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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阳一中录取分数线是360分左右。
崇阳一中一般指崇阳县第一中学。
崇阳县第一中学，创建于1940 年，是湖北省首批重点高中，曾五易其址，六更校名，环境优美，现代化教育教学设施设备齐全，有一支治学严谨、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教工队伍，高考升学率稳步上升，被授予“省级文明单位”等称号。
2003年度被评为湖北省“质量、诚信、服务满意率三优学校”。2011年7月6日，搬迁到新校区，象征现代智慧的校园拥有完备的硬件设施。
师资队伍
师资力量对于一所学校乃至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都是十分重要的，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教师水平就有什么样的教育教学水平。学校坚持“培养、调整、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努力打造一支现代意识强、科学素质高、业务过得硬、师德水平高的高素质教师队伍。
几年来，学校始终把提高教师业务素质牢牢抓在手上，开启了教师 “ 素质工程 ” 建设，开设“世纪讲坛”、“名师讲坛”，不断更新教师教育教学理念。连续六年在青年教师中开展了一堂好课、一篇好论文、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一手好字的 “ 四个一 ” 过关竞赛活动，强制性提高教师的业务基本功。
以上内容参考：百度百科-崇阳一中
705分。崇阳县第一中学，是湖北省首批重点高中，清北班是学校的重点班次，全部学生都致力冲刺清华北大，据官网发布公告可知2022年崇阳一中清北班要求分数线是705分，与去年的711分相比有所降低。
注意事项：
崇阳一中的宏志班专门针对于那些品学兼优、家境不好的尖子生，要求的分数线很高。2021年崇阳一中录取线是477分，宏志班的分数线高达540分。
崇阳一中创建于1940年，是湖北省首批重点高中，曾五易其址，六更校名，环境优美，而且这个现代化教育教学设施设备齐全，有一支治学严谨、无私奉献的教工队伍。
以上内容参考：百度百科-崇阳县第一中学
问老师 我想查我的期末成绩 可以去 崇阳事事通网 查分数，要用上你的准考证号码.
好的 我再给你找几篇长的 正规的给你发到邮箱海南近日出现首例所谓的"辩护人妨害作证"案--因证据不足，被控诱导作伪证的律师，一审被宣判无罪。关于律师执业风险，应该说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此案本身及结果似已不再重要，但这种律师涉法案件鲜活地出现却不能不引起我们些许的思索。 律师虽然是法律服务的提供者，但律师并非手持权柄如公检法司人员一样的执法者，而是当事人私人权益的维护者。正是这种"私权"的代表性质，加之律师提供法律服务的有偿性而带来的商人特性，致使律师长期扮演着类似于"个体户"般的社会角色。而这"个体户"却又不得不与代表"公权"的公检法司进行着法律与智慧的博弈。同时，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我们步履蹒跚地构建法治社会的进程中，"个体户"与把持着司法话语权的公检法司相比处于事实上的弱势地位。 事实上，律师进行法律博弈的背后往往是互相对立的利益归属的较量，这种较量在律师高度专业化的法律技能光鲜外表之下尤显其激烈对抗性。如果这种激烈对抗不能完成进入程序和实体公正、公平、公开的既定轨道，譬如正义的天平一旦向夹杂着个人膨胀私欲的非理性因素倾斜，而无论这种非理性因素是来自于代表"公权"的司法者，还是代表"私权"的律师，这种博弈的受伤者更多时候会是处于相对弱势的律师。所以，必须无奈地承认，"个体户"的职业属性和社会角色是产生律师执业风险的重要原因。 退而言之，即使这种博弈并未夹杂着个人膨胀私欲等非理性因素，在案件进行过程中代表"公权"的司法者和代表"私权"的律师，均依法依程序公正为之，但利益最终的承受者--双方当事人，是事实上案件进程的最密切关注者。通常并不通晓法律的当事人最为关注的是案件的输赢和自身利益的享用程度，而不是法律程序的严格遵照和社会正义的广泛宣扬。基于这种偏好，实践中并不鲜见当事人在律师为其案件奔走呼号的不备间隙暗施伎俩，隐瞒、歪曲、虚构一些对其有利的事实或证据，而并不是任何时候律师都能凭借其智慧和经验将其去伪存真，即使是一个崇尚正义坚守人格的律师。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在事实上的广泛存在，律师不知所以而当事人暗中为之的伎俩往往也难以及时为公检法司明察秋毫，加上公检法司天然的职业质疑特性以及与律师对抗地位的客观存在，再有当事人预设的推卸，律师无端地被冠之以妨害、伪证等罪名在实践中也并非罕见。近年频见于各种媒体的律师涉法事件足以说明这一点。律师职业风险虽涉及民事、行政和刑事各领域，但实践中律师身陷的罪名就有伪证罪、包庇罪、行贿罪、介绍贿赂罪和泄露国家机密罪之多。无怪乎刑法第306条（以及刑事诉讼法第38条）被称之为悬在中国律师特别是刑事辩护律师头上的"达摩克斯利剑"。当然，有些执业律师职业道德低下，为牟取非法利益以身试法自不在此论。 无论是1997年1月1日起施行的律师法（简称旧法）还是将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的律师法（简称新法），都明确规定"律师执业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律师执业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新法明确规定律师提供服务的对象是"当事人"，而代之以旧法那样泛泛规定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在此基础上，新法更是明确提出了律师"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社会责任。换言之，新法在内涵上要求律师要妥善处理好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之间的关系，即律师追求当事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必须弘扬社会公平正义等理念。 可见，新法对律师的职责要求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这种层次的提高意味着律师将承担更多的责任，而这种责任又直接或间接地增大了律师执业风险。因此，进一步增强风险意识，建立事先预测和评估风险的机制，提高防范和化解风险的能力，严格规范执业行为，把执业行为控制在规范化的轨道之内，最大限度地规避和杜绝执业风险，恐怕是执业律师应当慎重思考的必修之课了。 作者简介 魏雁飞，男，1978年生，中共党员，湖北襄樊人。硕士，毕业于厦门大学法学院，现供职于海南省政府研究室，副主任科员。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兼任政府公职律师。近年在正义网、中国法院网、海南日报、今日海南、海南经贸、大律师网等各类媒体发表法律文章20余篇。
分专业来说：声乐类（都是教授或副教授级别的，教出的学生挺不错）有吴一帆、胡建军、刘明建、廖婷、刘燕萍、李艳萍，钢琴系有黄红辉、方行伊，二胡有李艳萍，乐理有张涌，小提琴有李新庭、李响，小号有李琦（江西省首席小号演奏家），古筝有谢晓滨.师资力量现有教职工117人，其中教授23人、副教授21人、博士学位9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者2人、博士生导师2人、硕士生导师26人、省级教学名师2人、省音乐学科学术带头人3人、省级骨干教师3人、省批“赣鄱英才555工程”领军人才1人。学术梯队中有多人担任全国、省级学术团体的兼职如：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副理事长；理论作曲、合唱指挥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江西省文学艺术联合会副主席；江西省音乐家协会主席、副主席；江西省声乐家学会、民族管弦乐学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等。（院长：邓伟民）邓伟民，音乐学院院长、教授、博导，02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艺术学硕士点领衔导师，中国音乐学院外聘博士生导师，江西省文联副主席，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省艺教委副主任，省政府学位委员会委员，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中国音协音乐创作委员会委员，江西省第九、第十届政协委员，首届“江西省教学名师”，首批江西省 “赣鄱英才555工程”领军人才。在高等音乐教育一线工作30余年，主要从事作曲与作曲理论的教学、研究，长期担任本科生、研究生的教学，教学成效显著，多次获省高校优秀教学成果奖，主持完成多项省教学改革项目。出版著作和教材4部，个人音乐作品专辑3部；在国家级、省级刊物发表论文、作品100余篇，部分作品被收入歌集、CD、VCD以及中学音乐课本。科研成果获国家级、省级奖励50余项，音乐作品两次获国内专业音乐最高奖——“中国音乐金钟奖”，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省社科成果一等奖等。2011年音乐作品《那一片红》入闱“唱响中国——群众最喜爱的新创作歌曲征集”评选活动。承担省、部级科研项目8项，许多作品分别在中央电视台、电台、国家大剧院及省级以上的重大文艺晚会中播出、演出，并代表江西音乐界出席全国文代会、全国音代会。2010年担任第十四届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评委。中央电视台等省级以上媒体就邓伟民在教学及音乐创作方面的成绩作过多次专题报道。（院党委书记：李新庭）李新庭，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小提琴学会理事、江西省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小提琴协会副会长、音乐学院党委书记、教授、硕士生导师。从事音乐教育工作36年，为全国各地培养了大批的美育人才，指导的小提琴学生均获得过全国和省级的奖项，指导的节目获得过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比赛奖项；个人均获的国家级、省级指导教师奖；指挥的交响乐团多次出演省委省政府的重大活动，完成两次由国家教育部主办的交响乐进校园的演出，应邀分别在上海国际艺术节和韩国郑律成国际音乐节上指挥交响赣剧和管弦乐作品。指挥的作品在韩国出版发行（DVD/CD）。由教育部选派，参加全国师范类教学改革纲要编写工作，本人为外国乐器组组长。在国家级、省级刊物上多次发表论文和出版专著。完成省级和国家级课题多项。（副院长：谢晓滨）谢晓滨，江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江西省高校中青年骨干教师。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常务理事、世界扬琴协会会员、中国扬琴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古筝专业学术委员会委员、江西省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江西民族管弦乐学会副会长。56年生于四川重庆，高中毕业回江西农村插队知青，77年考入江西师范学院艺术系音乐专业，81年毕业留校任教，同年又考入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83年毕业回校任教至今。主要从事民族器乐（扬琴、古筝）的演奏、创作、教学和理论研究。曾参加江西省音乐节、艺术节、音舞节等重大专业音乐比赛，多次获演奏一等奖。演奏的扬琴曲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江西人民广播电台、江西电视台和其他省市电台、电视台播放。95年应邀赴日本名古屋等六城市举办个人专场独奏音乐会，获得成功。创作与改编的音乐作品数十首，其中多首作品获国家级、省级奖项。指导学生参加全国和省级专业音乐比赛每次均获演奏一等奖，本人多次获得指导教师一等奖和优秀指导教师奖。教授的专业学生有多人分别考入中央、中国、上海等音乐学院。出版了《扬琴艺术论要与演奏技法》、《古筝艺术与名曲》等多部著作和数十首音乐作品。完成省级和国家级课题多项，在国家级、省级刊物发表了《论扬琴艺术在中国之发展》、《古代筝乐文化属性》等学术论文数十篇。已入选《中国音乐家辞典》、《当代中国民族音乐家名典》、《中国艺术家辞典》等。（副院长：解丽）解丽，江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江西省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高教学会播音与主持艺术教育专委会理事、江西省影视家协会常务理事、江西省第八届政协委员、第九、第十届政协提案委员会委员、音乐学院副院长。主要研究主持艺术、声乐演唱方向。具有30多年的舞台实践与教学经历。参与过各类重大的文艺晚会的演出。曾应日本NHK电视台邀请出访日本演出；应朝鲜万寿台艺术团、莫斯科国家模范歌舞团、非洲青年艺术团的邀请进行访华演出。1990年主演的歌剧《红土地的精灵》获文化部颁发的全国歌剧大赛优秀演员奖； 1985年、1990年、1993年分别获得江西省音乐舞蹈艺术节独唱、重唱一、二等奖；2005年撰写的论文《以我为主，和而不同》获教育厅颁发的江西省第五届大学生艺术展演艺术教育科学论文二等奖；2006年《以我为主，和而不同》获教育部颁发的全国第一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论文评选二等奖；2007年获江西省第十二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11年获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江西省教育厅、共青团江西省委、江西省学生联合会举办的“奉献青春，紧跟党走”江西省高校大学生演讲比赛“优秀指导老师”称号。主要发表的论文与文章有：《多元整合和而不同—民族声乐发展的路径选择管见》（人民音乐）；《论高等音乐教育的价值取向》（南昌大学学报）；《原生态民歌：在传统与当代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南昌大学学报）；《多元整合：民族声乐发展的路径选择》（江西社会科学）；《鲜花献给周小燕》等（中国音乐家协会“音乐信息”报）。（副院长：廖婷）廖婷，女，江西师大音乐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江西省青联副秘书长，江西省音乐家协会会员。曾作为江西青联优秀代表，应邀到韩国和香港演出。承担了本科《形体拉丁舞》《声乐》《声乐基础》等课程的教学任务。1973年出生于江西省九江市，2003年—2005年被选调到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挂职锻炼，连续两年被评为优秀。个人曾获省级各类拉丁舞比赛一、二、三等奖，多次指导学生在省级拉丁舞比赛中分别获得一、二、三等奖。在科研工作中，在《江西社会科学》上先后发表了《新世纪中国民族电影艺术的人文思考》、《今村昌平电影的女性文化解读》、解构与创新——伍尔夫《达洛卫夫人》叙事模式探析，在《音乐学科教学论》上发表了《高师声乐教学多样性探微》和《国际标准舞教学中的美感训练与培养》等论文。参与的课题有：《“孟戏”祭祀仪式及其音乐的研究》、《当下电视栏目记录片生存困境与对策》、《广告音乐编辑与传播研究》、《学校音乐学科教学审美化的实验研究》等等。曾获江西省高校暑期“社会实践先进个人”，“三育人先进工作者”、“三下乡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院党委副书记：李艳萍）李艳萍，女， 江西师大音乐学院党委副书记，教授，硕士生导师，江西省中青年骨干教师，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江西省音乐家协会声乐学会秘书长、常务理事，江西省合唱协会常务理事。长期从事声乐表演和教学工作，承担了硕士研究生和本科《声乐》《声乐演唱与教学》《合唱与指挥》等课程的教学任务。在声乐教学与演唱中，个人曾获国家级、省级各类声乐比赛一、二、三等奖近20项次，其中国家级声乐比赛金奖2次；所教学生多人多次在各类声乐大赛中获奖；所指挥的合唱团队多次在省级比赛中获得一、二等奖。在科研工作中，在国家级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江西地方优秀音乐文化的保护》、《积极参与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那里的哎呀勒》等6篇论文和作品。在省级刊物上发表论文《简论中国民歌的演唱风格》、《歌唱中的声、境、情三位一体》等近20余篇。音乐论文《坚持科学发展观，深化声乐教学改革》、《如何提高高师声乐的有效教学与学生的实践能力》分获江西省第六届大学生艺术展演论文一等奖和三等奖。主持研究的成果《多路径培养高师音乐教育专业学生教学能力的研究与实践》获2010年江西省教学成果一等奖。主持和参与《中国民族声乐演唱风格的演变与发展研究》、《江西省高校音乐学专业的办学现状与发展策略研究》等近20项省、校级科研课题。主编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声乐艺术理论》（中国声乐作品教学曲目精选）、《合唱与指挥》2部，参编《音乐欣赏》《美学与美育教程》《西洋歌剧与美声唱法》等多部音乐理论著作。曾获江西省高校暑期“社会实践先进个人”，江西师范大学“优秀共产党员”、“三育人先进工作者”、“三下乡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虞志方书记虞志方，1946年12月生，江苏丹阳人，大学本科，中共党员。现任安徽省派驻安徽外国语学院督导专员、学院党委第一书记，安徽省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虞志方同志1970年3月大学毕业，经解放军军垦农场1年劳动锻炼后被分配在安徽利辛县一农村中学任教；1975年调入该校所在区委工作，先后任共青团区委专职副书记、区委秘书；1978年调入中国科技大学从事文献情报管理与研究工作，1990年获副研究员职称；1994年11月调任安徽省教委﹙教育厅﹚人事处副处长，后晋升为处长、副厅长职务。2007年3月退休，同年8月受省委教育工委委派来学院任职。廖光林书记廖光林，1941年12月生，安徽阜南人，大学本科，中共党员，副教授。现任安徽外国语学院董事会董事、党委书记。廖光林同志1963年大学毕业，曾在寿县一中、安丰中学任教；1973年至2001年先后在皖西学院﹙其前身为六安师专﹚担任系主任、副校长、党委委员；2001年退休；2002年起担任安徽外国语学院筹备组成员、常务副院长。王杰常务副院长王杰，1950年10月出生，安徽合肥人，中共党员，大学文化，高级政工师。现任安徽外国语学院常务副院长，分管行政和后勤工作。王杰同志曾任合肥化工厂（国家大型—档企业）常务副厂长、总经济师；1997年至1999年任加拿大外商独资企业，合肥制药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1999年至2002年任安徽氯碱化工集团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2002年至2007年担任安徽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洪增流副院长洪增流，1949年11月生，中共党员，英美文学硕士，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现任安徽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教育部高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外国语言文学学会会长，中国翻译协会理事。洪增流同志1974年7月安徽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毕业，1987年6月美国中部华盛顿大学研究生毕业，获英美文学硕士。曾任安徽大学外语学院院长（1995,1—2006,6）。自1974年7月安徽大学英语专业毕业以来，长期从事高校外语教学和管理工作，曾获安徽省教学成果一等奖（1997），二等奖（2005），（2008），曾在《外国文学评论》《外国语》、《外国文学》、《外国文学研究》、《外语研究》，《安徽大学学报》、《文艺报》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40余篇，出版专著《美国文学中上帝形象的演变》，译著《贵妇人画像》，《中国档案精粹-安徽卷》（汉译英），《阔步前进中的安徽》（汉译英），编著《英美文学经典》等著作10余部。
生物科技小论文：
树干为什么是圆的 在观察大自然的过程中我偶然发现，树干的形态都近似圆的——空圆锥状。树干为什么是圆锥状的?圆锥状树干有哪些好处?为了探索这些问题，我进行了更深入的观察、分析研究。 在辅导老师的帮助下，我查阅了有关资料，了解到植物的茎有支持植物体、运输水分和其他养分的作用。树木的茎主要由维管束构成。茎的支持作用主要由木质部木纤维承担，虽然木本植物的茎会逐年加粗，但是在一定时间范围内，茎的木纤维数量是一定的，也就是树木茎的横截面面积一定。接着，我们围绕树干横截面面积一定，假设树干横截面长成不同形状，设计试验，探索树干呈圆锥状的原因和优点。 经过实验，我们发现：(1)横截面积和长度一定时，三棱柱状物体纵向支持力最大，横向承受力最小；圆柱状物体纵向支持力不如三棱柱状物体，但横向承受力最大；(2)等质量不同形状的树干，矮个圆锥体形树干承受风力最大；(3)风是一种自然现象，影响着树木横截面的形状和树木生长的高矮。近似圆锥状的树干，重心低，加上庞大根系和大地连在一起，重心降得更低，稳度更大；(4)树干横截面呈圆形，可以减少损伤，具有更强的机械强度，能经受住风的袭击。同时，受风力的影响，树干各处的弯曲程度相似，不管风力来自哪个方向，树干承受的阻力大小相似，树干不易受到破坏。 以上的实验反映了自然规律给我们启示：(1)横截面呈三角形的柱状物体，具有最大纵向支持力，其形态可用于建筑方面，例如角钢等；(2)横截面是圆形的圆状物体，具有最大的横向承受力，类似形态的建筑材料随处可见，如电视塔、电线杆等。 在我的观察、试验和分析过程中，逐渐解释、揭示了树干呈圆锥状的奥秘，增长了知识，把学到的知识联系实际加以应用，既巩固了学到的知识，又提高了学习的兴趣，还初步学会了科学观察和分析方法。范文2：皮鞋为什么越擦越亮每到星期天，我总要完成妈妈交给我的擦鞋任务。告诉你，这可是我一星期零花钱的来源哦!拿到沾满灰尘的皮鞋后，我先把鞋面的灰尘擦掉，然后涂上鞋油，仔仔细细地擦一擦，皮鞋就会变得又亮又好看了。可这是为什么呢 我找了同样牌子同样款式的新旧两双皮鞋进行对比观察。我先用手触摸两双皮鞋的鞋面，发现新皮鞋的表面比旧皮鞋的表面光滑得多。旧皮鞋涂上鞋油，仔细擦过后，虽然亮了许多，但仍无法与新皮鞋相比。皮鞋的亮度是否与鞋面的光滑程度有关呢? 我取来一双没擦过的旧皮鞋，在放大镜下鞋面显得凹凸不平的。然后，我再在皮鞋上圈出两块表面都比较粗造的A区和B区，A区涂上鞋油并仔细擦拭，B区不涂鞋油作空白对照。我发现A区擦拭后，表面明显变光滑了许多，而且放在阳光下也比B区有光泽。为什么两者会产生这样的差别呢? 我想到在物理课上老师曾经讲过：影剧院墙壁的表面是凹凸不平的，这样可以使声音大部分被吸收掉，让观众不受回声的干扰。同样道理，光线照到任何物体的表面都会产生反射，假如这个平面是高低不平的，光线就会向四面八方散射掉；假如这个平面是光滑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在一定的方向上看到反射光。 皮鞋的表面原来就不是绝对的光滑，如果是旧皮鞋，它的表面当然更加的不平，这样它就不能使光线在一定的方向上产生反射，所以看上去没有什么光泽。而鞋油中有一些小颗粒，擦鞋的时候这些小颗粒正好可以填入皮鞋表面的凹坑中。如果再用布擦一擦，让鞋油涂得更均匀些，就会使皮鞋的表面变得光滑、平整，反射光线的能力也加强了。 通过实验，我终于知道了皮鞋越擦越亮的秘密啦!范文3：醋对花卉有什么影响醋是生活中常用的调味品，花卉则能净化生态环境，并美化我们的生活。 你是否想到过，醋和花卉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怀着好奇心，开展了这个课题的探究。据富有种花经验的人告诉我们，对盆栽花卉施些醋溶液，可改善盆花的生长，增加花朵，而且花艳叶茂。这一点我们在实验中很快就证实了。 浓度不同的醋溶液，对花卉有不同的影响吗?这是我们第二阶段的实验。我们选取长势相同的满天星、报春花、月亮花各四盆，分为四组，每组（三盆）各有三种花卉，分别编号、贴上标签。同时，我们取食用白醋配制成1％（pH值为2~3）、0．01％（pH值≈4）、0．0001％(pH值≈6)三种浓度不同的溶液，每天分别给三组盆花固定喷洒一种醋液，第四组盆花洒不含醋的清水。每五天观察记录花卉的生长情况。 这项实验的结果是：喷洒低浓度醋液(pH值≈6)对这几种花卉没有明显影响；喷洒中等浓度醋液（pH值≈4）的花卉明显长得比其他几组好，花苞多，开花期提前，而且花色较浓艳，花期也延长了；喷洒pH值2－3的高浓度醋液后，反而使花朵过早凋萎。 通过这次实验，我们可以告诉你：种花时适当喷洒一些醋液，可使花卉长得更好。不过要掌握好醋液的浓度，醋酸过浓则会伤害花卉。
崇阳文化 惠贻百代 功炳千秋——明清时期崇阳修志述略 汪和平 崇阳原为汉初设置的下隽县故治。历两汉、三国、两晋至南北朝，隶属关系常有变动，县名亦时而上隽，时而隽州。唐天宝二年（公元743年）置唐年县，实为崇阳正式建县之始。北宋开宝八年（975）改用今名，迄今已达千有余年。本县不仅建县历史悠久，且山河壮丽，人杰地灵。宋元以来，号称“文献之薮”。但直至明初，崇阳迄无县志成书。相传元末邑处士严士贞著有《桃溪百泳》，以品骘境内山川胜迹，风土人物，被后人誉为崇阳县志的滥觞。 明宣德七年（1432），历任广西、福建、山东道御史及浙西分按杨（86页）因“与时寡合，引疾归田”。在宣德七年至十年间，他编纂了本县第一部县志——《宣德年志》。“本严士贞《桃溪百泳》，复搜罗典故，采访遗闻以成书”。其品定之八景，后来历届修志均奉为蓝本。杨（86页），永乐壬辰进士，博学多才，且为官清廉，守正执法，在朝野中品望极高。他赋闲修志一事，不仅开了崇阳编纂县志的先河，也为后人关心乡土文化树立了学习榜样。 成化八年（1472），浙江上虞举人俞绘来崇阳任县儒学教谕。他自任纂校，以《宣德年志》为基础，续成了《成化九年志》。旧志称其“博涉群书”。但他主编的这届县志早佚，后人无法窥其端倪。 正德丙寅至辛巳年（1506—1521），邑人艾杰、蔡乾又依据《成化九年志》编成《正德年志》。由于此志亦系续修，其体例与内容均未脱，宣德年志》窠臼。艾杰，成化丁酉举人，先任四川江安教谕，曾参与编修《蜀志》，完成后擢成都府学教授，颇具修志经验。蔡乾，正德丁丑进士，官四川佥事。致仕后与艾杰合作编修了本届县志。其成书时间，按蔡乾中试年份及正德年号推算，当在正德十三年至十六年之间。 嘉靖己卯（1529）年，由邑人汪宗伊编纂，县学教谕徐行参校，修成了《嘉靖八年志》。但此次仍系续修。徐行认为这次修志是“收残断于燹毁之余”和“摭拾章句，……以少裨简阅之资”。然而他在志书中提出的“星野”说，后人颇讥为牵强肤浅。纂辑汪宗伊，当时虽年纪尚轻，未中乡试，但受父兄影响，酷好治史。嘉靖戊戌成进士，后累官至南京吏部尚书。他一生著作达十余种，其中包括《应天府志》、《南京尚宝寺志》、《南京大理寺志》、《南京吏部志》等书。 穆宗时期（1567—1572），邑人饶天民编纂了一届县志》，称为《隆庆年志》。饶系嘉靖己丑进士，累官至河南道御史。《隆庆年志》系其谪居后所修。 万历十二年（1578），知县周应中亲自主纂了《万历戊寅志》。周应中，浙江会 稽人，进士。万历丁丑由真定（今河北正定）调任崇阳后，立即着手编纂县志，翌年成书。《万历戊寅志》与《隆庆年志》的时距，最长不过十年，最短可能仅五六年。 万历二十三年（1595），由知县陈洪烈总裁，邑人吴楚材、龚衍材编纂，儒学训导李如芝参校，修成《万历己丑志》。这次修志的原委、经过和方法，陈洪烈在志序中作了简要说明：“万历戊子春，余自（88页）山调崇阳。甫视篆，于一切风教懵然无所考。据索邑志验之，弗得。……余因谋之邑博李君，李君欣然命生徒，博采野史，参以众议，凡阅月而草创具。余复就乡大夫吴君商确义例，稍为增损。己又质之胡方伯取裁焉。大都笔削取舍，一秉诸是非之公。又阅月而论定。志成，卷凡十一，目凡五十四”。陈洪烈，河南光山人，进士。后人赞扬他“编辑志乘，垂为准则，及今遵之”。“续编邑志，论列崇邑利弊，切中要肯”。吴楚材，隆庆丁卯举人。曾任甘肃会宁尹。“邑志初苦挂漏，（经其）整理编纂，条绪始定”。龚衍材，贡生，旧志称其“学问渊博，文章古茂”。陈洪烈序中提到了胡方伯，即邑人胡定。万历丙辰进士，有诗句，累官至广西左布政使。其“文章经术，蔚然大雅儒宗”。他为《己丑志》审定文稿，并撰写一篇序言。 熹宗时（1621—1627），知县魏光前续编的《天启年志》，是崇阳在明代编纂的最后一届县志。此志成书不久，即散佚于明末战乱。魏光前，河南遂平人，贡生，天启七年始调崇阳任职，而同年却是熹宗朱由校的最后一个年号，可见志书是魏到职的当年修成的。因此，我们不妨确切地称这届县志为《天启七年志》。 清康熙九年（1670），邑人王应斗、汪际炱负责纂辑，完成了《康熙庚戌志》，这是崇阳在清代首次修志。王应斗，天启壬戌进士，累官至云南道监察御史，后加兵部侍郎总督湖北山寨义旅。明亡，清廷以特起巡抚征召，辞不复出。汪际炱，顺治己亥贡生，曾任四川泸州训导，“其学根底经史，博洽精详，为邑文献”。总裁、知县高景之，在序文中说他决定修志时，“与邑博刘君商谋始事。……又得岁选汪君……并肩组修。遂不摇旁喙，一矢虚心。再阅月而草创具。寻质之王中丞（应斗）汇正焉”。王应斗在序文中也说：“博士刘君，岁荐汪君暨二三文学，相与旁搜逸闻，补辑旧编……不数月而书成”。可见这届县志的具体编纂者，一个是汪际炱；另一个是邑博刘君，即县儒学训导湖南平江人刘体仁。只是由于王应斗的声望和资历很高，最后定稿时由他把把关罢了。 《康熙庚戌志》是新修还是续修？汪际炱在志跋中说得明明白白：“受委之后，即谒王中丞公。公曰：此续《陈志》（注：指《万历己丑志》）也，规制备于陈矣”。“先取陈志酌其规制。其字之鲁亥，提掇之乖体，其年号、地名，声称之错简，昔虽乏细校，即今厘正之亦易”。可见《庚戌志》还是一届续志。 雍正十二年（1734），本县《雍正甲寅志》修成。负责编纂的是邑庠生陈爽，任笔削校订却系县志总裁、知县李五（89页）。从《康熙庚戌志》以后，崇阳间断六十三年未修志，其间虽曾多次拟议，但迄未行动。李五（89页）到职后，决心办好这件事。他认为崇阳县志之所以长期无人增修，是因为“长自道旁筑舍”的缘故。于是他果断地延请陈爽主笔，“馆之以萧寺，授之以壶飧，俾得专心敬事，无摇旁喙……草创既具……予稍为校正焉。觉六十余年已事了然咸在，而志于是乎成”。 乾隆六年（1741），崇阳人士敦聘原通城知县郭彦博主纂，修成《乾隆辛酉志》。从雍正甲寅至乾隆辛酉，时距仅六年，为什么又要修志？县志总裁、知县黄衮在其所撰的《重修崇阳县志序》中作了具体说明。他说：“《庚戌志》者，康熙九年邑令高君景之集邑中多士，视前明时邑令陈君洪烈本而续之者也；《甲寅志》者，雍正十二年邑令李君五（90页）属庠生陈爽视庚戌本续之者也；今辛酉所刊，则予在任，邑中绅士迎请原通城令郭君彦博视甲寅本而修之者也。辛酉距甲寅才六年耳！本无事更张。顾李君善政多端，独其所续志，崇人事（90页）焉。”正因为本县人士觉得前届志书的质量不理想，所以决心重修。对于清代修的前两届《崇阳县志》，黄衮认为都只能算是续。“唯今辛酉所刊，乃得云修”。现在看来，《辛酉志》分天文地理、建置、食货、 官师、选举、人物、礼制、纶音、艺文、通纪等十卷，六十四目。其门类划分、资料内容与现存的《康熙庚戌志》基本相同，有的条目未更一字，未增一字。有的条目只是在后面续记了少许事实。其卷一最后注明：“以上全录《庚戌志》”。归根结底，它还不是名字相副的重修。 乾隆十七至十八年（1752—1753）冬，知县曹学诗延请邑庠生吴世雄执笔，编纂了一届县志，后称《乾隆壬申志》。但书未成而曹已离任。他以后在序文中回忆了这个问题：“壬申腊尽，政务少闲。思欲延请绅士，确访乡评、博采旁搜，续全邑志。而余以丁内艰解任，……未意厥志”。曹学诗，安徽歙县人，进士。乾隆十四年始任，颇有政绩。本届县志壬申腊月底组班，实际成书于癸酉年。由于《壬申志》与《辛酉志》的时距仅十年，又系续编，不仅体例类目因袭前志，内容也无多大变动。后人对此颇有非议，认为纯属猎取过于繁冗，兹删去十之八九矣”。 从乾隆十八年至道光二十年，崇阳迄未修过县增，时距几达九十年之久。 道光二十一至二十二年（1841—1842），崇阳知县金云门自任总裁，组班修志。鉴于当时对《乾隆壬申志》的评价不高，便决定重修。由邑人刘镇鼎定稿，编成《道光壬寅志》。全书共八卷，金云门作序。书未刊出，就发生了“钟九闹漕”事件，志稿散佚不传。所以这是一届没有刊印的志书。刘镇鼎，嘉庆癸酋拔贡，“少负隽才，耽风雅”，是崇阳当时的名士。 同治五年（1866），崇阳修成了清代最后一届县志——《同治丙寅志》。此次的修志班子庞大，分总修、督修、监修、纂辑（即总编辑）、分编（各卷主笔）、分校、采访、参考、参订、督刊、各里采访、绘图缮书等人员。总修由知县高佐廷自任，纂辑由傅燮鼎负责，连同分别从事各贡具体工作的共达139人。修志成员绝大多数为卸任或候选官吏以及举人、廪生、监生等。傅燮鼎，本县人，副贡生，候选教谕，纂修过通山《九宫山志》，编有《雪浪余音》诗集。他纂修的这届县志，创新较多。全书分疆域、建置、食货、礼乐、职官、选举、纶音、艺文、杂记等十个门类，计十二卷，六十一目。共约32万余言。与以往历届县志比较，《丙寅志》的体例更完善，内容更充实，史料更准确，详略更得体，从资治、存史和教化的作用衡量，它确系本县旧志中的上品。 二 从明宣德七年至清同治五年的434年间，崇阳总共编纂了14届县志，平均每31年一届。其中明代平均26年，清代平均37年。一个偏隅避处，户不逾万的山区小县，两个朝代编纂出这么多志书，实在是了不起的历史奇迹！其主客观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客观上讲，明清两个王朝为了巩固其统治，需要借鉴历史，了解地情。因而对编修地方志极为关注。洪武年间，敕各都司报送城池、山川、关津、亭堠、道路、仓库等图志。永乐十六年，谕令天下郡、县、卫、所修志，并颁发了《纂修志书凡例》。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等皇帝，对编史修志都极为重视，常常亲自过问。康熙十一年、二十二年、二十四年几次诏全国各省、府、州、县修志，限期完成。在《康熙庚戌志》的几篇序跋中，知县高景之说明崇阳修志是由于“天子首敦文教，搜罗古今，诏诸司咸以志上”。刘体仁也说：“今年冬初余暇，乃奉上檄征邑乘甚殷”。可见当时崇阳县某些志书的编纂，是迫于形势，不得不已。但这一客观条件，全国皆然，不是促成崇阳多次修志的主要原因。 从宋从起，本县英才继起，代不乏人。据旧志记载，明代280年间，崇阳籍进士达30人，举人119人，贡士260人，仅正德辛未一榜，就中了汪必东、汪文盛、龚永懋三名进士。而一榜两人的尚有嘉靖己丑（汪宗元、龚（93页））、嘉靖乙未（汪宗凯、饶天民）、嘉靖丙辰（胡定、汪廷钱）万历己丑（陈忠爱、王仰）四次。汪文盛、汪宗伊父子两代7人中，竟有文盛、宗元、宗凯、宗伊等4名进士和文明、文正、宗召等3名举人。整个明代，杨（93页）、戴书、汪文盛、饶天民、汪宗伊、刘景韶、胡定、饶仁侃、陈忠爱、熊则祯、王应斗等人，不仅擢高科、登显仕，且其学问、勋业、品德、文章均名重当时。为此，明崇阳县学教谕伍福在《重修儒学记》中赞叹：“崇阳山川英淑之气，氤氲开合，钟灵毓秀，奇才辈出”。清初知县金绵祖认为：崇阳“山围水绕、灵秀攸钟。故其冠盖相望，比户可封，非他邑所敢较”。《壬申志》主编吴世雄也说：“吾崇自宋及明，人文甲他邑。凡登显仕，以勋猷气节彪炳史册者，斑斑可考。国初文治鼎新，崇士继起，亦复有人”。可见明清之际的崇阳，人才特多，不乏操觚之士，是志乘频修的根本原因。 明清两代的崇阳显达人士，大都热爱家乡，他们不仅以大量诗文讴歌赞美崇阳，还十分重视地方掌故、文征的搜集和整理。很多人在宦海沉浮中，归老故园，支持参与或主持修志。象杨（93页）、饶天民、汪宗伊、胡定、王应斗等人都是如此。崇阳的先人，还极其重视县志质量。某届县志修得不好，哪怕间隔期短，也决心重修。 还应指出的是，明清时期的部分崇阳知县颇有远见卓识。他们莅任后，不仅善于利用旧志掌握县情，还把纂修新志作为自己的职责。一届县志能否顺利完成，与地方主管官吏的关系极大。正如古人所说的“恪遵上檄，各率所先，则群视群守，邑视邑令”。前面提到的周应中、陈洪烈、魏光前、高景之等人，都是下车伊始，立即着手修志。他们有的认为：“志以载事，所为存风教而备鉴戒也”。有的则说：“服官无他奇取，不愧其名而止。今天下府、州、县之长，其名曰知。谓夫山川、风俗、钱谷、刑名暨文武经画之类，罔不洞悉，斯无忝厥职耳！顾见闻有限，非征诸载籍，何由得知？则国史而外，莫重于志”。还有的觉得修志是为地方立言，而“立言一道，大之国史，小之邑乘，往者过，来者续”。正因为他们对县志的资治、存史、教化作用如此重视，在任内热心领导并自参加修志，这也不能不是促使崇阳多次修志的另一个因素。 三 由于历史原因，大部旧志均已散佚。目前县内只保存一部《乾隆辛酉志》和一部《同治丙寅志》，还有《康熙庚戌志》的几个残本。这些文献，虽然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保留下不少错误观点和封建糟粕，但它们记录了崇阳两千年来有关自然、社会方面的大体情况，为我们今天了解崇阳的过去、认识和振兴崇阳，提供了古代信息，也为我们编纂社会主义新县志留下了珍贵的史料。使我们既得以考古镜今，又不至数典忘祖。饮水思源，我们今天能不感谢过去崇阳修志事业的开拓者？能不感谢为编纂历届县志而呕心沥血、兀兀穷年的先贤？能不感谢当时热心主持修志的地方牧守？他们共同为崇阳人民留下的县志遗产，是一笔难得的精神财富。它将惠贻百代，功炳千秋。 千古文明遭浩劫 ——记金城山的兴衰鲁达人 崇阳县东二十华里，武长公路的南面，白霓镇的西南面，有一座秀丽的小山——金城山，酷似一座古城，又其上土色金黄，所以命名它为金城山。 山的东面，白霓河折回西流，河上有一座上刘日孚（明进士、官至都堂刘景韶的儿子）修建的余耕桥，石墩木梁，两旁均有凉舍，以供行人休息。现已改建为水泥桥。山的西面，白石港流经山麓，有刘景韶修建的余恩桥（即刘家桥）。抗日战争中被倭寇炸损，现已移至下流白石港村近旁，亦改修为水泥桥。东西两河，东西两桥，互相辉映，大有谭登元为金城山所集的成语对联“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的壮观。 山顶空旷平坦，面积约六亩左右。远在北宋时期，与张耒之、（107页）补之、秦观并称为“苏门四学士”的江西诗派领袖、大书法家的黄山谷（即黄庭坚，江西修水县人），幼年，因省视嫁到崇阳白霓堰下的高姓姑母，曾攀登此山，四顾群山环峙，林壑优美，于是结庐读书其上，并将读书堂命名为“浩然堂”（载同治版，崇阳县志）。山谷临池学书，常洗笔砚于白石港中流的石矶之下，这就是流传至今的誉为崇阳八景之一的“金城墨沼”。 相传山谷去崇时，曾留下一大石砚。后来有一位居心叵测的金县令，一见此砚，即垂涎三尺，去任时，将其盗去。舟行至陆溪，风浪大作，颠簸欲沉。舟子大呼乘客抛掉所有笨重物品，及至将此砚推入江中，风浪顿时平静。此俗谓“海王索宝”也。 此外，还有许多美丽的传说，至今不衰。据说山谷深夜读书，时有蛙声咯咯，嫌其聒耳，于是将山蛙捉住，用朱笔在顶上点上一点。这样一来很快就出现了百蛙齐喑的情况，聒耳之声也就平息了。现金城山的蛤蟆，顶上都有一红色斑点，就是朱笔点了的遗迹。 上述这些，虽是神话传说和后人的附会，但可以看出：黄山谷刻苦攻读的精神十分惊人。另一方面，神化了黄山谷，也表现了崇阳人民对他的高度崇敬。 山谷去后，崇阳人民为了纪念他，将其读书草庐——浩然堂改建为山谷书院。乡贤先达相继在此讲学。谭登元、傅会友等人，曾经担任过讲师。凡崇阳士人中的精萃，多就学于此间。宋明时期，人文蔚起，“多士文章归上国”，大都出自山谷书院。书院的东北面，建有文昌阁。阁分三层，内有黄山谷画像和骚人墨[各的诗词，身临其境，令人肃然起敬。阁外上层，有竖写的“文昌阁”三字，下层门顶，有“山谷读书处”横额，字迹苍劲古朴。书院和阁楼，都藏身于碧梧翠竹之中，农荫蔽日，清幽可人。知县曹学诗在《金城墨沼》的诗篇中这样写道：“前贤息游地，白云媚修竹。”其景色之秀丽，可见一斑。 满清末页，科举废，学校兴。有志之士，率先将书院扩建为“金城高等学校”。校舍规模较大（如附图），雄伟壮观，可容学生百人以上，即五、六年级各一班。好学之士，负笈从师，多集于此。曾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战士金华衮就是这座学校毕业出来的学生。民国六年，石瑛、刘元瑞在金城组织人学会，张难先先生在此主讲教月，学员计诚足为此山生色。 抗战时期，日寇陷崇，金城山沦于敌手。驻扎在白霓桥的敌人，把这座山作为他们的军事据点，建筑了（109页）望哨、地堡和沟通战壕。千古文明，横遭浩劫；崇阳文化的摇篮，变成了倭寇杀人的基地。滔天之罪，令人发指！日寇投降后，金城山上只剩下一片瓦砾，荒烟蔓草，荆棘纵横，使人触目心惊。 崇阳历来私塾概况文史征集组 西周以前，学在官府。自春秋孔子私人讲学培育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之后，战国时期，私学大盛。继此以后，如马融、郑玄、关(张载)、闽(朱熹)、濂(周敦颐)、洛(程颐、程颢)诸子，各设讲台，诲人不倦，在我国历史上都一直享有盛誉。这种私塾制度，沿袭了两千多年，到清代和民国，不仅受到重视，而且发展得更为普遍。 私塾学馆，一般只有一个教师，采取个别教学方式，教材没有规定，学习年限也不受限制。其中有经馆和蒙馆之别。蒙馆即学生启蒙这习阶段，初时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教儿经》、《女儿经》及五言、六言杂字等。这些书，文体简单，读来顺口，易记易背。还要填红写字。民国时期，多有读共和国文的，也有附教加、减、乘、除简单的算术和珠算的。经馆是在读完蒙馆的基础上开始读五经(诗、书、易、礼、春秋)、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或《幼学琼林》、《东莱博议》、《古文观止》的。另外，每天中午还要临帖习字。有的老师也有附带教算学的。读经馆的学生，多属青年，通常是三八课文(每月逢三、八就给学生出作文题)，日间上课，晚上自习。 在未废科举之前，崇阳的私塾，有义塾、乡塾、族塾、氏塾之分。废科举之后，就统称经馆、蒙馆。 一、义塾 道光22年(1842年)知县金云门设四义学于四乡。29年(1849年)知县姚国振增城中义学一所。城中旧义学设西城后街，新义学设南城上菊仙祠(按金云门字菊仙取名)；东乡义学，一设回龙寺，一设白泥(霓)桥；南乡义学设唐封寺；西乡义学设罗汉寺。 二、乡塾 高堤书馆，在雨山麓，明宏治间(1488—1505年)汪恭创建。 龙潭义塾，在青山保圣山庙，太学生陈直心倡置田产创建。 梓溪义塾，在石屋保第六牌，明经熊祯祥倡建。 石屋义塾，石屋保公建。 美林义塾，肥田上牌公建。 碧田义塾，碧田畈公建。 四圣义塾，四圣保熊洪猷，王国太、陈启芳、陈清泉倡建。 大源义塾，林桂轩创建，有田缮学。 知县高佐廷喜见石屋、肥田新建乡塾作诗贺之、傅燮鼎亦有和诗。均分别附后： 高佐廷诗 为贪鹤俸漫乘车，十载风尘老簿书。 不有潘花惭作宰，幸同陶柳俨同居。 云屑咫尺高攀凤，雷雨飞腾预种鱼。 石屋肥田佳子弟，课功为报月何如？ 傅燮鼎和诗 科名努力希前哲，植品根基始少年。 气节千秋关见地，诗书万卷胜求田。 举头天上笑看榜，放眼人间勉着鞭。 讲席是谁堪领袖？四山桃李为公妍。 另外傅燮鼎还为石屋、肥田二义塾作序如下： 石屋、肥田二保，新建乡塾，月会课文，复有公产积垂永久，正合范文正公学田之举，洵邑中善事也。碧田、大源亦将踵行，从此比户弦歌，人文蔚起，仁让之风遍行四境，古道可复，诚厚幸矣。邑人请登诸志乘，诗纪其事。予闻之，为之欣然色喜，尤愿各塾子弟，互相砥砺，文章气节，彪炳千秋，不特仕宦科名，光增闾里，以慰予期望之意也可。 三、族塾 彭家义塾，在城下畈。 甘家义塾，在蔡家墩井勘上。 四、氏塾 关西义塾，在碧云峰，旧为碧云庵。由杨一鹗捐田创建。 刘氏义塾，在雷骆畈，刘方裔子孙创建。 陈氏义塾，在杨林畈。 邓氏义塾，号凌云轩，在城皇畈。 艾氏义塾，在乌石畈。 丁氏义塾，在罗楼湾，丁志善后裔创建。 汪氏义塾，在浮溪桥，汪长水后裔汪子桂创建。 果育义塾，在壳头东岸与西岸韵雪义塾相并，余果卿之子余千金创建。 清代的县学，不是真正读书识字的学校，只是祀孔的场所和教谕训导的衙门。所谓义塾，就是学生上学免交老师学费的学校。但是全县城乡只是二十所义学，对全县入学儿童来说，实是为数寥寥，供不应求，怀水车薪，无济于事。 据明末清初的老人说，乾隆、嘉庆时期，崇阳人口曾号称三十万(是按姓氏宗谱得来的概数)，教育这三十万人口的子弟，主要靠全县的各种私塾。当时农村私塾，有只读夜校的，有全日读书的，有读杂字的，有读农村应用文的，有读五经四书的，有凶年恶岁就停办的，有全年不受水旱干扰的，有专教幼童少年的，有专教青年成人的。总括起来，则是蒙馆和经馆两大类。前者农民子弟可以受到初步识字教育，后者则专门为富裕人家而设馆。还有一种专馆，那是豪门大户或富商巨贾，专门请先生来教他家的子弟的。这种专馆，除先生可以将自己的子女带去读书外，其他人的子女是不能参加的。以上各类私塾，真是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孙中山领导革命，推翻清王朝后，曾多次提出普及义务教育，并要求把私塾作为推进义务教育的辅助。从此，私塾教育有一个较快的发展。据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的统计，全县有私塾六十九所，在塾学生有一千二百七十四人，年龄最小的六岁，最大的十八岁。据调查，民国年间，先后在城内外教私塾比较有名气的老师，有如下多人：王赞英(廪生，馆址在西门王祥顺)、刘育群(秀才、西门岭上程家学堂)、陈尧阶(秀才，东后街)、吴玉麟(秀才，北门)、刘泮香(西门甘氏祠堂)、冯柏泉(秀才，石屋)、熊祖舜(秀才，西门)、曾鹤候(南门)、吴仙桂(东门黄永兴)、傅震寰(南门沈氏书楼)，黄冬瑞(老县门口)、刘元瑞(秀才、北门外油草冲何公祠)、熊荫祖(拔贡，驳岸上)、周永皋(浮溪桥)、王用予(秀才，小港尧家)、徐哨清(拔贡，荻州)、傅少溪(廪生，肥田畈，系辛亥革命元老龚国煌先生的业师)、魏铁山(秀才，大集山)、周元魁(秀才，朴树下)、夏恪卿(朴树下)、邓明堂(秀才，蔡家墩大屋邓家)、王睡仙（肥田畈）、甘源清（石垄）、王克己（华陂畈王家）、程赛芳（秀才，西庄寺前）、舒吾庵（举人，东堡）、杨燮舫（秀才，桂口）、林翰池（大源）。 以上这多塾师里面声名最为噪烈、收入最为可观的，要算刘育群先生。当时从他读书的学生如甘翔鸥、汪彦国、尧祖舜、周彰武、汪文清、龚光国等，都是本县数一数二的殷实户，除蒲、八、腊三季送礼外，每人每年所交先生学费都在光洋八十至一百元以上，但是家庭贫困的学生所交学费却不多。“一登龙门则身价十倍”，于是旧时县府的秘书刘瑞禾、科长李少怀、潘子怀、王荣怀以及度量衡技师毛第元等，都是刘先生的拜门弟子。先生律己修身，治学甚严，然性开朗，喜诙谐，每于讲课之余，与同学们谈笑风生，时常叫爨人丁琪把平日桂口家乡人和城内一些大商号送来的蚕豆、花生、糖果、糕点，分给学生共食，不摆老师架子，师生间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政府对私塾提出了改良。改良暂行办法规定：一、无论现行私塾及今后的私塾，必须先向该管政府呈报后，方得设塾；二、凡距公私学校两华里以内者不得设塾；三、私塾设备最低限度，要具有总理遗像、遗嘱；四、塾师须在私塾师资训练班毕业并领有毕业证书者。从此，崇阳私塾又迅速下降。据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统计，崇阳私塾下降到三十一所，学生只有七百五十五人。至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上年，崇阳私塾又有发展，由一九四七年的三十一所增加到七十一所，在塾学生也由七百五十五人增加到一千二百六十五人。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崇阳县委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私兼顾政策，对私立学校一般采用维持，加强领导，逐步改善的方针，使之适合国家建设的需要，并实行在城市奖励私人兴学，在农村鼓励群众办学的政策，因而不仅大批私塾维持下来，且大大提高了群众办学的积极性，由解放前的七十一所，到一九五一年发展到一百七十三所，增加了一点五倍，在塾学生也由一千二百六十五人增加到二千四百四十六人，将近增加了一倍。 一九五一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了继续贯彻教育为国家建设服务的方针，坚持教育为工农兵服务，各级学校为工农开门的方针，切实实行教育事业中的公私兼顾的原则，因而崇阳私塾逐年减少，公立小学，民办小学，则逐年增加。
湖北省出土的商代兽面纹青铜鼓为崇阳铜鼓，是中国仅存的商代兽面纹青铜鼓，也是中国至今发现时代最早的青铜鼓之一，更是研究中国古代青铜艺术和奴隶社会礼乐制度珍贵的实物资料。
1977年6月14日出土于湖北省崇阳县白霓镇出土商代铜鼓是我国仅存的商代兽面纹青铜鼓，有相关报道称之为“商代饕餮纹青铜鼓”。铜鼓由鼓冠、鼓身、鼓座三部分组成，仿木质皮鼓的形制，为我国发现时代最早的青铜鼓之一，这鼓的时代约为商代晚期，距今约三千多年。
铜鼓外观：
“商代饕餮纹铜鼓”高75.5厘米，重45.5公斤。铜鼓上的饕餮纹是青铜器上常见的纹饰之一，盛行于商代至西周早期。
饕餮原本是一种想象中的怪兽，它没有身体，只有一个大头和一个大嘴，十分贪吃，是贪欲的象征。商周两代的饕餮纹类型很多，有像龙、虎、牛、羊、鹿、人等，呈现形式丰富多样。
饕餮纹图案庄严、结构严谨，产生凝重而神秘的氛围，它代表了青铜器装饰图案的较高水平。
湖北省出土的崇阳铜鼓是中国仅存的商代兽面纹青铜鼓。
1977年6月14日出土于湖北省崇阳县白霓镇出土商代铜鼓是我国仅存的商代兽面纹青铜鼓，有相关报道称之为“商代饕餮纹青铜鼓”。铜鼓由鼓冠、鼓身、鼓座三部分组成，仿木质皮鼓的形制，为我国发现时代最早的青铜鼓之一，这鼓的时代约为商代晚期，距今约三千多年。
崇阳铜鼓由四位农民在洪水冲刷过后的岸边发现。轻敲鼓面，它仍能发出清脆的声响，这只铜鼓曾到美国、日本、英国等地展出，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据了解，迄今为止，已发现的商代铜鼓仅两面，崇阳商代铜鼓就是其中一面，是国内保存的一件商代至西周早期的铜鼓，是研究我国古代青铜艺术和奴隶社会礼乐制度珍贵的实物资料，它堪称绝世之珍品，可谓青铜的瑰宝矣，另外一面（“双鸟鼍鼓”）已流失至日本，藏于日本京都泉屋博物馆。
鼓对古代人的意义：
在中国的远古时代，鼓作为人与神沟通的媒介，也是人与自然界进行交流的象征物，因此而带有神秘的色彩，受到历代的重视。几乎每一个朝代都有专职的司鼓人员，如周代有“鼓人”掌管鼓类，汉代有鼓吏，汉唐有鼓吹署，宋设有鼓院、鼓司，明清则设有钟鼓司等等。
由于鼓所发出的隆隆声如同天上的电闪雷鸣，而且具有强烈的节奏感，因此鼓也就渗透到各个民族的社会文化生活之中。例如官方的祭祀、宴乐、仪仗、政法与军事中，以及舞蹈、音乐、戏曲、宗教及各种民俗活动与生活行为中，发挥了着诸多的艺术与实用功能。
1】崇洋媚外 崇洋-崇阳。。。2】就是男性（器）崇拜的意思吧。3】另外还有个崇阳县你问的是？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四日，大市村下湾农民程正华外出生产，路经大市河汪家咀港坎时，在河水冲刷的岸壁上发现有一碗口大的铜器痕迹，即用锄头把它四周的土块挖开，竟获得一面完整无缺的铜鼓。他喜出望外，当即把它背回家里。当时，我虽然不懂文物，但考虑到保护文物是每一个国家干部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不管它的价值如何，当发觉挖掘出这一铜鼓的情况后，便马上同县委工作组孙学良、王道文、卢大忠、刘继良等同志察看了出土处的现场和认真鉴赏了铜鼓的形体，一边作好它的保护工作，一边作好程的思想工作，动员他将此铜鼓交归国家，以便作为历史文物保存。在此同时，我又随即叫孙学良同志打电话向县文化馆联系，要求速派干部前来鉴别，并共同作好它的处置工作。第一次文化馆有丁宇藩等同志下来了，他初步鉴别此铜鼓为贵重文物；第二次文化馆有王辉武等同志下来了，通过我和他以及县委工作组的同志再次共同作好程的思想工作后，程终于无私地慷慨地将此铜鼓献给了国家。为了表彰程的功绩，经研究，不久，以县委和县政府的名义，在大市村召开了群众大会，给程颁发了奖状，赠送了一套红宝书——《毛泽东选集》，还给村里赠送了一套锣鼓。在大会上，我代表县委和政府讲了话，对程进行了表彰。会后还放了一场电影。以后，又给程发了奖金。这面铜鼓计重八十五市斤，造型奇伟，其主体恰似一横置的腰鼓，上有马鞍状冠饰，下有长方形支座。通体饰阴刻的云雷纹和乳钉组合的饕餮面，双面圆睁，突起如杏。铜缘犹碧，古朴而凝重。同年九月，出土于崇阳的这面铜鼓被调到省博物馆后，又被转调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它的说明牌上醒目地写着：铜鼓。时代：晚商。出土地点：湖北崇阳。一九八一年，崇阳铜鼓被选送到美国展出。《文物》、《江汉考古》、《武汉师院学报》、《人民中国》、《人民画报》、《长江日报》等报刊杂志均先后登载了有关崇阳铜鼓的研究、报导和论文，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注目。鼓在我国起源很早，相传神农氏的时候就有了‘土鼓’，传说黄帝在征伐蚩尤的涿鹿之战中，元女用鼓声‘以象雷霆’，造‘夔牛鼓’八十面以壮军威。据记载，春秋时期齐鲁长勺之战，鲁庄公采用曹刿的策略，等齐军三次击鼓进军之后，才第一次击鼓进军反攻，取得以弱胜强的战果。除此之外，鼓还用来作为婚丧礼仪的乐器。“崇阳出土的这面铜鼓，推测是当时大奴隶主享受的一种礼乐重器。据考证，这鼓的时代约为商代晚期，距今有三千多年了，类似的商代铜鼓在《商周彝器通考》曾著有一件‘双鸟饕餮纹铜鼓’，但在解放前流失国外了，因此崇阳出土的这面铜鼓，是我国目前见到的最早铜鼓。”（《长江日报》1979年9月24日）崇阳铜鼓，“是国内保存的一件商至西周早期的铜鼓，是研究我国古代青铜艺术和奴隶社会礼乐制度珍贵的实物资料（《文物》1978年第四期）”。它堪称绝世之珍品，可谓青铜的瑰宝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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