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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在《文艺研究》、《四川文物》、《故宫博物院院刊》、《新美术》、《美术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商周青铜器饕餮纹研究述评》、《绘画资源的开放——古物陈列所与民初中国画》、《重读蔡元培“实物写生”论》、《认知眼光与二十世纪中国画》、《文人理想的幻灭与重建——文徵明的出仕、致仕及其心理辨析》等论文数篇；出版《中国美术考古学史纲》、《明代吴门画派》、《商周青铜器之饕餮纹研究》、《中国画山文化》、《艺术中的女性》；参与编著高校教材《中国美术史》、《中国古代绘画史》；独立承担国家课题“民初美术改良之价值重审”；承担国家级课题一项；曾参与创建中国保利国际拍卖公司，出任中国书画部经理；并组织策划过《新改良—新锐画展》、《诗画红楼》、《游离》、《思想﹥手感》、《—新锐2008年提名展》、《幻象·本质—工笔画当代性探索展》等展览及活动。
2013年01期目录 济源市东街明代壁画墓发掘简报 陈良军;郭少飞;候加贵;丁栓红;韩彦刚;杨蕊;丁永俊;卫建波; 对《试析琱生诸器之人物关系及其他》的一些意见 白光琦; 柿子滩遗址穿孔饰品的穿系方式研究 宋艳花;石金鸣; 石家河文化的北渐及其对豫中西地区的影响 刘俊男; 长江中游生态环境对新石器时代陶器制作的影响 笪浩波; 宗教学视角下的西水坡45号墓 朱磊; 史前青铜冶铸业与中原早期国家形成的关系 张海;陈建立; 跨湖桥遗址所出刻划符号补释 牛清波; 商周戈之使用略谈 石晓霆; 先秦古简与生态环境史研究 李金玉; 许昌汉画像石门楣探析 赫连玉芳; 新出土唐刘宪墓志疏证 毛阳光; 郑州黄岗寺北宋贾正之及其妻蔡氏墓志考 信应君;信宇鹏; 试论文化遗产保护中“人”的因素 吕宁; 山东昌邑清代刘炳勋墓碑考释 刘洪波; 云南曲靖八塔台墓地铜器分析 赵凤杰;李晓岑;刘成武;康利宏; 江苏江阴明墓出土粘连纸质文物的揭展和研究 郑冬青;张金萍;何子晨;左骏;
商代青铜器纹饰的审美特征http://dlib.cnki.net/kns50/detail.aspx?filename=AHSD200301018&dbname=CJFD2003【英文篇名】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corative lines on the bronze ware s in the Shang Dynasty【作者中文名】 朱志荣; 邵君秋;【作者英文名】 ZHU Zhi-rong; etc. （College of Literature; Suzhou University; Suz hou 215021; China）;【作者单位】 苏州大学文学院; 苏州大学文学院 江苏苏州215021; 江苏苏州;【文献出处】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Anhui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编辑部邮箱 2003年 01期期刊荣誉：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关键词】 商代青铜器; 纹饰; 线条化; 饕餮纹;【英文关键词】 the Shang Dynasty; bronze wares; decorative lines; taotie design;【摘要】 对商代青铜器纹饰的审美特征和历史变迁进行了系统阐释,由抽象化和线条化及其演进所带来的纹饰的变化,形成了商代青铜器的审美特征。就审美功能而言,青铜器纹饰包含着宗教性的内在意蕴,就形式而言,青铜器纹饰具有对称、均衡、节奏感和象征性等特征。【英文摘要】 The paper makes a systematic explanation of the aest he tic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historical changes. The changes of decorative lines brought by abstract lines and their development are the aesthetic characterisiti cs of the bronze wares in the Shang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esthetic f unctio n these decorative lines imply some religious meanings and from that of form t hey sh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ymmetry, equilibrium, rhythm, symbolizatio n and so on.商周青铜器饕餮纹的宗教文化特征饕餮纹是商周青铜器上最为常见的纹样,学术界对其图案特征的分析多局限于分类标准的需要。饕餮纹具有鲜明的宗教文化特征:在其多变的形态下稳定与统一,与商周宗教文化有着天然的联系。饕餮纹两侧配鸟纹,与目、眉构成神像,用以强化祖神文化。【作者单位】：安徽工程科技学院美术系;安徽工程科技学院美术系 安徽 芜湖 241000;安徽 芜湖 241000【关键词】：青铜器;饕餮纹;宗教文化;特征【基金】：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批号:2002jw106)。【分类号】：K876【DOI】：cnki:ISSN:1003-4730.0.2003-06-029【正文快照】：商周青铜器纹样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饕餮纹,其名源于“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吕氏春秋·先识览》)后世自北宋以来所有的金石书籍一直称这种神怪性的纹饰为饕餮纹。至于《吕氏春秋》为何将它名为“饕餮纹”,我们已经无从确知,但有一点却可以商代青铜器纹饰的象征意义与人兽变形商代青铜器纹饰的审美特征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corative lines on the bronze wares in the Shang Dynasty朱志荣 邵君秋对商代青铜器纹饰的审美特征和历史变迁进行了系统阐释,由抽象化和线条化及其演进所带来的纹饰的变化,形成了商代青铜器的审美特征.就审美功能而言,青铜器纹饰包含着宗教性的内在意蕴,就形式而言,青铜器纹...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Anhui Normal University(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2003年,第01期浅论商代青铜器的纹饰艺术尹春洁中国青铜器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特别是到了商代晚期,青铜制造业得到迅猛发展,进一步推动两周时期青铜器的发展,使中国的青铜文化达到高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青铜器纹饰,无愧于古代装饰艺术的典范.内江科技 NEIJIANG KEJI 2006年,第09期浅论商代青铜器的纹饰艺术尹春洁中国青铜器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特别是到了商代晚期,青铜制造业得到迅猛发展,进一步推动两周时期青铜器的发展,使中国的青铜文化达到高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青铜器纹饰,无愧于古代装饰艺术的典范.内江科技 NEIJIANG KEJI 2006年,第09期商代青铜器纹饰的象征意义与人兽变形 Standardized Representational Devices of The Mask of Bronzes And Human to Animal Metamorphosis in Shang江伊莉 刘源商代青铜器纹饰具有一定的结构和层次,人兽变形、身体简化、蝉纹和吞噬姿态等特征说明其中蕴含着商王变形力量的象征.这种象征着变形力量的纹饰所表现的可能就是高祖夒.殷都学刊 Yindu Journal 2002年,第02期商代青铜器宗教思想探析陈春会器以藏礼,商代青铜器作为祭祀重器,蕴藏着丰富的宗教思想.关于商代青铜器具体纹饰的宗教含义,前人多有探索,但系统讨论青铜器器形及纹饰所蕴藏的宗教思想的学者及论著还很少.随着商代青铜器发现和研究的不...考古与文物 Archaeology and Cultural Relics 2004年,第06期从太清宫长子口墓的考古美术资料看商末青铜纹饰 From mouth archaeological fine arts materials the end bronze line decorations of watching etc. Of tomb, eldest son of Taiqinggong Palace王大勇 WANG Da-yong商代晚期是我国古代青铜嚣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青铜铸品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得到空前的发展和提高.青铜器艺术成就也是前代不可比拟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青铜器的纹饰艺术,文章意从形式美的原理对商末青铜...周口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Zhoukou Normal University 2005年,第01期河南商周青铜器蝉纹及其相关问题 On Cicada Design of Bronzes of Henan in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汤淑君早在红山文化、良渚文化时期就已出现了玉蝉,而蝉纹最早出现在青铜器上是在商代.本文对河南商周青铜器上的蝉纹进行归纳、梳理,把他们分为无足蝉纹、两足蝉纹、四足蝉纹和变形蝉纹四种类别,并对该纹饰的有关...中原文物 Cultural Relics of Central China 2004年,第06期论新干大洋洲商代青铜器的审美特征 On Aesthetic Features of Shang Dynasty Bronzes Excavated in Da Yangzhou, Xin Gan朱志荣 石迪新干大洋洲商代青铜器是中国南方青铜器的典型代表.新干青铜器在造型上既重视功能,又栩栩如生,有组合创生的特点.在纹饰上,兽面纹中虎面纹体现了吴城文化特征,燕尾纹和鱼纹多简省变形,因而具有表现力,象...江西社会科学 Jiangxi Social Sciences 2007年,第07期商代青铜戈腐蚀机理与保护研究王蕙贞 魏国锋 朱虹 金普军人类历史上曾经历了一个以青铜器为特征的漫长的青铜时代.青铜时代及其文化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保存下来的种类繁多、造型别致、纹饰精美、结构复杂及铭文内容丰富、文字精练的青铜器,是...考古与文物 Archaeology and Cultural Relics 2001年,第03期殷商青铜礼器纹饰的意象形态孙修恩殷商时期青铜纹饰的意象形态深受史前和原始艺术的影响,在史前时期的器物和装饰上,可以找到诸多商代青铜器纹饰的雏形.但从发生学的观点来看,史前和原始社会的器物造型和装饰具有的抽象或意象形态的审美属性...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07年,第06期商周青铜器纹饰研究史述要 A Summary of the Research History for Bronze Ware Decorative Patterns in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张俊成商周青铜器纹饰研究在历史上虽取得很大成绩,但较之于器型、铭文、铸造的研究相对滞后,因此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对西周青铜器纹饰研究在历史上取得的实绩进行鸟瞰式的述要很有必要.内江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Neijiang Teachers College 2007年,第03期青铜器纹饰及象征性关键字：青铜器,纹饰中国的青铜器时代在公元前两千年左右形成，至春秋战国时期，经历了十五个世纪。到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青铜冶炼与铸造技术水平达到了巅峰。青铜器艺术所具有的强烈感情因素主要来自那些为商周时代所特有的装饰纹样，从饕餮、夔龙、凤鸟等纹饰可以看出它们与原始社会陶、玉器纹饰的渊源关系。青铜器纹饰一瞥常用于青铜器的纹样有：饕餮纹、夔龙纹、龙纹（爬行龙纹、卷龙纹、双体龙纹）、蛟龙纹、蛇纹（蟠虺纹、蟠虫离纹）、鸟纹、凤纹、波纹等青铜纹样。1、饕餮纹名称出自《吕氏春秋·先识览》：“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主要特征是它的主体部分为正面的兽头形象，两眼非常突出，口裂很大，有角与耳。有的两侧连着爪与尾，也有的两侧作长身卷尾之形，实际上是由两条夔龙纹以鼻梁为中心，侧身相对组成的，夔龙纹也是当时流行的一种纹饰。多用作辅助花纹。饕餮纹的鼻、角、口部变化很多，从角、耳的不同形态可以认出其生活原型多是牛、羊、虎等动物。牛、羊是祭祀活动的主要“牺牲品”。饕餮纹多施加在器物的主要装饰部位，以柔韧的阴线刻出，或作阳线凸起。构图丰满，主纹两侧以富于变化的云雷纹填充，具有阴阳互补之美。饕餮纹主要流行于商代和西周前期，到东周以后再度流行，但已失去原先的主导地位和狞厉色彩，而成为华美的装饰。2、夔龙纹是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之一。图案表现传说中的一种近似龙的动物——夔，多为一角一足，口张开，尾上卷。自宋代以来的著录中，在青铜器上，凡是表现一足的类似爬虫的物像，都称之为夔或夔龙，这与古籍“夔一足”的记载有关。“夔，神也，如龙一足。”有的夔纹已发展为几何图形化的装饰，变化很大。常见的有身作两岐，或身作对角线，两端各有一夔首。盛行于商和西周前期。夔龙纹通常指那种长身弓起，头上有角的侧面龙形图像，有的腹下有鳍形足，有的没有。其变化很多，使用灵活。有时作饕餮纹两旁填充空白的辅助花纹。也可单独构成连续排列的装饰带，夔龙纹与圆涡纹相间排列的二方连续图案，被称为火龙纹。3、龙纹是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之一。龙是古代神州传说中的动物。一般反映其正面图象，都是以鼻为中线，两旁置目，体躯向两侧延伸。若以其侧面作图象，则成一长体躯与一爪。龙的形象起源很早，但作为青铜器纹饰，最早见于商代二里冈期，以后商代晚期、西周、春秋直至战国，都有不同形式的龙纹出现。商代多表现为屈曲的形态；西周多表现为几条龙相互盘绕，或头在中间，分出两尾。传说龙的出现与水有关，《考工记·画缋之事》谓：“水以龙，火以圜。”是用龙的形象来象征水神，因此在青铜水器中，龙的图卷或立体形象有更多出现。根据龙纹的结构大致可分为爬行龙纹、卷龙纹、蛟龙纹、两头龙纹和双体龙纹几种。爬行龙纹，通常为龙的侧面形象，作爬行状，龙头张口，上唇向上卷，下唇向下或向上卷向口里，额顶有角，中段为躯干，下有一足、二足或仅有鳍足之状，简单的也有无足的，尾部通常作弯曲上卷。大多作对称排列。盛行于商末和西周时期。卷龙纹，龙的躯干作卷曲状，首尾相接，或者呈螺旋蟠卷状，常饰于盘的中心。《仪礼·玉藻》：“龙卷以祭。”郑玄注：“画龙于衣。”孔颖达疏：“龙卷以祭者，卷谓卷曲，画此龙形卷曲于衣，以祭宗庙。”古以为龙、蛇属于同类，故把龙画作蛇身蟠卷状。自殷墟到战国各个时期青铜器上都有这类装饰，只是图像结构有所不同。双体龙纹，亦称“双尾龙纹”。其状以龙头为中心，躯干向两侧展开，这类纹饰呈带状，因而体躯有充分展开的余地，实际上是龙的整体展开的对称图形。盛行于商末周初。大多施于方彝或方鼎口沿上。4、蛟龙纹是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之一。是两条或两条以上龙的躯干相互交缠的纹饰。结构多有不同，有单体接连式，龙的躯干有规律的向同一方向交缠连接的，也有甚多的龙体交缠在一起，成多叠式的。“诸侯画蛟龙，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复也”是蛟龙为龙交缠的图像。盛行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5、蛇纹是青铜器上的一种纹饰。有三角形或圆三角形的头部，一对突出的大圆眼，体有鳞节，呈卷曲长条形，蛇的特征很明显，往往饰缩得很小，有人认为是蚕纹。个别有作为主纹的，见于商代青铜器上。商末周初的蛇纹，大多是单个排列；春秋战国时代的蛇纹大多很细小，作蟠旋交连状，旧称“蟠虺纹”。蟠虺纹，以蟠屈的小蛇的形象，构成几何图形。盛行于春秋战国。蟠虫离纹，图案表现传说中的一种没有角的龙，斜口，卷尾，蟠屈。盛行于春秋战国。6、鸟纹是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之一。鸟长翎垂尾或长尾上卷，作前视或回首状。在青铜器上大多作对称排列。良渚文化出土的玉琮上已有明确的鸟纹。青铜器上最早出现的是二里冈期的变形鸟纹。殷墟时期已有鸟纹作为主要纹饰。西周早期起鸟纹大量出现，一直到春秋时期。商代鸟纹多短尾，西周鸟纹多长尾高冠。鸟纹包括凤纹、鸱枭纹、鸾纹及成群排列的雁纹等。7、凤鸟纹也是商周两代共有的青铜器纹饰，其发展衍变中出现的变异具有断代的意义。称为凤鸟纹的一类，头有华冠，有的有角，尾羽纷披，常用于主要的装饰面。商晚期至西周时期流行长尾的鸟纹和小鸟纹，多用于装饰带或作辅助性纹饰。8、波纹（环带纹）是一种宽大而流畅的曲线纹饰，形象活泼而流畅。西周颂壶腹部装饰的蛟龙纹与波纹配合使用。以浮雕手法制作的蛟龙纹饰蜿蜒成大波浪形，依壶体正侧、宽窄的不同而有起伏升降的变化。青铜器饰纹象征性阐述1、图腾标记图腾是一种自然形象，比较多的是动物形象，某一原始氏族认为这种自然形象与他们本氏族有着特殊的关系，或视之为本氏族的祖先，或视之为本氏族的亲属或保护神，因此无比虔诚的敬奉它、崇拜它。如龙纹、夔龙纹、凤纹、蝉纹等。龙纹是中华民族最吉祥、最神圣的纹饰，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最具代表性的象征。在新石器时期，龙纹接近蜥蜴、壁虎的形象，到青铜器时代逐渐由此演变成夔龙纹、龙纹。凤纹是由原始彩陶上的玄鸟演变而来的，西周基本形象是雉，早期凤纹有别于鸟纹最主要的特征是有上扬飞舞的羽翼。因此，凤纹在青铜器中是最为美丽的纹饰。2、神灵崇拜青铜器纹饰中宗教意味最浓的是饕餮纹，关于饕餮有各种说法，主要有两种：一是认为它们是原始社会图腾观念的遗留；一是认为它们是祭祀鬼神祖先的牺牲，或引申为“助理巫觋通天地工作的各种动物在青铜仪器上的形象”。在上古人类心中，整个世界都充满着种种稀奇古怪的精灵，其中有的是人的命运的主宰者或者朋友，有的是专与人类捣乱的妖魔鬼怪。上古人类将种种自然的或社会的灾祸都归与妖魔作怪。驱除妖魔鬼怪是原始人的重要的活动之一。这种活动通常叫辟邪。如司母戊方鼎，它是以细密的云纹组成的装饰带衬托浮雕式的兽面纹主题，整体面貌以对称的狰狞兽面象征王权威严，是商末青铜器的代表作。3、驱神辟邪在商周的纹饰中，可以看到以神化了的动物食人的方式来辟邪。这种用图腾动物捕食怪物的形象辟邪，反映的是神与魔的斗争，又曲折的反映了人与自然的抗争。虎食人卣,铜体作虎踞坐形，以虎后爪与尾为器的三个支撑点，而虎的前爪正有力地攫着一断发跣足的人，作噬食状，造型十分逼真生动。此卣形制复杂，显示铸造的高超技艺。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是为了辟邪，反映“虎食鬼”的神话；也可以说是人兽相拥，人为作法巫师；还有的认为虎为神物，猛虎食人是“天人合一”。4、装饰作用青铜器中的自然物象多以变异的手段来表现，最常见的是云雷纹、涡纹和水波纹，这种纹饰曾被普遍用作填满所要装饰的环形装饰带及大面积的“地子”上，又被称为“地纹”。这种“变异现象”不仅表现出由原始先民传承而来的企图借助想象来超越现实的思维方式，也表现出奴隶时代由社会等级、权力意识激发出的幻想。立体式的、浮雕式的饕餮纹、夔纹等，衬托以线刻的云雷纹等各种底纹，构成繁密复杂的图案。强烈的宗教情感在青铜器上凸现，神秘诡异，气势逼人。中国青铜器的发展主要经历了夏、商、周三个历史时期，其间青铜器的风格从庄严的艺术风格转向了朴实、简洁、明快风格，同时青铜器的社会功能也从祭祀用的礼器逐渐转变成实用器具。青铜器的纹饰则由庄重的饕餮纹、夔纹到富有韵律的窃曲纹、环带纹，再发展为清新的蟠螭纹、宴乐、攻战纹等,其间动物纹饰狰狞的超自然魔力逐渐减弱,直至丧失。这种纹饰的变化不仅仅是因为制造工艺或者人们审美水平的提高引起的，同时与人类生产力的提高及社会的变革也存在一定的联系。青铜器纹饰的产生是中国劳动人民勤劳、朴实、聪颖、智慧的结晶，是体现人们美好心愿的依托物，是人们与大自然抗争、共存、达到“天人合一”朴素心愿的具体表现，他们用高超的铸造技艺，为我们留下象征中华文明的艺术瑰宝。
2006.1 高考参考书《色彩头像》 詹学军 独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6.7 高考参考书《美术鉴赏》 陈 琳 独 安徽美术出版社 2006.7 教材《印刷工艺》 孟卫东 第一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6.8 教材《插图艺术》 盛 容 第一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6.12 教材《巫俊画集》 巫 俊 独 安徽美术出版社 2006.12 画集2005年美术学院教师发表论文统计论文题目 作 者 作者名次 期刊名称或出版单位 年卷（期）页 期刊级别《艺术状态与艺术创作》 吴冬声 第一 《美术观察》 2005(6)98 E类《中国当代女性艺术的几种倾向》 鹿少君 第一 《文艺研究》 2005(8)150 E类《幻想的浪漫——乔尔乔纳的画》 杜俊萍 第一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5（2）127-128 省级《浅论绘画风格的形成》 孟卫东 第一 《中国油画》 2005(4)79-80 国家级《明清徽商与新安画派》 李锦胜 第二 《造型艺术》 2005（3）18-23 国家级《创新思维的培养在设计艺术教育中的重要性》 余 超 第二 《铜陵学院学报》 2005（1）126 省级《零距离接触中国前卫艺术》 孟卫东 第一 《巢湖学院学报》 2005，7（3）19-21 省级《浅析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断裂》 孟卫东 第一 《宿州学院学报》 2005，20（1）65-66 省级2006年美术学院教师发表论文统计论文题目 作 者 作者名次 期刊名称或出版单位 年卷（期）页 期刊级别《“意象油画”之我见》 翟 勇 第一 《美术》 2006（2）94-95 D类《罗工柳的绘画艺术》 巫 俊 第一 《文艺研究》 2006（10）156 E类《大编组站》 巫 俊 独创 《中国油画》 2006（5）专版介绍 国家级《寻找自我》 巫 俊 第一 《中国油画》 2006（5）51-54 国家级《探询、跨越《 巫 俊 第一 《中国美术教育》 2006（5）32 国家级《读<潇湘奇观图>——兼谈米氏山水模糊美》 李锦胜 第一 《国画家》 2006（5）66-67 国家级《梦境里的中国——谈巴尔蒂斯作品的东方意韵》 高 飞 第一 《美术》 2006（1）106-113 D类《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兼论董其昌艺术思想的现实意义》 高 飞 第一 《国画家》 2006（6）64-67 国家级《古雅娟秀 气韵超然——董其昌绘画中的笔墨之美》 高 飞 第一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2006（6）692-698 省级《对高师素描教学个性化培养的思考》 高 飞 第一 《美术大观》 2006（12）140-141 省级《我以世界的变迁作为我的故乡——谈生活时域中艺术的有效性》 鹿少君 第一 《美术观察》 2006（5）113 E类《远去的颂歌：〈毛主席去安源〉》 鹿少君 第一 《文艺研究》 2006（7）143 E类《虹桥遗梦》 鹿少君 第一 《国画家》 2006（1）73-74 国家级《民艺文化在现代家居设计中的语境功能》 鹿少君 第一 《装饰》 2006（7）124 E类《论壁画设计的本质特点》 詹学军 第一 《美术大观》 2006（10）90-91 省级《论室内陈设艺术在徽州古民居的意义》 詹学军 第一 《巢湖学院学报》 2006（5）104-107 省级《中国近代美术教育兴起的意义》 于安东 第一 《巢湖学院学报》 2006（2）118-126 省级《中国画教学浅析》 吴冬声 第一 《皖西学院学报》 2006（1）143-144 省级《试论艺术创作中的“雅俗共赏”》 花 永 第一 《国画家》 2006（2）72 国家级《具象表现绘画方法的教学应用价值》 花 永 第一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2006（3）366-368 省级《赛西莉·布朗——一个集智慧和勇气于一身的女画家》 贺 靖 第一 《世界美术》 2006（2）45-50 E类《色彩在教学中的运用——对高师美术院校色彩教学的一点思考》 贺 靖 第一 《中国教育导刊》 2006（11）33-34 省级《看杜马斯作品中的童话与电影》 贺 靖 第一 《新视觉艺术》 2006（1）44-46 省级《论确立艺术质量标准的四个前提》 余 超 第一 《艺术探索》 2006，20（2）37-38 省级《论数码插图艺术》 孟卫东 第一 《装饰》 2006（1）119 E类《查莱斯·帕切特的油画艺术》 陈克义 第一 《文艺研究》 2006（9）157 E类《少女》《穿红衣服的少女》（作品） 陈克义 创作 《文艺研究》 2006（10）插 E类《具像主义油画教学浅析》 陈克义 第一 《巢湖学院学报》 2006（5）108-111 省级《浅析公共艺术》 盛 容 第一 《雕塑》 2006（4）48-49 E类《浅谈皖南木雕与家具的修复》 盛 容 第二 《美术向导》 2006（2）78 省级《在继承传统中的求变化——画家朱宝善的成功之路》 盛 容 第一 《淮南师范学院学报》 2006，8（3）93-94 省级《现代雕塑与刘开渠》 盛 容 第一 《中国教育》高教版 2006（4）89-90 省级《浅谈中国民间年画》 盛 容 第一 《安徽日报》 2006.3.1C4版 省级《现实主义与儒家思想》 陈 琳 第一 《金陵百家油画展高层论坛论文集》 2006年 省级《浅析西周青铜器装饰风格及其形成原因》 李 颖 第一 《皖西学院学报》 2006（1）145-147 省级《宋代江南地区慈善事业研究》 谭书龙 第二 《安徽史学》 2006（6）41-47 省级《南朝时期的水军和水战》 谭书龙 第一 《许昌学院学报》 2006（4）14-19 省级《空间》 吴同彦 第一 《国画家》 2006（6）发表作品 国家级2007年元月至7月美术学院教师发表论文统计论文题目 作 者 作者名次 期刊名称或出版单位 年卷（期）页 期刊级别《感悟“意象”》 翟 勇 独撰 《中国油画》 2007（2）36 国家级专版介绍作品 翟 勇 独创 《中国油画》 2007(1)69-70 国家级作品两幅 巫 俊 独创 《文艺研究》 2007(1)专版介绍 E类《董希文的油画艺术》 高 飞 独撰 《文艺研究》 2007（3）171 E类《欧洲之行叙画》 高 飞 独撰 《世界美术》 2007（2）86-88 E类《中国写实主义绘画发展历程》 陈克义 独撰 《文物天地》 2007（7） 省级《图示、品格和精神——三林的徽州梁柱系列》 陈克义 独撰 《美术时空》 2007（5） 省级《中国有没有后现代主义艺术》 陈克义 独撰 《滁洲学院学报》 2007（5） 省级《徐冰的版画艺术》 陈克义 独撰 《文艺研究》 2007（5）152 E类《镜子中的时空观念》 陈克义 独撰 《美术观察》 2007（5）112 E类《朱德群和抽象绘画艺术》 盛 容 独撰 《美术大观》 2007（2） 省级《笔底水彩放光华》 盛 容 独撰 《淮南师范学院学报》 2007（5） 省级《文字创意设计中的“形”和“意”》 盛 容 独撰 《文艺研究》 2007（3） E类专版介绍作品（2幅） 盛 容 独创 《文艺研究》 2007（6） E类《拓展中国画笔墨表现新空间》 吴冬声 独撰 《国画家》 2007（3）78-79 国家级《论当代中国人物画创作》 桑建国 独撰 《国画家》 2007（1）36 国家级三整页彩图作品专题介绍 桑建国 独创 《国画家》 2007（1）8、20、21 国家级《康·麦·马克西莫夫与阶段中国美术教育的发展》 于安东 独撰 《艺术与教育》 2007（1）16-23 国家级《中国美术教育中师范美术教育现状》 于安东 独撰 《俄罗斯国立师范大学学报》——博士论文版 2007（1） 国家级《论当代中国的现实主义油画创作》 鹿少君 独撰 《新视觉艺术》 2007（1） 省级《论艺术设计与社会经济关系——艺术设计也是生产力》 鹿少君 独撰 《皖西学院学报》 2007（3） 省级《新现实主义油画的发展现状及未来展望》 刘玉龙 独撰 《中国教育与管理》 2007（2） 省级《浅谈高校美术课堂教学中习作与创作的关系》 刘玉龙 独撰 《宿州学院学报》 2007（2） 省级《高等美术教学中创造性人才培养》 朱德义 独撰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2007年（3） 省级《中国山水画生命精神探微》 宛俊勇 独撰 《安徽文学》 2007年（3） 省级《浅析中国风景画之美》 宛俊勇 独撰 《美术大观》 2007年（4） 省级
发布时间：2016-06-17 中国科学院矿物学与成矿学重点实验室&广州地化所 科技 与规划处 供稿 我国商朝有灿烂的青铜文化。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有意思的，最精美的青铜器似乎是在商朝中晚期的殷商时期突然出现的。在此之前，青铜器在甘肃、青海、山西等地有零星出现。中科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的孙卫东研究员及其领导团队，从铅同位素、锡矿等角度探讨了殷商青铜器的物源。提出殷商早期具有高放射成因铅同位素的青铜器可能来自非洲。论文发表在Nature出版集团的Scientific Reports上。 1984，中国 科技 大学金正耀博士首次报道了商早期的青铜器中有高放射性成因铅的现象，并且提出这种高放射性成因铅来自云南边陲的金沙。随着越来越多的青铜器高精度铅同位素数据的发表，人们发现三星堆、盘龙城等与殷商时代接近的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器均具有类似的高辐射成因铅的特征。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的朱炳泉研究员和广州大学的常向阳教授又有重要发现：殷商早期青铜器的高辐射成因铅，与云南金沙的铅高放射成因铅分布在不同的“等时线”上。青铜器高放射成因铅落在25亿年的等时线上，而金沙等地则是很年轻的铅同位素。换句话说——这两个地方的铅是不同的。从已发表的铅同位素数据来看，现今中国境内没有这种具有高放射成因铅同位素的铅矿。 这种古老的高放射成因铅非常少见。至少需要两个重要的条件才能产出：年龄老且铀/铅比值高。要同时满足上述条件，最佳区域是超过25亿年的古老地质体—“克拉通”中远离板块俯冲的中心地带。这是因为，板块俯冲过程中铅比铀更活动，会使铀/铅比值降低。 华北是古老的克拉通地体，但是后期多次受到板块俯冲的改造，发生了“克拉通破坏”，失去了产生这种铅矿的条件。文献中有报道铜矿峪黄铁矿、黄铜矿中有类似殷商早期的铅同位素，问题是，黄铁矿、黄铜矿中铅含量非常低，不足以解释青铜器中的铅。那么会不会在铜矿峪有已经用完的高放射成因铅矿呢？为此，作者们对铜矿峪铜矿进行了研究。铜矿峪是一个商晚期就开采的大型铜矿。形成于18亿年前，其铅同位素可以落在25亿年等时线附件。但是，铜矿峪属于古老俯冲带，并不是形成古老高放射成因铅同位素的最佳地质背景。流体包裹体显示铜矿峪成矿流体中除了铜以外确实有铅和锌，但是没有任何锡。更重要的是，在铜矿峪附近出土的垣曲铜商朝青铜器冶炼遗址中，所有的炉渣和绝大多数青铜器铅同位素属于正常范围，只有一件青铜器落在殷商高放射成因铅同位素青铜器的区域。由于青铜器和炉渣的铅同位素应该接近，这些数据排除了铜矿峪作为高放射成因铅同位素的来源。 此外，作者还讨论锡的来源问题。锡是青铜器的关键元素。在华北地区迄今为止没有发现锡矿。如果华北没有锡矿，我们商朝的祖先是如何突然发明了青铜器并且建立了全世界最灿烂的青铜文化？ 从地质条件来看，非洲、美洲和澳大利亚最有可能产出这种高放射成因铅同位素。从全球范围已经发表的铅同位素数据来看，美洲密西西比河谷型铅锌矿中有少量此类铅同位素报道；澳大利亚也有少量此类铅同位素。而非洲则是中国以外，唯一报道青铜器中有古老高放射成因铅同位素的地方。考虑到美洲的古文明起始时间远晚于非洲，作者推断非洲应该是我们殷商早期具有高放射成因铅同位素特征的青铜器的最可能的来源。 问题是：如果商早期的青铜器真的是来自非洲，古人又怎么能把这种铅从非洲运过来呢？难道是：我们的祖先到了非洲学了青铜的制造技术，然后又把原料买了回来？这样，我们引以自豪的殷商文明岂不是非常落后？会不会是我们祖先原来在非洲生活，由于某种原因迁徙到中原地区，带来了青铜器？这些都有待进一步工作的验证。 Sun, W. D., L. P. Zhang, J. Guo, C. Y. Li, Y. H. Jiang, R. E. Zartman, and Z. F. Zhang (2016), Origin of the mysterious Yin-Shang bronzes in China indicated by lead isotopes, Sci Rep-Uk, 6, doi: Artn 23304. 10.1038/Srep23304. 转贴出处：
青铜器出现的时代背景和必然性青铜器对经济的作用青铜器对军事的作用青铜器的不足总结
大概就这样写吧，你去认真看下，参考参考。这个只能给参考下，至于你要想怎么写，那就看自己对青铜器的理解和你查阅的资料去写了。在中国古代早期的工艺美术中，如果说陶器是原始社会新石器时期的象征，那么青铜工艺便可成为奴隶社会工艺美术的典型代表。人类经历了原始公社时代的漫长跋涉之后，进入了奴隶制社会。在中国，作为奴隶社会文明标志的，是青铜工艺。史家把奴隶制时代称为“青铜时代”。青铜器的发达的铸造工艺充分体现了中国奴隶制社会时期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水平，它的丰富多彩的造型和纹饰，集中反映了中国劳动人民杰出的艺术创造。1．什么是青铜器青铜是铜和锡铅的合金，因为红铜（纯铜）的熔点很高（1083C），而硬度较低，加入锡，可以降低熔点（700—900C），而且增加硬度，在应用上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人类在使用铁器以前，广泛地使用青铜铸造各种器具。2．青铜器的分类青铜器的范围非常广泛，从功能上大体可分为四类：（1）礼器：商周时期，一些日用青铜器由于用作祭祀和典礼时的陈设而被赋于特殊意义，成为青铜礼器。如鼎、鬲、尊等。（2）乐器：到春秋时期，乐器在祭祀和典礼中更是不可缺少，所谓“钟鸣鼎食”即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如饶、钟、铃、鼓等。（3）兵器：现出土的兵器以春秋战国时最多。有戈、钺（yue）、矛、剑、镞（zu）等。（4）工具及车马具：如犁、锄、镰、铲、斧等。此外，青铜日用器从用途上的主要分类有：食器、酒器、水器、日用杂器四种。其中以食器、酒器为主。3．青铜工艺在造型和纹饰的主要特征：从艺术欣赏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青铜工艺的突出 成就，是丰富多样的造型和纹饰，以及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艺术风格。中国的青铜工艺，以商、周两代的青铜器为代表，如最重要的是所谓青铜礼器——鼎。鼎是古代的煮食器，其造型特征为由腹、足、耳三部分组成。腹可以盛物，足可以扬火，耳可以穿杠搬运。鼎是青铜礼器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品种，它的实用意义是盛放或烹煮食物，但它的价值却体现在对礼治的维护上。一般多用于奴隶主阶级的祭祀和宴饮，具有区别尊卑贵贱的功能，是奴隶主统治权力的象征。文献记载：“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又有成语“一言九鼎、问鼎中原、三足鼎立”）如《司母戊方鼎》，形式厚重华丽，充满了神秘、威慑的色彩。司母戊方鼎是迄今出土的所有鼎中最大最重的，它还有一段传奇的经历。1939年3月，这只鼎出土于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官村吴玉瑶家的农田中，因鼎太重太大，移动困难，人们便想锯断大鼎，然后运出，但仅锯一足，便锯不断，于是悄悄地把鼎埋起来。后来消息走漏，日本人来搜索未成，便出价70万圆伪币收购，当地人们巧妙地送出另外一鼎，算将此鼎留下。抗战胜利后，1946年6月，大鼎重新掘出，但已失去一耳（后来补上），先存放于安阳县政府。同年十月底，当时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60寿辰，当地驻军将大鼎作为寿礼，用专车运抵南京，保存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后来，国民党政府曾想将此鼎运往台湾，终因过于困难，才打消了这一念头，建国后，此鼎存于南京博物院，1959年拨交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已成为镇馆之宝。西周中期以后，青铜器的神秘色彩逐渐淡化，风格趋向简朴，追求朴素、典雅之美。如《孟鼎》，造型雄伟凝重，纹饰简朴。春秋中期以后，青铜器逐渐变成供统治阶级享用的生活用品。青铜器的造型趋向轻灵、奇巧，装饰手法写实，纹饰也易于理解。如，莲鹤方壶》，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另外《曾侯乙编钟》是最重要的出土文物，编钟共56件，分上、中、下三层。经检测每件编钟不仅都能发音，而且能发两个不同的音，可以 演奏各种现代乐曲，而且音质纯正，音色优美。这是 目前世界上仅有的保留着原有音响的一套特大型定音古乐器，也是世界上保留下来的最古老的12个半音的乐器。 （录象：曾侯乙编钟）秦、汉时期，由于铁器和漆器比青铜器更方便，从 而逐步取代了青铜器，青铜器便向轻便、精巧、实用的生活用器和观赏器方向发展，它们往往以实用和美观的高度统一而引人注目。 （录象：青铜工艺）这个是青铜器辨别真伪的论文伪造青铜器主要是为了牟利，而仿造青铜器则是出于对古代文化的尊重与爱好，或是出于复古以宣扬传统礼教之目的，所以仿古与伪造二者制作的目的与性质均不同，由此在器物上也表现出某些不同的特点，有必要加以区别。唐代以来各个时期仿古作伪的情况大致可概括为四句话：唐宋为仿，元明是变，清代在改，民国是。现将其基本情况概述如下。古代青铜器的仿造仿造先秦青铜器的历史约可以追溯至宋代，当时金石学兴起，公私皆以收藏商周青铜器为乐事，宋宫廷曾据内府所藏商周青铜礼乐器大量仿造，以为郊庙之用。特别是政和年间，由于徽宗酷喜古物，常命良工仿制新得之古器，故所制尤多(见翟耆年《榴史》)。但南宋之后，铜器常被销毁铸币，宋代仿制古器传至今日者为数较少。但宋代仿古之风延续至元、明、清时代。元代时诏修诸路府州邑县之庙宇以供春秋祭祀。元成宗时为此设置了出蜡局(《元史·祭祀志》)，以仿制古祭器。明代的仿造规模甚大，留传于世者亦较多。明宣德年间，宣宗朱瞻基因见郊坛宗庙及内廷所陈设之鼎彝均非古制，遂生复古之心，于是在宣德三年敕谕工部仿照宋人《考古图》、《博古图》诸书所记商周青铜器器形，铸造仿古铜器，此外亦令仿造内府所藏名窑四款式典雅者铸铜器 。当时所铸以上两类仿古铜器达三千三百余件。这些仿古铜器，除部分归宫廷留用外，还奉敕分与诸王府，因而得以流传至各地(《宣德彝器图谱》)。明末崇祯年间潞王朱常汸(号“敬一主人”)亦曾大批仿制古铜器。 仿古铜器有以下特征： 一是常铸有铭文表明是仿制品，宫廷所仿多铸有本朝年款，例如宣德三年工部奉敕仿制之商周青铜器器底多铸有篆文书写的“宣德”二字。明末潞王所仿制器则有“潞国制”字样，并有器物编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乾隆年间宫廷仿商周铜器亦有“大清乾隆年制”铭文。历代地方官吏仿制品除注明年款外，还注明官称姓名。 二是仿制品在形制与气韵上多与原器有差异。这是因为既是仿造，不像作伪，故不必追求逼真，往往是只求形似，而不严格遵从古制，甚至还有所变化，体现种种时代风格。宋代仿古器因多以商周原器为模式，故在形制上较为相像，但与原器相比，造型略显呆滞、粗拙，且体形一般较大，特别是鼎、爵、斝等器。此外将仿古器纹饰与商周器物纹饰仔细对照亦可看出其不够准确，形象多有变异，如北京故宫所藏宋仿商簋与商簋形制颇相如，但其颈部与圈足所饰夔纹形象与地纹均较商代纹饰失真且粗糙。元代时仿古铜器往往有自行改造之处，并不拘泥古代形制，如1981年从湖南常德慈利征集所得元代铜簠，双环形耳与波带形足均为随意改造之表现，而且口下有直壁，是春秋早期以后形制，但纹饰却饰西周晚期与春秋早期的重环纹，亦与真器不合。明代宫廷仿制品因多据宋人著录书铸造图样，宋人所绘本就有不严格处，故明代仿制品即更走形，其中有的虽与商周真器外形相近，但纹饰变形却十分严重、此种情形由上文所举宣德三年所仿制之商簋即可得见。又如：明宣德三年工部所铸“周公乍文王”鼎，引自《宣德彝器图谱》，虽亦有用早期青铜器之大致形象，但无论是扁足与扉棱造型，还是纹饰、铭文，皆非周初之制，而尤以纹饰更显随意性。《善斋吉金录》著录之“永保用鼎”，虽作立耳、蹄足，但颈、腹形制与纹饰及铭文字体均与先秦古器不类，容庚先生指出：“此明代物。1987年12月云南石屏乾阳山玉皇阁修复过程中，曾于石壁发现仿古铜鼎，有可能是明代地方上所铸仿制品，虽大体上是仿照商周鼎形，但蹄足形制相差甚远，颈下饕餮纹变形极明显，鼎腹饰垂叶三角纹颇不合古制，铭文字体取自宋人《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卷九“丝女鼎”。最初曾被发现者定为西周铜鼎。由于判定明显错误，很快即被纠正。 清乾隆以前宋至明代仿古铜器已有不少藏储于清内府，乾隆年间编成的“西清四鉴”等书中所著录铜器，有的 即使从描绘得不甚准确的器形、纹饰中亦能看出是这一阶段的仿制品，例如所谓周蟠龙尊(实是壶形)、周夔风鼎。后一器为错金银器，形制本于商、西周早期鼎制却饰错金银纹饰，显然是一种变通与改造的仿古手法。容庚先生提出：“金银错之商周器十九皆伪"，显然是对的，但这种器物多数当属于仿古器，应被视为艺术作品。 清代宫廷继续铸造仿古铜器，风格与明代近似，即外形有商周铜器部分特征，但往往对局部加以多方面的改造，如上述清仿古方鼎，饕餮纹作蝴蝶状，口颈下夔纹口、身皆臆作，底纹呆扳无变化，扁足形制与其上纹饰亦均不合古制，较典型地体现了这一时期仿古器的风格与水平。 明清两代的仿古铜器，有几种常见而形制较特殊的器型，如百环尊，出戟大尊等。此外，明代仿古器还可见贯耳觚，清代可见方口觚。 综言之，历代仿古铜器最重要的共性即多只是大体取商周铜器之外形，但在局部(如部分结构与纹饰，特别是纹饰方面)多有随意变形。因此即使未有铭文标明为仿制品，只要对商周青铜器的形制、纹饰、铭文之时代特征有一定的了解，仿制品与商周真器不合之处并不难看出。所以从总体而言，仿制器还是较易辨识的。 青铜器器的伪造与辨别一．青铜器伪造历史之概况。青铜器的伪造在宋以前即存在，但伪器较大量的出现尚始于宋代，当时金石学之兴起。固然促进了对古代青铜器与金文的研究，但公私收藏之风的兴盛，也使青铜器买卖成为古董商人逐利之手段，伪造之器进应运而生。今日研究青铜器的学者们多认为，宋代宫廷既大量仿铸古铜器，自然就培养出一批作伪器之高手。 宋代赵希鹄《洞天清禄集》中有《古钟鼎彝器辩》一节，曾提到伪古铜器作假色泽与假锈的方法，可见铜器作伪在宋代时已发展为一专门的技术。元明两代亦有铸造伪铜器的，明人曹昭在《格古要论》卷六中有“伪古铜”一小节，专讲伪铜器作假锈色之方法与辨别要点。显然当时作伪铜器与鉴别真伪皆已有相当经验。此外，明人高濂在《论新铸伪造》(《遵生八牋》十四：二八)曾记载，元代时杭州姜娘子、平江(今苏州)王吉二家即为当时铸作名家，其“制务法古，式样可观”。所制器或亦有被充作古青铜器流入市场的。宋至明历代伪制品中较精致者，在清代甚至充斥于内府，故乾隆时所编专著录内府藏器的《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编》与《乙编》四书．(旧称“西清四鉴”。现学者或称“乾隆四鉴”)，有铭之器一千一百七十六件，容庚先生认为其中伪器与可疑器近42％，其中虽有因未亲见而估计不当者，然此种估计总不致太过分。 清乾隆以前之元明两代与清初伪造技术较低，器形、纹饰多仿照宋人青铜器著录书籍中之图像，铭文亦多属杜撰，故伪器较易辨识。清乾隆之后，金石学复兴，此时的情况正如徐中舒先生所描述的：“一般学土大夫们对于铜器的观念跟着也就推进一点。他们要利用这些器铭来解释文字，证明经、子，他们买一件古董，总要注意它有字没字。这中间价钱当然差得很远”。有铭青铜器价值远高于无铭器，这一事实进一步刺激了—些古董商与作伪者渔利之心，乃多于真器上增刻假铭，一般是根据真器铭仿制、照搬，间或亦有改造、拼凑。与此同时，整体铸造伪器、伪铭之作伪业也渐于山东潍县、陕西西安等地形成中心。 民国以后，古青铜器出土甚多，提供了大量真器范本，加之历代作伪技术不断积累，至此时已近于炉火纯青的地步，特别是这时候青铜器海外市场被开拓，于是作伪的水平与数量均大大超过前代。此外，作伪的区域性中心也增多起来，上海、北京均集中了一批作伪高手，除于真器增制假铭外，全器伪造亦较多见。今日国内外公私文物收藏者所藏伪制青铜器有相当大的比例即是属于民国以后制作的。二. 本世纪青铜器辨伪之主要成果。伪制青铜器的历史既如此长久，特别是近代以来伪器的大批量制造，便青铜器辨伪问题在民国时期即已成为青铜器研究中一项重要内容。1936年徐中舒先生作《论古铜器之鉴别》文(《考古社刊》第四期，1936年)，开首第一句话即言：“如果要把古铜器当作一门学问看待，那么，我们第一件当做的事就无过于真伪的鉴别了。”可见辨伪在此时已为学者高度重视。在此之前，近代学者中仅有著名学者与收藏家陈介棋，以他丰富的经验对判定伪器提出过具体的见解(《簠斋尺牍》)。此外，1914年王国维撰《国朝金文著录表》(1915年， 上虞罗氏雪堂丛刻本)，于各器类下均开列伪器及疑伪之器。王氏所判定因其多未见原器而所据仅铭文，故未必均得当，然实有开凿之功。l941年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出版，不仅在详细地总结历代辨伪经验的基础上归纳了识别伪器的若干重要原则，并首次对伪造作了较科学的分期(书中一些基本观点在1958年出版的《殷周青铜器通论》中又得到进一步的充实)，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此之前，容先生还曾作过许多具体的辨伪研究，1925至1927间曾因工作多接触清内府旧藏器，因作《西清金文真伪存佚表》(《燕京学报》第五期，1929年)，对所谓“西清四鉴”中所收铜器及铭文作了甄别，其中一部分器物的真、疑、伪差别问题后来在《商周彝器通考》中又作了修订。与容氏所作研究同时，也有学者写过辨伪文章，如商承祚《古代彝器伪字研究》(《金陵学报》三卷二期，1938年)，后又作补篇》(《考古社刊》第五期，1936年)，又如上举徐中舒氏的论文。民国时期重要的有价值的辨伪论著大致如上述。 近二十年来，对于青铜器辨伪问题，又先后有一些重要著作发表，无论在科学性上还是精细程度上都有新进展，作者中有的曾在文物界多年从事青铜器保管、修复工作的，故所论更为经验之谈。七十年代中最重要的带有 理论性的著作是张光裕《伪作先秦彝器铭文 疏要》(国立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74年6月)，此书首先详尽地考察了历史上古铜器仿造与伪造的史实，说明了不同朝代仿造与伪造器物之手法、工艺特点与历代辨伪之认识水平；继而详论作伪之方法、类别，尤着重于铭文之作伪的研究。本书还详论了铜器鉴别之态度、方法，对已有成果从方法论角度作了科学的评判与总结。此书还有下篇，名《六十字以上的先秦器疏证》，引五十五件伪器。八十年代以来有较多的青铜器辨伪论著发表，其中重要的有：陈佩芬《青铜器辩伪》(《上海博物馆集刊》第三期，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上海博物馆丰富馆藏标本为资料，从铸造技术角度指出伪器之破绽，说明伪器重于原器之事实(这是以往很少具体阐明的)。该文所论伪铭、伪纹饰多为伪制品中之上品，故分析其漏洞与弊病，极有助于辨伪水平之提高。 程长新、王文昶、程瑞秀《铜器辨伪浅说(上、中、下)》(《文物》1989年8、11、12期)，多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中之历代伪器与仿制品之标本，详析历代宫廷与民间所作仿古铜器与伪铜器之形制、纹饰、铭文特点，生动形象，并有重要资料价值。文中还列举、分析近现代作伪高手之作品，在综论辨伪方法时，文章亦多结合实物标本，对作伪的手法之剖析甚为详细。所有这些，对实际的辨伪工作都极为有益。 刘雨《乾隆四鉴综理表》(中华书局、1989年)，在容庚先生研究西清金文基础上，对乾隆时之“四鉴”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整理，对容氏判定伪器之器重作审定，提出了许多新见解。书末附“伪及疑伪器号表”，为科学利用“四鉴”提供了极大的方遍。 除以上著作外，尚有罗福颐《商周秦汉青铜器铭文辨伪录》(《古文字研究》第十一辑，1985年)，着重于对清代与民国期间铜器作伪作深入研究；王文昶《故宫博物院藏部分青铜器辨伪》(《故宫博物院院刊》1989年1期)与《铜卣辨伪》(《故宫博物院院利》1983年2期)；王荣达《从修复角度谈商周青铜器的真伪鉴定问题》(《考古与文物》1987年2期)；杜乃松《宋元明清铜器鉴定概论》(《故宫博物院院刊》1990年4期)。杜文对宋至清代的仿制铜器有比较细致的说明，是其独到之处。 近年来，铜器辨伪已由对器表诸方面的考察转向依靠现代科技术手段去考察铜器内部结构，比如用高强度x光透视机观察商周铜器内部的垫片以判定真伪。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张世贤对毛公鼎真伪问题的研究，详见下文。 下文对青铜器辨伪的概述即参考了上述诸家之见解。三．伪造青铜器之主要类型与辨别。伪造青铜器有四种主要类型，下面分述这四种类型的造伪手法与辨别之要点： (一)真器改造 即将真器加工、改造为不合定规的奇特形制。属此类者还有不同手法。 手法一，将真器主体添加部件。例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殷代晚期或西周早期觯，器真，内底有真铭“父乙”二字，现此器口沿部横出一流、颈上又加了鋬，流、鋬皮色皆与器身不同，显然是后配的。又该院所藏约西周早期之卣，失盖与提梁，现此器双半环耳各增加一衔环，意欲改造成西周晚期壶形，但造型、纹饰仍与此期壶有异。 手法二，将分属几件真器的残件拼凑成一件，多数不遵器制，或在部分真器残件上任意新铸接上不符合器制的部件，此种手法造出的器形亦由于非牛非马较易被识破，上引明代高濂《新铸伪造》(《遵生八栈》十四：二八)称此种手法为为“改锹”，并云其曾在京师见到以古壶盖制腹，以旧鼎耳为耳，屑凑古墓碎器飞龙脚为足，以致“小而可用，花纹制度，人莫 不爱”。但如此生拼硬凑，毫无规则，显然很好识别。此种手法伪造出来的器物，在清宫廷内府收藏品中即有，如《西清古鉴》六；十一“蟠夔纹鼎”，为取之上半截甄部，下突接三鼎足，显得颇为怪异。又如同书十：四十“周兽环尊”是在车上添加兽形饰与铺首衔环为双耳，下接三半环以为足，拼成一不伦不类之器.
摘要：夏代作为中国青铜时代的发展时期，其青铜器的审美特征突出地表现在酒器和兵器的造型形式和纹饰意蕴之中。尽管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仍然显得相对朴实，但其实用功能和形式美感兼具的造型，以及变化多样的几何纹和威严庄重的动物纹装饰，却凸显了其鲜明的时代审美风格：寓意象征性、庄严厚重性和整体适应性。这为商周青铜器鼎盛时代的到来，在审美的造型、纹饰和风格上均作了必要的铺垫。关键词：夏代青铜器;造型;几何纹;动物纹;寓意象征;庄严厚重Abstract: As the development time of Chinese Bronze Age, the 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Xia Dynasty bronze utensil prominently is shown on modeling form and decorative design of drinking utensil and weapon. Although this time’s bronze utensil still appeared relatively simple, the modeling with practical function and form esthetic sense, as well as the changed diverse geometry decoration and the dignified grave animal decoration, actually display its bright time esthetic style: Implication symbolic, dignified massiveness and overall compatibility, which prepare both for the arrival of Shang and Zhou bronze prosperous time and the esthetic modeling, decorative design, style.Key word: The Xia dynasty’s bronze; modeling; geometry grain; animal grain; implication symbol; dignified早在6500年前，陕西临潼姜寨的仰韶文化先民铸造出了第一块铜片；随后，从马家窑文化到龙山文化时代，先民们又遗留下来了陶寺遗址的铜铃，登封王城岗遗址的残铜片、坩锅残片等；到了甘肃青海的齐家文化时代，他们则开始冶铸或冷锻出铜刀、凿、锥、钻头、斧、匕、指环以及小饰件和镜子等铜器。这些显示了中国文化由“铜石并用时代”向“青铜时代”的缓慢过渡。而到了夏代，青铜器工艺在总结新石器时代器物制造经验的基础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偃师二里头遗址和夏县东下冯遗址这一片独特面貌的早期青铜文化区域，同中国历史记载的夏王朝统治的范围大致吻合；考古发掘的大量青铜器，又与夏人的一些史实——如夏禹的 “贡金九牧，铸鼎物象”（《左传•宣公三年》）、“以铜为兵”（《越绝书•记宝剑》），夏后启的采矿冶铜等，也是可以相互印证的。尤其是二里头遗址中发掘的炼渣、炼铜坩埚残片、陶范碎片，表明青铜器的冶炼作坊已初具规模。因此，“青铜器的大量铸造和使用是二里头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二里头文化……已进入中国青铜时代的发展时期”[1]。夏代青铜器已经开始走出新石器时代青铜器制造的原始阶段，其大量的礼器和兵器形成了中国青铜器造型的基本格局，神秘的兽面纹开启了中国青铜器纹饰的主体图案，庄严厚重的审美感受更是代表了中国青铜器的整体艺术风格，这些均为商周青铜器艺术鼎盛时期的到来作了必要的铺垫。一 造型形式以二里头文化遗址为代表的夏代文明，其出土的青铜器主要有礼器中的酒器爵、斝、角、盉，饪食器鼎，兵器中的戈、钺、镞，乐器中的铃，以及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和残存的圈足器等，从而奠定了中国青铜器以礼器和兵器为主要形制的造型格局。在众多的器形之中，仅就青铜爵而言，“二里头文化的青铜爵大体上有两种造型，一类是原始型的，即爵的样式基本上是模仿陶爵的，它的外形和二里头遗址中出土的手制陶爵有着相似的特征，细腰、平底、短足，呈荷叶状的边口部和流从口部的延伸不甚规整，外观颇像用手捏成的陶器。另一类造型是比较精致型的，器壁匀薄流狭长而线条优美精细，虽然同是细腰平底，显然是在陶范上事先作过细致修整的，三足细长而微呈曲线形”[2]。这种原始型和精致型的变化，实际上体现了从早期到晚期夏代青铜器造型由简单向复杂多样，由粗放向精致演变的审美历程。早期的青铜器形制主要受同时期的各类陶器的影响。如夏代早期作为食器的青铜三足云纹鼎，矮小、无柱、口沿平直，其祖型就是新石器时代的陶鼎；作为酒器的青铜束腰爵，素面无柱，形体单薄古拙，充满着浓厚的原始初创气息，其流的长短、俯仰以及爵身趋扁宽的形式也同龙山文化的豫西三里桥类型和豫北后岗类型陶器如出一辙，并没有摆脱陶爵的三条矮尖足附于器底的外侧、形体圆润以及没有棱角变化等浓重特征，更“没有形成青铜器所特有的准确造型和挺劲的轮廓线，也未经精工磨砺”[3]，这无疑是二里头青铜爵的最早形式。铜鬲的口沿也与陶鬲口沿的折沿式和侈沿式相对应，其足仍沿用规整圆锥体的陶鬲足。因而，这一时期的青铜容器“从其形制特征来讲，它们几乎全与同时的陶器相同，它们的发展演变也与相应的陶器同步”[4]。夏代早期的青铜器尚处于祖型于陶器的阶段，还没有形成自身独立的审美特征。到了夏代后期，青铜器则相对精巧，造型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此时，青铜爵造型的陶器特征显著减退，在注重实用的同时，还十分讲究形式感，增设了距离很近且具有装饰性的两乳钉状柱，三足分布规矩，接近于等腰三角形，口沿呈凹弧流线型。另外，爵的侧面设一折弧形大鋬，鋬面上又加铸两个狭长的镂孔，既有效控制了鋬的厚度，又增饰了具有装饰效果的镂孔纹；1959年上海博物馆自废铜中抢救出来的乳钉纹管流爵，其一侧设斜置的流管，流上铸两个方折形饰物，造型别具一格，其鋬下有一圈较宽的假腹，其上铸用多个空心圆孔，形成镂空的装饰效果；尤其是二里头出土的乳钉纹长流爵，流特别细长，作狭槽状，尾与其对应，既平衡了重心，又显得修长而纤细，三足尖端呈弯弧线状而外撇，这些与扁平直立式样规整的橄榄形爵身搭配和谐，刚柔相济，已经脱离了夏代陶爵的体制，并成为中国酒具的形象代表。这时的青铜鼎，其腹部较为高深，配三只四棱锥形空心足，两耳立于口沿上，其中一耳与一足呈垂直线对应，另一耳则位于另外两足中间，整体造型兼具实用和审美的双重要求，给人一种规整中有生气，对比中显和谐的审美感受。同时，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创新型的高颈扁腹直壁斝（二里头遗址六区M9：1），口沿上设两个三菱锥状矮柱，腹部鼓起，下承三个大空锥足，器壁很薄，其先进的设计直接是二里岗文化铜斝的原始祖型。夏代晚期处理器壁匀薄的技巧，也为商代青铜器物新颖造型的设计开创了先河。二 纹饰意蕴夏代青铜器的纹饰，一方面对同时期的灰陶和礼玉的纹饰有所继承，另一方面又结合当时专制社会形成阶段的特征对其纹饰作了一定的扬弃，所以无论是纹饰的结构特征，还是其表现方法，均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夏代青铜器纹饰多以乳钉或圆饼状的实心的连珠纹，以及弦纹、云雷纹等几何纹为主，虽然还没有发现像商代青铜器上直接铸刻的饕餮动物纹为主题的装饰，但在二里头遗址发掘的用绿松石镶嵌而成的动物头部图案的铜牌饰上，却已经形成了这一动物纹的基本模式，从而开启了中国青铜器动物纹的先河。（一）几何纹几何纹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就早已出现，而到了夏代，青铜器则开始模仿陶器的各种几何纹饰类型，出现了一些简单的连珠纹、弦纹和云雷纹，从而开启了中国青铜器纹饰的先河。这些几何纹虽然相对单纯和平面化，却不仅具有形式上的变化和结构上的美感，体现了丰富的审美风尚和极具时代性的文化内涵。最早出现的连珠纹图案呈小圆珠状，有单排和双排两种横式排列，圆圈也有实心和空心之分，多饰在器物的肩上或器盖的边缘等部位，其形成也经历了一定的演变过程。如青铜器上的乳钉等，首先可能是防碰撞的实用功能和相对规则的装饰功能的统一，后来其实用功能退化，渐渐演化为专门的装饰性图案。二里头乳钉纹斝颈部突出的圆饼状乳钉纹（即连珠纹），作为青铜器上简单而原始的纹饰，就是在防滑的实用基础上而形成的。据考证，连珠纹是用一个管状器在陶范上印制的，圈与圈间距的疏密，横行排列的整齐，虽不很严格，却显得自然。如二里头铜爵上也饰有很不规矩的圆点纹，作单向或双向排列，类似的还有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铜角，其杯体下部也铸有圆圈状的连珠纹。弦纹也是青铜器上简单的纹饰，为一根凸起的直或横的线条，简洁朴素。它一般与乳钉状连珠纹配合使用，并且多作为连珠纹的边框。如夏代晚期的乳钉纹管流爵的颈上也饰弦纹三道，其间夹杂疏密有致的双排乳钉纹，显得规整而又有变化；二里头出土的铜斝，与鋬相背的腰腹正面装饰有两道凸弦纹，中间则夹有一排五颗乳钉纹，从而在腹部形成了一周由凸弦纹与圈纹组成的宽带纹，显得简洁而利落，形成了夏代青铜器纹饰的特有形式，与青铜时代的其它阶段的纹饰风格迥异。云雷纹是夏代青铜器上最为典型的几何形图案，是用利器在陶范上刻划而成，圆柔形的云纹和方折形的雷纹连续出现，构成了回旋式线条，显得自然流畅。夏代青铜鼎的腹部一般多饰以云雷纹，较特殊的是二里头六区（KM3：2）青铜戈，其曲内后部也铸有凸起的云纹，纹间的凹槽内还镶嵌有绿松石，将相对神秘庄重的云雷纹打扮得楚楚动人，寓庄严与审美于一体。这种云雷纹的阳纹线条在纹饰中间均形成一个圆圈，颇似神秘而狞厉的斜角目纹，周围再搭配饰以抽象而富于变化的阳纹线条，整个构图简洁而生动，寓狞厉与生气为一体，很可能就是商周青铜鼎上兽面纹的胎形。除此之外，二里头文化中出现的几何纹还有近似水涡的涡纹；阳纹线条纵横交错而成的网格纹，如二里头遗址五区M1:1青铜鼎腹部饰有粗疏的带状网格纹；以及绿松石镶嵌十字纹，如1975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圆形青铜器上就饰有两头粗中间细的十字纹，另外一件夏代晚期的镶嵌十字纹方钺在其中心圆孔周围的正反两面也用形状规整的小绿松石片镶嵌成两周十字图案，并在其内外用绿松石片组成两个圆周将其围住，整个图案排列整齐有序，又富于变化。十字纹、圆圈纹与中心镂孔形成方圆，体现了虚实融合的和谐形式感。（二）动物纹到了夏代晚期，铜牌饰的出现才标志着中国青铜器中以夸张形式或以幻想中的动物头部为主体的抽象兽面图案，这也是迄今发现的青铜器上最早的动物纹。该纹饰的动物头部，除两眼之外的其他部分，均为抽象的，而不是具体表现实样的。这可以追溯到龙山文化遗址中石锛上怪异的动物纹饰，身上横条沟曲形的刻线与青铜兽面纹就极为相似，新寨二里头一期文化遗存中发现的陶器盖上也有类似的怪兽纹饰。夏代兽面铜牌上的兽面纹，图案设计简单质朴，特别突出兽目，后来逐渐发展成二里头玉柄形器上的饕餮图案，并成为早商及其以后青铜容器上兽面纹和饕餮纹的祖型。李学勤分析山东日照两镇的玉锛饕餮纹、河南偃师二里头铅的嵌绿松石青铜牌饰饕餮纹时，也指出了其审美过渡性：“山东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饕餮纹确实可以看成良渚文化和商代这种花纹的中介”[5]。夏代也有部分铜酒器在器盖的边缘饰以变形的动物纹图案，并且特别突出骇人的双目，营造了一种威严的氛围，既与使用者的礼仪和等级地位相呼应，也与夏代关于龙的神话传说相印证。夏代青铜器上的动物纹装饰，当为商周同类青铜器纹样的滥觞，而且经过变形的动物纹图案也形成了后来青铜纹饰的主体。总之，夏代晚期的青铜器纹饰，一方面赋予了青铜器外在形式的华美与瑰丽，如青铜质料的器物表面，刻以单层平雕纹饰，且纹饰多作条带状，往往给人以既有力度和锐度的触觉感受，又有流畅和圆润的视觉感受，“灵活的线形纹饰弥补了青铜器体块特质的不足，赋予了凝重的青铜器以生命的气息”[6]，形成了刚柔相济的艺术审美韵味；另一方面又承载着特定的文化意味和精神特质，夏代先民把现实以及臆想的物象铸刻在象征权力、威仪和用以祭祀的青铜礼器上，如夏代九鼎的纹饰既满足了其宗教性的龙崇拜，也通过把天下各地的自然资源和财富绘制成图象，刻铸于鼎上，以此作为帝王享有灵物和征收贡赋的象征，突出其现实的攫取权力和树立威信的政治意义。三 艺术风格夏代青铜器由于工艺技术的演进而极大地促进了先民们审美理想的物化，在各类器物造型和纹饰的审美设计中，充分吸收夏王朝这个全新社会形态中的精神内涵和生活习俗，将社会各阶层，尤其是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形象化抽象化地熔铸于这一高贵典雅的青铜器物之中，从而形成了独具时代特色的青铜艺术风格：寓意象征性、庄严厚重性、整体适应性。一是寓意象征性。夏代青铜礼器和兵器的特定功用及其造型纹饰的文化内涵是极具寓意象征性的，不仅寄寓着当时夏代贵族和下层民众对所谓自然力量的利用和膜拜，而且还直接象征着当时社会的政治权力和等级制度。青铜礼器和兵器造型庄重，纹饰逐渐走向神秘化，发挥着“钟鸣鼎食”的重要作用。《左传•宣公三年》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夏代青铜九鼎的纹饰图案在象生的背后，仍然隐含着一定的表意性，用鼎的大小、轻重和不同形状、纹饰来象征各种事物和等级制度，既是天下各地自然资源和财富的体现，也是帝王享有灵物和征收贡赋的象征。夏代晚期出土的镶嵌十字纹方钺，根据其平直无锋刃的造型和镶嵌绿松石十字纹的纹饰判断，应该不是一件简单的兵器，“而可能作为仪仗用，是一种军事权力的象征，是现实所有者身份的特殊兵器”[3]，寄寓象征着夏代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意识形态和精神内涵。同时，夏代青铜器的装饰性纹饰自此一改以往的仿生化形式模拟，更多地向着抽象化方向发展。如镶嵌十字纹方钺上的十字纹，是一种抽象的线条，二里头五区M4出土的青铜兽面牌饰，有突出的圆目，装饰性和抽象性特征较明显。夏代是一个充满残酷战争和奴役的时代，这种兽面纹饰“一方面是恐怖的化身，另方面又是保护的神祗。它对异氏族、部落是威惧恐吓的符号；对本氏族、部落则又具有保护的神力。这种双重性的宗教观念、情感和想象便凝聚在此怪异狞厉的形象之中”[7]，夏代青铜礼器的王权性象征在其纹饰尤其是在兽面纹中彰显无疑。因此，夏代社会生活内容和宗教礼仪的丰富，特别是青铜礼器和兵器的精神性特征，强化了夏代器物创造的寓意象征性。二是庄严厚重性。青铜器在夏代作为国家第一重器，其礼仪性比当时全社会普及的陶器要浓厚得多，无论是其坚硬的质地、凝重的色泽，还是独特的造型、别样的纹饰，都在陶器、玉器的基础上融入了审美形式的因素，呈现出威严而凝重的审美风格，形成一种独具时代气息的庄严厚重美。如夏代青铜爵改造了以往陶爵的基本造型，力求使器物的上中下各部位比例协调，左中右各部位保持平衡，以便器物的重心落在中心位置，从而取得沉稳的视觉效果。同时，流管等附件的安置，也在不破坏整体平衡的原则下进行，成为一种有效调节平衡的手段，显得规整而庄严；镶嵌绿松石兽面纹图案的双目以及周围的抽象化线条，装饰虽简洁，却突现出神秘动物的凶猛与残酷，且采用对称平衡的方式，更是给人一种庄严肃穆的审美感受。同时，夏代青铜器的社会政治功能性也极大地影响着青铜艺术的发展方向，几何式的方圆结构，长短大小的比例变化，器腹多为圆方造型，下面贯之以三足，与夏礼的规范性合拍。如青铜鼎在仿照新石器时代陶鼎造型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入国家的理念，对称规整的双耳立于口沿之上，坚实浑厚的三足承于圆腹之下，营造了一种厚实而稳定的氛围，确实有“定鼎”的气度，成为国家的象征。厚重而不失其精致，形体规整而又显得大方，夏代器物在活泼愉快的自然美基础上形成了厚重而神秘的庄严美，而这种庄严厚重性蔚为夏代青铜艺术的主流，也是整个三代青铜器艺术的审美特质之一。因此，夏代青铜器整体风格的形成，一方面与青铜艺术本身内在求变的的传承与创新有关，另一方面外在的社会、政治、文化也在其演变中也充当着重要的角色，从而实现了器物整体造型和纹饰庄重风格和现实社会权力等级制度庄严氛围的完美统一。三是整体适应性。夏代青铜器尤其注重器物造型、纹饰及其功用的整体适应性。“青铜器的整体艺术造型，主要是器物的形象特点，各种附饰和纹饰的整体适应性水平”[8]，因而夏代青铜器的整体艺术造型也正是表现为其形制、装饰和功能的整体性和相应性，在表现形式、表现手法上，均讲究别致的形制与其特殊功能的紧密联系，讲究纹样及图案在各种不同器皿具体部位结合时的“适形造型”方式。如上海博物馆馆藏的一夏代钉形柱爵，其中腰极细，与上部伸出的流尾，以及下部外撇的锥足形成分段，既利于饮用，又方便摆放，形制与功用得到了完美的结合。此外，夏代青铜器的纹饰，也“布置严谨，意匠奇妙，虽是一种装饰艺术，但和器的形制是一致的，表现一个时代工艺美术的时代特征，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观念形态”[9]，并且这些纹饰形象随着不同时代的社会风俗和制作目的的不同，附着于不同的青铜式样上而表现出不同的精神内涵与艺术趣味，从而突显了夏代青铜器的纹饰与功用整体适应性的时代特征。如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呈盾牌状的铜牌饰，其凸面由各式形状的绿松石片粘嵌排列成浅浮雕式的兽体形象，多为龙的各种变体，且下体背侧有的还饰以卷云纹，飞龙在天的威严和自由，与夏代先民的龙崇拜思想以及铜牌饰的礼仪功能相得益彰，铜牌饰的纹饰与功用也就在夏代先民的想象中得到了整合。“中国真正进入青铜时代大约是从公元前21世纪开始的，从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5世纪中叶，包括古代文献上记载的夏、商、西周和春秋几个历史时代是中国的青铜时代。时间长达1600年左右”[10]，而在这1600年的演变历程中，夏代青铜器中礼器和兵器的两大工艺造型，几何纹与兽面纹的工艺装饰，以及独具时代特征的庄严厚重的审美艺术风格，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我国青铜器工艺的源头，为商代和西周时代青铜铸造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参考文献：[1]张之恒 周裕兴.夏商周考古[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32-33.[2]马承源.中国青铜器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4-15.[3]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夏商篇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7、16.[4]郑光.二里头陶器文化论略[J].二里头陶器集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24.[5]李学勤.良渚文化玉器与饕餮纹的演变[J].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90.[6]朱志荣 邵君秋：《商代青铜器纹饰的审美特征[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3，1: 99.[7]李泽厚.美的历程[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57.[8]马承源.中国青铜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5.[9]容庚 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102.[10]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275.
东周青铜器的艺术特色传说夏铸九鼎, 奏响了中国青铜时代的序曲, 中国的青铜艺术经历了殷商、西周、东周三个时期从成熟走向鼎盛,创造了诸多不同艺术风貌的青铜器, 谱写了世界青铜时代最为瑰丽的篇章。“艺术是社会意识形态、社会价值最直接的反映。”东周的青铜艺术源于其社会政治, 思想、文化与前代的差异而显示了和殷商, 西周不同的风格特征。东周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制度大转形的重要时期, 奴隶制崩溃, 封建制初立所带来的新旧对立、矛盾, 使社会处于“ 礼崩乐坏”的混乱状态。周王室衰微, 诸侯争霸, 诸子百家阐发的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想, 把压抑于人们头顶的神权与等级的禁锢打破了, 对自身生活的体验, 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促使东周青铜艺术产生了明显的地域性风格; 轻灵、多变、具有生活情趣的拟形器物增多了; 及前代未有的,叙事性、写实性的装饰纹饰的出现, 使东周的青铜艺术独具特色, 呈现出更多的人文性特征。一、东周青铜器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风格东周后青铜器的铸造改变了由王室垄断、风格一统的现象, 不仅大小诸侯国可以铸造青铜, 甚至富商大贾也参与青铜铸造, 并可以以青铜为商品进行买卖。不同地域的青铜艺术因受本土文化、思想、风俗的影响, 装饰风格明显不同, 因此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南方楚地一直流传着较浓厚的巫术信仰, 楚地青铜器造型及纹饰中的神人怪兽较多, 形成了风格独特、神秘诡异的地方艺术风格。如1978 年湖北隋州擂鼓墩出土的战国早期的“ 曾侯乙怪兽形编磐座”, 怪兽由多种动物形体结合而成, 集龙首、鹤颈、鸟翅、兽身、鳖足为一体。还有“鹿立鹤”, 直立的仙鹤伸展翅膀, 引颈昂首的鹤头上却长出一对精致、夸张的鹿角。这些奇异的组合,体现出明显的神话巫术色彩。黄河流域、中原地带是以儒家、法家思想为主流, 其青铜器的造型, 纹饰生活气息浓郁, 战争题材较多。1988 年山西太原金胜村出土的“鸟尊”, 全器为一昂首挺立的秃鹫, 胖大的鸟身, 腹腔中空, 头顶有凤冠, 双目圆而外鼓, 脖颈前伸, 短粗而上隆的鸟喙, 不仅可以开合, 而且形象、夸张的突出了秃鹫的特征。鸟身羽毛和双翅采用装饰的手法层层排列, 羽纹刻画清晰。鸟背上置虎形提梁并设弧形盖, 盖与乌身羽毛浑然一体, 为了鸟尊的平衡稳定, 鸟尾部铸一前足蹬地, 倒立前扑的小虎。鸟尊少有秃鹫的凶悍, 而多显稚趣与憨态, 似如农家的胖母鸡, 摇摆、蹒跚而来。精巧的构思, 复杂的造型, 多种塑造手法的结合, 体现了中原地区精湛的青铜铸造工艺和对现实生活的热爱。北方游牧民族的青铜器上常用动物为装饰, 如在内蒙古出土的虎纹带饰, 在宁夏西吉陈阳川发现的虎噬羊带饰造型粗犷豪放, 有浓郁的草原生活的气息, 是北方游牧民族生活特色的反映。二、富有生活情趣的, 以写实手法表现的动物拟形器增多东周青铜器中富有生活情趣的动物拟形器增多, 器物造
摘要：夏代作为中国青铜时代的发展时期，其青铜器的审美特征突出地表现在酒器和兵器的造型形式和纹饰意蕴之中。尽管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仍然显得相对朴实，但其实用功能和形式美感兼具的造型，以及变化多样的几何纹和威严庄重的动物纹装饰，却凸显了其鲜明的时代审美风格：寓意象征性、庄严厚重性和整体适应性。这为商周青铜器鼎盛时代的到来，在审美的造型、纹饰和风格上均作了必要的铺垫。关键词：夏代青铜器;造型;几何纹;动物纹;寓意象征;庄严厚重Abstract: As the development time of Chinese Bronze Age, the 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Xia Dynasty bronze utensil prominently is shown on modeling form and decorative design of drinking utensil and weapon. Although this time’s bronze utensil still appeared relatively simple, the modeling with practical function and form esthetic sense, as well as the changed diverse geometry decoration and the dignified grave animal decoration, actually display its bright time esthetic style: Implication symbolic, dignified massiveness and overall compatibility, which prepare both for the arrival of Shang and Zhou bronze prosperous time and the esthetic modeling, decorative design, style.Key word: The Xia dynasty’s bronze; modeling; geometry grain; animal grain; implication symbol; dignified早在6500年前，陕西临潼姜寨的仰韶文化先民铸造出了第一块铜片；随后，从马家窑文化到龙山文化时代，先民们又遗留下来了陶寺遗址的铜铃，登封王城岗遗址的残铜片、坩锅残片等；到了甘肃青海的齐家文化时代，他们则开始冶铸或冷锻出铜刀、凿、锥、钻头、斧、匕、指环以及小饰件和镜子等铜器。这些显示了中国文化由“铜石并用时代”向“青铜时代”的缓慢过渡。而到了夏代，青铜器工艺在总结新石器时代器物制造经验的基础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偃师二里头遗址和夏县东下冯遗址这一片独特面貌的早期青铜文化区域，同中国历史记载的夏王朝统治的范围大致吻合；考古发掘的大量青铜器，又与夏人的一些史实——如夏禹的 “贡金九牧，铸鼎物象”（《左传•宣公三年》）、“以铜为兵”（《越绝书•记宝剑》），夏后启的采矿冶铜等，也是可以相互印证的。尤其是二里头遗址中发掘的炼渣、炼铜坩埚残片、陶范碎片，表明青铜器的冶炼作坊已初具规模。因此，“青铜器的大量铸造和使用是二里头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二里头文化……已进入中国青铜时代的发展时期”[1]。夏代青铜器已经开始走出新石器时代青铜器制造的原始阶段，其大量的礼器和兵器形成了中国青铜器造型的基本格局，神秘的兽面纹开启了中国青铜器纹饰的主体图案，庄严厚重的审美感受更是代表了中国青铜器的整体艺术风格，这些均为商周青铜器艺术鼎盛时期的到来作了必要的铺垫。一 造型形式以二里头文化遗址为代表的夏代文明，其出土的青铜器主要有礼器中的酒器爵、斝、角、盉，饪食器鼎，兵器中的戈、钺、镞，乐器中的铃，以及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和残存的圈足器等，从而奠定了中国青铜器以礼器和兵器为主要形制的造型格局。在众多的器形之中，仅就青铜爵而言，“二里头文化的青铜爵大体上有两种造型，一类是原始型的，即爵的样式基本上是模仿陶爵的，它的外形和二里头遗址中出土的手制陶爵有着相似的特征，细腰、平底、短足，呈荷叶状的边口部和流从口部的延伸不甚规整，外观颇像用手捏成的陶器。另一类造型是比较精致型的，器壁匀薄流狭长而线条优美精细，虽然同是细腰平底，显然是在陶范上事先作过细致修整的，三足细长而微呈曲线形”[2]。这种原始型和精致型的变化，实际上体现了从早期到晚期夏代青铜器造型由简单向复杂多样，由粗放向精致演变的审美历程。早期的青铜器形制主要受同时期的各类陶器的影响。如夏代早期作为食器的青铜三足云纹鼎，矮小、无柱、口沿平直，其祖型就是新石器时代的陶鼎；作为酒器的青铜束腰爵，素面无柱，形体单薄古拙，充满着浓厚的原始初创气息，其流的长短、俯仰以及爵身趋扁宽的形式也同龙山文化的豫西三里桥类型和豫北后岗类型陶器如出一辙，并没有摆脱陶爵的三条矮尖足附于器底的外侧、形体圆润以及没有棱角变化等浓重特征，更“没有形成青铜器所特有的准确造型和挺劲的轮廓线，也未经精工磨砺”[3]，这无疑是二里头青铜爵的最早形式。铜鬲的口沿也与陶鬲口沿的折沿式和侈沿式相对应，其足仍沿用规整圆锥体的陶鬲足。因而，这一时期的青铜容器“从其形制特征来讲，它们几乎全与同时的陶器相同，它们的发展演变也与相应的陶器同步”[4]。夏代早期的青铜器尚处于祖型于陶器的阶段，还没有形成自身独立的审美特征。到了夏代后期，青铜器则相对精巧，造型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此时，青铜爵造型的陶器特征显著减退，在注重实用的同时，还十分讲究形式感，增设了距离很近且具有装饰性的两乳钉状柱，三足分布规矩，接近于等腰三角形，口沿呈凹弧流线型。另外，爵的侧面设一折弧形大鋬，鋬面上又加铸两个狭长的镂孔，既有效控制了鋬的厚度，又增饰了具有装饰效果的镂孔纹；1959年上海博物馆自废铜中抢救出来的乳钉纹管流爵，其一侧设斜置的流管，流上铸两个方折形饰物，造型别具一格，其鋬下有一圈较宽的假腹，其上铸用多个空心圆孔，形成镂空的装饰效果；尤其是二里头出土的乳钉纹长流爵，流特别细长，作狭槽状，尾与其对应，既平衡了重心，又显得修长而纤细，三足尖端呈弯弧线状而外撇，这些与扁平直立式样规整的橄榄形爵身搭配和谐，刚柔相济，已经脱离了夏代陶爵的体制，并成为中国酒具的形象代表。这时的青铜鼎，其腹部较为高深，配三只四棱锥形空心足，两耳立于口沿上，其中一耳与一足呈垂直线对应，另一耳则位于另外两足中间，整体造型兼具实用和审美的双重要求，给人一种规整中有生气，对比中显和谐的审美感受。同时，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创新型的高颈扁腹直壁斝（二里头遗址六区M9：1），口沿上设两个三菱锥状矮柱，腹部鼓起，下承三个大空锥足，器壁很薄，其先进的设计直接是二里岗文化铜斝的原始祖型。夏代晚期处理器壁匀薄的技巧，也为商代青铜器物新颖造型的设计开创了先河。二 纹饰意蕴夏代青铜器的纹饰，一方面对同时期的灰陶和礼玉的纹饰有所继承，另一方面又结合当时专制社会形成阶段的特征对其纹饰作了一定的扬弃，所以无论是纹饰的结构特征，还是其表现方法，均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夏代青铜器纹饰多以乳钉或圆饼状的实心的连珠纹，以及弦纹、云雷纹等几何纹为主，虽然还没有发现像商代青铜器上直接铸刻的饕餮动物纹为主题的装饰，但在二里头遗址发掘的用绿松石镶嵌而成的动物头部图案的铜牌饰上，却已经形成了这一动物纹的基本模式，从而开启了中国青铜器动物纹的先河。（一）几何纹几何纹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就早已出现，而到了夏代，青铜器则开始模仿陶器的各种几何纹饰类型，出现了一些简单的连珠纹、弦纹和云雷纹，从而开启了中国青铜器纹饰的先河。这些几何纹虽然相对单纯和平面化，却不仅具有形式上的变化和结构上的美感，体现了丰富的审美风尚和极具时代性的文化内涵。最早出现的连珠纹图案呈小圆珠状，有单排和双排两种横式排列，圆圈也有实心和空心之分，多饰在器物的肩上或器盖的边缘等部位，其形成也经历了一定的演变过程。如青铜器上的乳钉等，首先可能是防碰撞的实用功能和相对规则的装饰功能的统一，后来其实用功能退化，渐渐演化为专门的装饰性图案。二里头乳钉纹斝颈部突出的圆饼状乳钉纹（即连珠纹），作为青铜器上简单而原始的纹饰，就是在防滑的实用基础上而形成的。据考证，连珠纹是用一个管状器在陶范上印制的，圈与圈间距的疏密，横行排列的整齐，虽不很严格，却显得自然。如二里头铜爵上也饰有很不规矩的圆点纹，作单向或双向排列，类似的还有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铜角，其杯体下部也铸有圆圈状的连珠纹。弦纹也是青铜器上简单的纹饰，为一根凸起的直或横的线条，简洁朴素。它一般与乳钉状连珠纹配合使用，并且多作为连珠纹的边框。如夏代晚期的乳钉纹管流爵的颈上也饰弦纹三道，其间夹杂疏密有致的双排乳钉纹，显得规整而又有变化；二里头出土的铜斝，与鋬相背的腰腹正面装饰有两道凸弦纹，中间则夹有一排五颗乳钉纹，从而在腹部形成了一周由凸弦纹与圈纹组成的宽带纹，显得简洁而利落，形成了夏代青铜器纹饰的特有形式，与青铜时代的其它阶段的纹饰风格迥异。云雷纹是夏代青铜器上最为典型的几何形图案，是用利器在陶范上刻划而成，圆柔形的云纹和方折形的雷纹连续出现，构成了回旋式线条，显得自然流畅。夏代青铜鼎的腹部一般多饰以云雷纹，较特殊的是二里头六区（KM3：2）青铜戈，其曲内后部也铸有凸起的云纹，纹间的凹槽内还镶嵌有绿松石，将相对神秘庄重的云雷纹打扮得楚楚动人，寓庄严与审美于一体。这种云雷纹的阳纹线条在纹饰中间均形成一个圆圈，颇似神秘而狞厉的斜角目纹，周围再搭配饰以抽象而富于变化的阳纹线条，整个构图简洁而生动，寓狞厉与生气为一体，很可能就是商周青铜鼎上兽面纹的胎形。除此之外，二里头文化中出现的几何纹还有近似水涡的涡纹；阳纹线条纵横交错而成的网格纹，如二里头遗址五区M1:1青铜鼎腹部饰有粗疏的带状网格纹；以及绿松石镶嵌十字纹，如1975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圆形青铜器上就饰有两头粗中间细的十字纹，另外一件夏代晚期的镶嵌十字纹方钺在其中心圆孔周围的正反两面也用形状规整的小绿松石片镶嵌成两周十字图案，并在其内外用绿松石片组成两个圆周将其围住，整个图案排列整齐有序，又富于变化。十字纹、圆圈纹与中心镂孔形成方圆，体现了虚实融合的和谐形式感。（二）动物纹到了夏代晚期，铜牌饰的出现才标志着中国青铜器中以夸张形式或以幻想中的动物头部为主体的抽象兽面图案，这也是迄今发现的青铜器上最早的动物纹。该纹饰的动物头部，除两眼之外的其他部分，均为抽象的，而不是具体表现实样的。这可以追溯到龙山文化遗址中石锛上怪异的动物纹饰，身上横条沟曲形的刻线与青铜兽面纹就极为相似，新寨二里头一期文化遗存中发现的陶器盖上也有类似的怪兽纹饰。夏代兽面铜牌上的兽面纹，图案设计简单质朴，特别突出兽目，后来逐渐发展成二里头玉柄形器上的饕餮图案，并成为早商及其以后青铜容器上兽面纹和饕餮纹的祖型。李学勤分析山东日照两镇的玉锛饕餮纹、河南偃师二里头铅的嵌绿松石青铜牌饰饕餮纹时，也指出了其审美过渡性：“山东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饕餮纹确实可以看成良渚文化和商代这种花纹的中介”[5]。夏代也有部分铜酒器在器盖的边缘饰以变形的动物纹图案，并且特别突出骇人的双目，营造了一种威严的氛围，既与使用者的礼仪和等级地位相呼应，也与夏代关于龙的神话传说相印证。夏代青铜器上的动物纹装饰，当为商周同类青铜器纹样的滥觞，而且经过变形的动物纹图案也形成了后来青铜纹饰的主体。总之，夏代晚期的青铜器纹饰，一方面赋予了青铜器外在形式的华美与瑰丽，如青铜质料的器物表面，刻以单层平雕纹饰，且纹饰多作条带状，往往给人以既有力度和锐度的触觉感受，又有流畅和圆润的视觉感受，“灵活的线形纹饰弥补了青铜器体块特质的不足，赋予了凝重的青铜器以生命的气息”[6]，形成了刚柔相济的艺术审美韵味；另一方面又承载着特定的文化意味和精神特质，夏代先民把现实以及臆想的物象铸刻在象征权力、威仪和用以祭祀的青铜礼器上，如夏代九鼎的纹饰既满足了其宗教性的龙崇拜，也通过把天下各地的自然资源和财富绘制成图象，刻铸于鼎上，以此作为帝王享有灵物和征收贡赋的象征，突出其现实的攫取权力和树立威信的政治意义。三 艺术风格夏代青铜器由于工艺技术的演进而极大地促进了先民们审美理想的物化，在各类器物造型和纹饰的审美设计中，充分吸收夏王朝这个全新社会形态中的精神内涵和生活习俗，将社会各阶层，尤其是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形象化抽象化地熔铸于这一高贵典雅的青铜器物之中，从而形成了独具时代特色的青铜艺术风格：寓意象征性、庄严厚重性、整体适应性。一是寓意象征性。夏代青铜礼器和兵器的特定功用及其造型纹饰的文化内涵是极具寓意象征性的，不仅寄寓着当时夏代贵族和下层民众对所谓自然力量的利用和膜拜，而且还直接象征着当时社会的政治权力和等级制度。青铜礼器和兵器造型庄重，纹饰逐渐走向神秘化，发挥着“钟鸣鼎食”的重要作用。《左传•宣公三年》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夏代青铜九鼎的纹饰图案在象生的背后，仍然隐含着一定的表意性，用鼎的大小、轻重和不同形状、纹饰来象征各种事物和等级制度，既是天下各地自然资源和财富的体现，也是帝王享有灵物和征收贡赋的象征。夏代晚期出土的镶嵌十字纹方钺，根据其平直无锋刃的造型和镶嵌绿松石十字纹的纹饰判断，应该不是一件简单的兵器，“而可能作为仪仗用，是一种军事权力的象征，是现实所有者身份的特殊兵器”[3]，寄寓象征着夏代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意识形态和精神内涵。同时，夏代青铜器的装饰性纹饰自此一改以往的仿生化形式模拟，更多地向着抽象化方向发展。如镶嵌十字纹方钺上的十字纹，是一种抽象的线条，二里头五区M4出土的青铜兽面牌饰，有突出的圆目，装饰性和抽象性特征较明显。夏代是一个充满残酷战争和奴役的时代，这种兽面纹饰“一方面是恐怖的化身，另方面又是保护的神祗。它对异氏族、部落是威惧恐吓的符号；对本氏族、部落则又具有保护的神力。这种双重性的宗教观念、情感和想象便凝聚在此怪异狞厉的形象之中”[7]，夏代青铜礼器的王权性象征在其纹饰尤其是在兽面纹中彰显无疑。因此，夏代社会生活内容和宗教礼仪的丰富，特别是青铜礼器和兵器的精神性特征，强化了夏代器物创造的寓意象征性。二是庄严厚重性。青铜器在夏代作为国家第一重器，其礼仪性比当时全社会普及的陶器要浓厚得多，无论是其坚硬的质地、凝重的色泽，还是独特的造型、别样的纹饰，都在陶器、玉器的基础上融入了审美形式的因素，呈现出威严而凝重的审美风格，形成一种独具时代气息的庄严厚重美。如夏代青铜爵改造了以往陶爵的基本造型，力求使器物的上中下各部位比例协调，左中右各部位保持平衡，以便器物的重心落在中心位置，从而取得沉稳的视觉效果。同时，流管等附件的安置，也在不破坏整体平衡的原则下进行，成为一种有效调节平衡的手段，显得规整而庄严；镶嵌绿松石兽面纹图案的双目以及周围的抽象化线条，装饰虽简洁，却突现出神秘动物的凶猛与残酷，且采用对称平衡的方式，更是给人一种庄严肃穆的审美感受。同时，夏代青铜器的社会政治功能性也极大地影响着青铜艺术的发展方向，几何式的方圆结构，长短大小的比例变化，器腹多为圆方造型，下面贯之以三足，与夏礼的规范性合拍。如青铜鼎在仿照新石器时代陶鼎造型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入国家的理念，对称规整的双耳立于口沿之上，坚实浑厚的三足承于圆腹之下，营造了一种厚实而稳定的氛围，确实有“定鼎”的气度，成为国家的象征。厚重而不失其精致，形体规整而又显得大方，夏代器物在活泼愉快的自然美基础上形成了厚重而神秘的庄严美，而这种庄严厚重性蔚为夏代青铜艺术的主流，也是整个三代青铜器艺术的审美特质之一。因此，夏代青铜器整体风格的形成，一方面与青铜艺术本身内在求变的的传承与创新有关，另一方面外在的社会、政治、文化也在其演变中也充当着重要的角色，从而实现了器物整体造型和纹饰庄重风格和现实社会权力等级制度庄严氛围的完美统一。三是整体适应性。夏代青铜器尤其注重器物造型、纹饰及其功用的整体适应性。“青铜器的整体艺术造型，主要是器物的形象特点，各种附饰和纹饰的整体适应性水平”[8]，因而夏代青铜器的整体艺术造型也正是表现为其形制、装饰和功能的整体性和相应性，在表现形式、表现手法上，均讲究别致的形制与其特殊功能的紧密联系，讲究纹样及图案在各种不同器皿具体部位结合时的“适形造型”方式。如上海博物馆馆藏的一夏代钉形柱爵，其中腰极细，与上部伸出的流尾，以及下部外撇的锥足形成分段，既利于饮用，又方便摆放，形制与功用得到了完美的结合。此外，夏代青铜器的纹饰，也“布置严谨，意匠奇妙，虽是一种装饰艺术，但和器的形制是一致的，表现一个时代工艺美术的时代特征，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观念形态”[9]，并且这些纹饰形象随着不同时代的社会风俗和制作目的的不同，附着于不同的青铜式样上而表现出不同的精神内涵与艺术趣味，从而突显了夏代青铜器的纹饰与功用整体适应性的时代特征。如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呈盾牌状的铜牌饰，其凸面由各式形状的绿松石片粘嵌排列成浅浮雕式的兽体形象，多为龙的各种变体，且下体背侧有的还饰以卷云纹，飞龙在天的威严和自由，与夏代先民的龙崇拜思想以及铜牌饰的礼仪功能相得益彰，铜牌饰的纹饰与功用也就在夏代先民的想象中得到了整合。“中国真正进入青铜时代大约是从公元前21世纪开始的，从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5世纪中叶，包括古代文献上记载的夏、商、西周和春秋几个历史时代是中国的青铜时代。时间长达1600年左右”[10]，而在这1600年的演变历程中，夏代青铜器中礼器和兵器的两大工艺造型，几何纹与兽面纹的工艺装饰，以及独具时代特征的庄严厚重的审美艺术风格，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我国青铜器工艺的源头，为商代和西周时代青铜铸造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参考文献：[1]张之恒 周裕兴.夏商周考古[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32-33.[2]马承源.中国青铜器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4-15.[3]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夏商篇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7、16.[4]郑光.二里头陶器文化论略[J].二里头陶器集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24.[5]李学勤.良渚文化玉器与饕餮纹的演变[J].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90.[6]朱志荣 邵君秋：《商代青铜器纹饰的审美特征[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3，1: 99.[7]李泽厚.美的历程[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57.[8]马承源.中国青铜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5.[9]容庚 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102.[10]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275.
11、安徽11-1 230061《安徽日报》合肥金寨路206号 黄山（散文、随笔、诗）严凌志 休闲周刊 百姓茶座 社会周刊·婚恋家庭 休闲 李丽鑫 大众茶座 孙玉宝 社会周刊部 11-2 230061《新安晚报》合肥市安庆路82号 电话： 人生百味、百姓故事：黄从慎 马丽春 文学之舟：黄从慎 , 女性心语、婚恋家园：闫红 11-3 11-4 230001《合肥晚报》合肥市新站开发区临泉中路 1杏花村·散文、小小说、诗歌 王小波 廖且为 2杏花村·网络文学：张小石 3杏花村·晚会版、轻松一刻：吴达丽 4新好男人版：张小石 5感觉版：廖且为 6科学视窗版：廖且为 7左邻右舍版、养儿育女版：萧芸 8主妇天地版：赵应雯 （其实编辑叫藏潇）9品位版、心情版、闲趣版：刘睿 10周末刊《逍遥津》心空版（都市散文随笔） 栏目名称：档案解密 庐州夜话 副刊 汪济银11-5 230001《江淮晨报》合肥市新站开发区临泉中路 电话： 文学副刊（散文、随笔、杂谈、）戴煌、李春 文学副刊（散文、随笔、杂谈、诗）戴煌、王妤婕 你说我说(时评)： 黄开平 丽人（女性文章、诗）：戴煌 李春 阅读： 郭明辉 娱乐（文艺杂谈） ： 晚霞 ： 王妤捷 电话：424954911-6 246003《安庆日报》安徽安庆市西围墙街2号 百花亭（散文、随笔、书评、诗）沈天鸿 张明润 生活小品： 岁岁重阳： 周末刊·家（生活文章）张明润 皖江周末/人生 赵家宽11-7 246003《安庆日报·下午版》安徽安庆市西围墙2号 月光城（散文、随笔）金肽频 , 月光城·阅读：金肽频 月光城·城市笔记：黄复彩 月光城·杂说（杂谈）黄复彩 女性网页（情感文章）金肽频、李徐今日生活、岁岁重阳（生活文章） 黄复彩 杂感散文：叶卫东 家政经纬 钱英11-8 241000《芜湖日报》安徽芜湖市华兴街4号 副刊主任 汤修宪 鸠兹·随笔副刊 唐玉霞 星期刊·多维人生（生活随笔）汪超11-9 241000《大江晚报》安徽芜湖市华兴街4号 人生走笔（生活文章）何东 镜月星湖（随笔） 曹德华 djwb***@sina.com 百姓手记 董金义 读书周刊 董金义 民间语文（幽默搞笑类\怀旧类）：谈正衡 小说版： 职场众生版：曹德华 djwb***@sina.com 女性时尚 汪冰 女友·扮靓 汪冰 女性·婚恋 汪冰 沧海苍天（法制大稿）张杰 11-10 243011《马鞍山日报》安徽马鞍山市湖南路16号 采石矶（散文、随笔、小小说、诗）顾鸣11-11 243011《皖江晚报》安徽马鞍山市湖南路16号 天门山·市井（随笔）：吴晓平 天门山·读书：吴晓平 wuxiaoping12@sina.com11-12 245041《黄山日报》安徽黄山市屯溪区新安南路21号 天都（散文、随笔、诗） 天都周末 黄山晨刊·新安花雨（散文、随笔、诗）方任飞（留云） 黄山晨刊·徽苑：方任飞（留云） 黄山晨刊·生活：方任飞（留云） 旅游周刊“旅游文化”：王莉 电话：234866111-13 233000《蚌埠日报》安徽蚌埠市胜利路189号 文学副刊 敬勇 233000《江淮晨刊》安徽蚌埠市胜利路189号 晨风副刊 刘彬彬 电话：4034478 珠城周末·生活潮（生活文章）江锡钰11-14 239000《滁州日报》安徽滁州市丰乐北路1号 11-15 236008《阜阳日报》安徽阜阳市清河西路 平原副刊 韩修勇 电话：-811011-16 236008《颖州晚报》安徽阜阳市清河路8号 副刊 李蕾蕾 11-17 234000《拂晓报》安徽宿州市汴河路298号 副刊 皖北晨刊副刊张秀云 11-18 232001《淮南日报》安徽淮南市洞山刘家山路 副总编：韩平 电话：6660682 副刊主任：郑兰新 电话：664409911-19 235000《淮北日报》安徽淮北市古城路153号 相城副刊 梁松涛 （） 北方周末·万家灯火 林敏 北方周末·健康 林敏 北方周末·旅游玩赏 傅康11-20 242000《皖东南日报》安徽宣城市鳌峰路31号 242000《宣城日报》安徽宣城市鳌峰东路31号11-21 237001《皖西日报》安徽六安市人民路166号 副刊主任：文济齐 （） 下午版 百姓纪事副刊： 徐俭 （公用） 情感释放副刊： 郑红梅 （公用）11-22 237001《六安晚报》安徽六安市人民路57号11-23 244000《铜陵日报》安徽铜陵市淮河北路30号 副刊 卢达甫 操利群 《铜都生活》城市笔记 毛士云 万家灯火 杨梦平11-24 247100《池州日报》安徽贵池市东湖路九华副刊 杨齐智（） 教育周刊 （散文，与学校教育或家庭教育）魏振强 九华周刊（旅游文化、美食专刊）余同友 11-25 236500《界首日报》安徽界首市大桥北路163号11-26 236500《中原晚报》安徽界首市大桥北路163号 中原副刊11-27 238000《巢湖日报》安徽巢湖市政府广场南侧11-28 230001《江淮时报》合肥市宿州路317号（省政府五楼） 副刊 张勇 电话：2226153 文史 张勇 电话：222615311-29 230001《文化周报》合肥市青年路120号 11-30 230001《工商导报》安徽合肥淮河路260号11-31 230061《安徽青年报》合肥长江路419号 副刊 马振宇 电话：2827577 11-32 230061《安徽科技报》合肥市金寨路248号8楼 11-33 230061《安徽法制报》合肥市淮河路377号5楼 星期天版 ahfzbxxj@mail.hf.ah.cn11-34 230009《安徽经济报》合肥市屯溪路迪迈达新村8号 黄山松副刊·人在旅途副刊 （公共）11-35 230001《安徽老年报》合肥市阜南路40号 枫林（散文、随笔、旧诗）白苇11-36 230061《安徽商报》合肥金寨路206号寂寞文章 副刊·笔记（城市笔记、感悟、随笔）： 文章·阅读： 文章有思想性，记事，游记，感悟，随笔 青春飞扬（青春与时尚、故事与感悟，叙事为主）：胡霈霖 hpling@sina.com11-37 230001《安徽市场报》合肥市红星路92号 市井漫笔 苏宁 副刊 11-38 230001《安徽科技信息》合肥市巢湖路287号 11-39 230001《体育信使报》合肥市芜湖路97号 11-40 230061《安徽旅游报》合肥市屯溪路101号 11-41 230022《世界报》合肥市桐城南路446号 人在他乡（关于外国的生活经历，国外风土人情）白颖 世界风情：王翰霖 外国比较奇特的风俗风情趣闻动情地带：柯榜凯 随笔散文，和翻译作品，类似读者的老派欧美笔法文化时代 白颖 3000字左右的中国人对国外文化风俗的理解观察文字 时事热点 胡锦洋 对国际时事的评论文 11-42 230061《安徽邮电报》合肥市城隍庙徽光阁三楼 11-43 230074《安徽工人日报》合肥市长江路247号 生活时刻（有时评） 臧潇, 11-44 230074《展望（周末）》合肥市长江路247号 11-45 11-46 230031《安徽人口报》合肥市淠河路14号 百姓 11-47 230001《安徽广播电视报》合肥市庐江路69号 生活周刊·情感人生 汪健 副刊 11-48 230001《合肥广播电视报》合肥市富康大厦6楼11-49 230009《皖西广播电视报》安徽六安市人民路11-50 232001《淮南广播电视报》安徽淮南市洞山广电中心看这个链接,很全的
铜陵学院的院校代码是10383。是一所财经特色鲜明，以经济学、管理学为主，工、文、理、艺、法等学科专业协调发展的普通本科高校。是安徽省财经类人才培养、培训的基地，安徽省应用型本科高校联盟创始成员，安徽省首批示范应用型本科院校、安徽省地方应用型高水平大学立项建设单位。
学校简介：
学校创建于1978年4月，初建时为安徽劳动大学铜陵市师范专科班，1983年5月，更名为铜陵财经专科学校。2000年8月，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准安徽省冶金工业学校和铜陵师范学校并入铜陵财经专科学校。2002年3月，经教育部批准，铜陵财经专科学校升格为铜陵学院。2019年，学校正式被纳入安徽省省级硕士立项建设单位。
截至2021年3月，学校有翠湖、育秀两个校区，校园占地面积1310亩（约873630平方米），各类校舍面积42万平方米，馆藏纸质图书160.33万册，中外文期刊1500余种。学校有14个二级学院（部），63个本科专业（含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和第二学士学位专业）。
历史沿革
铜陵财经专科学校
1978年，安徽劳动大学铜陵市师范专科班创建。
1979年，更名为安徽师范大学铜陵专科学校。
1983年，升格为铜陵财经专科学校。
安徽冶金工业学校
1958年，安徽省铜官山有色金属工业学校创建。
1959年，升格为安徽省铜官山矿冶专科学校。
1960年，更名为安徽省铜官山有色金属专科学校。
1962年，安徽省铜官山有色金属专科学校撤销建制。中专层次改建为铜陵有色金属工业公司半工半读真的技术学校。大专层次并入安徽机械学院（后更名为安徽工学院，现并入合肥工业大学）。
1963年，铜官山有色金属专科学校（中专部）参与合并组建马鞍山钢铁工业学校，现发展为安徽工业大学。
1978年，铜陵有色金属工业公司技术学校更名为铜陵有色金属工业学校，后更名为安徽冶金工业学校。
铜陵师范学校
1958年，铜陵市第一中学附设师范班创建。
1960年，铜陵市第一中学附设师范班改建为铜陵师范学校。
1961年，铜陵师范学校停办。
1970年，铜陵五七干校师训队创建。
1978年，铜陵五七干校师训队改建为铜陵师范学校。
1979年，铜陵市第十中学并入（合署）铜陵师范学校。
1982年，铜陵师范学校独立办学。
1984年，铜陵市长江路小学、铜陵市人民幼儿园并入铜陵师范学校。
合并发展
2000年，铜陵师范学校、安徽冶金工业学校并入铜陵财经专科学校。
2002年，铜陵财经专科学校升格为铜陵学院，并开始招收本科生。
2008年12月，铜陵学院发起创立了“安徽省应用型本科高校联盟”并担任首任轮值主席单位。
2009年，铜陵学院获批为安徽省示范应用型本科院校立项建设单位。
2013年，学院通过省示范应用型本科院校项目验收。
2015年，学院获批为安徽省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地方应用型高水平大学”立项建设单位。
2019年，学校正式被纳入安徽省省级硕士立项建设单位。
2020年4月，“铜陵学院大学生创客空间”成功入选国家备案众创空间名单，成为安徽省唯一依托高校运营的国家级众创空间。
2022年，铜陵学院团委被授予2021年度安徽省五四红旗团（工）委称号。
院系概况：
截至2021年12月，该校有14个二级学院（部），开设63个本科专业，学科专业以经济学、管理学为主，工、文、理、艺、法等学科。
师资队伍：
截至2021年3月，铜陵学院现有专任教师904人，副高以上职称教师309人，具有博士、硕士学位教师716人，外聘教师233人。全日制本科在校生20337人，成人教育在籍生991人。
教学建设
截至2021年3月，学院设有63个本科专业（含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和第二学士学位专业），拥有2个国家级特色专业（会计学、国际经济与贸易）、10个省级特色专业，1个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专业（财务管理）、13个省级综合改革试点专业等。
国家级特色专业：会计学、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专业：财务管理。
省级特色专业：国际经济贸易、会计学、金融学、市场营销、自动化、财务管理、审计学、社会保障学、税收学、经济统计学。
省级精品课程：《管理学》、《税法学》、《C语言程序设计》、《成本会计》、《会计学基础》、《金融学》、《社会保障概论》、《经济法》、《网站开发与网页制作》、《西方经济学》、《财政学》、《电路》、《人力资源管理》。
省级示范实验教学中心：自动化工程实训（实验）中心、会计实务实验教学中心、法学教学实验实训中心、用友会计综合实训中心、经济管理类实习实训应用平台。
省级卓越会计人才教育培养计划：会计学。
省级人才创新实验区：应用型高校联盟艺术设计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自动化卓越工程师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科研平台
学院深入推进校地、校企、校校合作，努力与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建设“四个中心”（人才培养和人力资源培训中心、产学研合作中心、政府决策咨询中心、教育文化中心）“四个基地”（实习实训基地、毕业生就业基地、教学基地、研究基地）。拥有“工程液压机器人”省级重点实验室、安徽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皖江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光电子应用安徽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铜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等17个科研机构，建成“安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省级高校智库、“面向铜基新材料智能加工技术”省级科研团队，初步形成了校地、校企、校校互利共赢、共生共育、共同发展的局面。
截至2018年11月，该校建有省高校智库1个、省高校科研创新平台团队1个、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1个、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校级协同创新中心5个、院（部）所合一科研机构11个。
省高校智库：安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省高校科研创新平台团队：面向铜基新材料产业的光电检测与智能装备。
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铜陵学院皖江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光电子应用安徽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培育基地（铜陵学院）。
校级协同创新中心：皖中南光机电技术协同创新中心、集团公司内部控制协同创新中心、铜文化协同创新中心、皖江地区经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铜加工及其关键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铜陵学院系（部）所合一科研机构：公司法研究所、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所、有色金属与加工工程研究所、农村经济与文化研究所、公司金融研究所、现代财务与会计研究所、信息技术与工程管理研究所、自动化设计研究所、铜工艺品研发中心、岩土研究所、铜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科研成果
2011-2014年，铜陵学院获得各级各类科研课题545项，教师发表各类学术论文1000多篇，在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及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21项。
2013年-2017年，铜陵学院发表专著33部，授权专利21项，其中包括发明专利6项、实用新型专利11项、外观设计专利4项。
学术资源
馆藏资源
根据2018年11月学校官网显示，铜陵学院图书馆由育秀校区和翠湖校区两个图书馆组成，馆藏有纸质藏书近150万册，电子图书116万种，各类中外文报刊1500余种，中外文数据库47种。图书馆藏书以经济、管理学文献为主体，兼有工学、理学、文学、法学、教育学等学科，形成多类型、多载体的综合性馆藏体系。
学术期刊
《铜陵学院学报》曾用刊名《铜陵财经专科学校学报》，创办于2002年8月30日，是铜陵学院主办的学术期刊，是ASPT和中国期刊网的来源刊。《铜陵学院学报》内容以财经为主，并适当兼顾其他学科；设“本刊特稿”、“经济理论”、“财政金融”、“企业管理”、“皖江区域经济”、“政法论坛”、“工程科技”、“文化艺术”、“铜文化研究”、“教育研究”等栏目。
学校荣誉
2009年1月，铜陵学院获评安徽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标兵单位。
2013年，铜陵学院获评安徽省普通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示范校。
2017年6月，铜陵学院获评第十一届安徽省文明单位。
2017年，铜陵学院获评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实施高校。
2017年6月20日，铜陵学院获得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授予的“第十一届安徽省文明单位”荣誉称号。
学术交流：
截至2018年11月，该校与美国、英国、法国、爱尔兰、韩国、阿根廷等国家和台湾地区10余所高校建立了交流与合作关系。2005年，铜陵学院与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联合成立了“安徽省西班牙语培训中心”。2012年，铜陵学院与韩国又松大学联合开展了“2+2”合作办学。与美国、爱尔兰、法国等国家的高校开展“3+1+1”、“2+2”等形式的合作办学项目，并与友好高校互派访问学者。与武汉理工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安徽财经大学、安徽工业大学等学校联合开展硕士学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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