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石正丽2015论文的相关解释如下：
SARS- CoV冠状病毒的出现预示着全球范围内严重呼吸系统疾病的跨物种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影响。
从那时起，动物种群中出现了包括甲型流感病毒株H5N1、H1N1和H7N9以及MERS-冠状病毒在内的几种病毒株，给疫区造成了相当大的疾病、死亡率和经济困难。
尽管公共卫生措施能够阻止SARS-冠状病毒的爆发，但最近的亚基因组学研究已经确定了在中国蝙蝠种群中传播的与SARS密切相关的病毒序列，这些病毒可能构成未来的威胁。然而，序列数据本身提供了识别和准备未来的盘前病毒的最小洞察力。
因此，为了研究传播蝙蝠冠状病毒的出现可能性（即感染人类的可能性），我们从中国马蹄蝠分离的RsSHC014-冠状序列中构建了一种编码人畜共患冠状病毒棘突蛋白的嵌合病毒，其背景是SARS冠状病毒小鼠适应的脊骨。
这种杂交病毒使我们能够评估这种新的棘突蛋白引起疾病的能力，而不必依赖于其自然基础上其他必要的适应性突变。利用这一方法，我们在原代人体气管细胞和体内鉴定了SHC014棘突蛋白介入导致的冠状病毒感染，并测试了现有免疫疗法对SHC014-冠状病毒的疗效。
综合起来，该策略转译成宏基因组学数据，以帮助预测和准备未来的紧急病毒。
关于石正丽的论文解析如下：
《自然》论文提到，石正丽团队发现新型冠状病毒序列与一种蝙蝠冠状病毒在全基因组水平上相似度高达96%，表明蝙蝠可能是该冠状病毒的来源。这一结论，与该团队1月23日公布在论文预印网站上的结果一致。
冠状病毒是人类传染病流行的一个来源，过去20年里，冠状病毒已经引发2次大规模的流行病：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和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此前已有研究发出提示，主要存在于蝙蝠体内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相关冠状病毒（SARSr-CoV）可能会导致未来疾病的爆发。
此次论文显示，石正丽及其同事分析了7例重症肺炎患者的样本，其中6人为武汉海鲜市场内的工人，该海鲜市场在2019年12月已首次发现病例。研究团队发现在其中5名病人身上获取的全长度基因组序列，彼此之间几乎完全一致——相似度超过99.9%，与SARS冠状病毒有79.5%的序列一致。
研究团队进一步将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组与实验室早期检测的冠状病毒的部分基因序列进行比较，发现该病毒与来源于中国菊头蝠样本的一株冠状病毒（RaTG13 ）的基因相似，两种病毒序列一致性高达96.2%。
同时，研究团队确认了新型冠状病毒进入细胞的路径与SARS冠状病毒一样，即通过ACE2细胞受体。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体内的抗体显示出在低血清稀释度下中和病毒的潜力，但是抗SARS病毒抗体是否能与新型冠状病毒交叉反应，仍需用从SARS病毒感染中痊愈的病人的血清来确认。
此外，研究团队还开发出了一种可以将新型冠状病毒与其他所有人类冠状病毒区分开的测试，并展示在最初的口腔拭子样本中检测到了新型冠状病毒，但随后（大约十天后）采集的样本没有显示阳性病毒结果。
这项发现表明，最有可能的病毒传播途径是通过个体的呼吸道，不过研究团队也指出其他途径亦不无可能，仍需更多患者数据来进一步研究传播途径。
5月12日，科技日报记者专访了这一新药的专利发明人北京化工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童贻刚教授。“这个数字通俗地讲，可以理解为不用千金藤素药物时如果有15393个病毒，在用10微摩尔/升千金藤素药物的情况下，病毒数将只有1个。也就是说，很少量的千金藤素就能阻止新冠病毒扩增和传播。”
2020年1月开始，童贻刚团队就利用独有的药物筛选平台对数千种药物进行筛选。“由于筛选平台不需要特殊实验室、负压操作等设备，所以我们筛选的速度快；也由于平台依靠的穿山甲冠状病毒与新冠病毒在基因组和关键蛋白（S蛋白）上的同源性高，筛选出来的结果更可靠。”童贻刚说，团队于2020年2月最早原创发现千金藤素具有超强抗新冠病毒活性，同年3月发表的相关论文，现已成为ESI高被引论文。
与此同时，童贻刚进一步联合钟南山院士团队赵金存教授和石正丽教授团队用新冠病毒对千金藤素的抗新冠病毒效果进行了验证，确认了该药物的抗新冠病毒效果。
有数据显示，在新药研发中，感染领域的临床试验中位数时长为7.1年，新药研发成功率仅为19.10%，而临床前体外实现效果优异，但人体临床试验失败的候选药物可谓数不胜数，从这一角度上看，千金藤素并无任何特别之处。
他还指出，当下可能存在对于千金藤素的炒作，比如直接去购买含有千金藤素的植物食用，以此预防新冠，这都是“有跳跃性的、不可行的”。
如果已经发现了这个药物是可以治疗性惯的，那么我觉得研发的时间应该不会太久，大家也会积极的往这个方向去努力
我觉得是真正的努力，因为这个人在生活中就是一个特别喜欢学习的人，并且会把学习放在第1位，有了一个非常好的态度。
石正丽2015论文的相关解释如下：
SARS- CoV冠状病毒的出现预示着全球范围内严重呼吸系统疾病的跨物种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影响。
从那时起，动物种群中出现了包括甲型流感病毒株H5N1、H1N1和H7N9以及MERS-冠状病毒在内的几种病毒株，给疫区造成了相当大的疾病、死亡率和经济困难。
尽管公共卫生措施能够阻止SARS-冠状病毒的爆发，但最近的亚基因组学研究已经确定了在中国蝙蝠种群中传播的与SARS密切相关的病毒序列，这些病毒可能构成未来的威胁。然而，序列数据本身提供了识别和准备未来的盘前病毒的最小洞察力。
因此，为了研究传播蝙蝠冠状病毒的出现可能性（即感染人类的可能性），我们从中国马蹄蝠分离的RsSHC014-冠状序列中构建了一种编码人畜共患冠状病毒棘突蛋白的嵌合病毒，其背景是SARS冠状病毒小鼠适应的脊骨。
这种杂交病毒使我们能够评估这种新的棘突蛋白引起疾病的能力，而不必依赖于其自然基础上其他必要的适应性突变。利用这一方法，我们在原代人体气管细胞和体内鉴定了SHC014棘突蛋白介入导致的冠状病毒感染，并测试了现有免疫疗法对SHC014-冠状病毒的疗效。
综合起来，该策略转译成宏基因组学数据，以帮助预测和准备未来的紧急病毒。
石正丽在武汉担任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新发传染病研究中心主任。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句话是子产在饱受争议之时说出来的。在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之时，武汉也出现了一位像子产这样的人物。因为一些谣言她饱受争议，可是，她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责任，反而继续奋斗在一线，为新冠疫情的防控工作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2021年，国家为了表彰她突出的贡献，奉上了“中国科学院先进工作者”的荣誉，而这个人就是石正丽。
1，“不让须眉”石正丽
1964年，石正丽出生在河南西峡，从小她学习就比较优秀，后来考上了武汉大学遗传学专业。大学毕业之后，石正丽选择继续深造，经过了几年的努力，她又拿到了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的硕士研究生文凭。
从武汉研究所毕业后，石正丽便留在了这里工作，一干就是21年。那一年，石正丽从病毒研究所最基层的“实习人员”做起，随后又做到了助理研究员、副研究人员。
工作期间，石正丽尽职尽责，与此同时她也没有放弃自己对知识的追求。1996年，她曾到法国蒙彼利埃第二大学病毒学专业修博士学位，最终以优异的成绩拿到了博士学位。
2000年，石正丽在武汉病毒研究所已经工作了十年，她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武汉病毒研究所分子病毒研究室的主任。在此后的十几年中，石正丽一直在带领着她的团队为“国家新发传染病防控”做研究，通过不懈的努力，他们在蝙蝠身上有了重大的发现。
随后，石正丽及其团队将研究对象放到了“蝙蝠携带的病毒”上，在这个领域获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科学发现，为我国的传染病防控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为了表彰石正丽的贡献，国家给她颁发了自然科学二等奖，这样的荣誉在国内很有“含金量”。然而，这样一个默默付出的人，却在2020年遭到了谣言的困扰。
2，谣言的可怕
2020年，新冠病毒开始肆虐全球。当年2月份，石正丽发表了一篇与新冠病毒有关的论文，论文的大致意思是：“新冠病毒的来源可能与蝙蝠有关系”。后来，一些“有心人”搜索到了石正丽五年前发布的一篇文章《一个类似SARS的蝙蝠冠状病毒群显示了人类出现的可能性》。
在这之后，“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验室泄露病毒”的谣言便肆虐开来，印度学者就曾在bioRxiv杂志上发过文章表达自己的质疑。对此，石正丽发文称：“新冠是大自然的一种惩罚，与我们实验室没有任何的关系，我敢用生命打包票，造谣的人请闭上你们的嘴巴。”
病毒这种东西的可怕想必很多人都清楚，虽然石正丽已经发文澄清了，但是相信她的人却非常少。因此，三人成虎之下，石正丽被送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之上，备受网友的猜测和质疑。
当时，甚至有传言称：“石正丽已经准备在外逃，她将会带着她的家人和近千份文件向美国方面求助”。网络谣言有多可怕，不言而喻！面对着这些铺天盖地的谣言，石正丽二度在微博上发文澄清：“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都不会叛逃，我相信一定会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
在那段时间里，石正丽及其研究所可谓是饱受质疑，然而他们并没有放下自己的责任，多说不如多做！新冠疫情肆虐时期，石正丽多次前往华南海鲜市场调查，为的就是能够取到样本做研究，以求尽快找到新冠疫情的解决办法。
当时，石正丽面对媒体的采访表示：“这阵好了一点，前一阵把我们骂死了，因为我们所做的点与他们的所想的点不在一条线上，所以很容易产生误解。”“有时候并不是我们不愿意解释，而是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要有数据研究作为基础，没有这些东西我们不能乱说，之前发出那样的言论也是情急之下说的。”对于之前的各种谣言，她依然心有余悸：“我已经领教了，我现在害怕。”
3，守得云开见月明
随着事情的推移，新冠疫情得到了暂时的控制，真相也逐渐浮出了水面。彼时，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表明：“新冠病毒的确与武汉研究所无关，它们的来源是自然界。”
终于，世卫组织还了武汉研究所一个清白。不过，对于这些东西石正丽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在意，她依然在夜以继日地奋战，带领着她的团队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各种实验检测任务。
经过了上百天的奋战，石正丽及其团队终于取得了重大性突破，随后又积极参与到了疫苗研制、试剂研制的工作中去了。2021年1月份，武汉研究所、我国疾控中心、医科院率先向世界卫生组织递交了各种关于新冠病毒的资料，让这个成果实现了全球共享，为全世界新冠疫情的防控工作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守得云开见月明：
回想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之初，石正丽饱受很多人的质疑，甚至有人还造谣她要叛国，如今正如她所说的那样：“守得云开见月明”。
为了表彰石正丽在新冠疫情上做出的突出贡献，2021年，在中科院举行的年度总结大会上，研究员石正丽荣获“中国科学院先进工作者”称号。纵览石正丽在病毒防控方面的研究，她的成绩可用“硕果累累”来形容：900多个国家级项目、国际杂志上发表过近200篇论文……在病毒领域方面，石正丽是一个非常权威的专家，在国际上也享有盛誉，这个称号绝对是实至名归的，也是对她过去一年工作的高度认可。
正如一句话所说的那样：“那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在为你负重前行罢了”。感谢我们拥有像石正丽这样的研究人员，他们承受了不该承受的东西，可是却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值得尊重！
以上内容参考：百度百科-石正丽
关于石正丽的论文解析如下：
《自然》论文提到，石正丽团队发现新型冠状病毒序列与一种蝙蝠冠状病毒在全基因组水平上相似度高达96%，表明蝙蝠可能是该冠状病毒的来源。这一结论，与该团队1月23日公布在论文预印网站上的结果一致。
冠状病毒是人类传染病流行的一个来源，过去20年里，冠状病毒已经引发2次大规模的流行病：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和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此前已有研究发出提示，主要存在于蝙蝠体内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相关冠状病毒（SARSr-CoV）可能会导致未来疾病的爆发。
此次论文显示，石正丽及其同事分析了7例重症肺炎患者的样本，其中6人为武汉海鲜市场内的工人，该海鲜市场在2019年12月已首次发现病例。研究团队发现在其中5名病人身上获取的全长度基因组序列，彼此之间几乎完全一致——相似度超过99.9%，与SARS冠状病毒有79.5%的序列一致。
研究团队进一步将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组与实验室早期检测的冠状病毒的部分基因序列进行比较，发现该病毒与来源于中国菊头蝠样本的一株冠状病毒（RaTG13 ）的基因相似，两种病毒序列一致性高达96.2%。
同时，研究团队确认了新型冠状病毒进入细胞的路径与SARS冠状病毒一样，即通过ACE2细胞受体。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体内的抗体显示出在低血清稀释度下中和病毒的潜力，但是抗SARS病毒抗体是否能与新型冠状病毒交叉反应，仍需用从SARS病毒感染中痊愈的病人的血清来确认。
此外，研究团队还开发出了一种可以将新型冠状病毒与其他所有人类冠状病毒区分开的测试，并展示在最初的口腔拭子样本中检测到了新型冠状病毒，但随后（大约十天后）采集的样本没有显示阳性病毒结果。
这项发现表明，最有可能的病毒传播途径是通过个体的呼吸道，不过研究团队也指出其他途径亦不无可能，仍需更多患者数据来进一步研究传播途径。
通过石的回答和论文，可以知道：1、实验室搞出过这种病毒2、发病症状和现在病状完全一致3、为啥会发生在武汉，为啥会这么巧4、为啥只有石敢吭声，所长呢？负责人呢？5、找不着带病毒自然界动物，按病毒传播方式，动物也要戴口罩，否则呼出来气体会感染多少人？神奇动物在哪里？
关于石正丽的论文解析如下：
《自然》论文提到，石正丽团队发现新型冠状病毒序列与一种蝙蝠冠状病毒在全基因组水平上相似度高达96%，表明蝙蝠可能是该冠状病毒的来源。这一结论，与该团队1月23日公布在论文预印网站上的结果一致。
冠状病毒是人类传染病流行的一个来源，过去20年里，冠状病毒已经引发2次大规模的流行病：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和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此前已有研究发出提示，主要存在于蝙蝠体内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相关冠状病毒（SARSr-CoV）可能会导致未来疾病的爆发。
此次论文显示，石正丽及其同事分析了7例重症肺炎患者的样本，其中6人为武汉海鲜市场内的工人，该海鲜市场在2019年12月已首次发现病例。研究团队发现在其中5名病人身上获取的全长度基因组序列，彼此之间几乎完全一致——相似度超过99.9%，与SARS冠状病毒有79.5%的序列一致。
研究团队进一步将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组与实验室早期检测的冠状病毒的部分基因序列进行比较，发现该病毒与来源于中国菊头蝠样本的一株冠状病毒（RaTG13 ）的基因相似，两种病毒序列一致性高达96.2%。
同时，研究团队确认了新型冠状病毒进入细胞的路径与SARS冠状病毒一样，即通过ACE2细胞受体。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体内的抗体显示出在低血清稀释度下中和病毒的潜力，但是抗SARS病毒抗体是否能与新型冠状病毒交叉反应，仍需用从SARS病毒感染中痊愈的病人的血清来确认。
此外，研究团队还开发出了一种可以将新型冠状病毒与其他所有人类冠状病毒区分开的测试，并展示在最初的口腔拭子样本中检测到了新型冠状病毒，但随后（大约十天后）采集的样本没有显示阳性病毒结果。
这项发现表明，最有可能的病毒传播途径是通过个体的呼吸道，不过研究团队也指出其他途径亦不无可能，仍需更多患者数据来进一步研究传播途径。
单纯以个人的口头描述来保证，这样的反驳是很苍白的，没有强有力的证据，没有说出让民众信服的理由，自然会受到多数人的质疑。
石正丽在武汉担任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新发传染病研究中心主任。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句话是子产在饱受争议之时说出来的。在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之时，武汉也出现了一位像子产这样的人物。因为一些谣言她饱受争议，可是，她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责任，反而继续奋斗在一线，为新冠疫情的防控工作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2021年，国家为了表彰她突出的贡献，奉上了“中国科学院先进工作者”的荣誉，而这个人就是石正丽。
1，“不让须眉”石正丽
1964年，石正丽出生在河南西峡，从小她学习就比较优秀，后来考上了武汉大学遗传学专业。大学毕业之后，石正丽选择继续深造，经过了几年的努力，她又拿到了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的硕士研究生文凭。
从武汉研究所毕业后，石正丽便留在了这里工作，一干就是21年。那一年，石正丽从病毒研究所最基层的“实习人员”做起，随后又做到了助理研究员、副研究人员。
工作期间，石正丽尽职尽责，与此同时她也没有放弃自己对知识的追求。1996年，她曾到法国蒙彼利埃第二大学病毒学专业修博士学位，最终以优异的成绩拿到了博士学位。
2000年，石正丽在武汉病毒研究所已经工作了十年，她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武汉病毒研究所分子病毒研究室的主任。在此后的十几年中，石正丽一直在带领着她的团队为“国家新发传染病防控”做研究，通过不懈的努力，他们在蝙蝠身上有了重大的发现。
随后，石正丽及其团队将研究对象放到了“蝙蝠携带的病毒”上，在这个领域获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科学发现，为我国的传染病防控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为了表彰石正丽的贡献，国家给她颁发了自然科学二等奖，这样的荣誉在国内很有“含金量”。然而，这样一个默默付出的人，却在2020年遭到了谣言的困扰。
2，谣言的可怕
2020年，新冠病毒开始肆虐全球。当年2月份，石正丽发表了一篇与新冠病毒有关的论文，论文的大致意思是：“新冠病毒的来源可能与蝙蝠有关系”。后来，一些“有心人”搜索到了石正丽五年前发布的一篇文章《一个类似SARS的蝙蝠冠状病毒群显示了人类出现的可能性》。
在这之后，“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验室泄露病毒”的谣言便肆虐开来，印度学者就曾在bioRxiv杂志上发过文章表达自己的质疑。对此，石正丽发文称：“新冠是大自然的一种惩罚，与我们实验室没有任何的关系，我敢用生命打包票，造谣的人请闭上你们的嘴巴。”
病毒这种东西的可怕想必很多人都清楚，虽然石正丽已经发文澄清了，但是相信她的人却非常少。因此，三人成虎之下，石正丽被送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之上，备受网友的猜测和质疑。
当时，甚至有传言称：“石正丽已经准备在外逃，她将会带着她的家人和近千份文件向美国方面求助”。网络谣言有多可怕，不言而喻！面对着这些铺天盖地的谣言，石正丽二度在微博上发文澄清：“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都不会叛逃，我相信一定会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
在那段时间里，石正丽及其研究所可谓是饱受质疑，然而他们并没有放下自己的责任，多说不如多做！新冠疫情肆虐时期，石正丽多次前往华南海鲜市场调查，为的就是能够取到样本做研究，以求尽快找到新冠疫情的解决办法。
当时，石正丽面对媒体的采访表示：“这阵好了一点，前一阵把我们骂死了，因为我们所做的点与他们的所想的点不在一条线上，所以很容易产生误解。”“有时候并不是我们不愿意解释，而是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要有数据研究作为基础，没有这些东西我们不能乱说，之前发出那样的言论也是情急之下说的。”对于之前的各种谣言，她依然心有余悸：“我已经领教了，我现在害怕。”
3，守得云开见月明
随着事情的推移，新冠疫情得到了暂时的控制，真相也逐渐浮出了水面。彼时，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表明：“新冠病毒的确与武汉研究所无关，它们的来源是自然界。”
终于，世卫组织还了武汉研究所一个清白。不过，对于这些东西石正丽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在意，她依然在夜以继日地奋战，带领着她的团队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各种实验检测任务。
经过了上百天的奋战，石正丽及其团队终于取得了重大性突破，随后又积极参与到了疫苗研制、试剂研制的工作中去了。2021年1月份，武汉研究所、我国疾控中心、医科院率先向世界卫生组织递交了各种关于新冠病毒的资料，让这个成果实现了全球共享，为全世界新冠疫情的防控工作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守得云开见月明：
回想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之初，石正丽饱受很多人的质疑，甚至有人还造谣她要叛国，如今正如她所说的那样：“守得云开见月明”。
为了表彰石正丽在新冠疫情上做出的突出贡献，2021年，在中科院举行的年度总结大会上，研究员石正丽荣获“中国科学院先进工作者”称号。纵览石正丽在病毒防控方面的研究，她的成绩可用“硕果累累”来形容：900多个国家级项目、国际杂志上发表过近200篇论文……在病毒领域方面，石正丽是一个非常权威的专家，在国际上也享有盛誉，这个称号绝对是实至名归的，也是对她过去一年工作的高度认可。
正如一句话所说的那样：“那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在为你负重前行罢了”。感谢我们拥有像石正丽这样的研究人员，他们承受了不该承受的东西，可是却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值得尊重！
以上内容参考：百度百科-石正丽
关于石正丽的论文解析如下：
《自然》论文提到，石正丽团队发现新型冠状病毒序列与一种蝙蝠冠状病毒在全基因组水平上相似度高达96%，表明蝙蝠可能是该冠状病毒的来源。这一结论，与该团队1月23日公布在论文预印网站上的结果一致。
冠状病毒是人类传染病流行的一个来源，过去20年里，冠状病毒已经引发2次大规模的流行病：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和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此前已有研究发出提示，主要存在于蝙蝠体内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相关冠状病毒（SARSr-CoV）可能会导致未来疾病的爆发。
此次论文显示，石正丽及其同事分析了7例重症肺炎患者的样本，其中6人为武汉海鲜市场内的工人，该海鲜市场在2019年12月已首次发现病例。研究团队发现在其中5名病人身上获取的全长度基因组序列，彼此之间几乎完全一致——相似度超过99.9%，与SARS冠状病毒有79.5%的序列一致。
研究团队进一步将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组与实验室早期检测的冠状病毒的部分基因序列进行比较，发现该病毒与来源于中国菊头蝠样本的一株冠状病毒（RaTG13 ）的基因相似，两种病毒序列一致性高达96.2%。
同时，研究团队确认了新型冠状病毒进入细胞的路径与SARS冠状病毒一样，即通过ACE2细胞受体。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体内的抗体显示出在低血清稀释度下中和病毒的潜力，但是抗SARS病毒抗体是否能与新型冠状病毒交叉反应，仍需用从SARS病毒感染中痊愈的病人的血清来确认。
此外，研究团队还开发出了一种可以将新型冠状病毒与其他所有人类冠状病毒区分开的测试，并展示在最初的口腔拭子样本中检测到了新型冠状病毒，但随后（大约十天后）采集的样本没有显示阳性病毒结果。
这项发现表明，最有可能的病毒传播途径是通过个体的呼吸道，不过研究团队也指出其他途径亦不无可能，仍需更多患者数据来进一步研究传播途径。
石正丽在武汉担任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新发传染病研究中心主任。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句话是子产在饱受争议之时说出来的。在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之时，武汉也出现了一位像子产这样的人物。因为一些谣言她饱受争议，可是，她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责任，反而继续奋斗在一线，为新冠疫情的防控工作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2021年，国家为了表彰她突出的贡献，奉上了“中国科学院先进工作者”的荣誉，而这个人就是石正丽。
1，“不让须眉”石正丽
1964年，石正丽出生在河南西峡，从小她学习就比较优秀，后来考上了武汉大学遗传学专业。大学毕业之后，石正丽选择继续深造，经过了几年的努力，她又拿到了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的硕士研究生文凭。
从武汉研究所毕业后，石正丽便留在了这里工作，一干就是21年。那一年，石正丽从病毒研究所最基层的“实习人员”做起，随后又做到了助理研究员、副研究人员。
工作期间，石正丽尽职尽责，与此同时她也没有放弃自己对知识的追求。1996年，她曾到法国蒙彼利埃第二大学病毒学专业修博士学位，最终以优异的成绩拿到了博士学位。
2000年，石正丽在武汉病毒研究所已经工作了十年，她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武汉病毒研究所分子病毒研究室的主任。在此后的十几年中，石正丽一直在带领着她的团队为“国家新发传染病防控”做研究，通过不懈的努力，他们在蝙蝠身上有了重大的发现。
随后，石正丽及其团队将研究对象放到了“蝙蝠携带的病毒”上，在这个领域获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科学发现，为我国的传染病防控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为了表彰石正丽的贡献，国家给她颁发了自然科学二等奖，这样的荣誉在国内很有“含金量”。然而，这样一个默默付出的人，却在2020年遭到了谣言的困扰。
2，谣言的可怕
2020年，新冠病毒开始肆虐全球。当年2月份，石正丽发表了一篇与新冠病毒有关的论文，论文的大致意思是：“新冠病毒的来源可能与蝙蝠有关系”。后来，一些“有心人”搜索到了石正丽五年前发布的一篇文章《一个类似SARS的蝙蝠冠状病毒群显示了人类出现的可能性》。
在这之后，“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验室泄露病毒”的谣言便肆虐开来，印度学者就曾在bioRxiv杂志上发过文章表达自己的质疑。对此，石正丽发文称：“新冠是大自然的一种惩罚，与我们实验室没有任何的关系，我敢用生命打包票，造谣的人请闭上你们的嘴巴。”
病毒这种东西的可怕想必很多人都清楚，虽然石正丽已经发文澄清了，但是相信她的人却非常少。因此，三人成虎之下，石正丽被送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之上，备受网友的猜测和质疑。
当时，甚至有传言称：“石正丽已经准备在外逃，她将会带着她的家人和近千份文件向美国方面求助”。网络谣言有多可怕，不言而喻！面对着这些铺天盖地的谣言，石正丽二度在微博上发文澄清：“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都不会叛逃，我相信一定会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
在那段时间里，石正丽及其研究所可谓是饱受质疑，然而他们并没有放下自己的责任，多说不如多做！新冠疫情肆虐时期，石正丽多次前往华南海鲜市场调查，为的就是能够取到样本做研究，以求尽快找到新冠疫情的解决办法。
当时，石正丽面对媒体的采访表示：“这阵好了一点，前一阵把我们骂死了，因为我们所做的点与他们的所想的点不在一条线上，所以很容易产生误解。”“有时候并不是我们不愿意解释，而是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要有数据研究作为基础，没有这些东西我们不能乱说，之前发出那样的言论也是情急之下说的。”对于之前的各种谣言，她依然心有余悸：“我已经领教了，我现在害怕。”
3，守得云开见月明
随着事情的推移，新冠疫情得到了暂时的控制，真相也逐渐浮出了水面。彼时，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表明：“新冠病毒的确与武汉研究所无关，它们的来源是自然界。”
终于，世卫组织还了武汉研究所一个清白。不过，对于这些东西石正丽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在意，她依然在夜以继日地奋战，带领着她的团队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各种实验检测任务。
经过了上百天的奋战，石正丽及其团队终于取得了重大性突破，随后又积极参与到了疫苗研制、试剂研制的工作中去了。2021年1月份，武汉研究所、我国疾控中心、医科院率先向世界卫生组织递交了各种关于新冠病毒的资料，让这个成果实现了全球共享，为全世界新冠疫情的防控工作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守得云开见月明：
回想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之初，石正丽饱受很多人的质疑，甚至有人还造谣她要叛国，如今正如她所说的那样：“守得云开见月明”。
为了表彰石正丽在新冠疫情上做出的突出贡献，2021年，在中科院举行的年度总结大会上，研究员石正丽荣获“中国科学院先进工作者”称号。纵览石正丽在病毒防控方面的研究，她的成绩可用“硕果累累”来形容：900多个国家级项目、国际杂志上发表过近200篇论文……在病毒领域方面，石正丽是一个非常权威的专家，在国际上也享有盛誉，这个称号绝对是实至名归的，也是对她过去一年工作的高度认可。
正如一句话所说的那样：“那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在为你负重前行罢了”。感谢我们拥有像石正丽这样的研究人员，他们承受了不该承受的东西，可是却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值得尊重！
以上内容参考：百度百科-石正丽
石正丽2015论文的相关解释如下：
SARS- CoV冠状病毒的出现预示着全球范围内严重呼吸系统疾病的跨物种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影响。
从那时起，动物种群中出现了包括甲型流感病毒株H5N1、H1N1和H7N9以及MERS-冠状病毒在内的几种病毒株，给疫区造成了相当大的疾病、死亡率和经济困难。
尽管公共卫生措施能够阻止SARS-冠状病毒的爆发，但最近的亚基因组学研究已经确定了在中国蝙蝠种群中传播的与SARS密切相关的病毒序列，这些病毒可能构成未来的威胁。然而，序列数据本身提供了识别和准备未来的盘前病毒的最小洞察力。
因此，为了研究传播蝙蝠冠状病毒的出现可能性（即感染人类的可能性），我们从中国马蹄蝠分离的RsSHC014-冠状序列中构建了一种编码人畜共患冠状病毒棘突蛋白的嵌合病毒，其背景是SARS冠状病毒小鼠适应的脊骨。
这种杂交病毒使我们能够评估这种新的棘突蛋白引起疾病的能力，而不必依赖于其自然基础上其他必要的适应性突变。利用这一方法，我们在原代人体气管细胞和体内鉴定了SHC014棘突蛋白介入导致的冠状病毒感染，并测试了现有免疫疗法对SHC014-冠状病毒的疗效。
综合起来，该策略转译成宏基因组学数据，以帮助预测和准备未来的紧急病毒。
单纯以个人的口头描述来保证，这样的反驳是很苍白的，没有强有力的证据，没有说出让民众信服的理由，自然会受到多数人的质疑。
石汉平，医学博士，外科学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美国外科学院院士（FACS）、首都医科大学附属世纪坛医院胃肠外科主任、首都医科大学肿瘤系系主任。 创立我国肿瘤营养学科，提出肿瘤营养疗法、肿瘤代谢调节治疗、营养不良三级诊断、营养不良四维度分析、营养不良五阶梯治疗、H-C-H 分级营养治疗、整体营养疗法。 现任中华医学会肠外肠内营养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中国营养学会医用食品与营养支持分会副主任委员，并担任 Journal of Nutritional Oncology 等杂志的主编及编委。发表论文293篇，编写专著42部，其中主编17部。专利29项，其中发明专利20项。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荣誉称号，获全国“荣耀医者”公益评选活动“专科精英奖”。各位好，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来到这样一个讲台，来讲一下关于我对营养的认识问题。 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世纪坛医院的胃肠外科医生，同时也兼管临床营养科。我报告的题目是：“还营养为一线治疗。” 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用这个题目？我希望后面的讲座，能够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什么是营养不良。第一个图片大家都知道，是聂卫平先生患病前后的照片对比。第二个是乔布斯，也是肿瘤患者患病前后的对比。第三个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病人。 通过这三个图片，已经对营养不良做了非常好的诠释，照片告诉了我们什么是营养不良。那么营养不良的发病情况怎么样？大家可能都以为，现在我们整个人类如此的繁荣、如此的发展，营养不良应该是销声匿迹了。是这样吗？我们来看这个大数据。第一个是 WHO 组织2006年的数据，它说当年全世界死亡是6300万人，其中有3600万人是死于营养不良相关性的疾病。 其实营养不良相关性死亡占整个全因死亡的58%，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数字，一半以上都死于营养不良相关。 第二个数据是世界粮农组织2007年的报告，它表明当年全世界有9.3亿人营养不足，比原来不但没有减少，还增加了8000万。 第三个数据还是 WHO 组织2013年的报告，说当年全世界儿童死亡最主要原因是营养不良，占整个死亡原因的45%。 第四个数据，这是美国2015年的数据。大家知道，美国是当前最发达的国家，那么它的报告有4800万人营养不足，其中1600万儿童，占美国总人口的13%。 基于上述数据，WHO 组织指出营养不良，无论过去、现在还是今后，仍然是整个人类最大的健康威胁和第一死亡原因。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营养不良的危害。那么，营养不良究竟有什么危害？ 大家很多是临床医生，第一个危害我们可以想到，它缩短了病人的生存时间，增加了住院费用，增加了死亡率，这是医院、医生关心的问题。那么经济学家可能就关心它增加了医疗费用，增加了整个医院的花费。那么花费增加到什么程度呢？我们还来看几个数据： 英国每年因为营养不良的花费是73亿英镑，占整个医疗费用的10%。 荷兰，每个营养不良的病人，每年额外花费10000欧元，这是和没有营养不良的相比。 再一个2009年，整个欧洲营养不良的直接医疗花费达310亿欧元。 基于上述临床的、经济学的、社会的考虑，营养不良它不仅仅是一个医学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加重要的它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我们应该高度重视营养不良的防治。那么，营养治疗究竟有什么作用？我们也来看数据，用数据说话。 第一个从临床上讲，营养治疗显著降低了患者并发症的发生率，降低了患者的死亡率，那么反过来说，提高了病人的生存率。 第二个从费用上面讲，我们现在政府和各个部门都非常关心医保的费用问题。怎么控制医保的总费用，营养治疗是省钱还是花钱？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都是争议。首先，我们看看正常人群中的老年社区人群。荷兰的一个报告发现在整个荷兰老年社区人群里面分为两组，一组是进行口服营养补充的，另外一组是没有任何口服营养补充。 两者相比，扣除了购买口服营养补充的花费之后，口服营养补充这一组人群的整个医疗费用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18.9%。 所以从正常人群中老年人群这个角度上验证了营养治疗是省钱的。 那么，住院患者是省钱还是多花钱呢？我们看看美国的菲利普顿的研究，这是目前为止，世界最大的一个研究，有4000万个住院患者参与。该研究发现在临床住院期间，有口服营养补充和没有营养口服补充的患者相比，两者的年龄、性别、疾病严重程度都一样的情况下，发现口服营养补充这一组住院患者的整个住院医疗费用，比没有口服营养补充的这组患者减少了21.6%。 所以基于上述两个数据，一个是社区老人，一个是住院患者，我们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营养治疗不但没有浪费钱，没有增加医疗费用，反而极大地节约了医疗费用。节约了多少？医疗费用减少了将近20%。 所以我们以后的医疗改革，不应该把营养制剂和营养治疗砍掉，恰恰相反，是应该通过增加营养治疗，来节省医疗费用。 我想这个研究，可以为我们国家的医疗改革提供一个参考方向。再来看看国内、外现状对比。 美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提出——营养治疗是治愈慢性病的最终解决方案。而且2000年加拿大也提出，营养是一线治疗，并且将之列为加拿大的国策。 那么很遗憾，在我们国家的今天，我们的营养治疗、营养诊断，至今没有被纳入医疗收费系统。而且我们的营养制剂，常常是被列为改革对象，都认为它是辅助用药，从而把它删掉。我们再来看肿瘤在我们国家的现状。 从上面的图能清楚看到我们国家总人口占全世界的18.8%，但是我们国家的肿瘤患者占了全世界的21.6%，超过了1/5。 那我们的肿瘤死亡人数呢？占全世界全部肿瘤死亡人数的26.8%，超过了1/4。这说明什么？高发病、低生存，这是我们国家肿瘤患者的现状。 那么生存率低到什么程度？上边这个数据表达的非常清楚。我国肿瘤患者五年生存率是30.9%，加拿大82.5%，美国66.9%，可以看出我们国家肿瘤患者的生存时间，即能活到、活过5年的人，不到他们的一半。 那么大家很容易会问，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这个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癌症普查的问题，也有早期诊断的问题，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有一个重要问题，是跟我们营养相关的。 我们看这个数据：美国有78%的住院肿瘤患者得到了有效的营养治疗，而我们国家这个数据只有29%，也就是说在我国有71%的患者在住院期间没有得到应有的营养治疗，那么在得到营养治疗的29%患者里面，其中有一半以上的营养治疗是不规范的。 所以说轻视营养治疗，是我们国家肿瘤患者整体五年生存率下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曾经做了一个预测，如果我们中国的肿瘤患者在住院期间能够得到有效的营养治疗，至少可以将我们国家肿瘤患者的5年生存率至少提高五个百分点以上，所以我们要加大努力。我们该怎么办？一，要做好科学普及。比如说，今天这个“肠·道”讲座就非常重要，真正抓住了我们国家的痛点。 那么为什么要重视科学普及？我讲一个数据。大家知道肿瘤患者营养不良的发病原因很多，第一类原因是肿瘤本身的高代谢消耗，第二类是肿瘤治疗过程中的不良反应没有得到及时处理，或者处理得不好。 以上原因国内、外都存在，但是我们国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国家肿瘤患者营养不良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营养认知的误区。所以破除营养误区，对肿瘤患者是至关重要的，科学普及的意义就在于此。 那么科学普及，首先要更新观念，认识到营养是治疗，它不是支持、更不是辅助。 其次要纠正很多的错误的观念。一个是忌口，再一个，为了饿死肿瘤选择偏饮偏食。没有任何研究证明说营养治疗促进了肿瘤生长，相反，营养治疗可以有效抑制肿瘤生长，营养不良反而会使肿瘤患者活得更短、活得更差。 最后，科普的一个作用要直面热点问题，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官方声音，打个比方说前段时间有人说红肉致癌，还有媒体说牛奶致癌。 对于这些问题，一定要有一个科学的，统一的声音。不能说A专家说致癌，B专家说不致癌，C专家说不知道，D专家说可能吧，你自己看着办。对这些问题应该有一个官方的、明确的态度，告诉我们广大的民众。二，要加强学科建设。 这个是对我们专业人士来讲的。 第一，要统一名词。我们国家很有趣，营养名词不停在变：我们叫体重叫了多少代人，现在冒出来个体质量；我们叫体质指数，叫了多少年，现在叫体重指数和体质量指数；我们叫白蛋白叫了多少代，现在冒出来一个清蛋白。 就像我们这个人一样的，昨天叫一个名字、今天叫一个名字、明天叫一个名字、后天又换个名字，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了。所以要统一名词，应该有一个非常规范的名词，不能经常老变。 第二，重视基础数据的收集。收集人的握力、步数、围度、人体成分分析等数据，很遗憾都没有我们国家自己的数据，都是西方人的数据。但是西方人体跟我们中国人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数据。 我们中华医学会肠外肠内营养学会今后三年在我这一届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来调查我们中国人的营养基础数据，用以诊断我们自己的营养不良，不能说拿着其他国家人的标准来套我们的疾病，这样是不对的。 第三，规范治疗行为。规范治疗行为很重要的是分级诊断、阶梯治疗。 大家知道现在讲营养筛查、营养评估，各位都非常熟悉，但是千万不要忘了第三步——综合评价。 我们在营养筛查时发现了风险，在营养评估时发现了营养不良，但是营养不良给机体带来什么，造成什么危害，我们不知道。所以需要第三步——综合评价，也叫三级诊断。 营养筛查是一级诊断，营养评估是二级诊断，综合评价是三级诊断，这是诊断问题。 关于治疗问题，在临床实施营养治疗，一定要遵循阶梯治疗的原则。大家知道抗生素有阶梯，镇痛药物有阶梯，营养治疗同样应该遵循阶梯治疗。 我们中华医学会肠外肠内营养学会提出了五阶梯治疗法： 第一阶梯是营养教育，营养教育是非常有效并且省钱的方法； 第二阶梯是口服营养补充； 第三阶梯是全肠的营养； 第四阶梯是肠内营养+补充性肠外营养或部分肠外营养； 第五阶梯是全肠外营养。 这个阶梯原则，已经被写入了我们国家2030营养计划里。 第四，简化目前临床营养评价的方法。打个比方说评价食欲，原来是没有办法评价的，有的人说好、有的人说不好，不好多少、好的多少，都不知道。 我们学会发明了一个数值：0代表完全没有食欲，10代表食欲最好，让病人自己在里面画勾。然后还要评价你的摄食量、你的饱感，0代表完全饥饿，10代表非常的饱，也让病人打勾。 还有一个评价调查摄食变化情况，这个特别重要，便于未来评价患者吃饭是多了还是少了。 我们学会设计了一个表格，把复杂的问题，模糊的问题，变成一个简单化的处理，变成量化的东西来处理，通过这样，能够比较好地解决临床中的应用问题。三，是人才培养。 人才培养从两个方面，一个是学校的教育，一个是继续教育。 关于学校的教育，目前临床营养工作人员来源于两个方向，一个是公共卫生学院或者是食品学院毕业，另一个是医学院毕业。 公共卫生学院与食品专业培养的都是营养师，这些人没有执照，不能开出处方。医学院毕业的叫营养医生，是有医生执照的，是可以开处方的。 我们国家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学校在培养临床营养医生。美国已经把临床营养医生作为一个独立的专业设置出来了，所以这个值得我们学习。 学校教育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在所有的医学院校里面，要常规开设临床营养课，把临床营养作为一个必修课来选择。 现在好多学校把它作为一个选修课，甚至有些根本就没有开这个课，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 关于继续教育，它应该是多形式、多维度的，应该有规范的教材，同时应该考核，这方面我们国家这几年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四，是医疗管理方面。医疗管理，首先要充分认识营养的治疗作用，从国家层面上要认识到营养是治疗，它跟手术、放疗、化疗是一样的，是另外一个疗法，而且它是基础治疗方法。所有的治疗都离不开营养治疗，对它的认识要明确。 第一个，认识到它是独立的治疗方法，它是基础治疗方法，是治疗的基石。 第二个，要将营养的诊断和治疗行为纳入医院的收费系统，最好是有医保来覆盖。 第三个，要推动“无饿医院”的建设，什么叫“无饿”，就是消灭医院的营养不良。 大家知道，住院患者或轻或重，或多或少地都存在摄入不足的问题，都存在营养不良，或者说存在营养不良的风险。 那么通过“无饿医院”的建设，让患者得到很好的治疗，从而减少疾病的并发症，提高治疗的效果，从而延长患者生存时间，节约医疗费用，这就是无饿医院的建设宗旨。 还有一个，要推动规范化病房的建设，推动或者说鼓励有条件的医院为临床营养科设立病房。我们世纪坛医院，是全国第三家有营养科病房的医院。 最后一个，要降低特医食品或者肠内营养剂的准入门槛，要纳入医院的收费系统，由医院来收费。五，是商业方面。 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回避这个问题，没有商业，就不会有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我们所有的产品、药物，都是企业家或者科学家开发出来，由企业家转化为产品做出来的。 在营养上面一样，希望企业家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为临床服务，再一个要拓展它的销售渠道，还有要鼓励企业家一起参加到推动营养的宣传里面来。 所以说，我认为我们要通过上面的五个方面来做好我们国家的营养工作。最后做一个小结。我们现在呼吁要从时间、空间、内涵、外延四个维度，来拓展我们现有的营养治疗体系。 第一个从时间方面，我们传统营养治疗只关注住院期间，家居期间、疗养期间呢？没有人关心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提倡，建立3H 终身营养治疗概念，这个营养治疗要覆盖医院，出院后以及疗养期间。 第二个从空间方面，我们呼吁建立一个 H-C-H 的模式。什么叫 HCH？医院、社区、家庭，这个分级医疗体制。而且营养治疗的重点，应该放在社区。家庭里面，也应该参与到营养治疗里面去，而不是专门将营养治疗的重点放在医院里面。 第三个从内涵方面，传统的营养治疗只关注人的生理变化，你的体重是否增加，你的白蛋白是否增高，这个远远不够。因为营养不良的危害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生理的，还有心理和行为的，所以营养治疗的效果评价也应该包括生理、心理和行为，从而建立一个 PPSS。 什么是 PPSS？第一个生理、第二个心理、第三个社会、第四个理性，是一种全人营养治疗概念。最后一个就是外延方面，我们传统营养治疗只关注疾病的治疗，我们现在呼吁，营养治疗应该向疾病的三级预防进行拓展。 一级预防——疾病的预防；二级预防——疾病的治疗；三级预防——疾病的康复。 就是营养治疗要全程进入到疾病预防、疾病治疗和疾病康复里面去，从而建立一个整体营养治疗的概念。 最后我再次呼吁，要改变落后的观念，还营养为一线治疗。谢谢各位！
吴玲，女，1961.11出生，山西煤炭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系专业教师、副教授、工程师、二级安全评价师、山西省煤炭科技专家。从教28年来，担任《煤矿电工学》、《工矿企业供电》、《普通电工学》、《电力拖动及控制》等课程的教学工作，并担任实习、实训、毕业设计等工作，积极参与教改及精品课建设等工作。2007.06评为山西省煤炭科技专家，2008.11因辅导学生技能大赛成绩突出，获得山西省劳动厅颁发的“个人二等功”。2012年评为山西煤炭职业技术学院最受学生喜欢的十佳教师，获得山西省第六届双师型优秀教师。参编的教材有《工矿企业供电》、《掘进机修理工》等。发表的论文有:“可控硅调压软起动开关的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矿山机械》杂志，2002年；“矿井提升机监测系统基本原理与方法”发表于《山西煤炭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10、2；“主斜井强力带式输送机电控系统改造” 发表于《煤矿机电》2009、5；“矿井提升机制动系统远程监控方案研究”发表于《煤矿机电》2010、10；“职业教育课程改革中的问题与思路”发表于《煤炭高职教育研究》2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