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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学科,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才成为科学的。它的酝酿、问世过程,大致经历了前奏、孕育、胚胎成型和诞生四个阶段。下面是我为大家推荐的关于马克思和近代史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关于马克思和近代史的论文 范文 一：马克思看侵华——读《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马克思
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源远流长，世人将其分为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史三段。古老的华夏农耕文明到现代科技智能化时代，绝非一日之寒，承上启下的近代史，与其说是中华文明褪去浮色改头换面的日光浴，不如说是中华儿女硬把锄头当长枪的血泪史。
工业革命的兴起像阳光下的气泡一样，将西方人七彩斑斓的财富之梦送往地广人稠的东方，西方资本主义与中国农耕封建思想的格格不入引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自此，一部长达百年之久的近代史篇拉开帷幕。然而，长矛如何抵挡得住洋枪，战败的中国在政治、军事、外交和人民生活上都受到了英国等西方列强的打压。
马克思在文中提到亚罗号划艇的“侮辱事件”。亚罗号划艇是一只中国小船，曾被用来偷运私盐，船上有几名歹徒——中国的海盗和走私贩子。缉私水师得知这些罪犯就在船上，便逮捕了他们。可是因为这次逮捕妨碍了货主的商务，船长就向英国领事控告。他急忙返回领事馆，用命令式的口吻向两广总督提出书面要求：放回被捕者并道歉，同时致书香港的约翰·包令爵士和海军将军西马糜各厘，说什么他和英国国旗遭到了不可容忍的侮辱，并且相当明显地暗示说，期待已久的向广州来一次示威的良机到来了。 西马糜各厘将军率领英国舰队抵达，旋即开始了另一轮公函往来：海军将军态度蛮横，大肆恫吓，中国总督则心平气和、冷静沉着、彬彬有礼。西马糜各厘将军要求在广州城内当面会商。叶总督说，这违反先例，而且乔治·文翰爵士曾答应不提这种要求。如果有必要，他愿意按照常例在城外会晤，或者采取其他不违反中国习惯与相沿已久的礼节的方式来满足海军将军的愿望。但是这一切都未能使这位英国强权在东方的好战的代表称心如意。一场极端不义的战争就由这样一个荒谬的理由开始，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这一切都是在“中国人的挑衅行为危及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这种站不住脚的借口下发生的!我们泱泱大国，就这样被英国的一个将军、领事踩在脚下，为了他们野蛮的私利而挑起殃及百姓的无义战争，实在令人心寒心痛。
我们不否认英国民主制度的优秀，也不但光为本国人牟利而不惜别国人的安
危为代价的民主是虚伪的，不过是贪心的幌子罢了。“我国根据条约应享有的权利已遭到破坏，而在当地负责保护我国在世界那个地区利益的人员，不仅有理由而且有义务尽量利用他们所能采取的手段来表示对这些暴行的义愤。” 这是英国首相帕麦斯顿勋爵当年发表的演说，他们大肆攻击中国人违背条约的义务、侮辱英国的国旗、羞辱旅居中国的外国人，却根本举不出一个合理的原因来解释是非对错。实情也被议会中的花言巧语歪曲得面目全非，以致使那些真正想弄清这个问题真相的人深受其误。
当然，究其原因，是什么导致了中国的任人宰割?马克思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中国，压抑着的鸦片战争时燃起的仇英火种，爆发成了任何和平和友好的表示都未必能扑灭的愤怒烈火。”鸦片战争的失败，霸王条款的签订，给了英国为所欲为的通行证。说到底是中国的国力衰弱，人心惶惶，内忧外患!而且，当时的中国并不全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正义傲然。就如上文“侮辱事件”中提到的亚罗号划艇，船上坐的是中国的海盗和走私贩子，他们为英国人卖命牟利!英国人为了一群中国人来攻打中国人，这是多么可笑的逻辑。所以，在指责英国人的同时，中国人也应检讨自己。
近代史的长河中，中国可谓是一路摸爬滚打，曲曲折折地到了现代。没有实力的国家终究会被沦为别国的殖民地，这一点已在许多土地上得到见证。于国于人都是如此。马克思看到了英国的残酷侵华这是一种同情，我们作为当事人，不能只有愤青式的宣泄，更应该是跌倒后的 反思 。
关于马克思和近代史的论文范文二：从改革开放三十年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内容提要: 中国在1979年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此之后，中国踏入改革开放的进程。在经历了一段动荡时期，国家的经济及政治建设受到破坏以后，中国于此迎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到现在，改革开放的成果是十分显著的，人们在了解改革开放的巨大的作用的时候，也要看到这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那么，改革开放到底是如何反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何意义?本文将重点描述这些。
一、 改革开放的背景
(一)、.国内背景：
中国从1956年选择走上社会主义道路，1956年党的八大对于如何以苏联为鉴，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了很好的思路。但是，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从1957年开始，我们用小平同志的话来说，就是开始了‘长达二十年左的错误’。到1976年后，“”结束后中国面临这样的图景：
政治上，““””严重混淆敌我，严重践踏社会主义民主法制，造成冤假错案堆积如山。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长期陷于瘫痪和不正常状态。公安、检察、司法等专政机关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机关都被搞乱了。
经济上，““””造成我国国民经济的巨大损失。1977年12月，据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估计，““””十年在经济上仅国民收入就损失人民币5000亿元。
文化 上，这场由文化领域肇始的“大革命”，对教科文的摧残尤其严重。无数的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遭受浩劫，一大批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受到残酷迫害。
思想上，““””还造成全民族空前的思想混乱，党的建设和社会风气受到严重破坏。
(二)、国际背景：
中外经济科技发展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使中国面临沉重压力，美国、欧洲、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一直持续到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这个时期也被称作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1976历时十年的““””结束了，中国获得了重新出发的重大转机。面对这样的转机，中国再也不能失却也不容失却了。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确立了“实践”至上的权威，不点名地批判了“两个凡是”。
从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先行召开了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后第三天召开的。全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决定实行改革开放。
二、 改革开放的意义
经过改革开放，同三十年前相比，确实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别。从全党和全国的工作重点看，早已由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看，已经由过去的“一大二公三纯”、公有制一统天下，改变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从经济体制看，已经由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从社会状态看，已经由封闭和墨守陈规的社会转变为对外开放、融入世界和全面进行改革、越来越活跃的社会;从出发点看，过去建设社会主义，强调为国家、为人类作贡献，现在强调改善人民生活，以民为本。
正是在与时俱进地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党不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同时，拓展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在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中，我们还面临着很多困难和问题， 也会出现前进中的曲折、发展中的挑战。改革， 不可能一帆风顺， 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必须坚持下去，才能取得更加巨大的成就。
三、 改革开放三十年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内容，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以来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成果，这一理论体系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具有显著的科学系统性、开拓进取性、继承发扬性、时代先进性、务实开放性等重要特征。把握这些重要特征和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发展规律，有助于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和更加证明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指导思想的正确性。而这些，无不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相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表现在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在时间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坚持与时俱进，即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是解决不同历史时期中国面临的中心课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其本意而言，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具体地说，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更进一步和中国实际、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民族化和具体化，形成具有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
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解决的第一个重大问题。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找到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建立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制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回答的主题。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创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使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社会成功地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不断创新体制与完善制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解决的第二个重大问题，也是其先进性的体现。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相结合，找到中国特色的体制变革道路，建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体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回答的主题。要让马克思主义传承下去，保持其先进性和与现在社会相结合尤为重要。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作出符合我国社会发展进步要求和人民群众实践需要的新的理论概括，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更加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从而更好地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提供科学理论指导。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立足我国实际，规划了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从体制外到体制内的渐进式改革路线，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在改革和发展中保持社会稳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在过去以江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所提出的“三个代表”精神，永保党的先进性和传承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使其与中国现在的发展情况相结合，与时俱进，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先进性。
科学的理论需要实践来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在理论创新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是在实践中形成的，又需要经过实践检验。我国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地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正确性。因而，这一理论体系具有显著的科学性和强大的生命力，是指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及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科学理论。
改革开放是新时期一项伟大的事业，必须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离开马克思主义，不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改革开放就会以失败而告终。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应当而且必须向前发展，必须跟上改革开放的发展步伐，不断创新、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只有跟上改革开放的步伐，才能充分发挥对改革开放的指导作用。
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拓展而向前推进，改革开放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正是改革开放的实践，不断推动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从抽象到具体、由感性到理性，并不断推进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迈向新的理论境界。改革开放战略目标的制定、发展道路的选择、发展举措的实施等都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以坚持以反映时代特征和实践要求的科学理论为指导，并根据改革开放实践的新鲜 经验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与时俱进。
四、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要深化改革开放，必须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必须注重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 措施 的协调性、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要紧紧围绕落实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各方面体制改革创新，不失时机地努力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改革的新突破，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起来，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只有不断的创新，不断的促其发展，它才能永葆活力，才能更好的指导我们前进的道路。要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引导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感。要实现干部“说教”与“身教”相结合，以“身教”为主。在当今情况下，能否有效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是党员干部如何“说教”马克思主义、是否进行方式 方法 创新的问题，而是领导干部自身如何作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感召力从来不是说出来的，而是靠先进分子的行为做出来的。
五、结束语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不断前进，不断发展的过程。既需要进行理论创新，同时还要付诸实践，并在实践的检验中来不断的促进理论向着正确的方向来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健康发展一定要与中国的历史相结合，与中国的 传统文化 相结合，与中国各方面的实际相结合，更贴近人民群众的生活，更好的为人民群众服务，让人民群众感受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所带来的真正的实惠，这样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能发展的更好，更快。而改革开放巨大成就的取得就在于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它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懈探索的智慧和心血，也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分不开。改革开放不断开拓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阶段，促进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新时期不断探索、推进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定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和新的实践中不断推进，必将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面对这些全球性的问题，并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马克思哲学论文3000字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马克思哲学论文3000字篇一 马克思把批判的哲学定义为“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对社会现实和思想现状的批判为支撑，因此，不理解批判精神，也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批判精神的指引下，一步步推进到个个领域，最后触动整个经济基础。批判的逐步深入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逐步深化，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以往学说的批判继承态度及其伟大的历史意义。 一、 对宗教的批判 马克思生活在宗教遭到普遍批判的时代。启蒙学者对宗教持激烈的否定态度;德国古典哲学家的批判较为温和。例如：康德把宗教限定在纯粹理性的范畴之内;谢林虽然没有对宗教持强烈批判的态度，但他的天启哲学却在事实上起到了涣散基督教信仰的作用;黑格尔沿用了康德宗教理性化的主张，并且做的更彻底，把上帝等同于绝对精神，用辩证法所达到的真理全体代替宗教信仰的直接性和宗教情感的直观。 青年马克思深受黑格尔左派和费尔巴哈的影响，曾提出“人的自我意识是最高神性”的观点。随着唯物辩证法的发展，马克思认识到之前的错误立场，批判的继承前人的学说，在揭示宗教与人的意识关系时，开始和社会现实相联系。 正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宗教是被压迫的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他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这里，马克思指出了宗教的积极意义，即肯定了宗教具有慰藉心灵、舒缓痛苦的作用。但是，马克思紧接着又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可见，马克思批判性的指出了宗教是人类自己创造的、用来麻醉自己的毒药。 马克思认为，对宗教的批判的根据就在于：不是宗教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宗教，即宗教是那些没有获得自我和再度丧失自我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然而，人并不是抽象在现实世界以外的东西，人的世界是国家社会，宗教的倒置不过是现实世界倒置的投射。因此，批判宗教，必须同时批判现实的人的世界，批判现实的人的世界就是批判国家社会。 二、 对政治的批判 马克思对政治的批判是对宗教批判的延续，这种是从批判黑格尔入手的。正如宗教把人的本质神化，黑格尔把国家的本质神化了。马克思指出，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而是人创造了国家制度。在某种意义上说，民主制对其他国家形式的关系，如同基督教对于宗教的关系，民主制作为一种特殊的国家制度是一切国家制度的本质。在民主制中，不是人为法律存在，而是法律为人存在。 马克思创造性地批判了黑格尔颠倒了国家和人的关系的方面，指出黑格尔实际上是为君主制辩护。马克思认为君主主权和人民主权是对立的两个概念，只有人民主权才是国家制度的体现者，民主制就是人民主权的体现。一切国家的现实基础是人民，因此，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说都有民主制，那么也因此可以说民主制是这些不同国家制度的类本质。马克思把民主制作为判断国家制度合理性的标准，按此标准，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只是表面上的民主、形式上的民主，只有抽象的民主制。真正的民主只能是人的自由的产物。 人作为国家的现实原则，在阶级社会里，却是不自由的人，因此，阶级社会里的国家制度并不是自由的民主制，这就是民主制的异化。在阶级社会里，国家控制一切私人领域的社会生活，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相对立。个人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政治自由，却能在这种矛盾中得到思辨的自由，由此，民主制的异化在其自身领域内得到了否定。 马克思通过对政治的批判，把国家的本质归为民主制，归为现实的人，而对人的考察必须通过哲学的批判。 三、 对哲学的批判 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展开了对哲学的批判。马克思指出，哲学是问什么是真理，而不是问什么被看做真理，哲学是研究一般性真理。哲学不是空洞的世界之外的遐想，它有其自身的 深重历史和时代精神的精华。同时，一定的 哲学形态与它所出现的民族形态是并存的，它与这个民族的法律制度、 社会生活、 艺术 文化等，都是并存的。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在宗教批判已经结束的情况下，哲学要承担起社会解放的任务。哲学的任务就是揭露和批判，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哲学成为批判的武器。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必须有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即哲学和无产阶级本身，二者相互依存。哲学把无产阶级作为自己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则把哲学作为自己的精神武器。哲学作为一种理论，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成为物质的力量，只有把理论的物质力量和现实的物质力量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全人类的解放。 四、 对 经济的批判 马克思对经济的批判主要是对异化劳动的揭示和批判，从而创造性地发现余价值。马克思认为劳动异化的原因不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和压迫，恰恰相反，剥削和压迫本身是异化带来的结果。人的异化本身有着人自身意识不到的层面，这是在生产劳动过程中自发产生的。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全过程，不仅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而且考察了造成人异化问题的原因和规律，寻求消除异化的路径。《资本论》不仅是经济学巨著，它还是辩证唯物主义著作，书中关于劳动和价值关系的论述，对资本主义生产全过程的分析，都是以新的唯物主义观点为前提的，哲学的批判作为一条隐性的线索贯穿于经济批判的全过程。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说的吧。梅梅
中国近代史学科,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才成为科学的。它的酝酿、问世过程,大致经历了前奏、孕育、胚胎成型和诞生四个阶段。下面是我为大家推荐的关于马克思和近代史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关于马克思和近代史的论文 范文 一：马克思看侵华——读《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马克思
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源远流长，世人将其分为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史三段。古老的华夏农耕文明到现代科技智能化时代，绝非一日之寒，承上启下的近代史，与其说是中华文明褪去浮色改头换面的日光浴，不如说是中华儿女硬把锄头当长枪的血泪史。
工业革命的兴起像阳光下的气泡一样，将西方人七彩斑斓的财富之梦送往地广人稠的东方，西方资本主义与中国农耕封建思想的格格不入引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自此，一部长达百年之久的近代史篇拉开帷幕。然而，长矛如何抵挡得住洋枪，战败的中国在政治、军事、外交和人民生活上都受到了英国等西方列强的打压。
马克思在文中提到亚罗号划艇的“侮辱事件”。亚罗号划艇是一只中国小船，曾被用来偷运私盐，船上有几名歹徒——中国的海盗和走私贩子。缉私水师得知这些罪犯就在船上，便逮捕了他们。可是因为这次逮捕妨碍了货主的商务，船长就向英国领事控告。他急忙返回领事馆，用命令式的口吻向两广总督提出书面要求：放回被捕者并道歉，同时致书香港的约翰·包令爵士和海军将军西马糜各厘，说什么他和英国国旗遭到了不可容忍的侮辱，并且相当明显地暗示说，期待已久的向广州来一次示威的良机到来了。 西马糜各厘将军率领英国舰队抵达，旋即开始了另一轮公函往来：海军将军态度蛮横，大肆恫吓，中国总督则心平气和、冷静沉着、彬彬有礼。西马糜各厘将军要求在广州城内当面会商。叶总督说，这违反先例，而且乔治·文翰爵士曾答应不提这种要求。如果有必要，他愿意按照常例在城外会晤，或者采取其他不违反中国习惯与相沿已久的礼节的方式来满足海军将军的愿望。但是这一切都未能使这位英国强权在东方的好战的代表称心如意。一场极端不义的战争就由这样一个荒谬的理由开始，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这一切都是在“中国人的挑衅行为危及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这种站不住脚的借口下发生的!我们泱泱大国，就这样被英国的一个将军、领事踩在脚下，为了他们野蛮的私利而挑起殃及百姓的无义战争，实在令人心寒心痛。
我们不否认英国民主制度的优秀，也不但光为本国人牟利而不惜别国人的安
危为代价的民主是虚伪的，不过是贪心的幌子罢了。“我国根据条约应享有的权利已遭到破坏，而在当地负责保护我国在世界那个地区利益的人员，不仅有理由而且有义务尽量利用他们所能采取的手段来表示对这些暴行的义愤。” 这是英国首相帕麦斯顿勋爵当年发表的演说，他们大肆攻击中国人违背条约的义务、侮辱英国的国旗、羞辱旅居中国的外国人，却根本举不出一个合理的原因来解释是非对错。实情也被议会中的花言巧语歪曲得面目全非，以致使那些真正想弄清这个问题真相的人深受其误。
当然，究其原因，是什么导致了中国的任人宰割?马克思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中国，压抑着的鸦片战争时燃起的仇英火种，爆发成了任何和平和友好的表示都未必能扑灭的愤怒烈火。”鸦片战争的失败，霸王条款的签订，给了英国为所欲为的通行证。说到底是中国的国力衰弱，人心惶惶，内忧外患!而且，当时的中国并不全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正义傲然。就如上文“侮辱事件”中提到的亚罗号划艇，船上坐的是中国的海盗和走私贩子，他们为英国人卖命牟利!英国人为了一群中国人来攻打中国人，这是多么可笑的逻辑。所以，在指责英国人的同时，中国人也应检讨自己。
近代史的长河中，中国可谓是一路摸爬滚打，曲曲折折地到了现代。没有实力的国家终究会被沦为别国的殖民地，这一点已在许多土地上得到见证。于国于人都是如此。马克思看到了英国的残酷侵华这是一种同情，我们作为当事人，不能只有愤青式的宣泄，更应该是跌倒后的 反思 。
关于马克思和近代史的论文范文二：从改革开放三十年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内容提要: 中国在1979年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此之后，中国踏入改革开放的进程。在经历了一段动荡时期，国家的经济及政治建设受到破坏以后，中国于此迎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到现在，改革开放的成果是十分显著的，人们在了解改革开放的巨大的作用的时候，也要看到这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那么，改革开放到底是如何反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何意义?本文将重点描述这些。
一、 改革开放的背景
(一)、.国内背景：
中国从1956年选择走上社会主义道路，1956年党的八大对于如何以苏联为鉴，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了很好的思路。但是，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从1957年开始，我们用小平同志的话来说，就是开始了‘长达二十年左的错误’。到1976年后，“”结束后中国面临这样的图景：
政治上，““””严重混淆敌我，严重践踏社会主义民主法制，造成冤假错案堆积如山。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长期陷于瘫痪和不正常状态。公安、检察、司法等专政机关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机关都被搞乱了。
经济上，““””造成我国国民经济的巨大损失。1977年12月，据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估计，““””十年在经济上仅国民收入就损失人民币5000亿元。
文化 上，这场由文化领域肇始的“大革命”，对教科文的摧残尤其严重。无数的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遭受浩劫，一大批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受到残酷迫害。
思想上，““””还造成全民族空前的思想混乱，党的建设和社会风气受到严重破坏。
(二)、国际背景：
中外经济科技发展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使中国面临沉重压力，美国、欧洲、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一直持续到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这个时期也被称作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1976历时十年的““””结束了，中国获得了重新出发的重大转机。面对这样的转机，中国再也不能失却也不容失却了。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确立了“实践”至上的权威，不点名地批判了“两个凡是”。
从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先行召开了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后第三天召开的。全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决定实行改革开放。
二、 改革开放的意义
经过改革开放，同三十年前相比，确实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别。从全党和全国的工作重点看，早已由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看，已经由过去的“一大二公三纯”、公有制一统天下，改变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从经济体制看，已经由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从社会状态看，已经由封闭和墨守陈规的社会转变为对外开放、融入世界和全面进行改革、越来越活跃的社会;从出发点看，过去建设社会主义，强调为国家、为人类作贡献，现在强调改善人民生活，以民为本。
正是在与时俱进地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党不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同时，拓展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在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中，我们还面临着很多困难和问题， 也会出现前进中的曲折、发展中的挑战。改革， 不可能一帆风顺， 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必须坚持下去，才能取得更加巨大的成就。
三、 改革开放三十年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内容，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以来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成果，这一理论体系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具有显著的科学系统性、开拓进取性、继承发扬性、时代先进性、务实开放性等重要特征。把握这些重要特征和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发展规律，有助于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和更加证明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指导思想的正确性。而这些，无不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相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表现在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在时间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坚持与时俱进，即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是解决不同历史时期中国面临的中心课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其本意而言，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具体地说，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更进一步和中国实际、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民族化和具体化，形成具有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
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解决的第一个重大问题。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找到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建立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制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回答的主题。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创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使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社会成功地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不断创新体制与完善制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解决的第二个重大问题，也是其先进性的体现。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相结合，找到中国特色的体制变革道路，建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体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回答的主题。要让马克思主义传承下去，保持其先进性和与现在社会相结合尤为重要。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作出符合我国社会发展进步要求和人民群众实践需要的新的理论概括，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更加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从而更好地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提供科学理论指导。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立足我国实际，规划了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从体制外到体制内的渐进式改革路线，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在改革和发展中保持社会稳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在过去以江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所提出的“三个代表”精神，永保党的先进性和传承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使其与中国现在的发展情况相结合，与时俱进，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先进性。
科学的理论需要实践来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在理论创新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是在实践中形成的，又需要经过实践检验。我国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地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正确性。因而，这一理论体系具有显著的科学性和强大的生命力，是指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及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科学理论。
改革开放是新时期一项伟大的事业，必须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离开马克思主义，不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改革开放就会以失败而告终。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应当而且必须向前发展，必须跟上改革开放的发展步伐，不断创新、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只有跟上改革开放的步伐，才能充分发挥对改革开放的指导作用。
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拓展而向前推进，改革开放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正是改革开放的实践，不断推动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从抽象到具体、由感性到理性，并不断推进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迈向新的理论境界。改革开放战略目标的制定、发展道路的选择、发展举措的实施等都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以坚持以反映时代特征和实践要求的科学理论为指导，并根据改革开放实践的新鲜 经验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与时俱进。
四、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要深化改革开放，必须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必须注重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 措施 的协调性、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要紧紧围绕落实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各方面体制改革创新，不失时机地努力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改革的新突破，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起来，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只有不断的创新，不断的促其发展，它才能永葆活力，才能更好的指导我们前进的道路。要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引导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感。要实现干部“说教”与“身教”相结合，以“身教”为主。在当今情况下，能否有效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是党员干部如何“说教”马克思主义、是否进行方式 方法 创新的问题，而是领导干部自身如何作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感召力从来不是说出来的，而是靠先进分子的行为做出来的。
五、结束语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不断前进，不断发展的过程。既需要进行理论创新，同时还要付诸实践，并在实践的检验中来不断的促进理论向着正确的方向来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健康发展一定要与中国的历史相结合，与中国的 传统文化 相结合，与中国各方面的实际相结合，更贴近人民群众的生活，更好的为人民群众服务，让人民群众感受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所带来的真正的实惠，这样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能发展的更好，更快。而改革开放巨大成就的取得就在于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它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懈探索的智慧和心血，也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分不开。改革开放不断开拓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阶段，促进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新时期不断探索、推进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定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和新的实践中不断推进，必将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谈谈辩证法问题》等。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卷帙浩繁，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来说，学习要突出重点。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需要科学性、权威性的读本。
按照中央总体安排，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组织编译了三种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重点图书，分别是《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纪念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特辑》，以及《马克思画传》普及本，由人民出版社和重庆出版集团出版。
这批重点图书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权威性教材。其中，《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特辑》收录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各个时期撰写的代表性的著作，为学习和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提供了权威版本。
《共产党宣言》的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共同撰写的《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是马克思主义正式诞生的标志，也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
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阐明了共产主义一般特征，论述共产党的性质、特点、基本纲领和策略原则，奠定了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精神家园的理论基础。
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各国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程度之深前所未有，充分印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作的“世界历史”的科学预见。
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面对这些全球性的问题，并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马克思哲学论文3000字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马克思哲学论文3000字篇一 马克思把批判的哲学定义为“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对社会现实和思想现状的批判为支撑，因此，不理解批判精神，也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批判精神的指引下，一步步推进到个个领域，最后触动整个经济基础。批判的逐步深入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逐步深化，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以往学说的批判继承态度及其伟大的历史意义。 一、 对宗教的批判 马克思生活在宗教遭到普遍批判的时代。启蒙学者对宗教持激烈的否定态度;德国古典哲学家的批判较为温和。例如：康德把宗教限定在纯粹理性的范畴之内;谢林虽然没有对宗教持强烈批判的态度，但他的天启哲学却在事实上起到了涣散基督教信仰的作用;黑格尔沿用了康德宗教理性化的主张，并且做的更彻底，把上帝等同于绝对精神，用辩证法所达到的真理全体代替宗教信仰的直接性和宗教情感的直观。 青年马克思深受黑格尔左派和费尔巴哈的影响，曾提出“人的自我意识是最高神性”的观点。随着唯物辩证法的发展，马克思认识到之前的错误立场，批判的继承前人的学说，在揭示宗教与人的意识关系时，开始和社会现实相联系。 正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宗教是被压迫的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他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这里，马克思指出了宗教的积极意义，即肯定了宗教具有慰藉心灵、舒缓痛苦的作用。但是，马克思紧接着又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可见，马克思批判性的指出了宗教是人类自己创造的、用来麻醉自己的毒药。 马克思认为，对宗教的批判的根据就在于：不是宗教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宗教，即宗教是那些没有获得自我和再度丧失自我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然而，人并不是抽象在现实世界以外的东西，人的世界是国家社会，宗教的倒置不过是现实世界倒置的投射。因此，批判宗教，必须同时批判现实的人的世界，批判现实的人的世界就是批判国家社会。 二、 对政治的批判 马克思对政治的批判是对宗教批判的延续，这种是从批判黑格尔入手的。正如宗教把人的本质神化，黑格尔把国家的本质神化了。马克思指出，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而是人创造了国家制度。在某种意义上说，民主制对其他国家形式的关系，如同基督教对于宗教的关系，民主制作为一种特殊的国家制度是一切国家制度的本质。在民主制中，不是人为法律存在，而是法律为人存在。 马克思创造性地批判了黑格尔颠倒了国家和人的关系的方面，指出黑格尔实际上是为君主制辩护。马克思认为君主主权和人民主权是对立的两个概念，只有人民主权才是国家制度的体现者，民主制就是人民主权的体现。一切国家的现实基础是人民，因此，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说都有民主制，那么也因此可以说民主制是这些不同国家制度的类本质。马克思把民主制作为判断国家制度合理性的标准，按此标准，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只是表面上的民主、形式上的民主，只有抽象的民主制。真正的民主只能是人的自由的产物。 人作为国家的现实原则，在阶级社会里，却是不自由的人，因此，阶级社会里的国家制度并不是自由的民主制，这就是民主制的异化。在阶级社会里，国家控制一切私人领域的社会生活，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相对立。个人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政治自由，却能在这种矛盾中得到思辨的自由，由此，民主制的异化在其自身领域内得到了否定。 马克思通过对政治的批判，把国家的本质归为民主制，归为现实的人，而对人的考察必须通过哲学的批判。 三、 对哲学的批判 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展开了对哲学的批判。马克思指出，哲学是问什么是真理，而不是问什么被看做真理，哲学是研究一般性真理。哲学不是空洞的世界之外的遐想，它有其自身的 深重历史和时代精神的精华。同时，一定的 哲学形态与它所出现的民族形态是并存的，它与这个民族的法律制度、 社会生活、 艺术 文化等，都是并存的。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在宗教批判已经结束的情况下，哲学要承担起社会解放的任务。哲学的任务就是揭露和批判，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哲学成为批判的武器。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必须有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即哲学和无产阶级本身，二者相互依存。哲学把无产阶级作为自己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则把哲学作为自己的精神武器。哲学作为一种理论，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成为物质的力量，只有把理论的物质力量和现实的物质力量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全人类的解放。 四、 对 经济的批判 马克思对经济的批判主要是对异化劳动的揭示和批判，从而创造性地发现余价值。马克思认为劳动异化的原因不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和压迫，恰恰相反，剥削和压迫本身是异化带来的结果。人的异化本身有着人自身意识不到的层面，这是在生产劳动过程中自发产生的。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全过程，不仅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而且考察了造成人异化问题的原因和规律，寻求消除异化的路径。《资本论》不仅是经济学巨著，它还是辩证唯物主义著作，书中关于劳动和价值关系的论述，对资本主义生产全过程的分析，都是以新的唯物主义观点为前提的，哲学的批判作为一条隐性的线索贯穿于经济批判的全过程。
大学生发表论文要准备好其次是需要明确刊物的选择投稿时不要忘记注明信息等例如学校名称亦或单位名称联系电话、邮箱地址等等。
发表论文无非就两种方式：第一种就是自己投稿，买本杂志，根据版权页上的投稿方式去投稿（这种的弊端就是周期太长，对于着急的客户，不适用）当然，跟杂志社关系好能顺利发表的请无视我的话 因为直投杂志社容易，能成果发表难，我认识的主编跟我说他们邮箱里的稿件基本上没有低于过1000篇，而且杂志社就那么几个人，根本不可能忙的过来，就算抽时间看下邮件也就是看个题目，题目不新颖没吸引力的直接略过，就算点开文章，也是先大概看下职称、单位、研究方向、摘要、关键词，没什么吸引人眼球的内容也直接pass掉。第二种就是找代理机构发表（这种的需要睁大眼，发表行业鱼龙混杂，必须得保证自己发的杂志是正刊，也不能是增刊）。找代理机构认准以下几点；一、首先选择国家新闻出版广电局能查到的正规杂志二、其次是某宝担保交易，更有保障三、最后录用通知下来后，亲自打版权页或者收录网站（知网、维普、万方、龙源）上查稿电话查稿确认录用后，再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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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发表论文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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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期刊对投稿审查特别严格，发表等待期比较长，一般需要三、四个月。大学生不要一味的追求快，随便找一些网站就进行发表，最后论文发表也不成功。
大学生想要发表学术论文，主要是找对投稿的渠道，因为现在网上鱼龙混杂，一不小心就会踩坑，希望能认真看完，相信看完以后大学生或者本科生发表一篇论文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内容包括了，论文快速的降重方式，和写作方法，发表的两种渠道。废话不多说了，直接上干货了。首先说一下发表论文的2种投稿方式和避坑指南第一个是自行投稿，这里需要作者有一定的投稿经验，要不漫长和繁琐的修改过程会磨灭投稿的意志，这里面我以知网为例说明，请学生们切记一点，前往不要随便百度杂志社进行投稿，因为那大概率百度出来的杂志社是假冒的。一个数学的期刊。第一页基本都讲自己是杂志社的，真假难辨。所以投稿一定要在知网中核实。首先进入知网的刊物检索页面：学科导航中是可以查到你想发的类别，选好适合自己的类别方向，就可以挑选自己心仪的期刊了。期刊有很多，难易程度可以根据期刊的影响因子来判定。如果要求不高 可以选择低一点或者没有的，因为这样的刊物是比较好发的。确认好期刊后进入会显示所有的期刊信息。点击投稿，注册后，会显示论文的格式和稿件的要求，按照要求整理好后就可以上传了，一般审核周期为一周左右，投稿之前主要好格式就行。中间可能会反复修改几次，只要可以修改 基本问题不大。第二种投稿方式是代理投稿：比较没有经验的大学生发表论文的小白同学，是比较省心的，这里注意的几点问题就是找寻机构的正规性，比方有机构需要有正规可查的公司，或者有比较完善的联系方式。比方个人或者渠道不明的联系人就不要冒险了。再就是避坑天价机构，货比三家，什么都是可以讲价的，带广告的机构基本就不要问了，基本都是天价： 这里教大家如果鉴别一个机构的真伪，我主要是通过建站时间来看，毕竟真伪时间是重要的指标。就以我经常发的百姓论文为例来教大家如何鉴别。首先用站长工具，输入域名。就可以查到网站所有的相关信息 一般域名年龄超出5年的基本都没问题，有备案号的 工信局都可以查到的，一般时间越长越好，时间越长积累的刊物就越多，给你定位的期刊就越准确，价格也比较实惠。一般5年内的就要考虑了，因为时间短可信度就比较低，相当于你用一个手机号，手机号码时间越长就给你信誉额度越多一个道理。最后分享一下快速降重的写作方法，学霸就不用看了，这个方式可以教你事半功倍大大提升写作效率，同样也需要3个软件来帮忙，都是免费的哦第一个和第二个，主要是用来降重的软件，可以吧文中所有同义词进行替换，替换后肯定会不通顺的地方，然后要结合自己的知识和自己的理解吧论文整理通顺就行，最好加入自己的见解。如下图这样可以大幅度降低查重率，但是我只建议段落的修改，全文不适用。其次就是修改病句会找出文中不合适的语句并进行标注和修改，最关键的，也有英文的版本哦。最后写好了就要查重了，查重我推荐的也是一款免费的软件。和知网相比会有一些差别，但主要是免费，用于初稿的修改是比较合适的。每天会有一次检测的免费名额。以上就是一个大学生或者本科生发表论文的全部过程和避坑指南了，相信对于小白同学还是有帮助的，希望大家多多交流 一起进步以上内容都是原创，辛苦码字分享，如果对你有帮助希望可以点赞支持。也就是我分享知识最大的动力
1、国际不平等交换理论的再探索，当代经济研究，2009年4月2、我国劳资利益关系理论的现状分析，政治经济学评论，2008年5月3、自然资源虚拟价值的现代释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10月4、利益补偿与我国社会利益关系的协调发展，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7月5、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数理表达与创新，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8年4月6、现代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沟通综合的意义与路径分析，海派经济学，2008年3月7、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发展轨迹，学术月刊，2008年3月8、中国股份制劳资关系模型及实证分析，海派经济学，2008年1月9、基于马克思经济学逻辑的相对理性经纪人假设，当代经济研究，2007年10月10、论现代政治经济学数理逻辑表达与创新的重要价值，教学与研究，2007年7月1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假定条件的现代修正及理论创新，学术月刊，2007年7月12、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数理表达与创新，财经研究，2007年7月13、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与我国的策略选择，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4月14、我国新型合作组织理论探讨，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6年9月15、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与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创新，学术月刊，2006年5月16、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与创新，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5年2月17、房地产经济的虚拟化分析，财贸研究，2004年8月18、虚拟经济新增长逻辑初探，学术月刊，2004年8月19、论现代“剥削”关系的变异及其存在，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2年10月20、马克思“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变动规律”新探，财经研究，2002年10月21、关于“价值创造”与“价值转移”之争的探讨，学术月刊，2002年6月22、关于劳动价值论理论研讨的若干认识，高校理论战线，2002年2月
“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就在我国流行并被不少人视为不能有半点怀疑的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因为如此，在我的论文《对“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一个主要依据的质疑》在《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发表以后，我国两位著名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奚兆永和北京大学哲学教授赵家祥不久就作出了回应。奚兆永教授在《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2期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讨论——兼评〈对‘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一个主要依据的质疑〉》一文，批评我的论文想“从源头上来否定‘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认为我“不仅对有关文献缺乏整体的准确的把握，而且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理解也存在明显的错误”，并宣称“‘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是一个建立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并经受了长期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1] 赵家祥教授则在《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发表了一篇题为《对质疑‘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质疑——与段忠桥教授商榷》的论文，批评我的论文对《手稿》① 中的许多观点的具体理解是与马克思的原意相悖的，并坚持认为：“‘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存在于马克思、恩格斯一切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中。”[2] (P61)对于奚兆永教授的批评，我已在《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6期发表了一篇回应的文章。本篇论文，将主要回应赵家祥教授的批评。在回应赵家祥教授的批评之前，我觉得有必要先谈谈我为什么要写那篇论文。实际上，那篇论文中的观点并不是我最近才提出来的，而是我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明确提出并在90年代详细论证过的。1987年，我在一篇题为《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形成、发展的再考察》的论文中对在我国流行多年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提出了质疑，并从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角度论证了“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是三大社会形态理论，而不是五种社会形态理论”。[3] 1993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发展“五形态论”质疑——重读〈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论文，对坚持“五形态论”观点的同志的一个论据，即“这一理论是由马克思、恩格斯首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来的”[4]，进行了辨析，并进而表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本没有提出过‘五形态论’的思想，而只是隐约地提出了‘三大社会形态论’的思想”。1995年，我在《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4期)发表了一篇题为《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的论文，再次对“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提出质疑，并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的相关论述为主要依据，论证了“马克思本人从未提出过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而只提出过三大社会形态理论”。自那以后，由于我的研究兴趣转向了别的领域，因而就再没有回到这个问题上来。2004年11月，我在武汉参加一个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会议，会议期间，《南京大学学报》的同志约我给他们写一篇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论文。写什么呢？考虑到近些年来我国很多学者虽然都非常关注“回到马克思”的问题但在如何解读马克思的文本上却存在种种不同看法，而我对国内学者了解较少的英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又在一定程度上持欣赏态度，于是就想起了我在《史学理论研究》上发表的那篇论文，因为那篇论文在方法上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颇为相似。基于这种考虑，我从如何解读马克思的文本的角度改写了那篇论文并将其给了《南京大学学报》的同志。然而，令我意想不到的是，这篇论文不仅在解读方法上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而且所提出的观点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后者尤其使我感到高兴，因为这使我又有机会进一步阐述我近20年来一直坚持的观点。一我在那篇论文中提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段著名论述，即“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5]，是国内坚持“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学者的一个主要依据，然而，他们对这一论述的理解却不符合马克思本人的原意，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以这种错误理解为主要依据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就是不能成立的。对此，赵家祥教授提出，“《段文》认为，《序言》中的那段重要论述是持‘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学者的重要依据，这是正确的，是符合实际的。但他由此得出结论说，只要证明这个论据不能成立，‘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也就不能成立了，则是不正确的了。这是因为，第一，‘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重要依据不是一个，而是多个；第二，除重要依据之外，还有非重要依据。只有把所有依据都驳倒了，才算彻底驳倒了‘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认为只要驳倒了其中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驳倒了这个理论，那实际上就是把这个重要依据看成‘唯一’依据了。事实上，我们主张‘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决不只是《序言》中的一个依据，而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许多依据。”[2] (P61)为了证明其论点，赵家祥教授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论述做了历史的梳理，并列举了八个他所谓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文本依据。但这八个依据都能成立吗？让我们逐一分析。在分析之前，我认为有必要先明确两个问题：一是赵家祥教授所坚持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确切含义是什么；二是作为“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文本依据必须具备什么条件。按照国内包括赵家祥教授在内的学者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定义，“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讲的是：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表现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它的第一阶段)这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6] 如果这就是赵家祥教授坚持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那么，作为这一理论的任何文本依据都应满足这样五个条件：它必须讲的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而不是其中某一时期的发展阶段；它必须讲的是社会形态，而不能是非社会形态的东西；它必须讲的是五种社会形态，而不能是三种或四种；它必须讲的是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而不能是并列；它必须是马克思(以及恩格斯)本人讲的，而不能是其他人讲的。依据一：赵家祥教授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把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历史划分为三种所有制形式：第一种所有制形式是部落所有制；第二种所有制形式是古典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第三种形式是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他们认为这三种所有制形式是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所有制形式，如果再加上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和将来代替它的共产主义所有制形式，则正好是五种所有制形式。以这五种所有制形式为基础，形成五种社会形态，即部落所有制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这个依据是不能成立的。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三种所有制形式的论述涉及的只是分工与所有制的关系问题，而不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问题，因为从相关论述的上下文可以看出，他们是从“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7] (P68)这一论断出发论述这三种所有制形式的。其次，他们在这里讲的只是西欧历史上存在过的三种所有制形式，而不是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讲的是在人类历史上普遍存在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三种社会形态。第三，他们在这里只提出了三种所有制形式，而不是五种。第四，他们并不认为在这三种所有制形式之间存在着一种依次更替的关系，因为他们强调，第一种所有制是与“分工还很不发达”[7] (P69)相联系的，第二种所有制是与“分工已经比较发达”[7] (P69)相联系的，第三种所有制是与“分工是很少的”[7] (P71)相联系的。这三种不同的“分工”之间显然不存在依次更替的关系，因而基于这三种不同分工的三种所有制形式之间也不存在依次更替的关系。第五，“如果再加上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和将来代替它的共产主义所有制形式，正好是五种所有制形式”，但这只是赵家祥教授自己的说法，马克思、恩格斯本人都没有这样讲过。依据二：赵家祥教授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叙述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并且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被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恩格斯当时认为“迄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7] (P272)就是说，当时他们尚未发现阶级社会前的无阶级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四种社会形态，再加上阶级社会以前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也正好是五种社会形态。这一依据也不能成立。第一，按照赵家祥教授的说法，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叙述的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这就是说，他们在这里谈的既不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也不是“社会形态”的问题；第二，按照赵家祥教授的说法，马克思、恩格斯此时“尚未发现阶级社会前的无阶级社会”，即“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讲的第一种社会形态——原始社会，那就意味着他们此时持有的只是“四种社会形态理论”；第三，“如果再加上阶级社会以前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也正好是五种社会形态”，这还是赵家祥教授自己的说法，而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所说的。依据三：赵家祥教授说，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第一次以精确的语言表述了他的社会形态划分及其演进阶段的理论。马克思指出：“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为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为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8] 马克思在这里提到的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资产阶级社会三种社会形态，再加上古典古代社会以前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和代替资产阶级社会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人类历史也恰好依次经历五种社会形态。这个依据能成立吗？也不能。第一，马克思在这里讲的并不是“他的社会形态划分及其演进阶段的理论”，而是“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7] (P345)这从上下文中看得很清楚。第二，马克思在这里提到的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都不能说是“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讲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因为后者讲的是在人类社会不同地域普遍存在的社会形态，而前者指的只是在西欧存在过的两种特殊的社会形态。第三，马克思虽然讲了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每一个都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但由此既得不出他将人类社会的历史划分为五个阶段的结论，也得不出在这三种社会形态之间存在依次更替关系的结论。第四，“再加上古典古代社会以前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和代替资产阶级社会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人类历史也恰好依次经历五种社会形态”，这仍是赵家祥教授自己的说法，因为马克思的这段话并没有这种意思。依据四：赵家祥教授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序列，即“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同时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将必然被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正好是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这一依据是不能成立的，理由在我的那篇论文中已详细给出，这里就不再赘述了。依据五：赵家祥教授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的一个小注中说：“小农经济和独立的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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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思维在设定实践目标时，尽量满足人的利益、理想要求，这很像幻想性形象思维；但实践思维想象的目标，却必须是可经实践造作而化为现实存在的意象，而不是仅供观照以求心神娱乐、无法实现也不打算实现的意象。这又不同于形象思维。由此可见，实践思维既具有综合性，更具有独立性。我们不能因为实践思维中包含其他思维方式而取消它。将这样一种与人类历史同样悠久、与人类实践同样普遍、人类养育自我的思维方式作为一类独立的研究对象列入思维科学，正无可非议。说明实践思维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立性，还不是本文此节的目标，它不过是进而探讨这种思维方式系统规律的立足点；我们需要实践思维的系统规律去理解马克思思想的整体结构，去据以审订他的思考结论。即使马克思的研究过程不是采用实践思维，或者偏离了实践思维，我们也必须用实践思维去读解和批判他的著述，因为这是解决他的“改变世界”这一思想课题唯一正确的思维方式。如果马克思偏离了实践思维，那就说明他的思路出了问题，错的是他，而不是我们。正如面对一份数学答卷，人们只能以正确的解题思路去审阅它一样。面对马克思的思想课题及其研究成果，实践思维的系统规律问题无可徊避；人类也实在早就应该有这方面的系统知识。奇怪的是，人类建立了逻辑学去研究逻辑思维规律；人类也有许多关于形象思维规律的研究专著；可是，我们这里提出实践思维，却不知去哪里引录经典定义；我们需要实践思维系统规律，却不知去哪里参阅专门资料。好在实践思维是凡人皆有的切身经验。因为人类实践是个体赖以生存的根本手段，也是人类活动区别于动物活动的根本特征；而实践思维不过是筹划现实实践的心理活动而已。因而关于它的性质与内容，即使缺乏权威的研究结论，我们自己的实践经验也可以作为言说和判断的切实根据。只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个人实践活动，有许多是无需多加思考的习俗、习惯或模仿性活动；有许多是片断的不完整的活动（如工厂里的分工劳动）；实践思维在这类实践活动中难以体现其固有的全面性与系统性。系统性实践思维存在于整体目标的实现谋划之中，尤其是在新创性目标的实现谋划之中。例如，创建一个工厂，修建一条铁路，制造和发送一艘宇宙飞船，乃至打一场战争，变革国家体制等，每一项具体目标的实现都会有一个系统的实践思维过程。对于这些大型的实践目标，需要投入较多的人力和物力，需要组合复杂的实践活动，花费较长的时间才能完成。人们通常把这种实践系统称为“工程”。实践思维在对工程的运思活动中最具有系统性的特征。三、工程思想的问题系统工程思想是一项有效实践的全部思考和研究，其思考和研究的课题是由有效实践的必要性联系在一起的。那么，一项有效实践或工程，有哪些必须解决的问题要求于思考呢？工程作为人类自觉的实践活动，是有目的、有目标、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这种活动得以有序进行，思考必须提供两个直接的依据：一是工程目标，二是实施方案。有目标，知道做什么；有方案，知道如何做；实践活动于是可以进行了。但是，工程目标与实施方案的制订决不是盲目的、任意的，必然各有各的依据。人们制定工程目标虽然也要考虑实现的可能性问题，但确立目标的主体内在动因则是人们自身的利益需要。工程效益是工程目标的价值所在，是工程构想和工程实践的目的，在工程思考程序上应是最先成熟的。工程的施工方案也不会冒然制定。人们必须在预想中彻底排除失败或无效劳动的顾虑之后，才肯付诸实行的具体考虑和行动。这就要求对整个实践过程所涉及的诸多方面作一番可行性研究。由此看来，有关工程思考的必要内容就由这几个方面构成：（一）工程目标；（二）目标效益；（三）可行性研究；（四）施工方案。这四个方面的问题都解决了，工程才得以确立，才能付诸实施。这是对工程思考的普遍的必然要求。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个“四位一体”的问题系称作——工程思考的范围结构。工程思考的范围结构虽然是一切工程思考都必须遵循的，但它的内容却并不一定都成为每项具体工程的研究课题。这是因为研究课题的设立是为了解决未知任务的，而人们在不同的实践领域所具有的知识、经验基础不同，因此，研究的任务也就有多少繁简之别。一般说来，常规工程中研究工作可省略的方面要多一些，而首创性工程的研究任务就全面而繁重。工程策划中研究课题的省略与增加，并非工程思考范围的缩小或扩展。研究上的省略，只是由于思考所需要的内容已经确知，可以直接进入工程构思与运作。而研究上增设的课题，则不过是共同完成工程思考范围结构的某一方面问题。工程思考范围结构是固定的，而工程研究的课题则是随具体工程而变化的。那么，人类一般工程思考范围结构，在马克思所选定的工程中，即在改变世界的工程中，必然具体化为一些什么样的研究课题呢？这需要弄清改变世界工程所涉及的领域和这些领域的已知状态才能确定。马克思所欲改变的“世界”，其实指的是整个人类社会。把整个人类社会的改变作为工程目标，其涉及面则广矣：第一，由于人类社会是整个人类共同的生活环境，因此对它的改变涉及到全体人类的利益。而且这利益不是以经济数字衡量的利益，而是不好衡量、不好论定优劣的生活方式、生活质量问题。第二，由于人类社会是人类唯一的生活环境，所以，新社会不能在另一空间重建，而只能在现有社会的基础上“改变”。因此，工程牵涉的客体就有旧的即现存的社会，和新的即未来的社会。后者是工程建设的最终目标，前者是工程实践的前期对象，两者都是工程的客体对象。第三，工程须投入大量的人力，甚至发动和组织工程队伍的这个前期阶段都须投入大量的人力。而在旧社会的解体工作时期，只有剧烈的斗争，并不产生任何经济效益。这三点说明改变世界工程在利益主体、实践客体、实践主体几方面牵涉之广。而从知识基础上看，人间幸福之主义，异说纷呈而未有确论；现存社会与理想社会之考究，思理万千而未有实践真知；改变世界、解放人类的社会运动，徒有空想而迄无成例。马克思的工程研究，几乎全在昏暗的知识地界起步。面对这苍茫昏暗的未知界，“需要探讨的题目丰富多样。”[12]我们只有在工程思考范围结构要求与工程实践所涉领域的未知状态之间往返勾联，才能获得工程思考的具体课题。按工程思考范围结构的要求，首先应确定工程目标。在这里也就是要确定未来社会的形态。然而，要确定未来社会形态，先须弄清一系列问题：⒈现存社会为什么不好而须加以改造？这好与不好根据什么标准？这个标准能被全人类接受而贯彻到未来的社会中去吗？这一串问题的焦点是人生、社会价值问题，它关系到未来社会即工程目标的效益确定。⒉现存社会是如何不好？是通过怎样的机制导致不好的？其最终的根源是什么？改变其根源能够改善人类生活的性质吗？这一串问题的焦点是社会形态性质问题，它关系到未来社会形态本身即工程目标的确定。由此可见，在改变世界这项工程的研究内容中，工程目标的确定，必然连带着工程效益问题和现存社会的形态与价值批判问题。这当中现存社会批判是基础性工作，不是工程思考范围结构直接需要的资料。但确定工程目标过程中必然连带解决的工程效益问题，却是范围结构的直接内容。从研究上来说，现存社会批判、社会效益论定、社会理想目标确定，这些相互牵涉的问题难以绝然分开，我们结合工程思考范围结构的要求和研究工作的必然联系，可以将这个系列研究的课题综合为：理想社会及其合理性问题。这就把工程思考范围结构所要求的工程目标和工程效益两项问题，结合成了一个研究课题。按工程思考范围结构的要求，接下来应考虑的是工程的可行性问题。工程的可行性研究其功能或宗旨只有一个，就是澄清顾虑，确定信心。整个工程从实现的前提、条件，到实践的过程和结果，凡有疑虑的地方都必须细加考察研究。因此，可行性研究就其工作内容来说，不是一个研究课题就能解决的。按照构成工程实践的主体与客体两个方面来看，可行性研究可以分为客体被操作的可行性和主体操作活动的可行性两个方面。客体被操作是可行的，人们就可以放心的制订主体的行为计划或施工方案了；施工方案明确以后，才可能产生主体操作可行性的问题
走向21世纪的人类社会，正经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世界的发展、中国的发展都处于一个关键时期，相应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处于一个关键时期。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的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表明，每当社会发生重大变革，往往孕育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新的发展的可能性。在新世纪即将到来的时代条件下，这种可能性无疑是大大地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新发展的可能性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现实，将直接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以何种姿态走向机遇与挑战并存的21世纪。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包括它的基础和核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断发展着的理论，这并不是什么新观点，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恩格斯在1887年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1页。）按照这种观点，恩格斯曾告诫说：“以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是一种“误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7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是发展的理论，这是由其本性所决定的：其一，它的实践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实践，特别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是它的一切理论观点形成和发展的最深刻源泉和动力，正确的理论必须能够如实、及时地反映实践的发展变化，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另一方面，哲学诚然要解释世界，但更根本的是改造世界，为此，它坚持理论必须不断地被运用于实践，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接受实践的最终检验。离开无限丰富、不断变化的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走向自身的反面。其二，它的科学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总结、概括和吸收近现代科学的一切成就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又是一种科学的理论，不是什么宗教教义，它严格地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某种先验的概念、原则、公式出发来看待自己的一切理论观点。其三，它的开放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一切旧哲学不同，也有别于现代西方一些自命不凡的哲学，它从来都不主张自己已经结束了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诚然有它的体系，但这个体系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它为后人不断地丰富它、发展它留下了无限广阔的空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上述特性，决定了它可能而且必然要求随着实际生活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 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的理论，当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是不稳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及其后期，站在最先进的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所创立的哲学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科学发展和人类历史经验包括以往人们在哲学思想上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并在后来的社会实践中被证明是正确的。这些基本观点包括：辩证而又唯物的世界观、方法论；辩证而又唯物的认识论；辩证而又唯物的历史观等等。 这些基本原理之所以有价值，因为它们可以被有效地运用于实际。在后人掌握、运用这些原理的时候，当然必须从他们所处的具体实际出发。因此，即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必须不断地以科学发展的新成果、人类社会的新经验和新认识来充实和丰富它的内容，否则它就会成为僵死的教条。这已为中国和其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在20世纪的发展实际所证明。 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以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必须反对这样一种错误观点，即认为中国的国情是如此的“特殊”，以致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社会主义理论是完全不适用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科学分析证明，这种“中国特殊论”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主义能够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指导 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但是，中国的国情又的确有自己的特点。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观察中国历史和现实时，必须充分注意这种特点，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生根，才能正确地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也才能彻底驳倒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合乎中国国情的论调。 为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正确地指导中国革命事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曾经在党内坚决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公式化的教条主义。30年代初，此种教条主义使中国革命遭受了巨大挫折。为了从哲学的高度克服教条主义，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毛泽东带头研究哲学，写下了诸如《实践论》、《矛盾论》等一系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杰出著作。他把对教条主义的批判特别地提升到哲学方法论、认识论的高度。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仅使我们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党在这个过程中也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大理论成果。 问题在于，革命胜利后，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是否仍然要考虑到中国的具体国情、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特点？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做出了艰苦的探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沉痛的历史教训。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重大损失的“左”倾思潮，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顾中国的具体国情，从某种“本本”出发，从抽象的公式、概念出发，超阶段地提出建设所谓“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的主张。为了克服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教条主义，邓小平积极支持并引导了1978年在全国范围内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他特别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结合，使我们党不仅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而且形成了第二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社会实践 马克思曾经说过，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准确地把握并解决这些问题，就会把理论、思想，把人类社会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而所谓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89～290页。）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上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强大生命力，从根本上说，决定于它把握、理解和解决时代重大课题的程度和水平。走向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紧紧抓住世纪之交乃至下个世纪人类社会实践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在对时代重大问题的灵敏反映、准确把握和科学解答中，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境界。列宁说：“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它就不能不反映出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注：《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5页。）那么，当代“社会生活条件”出现了哪些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所不得不格外重视的异常剧烈的变化，向人们提出了哪些必须研究或探索的重大时代课题呢？ 1.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新变化，其中，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就是所谓经济全球化现象。 人们列举了资本的“全球化”的种种表现：跨国公司、跨国资本、跨国经济组织的急剧增加，使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出现了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态势；出现了国际化的劳动分工，国际信贷经济得到发展，资本调控进入跨国公司结构，生产系统和劳动过程日趋灵活，非中心化经济逐渐形成，标准化的市场和消费模式的指数不断增长，社会综合保障的信贷制度日益扩展，新价值体系开始创立并得到实际运用。经济全球化还造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在这种社会秩序中，由于取消了社会和资本之间的界限，资本自身变成社会性，从而一切用于社会再生产的条件都已直接被资本吸收，资本的控制呈现出普遍化和迅速扩散的态势，而不再像19世纪那样，集中封闭在一个地区；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流动，对地区乃至世界经济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在经济全球化中承担着重要角色的跨国公司其职能也已发生变化，它不再为一个国家服务，而是有它自己的联盟，为它自己的公司服务，为全球资本主义服务，一切都以它的资本增值和再生产为转移。总之，经济全球化表明，资本的控制真正达到了国际化的程度。有鉴于此，一些人士断言：在21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民族与国家将成为历史的“陈迹”。 应该区别三种意义上的“全球化”：一是作为当代资本主义客观发展状况或趋势的全球化；二是对现实的全球化现象所作的理论探讨；三是一些大国传媒与资本共谋而进行的“炒作”。对于第一种意义上的“全球化”，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深入地研究，揭示全球化的实质及其可能的发展趋势；对于第二种意义上的“全球化”，即作为观念形态的东西存在于一些严肃认真的理论探讨之中的“全球化”理论、思潮，马克思主义者要认真对待，将其中所提出的问题加以批判地分析，转化为自身的研究课题，尽可能说出一些新的道理来；对于第三种意义上的所谓“全球化”，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给以足够的警觉。 人们注意到，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消解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这段话是许多讨论全球化现象的学者（甚至包括那些并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士）经常加以引用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国外一些学者如阿里夫·德里克甚至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期能够写下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极其恰当的描述文字，对于他们那个时代而言是显得奇怪的。 其实，马克思在上述文字里所表述的思想在稍早一些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清楚地阐发过。马克思所以能在资本主义尚处在幼年的时候就对其做出了今天还令世人惊奇的预测，归根到底，源于他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客观发展规律，源于他对资本的本质的科学把握。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按其本性来说，是天生的国际派，由于它活跃在世界舞台上，造成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造成了交往的普遍化，个人的狭隘地域性的存在愈益被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所代替。人们在惊讶于马克思的天才预测的同时，可能会感到，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许多重要思想长期以来并未得到足够的注意，这是造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某种简单化、庸俗化和片面化理解的重要原因，因而，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有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再认识再研究的必要；另一方面，当代资本主义毕竟出现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当年那个时代所不曾具有的变化，毕竟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新的变化、新的问题需要当代马克思主义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而不能简单复述经典作家的原有见解。譬如，经济全球化是否将导致民族、国家的消失呢？这个问题是值得认真考虑的。应该看到，整体化是以分化为各自利益不同甚至对立的民族为前提的。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的普遍交往、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不断加深并未消融各民族不同的特征、价值追求的差别，毋宁说是以这种差别为前提的。因此，各民族在普遍交往过程中所呈现并发展起来的民族性、民族特色本身就是世界历史的规定。因此，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民族、国家是不可能消亡的。取消了各民族独立自主地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的一体化“同质世界”本身是一个单调的世界，是不会得到大家认同的。事实上，在主要由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唱主角的全球化浪潮中，国家在推动资本的扩张，在维护本民族利益方面始终承担着重要角色。更重要的是，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同，存在着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的民族、国家间的不平等现象。当然，民族、国家的职能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会发生变化，研究这些变化的发展趋向，特别是造成这些变化的社会物质条件，我们能够进一步丰富唯物史观关于社会有机体、社会共同体，关于民族、阶级和国家的理论。 再如，经济全球化使得对现代化问题的反思格外地突出出来。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学术界就兴起一股对现代化的批判浪潮，后现代主义是其中的重要一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这种反思批判进一步加强了，后殖民理论等思潮进而取代后现代主义成为“显学”。西方现代化理论包含着合理的因素，但也存在着明显的误导。对现代化的反思、批判并不构成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拒绝追求现代化的美好生活、加速现代化建设的理由。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全面复兴的必由之路。因而，在这里，问题只可能转化为对西方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批判性反思：这种现代化发展道路真的具有普适性吗？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民族怎样独立自主地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发展问题能否归结为单纯的经济总量的增加，如果不能，怎样科学地认识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本身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关系？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将会促使我们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解。 还有，经济全球化是否消除了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呢？笔者认为，全球化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是使这一矛盾具有了新的更加普遍化的形式。全球化既然从本质上是资本的国际化，那么它就必然地是一种充满矛盾的异化形式。 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所担负的一个重大历史使命，是深入研究、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特征、新趋势，并在这种研究过程中丰富、深化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 2.科学总结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据以展望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发展前景，是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面对的重大课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与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紧密相联的。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100年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 在世界上广大的地域内成为现实。但是有三个必须引起注意的历史现象。其一是社会主义并不像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设想的那样，首先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中诞生。它诞生的地方倒是在资本主义欠发达的国家，甚至是很不发达的国家。其二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些国家建立起来以后没有能长期保持。其三是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一些国家程度不同地面临着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繁重任务。 社会主义社会是否首先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产生的问题，当然也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是否首先在那里崩溃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明白无误地指出：革命之所以必须，资本主义制度所以要否定，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而一种社会制度，在它还能容纳生产力的发展的时候，是不会立即被否定的；另一方面，革命的实际发生，除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急剧尖锐化以外，还有赖于现实的革命条件，而这些条件并不是人们事先所能完全预料、设计的。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生前多次拒绝了对一些国家是否或者什么时候爆发革命进行预测的请求。 恩格斯逝世后相继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和震撼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即使被认为是处于稳定发展的战后阶段，资本主义造成的地区冲突、经济危机特别是金融危机也是接连不断。所有的历史事实一方面表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是经得起考验的；另一方面又表明，资本主义的大厦并不是到处都很容易被冲塌的。 由于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诞生在原来资本主义不发达或很不发达的国家，因而，这些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不能不遇到一些特殊的困难。虽然不同国家的情况有别，困难的程度各异，但造成困难的原因多少都与这些国家原有的资本主义不发达而导致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有关。可惜，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天真地以为，只要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就能自动地带来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高，如果不能这样，那就把这种制度搞得更“纯”一些。这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精神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世纪后半期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普遍发生的改革，特别是中国的改革，其历史意义不容低估。它使人们开始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社会主义没有也不可能有固定不变的模式；一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归根到底要能适合该国的实际，要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努力探索使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优越性得以充分发挥的中间制度层次，而这就需要改革。人们有理由相信，也有理由希望，随着改革实践的深化，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改革经验能够被提升到更加系统、成熟的理论形态，从而大大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视域。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所遭遇到的最大的挫折。只要不抱偏见，就会承认，这一挫折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失败”，但这一重大挫折也的确表明，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远未达到成熟的形态。历史经验表明，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挫折，往往孕育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新突破、新发展的契机，能否把握好这种契机，关键在于是否科学地总结和消化历史经验。应该说，人类在20世纪确实积累了丰富的有关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经验宝库中的最新内容。 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不可推卸的一个重大责任，就是总结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中成功和失败的经验，用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丰富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这对于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3.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的飞速发展，是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一个 突出现象。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研究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其所以重视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必须以对自然界的科学认识为其坚实的基础；其二，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进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在人类发展历史上，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 从科学技术的进步来说，20世纪的面貌是大大地改观了。本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标志着科学新时代的到来。40年代以后，原子能、电子计算机、自动化、宇宙航行、电子信息技术、生物工程等方面的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70年代以来，以微电子学、网络技术、新的生物技术和生命复制技术、航天技术、海洋技术、新能源技术和新材料技术为主体的高科技群的迅猛发展及广泛应用，开辟了许多新的生产领域，为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创造了以往不能想象的宽广的可能性。知识经济的兴起更是大大缩短了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之间的“时间差”，科学研究本身，知识的生产、传播和运用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贡献率越来越高，科学技术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生产力。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大大拓宽和深化了人们的世界图景，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劳动组织方式、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使人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的认识跃升到一个新的层次。研究这些新的变化、新的影响，利用人类对自然界、社会和自身的新认识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任务。可以说，脱离当代科学技术所取得的一切成就，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不可想象的。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了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的可能性，同时也给即将走向新世纪的人类社会带来了新的问题。例如，由就业、资源、生态和环境保护等构成的全球性问题；由科学技术发展及其广泛应用中出现的负面影响而产生的科学合理性与技术合理性问题；由社会的信息化所导致的文明危机与文化冲突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是科学技术发展本身不能完全解决的。毫无疑问，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面对这些问题，并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 三、世界普遍交往时代的哲学 社会生活条件异常剧烈的变化，当代社会实践中涌现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能不在人们的头脑中反映出来，从而，出现各式各样的哲学文化思潮是毫不奇怪的。我们看到，与现实生活的复杂多变交相辉映，诸如后现代主义、后殖民思潮、新文化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等，不一而足。如何科学地对待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也是在当代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方面。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一个半世纪以前只是少数先进的人们所遵循的世界观成长为今天世界性的哲学思潮，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不是那种狭隘的宗派哲学，而是始终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抱着一种博大的开放胸襟。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上的开放性并不意味着它在本质上持一种折衷主义的立场，它在批判谬误、捍卫和发展真理上的原则立场是有目共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潮、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问题在于，要斗争就必须讲究斗争的艺术，要批判错误的东西，就必须有正确的方法。恩格斯在评论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时深刻地指出：“费尔巴哈打破了黑格尔的体系，简单地把它抛在一旁。但是简单地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像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3页。）恩格斯在这里所揭示的方法，是我们对待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唯一正确的方法。 按照这种方法，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各种错误思潮时，必须把批判、探索与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把错误思潮颠倒化地处理的问题转化为正面研究的对象，做出真正有说服力的分析和解答，同时，批判地吸收其中可能具有的合理成分。应该看到，当代西方各种哲学思潮，即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其所以产生并得以传播开来，总是表明它所提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以往不曾熟悉，或不曾重视的问题，将这些问题真正梳理清楚，不仅可以消除错误思潮的影响，而且是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宝库所必不可少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勇于参加世界范围内的百家争鸣，以传播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开阔自己的眼界。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意义是通过数代马克思主义者的艰苦努力才获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1世纪的新发展同样要靠几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扎实工作才能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而且能够在21世纪拥有更加光辉灿烂的发展前景。
我觉得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你是怎么理解的，就怎么写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