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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讨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内涵、我国现阶段计划经济的特点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一、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实质主要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计划经济是一种社会经济制度。李震中等同志认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里，产生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有必要也有可能有计划地调节社会生产。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越高，国民经济计划的程度也就越高。相反，如果公有制遭到损害，经济发展的计划性也必然会受到破坏。计划经济也离不开无产阶级专政。计划经济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为前提的、有计划发展国民经济的社会经济制度。 第二种意见，计划经济是一种管理经济的方法。持这种意见的人不同意把计划经济看成是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其理由是：社会经济制度较之计划经济所含的内容要广泛得多；如果把计划经济说成社会经济制度，那么，“计划经济为主”，是否意味着社会经济制度也有主辅之分？ 有人认为，把计划经济作为社会经济制度，就有可能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类根本性的社会经济制度相混淆。还有人认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计划对于管理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基本的方法，而且计划是具有约束力的。计划经济就是通过制订和组织执行统一的经济计划进行管理的国民经济。对资本主义来说，计划不是基本的管理方法，而且计划本身也只是预测性的。 第三种意见，计划经济既是一种经济制度，也是一种经济活动和管理形式。王积业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对计划经济的理解，应该包括三层意思。首先，计划经济是一种经济制度。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经济制度，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愿望，而决定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其次，计划经济也是一种经济活动。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整个经济运动过程，都是有计划进行的。再次，计划经济又是一种管理形式。生产和流通的主体，是由国家通过统一计划进行管理和控制的。从计划管理的这个特点来看，由国家作计划进行安排的经济活动就是计划经济。 二、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特征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计划经济的特征表现为计划的整体性、直接性和目的性三个方面。整体性是说计划经济不是指个别经济单位或个别生产部门的计划性，而是指整个国民经济的计划性。只有个别企业、个别部门的计划性，而没有整个社会生产的计划性，这是市场经济的特征。直接性，是说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是通过社会对自己的劳动时间所进行的直接的自觉的控制实现的，也就是社会的用统一的经济计划来调节社会总劳动时间在各个生产部门间的分配比例，求得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平衡，达到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目的性，是说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有计划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另一种观点，认为计划经济的特征表现为“自觉”、“事先”、“稳妥”三个方面。“自觉”，是指计划的科学性，就是计划一定要在已经被认识了的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并按照它的要求妥善地制定出来。计划的内容要符合实际，实事求是。“事先”，是指计划的时间性，就是计划一定要在行动之前下达，否则，对行动将不能起指导作用，不能称其为计划。计划的制定和下达要及时、准确。“稳妥”，是指计划的应变性，就是计划的制定和贯彻既要有一定的可靠性，也要有一定的灵活性。在计划执行过程中，要根据因种种原因发生的变化对计划进行修订，计划的实现要确有保证。以上三点，是计划经济的三根支撑点，缺一不可。 再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微观上表现为作为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的生产单位，服从国家的计划调节、指导与管理；在宏观上表现为整个国民经济按照体现社会意志与全社会利益的统一计划，持续地长期地保持平衡地发展。因此，经济发展的有计划性、有组织性、按比例性和无危机性，乃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的鲜明特征。 三、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主要表现形式，大体有三种看法。一种看法是，实行指令性计划制度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重要体现。李震中等同志认为，计划经济要求通过经济计划去调节社会再生产的比例，而国民经济计划是调动千军万马为实现经济发展战略任务的行动纲领。如果没有指令性指标，那还叫什么计划经济？ 吕律平、郑新立认为，实行指令性计划是关系到坚持计划经济的原则问题。坚持指令性计划，才能划清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同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的界限。 另一种看法是，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计划调节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重要体现。刘宗时认为，计划经济就是计划调节的经济。计划经济指的是一种社会经济制度，计划调节指的是社会生产的调节形式，同时也是把社会主义经济称为计划经济的依据。所以，计划经济与计划调节的范围是一致的。在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计划调节的范围不能只是某个局部，而必须是它的全局。 再一种看法是，对宏观经济进行计划控制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重要体现。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同意上述两种意见。蒋一苇认为，所谓计划管理，包含两个职能，一是计划，二是控制。宏观控制不等于计划调节，更不等于指令性计划。控制的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全过程，控制的方法包括行政的方法，经济的方法，或者两者结合，并非单靠一纸计划所能解决。 赵人伟、荣敬本也认为，需要澄清没有指令就等于没有计划的观念。宏观对微观如何进行控制的问题，是计划采用什么方式的问题，而不是要不要计划的问题。既然我们承认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有不同的模式，那么也就应该承认下达指令仅仅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一种（或几种）模式的特征，而不是全部模式的特征。 四、关于我国现阶段计划经济的特点讨论中一般都认为，我国已经具备了实行计划经济的基本前提条件。而且在三十多年来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计划经济已经显示了巨大的优越性。同时，不少人又认为，我国现阶段的计划经济，同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生产资料归全社会占有，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计划经济相比，还有很大差别。至于如何认识这些差别，存在着一些不同意见。王积业认为，我国现阶段的计划经济同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计划经济有三个主要区别。第一，实行计划经济的广度和深度不同。我国的生产社会化程度和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都低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我们只能对全民所有制经济的主要产品的生产和需要以及集体所有制的某些产品实行计划安排。第二，实行计划经济的形式不同。在我国经济生活中，由于还存在着商品和货币，因而等量劳动交换的原则就不仅适用于个人消费品的生产和分配，同样也适用于生产资料的生产和分配，而且又是采取货币（价值）形态实现的。第三，实行计划经济的物质力量不同。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够高，人口又多，国家难以拥有充裕的物质储备。 阎革认为，我国现阶段计划经济的最显著的特点是国民经济计划管理必须同市场机制相结合。社会主义计划调节必须借助于商品货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社会主义市场是同公有制相联系、受有计划发展规律支配的市场，是受国家计划的控制和调节的市场，因而是有计划的市场。这种有计划的市场，正是社会主义计划调节发挥作用的重要场所。 张路雄认为，我国现阶段的计划经济是由商品经济向计划经济过渡时期的不完全的计划经济。完全的计划经济是实行直接调节，它的计划是指令性计划；而不完全的计划经济，占主要地位的就不应是指令性计划，而应是指导性计划。目前，我国还不具备实行完全计划经济的条件。一方面，由于还存在多种经济成分，不可能在全社会实行单一的计划调节，另一方面，目前生产力水平还不高。电子计算机的发展水平还只能汇集和处理部分信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实行不完全的计划经济，如果完全靠国家的指令性计划来直接指挥生产，必然有许多内容是脱离实际的。 五、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经济规律纪维国早在五、六十年代，我国经济学界就对这个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在近几年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中，对这个问题又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主要讨论了两个问题。1．如何理解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主要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不是客观经济规律。何伟认为，有计划按比例规律的概念本身就不确切，按比例是客观经济发展的要求，而有计划是人为的主观因素，不是客观经济规律。 刘克鉴认为，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绝不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客观存在的经济规律，而是人们利用经济规律发展经济的一种手段。它只是表明由于公有制的建立，给人们提供了自觉地利用经济规律，通过国民经济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的可能性。要使可能变为现实，还必须加上人们严格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这样一个条件。国民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是遵循在社会主义阶段起作用的各种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综合性的成果，而决不是只遵循一两个经济规律的结果。因此，决不能把所谓“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作为我们制订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依据。 卓炯认为，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是产品经济的产物，现在既然产品经济不能成立，大家都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那么有计划按比例的要求应该由价值规律来承担，作为反映产品经济的有计划发展规律就不能成立。 第二种意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是客观经济规律，但不是社会主义特有的经济规律，而是高度社会化大生产共有的规律。廖季立认为，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是高度生产社会化的规律。现在，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懂得运用这个规律，而且运用起来效果也比较显著，不过受资本主义制度的限制，仍然摆脱不了市场的影响。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够自觉地运用有计划按比例规律，来指导经济的发展。所以，有计划按比例并非社会主义经济特有的规律。 第三种意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是社会主义特有的经济规律。胡乃武认为，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赖以产生和发生作用的经济条件有两个：一是生产的社会化，二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生产社会化要求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而生产资料公有制则能够实现这一要求。所以，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客观规律。 也有人认为，“有计划”不是指人们主观制定的计划，而是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生产一定要由社会计划来调节这样一种客观必然性。在任何社会化大生产中，客观上都要求把社会劳动按照一定的比例分配到各生产部门去。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经常是在盲目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中通过经济动荡和经济危机才得到强制纠正的。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主义国家有必要也有可能通过统一的计划来组织和管理全社会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合理地安排人力、物力和财力，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正是由于国民经济的有计划发展只有在社会主义阶段才第一次具有客观可能性和客观必然性，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特有的经济规律。 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还认为，有计划发展规律是指对整个社会经济的有计划发展，而不是指个别企业、个别部门的经济计划。资本主义国家可以有一定程度的计划，但不能做到整个社会的有计划发展。 在讨论中，许多人对斯大林提出的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表述进行了补充和修正。薛暮桥认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产生了人们用计划来调节生产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但是这要通过人们的主观努力才能实现。社会不能自发地产生一个计划，也不能自发地来执行一个计划。因此，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应表述为社会主义存在着通过国民经济计划来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规律 。于光远认为，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之间要有一定的比例，是一切社会化大生产都发生作用的规律；不是社会主义生产特有的规律，而整个国民经济要有计划发展，则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起来以后才发生作用的政治经济学的规律。社会主义的特点是在“有计划”，而不在“按比例”，因为“有计划”本身就包含了要“按比例”的意思。所以，“按比例”这几个字在这里是不必要的，应该把这个规律表述为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 周永刚认为，有计划发展规律和按比例规律是两个规律，不是一个规律，不能把两个规律作为一个规律来表述。有计划发展规律是以社会化大生产、生产资料公有制作为前提和基础的，是人们进行自觉的有意识的社会生产活动的重要客观依据。按比例规律则是以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作为前提和基础的，它和反映它的要求的综合平衡活动只是计划工作的依据之一，是计划工作的一部分。有计划发展规律是比按比例规律程度更高的经济规律。这两个经济规律产生的条件、所起的作用不同，作用的程度、范围也不同。因此，这两个规律是不能等同的。 黄振奇认为，斯大林把有计划发展规律和按比例规律作为一个规律来表述，称为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这与他不承认价值规律对生产的调节作用有关。现在我们既然发现了调节社会主义生产比例的，除了有计划发展规律外，还有价值规律，我们在理论上就应当把按比例规律与有计划规律分开来表述。如果仍把这两个规律作为一个规律来说明，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似乎在社会主义现阶段，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规律的实现，只是有计划发展规律作用的结果，而与价值规律的作用无关。 2．怎样认识各种经济规律在计划经济中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比较一致的意见是，计划管理必须运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发展规律、价值规律和其它经济规律。但对各种经济规律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在计划经济中的作用，却有不同的认识。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是多种经济规律的“合力论”。项启源、孙大德等同志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多种经济规律。我们要充分考虑多种经济规律同时存在、同时发挥作用的客观实际；把整个经济规律体系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把各个经济规律看作它的有机的组成部分，发挥各个经济规律的综合作用，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一点对于能否真正做到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带有关键性。 刘方棫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体系中，各个经济规律都以各自特定的方式和过程运动着，形成有各种不同机制和不同作用的“力”的运动。同时，各个经济规律又彼此联系着、补充着、制约着，每一种力又最终形成为统一的“合力”的有机部分。如果我们只满足于对经济规律作逐个的考察，而对他们的“合力”缺少研究，势必影响我们对经济规律的整体的认识，就不可能对整个经济规律体系的质态和运动特点有入骨的了解，从而我们在对规律的认识与运用问题上也难于提高自觉性，克服盲目性。 另一种观点，是基本经济规律的“主导论”。李震中等同志认为，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有许多规律发生作用，起主导作用的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它决定着社会主义生产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决定着国民经济计划的出发点和归宿，决定着各个时期的基本任务，也决定着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的变动方向。 有人还进一步分析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与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和价值规律的关系。这里也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对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和价值规律同时起制约作用。方恭温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是与价值规律一起起作用的，它们在许多方面是融合在一起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没有主次之分。社会需要的目标是由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规定的，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根据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提出的目标，规定各部门、各方面的比例关系，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则是根据这个比例关系分配社会劳动。而且，社会总劳动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比例，既是价值规律调节的内容，也是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重要内容。社会在安排社会总劳动的分配比例时，必须同时遵循这两个规律的要求。 李震中等认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制约着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这两个规律又共同对价值规律起制约作用。 薛暮桥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是同价值规律共同起作用的。不同的是，在这种场合，前一个规律起主导作用，后一个规律起辅助作用。在另一个场合，情况与此相反。总的来说，在整个社会主义经济中，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是起主导作用，价值规律是起辅助作用。 再一种看法是价值规律的“首位论”。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各部门各企业的分配起着决定的和支配的作用。 孙冶方认为，价值规律就是时间节约规律，即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的规律。它是最基本的规律，是程度极高的规律。对整个社会主义生产来说，起决定作用的毕竟是“时间节约”意义上的价值规律。 卓炯认为，价值规律就是价值决定的规律，是按比例规律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具体表现形式。人们把发展生产、满足需要当作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其实，价值规律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满足社会需要，并在满足需要的基础上分配适当比例的劳动量。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也是立足于价值规律之上的，是自觉利用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的一个派生的规律
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节点 由于传统认识对思想的束缚，我国经济曾承受重大损失。错误和挫折，更加促使了反思，解放思想并重新认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从而开始了在理论和实践上探索新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道路。具体讲，我国从冲破思想束缚到正确认识再到改革实践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突破了完全排斥市场调节的大一统的计划经济概念，形成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思想。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开始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邓小平、陈云等先后提出社会主义不等于计划经济和必须重视市场调节等重要思想。1979年，邓小平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将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原则写入报告。 确立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新命题，突破长期以来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重新解释了计划经济的内涵。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决定》（依据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要抓紧制订改革的总体方案和实施步骤），《决定》明确指出：“按照党历来要求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按照正确对待外国经验的原则，进一步解放思想，走自己的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这就是我们这次改革的基本任务”。 从根本上破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确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提出建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新的运行机制，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1989年6月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1992年2月，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强调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根据邓小平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精辟论断，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经济学界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对市场化的讨论 （一）国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外就进行了“社会主义经济可行性大论争”，如“兰格模式”。在美国从事经济学研究的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先后在《经济研究评论》发表两篇论文，提出 “兰格模式”，完成了一系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理论突破。罗卫东和蒋自强在《兰格模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一文中认为这可直接或间接地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历史渊源之一。他们总结“兰格模式”体现出来的理论突破，归结为一点，即证明市场机制是中性的，本身无所谓社会性质之分，它可以被不同的社会制度所利用。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中，选择计划和市场中的哪一种方式，让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要作用，这不应根据旧的意识形态来判断，而应看哪种配置方式更能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他们还认为，兰格对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从观念上打破了所有制、运行机制、分配状况“三位一体”的理论陈见，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市场机制竞争与公有制、与计划调节、与按劳分配相兼容的重大理论课题。 （二）国内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 1.改革开放以前，从20世纪50年代中叶到1978年底，我国的经济体制采用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经济理论上占统治地位的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认为社会主义是同商品货币关系相排斥的，同市场经济不相容的。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专有物。在这样的学术氛围里，冒着政治上的风险，仍然有一些经济学家坚持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化取向的研究。 顾准是在中国经济学发展史中提出市场取向改革的第一人。他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是废除了市场制度。因此，为了提高效率，社会主义可以选择的经济体制，是由企业根据市场价格的自发涨落来作出决策。卓炯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开路先锋，在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中期，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计划市场、自由市场、国内市场、农贸市场、生产价格、市场价格、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规律、资金循环等属于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等一系列范畴，奠定了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同时期孙冶方也发表了《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于光远也于1959年对于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是需要市场的观点提出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国营企业之间的商品交换也是商品关系，加入这种交换的产品就是商品。 尽管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需要市场化的看法由来已久，但是在国内理论界不仅长期不是主流，而且时时处于受批判的地位 ，这种状态桎梏了经济制度的改革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2.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思想逐步解放，对于传统理论的认识，有所发展并有所突破。总的来说是经历了一个从计划经济到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再到市场经济的认识过程。 1979年底到20世纪80年代前期为第一阶段。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人们的思想解放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经济理论研究也趋于活跃。1979年4月，中国经济学界在江苏省无锡市举行全国经济理论讨论会，确定以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问题作为讨论会主题，并重点讨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扩大企业权限与价值规律的关系以及价格这三个问题。然后又有对于按劳分配、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以及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大讨论，澄清了一些被颠倒的理论是非，过去令人谈市场色变的“市场”开始堂而皇之进入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大厦，对传统理论进行冲击。 尽管如此，仍有人反对市场经济。李震中说：“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本特征的，应该是计划经济，而不是商品经济。”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经济”是两个不同的命题。姚耐则批评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提法。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落脚点应放在计划经济上，而不应放在商品经济上。最终，这一阶段的讨论停留在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这一命题上，经济理论的整体突破还没有完成。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为第二阶段。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最大禁区，马洪在1984年《经济研究》中指出“在理论上承认计划经济的属性同商品经济的属性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是可以统一起来的，在实践中是能够找到它们之间的结合形式和结合点的，而不是回到过去那种二者择一、非此即彼的老路上去”。但是这又出现了认识上的分歧。对“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提法的理解，有人认为它的侧重点在“有计划的”这几个字，所谓“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指存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的“计划经济”，把“计划经济”理解为这一范畴的主体；另一种意见认为侧重点是“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是这一范畴的主体，所谓“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指这一主体的有计划发展。 党的十三大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并强调要“进一步扩大市场调节”。在这个背景下，1988年广东经济学界围绕市场经济主题举行了系列研讨活动，时间持续一年，并编成论文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在全国理论界产生重大影响。但在1989年，针对这本书，曾有人指责说这是公开主张搞市场经济，就是公开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因此成为我国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典型例子。 可见在这个阶段，理论界的争鸣与交锋异常激烈，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进展也都要冲破重重阻力，并且伴有反复。尽管如此，我国经济理论仍然对商品经济的内在规律和运行机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搞活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宏观经济管理从直接控制转向间接控制的“三位一体”的改革任务；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深入讨论了改革过程中出现股份制、资本市场、产权改革和市场经济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观点。 从1992年开始，我国经济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首先是1992年年初“南方讲话”为标志，“三个有利于”观点的提出，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使经济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然后是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宣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应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这就宣告计划经济及其理论在我国的终结，为在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扫清了道路。在这一理论指引下，资本及其机制被引入经济运行，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和证券市场发展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出标志。接着是经济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相继展开对过剩经济、通货紧缩、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的研究。这一切，都标志着中国经济理论研究又实现一次新的飞跃，经济改革理论的总体形态正式建立了起来。 回顾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过程的启示 改革目标确立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1978年到1992年的14年间，经历了三个阶段。以现在的目光看，似乎没有必要。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每走出一小步，就是历史前进的一大步。改革是会遇到很大阻力，不可能一蹴而就。 改革目标确立过程是一个探索讨论的过程。伴随改革的开始，理论界就对改革的目标，改革的方向进行不懈的探索和讨论。改革方向在理论界的讨论下也越来越清晰。所以只有进行探索，进行讨论才能进步。 改革目标确立过程是一个理论探索和制度建设紧密联系的过程。每一个阶段政策的实施都有理论界对其利弊进行探讨，改革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得到不断的进步。 改革目标确立了，但并不意味着关于市场经济的讨论已经结束。市场经济的体制建设是我国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深刻变革。这样的“体制转换”下，现实的经济活动会出现某些混乱现象，有人将其归咎于实行的“市场经济”体制。所以必须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做好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工作。
李炳炎共发表论文400篇，出版专著22部，撰写研究报告6篇。代表性著作有：《社本论》、《中国经济大变革》、《卓炯：经济学的革命》、《李炳炎选集》、《需要价值理论》等。代表性学术论文有：《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涵义》、《卓炯经济学思想述评》、《人的全面发展与“自主联合劳动”范畴》、《我国企业经理职业化问题》、《劳动报酬不构成产品成本内容》等。其中《社本论》获全国党校系统第四届优秀成果一等奖；《李炳炎选集》获全国党校系统第三届优秀成果二等奖；《需要价值理论》获江苏省人民政府优秀成果二等奖。
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节点 由于传统认识对思想的束缚，我国经济曾承受重大损失。错误和挫折，更加促使了反思，解放思想并重新认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从而开始了在理论和实践上探索新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道路。具体讲，我国从冲破思想束缚到正确认识再到改革实践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突破了完全排斥市场调节的大一统的计划经济概念，形成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思想。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开始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邓小平、陈云等先后提出社会主义不等于计划经济和必须重视市场调节等重要思想。1979年，邓小平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将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原则写入报告。 确立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新命题，突破长期以来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重新解释了计划经济的内涵。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决定》（依据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要抓紧制订改革的总体方案和实施步骤），《决定》明确指出：“按照党历来要求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按照正确对待外国经验的原则，进一步解放思想，走自己的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这就是我们这次改革的基本任务”。 从根本上破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确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提出建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新的运行机制，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1989年6月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1992年2月，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强调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根据邓小平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精辟论断，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经济学界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对市场化的讨论 （一）国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外就进行了“社会主义经济可行性大论争”，如“兰格模式”。在美国从事经济学研究的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先后在《经济研究评论》发表两篇论文，提出 “兰格模式”，完成了一系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理论突破。罗卫东和蒋自强在《兰格模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一文中认为这可直接或间接地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历史渊源之一。他们总结“兰格模式”体现出来的理论突破，归结为一点，即证明市场机制是中性的，本身无所谓社会性质之分，它可以被不同的社会制度所利用。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中，选择计划和市场中的哪一种方式，让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要作用，这不应根据旧的意识形态来判断，而应看哪种配置方式更能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他们还认为，兰格对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从观念上打破了所有制、运行机制、分配状况“三位一体”的理论陈见，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市场机制竞争与公有制、与计划调节、与按劳分配相兼容的重大理论课题。 （二）国内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 1.改革开放以前，从20世纪50年代中叶到1978年底，我国的经济体制采用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经济理论上占统治地位的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认为社会主义是同商品货币关系相排斥的，同市场经济不相容的。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专有物。在这样的学术氛围里，冒着政治上的风险，仍然有一些经济学家坚持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化取向的研究。 顾准是在中国经济学发展史中提出市场取向改革的第一人。他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是废除了市场制度。因此，为了提高效率，社会主义可以选择的经济体制，是由企业根据市场价格的自发涨落来作出决策。卓炯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开路先锋，在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中期，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计划市场、自由市场、国内市场、农贸市场、生产价格、市场价格、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规律、资金循环等属于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等一系列范畴，奠定了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同时期孙冶方也发表了《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于光远也于1959年对于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是需要市场的观点提出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国营企业之间的商品交换也是商品关系，加入这种交换的产品就是商品。 尽管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需要市场化的看法由来已久，但是在国内理论界不仅长期不是主流，而且时时处于受批判的地位 ，这种状态桎梏了经济制度的改革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2.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思想逐步解放，对于传统理论的认识，有所发展并有所突破。总的来说是经历了一个从计划经济到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再到市场经济的认识过程。 1979年底到20世纪80年代前期为第一阶段。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人们的思想解放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经济理论研究也趋于活跃。1979年4月，中国经济学界在江苏省无锡市举行全国经济理论讨论会，确定以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问题作为讨论会主题，并重点讨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扩大企业权限与价值规律的关系以及价格这三个问题。然后又有对于按劳分配、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以及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大讨论，澄清了一些被颠倒的理论是非，过去令人谈市场色变的“市场”开始堂而皇之进入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大厦，对传统理论进行冲击。 尽管如此，仍有人反对市场经济。李震中说：“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本特征的，应该是计划经济，而不是商品经济。”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经济”是两个不同的命题。姚耐则批评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提法。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落脚点应放在计划经济上，而不应放在商品经济上。最终，这一阶段的讨论停留在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这一命题上，经济理论的整体突破还没有完成。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为第二阶段。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最大禁区，马洪在1984年《经济研究》中指出“在理论上承认计划经济的属性同商品经济的属性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是可以统一起来的，在实践中是能够找到它们之间的结合形式和结合点的，而不是回到过去那种二者择一、非此即彼的老路上去”。但是这又出现了认识上的分歧。对“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提法的理解，有人认为它的侧重点在“有计划的”这几个字，所谓“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指存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的“计划经济”，把“计划经济”理解为这一范畴的主体；另一种意见认为侧重点是“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是这一范畴的主体，所谓“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指这一主体的有计划发展。 党的十三大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并强调要“进一步扩大市场调节”。在这个背景下，1988年广东经济学界围绕市场经济主题举行了系列研讨活动，时间持续一年，并编成论文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在全国理论界产生重大影响。但在1989年，针对这本书，曾有人指责说这是公开主张搞市场经济，就是公开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因此成为我国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典型例子。 可见在这个阶段，理论界的争鸣与交锋异常激烈，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进展也都要冲破重重阻力，并且伴有反复。尽管如此，我国经济理论仍然对商品经济的内在规律和运行机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搞活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宏观经济管理从直接控制转向间接控制的“三位一体”的改革任务；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深入讨论了改革过程中出现股份制、资本市场、产权改革和市场经济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观点。 从1992年开始，我国经济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首先是1992年年初“南方讲话”为标志，“三个有利于”观点的提出，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使经济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然后是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宣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应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这就宣告计划经济及其理论在我国的终结，为在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扫清了道路。在这一理论指引下，资本及其机制被引入经济运行，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和证券市场发展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出标志。接着是经济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相继展开对过剩经济、通货紧缩、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的研究。这一切，都标志着中国经济理论研究又实现一次新的飞跃，经济改革理论的总体形态正式建立了起来。 回顾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过程的启示 改革目标确立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1978年到1992年的14年间，经历了三个阶段。以现在的目光看，似乎没有必要。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每走出一小步，就是历史前进的一大步。改革是会遇到很大阻力，不可能一蹴而就。 改革目标确立过程是一个探索讨论的过程。伴随改革的开始，理论界就对改革的目标，改革的方向进行不懈的探索和讨论。改革方向在理论界的讨论下也越来越清晰。所以只有进行探索，进行讨论才能进步。 改革目标确立过程是一个理论探索和制度建设紧密联系的过程。每一个阶段政策的实施都有理论界对其利弊进行探讨，改革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得到不断的进步。 改革目标确立了，但并不意味着关于市场经济的讨论已经结束。市场经济的体制建设是我国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深刻变革。这样的“体制转换”下，现实的经济活动会出现某些混乱现象，有人将其归咎于实行的“市场经济”体制。所以必须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做好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工作。
李炳炎是中国经济改革理论先驱、中国已故著名经济学泰斗卓炯先生的研究生和学术助手，深得卓老器重和信赖。他曾多次帮助卓老写作，以卓炯名义发表的著作和文章，其理论观点和文风深受卓炯影响。在发表于《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文科版）1981年第4期上的学术论文《社会主义成本范畴初探》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的《经济研究》杂志1982年第2期发表的李炳炎写的论文《劳动报酬不构成产品成本的内容》，提出了中国特色分享经济理论的核心观点：工资不进成本，用净收入分成制取代工资制。在这两篇发表于1981年、1982年的论文中，李炳炎在国内外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的核心观点，否定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的工资范畴和利润范畴，突破了旧的理论体系，提出了价值构成新公式。为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的典型形式——企业净收入分成制奠定了理论基础。1984年南京汽车工业公司七个企业试行的“净产值分成制”方案，就是依据李炳炎提出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制定的。李炳炎的这种新观点，《新华文摘》1982年第4期、《1981年经济理论动态》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均作了引述和报道。美国经济学家威茨曼是于1984年出版的《分享经济》一书（10万字）中提出并创立资本主义分享经济理论的。与威茨曼相比，可见李炳炎提出并创立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的时间更早、理论创新程度更大，研究难度更大，应用价值也更大。
李炳炎共发表论文400篇，出版专著22部，撰写研究报告6篇。代表性著作有：《社本论》、《中国经济大变革》、《卓炯：经济学的革命》、《李炳炎选集》、《需要价值理论》等。代表性学术论文有：《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涵义》、《卓炯经济学思想述评》、《人的全面发展与“自主联合劳动”范畴》、《我国企业经理职业化问题》、《劳动报酬不构成产品成本内容》等。其中《社本论》获全国党校系统第四届优秀成果一等奖；《李炳炎选集》获全国党校系统第三届优秀成果二等奖；《需要价值理论》获江苏省人民政府优秀成果二等奖。
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节点 由于传统认识对思想的束缚，我国经济曾承受重大损失。错误和挫折，更加促使了反思，解放思想并重新认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从而开始了在理论和实践上探索新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道路。具体讲，我国从冲破思想束缚到正确认识再到改革实践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突破了完全排斥市场调节的大一统的计划经济概念，形成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思想。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开始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邓小平、陈云等先后提出社会主义不等于计划经济和必须重视市场调节等重要思想。1979年，邓小平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将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原则写入报告。 确立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新命题，突破长期以来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重新解释了计划经济的内涵。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决定》（依据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要抓紧制订改革的总体方案和实施步骤），《决定》明确指出：“按照党历来要求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按照正确对待外国经验的原则，进一步解放思想，走自己的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这就是我们这次改革的基本任务”。 从根本上破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确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提出建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新的运行机制，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1989年6月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1992年2月，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强调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根据邓小平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精辟论断，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经济学界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对市场化的讨论 （一）国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外就进行了“社会主义经济可行性大论争”，如“兰格模式”。在美国从事经济学研究的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先后在《经济研究评论》发表两篇论文，提出 “兰格模式”，完成了一系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理论突破。罗卫东和蒋自强在《兰格模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一文中认为这可直接或间接地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历史渊源之一。他们总结“兰格模式”体现出来的理论突破，归结为一点，即证明市场机制是中性的，本身无所谓社会性质之分，它可以被不同的社会制度所利用。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中，选择计划和市场中的哪一种方式，让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要作用，这不应根据旧的意识形态来判断，而应看哪种配置方式更能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他们还认为，兰格对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从观念上打破了所有制、运行机制、分配状况“三位一体”的理论陈见，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市场机制竞争与公有制、与计划调节、与按劳分配相兼容的重大理论课题。 （二）国内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 1.改革开放以前，从20世纪50年代中叶到1978年底，我国的经济体制采用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经济理论上占统治地位的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认为社会主义是同商品货币关系相排斥的，同市场经济不相容的。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专有物。在这样的学术氛围里，冒着政治上的风险，仍然有一些经济学家坚持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化取向的研究。 顾准是在中国经济学发展史中提出市场取向改革的第一人。他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是废除了市场制度。因此，为了提高效率，社会主义可以选择的经济体制，是由企业根据市场价格的自发涨落来作出决策。卓炯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开路先锋，在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中期，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计划市场、自由市场、国内市场、农贸市场、生产价格、市场价格、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规律、资金循环等属于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等一系列范畴，奠定了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同时期孙冶方也发表了《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于光远也于1959年对于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是需要市场的观点提出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国营企业之间的商品交换也是商品关系，加入这种交换的产品就是商品。 尽管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需要市场化的看法由来已久，但是在国内理论界不仅长期不是主流，而且时时处于受批判的地位 ，这种状态桎梏了经济制度的改革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2.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思想逐步解放，对于传统理论的认识，有所发展并有所突破。总的来说是经历了一个从计划经济到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再到市场经济的认识过程。 1979年底到20世纪80年代前期为第一阶段。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人们的思想解放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经济理论研究也趋于活跃。1979年4月，中国经济学界在江苏省无锡市举行全国经济理论讨论会，确定以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问题作为讨论会主题，并重点讨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扩大企业权限与价值规律的关系以及价格这三个问题。然后又有对于按劳分配、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以及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大讨论，澄清了一些被颠倒的理论是非，过去令人谈市场色变的“市场”开始堂而皇之进入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大厦，对传统理论进行冲击。 尽管如此，仍有人反对市场经济。李震中说：“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本特征的，应该是计划经济，而不是商品经济。”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经济”是两个不同的命题。姚耐则批评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提法。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落脚点应放在计划经济上，而不应放在商品经济上。最终，这一阶段的讨论停留在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这一命题上，经济理论的整体突破还没有完成。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为第二阶段。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最大禁区，马洪在1984年《经济研究》中指出“在理论上承认计划经济的属性同商品经济的属性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是可以统一起来的，在实践中是能够找到它们之间的结合形式和结合点的，而不是回到过去那种二者择一、非此即彼的老路上去”。但是这又出现了认识上的分歧。对“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提法的理解，有人认为它的侧重点在“有计划的”这几个字，所谓“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指存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的“计划经济”，把“计划经济”理解为这一范畴的主体；另一种意见认为侧重点是“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是这一范畴的主体，所谓“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指这一主体的有计划发展。 党的十三大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并强调要“进一步扩大市场调节”。在这个背景下，1988年广东经济学界围绕市场经济主题举行了系列研讨活动，时间持续一年，并编成论文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在全国理论界产生重大影响。但在1989年，针对这本书，曾有人指责说这是公开主张搞市场经济，就是公开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因此成为我国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典型例子。 可见在这个阶段，理论界的争鸣与交锋异常激烈，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进展也都要冲破重重阻力，并且伴有反复。尽管如此，我国经济理论仍然对商品经济的内在规律和运行机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搞活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宏观经济管理从直接控制转向间接控制的“三位一体”的改革任务；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深入讨论了改革过程中出现股份制、资本市场、产权改革和市场经济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观点。 从1992年开始，我国经济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首先是1992年年初“南方讲话”为标志，“三个有利于”观点的提出，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使经济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然后是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宣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应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这就宣告计划经济及其理论在我国的终结，为在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扫清了道路。在这一理论指引下，资本及其机制被引入经济运行，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和证券市场发展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出标志。接着是经济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相继展开对过剩经济、通货紧缩、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的研究。这一切，都标志着中国经济理论研究又实现一次新的飞跃，经济改革理论的总体形态正式建立了起来。 回顾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过程的启示 改革目标确立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1978年到1992年的14年间，经历了三个阶段。以现在的目光看，似乎没有必要。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每走出一小步，就是历史前进的一大步。改革是会遇到很大阻力，不可能一蹴而就。 改革目标确立过程是一个探索讨论的过程。伴随改革的开始，理论界就对改革的目标，改革的方向进行不懈的探索和讨论。改革方向在理论界的讨论下也越来越清晰。所以只有进行探索，进行讨论才能进步。 改革目标确立过程是一个理论探索和制度建设紧密联系的过程。每一个阶段政策的实施都有理论界对其利弊进行探讨，改革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得到不断的进步。 改革目标确立了，但并不意味着关于市场经济的讨论已经结束。市场经济的体制建设是我国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深刻变革。这样的“体制转换”下，现实的经济活动会出现某些混乱现象，有人将其归咎于实行的“市场经济”体制。所以必须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做好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工作。
李炳炎是中国经济改革理论先驱、中国已故著名经济学泰斗卓炯先生的研究生和学术助手，深得卓老器重和信赖。他曾多次帮助卓老写作，以卓炯名义发表的著作和文章，其理论观点和文风深受卓炯影响。在发表于《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文科版）1981年第4期上的学术论文《社会主义成本范畴初探》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的《经济研究》杂志1982年第2期发表的李炳炎写的论文《劳动报酬不构成产品成本的内容》，提出了中国特色分享经济理论的核心观点：工资不进成本，用净收入分成制取代工资制。在这两篇发表于1981年、1982年的论文中，李炳炎在国内外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的核心观点，否定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的工资范畴和利润范畴，突破了旧的理论体系，提出了价值构成新公式。为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的典型形式——企业净收入分成制奠定了理论基础。1984年南京汽车工业公司七个企业试行的“净产值分成制”方案，就是依据李炳炎提出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制定的。李炳炎的这种新观点，《新华文摘》1982年第4期、《1981年经济理论动态》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均作了引述和报道。美国经济学家威茨曼是于1984年出版的《分享经济》一书（10万字）中提出并创立资本主义分享经济理论的。与威茨曼相比，可见李炳炎提出并创立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的时间更早、理论创新程度更大，研究难度更大，应用价值也更大。
经济学现在的分类很多，特别是微观经济学部分，比如行为经济学，心理经济学都是最近几十年人类刚开始研究的领域，，你说的这个心理经济学我还真没听说过，看名字应该是心理学如何影向经济抉择的学问。。。。
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期刊级别： 省级期刊 国家级期刊 学报类期刊 北大核心 CSSCI CSSCI扩展【杂志简介】本刊对如何发展教育信息化，如何培养教师科学运用信息教育手段，提高中小学生信息素养做了系统的阐述，并探讨网络环境下的各种教育方式，力争通过信息技术营造多彩课堂教育，进行课程整合，并与国际信息教育同步接轨。《北京成人教育》现用名《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收录情况】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收录中国知网、维普中文期刊全文收录获奖情况：中国教育类核心期刊国外数据库收录：医学文摘中文核心期刊(2004)【栏目设置】主要栏目：观点、特别策划、信息技术课、课程整合、人物、环球、管理E线、培训广角、区域巡礼、关注农村、技术与应用、行业观察。【投稿须知】1.文章标题：一般不超过300个汉字以内，必要时可以加副标题，最好并译成英文。2．作者姓名、工作单位：题目下面均应写作者姓名，姓名下面写单位名称（一、二级单位）、所在城市（不是省会的城市前必须加省名）、邮编，不同单位的多位作者应以序号分别列出上述信息。3.来稿不被选用的几种可能（1）稿件中有明显的科学性错误。（2）字迹潦草，涂改较多，难以辨认。（3）主题不鲜明，文不对题，或者选题陈旧老套。（4）拼凑罗列，结构松散，没有创作的成分。（5）与教案相仿，不适合发表。（6）内容太基本，与教辅资料雷同。（7）内容或方法不可靠，不适宜推广，以防误导读者。（8）近期刊登过类似文章，不宜重复发表。4.不宜同时投递多篇（三篇以上）稿件，因为持续刊登的可能性不大，反而容易引起“一稿多投”的误解。如手头稿件较多，请有选择地分投各刊。5.首页的最上方注明来稿日期、适合栏目、适合年级以及作者的联系方式，有E－mail地址的作者请将其附在文首，便于我们和您联系。6.如果稿件在四个月内未通过“一审”、“二审”或“三审”，可另投他刊。除此以外，不可一稿多投，一旦核实，将中止审理该作者的作品并以适当方式进行处理。【杂志目录】2013年 第10期目录卷首(1)用创造诠释教育的未来 王晓波封面人物(2)张欣：技术让我们今天生活在未来 石巍资讯(5)“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教学应用成果巡展活动”开启 无(5)“教学点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项目进入全面应用阶段 无(6)全国20余所高中联手创建C20慕课联盟 无(6)六成未成年人用微博 知识碎片化显隐忧 无(7)英国将尖端技术纳入国家基础教育新课程 无(7)大数据时代须解决四大问题 无(8)各地速报 无(8)微言说 无本期策划(9)破解教育难题的战略选择——挖掘大数据时代的教育金矿 无(12)大数据 大视野 大教育 张杰夫(15)大数据：开启面向未来的教育革命 魏忠 何立友(18)教育数据的挖掘、分析、应用 魏顺平(22)基于“大数据”的数字化教学形态 管雪沨(24)大数据时代强化教师相关性思维发展 覃祖军 武装(26)迎接大数据给教育带来的挑战 张渝江新思维(30)走出旧教育阴影融入大数据浪潮 王震一(32)移动互联时代教育的三个支撑点 林华(34)美国课堂新概念：游戏如何进课堂 丹尼尔·雷博恩（美） 唐劲松（编译）教与学(39)谱写教育蓝调的美丽篇章 王爱胜(45)澳大利亚中小学STEM课程概况 张宁(49)老子“无为而治”思想对中小学程序教学的启示 曹雪丽(52)让范例设计有迹可循 吴建锋(55)洞察技术 穿越理解 费海明(59)信息时代下中小学生网络素养培养探析 吴青春(61)构建课堂护航体系支撑数字化互动教学 阮国杰 罗明勇(62)小学数学情境教学的误区及对策 冯红艳(64)小学语文教学中多媒体课件与传统教具的结合 李松梅(66)信息技术教育中的“无为”之道 陈永峰(69)妙用“微课”破解课后作业讲评的难题 钱勇技术应用(71)Moodle平台：为中学生打通与大学之间的课程联系 张春雷(74)利用FlipBook Creator快速开发电子课本 金高苑 王佑镁(77)研究性学习视角下的机房建设 张艳梅大视野(79)教育研究者应该具有科学精神 王竹立(80)从“信息化热”到教学常态：教育技术人的范式转变 郑小军(81)机器人活动对学生行为变化的影响 方少芹(85)少儿图书馆与信息素质教育 周航(87)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实现教与学的方式变革 樊莎莎聚焦海淀(89)桌面“云”系统实现移动教学的利器——桌面“云”系统在北京理工大学附中的应用实践与探索 张国春(92)言息化成就明天 刘建琦探访朝阳(95)朝阳区数字校园建设现状评估研究 周力2014年3期1 让教育走向更加公平 徐靖程 1 2 传承中展现人文自主二附 陈志强; 2-4 3 《2013年度北京市中小学生网络生活方式蓝皮书》正式发布等九篇 5-8 4 探索课程改革之道 徐靖程 9 5 继往开来 漫话课程整合 郭善渡 10-14 6 ESP:大数据时代科学教育整合的一种解决方案 项华 14-16 7 基于数字科学家课程的“数码探科学”大赛—— 以北京市东城区青少年科技馆为例 陶春毛澄洁项华 17-18 8 好玩的数字科学家校本选修课程—— 以北京师范大学亚太实验学校为例 梁婷项华杨双伟 19-20 9 边缘革命:STEM教育的破局之路 吴俊杰 21-22 10 “博贝”领你游淄博—— STEM理念下的信息技术地方特色校本课程教学案例 于方军陈华 23 11 基于Arduino的高中通用技术电子控制技术的课程实践—— STEM教育视角下综合课程教学案例 陈杰陈华 24 12 数字教材:教育信息化的重要手段之一—— 兼谈中小学数字教材的研发 宋杰青 25-26 13 革新教育理念 探寻“智慧校园”之路 汪蜀江 27-28 14 从《爱探险的朵拉》谈教育游戏任务设计 安福杰 29-30 15 信息技术教学一定要有学生立场 朱安平 31-35 16 翻转课堂初探:微课在小学数学中的应用 赖艳侯咏娴赵姣姣 36-39 17 信息科技课程应该怎样体现科技史 张汶 40-42 18 VBA让信息技术课程的技术思想与方法可见 陆平 43-46 19 让人文素养之花在信息技术课程中绽放 杨燕燕 47-48 20 高中信息技术易错操作题题型的归纳与分析 张志兵 49 2014年6期1 信息技术能否打破学校教育的壁垒 卢秋红 1 2 迎着朝阳起步 智慧校园更精彩—— 记一位校长和他的“智慧校园”梦 徐靖程 2 3 2014年落实“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等九篇 5-8 4 来自实践的报告⑥ ——家校合力构筑健康网络生态 培养未来数字公民 卢秋红 9 5 一个“特长生”的出走 杨 伟 10-11 6 北京市中小学生网络生活面面观 本刊编辑部 11-12 7 让人欢喜让人忧的“解题神器” 本刊编辑部 12-13 8 话题:如何构筑健康的网络学习生态 牟艳娜 卢秋红 14-16 9 教会孩子上网不上瘾 孙宏艳 17-19 10 网络时代的数字公民素养教育 王丹迪 20-24 11 电子书包应用的误区与发展方向 李 勇 27-30 12 慕课与高中英语语法教学融合的优势及模式分析 严 萍 31-34 13 为翻转课堂教学效益保驾护航 秦红斌 35-37 14 闽台小学阶段教育游戏教学对比的思考 高岚岚 38-40 15 步教改之途 且行且思 冯 璐 41-45 16 初中思想品德翻转课堂的常态化试验 方 莹 46-48 17 回归生活理念的高中信息技术教学 舒春平 49-50 18 如何提高小学信息技术教学实效性 李 炯 51-52 19 互动+反馈让小学美术课堂活起来 狄春香 53-54 20 信息技术与听说训练 张彦文 55-56 21 追求实效 演绎精彩—— Scratch“声控灯”一课的教学实践与思考 景 花 57-58 22 基于群学网校际协作学习的教学实践—— 以微课程“校园植物大搜索”为例 黄利锋 陈沛珊 王林华 59-62 23 教学微视频制作的困境探析 刘冬梅 63-66 24 利用App Inventor制作中小学安卓平台英语学习资源实例分析 张 宝 陈 颖 67-69 25 Q&A案例集锦(六) 鲁 郑 车英子 70-72 26 学会在信息海洋中搏击风浪的本领 王竹立 73 27 你被技术改变了吗 魏 宁 74 28 加快教育信息化推进步伐 为教育教学应用服务 姜振华 75+85 29 让3D打印技术走进未来教室 王玉清 76-78 30 未来教室的选择——平板电脑 杨冬英 79 31 挖掘“校园大数据”的价值 高祥旭 80 32 架设中职计算机专业师生沟通的桥梁 赵 翔 81-82 33 信息工程专业“双师型”教师的“点、线、面”式进阶培养 吴 丰 马海洲 83-85 34 海淀区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学校自主发展模式二 ——自下而上的学校信息化运作模式研究 孙立会 金 文 侯 兰 86-88 35 育英学校信息化发展核心特征及运作模式 程 莉 张艳霞 何建设 蒋晓欣 89-90 36 中关村二小信息化发展核心特征及运作模式 侯福龙 李 想 李 敏 蔡 君 90-91 37 技术培训中的“云”课程 胡秋萍 92-93 38 构建开放型课堂 培养中学生高阶能力 林玉敏 94-96 请采纳如果你认可我的回答，敬请及时采纳，~如果你认可我的回答，请及时点击【采纳为满意回答】按钮~~手机提问的朋友在客户端右上角评价点【满意】即可。~你的采纳是我前进的动力~~O(∩_∩)O，记得好评和采纳，互相帮助
影响因子去除自引的意义是为了更加准确地衡量期刊的影响力。根据查询相关公开信息显示，去除自引的意义在于，能够更客观地反映该期刊的学术贡献和影响力，避免了因自我引用而导致的影响因子的虚高。影响因子是衡量学术期刊影响力的指标，度量了该期刊过去两年发表的论文被引用的次数与该期刊过去两年发表的论文数的比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