯合作研究固体物理中极化子的构造。同年与杨振宁合作，提出统计物理中关于相变的杨振宁-李政道定理（包含两个定理）和李-杨单圆定理。1954年发表了量子场论中的著名的“李模型”理论。1957年与R.奥赫梅和杨振宁合作提出CP不守恒和时间不反演的可能性。同年与杨振宁合作，提出二分量中微子理论。1959年与杨振宁合作，研究了硬球玻色气体的分子运动论，对研究氦Ⅱ的超流动性作出了贡献。同年又合作分析高能中微子的作用，定出此后20多年这方面大量的实验和理论工作的方向。1962年与杨振宁合作，研究了带电矢量介子电磁相互作用的不可重正化性。1964年与M.瑙恩伯合作，研究了无（静止）质量的粒子所参与的过程中，红外发散可以全部抵消问题。这项工作又称李-瑙恩伯定理，或与木下的工作合在一起，称KLN定理。60年代后期提出了场代数理论。70年代初期研究了CP自发破缺的问题。又发现和研究了非拓扑性孤立子，并建立了强子结构的孤立子袋模型理论，还就色禁闭现象提出了真空的“色介常数”的概念。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继续在路径积分问题、格点规范问题和时间为动力学变量等方面开展工作；后来又建立了离散力学的基础。3．李政道关心中国物理学的发展，自1972年起多次回国访问讲学；并协助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建造正负电子对撞机和同步辐射设备，使基础和应用科学能结合。1980年以来，他发起组织美国几十所主要大学在中国联合招收物理学研究生，为培养中国青年物理学家作出了不少贡献。李政道受聘为暨南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校的名誉教授，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4．李政道已发表约200多篇科学论文和报告，出版过专著《场论与粒子物理学》（上册，1980；下册，1982）和Particle Physics and Introduction to Field Theory(1980)三、趣闻轶事1．没有中学和大学毕业文凭的物理学家李政道的少年时代是在动乱中度过的，他甚至没有得到过正式的中学和大学毕业文凭。特别是在日寇侵华以后，他经历了一段非常艰苦的时期。日军侵略军进入上海租界后，李政道不愿受日寇统治，于1941年12月离家，由上海取道杭州、富阳，穿过封锁线去大后方求学。在福建、江西旅途中，他得了恶性疟疾，又无路费，过的是流浪生活，直至1943年到达贵阳后才治愈疟疾。1943年秋，李政道在贵阳以同等学历考上浙江大学，后经湄潭去永兴上一年级。1944年夏，他因车祸严重损伤脊背神经，卧床半年。不久，日寇侵入贵州省，他又经重庆转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求学。当时的浙江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集中了许多著名的教授，由于李政道学业成绩突出，受到西南联合大学的吴大猷、浙江大学的束星北、王淦昌等的器重，尤其是吴大猷，对他的培养最为着力，这对李政道后来的成就有很大的影响。当时西南联合大学的条件非常差，十五六个学生住一间草屋，又闷又热，蚊蝇、臭虫很多，但这些都未能减弱同学们的求知热情。多年以后，李政道已成为举世闻名的物理学家，回忆往事，他感慨地说：“那时候，我们从来没有因为仪器不好，设备不好，而有比别人差的想法。杨振宁、朱光亚、唐敖庆和我，都是那个时候培养出来的。”1945年，当美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后，中国政府也想造原子弹。蒋介石召见化学家曾昭抡，询问如何才能造出原子弹。曾昭抡说，首先是培养人才，建议在数学、物理和化学三科各选两个成绩优秀的年轻人去美国留学。华罗庚推荐了孙本旺和徐贤修去学数学；吴大猷推荐了李政道和朱光亚去学物理；曾昭抡推荐了唐敖庆和王瑞酰去学化学。这样，李政道在1946年9月到了美国。当时，他还不到20岁，刚念完大学二年级。由于李政道没有大学文凭，在美国进研究院很难。芝加哥大学是个例外，只要念熟了哈金斯(Hutchins)校长指定了的西方著名经典著作的人，没有学位也可以进研究院。李政道告诉招生处负责人，他念过等价于这些经典著作的东方作品，如孔子、孟子、老子等，招生处未经证实就接收了他。2．李政道和杨振宁获诺贝尔奖时都是中国国籍因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发现，李政道和杨振宁被授予1957年诺贝尔物理奖。消息传来时，李政道正在普林斯顿。他非常兴奋，同时想到了他的老师吴大猷先生。他立即给吴先生写了一封信，感谢吴先生对他的培养以及在1946年给予他奖学金。在诺贝尔奖授奖仪式上，每位获奖者都致了答词。李政道致答词时用中文开头，然后用英文。他说：“一个科学上的成就是许多在同一或相关领域中的研究者积累的结果。没有过去的经验，没有现在的激励，就不会产生我们今天的观念和知识；没有将来的实验，我们今天的观念和知识也不能进化。虽然这许多因素构成了任何进步的整体，人们往往只记得最后光辉的收获而忘记了其中辛勤的耕作。在今天的隆重仪式上，我格外感受到，有许多伟大的物理学家，他们为人类对自然界的了解做出过很大的贡献，但还没有像我今天这样被授予如此的荣誉。”在每位获奖者致词后，李政道又代表所有的获奖者致词。他说：“我们有限的人类智慧去认识无限的宇宙奥秘，是一个永不终止的过程。他讲述了一段《西游记》中孙悟空在如来佛手掌中翻跟斗的故事。孙悟空翻了一串跟斗，以为已经到了宇宙的尽头，实际上还在如来佛的手掌中。他说：在探索知识的过程中，我们可能取得很快的进步，但是我们必须记住，即使到了如来佛手指的底部，我们离绝对真理还很远很远。”获奖时，李政道和杨振宁都是中国国籍。至今为止，诺贝尔奖的正式记录书上，他们两人仍是仅有的中国籍获奖者。3．弱相互作用宇称不守恒发现的意义：1957年1月15日下午，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举行新闻发布会。被称为美国实验物理之父的I.I.拉比(Rabi)教授向公众宣布，物理学中的一个被称为宇称守恒的基本定律被推翻了。第二天，纽约时报在头版以“物理学中的基本概念在实验中被推翻”为题报道了这一消息。这个事件在全世界传播之快、影响之广，可以从剑桥大学的O.R.费里希(Frisch)教授在一次演讲时所说的话中看出来：“‘宇称不守恒’这样一个不准确的用语，在全世界传播，就像新的圣经一样。”弱相互作用宇称不守恒的发现具有极为深刻的意义和广泛的影响。李政道和杨振宁的贡献在于，当几乎所有的理论物理学家相信空间反演（宇称）不变性已被实验确定地证实，几乎没有实验物理学家试图设计实验来向宇称守恒挑战时，他们指出，在一大类的物理过程（β衰变，π衰变，μ衰变）中，宇称守恒从来没有被检验过。他们讨论了可以进行这种检验的一系列实验条件。这样，他们的注意力不是放在一个孤立的谜上，而是集中在弱相互作用的整体上。正是李政道、杨振宁和吴健雄的突破性工作，彻底解放了人类对于物理世界最基本结构的思想。今天，物理学界公认对称破缺是自然界相当普遍的规律，而在50年代中期以前，这是不可想象的。
一、生平简介 李政道(Tsung-Dal Lee 1926～)理论物理学家。1926年11月25日生于上海。1943～1944年在浙江大学（当时一年级在贵州永兴）物理学系学习；得到老师束星北的启迪，而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1944年因翻车受伤停学。1945年转学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学系。1946年受他的老师吴大猷的推荐，得国家奖学金，去美国深造，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1948年春天，李政道通过了研究生资格考试，开始在费米的指导下作博士论文研究。 1949年底，在费米的指导下，李政道完成了关于白矮星的博士论文，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在该校天文学系半年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物理系一年任讲师并从事研究工作。 1950年，李政道和来自上海的大学生秦惠君结婚。他们有两个孩子，长子李中清，现任加州理工学院历史教授；次子李中汉，现任密歇根大学化学系助理教授。1951年到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工作。1953年任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助理教授，1955年任副教授，1956年任教授，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1960～1963年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教授兼哥伦比亚大学教授。1963年任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讲座教授，1964年任该大学费米物理学讲座教授，1983年任该大学全校讲座教授。他还是美国科学院院士。 二、科学成就 1．与杨振宁合作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 李政道对近代物理学的杰出贡献是：1956年和杨振宁合作，深入研究了当时令人困惑的θ-τ之谜——即后来所谓的K介子有两种不同的衰变方式，一种衰变成偶宇称态，一种衰变成奇宇称态。如果弱衰变过程中宇称守恒，那么它们必定是两种宇称状态不同的K介子。但是从质量和寿命来看，它们又应该是同一种介子。李政道和杨振宁通过分析认识到很可能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他们仔细检查了过去的所有实验，确认这些实验并未证明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在此基础上他们进一步提出了几种检验弱相互作用中宇称是不是守恒的实验途径。次年，这一理论预见得到吴健雄小组的实验证实。因此，李政道与杨振宁的工作迅速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并获得了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一项科学工作在发表的第二年就获得诺贝尔奖，这还是第一次。李政道又是到那时为止历史上第二个最年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2．李政道在其它方面的重工作还有 1949年与M.罗森布拉斯和杨振宁合作提出普适费米弱作用和中间玻色子的存在。1951年提出水力学中二维空间没有湍流。1952年与D.派尼斯合作研究固体物理中极化子的构造。同年与杨振宁合作，提出统计物理中关于相变的杨振宁-李政道定理（包含两个定理）和李-杨单圆定理。1954年发表了量子场论中的著名的“李模型”理论。1957年与R.奥赫梅和杨振宁合作提出CP不守恒和时间不反演的可能性。同年与杨振宁合作，提出二分量中微子理论。1959年与杨振宁合作，研究了硬球玻色气体的分子运动论，对研究氦Ⅱ的超流动性作出了贡献。同年又合作分析高能中微子的作用，定出此后20多年这方面大量的实验和理论工作的方向。1962年与杨振宁合作，研究了带电矢量介子电磁相互作用的不可重正化性。1964年与M.瑙恩伯合作，研究了无（静止）质量的粒子所参与的过程中，红外发散可以全部抵消问题。这项工作又称李-瑙恩伯定理，或与木下的工作合在一起，称KLN定理。60年代后期提出了场代数理论。70年代初期研究了CP自发破缺的问题。又发现和研究了非拓扑性孤立子，并建立了强子结构的孤立子袋模型理论，还就色禁闭现象提出了真空的“色介常数”的概念。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继续在路径积分问题、格点规范问题和时间为动力学变量等方面开展工作；后来又建立了离散力学的基础。 3．李政道关心中国物理学的发展，自1972年起多次回国访问讲学；并协助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建造正负电子对撞机和同步辐射设备，使基础和应用科学能结合。1980年以来，他发起组织美国几十所主要大学在中国联合招收物理学研究生，为培养中国青年物理学家作出了不少贡献。李政道受聘为暨南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校的名誉教授，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 4．李政道已发表约200多篇科学论文和报告，出版过专著《场论与粒子物理学》（上册，1980；下册，1982）和Particle Physics and Introduction to Field Theory(1980) 三、趣闻轶事 1．没有中学和大学毕业文凭的物理学家 李政道的少年时代是在动乱中度过的，他甚至没有得到过正式的中学和大学毕业文凭。特别是在日寇侵华以后，他经历了一段非常艰苦的时期。日军侵略军进入上海租界后，李政道不愿受日寇统治，于1941年12月离家，由上海取道杭州、富阳，穿过封锁线去大后方求学。在福建、江西旅途中，他得了恶性疟疾，又无路费，过的是流浪生活，直至1943年到达贵阳后才治愈疟疾。 1943年秋，李政道在贵阳以同等学历考上浙江大学，后经湄潭去永兴上一年级。1944年夏，他因车祸严重损伤脊背神经，卧床半年。不久，日寇侵入贵州省，他又经重庆转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求学。当时的浙江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集中了许多著名的教授，由于李政道学业成绩突出，受到西南联合大学的吴大猷、浙江大学的束星北、王淦昌等的器重，尤其是吴大猷，对他的培养最为着力，这对李政道后来的成就有很大的影响。当时西南联合大学的条件非常差，十五六个学生住一间草屋，又闷又热，蚊蝇、臭虫很多，但这些都未能减弱同学们的求知热情。多年以后，李政道已成为举世闻名的物理学家，回忆往事，他感慨地说：“那时候，我们从来没有因为仪器不好，设备不好，而有比别人差的想法。杨振宁、朱光亚、唐敖庆和我，都是那个时候培养出来的。” 1945年，当美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后，中国政府也想造原子弹。蒋介石召见化学家曾昭抡，询问如何才能造出原子弹。曾昭抡说，首先是培养人才，建议在数学、物理和化学三科各选两个成绩优秀的年轻人去美国留学。华罗庚推荐了孙本旺和徐贤修去学数学；吴大猷推荐了李政道和朱光亚去学物理；曾昭抡推荐了唐敖庆和王瑞酰去学化学。这样，李政道在1946年9月到了美国。当时，他还不到20岁，刚念完大学二年级。 由于李政道没有大学文凭，在美国进研究院很难。芝加哥大学是个例外，只要念熟了哈金斯(Hutchins)校长指定了的西方著名经典著作的人，没有学位也可以进研究院。李政道告诉招生处负责人，他念过等价于这些经典著作的东方作品，如孔子、孟子、老子等，招生处未经证实就接收了他。 2．李政道和杨振宁获诺贝尔奖时都是中国国籍 因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发现，李政道和杨振宁被授予1957年诺贝尔物理奖。消息传来时，李政道正在普林斯顿。他非常兴奋，同时想到了他的老师吴大猷先生。他立即给吴先生写了一封信，感谢吴先生对他的培养以及在1946年给予他奖学金。 在诺贝尔奖授奖仪式上，每位获奖者都致了答词。李政道致答词时用中文开头，然后用英文。他说：“一个科学上的成就是许多在同一或相关领域中的研究者积累的结果。没有过去的经验，没有现在的激励，就不会产生我们今天的观念和知识；没有将来的实验，我们今天的观念和知识也不能进化。虽然这许多因素构成了任何进步的整体，人们往往只记得最后光辉的收获而忘记了其中辛勤的耕作。在今天的隆重仪式上，我格外感受到，有许多伟大的物理学家，他们为人类对自然界的了解做出过很大的贡献，但还没有像我今天这样被授予如此的荣誉。” 在每位获奖者致词后，李政道又代表所有的获奖者致词。他说：“我们有限的人类智慧去认识无限的宇宙奥秘，是一个永不终止的过程。他讲述了一段《西游记》中孙悟空在如来佛手掌中翻跟斗的故事。孙悟空翻了一串跟斗，以为已经到了宇宙的尽头，实际上还在如来佛的手掌中。他说：在探索知识的过程中，我们可能取得很快的进步，但是我们必须记住，即使到了如来佛手指的底部，我们离绝对真理还很远很远。” 获奖时，李政道和杨振宁都是中国国籍。至今为止，诺贝尔奖的正式记录书上，他们两人仍是仅有的中国籍获奖者。 3．弱相互作用宇称不守恒发现的意义： 1957年1月15日下午，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举行新闻发布会。被称为美国实验物理之父的I.I.拉比(Rabi)教授向公众宣布，物理学中的一个被称为宇称守恒的基本定律被推翻了。第二天，纽约时报在头版以“物理学中的基本概念在实验中被推翻”为题报道了这一消息。这个事件在全世界传播之快、影响之广，可以从剑桥大学的O.R.费里希(Frisch)教授在一次演讲时所说的话中看出来：“‘宇称不守恒’这样一个不准确的用语，在全世界传播，就像新的圣经一样。” 弱相互作用宇称不守恒的发现具有极为深刻的意义和广泛的影响。李政道和杨振宁的贡献在于，当几乎所有的理论物理学家相信空间反演（宇称）不变性已被实验确定地证实，几乎没有实验物理学家试图设计实验来向宇称守恒挑战时，他们指出，在一大类的物理过程（β衰变，π衰变，μ衰变）中，宇称守恒从来没有被检验过。他们讨论了可以进行这种检验的一系列实验条件。这样，他们的注意力不是放在一个孤立的谜上，而是集中在弱相互作用的整体上。正是李政道、杨振宁和吴健雄的突破性工作，彻底解放了人类对于物理世界最基本结构的思想。今天，物理学界公认对称破缺是自然界相当普遍的规律，而在50年代中期以前，这是不可想象的。
李政道祖国人民想着你，你为中中华民族挺直了脊梁，是百年学子的娇傲，德才兼备。历史更会作出鉴证。
1970年，李政道发表了一篇题目叫《弱相互作用的历史》演讲，后整理为演讲录。在这篇文章里面，李政道提出，他本人是“宇称不守恒”的最大功臣，却对杨振宁的作用几乎不提，而且多次暗示杨振宁在发明过程之中无关紧要。1979年，杨振宁在欧洲访问，偶然在图书馆发现了这篇文章，看见了李政道把功劳全部缆在他自己身上，感觉非常的生气。二人从此结下梁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