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面临的难题及对策研究 摘要:农业、农村、农民这一问题是政府关心的重点,是学者研究的焦点。中国的改革第一步源起于“三农”,中国未来的成败,也必将取决于“三农”,这是显而易见的。泱泱大国,农为根本,只有“根本”的问题解决好,才是最彻底的,最有价值的,最革命的。 2006年4月,国家发改委下达了关于开展农村经济重大问题调研的指令,按照国家发改委下达的调研课题,笔者有针对性的深入湘潭县农村开展调研,并运用湘潭县县委基层办、县委政研室和湘潭县政府经研室的相关调研成果,形成了综合性调研报告。 调查结果表明:村级集体经济薄弱、农民增收乏力,村庄建设规划滞后和尚未建立长期投入机制,成为我国当前新农村建设面临的四大难题。影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原因是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相悖的政策失衡、体制障碍、城乡隔阂。要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目标,笔者以为要做好做活五个方面的文章: 一、生产发展 用工业化的理念 实现经济重建--关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研究;二、生活富裕 用产业化的布局 实现社会重建 --关于增加农民收入研究;三、乡风文明 用市场化的思维 实现制度重建 --关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四、村容整洁用城镇化战略 实现生态重建 --关于农村环境污染研究;五、管理民主 用科技化的手段 实现文化重建 --关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研究 关键词:农村经济,经济发展,和谐发展 近三年,中共中央制定出台了关于“三农”问题的三个一号文件,有力促进了农民增产增收,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开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局面。2004年2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下发,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第六个一号文件。文件要求,要调整农业结构,扩大农民就业,加快科技进步,深化农村改革,增加农业投入,强化对农业支持保护,力争实现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尽快扭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 2005年1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下发,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第七个一号文件。文件要求,要稳定、完善和强化各项支农政策,切实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继续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努力实现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2006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下发,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第八个一号文件。文件要求,要完善强化支农政策,建设现代农业,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积极调整农业结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加快社会事业发展,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确保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良好开局。 难题之一: 乡村债务问题 据调查,一般规模较大的行政村年刚性支出需15万元左右,规模相对较小的行政村也不少于10万元。但目前大多数村的经济现状都不乐观。原因有几个方面:一是受政策性制约,企业改制断了收入,税费改革少了收入,招商引资没了收入;二是经济发展空间小,受制于有限土地资源、资金和自然资源;三是财政转移支付入不敷出,不可预见性支出不断攀升,正常运转难以为继。村级集体往往经济薄弱、无钱办事,这成为建设新农村的突出难题。 一、乡村债务结构分析 ~~县乡村两级负债总额为55161.99万元,其中乡一级负债42586.33万元,村一级负债12575.66万元,其债务结构如下: 按成因划分:A、地方上项目、办企业,造成决策失误或因管理、市场原因亏损形成的债务14992.45万元(其中乡级13814.10万元、村级1178.35万元)占27.18%。B、办福利事业、“普九”、乡镇医院和村办福利事业建设形成的债务5853.77万元(其中乡级4819.21万元。村级1034.56万元),占10.61%。C、民间高息借贷、完成各种上交任务,因本金、利息形成的村级债务3599.48万元(其中乡级2484.72万元、村级1114.76万元),占6.53%。D、如通乡镇油路、农田水利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形成的债务4922.01万元(其中乡级3070.66万元、村级1851.35万元),占8.92%。E、因村级财务管理混乱,干部因素形成的历史性债务1335.54万元(其中乡级968.14万元、村级367.4万元),占2.42%。F、农户欠交税费, 逐年欠款而增加形成的集体债务10640.2万元(其中乡级4659.72万元、村级5980.48万元),占19.29%。H、其它原因形成的债务13818.54万元(其中乡级12769.78万元、村级1048.76万元),占25.05%。 按债权人划分:A、欠银行、农村信用社、基金会及其他金融机构20131.79万元(其中乡级17614.46万元、村级2517.33万元),占36.49%。B、欠乡村工程业主3418.82万元(其中乡级2755.70万元、村级663.12万元),占6.2%。C、欠乡村干部7682.6万元(其中乡干部5769.09万元、村干部1913.51万元),占13.93%。D、欠乡村教师2518.4万元(其中乡级2452.30万元、村级66.1万元),占4.57%。E、欠民间个人2568.06万元(其中乡级l537.07万元、村级1030.99万元),占4.66%。F、欠其他经济组织10881.74万元(其中乡级6049.24万元、村级4832.50万元),占19.7%。H、欠其他债权人7960.58万元(其中乡级6408.47万元、村级1552.11万元),占14.42%。 二、乡村债务成因分析 1、财源有限。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撤区并乡、农村税费改革、免征农业税等农村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行,村集体不再有剩余产品的分配权和经济收入的支配权,“五统三提”、农业税附加等乡村集体收入也随之消失,乡缜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大多数被取消,预算外收入锐减,乡村集体收入来源被逐渐抽空;由于人才、技术、资金、市场缺乏、企业组织化程度低等方面的先天不足,曾经红火一时的乡镇企业,在90年代纷纷破产倒闭或改制重组,每个乡镇每年几十万元乃至上百万元的企业管理费收入顿时化为乌有;1988-1993年,国家实行:划分税种、核实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地方财政的留成比例较高,理财自主权较大,财政状况相对宽裕,而94年以后实行的分税制,地方的独享税种只有营业税、地方企业上缴利润、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等小额税种,而增值税、所得税地方只分享25%、40%,地方财源严重“缩水”。 2、刚性支出居高不下。由于机构雍肿,队伍膨胀,乡村二级的工资、误工补贴,办公费、交通费等基本支出使乡村不堪重负,政策性增资只能“挂空档”。旱涝灾害、山林火灾、矿山事故等突发事件而导致的不可预算费用,使原本拮据的乡村财力更加捉襟见肘。, 3、财源流失严重。分田到户后,村级集体财产被一分而尽;撤区并乡、企业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严重;人情税、关系税、税收征管力度不够,导致税收不能按国家政策足额征收;农民增收缓慢,,农业税费收缴缺口大,尾欠收缴难度大,征收成本高;实行分税制以来,一定四年的乡镇税收任务必须无条件完成,不能完成的乡镇只能高价买税(20~30%的手续费)或高息借贷垫交;成立于1994年的农村基金会、互储会,一开始就以高息和分红疯狂吸收存款,违规大额放贷,直接威胁金融秩序,99年国家下令强行关闭时,乡镇财政向国家举债1.181亿元兑付农民存款,农村“两会”清收不仅使县、乡、村支付了巨额的清收成本,还承担了1368万元的利息债务,至今还有9000多万元的不良贷款没有收回, 4、盲目性建设投资强力扩张。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政企不分,政府办企业、政府为企业担保贷款,使乡镇不得不花巨资为企业亏损买单,为企业偿还不良贷款本息;各种达标工程、政绩工程劳民伤财,使乡村债务陡增;为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政府运用行政手段组织农民发展新的生产经营项目,并和农民签订保产保利合同,项目失败后,政府不得不替农民交纳巨额学费。 5、预算约束力不强,挥霍浪费严重。乡镇人大会议上通过的财政预算报告往往是一个形式,乡镇的财政支出一是拆东墙,补西墙,毫无预算可言。二是乡镇财政支出往往是书记、乡镇长说了算,管他预算不预算,支出决策不仅脱离预算而且基本上没有民主可言、更不要说财务制度了。三是村级财务管理混乱,乡级财务账性违规违纪支出现象较为普遍,有限的乡村财力“跑、冒、滴、漏”严重,乡村债务雪球越滚越大。四是乡镇主要领导异动频繁(平均任期2年左右),在领导的潜意识中,根本就没有长远打算,大多是过日子、守摊子、找路子,希望早日脱离“苦海”,支出的随意性也就被无限放大。五是村一级的支出就更没有计划了,“到手就是财、今朝有钱今朝用,管他明天怎么过”,是大多数村干部的理财之道。 在现行的乡村绩效考核机制中,数字化强制性硬指标不少,唯独没有行政成本的考核指标,乡村干部在行政过程中,没有成本意识,从客观上助长了铺张浪费的不良风气。个别乡村干部为了自己的仕途和声誉,不惜花公款制造虚假政绩为自己脸上贴金。在乡村财力日益拮据的状况下,办公费、交通费、通信费、公务接待费却节节攀升,大吃大喝俨然成风,公费请客送礼愈演愈烈。在公款消费上讲排场、讲档次、互相攀比,债务包袱越背越重,群众怨声载道。 三、乡村债务影响分析 巨额的乡村债务对基层组织运转、农村社会稳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1,是违法行政的重要诱因。乡村出现收支失衡后,乡村干部首先想到的是利用行政资源,巧立名目向行政相对人收取各种费用,因而,农村“三乱”久治不止;为了弥补工作经费的不足,乡村两级均热衷于违规征用土地搞建设,通过炒地皮,从中获取20-30%的收益;由于经费紧张,驱使政府机关和干部采取各种隐蔽手段经商办企业;为确保正常运转,乡村干部千方百计找门路,以项目建设为幌子,通过非正常途径,采取非正常手段,争取上级支持,以弥补工作经费不足。 2、直接影响党的执政能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沉重的债务包袱,使乡村主要领导整天处于“借新债、还旧债、躲追债”的状态下,影响了他们谋划经济发展的精力;湘潭县的干部工资只有~~市的1/2、长沙市的1/3,并且还不能按时发放。乡村干部为垫交税费、垫付工作经费,每人手里攥着几千元、上万元乃至10多万元的“白条”,兑付遥遥无期,乡村千部人心涣散、意志消沉;面对存量和增量均严重不足且强制带病超负荷运行的农村基础设施、亟待完善的社会事业公益设施,乡村二级无力改造和建设,农村公共产品供需脱节的现象更加严峻;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保障,有限的农业技术推广经费和教育经费被乡村挪用已习以为常,直接影响农业科技推广和农村基础教育。沉重的债务包袱,致使乡村二级运转困难,公共服务职能难以正常发挥,势必影响党的执政能力,同时,由于公共投入不足,也直接制约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影响农民增收致富。 3,有损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巨额的乡村债务使乡镇政府、村委会成为农村最大的债务人。对内,欠乡村干部的工资和公款私垫费用,对外,大到欠金融机构贷款、施工单位工程款,小到欠水电费、运费、餐费、办公用品费,而且在目前状况下,乡村根本不具备偿还能力,只能采取能拖就拖、能躲就躲的应对之策,社会公信度大打折扣。债主为了早日拿回欠款,无奈之下,只能无休止地纠缠乡村干部,围堵干部家门和乡村驻地、封堵学校大门、强行搬走农具和办公用品,搞得乡村干部声名狼藉,无法开展工作。 难题之二: 农民增收问题 近年来国家实施了一系列惠农政策促进农民增收,但受多种因素制约,农民增收依然十分困难。农民富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目的,增收困难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大挑战。 首先是种养业增收难。农业抵御市场风险和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弱,增收的不稳定性较大。虽然国家对农民实行了种粮补贴,但生产资料和机械作业费等持续涨价,无形中增加了生产成本,农民从事种养业增收困难。二是产业化带动难。近几年农业产业化有了一定发展,但农业竞争力总体还不强,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还不高,带动农民增收不明显。公司加农户和协会加农户等模式并未给农民增收带来多少实惠。公司、协会和农民之间还未真正形成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农民几乎没有在企业或协会的二次分配中获益增收。有的地方将合作经济组织或协会作为普通企业对待,有的作为社会团体对待,还有的地方根本没有适当的名分。这种混乱局面使得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贷款、纳税、保险等诸多方面困难重重,严重妨碍其发展。三是转移性增收难。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的比例逐年增加,外出打工和就地转移的劳动力队伍庞大,但由于综合素质低,大多数劳动力仍从事着低收入的工作,技术型、技能型劳动力转移输出很少,无法获得较高收入,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受到抑制。四是政策性增收难。自2005年起,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及其附加,“一免三补”政策提高了农民的种田积极性,但农民依靠政策增收的空间也在缩小,没有更多途径。 一、农业政策执行情况 税费改革前的2001年,~~县农民的税费负担情况为:农业税28404509元、农业特产税5160000元、生猪屠宰税1352700元、乡统筹47604645元、村提留18886556元,共101408410元。人平负担98元,亩平(按计税面积计算)负担108元。一些临时性摊派和搭车收费(约30元以上/人)尚未计算在内。 2002年税费改革时,湘潭县核减一批不合理计税面积,合理确定计税产量,取消农业特产税、生猪屠宰税和“五统三提”,将农业税费门类规范为农业税和农业税附加,2002年和2003年因税费改革使农民减负约30元/亩。 2004年农业税税率由7%下调至4%,全县农业税及附加总额3304万元,人平负担31.98元,亩平负担35.30元,较2001年下降67.42%。 2005年,农业税全免,全县预计免征农业税6046.4万元,从此,农民完全从税费负担的梏桎中解放出来。 2003-2004年,~~县共减免农业税10116.4万元,得到了上级财政等额专项转移支付。 2002-2004年,~~县共下援农业税灾社减免2163.7万元,重点照顾贫困村组的农户、五保户、烈军属、残疾人、受灾群众和水库库区内的困难群众。 2004年,~~县严格执行国家政策,发放直补资金970万元,粮补资金1544.4万元,使农民直接增收2514.4万元,人均增收24.51元。 二,2000~2004年~~县农民收入情况 〈一〉、农民人均纯收入总量及构成的变化情况。 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00年的2644元增加到2004年的3681元,5年内增加1037元,增长39.2%,年均递增8.62%。 2000—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度增长具有极大的不均衡性(2000年较1999年增长3.97%,2001年较20001年增长5.3%,2002年较2001年增长5.7%,2003年较2002年增长7.5%,2004年较2003年增长16.3%)。5年中,农民收入虽稳步上升,但有四年的年间增速低于8.62%的年均增速;其增长规律具有较强的阶段性和明显的跳跃性,前四年为低速期,年均增速仅6.17,2004年为快速增长期,较2003年增加516元。增长16.3,首次超过城镇居民纯收入增返5.3个百分点。若没有2004年的高速增长支撑,就不可能实现8.62%的年均增速。 5年间,农民纯收入的构成基本稳定。家庭经营收入占60.78%,5年间的增减幅度稳定在58—2.5%之间;工资性收入占36.19%,5年间的增减幅度稳定在34.3~38.9%之间;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仅占0.87%、2.16%。湘潭县2004年农业总产值44.3亿元,农业增加值25.21亿元,粮食种植面积187.4万亩,粮食总产量85.72万吨,出栏牲猪234.49万头,农民人均纯收入3681元,分别比上年增长8.6%、8.5%、17.3%、14.7%、8.4%、16.3%。以上数据显示,随着一系列以“多予、少取、放活”为核心的支农扶农政策的颁布实施,农业和农村取得了多年以来难得一见的好形势,粮食生产在短期内实现了恢复性增长,农产品全面丰收,农业效益明显提高,特别是农民收入增幅首次超过城镇居民,成为国家宏观调控下,县域经济特别是农业大县县域经济的最大亮点之一。 〈二〉、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特点 1、农民收入的增长仍然依赖于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收入来源渠道依然狭窄。 2、农民收入增长与国家政策紧密相连,2004年农民收入的快速增长主要是政策效应。免征农业税不仅使农民减轻了负担,更重要的是从源头根治了农村乱收费的痼疾,使各种巧立名目的搭车收费失去其依附的载休,广大农民群众可谓欢呼雀跃,拍手称快。直补、良补给了农民一条稳定的政策性增收渠道,减负和增收使农民在长期的“高负低收”的恶性循环下解脱出来。 3、较长时期内农民收入增速一直低位徘徊。以2000~2004年为例,年均增速仅8.62%,其中,2000年较1999年仅增长3.97%,2001年增长5.3%,2002年增长5.7%。扣除物价上涨因素,2000~2003年的农民收入增长处于停滞和负增长状态。 4、农民收入的内部分化日趋加剧。2003年,我们调查了8个乡镇20个村50户农户的收入情况,户均收入8400元,其中年收入10000元以上的17户,占34%;年收入在5000~10000元的26户,占52%;年收入1000~5000元的5户,占10%;年收入1000元以下的2户,占4%。 三、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 1、农民增收的空间非常有限。1998年以来,农民收入持续低迷的原因除政策等因素外,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经历了10多年的家庭经营后,农村生产力、单位土地面积的生产效率已经发挥到了极至,在新的经济体制、产业格局、生产经营模式没有出现以前,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必然进入“休眠期”。2004年的增产、增收、增效缘于政策好、市场旺、人努力、天帮忙,政策的引扶效应和市场的刺激效应又一次发挥到了极至,要保持2004年的良好发展态势已属不易,要谋求新的发展和突破,难度可想而知。 2004年,农作物产量和价格也接近峰值,依靠提高单产和市场涨价增收显然“内存”严重不足。在世界农产品生产与贸易不断集中、全球农产品贸易的垄断性经营、发达国家对农产品进行巨额补内贴并对其他国家的农产品进口设置绿色壁垒的国际背景下,中国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不强。 2004年,我国农产品的平均关税从45%下降到17%,许多农产品的关税普遍下调20—30%,国际农产品在中国的市场价格也将下降20—30%,农产品价格回落的压力越来越大。一家一户的小生产已经无法经受国际国内大市场的冲击,国内农产品生产和加工企业面临新的考验和挑战。 进入鸡年,农产品价格就遭遇“寒潮”,首先是稻谷价格比2004年下跌5~8元/50kg,接着是4月下旬~5月下旬的牲猪价格直线下跌,良杂猪由去年的10.2元/kg跌至8.4元/kg ,良良猪由去年的11元/kg跌至8.4元/kg,在经历了一个月的低价运行后,牲猪价格才触底反弹,小幅上扬,但仍然没有恢复到2004年的价格水平。工资收入己成为农民收入的“创业板”。受国民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和就业机会相对较多的影响,尤其是城镇建筑业、制造业等对农民工需求大的产业增长强劲,民工外出务工寻找工作的机会相对较多。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将为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提供一定数量的就业岗位。估计在近几年,工资性收入会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贡献因子。但,从发展的角度看,劳务经济也面临诸多制约,一是竞争越来越激烈。全国共有农村劳动力42亿,农业自身的劳动力需求只有1.7亿,尚有3.1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加上城镇下岗失业工人和新增就业人员,城市的承载能力相对有限。二是随着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少。三是劳动力的供大于求,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体力型务工人员的薪金待遇会越来越低。四是湘潭县的劳务经济至今是一种自发经济,管理松散,组织化程度低,若不引起高度重视,就有可能失去部分劳务输出市场。 2、农民增收的风险性系数大。农村是一个庞大的“露天工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农民是“靠天讨吃”。目前,我国尚末建立农业风险救助机制,一遇自然灾害,农民就只能望天兴叹。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实现了超常规的快速发展,资源、环境压力也与日俱增。众所周知,过度开发和盲目扩张所带来的环境污染、水士流失、生态失衡、资源紧缺必然导致气候的反常,自然灾害发生频繁,农民增收的风险系数也就不断放大。 3、农民增收的自主性非常有限。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受思想观念、认知水平的限制,农民死抱自己的一亩三分自留地不放,适应市场经济规律的土地浪转机制难以形成,产业结构调整步履艰难。作田、养猪、打工不可能使农民收入出现量的飞跃和质的变化,增收动力明显不足。 农产品价格是农业的“晴雨表”,农资价格又是农业的“风向标”,农民对“二价”只能无条件的被动接受,农民增收的不确定因素增加。今天以来,农产品价格有较大幅度的下跌,农资价格却一路飚升,尿素零售价(下同)1950元/吨,同比(下同)上涨14.9%;钾肥2200元/吨,上涨29.4%;碳胺540元/吨,上涨17.4%;复合肥1050元/吨,上涨32.9%;种子9元/kg,上涨28.6%;农地膜14元/kg,上涨4%;抛秧盘0.65元/块,上涨160%;农药的平均涨幅也在20%以上。因农资涨价,农民种田成本增加50元以上/亩。按2004年湘潭县“二补一免”55.72元/人计算,政策给农民带来的收益被农资涨价全额抵消。 受煤、电、油、运紧张和原材料涨价等因素的影响,农资价格上涨有其客观原因。但透过涨价现象还是可以发现一些不可忽视的深层次的问题。一是近年来,舆论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宣传有失偏颇。农业和农村经济刚有转机和起色,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把农村形势说得天花乱坠,片面宣传和夸大成就,对仍在存在的各种问题或是忽略不计,或是轻描淡定,给人以“三农”问题已经解决,农民已经富裕的舆论误导,各行各业,特别是农资生产商和经销商也就争先恐后来分“蛋糕”,为农资涨价埋下伏笔。二是农民对农资生产成本、进零差率等生产经营信息全然不和,涨不涨价、为什么涨价、涨多少,全是生产企业和经销商的一面之词。三是国家在农业生产资料的“产前”补贴方面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投入大量资金,但真正的“好处”往往落到了生产企业和经销商手中,他们一方面享受国家的行业政策优惠,一方面叫苦不迭,大呼亏本经营,一次又一次提高农资市场价格,最终受“挤榨”的还是农民。 难题之三:村镇规划问题 一、农村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情况 二、98年以来建设的农村基础设施项目当前存在的问题 难题之四:投入机制问题 1,金融资源流失严重,经济发展受资金“瓶颈”制约 2、上学难、看病难、贷款难,打官司难。 主要原因:政策失衡、体制障碍、城乡隔阂 原因之一:生产经营模式落后,产业科技含量不高。 原因之二:基础设施薄弱,综合生产能力脆弱。 原因之三:乡镇机构雍肿,干部队伍庞大。 表现之四:乡村两级经费紧张,基层组织运转困难。原因之五:党群关系疏离、干群关系紧张。 原因之六:社会保障体系严重缺失 劳务输出引发社会问题 生产发展 用工业化的理念 实现经济重建
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哲学思考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哲学思考 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教育研究与教师培训中心 葛兴坤 中国共(论文库)产党第十(论文库)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论文库)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目标,中(论文库)共中央、国务院又于2005年12月31日颁布了《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十一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放在各项战略任务的首位。这些举措,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改变我国“三农”落后面貌的勇气和决心。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和实施,对全面建设和谐社会意义重大,它尊重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哲学原理。 一、体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要求 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我们想问题、办事情要把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作为根本出发点。 一切从实际出发,就必须了解国情、立足国情。我国已由农业国发展成为现代工业国,但农业依然落后。近几年,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支农惠农的重大政策,农业和农村呈现出好的发展势头,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仍然艰难,农业基础设施脆弱、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依然突出。2005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255元,不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93元的1/3,两者的增长速度分别为6.2%和9.6%,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没有公平,就没有和谐;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在“十一五”到来之际,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决策,符合中国国情,非常必要和及时。 党中央、国务院强调以务实的态度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提出“五要五不”原则:要注重实效,不搞形式主义;要量力而行,不盲目攀比;要民主商议,不强迫命令;要突出特色,不强求一律;要引导扶持,不包办代替。这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哲学思想的充分体现。中国疆域辽阔,农村广阔,地区之间差异大、不平衡。新农村建设必须从本地的实际出发,谨防出现“一阵风”、“大跃进”、“一刀切”等脱离实际的不良倾向。 二、体现了“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观点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任何事物都与它周围的事物相互联系着;任何事物内部的各个部分、要素、环节也是相互联系的;整个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其内部的各个部分、各要素、各环节都是密切相联的。 普遍联系的观点,要求我们学会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联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举全社会之力量建设新农村,农村和农业发展了,又会给工业和城市带来新的发展。“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用联系的观点指明了新农村建设中工农城乡的关系。2005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达到2975亿元,粮食总产量达到9680亿斤。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得到加强,粮食稳定增产和农民持续增收,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稳定奠定了基础。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从事物联系的内部,高度重视和妥善处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实现整体或系统的良性发展。 联系的观点还告诉我们,任何整体都是由部分组成的,部分的变化会影响整体的变化,有时还会对全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在强调局部服从整体的前提下,必须十分重视局部的作用。只有把局部搞好了,才能发挥使整体功能得到最大发挥。针对农村市场营销的薄弱环节,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积极发展农产品、农业生产资料和消费品连锁经营,建立以集中采购、统一配送为核心的新型营销体系。针对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积极推动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开展和谐家庭、和谐村组、和谐村镇创建活动。 三、体现了“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的要求 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要求弄清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处的阶段和地位。坚持发展的观点,就要学会通观事物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学会照应事物发展过程的各个阶段,立足今天,面向未来,善于提出新问题,明确新任务。 在过去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农村、农业、农民为工业和城市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和牺牲,促进了工业和城市的蓬勃发展。当前,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初步具备了加大力度扶持“三农”的能力和条件。2006年全国彻底取消农业税,长达2600年的古老税种从此退出历史舞台,这是社会发展跨越农业时代的重要标志。 “十一五”时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打下坚实基础的关键时期,是推进现代农业建设迈出重大步伐的关键时期,是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取得突破进展的关键时期,也是农村全面建设小康加速推进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抓住机遇,加快改变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局面,扎实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用发展的观点理解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阶段性、长期性,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向,自觉地肩负起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个神圣而繁重的历史任务。 四、体现了“矛盾普遍性”的原理 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事有矛盾,时时有矛盾。这一原理要求我们全面分析矛盾,坚持两分法,防止片面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在全面分析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诸多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遵循了矛盾的普遍性原理。 解决好“三农”问题,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重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党中央、国务院在全面分析矛盾的基础上,提出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断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把农业科研投入放在公共财政支持的优先位置,提高农业科技在国家科技投入中的比重;把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重点转向农村;提出了加快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优先解决高氟、高砷、苦咸、污染水及血吸虫病区的饮水安全问题;加快农村能源建设步伐,在适宜地区积极推广沼气、秸秆气化、小水电、太阳能、风力发电等清洁能源技术;以沼气池建设带动农村改圈、改厕、改厨;引导和帮助农民解决住宅与畜禽圈舍混杂问题;搞好农村污水、垃圾治理,改善农村环境卫生等。免除农业税后,为保证基层政权正常运转和农村义务教育的需要,从2006年起,国家财政将每年支出1030多亿元,解决免税后产生的新矛盾。 从矛盾普遍性的原理出发,充分认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艰巨性、长期性、复杂性。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在全面分析矛盾的基础上,科学决策,扎实稳健地推进新农村的建设。 五、体现了“主次矛盾及其相互关系”的原理 在事物发展中处于支配地位、对事物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矛盾,叫做主要矛盾;其它处于从属地位、对事物发展不起决定性作用的矛盾,叫次要矛盾。主次矛盾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在事物发展过程中,虽然主要矛盾处于支配地位,起着决定作用,但次要矛盾反过来也会影响主要矛盾的发展和解决。学习主次矛盾及其相互关系的道理,要求我们看问题办事情既要于抓住重点,又要学会统筹兼顾。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途径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也就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我们在集中力量抓这个主要矛盾的同时,决不能忽视次要矛盾,要统筹兼顾,恰当地处理好次要矛盾。全部取消农业税后,巩固和发展农村税费改革成果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包括深化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等改革。这些改革,既涉及农村生产关系调整,也直接触及农村上层建筑变革,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 新农村建设涉及各个方面,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明确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思路、目标和工作措施,统筹安排各项建设任务。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区分轻重缓急,突出建设重点,加强饮水安全、农田水利、乡村道路、农村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教育、卫生等公共事业发展。要尊重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提高规划的科学性、民主性、可行性,确保新农村建设扎实稳步推进。 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决策,符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充分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哲学原理。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稳步地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让广大农民充分享受现代社会的文明成果。 欢迎投稿——内容:学校德育
你好,首先,加强乡村文化建设能够聚集多元的文化参与主体,留住新鲜血液,让更多青年人才投入到乡村的建设发展过程中,认识到乡村文化的优势。希望能帮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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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在要求,积极推进新农村文化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保证。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新农村建设需要新型的农民,农民的主动性、创造性是新农村建设的内因,新农村建设的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那么,如何促进新农村文化的建设呢? (一)废除城乡文化交流的制度性障碍,统筹城乡文化发展,加强城乡文化交流与融合。 一方面,要加强城乡文化交流,加快现代工业文明与传统农村文化的融合。人口流动可以促使城乡文明的碰撞与交流,这有利于冲击农村传统的生活方式,改变农民的精神生活、价值观念,进而引发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而这种交流与碰撞得发生关键是需要政府打破限制城乡文化交流、人口有效流动的各种制度性障碍,构建城乡文化交流的机制和平台。另一方面,要根据城乡不同的文化需要,正确处理农村传统文化与城市现代文化的矛盾,采取不同的文化推广形式和推广运行机制来统筹城乡文化发展。在农村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结合与碰撞中,把推广现代文明与发展农村特色文化有机结合起来,进行创造性地改造。 (二)强化政府文化职能,充分发挥政府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增加对农村文化产品的供给。 各级政府应从城乡和谐发展的战略高度重视新农村文化建设,进一步强化政府的文化职能:政府作为文化产品的供给者,应加大对农村文化建设的财力投入和转移支付,用于文化建设的财政资金增量应向农村地区倾斜;改变过去重经济、轻文化的政府职能,强化农村文化产品投入;建立和完善政府农村文化建设监督制度,纠正农村腐朽陈旧落后的文化,传播积极向上的新农村文化,为新文化的传播培育良好的氛围和环境。 (三)大力发展和推广农业科技教育,向农村传播新知识、新思想、新技术,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综合素质。 农村文化不发达最主要体现在农民无法掌握与现代社会需要相适应的思想观念、知识文化和能力技能,从而导致生存、生活、社会适应能力跟不上社会发展和对社会发展的不适应。作为政府除了向农村地区教育投入倾斜外,为了缓解政府财政压力,还可以引导民间资本、非营利组织在农村发展教育事业,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得投入,积极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做好农村劳动力培训工作,切实提高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
一、研究背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乡村文化建设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重要课题。乡村文化建设不仅是乡村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乡村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因此,如何探索乡村文化建设的路径,已经成为当前社会发展的重要课题。二、研究目的本文旨在从理论视角出发,探索乡村文化建设的路径,为乡村文化建设提供理论指导。三、研究内容1. 从理论视角出发,探讨乡村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包括文化资源的发掘、文化传承的保护、文化创新的推动等;2. 分析乡村文化建设的现状,探讨乡村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3. 根据乡村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和现状,提出乡村文化建设的路径,包括政策支持、社会参与、文化资源开发等;4. 就乡村文化建设路径提出相关的建议和对策。四、研究方法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实地调研法、案例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以深入探讨乡村文化建设的路径。
乡村振兴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方针,包括五大方面:产业振兴、文化振兴、人才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作为乡村振兴咨询机构--北京宏海泽远咨询有限公司,十年专注于产业研究、产业开发、产业模式设计,依托项目主体全方位策划落地,目前主要以产业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人才振兴为核心筛选项目、模式开发设计、资源对接、运营服务请咨询北京宏海泽远咨询有限公司。
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之魂,加强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乡村文化自信的缺乏是制约乡村振兴的重要因素,加强乡村文化建设对于促进乡村文化自信、乡村全方位振兴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要解决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缺失、承载资源退化、主流价值观念弱化等现实难题,需要在主体维度吸引乡村文化建设多元主体的参与,在载体维度坚持守正创新,在价值维度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养文明乡风。
乡村文化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动力源泉。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将它列为决胜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坚定贯彻实施的战略之一。
必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提升农民精神风貌,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
乡村文化振兴贯穿于乡村振兴过程中的各个方面,为更好解决“三农”问题,推动中国农民农业农村“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内生动力,加强乡村文化建设,是全面促进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
良好的乡村文化、文明的乡风不仅能够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消解农民的精神贫困,而且能够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培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文明风尚、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大精神动力。
因此,将文化建设纳入新时代乡村建设蓝图之中,把握乡村振兴视域下加强乡村文化建设的价值意蕴,客观分析我国目前乡村文化建设存在的现实困境,积极探求新时代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路径,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
《乡村建设理论》认识问题论的现实意义 《乡村建设理论》是梁漱溟社会政治思想的代表作,围绕乡村建设,作者分析了中国乡村建设的重要性,并且将其放在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最基础要求,从认识论的角度提高乡村建设的必要性,然后自然而然提出自己的建设理论。从全书的理论分布来看,作者很重视剖析中国社会中的问题。而且相比较其他大部分的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分析问题症结的方法具有给予后人更多思考和探究的地方。 在本书的上篇中,主要是从历史学的角度和以文化社会学的分析方法,来观察、分析中国社会结构及文化传统性质的,它作为乡村建设理论的依据和乡村教育思想的基础,充分地总结和提炼了有关中国社会改造与乡村教育的基本原则,许多论述中富有真知灼见,揭示了中国乡村社会与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为当时从事教育改革和社会改造的人们提供了认识与解决中国问题的新思想新方法。 《理论》认为,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原有社会结构完全被破坏,农业自然经济解体,专制统治丧失基础,国家处于一盘散沙,任人宰割,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中。它既不同于东方日本,亦不同于西方欧美,因为日本与西方已进入资本主义工业化,都市文明处于上升时期,“而中国此刻政治上、经济上都没有路走”,整个社会原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走向崩溃。旧结构破坏,新结构未建立,以致中国处于散漫无组织无自控能力的窘境之中。中国原有状态的破坏,其根本原因在于西方文化的侵入,导致了中国固有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急剧冲突,因此文化失调是造成中国如此局面的内因。而将这种理论放在今天也不无成立。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加快与世界交流的速度,与西方文化渗透进中国的内容越来越多,而中国将本国文化输出的成果收效甚微。以传统节日为例,西方的情人节、圣诞节不仅成为商家见缝插针的凭借,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相比较中国传统节日的宣传,其在文化传播的比重上尤显优势,这也导致了中国如今的年轻人不懂得传统节日的内涵和传承意义。文化失调的提出,具有深远的见识,对如今的社会结构构造和发展也有着不容小觑的意义。 梁漱溟认为,伦理本位、职业分立是交相作用和互相助益的。即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职业分立经济决定伦理本位的社会关系形成与巩固,而伦理关系的形成与巩固,它“消极不使超于阶级对立,即是积极助成职业分立。”在消费上,西方人的钱多用在生产上,在中国则多用于消费上。故西方趋于生产本位,自由竞争,演为资本社会的阶级对立,“中国由伦理相保,趋于消费本位,终不演成阶级。”伦理本位所以大有造于职业分立,使经济上不能形成垄断阶级,所以中国旧社会亦不能形成专制独裁之势。这样,中国社会结构是超稳定的,“只有周期性的一治一乱而无革命”,秩序所赖以维持的不是国家法律,而是“教化、礼俗、自力”。质言之,教化与礼俗之所以作为维持社会政治秩序的治具,主要是由“伦理本位”的社会内在结构决定的。伦理秩序的好坏,直接关系国家政治秩序的稳定与否。因此重建社会伦理秩序是中国起死回生的根本问题。如今的新闻报道常常出现以家庭为基础的悲剧报道,或是老人不受赡养,亦或年轻父母不抚养小孩,将其随意放进“特殊学校”,接受电击疗法,以期改变小孩的某种“恶习”,这些种种都反映了如今的社会伦理秩序的混乱。中国的父母,不以身作则,一方面用言语上的粗暴或者行为上的打骂对待亲生父母,另一方面却要小孩做到礼义廉耻各个方面的完美,不仅不利于下一代人对传统美德的继承,更在社会上营造了歪风邪气,成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一大障碍。 基于这些认识,梁漱溟指出乡村建设是中国的唯一出路。这里不针对其作批判,因为方法论的提出是要根据实际的情况才能作出的,社会的大根本问题虽然存在,但是考虑联系到如今社会细枝末节的问题,还需要多多从实践中提取、假设,而后作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他对于社会大问题的认识是值得我们好好领会和反思的。
顺便说下,我写读研日记完整记录学习变化,也是受近代史王老师的启发。他在课上多次提到晚清四大日记,然后在讨论戊戌变法专题的时候,介绍过茅海建老师对康有为自述等内容的考证。包括蒋委员长的日记自从公开后,被后人翻烂了。他自己也从研究生之后开始写日记,主要研究明清以来的城市史和延安时期的科技史(我的第一反应是“延安自然科学院”),治学很严谨,也比我小好几岁,但非常谦虚,每次上课前我们都寒暄几句,然后对我褒奖下:学习很辛苦啊。 关于我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三个历史决议的研究,自己定一个小要求:每天都把原始文本看几遍,每天增加几篇文献和最新报道,每天写几百字。具体分为这个月先写第三个历史决议的文本分析,选一个小角度,比如用词。然后再大的文本比较,最后再考虑三个历史决议一起比较。争取后面再定期拆解分析相关的新闻评论和文献,估计拆分个100篇以上就能摸索出规律了。 今天看到某期刊需要投稿时注明:中图分类号。所以投稿一定要看具体期刊要求,格式要求五花八门的。百度一搜中图分类号,就有网站可以匹配你的题目对应分类号。查了下我的上一篇分类号应该是:D091.6。准备上一篇参加论坛的论文(就是论梁漱溟早期思想)反馈回来后,就来试试投一投。 中午搜索了下王稼祥的文集和传记,目前至少有两个硕士、两个博士毕业论文写他。作为老乡,是不是可以研究研究他?提到俺的老乡,我还在看乡村建设理论时找到李紫翔,曾经编著《中国乡村建设批判》,曾任冯玉祥秘书,应该是宣城第一位共产党员,建国后曾任民革中央委员。 今天收藏了比较强大的党史方面的网站:
第三波乡村建设改良运动以“生计为本、互助合作为纲、多元文化”为根基本原则.
当下正在持续进行的第三波乡村建设以“人民生计为本、互助合作为纲、多元文化为根”为基本原则;以城乡一体为新的分析单位与建设对象;以组织创新与制度创新为基本方针;以城乡互助与包容为生态文明背景下的基本方向;
以“学生下乡 教育支农”、“农民合作 改善治理”、“农业生态城乡融合”、“工友互助 尊严劳动”、“社会参与文化复兴”等五大工作为基本形式;以促使长期外流的“三要素”及其他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各种资源回流乡土中国,促使资源环境可持续条件下的民生安全为最终目标。
乡村建设的意义
乡村建设与全球范围内多样化的另类实践彼此呼应,不管是尝试摆脱殖民主义多重压迫与话语束缚的广大第三世界民众,还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对不可持续发展模式提出质疑和挑战的实践者。实际上都在各自条件与现实空间中,进行着丰富多彩的创新性探索,在限制中寻找并创造“新可能性”的努力。
由此共同构成了乡村建设的世界性光谱与全球性视野。虽然其对地方化与本土性的强调使其经常淹没于国家与全球脉络主导下的大叙述中,但其对草根弱势群体、生态环境、多元文化和第三世界来说,却具有独特的启示意义。
中国乡村建设贯穿于现代化进程之始终,其根植乡土大地,却不拘泥于现实田园。一方面,在危机状况下积极回应着城乡二元结构这一基本体制矛盾下不同形式的“三农”问题;另一方面,这种建设性改良延续着大众广泛参与的民间社会史,同时基于对“老中国”的再认识,对平民、知识、知识分子及中国在现代世界体系处境进行着动态的发现与自觉。
给期刊投稿,方法如下:1、选择邮寄方式进行投稿。首先确认要邮寄投递的地方与自己的稿件要内容相符。确定好自己的信息。邮寄之后就等待投递结果即可。这个不行继续投递下一个。2、还可以选择网上投递,使用电子稿件进行投递,网上投稿采用的可能性更大。因为这样可以加快编辑的处理速度,更快的处理稿件结果。
《装饰》如何?清华主办的 月刊,核心期刊,国内权威的了~ 如果你想发,咱们可以私聊。
建筑科学 和 建筑技术 ,这2个都是北大中文核心期刊。
艺术类国家级核心期刊有《美与时代》和《艺术品鉴》。
可以在《美与时代》和《艺术品鉴》上发表美术理论,这两种刊物均在中国知网收录。
扩展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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