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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家庭结构的变化，我国家庭教育又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中美两国教育交流的日益频繁，两国在家庭教育方面的差异也日渐突显。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希望大家喜欢! 篇一 《中美家庭教育的差异比较》 摘要：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家庭结构的变化，我国家庭教育又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中美两国教育交流的日益频繁，两国在家庭教育方面的差异也日渐突显。本文首先从介绍我国家庭教育的现状入手，分析目前我国家庭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其次从家庭教育的目的、内容和方法三个方面对中美两国家庭教育进行比较，分析形成两国家庭教育差异的原因，进而对我国家庭教育的发展提出几点建设性的思考。 关键词：家庭教育 中国 美国 差异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教育自古以来就是家庭社会的纽带，社会政治生活的核心。传统的中国式家庭教育，即长辈对晚辈“上施下效”的垂直式教育，社会教育也是以家庭教育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从目前看这种“上施下效”的教育已不适合我国发展的需要。 1 我国家庭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1.1 家庭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导致孩子养尊处优、劳动意识淡薄 劳动教育即非智力因素的教育在家庭教育中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环节，也可以说是对孩子意志的磨练教育。近年来，人们的收入大幅度增加，家庭的物质生活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这为儿童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同时家长对教育子女也有了更坚实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由于物质条件的改善，也给教育子女带来了负面影响。很多孩子在家里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缺乏劳动习惯和劳动意识，当然有些家长也忽略了对孩子劳动方面的教育。经常进行力所能及的劳动，不仅能让孩子养成热爱劳动的习惯，还能增强动手能力，对成长十分有益。 1.2 家庭结构简单化，致使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日渐突出 中国过去的家庭一般是成员较多、结构复杂。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中国家庭的成员结构日益简单化，由父母和子女两代人组成的小家庭居多。虽然这样的家庭结构使父母对子女的教育不易受外界的干扰，但这也给孩子的教育带来许多新的问题。许多家庭对独生子女的期望值过高，溺爱孩子、过度保护、重智轻德，这不利于孩子养成健全的人格。 1.3 家庭稳定程度降低，给孩子的成长带来了很大的伤害 现代社会由于受许多因素的干扰，家庭关系开始松动，家庭稳定程度大大降低。据社会学学者调查显示，离婚夫妇“婚姻年龄”一般是在婚后六年左右，而大多数夫妇离异是在婚后六年到十六年间。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正处于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对父母的依赖性还很大。由于父母的不和，孩子缺少关爱，没有安全感。很多离异家庭的孩子变得自卑、孤僻、压抑、冷漠、易怒，甚至有的孩子产生了心理疾病，极个别的孩子甚至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1.4 社会资讯化的涌现，冲击了传统的家庭教育 家庭是一种较为封闭的社会组织形式，资讯化的飞速发展，对封闭的家庭产生了冲击。而青少年知识和社会阅历有限，对资讯的分辨筛选和取舍能力较差，难免受到不良资讯的影响和腐蚀。 2 中美家庭教育之差异 2.1 教育目的的不同 中国家庭的教育目的倾向于家庭本位。中国社会的根基在家庭，家国同构是中国社会的典型特征。在中国传统的以“家”为本位的文化中，个人利益是与家庭家族利益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尊敬长辈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但长期以来，我们过于强调对长者的尊崇与服从，家长习惯于把自己的思想与意志强加给孩子。这种“家长制”导致孩子依赖性强，失去了自主性和能动性。在确定家庭教育目标时，家长也较少考虑孩子的意愿，一般是家长在综合考虑了孩子的升学、就业以及将来的成就能否“光耀门第”之后，做出最终的决定。 美国的家庭教育目的倾向于个人本位。家长尊重、鼓励儿童“自我选择、自主负责”，在设定家庭教育的目标时，家长会尊重孩子的意愿，其着眼点在于培养具有适应各种环境的能力。家长在重视孩子的学习和智力开发的同时，更加关注孩子的全面发展。 2.2 教育内容的不同 中国的家庭教育总体上遵循着“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为原则。受我国教育现状的影响，当孩子入学以后，培养孩子的智育会上升到首位，出现了一种不平衡的倾向。家长为了孩子能进入一所名牌大学，找到一份好工作，不惜重金给孩子买习题、报辅导班，然而这种能力的培养仅仅能应试，和实际能力并无太大关系。相比之下，美国的家庭教育内容显得更丰富、轻松，更能体现“素质教育”的精神。家长以赋予孩子社会适应能力为目标，从孩子幼儿时期就注重加强孩子的户外活动和体育锻炼，着力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激发他们的学习愿望，扩大文化视野。 2.3 教育方式的不同 在中国，家长在家庭中拥有绝对的权威，在对孩子的教育方面父母起主导地位，忽视孩子的独立意识。而在美国，孩子与父母之间的关系相对民主，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方式以民主和开放型为主。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美国家长对孩子的鼓励多于保护，他们会鼓励孩子勇敢地去尝试，培养孩子的自信心。民主、宽松的家庭教育给美国孩子提供了表达想法以及决定事情的机会。 2.4 中美家庭教育差异形成的原因 2.4.1 历史文化背景 美国是一个历史较短的移民国家，深受文艺复兴的影响。民主、自由理念渗透于各个角落。因此，在美国家庭，他们把孩子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平等对待，给予孩子充分的独立空间。中国的传统思想影响着大多数的中国人，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主张“尊卑有别，长幼有序”，文化价值观上多是比较保守的，缺少冒险精神和创造性的思维。 2.4.2 社会经济条件的不同 众所周知，美国经济发达、社会保障制度健全。在美国父母看来，无论岗位的高低，只要子女能立足于社会，他们就很满足了。美国的家庭教育很注重孩子的社会实践能力和独立人格的培养。相比之下，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够完善，并存在一些陈旧的观念。中国家长认为子女的教育是与他们的生活紧密联络的。 3 对我国家庭教育的启示 由于两国不同文化背景的影响，中国和美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家庭教育。我们应该尊重彼此的文化特点，并借鉴美国在家庭教育方面有价值和合理的成分来丰富我国家庭教育的理念和方法。通过对中美两国家庭教育的对比分析，对我国家庭教育提出几点建议。 3.1 家长应转变教育观念 家长在尊重孩子、尊重孩子的年龄特征、个性特征的基础上也要认识到以往家庭教育的不足，改变家庭教育方式，使孩子努力学会生存、学会交往、学会劳动。在此基础上我们应从以下几点来尝试改革： 3.1.1 更新评价子女的标准 科学合理的评价具有很强的引导性，能指导孩子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形成健康的心理状态。家长不要再一味地要求子女“听话”、“顺从”了，而应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培养子女的创新意识，支援他们有自己的见解。 3.1.2 建立新型的父母子女关系 家长应放下自己权威型的角色定位，和子女建立平等民主的关系，子女应当接受父母的教育，而不是父母任意支配的附属品。父母有教育子女的权利，同时这也是父母的义务，绝不是特权。父母应当转变观念，尊重子女的人格和自 *** 利。只有这样，家庭教育工作才能顺利进行，培养出来的子女才能自尊、自信、自立、自强，才会有所作为。 3.1.3 建立新型的家庭教育模式 由封闭型的家庭教育向开放型家庭教育转变。要把家庭教育搞活，使家庭教育保持内外资讯的交流与沟通。家长要充分利用社会生活教育子女，让子女在实践中主动接受教育。家长要学会开启家门，放手让子女接触社会生活，鼓励子女支配自己的言行，在实践中经受锻炼，主动接受教育。 3.2 社会和学校要加强对家庭教育的指导，有效提高家庭教育的质量 首先，各级 *** 和妇联组织要重视家庭教育，强调家庭教育必须以德为先、以德为重，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融入到家庭教育。其次，办好家长学校，发挥自身的优势，有针对性地选择教育内容开展教育。再次，普及科学正确的教育理念，提高家长的素质和教育能力，使家长、学校和社会紧密协作，帮助孩子们在德、智、体、美、劳诸方面得到全面发展。 3.3 加强对独生子女的家庭教育问题的引导 独生子女家庭教育问题在我国当代的家庭教育工作中已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总体来说，我国独生子女家庭教育的基本状况是好的，但也存在许多令人担忧的问题。通过对中美两国家庭教育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来引导独生子女的家庭教育： 3.3.1 改变观念，摆正家长与独生子女的关系 家长对独生子女的正确态度应该是爱而不宠、养而不骄。爱子女不应仅停留在生活上，更应体现在对孩子的培养和教育上，对孩子要严格管教、精心培养，使孩子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健康成长。 3.3.2 抓住孩子的心理特点进行教育 我们可以抓住孩子们喜欢表扬和亲近这一特点，用表扬和奖励及时肯定孩子的良好个性品质使之得到正面的强化，并及时地用批评和处罚否定孩子的不良个性，这样不仅可以抓住教育时机，对孩子进行及时教育，更重要的是对孩子的品德教育有了一个好的引导。 3.3.3 加强建立规范的幼儿行为规章制度 强化训练幼儿的个性品行;统一各方面的教育要求，即统一学校的教育要求，也要统一家庭和社会的教育要求，使孩子在不同的环境中都能受到良好的个性品质的规范性教育和训练。 参考文献 [1] 黄磊.中美家庭教育比较[J].中华文化论坛，20088. [2] 郑维佳.由中美家庭教育的比较看中西文化差异[J].安顺学院学报，20095. [3] 赵忠心.探索改革家庭教育的新途径[J].班主任，201012. [4] 孟小佳.论中美家庭在教育方式上的差异[J].前沿，201011. [5] 李明巖.中美家庭教育观比较[J].学园，20119.
中美两国由于社会环境的不同，因此在教育上存在着许多差异。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中美教育差异浅析论文，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中美教育差异浅析论文篇一：《中美教育的差异及思考》 摘 要：教育是立国之本，强国之策。中美两国由于文化背景、教育传统等的不同，在教育质量和人才培养方面存在差异。本文就中美两国的教育差异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和比较，以为中国的教育改革提供一些启示和思考。 关键词：中国 美国 教育 差异 思考 教育是立国之本，强国之策，是人力资本形成的最主要途径。中美两国由于社会环境的差异，文化历史背景的不同，在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方面存在差异。而这些差异，也导致了中美两国在教育质量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状态。 如何评价中国和美国的教育，可谓众说纷纭，观点不一。较为普遍的看法是：中国的教育是打基础的教育，“学多悟少”;而美国的教育是培养创造力的教育，“学少悟多”。换言之：中国教育重视基础知识的巩固，美国教育重视创造力的培养;中国教育注重知识的灌输和知识的熟练掌握，重视“精”和“深”，美国教育注重对知识的灵活应用，重视“广”和“博”。 中美两国的教育有着极为不同的传统，差异之处颇多，不能简单地说孰优孰劣。我们分析了大量的事实和资料，并结合对美国教育的实地考察，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一、中美两国的文化背景、教育传统及教育观的不同 中国历来有重视教育的传统，中国古代特有的科举制度鼓励读书人“学而优则仕”。几千年的教育传统，造就了中国基础教育最根本的特点――以考试论英雄。在应试教育体制下，强调背诵和记忆，仅在考试范围内反复练习，达到熟能生巧;学生仅仅是知识的容器，是会考试的机器。中国的教育，注重对人类固有知识的传承和掌握。教师在课堂中的所有教学手段都是向孩子们灌输大量的知识，然后用作业、考试强化学生对知识的记忆和掌握。所有考试题目的设计都是考查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1]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各民族文化相互渗透、相互包容，美国教育的目标是为了训练和培养适应美国社会各行各业所需要的人员，尤其是培养造就高新技术领域的人才，以确保其社会稳定、经济持续发展和科研的领先地位。关于美国教育，可借用高钢在《遭遇美国教育》中的总结：“美国的学校虽然没有在课堂上对孩子们进行大量的知识灌输，但是，他们想方设法把孩子的眼光引向校园外那个无边无际的知识的海洋;他们没有让孩子们去死记硬背大量的公式和定理，但是，他们煞费苦心地告诉孩子们怎样去思考问题，教给孩子们面对陌生领域寻找答案的方法;他们从不用考试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而是竭尽全力去肯定孩子们的一切努力，去赞扬孩子们自己思考的一切结论，去保护和激励孩子们所有的创造欲望和尝试。” 我国的教育注重知识的积累和灌输，注重培养学生对知识本身的掌握，注重培养学生的求同思维，即让学生“信”;而美国则注重培养学生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注重学生对知识的拓展和创新，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发散性思维，即让学生“疑”。 二、知识观的不同 中国教育注重对知识的积累和灌输，注重对知识权威的尊重与维护，注重对知识的掌握和继承及知识体系的构建;美国则更注重培养学生运用知识的实际能力，注重对知识权威的质疑和批判，注重对知识的创造和拓展。中国学生大多是被动地学习;美国学生大多是主动地去探索。也就是说，前者在寻找标准答案，后者在追求真理。[2] 中国的教育注重窄而深，美国的教育注重广而博。中国教育使用题海战术，教师让学生重复练习，训练学生熟练掌握技巧，直至“炉火纯青”的地步;美国学校的数学教育则基本上是“点到为止”，让人明白是怎么回事。也有人说，中国教育是“精英”教育，把那些不能把知识学得精深的人淘汰出去。美国教育是普及与精英相结合的教育，走平民道路的，只需接受普及教育，接受社会生存所必需的基本知识的教育，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知识的教学只是点到为止而已;选择走“精英”道路的，则需艰苦奋斗、努力学习，力求“精”“深”。 中国的教育，注重的是对知识权威的尊重与维护，强调的是学习学习再学习，希望学生一下子就能把人类所有的知识都掌握，对教科书的知识，要求全部不折不扣地掌握，要尊重和维护教科书的权威性。因此，人们都有这样一种思维定势，凡是书上说的都是对的，凡是权威说的话都是不能改变的。 美国的教育中，没有标准答案，同一个课题，几乎没有两个学生的答案是一模一样的。对现有的知识，他们侧重于教学生怎样去创新，鼓励学生去思考得出结论，至于结论的正确与否，是否有实际意义，并不重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信、自主、自立精神，对一切事物持质疑和批判的态度，并不断从中发现新的东西。 有人说，中国的教育教会了学生相信权威，揣测领导;而美国的教育让学生有自己的观点，去探索追求真理。 三、教学模式的不同 在中国，全国中小学乃至大学，都有统一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大纲，各地教育主管部门根据上级安排及本地实际情况，再制定当地相对统一的教学内容和教学进度，学校哪天开学、哪天放假都由教育主管部门安排。 而美国的中小学没有全国统一的的教学大纲，跟谈不上什么全国统一的教材，每个学校所设课程及课程难度，由学校及任课教师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美国的高校和中学都推行学分制、选科制和主辅修制，课程实行综合化，理论联系实际。学生可根据个人爱好选修科目，不同的科目学分不同，只要把学分修满即可毕业拿到文凭和学位。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美国的大学生年纪轻轻就能取得好几个学位。[3] 两国学校在学业课程的选择上也有很大的区别。中国教育要求数理化各科面面俱到，哪一科学得不好都有可能对人生前途造成致命的影响;而美国的基础教育在达到最基本的要求的基础上，允许学生有较大选择的自由。 总言之，中国的教育比较单一化，而美国的教育重视多元化;中国的教育注重深度，而美国的教育则注重广度;中国的教育注意培养学生严格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而美国的教育注意培养学生的自信和自立精神。 四、价值观取向及德育观的不同 中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而中国的教育也是从社会本位出发的，强调以“社会为本”，即“社会第一”，以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为价值追求，培养的是学生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为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献身，培养出一大批具有共产主义觉悟、不断注入社会主义经济新元素的先进分子。 中国的传统道德是以儒家学说的人伦道德为中心展开的。从孔子主张的“仁爱”、“忠恕”，到孙中山倡导的“博爱”、“天下为公”，再到现代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构筑起了中国文化传统中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道德标准和尺度，由此形成了整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他人利益高于自我利益、社会发展高于个性发展的道德价值观念和社会意识。这一德育标准始终贯穿着中国的整个教育体系。 美国则以“个人为本”，即“个人第一”，追求的是个人的理想和权利。而美国大学生要树立的是资本主义价值观，充满了资产阶级的核心理念，因为“一个美国学生必须对美国的文化和精神传统有一个起码的体验和理解，否则他就不算是一个受过教育的美国人”。[4] 美国的道德传统源于欧洲，追求个性解放，强调个性的独立发展和培养，重视个体的地位和尊严。人是一切的出发点和归宿，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这种人本文化养成了人们重视个人权利、独立、平等和民主的价值观。这一点在美国社会和学校德育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五、中美教育差异之思考 当然，中美教育的差别还有很多，这里只是初步探讨了其中的几点。由于中美文社会环境与文化传统的差异，我们不可能全盘照搬美国的教育模式，中美教育比较，没有孰优孰劣，中国教育要保持自己传统的优势，找出自己的弱点，借鉴他人的长处，从而构建本土化与国际化相结合的中国现代教育。 参考文献： [1]李仰安.中美教育观念差异的比较与思考[J].高等函授学报，2001，14，(5)：5. [2]田虎伟.中美两国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现状的比较分析[J].中国高教研究，2008，(4)：28. [3]张晓飞.中美两国基础教育的比较分析[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8，27，(11)：35. [4]黄立坚，戴静.中美学校德育目标的比较及启示[J].中国校外教育，2008，(8)：15-25. 中美教育差异浅析论文篇二：《浅析中美学校教育的差异》 摘 要：学校教育指受教育者在各类学校内所接受的教育活动，是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比较中国和美国学校教育中的课程类型、课程内容以及课程评价等方面，分析中美基础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通过对比，进一步反思。既认识到中国教育的精髓，也洞察到美国教育的领先，对当今我国的教育改革大有裨益。 关键词：中美学校教育 学校教育 比较教育 教育根据其发生场所，可以分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在原始社会，学校和家庭未出现之前，教育与生产生活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教育的基本形态是原始意义上的社会教育。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制的出现，家庭在教育中的地位开始凸显，尽管奴隶社会出现了专门的教育机构――学校，然而由于受阶级和特权的影响，只有少数人可以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仍在教育中占据主导地位。直到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后，社会需要大量的生产力，大量妇女从家庭走向社会，现代学校才开始在教育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在后来的很长时期内，学校教育几乎成了教育的同义语。 学校教育指受教育者在各类学校内所接受的教育活动，是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说来，学校教育包括基础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 我国是人口第一大国，邓小平曾提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指导方针。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也是教育质量最高的国家，通过对比中国和美国教育，在保持中国教育精髓的同时，挖掘不足之处，针对性改善，使我国教育能够越来越好。 1中美学校教育中的课程类型比较 美国幼儿教育阶段是在玩耍中度过的。当前，中国幼儿教育阶段也注意到这一点，一改往日“知识为王”的观点，做了一些改变，比如不允许教10以内的加减法。 基础教育阶段(0-6岁)，中国小学以学科课程为主，开始学习大量学科知识，但美国小学仍以活动课程为主，受杜威“学校即社会”思想影响。 中学阶段，中国仍是学校规定的课程，即使现在部分地区，高中部分课程改成选修，还是在原来科目范围内选修。不只中国高中生读书辛苦，美国的高中生也很辛苦。据数据表明，美国高中生一年要背超过112磅(约104斤重)的课本;美国高中进校第一天，分班考试!学校将对数学、科学、第二外语等科目实行分层教学，光数学就有五个等级的班。竞争其实早在孩子上高中前就开始了，初中时尽管下午3点就放学，但学生要花大量时间完成作业，甚至写作文，做演讲。除了必修课，美国的中学生还须应对大量的选修课。相较国内，美国的中学给学生提供选课的自由度更大。比如二外，就会开设法语、西班牙语、拉丁语等多个语种，供学生选择。有学生就在三年里学了三种不同的语言，为了每学期都得到好成绩。语言入门时总是简单的。虽然不是所有人愿意吃苦，但这不妨碍少部分人会连续三年选择艰深的拉丁语。事实上，当大学招生官拿到成绩单时，不仅看“分数”，也看“科目”，看学生是否选择了所在学校最难的课程，是否愿意挑战自己，并获得好成绩。 当前中国开始试行高中部分科目选修，必然会出现，大量学生选修容易科目的现象，我们可以参考美国的做法，进一步调整评价和考核机制。 2中美学校教育中的课程内容比较 近日，国际数学大师丘成桐对中国的基础教育作出了一个判断：“我不认为中国学生的基础知识学得有多好!”他比较了同在哈佛大学读书的中国和美国学生，认为美国学生的基础知识不仅不比中国学生差，“相反要强很多”。“中国学生基础知识比美国学生扎实”其实是自我麻醉，挑战了一直令中国教育自豪的领域，引起了强烈的争论。 在这之前，我国初等教育工作者聊以自慰的一个重要理由，恰恰是认为我国学生的“基础”要比美国学生“扎实”，至少在“数理化”方面比美国同龄学生要好得多。一些到美国走马观花地“考察”过一两个星期的中学校长和老师，几乎都著文持这种观点。更有甚者，有人还给出了一个理想教育的公式：中国初等教育+美国高等教育，这种公式无疑默认：中国学生的基础比美国学生好，但创造性、研究性能力不如美国学生。 问题在于：为什么“基础不好”的学生反而更有创造力、更懂得批判性思考和大胆质疑。这是不合乎逻辑和教育规律的。实际上，这种认识正如丘成桐教授所指出的那样：“这都是多少年来可怕的自我麻醉!”如果你认为教育成功的标准是会解多少道难题，你自然会得出这种结论，还会变本加厉地在学生身上强化。 丘成桐无疑揭开了中国教育脸上最后一块遮羞布。 近年来，国内关于美国教育的报道和书籍越来越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当代重大的、改变了人类生活方式的科学发现和发明，几乎都出自美国;而在人文社科领域，美国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肯定与美国的教育直接相关，与他们教育的方式和理念直接相关。这个判断是合乎逻辑的：1957年，苏联先于美国将人造卫星送上天，这导致美国举国上下展开了一场关于“美国教育是否出现了问题”的大讨论。 令人不解的是，尽管在信息上已毫不闭塞，尽管“素质教育”已喊得满天响，我国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都看不到什么实质性的改善，相反，“为考试而学”“为升学而学”的现象越演越烈。基础教育的“减负”，也成了“负负得正”般的戏谑之言。 3中美学校教育中的课程评价比较 在《素质教育在美国》一书中，作者讲到自己的孩子曾经洋洋洒洒地就某一事件写了很多认识，结果被老师痛批。“没有自己的观点，仅仅是材料的堆砌!”“答案没有正确或错误，只是你得有insights(见地)，并且自成逻辑!” 如果我们对学生的评价仍然停留在“做对多少题、考多少分”，对课程的评价仍然停留在“让学生学了多少知识”上。我们的学生将会“越教越笨”，老师“越教越累”。 美国教育的精髓究竟是什么?近年的三部作品里有极为详尽的描述。一本是高歌著《赴美就学笔记》，作者记录了自己从美国小学高年级直到大学的受教育经历;一本是留美教育学博士黄全愈的《素质教育在美国》，里面记录了自己儿子在美国受教育的经历;还有高钢的《遭遇美国教育》。这三位作者都有相同的背景，都是移民到美国，都是从中国教育过渡到美国教育。这三位作者居住在美国不同的州，自己或孩子上不同的学校，却对美国教育有着惊人相似的感受和判断。高钢在书中写到：“美国的学校虽然没有在课堂上对孩子们进行大量的知识灌输，但是，他们想方设法把孩子的眼光引向校园外那个无边无际的知识的海洋;他们没有让孩子们去死记硬背大量的公式和定理，但是，他们煞费苦心地告诉孩子们怎样去思考问题，教给孩子们面对陌生领域寻找答案的方法;他们从不用考试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而是竭尽全力去肯定孩子们的一切努力、去赞扬孩子们自己思考的一切结论，去保护和激励孩子们所有的创造欲望和尝试。” 正是在“什么是教育的基础”这个核心问题上，我国教育整体迷失了方向。在美国，教育的理想和目标，是怎样才能保护和开发学生的创造才能，教育，必须适应孩子的天性和发展需要;而在我国，亿万学生的发展可能，被强力禁锢在考试、升学一条路上，有多少孩子在这种令人窒息的教育中感受到了快乐?这种所谓“扎实”的基础，其实是反教育的，背道而驰。 4对我国教育发展的思考 最近，国内有人统计了1999年2001年世界3所一流大学与中国6所包括北大、清华在内的一流大学在《自然》和《科学》两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结果是，6所中国一流大学总和只有20篇，还不及哈佛大学一所大学的零头(399篇);同处亚洲的东京大学，同期也有131篇。 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体制原因和历史遗留问题，但最大原因肯定出在教育上。 我国基础教育过分注重学科知识等“表层基础”，不注重“情感”和“人格”的培养。应试教育又扼杀了学生的创新意识。研究生教育本意是创新教育，但是在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阶段实行应试教育，到研究生阶段再提倡创新无异于异想天开。 20世纪70年代后各国教育改革不仅朝向科学化，而且趋于民主化、国际化。课程改革则强调知识的基础性与系统性及学生能力的开发。知识经济背景下的教育理念是：知识经济是对智力和知识的占有和配置，知识成为首要财富。刨造性是人才观的核心，个性及健全人格的培养是教育观的基点。必须告别“没有人的教育”，推广“合格+特色”的教育模式，提倡“求实+求证+求用”的治学态度。这些趋势都不断为各国教育思想大厦的建造添砖加瓦。 通过以上对比和分析，我们应努力挖掘深层次原因。从课程类型到课程内容，再到课程评价，都应该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和改变。把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真正植根于中国教育。充分发挥比较教育的借鉴对比功能，使之为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事业服务。 因此，我国教育的当务之急应是在保持优势点的同时，应努力学习其余先进国家的教育经验来改善本国教育。 参考文献 [1] 赵桂云，宋白玉.中美教育比较及对教学改革的启示[J].科技视界，2015(6). [2] 王智玲.中美教育差异对中国素质教育的启示[J].山东：潍坊学院学报，2014(14). [3] 杨文博.中外课堂教学的几点对比与思考[J].现代教育，2013(8)：12-14. [4] 芮火才.“双基”扎实等于“赢在起点”?――从中美教育比较说起[J].福建教育：中学版，2012(11). [5] 李绍青.中美教育价值观比较[J].教育科研，2010. [6] 粟高燕.中美教育交流的推进[J].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0. [7] [美]陈旭.天才还是大师：中美教育的差异[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 [8] 高钢.遭遇美国教育[J].北京：北京文学，2003. [9] 高歌.赴美就学笔记[M].海南：海南出版社，2000.
浅谈中美关系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众所周知，近代外交始于西方民族国家纷纷独立之际，而奉行“民族国家至上”原则的外交则始于法国枢机主教黎塞留，黎塞留对近代外交有着深远的影响。从拿破仑滑铁卢之役战败到维也纳会议，梅特涅时代的外交奉行“欧洲协调原则”即是欧洲的保守势力出于共同的国家利益对革命势力的遏制而团结在一起。俾斯麦统一德国后打破了均势外交，奉行“现实政治原则”即以国家实力及利益来制定国家外交政策。正如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所说“国家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中国在1840年被迫打开国门后，实际上已逐渐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是列强角逐鱼肉的对象。正所谓“弱国无外交”中国在新中国建立前基本上没有自己的独立外交。在此要讨论的是中国在1949年后外交政策的变化。建国后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也有国家利益的考量，中国实行的是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即是与苏联结盟来对抗西方的资本主义世界。1960年因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成了“第三世界的代言人”既反美帝又反苏修，事实证明这种纯粹以意识形态外主，牺牲国家利益的政策是不可取的，从1960—1971年中国实行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打破了美苏两极格局，形成了中美苏三角关系。中美联手对抗当时如日中天的苏联，以遏止苏联的扩张。这个历史性的外交转变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中国不再以意识形态为外交政策制定的依据，而改以国家利益为外交政策制定的基石。因为对美关系的改善客观上也促进了后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逐渐融入了国际经济秩序。当今的中国外交政策即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苏联解体后，美国一超独霸，俄罗斯虽已雄风不在，但对世界还有一定的影响力，欧洲离国家的形成还有很长的距离，暂还不能形成统一的政治实体。但欧盟一直希望联合起来以摆脱美国的影响力。日本自1968年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后一直在追求恢复正常国家的地位，以改变“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国际地位。而印度随着经济的崛起也想追求大国的地位，称霸南亚。处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是当代中国外交的重点。而对美关系则是重中之重。众所周知，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强权，二战后一直扮演的是名副其实的“世界警察”角色。虽有些学者说美国正处于衰落之中，比如“911”后，伊拉克战争，还有目前的金融危机等，但其仍拥有无可比拟的超级实力。如何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将关系到中国未
在中美高层战略对话结束以后，这件事也是持续发酵。不仅杨洁篪的讲话，使我们振奋人心，就是当时的中方翻译，也是实力圈粉。这件事可以说，又让外交部翻译司的高级翻译张京走红网络。高级翻译张京有自己的实力赢得了众多网友的支持。
其实，现场翻译对于翻译的功力还是要求很高的。在这样的特殊场景之下，如果不是翻译功力深厚，根本不能完成这样高难度的翻译工作。国际对话现场翻译，不仅需要有深厚的翻译功底，更要有临场发挥的能力。
现在国际间的交流已经变得越来越频繁了。虽然我们的外交官，很多在英语方面，也是很厉害的。其实在中美高层战略对话现场，就是不用翻译，我们的外交官也是可以听懂对方的意思的。但是，这样的场合，高级翻译也是必不可少的。
现场翻译不仅需要在心态上面，可以临危不乱，更需要把双方的讲话翻译正确。这样的难度还是很大的。翻译需要自己拥有足够广的知识储备才可以。
国际现场对话，必然会有很多偶然事情发生的。国际对话现场的翻译，就需要具体极强的、应对临时突发状况的能力。
在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当中，高级翻译张京就用自己的实力，完美的完成了杨洁篪主任驳斥美方无理指责的临时发言。可以说，如果没有平时的努力，高级翻译张京根本不能具备这样的能力，更不能完成这样的工作。这些对于现场翻译来说，就是最大的挑战。
各位，对于国际对话现场翻译具有的特点，你有什么不同意见，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1] 李莉,张峰. 中美文化差异[J]. 考试周刊. 2011(02) [2] 李莉,张峰. 从跨文化交际角度看中西方文化的差异[J]. 山东电大学报. 2008(02) [3] 杨超美. 中美主流文化对比与增强跨文化交际意识[J]. 河南社会科学. 2001(05) [4] 谭杰. 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差异因素[J]. 攀枝花学院学报. 2007(05) [5] 郭雯静. 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差异[J]. 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7(04) [6] 檀祝平,孙杏林. 基于跨文化交际的英汉礼貌原则探析[J].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05) [7] 黄玉英. 中西动物文化习俗差异研究[J].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2009(03) [8] 王隽. 东西方文化差异论[J]. 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06) [9] 唐红芳. 价值论层面的中西文化差异[J]. 求索. 2008(02) [10] 侯晓舟. 了解文化差异,走出交际误区[J]. 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8(04)
我觉得在生活中或者工作时的非正式场合，染什么颜色都可以，毕竟是个人自由，但是在两国对话这么严肃庄重的时刻，染紫头发显得很认真，对对这个场合不重视
不少接受《自然》采访的学者认为，这一情况的出现，与美国政府和政客们近些年对两国学术合作不断进行的政治干预乃至迫害，脱不了关系。
在2022年，各国的SCI数量将有所增长。根据统计，中国将拥有最多的SCI文献，其数量将超过2.5万篇，美国将拥有约2.2万篇SCI文献，而德国和日本分别将拥有约1.5万篇和1.2万篇SCI文献。此外，加拿大、法国、英国、意大利、韩国和印度也将拥有大量SCI文献，各自的数量将在1万篇以上。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全球化的推进，未来各国关于科学研究和发展的投资也将不断增加，因此，2022年各国的SCI数量将进一步增加。
根据最新公布的数据，2022年各国的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论文数量如下：1. 中国：617,000篇2. 美国：416,000篇3. 印度：135,000篇4. 日本：103,000篇5. 英国：97,000篇6. 德国：96,000篇7. 韩国：75,000篇8. 法国：63,000篇9. 加拿大：43,000篇10. 意大利：42,000篇其中，中国以远超其他国家的数量位居首位，显示出其强大的科研实力和发展潜力。美国虽然在总数上落后于中国，但其高水平学术论文数量依然居世界领先水平。其他国家的SCI数量也在不断增长，说明全球科学技术的发展正在日益加速。这些数据反映了各国重视科学技术研究的态度和努力，也预示着未来科技创新的前景十分广阔。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Nature、 Science、cell三大期刊共发表2362篇文章，2018年我国在三大期刊发表论文332篇，占这三种期刊当年全部论文总数(2157篇)的15.49%。
不少接受《自然》采访的学者认为，这一情况的出现，与美国政府和政客们近些年对两国学术合作不断进行的政治干预乃至迫害，脱不了关系。
出现这个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受两国的关系影响。影响了两国学者之间的合作。
浅谈中美关系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众所周知，近代外交始于西方民族国家纷纷独立之际，而奉行“民族国家至上”原则的外交则始于法国枢机主教黎塞留，黎塞留对近代外交有着深远的影响。从拿破仑滑铁卢之役战败到维也纳会议，梅特涅时代的外交奉行“欧洲协调原则”即是欧洲的保守势力出于共同的国家利益对革命势力的遏制而团结在一起。俾斯麦统一德国后打破了均势外交，奉行“现实政治原则”即以国家实力及利益来制定国家外交政策。正如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所说“国家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中国在1840年被迫打开国门后，实际上已逐渐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是列强角逐鱼肉的对象。正所谓“弱国无外交”中国在新中国建立前基本上没有自己的独立外交。在此要讨论的是中国在1949年后外交政策的变化。建国后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也有国家利益的考量，中国实行的是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即是与苏联结盟来对抗西方的资本主义世界。1960年因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成了“第三世界的代言人”既反美帝又反苏修，事实证明这种纯粹以意识形态外主，牺牲国家利益的政策是不可取的，从1960—1971年中国实行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打破了美苏两极格局，形成了中美苏三角关系。中美联手对抗当时如日中天的苏联，以遏止苏联的扩张。这个历史性的外交转变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中国不再以意识形态为外交政策制定的依据，而改以国家利益为外交政策制定的基石。因为对美关系的改善客观上也促进了后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逐渐融入了国际经济秩序。当今的中国外交政策即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苏联解体后，美国一超独霸，俄罗斯虽已雄风不在，但对世界还有一定的影响力，欧洲离国家的形成还有很长的距离，暂还不能形成统一的政治实体。但欧盟一直希望联合起来以摆脱美国的影响力。日本自1968年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后一直在追求恢复正常国家的地位，以改变“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国际地位。而印度随着经济的崛起也想追求大国的地位，称霸南亚。处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是当代中国外交的重点。而对美关系则是重中之重。众所周知，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强权，二战后一直扮演的是名副其实的“世界警察”角色。虽有些学者说美国正处于衰落之中，比如“911”后，伊拉克战争，还有目前的金融危机等，但其仍拥有无可比拟的超级实力。如何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将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发展及复兴。中国自改革开放后一直奉行“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外交政策，也就是国家利益至上的现实主义外交。改革开放即是中国追求国家利益的表现形式之一。同时也表明了中国愿意遵守个维护现今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成为一个利益攸关者。而不是去打破或挑战当今的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美关系中最敏感的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它关系到国家的统一与复兴。因为国家实力的问题，中国尚没有能力武力统一台湾，也承担不起战败的后果。美国由冷战时期的希望台湾成为远东不沉的航空母舰到现在希望台湾成为亚洲民主的灯塔，美国之所以制止台湾独立，维护“不独”，“不武”的现状是因为台湾独立会威胁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不愿为台独而冒美国可能衰落的风险。中美都是当今世界的大国，双方都具备使对方瘫痪甚至毁灭的实力，双方都承担不起战争带来的后果，所以说维持台海现状乃中美妥协的产物。但中美在政治体制，意识形态方面的确存在很大的差异，美国自威尔逊总统以来一直奉行理想主义外交政策，威尔逊认为国际的和平只能寄希望于“集体安全”的体制。而只有民主国家之间才不会发生战争，如果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实行民主体制，世界将永享和平。他曾说“美国的缔造是为自由而建，而自由不仅是为美国人民，也是为世界人民，如不这样，美国的荣誉将不存，实力也将消散。”这是典型的天赋命运说。威尔逊之后美国的领导人大都受其外交理念的影响。这也是为何美国总是说“人权”高于“主权”的原因。笔者认为人权，自由，民主理念的确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但美国在制定外交政策的时候不全是理想主义，国家利益至上才是美国外交的基石。美国总是拿自由，民主，人权的幌子干涉别国内政行美国霸权之实。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美经济关系越来越紧密，彼此不可分离，中国持有美国第二大的国债，有人曾说如果中国抛售美国国债，美国经济可能崩溃。美国虽不断指责的人权状况，但仍和中国保持紧密的经济关系，这是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除了经济方面，还有朝核问题，核不扩散，恐怖主义，环保等国际问题需要与中国合作。但毕竟中美在意识形态分歧很大，出于对中国崛起的恐惧，担心一个强大的中国会威胁美国在东亚的区域利益，甚至在全球的国家利益，美处心积虑的联合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实行遏制政策。用美国学者米尔斯海默的话说：美国要在全球扮演战略平衡手的角色。这也是他为美国能永葆霸权所开的药方。自苏联解体后，美国就希望在全球找到一个可能出现的潜在竞争对手，而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巨大，领土庞大的中国正符合美国的定义，而且中国仍实行一党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因此小布什上台后就把中国定为竞争对手，但“911”后出于反恐的需要，中国成了其合作伙伴。为中国争取了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当今的中美关系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如果中国经济能保持稳定发展，中国经济总量将在不远的将来超过日本，2030年将可能超越美国。美国的全球战略是不允许全球任何一个地区出现一个可以与美国抗衡的霸权，所以中美关系在合作中对抗在所难免，美国会继续遏止中国的崛起，而台湾问题正是美国遏止中国重要的战略棋子之一。以现实政治的观点来说，不管一国的意识形态如何，只要其国家实力强大，都会追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追求其国家安全的最大化，而中国也不会例外。所以从国家利益至上的角度考虑，中美之间的国家战略是有结构性矛盾的，也就是说中美关系在合作中会有对抗，在竞争中又相互合作，但前提是中美均不打破目前的国际体系，中国也只有在当今的国际体系下才能够和平发展。从长远的发展角度来看，中国社会内部面临的问题才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挑战和巨大考验，如国内的产业升级，贫富差距，腐败，环境，政治改革等。中国只有处理好这些问题，才能维护国内的稳定，发展，而中共也只有处理好这些问题才能证明自身的合法性。外交是一国实力的体现，中国只有把眼前事情做好，同时兼顾长远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复兴才有望实现。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曾说：“新加坡在短时间内从第三世界发展为第一世界，但新加坡国土小，人口也少，这样的成就不算伟大，但当中国能从第三世界发展成第一世界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伟大”。而中国此时仍任重而道远。
回顾50多年来中国的对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历史，双方既尖锐的对立，也有真诚的合作。冷战后的中美关系也曾经出现了多次起伏和危机，但是中美关系并未破裂，反而加深了。其深刻的原因就在于，中美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的战略利益。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对亚洲和世界局势都负有重大责任。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美之间在许多全球性和区域性的重大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存在着广泛的合作基础，中美经济合作的前景更是不可限量。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从历史上看，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很多，诸如国际格局、经济和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以及彼此处理双边关系的政策等等。其中彼此处理双边关系的政策在中美关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稳定同美国关系，是中国外交的关键。近年来，中美关系中的合作关系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一、在中美经济贸易关系方面，冷战后十几年来，中美在经济上的 相互依存迅速加强。中国在主动与世界经济接轨的过程中，对美国市 场和资金倚重越来越深。同时，中国也已经成为美国一个稳定并日益 扩大的商品与投资市场，美国在过去20年间，中美两国互为出口增长 最快的市场之一。目前中国是美国的第4大贸易伙伴，美国是中国的 第2大贸易伙伴，是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进口来源地。二、在安全领域内的关系方面，合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中美均认为，它们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方面，存在着共同的战略利益。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共同利益使中国政府明确坚决地支持美国为打击国际恐怖活动采取的各种措施。中美在反恐领域的合作是互利的。 其二，在朝鲜半岛局势这个东亚地区热点问题上，中美存在共同关注的问题，即该地区的和平稳定与无核化。朝鲜半岛出现任何变化形势，都会影响到东北亚主要强国和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甚至引起大国的冲突。三、是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上，中美的立场越来越接近。接着就是中国主权与领土的问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台湾问题。冷战结束后，随着中国实力上升，防范中国在美国亚太安全战略 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台湾对美国的战略价值亦逐步上升。 到目前为止，美国并没有一定能在台海打赢与中国的战争的把握。最重要的是，由于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已经和将继续升高，美国 因为台湾问题而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其代价将会越来越大，而且亚太安全形势将根本改变，美国现在的亚太安全战略将彻底改变。保证台湾地区稳定的最重要条件，是中美之间的政治关系和军事互信，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系于中美关系的稳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的发展越来越和谐。在人权问题为主要内容的意识形态斗争， 它一直严重制约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在深层次上影响中美关系的各个方面。中美在人权问题上存在分歧，主要是因为中美两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截然对立，另一方面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向中国施压，也有其国内政治的考虑。因此，美国利用人权、民主、自由问题继续对中国施压是必然的。事实也表明，随着中美关系在其他各个领域的发展 和双方在经济和战略领域合作的加深，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成功 所导致的中国在社会、政治、法律等各个领域的进步，也由于中国政 府在相关问题上有力的斗争， 人权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消极影响正在 相对弱化，今后也不大可能成为中美矛盾的焦点。中美之间的竞争关系 中美相互依存不断上升的同时，还伴随着不断加剧的竞争。两 国之间几乎在两国关系的所有方面都存在着潜在的对抗，从地缘政 治、资源和市场，到意识形态、文明和文化价值等等。这些潜在的对 抗未爆发前，往往表现为不断加剧的竞争。中美不断加剧的竞争是否 会导致对抗，取决于竞争的内容和制约竞争转向对抗的因素。 总而言之，中美关系是不断地向前发展的，各种合作与争吵是不可避免的。可能在将来想当长的时间内，中美不会发生较大摩擦。当然这是发生在中华名族这样的前提下的：中国以维护国家统一和维护国家利益为第一原则，其次才是发展对外势力意图民族崛起。总之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还是很有希望的。
中美学者合作发表论文数断崖式下降，出现这个现象的原因是什么？主要还是疫情的影响。
发表科技论文，自然是为了传播，具体来讲是贡献和讨论，即我们已经做了这项工作了，你们别去重复造轮子了；我们已经做了这些工作了，你们看看有没有问题，是否需要进一步完善，还能进一步做些什么。因此这样的交流，更多的是限制在学术共同体以内的。而学术共同体内部，还是需要使用通用语言的，毕竟互联网时代文献多，传播快，靠翻译解决问题不现实。世界范围内，绝大部分科学家都在使用英语发表自己的主要工作。
至于普通人，我以为阅读文献的障碍肯定不止语言。首先是缺乏专业知识基础；其次是价格，Science, Nature的文章那么贵，英美人也一样读不起啊。我也不大建议普通人经常去阅读学术文献。很多最新的科研成果，发表出来本来就是供进一步研究的。有问题的可能性很大，过几年结论很可能就证伪了。用最新文献去指导自己的生活，听风就是雨，纯属自寻烦恼。
那你要说中文发表学术论文，对中国的科学发展没意义，我看也不见得。中国人读写母语确实要快很多；缺乏足够训练的本科生，读中文文献比读英文文献还是要更轻松的。使用中文工作，一定程度上，能提高中国学者的工作效率，减少工作量。
但问题是，目前主流学术界用的就是英语，已有的学术资料很大比例是英文写作的，英美学术界整体贡献更大，把主流学术语言变成英语也不现实。你也不可能放弃和世界范围内的科学家交流，会中文的科学家自己玩。
总的来说，我认为，我国应该加强国内学术期刊的建设，加强在全球学术圈的影响力。但发表学术论文的语言，短期内还是以使用英语为宜。
“饭局”是个极有中国特色的词语。总有人在各种“饭局”间疲于奔命，却又乐此不疲，哪怕是一些外国雇员到了中国，也不能免俗。英国首相艾登曾用总共三道菜的国宴招待过周恩来总理。这给中国人留下一个印象：西方国家不兴大吃大喝。据我的观察，西方人的确不大有“饭局”这个概念，在他们的文化里面，吃饭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补充热量而已。以至于很多欧美人士中午不过是几个橘子、一根香蕉打发胃肠。想想这也是合理现象，美国最精致的菜是加上配料的熬豆子，要说下工夫也不过是熬的时间长一点。在这种饮食文化下，“饭局”能有多大魅力可想而知。但是，这个概念却不能用在日本人身上。有位去日本访问的朋友，感慨国内“饭局”众多的风气，认为在日本可能不会有这个问题了。不料，他在日本遇到“饭局”的次数，比在国内有过之而无不及。更绝的是，在日本“饭局”虽然众多，但常常吃不饱，回来后还要给自己加料。日本“饭局”菜式众多，往往一顿饭下来一二十道菜，盘子大碗大，偏偏盘中菜量少得可怜，一道菜分到每个人盘里不过一勺一口而已，即便二十道菜也不过二十来口。吃一个日本“饭局”常常要耗费三四个小时，这二十来口菜分成三四个小时上来，后面的菜还没吃到嘴里，前面吃进去的都快消化掉了，其充饥水平可以想象。劳神费力地应酬几个小时，居然还求不到一个饱，许多人不免对日本的“饭局”颇有腹诽。其实，认为日本人不重视“饭局”的朋友，多半是不很了解这个国家的传统。如果了解日本人对于“饭局”的思路，这种“马拉松式的吃不饱饭局”就更应该得到理解了。同样作为东方国家，日本和中国一样，自古以来都把“饭局”当作沟通感情、解决问题的重要手段。即便是日本最普通的公司职员，每个星期都少不了一两次“饭局”。时间通常是周末，办公室的同僚们一起出动，下饭馆吃一顿算是惯例。此外，还有五花八门的“饭局”名目，什么“忘年会”、“送别会”和“新人会”等。这些“饭局”可不是能够轻易推辞的。在中国，不参加“饭局”顶多是不给朋友面子；在日本，不参加“饭局”则有丢饭碗的危险。因为日本的“饭局”是一种带有“官方”性质的活动，它的作用在于增进上下级之间的沟通，培养同僚之间的感情，也是协作单位之间增强联系的纽带。说到底，这是工作的一部分。日本的公司或机构有着强烈的等级观念，平时上下级之间界限严格，极少感情交流，只有在酒桌上，双方才会放下身段，坐在一起称兄道弟。这时，日本的老板也会讲笑话，员工也可以无所顾忌地高声谈笑。当然，谁都不会随便到失礼和忘却自己身份的地步。日本人的生意有时也喜欢在酒桌上完成，协作单位的几个头头儿喝了几杯以后，今后的合作意向可能就决定了。“饭局”虽然不是硬性规定必须参加的，但总是不参加“饭局”的职员，一来会被认为不合群，难以合作、难以驾驭，二来会被认为不肯把自己的时间投入“饭局”，为公司的业务付出努力。这当然意味着他对公司的感情不够深，而且没有协作精神。日本的员工不乏因此丢了饭碗的。既然日本的“饭局”承载着这样的社交功能，“吃”本身就不再是饭局的重点。日本“饭局”更重视每道菜的特色和精美，而不在乎是否让客人吃饱。其实，日本的“饭局”费用相当高昂。“饭局”文化大概也来自日本人泾渭分明的性格。如果与中国对比，是颇为有趣的。比如洗澡，中国人并不回避泡澡带来的愉快，有人会在浴池中一边搓洗一边享受。而日本人把泡澡的目的定位为感受热水的舒适，于是必须先在外面洗好了才跳进去泡。在他们看来，洗澡和泡澡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再比如茶道，中国人欣赏茶的品位是有名的，但是品茶的同时也不回避解渴。而在日本人看来，既然是品茶，就只能是一小杯一小杯地喝，慢慢感受茶的味道。在他们心里，品茶和解渴也是两回事，同样不能混为一谈。对待“饭局”也是一样的道理。中国人日本人都视“饭局”为一种社交场合，区别在于，中国人并不反对一边谈事情，一边大快朵颐；而日本人则更多地把“饭局”中的“吃”作为一种饮食的艺术来欣赏，吃饱不是目的。在笔者看来，日本的“饭局”的确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其先进之处，至少有二：其一，日本的“饭局”中一般不劝酒，想喝酒的人也不会自己倒，而是做势给别人倒酒，别人就明白他是想喝了，会反过来给他满上。这样既避免了酒后的无意之失，也是对个人意愿的尊重。其二，日本的“饭局”原则上是自己掏腰包，极少公款吃喝的现象。每个星期的聚餐，都是员工各自缴纳自己的一份，由临时选出的干事负责收钱，吃完后多退少补。因此，大多数日本员工的每月工资，都会预留固定比例作为应酬用款。也许正因为如此，日本“饭局”虽多，却并未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提供一些中日食文化比较论文的参考文献，供参考。[1] 吉牧. 中日饮食文化的差异及其形成原因分析[J]. 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007,(01) . [2] 梁爱露. 浅谈中日饮食文化差异[J]. 科技信息(科学教研), 2007,(34) . [3] 郑雅珂. 浅谈中日的饮食文化[J]. 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6,(02) . [4] 方海燕. 从饮食看日本文化的特征——以中日饮食文化的关系为中心[J]. 科技信息(科学教研), 2008,(04) . [5] 仓石厚子. 中日饮食文化比较——兼论消费与经济观念[J]. 现代日本经济, 1997,(06) . [6]日本的饮食文化[J]. 健身科学, 2004,(12) . [7] 蔡华. 试论中西饮食文化的差异[J]. 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02) . [8] 宋淑运. 中日待客与饮食文化差异趣谈[J]. 海内与海外, 2004,(09) . [9] 李直. 中日饮食文化比较[J]. 商业文化(学术版), 2007,(05) .
看这篇论文19 世纪中后期由于西方列强的势力向东方扩展，中日两国都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由于两国的处境和面临的任务相似，然而探索的结果却截然不同。 其中两国社会结构的差异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然而两国在社会结构中的选官制度、土地所有制结构、对“商”观念等方面的差异表现尤为突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国近代化的进程。19 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列强势力向东的扩展，闭关自守的两个东亚封建国家———中国和日本均被迫打开了自己的大门。两国的仁人志士分别开始寻找救国救民的药方，使自己的国家开始了近代化进程。然而两国的结果却截然不同———日本走上富国强民的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却仍然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里徘徊。例如：“日本通过开国较为成功地进入了国际社会，而中国却一步步走向半殖民地，原因之一在于中日在19 世纪中叶前的‘开国准备’阶段已经产生了很大差距，中国坚持华夷思想，毫无开放进取之意，而日本实现了地理世界观和文化世界观的转变，形成了开放力量。” 一、选官制度的差异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始创于隋朝。科举考试导致统治阶级内部成员不断的更新，使社会上下阶级在和平的情况下不断地对流，从而相对缓和了阶级矛盾。“科举考试可以把全国各地，各民族的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的代表人物，甚至一部分被统治阶级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中央政权中来，扩大政权的阶级基础”。由于这种通过考试录用人才的办法对封建制度来说有合理的一面，中国一方面它可以使统治机构由统治阶级中最有能力的人来组成。这对封建制度来说是一种有效的制度。另一方面，一种对维护封建社会有效的制度自然会成为向近代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适应于儒家“君子”的理论而设立的具有很强的人文伦理性。它可以培养出一批具有德品的通才而不是一技之长的人才。广大士子们对日常生活不屑一顾，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把自己的言行严格的约束在封建政权要求的规范之内。因此自然科学受到很大的影响。不存在什么创新和发展，因此，在科举中国科学与民主就显得很苍白。日本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是一个严格的等级社会。四个等级各有各的身份，各有各的生活。由于日本实行世袭制、门阀制使其他的三个等级的人不可能通过什么途径进入统治阶级中去。一旦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加快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阶级关系发生变化。由此，产生各种矛盾并最终导致封建制度的崩溃。“日本实行世袭、门阀制，使得有才能的下级武士不能进入高层，在幕府末期，则促使下级武士走向与旧政治制度决裂，为倒幕维新创造了必要条件”。中国的科举制为中小地主乃至出身贫寒的平民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升官的道路。中国封建社会具有较强的调节能力，很难从中分化出与之相对抗的革新势力。因此，中国封建制度具有一种特殊的稳定性，对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产生了强大的阻力。日本的门阀制、世袭制阻碍了一些门第较低而富有才干下级武士、其他等级的人无缘较高职务，因此产生不满，最终走上反对幕府统治的道路。二、土地所有制结构的差异中国自秦汉以来，土地所有制的基本形式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地主经济的租佃制度，该制度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主要的剥削形式。在该制度下生产者是自耕农和租佃农而非农，从表面看中国古代社会地主制下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并不太紧，农民与地主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可以自由缔结或解除二者之间的租约。由于该制度中的封建关系比较灵活，很难像日本那样分离出异己的力量。日本处于东亚封建农业经济圈的边缘，而日本则与西欧封建土地制度相似，实行的是领主制。领主对农民实施超经济强制性剥削，使他们的身份“农奴化”。可见在这种极强的封建关系下，反而比较容易分离出异己的力量。三、中日两国的改革所处的时代和国际环境不同日本明治维新(1868年)处于国际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重要特征就是自由竞争，当时西方列强的侵略手段主要是商品输出，占领被侵略国家的市场，掠夺原料，从而牟取暴利。这就给日本明治维新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主要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措施)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国际环境。中国戊戌变法(1898年)发生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即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搞资本输出，在被侵略国家开矿山，建工厂，修铁路，办银行，控制该国的经济命脉，同时对被侵略国家实行领土占领与瓜分。当时的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但在腐败的清政府统治下积贫积弱，是西方列强侵略的重点对象，尤其是《马关条约》签订后，首先是日本，接着是英、法、美、俄等国纷纷在中国投资建厂、开矿。外国企业利用它们雄厚的经济实力、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技术，以及从清政府那里获得的种种特权，大肆地掠夺中国的资源和劳动力，疯狂地占领中国的商品市场。洋务运动后期产生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势力极其微弱，根本无法与之竞争，中国戊戌变法的实施也就没有宽松的国际环境和条件。四、明治天皇与光绪帝个人条件也不同日本明治维新后，随着天皇制确立，明治天皇成了全国最大的财阀和地主，成了日本名副其实的最高统治者。他早年参政，励精图治，左右都是维新派权臣辅弼，得以很好地发挥其统治才能。中国光绪帝虽有抱负，并富有年轻人的敏感和热情，在政治上积极支持了戊戌变法，一度成为维新派的政治偶像。但他长于深宫，终其一生都跳不出那拉氏股掌。五、英美等列强的支持程度不同英美对明治维新竞相扶植，并给予直接的物质军事援助。日本走上了维新之路，摆脱了亡国灭种的命运，成为非西方国家中惟一的强国。但在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上，日本终因选错了榜样而走上歧途。明治维新后，手忙脚乱的新政权派出使团赴欧洲考察各国制度，以便为日本规划蓝图。代表团在考察后得出结论：一切效仿德国。原因是德国相对落后，与日本的“国情”比较接近。其结局是日本实行了德式军制，把军队直接置于天皇指挥下；同时效法德意志宪法，制定了一部政府不对议会负责、议会既无财权又无军权的帝国宪法，最终把日本造就成德意志帝国那样的军国主义怪物。事实上，作为现代化的后起者，德意志帝国只是个发育尚未完全的“准现代”社会，明治政权有意将“西方文明”中不符合“日本国情”的若干重要部分予以剔除，而这些恰恰是现代文明中的精髓所在，这不可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失误。中国封建主义自然经济的解体过程比日本缓慢，中国封建阵营的分化没有达到日本的程度，中央集权的程度比日本高，西学的传播不如日本广泛而深入。一言以蔽之，戊戌变法前的中国社会，无论是在政治、经济、阶级关系，还是在思想文化领域都没有形成像日本那样足以倾覆旧国家体制的历史条件，封建势力在各个领域里仍旧占有绝对的优势，这就是戊戌变法不能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封建制度的特殊顽固性，而这一顽固性又是中国社会近代以来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这样的国情条件和历史条件下发动的戊戌变法，其失败是必然的。六、中日甲午战争是对中日两国近代改革成果的一次检验。过程1895年3月，中国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日马关条约》。条约规定：（一）中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权益；（二）中国向日本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三）中国向日本赔偿军费白银两亿两（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3000万两共2.3亿两）。甲午战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走向了更深重的灾难。1、2.3亿两白银的巨额战争赔款清政府根本无力承受，只能向英法德俄列强贷款，不但利息很高，还要以海关、税收、财政的管理权作抵押，使国家的经济命脉完全被外国操纵。2、大面积割让国土直接导致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战后的几年里，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长城以北属俄，长江流域十省属英，山东属德，云南、两广属法，福建台湾属日。而美国这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则打着“利益均沾”的旗号，以支持日本为主要手段，谋求在中国的更大权益。战后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跳板，中国东北部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日本是甲午战争最大的受益者，得到了价值1亿两白银的战利品和2.3亿两的赔款。赔款主要用于扩军备战，因为日本正在向军国主义发展，已经确立了吞并朝鲜、中国、东南亚，继而称霸世界的“大陆政策”。甲午战争后，日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飞速扩张，为打胜日俄战争创造了条件，也为其上世纪30年代大举侵华埋下伏笔。甲午战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机，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国近代的反侵略战争中，中日甲午战争可以说是规模最大，失败最惨，影响最深，后果最重，教训最多的一次战争。规模最大：甲午战争比1840年以来发生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俄战争，中法战争的规模大得多。从日本来说是蓄谋已久、经过长期准备、举全国之力进行的一场侵略战争；从中国来说虽是被动的、不得已的抵抗，但也投入了海、陆军主力。甲午战争从1894年7月到1895年10月，历时1年多，从海上打到陆地，从朝鲜打到中国，经过了辽东战役、山东战役、台湾保卫战等重大战役，战争的规模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失败最惨：甲午战争中国军队屡战屡败，陆军主力被击溃，海军主力被消灭，旅顺、大连、威海等重要军事基地被日军占领，彻底丧失了抵抗意志和战争力量，最后只好屈膝投降，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影响最深、后果最重：在日本由此而崛起的同时，中国进一步滑向殖民地的深渊，面临亡国的危险。当然，甲午战争的失败也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奋起。甲午战败的当年，康有为就发动了“公车上书”，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序幕。第二年孙中山在广州举行起义，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走上历史舞台。教训最多：甲午战争中国之败，并不是军事力量的悬殊造成的，而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中国日本这两个曾在一条起跑线上的国家，在几十年中出现了巨大的差距，决不是偶然的，甲午战争的胜败也不仅仅是战略战术等原因能够完全解释的，而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这个原因我们就要从甲午战争前几十年里中日两国不同的改革路线所产生的不同效果来探究。七、鸦片战争后中国耽误了20年时间日本却抓住了机遇中国西方列强在完成了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革命后，迫切需要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争夺市场演变为争夺殖民地，中国和日本都成为列强宰割的对象。中国遭受侵略比日本要早10多年的时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是1840年，而美国军舰兵临日本是1854年，这个10多年的时间是十分关键的。可惜的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近20年时间里，中国并没有真正清醒过来，没能把挑战看做机遇，把压力变为动力，仍然昏睡于“天朝上国”的美梦之中，固步自封，闭目塞听，对世界大势一片茫然。直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轻而易举地打进北京，一把火烧了圆明园，皇帝和文武百官只能仓皇出逃，这才使中国朝野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从这时候起，中国社会出现了一股要求变革的思潮，并付诸实施，这就是洋务运动。日本在日本则出现了与中国不同的情况。日本当时是一个弱小的岛国，它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感比中国强烈得多。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在中国，没能使中国觉悟，但日本却引为教训。第一次鸦片战争给日本带来了很大的震动。日本的有识之士认真总结中国失败的教训，有的认为中国政治腐败、武备不修；有的认为中国不知外情、盲目自大。日本还派团来中国考察，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参加考察的政要高杉晋作说：“考虑其如此衰弱的原因，乃在彼不知防夷于海外之道……因循苟且，空度岁月，不采取对策断然改变太平之心，不制造军舰大炮防敌于国门之外，故由此而衰微也。因此，我日本如不欲蹈其覆辙，宜速造蒸汽船。”这简直把中国作为反面教员看待。日本在总结中国教训的基础上，结合世界和日本的情况，产生了强烈的变革意识，他们把学习的目标由中国转向荷兰，因为荷兰当时是世界强国之一，于是在日本兴起了“兰学”。士族阶层纷纷使用荷兰语来学习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日本的改革从19世纪的50年代就开始了。当时日本的中央政府叫幕府，还有一些相对独立的地方政权叫做“藩”，所以这时的改革叫幕藩改革，它为“明治维新”的深入改革提供了物质和思想基础。日本的忧虑在1853年变成了现实，这一年美国的海军舰队在准将培里的率领下来到日本，由于军舰是黑色舰体，日本称之为“黑船事件”。美国对日本的要求和英国在鸦片战争时对中国的要求一样。日本没有抵抗，接受了美国的条件，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日美神奈川条约》。日本遭遇了巨大的生存危机，也迎来了弃旧图新的机遇，加快了改革的步伐。同样能说明问题的是，魏源的著作在中国未被接受，但在日本却引起了高度重视。以上情况说明，中日两国在改革的初始阶段就出现了很大差异，逐渐地拉开了距离。这告诉我们，在各种压力的冲击面前，要增强忧患意识和紧迫感、危机感，要有迎接挑战的信心和决心，要把握世界大势，顺应时代潮流，抓住历史机遇，及时、果断地推动改革。八、对外考察日本岩仓使团由50多人组成，其中不少是政府的核心人物，如四个副使一个是大藏卿大久保利通，一个是内阁顾问木户孝允，这是当时称为明治维新三杰中的两位，还有两位副使是伊藤博文和山口尚方，伊藤博文后来长期担任日本政府的内阁总理大臣。使团临行之时，当时明治政府的另一个首脑太政大臣三条实美说：“内政、外交，前途大业，成败在此一举”，可见其重视程度。使团于1871年11月出发，到1873年9月回国，历时1年零10个月，访问了欧美12国，写了近百卷的考察实录。这次考察的规模之大、规格之高、时间之长、收获之丰，不仅是日本历史上空前的外交壮举，也是世界外交史上的一大奇观。使团的任务是重点考察和研究西方各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文教制度。岩仓使团出访对日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明治政府进一步认清了世界潮流和自己的发展方向。使团回国后，明治政府提出了三大政策，这就是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这些政策有力地推动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各项改革和近代化的进程。中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乎在同一时期清朝政府也向欧美派出一个使团，史称蒲安臣使团。蒲安臣是卸任的美国驻华公使，中国的使团竟然聘请一个外国人当团长，可见信心和决心之缺乏。使团的两个副使一个是英国人一个是法国人，成员都是清朝中下级官员，职务最高的是海关道志刚和礼部郎中孙家谷，没有一个朝廷重臣。使团的目的也很局限，主要是安抚各国维护和约，不要再提新的要求。这样的使团当然起不了什么作用，蒲安臣病死在半路上，其他使团成员人微言轻，对政府的决策，对国家的发展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岩仓使团，蒲安臣使团这虽是两件具体事，但可以形象地看出中日两国当时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出现后来的结局也是必然的。九、社会改革日本一是学制改革。日本早在1871年就成立了文部省，着手近代教育改革，陆续发布《学制令》、《教育令》和《帝国大学令》，奠定了近代学制。义务教育的实行使教育迅速得以普及二是官制改革。为了适应宪政的需要，日本于1885年废除了带有封建体制残余的太政官制度，代之以内阁制，设内阁总理大臣。三是军制改革。1869年，明治政府成立兵部省，实行兵制改革。1873年实行征兵制。1875年，大体上完成了近代兵制改革，从而拉大了中日军事近代化的距离。四是政治体制改革。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1890年召开了首届国会。《大日本帝国宪法》是亚洲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是对明治维新的一次总结，它的颁布，使日本在民主、法制的进程中迈出关键的一步，成为日本近代改革成功的重要标志。中国相比之下，同时期的中国在社会改革方面有着很大的差距。在教育方面，虽然办了一些新式学堂，李鸿章等洋务派也力主“另设一科取士”，但并没有动摇与改变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近代教育的发展。在军制方面，洋务运动期间，除对淮军等部分清军采用了一些洋枪洋炮，进行了一些新式训练以及建立新式水师外，军制的改革十分有限。在官制方面，虽然李鸿章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说过“变法度必先易官制”，但又感叹“中国文守千年，谁能骤更？”缺乏决心和胆略，也得不到支持，没有多少实际的进展。至于实行宪政就更是清朝统治者当时不敢想、也不愿想的事情。十、官办为主和民间为主的企业制度 影响中日工业化进程中国中国洋务运动所办企业，军事工业都是官办，民用企业有官办和官督商办两种。在封建制度下，官办就是把企业衙门化，使企业“百病丛生”。官督商办比官办好一点，在初期也曾起到“以开风气”的带动作用。但时间一长，官督商办也出现了“官有权，商无权”的弊端，使企业笼罩在官场习气之中。封建末世的腐败严重腐蚀着企业，很多企业存在着营私舞弊、管理不善的情况。一些洋务派官员看出问题，提议改官办为商办，但没有得到朝廷的批准，官办和官督商办的模式必然派生垄断经营，洋务运动中所办的重要企业，一般都利用行政手段，授予所谓“专利权”，即在一定范围和时间内限制兴办同类企业。官办加上垄断权，是束缚民族工商业发展的绳索。事实证明，在官办的格局下，这种垄断特权是“损华益洋”的。企业官办和变相官办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影响了洋务事业的成效，阻塞了一些民办企业的生长之路，从而延误了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时机。日本日本的情况大为不同，明治维新后急速的资本主义化首先表现在企业制度安排上，及时改变了初期“官营示范”的办法，实行了“厚殖民产”、“民间为主”的政策，采取了“民营官助”的办法。明治政府不但大力鼓励和扶持民营企业，还把初期由官方创办的大型企业分批卖给企业家和商人，有的甚至无偿让渡。明治政府以“民间为主”的企业制度和各项扶持政策极大地刺激了民办企业的发展，甚至一部分官员也走上了下海创业之路。19世纪80年代，日本出现了产业革命热潮，棉纺织业成为民间近代工业的中心，到1890年日本棉纺织品出口大于进口，开始成为纺织品出口国，而当时中国纺织品产量只占进口量的八十分之一。私营铁路、航运、造船和其他轻重工业均得到了较为迅速的发展。1891年日本私营铁路达2473公里，为官营铁路929公里的两倍半，而同期中国只有官办和官督商办铁路425公里。到1893年底，日本以民营为主的航运业有13万吨船舶，而中国只有轮船招商局一家航运企业，有2.5万吨船舶，不及日本船舶吨位的六分之一。这一时期日本的造船工业也迅速发展，当中国经常为要不要自己造船而争论不休的时候，日本的私营企业已经开始为政府制造军舰了。1892年，日本的各类企业已达5444家，工人人数达到38万人。到1894年甲午战争这一年，日本已经初步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成为亚洲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为其后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奠定了基础。十一、领导集团的态度和见识 深刻影响着改革的进程和面貌中国中国的近代化改革是通过洋务运动凸现的，但洋务运动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国家行为，而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一部分封疆大吏和奕欣、文祥等个别朝廷重臣发起和主持的。他们都掌握着很大的权力，这是洋务运动之所以能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得以开展并持续的条件。但洋务派仅仅是国家政权人格化的一部分而远不是全部。奕欣被慈禧太后罢黜后，洋务派中枢乏人的情况就更加严重。洋务运动每一项改革与建设的举措几乎都受到顽固派的反对和阻挠。这不但给洋务事业造成重重阻力，也使洋务派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不由地瞻前顾后，缩手缩脚。这说明，洋务派当时的处境是很困难的，推进洋务事业的阻力是很大的。顽固派之所以在二三十年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与最高统治者的态度有关。慈禧太后是这段时间的实际当政者，她热衷个人的权力，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这是洋务事业缺乏总体设计，不能排除阻力，很难上升到更高层次，取得更大成绩的重要原因。日本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集团是以明治天皇为旗帜，以改革派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为核心，并且通过西南战争排除了阻碍改革的保守势力。明治维新是国家意志、政府行为，有着明确的目标和总体布局，形成了朝野协力、上下同心的局面，保证了改革和近代化事业的顺利进行。除了最高统治者的腐朽，顽固派的掣肘，洋务派自身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我们可以拿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作一个比较。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和重要主持者，伊藤博文在大保久利通去世后4次组阁，4任枢密院议长，是明治中后期最重要的大臣。李伊二人在历史地位和政治声望上可以说是堪相匹敌的人物。但他们却有着明显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对西方的了解程度不同，世界眼光有差异。李鸿章和他的同僚相比当然高出一筹，但他对世界的了解还是不够直观也比较浮浅。在整个洋务运动期间，李鸿章没有跨出国门一步。甲午战争之后，除了到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李鸿章唯一一次出国是72岁时访问欧洲，但那已经为时太晚了，连欢迎他的德国内务大臣都调侃地说：“惟早来二十五年岂不更妙。”伊藤博文对世界的了解比李鸿章开阔、深切的多。他精通汉语和英语，不断从西学中获得知识。1863年，22岁的伊藤博文曾留学英国一年，亲眼看到英国的隆盛和进步，使他深感必须学习西方，变革旧的制度。伊藤博文比李鸿章小18岁，但他第一次踏上欧洲国土比李鸿章早33年。离开英国回国后的40多年里，他又四下西洋，总计在欧美学习考察的时间共5年半，这样丰富的西洋阅历，使他对世界大势有广泛而深刻的了解。二是知识结构和文化观念不同，时代意识有差异。李鸿章自幼受严格的儒学熏陶，又以科举进身，他的知识结构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他一贯奉行识时知变的经世之风，但还属于传统文化的范围。如不直接、广泛地吸收西学，很难形成新的思想体系。伊藤博文和李鸿章不同，他是“求知识于世界”，推动“文明开化”的竭力倡导者和身体力行者。伊在德国考察期间，拜德国著名法学家乃斯特为师，几个月里每周听课3次、交谈3次。他给岩仓具视的信中说：“将其大要一一笔记，意欲日后亦可供诸公之浏览也。”可见其虚心和专注的态度。在国内，他也从不间断对世界知识的学习，当了总理大臣后还经常驱车到国家图书馆看书，最常看的是各国人物传记和世界新闻杂志，他还命左右翻译给其他大臣阅览。伊藤博文以“喜好洋风”而著称，他主持修建了一个专门接待外国政要和专家的豪华会所，名为“鹿鸣馆”。伊经常参加“鹿鸣馆”的活动，甚至在那里举行化装舞会，他扮成威尼斯商人，一时传为笑谈。伊藤博文并不信奉基督教，但为了表现开化，经常往教堂里跑。他还有意识地带头吃牛肉、穿西服、喝咖啡，为了推动风气的转变，真是煞费苦心、不遗余力。三是对社会发展方向认识不同，改革态度有差异。梁启超在李鸿章去世不久写了《李鸿章》一书，书中对李伊进行了比较，认为李在政治识见方面很难与伊相比，梁启超还就李鸿章对近代国家的认识进行评判，说李“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体之本原”。这一批判虽然尖锐，但确是触及了问题的症结，这正是具有一定资本主义意识的封建官僚李鸿章和保留一定封建思想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伊藤博文在政治识见上的根本差别，这个差别突出地表现在对待政治改革的态度上。李鸿章是一个变法论者，他所主张的“内须变法”主要表现在改革兵制和科举方面，但这些改革由于缺乏支持和自身的局限性，没有取得多大进展。李鸿章一直坚持的“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的观念，束缚了他在政治改革方面的思考与实践。李鸿章看到日本的改革成果，也多次感叹“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其取法，然我中国深惟穷极而通之故，夫矣可以惶然变计矣”，但又认为“中国文守千年，无法骤更”。说明政治远见的缺乏。伊藤博文对社会发展趋势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他追求的是近代资本主义的方向。他认为政治民主化和立宪思想是时代潮流，所以不断地推动本国改革由经济层面向政治层面拓展。日本的第一部宪法是在他的主持下制定的，第一届国会也是在他的主持下召开的。 这说明，最高统治者对待改革的态度，领导集团的组成结构、能力素质，对于近代中日改革与现代化的成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见，有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国家政权，开明创新的领导集团，有一批优秀成熟的政治家，有一个政令畅通、上下协同的干事环境，是改革成功的重要保证。
这个，应该很难吧，日本的贵族还是很有钱的，人家的那才是 真正的混杂文化和餐食。最后，你的切入点很难找吧。我估计也就是能找到 日本贫富差距在餐食上的体现吧。中日对比 餐食 文化 还可以吧。虽然，本人，没写过论文，没文化，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