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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协调性的宫缩乏力孕妇，建议可以首先使用小剂量的缩宫素静脉滴注，使用药物前需要注意没有任何的禁忌症。2、如果孕妇存在疤痕子宫，头盆不称等情况，是不建议使用这个药物的，否则容易导致先兆子宫破裂，甚至子宫破裂的风险。每个产妇在产后都是需要使用缩宫素的，使用这个药物可以促进子宫收缩。
（1）药理作用：缩宫素对子宫平滑肌的兴奋作用因剂量不同而异，小剂量能增加妊娠末期的子宫节律性收缩和张力，较少引起子宫颈兴奋，适用于催产；剂量加大，使子宫肌张力持续增高，出现强制性收缩，适用于产后止血或产后子宫复原。（2）应用注意：产道阻塞、胎位不正、骨盆狭窄及子宫颈尚未开放时禁用
药理作用：1，兴奋子宫平滑肌2，大剂量缩宫素能直接扩张血管，引起血压下降，反射性地引起心率加快，心排出量增加，还有抗利尿及泌乳作用。临床应用：①催产和引产②产后止血③其他：用于肺、支气管出血（如咯血）、消化道出血（呕血、便血）。
可以。未被知网收录的期刊，不一定就是非法期刊，在此类期刊上发表文章，也并非不被认可。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大部分的学术评价规则，都是以论文能否在知网检索为基本要求。虽然能在知网检索的文章，不一定是高质量文章（不乏大量粗制滥造文章），但连知网都不上的期刊和文章，估计要更差一些了。
不可以。不能使用别人的未发表论文进行送审，这样做存在抄袭的风险，不符合学术规范和诚信原则。应使用自己的原创性论文进行送审，确保文章的独创性和质量。同时，也要注意论文是否符合高级职称评审的要求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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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历史 文化 的广泛传播，促进了日本在国民心中以及其他国家心中的地位的提，许多国家也以日本的文化作为借鉴,积极吸收有益的成分，对各国文化的融合具有重要的作用。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论日本艺伎文化的历史贡献
摘要：随着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电影《艺伎回忆录》的上映,日本艺伎迅速吸引了众多人的眼睛。在大多数人的眼中,艺伎始终是充满了神秘而又有些暧昧的特殊职业,有些人甚至简单地认为艺伎就是怀有某种才能的妓女。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事实上,艺伎从事的是一种表演艺术,他们的歌舞器乐乃至一举手一投足,无不体现了古典的艺术理念。因此,在现代社会,艺伎被称为日本古典文化的活化石,艺伎甚至对日本历史起过一些特殊的作用。
关键词:日本艺伎勤王艺伎历史贡献
随着电影《艺伎回忆录》的上映,日本艺伎迅速吸引了全世界的注目。在大多数人的眼中,因为“艺伎”这种称谓中多了一个“伎”字,便因此对艺伎有很多的误解。其实,这只是源于译成中文后的偏差,艺伎在日语里叫做“艺者”(geisya),在译成中文时将“者”字去掉,加了一个“伎”,于是很多人便误以为艺伎就是能歌善舞的妓女。
艺伎确实能歌能舞,也陪酒卖笑,但与妓女的不同之处在于,她们是卖艺不卖身的。即艺伎从事的是一种表演艺术,她们的歌舞器乐乃至一举手一投足,无不体现了古典的艺术理念。因此,在现代社会艺伎被称为日本古典文化的活化石。不仅如此,在日本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艺伎甚至对历史起过一些特殊的作用。
一从艺伎的由来说起
艺伎产生于德川幕府时期的江户时代,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她们的前身就是表演歌舞的流浪女艺人。随着幕府统治中心江户(今东京)人口的增加,大量的流浪女艺人聚集过来,成为在此定居的暗娼。当时德川幕府为了增加税收,严厉禁止暗娼,迫使民间妓女必须寻找作为掩护的职业,于是她们逐步向以表演三味线伴唱为主的职业侍宴女郎演化,人们称之为舞伎。它可以称之为艺伎的初步形成期。
舞伎出现以后,幕府官营妓院的妓女为了吸引客人,也逐步吸取了舞伎的一些表演内容,开始向舞伎转化。艺伎一词最初指为舞女伴奏者,到18世纪下半叶开始,伴奏者、舞伎统称为艺伎。由于艺伎既卖艺又卖身,导致官营妓女同时面临内部与外部艺伎的双重竞争,生存处境极其艰难。在这种情况下,江幕幕府对艺伎管理做了明确规定,禁止艺伎卖淫,有违者严惩。这一规定使艺伎与妓女彻底分离,也使艺伎做为一种职业正式独立,其职业规范和习俗也随之确立。
艺伎作为一种职业,有自己独特的行为规范,即艺伎道。首先,艺伎卖艺不卖身,以此维护自己的形象;其次,必须坚守“封口”令,即必须严守客人的秘密,对于客人说的绝密隐私,只能用耳听,如过眼云烟,而不能在背后对外人 传说 ,以此给客人安全感;第三,艺伎需培养修炼日本女性美的典型气质,以符合男性观念中的理想女性形象。
虽然艺伎作为一种职业正式合法化,而且是日本女性美的典范,但是在江户时代期的日本,艺伎仍处于社会的底层,属于被奴役被蹂躏的阶层。艺伎能够进入主流社会,能够在日本历史上激起层层浪花,是因为明治维新,明治维新改变了日本,也改变了艺伎的形象。
二日本艺伎的历史贡献
1、艺伎文化对日本政治的影响
江户末期的1853年,美国人以坚船利炮打开了日本国门,并强迫江户幕府签订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激化了日本国内的各种矛盾,也使各领国找到了攻击幕府的借口。尤其是长州藩和萨摩藩,实力强大,对幕府统治久怀不满,在尊王攘夷的 口号 下齐聚京都,想推翻幕府统治。这一派被称为勤王派。幕府当然对此不会置之不管,也派人加强京都的戒备,这一派称为佐幕派。二派聚集在当时的京都经常进行较量。
京都的勤王派在商议重要事项时,为了掩人耳目,常常选择在艺伎馆,因为艺伎道的一个重要规定之一就是严守客人的秘密,使客人有充分的安全感。所以选择这里即可掩人耳目也可不必担心自己商谈之事被泄露出去。而一些艺伎对勤王派抱有同情之心,经常帮助、掩护勤王派的志士。借此契机,艺伎由社会底层走到了历史前台,在社会巨变中激起了簇簇浪花,这些走到前台的艺伎被人们称为勤王艺伎。
而在勤王艺伎中最为有名的当数君尾,君尾是京都诋园“岛村屋”艺伎馆的艺伎,经常在一个叫“鱼品”的茶屋表演,在这里她结识了来自长州藩(山口县)的勤王志士――井上馨。井上馨生于1835年曾游学英国,后来在明治维新政府中任过外务、内务、大藏大臣,为明治元老之一。井上馨对君尾一见钟情,二人十分恩爱。后来佐幕府派的岛田也看上了君尾,岛田是京都佐幕派的首要人物,在京都有权有势。在一般艺伎看来,能成为这样人家的妻妾,是求之不得的。但君尾却一口回绝,原因只有一个,就因为岛田是是佐幕一派。可不久,井上馨的同党找到君尾,要求君尾答应岛田的要求,为勤王派做卧底,刺探岛田的机密。于是君尾成了一个艺伎间谍。后来勤王派根据君尾提供的情报,策划暗杀岛田,最终岛田死在了勤王志士的剑下。君尾为勤王派立了一大功。
据说君尾还曾救过被称为维新三杰的木户孝允。当时的勤王艺伎以艺伎馆作掩护,联络各地志士进行秘密的倒幕活动。勤王派的艺伎们为了掩护他们,经常挺身相助。在众多英雄救美的 故事 中,君尾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由于艺伎在倒幕运动中的特殊作用,使她们为日本的明治维新做出了重要贡献,所以后来有人戏称,如果没有艺伎,日本的历史恐怕就要重写了。
2、艺伎对日本社会的贡献
一名合格的艺伎,一般都要从10岁开始,在5年时间内学完日本传统的舞蹈、三味线、茶道、书法、插花、服饰装扮等,所以说艺伎在舞蹈、琴瑟及服饰化妆等方面继承了传统的日本艺术文化的精髓,是日本古典文化艺术的活化石,同时也向社会提供了一个即高贵典雅又温柔恭顺的理想女性的形象,并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伎文化,对日本的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
(1)对日本文学艺术的影响
艺伎文化已经成为日本 传统文化 的一部分,艺伎,意味着以艺术为生。以文学为例,有很多小说就是以艺伎的生活为题材。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雪国》,作品以文学的手段对艺伎文化的再创造,使得人们在赞叹日本传统的艺伎文化的同时,又不得不对日本现当代文学产生好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成就了川端康成成为日本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2)对日本社会现代服务业的影响
随着历史的发展,日本艺伎日益淡出历史舞台,可这并未消除日本艺伎固有的举足轻重的影响。艺伎融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如艺伎周到体贴的服务成为服务行业的典范。在日本的饭店、旅店、飞机场以及百货公司等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类似艺伎的服务,凡是到过日本的外国人,大都都体验过宾馆、饭店、百货公司等的一流服务,对于他们的周到、细致的服务感到惊叹。例如:在榻榻米房间的日式饭馆,服务员打开拉门、上菜、退出的动作无不显示出一种恭敬与谦卑,顿时让人产生一种主人的感觉。再有不管到那都可以听到接待小姐温柔的“欢迎光临”、“谢谢光临”等等的礼貌词句,这些无不让人感到艺伎文化的潜在的影响,即对客人要体贴、周到、恭顺。
(3)对日本女性审美、价值观的影响
在电影《艺伎回忆录》中,艺伎们所显示的气质无一不体现了日本传统观念中女性美的各个特征:忠贞、典雅、娇媚、柔顺,而这些也构成了他们观念中女性美的要素。艺伎的穿着妆扮在现代日本社会已经成为女性古典美的样板。据说现代社会日本人穿和服时,带子如何打,发型及饰物等都以艺伎为标准。要体现这种气质,实践这种气质,艺伎理所当然的成为日本女性的一种楷模,而他们的 言行举止 也成了普通女性的模仿对象,甚至艺伎本身也因为艺伎道而自豪。
艺伎对日本女性的影响还体现在价值观方面。成熟的艺伎必须具备极其温柔并遇事沉着果断的气质。据说这种气质已经成为现代女性的共同楷模。例如我们在观看日剧时,经常可以从剧中人物身上感觉到一种温柔的魅力,但同时又感到一种温柔背后的忍韧和坚强。这些都是艺伎的内在性格,如今已经内化为日本女性的一种美德。如80年代风靡中国的日本电视剧《阿信》中的主人公阿信,就是一位具有这样性格的女性。
总而言之,电影《艺伎回忆录》再现了历史上那个神秘的日本艺伎世界,艺伎如同日本的富士山、樱花一样,一起成为日本的象征。作为日本传统文化的活化石,它从不同角度折射大和文化的魅力,日本文化追求唯美的主题,这一点在艺伎文化上得到了尽善尽美的表由。日本的艺伎产生是日本现实时代生活赋予的,是日本传统文化的缩影之一,艺伎已经成为日本独特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必将对日本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罗莉:《端康成笔下的〈雪国〉和“日本之美”》,《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1期。
[2] 康有金、白丽敏:《从电影看日本艺伎文化》,《电影评介》,2006年第17期。
浅谈当代日本小说中的历史文化书写
摘要：以当代日本小说为研究对象，分别对战后初期日本小说中的战争历史元素及其语境、新时期日本小说中的历史书写、日本历史小说等进行了考察。其中不乏表现历史题材或因素的作品存在，尤其是战后更是涌现出大量控诉、 反思 战争带来的伤害和灾难的作品，但从作品数量以及思想内容来看，能够进行全面深刻进行战争反思的作品尚不多见。
关键词：当代日本小说;历史;书写
日本当代文学与历代文学相比呈现出了一些新的态势。比如，作家更注重个性化创作，在思想内容方面关注战争、社会、历史的题材增多，与此同时也强调表现自我。对传统也有一定的突破等。本文选取日本当代文学中的小说部分进行梳理，欲对其中的历史文化书写及其语境进行探讨。
一、战后初期日本小说中的战争历史元素及其语境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二战正式结束。在日本维持了近十年的战争体制和政治秩序宣告崩溃，战时的文化统治随之解除，文学也摆脱了战时的管制而重新获得表达的自由。在经历了短暂的混乱和迷茫后，文学界逐渐开始了复苏。在这样一种语境中，日本文学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45年12月，曾一度受到镇压的左翼作家发起成立了新日本文学会，并于1946年创刊了其机关杂志《新日本文学》，其代表作家宫本百合子、德永直等都发表了不少反映战争创伤、表现日本军国主义罪恶的作品。宫本的代表作《播州平野》描写了战败的惨象以及对战争的批判。小说透过主人公石田广子的女性视角，揭示了日本帝国主义为其发动的战争所付出的代价。其中描写了在原子弹爆炸中失去丈夫的寡妇的悲哀，以及在战争和原爆中失去三个儿子的母亲的悲痛，揭露了战争带给女性的痛苦和伤害。此外，德永直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妻啊!安息吧》、长篇小说《静静的群山》、《蛤蟆》、《熬煎》等作品也从多个角度展现了日本战后的历史转折以及普通工人、农民以及女性的不屈抗争的历史画面。
战后派作家尤其是第一批战后派作家中也有不少作品带有深深的历史烙印。第一批战后派作家的创作基本上围绕着战争体验和转向体验两个基点进行。如野间宏的《脸上的红月亮》、《阴郁的画》、《真空地带》、梅崎春生的《樱岛》、武田泰淳的《审判》、大冈升平的《野火》、《俘虏记》等。
《脸上的红月亮》描写了主人公在经历过战争后才强烈意识到亲情的珍贵，表现了战争带给民众的伤害。《阴暗的图画》描写了主人公一面为革命者所吸引一面又不愿真正投入革命的矛盾心态。是表现转向体验的作品。画家勃鲁盖尔的《阴暗的图画》象征着年轻的知识分子的苦恼和痛苦。《真空地带》也是基于作者的曾在狱中服刑的真实经历而创作的，其背景仍然是战争。
梅崎春生的《樱岛》以二战末期为背景，描写知识分子出身的军士村上在日本已处于美军包围的绝望的环境中的复杂内心变化，在向往生的美好的同时，揭露了战争的残酷，鞭挞了丧失人性的日本反动军队。武田泰淳的小说《审判》的主人公二郎因在战争中杀害了中国人而深陷于痛苦的负罪心理中。为了赎罪他选择留在中国，因为他担心回日本后自己的罪行会被淡化。这类带有自我审判性质的作品尚不多见，也反映出作家对战争的深刻反省。
大冈升平根据自己入伍及被俘的经历，写成短篇小说《俘虏记》、中篇小说《野火》、《莱特战记》等，运用心理分析手法，描写被俘经过，反映战争后期士兵的厌战情绪、败局的不可避免和战争对人性的摧残，并探讨了在生死存亡关头人的命运及其存在价值等问题。此外，战后派作家中也有堀田善卫的《广场的孤独》描写了朝鲜战争前后日本知识分子的动荡和不安。其小说《历史》则以1946年的上海为背景，反映社会的动荡。在 日记 《在上海》中表达了对侵略战争的自省与对昭和天皇的批判。战后派之后的“第三新人”的创作虽然已不再聚焦于战争相关类的题材，但其作品中仍能发现战争的阴影。如安冈章太郎的《阴郁的欢乐》、《海边的光景》，吉行淳之介的《在火焰中》等。
二、新时期日本小说中的历史书写
随着时间的流逝，直接描写战争题材的作品也逐渐减少。但作品中的历史痕迹也不难寻觅。开高健的《发光的黑暗》、《夏天的黑暗》、《花谢的黑暗》则是根据1964年自己作为特派员赴越南战场采访的经历而写成。推理小说作家松本清张也著有《昭和史发掘》等深入探究日本近现代史的纪实性作品。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的《饲育》写的是战争期间一个黑人士兵因飞机坠毁降落山村的故事。《广岛札记》则是1963年大江健三郎去广岛搞社会调查，对原子弹造成的迫害深有感触而作。《万延元年的 足球 队》中涉及到了日本万延元年(1860年)农民起义的历史。
村上春树的作品多以都市、青春和恋爱为主题，但作品中也时有对历史的涉及和思考，其中《发条鸟年代记》中记述了发生在蒙古和伪满洲国边境的一段鲜为人知的诺门坎战役的内容。《寻羊冒险记》中也有羊博士为绵羊增殖去满洲进行实地考察等基于中日历史关系事实的小说情节。《1Q84》中女主人公青豆把阅读关于20世纪30年代满洲铁路的书作为业余兴趣，男主人公天吾的养父也被设计为战后返回日本的满蒙开拓团成员。这些关于战争和历史认识的笔墨显得琐碎和零散，在近年来的当代日本文坛已不多见。
三、日本文学中的历史小说
历史小说(也称“时代小说”)是日本近现代文学中的重要文学类型。尤其在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当代文学中，其创作更为繁荣。出现了中里介山、直木三十五、大佛次郎、海音寺潮五郎、井上靖、司马辽太郎、山冈庄八、陈舜臣、吉川英治等一系列作家。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如现代日本历史小说作家吉川英治、司马辽太郎、山冈庄八等。吉川英治先后著有《宫本武藏》、《新书太阁记》、《三国英雄传》、《新・平家物语》、《私本太平记》等多部巨作。司马辽太郎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描写江户末期的历史小说。他笔下的人物如坂本龙马等，如今已成为时代剧里反复传诵的典型。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西乡隆盛们在他的许多作品重复登场著，并多次被搬上影视屏幕。山冈庄八花费17年时间，完成长篇巨作《德川家康》，在当时引发了前所未见的“家康热”。之后他更以历史小说为主，创作《织田信长》、《坂本龙马》、《丰臣秀吉》及《伊达政宗》等名作。
除关注日本本土历史之外，也有一些根据他国历史而创作的小说，如井上靖的历史小说《天平之甍》、《楼兰》、《苍狼》、《敦煌》、《孔子》、《杨贵妃》等大多取材于中国历史，以中国史传文学为素材进行创作，以此表现他对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的向往，对人生对历史的独特思考和见解。此外，太宰志的《奔跑吧，梅洛斯》取材自希腊神话 历史故事 ，远藤周作的长篇小说《沉默》描写了葡萄牙耶稣会派传教士在日本传播天主教受到镇压的一段历史。
以上对当代日本小说中的历史文化书写进行了粗浅的梳理中可以看出，当代日本小说整体而言历史元素颇为浓厚。其中以描写日本历史人物的作品为主，也不乏或整或零地表现历史事件的作品存在。战后小说中更是异乎寻常地涌现出了大量对二战中战争带来的伤害和灾难进行控诉和反思的作品，这一点与其他时期的文学创作都有明显的差异。但从作品数量以及思想内容来看，能够进行全面深刻进行战争反思的作品尚不多见。而且，在经历过战后一个短暂的时期后，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这种关注战争或具有战争历史元素的作品急剧减少，不仅如此，关注国家历史民族命运的作品更是匮乏，这一点与中国文学有着较为鲜明的差异。
基金项目：“河北农业大学社科基金”资助(编号：SK20110401)
参考文献：
[1]何乃英.日本当代文学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张龙妹，曲莉.日本文学[M].北京：高等 教育 出版社， 2008.
[3]王向远.源头活水：日本当代历史小说与中国历史文化[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
《少年中国说》写于1900年，作者梁启超流亡日本之时。当时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爆发了义和团爱国运动。
帝国主义联合起来，组成八国联军，勾结清政府，镇压义和团运动，攻陷了天津和北京等地。
当时八国联军制造舆论，污蔑中国是“老大帝国”，是“东亚病夫”，是“一盘散沙”，不能自立，只能由列强共管或瓜分。
而中国人中，有一些无知昏庸者，也跟着叫嚷“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任何列强三日内就可以灭亡中国”，散布悲观情绪，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戊戌变法失败迫使梁启超逃亡日本，但他并没有就此放弃变法图强的努力，到日本的当年就创办了《清议报》，通过媒介竭力推动维新运动的继续。
当时帝国主义制造舆论，污蔑中国是“老大帝国”。为了驳斥帝国主义分子的无耻滥言，也纠正国内一些人自暴自弃、崇洋媚外的奴性心理，唤起人民的爱国热情，激起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梁启超适时地写出这篇《少年中国说》。
《少年中国说》讴歌了祖国未来的英姿及其光辉灿烂的前程，对肩负着建设少年中国重任的中国少年寄予无限希望，鼓励他们奋然而起，投入到改造中国的战斗中去。
文中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指出封建统治下的中国是“老大帝国”，热切希望出现“少年中国”，振奋人民的精神。文章不拘格式，多用比喻，具有强烈的鼓励性。具有强烈的进取精神，寄托了作者对少年中国的热爱和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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乒乓球发球论文 发球是乒乓球比赛中每一分的开始，它是乒乓球技术中唯一不受对方制约、主动性很强的技术。一个高质量的 发球，可以起到先发制人的作用。也正是由于发球技术在比赛中所起的独特作用，国际“乒联”才不断地对发球规则进行修改，以求最大限度地降低发球给对方造成的威胁,使比赛更具观赏性，以此推动乒乓球运动的发展。现就乒乓球运动各个发展时期的主要发球以及为限制发球的威胁而修改的规则进行阐述，并针对现阶段的发球训练提出相应的训练方法与要求。 1 各个时期的主要发球与发球规则 纵观发球发展的历史，每一次发球规则的修改，都是由于乒乓球运动技术有了新的发展，发球给对方造成了较大的威胁，从而降低了比赛的对抗性和观赏性，使竞赛活动出现新的情况下产生的。自从19世纪后半叶有了乒乓球运动以来，就有了发球，但由于当时所使用的器材与现在大不一样，不可能发出有一定速度和旋转质量的球。因此，规则并没有对发球 进行过多的限制。50年代海绵拍的出现，发球的旋转才从单一的用胶皮后发下旋球发展到可以发现旋转较强的侧上、侧下旋球。并随之出现了“下蹲式”合力发球，由于这种发球受合力影响，旋转较强烈，有较大的威胁。第28届世乒赛后，国际“乒联”对规则进行了修改，规定了抛起的球从最高点下降时才能击球，因此认定合力发球是不合法发球。60年代随着乒乓球运动的发展，发球质量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更注重发球的旋转与速度，开始出现了高抛发球，但由于并没有给接球方带来很大的威胁，所以，规则并未对这些新的发球技术进行过多的限制。70年代我国的前三板技术有了新发展，发球技术也有了较大的突破。尤其是进一步发展和创新了高抛发球的技术,使它能够在同一位置用相似的手法发出不同旋转和落点的球，并且这一技术很快被世界各国的运动员广泛采用，发球逐渐给接球方带来了威胁。80年代，发球的隐蔽性和威胁性越来越突出。尤其是运动员充分利用发球规则的不完善或漏洞，运用各种手段，使比赛出现了“观众难理解、选手难掌握”的危机现象。如发球时利用相同颜色但不同性能的球拍进行“倒拍”和“遮挡”并配以发球跺脚，让对方无法判断是用什么样的覆盖物击的球，使接球员在接球的瞬间成为“瞎子”和“聋子”，使发球的效果达到了令乒坛舆论为之哗然的地步。国际“乒联”为了降低发球的“隐蔽性、突然性、威胁性”，让乒乓球运动具有观赏性，便对规则进行了一场“革命”。要求球拍的两面必须是不同颜色，发球时，球拍必须始终高于球台水平面；发球时不能跺脚；击球时，球同球网之间的距离不得比身体同球网之间的距离更远等一系列的修改。 进入21世纪，乒乓球运动已经处于一个巅峰时代，各种打法的技术已近极致，很难有大幅度的突破。为了推动乒乓球运动更好地走向社会，进入市场，让比赛变得更加激烈、精彩。国际乒联又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如球体变大；比分缩短以及发球无遮挡等。使发球技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限制，把发球的威胁降到了最低。 2 提高发球质量的三大要素 从发球规则演变的历史来看，各个时期发球规则的修改都是要最大限度地降低发球所造成的威胁。因此要想从根本上提高发球的质量，做到让对方即使能看清球的旋转，也照样“吃”发球，就必须增强发球内在的技术质量，而衡量发球质量优劣的标准，主要取决于发球的速度、旋转和落点的配合上。 2．1 加强发球旋转的变化。乒乓球的旋转，在现代乒乓球技术中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首先，用球拍合适的部位触球，有利于增强球的旋转，如：用正手发下旋球时，用拍面的左侧接触球，就能制造较强的旋转；反之，便很难制造旋转。其次，加强摩擦是制造旋转的关键。摩擦是指作用力线远离球心，但并非越薄越好，如果过薄，反而造成球在拍面上打滑。因此击球时先要使球拍“吃”住球，再增大球的摩擦力。 2．2 控制球的落点。控制发球落点变化是发球中的一个主要环节，发球落点必须长短结合、轻重结合、左右结合。如果只发短球而没有长球的配合，即使发的再短，落点再刁，也很难给对方造成威胁。因此，要做到用同一个手法发出不同落点和旋转性质的球。 2．3 提高球的速度。发球时，球速的快慢与球拍挥动的速度有关，与球拍触球的一瞬间作用到球上力量的大小有关。如果在摩擦球的基础上，触球时的爆发力越大，其发球的质量就越高。因此，要充分利用引拍，就像助跑一样。必须有一定的挥臂时间。在具备了一定的抛球高度的同时，充分发挥前臂、上臂、手腕和腰、腿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加快挥拍速度，使旋转与速度得到最大限度的提高。 3 发球训练的要求和训练的方法 3，1 要有恒心。发球训练是比较枯燥的，而且并非一朝一夕就能练就的，它需要经过长期训练的积累。要练好发球，除了要充分认识发球的作用，更主要的是要从小培养对发球的兴趣，只有对发球有了浓厚的兴趣，才有可能持之以恒地去琢磨它、研究它。 3．2 吃透发球规则的精神。高质量的发球必须规范，特别是对青少年运动必须讲明规则的要点，尤其是规则，必须对发球规则做到理解渗透。发球违例的现象有许多种，在青少年中比较常见的有：不执拍手未张开伸平；抛球时，不执拍低于比赛台面；抛球的高度低于16公分等。但目前更多的违例现象是遮挡发球。要做到发球无遮挡，就要求发球员的不执拍手在抛球后，应立即从发球员身体和球网之间的区域内拿开。因此，在进行发球训练时，就要注意纠正违规的发球技术，特别是要注意避免正手发球时用自己的身体、手臂、衣服等遮挡对方的现象。 3．3 建立正确的概念。在发球练习前，要让运动员了解球的旋转、落点和速度之间的关系，帮助运动员弄清各种发球的特性，明确各种发球方法及技术要领。要尽可能使发出的球具备力量重、落点刁、旋转强、速度快等特点。 3．4发球训练的手段 3．4．1 多球训练。这是发球训练中最基础的训练方法，它对于摸索发球规律、提高发球质量是很有效的。 3．4．2 高水平队员陪练。发球和接发球是一对相辅相成的技术，其互练的效果最好。如果接球方的接球能力较强，水平较高，就更有利于发球者尽快提高发球技术。而且可以在高水平接发球队员的指导下，有针对性地练习发球技术的某一环节，突破某一难点。 3．5 配套成龙，精练一套。为了某一种发球能发挥作用，必须要有配套的干扰配合。如，强烈下旋球，要有不转球配合；短球要有长球配合等。一套发球的变化应尽量多，包括速度、旋转和落点变化。但在训练中要求“精”，要根据自己特长，掌握一两种技术精、质量高的发球，切忌贪多求全而技术不精。 3．6 改进和创新发球技术，适应新规则。发球新规则并没有完全否定原来的一切发球技术，比如下蹲发球、反手低抛发球和反手高抛发球等都可以延用或加以改进和创新。尤其是反手高抛发球，由于反手发球的击球位置原本就在发球方身体的前面，比较容易适应新规则的要求，加上高抛发球能够加快球的速度、加大球的力量，从而增加球的旋转。因此，着重研究反手高抛发球技术并加以创新，显然有其优越的条件。 求学岁月 一个运动员的求学悬梁岁月 出处： 如果亚运会、世乒赛和奥运会的冠军是我乒乓球生涯的三大满贯，那么清华获得学士学位、诺丁汉大学硕士毕业和取得剑桥博士，就是我要完成的另一项大满贯。 ——邓亚萍 1997年退役进入清华大学，2001年拿下学士学位，同年9月进入英国诺丁汉大学，2002年12月12日，获硕士学位，同年进入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 邓亚萍用求学路上一路奋斗的故事讲述—— 清华：求学从写26个英文字母开始 “临近退役时，我便开始设计自己将来的路，有人认为运动员只能在自己熟悉的运动项目中继续工作，而我就是要证明：运动员不仅能够打好比赛，同时也能做好其他事情。那天我不当运动员了，我的新起点也就开始了。”邓亚萍说。 “1996年底，我被萨老提名为国际奥委会运动委员会委员。我明白，这既是国际奥委会的重用和信任，也是一次严峻的挑战。奥委会的办公语言是英语和法语。然而，这时我的英语基础几乎是零，法语也是一窍不通。面对如此重要的工作岗位和自己外语水平的反差，我心里急得火上房。”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结束后，邓亚萍接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初进清华时，她的英文几乎是一张白纸，既没有英文的底子，更别说有口语交流的能力。 “怀着兴奋而又忐忑的心情迈进清华大学。老师想看看我的水平——你写出26个英文字母看看。我费了一阵心思总算写了出来，看着一会儿大写，一会儿小写的字母，我有些不好意思——老师，就这个样子了。但请老师放心，我一定努力学好！”她有些羞愧但更相信自己的努力。 “上课时老师的讲述对我而言无异于天书，我只能尽力一字不漏地听着、记着，回到宿舍，再一点点翻字典，一点点硬啃硬记。我给自己制定了学习计划：一切从零开始，坚持三个第一——即从课本第一页学起，从第一个字母、第一个单词背起；一天必须保证14个小时的学习时间，每天5点准时起床，读音标、背单词、练听力，直到正式上课；晚上整理讲义，温习功课，直到深夜12点。”由于全身心地投入学习，邓亚萍几乎完全取消了与朋友们的聚会及无关紧要的社会活动，就连给父母打电话的次数也大大减少。为了提高自己的听力和会话能力，她除了定期光顾语音室，还买来多功能复读机，过去用于听音乐的“随身听”也“转业”做了英语磁带的单放机。由于总是一边听磁带，一边跟着读。同学们总是跟她开玩笑：“亚萍，你成天读个不停，当心嘴唇磨出茧子呀！”“但我相信：没有超人的付出，就不会有超人的成绩。这也是我多年闯荡赛场的切身体验。” 学习是紧张的，每天的课程都排得满满的。除学习之外，邓亚萍每周还要三次往返几十里路到国家队训练基地进行训练，疲劳程度可想而知。 “每天清晨起床时，我都会发现枕头上有许多头发，梳头的时候也会有一把一把的头发脱落下来。对此我并不太在意，倒是教练和队友见到我十分惊讶地说：‘小邓，你怎么了？’我说：‘没什么，可能是学习的用脑和打球的用脑不一样吧。’” “虽然都是一个‘苦’字，但此时的我却有不一样的感受：以前当运动员，训练累得实在动不了，同伴们一阵加油声，一咬牙，挺过来了；遇到了难题、关坎，教练一点拨，通了；比赛遇到困难，观众一阵吼声，劲头上来了，转危为安。但读书呢，常常要一个人孤零零面壁苦思，那种清苦、孤独是另样的折磨，没意志、没恒心是坚持不下去的。” 为了更快地掌握英语，几位英语老师建议邓亚萍到国外去学习一段时间，在他们的热心帮助下，经清华大学和国家体育总局批准，1998年初，刚在清华读了几个月的邓亚萍作为交换生被送到英国剑桥大学语言中心突击英语。 剑桥：每天凌晨5点起床攻读 1998年2月26日邓亚萍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飞向剑桥。对她来说，这自然是非常难得的机会，但却又是一个艰难的起步。 “第二天就是开学上课的日子，全班一共9个同学，教室不大，9张课桌椅向着黑板，摆成半圆形。老师先让大家做自我介绍。接下来给每人发了两张讲义就开始讲课，课堂上没什么纪律，讲解方式也很随意，老师一讲课，同学们一边七嘴八舌地抢着回答问题。我在云山雾罩中上完了课。四、五个星期过去了，每天十五、六个小时的付出，收效并不大，英语水平的提高也不显著。作为一个插班生要赶上其他同学困难太大。加上没有教材，每次上课才能拿到老师发的讲义，这种教学方法也很难让我适应。” “生活的环境也不尽人意。到英国留学的留学生，多数都是住在学校所安排的英国人家里，我也不例外。本想住在英国人家里，一来可以更多地了解英国的风俗民情，二来可以有更多的英国会话机会。但是我所居住的这个女房东家，距学校太远，而且房费伙食费很高，每月除了要交200多英镑房租，还要交100多英镑饭费，两项合起来每月的支出约合人民币将近5000元。对一个自费到英国上学的我来说，惜金和惜时同样重要。” “记得当我头一次穿着防雨运动衣，骑着自行车到学校时，许多同学见了都大为不解：怎么世界冠军还骑自行车来上学？是啊，世界冠军也是凡人，我的所有，是我用汗水换来的，它来之不易，我必须十分珍惜它。学习和生活上的困难困扰着我，我急切盼望能改变这种状况。” “刚到英国不久，我想往家寄点钱，然而到邮局拿了单子，却不知如何填写，邮局的人在单子上指指点点，我却一脸茫然，我站在邮局前，两眼发呆，我能怎办？问谁去？问了，自己还是听不懂，最后，只好悻悻而归。” “开学前，为了让我熟悉一下环境，房东开车送我去学校转了一圈。第二天人家不送了，我虽然买了辆自行车，却找不到上学的路了，七拐八拐，赶到学校已经上课了。一向守时的我成了迟到生。我急得蹦出几个单词解释，然而解释不明白，那滋味，那窘迫，现在都忘不了！” 邓亚萍就读的纽汉姆学院是隶属剑桥大学的一所小学院，类似于国内的语言进修学院。这里的学生主要以外国留学生为主，而邓亚萍是唯一来自中国内地的留学生，她主修的是英语，学期为三个月。邓亚萍来剑桥后学习压力挺大，加上留学时间短，她几乎天天闭门苦读。 “刚到剑桥的那段时间，我虽然比较刻苦，效果却不十分明显。我知道，这是因为自己的语言基础还相当薄弱，要想在剑桥这个精英云集的学府里站得住、学得好，更需要全力以赴地去拼搏。做学问与体育训练一样，没有任何捷径可寻，更不会有天上掉馅饼的美事儿，一切靠自己去拼去搏吧。”为了赶功课，邓亚萍起早贪黑，每天只睡几小时。 “开始的一两个月之内，根本听不懂老师在上面讲什么，我把老师所有写在黑板上的东西照抄一遍。回到家里以后，自己再翻字典，再看。每天的生活比较单调，上课时间是四个半小时。下了课还有很多作业，吃饭对我来说好像都很费事，中午休息的时间只有一个小时，我一般都不回宿舍，就是吃上午带去的三明治，然后看一会儿书。晚上经常吃的东西就是自己做的方便面条加青菜、西红柿和鸡蛋。几乎每天都学习到12点才能睡觉。” 虽然基础比其他同学差，她总是不甘心，想超过别人。这种好胜的心理后来才慢慢开始转变：“毕竟基础不同，从运动员到学生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折，学习上升也要有个过程，那些留在这儿的教授也是通过非常辛苦的努力，付出很大的代价以后才取得了这样的位置。” 为了使自己能挤出时间学习，邓亚萍把父母接到英国，照顾自己的生活起。“除了像在国内那样，整理讲义、查阅资料、练习听力外，课余时间我会深入人群，先听他们谈话，然后慢慢练习与他们对话。每次归来，我再反复琢磨，从中进一步挖掘英语的文化背景、历史变革、语言规律，以便帮助自己理解、分析英语，寻找学习规律。”经过一年多的努力，邓亚萍的口语和听力已进入班里的优等生行列。 回到清华，邓亚萍的毕业论文题目是《国球的历史及发展》。从开题报告、到第一次提交论文、以至论文的最终修订，邓亚萍不仅每一项都达到标准，而且步步提前，赶在时间表前完成。 “我终于带上了学士帽，在毕业典礼上，我用流利的英语向老师致词。” 诺丁汉：一看她学习的劲头就知道她是个世界冠军 2001年9月，邓亚萍从清华走进英国诺丁汉大学攻读硕士。“原本更喜欢剑桥，那里风景可人，令我心醉。可我还是投奔了诺丁汉大学，因为诺丁汉大学有全英国最棒的外语系。” “导师对我不太了解，似乎有些不放心，担心一个运动员能否完成学业。我恳切地对导师说：我可能比您的其他学生基础要差，请你多费心了，别人能听懂的课程，我可能要两次甚至多次，别人需要一年，我可能需要一年半甚至两年。但不管费多少力、多长时间，我都要把学业拿下来！我是那种很要强，性子也很犟的人，因此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好。” “在英国，修硕士有两种办法。一种是类似于应试教育。就是上一门课考一门，直到通过所有课程；另外一种是跟导师做课题研究，研究结束后做论文，如果论文通过就可以毕业，我采取的是第二种办法。比语言更难的是这里的学习方式，和国内真是大不一样。我有自己的导师，但并不经常见面。往往是他给我提供一个阅读书目清单，我自己到图书馆或大学找书，然后阅读。有了问题才和他预约见面、答疑。开始时，我很不习惯这种方式。而且我修的方向是‘中国当代研究’，一个似乎和体育无关的冷门专业，即便图书馆里也不一定有相关材料。这样，我就必须在不同的图书馆和大学里去找。不过，现在看来，这也是我在国外学习的重要收获之一。新的学习方式让我学会了在纷繁复杂的情况下找到实现目标的办法。” 邓亚萍的学习心态从一开始一心想超过别人的好胜心，逐渐改为跟上就行的平常心，因为她看到了自己在学习基础上的差距。“打球的时候，视力两眼都是1.5，上学以后下降得很快，现在有一只眼已经0.6了。学习和打球相比完全是两码事，睡眠不足，上课总是犯困，眼睛睁不开，越坐越困，恨不得用根棍儿把眼皮撑起来。可对面坐着的是老师，你又不可能睡觉，更不可能溜号。刚开始时这种感觉特别明显，后来慢慢适应了这种生活，知道该怎样安排好作息，找到一些规律。” “我的研究课题则是《从小脚女人到奥运冠军》，例子用的就是中国女子乒乓球队。为了研究这个课题，我阅读了一些对中国女运动员的研究材料，大部分是外国人写的。这些外国人并没有真正了解中国女运动员的生活和成长经历，因此他们的研究并不到位。我希望能够从我开始，有人真正关注中国妇女和中国女运动员的研究。我也希望通过在国外学习，在工作中，便可以尽量避免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而引起的误会，以便更好地介绍中国，让世界了解中国。而在国际体育界，能让人理解你的见解，接纳你的主张并非易事。” 学习上的她拿出打球时的劲头。能吃苦就不必说了，最可贵的是她十分敢说。按说老师安排的课程已经呈饱和状，每周天天有课，周末的作业也不轻松，做罢作业还要准备下一周的课，周而复始。可她还是觉得“吸收”得不够，她都有点“贪”了。 也难怪，她心里真的是着急。邓亚萍刚撂下球拍儿，就成了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一位年轻的委员，她恨不得赴会时能立马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于是，这位乒乓球世界冠军心底悄悄萌生着愿望，早一点进入高级班，明年向Master进军。英语是她的第一个关卡！ 在诺丁汉大学上课的过程中，邓亚萍总是抓住一切机会抢着发言。老师用开玩笑的口吻说从她学习的劲头可以看得出这是一个世界冠军。“下了课，我必须匆匆赶到另一个老师那里去做个别辅导，这是学校针对每个学生在学习中遇到的问题不同而特别安排的单独辅导时间。每次出去开会之前，我的老师都会帮助我准备发言材料，纠正我的语音语调和演讲的方式方法。另外学校还专门为我开了一门课，教我如何用英语进行采访。在学校我过着典型的大学生三点一线式生活，和校园里那些普通的女孩子没有什么区别。” “这个硕士学位我非拿不可，而且一定要在国外的大学里拿到。”那样的话，在我国的奥运会冠军当中，她可能又拿了一项第一。作为诺丁汉大学的一名学生，邓亚萍每天的时间表比较紧。“除了上语言系的课，还要上英语系的课。下了课还有很多作业，中午休息的时间只有一个小时。” “过语言关对我来说还有着另外的意义。当时我是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委员，同时还负责国际乒联的一个项目，如果你没有办法跟别人交流，那么一切都是零。同时还有一个公众形象，就是说我毕竟代表着是中国，同时代表着中国运动员，所以精神风貌是很重要的。” 一年后，邓亚萍面对严格的考官，用英语宣读了3万5千字的论文——《从小脚女人到奥运冠军》。 以翔实生动的材料和清晰有力的论点论述了中国妇女及中国妇女体育的巨大发展和变化。临场考官的一致结论是：无条件一次通过！2002年12月22日，她如愿获得硕士学位。萨马兰奇先生称赞她“拥有了打开世界大门的钥匙”。 至此，从1997年进入清华大学起，邓亚萍已在校园度过了近六个春秋，并将自己当年小学三年级的“学历”变为研究生学历。邓亚萍坦言，从运动员到学生，尤其是一个留学生，她付出的努力并不亚于打球。“从对英语一窍不通到熟练的用英语与教授交流，从人生地不熟到朋友遍英国，从开始时的迷茫到后来的迎接挑战，每一步都走得很辛苦。但海外生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让我真正了解了世界。” 其间，她还作为北京申奥成员，赴莫斯科为北京赢得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作了贡献。 2001年7月13日，邓亚萍用流利的英语向国际奥委会委员呼吁：请给中国运动员一个机会，让我们做一次奥运会的东道主！ 再回剑桥：学习、紧张工作与速冻饺子 知识，没有止境。2002年，她如同一个长跑运动员，又站在新的起跑线上，开始新的拼搏——满怀信心地攻读剑桥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2008奥运会对当代中国的影响”，邓亚萍的“中国研究”又得以继续下去了。 2003年2月24日，正在剑桥攻读博士的邓亚萍又回来了，在北京奥组委，新的忙碌又开始了。“我在剑桥的导师彼德·纽伦是一位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已经研究中国经济30余年，他深知2008年奥运会对拉动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会有极高的经济研究价值，他认为我回国，不仅能为祖国服务，也能为论文收集第一手珍贵材料，因此，他特例批我回国边工作，边学习。未来的工作很艰苦，但这是非常好的机会。” 2004年的春节假期，她为了赶写剑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放弃了与亲人的团聚，买来一堆速冻饺子，每天的水饺餐伴她度过了假日。 “有人可能觉得我这是自讨苦吃，甚至有人说你的荣誉多得一大把，不攻读什么学位，后半生照样可以过得不错，即使读学位也不必那么辛苦，甚至不妨找个‘枪手’代笔写论文。但我读书上大学可不是为了‘镀金’，我上学只是要圆自己的读书之梦。我从自己与外国朋友交往中深切感受到知识缺乏、交流不畅。尽管基础差，我不想投机取巧走捷径，更不要说我就读的清华、剑桥等国际知名大学治学严谨，容不得弄虚作假！” 饺子可以速冻，人才却难以速成。邓亚萍学业上的成功与打乒乓球的辉煌，其实并非得益于她具备多大的天赋。恰恰相反，无论学业还是打球，她都是在先天条件不大有利的情况下，靠坚韧不拔的毅力，靠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在人生道路上不断夺取新的金牌。 “我现在依然是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体育与环境委员会和改革委员会三个委员。特别是运动员委员会，委员都是很有名的奥运会冠军，都有自己代表的权益，很长一段时间我是惟一的亚洲委员，因此我不仅代表中国，而且还是亚洲的代表，有责任为亚洲和第三世界国家运动员争取权益。”在邓亚萍的努力下，运动员委员会已经向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提出在推举奥委会委员时必须有一名(共8人)亚洲委员的建议。 而她在剑桥的博士学业也已经到了第二年，谈到学业，邓亚萍说：“难啊，真是太难了，感觉压力很大。一天到头就是绷着，所以感觉特别辛苦。但我要感谢当学生的这段经历，因为它让我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找到了自己新的价值。如果亚运会、世乒赛和奥运会的冠军是我乒乓球生涯的三大满贯，那么清华获得学士学位、诺丁汉大学硕士毕业和取得剑桥博士，就是我要完成的另一项大满贯。”拼搏、拼搏、再拼搏！无论是做运动员还是做学生，邓亚萍对自己的要求都几近苛刻：“必须做好，我没有理由做不好！”这就是一份自信！乒乓球1890年首次出现在英国，当时是一项贵族运动。欧洲人至今把乒乓球称为"桌上的网球",由此可知,乒乓球是由网球发展而来。19世纪末,欧洲盛行网球运动,但由於受到场地和天气的限制,英国有些大学生便把网球移到室内,以餐桌为球台,书作球网,用羊皮纸做球拍,在餐桌上打来打去。 20世纪初,乒乓球运动在欧洲和亚洲蓬勃开展起来。1926年,在德国柏林举行了国际乒乓球邀请赛。后被追认为第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同时成立了国际乒乓球联合会。 乒乓球运动的广泛开展,促使球拍和球有了很大改进。最初的球拍是块略经加工的木板.后来有人在球拍上贴一层羊皮。随著现代工业的发展,欧洲人把带有胶粒的橡皮贴在球拍上。在50年代初,日本人又发明了贴有厚海绵的球拍。最初的球是一种类似网球的橡胶球,1890年,英国运动员吉布从美国带回一些作为玩具的赛璐珞球,用于乒乓球运动。 在名目繁多的乒乓球比赛中,最负盛名的是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起初每年举行一次,1957年后改为两年举行一次.。 在乒乓球运动进入奥运会之前，它经历了一漫长的发展阶段。 1980年，乒乓球被发明出来。 1952年，在孟买的世界锦标赛上，日本选手首次使用橡胶面的球拍，引起了轰动。 1952年，日本人佐藤博治成为第一个赢得世界冠军的亚洲选手，这次冠军预示着日后亚洲人对这项运动的主宰。 1954年，亚洲选手，特别是中国和日本选手使用了由南斯拉夫人发明的直拍握法。当时，流行的握拍方法是匈牙利著名选手维克托-巴那使用的传统握拍法。 1971年，这一年的4月13日，美国乒乓球队到北京和中国队进行了比赛，他们最后以1比13输给东道主，但这次比赛开通了中美两国的外交关系。 1981年，乒乓球作为奥运项目得到国际奥委会
求学岁月 一个运动员的求学悬梁岁月 出处： 如果亚运会、世乒赛和奥运会的冠军是我乒乓球生涯的三大满贯，那么清华获得学士学位、诺丁汉大学硕士毕业和取得剑桥博士，就是我要完成的另一项大满贯。 ——邓亚萍 1997年退役进入清华大学，2001年拿下学士学位，同年9月进入英国诺丁汉大学，2002年12月12日，获硕士学位，同年进入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 邓亚萍用求学路上一路奋斗的故事讲述—— 清华：求学从写26个英文字母开始 “临近退役时，我便开始设计自己将来的路，有人认为运动员只能在自己熟悉的运动项目中继续工作，而我就是要证明：运动员不仅能够打好比赛，同时也能做好其他事情。那天我不当运动员了，我的新起点也就开始了。”邓亚萍说。 “1996年底，我被萨老提名为国际奥委会运动委员会委员。我明白，这既是国际奥委会的重用和信任，也是一次严峻的挑战。奥委会的办公语言是英语和法语。然而，这时我的英语基础几乎是零，法语也是一窍不通。面对如此重要的工作岗位和自己外语水平的反差，我心里急得火上房。”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结束后，邓亚萍接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初进清华时，她的英文几乎是一张白纸，既没有英文的底子，更别说有口语交流的能力。 “怀着兴奋而又忐忑的心情迈进清华大学。老师想看看我的水平——你写出26个英文字母看看。我费了一阵心思总算写了出来，看着一会儿大写，一会儿小写的字母，我有些不好意思——老师，就这个样子了。但请老师放心，我一定努力学好！”她有些羞愧但更相信自己的努力。 “上课时老师的讲述对我而言无异于天书，我只能尽力一字不漏地听着、记着，回到宿舍，再一点点翻字典，一点点硬啃硬记。我给自己制定了学习计划：一切从零开始，坚持三个第一——即从课本第一页学起，从第一个字母、第一个单词背起；一天必须保证14个小时的学习时间，每天5点准时起床，读音标、背单词、练听力，直到正式上课；晚上整理讲义，温习功课，直到深夜12点。”由于全身心地投入学习，邓亚萍几乎完全取消了与朋友们的聚会及无关紧要的社会活动，就连给父母打电话的次数也大大减少。为了提高自己的听力和会话能力，她除了定期光顾语音室，还买来多功能复读机，过去用于听音乐的“随身听”也“转业”做了英语磁带的单放机。由于总是一边听磁带，一边跟着读。同学们总是跟她开玩笑：“亚萍，你成天读个不停，当心嘴唇磨出茧子呀！”“但我相信：没有超人的付出，就不会有超人的成绩。这也是我多年闯荡赛场的切身体验。” 学习是紧张的，每天的课程都排得满满的。除学习之外，邓亚萍每周还要三次往返几十里路到国家队训练基地进行训练，疲劳程度可想而知。 “每天清晨起床时，我都会发现枕头上有许多头发，梳头的时候也会有一把一把的头发脱落下来。对此我并不太在意，倒是教练和队友见到我十分惊讶地说：‘小邓，你怎么了？’我说：‘没什么，可能是学习的用脑和打球的用脑不一样吧。’” “虽然都是一个‘苦’字，但此时的我却有不一样的感受：以前当运动员，训练累得实在动不了，同伴们一阵加油声，一咬牙，挺过来了；遇到了难题、关坎，教练一点拨，通了；比赛遇到困难，观众一阵吼声，劲头上来了，转危为安。但读书呢，常常要一个人孤零零面壁苦思，那种清苦、孤独是另样的折磨，没意志、没恒心是坚持不下去的。” 为了更快地掌握英语，几位英语老师建议邓亚萍到国外去学习一段时间，在他们的热心帮助下，经清华大学和国家体育总局批准，1998年初，刚在清华读了几个月的邓亚萍作为交换生被送到英国剑桥大学语言中心突击英语。 剑桥：每天凌晨5点起床攻读 1998年2月26日邓亚萍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飞向剑桥。对她来说，这自然是非常难得的机会，但却又是一个艰难的起步。 “第二天就是开学上课的日子，全班一共9个同学，教室不大，9张课桌椅向着黑板，摆成半圆形。老师先让大家做自我介绍。接下来给每人发了两张讲义就开始讲课，课堂上没什么纪律，讲解方式也很随意，老师一讲课，同学们一边七嘴八舌地抢着回答问题。我在云山雾罩中上完了课。四、五个星期过去了，每天十五、六个小时的付出，收效并不大，英语水平的提高也不显著。作为一个插班生要赶上其他同学困难太大。加上没有教材，每次上课才能拿到老师发的讲义，这种教学方法也很难让我适应。” “生活的环境也不尽人意。到英国留学的留学生，多数都是住在学校所安排的英国人家里，我也不例外。本想住在英国人家里，一来可以更多地了解英国的风俗民情，二来可以有更多的英国会话机会。但是我所居住的这个女房东家，距学校太远，而且房费伙食费很高，每月除了要交200多英镑房租，还要交100多英镑饭费，两项合起来每月的支出约合人民币将近5000元。对一个自费到英国上学的我来说，惜金和惜时同样重要。” “记得当我头一次穿着防雨运动衣，骑着自行车到学校时，许多同学见了都大为不解：怎么世界冠军还骑自行车来上学？是啊，世界冠军也是凡人，我的所有，是我用汗水换来的，它来之不易，我必须十分珍惜它。学习和生活上的困难困扰着我，我急切盼望能改变这种状况。” “刚到英国不久，我想往家寄点钱，然而到邮局拿了单子，却不知如何填写，邮局的人在单子上指指点点，我却一脸茫然，我站在邮局前，两眼发呆，我能怎办？问谁去？问了，自己还是听不懂，最后，只好悻悻而归。” “开学前，为了让我熟悉一下环境，房东开车送我去学校转了一圈。第二天人家不送了，我虽然买了辆自行车，却找不到上学的路了，七拐八拐，赶到学校已经上课了。一向守时的我成了迟到生。我急得蹦出几个单词解释，然而解释不明白，那滋味，那窘迫，现在都忘不了！” 邓亚萍就读的纽汉姆学院是隶属剑桥大学的一所小学院，类似于国内的语言进修学院。这里的学生主要以外国留学生为主，而邓亚萍是唯一来自中国内地的留学生，她主修的是英语，学期为三个月。邓亚萍来剑桥后学习压力挺大，加上留学时间短，她几乎天天闭门苦读。 “刚到剑桥的那段时间，我虽然比较刻苦，效果却不十分明显。我知道，这是因为自己的语言基础还相当薄弱，要想在剑桥这个精英云集的学府里站得住、学得好，更需要全力以赴地去拼搏。做学问与体育训练一样，没有任何捷径可寻，更不会有天上掉馅饼的美事儿，一切靠自己去拼去搏吧。”为了赶功课，邓亚萍起早贪黑，每天只睡几小时。 “开始的一两个月之内，根本听不懂老师在上面讲什么，我把老师所有写在黑板上的东西照抄一遍。回到家里以后，自己再翻字典，再看。每天的生活比较单调，上课时间是四个半小时。下了课还有很多作业，吃饭对我来说好像都很费事，中午休息的时间只有一个小时，我一般都不回宿舍，就是吃上午带去的三明治，然后看一会儿书。晚上经常吃的东西就是自己做的方便面条加青菜、西红柿和鸡蛋。几乎每天都学习到12点才能睡觉。” 虽然基础比其他同学差，她总是不甘心，想超过别人。这种好胜的心理后来才慢慢开始转变：“毕竟基础不同，从运动员到学生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折，学习上升也要有个过程，那些留在这儿的教授也是通过非常辛苦的努力，付出很大的代价以后才取得了这样的位置。” 为了使自己能挤出时间学习，邓亚萍把父母接到英国，照顾自己的生活起。“除了像在国内那样，整理讲义、查阅资料、练习听力外，课余时间我会深入人群，先听他们谈话，然后慢慢练习与他们对话。每次归来，我再反复琢磨，从中进一步挖掘英语的文化背景、历史变革、语言规律，以便帮助自己理解、分析英语，寻找学习规律。”经过一年多的努力，邓亚萍的口语和听力已进入班里的优等生行列。 回到清华，邓亚萍的毕业论文题目是《国球的历史及发展》。从开题报告、到第一次提交论文、以至论文的最终修订，邓亚萍不仅每一项都达到标准，而且步步提前，赶在时间表前完成。 “我终于带上了学士帽，在毕业典礼上，我用流利的英语向老师致词。” 诺丁汉：一看她学习的劲头就知道她是个世界冠军 2001年9月，邓亚萍从清华走进英国诺丁汉大学攻读硕士。“原本更喜欢剑桥，那里风景可人，令我心醉。可我还是投奔了诺丁汉大学，因为诺丁汉大学有全英国最棒的外语系。” “导师对我不太了解，似乎有些不放心，担心一个运动员能否完成学业。我恳切地对导师说：我可能比您的其他学生基础要差，请你多费心了，别人能听懂的课程，我可能要两次甚至多次，别人需要一年，我可能需要一年半甚至两年。但不管费多少力、多长时间，我都要把学业拿下来！我是那种很要强，性子也很犟的人，因此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好。” “在英国，修硕士有两种办法。一种是类似于应试教育。就是上一门课考一门，直到通过所有课程；另外一种是跟导师做课题研究，研究结束后做论文，如果论文通过就可以毕业，我采取的是第二种办法。比语言更难的是这里的学习方式，和国内真是大不一样。我有自己的导师，但并不经常见面。往往是他给我提供一个阅读书目清单，我自己到图书馆或大学找书，然后阅读。有了问题才和他预约见面、答疑。开始时，我很不习惯这种方式。而且我修的方向是‘中国当代研究’，一个似乎和体育无关的冷门专业，即便图书馆里也不一定有相关材料。这样，我就必须在不同的图书馆和大学里去找。不过，现在看来，这也是我在国外学习的重要收获之一。新的学习方式让我学会了在纷繁复杂的情况下找到实现目标的办法。” 邓亚萍的学习心态从一开始一心想超过别人的好胜心，逐渐改为跟上就行的平常心，因为她看到了自己在学习基础上的差距。“打球的时候，视力两眼都是1.5，上学以后下降得很快，现在有一只眼已经0.6了。学习和打球相比完全是两码事，睡眠不足，上课总是犯困，眼睛睁不开，越坐越困，恨不得用根棍儿把眼皮撑起来。可对面坐着的是老师，你又不可能睡觉，更不可能溜号。刚开始时这种感觉特别明显，后来慢慢适应了这种生活，知道该怎样安排好作息，找到一些规律。” “我的研究课题则是《从小脚女人到奥运冠军》，例子用的就是中国女子乒乓球队。为了研究这个课题，我阅读了一些对中国女运动员的研究材料，大部分是外国人写的。这些外国人并没有真正了解中国女运动员的生活和成长经历，因此他们的研究并不到位。我希望能够从我开始，有人真正关注中国妇女和中国女运动员的研究。我也希望通过在国外学习，在工作中，便可以尽量避免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而引起的误会，以便更好地介绍中国，让世界了解中国。而在国际体育界，能让人理解你的见解，接纳你的主张并非易事。” 学习上的她拿出打球时的劲头。能吃苦就不必说了，最可贵的是她十分敢说。按说老师安排的课程已经呈饱和状，每周天天有课，周末的作业也不轻松，做罢作业还要准备下一周的课，周而复始。可她还是觉得“吸收”得不够，她都有点“贪”了。 也难怪，她心里真的是着急。邓亚萍刚撂下球拍儿，就成了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一位年轻的委员，她恨不得赴会时能立马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于是，这位乒乓球世界冠军心底悄悄萌生着愿望，早一点进入高级班，明年向Master进军。英语是她的第一个关卡！ 在诺丁汉大学上课的过程中，邓亚萍总是抓住一切机会抢着发言。老师用开玩笑的口吻说从她学习的劲头可以看得出这是一个世界冠军。“下了课，我必须匆匆赶到另一个老师那里去做个别辅导，这是学校针对每个学生在学习中遇到的问题不同而特别安排的单独辅导时间。每次出去开会之前，我的老师都会帮助我准备发言材料，纠正我的语音语调和演讲的方式方法。另外学校还专门为我开了一门课，教我如何用英语进行采访。在学校我过着典型的大学生三点一线式生活，和校园里那些普通的女孩子没有什么区别。” “这个硕士学位我非拿不可，而且一定要在国外的大学里拿到。”那样的话，在我国的奥运会冠军当中，她可能又拿了一项第一。作为诺丁汉大学的一名学生，邓亚萍每天的时间表比较紧。“除了上语言系的课，还要上英语系的课。下了课还有很多作业，中午休息的时间只有一个小时。” “过语言关对我来说还有着另外的意义。当时我是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委员，同时还负责国际乒联的一个项目，如果你没有办法跟别人交流，那么一切都是零。同时还有一个公众形象，就是说我毕竟代表着是中国，同时代表着中国运动员，所以精神风貌是很重要的。” 一年后，邓亚萍面对严格的考官，用英语宣读了3万5千字的论文——《从小脚女人到奥运冠军》。 以翔实生动的材料和清晰有力的论点论述了中国妇女及中国妇女体育的巨大发展和变化。临场考官的一致结论是：无条件一次通过！2002年12月22日，她如愿获得硕士学位。萨马兰奇先生称赞她“拥有了打开世界大门的钥匙”。 至此，从1997年进入清华大学起，邓亚萍已在校园度过了近六个春秋，并将自己当年小学三年级的“学历”变为研究生学历。邓亚萍坦言，从运动员到学生，尤其是一个留学生，她付出的努力并不亚于打球。“从对英语一窍不通到熟练的用英语与教授交流，从人生地不熟到朋友遍英国，从开始时的迷茫到后来的迎接挑战，每一步都走得很辛苦。但海外生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让我真正了解了世界。” 其间，她还作为北京申奥成员，赴莫斯科为北京赢得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作了贡献。 2001年7月13日，邓亚萍用流利的英语向国际奥委会委员呼吁：请给中国运动员一个机会，让我们做一次奥运会的东道主！ 再回剑桥：学习、紧张工作与速冻饺子 知识，没有止境。2002年，她如同一个长跑运动员，又站在新的起跑线上，开始新的拼搏——满怀信心地攻读剑桥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2008奥运会对当代中国的影响”，邓亚萍的“中国研究”又得以继续下去了。 2003年2月24日，正在剑桥攻读博士的邓亚萍又回来了，在北京奥组委，新的忙碌又开始了。“我在剑桥的导师彼德·纽伦是一位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已经研究中国经济30余年，他深知2008年奥运会对拉动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会有极高的经济研究价值，他认为我回国，不仅能为祖国服务，也能为论文收集第一手珍贵材料，因此，他特例批我回国边工作，边学习。未来的工作很艰苦，但这是非常好的机会。” 2004年的春节假期，她为了赶写剑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放弃了与亲人的团聚，买来一堆速冻饺子，每天的水饺餐伴她度过了假日。 “有人可能觉得我这是自讨苦吃，甚至有人说你的荣誉多得一大把，不攻读什么学位，后半生照样可以过得不错，即使读学位也不必那么辛苦，甚至不妨找个‘枪手’代笔写论文。但我读书上大学可不是为了‘镀金’，我上学只是要圆自己的读书之梦。我从自己与外国朋友交往中深切感受到知识缺乏、交流不畅。尽管基础差，我不想投机取巧走捷径，更不要说我就读的清华、剑桥等国际知名大学治学严谨，容不得弄虚作假！” 饺子可以速冻，人才却难以速成。邓亚萍学业上的成功与打乒乓球的辉煌，其实并非得益于她具备多大的天赋。恰恰相反，无论学业还是打球，她都是在先天条件不大有利的情况下，靠坚韧不拔的毅力，靠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在人生道路上不断夺取新的金牌。 “我现在依然是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体育与环境委员会和改革委员会三个委员。特别是运动员委员会，委员都是很有名的奥运会冠军，都有自己代表的权益，很长一段时间我是惟一的亚洲委员，因此我不仅代表中国，而且还是亚洲的代表，有责任为亚洲和第三世界国家运动员争取权益。”在邓亚萍的努力下，运动员委员会已经向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提出在推举奥委会委员时必须有一名(共8人)亚洲委员的建议。 而她在剑桥的博士学业也已经到了第二年，谈到学业，邓亚萍说：“难啊，真是太难了，感觉压力很大。一天到头就是绷着，所以感觉特别辛苦。但我要感谢当学生的这段经历，因为它让我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找到了自己新的价值。如果亚运会、世乒赛和奥运会的冠军是我乒乓球生涯的三大满贯，那么清华获得学士学位、诺丁汉大学硕士毕业和取得剑桥博士，就是我要完成的另一项大满贯。”拼搏、拼搏、再拼搏！无论是做运动员还是做学生，邓亚萍对自己的要求都几近苛刻：“必须做好，我没有理由做不好！”这就是一份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