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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发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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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发表论文

新冠疫情是对国家综合治理能力的大考,中国在新冠疫情交出了让人民满意的答卷,始终秉承人民至上的治国理念,把人民置于国家首位

新冠病毒的三针疫苗都是非常有用的,能够在体内形成抗体,提高抵抗力。即使感染之后也不会出现重症。

像高福这样的专家,他们在疫情期间,说过像:就目前的证据,是没发现有人传人的情况的。疫情的变化是极快的,我相信一些专家的判断也会随着疫情的变化而改变。

高福作为疾控中心的主任,在疫情爆发以来,对疫情的研究也是逐日深入,毕竟作为一名科学家,他并没有说新冠肺炎不能人传人,只是在当时初期发现没有人传人的证据,并且在每日报道中说到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说明只是怀疑,没有人传人的可能,但并不确定就是不会人传人,而随后随着疫情的不断发展,也是确定了疫情是可以人传人的,则相关媒体断章取义,将高福的话贴上了标签,以来博取网友们的眼球,使得高福陷入舆论漩涡。

而疫情自从去年12月就已经发现,当时并没有得到相关的重视,而武汉方面也是有隐瞒疫情的情况发生,随后,随着疫情的逐步扩大,中央方面也加强了对疫情的防控力度,许多科学家和和科研人员也是逐步深入,加强对病毒的研究,通过每日对病毒的观察,也是得到了许多结论,最开始确实没有发现人传人的证据,但随着人群密度的逐渐增大,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出现了疫情,这才发现疫情有着人传人的现象。

而相关媒体则是断章取义,将自己的理解强加在高福的文章之中,许多键盘侠也随之跟风,将高福推上舆论的风口,在疫情中,我们也发现许多昧着良心的中国人赚一些国难财,同时也有方方等这种卖国人的出现,对于这种网络喷子,我们都已经司空见惯,所以我们要理性对待网络上的一些文章,明确事实,而不是跟风将一些专家推上舆论的风口。

虽然此次疫情给中国带来的危害极大,但是我们从中也发现了中国人的团结和坚持不懈的毅力,此次疫情中国也是克服难关,并且帮助了许多周边国家,我们更应该做好自己,相信相关部门能够处理好疫情防控工作。

高福疾控中心主任论文发表

新冠疫苗临床试验虽然取得了阶段性的积极结果,但对于疫苗到底能在什么时候投入使用,各方专家意见并不统一。

张宏文在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新冠病毒的疫苗,在明年3月可能可以看到第一个成功的疫苗,但效果如何都是未知。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院士在谈及陈薇院士在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上刊发的疫苗论文时表示,一个好的疫苗需要一年半、两年的长时间研发,是因为需要满足“安全、有效、质量可控”三个条件。

面对新冠病毒这种新发传染病的应急状况,高福认为,目前疫苗安全性还是可以的,有望在年底前对一些特殊人群上使用疫苗。

参与牛津大学詹纳研究所的腺病毒载体疫苗研究的教授莎拉·吉尔伯特说:“如果得到监管机构的紧急批准,并最终验证我们研发的疫苗是有效的,那么在9月份第一批数百万剂的疫苗就能生产出来。”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生健康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日前在回答媒体记者提问时也同样表示,“中国的疫苗发展非常快,不会比美国差多少。美国据说9月就可以用在人身上,中国也在赛跑,估计前后不会差多少”。

扩展资料:

陈薇在《柳叶刀》发布的新闻稿中指出,要谨慎对待相关成果,开发新冠病毒疫苗会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并且能够引发免疫应答并不一定意味着疫苗能够保护人们免受新冠病毒感染,最新成果“展示了新冠病毒疫苗开发的很好前景,但我们离这种疫苗达到让所有人使用的阶段仍有较长的路要走”。

对腺病毒载体疫苗的前景,专家们同样持谨慎态度,指出其一大挑战是如何克服“预存免疫”,且仍需开展进一步临床试验来验证疫苗预防新冠病毒感染的有效性。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健康网-中国新冠疫苗一期临床试验结果令人鼓舞

参考资料来源:齐鲁网-全球8种新冠疫苗进入临床试验,“山东产”疫苗研发顺利

高福疾控中心主任是山西省应县人。高福,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医学科学院外籍院士,出生于山西省应县,毕业于牛津大学,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家,现任中国疾控中心主任。

他主要从事病原微生物跨宿主传播、感染机制与宿主细胞免疫研究及公共卫生政策与全球健康策略研究,曾荣获第三世界科学院基础医学奖、日本外务大臣表彰奖、俄罗斯“Gamaleya奖章”、中国香港大学百周年杰出中国学者等荣誉,在SCI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500余篇。

高福疾控中心主任发表论文

高福疾控中心主任是山西省应县人。高福,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医学科学院外籍院士,出生于山西省应县,毕业于牛津大学,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家,现任中国疾控中心主任。

他主要从事病原微生物跨宿主传播、感染机制与宿主细胞免疫研究及公共卫生政策与全球健康策略研究,曾荣获第三世界科学院基础医学奖、日本外务大臣表彰奖、俄罗斯“Gamaleya奖章”、中国香港大学百周年杰出中国学者等荣誉,在SCI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500余篇。

3月20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1年会“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分论坛上,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主任高福表示,疫苗是战胜病毒的终极武器。疫苗和病毒关系非常清晰,有效的疫苗就能够把传染病消灭、消除或者控制。

高福称,没有疫苗,人类将与病毒“和平共处”,这是大家最基本的共识、也是事实。

高福还称,新冠病毒是第7种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冠状病毒最大特点是基因重组,所以人类将会面临更多的冠状病毒的攻击。新冠病毒走到今天,没有证据表明它将消失,很可能将会和人类共存,就像流感一样,而且还会出现新的冠状病毒。“人类和病毒的关系就是猫鼠关系。”高福说。

扩展资料

其他专家的看法

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区域主任葛西健(Takeshi Kasai)表示:“面对全球范围的疫情,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我们必须要通过国际合作机构来应对全球性的问题。”

葛西健赞同高福倡导的公共卫生数据共享,并赞赏中国在疫苗共享方面为全球做出的贡献。他同时称,疫情的发展最终取决于控制疫情能力较为薄弱的国家,因此如何生产出足够数量的疫苗,并让地球上每一个人公平地获得疫苗非常重要。

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Sten Vermund教授也认为,数据分享方面能力不足是加速病毒传播的重要因素。他强调应该重视动物疾病对人类的影响,并对人畜共患病加强研究。《科学》杂志3月18日发表的一项研究也提出,针对人畜共患病的数据监测存在不足,这暴露了对于高传染性病原体监测方面的问题。

Sten Vermund教授还表示,近几十年的人口增长和气候变化也对疾病的发生具有重大的影响。他强调,数据可以在科学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学术机构应该做出更多努力,和私营部门和政府一起开展工作。他同时透露,耶鲁大学也正在开发疫苗,未来有望将更多产品推向市场。

参考资料来源:每日经济新闻—高福:疫苗是战胜传染病的终极武器,人类和病毒是猫鼠关系

新冠疫苗临床试验虽然取得了阶段性的积极结果,但对于疫苗到底能在什么时候投入使用,各方专家意见并不统一。

张宏文在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新冠病毒的疫苗,在明年3月可能可以看到第一个成功的疫苗,但效果如何都是未知。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院士在谈及陈薇院士在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上刊发的疫苗论文时表示,一个好的疫苗需要一年半、两年的长时间研发,是因为需要满足“安全、有效、质量可控”三个条件。

面对新冠病毒这种新发传染病的应急状况,高福认为,目前疫苗安全性还是可以的,有望在年底前对一些特殊人群上使用疫苗。

参与牛津大学詹纳研究所的腺病毒载体疫苗研究的教授莎拉·吉尔伯特说:“如果得到监管机构的紧急批准,并最终验证我们研发的疫苗是有效的,那么在9月份第一批数百万剂的疫苗就能生产出来。”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生健康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日前在回答媒体记者提问时也同样表示,“中国的疫苗发展非常快,不会比美国差多少。美国据说9月就可以用在人身上,中国也在赛跑,估计前后不会差多少”。

扩展资料:

陈薇在《柳叶刀》发布的新闻稿中指出,要谨慎对待相关成果,开发新冠病毒疫苗会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并且能够引发免疫应答并不一定意味着疫苗能够保护人们免受新冠病毒感染,最新成果“展示了新冠病毒疫苗开发的很好前景,但我们离这种疫苗达到让所有人使用的阶段仍有较长的路要走”。

对腺病毒载体疫苗的前景,专家们同样持谨慎态度,指出其一大挑战是如何克服“预存免疫”,且仍需开展进一步临床试验来验证疫苗预防新冠病毒感染的有效性。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健康网-中国新冠疫苗一期临床试验结果令人鼓舞

参考资料来源:齐鲁网-全球8种新冠疫苗进入临床试验,“山东产”疫苗研发顺利

疾控中心主任发表论文

2002-2009年,中心独立承担各级各类科研项目153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2项;国家973项目:2项(分题负责单位);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子项目牵头1项,参与5项;国家卫生部课题:3项;省级项目:13项;市科技项目:108项;国际合作项目:9项;中心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在我国CDC系统中是受资助项目较多的单位之一。 2002-2009年获得各级科研成果23项,其中省科技进步 特等奖 1项二等奖 1项三等奖 4项市科技进步 一等奖 7项二等奖 2项三等奖 5项中华预防医学会科技 三等奖 2项 ☆传染病:艾滋病、病毒性肝炎、流感、人感染禽流感、疟疾、SARS、军团菌等;☆非传染病:高血压、糖尿病、脑卒中、恶性肿瘤等;☆寄生虫病:疟疾、肝吸虫、隐孢子虫等;☆伤害:交通、职业、学校等;☆营养、环境、职业、社会、心理等健康危害因素;☆学科层面:现场流行病、分子流行病、分子生物学、蛋白组学、毒理(生化、分子)。 ☆庄志雄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生化与分子毒理学,独立指导26名博士、硕士研究生顺利毕业。现为中国毒理学会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委员、中国医学教育学会预防医学教育研究会副理事长、亚洲毒理学会理事、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学会副主任委员、全国职业卫生标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卫生毒理学会主任委员、广东热带医学会副理事长、《卫生毒理学杂志》、《中国公共卫生》、《中国公共卫生管理》、《中国性病艾滋病杂志》副主编、10余种杂志编委。主持和参加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项目(973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卫生部科研基金、广东省科研基金十余项,发表科研论文100余篇,参加编写4本著作和教材的编写。多次获卫生部科技进步奖、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广东省科技进步奖、深圳市和广州市科技进步奖;1993年起获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程锦泉教授:博士生导师,香港中文大学特聘教授,广东省高级职称评定委员会委员,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现任深圳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委员会委员、享受深圳市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公共卫生管理》及《中国公共卫生》杂志副主编、《中华预防医学》杂志编委、中华预防医学会社会医学分会委员、广东省预防医学会环境卫生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预防医学会流行病专业委员会委员、深圳市预防医学副会长、深圳卫生经济学会理事。先后在国际国内权威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50多篇,主持和参与国家七.五攻关课题1项,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1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2项。主持广东省卫生厅课题1项,深圳市科技项目等5项,还主持《深圳市区域卫生规划研究》,《深圳市卫生政策研究》、《深圳市控制梅毒艾滋病母婴传播及经济学评价研究》等项目以及参与世界卫生组织,中国欧盟,中英、全球项目。2002年获深圳市科技进步二等奖;2004年获深圳市科技进步三等奖;2005年获深圳市科技进步三等奖;2006年、2008年分别获得深圳市科技创新奖。☆张仁利教授: 2000年毕业于日本名古屋市立大学医学部,获得病原生物学医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热带病研究,现为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分子生物研究室主任、主任医师,深圳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病原体感染受体分子生物学;传病蚊媒雌雄蚊差异基因组研究;同时担任广东省寄生虫学会理事,深圳市传染病与寄生虫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热带医学杂志、热带医学杂志编委等社会职位;先后在国际刊物Infection and Immunity, BBC, Cancer Research, Internationl Parasitology, parasitol Immunity 等刊物发表多篇有影响的论文,1998年获日本大幸医学奖。先后主持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for Science(国际科学基金)、教育部等科研课题;获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市科技进步二等奖两项。☆何雅青研究员:现任广东省预防医学会医学病毒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华流行病学杂志特邀审稿专家、“中华临床与卫生”杂志副主编,深圳市预防医学会病原生物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深圳市防治人畜共患传染病专家组成员,深圳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和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硕士生导师,深圳市医学继续教育中心兼职教授,为享受深圳市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在脊髓灰质炎病毒、轮状病毒、诺沃克病毒、腺病毒、肠道病毒71型、SARS病毒及溯源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有20余篇论文发表在国家一级杂志上,3篇论文发表于国外杂志上,其中论文《华南地区动物SARS样病毒的分离与鉴定》发表在Science杂志上。在研课题两项,参与国家“973”计划项目和国家科技攻关计划课题各一项。获深圳市科技进步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两项。☆张建清主任医师,博士,是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二恶英重点医学实验室的学术带头人。现为广东省质谱学会理事、深圳市保健科技学会理事、深圳市实验医学专业委员会理事、深圳市营养学会理事、深圳市预防医学会理化检验专业委员会委员。以第一作者在国内外核心期刊杂志发表学术论文共计24篇,参与编辑专著1部。先后承担和参与国家、省、市级科研立项课题共计11项,同时获得国家、省级和市级科技成果奖共计三项。 ☆中山大学的博士后流动站。☆已同以下高校建立高等院校教学基地(含研究生、本科生):香港中文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四川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深圳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中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等。☆共培养博士研究生23名、硕士研究生30多名、博士后3名。迁地重建:目前,一个占地3.18万平方米、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由一栋综合业务楼、一栋预防医学门诊楼、一栋后勤服务楼和三栋实验楼组成的新的疾控中心迁址重建工程正在建设之中,预计至2008年,一个全新的、现代化的深圳疾控中心将在瑭朗山绿树红花的映衬下,呈现在世人面前。

钟南山表示,中国CDC(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现在只是个技术部门。CDC的地位需要提高,未来也需要一定的行政权。CDC的特殊地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要一级一级上报。CDC向地方政府上报后由地方政府决定如何处置。第二,SARS等突发性传染病过去之后,很多研究所就不搞了。所以这一次对于突发疾病,治疗上感到束手无策。一个月内研发出一个新药根本不可能,需要长期的积累,这也体现出我们防控体系的问题。(图片来源:南方+ 摄影:吴伟洪)钟南山缘何会提出CDC的地位需要提高,未来也需要一定的行政权?2月4日,21世纪经济报道刊发了《CDC的使命》一文,对中国CDC的发展进程、主要职责以及使命进行了详细的复盘,同时也提出目前中国CDC存在的短板以及进一步完善的建议,从中或许可以窥见一二。此次武汉新型冠状病毒防疫战,中国疾控中心作为一个核心角色却不时陷入舆论中心。先是因为疫情发布承受了巨大压力,接着又因为1月30日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副主任冯子健参与署名,由中国疾控中心等十余家机构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一篇论文再度陷入漩涡。也正是由于这篇论文,整个中国舆论才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疾控中心在中国的传染病防御中的角色定位。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胡善联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回顾看,如果能够早发现、早点确认,确实可以更好地控制疫情。新的传染疾病从发现到确认,需要有一个过程。事实上,中国疾控中心在过去的18年人员和经费都得到了大幅提升,中国疾控中心主任、中科院院士高福对CDC充满信心。在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高福曾对媒体表示:“经常有人问我,SARS过去十几年了,还会来吗?SARS这一类病毒随时都有可能出现,但我很有信心地说,SARS类似事件不会再出现,因为我国传染病监控网路体系建设得很好,这类事件不会再发生。”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疾控中心创始人、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李立明被召集重新出山,为有关部门提供对疫情防控形势的研判、防控技术支撑等。曾带领CDC战过SARS的李立明,在被问到如今疾控系统的走向是否实现了当初的设想时,他淡淡地说,“不太满意”。虽然这些年CDC在人力和资金等方面得到了提升,但是CDC仍然存在一些短板,尤其是在权责方面。根据《传染病防治法》,只有国家卫生行政部门及其委托的省级卫生行政机构才有权公布疫情,国家疾控中心与地方各级疾控中心都是没有权力对外发布疫情的。CDC是决策支持机构,但无权决策。从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的最初出现,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认定,再到疫情的扩散,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比任何时候都更受到国人的关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从来不是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系统的事情,如何更及时更有效、有时是更决断地处置这样事关全国乃至全球的重大危机,是摆在我国公共卫生治理体系构建之路上必须回答的课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2月3日召开会议强调,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要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能力。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建设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苛责永远比建设更容易。但建立在科学慎思基础上的行动从来不算晚。

疾控中心主任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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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很多人给三甲留言,说能不能写一篇关于性教育的科普?思考再三,决定还是从一个真实的、每每想起让人忍不住流泪的故事说起。

这是一个医生的亲身经历......

“快来收病人啦!凌晨的第一个,希望也是最后一个。”穿着蓝色制服的男护工一副睡眼惺忪,扬着急诊病人的病历本朝我说道。

我接过病历本苦笑,“借你吉言啊!”同时快速扫了眼病历本上的信息:18岁男性,未婚。我心里不禁嘀咕道,这么年轻竟然半夜来急诊,莫非有什么情况?

跨过安静的走廊,夹杂着家属断断续续地低语声以及病人忽高忽地的呼噜声,我来到了新病人的病房,看到一个瘦削的大男孩拧着痛苦的双眉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一个中年女子,应该是患者的母亲,焦灼地握着男孩的手,不停地安慰着。

还没等我开口问,中年女子便焦急地说,“医生,我儿子头痛发烧一个多月了,实在受不了才过来。”

男孩半睁着眼睛,苍白的脸色透露着身体虚弱的信号,我在心里想着这般场景莫非是有什么大的疾病才会如此。正想问,不想男孩先于我前微弱的说道:“能不能先给我止痛?”

望着溺水般的男孩,我心里一个激灵,身上的瞌睡虫全跑掉了,手伸到他的后脑勺一摸,全是水,脖子硬邦邦的。查体发现病人的脑膜刺激征阳性,病理征未引出,我随意问道,“还上学吗?”

女子回道,“早就没上学了,在城东摆了个烧烤摊,卖卖烤串过日子。”

“交女朋友了吗?”

男孩有气无力地瞟了我眼“还没呢。”

详细问过病史后,我心里大概得出个初步诊断:中枢神经系统感染。只是这么年轻的男孩,免疫力得差到怎样的地步才会引起中枢神经系统感染呢?又是什么原因引起免疫力下降的?结核、真菌、细菌、病毒,这四个疾病就像铅球一样不停地在我脑袋里撞击。又莫非是艾滋病?我看着温顺帅气的男孩子,赶紧摇摇头希望找出证据打消自己的念头。

嘱护士给予半量甘露醇和止痛等对症处理后,患者安静入睡了。男孩的妈妈噙着眼泪来到办公室,“医生,我孩子命苦,5岁就失去了父亲。我一手拉扯他长大,辛苦自不必多说,但看着他健康成长,一切都是值得的。他还这么年轻,你们一定要查清楚病因,治好他的病啊”

她的目光寄予了太多期望,殷切到我不敢对视。在检查结果出来之前,我不忍告诉她自己的猜想,只是用一贯官方的口吻和她保持着距离,“阿姨,等明天的检查结果出来吧,综合所有资料,我们科室会一起讨论你儿子的病情。有任何结果,我们会第一时间告诉你。”第二天交班的时候,我特意强调了这个年轻患者,嘱管床医生注意追踪传染病筛查结果。

回家补完觉醒来,已是太阳落山,我随手刷起了微信,却突然发现,科室群里艾特我的信息,“你夜班收的那个18岁男孩,HIV初筛报告是阳性的!”

好吧,初筛报告是阳性的,结合男孩子的临床表现,确诊报告也应该是八九不离十了。那他目前最可能的应该是隐球菌性脑膜炎,次之为结核性脑膜炎。不管是哪种,治疗时间都极其漫长,花费也将十分昂贵。无论是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都不是他这种家庭能承担得起的。

男孩最后腰穿结果也出来了:结核性脑膜炎,HIV确诊报告阳性。依照医学法规,我们支开了病人的母亲,小心翼翼地告诉了患者结果,只见到男孩听到后呆愣了一下,长长的眼睫毛在微微颤抖着,眼泪不停地在眼眶中打转。没过一会,他便闭上眼睛,全身突然失去支撑般瘫软在床上。

不忍心看着他痛苦的样子,上级和我示意着出病房给他留点空间,刚准备走,男孩便喃喃地问道,“我这个是通过性传播的吗?”

上级点点头,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是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患者虽然没有透露冶游史,但像他这个年龄,既往没有输血史,考虑还是性传播导致的。

男孩眼神空洞地望着地板,“我从没想过就那么一次也会感染上。我也就第一次去那种地方,跟我朋友一起去的。他们都说可以不用安全套,也没关系。就那么一念之间,我的后半生就毁了!”他说完后,眼泪顺着他年轻的脸庞滑落了下来。

后来男孩的母亲知道了男孩的病情。那段时间,她好像突然失去了生命的活力,只如提偶般为儿子送来一日三餐,照顾饮食起居。母子俩都一副面如死灰的样子,整个病房也压抑得无比寂静。

在后来的谈话中,男孩的母亲虽然带着一股绝望的情绪,但她在儿子面前也坚定地表示,我们会和以前一样,一起坚持到最后,直到治愈为止。说这话的时候,她眼里闪耀着光亮,那份坚定点燃了男孩内心的希望,我看见男孩眼角的点点泪光。

然而,尽管年轻的生命力很顽强,但男孩最终还是没挺过这关。刚开始的半个月还能有气无力地说直呼头痛,虽然止痛效果差,但人总的来说还是有精神气在的。但在后半个月的时候,男孩开始陷入半嗜睡中,连头痛都不会再喊了,只是每天仍有低热以及盗汗。他的母亲戴着口罩,露出憔悴地鬓发,每日为儿子擦身喂饭。每次查完房后,我们都不忍心直视她充满血丝的双眼,她也不再跟以往似地追问病情,常常躲在角落里悄悄地抹眼泪。

他在走之前十天,清醒的时候越来越少,每次被叫醒不到十分钟,便迅速地陷入嗜睡中了。他像是知道自己已经时限不多,每在清醒的片刻,便颠三倒四地和母亲道歉,说对不起。他的母亲早已哭干了眼泪,也不再顾着疾病的传染,只是把儿子当作还是小孩般,用力地搂着他的头,想拼命留着儿子年轻的生命。

在一个清晨,男孩还是在安静的睡梦中离去了,没有再说头痛。那一瞬间,他的母亲像是烧枯了的灯芯,也随之一块幻灭了。一夜之间,男孩的母亲一头青丝变成了白头。

她为儿子穿上了那套他生前最想买的阿迪达斯,还买了很多昂贵的安全套放在儿子衣服的口袋里。她说,她希望才刚长大的孩子能在另一个地方健康成长,不要再做糊涂事,等着母子团聚。

曾目送过很多临终病人,只有这一个是年纪最小的,还是因为艾滋病离去,我看着他母亲颤抖着手为他扣上衣服时,我哽咽着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但却好像什么都做不了。环顾这个病房,男孩虚弱地躺在病床上的样子还像是昨天的时候,他客气又有礼貌,谁都不曾想到他会以这种方式离去。

像这个男孩,具体的性生活时间他没细说,但他在家已经出现约1个月的并发症症状了,据他母亲说,男孩近半年就出现体重消瘦表现。如果,男孩能早点发现身体的异常,早日检测行抗病毒治疗,他的路还会很长。但如果像男孩这样出现严重并发症才来医院,往往会耽误治疗。

疯狂的同性生活,查出肠癌......

同性恋群体,大概是国内一个具有争议性的群体,他们容易让人忽视,甚至歧视。然而,他们的健康问题同样值得被关注。

在知乎论坛,有两个帖子格外显眼,一个是《你都是怎么发现自己感染艾滋病的?》,有570人跟帖评论;另外一个是《得了梅毒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在这些留言跟帖中,很多人透露自己是一位同性恋者。

一位28岁的年轻人小亮(化名)分享了他的经历:

图来自知乎

今年28岁的小亮(化名)是一位程序员,也是一位同性恋者。高中时期开始,小亮就接触网约。他说自己一直似乎有着无穷的精力,几乎每个周末,都会有专属的艳遇。

有时候是学校里的小树林,有时候是居民区的日租房,甚至在对方没有携带身份证的时候,还曾经带着网友回宿舍。

大二的那年在一次体检中医生跟他说,他有一块肛门息肉。于是他上网搜罗了不少的资料,看到多数人都出现过息肉,没有症状不碍事。

直到就业一年后,他发现自己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甚至到了完全无法排便,腹部肿胀的地步。匆忙之下,才去了一趟医院做了深度检查,结果不如人意,已经癌变。医生说,此前的息肉在频繁且过度强烈的刺激下,已经癌变。

为了继续活着,小亮做了全大肠切除手术,缝合肛门,并在肚子上做了一个人造肛口,从此每天都需要背着粪袋,行走在人来人往的凡尘中。失去肛门后,他再也无法体验性趣。他说,相比无性恋,他似乎更像是一位无性恋人士。“我要是憋不住了,就往屁股上挖个洞,人生太漫长了。”

“我的性生活全靠幻想,有时候约会,见了面人就跑了。即使无异味,平时也喷浓厚香水。我是一个有着生理需求的正常人。”

美国疾控中心曾有研究分析指出,经常进行肛交的人群罹患肛癌的概率比其他人群的要高。肛门癌甚至被认为是继艾滋病毒后,同性恋和双性恋的下一个危机。

造成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同性恋,而是个人对自身缺乏有效的健康管理。第一,被同性人群忽视的全身体检,尤其是直肠体检,多数男性都存在肛门息肉。但若不进行健康体检,很难发现。第二,直肠息肉若长期频繁的接受到异物刺激,就有可能会发生癌变,及时发现和治疗就显得尤为重要。

跟男男接触,染上了艾滋病......

有一部叫《面具人的世界》纪录片,主人公是一个男子林先生,有一段时间,因为妻子不在身边,他和男生接触了起来。

“一个网友叫我做一个HIV的筛查,一试两道杠,他吓了一大跳。那天我也心里特别地害怕,跑到疾控中心。一筛查说是阳性,好像掉进了地狱一样。”林先生这么说道。

2015年年初,林先生被确诊为艾滋病。在这之前,林先生对艾滋病一词十分陌生,而之所以被感染,这跟他的不寻常经历有关。

“出于好奇吧,老婆不在身边,所以跟男男接触了。在火车站那个绿地广场,后来一天晚上,一个人过来,他跟我搭讪,然后大家慢慢的就那样。然后就对这个圈子感觉好奇,感觉很冲动,就不停地在网上或者在交友软件上面,跟人家约、聊天、见面。”

“当时一直在换(性伴侣),没有固定的那种,大概有7、8个人。”

从这以后,林先生一发不可收拾。一直到2014年元旦,一次偶然的机会,才发现自己的身体出了状况。

“什么时候被感染的,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会得了这个HIV,好像离我很远很远,有点恐惧,有点害怕,他们说一旦得这病离死亡很近。”

可这个时候,他又走上了老路,认识了男伴小翔。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都没告诉对方有HIV的感染,我吃药的时候,还偷偷地吃,躲着他,等我们第二次见面的时候,他把衣服什么东西都带过来,他告诉我,他也有HIV。”

我得了梅毒和尖锐湿疣......

有一位网友谈起了自己的遭遇:

“得病之前的我,对于性还是很开放的。希望看到文章的各位,洁身自爱,不要无套,不要吸毒,不要多人。口交也是可以传染疾病的,我的梅毒应该就是口交感染上的。

梅毒是去年得的,一面之缘的朋友告诉我他感染梅毒了,让我也去检测下,结果中标。然后就是今年的四月份,大便出血,以为是痔疮,结果是尖锐湿疣。

当时治疗尖锐湿疣,在距离家近的一个民营医院做的,当时以为是痔疮花不了几个钱,然后检查出来是尖锐湿疣也就直接在这家医院做的。第一次治疗整个过程花了3万多。

尖锐湿疣容易复发,梅毒则是感染上就会一辈子的阳性。我也因此错失了一份高薪体面工作。

如果没有得这种病,想要享受刺激的性生活。还是赶紧打消你的念头,对象都会偷吃,何况是一面之缘的朋友。鬼知道他会带回来什么病。我还是庆幸自己没得上HIV。另外,找到对象,觉得是时候更进一步了,去做个检测吧,他好你也好。

现在我的尖锐湿疣经过三次治疗暂时没有了,之后需要预防以及检查是否复发就可以了梅毒是一年了,才转阴。费时费钱,重要的事情说三次,洁身自爱,洁身自爱,洁身自爱。不要想着寻求刺激,一份稳定的感情才重要。”

同性恋是传染病的高发群体......

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曾经举办的一次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疾控中心艾防中心主任、研究员韩孟杰介绍了我国青年学生目前的感染情况:“我们调查过,有过性经历的学生安全套使用率还不到40%,由于处于性活跃期,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发生不安全的性行为,所以青年学生感染的风险还是存在的。而且近两年,每年还有3000多例的学生感染,2017年有3077例学生感染,这些学生的感染病例有81.8%是通过同性性传播的感染。”

为什么同性恋是艾滋病等传染病的高发群体?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诊疗中心副主任医师曾介绍主要有4点:性交方式多样化、没有固定性伴侣、不使用安全套,以及静脉使用毒品等其他因素。

1. 性交方式多样化

感染了 HIV 的男性,精液中含有大量的病毒。男男同性恋者绝大多数会采用肛交的性生活方式,这种方式更容易造成病毒的传播。

2. 没有固定性伴侣

多数情况下,男男同性性行为者没有固定的性伴侣。而拥有多名性伴侣往往是造成艾滋病或其他性病交叉感染的主要原因。

3. 不使用安全套

男男同性性行为者在性交过程中往往不使用避孕套,也就是医生们所说的“无保护性行为”。同时,即便使用避孕套,也不能完全避免病毒感染,因为并不能 100% 保证避孕套不会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破损、滑脱等意外情况。

4. 其他因素

还发现在男男同性恋群体中,静脉使用毒品的比例又比较高。而静脉注射毒品是另一个导致艾滋病传播的重要途径,从而“雪上加霜”,把这个人群置于更危险的境地。

做到这几点,保护自己和他人......

爱,不分性别;每一种性取向都应该得到尊重,但是却不能因此而带来健康影响。无论是哪种性倾向群体,为了保护自己和他人,都建议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应当固定自己的性伴侣,并清楚、全面地了解双方的健康状况。

其次,避免疾病传播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正确、全程使用避孕套。

第三,一旦发现安全套滑脱或破裂,立即停止性行为。

第四,如果发生了高危的性行为,要立即寻求当地疾控中心或者医院的帮助,及时进行HIV 阻断治疗,做到亡羊补牢。

这篇文章有点长,但三甲希望随着艾滋病医学知识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们,尤其是学生们、孩子们会意识到,正确的、安全的性生活是预防艾滋病的重要措施。在你想要满足生理的愉悦时,也应该对这份愉悦可能所带来的相应风险予以警惕和预防。(三甲传真综合医联APP、健康时报、腾讯医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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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南山表示,中国CDC(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现在只是个技术部门。CDC的地位需要提高,未来也需要一定的行政权。CDC的特殊地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要一级一级上报。CDC向地方政府上报后由地方政府决定如何处置。第二,SARS等突发性传染病过去之后,很多研究所就不搞了。所以这一次对于突发疾病,治疗上感到束手无策。一个月内研发出一个新药根本不可能,需要长期的积累,这也体现出我们防控体系的问题。(图片来源:南方+ 摄影:吴伟洪)钟南山缘何会提出CDC的地位需要提高,未来也需要一定的行政权?2月4日,21世纪经济报道刊发了《CDC的使命》一文,对中国CDC的发展进程、主要职责以及使命进行了详细的复盘,同时也提出目前中国CDC存在的短板以及进一步完善的建议,从中或许可以窥见一二。此次武汉新型冠状病毒防疫战,中国疾控中心作为一个核心角色却不时陷入舆论中心。先是因为疫情发布承受了巨大压力,接着又因为1月30日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副主任冯子健参与署名,由中国疾控中心等十余家机构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一篇论文再度陷入漩涡。也正是由于这篇论文,整个中国舆论才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疾控中心在中国的传染病防御中的角色定位。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胡善联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回顾看,如果能够早发现、早点确认,确实可以更好地控制疫情。新的传染疾病从发现到确认,需要有一个过程。事实上,中国疾控中心在过去的18年人员和经费都得到了大幅提升,中国疾控中心主任、中科院院士高福对CDC充满信心。在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高福曾对媒体表示:“经常有人问我,SARS过去十几年了,还会来吗?SARS这一类病毒随时都有可能出现,但我很有信心地说,SARS类似事件不会再出现,因为我国传染病监控网路体系建设得很好,这类事件不会再发生。”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疾控中心创始人、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李立明被召集重新出山,为有关部门提供对疫情防控形势的研判、防控技术支撑等。曾带领CDC战过SARS的李立明,在被问到如今疾控系统的走向是否实现了当初的设想时,他淡淡地说,“不太满意”。虽然这些年CDC在人力和资金等方面得到了提升,但是CDC仍然存在一些短板,尤其是在权责方面。根据《传染病防治法》,只有国家卫生行政部门及其委托的省级卫生行政机构才有权公布疫情,国家疾控中心与地方各级疾控中心都是没有权力对外发布疫情的。CDC是决策支持机构,但无权决策。从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的最初出现,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认定,再到疫情的扩散,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比任何时候都更受到国人的关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从来不是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系统的事情,如何更及时更有效、有时是更决断地处置这样事关全国乃至全球的重大危机,是摆在我国公共卫生治理体系构建之路上必须回答的课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2月3日召开会议强调,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要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能力。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建设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苛责永远比建设更容易。但建立在科学慎思基础上的行动从来不算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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