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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国际形势主题还是和平和发展，但是我想恐怖主义和地区冲突还是我们应该注意的，比如说朝鲜半岛形式，以及伊朗核问题。不过我相信世界还是和平的。
摘要：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中国与外界的关系也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中欧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向前迈了一步。本文结合中欧关系的现状，谈谈自己一些看法，并且从中方角度浅谈如何应对中欧的现状。关键词：国际关系 中欧 全球化 引言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中国与外界的关系也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2004年之后中欧结束了长达10年的“蜜月期”，逐渐的进入了一直复杂的环境之中。一、 中欧关系的现状1.合作的关系中欧的战略伙伴关系没有能够取得比较有突破性的进展。曾处在“蜜月”期的中欧双方都希望让合作的加深来解决一些问题，同时也加强彼此的合作关系。例如，中方觉得欧盟应取消对华的军售禁令，应该承认中国市场的经济地位。虽然欧方也作了积极的回应，然而在这两个问题上到现在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然而，实践的结果表明双方没有能够在任何一个重大的问题上真正的展现出中欧合作的强烈期望。 2.竞争的关系 中欧在曾经相互合作的领域里也出现了竞争的关系。在经济关系上，中欧关系一直是以合作互补性的典范著称。过去的近些年中欧之间的贸易基本保持平衡，其中，欧盟在中国的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欧洲的企业也获得了预期的市场，强化了自身的竞争水平。然而，在2004年欧盟成为了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之后，彼此的竞争的关系在经济关系中也变的明显了。欧方不停的抱怨中方对欧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频繁的运用针对中国的进口产品的保护主义的措施。欧盟也在不断的给中方施加压力，一再要求中国要开放本国的市场以及强化知识产权的保护等。在2006年欧盟曾发表的对华政策的文件中更是把中国看作是“对欧盟贸易政策的最大挑战”，甚至还提出了让中国做出让步的要求。不仅如此，中国曾参与的欧盟伽利略卫星定位系统的研究，这被看做是中欧合作的具有标志性的一个事件。然而现在，因为欧方不断的在这个计划中去排挤中国，中国已开始加速自主研发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并且在频率的占用上面与欧盟形成了正面的竞争关系。3.外交新问题在一些曾不相关联的事情上，中欧之间出现了新的问题。中国和非洲国家之间的关系在2005年之前并没有引起欧盟各国的关注，这也和中欧的双边关系没有什么关系。但是2005年之后，中欧就中国对非的政策一直表现出不满。在一些政治的问题上，欧方也经常地指责中国与津巴布韦和苏丹这些在欧方看来属于专制的国家所保持的友好关系。欧方对中国在非洲的能源以及矿产的资源领域中的投资活动很是不满，总是把中国比做是抢夺非洲资源侵略者。对于一些援助的问题，欧方还经常地指责中方不加任何的政治条件的一些援助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
浅谈中美关系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众所周知，近代外交始于西方民族国家纷纷独立之际，而奉行“民族国家至上”原则的外交则始于法国枢机主教黎塞留，黎塞留对近代外交有着深远的影响。从拿破仑滑铁卢之役战败到维也纳会议，梅特涅时代的外交奉行“欧洲协调原则”即是欧洲的保守势力出于共同的国家利益对革命势力的遏制而团结在一起。俾斯麦统一德国后打破了均势外交，奉行“现实政治原则”即以国家实力及利益来制定国家外交政策。正如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所说“国家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中国在1840年被迫打开国门后，实际上已逐渐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是列强角逐鱼肉的对象。正所谓“弱国无外交”中国在新中国建立前基本上没有自己的独立外交。在此要讨论的是中国在1949年后外交政策的变化。建国后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也有国家利益的考量，中国实行的是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即是与苏联结盟来对抗西方的资本主义世界。1960年因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成了“第三世界的代言人”既反美帝又反苏修，事实证明这种纯粹以意识形态外主，牺牲国家利益的政策是不可取的，从1960—1971年中国实行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打破了美苏两极格局，形成了中美苏三角关系。中美联手对抗当时如日中天的苏联，以遏止苏联的扩张。这个历史性的外交转变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中国不再以意识形态为外交政策制定的依据，而改以国家利益为外交政策制定的基石。因为对美关系的改善客观上也促进了后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逐渐融入了国际经济秩序。当今的中国外交政策即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苏联解体后，美国一超独霸，俄罗斯虽已雄风不在，但对世界还有一定的影响力，欧洲离国家的形成还有很长的距离，暂还不能形成统一的政治实体。但欧盟一直希望联合起来以摆脱美国的影响力。日本自1968年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后一直在追求恢复正常国家的地位，以改变“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国际地位。而印度随着经济的崛起也想追求大国的地位，称霸南亚。处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是当代中国外交的重点。而对美关系则是重中之重。众所周知，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强权，二战后一直扮演的是名副其实的“世界警察”角色。虽有些学者说美国正处于衰落之中，比如“911”后，伊拉克战争，还有目前的金融危机等，但其仍拥有无可比拟的超级实力。如何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将关系到中国未
2012当前国际形势分析 2012年以及过去的2011年国际经济、政治、安全形势错综复杂，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国家兴起，世界多极化进程不断加快。国际经济在缓慢和不平衡中复苏，不确定因素仍然很多。国际安全形势不容乐观，朝鲜半岛安全不容乐观、中东战火纷飞、伊朗核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非洲大面积军事冲突以及中国与周边国家领土纷争愈演愈烈。2011已经走过大半，我们期待合作，期待和平、期待发展、期待绿色。简单地从几个大国来看：美国力不从心，已经进行了战略调整，高调重返东南亚，以遏制中国；欧盟与欧元区受到国际金融危机严峻考验，欧洲领导人正竭力与危机奋战；俄罗斯痛感资源出口依赖型经济结构的弊端，决定加大外交为经济现代化服务的力度；日本经济本来就萎靡不振，在经历了9级地震后，国家经济更是遭受重创，政府公信力下降；中国外交活跃主动，在国际经济复苏、全球综合治理、地区形势稳定等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作用，但国内CPI持续上涨、与周边国家间领土争端成为影响中国发展的最主要问题。1、新兴大国在各领域发挥影响、世界多极化发展进程加快亚、非、拉等广大发展中国家总体保持强势发展势头，尤以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国家为代表，其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国际力量对比进一步朝着相对均衡的方向发展，世界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11年发展中国家占全球GDP比重将达52%，历史上首次超过经合组织成员国。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气候变化以及伊朗核、朝核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二十国集团G20当中，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占了成员国的半数。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仍具有相对优势，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话语权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各大国针对国际形势的新变化，纷纷调整对外战略和政策，互动更加活跃。国际关系的形态更加多样，内涵更加复杂。传统国家间阵营和界限趋于模糊，利益组合趋于复杂。围绕气候变化、核安全与防扩散、国际金融改革等议题，各国根据不同利益需要结成不同联盟。国际关系行为主体更加多元化，国际权力更加分散。普通民众通过互联网、手机等信息技术，对外交事务和国际关系的影响增加。2、经济在调整中缓慢复苏，仍面临许多不确定风险2010年，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经济回暖迹象。但另一方面，各国为刺激经济增长而实施的扩张性政策导致政府债台高筑。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数据，二十国集团成员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比例已近8%。2010财政年度美国财政赤字达创纪录的1.3万亿美元，2011财政年度的财政赤字将进一步恶化。日本的财政状况也不容乐观，政府债务规模是GDP的200%，消费者物价指数连续20个月下降，深陷通缩泥潭，但震后重建可能会给日本带来一丝转机。中国和印度等亚洲主要国家经济复苏强劲，但面临物价上涨、经济过热的风险，并且可能将风险传导给亚洲其他国家。2011年，世界经济将继续增长，至于增势是否减缓则存在未定因素。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仍然很不乐观。IMF《全球金融报告》认为，尽管世界经济仍在复苏，但全球金融体系发展依然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在世界经济复苏的同时，经济主体的资产负债表逐渐改善，但要取得更大进展则需化解主要银行系统的遗留问题。然而，巨大的下行风险仍然存在，发达国家面临着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挑战。事实证明，新兴市场经济体对金融危机冲击有更强的抵抗力，但其金融体系依然脆弱，并面临着遭受巨额资本流入冲击的风险。3、国际安全形势复杂多变、中美扮演重要角色第一，朝鲜半岛剑拔弩张：朝鲜与韩国依然对“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闹得不可开交，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将得以延续。朝鲜和韩国之间再度出现军事摩擦的可能性相当大。由于双方领导人在国内政治领域中的回旋余地都很有限，因此，对于军事摩擦和冲突的控制将更多取决于美国和中国等周边大国的克制与约束。第二，中东地区的情况令人担忧：阿以谈判再一次因犹太人定居点问题而告破裂，中东和平进程再度搁浅，而且很难在近期内再度开启。从2011年7月起，美军将开始从伊拉克撤军，但撤军规模也有可能取决于伊拉克马利基政府的工作绩效。由于巴基斯坦坚决拒绝美军跨过巴阿边界围剿藏匿于巴基斯坦部落地区的塔利班组织，而美国扶植的卡尔扎伊政府又十分脆弱，所以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规模也迟迟难以决定。伊朗核危机在经过一系列外交折中之后仍然处于僵持阶段。第三，2011年非洲的安全形势也不容乐观：苏丹于2011年1月8日就南部苏丹是否独立问题进行全民公投，南北双方尊重公投结果，和平分手，结果还不错，没有带来大规模冲突。再看利比亚，卡扎菲与反对派双方你争我夺，北约组织对其进行军事打击，施行空袭，对人民在成了巨大伤害，不断有人员伤亡。第四，值得一提的是今年5.1号，本拉登在巴基斯坦被美军击毙，使塔利班武装分子受到了巨大的打击，这无疑是全球打击恐怖分子上重要的一笔和胜利。但恐怖主义泛滥依然像乌云一样给世界压力，《人民网》5月2日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篇注明是知名媒体评论员写作的文章，题目是“拉登被埋葬在春天里，但美国反恐战争仍在严冬”，认为“从实际情况看，美国的中东反恐策略从未成功，反而是越反越恐”。最后，中国周边很不安定：首先表现在与越南、菲律宾、印尼等国因南海争端分歧扩大，越南菲律宾不断扩充军备，进而耀武扬威，但最近似乎有缓和之势；其次，钓鱼岛争端，中日关系一度紧张，但因为日本大地震的发生，此事似乎暂时搁置；最后是中印间领土争端，印度通过进口先进装备不断提升其军事力量，与中国形成对抗。而我国一直本着和平对话解决问题的方针，一方面通过外交手段与其交涉，争取不直接与其产生军事冲突，一方面大力提升我国军事防御能力，东风21-D、歼-20、航母等先进军事武器不断亮相，以震慑其他国家。2390字
把中医发扬光大，怎么仅仅是把中药材出口就好了中医是一门很大的学问，望闻问切四个字包含了深奥的复杂的繁复的知识而且中医医病，讲究很多方面，比如男女寒暑时间等等，一个优秀的负责的中医在确诊下药要考虑诸多方面的因素，根据个人体质不同，怎么用药用什么药药量多少药性强弱都是不同的，更何况，东西方人的体质在一定方面是存在区别的。简简单单把中药出口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以前中医被当做一门补充的学科，现在已经变成独立的学科了。而且你自己也说你们家不过是世代都懂中草药而已，懂草药不等于懂中医，而且不见得你们家有什么特立独行的不传之秘，你们家的东东有经过国家相关部分的权威检测嘛？有经过大量的反复的临床试验嘛？比医院药店里卖的更具疗效嘛？你们家的中草药是别家没有的嘛？你有亲身到国外去了解过外国人对中医中药的态度嘛？
1 中国鞋业出口欧盟问题研究 2 中国重型载货车出口问题研究 3 中药出口欧盟市场的困境及营销对策研究 4 中国耐火材料出口战略研究 5 中国蔬菜出口现状及发展对策 这样的毕业论文，这里还可以找到很多 祝你早日顺利毕业~
一、中药产品出口现状 中药产品包括中药材、植物提取物和中成药。 1996 - 1999 年 , 中药产品出口连续 4 年下降 ,1996 年 , 中药产品出口总额 6.85 亿美元 ,1999 年则下降为 5.06 亿美元 , 下降了 26.1% 。 2000 年中药产品出口出现转机 , 全年出口额为 5.5 亿美元 , 同比增长 9.5%, 结束了中药产品出口连续 4 年的下降局面。但是 ,2001 年 , 中药产品出口再次下降 , 金额为 4.47 亿美元 , 比上年下降了 18.7% 。与 1996 年 相比 , 下降幅度更大 , 达 34.7%, 出口形势严峻。进入 2002 年 , 中药产品出口出现可喜变化 ,1 - 6 月 , 中药产品出口 4.1 亿美元 , 接近去年全年的出口水平 。 （一）中药材出口 2002 年之前 , 中药材在中药产品出口总额中所占比例最大 , 一直占 2/3 以上 , 植物提取物和中成药占 1/3 。高技术含量及高附加值的中成药出口没有实现根本的突破 , 所占比例在中药产品出口中位居最后。进入 2002 年 , 中药产品出口出现了较大变化 , 中药材所占比例下降为中药出口总额的 1/3, 植物提取物和中成药出口出现很大增长 , 所占比例占 2/3。 中药材出口所占比例下降之势明显 ,1996 年中药材出口额为 5.04 亿美元 , 占当年中药产品出口总额的 73.6%, 到 2001 年 , 中药材出口总额为 2.75 亿美元 , 所占比例为 61.4%, 下降了 12.2 个百分点。 2002 年 1 - 6 月 , 中药材出口金额为 1.42 亿美元 , 所占整个中药产品比重为 34.8%, 与 2001 年全年所占比重相比 , 下降了 26.6% 。 近年来 , 中药材出口持续下降的原因是 : 非正常出口增加 , 企业无序竞争 , 互相压价 , 影响了中药材出口 ；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 日本、韩国、东南亚的中药材进口需求不旺等。 2000 年 , 中药材出口略有回升 , 得益于东南亚、日本、韩国等对中药材的需求回升 , 尤其韩国市场的强劲恢复 , 是中国中药材出口增长的最主要动力之一 , 同时, 部分中药材出口价格的提高对出口额的增加起了一定的作用。 （二）中成药出口 中成药出口在经过连续四年下降后 , 从 2000 年开始 , 出口持续增长 ,1996 年出口总额为 1.15 亿美元 , 占中药产品出口总额的 16.8%, 2000 年 , 中成药出口出现回升 , 全年出口 0.91 亿美元 , 比上年增长 15.2%, 但仍比 1996 年下降 0.24 亿美元。2001 年 , 中成药出口额为 0.96 亿美元 , 同比增长了 5.5%, 2002 年 1 - 6月 , 中成药出口 1.82 亿美元 , 几乎相当于上年全年出口额的 2 倍。 中成药出口占中药产品出口比例发生很大变化 ,1996 年为 16.7%,2002 年 1 - 6月为 44.7%, 提高了 28 个百分点。这表明中成药正逐渐成为我国中药产品出口的主要力量。 1996 - 1999 年 , 中成药出口持续下降的原因主要是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的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国家进口大幅度减少。 2000 年以后 , 中成药出口得以回升的原因是中成药中的清凉油、片仔癀的出口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以及东南亚及日本、韩国需求量上升带来出口额大幅度增长。 （三）植物提取物出口 1996 - 2000 年 , 植物提取物的出口始终呈小幅增长之势 ,1996 年出口额为 0.67 亿美元 , 占中药产品出口总额的 9.8%,2000 年出口额为 1.14 亿美元 , 所占出口比重上升为 20.6%, 比 1996 年上升了 10.9 个百分点。 2001 年 , 出口又出现较大幅度下降 , 出口额为 0.78 亿美元。 2002 年 1 - 6 月出口额出现很大幅度增长 ,金额为 0.84 亿美元 , 超过上年全年的出口额 , 所占比例为 20.6%, 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植物提取物保持持续增长的原因是 : 世界各国特别是欧美对植物提取物的需求不断增加 ；中国的植物提取物的生产成本较低 , 质量提高 , 竞争力增强。 二、中药产品出口的特点 （一）中药产品出口数量上升 , 单位价格下降 在中药产品出口数量逐年上升的同时 , 另一个严峻的事实必须引起我们高度警惕, 即中药产品出口价格总体呈下跌之势 , 尽管个别年份的中成药和植物提取物的单位价格有所上升 , 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药产品出口价格下降趋势。 1、中药材出口数量增加 , 价格下降 1996 年 , 中药材出口数量为 213327 吨 , 单位价格为 2361 美元/吨。2001 年出口 283140 吨 , 比 1996 年增加了 69813 吨 , 增长了 32.73%, 但是 , 出口总值却下降了 54.51%, 单位价格仅为 970 美元/吨 , 比 1996 年下降了 58.92%。2002 年 1 - 6 月 , 出口单价进一步下降 , 为 929 美元/吨 , 比上年又下降了 4.23%。 2、植物提取物的出口价格始终不稳定 , 总体呈下降趋势 1996 年 , 植物提取物的单位出口价格为 8799 美元/吨 , 全年共出口5584 吨。2001 年单位出口价格为 8663 美元/吨 , 全年出口 8932 吨 , 单位价格比 1996 年下降了 1.55%。 2002 年 1 - 6 月 , 单位出口价格为 8222 美元/吨 , 比上年又下降了 5.09%, 显示植物提取物的出口竞争非常激烈。 3、中成药产品出口数量及出口价格多数年份都呈下降趋势 1996 年中成药产品出口数量为 18708 吨 , 单位产品出口价格为 7561 美元/吨 ,2001 年出口数量为 12395 吨 , 但是 , 单位产品出口价格为 7705 美元/吨 , 分别比 1996 年下降了 33.75% 和 19.05% 。 2002 年 1 - 6 月 , 中成药出口量大幅度增长 , 为 79260 吨 , 但 单位出口价格仅为 2295 美元/吨 , 比上年下降了 70.25%。 （二）中药产品出口以原料药为主，单个品种出口金额不大 通过分析 1996 年至 2002 年 1 ? 6 月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原料药（植物提取物和中药材）在中药产品出口总额中一直占 80% 以上，而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中成药仅占整个中药产品出口额的 1/5 左右。 1996 年，提取物和中药材出口占中药产品出口额的 83.2%， 中成药出口仅占 16.8% 。 2002 年 1 ? 6 月，提取物和中药材出口占中药产品出口额的 79.4% ，中成药出口仅为 20.6%。 中药产品出口品种有上千种之多 , 但单个品种出口金额都不大 , 据海关统计 ,1996 至 2002 年 1 - 6 月 , 超过 1000 万美元的商品仅有 5 个, 并且一些品种的个别年份低于 1000 万美元。 1996 年以来 , 中药产品出口品种金额较大的有人参、鲜蜂王浆及制品、西洋参、甘草及制品、姜、肉桂、未列名药材、冬虫夏草、其他植物提取物、苦杏仁、片仔癀、清凉油、其他中成药 , 在这些品种中 , 真正连续多年单个品种出口过千万美元的只有人参和清凉油 2 种产品。 (三)中药产品出口市场集中于亚洲 中药产品出口的传统市场以亚洲为主 , 所占市场出口份额一直占 60% 以上。 对欧洲市场出口 1997 年超过 1 亿美元 , 达 1.25 亿美元 , 占中药产品出口比例为18.9%, 但 1998 年对其出口出现大幅度下滑 , 仅为 0.32 亿美元 , 下降了 74.3%。 1999 年和 2000 又有很大回升 ,2001 年出口又重新下降，2002 年 1 - 6 月 , 出口额又有增加 , 金额接近上年全年的出口额。但是 , 占整个中药产品出口的比例始终呈下降趋势 ,2002 年 1 - 6 月仅为 11.05%, 比 1997 年所占中药产品出口比例下降了 7.84 个百分点。 对美国市场的中药产品出口 1997 年为 0.75 亿美元 ,1998 年达 0.91亿美元 , 此后连续 3 年下降 ,2001 年为 0.52 亿美元 , 所占出口比例 1997 年为 11.3%,2001 年 , 所占比例为 11.68% 。 2002 年 1 - 6 月 , 对美国出口额达 0.61亿美元 , 超过上年全年对美国出口额 , 所占比例提高为 15%。 对美国市场出口增长较快的原因是 , 西药的副作用日渐明显 , 世界回归自然的热潮不断升温 , 对天然植物药的需求增多 , 因此 , 对美国出口的植物提取物不断增加。 1、中药产品对亚洲市场出口的特点 对亚洲出口中药产品中 , 以中药材和中成药为主。 1997 年 , 对亚洲出口中药材 3.25 亿美元 , 占中药材出口总额的 69.3%； 出口中成药 0.95 亿美元 , 占中成药出口总额的 77.3% 。对欧美的中药材出口为 1.30 亿美元 , 占中药材出口总额的 28.3%, 出口中成药 0.13 亿美元 , 占中成药出口总额的 11.5% 。 2001 年 , 中药材对亚洲出口进一步上升 , 占中药材出口的 79.36%, 上升了 9.98 个百分点 , 中成药出口则为75.83% , 较 1999 年下降了 3.97 个百分点。 2002 年 1 - 6 月 , 中药材对亚洲出口占整个中药材出口的 81.91%, 所占比例为 81.91% 。 2、植物提取物出口以欧美市场为主 植物提取物主要出口市场是欧洲和美国。1996 年 , 对欧洲出口为 0.12 亿美元 , 对美国出口为 0.27 亿美元 , 分别占提取物出口总额的 18.1% 和 40.6%, 两者合计为0.39 亿美元 , 占 58.9%, 对亚洲出口 0.26 亿美元 , 占 38.7%。 2001 年 , 植物提取物对欧美的出口出现较大幅度下降 , 对欧洲出口为 0.15 亿美元 , 占当年提取物对外出口的 19.85%, 比 1996 年增加了 0.03 亿美元。对美国出口基本持平。 2002年 1 - 6 月 , 对欧洲、美国出口略有增长 , 对亚洲出口有较大增长。 3、日本、香港、美国在中药产品出口市场位居前列 近几年 , 日本、香港、美国在中药产品出口市场中依次分列前三名。如 1997 年对日本出口 1.76 亿美元 , 占当年出口总额的 26.6%, 对香港出口 1.58 亿美元 , 占 23.9%, 对美国出口 0.75 亿美元 , 占 11.3%, 三者合计 4.08 亿美元 , 占当年中药产品出口总额的 61.0% 。 2002 年 1 - 6 月对日本出口 0.97 亿美元 , 占 2002 年上半年出口总额的 23.8%, 对香港出口 0.96 亿美元 , 占 23.6%, 对美国出口 0.61亿美元 , 占 15.0%, 三者合计占 62.4%, 日本、香港、美国市场的进口占中国中药产品出口总额的 2/3 以上 , 是中国重要的出口市场。
国际经贸国际经贸
我国中药出口贸易现状及对策建议
■李荣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李瑞锋北京中医药大学
摘要：文章利用时间序列数据对我国中药出口贸易现状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我国中药出口规模不断增长，我国中药的国际
竞争力有所下降，我国中药出口品种以中药材和提取物为主，亚洲仍然是我国中药的主要出口市场。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现阶段我国
中药出口面临的基本形势，进而提出了促进我国中药出口的政策建议：通过
“以医带药
”方式推进中药的国际化；进一步制定完善中
药的相关标准及规范；加快企业技术创新，提高我国中药的国际竞争力；制定鼓励中药出口的政策措施。
关键词：中药出口国际竞争力
中国具有世界上最丰富的天然药物资源。20世纪
80年代
全国中药材资源调查表明，中国拥有的中药资源种类为
12807
种，其中药用植物
11146种，药用动物
1581种，药用矿物
80
种；仅对
320种常用植物类药材进行统计，总蕴藏量就达
850
万吨左右；
1985年全国药材种植面积约
30万
hm2，常年栽培的
药材达
200余种；药材年收购量
30～40万吨，其中野生药材占
60%，家种药材占
40%（李刚，
2004）。2007年我国中药材种植面
积达到
96万
hm22008）。丰富的中药材资源为我
（国家统计局，
国中药产业的发展和中药的国际贸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我国中药出口贸易现状
中药是我国非常传统的出口商品，具有悠久的历史。据记
载，唐宋时期就向外大量输出药材，当时出口的药品种类多达
几十种，包括人参、牛黄、朱砂、茯苓、附子、川椒、远志、甘草等
（李璐瑒，
2010）。中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中国
特色与优势，近年来随着我国加入
WTO及世界对传统医药重
视程度的不断提高，中药出口贸易得到进一步发展。
1.我国中药出口规模不断增长。建国以来，我国中药出口
一直发展较快，海关统计数据显示，
1974年我国中药出口额首
次突破
1亿美元，
1979年达到
2.7亿美元，
1985年增加到
3.6
亿美元，
1974~1985年的平均增长率为
12.35%，发展迅速。
1991~2010的二十年间，我国中药出口经历了快速增长、下
降回落、快速增长的不同发展阶段。其中，
1991-1995年我国中药
出口表现为快速增长的特征，中药出口额从
1991的
3.1亿美元
增加到
1995年的
7.7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
25.54%；1995~2001
年，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及其他一些政策的影响，中药出口受
到限制，中药出口表现为不断下降的特征，中药出口额从
1995
年
7.7亿美元的高值，下降到
2001年的
4.5亿美元，年均下降
8.6%；进入
21世纪，特别是我国加入
WTO以后，我国中药出口
进一步得到快速发展。2001~2010年中药出口表现为快速增长
的特征，中药出口额从
2001年的
4.5亿美元增加到
2010年的
19.4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为
17.63%。虽然期间受到
2008年国
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药出口额增长率出现下降，但是从
2010
年开始明显复苏，出口额增长率进一步提高到
32.9%。
2.我国中药的国际竞争力有所下降。虽然我国中药出口近
年来发展较快，但是中药的竞争力特别是国际竞争力却在不
断下降，表现为中药出口额占医药出口总额的比重不断下降，
表
1我国中药出口额变化情况（亿美元）
资料来源：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海关统计年鉴
以及中药贸易竞争力指数不断降低等方面。
近年来，我国中药出口额占整个医药出口总额的比重相对
偏低，而且还表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1995年中药出口额占全
部医药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为
36.1%。2003年，中国中药出口
总值达到
7.12亿美元，而医药类商品
(包括中药、西药、医疗器
械、医用敷料等大类
)的出口总值达到
79.99亿美元，中药出口
所占的份额仅为
8.9%（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
2004）。
2008年中药出口占全部医药出口额的比重仅为
4.1%（张中朋
等，
2009）。相对来讲，中药出口额占医药出口总额的比重及变
化趋势，与中药工业产值占医药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及变化趋势
之间，存在明显的不一致性。中药出口额占医药出口总额的比
重明显低于中药工业产值占医药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中药出口
额占医药出口总额的比重基本呈现不断下降的特征，而中药工
业产值占医药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却呈现不断增加的特征。数据
显示，
2001年中药工业产值占医药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
18.62%。到
2003年我国共有中药企业（包括中成药工业企业和
中药饮片工业企业）
1364家，全年中药工业产值达
810.26亿
元，中药工业产值占医药工业总产值的比例提高到
26.1%。2008
年我国中药工业产值占医药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
26.1%。2010
年我国中药实现工业产值
3172亿元，医药产业实现工业总产
值
11933.82亿元，中药工业产值占比进一步提高到
26.58%。
为了进一步分析我国中药的国际竞争力，本文选择了贸
易竞争力指数
TC(Trade
Competition
Index)这一指标来进行分
析现阶段，分析某一产业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普遍采用国际
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力指数和显示比较优势指数三个指标
来分析，但是由于关于中药的概念、内涵和范围，我国与国际
国际经贸国际经贸
图
2003-2008年中药出口额与中药工业产值在整个医药产业中的地位（
%）
资料来源：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
2004），中国高技术产业发
展年鉴（
2003、2008），张中朋等（
2009）
上的有关界定存在很大差异，导致统计口径不可比，难以准确
计算上述其他两个指标，所以本文只使用贸易竞争力指数这
一个指标进行分析。贸易竞争力指数是指某一产业或产品的
净出口与进出口总额之比，可以表明某国生产的某种产品是
净进口，还是净出口，以及净进口或净出口的相对规模，从而
反映某国生产的某种产品相对于世界市场上供应的其它国家
的该产品来讲，是处于生产效率的竞争优势还是劣势以及优
劣势的程度。其计算方法为：
式中：
Xij表示
i国
j种商品的出口额；
Mij表示
i国
j种商品的进
口额。
TC值小于零，说明该产品为净进口，其生产效率低于国
际水平，不具有或缺乏国际竞争力；
TC大于零，说明该产品为
净出口，其生产效率高于国际水平，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TC值越大，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越强；
TC值等于零，则表示该产
品的生产效率与国际水平相当，其进出口纯属与国际间进行
品种交换。该指标的优点是作为一个与贸易总额的相对值，剔
除了通货膨胀、经济膨胀等宏观总量方面波动的影响，即无论
进出口的绝对量是多少，该指标均介于
-1和
+1之间，因此在
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之间具有可比性。
结果表明，我国中药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优势，但不是很
强，而且国际竞争力正表现出非常明显的下降趋势，贸易竞争
力指数从
1998年的
0.72下降到
2010年的
0.48。
表
2
1998-2010年我国中药贸易竞争力指数（
TC）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海关统计年鉴的相关
数据计算
2013年
1期
88
总第
706期
3.我国中药出口品种以中药材和提取物为主，附加值相对
偏低。从产品品种结构上来讲，我国出口中药产品主要包括中
药材、植物提取物和中成药
(含中药酒及营养保健品
)三大类。
近年来，我国中药产品出口额不断增加，但是从结构上来看，
以中药材和提取物为主，中成药所占比重相对较小。1996年我
国中药出口额中，中药材、植物提取物和中成药
(含中药酒及营
养保健品
)三者所占的比重为
73.5%、9.7%和
16.7%，中药材出
口所占比重相对较高，超过
70%，中成药出口所占比重不足
20%。之后，中药材出口额所占比重基本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
1996年
~2006年中药材出口所占比重从
73.5%下降到
37.6%；
提取物出口额所占比重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
1996年
~2006
年提取物出口额比重从
9.7%提高到
43.8%；中成药出口额所
占比重在波动中呈现小幅提高的特征，
1996年
~2006年中成
药出口额比重从
16.7%提高到
18.7%。但总体上，
1996年
~2005年以来，以中药材为主的出口格局一直没有改变。
2006年中药提取物出口额所占比重第一次超过中药材，
成为第一大出口来源，中药材成为第二大来源，中成药成为第
三大来源，中药出口格局发生明显改变。2006年
~2010年一直
维持这种出口格局。
总体上来讲，
1996年
~2010年间虽然中药材的出口比重
不断下降，但是仍然占到近
40%的份额，同时，中药提取物的
出口比重不断提高，已经超过
40%，二者合计的比重超过
80%。相对来讲，中成药的出口比重一直偏低，不足
20%。实际
上，早在
1989年,我国中成药出口就达到了
1.1亿美元
,占中
药出口总额的
30%，1991年
~1993年间，中成药出口额所占比
重一直都维持在
30%以上，不过逐渐开始表现出下降的特征，
从
1994年开始出现了明显的下降，比重降到了
20%左右，之
后，中成药出口额所占比重基本都维持在
20%以下，例如，
2010年中成药出口额增加到
3.54亿美元，但是占中药出口总
额的比重仍然不足
20%。现阶段，我国中药出口以中药材和提
取物为主的特征非常明显，意味着我国中药出口品种的结构
不合理，附加值依然偏低。
表
3我国中药出口产品的品种结构分布
资料来源：
1996-2007的数据来自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海
关统计年鉴，2008-2010的数据来自中国中医药年鉴。
4.亚洲仍然是我国中药的主要出口市场，目标市场相对
单一。近年来，我国中药出口覆盖国家和地区范围进一步扩
国际经贸
大，
2003年中药出口覆盖到的国家和地区已达
150个，
2008
年进一步增加到
160个。但是，我国中药出口的目标市场仍然
比较集中，相对单一，亚洲市场一直是主要出口市场。数据显
示，
1998年我国中药对亚洲出口
38985万美元，占中药出口总
额的
71.9%，是第一大出口市场；对欧洲出口
3207万美元，占
中药出口总额的
5.9%；对美国出口
9124万美元，占中药出口
总额的
16.8%；其他市场出口
2872万美元，占中药出口总额的
5.3%。1998年以来，出口亚洲市场的份额有所下降，从
1998年
的
71.9%下降到
2010年的
65%；出口欧洲市场的比重有所提
高，从
1998年的
5.9%增加到
2010年的
16.0%；出口美国市场
的比重出现下降的特征，从
1998年的
16.8%下降到
2010年的
10%；出口其他市场的比重从
1998年的
5.3%增加到
2010年
的
9%。
总体上来讲，我国中药出口市场结构近年来并没有出现
明显变化，亚洲市场仍然是主要出口市场，虽然比重有所下降，
但是下降幅度很小，
1998年
~2010年
12年间，仅仅下降了
6.9
个百分点，欧洲出口市场所占比重有所增加，增加
10.1个百分
点，美国出口市场所占比重有所下降，下降了
6.8个百分点。
表
4我国中药出口市场分布结构（
%）
资料来源：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海关统计年鉴
二、我国中药出口贸易面临的形势
1.世界对中药的认识有所改变。长期以来，我国中药出口
受到中西方文化差异方面的影响，而无法得到快速发展。中医
和西医分属两个截然不同的医学体系，思维方式也存在很大
差异。西方国家对中医药的很多理念和做法难以理解，在认识
上存在一定的偏见，这也导致了我国中药特别是中成药难以
进入国际市场，中药出口受到限制。近年来，人们逐渐认识到
西医药的局限性和毒副作用，开始更加关注传统医药领域，使
得世界对植物药及中药的认识也有所改变，国际市场对植物
药和中药的需求不断增加。WHO在
2002年发布的报告中认
为，世界基于传统医药的植物药市场规模已经达到
600亿美
元，国际植物药市场潜力巨大。
2.中药的标准体系建设相对滞后，出口贸易壁垒增加。现
阶段我国中药在生产加工等方面的标准体系建设相对滞后，
很多方面还属于空白，虽然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标
准，但是存在标准偏低、范围有限等问题，还没有形成国际上
认可的中药管理标准体系，中药的标准化和规范化程度偏低，
质量标准难以得到国际的认可，国内标准还难以发展成为国
际标准。例如，历史上曾出现过小柴胡汤事件、麻黄事件、马兜
铃酸事件、御之堂减肥药事件等不良反应和中药副作用事件，
被国际媒体大肆炒作，对我国中药出口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
响。现阶段，我国中药依然存在农药残留和重金属超标的问
题，这些问题都直接影响我国中药出口。
在我国中药标准体系建设滞后的情况下，发达国家利用
自身在技术方面的优势，不断提高对中药安全卫生、技术含
量、疗效、环保等方面的标准和要求，限制我国中药的出口。加
之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使得中药出口的贸易壁垒有
所增加，进一步影响了中药的出口。例如，
2004年
3月
31日，
欧洲议会和理事会颁布《欧盟传统植物药（草药）注册程序指
令》（200424EC指令），其中规定中药出口企业必须提供
“待批
药品或同类相关药品在申请日之前已有至少
30年的药用历
史，包括在共同体内至少
15年的使用历史的文献或专家证
据。”，该指令首次承认了中药的
“药品地位
”，对于目前已经在
欧盟市场上以
“膳食补充剂
”等身份销售的草药产品，允许再
销售
7年，并在此期间允许采用传统草药简化申请的途径来
获取
“药品”的合法地位（李璐瑒，
2010）。但是我国的中药产品
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基本都难以达到上述要求，其中比较突出
的问题是国内企业基本都无法出具产品在欧盟安全使用
15
年的相关证明材料，导致我国中药出口依然受到很大限制。截
至目前，在欧盟植物药注册中，我国仅有个别产品完成了简化
注册，而大多数产品只能继续以
“膳食补充剂
”或“食品
”等形
式出口。近年来，日韩也在不断提高中药进口质量标准，对我
国中药出口形成了较大的影响。
3.我国中药出口企业规模较小，竞争力相对较弱。我国从
事中药出口经营的企业数量相对较多，但是规模普遍较小，科
技创新能力不足，内部竞争激烈，整个中药行业集中度不高，
在国际上的竞争力相对较弱，直接影响我国中药的出口。数据
显示，
2009年，我国中药类产品出口企业总计有
2766家，其
中，出口中药材及饮片的企业有
1000家，出口额超过
100万
美元规模的企业仅有
7家（中国中医药年鉴行政篇，
2010），大
部分企业的规模都偏小，出口额相对偏低。近年来，韩国、日本
等国家在传统医药方面发展较快，这些国家生产的中药在药
品质量和包装设计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优势，加之资金雄厚、
技术先进，注重企业规模的扩大和品牌的建立，对我国的中药
形成了较大的竞争。
三、促进我国中药出口贸易的政策建议
1.进一步促进中医在世界各国的发展，通过
“以医带药
”方
式推进中药的国际化。中药不同于其他国家的草药，中药是纳
入了中医药理论体系、能够按中医理论使用的药品，所以中药
的发展离不开中医的发展，中药的国际化离不开中医的国际
化，现阶段，通过
“以医带药
”方式，在促进中医国际化的过程
中不断推进中药的国际化是一种有效的方式。例如，
2012年从
7月
1日开始，澳大利亚对中医师进行全国注册管理，这意味
国际经贸国际经贸
着澳大利亚已把中医药纳入了法制化管理的范畴，中医在澳
大利亚的发展为我国中药在澳大利亚的应用和发展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通过中医在国外的发展，可以提高国外民众对中医药行
业的整体认识水平，有利于中药在国外的注册和应用，进而扩
大中药出口。针对中药出口市场相对单一的问题，要积极在亚
洲以外的欧美等国家大力发展中医服务，进而带动中药出口。
总体来讲，在中医与中药的国际化问题上应始终坚持“以医带
药”的模式，促进医药产业的共同发展。
2.进一步制定完善中药的相关标准及规范。进一步完善中
药的相关标准和规范，包括中药种植、研发、生产加工、包装等
各个环节，特别注重将我国制定的相关标准和规范与国际接
轨，不断提高我国中药的质量和水平，增强竞争力，通过标准
化进一步提升我国中药的国际化水平。我国是中药的发源地，
有成熟的理论体系和相关技术，在中药标准制定方面应该发
挥应有的作用，通过推动国际标准的制定来促进我国中药的
国际化，进而促进世界中药产业的科学发展。
3.加快企业技术创新，提高我国中药的国际竞争力。我国中
药企业技术创新不足是基本现实，为了提高我国中药的国际竞
争力，需要进一步加快中药企业的技术创新，加大研发投入，使
我国中药的生产技术水平实现新的突破，不断生产出具有高科
技含量和高附加值的创新性产品，尽快摆脱中药出口以中药材
等原料性产品为主的局面，进一步提高中成药的国际竞争力，
提高中成药这种高附加值产品在中药出口中的份额。
4.制定鼓励中药出口的政策措施。近年来，我国曾出台一系
列政策促进中药贸易。2005年，国家八部委出台了《关于促进医
药产品出口的若干意见》。2009年
4月出台《国务院关于扶持和
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22号）明确了新
时期发展中医药事业的主要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要完善相关
政策，积极拓展中医药服务贸易。2012年商务部、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等
14个部门联合制订《关于促进中医药服务贸易的若干
意见》，这些政策中都涉及到中药出口贸易，对我国中药出口具
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这些政策文件都没有针对中药出口贸
易提出明确规定。为了促进中药出口贸易的发展，未来需要进
一步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鼓励我国中药出口，给予具有一定规
模和发展优势的企业相应的政策优惠和政策支持。
参考文献：
[1]WHO/EDM/TRM/2002.1.WHO
Traditional
Medicine
Strategy
2002－2005[M].WHO.Geneva,2002.11－12.
[2]李刚.中药出口贸易现状及对策（上）.
中药研究与信息,2004.10
[3]李璐瑒.传统中药如何走向世界—2010.19
—
——再谈中药出口.首都医药，
[4]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2003年中药出口情况分析及
2004年预
测.医保信息，2004.02
[5]张中朋,刘张林.做大国际市场促进中药出口—
———中药出口二十年
回顾与策略探讨.中国现代中药，2009.10
作者简介：李荣(1980-)，女，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在职研究生，专业：
国际贸易;李瑞锋，男，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卫生事业管理
2013年
1期
90
总第
706期
人民币升值对纺织服装企业
出口的影响及对策分析
—
—————以泉州纺织服装企业为例
■陆焱平陈燕武刘凯华侨大学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JB-ZR1163）
摘要：纺织服装行业是我国仅次于电子通信业的第二大出
口行业，出口依存度高达
51%。福建省泉州市的服装产业是中国
服装产业三大板块之一，占全国休闲服装市场份额的四分之一，
全市共有
8000多家企业。人民币升值给企业的出口造成严重的
冲击。本文分析了人民币升值对泉州纺织服装企业出口的影响，
并提出泉州纺织服装出口企业应对人民币升值的长短期对策。
关键词：人民币升值泉州纺织服装企业影响对策
一、引言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形势的持续低
迷和失业率的不断增加以及中国经济的强劲复苏使得人民币面
临着较大的升值压力。由于我国服装纺织品不断扩大的市场份
额是建立在我国廉价劳动力成本和较低产品价格优势之上的，
我国纺织服装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因人民币的升值大大
地消弱了。
福建省泉州市地处闽南金三角,是闽东南沿海经济最发达、
最活跃的地区,泉州市区及下辖的晋江市、石狮市等地有近万家
纺织服装企业,纺织服装出口是其重要支柱产业之一。2010年泉
州市纺织服装业实现总产值
1262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
26%
,占全国同行业总产值的
10%
,出口值
32亿美元,约占全市出口商
品总值的
25.8%。但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经济缓慢复苏,且伴随着
人民币的持续升值，泉州纺织服装出口也受到很大影响。据泉州统
计局数据显示，人民币每升值
1％，纺织服装行业销售利润就下降
2％-6％，如果人民币进一步升值
5%～10%，纺织行业的利润率将
要下降
10%～60%。
二﹑泉州市纺织服装品出口概况
纺织服装业是泉州市主要的产业之一。泉州纺织服装业起
步于上世纪
80年代,现已经发展成为泉州第一大支柱产业,在全
省乃至全国都占有重要地位。纺织服装业已成为泉州最具优势
的支柱产业,而泉州也成为我国最大的休闲男装、童装、体育运动
服装生产基地。泉州市石狮不仅是中国休闲服装名城，也是福建
省休闲服装产业集群的中心区，品牌总量跃居全国县级市第二
位，涌现出爱登堡、彬伊奴、卡宾、威兰西等一批著名品牌。相关
资料显示:泉州市现在有大约
8000家企业是纺织服装的生产,从
业人员更是有
50万余人；在泉州市的工业总产值中超
1000亿
元的庞大服装产业占
1/4
,出口商品值占全市出口商品总值的
27.5%
,产量占全省的
70%
,占全国的
10%；泉州纺织服装企业已
获得中国名牌产品
12项、中国驰名商标
32枚、中国
500个最具
价值品牌
5枚和国家免检产品
18件；全市
8000家纺织服装企
英国成功脱欧，中欧合作战略将困难重重自从美国制定重返亚太战略，中国面临的周边环境压力陡增，急需寻找新的合作对象缓解美日等国联合施加的经济和政治压力。与中国相似，欧盟也苦于美国过多的干涉降低其在国际贸易中自主性。在这种情况下，欧盟成为了中国应对美国压力的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而英国正是中国叩开欧盟大门重要的一环。去年以来，中英贸易往来愈加频繁，创造了越来越多经济利益共同点。为实现互利共赢，英国开始在欧盟的角色逐渐转变为中国的重要支持者和伙伴，例如其大力游说欧盟承认中国市场经济的地位，以帮助中国实现关税减免。除此之外，英国也大力推动中国-欧盟自由贸易协定。如果这份资金总额达到数十亿美元的协定成功签署，将为中国带来巨额的贸易订单，有助于全面打开欧洲市场。这份贸易协定成功实施或将会对美国支持的泛大西洋贸易投资造成巨大冲击，成为中国应对美国逐渐收紧的对华政策重要措施。然而，一旦英国脱欧成功，中国通过英国加强与欧盟合作的战略计划将会变得困难重重。英国脱离欧盟无异于间接打破中国和欧盟无形的合作纽带，使得中国不得不另外选择其他方式加紧和欧盟的合作，而前期铺垫的各种政策贸易的影响也很有可能大打折扣，成为高额的沉没成本。英国成功脱欧，将失去众多来自中国企业的贸易投资中国在欧洲市场有将近5亿的潜在客户，具有强大的发展前景。然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欧洲市场已经高度一体化，形成自己成熟的市场模型，本土品牌间合作紧密，将许多中国企业拒之门外。面对这种情况，很多中国企业选择曲线救国的战略，先打入对中国企业相对宽松的英国市场，然后以其为基础打入欧洲市场。许多中国企业已经在英国建立分支甚至是总部，希望通过英国和欧盟的联系获得其他欧盟国家的关税优待政策。此外，已经有不少中国企业将触角伸向价值制造链，期待和英国的合作可以扩大中国与英国甚至和欧盟之间技术转移的可能，打破美国等国建立的高精尖技术贸易壁垒，其中不乏大型企业。如果英国公投离开欧盟，无异于封锁了那些期待打入欧洲市场的中国企业的战略。中国首富王健林就曾评论称如果英国脱离欧盟，将会失去不少来自中国企业的贸易投资。他在近期访问英国时警告称，如果英国退出欧盟，中国公司可能会考虑将其欧洲总部迁往别处。正如他所预测，许多中国企业已经暂停了和英国投资合作的谈判，等待公投结果再做下一步打算。英国成功脱欧，或打乱人民币国际化步骤如今，人民币刚刚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揽子货币计划，迈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一步。中国正推动和主要贸易合作国实现人民币结算的政策，从而巩固和加强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英国在这一方面为中国提供了大力支持——伦敦已经成为仅次于香港的第二大人民币离岸结算中心。伦敦一直是欧盟的金融服务中心，这为那些总部设在英国金融公司带来很大的便利。这些企业相当于拥有在欧盟其它国家开设分支的“申根”，不需要在对象国再次进行注册。因而，中国将伦敦作为人民币在欧洲市场中的流动的重要基地。然而一旦英国脱欧，这项货币红利就不复存在，人民币通过英国在欧洲推广的战略所带来的成本也大大增加。相较之下，英国不再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最佳战略伙伴。从整体来看，英国这次公投将会对中英和中欧贸易带来巨大的影响。如果英国继续留在欧盟，中国可以按照之前的计划继续加紧合作。然而一旦英国脱离欧盟，英国和欧盟间将会在接下来的两年中签订各领域的“分家”合为经济运转带来极大不稳定性。这就意味着中国需要重新制定更谨慎战略以推动和欧盟的合作。
1、找到杂志社的投稿邮箱号码。2、把自己的论文发送到杂志社的投稿邮箱等待即可。综上所述就是英国读博发表优质论文的方法。
英国是欧盟中的一个“捣蛋鬼”。英国现在是欧盟成员国。但历史上英国是反对欧盟的前身欧共体的。它与欧盟的关系比其他国家更微妙。欧共体成立于1957年，由法、德主倡。英国当时不但不参与，还与奥地利、爱尔兰、芬兰、冰岛、挪威、列支敦士登、瑞典和瑞士等国家于1960年成立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搞自己的独立王国。但形势比人强，英国最终还是在1973年与爱尔兰、丹麦、芬兰、瑞典等国加入欧共体。就算是加入了欧共体，英国还是三心二意，难于合作，在欧盟中自我选择的孤立状态，拒绝加入欧元区。
建议去东方财富网看相关新闻，或者股评微博直接抄袭就可以
历史经验表明，无论就本国或外部世界而言，“大国崛起”未必总是好事，不可不分青红皂白。“大国崛起”怎样成为自己国家和整个世界的大吉大利，而非一场表面轰轰烈烈，带来绵绵人祸，赔上千百万条性命，了无进步意义的人类浩劫？诚为不容闪避的大哉问。“崛起”者，就是不甘平庸低下，争得既富且强，出人头地。人类出乎利己的生物本能，多要运用天赋特秉灵性创造能力，雄心勃勃追求“崛起”。个人、家庭、族群、集团以至社会、民族、国家，人同此心，心同此意。孔丘一言蔽之：“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古往今来，“大国崛起”有正道（良性）、偏锋（恶性）之大别，分属两类不同性质的历史范畴。其一为难能可贵的循正道以行。体现“万物之灵”悟性觉醒和优化抉择成功，遵循“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肯定利己私心（Private Interest）为天经地义的进取原动力（立足“个人本位”的人本主义。“仁者爱己”也。），善于领悟、培植和弘扬利他爱心或公心（Love, Public Interest）以调谐利己私心（“仁者爱人”；道德观念的滥觞。），造就一种“合作比不合作好”、视“利他”为极高明“利己”之道的“两心调谐” 型“心态文化” 境界（“仁者使人爱己”），藉以防范自私（Selfishness）犯罪的破坏作用，产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社会性效应，人类天赋特秉的灵性创造能力得以顺畅发挥，制度革新、科技发明纷至沓来，驱动社会持续发展进步，其一流前卫发明创造成果理所当然地为广大寻常百姓普天共享，而非特权统治阶层所能垄断；从而建成一个相对公正、安定和谐、繁荣富强，影响力举足轻重，泽惠整个人类大家庭的“崛起大国”。“当行之路”一旦走通，成为可持续的良性、上升型“崛起”，愈行愈宽，渐入佳境，前程似锦，堪以引导人类世界和平理性创新发展的历史进步潮流，好望“大同”，“与天地叁”焉。上述“当行之路”并非凭空臆想生造，是基于人性，善用灵性，率性问道，优化选择，领悟“两心调谐”为极高明“利己”之道的公理常识性结论，合乎“中庸”原理的人间正道，可从孔子的“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基督教教义等得到解释和印证。但是“中庸之难，难于上青天”，“大国崛起”循正道难，一以贯之循正道更是难上加难。其二：走偏锋所谓偏锋，主要指利己私心趋于损人利己的自私极端，与人类天赋特秉灵性能力相结合，构成伦理意义上的犯罪倾向。回顾世界上漫长农业社会时期不同地域的大国崛起，几乎都是这类偏锋较量话本故事。十九世纪中期达尔文提出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接着出现了一种将生物界丛林法则延伸至万物之灵的人际关系的“社会进化论”或“社会达尔文主义”，视人类以强凌弱、侵略掠夺为天然合理、理所当然，成为近代史上支持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等肆无忌惮走偏锋的返祖型自私极端意识形态。另一种表面上看来型态相反的偏锋，奉行极端利他的“至善”理想，以否定个人本位、标榜“大公无私”为能事，其实无我无私也就无爱无公，爱心或公心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乌托邦式的“不可能任务” ，一种假性理想主义，以至欺世愚民自肥手段而已。结果一方面社会成员的私心进取积极性被扼杀，或畸变，灵性创造能力无法循正道顺畅发挥；另一方面，特权统治阶层借虚矫伪善的极端利他外衣掩蔽，自私掠夺恶性犯罪为害尤烈。豪情万丈的空泛口号，挡不住社会性道德沦丧、活力不继、对抗性矛盾深化。这种背景下，即便崛起逞强，总是徒有其表、外强中干、画虎不成。借用现代惯用政治术语，这两种偏锋形式分别叫做极右或极左，但“形左”而“实右”也。偏锋“崛起”，无论如何自我美化、大言不惭，甚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某些歪打正着的副作用，可为史家反复玩味、津津乐道，本质上总是返祖兽性丛林法则的延伸，弱肉强食惨烈决胜的结果；受益者只是代表特权统治阶层利益的少数群体，到头来不免自食其果，逃不脱历史的无情惩罚和讽刺。君不见西秦赢政虎狼之国、亚历山大的马其顿王国、成吉斯汗的蒙古帝国、希特勒的大日尔曼第三帝国等古今中外多少偏锋佼佼者，穷兵黩武，叱咤风云，辉煌崛起，扩张版图，广聚财富，雄霸天下，不旋踵烟飞灰灭，而今安在哉？这类“崛起”此起彼落，总是不可持续、预后不良的恶性、平面型“功业”，一番番亵渎着“人之所以为人”的良知，没有为人类生活带来什么进步，却把一部世界史涂抹成了腥风血雨的“相砍书” ，概属“史前史”而非真正人类史的篇章。孔子如是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论语：里仁》）最早崛起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地处欧洲南端，难于置喙分羹陆上，遂致力海外开发，拓展海上航路，促进了地理大发现，成为横跨新旧大陆的空前规模殖民大国，威风了百余年。但因不脱自私掠夺偏锋的历史局限性，终至一蹶不振，跻身西欧后进末座。九国中得成正果的，当属美利坚合众国、大英帝国以及小小荷兰。它们在历史性的探索中，曾经不同程度地陷于自私掠夺型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窠臼，甚至走得很远，但终于转进正道，沿着“当行之路”发展不止。它们以史无前例的创造力带动人类社会飞跃发展，由农业社会转进第一次工业化（蒸汽动力）、第二次工业化（电气化），第三次工业化（自动化），以至当今讯息化社会，成为引领世界进步潮流的主导。它们的成功，是人间正道亦即中庸之道极高明的鉴证，大不同于走偏锋崛起的“盛极必衰”宿命，其稳定性、持续性和旺盛创造活力已让许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历史预言家大跌眼镜不止。法国、德国、日本走了很多弯路；特别是一度成为法西斯轴心的德国和日本，其崛起给人类世界带来了大灾难，也招致自身蒙受严惩。二次大战后，它们一起转进“当行之路”的轨道，实现了浴火重生般的重新崛起。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甚嚣尘上，工业化西方列强纷纷偏离中道，走上自私掠夺型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道路，鱼肉弱势劳苦大众，瓜分全球势力范围，几将世界推进自我毁灭的战祸深渊。1917年，俄罗斯十月革命催生了社会主义苏联，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试图建立一种理想化的公正社会，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行武装革命，造成雷霆万钧般的政治压力，迫使西方列强主流良性演变回归“中道”，是一场前无古人扭转乾坤的的伟大成功实践。以俄罗斯为主的苏联的崛起，曾被期许为人间正道的至善楷模。苏联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取得巨大成就，与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并列为超级大国。可惜执政党一开始选择了绝对权力和极左偏锋相结合的不归路，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陷进体制僵化和绝对腐化的泥淖。半个多世纪冷战对峙的结果，苏联及其追随国家普遍经济发展停滞、社会矛盾日深、民心丧失殆尽，政权合法性不继，终于分崩离析，脱胎换骨，重归“中道”。可以说，苏联的兴起，成全了西方，拯救了世界；苏联的覆亡、转型，为绝对权力导向偏锋的悲剧性恶果提供了又一铁证，也反证了“中道”无与伦比的优化抉择特性。下一步让我们聚焦三个得成正果的大国，看看凭什么得天独厚，能够循正道以进，走在进步人类的最前列？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类。一切正常人的“硬件”是一样的，天生的七情六欲是一样的；人类生存在同一个星球上，面对的自然环境考验也大同小异。那么为什么各自的发展道路会有极大差别？有的混混噩噩，怎么也崛起不了；有的崛起了，慧星般耀眼，焰火般灿烂，可是稍纵即逝，一蹶不振，沦为平庸末流，或开除球籍、消失无踪；有的居然幸运地找对了“当行之路”，万变不离其“中”，好景常在，日新月异，蒸蒸日上。其中究竟有什么秘密？“大国崛起”是政治、经济、教育、人文、科技、军事和价值观等多方面成就的综合体现，也与外部历史时机和环境条件息息相关；但无论如何，本国的内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欲循正道而起，究其内因，根本要素有二：一，具备一种基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社会性思想信仰，成为指导人生的共同价值观。“心态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为人之道”或“人际相处之道”，说到底就是关于利己私心和利他爱心（公心）这一双操控天赋特秉灵性活动的“无形的手”的协同关系了。“两心调谐”、“两心相悦”的“当行之路”，一旦成为社会性思想信仰，或即指导人生的共同价值观，可以造就伟大国家的伟大人民必备的高素质“软实力”，成为民族、国家“循正道”崛起的大本大源。中国人对于导向“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本来不陌生。两千五百年前，孔子倡导儒家学说，就是这番见地。可惜孔子的理性“仁学”超前了民智未开的上古时代，既难普及大众，也走不通上层路线，“知其不可而为之”罢了。孔子以后五百年，西方诞生基督教。神性的基督教，以入世的人本主义、始祖犯罪、因信称义、爱心金律、末日审判等救赎之道引导世人走上“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藉基督献身、复活、升天，和种种灵异奇迹的感人力量，以及“天国说”激发的私心动力，循草根群众路线由下而上发展起来，披荆斩棘征服了罗马帝国，在上古社会取得了孔子理性上层路线不能企及的真性胜利。罗马政治中心东迁后，基督教分为东西两大派。东部基督教自命正宗，称为东正教。东部地区一开始就是皇权高于教权，教会依附政府，皇帝直接干预和掌控教会事务，以至有权任免教会牧首，召开主教会议批准宗教会议决定、解释教义。正如马克思所说，“东正教不同于基督教其他教派的特徵，就是国家与教会，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混为一体。”没有象罗马天主教会在西方所起过的那种独立于王权的作用。东部基督教在帝国君权的控制下，实际上陷入了“政教合一”的窠臼，成为服务帝国政府的精神支柱；基督教的“两心调谐”精神在君主专制政治的压抑下不觉转入隐性状态。东正教地区的封建化过程进行得十分缓慢，整个社会死气沉沉，长期处于滞进状态。西部基督教称为天主教，政教之间不是合而为一，而是互相制衡的关系，极大地有利于发挥“心态文化”的引导作用，促进了蛮族国家的文明进步。但罗马教廷“神权”无限膨胀，专横跋扈、腐化堕落、箝制思想，背离基督教“两心调谐”本义，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一度陷西部基督教文化区于精神蒙昧状态，几乎中断了社会发展进步的势头。西部基督教地区不同于“政教合一”的东正教地区以及伪儒当道的神州中华，14－16世纪出现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新教崛起、旧教革新，带动了“心态文化”返本开新的伟大转折。基督教世俗化人本主义精神，救赎“原罪”的爱心教义，经历罗马教会的反人性扭曲变形之馀，得以重振神威，正本清源，与时俱进，调谐“两心”，驱使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跟上了时代进步的需要。八国中最为成功，引领潮流的美国、英国，加上佳境常在的荷兰，皆以新教为主，世称新教国家。德国是新教主流派路德宗（Lutheran Church）的发源地，法国是新教重要教派加尔文宗（Calvinists）的故乡，但旧教势力较大；这两个国家走了不少荆棘路，直到战后才跟了上来。葡萄牙、西班牙，坚守旧教阵容，自外于宗教改革，不免让出领先地位，敬陪末坐。信奉东正教的俄国长期拉在后面，上世纪闯新路，立功勋，摔跟斗，绕了个大弯子，现在还没有缓过气来。这一切难道都是事出偶然？新教文化对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的形成，有一种怎么样的促成作用呢？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 1864－1920），被称为人文主义社会学的鼻祖。他富有创见地诠释了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和中国社会发展停滞的文化、信仰深层原因，在社会学研究领域有巨大建树。韦伯精辟地指出，某种社会精神气质（Ethos）或“精神杠杆”对於资本主义体制的发展，尤其是对於它的起源是至关重要的。他以为新教教义的精神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具有一致性，关键在於宗教原则与适合於资本主义要求的现世活动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也就是说，主观上按新教伦理所采取的价值观在客观上符合资本主义职业观的要求。宗教改革、新教崛起，使得基督教早期的正统的入世观念——“道成肉身”主义获得了新的生命。韦伯在《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称赏基督教新教中产生的这种以宗教热忱改造现实生活的心理转变，他写道：正因为这种从“离世修行”转到“现实生活实践”的宗教心理大革命，西方社会才能发展成功资本主义与现代化社会。有人指称韦伯理论为“文化决定论”，其实不然。韦伯和马克思一样以为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及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韦伯强调指出：透过“理念”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经常如路轨上的“转辙器”一般，规定了轨道的方向。在这轨道上，仍是利益的动力推动着行为。这样的观念暗合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动力观，但又“弥补”了经济动力观鞭长莫及之端，对於诠释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重大“抉择”，自有发蒙振聩的意义。韦伯在回答“为什么中国不能自力发展出工业资本主义”时，认为只凭借物质上的因素，不足以说明原因，唯有加入“儒教”（应为伪儒——作者注）的生活态度这项变量，方得以成功地解释其如此演变的进程。事实上，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同韦伯想到了一起，一直在批判传统思想抑制社会发展进步的负面作用。只是“千古第一奇冤－真假孔子双包案”传世糊涂帐，至今扑朔迷离，云雾缭绕呢。二，常葆“正道”金身不坏，“权力制衡”必不可缺。有了经济动力。有了正道共识的“转辙器”导向作用，是不是走定正道了？非也。“自私加灵性”好比天生“原罪”，撒旦的诱惑无处不在。人们一旦拥有为所欲为的决策权力，很容易走上损人利己的偏锋邪道。历史证明，权力导致腐化，无制衡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化，为不可颠破的人世铁律。防范权力腐化的有效保障手段或最高组织形式，就是对付国家政权机关的严格和周密的“权力制衡”了。权力只能用权力来约束。“权力制衡”本身必须是一种“权力”，具有强行制止其认为不妥的决策或行为的功能。“权力制衡”是人性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爱心（公心）或道德律令的最后守护神。在充斥“原罪”冲动的社会实践中，有了可靠的“权力制衡”机制，人类历史进程就大大减少了因为人性“原罪”或认识范畴的错误一发难收、一蹶不振或陷於大反复的后顾之忧。统观世界历史，王权国家如果不存在某种形式的“权力制衡”功能，那领导一切的绝对权力可以把善愿、决心、戒律，以至巨细无遗的法规制度，包括看去强大严密的自我监督官僚系统，一概踩在脚下，视同粪土。这样的政权一个个越过了自己辉煌的顶峰，宿命地衰落了，灭绝了，绝无例外切中了当年商王太甲的传世谶语：“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 《尚书：太甲中》如果说欧洲西部基督教地区形成神权与王权互相制衡的格局出于谁也想不到的历史偶然性，那么十三世纪英国世俗政权历经反复，得以“大宪章”限制君权，形成互相可以说“不”的雏形“权力制衡”机制，就是万物之灵由自发到自觉，实现自我超越的非凡成就。十七世纪末，深受“宗教改革”正面影响的英国，进而实行具有共和性质的现代“君主立宪”制度；当时拥有选举权的主要是少数贵族和有钱缴税的上层阶层，还说不上什么民主，但有了明确的分权制衡制度。这种先进的政治制度，为弘扬以新教伦理为代表的先进“心态文化”提供了广阔空间，催生了空前有利于人类灵性创造性思维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的社会大环境。英国由一个后进蕞尔岛国，取代海上霸主西班牙，迅速晋身世界先进前列，作为“君主立宪“先驱和工业革命策源地，带头开创政治民主化改革和科学技术进步新纪元，率先进入资本主义发达社会，在长达三百多年的时间内稳居世界第一超强，决非历史的偶然。英国君主和各界志士仁人当年带头发展形成“权力制衡”体系跨出的一小步，其实是英国和整个人类历史开始突飞猛进的了不起的一大步。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中，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法国进步思想家提出了三权分立型“权力制衡”理论和设计，对现代国家民主共和政治体制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青出于蓝的美国，在1787年通过了第一部宪法，“权力制衡”是它的重点。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宪法中规定的防范暴政的钳制办法比人类迄今为止所制订的任何体制都多，而且按其性质来说，也更难逾越，这至少是这部拟议中的宪法的重大优点。”这恐怕是是美国终于发展成为民主典范和第一超强的必要因素。在“权力制衡”机制的保障下，一种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思想信仰，得以可靠发挥“转辙器”的导向作用，引领人类社会在经济动力驱使下循正道发展进步，产生民主共和、自由平等、人权法治、公平竞争等合理化政治经济制度，建立启人心智、确凿有效的教育体系，导致科技发明创造硕果累累，发挥增进人生福祉的实效。循正道崛起，水到渠成乎？综上所述，“两心调谐”型共同价值观和具有“权力制衡”内涵的政治制度，是国家循正道崛起的两大决定性内因、不可或缺的根本要素。上世纪攸关民生的二十项重大实用发明创造，包括电气化、自动化、电子化、航空、航天、现代供水系统、无线电和电视、电话、电脑、激光和光纤、照相、农业机械化、空调和制冷、高速公路、互联网、家用电器、医疗技术、石油化工、核能利用和高性能新材料等，几乎全在美国创始和发扬光大。根据历年来诺贝尔奖获得者名单，1985到2005年的20年间：52位物理学奖获得者中，有34位为美国人或在美国居住者，占64％；47位化学奖获得者中有28位为美国人或在美国研究工作者，占59.6％；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46位中，有28位美国人，占46％；33位经济学奖获得者中，有23.5位美国人（其中一人为以色列和美国双重国籍），占71.2％。美国人不但“垄断”了近20年来的诺贝尔奖，而且进入21世纪以来的6年中，除2005年的生理或医学奖为两名澳大利亚学者分享之外，其他历年所有奖项中，都有美国人分享或独享。2006年的诺贝尔科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又全部被美国人包揽。应当说，任何不带政治偏见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个奇迹般的事实无可置疑地印证了美国的超强科技实力。科技进步，是循正道“大国崛起”成功的第一实证，没有这个第一实证，不论怎样大话连篇，总是镜花水月，自欺欺人罢了。循正道“崛起”的大国，决策绝非当然正确，常有错误发生，有时会犯大错误，但是它的“权力制衡”机制，提供了“自动”纠正的能力。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的政治家特别高明吗？非也。关键在於这些国家形成了一种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尽管难免走弯路，犯错误，但这种机制具有的良性反馈调整能力，能够及时发现和制止错误倾向，进行优化选择、自我完善，回归“中道”。美国作为当今循正道“大国崛起”之最、世界唯一超强，常被指责为霸权，但其本质迥异于往日偏锋崛起的恶霸。美国认定自身安全和繁荣的最大保障，绝非武力征服和占领外部世界，而是建立在共同循正道发展进步的全球化大趋势之上；因此不是打压、消灭自己的竞争对手，却乐于提携后进甚至昨天战场上落败的敌人共存共荣、正道崛起。二战以后美国实行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支持日本重建繁荣，乐见德国统一重光，主导、参与各种国际援助、开发、排难解纷计划，一以贯之，堪以为证。美国责无旁贷担起了维护国际安全秩序，特别是防范偏锋崛起的重任，充当着非常不易讨好的“善霸”角色。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领导全球反恐斗争，运用“先发制人”打击手段，公开谴责和施压“流氓国家”，特别是2003年3月未经联合国授权发动倒萨战争以来，显然犯了许多决策错误，并且在伊拉克陷入了苦无良策、进退两难的困境。2006年美国中期选举，改变了参众两院的两党阵容格局，已然出现了政策大幅检讨和调整的态势，尽管不免将为此付出重大代价。美国有理由抵制中国崛起吗？就人文关怀而言，美国对于中国的善意，不会亚于对日本、德国；但是美国断然担忧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走偏锋崛起。担忧的根据来自一党主政的绝对权力体制，因为绝对权力体制从来不能保障循正道良性崛起，却是偏锋恶性崛起的温床；而非因为这个国家是“中国”。由于中国当局“韬光养晦”、避免同美国对抗的外交策略极为成功，这种担忧已在对话和合作中得到缓解；说现时中美关系处于大半个世纪以来的最好时期，当不为过。主政者的明智和善意，构建和谐社会，承诺永不称霸、和平崛起，以及提倡和谐世界理念等作为，固有助改善国际观瞻，但并不意味着绝对权力体制的危险性质变得无关紧要了。事实上，正是由于美国为代表的强大“中道”势力，及其主导下的国际安全秩序，为世界各国追求发展进步，包括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旷古未有的优越机遇，以及循正道崛起的有利外部形势；否则根本不可想象战后欧洲、日本、四小龙以及许多原殖民地国家的巨大成功，前苏联及其东方集团和平顺利转型，以至中国今天获得的经济腾飞奇迹。21世纪的今天，世界上仍然存在两类不同性质“大国崛起” 的较量。由于美国为代表的强大“中道”实力，及其主导下的国际安全秩序体系的存在，任何国家走偏锋崛起越来越难实现，但循正道崛起的道路空前畅通宽广。可以说，中国遇上了有史以来循正道崛起最为有利的外部条件。中国改革开放大见成效，就总体经济实力而言，国民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额等已居世界前列，外汇储备世界第一，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引擎，并且继续维持强劲增长的势头；在国际事务中的责任、义务和影响力相应地与日俱增。无疑中国已经处于整体意义上的“大国崛起”路口，但是中国迄今具备了循正道崛起的上述两大必要的内部条件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中国面临严重道德衰败、社会不公、两极分化、贪渎腐败、假冒伪劣，以及种种爆发性潜在危机。其中制度性官场腐化如火如荼而起，几乎药石罔效；经济发展仍然极大地依赖外贸出口、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以及贸易壁垒政策，市场和金融自由化路途遥远；自主创新能力欲振乏力，先进科技不脱“拿来主义”格局，以廉价劳动力为支持的低附加值出口加工业升级转型也难；军事现代化谈何容易。问题的深层根源在于缺乏上述两大必要内部条件。21世纪中国循正道崛起，关键在于落实创造自身两大必要条件。如果见不及此，怕是难逃偏锋致命吸引力的诱惑，民族主义抬头搅和，走火入魔，事与愿违；福兮祸之所伏焉。为了克服信仰真空，建立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思想信仰或共同价值观，中国现代社会不可能开历史倒车重复古代西方倚托神性宗教载体的旧路。实际上现代西方社会已然遭遇宗教信仰危机（911事件起了缓解西方信仰危机的副作用），面对神性信仰的历史局限性，迫切需要适当的理性思想体系支持。中国得天独厚，本来拥有人类思想库中有关“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至珍至贵理性大全宝典――真版孔子儒家学说。夫子当年“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无奈，应为今日高科技讯息化时代“知其大可而为之”的大觉醒取代。一旦分清真假孔子，拨乱反正、重新解说、与时俱进、发扬光大，应能以宏大的包容性融合马克思主义、基督教教义和一切具有真理内涵的人类思想精华，构建基于传统、超越传统、适合国情、接轨国际、拥抱现代、历久弥坚的“两心调谐”型共同价值观；不仅在母国中华神州发扬光大，并因其“普世伦理”性质，将能成为整个人类大家庭享用不尽的优化理性“心态文化”系统。建立“权力制衡”机制，是中国改革大业的当务之急、急中之急，早已成为朝野共识，但为何迟迟吾行，举步维艰呢？最大难度该在于一党主政与“权力制衡”交集之难。中国经济发展辉煌成果来之不易，和谐稳定、渐进改革乃人心所向。如果西方发达国家的三权分立、多党竞争、双议会制、普遍选举等贯彻“权力制衡”的传统制度，可能引发政权更替、国势动乱而遭排除；切莫就此判定中国政治与“权力制衡”冰炭不容，无计可施了。勇于挑战“哥德巴赫猜想”、“庞加莱猜想”的中国人，何不大胆“猜想”、挑战“不可能的任务”，最大限度集思广益，尝试设计推出中国特色安全受控型“权力制衡”方案，争取突破既得利益阶层的重重阻抗，在一党主政的大环境中，进行试点，开辟新途，与时俱进，寻求实效；而非长期踌躇踯躅，蹉跎似水流年，误了天缘佳期。
日本崛起 日本自1890年，走上帝国主义道路，依靠对外扩张，不断壮大国力，几乎实现了大国崛起，但又因为国家战略目标过大以及发展道路的选择错误，超出了国家经济所能承受的程度，最终走向了失败，使明治维新以来80年的努力毁于一旦。1945年9月3日，在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重光葵代表天皇和政府，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接着，美国大军在日本登陆。日本民族的崛起历程又回到了起点。吉田战略——战后国家复兴的战略选择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日本国民财富的42％毁于战火。1946年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消费水平分别为战前的62％和57％，工农业生产亦遭到极大的破坏，对外贸易几乎完全断绝，通货膨胀加剧，物价扶摇直上，几百万名失业工人流落街头，人民生活日益恶化。不仅如此，战败的日本被美军占领，完全失去了民族独立。战后初期日本民族崛起面临的任务是恢复经济，恢复民族独立，建设全新的民主国家政体。在这种形势下，吉田战略应运而生。吉田茂是对战后日本政治产生深远影响的政治家。在他的组织和领导下，日本实现了由战前法西斯军国主义政治向战后资产阶级和平民主义政治的过渡。吉田茂参与主持作出了决定战后日本命运的两项政治决策，一是制定新宪法，二是缔结《旧金山和约》和《日美安全条约》。前者摒弃了战前的法西斯军国主义，放弃了军备和战争，建立了新的国内政治，使日本走上了资产阶级和平民主国家的道路。后者决定了日本同美国结盟，确定了日本在战后世界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并从法律上结束了被占领状态，恢复了日本独立国家的地位。在吉田茂主持下所形成的日本国家发展战略基本上符合日本当时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保证了日本比较顺利地医治战争创伤，迅速发展为世界经济强国。吉田战略是在围绕媾和与再军备问题的各种政策争论中逐步形成的，基本内容大致可以概括为：以牺牲国家主权为代价，依靠美国保卫本国的安全和重建经济；同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保持协调一致的立场，对抗苏联阵营；在可能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减少军备负担，建立必要的国内正常秩序，集中力量恢复和发展经济，恢复和扩大对外经济联系，把日本重新建设成为现代化的、与其他发达国家并驾齐驱的世界经济强国。按照吉田战略的安排，日本与美国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允许美国在日本国内驻扎军队，甚至拥有镇压日本内乱的权力。这就使日本在获得独立后，又重新陷入被半占领状态。因而，这一条约遭到日本各界的强烈反对，甚至保守党内的大多数人也指责吉田茂搞集体防御，在军事上过分依赖美国，必然会造成在政治、经济各个方面对美国的依赖性，影响日本的独立国家地位。对此，吉田茂承认：“拥有强大武力的美国同已被剥夺军备的日本是不可能平等的。”他认为，经济发展是其他一切发展的前提条件，国家的独立要靠强大的武力来保护，而强大的武力又必须以经济的繁荣为后盾。战后日本经济千疮百孔，人民生活困苦不堪，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日本经济自立，乃是全民族的首要任务，为了把经济搞上去，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甚至包括暂时置国家独立地位于不顾。这就是吉田茂的“商人的国际政治观”。他认为，将本国的防卫委托于他人，自己则利用节省下来的资金，专心发展经济，这种做法对于现实的日本来说是最好的选择。由此带来的日美之间不平等的关系只是暂时的，这种关系“自然会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和实力的逐渐加强而发生变化”。导致产生吉田战略的种种矛盾和制约在战后几十年中始终存在，因此，战后日本各届政府均在吉田战略的基础上制定自己的政策。虽然各个时期有不同的提法，但都没有超出吉田战略的基本范围。1957年制定的《国防基本方针》、1976年制定的《防御计划大纲》以及20世纪70年代末制定的“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均可以看作是吉田战略的延续。“国际国家”——政治大国的战略选择战后日本采用吉田战略，远离国际事务，将国家安全问题委托给美国处理，保持较小军备，专心于经济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已基本实现在经济上赶超欧美的国家发展目标。1968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联邦德国，成为西方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的经济实力有了新的增长，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10％以上，对外贸易总额跃居世界第三位，成为超过苏联居世界第二位的经济大国。日本已从追赶者变成被追赶的对象。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和在国际社会中发言权的不断扩大，日本人战后长期压抑着的大国意识开始复苏。原有的吉田战略已不能满足现实的要求。日本社会发展进入了“没有航海图的航海”阶段。日本面临着新的转折。寻找和确定新的国家发展目标，制定新的国家发展战略，便成了日本政治的重要课题。战后的日本作为“特殊国家”最大限度地充当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受益者。战后日本以“贸易立国”为国是，把做“经济大国”和跻身于欧美“商人俱乐部”视为唯一的国家发展目标。为此，它竭力避免在政治上、尤其是在经济上卷入国际纠纷与冲突，较少考虑在国际上的名誉、地位以及自主性等。但到20世纪70年代，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经过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后，日本统治集团意识到继续作为“特殊国家”已越来越困难。另外，随着日本经济实力不断增长，日本人已不甘心屈居“经济大国、政治小国”的地位，要求由“特殊国家”转变为“正常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与经济实力相称的作用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于是，“国际国家论”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出现在日本的政治论坛上。20世纪80年代，日本学术界掀起了一场“美国霸权”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从表面上看似乎议论的是“美国霸权”的发展问题，但实际上与日本在未来国际秩序中扮演何种角色这一基本命题密切相关，对日本走向“国际国家”作了理论上的论证。这场讨论得出的结论是，“美国霸权秩序”已产生动摇；“美国霸权秩序”之后将迎来“共同管理秩序”；在“美国霸权”走向衰落、多国“共同管理”势所难免的国际秩序的转折期，日本必须成为创造国际新秩序的强有力的一员。20世纪80年代初中曾根执政以后，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的政治纲领，强调“日本正处于战后史的重大转折点”，主张“不设禁区，以新的想法、观点去如实地重新认识历史的带基本性质的制度和格局”。在中曾根执政的5年中，日本已经明确地将“国际国家”作为日本面向21世纪的新的战略目标，充当“国际国家”已经成为它的一种自觉行动。“国际国家”的实质就是从根本上摆脱战后时代的“特殊国家”地位，做政治大国，成为与美苏平起平坐的世界一极。中曾根主要致力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调整体制。即调整日本战后发展所仰赖的经济、政治、社会体制，使其适应国际化时代的需要。二是修正路线。即通过在外交、防务等方面的“积极参与”与“分担责任”，修正战后保守政权坚持的“重经济轻军事”的政治路线，构筑与日本经济实力相适应的国家战略。三是改变思潮。即通过冲破“政治禁忌”，给“屈辱”的战败国历史打上休止符，开创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堂堂正正”的时代。中曾根政权为了凝聚民族意志，推行做“政治大国”的国家战略，在日本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新民族主义”思潮。一部分右翼势力也趁机鼓噪。他们企图通过肯定战前侵略行为，为侵略战争翻案，来克服“战败国后遗症”；以宣传“皇国史观”、“大和民族优越论”等狭隘民族主义来抬高日本的国际地位；以向“政治禁区”挑战，来否定和平主义思想。日本右翼势力遭到日本国内进步势力的抵制，同时引起了日本周边国家的警惕。对于这一情况，中曾根执政后期已有所反省。他表示“要坚持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融合的中庸国家主义”，并提出日本要在“安全航行区”前进。中曾根的后任也一再宣称日本绝不做“军事大国”，以图打消国际舆论特别是亚洲国家对日本军国主义重新崛起的疑虑。“借船出海”——全球性大国的战略选择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骤然结束，国际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在日本国内，反美的民族主义情绪达到高潮，日美经济磨擦愈演愈烈，日本人的大国意识进一步增强。冷战后日本究竟向何处去，成为摆在日本人面前的新课题。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日本对在新的国际战略形势下的战略选择进行了新的思考。在日本人确定自己的战略选择过程中，三个因素发挥了关键作用。一是冷战后美国经济并没有衰落，而是通过信息产业革命，牢牢占据着科学技术的制高点，其世界霸权地位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不可撼动；二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经济陷入零增长，其大国雄心一度受挫；三是日本重新称霸亚洲的野心遭到中、韩等亚洲国家的强烈质疑。经过长期思考，日本人终于认识到，任何想摆脱美国的束缚、单独在亚洲做大的企图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日本只能借助日美同盟这个平台来实现做政治大国的理想。冷战后，日本社会中普遍对继续维持日美同盟关系的必要性产生了疑问。右翼人士石原慎太郎说，在人类文明进入一个新纪元之际，“日本是一个处于能够发挥主要作用的最强有力地位的国家。日本可以谋划为建立世界新秩序作出自己的贡献。日本今天有能力走自己的路。日本有能力制定一项全球战略，而且应该这样做”。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新生代政治家步入政界，逐渐掌握了政府的核心部门。这些人对国家的独立与民族的尊严具有强烈的意识，主张树立大国形象，彰显自身的国家利益和独立自主，力图为日本在国际上“谋求一个更加辉煌的角色”。部分有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人则认为日本像现在这样充当从属角色，是对日本民族自尊的公开侮辱，主张扩充军备，发展日本独自的遏制力量，借此来提升国家的地位。另一方面，日美之间的经济摩擦也达到顶峰。美国人的反日情绪高涨。尽管日本希望摆脱美国的控制，独立发挥大国作用，但持现实主义观点的政治家大都清楚地认识到，以日本的经济实力还远远不能与美国对抗，日本任何想在亚洲独自称霸的企图都会遭到亚洲主要国家的抵制。况且日本国内政治领域尚有许多问题未解决。日本还不具备制定一个脱离日美同盟的、独立在世界上发挥作用的大国战略的条件。美国也有一些人士认识到美日同盟的重要。负责制定亚洲政策的约瑟夫•奈也认为，不能把美日关系当成冷战的遗物加以摒弃，全球均势向亚洲倾斜使得日本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不是下降了而是提高了，因此必须营造一种更为平衡的同盟关系，以适应21世纪的发展变化。1995年2月，美国发表了《东亚安全战略报告》，3月，又发表了《关于日美安全保障关系的报告》。报告指出，“没有比美日同盟更为重要的双边关系”，它是美国维持太平洋安全和实现美国全球战略目标的基础。日美安全保障的目的之一就是支持日本在全球范围和地区范围内负担起更大的责任。1996年4月，日美两国在东京发表“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面向21世纪的同盟”，对日美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位。美国承认“日本负有领导世界的责任”，日本将以“平等的伙伴”身份与美国共同参与国际事务。与此同时，日美安保体制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原先日本向美国提供基地、美国保卫日本的“单向型”防卫体制，转变为日美“双向”防卫合作的体制。日美防卫合作的范围由以往的“本土防御型”转变为“干预地区冲突型”，从日美双边军事安排演变为日美联合对第三国和地区进行干预。从此，日本开始与美国联手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日本100多年来的大国梦想似乎就以这种形式实现了。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像日本那样锲而不舍地追求大国地位，也没有哪个大国像日本崛起走得如此曲折。它的第一次崛起靠的是武力扩张，终因实力不济，以失败告终；第二次崛起采取的是和平方式，靠的是超级大国的庇护。日本的先天不足使它总是在怀疑其他大国的诚意。日本在追求大国地位的过程中似乎摆脱不掉与其他大国对抗的角色。综观日本两次崛起的过程，至少有两点经验教训值得关注。第一，不要追求自身利益的绝对化。从中日甲午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30年是日本国家发展的黄金时期，除了以武力对亚洲大陆的侵略扩张外，保持与其他大国的“利益协调”，也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但20世纪30年代后，日本顽固地坚守自己的既得利益毫不退让，并以武力拓展自身利益，结果适得其反。第二，必须搞好对民族主义的掌控。民族主义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日本在明治维新期间充分利用民族主义调动全民的积极性，但后来民族主义向极端化发展，裹挟着日本社会走向了战争。当今的日本社会与二战前颇为相似，政治家们正企图借助新民族主义以争取民众对大国战略的支持。这股新民族主义思潮会不会推动日本重走二战前的老路呢?世人正拭目以待。
论《大国崛起》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内容】 《大国崛起》通过展示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九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用不同方式实现强国的历程，不仅体现出各自鲜明的不可复制的时代特征和民族个性，同时也探讨了某些相通的规律，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向与模式有指导作用。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体制创新。 葡萄牙、西班牙是市场经济的发端国，英、法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创始国，美国是用市场经济无形的手与政府干预有形的手共同调节经济的开山祖。事实证明，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要想经济平稳运行，必须坚持市场与宏观调控相结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前，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转变，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我国必须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科技研发，推动产业结构的合理发展，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加快转变对外贸易方式，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一、抓住发展机遇，提升国家实力。大国崛起都是抓住了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历史机遇。英国抓住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产业革命标志，成为世界霸；美国则在电力为标志第二产业革命中占得先机。因此，我国崛起必须善于抓住发展机遇，在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产业革命中，要切实推进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的发展，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增强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经济基础。 积极发展科技，推进教育文化事业。日本十分重视这方面发展，积极向外国学习。不论是涩泽荣一前往欧洲参加万国博览会，回国宣传新思想，还是日本1871年派使团出使欧美各国，都为明治维新的开展奠定了基础。明治维新期间，日本重视发展科学技术，重视教育和人才培养，普及义务教育，派遣留学生，加快了向西方学习的步伐，缩短了与西方经济的差距。在当今，国际竞争是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国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培养高素质人才，切实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 二、改革要循序渐进，不能一蹴而就。苏联的兴衰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沙皇彼得一世、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本来是俄罗斯改革体制最有力的推动者，可当改革到一定阶段时，改革必然触犯到这些人的利益，此时他们都同时不约而同成为改革的反对者。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葬送国家几十年改革的成果。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坚持改革开放，是我国的强国之路。切实要推进改革的发展， 循序渐进，并且进行要彻底。 三、 弘扬社会主义新风尚，培养民族精神，推进思想解放。大国的崛起都经历了思想解放的历史过程，都是以思想解放为先导的。英国的崛起经历了早期的新教运动，为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在启蒙运动下，法国爆发大革命，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日本人具有武士道精神，具有很强的民族凝聚力，明治维新期间更是在太久保利通和木户孝允的带领下，吸收借鉴人类文明成果，民族精神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我国必须要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地位，树立社会主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努力提高人民的幸福感，增强民族凝聚力，提升民族竞争力。 要实现和平崛起。德国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严重破坏了世界和平，阻碍了社会发展，不容历史所原谅。当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集中营长跪忏悔，我们看到了德国人勇于反思和敢于悔过的决心，我们也相信他们必将实现和平发展。跪下来的勃兰特，站起来的是整个德国。因此，我国必须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广泛开展对外竞争与合作，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我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在国际上有重要地位。我国要坚持求同存异，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共同发展，展示我国负责大国形象，绝对要避免世界大战的悲剧。 《大国崛起》是中国纪录片人为回望世界历史提供的一个独特的视角。它以历史的眼光和全球的视野，为当下中国的发展寻找鉴镜；它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为中国现代化提供经验；它以寻找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为叙述平台，为推动中国的发展寻找根本的力量。 聆听历史是一种深远的领悟，借鉴历史是一种内在的智慧。相信通过《大国崛起》，必将启迪中国未来的发展;相信通过共同奋斗，必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介绍你看一下中央电视台制做的记录片大国崛起,里面说的很好,在百度的视频搜索里肯定能找到,先听听再写,会有很大的帮助的,日本的可能是百年维新,你也太懒了点吧,写论文不自己查一些资料,不自己动动笔,用别人的有什么意思??先谈谈日本。日本和中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在这个面积狭小、资源贫乏的多山岛国上，日本人创造出了一个奇迹，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大国。谈及日本的崛起，不得不说到日本的学习之路。陈冰在《作坊里的日本》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日本有‘心灵紧闭’但‘眼观八方’的特征。在国弱时，他们卑谦地对外点头哈腰，默默拿来先进才智，然后悄悄地在作坊里加班加点地消化进化，乃至超越。一旦确信自己超越了别国，便会出其不意地‘创造神话’……”的确，日本是一个善于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国家。日本的第一个老师便是中国。5世纪，大和国完成了日本的统一，并于6世纪中叶逐渐确立起以皇室为中心的中央集权统治。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和国家的阶级矛盾、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即贵族与皇室的权利之争日益尖锐。而在同一时期，中国隋唐这些大封建帝国的相继出现，繁荣发达的封建政策、经济、文化给日本造成强烈影响。这不仅给日本振兴国家树立了榜样，还给日本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使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大和国家所面临的统治危机。于是，他们在645年发动宫廷政变，拥立孝德天皇即位，而后按照我国隋唐的政权形式建立新的制度，进入封建社会，这就是大化改新。大化改新之后，日本对于吸收我国封建文化的态度更为积极了。唐朝时期，日本一共派出了遣唐使十九次，每次少则二百人，多则四百到五百人，其中除正式使节以外，还有留学生、商人和各类工匠，这大大促进了中日两国文化和经济交流。代表人物便是阿倍仲麻吕。他在中国生活四十余年，受到唐玄宗的重用，官拜左补阙，与李白、王维等结为好友。753年，他回国的船被风浪吹走，传说遇难。李白听说后，挥毫写下《哭晁卿衡》，可见友情之深。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又积极吸收西方国家的先进科技文化。1867年，涩泽荣一去欧洲向各国学习；1871年，岩仓使节团前往欧美12个国家学习……这无不体现了日本的学习精神。其次，改革也给日本带来了新的活力。除上文说过的大化改新，明治维新也在日本历史上起到了重要的进步作用。1853年的黑船事件打开了日本的国门，面对外来入侵，一部分中下级武士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展开了倒幕运动，并取得了胜利。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明治维新虽然是一次极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它的确是日本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从此，日本摆脱了半殖民地的束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掀起了日本的第一次崛起。第三点便是战争。日本在明治维新中过度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从改革促发展，变为战争促发展。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1904年的日俄战争，1914年的一战，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7年的七七事变，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1942年的中途岛海战……这都体现出日本帝国主义是多么狂妄和野心勃勃。然而，日本以战兴，同时也以战衰。1945年9月2日，随着日本在二战投降书上签字，它欲称霸世界的美梦化泡影。但是，战争的失败并没有阻碍日本前进的脚步，反而掀起了日本的第二次崛起，并于1968年跃居世界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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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网论文如何发表？文章发表有两种情况，一是硕博论文；二是职称论文或是课题论文。现在很多高校尤其是硕博毕业生，要想顺利毕业都有发表论文的要求。所以发布知网论文，需要结合具体情况。如果你是硕博论文，其实可以直接上传到知网，一般是有学校在后台上传，这就相当于发表在知网上了，而不用发表到期刊上。第二种情况就是所发表的期刊是知网收录的期刊。首先自己投稿并发表在一本学术期刊上，这个期刊是被知网收录的，你的论文发表后，1-2个月后，该期刊的所有内容都会被知网收录，这时候你可以在知网检索到你的论文，对于非博士硕士毕业论文来说，在知网发表论文，就是这种情况。
你是评职称吧，知网其实是一个数据库，上面查到自己的论文，首先需要发表知网收录的期刊，每个期刊收录的都不一样，如果你是小白，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建议你可以去百姓论文网问一下，因为我们单位都是那边发的，你发什么期刊他们会在之前详细的和你说收录的网站时间什么的，也算比较正规的网站了。不过先准备一篇论文哦。好好写一下，基本大部分符合知网收录的期刊都可以发。采纳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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