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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袭之风屡禁不止，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目前这种“学术市场”反映出现行制度存在不合理之处。高校的老师无论平时上多少次课都没有多大用，要想表现自己的学术成就只能拼命地发论文，而且最好是核心期刊、国外期刊。一些高校老师可能精力有限，只能寻求旁门左道了。
第二，针对抄袭的惩处力度不够。无论是现在的网文抄袭还是学术抄袭，很少有通过法律程序能快速解决的，取证和判定以致最后的惩处过程都十分地艰难，抄袭者很少会为自己的错误行为付出代价，这使得更多人有恃无恐地加入抄袭队伍。
第三，教师个人品行问题。尽管我们每天都在讲诚信、讲责任，但真正有学术道德的老师越来越少，有些老师并不喜欢研究学术，只是为了在高校里的稳定工作而发表论文，在他们眼中，抄不抄袭其实没有太大差别。
抄袭从大的方面来说，对我们国家的学术水平提高有害；从小的方面上来说，是个人学术生涯和职业生涯的一个污点，所以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要拒绝抄袭!!!
抄袭严重，尤其是地方院校，很多老师基本不做科研，论文靠买版面，所以各种垃圾科研项目都申报，因为经费可以用来支付中介的版面费。本人的硕士论文就曾被湖南某二本副教授抄袭发表了两篇，整千字整千字地重复，让人瞠目结舌。
如果你浏览谷歌、知网、读秀、人大复印资料等搜索引擎，可以发现，刊物层次越高，论文原创率越高，前瞻性越强。比如《新华文摘》这种权威刊物2017年9月的目录，除了清华大学教授发表的论文外，也有刘强东、马云关于经济新形态的创新型文章。
以知网为例，不同的搜索关键词可以发现很多问题。比如以单位来搜索，致力于学术的学人很容易对该单位历年的科研立项、成果发表情况一目了然。
比如“武汉商学院”这样的由职大、中专升级的二本，你会发现老师们（包括教授）基本论文靠买，一稿多发的都有。这种刚刚升级的高校，老师没有做学术的内在驱动力，也没有治学的能力。如果职称评比不需要论文，他们不会去东拼西凑。所以，用内部编印的军训材料、一日游指导、各种花钱就能挂名的教材副主编等等材料申报职称者，屡见不鲜。导师经常需要评审，甚至他们抄袭，字体都可以不一致。
几个月前看到某二本教务处一老师抄袭本校毕业生论文评副高的，只有发现了才被查，但大部分高校姑息养奸，维护校声，宁愿息事宁人。
论文一稿多投或故意重复发表是一种学术不端正的行为。
一稿多投即同一作者或同一研究群体不同作者，在期刊编辑和审稿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试图或已经在两种或多种期刊同时或相继发表内容相同或相近的论文。
作者必须保持谨慎，不得尝试重复发表和一稿多投。这类行为除严重违反版权法及危害科技文献的公信度外，还被视为可“危害作者的诚信” 及严重影响作者的声誉或学术能力。因此，建议作者应参阅参考资料中的资源，并阅读相关案例研究，以了解并遵守道德的投稿规范。其他的发表道德议题还有科研利益冲突。
来自光明日报。近日，南京大学的两名院士增选候选人就一篇论文是否涉嫌造假产生对质并引起轩然大波。南大教授王牧通过博文实名举报同事闻海虎发表在英国刊物《自然—通讯》上的论文数据造假，并为避嫌，主动退出院士增选。被举报者闻海虎22日也发表博文作出回应，称王牧故意使用大量错误数据，举报内容失实。目前，中科院院士局正在进行调查，学校和英国刊物《自然—通讯》也在分别着手调查。 23日，记者就此事采访南京大学。校方表示，学校一贯重视学风建设，已高度关注此事，王牧和闻海虎两位教授都是非常优秀的科学家，但是科学容不得半点造假，“嚼得菜根、做得大事”是南京大学几代人的传统，学校希望两位以及所有科研工作者都能集中精力进行科学研究，沉下心、不浮躁。 据了解，今年51岁的王牧先后在南京大学获得学士和博士学位，1995年起任南京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晶体生长系统和电结晶系统中的若干界面生长形态及其生成机制等，获首届“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007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今年49岁的闻海虎先后在安徽大学、中科院获得学士、博士学位，2010年起到南京大学任教，主要研究方向是高温超导机理，超导体磁通物理，非常规电子态材料中的新现象，获得过“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中国青年科技奖”，2004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如何避免学术不端：
一、保持原创性
二、严禁抄袭和作弊
三、注意小组合作时的规定
四、避免粗心或过度依赖
作者 胡珉琦
针对一项关于现代人起源的重要研究，中外学者在顶刊上展开了多次争锋。
2021年2月9日，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了南京大学副教授孙雪峰等研究论文《古DNA和多种测年方式证实现代人晚到达中国南方》。该研究使用古DNA和多种测年方式证实，现代人抵达华南地区不超过六万年。
这一结果推翻了2015年由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以下简称古脊椎所）等机构在《自然》发表的研究结论，即“具有完全现代形态的人类早在8~12万年前就已经在华南局部地区出现”。
如今，事件有了最新进展。5月25日，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同期刊发3篇来自古脊椎所、牛津大学、德国马普学会等机构多位学者的评论信，质疑孙雪峰论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他们提出，孙雪峰的研究存在“指鹿为人”、碳十四年代测定不准确、数据分析不规范等多个方面的缺陷。
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王传超认为，解决这一争议问题的终极办法就是古DNA和碳十四测年的重复实验。但这是一项技术要求极高，同时又依赖运气的工作，重复实验并非随时可以完成。这时，科学家或许只能选择继续等待，而这也是古人类研究的一大特点。
争议源起：阻碍非洲起源说的“最后一颗钉子”被拔掉了？
关于现代人起源有两种观点长期对峙：一种是非洲起源说，一种是多地起源说。
前者支持所有现代人都是从非洲走出的智人进化而来，他们在不同地区替代了本土的古老型人类而成为霸主。
后者则认为，智人在走出非洲的过程中不断与当地的古人类发生混血、杂交，共同走上现代人演化的道路。
这一争议的热点地区，恰好就在东亚。 要想拼凑出现代人在 东亚地区的起源与演化的拼图，湖南道县福岩洞扮演着关键角色。
2011年9月至2013年底，古脊椎所、湖南文物考古研究所连续三次对福岩洞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47枚古人类牙齿。
经科研人员测定，具有完全现代形态的人类早在8~12万年前就已经在华南局部地区出现了。2015年10月15日，《自然》发表了古脊椎所刘武、吴秀杰等所做的这项工作。
当时，福岩洞人年代的推测主要依靠两方面证据。
首先，在地层中，除非有过大的扰动，一般总是年轻的层位在上面，古老的层位在底下。如果化石层位于中间，那么它的年龄也就介于上下地层的年代之间。于是，科学家对化石埋藏的上下地层进行了铀系测年，结果显示它的范围在 8~12万年前。
其次，从生物地层学分析，和这些人类牙齿同在一起的动物群组成呈现出了晚更新世早期的特点。吴秀杰解释，动物群里发现了很多绝灭物种，都是在距今13万年以前的。他们还对一枚动物牙齿进行了碳十四测年，结果已经接近检测上限。
这项研究对于探讨现代人在欧亚地区的出现和扩散具有重要意义。
在经典的非洲起源论中，非洲以外的所有现代人都是5~10万年前走出非洲的一小群祖先的后代。
根据已有的化石证据，最早的现代人在西亚和欧洲出现的时间位于4.5万~5万年前。由于古人类化石非常稀有，东亚地区是否存在5 10万年前的早期现代人，始终没有确切的证据。
如果福岩洞人的年代推定属实，他们在东亚大陆出现的时间就比到达西亚和欧洲的现代人早至少3.5~7.5万年，那么福岩洞人的祖先来自何方？他们还是5~10万年前走出非洲的一小群祖先的后代吗？或者他们是更早出走的那一拨？他们和东亚大陆早期古人类有过广泛的基因交流吗？问题变得错综复杂起来。
然而，2021年2月9日，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了南京大学孙雪峰等人的论文，又把这一问题拉回到了原点。
2019年，他们在福岩洞新找到了两枚“人类牙齿”和多枚哺乳动物化石。
这一次，他们用了更为直接的方法，也就是对“人类牙齿”进行了古DNA提取、测序，建立了人群关系的系统演化树，同时对“人类牙齿”和动物牙齿进行了碳十四测年。
根据这两项测定结果，他们得出了福岩洞人距今仅有9000多年 历史 的结论。论文最终作者、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李辉在复旦大学官网的报道中表示，“阻碍非洲起源说的‘最后一颗钉子’被拔掉了”。
对同一地点人类化石和古脊椎动物化石分析得到的年代推定结果，整整相差了一个数量级，究竟哪一个更接近 历史 的真实？
争议一：指鹿为人？
古人类学家要想还原人类演化的路径，会依靠很多不同的方法和技术，从古生物学、古人类学，到考古学、地质学、埋藏学、测年技术以及古DNA技术等。
其中，田野发掘、化石的功能形态鉴定可以说是古生物和古人类研究的立身之本。推翻刘武等研究结论的最主要证据来自孙雪峰等2019年在福岩洞发现的两枚“人类牙齿”，编号分别为FY-1HT和FY-2HT。
但前提是，这两枚牙齿必须与当年的47枚来自同一地层层位，从尺寸上形态上也都是同一类型，才能进行测年比较。
但刘武等在质疑文章中指出，这篇论文除展示了一张低分辨率照片外，没有提供“人类牙齿”发现具体位置的准确信息，也没有这两枚牙齿任何的形态、尺寸等解剖学信息，更没有指出与此前福岩洞发现的47枚牙齿中的哪一类、具体哪一件标本进行了比对。
“这样的研究论证方式在古生物学、古脊椎动物学、古人类学、解剖学研究中是非常罕见的。”刘武直言。
而这篇文章最大的争议点恰是来自化石的形态学鉴定。
质疑文章提出，经过多位第四纪哺乳动物专家鉴定，这两枚“人类牙齿”中编号为 FY-2HT的牙齿并非人类牙齿，而是草食类动物——鹿类的门齿。
西班牙人类古生态与 社会 进化研究所古生物学、动物考古学和埋藏学专家Palmira Saladié 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FY-2HT的牙根和牙冠的形态以及磨损模式，均不符合人属的鉴定，而属于鹿科。因此，所有来自该标本的分析和解释(年代测定和古DNA)都必须非常谨慎地进行，并拒绝它们。在我看来，鉴定是错误的，所以我们不能考虑结果。我不明白DNA分析怎么没发现这个错误。”
孙雪峰和李辉向《中国科学报》表示，原论文中化石形态学鉴定由澳大利亚新南维尔士大学Darren Curnoe负责。但截至发稿，Darren Curnoe没有就这个问题向《中国科学报》作出回复。
他在美国《科学院院刊》发表的回应文章中只是解释，FY-HT-2齿冠釉质大多磨损，无法复原出与鹿牙齿相似的磨耗特点。但刘武表示，尽管FY-HT-2存在齿冠釉质磨损，这枚牙齿与鹿牙齿相似的舌侧磨耗特征仍然是清晰可辨的。
孙雪峰等在福岩洞发现的牙齿与鹿牙对比.（A） 引自Sun et al. 2021；（B）道县2012年出土的鹿类门齿；（C）附着在现生鹿下颌骨上的门齿及犬齿
孙雪峰等在福岩洞发现的牙齿同人类牙齿对比. （A）引自Sun et al. 2021；（B）道县2012年发现的人类下颌侧门齿；（C）黄龙洞2006发现的人类上颌中门齿
争议二：“人类”线粒体古DNA从哪儿来？
假设编号为 FY-2HT的人类牙齿实为鹿牙，为何能从中提取出“人类”线粒体古DNA？这是这项研究最为吊诡的地方。
这枚被检测出人类DNA的牙齿是否有可能被污染？原论文第一作者、负责古DNA检测的复旦大学 科技 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文少卿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始终对数据负责。
王传超向《中国科学报》解释，古DNA的两端会出现碱基的变化，跟现代人的DNA序列有明显区别。根据论文公开的数据显示，孙雪峰等人确实提取出了古DNA并且对污染率进行了科学评估，结果是污染率很低，达到了古DNA的数据质量要求。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人类DNA 获取技术的提升，在土壤、粪便、湖芯，甚至是空气样本中科学家也能检测出人类DNA，这些DNA 通常被称为环境DNA或者沉积物古DNA。
FY-2HT的“人类”线粒体古DNA究竟从哪儿来，似乎还是蒙上了一层阴影。
争议三：碳十四测年存在污染？
碳十四测年法是确定化石标本年代的一把利器，这是最著名的一种放射性测年法。但是，碳14测年有个致命弱点，无法用在非常古老的材料测年上，因为碳十四衰变后剩余量会越来越小，最后小到很难精确计算。
2015年，负责福岩洞动物牙齿化石碳十四测年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吴小红告诉《中国科学报》，当时研究团队测定的年代为39000年左右。
孙雪峰认为，这个数据可以用来说明福岩洞遗址现代人出现的时间，支持其团队观点：现代人到达中国南方的时间不早于6万年。
但吴小红解释，这个数据接近北大加速器质谱碳十四实验室有机物碳十四年代测定的高限，再加上福岩洞遗址骨质样品保存不佳，这一结果不适合用作绝对年代的描述。
与之相对的，孙雪峰等对“人类牙齿”和动物牙齿的碳十四测年显示，其年代不足1万年，与“人类”线粒体古DNA推断的年代相匹配。吴小红认为，这种巨大的差异很可能是污染导致的。
“越古老的样品，污染的风险极高，需要非常小心谨慎。”吴小红说。
首先是样品的前处理过程需要严格的控制和把关。孙雪峰等的文章中没有对碳十四测年样品的前处理过程进行清楚的描述，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测年结果可靠性的判断。
其次，加速器质谱碳十四的测年物质要可靠。孙雪峰等文章中大多数样品采用的是骨骼或者牙齿的总有机碳（TOC)进行年代测定，但在考古年代研究领域，通常不用这种方法，而是按惯例提取出骨骼或者牙齿中的原生组分—胶原蛋白或明胶蛋白进行年代测定以尽可能排除外来碳的影响，从而得到可靠的碳十四年代数据。其中，检验胶原（明胶）蛋白质量的是碳氮比值（C/N）。
孙雪峰等人的文章中仅有一份胶原蛋白样品按照国际惯例测定了碳氮比值，而且它的数值(46.2) 远高于牙齿和骨骼化石中适合于碳十四年代测定的有机胶原蛋白的C/N比值(2.9~3.6)。吴小红认为，这个结果应该摒弃。
“事实上，该文中绝大多数胶原蛋白测年样品都没有提供C/N比值，那么这篇文章中的所有胶原蛋白的样品没有证据证明是排除了外来污染物影响的。”吴小红强调。
英国牛津大学同位素加速器中心主任Tom Higham和德国马普学会人类 历史 科学研究所Katerina Douka在同期发表的评论信中，同样提出了这些问题。
Tom Higham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质疑了孙雪峰等在论文中没有使用目前最可靠的碳十四测年法，尤其是他们提取的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之低，会造成年龄被显著低估。他表示，“样品实际年龄很可能比他们的测年结果要老得多”。
遗憾的是，孙雪峰等发表的回信对其在原文中使用的样品前处理方法依然没有给出具体的描述。
解决争议的终极办法只有“重复实验”
就目前来看，福岩洞人类化石的确切年代是什么，现代人在东亚地区起源与演化的 历史 如何还原，远未到盖棺定论的时候。
王传超认为，解决眼前这一争议问题的终极办法只有重复实验。既然化石样品来自同一洞穴，双方团队可以提供部分样品，由第三方机构进行重复实验。
不过，重复实验在现阶段还很难实施。仅是学术争议，没有机构可以强制要求进行重复实验。
而且，古人类研究的重复实验是有条件的。
原论文中，南京大学、复旦大学获得的古人类牙齿化石非常有限，碳十四测年和牙根的古DNA检测又都是有损检测，很难进行二次实验。
因此，孙雪峰等在回应文中也指出，希望古脊椎所能对其保存的福岩洞人类牙齿样品开展古DNA检测和碳十四测年，从而进行结果比对。
事实上，2015年，刘武等就委托专家对其中一枚保存最为完好的人类牙齿提取古DNA，但由于南方洞穴的气候条件非常不利于化石保存，这一尝试并未成功，碳十四测年也只在一枚动物牙齿中完成。
可见，这是一项技术要求极高，同时又依赖运气的工作，重复实验并非随时可以完成。“这时候就只能等待。”王传超认为，这也是古人类研究的一大特点。
刘武告诉《中国科学报》，福岩洞人类牙齿的古DNA检测会在合适的时间排上日程，毕竟五年过后，古DNA提取技术已经有了新的进展。
古人类研究历来是个热闹的江湖。自从古DNA技术横空出世，解决了许多原先僵持不下的争议问题，为这门学科的研究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局面。
但是目前，受到人类化石数量、保存条件以及技术进展的局限，还没有一种方法可以一统江湖，而是需要依靠多种技术方法相互印证，尽可能构建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
不同的研究方法得到的证据等级有所不同，但相同的是，每项研究在野外化石采集及实验室处理，研究数据采集、分析与论证等方面都应该严格按照学术流程和规范进行。
在这一学术争议事件中，还需要强调的是，研究程序的合理、合规是得出可靠结论的基本前提。刘武和吴秀杰指出，合作交流、质疑争论能促进科学研究工作，推动学科发展。“但在大力提倡学术规范、科研诚信的今天，一篇从样品数据采集、测试分析、论文写作都存在瑕疵的‘顶刊’论文，需要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反思。”
参考文献：
doi:10.1038/nature15696
导师也是人，也会犯错误，我相信是有造假的，有些导师人品确实有问题，导师骚扰女学生，不潜规则不给毕业这些都有。主要是现在导师权利很大，申请经费由不是很难。
再一次暴露学术不道德问题。高校教师的学术道德问题日益严重，学术问题反映的既是高校教师的内在问题，更放映了我国现阶段的学术环境问题，因此净化高校学术氛围刻不容缓。
学术界中的不道德行为主要包括学术不端、学术失范和学术腐败。2016年4月5日经教育部2016年第14次部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用以规范学术不端行为。该《办法》里面将学术不端定义为，高等学校及其教学科研人员、管理人员和学生，在科学研究及相关活动中发生的违反公认的学术准则、违背学术诚信的行为。抄袭是指将他人作品的全部或部分以或多或少改变形式或内容的方式当作自己的作品发表。论文抄袭属于学术不端的一种表现。
你这种情况在国内发表基本没有问题 不会被认为是学术不端但是如果这两篇文章可以合成1篇来写 而你又拆成2篇 顶多会被大家认为你是为了高产而拆文章这样的情况在国外基本不会出现 国外不求文章多 基本上能合成1篇尽量写在1篇里
如果发表sci，版权协议里面写的很清楚，你用过的数据，图表，版权都已经交给出版方了这个时候你用相同的数据去写新的论文，必然算学术不端。不过你可以引用之前的论文数据，把新的作为主体，原来的数据作为辅助去分析，这样是没有问题的。 没看到你的论文，具体情况也不好说，一般来说处理好是可以的，但是直接复制图很危险，容易出事。
抄袭之风屡禁不止，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目前这种“学术市场”反映出现行制度存在不合理之处。高校的老师无论平时上多少次课都没有多大用，要想表现自己的学术成就只能拼命地发论文，而且最好是核心期刊、国外期刊。一些高校老师可能精力有限，只能寻求旁门左道了。
第二，针对抄袭的惩处力度不够。无论是现在的网文抄袭还是学术抄袭，很少有通过法律程序能快速解决的，取证和判定以致最后的惩处过程都十分地艰难，抄袭者很少会为自己的错误行为付出代价，这使得更多人有恃无恐地加入抄袭队伍。
第三，教师个人品行问题。尽管我们每天都在讲诚信、讲责任，但真正有学术道德的老师越来越少，有些老师并不喜欢研究学术，只是为了在高校里的稳定工作而发表论文，在他们眼中，抄不抄袭其实没有太大差别。
抄袭从大的方面来说，对我们国家的学术水平提高有害；从小的方面上来说，是个人学术生涯和职业生涯的一个污点，所以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要拒绝抄袭!!!
复旦大学最年轻的教授是郁培文。
5岁的他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学习应用数学。3年后，由于学习成绩优异，获得郭沫若奖学金。学习4年后，他感觉纯理论的数学太过单一，没有实用性，希望学习的知识可以运用到实际生活中。
19岁的他，考入了香港科技大学，选择了自己更喜欢的运营管理专业。24岁时，博士毕业，经过严格的几轮面试，进入复旦大学任教，在国际顶尖杂志发表多篇论文，被评为复旦大学副教授。
扩展资料：
人物经历：
郁培文博士是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他的研究领域包括数据驱动的运营管理，科技与媒体行业的运营与创新。他有多篇学术论文发表于管理科学的国际顶尖学术期刊，主持并参与了多项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资助的研究项目，包括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他还承担了来自医疗、酒店、军工以及零售等多个行业的企业委托合作研究项目。他博士毕业于香港科技大学，本科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中学毕业于安徽天长中学。
2005年，郁培文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学习应用数学。2008年10月，获得第28届郭沫若奖学金。
2009年，四年后，纯理论的数学对于他的吸引力已经下降，他更希望自己能够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因此，他进入了香港科技大学，并选择了自己更感兴趣的运营管理专业。
2014年，五年博士生涯结束后，郁培文顺利通过两轮面试，进入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任教。
李郁芬老师参与过国家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工作。获得上海市“三八”红旗手、上海市优秀共产党员、上海市劳动模范等称号；还曾荣获国家发明一等奖，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教委、上海科技成果奖等。
20年代50年末，参加开展同位素分离工作，为制作原子弹打好基础。1974年参加研制氮分子激光器及染料激光器。1979年参加制成染料激光眼科治疗机。
余蔚，1974年5月生，浙江宁波人，2004年博士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现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宋史研究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宋史、中国政治制度史，代表作为《中国行政区划通史·辽金卷 》、《中国古代地方行政监察体系运作机制研究》。
20年代50年末，参加开展同位素分离工作，为制作原子弹打好基础。1974年参加研制氮分子激光器及染料激光器。1979年参加制成染料激光眼科治疗机。
在今年12月8日凌晨2点的时候，复旦大学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者、也是参加了国家第一颗原子弹研制者的李淑芬教授因为生病抢救无效去世。李淑芬教授在我们国家科学，科研，制造等方面的贡献是非常大的。她曾经获得过很多奖项，是我们国家非常需要的人才。
一、对国防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李淑芬教授在195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国家的发展，李淑芬教授和复旦大学的一部分师生共同组成了一个科研组，然后他们开始研究分离同位素，为我国研制原子弹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当时世界上只有三个国家掌握了制造原子弹的技术，李淑芬教授为了我们国家能够在世界上站稳脚跟，他们在技术不成熟，条件非常差，设备不完善的情况下一边学习一边前进。
二、为国家事业保密。
当时李淑芬教授他们执行的任务是绝对保密的，在生活和工作中，不论是什么人都不能对他们透露，包括自己的亲朋好友和配偶。所以李淑芬教授在加入了这项任务之后，她没有向任何一个人透露过，很多老同学都以为她 在地球上面消失了。李淑芬教授一辈子默默无言，为祖国奉献自己，毫无怨言。
三、鼓励教育事业。
李淑芬教授一直鼓励自己的学生要培养自己对科研的兴趣，她说“一旦钻进去了，就会有兴趣了”“支持你走下去的往往就是兴趣”，她还鼓励女同学们一定要对科研事业有责任心，我们国家有很多优秀的女科学家。我相信肯定有很多优秀的学生在李淑芬教授的鼓励下更加热爱、热衷科研事业了吧。
李淑芬教授一辈子毫无怨言，心甘情愿当一名无名英雄，一生勤勤恳恳工作，淡泊名利，全身心投入到国家的事业之中，舍弃自我，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伟人。
复旦大学最年轻的教授是郁培文。
5岁的他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学习应用数学。3年后，由于学习成绩优异，获得郭沫若奖学金。学习4年后，他感觉纯理论的数学太过单一，没有实用性，希望学习的知识可以运用到实际生活中。
19岁的他，考入了香港科技大学，选择了自己更喜欢的运营管理专业。24岁时，博士毕业，经过严格的几轮面试，进入复旦大学任教，在国际顶尖杂志发表多篇论文，被评为复旦大学副教授。
扩展资料：
人物经历：
郁培文博士是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他的研究领域包括数据驱动的运营管理，科技与媒体行业的运营与创新。他有多篇学术论文发表于管理科学的国际顶尖学术期刊，主持并参与了多项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资助的研究项目，包括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他还承担了来自医疗、酒店、军工以及零售等多个行业的企业委托合作研究项目。他博士毕业于香港科技大学，本科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中学毕业于安徽天长中学。
2005年，郁培文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学习应用数学。2008年10月，获得第28届郭沫若奖学金。
2009年，四年后，纯理论的数学对于他的吸引力已经下降，他更希望自己能够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因此，他进入了香港科技大学，并选择了自己更感兴趣的运营管理专业。
2014年，五年博士生涯结束后，郁培文顺利通过两轮面试，进入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任教。
李郁芬老师参与过国家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工作。获得上海市“三八”红旗手、上海市优秀共产党员、上海市劳动模范等称号；还曾荣获国家发明一等奖，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教委、上海科技成果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