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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当中日经贸关系渐趋佳境之际，双边的政治关系却进一步滑向冷淡的深渊，其间的反差逾来逾大，几乎到了如不对政治局面加以改善，经济关系也难以为继的地步。中日关系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相当多的国人谈起日本就咬牙切齿，愤愤不平。那么究竟是那方面的问题导致中日关系处成当下局面，我们又应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呢？下面就我个人的观点，浅谈我对中日关系的看法。 一、 中日关系的现状 1、不断发展的两国经贸关系。在整个中日关系中，经济合作占有中心地位，对于整个中日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现状看，中日两国互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在贸易方面，日本已连续11年保持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日本来说，中国也是位居前列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回顾战后以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经济合作推动了整个中日关系改善。在漫长的历史年代，贸易合作通过民间渠道不断得到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最终经过了长期积累得到了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并最终促成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70年代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在第一个关键时期，经济关系，尤其是其中的贸易往来都起到巨大作用，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即使在中日两国之间出现政治方面的交涉，甚至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时，经济合作也在不断发展，并且成为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但是两国经济关系的加深未必就提高了两国政府和国民之间的相互信赖度，事实证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只是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其间还存有政治关系的"反弹力"。 2、陷入迟滞的中日政治关系。这一点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近几年中日之间一直没实现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互访，这对于两个近在咫尺的国家来说是不正常的。两国间最大的政治障碍是历史问题，正如一位学者所说，两国之间的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是这份沉重的历史遗产却一代又一代传了下来，长期的战争状态粉碎了中日两个民族自古以来形成的相互师从、相互仰慕的美好感情与和平氛围，民族情绪开始发生历史逆转。这种逆转对后来中日关系造成的影响，其程度之深刻，时间之持久，范围之广泛，无论怎样估计也不为过分。与历史问题相伴而来的还有两国在台湾问题、领土问题以及日美安保问题等分歧。这一系列原则分歧的存在，再加上近年数起具体事件的发生，如参拜靖 国 神社问题。二、中日关系的症结 1、两强并起。在亚洲，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都在上升过程中，是未来世界多极化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日本迟早要成为政治大国，这与中国成为经济大国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中日两国在告别了"一强一弱"的时代后必须适应相互容忍和接受对方。要是彼此把对方看做是威胁自己的对手，试图联合其它力量牵制对方，那就势必会导致危险的对抗，从而危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如果认为对方是与自己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相互与促进的伙伴，就有可能构筑起新型的双边关系的格局，进而为亚太地区乃至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中日经济关系正处于重大转折，即日本经济从占绝对优势正转变到相对优势。这一过渡将维持一个时期，两国间矛盾也就会不断地冒出来。日本的宽容度会相对地缩小，中国的应对能力还有限，这样，容易使矛盾不必要地激化。 2、中日两国间政治磨擦因素和大众传媒的片面报道，不仅阻碍着两国增进相互理解，而且不断制造出新的相互误解乃至相互敌对的情绪。体制与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西方文化影响的不对称性也将对中日共同文化基础产生抵消作用。近年来中日两国国民之间出现了所谓"感情摩擦"，以致围绕对华政策的日本国内政治形势十分微妙，甚至连经济界也不便将希望发展日中经济关系的"心里话"痛快地说出来。这种为政治的、情绪的因素而牺牲两国利益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合作利益的倾向是十分可悲的。 3、日本的认识问题。日本目前的心理是复杂的，昔日煌达的经济如今深陷低迷，日本应该坦然承认和接受地区国家按照优势互补的原则在同一平台上进行竞争与合作的事实。日本要摆脱以下观念：（1）追求全球自由贸易，不参加地区歧视性经贸组织；（2）继续追求在东亚领头羊角色，维护东亚的垂直分工体系；（3）迫于国内政治的压力，为保选票，不敢开放国内某些脆弱领域；（4）回避历史，认为如果认罪有损日本形象。日本要勇敢于面对历史和现实，要成为一个正常的大国首先要以一个正常大国的姿态和度量行事，无论遇到什么阻障和困难，依然故我。只有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周边国家才能对你这种身份认同。 三、在东亚经济合作中推动中日关系的进展经过多年的冲突与合作的磨合，中日两国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不论世界怎么变化，无论对方怎么发展，不论彼此间愿不愿意，两国相邻的地理位置是改变不了的；作为亚洲大国，两国对亚洲和平与安全的巨大影响是改变不了的；两国在地区经济中的相互依存关系是改变不了的。正是这些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使两国之间不能不产生相互合作的必要与可能。这种合作是基于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是现实的而不是理想主义的，是彼此需要的而不是一相情愿的。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共同的利益要求总是能够一次次战胜两国关系中出现的不和谐与不愉快，使几乎恶化的两国关系一次次化险为夷。 友好本来是在差异中克服、调整，在交流中互相理解、互相尊敬，才慢慢达成的境界。出于战略、策略之需，或者历史要素来演出友好气氛的手法已经太陈旧，太权宜，也太表面。中日之间其实存有友好的基石：一是两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具有亲和性；二是作为邻国，互相之间有确立安全保障的需要；三是在市场经济、自由贸易下，作为贸易对方国和伙伴，共同繁荣的需要。随着交流的深入，过去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发生，"异"在两个国家之间碰撞。但是，这不是坏事，因为这种碰撞也是使事物回归正常位置的机会。真正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应该是真心与真心的碰撞后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日间产生的磨擦给我们提供了问题研究的端结。 一般来说，外部因素对中日关系的影响的效果往往大于中日两国的直接互动的效果，这可能是中日关系中一个比较特殊的规律，我们沿着这个规律探讨中日关系的未来，关键可能还得从外部的整合入手，才能有效地解决中日关系的矛盾与问题。换言之，中日矛盾的解决并不在中日关系本身，而是在于双方是否具有战略眼光，首先致力于亚洲的整合，第一步当然是东亚地区的经济整合。 一方面，中日关系的最大希望在于推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东亚地区合作是中日化解历史恩怨、走出信任危机、克服安全困境、实现双赢的唯一出路。一方面地区合作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关系的发展，因为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最具影响的两个国家；另一方面地区合作也有利于两国问题的解决，因为中日之间的很多问题在双边层次上难以消溶，但是，中日都参与地区合作，这就为两国的交往提供了更大的空间，除了有利于两国建立信任之外，地区合作机制也可以成为减轻国内压力的积极因素，为领导人做出改善两国关系的努力提供更大余地。 另一方面，东亚经济合作的成功也离不开中国和日本。中国的人口占东亚人口60％以上，而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东亚60％以上。东亚联合要求中日合作，不能排除任何一方。如果日本与中国最终走向对立，将会改变整个东亚的战略形势，并使这种形势向着有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如果中日关系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上，无法在政治层面上获得突破，那么中日经济合作也可能走向"泡沫经济合作"。事实上，这样的动向已经显现了。日本开始寻找下一个替代中国的市场。日本技术和投资转向印度、俄罗斯可能将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中国和日本怎样才能在东亚区域内进行比较好的合作呢？首先，日本必须鼓起勇气面对过去的罪行。它必须明白，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清除内在的邪恶，那么无论它多么努力都不可能成为"正常"国家。因为，一个国家的形象不是单靠自己想象出来的，还必须在与他国的互动中得到确认。因此，日本得向德国学习，实施一种官方的"和解"政策，以成功地和过去的受害国达成和解。只有到那个时候，日本才可能被视为亚洲事务的天然领袖，并与中国及其它东亚国家建立更具建设性的关系。 其次，也是比较重要的的一点是：日本和中国都要放弃在东亚获得特殊主导地位的幻想:它们谁都不行。东亚地区有太多外部势力介入，没有哪个东亚国家能单独左右这个地区。所以，这两个国家必须明白，竞争东亚主导权不仅会浪费掉宝贵的资源，还会白白失去宝贵的时间—－虽然它们争相促进贸易自由化和地区一体化本身可能是件好事。在东亚经济合作的过程中，中日两国要极力摆脱争夺领导权的思维，而以东盟为主导先建立合作机制。领导权并不是拼命争来的，而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领导权的争夺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未来的亚洲不可能是中国的亚洲或日本的亚洲，只能是联合的亚洲，亚洲的中国和亚洲的日本。中日的和解与合作又将大大推动东亚联合的事业。其实中国从未欲与日本争夺主导权,而且这也并非仅取决于主观意愿,而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而非竞争性,两家联手才能支撑东亚的合作。
论中日关系的现状及发展前景从经济角度来讲,中国是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日本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双方经贸往来频繁，互补性强。并且日本需要中国广阔的市场、原料和劳动力，而中国需要日本的先进技术、市场和资金。双方在节能环保、绿游、能源、金融等领域合作紧密，加之日本要重振长期疲软的经济,它没有理由失去中国。从政治方面来讲，日本与韩国的竹岛问题,朝核问题,与俄的北方四岛问题,联合国的入常问题等等,都要中国支持或不想与中国另生争端。日本在“入常”、绑架问题、8国峰会等问题上也需要中国的帮助。然而自安倍晋三和福田康夫首就任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以来，中日关系出现很大改善。经过破冰-融冰-迎春-暖春，双方关系异常转暖。此外,日本也会看美国眼色行事,现在看中美关系应该最差也是维持现在这样,中美关系正常,日本也不会太出格. 我想最重要的是中国本身的强大,大地震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凝聚力,奥运的成功举办,这都让世界更好地认识了中国,这也让中国影响力又增加了一个重重的砝码。民间的现状则是：近日《读卖新闻》的调查结果显示40%以上的中国人认为日本是可以信赖的国家，60%以上的人认为日本在战后走和平发展道路，但70%以上的人在历史对日本还存在怨恨。而日本只有20%左右的人认为中国可以信赖的国家，而40%以上的人持相反意见。可以说中国民众对日情感有所改善，但在一年前日本对中国的信任度还在70%以上。最近日本更换了新首相，麻生从他以前的言行来看有很深的鹰派背景，但他今后还会延续福田外交的部分理念。麻生虽然曾公开表示支持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并主张日本应该拥有核武器等被人们称为“大嘴麻生”。但他在一次演讲中说：“如果我当选将继续改善对华关系，发展中日友好是一种手段，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我将继续推动日中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当他在当选总裁后再次阐述对华关系时表示：“日中友好是发展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一种手段，有利于双方的国家利益。”在竞选演讲中他也曾说：“以前发表的言论只代表我的个人意见，今后将及时闭嘴。”26日他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表示：“日本今后将继续加强与中国的互惠与互益发展日中友好。”就在今天他在国会参议院接受议员质询时表示：“将慎重对待历史问题，继承村山谈话和小泉首相对战争受害者道歉的谈话的精神，推动与中国的战略互惠关系。”总之，今后麻生太郎身为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他的一言一行代表着日本的国家整体，他必然会慎重行事。安倍晋在未当首相前应该说比小泉还“右”，但上任后第一件事竟然是访问中国，任内也没有参拜过靖国神社，但他在上任前与卸任后都去了。不管他个人对华感情如何，但今后他必然会从国家总体利益出发，毕竟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当然他今后不会向福田首相在任时如此“亲华”，但大方向不会有重大调整，只是在一些涉及到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强硬一些，今后在双方的谈判桌上增加了一些难度。国家关系是由国家利益和国家力量决定的，无论是谁上台都会以国家利益为重，加强中日关系。当然我们希望麻生能够像福田首相一样推动中日关系向前发展，在此我也对福田康夫首相任职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1年间对中日关系有好向前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高度赞赏。双方和则两利，敌则两害，对立甚至战争不利于任何一方，只要是头脑清醒的人都应该认识到这个浅而易见的道理。日本现在内政方面危机重重，谁也不想在外交上再找麻烦。中国现今是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加强与中国的友好关系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如果首相有何“过激举动”那势必会损害日本的国家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一些大财阀的在华利益也会受到损害，那些老板们想必不会让这些政治家好过吧！中日关系向友好方向发展，这是大势所趋的历史必然，并不是某个人所能决定的。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必将不断向前发展并上升更高层次！发展前景：从三个方面把握中日关系的未来，然而，要改善处在低谷时期的中日关系，使之健康发展，必须从如下三个方面予以把握：首先，日本要认真解决历史认识问题和摈弃冷战思维。中日双方要认真落实胡锦涛主席的五点主张精神，认真解决历史认识问题。阻碍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原因是历史认识问题。近10年来，日本不断有否认和美化战争的行为，但日本朝野、媒体却不顾事实，不顾被害国家的感情，将中国民众的不满情绪，归结为中国进行所谓“反日”教育的结果，这种误导和煽动日本民众的冷战思维是当前中日政治关系严重倒退的主要原因之一。日本应本着负责任的精神，尽早解决历史问题和摈弃冷战思维，遇到问题应保持理性、冷静的态度，通过对话的方式解决，而不是任意恶化。其次，重视柔性的文化外交和民间交流，促进相互理解。今天推动中日友好的力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动，老一代从事中日友好的政治势力和民间人士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中日大学生却彼此缺乏了解，对双方历史的了解程度有相当明显的差距。最近由笔者组织实施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学生对日本历史理解的人数比例为55%，而日本学生仅为28%。尤为遗憾的是，维系两国关系的重要纽带——中华文化在日本民众中正被逐渐淡忘。所以，加强文化外交和民间交流，以文化为使者，以第二轨道的民间外交为纽带，通过心与心的沟通和理解，弥合互不信赖的鸿沟，增进互相理解势在必行，而这也是构建未来中日关系的方策之一。最后，客观地认识和理解对方，培养具有未来思考型的中日青年。客观地认识和理解对方，走出中日关系的歧路，媒体负有重要的责任。它不仅是中日理解和交流的窗口、桥梁和阵地，也是中日民间交流的文化载体。所以，媒体应以宽阔的胸怀，多方位、多视角，客观公正地报导对方。同样重要的是，中日双方还必须要注重培养大量具有未来思考型、开拓性的青年，因为青年睿智则国家关系睿智，才能以史为鉴、携手面向未来，共同走出中日关系的阴影，开创明朗、健康的两国关系新局面。中日关系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中国正在实施的科教兴国战略。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在抓住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同处东亚且紧邻的两个大国保持稳定的双边关系至关重要。为了维护长期以来历经艰难形成的中日关系大局，我们应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方针，以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为重，为构筑健康、稳定的中日关系而共同努力。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彼此间有着充分的利益交融，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这一趋势将进一步发展。友好相处，合作双赢，是符合中日两国根本利益的唯一正确选择。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继续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实现中日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对中日两国都具有重要意义。虽然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但中国政府始终把维护和发展中日睦邻友好关系作为长期国策，置于对外关系的重要地位，并一向认为，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两国人民，而且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在此希望中日关系可以得到改善，希望我们中国和日本可以从此共同进步，共同发展，中日的明天会是美好。作为中国民众我们应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中日关系。况且也毛泽东说过：“要把军国主义分子与日本人民区分对待，日本人民对我们还是很友好的”。以双方关系长远发展的大局为重我们应该牢记历史，但更应该忘记怨恨。我们应该以史为鉴，但更应该面向未来。我们要以正确和发展的眼光看待日本，忘记怨恨，相互宽容。福田康夫首相也说过：“我们要一同前进，一同探索，一同开辟我们共同的未来。”不要受一些媒体片面报道的影响，盲目爱国，更不要盲目反日，不要总以“历史的眼光”看待今天的日本。上一代人所犯下的错误，为什么要让他们的后代来承担呢？历史应该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不应该成为我们前进的阻碍。要提醒中国民众的是我们应该学会如何爱国、怎样才是爱国的最佳途径，并不是凭着一腔热血，万不可感情用事。 但日本国民确实对真实的历史了解不够，特别是年轻一代，这与政府的教育有很大关系。而且一些右翼分子对一些确凿的历史，加以诋毁，确实令每一个中国人感到愤怒。但我们要深知日本人民是无辜的，他们同样是受害者。中国民众普遍存在的心理是要让日本将道歉挂在嘴边上，但日本民众大多了解那段历史的人，都不愿提起，他们认为很悲惨，不想接以前的伤疤。有这样一句话，英国前首相帕莫斯顿爵士曾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中日友好关系是长远的，不能因为一时的波动而否定两国长远的友好系。中日也应是友好的、稳定的邻居关系。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是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事业，任何一方的政府都不应忽视它，更不能破坏它，任何忽视、破坏中日友好的行为归根到底是违背了中日人民的长远利益。
论中日关系发展 在21世纪，对世界各国来说，最主要的问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问题。没有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就谈不上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日本是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两国承担着维护和平和促进发展的重要责任。中日两国关系如何，不仅对中日两国至关重要，而且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局势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一、70年代以来的中日关系回顾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两国签署《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为标志，中日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二十六年来，中日两国之间虽出现过冲突，但从总体上看，两国关系还是以友好与合作为主的。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1978年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82年，中国总理访问日本，提出了发展中日关系“三原则”； 1987年9月日本众参两院通过《进一步增进日中友好关系的决议案》。当然，80年代中日之间也存在摩擦：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审定中小学教科书时，把“侵略”改成“进入”，中国政府曾对此提出强烈抗议；1985年8月15日，日本首相其阁僚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激起了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的强烈不满；1996年，日本自民党还把“实现首相和阁僚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和“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写入该党众议院选举公约。80年代以来，中日之间的摩擦与冲突有所增多，但两国政府为了两国的长远利益，多次表示重视发展中日关系。 二、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几个问题 1.历史认识问题是处理中日关系的一个原则性问题。战后日本对历史问题认识的不足, 导致中日政治关系的反复, 不利于今后中日关系的发展。 2. 日本在历史上曾经对台湾实行过近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至今仍有着浓重的“台湾情结”。随着世界局势的发展和日美同盟的巩固，日本出于战略现实利益的考虑，对台湾问题越来越关切，台湾问题在中日关系中有日益突出之势。台湾问题成为制约中日关系发展的一个不稳定因素。 3.近几年，在钓鱼岛的归属问题上，中日两国存在争执。去年，两国因钓鱼岛归属问题产生了一定的军事矛盾，双方互不相让，也引起两国以及世界人民的关注。中国境内频繁出现抵制日货的行为，两国关系也仿佛到了冰点。 以上三个问题是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主要问题。除此之外，还有经贸摩擦问题、经援政治化问题等。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向更高层次发展。要解决好这些问题的关键在日本自身。希望日本政府能够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真正放弃否认和歪曲历史的企图，为中日关系的发展扫清障碍。 三、对中日关系展望 经过多年的冲突与合作的磨合，中日两国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不论世界怎么变化，无论对方怎么发展，不论彼此间愿不愿意，两国相邻的地理位置是改变不了的；作为亚洲大国，两国对亚洲和平与安全的巨大影响是改变不了的；两国在地区经济中的相互依存关系是改变不了的。正是这些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使两国之间不能不产生相互合作的必要与可能。这种合作是基于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是现实的而不是理想主义的，是彼此需要的而不是一相情愿的。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共同的利益要求总是能够一次次战胜两国关系中出现的不和谐与不愉快，使几乎恶化的两国关系一次次化险为夷。 为了维护长期以来历经艰难形成的中日关系大局，我们应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方针，以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为重，为构筑健康、稳定的中日关系而共同努力。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彼此间有着充分的利益交融，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这一趋势将进一步发展。友好相处，合作双赢，是符合中日两国根本利益的唯一正确选择。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继续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实现中日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对中日两国都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要以正确和发展的眼光看待日本，忘记怨恨，相互宽容。不要受一些媒体片面报道的影响，盲目爱国，更不要盲目反日，不要总以“历史的眼光”看待今天的日本。历史应该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不应该成为我们前进的阻碍。中日友好关系是长远的，不能因为一时的波动而否定两国长远的友好系。中日也应是友好的、稳定的邻居关系。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是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事业，任何一方的政府都不应忽视它，更不能破坏它，任何忽视、破坏中日友好的行为归根到底是违背了中日人民的长远利益。
2 中日企业文化的比较分析日本文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的观念,渊源于中国儒学伦理,其内涵是指爱人、仁慈、和谐、互助、团结、合作、忍让,它是日本企业成为高效能团队的精神主导和联系纽带。2.1 中日企业理念的比较2.1.1 日本企业的灵性主义灵性主义是在强调价值观、经营信念的确立和驱动下,灵活地、随情顺势地完成企业的经营和管理过程,从而面对复杂的、多变的企业状况及出现的问题,得以选择正确的认识角度和最佳的处理方法。日本企业不是以目标管理法、成本利润分析法等理性工具作为管理基础,而是将企业的价值观念及其信念作为经营管理的基石,再由此推导出具体的经营管理规则、目标和方法,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从而表现出其经营哲学的“灵性主义”特色。2.1.2 中国企业的关系主义中国企业管理的哲学基础,直接渊源于传统文化。从管理观念来看,中国人认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是为教化至善的理念,确立了以“重生”为特征的人本位。人与人之间强调“伦理人”与“社会人”,“伦理”为“天道”,人与人之间的和合关系,即共存共荣、同舟共济。管理管的是理,是“灵性”,是通过管“理”服人,以己推人。所以,中国人强调管理中的教化功能,即“晓之以理,明之以道”。从管理目标来看,中国人强调致中和、求稳定和求发展,在必然中求自由,提倡君子固而不比、致公无私、和而不流、中立不倚、知仁达义。其表现是:仕居其位,人尽其才,无尽其力,安居乐业,顺理理通,和谐安定。所以,中国企业多强调以群体大目标融入个人小目标、人心的稳定和生产的常规化运转,然后才是企业的发展,个人的自我实现。从管理对象来看,中国注重对人的管理,强调人事共有一理、情理相融、同舟共济、礼仪为先,从而达到合理、合情、合法。所以,与西方的规格化、标准化、独立化管理特征相比,中国企业更常运用思想政治工作来启发人的内心道德自觉,以发挥组织的群体影响。与日本企业的灵性主义相比,中国企业并不完全表现为那种随情顺势的灵性态度,而是强调以理通情,理在情中,反对缺乏灵魂式的变动不居。变的灵活态度应以理为髓,以理为导,强调的是万变不离其宗、以不变应万变的哲学方式。2.2 中日企业价值观的比较2.2.1 日本企业具有团队意识1975年,日本丰田公司收到员工创造发明设想的建议达38.1万件,采用率为83%,为此支付奖金3.3亿日元,而当年仅制造部门的收益就达160亿日元。松下电器公司2 100名员工一年内提出创造发明设想28万项。这些数据表明了日本企业员工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也表明了企业员工强烈的团队主义意识和作风。团队主义的基本特点既要求企业在经营管理中充分发挥“团队”的整体效能,又要保持“团队”内部的“和”以及维护和发展整个团队的利益。日本人的“团队意识”是个人在加入特定的集团为存在前提的;个人与集团(团体)的关系几乎维系终身;集团(团队)成员之间没有硬性的“契约”,义务和责任具有弹性。所以,日本企业员工常称自己所在的工作单位是“家里的公司”,在公司供职的时候也表现出很强的责任心和献身精神。2.2.2 中国企业具有集体主义意识我国企业,从价值观要素来分析,无疑表现为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其特征为:(1)集体价值认同具有多重性,即个人对集体的认同是多重的。小到非正式团体、班组和车间,大至分厂、总厂,乃至国家、社会,是同时作用于个人的价值认同的,这就使得人们既体会到团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又使得归属、跟定意向很难聚焦和集中;(2)集体意识的形成是双向的,即企业员工一方面具体地归属于某一特定团体中,另一方面又受到理想化、更高层次集体目标的牵引。现实归属与理想追求是并生运作的;(3)员工对集团的向心力具有不完全性。由于集团认同的多重性以及集体对个人的绝对优越化,我国企业职工对集体的向心力,一方面随着指向多重目标的过程中散射和弱化了;另一方面,一部分向心力又返归个人自身,形成了集团向心力的不完全性。与日本企业的集团意识相比,两者的不同点为:第一,日本企业的集团意识有着深刻的民族文化背景,这就是民族生存的危机感、拟家族关系、日本式的以“诚”“忠”为核心的义理等。中国企业的集体主义其民族文化背景则不尽一致,传统文化中的“孝”、“礼”多表现为一种外在伦理规范,同时又强调一种“独立人格”,“忠”也是有条件的,“忠”的对象具有嬗变性。所以,日本的团队意识具有较彻底的内心认同与行为指向的一致性;中国的集体主义则表现为心理与行为的非完全重合。第二,日本企业的集团意识是以普遍化的大家族关系为纽带的,团队精神具有相当的心理环境优势。例如,日本企业的非正式团体大都与工作目标同归趋,工作和生活领域的集团认同有机整合在一起。中国企业的集体主义具有一定程度的血缘连带的特点,在企业中,一方面表现为对普遍的集体价值观的认同,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一定程度的非工作关系的群体组合,这些“非正式组织”既有与工作目标趋同的,表现为社会主义企业内部的团结、友爱、互助精神,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刚性很强的“自我利益团体”,从而滋生了我国企业内一些诸如“关系网”、“内耗”等不良现象。第三,日本企业以“非专业化的成功道路”等途径,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集体价值取向与个性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企业由于人事制度的“结构性症结”尚未完全解构,集体价值取向几乎覆盖了自我发展需求,个性发展凭籍“机会获取”、“位置优势”等非正式途径来实现。2.3 中日企业的经营观念比较2.3.1 日本企业的“经营即教育”日本企业经营是以“人性”为导向的。日本企业的经营者认为,技术的进步、产品的开发、质量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包括最终利润的实现,都是以人为主体,以人为质量,以精神潜能的发掘为前提。所以“人才开发的利益大得无穷”,“企业的教育训练投资投入产出系数最大,是最核算的投资”,“职工能力的提高与企业利润呈几何级数关系”。“经营即教育”成为日本企业家们的共识。“经营即教育”的企业思想包含着如下内容:(1)企业和社会有一种无言的契约,应是社会对企业的委托,实现这一重任,需要企业全员的共同努力(2)企业经营是企业全体员工的共同任务。(3)必须依靠教育在企业员工中根深蒂固地植入“经营的目的是为社会服务,利润乃是服务的报酬”的思想基于上述理念,日本企业都几乎以“教育为本”。例如,松下公司每年的教育投入占总数成本的10%。松下幸之助提出“造物之前必须先造人”。整个丰田公司的口号是,“既要造东西,又要造人”,推崇“以造就人为根本”。2.3.2 中国企业的经营特征从经营目的来看我国企业,具有以下特点:(1)注重在创利润的同时尽社会责任。这是由我国企业性质决定的,企业不仅仅是赢利单位,同时兼具多重任务。例如,承办几乎全部的社会公共事业项目和生活设施,呈现出“企业办社会”的特征,名目繁多,包括企业自愿不自愿的“赞助”等等;(2)从企业家的角度来看,由于多重身份、多种因素的制约,他们在经营中,对事业的追求远大于对利益的追求。由于企业家的经济利益不是出于企业利润,而是出自企业成本,企业家作为国家所有权的代理人与管理者,多把经营活动作为个人事业的追求,赢利的动机并非很强或唯一。这就产生了双重效应,一方面,企业家自身多具有一种“利润至上”的崇高追求;另一方面,如果这种理想追求受多种因素、多重身份制约而受阻的话,便造成“企业短期行为”等非正常现象;(3)我国企业的“育人”功能也是很强的。社会主义企业肩负着培养“四有”职工队伍的职责。从企业模式来看,终身用工制以及重视社会范围的国家所有制、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为企业教育提供了独特优势。与日本企业“经营即教育”的思想不同,我国企业更注重职工思想政治素质的培养,保证企业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2.4 中日企业管理特征比较2.4.1 日本企业的全员参与管理日本企业从管理形态来讲,表现为一种全员参与。这种全员参与表现在:(1) U型(先自上而下,再自下而上)决策实质上是自下而上的管理模式。决策定夺之前的疏通,广泛地征询意见,有关人员反复协商,目的即集中众智、全员参与;(2)日本企业员工的责任区划是全面性的,并不是界定在特定范围内。日本公司雇员的责任是全面化的,不同于西方企业具有特定的任务与责任区域,这也决定了在管理过程中自然是全员参与;(3)日本企业也非常注重引导企业中非正式组织发挥的管理效能,日本企业中存在着许多非正式团体,如同窗会、同乡会等,企业一般鼓励支持这些团体存在,并引导其自愿组织质量管理小组、攻关小组、合理化建议小组等,广泛地吸收其参加各级各类管理活动,让他们发挥其管理的功能,这是全员参与管理的突出表现。日本企业全员参与管理的风气,归根到底是为终身雇用制的确立,形成了所谓“劳资利益”或“运”共同体,客观上促成了全体员工对企业经营、理、发展、繁荣的关心。2.4.2 中国企业的管理特征我国企业由于文化、制度模式的强制约,管理征具有独特性。(1)管理目标的多元化。经济目并非我国企业管理的唯一追求,包括伦理目标、政目标、人事管理、行政目标等等,都是企业追求的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且在特定时期,甚至超过了经目标的追求强度;(2)企业管理活动的政治化色彩浓。这表现在:企业一方面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实另一方面又是国家一级行政组织;思想政治工作企业管理的一条主线;企业既有相对独立权限,又受国家有关部门的控制和影响;企业领导体制包党委思想政治系统,管理手段不仅有经济性的,也政治性的(如政治动员、行政命令、思想政治等);(从管理的组织模式来讲,偏重于“人事管理”。这体表现在:人事部门在企业部门体系中居于突出位、重要的地位;企业员工既关心生产、经营,更关良好的人际关系的培养、上下级信任的保持、自身严得到社会承认、友谊与信任的发展、威信的提等,企业中“人际网络效应”较强;人际因素往往覆了其它管理因素(如客观化、制度化、科学化因素)3 中日企业文化比较中引发的几点启示3.1 重视企业文化,加强企业理念的培育企业理念包含了一个企业的价值观,即一个业在长期的生产经营实践中所形成的对本企业生经营的行为、员工工作行为以及企业公众形象的理等问题的总的看法。企业理念是长期形成的、全面的价值观念体系。它表现为一种比较稳定的理定势和文化积淀。其次,企业理念还包括企业神,即企业群体在长期的生产经营中形成的信念不懈追求。它是一个特定的企业基于自身的性任务、宗旨、时代要求和发展方向长期培养形成它是企业价值观体系的外化。第三,企业理念还括企业道德,即企业行为的一种伦理意识和道德价,同时也包括企业员工的职业道德。研究表明,只有将企业理念作为整个企业运的灵魂,企业才会有明确的目标、有机的协调,形鲜明的个性,并为达成目标而将员工紧密凝聚在起,使他们自然地融于这种文化中,体会和体现这种文化,并为其不断完善而进取。由此,企业理念成为加强企业凝聚力的一块磁石。因此,必须加强企业理念教育,教育员工“一切以顾客为中心”,勇于创新,注重品格修养,为企业、社会做贡献。3.2 树立“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创建学习型企业,营造浓厚的企业文化氛围“经营即教育”成为日本企业文化的重要特征。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员工素质的竞争,只有具备高素质的人,才能有高素质的企业。而员工的高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学习能力。从这一意义上说,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企业竞争的实质是学习能力的竞争,企业竞争惟一的优势来自比竞争对手更高的能力。IBM每年为内部员工在培训方面的投入多达20亿美元以上,不仅创建了各类培训学院,还建立了网上大学;西门子公司把培训看作是竞争的要素之一,它在国内外共拥有600家各种培训中心,每年参加各种定期和不定期培训的员工多达15万人。在日本,新员工首先被送入培训机构学习和受训,考试合格后才能上班,这成为日本一些企业的一项制度。我国的海尔、联想、宝钢等知名企业也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建立学习型组织。可以说,重视员工的学习培训,关注员工的全面发展,积极创建学习型企业,在企业内形成一种浓厚的团队学习氛围,并激励员工把学习能力转化为创造能力,从而实现员工和企业共同发展的目标,这正是企业文化所要求的,也是企业成功的关键所在。3.3 培养团队精神,建立企业与员工的共同体意识“松下人”提出了这样的信条:惟有公司每一位成员亲和协力,至诚团结,才能促进进步与发展,每一个人都要记住这一信条,努力使本公司不断进步。我们应借鉴日本企业文化建设中的长处,强调企业是一个大家庭,企业要为员工尽心尽力,员工要为企业尽职尽责,同事间要真诚合作,劳资双方要进行思想沟通,共同克服困难。同时,重视培养职工忠于企业的观念,树立团队精神,鼓励员工入股,参与企业民主管理,以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同当”的命运共同体思想,把员工的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结合起来,在注重员工全面发展的同时,积极促进员工关心企业的发展,形成共同体意识。3.4 ,政治工作从中日企业文化比较中不难发现,日本企业文设的许多东西,都是日本人从我们这里拿去的。深知,我国的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具富性和多样性,因此,决定了中国企业文化建设涵上的丰富性、独特性和表现形式的多样化。传统文化深受儒学文化的影响。儒学文化向来人的思想品德、观念、情操培养和修身养性:在人的关系上,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在处理个社会的关系中,提倡庄重自制,重视教育感化,技能,提倡社会责任感、勤奋工作,很少强调私比如,诚实、忠厚、善良、守信、求实、节俭、仁爱。因此,我们应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加强做人的品德教育和做事的职业道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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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价值观简单来说就是媒体人包括记者对一个事实是否具有报道价值的取向。个人觉得中日媒体新闻价值观差异可以从中日电视台对同一事件或某一同类型事件的报道切入点和内容进行比较。比如对地震的报道，某国可能总体偏向情怀报道或煽情报道，某国可能总体偏向事实性报道，针对灾难本身之类的。
(一)文化价值观念的差异 0UAR1(gb Rh,kb(_ 1.1 对神灵的信奉 *7&6E1v zN 大和民族是一个信奉自然的民族,自然为神.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将龙喻为民族魂一样.他们信奉这样的"神",还有"灵",他们认为它们他们的这种信仰很虔诚.全国各地的神社,寺庙不计其数.尤以京都地区为甚.很多游客把京都作为日本的寺庙/神社的胜地来进行游览.以下小做汇集: K FPmU% (1)涉成园 O&OEa < 非常著名,因其就处在JR京都站附近,不行10分钟足矣.往往是游客到达京都后的第一站.在这里有日本平安时代的诗人/贵族 源融(げんゆう)的墓地.在传说中,源融是因为"生灵作祟"而狂性大发吞食宫女.其实这和世界上第一篇长篇小说<源氏物语>里的描述是完全一样的. Ki; E3 (2)仁王堂/清凉寺 (1gi?^@ . 以寺内出售的年糕饼(あぶり饼)闻名,相传是菩萨的灵验(ご利益); ,]cI-]& (3)源光庵 [#v@?O 以战国时代石田三成率众自杀,鲜血飞溅的地板作成的血天井闻名的源光庵,庵内更有2扇有名的窗"徘徊之窗"(迷いの窓)和"明镜之窗"(悟りの窓),传为上苍每天考验庵内尼姑是否厌倦尘世的东西; bKh&rhm (4)曼殊院门 wcJIQKCvQ 以寺内的"幽灵女"而出名.据说是妖怪中的"大和抚子"; :P9=| (5)化野念佛寺 )-u.hj& 以寺外的水母地藏王石佛为名.水母地藏王为神话中掌管妇女生产的神.传闻因不伦之恋而堕胎的女子会在这里听到婴儿的啼哭声; tk8!Ix1 (6)贵船神社 "/Bp9z< 京都著名神社,以祈福牌(绘马)闻名.神社内另有700年树龄衫树一棵,被视为神灵在人间的明眼. o coCkq\4 以上列了几个京都的名胜,是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日本人对神灵的虔诚之处. EUD. “饭局”是个极有中国特色的词语。总有人在各种“饭局”间疲于奔命，却又乐此不疲，哪怕是一些外国雇员到了中国，也不能免俗。英国首相艾登曾用总共三道菜的国宴招待过周恩来总理。这给中国人留下一个印象：西方国家不兴大吃大喝。据我的观察，西方人的确不大有“饭局”这个概念，在他们的文化里面，吃饭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补充热量而已。以至于很多欧美人士中午不过是几个橘子、一根香蕉打发胃肠。想想这也是合理现象，美国最精致的菜是加上配料的熬豆子，要说下工夫也不过是熬的时间长一点。在这种饮食文化下，“饭局”能有多大魅力可想而知。但是，这个概念却不能用在日本人身上。有位去日本访问的朋友，感慨国内“饭局”众多的风气，认为在日本可能不会有这个问题了。不料，他在日本遇到“饭局”的次数，比在国内有过之而无不及。更绝的是，在日本“饭局”虽然众多，但常常吃不饱，回来后还要给自己加料。日本“饭局”菜式众多，往往一顿饭下来一二十道菜，盘子大碗大，偏偏盘中菜量少得可怜，一道菜分到每个人盘里不过一勺一口而已，即便二十道菜也不过二十来口。吃一个日本“饭局”常常要耗费三四个小时，这二十来口菜分成三四个小时上来，后面的菜还没吃到嘴里，前面吃进去的都快消化掉了，其充饥水平可以想象。劳神费力地应酬几个小时，居然还求不到一个饱，许多人不免对日本的“饭局”颇有腹诽。其实，认为日本人不重视“饭局”的朋友，多半是不很了解这个国家的传统。如果了解日本人对于“饭局”的思路，这种“马拉松式的吃不饱饭局”就更应该得到理解了。同样作为东方国家，日本和中国一样，自古以来都把“饭局”当作沟通感情、解决问题的重要手段。即便是日本最普通的公司职员，每个星期都少不了一两次“饭局”。时间通常是周末，办公室的同僚们一起出动，下饭馆吃一顿算是惯例。此外，还有五花八门的“饭局”名目，什么“忘年会”、“送别会”和“新人会”等。这些“饭局”可不是能够轻易推辞的。在中国，不参加“饭局”顶多是不给朋友面子；在日本，不参加“饭局”则有丢饭碗的危险。因为日本的“饭局”是一种带有“官方”性质的活动，它的作用在于增进上下级之间的沟通，培养同僚之间的感情，也是协作单位之间增强联系的纽带。说到底，这是工作的一部分。日本的公司或机构有着强烈的等级观念，平时上下级之间界限严格，极少感情交流，只有在酒桌上，双方才会放下身段，坐在一起称兄道弟。这时，日本的老板也会讲笑话，员工也可以无所顾忌地高声谈笑。当然，谁都不会随便到失礼和忘却自己身份的地步。日本人的生意有时也喜欢在酒桌上完成，协作单位的几个头头儿喝了几杯以后，今后的合作意向可能就决定了。“饭局”虽然不是硬性规定必须参加的，但总是不参加“饭局”的职员，一来会被认为不合群，难以合作、难以驾驭，二来会被认为不肯把自己的时间投入“饭局”，为公司的业务付出努力。这当然意味着他对公司的感情不够深，而且没有协作精神。日本的员工不乏因此丢了饭碗的。既然日本的“饭局”承载着这样的社交功能，“吃”本身就不再是饭局的重点。日本“饭局”更重视每道菜的特色和精美，而不在乎是否让客人吃饱。其实，日本的“饭局”费用相当高昂。“饭局”文化大概也来自日本人泾渭分明的性格。如果与中国对比，是颇为有趣的。比如洗澡，中国人并不回避泡澡带来的愉快，有人会在浴池中一边搓洗一边享受。而日本人把泡澡的目的定位为感受热水的舒适，于是必须先在外面洗好了才跳进去泡。在他们看来，洗澡和泡澡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再比如茶道，中国人欣赏茶的品位是有名的，但是品茶的同时也不回避解渴。而在日本人看来，既然是品茶，就只能是一小杯一小杯地喝，慢慢感受茶的味道。在他们心里，品茶和解渴也是两回事，同样不能混为一谈。对待“饭局”也是一样的道理。中国人日本人都视“饭局”为一种社交场合，区别在于，中国人并不反对一边谈事情，一边大快朵颐；而日本人则更多地把“饭局”中的“吃”作为一种饮食的艺术来欣赏，吃饱不是目的。在笔者看来，日本的“饭局”的确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其先进之处，至少有二：其一，日本的“饭局”中一般不劝酒，想喝酒的人也不会自己倒，而是做势给别人倒酒，别人就明白他是想喝了，会反过来给他满上。这样既避免了酒后的无意之失，也是对个人意愿的尊重。其二，日本的“饭局”原则上是自己掏腰包，极少公款吃喝的现象。每个星期的聚餐，都是员工各自缴纳自己的一份，由临时选出的干事负责收钱，吃完后多退少补。因此，大多数日本员工的每月工资，都会预留固定比例作为应酬用款。也许正因为如此，日本“饭局”虽多，却并未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提供一些中日食文化比较论文的参考文献，供参考。[1] 吉牧. 中日饮食文化的差异及其形成原因分析[J]. 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007,(01) . [2] 梁爱露. 浅谈中日饮食文化差异[J]. 科技信息(科学教研), 2007,(34) . [3] 郑雅珂. 浅谈中日的饮食文化[J]. 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6,(02) . [4] 方海燕. 从饮食看日本文化的特征——以中日饮食文化的关系为中心[J]. 科技信息(科学教研), 2008,(04) . [5] 仓石厚子. 中日饮食文化比较——兼论消费与经济观念[J]. 现代日本经济, 1997,(06) . [6]日本的饮食文化[J]. 健身科学, 2004,(12) . [7] 蔡华. 试论中西饮食文化的差异[J]. 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02) . [8] 宋淑运. 中日待客与饮食文化差异趣谈[J]. 海内与海外, 2004,(09) . [9] 李直. 中日饮食文化比较[J]. 商业文化(学术版), 2007,(05) . 看这篇论文19 世纪中后期由于西方列强的势力向东方扩展，中日两国都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由于两国的处境和面临的任务相似，然而探索的结果却截然不同。 其中两国社会结构的差异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然而两国在社会结构中的选官制度、土地所有制结构、对“商”观念等方面的差异表现尤为突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国近代化的进程。19 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列强势力向东的扩展，闭关自守的两个东亚封建国家———中国和日本均被迫打开了自己的大门。两国的仁人志士分别开始寻找救国救民的药方，使自己的国家开始了近代化进程。然而两国的结果却截然不同———日本走上富国强民的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却仍然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里徘徊。例如：“日本通过开国较为成功地进入了国际社会，而中国却一步步走向半殖民地，原因之一在于中日在19 世纪中叶前的‘开国准备’阶段已经产生了很大差距，中国坚持华夷思想，毫无开放进取之意，而日本实现了地理世界观和文化世界观的转变，形成了开放力量。” 一、选官制度的差异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始创于隋朝。科举考试导致统治阶级内部成员不断的更新，使社会上下阶级在和平的情况下不断地对流，从而相对缓和了阶级矛盾。“科举考试可以把全国各地，各民族的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的代表人物，甚至一部分被统治阶级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中央政权中来，扩大政权的阶级基础”。由于这种通过考试录用人才的办法对封建制度来说有合理的一面，中国一方面它可以使统治机构由统治阶级中最有能力的人来组成。这对封建制度来说是一种有效的制度。另一方面，一种对维护封建社会有效的制度自然会成为向近代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适应于儒家“君子”的理论而设立的具有很强的人文伦理性。它可以培养出一批具有德品的通才而不是一技之长的人才。广大士子们对日常生活不屑一顾，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把自己的言行严格的约束在封建政权要求的规范之内。因此自然科学受到很大的影响。不存在什么创新和发展，因此，在科举中国科学与民主就显得很苍白。日本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是一个严格的等级社会。四个等级各有各的身份，各有各的生活。由于日本实行世袭制、门阀制使其他的三个等级的人不可能通过什么途径进入统治阶级中去。一旦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加快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阶级关系发生变化。由此，产生各种矛盾并最终导致封建制度的崩溃。“日本实行世袭、门阀制，使得有才能的下级武士不能进入高层，在幕府末期，则促使下级武士走向与旧政治制度决裂，为倒幕维新创造了必要条件”。中国的科举制为中小地主乃至出身贫寒的平民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升官的道路。中国封建社会具有较强的调节能力，很难从中分化出与之相对抗的革新势力。因此，中国封建制度具有一种特殊的稳定性，对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产生了强大的阻力。日本的门阀制、世袭制阻碍了一些门第较低而富有才干下级武士、其他等级的人无缘较高职务，因此产生不满，最终走上反对幕府统治的道路。二、土地所有制结构的差异中国自秦汉以来，土地所有制的基本形式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地主经济的租佃制度，该制度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主要的剥削形式。在该制度下生产者是自耕农和租佃农而非农，从表面看中国古代社会地主制下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并不太紧，农民与地主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可以自由缔结或解除二者之间的租约。由于该制度中的封建关系比较灵活，很难像日本那样分离出异己的力量。日本处于东亚封建农业经济圈的边缘，而日本则与西欧封建土地制度相似，实行的是领主制。领主对农民实施超经济强制性剥削，使他们的身份“农奴化”。可见在这种极强的封建关系下，反而比较容易分离出异己的力量。三、中日两国的改革所处的时代和国际环境不同日本明治维新(1868年)处于国际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重要特征就是自由竞争，当时西方列强的侵略手段主要是商品输出，占领被侵略国家的市场，掠夺原料，从而牟取暴利。这就给日本明治维新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主要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措施)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国际环境。中国戊戌变法(1898年)发生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即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搞资本输出，在被侵略国家开矿山，建工厂，修铁路，办银行，控制该国的经济命脉，同时对被侵略国家实行领土占领与瓜分。当时的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但在腐败的清政府统治下积贫积弱，是西方列强侵略的重点对象，尤其是《马关条约》签订后，首先是日本，接着是英、法、美、俄等国纷纷在中国投资建厂、开矿。外国企业利用它们雄厚的经济实力、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技术，以及从清政府那里获得的种种特权，大肆地掠夺中国的资源和劳动力，疯狂地占领中国的商品市场。洋务运动后期产生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势力极其微弱，根本无法与之竞争，中国戊戌变法的实施也就没有宽松的国际环境和条件。四、明治天皇与光绪帝个人条件也不同日本明治维新后，随着天皇制确立，明治天皇成了全国最大的财阀和地主，成了日本名副其实的最高统治者。他早年参政，励精图治，左右都是维新派权臣辅弼，得以很好地发挥其统治才能。中国光绪帝虽有抱负，并富有年轻人的敏感和热情，在政治上积极支持了戊戌变法，一度成为维新派的政治偶像。但他长于深宫，终其一生都跳不出那拉氏股掌。五、英美等列强的支持程度不同英美对明治维新竞相扶植，并给予直接的物质军事援助。日本走上了维新之路，摆脱了亡国灭种的命运，成为非西方国家中惟一的强国。但在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上，日本终因选错了榜样而走上歧途。明治维新后，手忙脚乱的新政权派出使团赴欧洲考察各国制度，以便为日本规划蓝图。代表团在考察后得出结论：一切效仿德国。原因是德国相对落后，与日本的“国情”比较接近。其结局是日本实行了德式军制，把军队直接置于天皇指挥下；同时效法德意志宪法，制定了一部政府不对议会负责、议会既无财权又无军权的帝国宪法，最终把日本造就成德意志帝国那样的军国主义怪物。事实上，作为现代化的后起者，德意志帝国只是个发育尚未完全的“准现代”社会，明治政权有意将“西方文明”中不符合“日本国情”的若干重要部分予以剔除，而这些恰恰是现代文明中的精髓所在，这不可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失误。中国封建主义自然经济的解体过程比日本缓慢，中国封建阵营的分化没有达到日本的程度，中央集权的程度比日本高，西学的传播不如日本广泛而深入。一言以蔽之，戊戌变法前的中国社会，无论是在政治、经济、阶级关系，还是在思想文化领域都没有形成像日本那样足以倾覆旧国家体制的历史条件，封建势力在各个领域里仍旧占有绝对的优势，这就是戊戌变法不能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封建制度的特殊顽固性，而这一顽固性又是中国社会近代以来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这样的国情条件和历史条件下发动的戊戌变法，其失败是必然的。六、中日甲午战争是对中日两国近代改革成果的一次检验。过程1895年3月，中国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日马关条约》。条约规定：（一）中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权益；（二）中国向日本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三）中国向日本赔偿军费白银两亿两（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3000万两共2.3亿两）。甲午战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走向了更深重的灾难。1、2.3亿两白银的巨额战争赔款清政府根本无力承受，只能向英法德俄列强贷款，不但利息很高，还要以海关、税收、财政的管理权作抵押，使国家的经济命脉完全被外国操纵。2、大面积割让国土直接导致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战后的几年里，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长城以北属俄，长江流域十省属英，山东属德，云南、两广属法，福建台湾属日。而美国这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则打着“利益均沾”的旗号，以支持日本为主要手段，谋求在中国的更大权益。战后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跳板，中国东北部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日本是甲午战争最大的受益者，得到了价值1亿两白银的战利品和2.3亿两的赔款。赔款主要用于扩军备战，因为日本正在向军国主义发展，已经确立了吞并朝鲜、中国、东南亚，继而称霸世界的“大陆政策”。甲午战争后，日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飞速扩张，为打胜日俄战争创造了条件，也为其上世纪30年代大举侵华埋下伏笔。甲午战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机，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国近代的反侵略战争中，中日甲午战争可以说是规模最大，失败最惨，影响最深，后果最重，教训最多的一次战争。规模最大：甲午战争比1840年以来发生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俄战争，中法战争的规模大得多。从日本来说是蓄谋已久、经过长期准备、举全国之力进行的一场侵略战争；从中国来说虽是被动的、不得已的抵抗，但也投入了海、陆军主力。甲午战争从1894年7月到1895年10月，历时1年多，从海上打到陆地，从朝鲜打到中国，经过了辽东战役、山东战役、台湾保卫战等重大战役，战争的规模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失败最惨：甲午战争中国军队屡战屡败，陆军主力被击溃，海军主力被消灭，旅顺、大连、威海等重要军事基地被日军占领，彻底丧失了抵抗意志和战争力量，最后只好屈膝投降，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影响最深、后果最重：在日本由此而崛起的同时，中国进一步滑向殖民地的深渊，面临亡国的危险。当然，甲午战争的失败也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奋起。甲午战败的当年，康有为就发动了“公车上书”，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序幕。第二年孙中山在广州举行起义，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走上历史舞台。教训最多：甲午战争中国之败，并不是军事力量的悬殊造成的，而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中国日本这两个曾在一条起跑线上的国家，在几十年中出现了巨大的差距，决不是偶然的，甲午战争的胜败也不仅仅是战略战术等原因能够完全解释的，而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这个原因我们就要从甲午战争前几十年里中日两国不同的改革路线所产生的不同效果来探究。七、鸦片战争后中国耽误了20年时间日本却抓住了机遇中国西方列强在完成了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革命后，迫切需要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争夺市场演变为争夺殖民地，中国和日本都成为列强宰割的对象。中国遭受侵略比日本要早10多年的时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是1840年，而美国军舰兵临日本是1854年，这个10多年的时间是十分关键的。可惜的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近20年时间里，中国并没有真正清醒过来，没能把挑战看做机遇，把压力变为动力，仍然昏睡于“天朝上国”的美梦之中，固步自封，闭目塞听，对世界大势一片茫然。直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轻而易举地打进北京，一把火烧了圆明园，皇帝和文武百官只能仓皇出逃，这才使中国朝野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从这时候起，中国社会出现了一股要求变革的思潮，并付诸实施，这就是洋务运动。日本在日本则出现了与中国不同的情况。日本当时是一个弱小的岛国，它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感比中国强烈得多。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在中国，没能使中国觉悟，但日本却引为教训。第一次鸦片战争给日本带来了很大的震动。日本的有识之士认真总结中国失败的教训，有的认为中国政治腐败、武备不修；有的认为中国不知外情、盲目自大。日本还派团来中国考察，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参加考察的政要高杉晋作说：“考虑其如此衰弱的原因，乃在彼不知防夷于海外之道……因循苟且，空度岁月，不采取对策断然改变太平之心，不制造军舰大炮防敌于国门之外，故由此而衰微也。因此，我日本如不欲蹈其覆辙，宜速造蒸汽船。”这简直把中国作为反面教员看待。日本在总结中国教训的基础上，结合世界和日本的情况，产生了强烈的变革意识，他们把学习的目标由中国转向荷兰，因为荷兰当时是世界强国之一，于是在日本兴起了“兰学”。士族阶层纷纷使用荷兰语来学习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日本的改革从19世纪的50年代就开始了。当时日本的中央政府叫幕府，还有一些相对独立的地方政权叫做“藩”，所以这时的改革叫幕藩改革，它为“明治维新”的深入改革提供了物质和思想基础。日本的忧虑在1853年变成了现实，这一年美国的海军舰队在准将培里的率领下来到日本，由于军舰是黑色舰体，日本称之为“黑船事件”。美国对日本的要求和英国在鸦片战争时对中国的要求一样。日本没有抵抗，接受了美国的条件，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日美神奈川条约》。日本遭遇了巨大的生存危机，也迎来了弃旧图新的机遇，加快了改革的步伐。同样能说明问题的是，魏源的著作在中国未被接受，但在日本却引起了高度重视。以上情况说明，中日两国在改革的初始阶段就出现了很大差异，逐渐地拉开了距离。这告诉我们，在各种压力的冲击面前，要增强忧患意识和紧迫感、危机感，要有迎接挑战的信心和决心，要把握世界大势，顺应时代潮流，抓住历史机遇，及时、果断地推动改革。八、对外考察日本岩仓使团由50多人组成，其中不少是政府的核心人物，如四个副使一个是大藏卿大久保利通，一个是内阁顾问木户孝允，这是当时称为明治维新三杰中的两位，还有两位副使是伊藤博文和山口尚方，伊藤博文后来长期担任日本政府的内阁总理大臣。使团临行之时，当时明治政府的另一个首脑太政大臣三条实美说：“内政、外交，前途大业，成败在此一举”，可见其重视程度。使团于1871年11月出发，到1873年9月回国，历时1年零10个月，访问了欧美12国，写了近百卷的考察实录。这次考察的规模之大、规格之高、时间之长、收获之丰，不仅是日本历史上空前的外交壮举，也是世界外交史上的一大奇观。使团的任务是重点考察和研究西方各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文教制度。岩仓使团出访对日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明治政府进一步认清了世界潮流和自己的发展方向。使团回国后，明治政府提出了三大政策，这就是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这些政策有力地推动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各项改革和近代化的进程。中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乎在同一时期清朝政府也向欧美派出一个使团，史称蒲安臣使团。蒲安臣是卸任的美国驻华公使，中国的使团竟然聘请一个外国人当团长，可见信心和决心之缺乏。使团的两个副使一个是英国人一个是法国人，成员都是清朝中下级官员，职务最高的是海关道志刚和礼部郎中孙家谷，没有一个朝廷重臣。使团的目的也很局限，主要是安抚各国维护和约，不要再提新的要求。这样的使团当然起不了什么作用，蒲安臣病死在半路上，其他使团成员人微言轻，对政府的决策，对国家的发展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岩仓使团，蒲安臣使团这虽是两件具体事，但可以形象地看出中日两国当时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出现后来的结局也是必然的。九、社会改革日本一是学制改革。日本早在1871年就成立了文部省，着手近代教育改革，陆续发布《学制令》、《教育令》和《帝国大学令》，奠定了近代学制。义务教育的实行使教育迅速得以普及二是官制改革。为了适应宪政的需要，日本于1885年废除了带有封建体制残余的太政官制度，代之以内阁制，设内阁总理大臣。三是军制改革。1869年，明治政府成立兵部省，实行兵制改革。1873年实行征兵制。1875年，大体上完成了近代兵制改革，从而拉大了中日军事近代化的距离。四是政治体制改革。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1890年召开了首届国会。《大日本帝国宪法》是亚洲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是对明治维新的一次总结，它的颁布，使日本在民主、法制的进程中迈出关键的一步，成为日本近代改革成功的重要标志。中国相比之下，同时期的中国在社会改革方面有着很大的差距。在教育方面，虽然办了一些新式学堂，李鸿章等洋务派也力主“另设一科取士”，但并没有动摇与改变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近代教育的发展。在军制方面，洋务运动期间，除对淮军等部分清军采用了一些洋枪洋炮，进行了一些新式训练以及建立新式水师外，军制的改革十分有限。在官制方面，虽然李鸿章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说过“变法度必先易官制”，但又感叹“中国文守千年，谁能骤更？”缺乏决心和胆略，也得不到支持，没有多少实际的进展。至于实行宪政就更是清朝统治者当时不敢想、也不愿想的事情。十、官办为主和民间为主的企业制度 影响中日工业化进程中国中国洋务运动所办企业，军事工业都是官办，民用企业有官办和官督商办两种。在封建制度下，官办就是把企业衙门化，使企业“百病丛生”。官督商办比官办好一点，在初期也曾起到“以开风气”的带动作用。但时间一长，官督商办也出现了“官有权，商无权”的弊端，使企业笼罩在官场习气之中。封建末世的腐败严重腐蚀着企业，很多企业存在着营私舞弊、管理不善的情况。一些洋务派官员看出问题，提议改官办为商办，但没有得到朝廷的批准，官办和官督商办的模式必然派生垄断经营，洋务运动中所办的重要企业，一般都利用行政手段，授予所谓“专利权”，即在一定范围和时间内限制兴办同类企业。官办加上垄断权，是束缚民族工商业发展的绳索。事实证明，在官办的格局下，这种垄断特权是“损华益洋”的。企业官办和变相官办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影响了洋务事业的成效，阻塞了一些民办企业的生长之路，从而延误了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时机。日本日本的情况大为不同，明治维新后急速的资本主义化首先表现在企业制度安排上，及时改变了初期“官营示范”的办法，实行了“厚殖民产”、“民间为主”的政策，采取了“民营官助”的办法。明治政府不但大力鼓励和扶持民营企业，还把初期由官方创办的大型企业分批卖给企业家和商人，有的甚至无偿让渡。明治政府以“民间为主”的企业制度和各项扶持政策极大地刺激了民办企业的发展，甚至一部分官员也走上了下海创业之路。19世纪80年代，日本出现了产业革命热潮，棉纺织业成为民间近代工业的中心，到1890年日本棉纺织品出口大于进口，开始成为纺织品出口国，而当时中国纺织品产量只占进口量的八十分之一。私营铁路、航运、造船和其他轻重工业均得到了较为迅速的发展。1891年日本私营铁路达2473公里，为官营铁路929公里的两倍半，而同期中国只有官办和官督商办铁路425公里。到1893年底，日本以民营为主的航运业有13万吨船舶，而中国只有轮船招商局一家航运企业，有2.5万吨船舶，不及日本船舶吨位的六分之一。这一时期日本的造船工业也迅速发展，当中国经常为要不要自己造船而争论不休的时候，日本的私营企业已经开始为政府制造军舰了。1892年，日本的各类企业已达5444家，工人人数达到38万人。到1894年甲午战争这一年，日本已经初步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成为亚洲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为其后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奠定了基础。十一、领导集团的态度和见识 深刻影响着改革的进程和面貌中国中国的近代化改革是通过洋务运动凸现的，但洋务运动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国家行为，而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一部分封疆大吏和奕欣、文祥等个别朝廷重臣发起和主持的。他们都掌握着很大的权力，这是洋务运动之所以能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得以开展并持续的条件。但洋务派仅仅是国家政权人格化的一部分而远不是全部。奕欣被慈禧太后罢黜后，洋务派中枢乏人的情况就更加严重。洋务运动每一项改革与建设的举措几乎都受到顽固派的反对和阻挠。这不但给洋务事业造成重重阻力，也使洋务派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不由地瞻前顾后，缩手缩脚。这说明，洋务派当时的处境是很困难的，推进洋务事业的阻力是很大的。顽固派之所以在二三十年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与最高统治者的态度有关。慈禧太后是这段时间的实际当政者，她热衷个人的权力，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这是洋务事业缺乏总体设计，不能排除阻力，很难上升到更高层次，取得更大成绩的重要原因。日本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集团是以明治天皇为旗帜，以改革派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为核心，并且通过西南战争排除了阻碍改革的保守势力。明治维新是国家意志、政府行为，有着明确的目标和总体布局，形成了朝野协力、上下同心的局面，保证了改革和近代化事业的顺利进行。除了最高统治者的腐朽，顽固派的掣肘，洋务派自身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我们可以拿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作一个比较。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和重要主持者，伊藤博文在大保久利通去世后4次组阁，4任枢密院议长，是明治中后期最重要的大臣。李伊二人在历史地位和政治声望上可以说是堪相匹敌的人物。但他们却有着明显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对西方的了解程度不同，世界眼光有差异。李鸿章和他的同僚相比当然高出一筹，但他对世界的了解还是不够直观也比较浮浅。在整个洋务运动期间，李鸿章没有跨出国门一步。甲午战争之后，除了到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李鸿章唯一一次出国是72岁时访问欧洲，但那已经为时太晚了，连欢迎他的德国内务大臣都调侃地说：“惟早来二十五年岂不更妙。”伊藤博文对世界的了解比李鸿章开阔、深切的多。他精通汉语和英语，不断从西学中获得知识。1863年，22岁的伊藤博文曾留学英国一年，亲眼看到英国的隆盛和进步，使他深感必须学习西方，变革旧的制度。伊藤博文比李鸿章小18岁，但他第一次踏上欧洲国土比李鸿章早33年。离开英国回国后的40多年里，他又四下西洋，总计在欧美学习考察的时间共5年半，这样丰富的西洋阅历，使他对世界大势有广泛而深刻的了解。二是知识结构和文化观念不同，时代意识有差异。李鸿章自幼受严格的儒学熏陶，又以科举进身，他的知识结构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他一贯奉行识时知变的经世之风，但还属于传统文化的范围。如不直接、广泛地吸收西学，很难形成新的思想体系。伊藤博文和李鸿章不同，他是“求知识于世界”，推动“文明开化”的竭力倡导者和身体力行者。伊在德国考察期间，拜德国著名法学家乃斯特为师，几个月里每周听课3次、交谈3次。他给岩仓具视的信中说：“将其大要一一笔记，意欲日后亦可供诸公之浏览也。”可见其虚心和专注的态度。在国内，他也从不间断对世界知识的学习，当了总理大臣后还经常驱车到国家图书馆看书，最常看的是各国人物传记和世界新闻杂志，他还命左右翻译给其他大臣阅览。伊藤博文以“喜好洋风”而著称，他主持修建了一个专门接待外国政要和专家的豪华会所，名为“鹿鸣馆”。伊经常参加“鹿鸣馆”的活动，甚至在那里举行化装舞会，他扮成威尼斯商人，一时传为笑谈。伊藤博文并不信奉基督教，但为了表现开化，经常往教堂里跑。他还有意识地带头吃牛肉、穿西服、喝咖啡，为了推动风气的转变，真是煞费苦心、不遗余力。三是对社会发展方向认识不同，改革态度有差异。梁启超在李鸿章去世不久写了《李鸿章》一书，书中对李伊进行了比较，认为李在政治识见方面很难与伊相比，梁启超还就李鸿章对近代国家的认识进行评判，说李“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体之本原”。这一批判虽然尖锐，但确是触及了问题的症结，这正是具有一定资本主义意识的封建官僚李鸿章和保留一定封建思想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伊藤博文在政治识见上的根本差别，这个差别突出地表现在对待政治改革的态度上。李鸿章是一个变法论者，他所主张的“内须变法”主要表现在改革兵制和科举方面，但这些改革由于缺乏支持和自身的局限性，没有取得多大进展。李鸿章一直坚持的“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的观念，束缚了他在政治改革方面的思考与实践。李鸿章看到日本的改革成果，也多次感叹“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其取法，然我中国深惟穷极而通之故，夫矣可以惶然变计矣”，但又认为“中国文守千年，无法骤更”。说明政治远见的缺乏。伊藤博文对社会发展趋势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他追求的是近代资本主义的方向。他认为政治民主化和立宪思想是时代潮流，所以不断地推动本国改革由经济层面向政治层面拓展。日本的第一部宪法是在他的主持下制定的，第一届国会也是在他的主持下召开的。 这说明，最高统治者对待改革的态度，领导集团的组成结构、能力素质，对于近代中日改革与现代化的成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见，有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国家政权，开明创新的领导集团，有一批优秀成熟的政治家，有一个政令畅通、上下协同的干事环境，是改革成功的重要保证。 这个，应该很难吧，日本的贵族还是很有钱的，人家的那才是 真正的混杂文化和餐食。最后，你的切入点很难找吧。我估计也就是能找到 日本贫富差距在餐食上的体现吧。中日对比 餐食 文化 还可以吧。虽然，本人，没写过论文，没文化，见笑了。 如何实施高中美术书法篆刻的教学研究carolinewuyanTA获得超过5.4万个赞关注成为第968位粉丝依据《美术课程标准》，美术课程的主要目的是进一步提高学生的素质，为学生的多样性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和广阔的空间。也就是说，美术教育不仅仅是美术方面的技能技巧的学习和训练，更重要的是使学生通过美术课的学习，了解和汲取古今中外各类美术作品中所蕴涵的丰富文化传统和人文精神。对于“书法”模块来说，更是要注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吸收。《美术课程标准》对于“书法· 篆刻”系列的教学作了如下的说明：“书法、篆刻使用中国特有的传统工具和方法，塑造汉字的艺术形象、抒发情感的活动。”并指出，“‘书法· 篆刻’是普通高中阶段美术科目中的一个内容系列。书法、篆刻活动能帮助学生提高书写能力，感受中国汉字艺术的独特魅力，增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和理解。”这无疑对于我们的教学工作有非常明确的指导，必须始终贯彻于我们的教学过程。书法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同时又是我国独有的一门艺术。在教学过过程中，更应该体现研习写字的基本方法和技能与了解传统文化、欣赏书法艺术并重的精神。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对高中美术课程中的“书法”模块，有以下几点看法:第一：书法模块虽然是选修模块，我们觉得这个模块的学习，对于现在的高中学生来说，很有必要，我校不但在美术课中开设了这一模块，而且要求每个学生都要学习。同时，组织书法兴趣小组，让部分对书法有兴趣的学生，有进一步深入学习的机会。 你好，印章学在国外也属于比较冷门的学科，印章学在国外的研究在一步步向前发展。印章学是考古学分支。主要研究古代印章及其制度。 中国篆刻发展史商对于印章的起源，历来就有不同的说法。早在唐代，杜佑在 《通典》上曾有"三代之制，人臣皆以金玉为印，龙虎为钮"之说，然而未有实物可证之前，却难以为据。比较通常的说法认为，印章起源于殷商时期。其根据，首先是殷商已有书契刻制，另外;当时还出现过一种类似印章的"字范"。实际上，它根本不是什么"范"，而是工匠在制作器物时，按压在初成的器壁或底部的印记，印记的内容多为陶工名，或者是主人的姓氏。其实，这些留置在陶器上的印记，即是人们常称的"印陶"或"陶印"。而真正以陶瓷作印材刻制的陶印瓷印，在唐宋以后方始出现。这些印子的文字简陋粗率，尽管大体上已具备了我国印章的某些表现特征，但由于实际应用范围狭窄，社会涉及面也极其有限。因此，参照流传和出土的印章实物，印学界一般多认为印章出现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战国时已普遍使用。春秋战国人们一般把秦代以前的印章归称为古玺，现存古玺大多为战国时代的遗物。在中国历史上战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时代，诸侯列国各霸一方。各国之间既相互联系，又各自发展，尤其在文字书体上不尽相同，形成了战国玺奇古诡异、天真烂漫、变幻莫测的基本格调，因而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当时，社会各阶层在政治、经济等活动中·，印章的应用相当普遍，"尊卑共之"。就是说，统治者与百姓庶民均可拥有和使用，并没有具体的规定和等级之分。各国诸侯摆脱周王室的依附她位，各自称王，逐渐形成割裂局面，最初主要有齐、楚、燕、韩、赵、魏、秦等国。国君在行使权力时，军事上一般使用"虎符"，而在政治经济上则使用"印玺"了。秦印章，从广义上讲就是篆刻。它的起源，至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了。印章的出现，并不是一开始就被称为"印章"的，而是称之为"玺"。到了蓁代，始皇为了显示其至高无上的尊严，立出规定----只有皇帝所用的可称玺，而平民百姓所用的，只可称为"印"。于是，便又有了"印"这个名称。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印章即被法定为代表当权者权益的信物。其制规定天子之印称"玺"，其材用玉;其余的只能称"印"，且限用其他印材。自此，印章的名称、质料、钮制，甚至绶色，都有了相当严格的界定。秦始皇所制的螭虎钮"六玺"，开了后世封建帝王玉玺制度的先声。秦统一中国之前，东方六国齐、楚、燕、韩、赵、魏，使用的文字并不完全相同。尽管都是同源汉字，但由于地域差异，它和现今能见的最早汉字----甲骨文有许多不同，和钟鼎器物上的铭文差异也相当悬殊。反之，它和当时东方六国流通的货币文字以及兵器、陶器及木简上的文字却十分相近。学术界普遍认为这是介于甲骨文、钟鼎文和秦小篆之间的六国古文，有时也将它归入大篆的范畴。秦统一中国以后，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命令丞相李斯改革文字，以秦国文字为基础，废除与秦国不相同的文字，并将繁复的文字简化，使文字整齐划一;又因社会发展需要，增加了一批新字，编制成一套统一的文字，下令让全国通用。这就是著名的秦小篆，它在形体结构上更趋规范化，虽还保留了部分文字象形的意味，但已经趋于符号化，是上承甲骨钟鼎上古文字和下启隶楷现今文字的重要文字形式。小篆在秦印中的表现，也是有明显特色的。在印材质地上，仍是铜质居多。在制作时铸造和凿刻都有，从现存的古印来看，秦时印章凿刻的较多。印钮比较简单，一般多为鼻钮，是战国古玺印钮的沿用和继承，只是钮体略为高耸而已。印面则也多方形、长方形、圆形或椭圆形。印文也是朱、白文兼有。方形印都刻有田字界，长形或圆形印，多加日字界，以隔开印面文字，这是秦印玺印文的特定格式。印文字体都取秦小篆，齐整秀丽，凿刻圆润，笔势挺拔有力，刀法纯熟，耐人寻味。印面的切分并不成等比，使印面结构天然浑成。隋唐隋唐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时期，然而这一时期的印章，在经历了秦汉时期的高度发展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衰落以后，并未再次出现复兴的高潮。其原因，似乎与纸张的大量出现关系密切。隋唐时期的官印和私印，一般都称"印"，只有皇帝才称"玺"。武则天称帝后，认为"玺"字与"息"字读音相同，而息又和息灭、死亡有关，因此在改制后的延载元年(694)将"玺"改为"宝"，而官租印章申特有的"记"字也出现了。宋宋代官印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印文多用"九叠篆"。其笔划来回曲折重叠，叠数不定，或三四叠，或七八叠，多的可至十叠。九叠篆的运用能使印面饱满，整齐雅致，但笔折繁复，难以辨认，有预防伪造的作用，正因为此，宋、元、明、清官方印章，大都仿此不疲，如"教阅忠节第二十三指挥第三都朱记"、"通远军遮生堡铜朱记"等，都是典型之例。另外，此时已有以楷书入印的，如"州南渡税场记"、"壹贯背合同"(使用于纸币)等。元元世祖忽必烈于1279年灭南宋后人主中原，推行歧视汉人的蒙古族政策，在官方文书和官印中多使用八思巴文。八思巴文是元世祖帝师八思巴奉命依据藏文字母创制的蒙古新宇，并于至元六年(1269)通过法令颁行。元人在沿袭汉印制度的同时，将八思巴文用入印章，如"管军千户印"、"隆镇卫亲军都指挥司经历司印"和"威州军兵千户印"等。由于灿烂的汉文化的影响，八思巴文不可能取代汉文字，又由于汉人不认识也不愿识八思巴文，使元人在行使权力时感到极大的不便。因此又在八思巴文背刻上汉文楷书供人辨识，有的则直接换成了汉文。元末画家王冕(字元章)，首先创用浙江青田花乳石自刻印章，由于花乳石脆软适于刀刻，致使文人们可以不依赖专业刻工而自由创作。当时人们纷纷仿效，使篆刻艺术得以迅速普及和发展，秦汉印章风范得以发扬光大。壬冕自刻章有"王冕之章"、"王元章"、"文王子孙"和"会稽佳山水"等。明印章的发展在汉代之后，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和唐宋元的"低潮"时期。到了明代，随着石质印材的大量发现和广为应用，文人自篆自刻印章蔚然成风，以往只有印工治印的漫长历史宣告结束，真正意义上的篆刻艺术从此揭开了崭新的篇章。元末明初人王冕(1287一1359，字元章)在一个偶然的场合，发现了一种质地松脆、易于镌刻、当时被称为"青田花乳石"的石料，于是把它引作篆刻，由此受到了篆刻界的普遍青睐。这一发现，为日后文人相继登上印坛和光大篆刻艺术，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中国印坛从明代中叶文彭、何震起，至晚清吴昌硕、黄牧甫，出现了一个堪与秦汉媲美的辉煌时期。在这段时期内，印坛名家辈出，名作如林，流派纷呈，形成了中国篆刻艺术发展的第二个高峰。作为这一时期的开山人物，明代的文彭和何震所创的印章艺术流派，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文彭(1498一1573)字寿承，号三桥，江苏苏州人。他是明朝书画大家文征明的长子，诗文、书画、篆刻无一不精，对六书研究尤深。他主张篆刻以六书为准则，以秦汉印为宗师。文彭篆刻以小篆为主，圆劲秀丽，古朴醇正;白文印直追汉意，方正平稳，流丽浑厚，颇具新意。他的双刀行草边款独树一帜，为后人所效法。何震（？一约1604)字主臣，一字长卿，号雪渔山人，江西婺源人。与文彭同时而年稍幼，两人亦师亦友，常在一起切磋印艺，关系密切。何震在继承文彭的基础上，强调取法秦汉的艺术主张，讲究人印文字的正确性和严肃性。 吴昌硕 纵观我国印学史，自流派印章崛起以来，凡在篆刻艺术上能独树一帜成大家者，无不诗、书、画、印俱精，清末民初的吴昌硕就是这样一位典型人物。其书画艺术本文不作赘述，这里只介绍他的篆刻艺术。吴昌硕(1844一1927)初名俊、俊卿，字昌硕、仓石，别号缶庐、缶翁、苦铁、破荷、大聋、老缶等。浙江安吉人，后定居上海，他是我国近代印坛上最为显赫的代表人物之一。缶翁刻印，初学皖浙两派，早期曾对吴让之、钱叔盖用功较深，所以作品大多留有皖浙两派踪迹。中年后上溯秦汉，并从石鼓、封泥中汲取养料，从而渐渐摆脱了皖浙派的影子，印风转为厚实苍劲，个人风格初见成熟。由于他有精深的书画功底，并能将之融入印中，晚年作品日臻完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最终开创了浑朴苍莽、气势恢宏的吴派风格。 印章的种类】印章种类繁多,基本上可分为官印和私印两类。官印：官方所用之印章。历代官印，各有制度，不仅名称不同，形状、大小、印文、纽式也有差异。印章由皇家颁发，代表权力，以区别官阶和显示爵秩。官印一般比私印大，谨严稳重，多四方形，有鼻纽。私印：官印以外印章之统称。私印体制复杂，可以从字意，文字安排，制作方法，治印材料以及构成形式上分成各种类别。1.从字义上分有：姓名字号印：印纹刻人姓名，表字或号。汉人名多一字，其三字印，无“印”字者即字印。字印自唐宋后始以朱文二字为正格，也有于姓下加“氏”字的。现代人也有刻笔名的，也属此类。斋馆印：古人常为自己的居室，书斋命名，并常以之制成印章。唐李沁有“端居室”一印，约为此类印章的最早者。书简印：印文在姓名后加“启事”，“白事”，“言事”者。今人有“再拜”，“谨封”，“顿首”者。此种印专用于书简往来。收藏鉴赏印：此种印多用于钤盖书画文物之用。它兴于唐而胜于宋。唐太宗有“贞观”，玄宗有“开元”，宋徽宗有“宣和”，皆用于御藏书画。收藏类印多加“收藏”，“珍藏”，“藏书”，“藏画”，“珍玩”，“密玩”，“图书”等字样。鉴赏类多加“鉴赏”，“珍赏”，“清赏”，“心赏”，“过目”，“眼福”等字样。校订类印多加“校订”，“考定”，“审定”，“鉴定”等字样。吉语印：印文刻吉祥的语言。如汉印中常见的“大利”，“日利”，“大幸”，“长乐”，“长幸”，“长富”，“宜子孙”，“长康寿”，“永安宁”，“日入千石”，“日利千万”等，皆属此类。秦代小玺有作“？疾除，永康休，万寿宁”。也有在姓名上下附加吉语者，多见于汉代两面印中。成语印：属于闲章之类。印文刻以成语、诗词，或牢骚、风月、佛道等语，一般钤盖在书画上。成语印盛行于宋元，传贾似道有“贤者而后乐此”，文嘉有“肇锡余以嘉名”，文彭有“窃比于我老彭”，皆《离骚》中语，令忍忍俊不禁。成语入印是从秦汉吉语印演变而来的，随一时游戏，然当求其隽永笃雅，不能信手臆造。肖形印：也称“象形印”，“图案印”，刻有图案印章的统称。古代的肖形印，一般刻有人物，动物等的图象，取材多样，有龙、凤、虎、犬、马、鱼、鸟等，以古朴取胜。肖形印多白文，有的纯图画，有的加有文字，汉印中多有于姓名四周附以龙虎，或“四灵”（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署押印：也称“花押印”，系雕刻花写姓名的所签之押，使人不易摹仿，因作为取信的凭记。这种印信，始于宋代，一般没有外框。元代盛行的多为长方形，一般上刻姓氏，下刻八思巴文或花押，又称“元押”，“元戳”。2.从文字安排上分有：白文印、朱文印、朱白相间印、回文印3.从制作方法上分有：铸印、凿印、琢印、喷印4.从治印材料上分有：金印、玉印、银印、铜印、铁印、象牙印、犀角印、水晶印、石印等，今人尚有木质印、塑料印、有机玻璃印等。5.从构成形式上分有：一面印、二面印、六面印、子母印、套印 1、中日家庭教育方面的差异 一直觉得教育不是只管学习，家庭教育也是属于教育的一部分。在中国，很多家庭都是唯分数论，在教育中学习成绩的比例占据至高，就忽视了家庭里面的教育。 举个例子，很多时候吃饭的时候，家长问孩子是“今天学得怎么样？老师上课有没有听懂？”还是“今天和同学们相处得怎么样？”很平常的事情，可能很多家长都没有关注到。平时上课老师讲知识，在学习课堂上我们很难学会人际交往的相处，所以家庭教育也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像我小时候是留守儿童，没有大人去普及教育知识。 在日本的教育中，日本的母亲重视学前孩子的道德修养，在家庭道德教育过程中培养孩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与他人交往、与周围世界交往的能力。另外，日本社区范围的全职太太会定期组织“母亲读书会”等交流活动，共同商讨“养子之道”[1] 。在日本有很多家庭都是全职太太，所以孩子受到家庭教育很充足。 所以中国在家庭教育方面与日本相比，虽然都知道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但是日本人在家庭教育方面值得学习。 三、中日学校教育方面的差异 学校教育，就是在学校接受到的教育。先说学校教育经历，从小接受的文化教育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在九年义务教育中，除了语文、数学、英语等主要科目，每周还会涉及到音乐、体育、美术、科学课等，这样的好处就是让孩子“德、智、体、美”综合发展。 但日本不同，上课在观看老师播放日本小孩子自己去准备饭菜的时候。日本的小孩子这么小就学会培养独立和生活自立能力，日本的教育和核心就是“学会生活”， 有些幼儿园似乎完全不重视孩子们的知识教育，孩子们没有课本，学校的教学计划中，完全没有数学、假名、绘画、音乐这些项目。 教育内容就是让孩子们学会“笑”，学会说“谢谢”等基本礼仪。在日本小学教育中笔头作业很少，课后作业有时候仅仅是帮父母做一件家务，对父母说一句“我爱你”等。 中国学校教育更加侧重于知识的学习，日本的文化教育更注重实用性。相比较来说，中国学校教育可以为国家输出大量的人才，但是由于从小就是在知识中学习，缺乏在实践中体验，导致缺乏创新意识。或许过去19年里，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日本以19：1远远超过中国的其中一个原因。 四、中日大学教育方面的差异 从选课制度来看：基本上一学期的时间，大部门都是在修自己的专业课程，专业课程基本就是根据高考结束选择的。 而在日本，自己选择想要上课的课程，还有一段时间的试听期，这样自己有充分的选择空间，但是如果是对于那些毫无目的或者想要混分的话，这样的选课可能意义不会太大。 从考核制度来看：平时的话，日本的教育更偏重素质教育，老师留作业主要是要求学生提交报告(小论文)，以提高学生的分析问题的能力和写论文的能力，而中国则是仍然偏重于期中，期末等应试考试，但是也会算上平时分数作为考核内容之一。 从毕业后选择来看：日本有一种疏远高学历的倾向，因为企业所需要的人才大多是“企业人”，而不是高学历的硕士博士，所以大多数大学毕业生选择就业，而进修大学院的人则是少数， 在中国，本科生读研读博比较多，特别是近几年来考研的趋势上升。 以上参考资料来源 百度百科—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 百度百科—日本现行教育制度 中国和日本在教育上差异性很大，日本在二战后能够迅速崛起，与他们的教育是分不开的。对比两国儿童教育观，既能进一步了解日本迅速崛起的原因，也能在研究中给中国的儿童教育提供指导性的建议。笔者将从中日家庭教育观念以及学校教育方式两方面来进行论述中日教育文化的差异。以此分析中日教育模式下所教育成果的差异。一、中日家庭教育观念的差异1.价值取向每个中国家庭中的孩子都曾听到过这样的话：“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在中国人口多而资源相对有限的社会，只有不断完善自我才可以有一日得以出人头地。因此，中国众多家长望子成龙的心态以及令孩子通过快人一步的超前学习达到脱颖而出的目的。从而出现了每到周末各大补习班都人满为患。院子中越发见不到孩子们的身影，窗台的台灯亮至深夜也越来越平常。日本家庭教育理念中更注重于礼仪和素质教育，父母更关心孩子在学校中是否开心，是否能够融入学校的环境。相比于地位、金钱，团队意识在日本人的心中的地位尤为重要。因此，父母对孩子们的教育更多的投入在如何融入班级，融入小团队。他们强调的不是个人，而是个人在团队中的表现。因此，中国的“个人本位”教育理念与日本的“他人本位”观念的差异导致中日教育方式的不同，根本原因由于中国目前仍处在发展中，人口基数大而就业岗位相对较少导致竞争相对激烈。并且教育水平的落后导致中国优质教育资源非常稀少，也迫使如今许多中国家长不得不以抹杀儿童童年玩耍的权利而进行高压的精英教育。日本相较于中国教育水平非常发达且平均，小学中学不存在重点之分，师资力量的平均化也使得学生能更好的拥有相同的教育资源，从而减少其竞争压力。因此，不同的社会环境造就了不同的教育思想，所以导致了孩子整体发展中的不同表现。2.教育方式中国和日本，同属于东方儒家文化圈，儒家文化讲究以家庭为基础，因此在教育模式上以家庭为主。但是中国家庭教育更多提及孩子树立远大的志向，却忽视了孩子相关品性的教育，过度放纵、宠溺孩子使得如今高分低能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反观日本，日本家庭更侧重于教育孩子意志磨练方面，从小就被教导要服从、忍耐、自省。日本幼儿园的传统之一便是冬日裸跑，以此锻炼孩子们的意志及身体。中国家长则更多的对此现象表示无法接受，中国以防止为主，预防感冒、害怕冻伤因此对孩童的保护做的无微不至，却让其失去了抵御寒风的能力；日本以适应为主，无论是天气还是社会环境，都强调适应大环境，适应社会，以此完善自我。在教育方式中，日本的教育方式显然更加适合增加孩子们身体抵抗力以及离开家庭后适应新环境的能力。3. 教育观念在中国，家长更习惯于使用：“乖、听话、有爱、有礼貌、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等，这些词汇充分体现出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家中要听父母的话，对待长辈要有礼貌，但是如今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却在很多家庭中很少见到，过度的溺爱以及传统礼教的实施不力导致中国的孩子对于自己独立性人格以及独立生活能力的培养有所欠缺。在日本，“不妨碍他人”是为人处事的主旋律，这使得在日本社会中个体更具有责任感，自己份内的工作必须自己完成，不会给他人添麻烦。但是相应的问题也随之出现，日本老人无人赡养以及年轻人不堪重负而轻生的现象无减反增。这种“不妨碍他人”的思想也体现在不妨碍子女的生活，子女不用照顾老人，因此老人晚年的生活幸福保障力度不足。因此，教育观念的不同是不同社会问题的根源所在。互相取长补短，方能有所改善。二、学校教育方式的差异1.评价体系在中国，评价一个学生的好坏主要由其学业成绩的高低来评判。只要小孩子学的好，不管干什么都可以认为是对的。因此，这也导致了在一些中小学校中，分数高的同学可以肆意歧视分低的同学而不受到他人的指点的现象，也导致了新年过节倘若成绩不理想便无法面对亲朋好友的自卑感。在这个过程中，会使一些学生的心态开始扭曲，渐渐打下“只要成绩好就可以获得圆满的人生” 的人生观。然而在日本，学校评判一个学生的好坏更多的是看其对于集体的融入程度以及通识教育。他们在幼儿园阶段没有课本，只有绘本。学校的教学计划中，完全没有数学、英语等课程，因此日本的小孩子在幼儿园中没有那么多的压力，更多的能令他们真正的玩起来，通过玩耍教会他们融入集体，学会微笑，学会说谢谢。不同的评价体系所带来的结果必然是不同的。中国填鸭式教育培养了非常多的高技术人才，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都拥有着不凡的学术能力，但是他们的社交能力以及为人处事能力相比于日本青年则逊色许多，这也导致了许多高校中存在着只会自己搞学术研究而不会与他人合作的现实，制约着中国科技水平的提升。日本教育的评价方式使得其学生拥有更好的为人处事的能力，但是专业性却不如中国人。他们依赖于集体的力量而非个人，因此在集体的努力下，往往面对诸多困难时拥有更好的解决方案，更有利的推动社会的发展。2.教育实用性许多中国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在学校中学了很多知识，如今步入社会后能用上的知识寥寥无几。以军训为例，中国 儿童接受的都是最简单的站军姿、队形之类的训练， 整个军训的时间也不长。而日本儿童的军训方式却不一样，不光没有家长的全程陪同，而且在军训内容上也和部队正规军训一样。比如日本儿童模拟战争时人员受伤的抢救场面，两个儿童全身军装用担架抬着伤员，一个女孩子模仿医务人员进行抢救治疗，而且是在雪天进行。可以看出日本儿童在学校接受的教育更注重实用性，并非像中国一样注重形式。他们在校期间每 一项活动及课程的设置都有明确的目的，都能对儿童的健康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更早对于相关能力的培养与投入也使得日本人在步入社会后更加适应。 中西方现代高校教育发展观念差异性探讨的论文 摘要: 高校教育发展观念充分体现出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与价值基础。相比于中国现行的大众化高等教育模式，西方国家尊崇学生个性与需求的发展和满足。面对当前就业创业需求普遍增长的高校学生群体，需要我国积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人才培养及创业教育理念，让学生个人价值得到充分发挥。 关键词: 高校教育观念;大众化;学生群体;借鉴 随着教育成为我国提高综合国力和实现经济强国宏伟目标的重要手段，开办以人本身的发展为目的的教育受到普遍的重视［1］。中西方现代思想的差异不仅体现在经济建设方面，还体现在教育发展观念方面，长期以来受到社会风俗习惯、思维方式与道德观念的影响，西方国家高校教育发展以学生自我成长为核心，即以学生本身的个性与需要为前提进行完善，并注重社会相关资源的引进与利用。西方高校的发展远远快于我国，很多名校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教师管理体系，并逐渐形成积极的教师文化［2］。我国高校教育尊崇传统的师生关系建立，以教师传授知识与技能为主，在学生参与社会工作等方面体现大众化趋势，而如今也在积极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教育理念，希望通过完善教育体系、转变教育发展观念，进而提升高校教育质量。 一、价值观念区别是导致中西方高校教育发展观念差异的根本原因 1．崇尚个人主义的教育思想更注重学生个人的成长空间 中西方的教育体制受到不同的文化背景与思维方式的影响，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性特征，尤其体现在学生的个人成长方面，西方社会多崇尚个人主义的教育发展观念。在高校教育中会给予学生充分的成长空间，并提倡学生独立性需要通过个人的拼搏获得。相比之下，中国高校教育体制中教师的引导是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会通过较为详尽的人才培养方案，让学生在高校学习的不同阶段中逐步提升个人素质，让高校方便管理，可是会造成学生潜力的开发以及兴趣爱好的拓展等方面的局限，尤其体现在课堂的权威性与高度秩序性方面，师生之间关于情感表达不够重视，不利于师生情感的促进以及学生个性的塑造。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转变传统的“为了教师教而教”的以教师为主体的教学方式，形成“为了学生学而教”的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方式［3］。 2．平等自主的师生关系有助于校园和谐教学氛围建设 中西方文化中与人交流的风俗习惯同样存在较大的差异。一是个人隐私的保护，在西方即使是十分熟悉的师生、同学关系，也会注重个人年龄、收入、感情等私人问题的保护，在日常的交流的过程中更多地谈论关于活动、爱好、时事话题等内容，并注重眼神、肢体语言等方面的交流互动，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更可能因为共同的爱好、习惯等相似而走得更近。二是来源于传统文化的自信与谦虚。西方国家的学生独立意识极强，更喜欢依靠自我的力量解决问题，在获得认可时表现出接受与感谢;中国高校学生更倾向于谦逊的精神，推崇集体主义，在参与各类活动时会努力寻求伙伴。三是教师与学生各自身份的理解以及师生关系的界定方面。西方国家尊崇人人平等，学生与教师之间可以直呼姓名，不注重辈分，促使学生通过更为自由的方式与教学人员接触;中国高校遵守长幼有序，将教学人员作为长辈，学生会礼貌对待。 3．容纳不同个性与思维方式的讨论环境有效地激发学生积极性 西方国家习惯遵循自由平等的教育发展理念，通过最大限度地理解和宽容，对待不同个性与生长背景的学生，在课程与专业选择、参与学习方式等方面给予学生最大的自由，如针对不同地区、不同信仰的学生，成立专门的活动小组，接受不同角度的问题理解与讨论，能够理解学生的感情与思考方式，通过容纳与接收不同的意见实现相互学习的目的。中国高校在学生的生长背景与民族文化上也有十分支持与理解的态度，但表现方式存在不同，对待少数民族或者有特殊个性、文化特征的学生，会通过民族文化的展现、风俗习惯的展示等方式让更多的学生了解特殊背景学生的特点，通过学生之间交流活动的加强，实现学生积极性的提升，创造和谐美好的校园氛围。 二、大众化的人才培养观念与综合性的培育模式的显著差异 1．我国大众化的培养模式奠定坚实的人才培养基础 当前，我国高校的教育模式以大众化培养为主，满足社会及各专业的普遍人才需求，制订相应的人才培养方案与教学计划等内容，教学需求中以社会需要为主导，学生通常在选定专业后即形成固定的教学内容，进行相应的教学资源导入。在开展课程教学各项活动中，以固有的教学规律与先前的教学经验为依据，适当采用国内外较为认可的新教学方法。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具有较高的社会参与度和充足的实习实践支持体系，我国高校的普及式教育需要借鉴国外的经验，开展更多的社会实质性参与，加强高校与社会相关机构的联系纽带，实现大众化人才培养渠道的深度拓展。 2．西方人才培育更注重学生的心理发展与个性差异 西方国家在高校人才培养方面不仅具备更高的社会广泛参与性，还在学生心理发展与个性培养等方面表现突出，注重学生专业视野的拓宽、社会实践活动的参与以及能力意识等方面的培养，并以此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础。这种观念下培养出的人才重视制度、法律等标准与原则，并认为法律准绳是凌驾于一切人情道理的依据，成长为遵守法律等相关框架的社会型人格。英国大学内部形成一套有序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分治，能够充分发挥组织整体优势的制度［4］。由于重视不同学生的个性差异与心理发展状态，西方国家课堂模式多为小班制，教师能够通过即时性、频繁性的师生互动，了解学生的想法以及所处状态，通过准确的引导与辅助及时给予学生帮助。相比之下，中国高校教育崇尚集体主义观念，并以“情大于理、理大于法”为处事原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学生衡量法律依据等方面的障碍。 3．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教学为学生培养的全面性提供重要保障 全球化的教育资源竞争与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观相得益彰，迅速推进西方高等教育市场化的趋势［5］。中西方的教育理念都认为学生培养工作是一项长期、反复的任务，学生思考能力、判断能力、分析能力等方面的养成是学生步入社会以及开展各类工作必须掌握的能力，注重建立起多学科交叉的教学体系，作为促进人才培养全面性的重要依据。以美国为例，高校教学体现以学生个人意愿为主导的育人原则，让学生通过自己的道德判断参与工作和生活实践，紧密联合社会各类机构。中国的高校教育同样注重多学科融合的教学模式，但开展的过程更为隐性，通过课程本身内容的交汇，进行不同学科的结合，注重教学成果对学生就业的影响。 三、现代化的教学管理手段体现出中西教育发展理念的差别 1．灵活的学分制度便于为更多人提供接受高校教育的机会 许多西方国家中灵活的学分制度成为高校广泛吸引人员就学的必备手段。已经参与工作的求学人员，允许学籍与成绩的保留，可以让学生随时参与到校园生活中，当缺乏学费和生活费的时候，可以暂停学业进行工作。学分的授予机构并不只有高校，还包括学生专业学习、社会实践等多个部门，学生必须通过公司实习获得学分、参与社会实践工作获得学分等。国内高校的学分制度受到填鸭式教育的影响，通常以获得学分为单一目的进行教学活动的开展，在学分的分配与授予等方面不够灵活。完善高校学分制度的另一个举措是注重教学人员的激励，并从更多渠道聘请专业人员、行业资深人士等参与教学。一是招募尽可能多的专业人员，完善现有的教学资源储备，让高校在专业设置、课程建设等方面更具备优势;二是通过丰富现有的教学资源，来满足不同类型、不同需求的学生的发展需要，让学生自主进行课程选择，向多层次、多岗位工作人员提供学习与实践机会。 2．重视文化传承的教学角度赋予高校更强的人文气息 随着我国高校教育与国际先进理念与方法的深入接轨，积极学习西方先进的教学理念，逐渐开展高校教学改革，并在新教育管理体系的建立过程中仍然注重传统文化的传承。随着高校各类文化活动的丰富开展，将传统文化渗透到现行教学活动与文化氛围，让学生通过活动感知和理解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随着文化传承与历史、思想政治理论等多种课程的融会贯通，以及新媒体等渠道教学的开辟，我国高校正逐渐形成多文化背景与多角度传承的人文文化氛围，学生的积极性得到全面带动，文化传承上升到新的高度。高校内部管理包括行政管理和学术管理，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以学术管理作为核心，这是区别于其他管理工作的根本特性［6］。伴随着高校管理功能与组织体系的完善，以服务为导向、以个性化功能建设为原则的组织体系受到学生的青睐，文化传承工作应以此为入手点，以满足学生需要作为基本前提。 3．多元化的教学与实践渠道有效延续教学内容与应用 随着人们接触与传递信息的模式不断变迁，高校教学渠道与模式不断变革，突出的体现是教学人员不再是高校教学信息的唯一来源，可以通过网络、社会等多种渠道获取相应信息。这种多元化教学体系的建立成为国内外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措施，也影响学生本身知识结构与技能掌握的情况。很多国家在教育过程中都积极加强网络资源的利用［7］。各国在教学渠道的开辟与应用方面展现不同的重点，西方国家由于注重学生个人性格与潜力的塑造与开发，在教学与实践渠道建设方面更为个性化，并具备更多的选择性，学生可以根据不同时期发展需要与不同专业实践形式自行选择渠道，开展相应学习工作;我国多元化教学与实践渠道的建立，以延续校园教学内容为基础，在功能方面与校园教学结合较为紧密，模式也相对固定。西方国家注重教育质量的评估与提升，采取多种方式进行教学考核工作的开展，包括以专门机构的全面评价与学生自主评价相结合的教学质量评估体系，通过设置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多角度进行考量评定，并根据评价结果进行教学质量的持续改进。而现阶段，我国高校在教学质量考核方面采用的方式比较单一，以学生成绩为主，虽然在操作上具有简便性，可是在考核上存在片面性。 4．支持学生创业项目的开展成为我国高校的重要使命 随着我国就业创业政策的不断完善，各行业分工趋势的日益显著，高校学生逐渐成为社会中个性鲜明的创业群体，作为培育高素质人才的高校需要承担相应的引导、教育工作，针对不同专业的发展态势以及未来发展空间，为有就业需求的学生传授相关市场营销、电子商务、办公行政等方面知识，并加强实际操作方面的课时，让学生掌握足够的技能技巧来应对未来的创业挑战。西方国家高校针对学生创业方面开展的工作值得我国学习与借鉴，即以创业教育为导向进行相应的教学资源的分配，在高校教学过程中导入外部行业与企业资源，并尽早开展学生的个人评估、发展规划等相关工作，让学生完全以个人意愿制订自我发展计划，并通过相关科技创新基金、创新成果转移等项目鼓励学生开展创新、创造工作，增强学生的创业动力。当前，我国部分地区已经开展创业实践平台、创业产业园、国际交流合作等多种形式的创业模式，但相比于西方发达国家完善的高校学生创业环境，在扶持政策、教育课程以及社会动员等方面还存在不足，需要积极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与教育发展观念，帮助学生充分实现自我价值。 参考文献: ［1］许金梅．中西教育理想之历史比较及发展趋势［J］．教育探索，2014(7):8． ［2］罗春秋．论西方高校教师文化对我国教师管理发展的影响［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5(7):76． ［3］郭建鹏，杨凌燕，史秋衡．西方高校师生教学信念研究的缘起、进展及趋势［J］．复旦教育论坛，2013(20):25． ［4］牟静，陈奎庆．西方高校管理体制对我国高校去行政化的启示［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4(36):6． ［5］罗建河．西方高校教授治校的新探索:民主决策何以可能［J］．现代教育管理，2015(11):45． ［6］莫甲凤．借鉴西方经验，完善我国高校内部管理构架［J］．江苏高教，2014(3):48． ［7］雍树墅．中西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途径的比较［J］．教育与职业，2015(19):86． 从上述中西方教育制度对比情况来看，我们中国的大学教育就目前来说还存在着很多的弊端，特别是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就像一个“磨具”造出来的，缺乏自己的思想。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中西高等教育差异分析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浅析中英高等教育的差异》 摘 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业在不断发展，一批批高等院校如雨后春笋般呈现。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在本国国情的基础上不断引进西方先进的教学模式，改变教学理念及其思维形式，探讨出了适合本国国情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缩短。但是任何事物都有特殊性，我国与发达国家在高等教育方面存在着很多差异性，本文着重以中英为例来比较两国在高等教育方面的差异，并简要分析存在差异的原因。 关键词：中英 高等教育 差异 分析 一、引言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科技在国家的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家的发展靠科技，科技的创新靠人才，人才的发展靠教育，这足以凸显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在未来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性。随着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断提高，我国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在教育理念、教学方法以及教学模式、教学评价方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与英国发达国家教育模式相比存在着很大差异性，我们应找出中英高等教育的差异，吸取其优秀的办学经验为我国所用。 二、中英高等教育的差异 由于中国和英国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具体国情都不一样，使得两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工作存在的较大的差异。笔者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并并结合自身对我国高等教育的认识，主要从教育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模式以及教学评价等这几个方面进行逐一地探讨分析，具体情况如下： (一)教育理念方面的差异。 教育理念是指在教育长期发展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对教育实质、教育价值以及教育功能等问题的基本看法和观点。教育理念决定着教育发展的方向以及教育的成效。中英两国由于各自的基本国情不同、高等教育发展历史不同，使得两国高等教育在教育理念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别，形成了以英国为代表的“人文主义”和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本位论”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观。以英国为代表的“人文主义”教育观认为，在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过程中，学生已经成年，他们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已形成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高等教育应给予学生充分的自由，尊重其个人的价值，努力满足其各方面的需要，促进学生健康的发展;而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本位论”则认为，在教育发展的过程中，社会的需要永远排在第一位，单纯的个人追求是不允许存在的，高等学校如何组织、实施高等教育关键看社会的需要，取决于社会发展的需要，个人永远是为社会服务的，个人的价值取决于社会价值，个人接受高等教育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求。这种“社会本位论”教育观忽视了个人需求、忽视了个人价值的实现，缺乏一定的人文关怀，长期以来会阻碍学生的兴趣、个性的发展，从而不利于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二)教学内容方面的差异。 在教学内容上，英国高校不指定上课专用的教材，使用什么教材由任课老师自由选择，这样老师在授课过程中，一般会向学生推荐多种资料或参考文献，让学生了解不同学者不同的观念，开阔自己的视野、增长见识。而且老师在授课过程中除了强调知识的系统性外，更注重知识的前沿性，注重该领域的最新发展成果，该领域的新动态、新方向，保证学生跟上时代和科技发展的要求，成为时代的骄子;而中国高等教育大多有一套固定的教材，老师授课的内容大多是课本上的知识，而且有些老师的教学缺乏一定的创新，只是照本宣科，加上教材内容陈旧，严重阻碍了学生的发展。而且英国高校设置的课程与市场的发展联系密切，紧密结合当今社会和企业发展的需要，明确了学生的培养和发展方向。英国高校的课程设置一般分为初级专业课、高级专业课以及实战专业课三个方面，重在培养学生的能力，培养学生利用本学科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中国高校的课程设置上除了一些专业课外，还有更多的德育课、思政课，这些课程的设置固然能在某些方面提高学生的素质，但是很多高校设置这些课程的比例过大，大一开设专业课很少，学生学习专业课的课时减少，导致学生学习到的专业知识偏少，专业能力不强。此外，中国许多高校在教学内容上是人云亦云，看到其他的学校设置了心理学课程，自己学校就想方设法设置心理学，看到别的学校设置了生物科学课程，自己也开始效仿，从不考虑自己学校的特色，导致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方面，中国高校一个样，没有什么特色，学生在校学到的知识与社会的需求不相适应，导致就业形势一再严峻的局面，而且不论是文科教学还是理工科教学，老师偏重于基础理论知识的讲解，实践性很少，导致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不强，殊不知，有些工科技术，如计算机操作、电器安装技术以及机械制造及自动化技术等光靠基础理论知识是学不好的，关键还在于实践能力，中国高等教育在理论与实践方面严重脱节，导致有些高校毕业生虽然上的学校很好，学的专业不差，但却找不到理想工作的现象频频发生。 (三)教学模式方面的差异。 中英两国高等教育在教学模式上存在着很大差别，英国的教学模式丰富多样，除了老师在课上讲解外，更多的是采取讲座、讨论以及辅导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讲座虽然主要是老师在台上讲，但讲完后老师会留出足够的时间让学生提问、讨论，而且老师还会经常安排学生进行讲座，培养学生的组织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讨论课和辅导课要求学生必须在课下掌握好老师课上讲的内容，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讨论和辅导的正常运行。讨论主要有生生讨论以及师生讨论，学生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对某些有疑问的问题、某些知识点提出自己独特的想法，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讨论的目的是集思广益，取长补短，在学生讨论的过程中，培养学生发现问题以及分析问题的能力。讨论的方式有多种，可以是同桌讨论，也可以是小组间讨论。对于学生讨论过后仍然解决不了的问题，老师要给予辅导，辅导的时候不要直接告诉学生答案，而要运用正确的方式引导学生主动探究，激发学生的潜能，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提高学生的智慧水平，对某些地方要进行适当的点拨以及答疑，在辅导过程中要注意重点在于解题方法的讲解。而中国高校所采用的教学模式大多还是老师在上面滔滔不绝的讲，学生在下面听的“填鸭式”的教学模式，虽然相对于中学而言，中国高等教育的教学模式也灵活了一些，老师会安排一些发言、讨论等问题，但由于多种方面的原因，大多只是流于形式，学生在讨论中也不够活跃，收不到理想的效果，学生在长期受教育的过程中养成了依赖老师的习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他们懒于思考，甚至形成一种惰性，缺乏自我学习、自己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教学评价方面的差异。 相对于中国而言，英国高等教育对学生能力的评价是多方面、全面的。学习成绩考核是一个基本的考核点，但是老师在给予成绩时更注重学生观点的创新以及是否具有批判性。英国高校考试中闭卷考试很少，考试注重综合性和设计性，以写论文和做课程设计为主，重在培养学生的能力，大量的课程设计以及现场演讲锻炼了学生自我学习的能力，而且做毕业设计、写论文前要查找大量的资料，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面、增长了见识;而中国高等教育对学生的评价方式比较单一，考试仍然以闭卷考试为主，以学生的学习成绩为主要评价标准，强调标准答案，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能力的发展。 三、中英两国的高等教育出现差异的原因 在高等教育工作上，中英两国之所以出现上述几个方面的差异，究其原因在于：(1)两国的政治背景不同，使得在高校的管理理念方面，自然高等教育也就不同。在英国，高等教育组织机构，为教授行会以及院校董事、行政人员等之间适度结合而建立的一种模式。各所大学已获得自治的法人团体,有权开展本校的各项管理。基于此种背景，英国高校为了发展，一般会通过评估，及时发现不足，进而提高本校的教育质量，进而获取社会以及政府等的支持和认可。而在我国，政府是直接管理高等教育工作的，政府不仅是举办者还是管理者，更是监控者、评估者，所以使得我国的高等教育理念带有集权色彩;(2)中英两国的文化背景不同，使得意识形态也不同，自然高等教育会存在差异。英国大学是基于绅士文化的传统渗透下，永远保持高等教育的强学术性。英国有着学术自由以及学术自治的权利，而这就造就了英国大学扎根扎底的自治信念，进而英国高校越发重视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而在我国，大一统的思想牢固，使得我国对高等院校实施统一的集权管理，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国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体系的构建和完善，阻碍我国形成多元化的评估主体;(3)两国的高等教育在评估实践时间长短不同，使得高等教育存在差异。如我国往往在高等教育工作上，存在不自觉、不够重视的一面，高等教育相关的保障体系建设还有待加强。而英国则不同，其激昂高等教育作为一门科学学科来看待，而不是像我国当做一种权利来看待，社会各领域普遍重视高等教育工作的发展。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和英国的高等教育存在着教育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模式以及教学评价等方面差异。如何正确看待这几个差异问题，以拉近中英两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距离，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探讨的课题。而笔者认为，中英的高等教育之所以存在这些差异，是有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例如：(1)中国和英国的政治背景不同，使得高校教育教学的管理理念也不同;(2)中国和英国的文化背景不相同，使得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两国的意识形态也就不同;(3)中国和英国得高等教育教学评估实践历史的不同。等待。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高等教育机构被赋予新的历史使命，其教学体制、教学模式等方面都面临着变革，我们应该在认识本国国情的基础上，吸收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为我所用，健全高等教育体制，完善高等教育工作，使我国的高等教育再上新台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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