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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法哲学的基本理论研究论文
伴随着对法哲学与法理学关系问题的讨论，目前学界对部门法哲学的概念并无统一权威的定义，对这一理论的确切称谓、学科属性、研究方法等更有诸多争论，这些都是依依相关的。顾名思义，所谓部门法哲学就是指部门法中的法哲学问题，就是从法哲学的层面、用法哲学的方法探讨部门法中的一般原则和原理，对部门法的伦理基础、价值基础、社会基础及其发展规律进行哲学反思。
一、称谓问题
从目前学者们所已经使用的情况来看，大体有以下几种名称或类似于名称的表述被使用：1、部门法学的哲理化(或部门法学的学理化)，2、部门法哲学，3、应用法哲学(多为西方学者所称，即appliedlegalphilosophy)，4、部门法理学。如蒋晓伟认为，法哲学是哲学对法的研究，我国历史上只有律学，没有法哲学，所以他主张叫部门法理学。周永坤也认为，从部门法哲理研究的成果、人员、问题意识和方法上看，部门法哲理研究的主流更像法理学而不是法哲学。刘作翔也主张叫部门法理学，认为法理学与部门法理学的研究对象不同，但相互之间有很多原理是相通的；对部门法理学进行研究时只不过是将法理学的一些原理“下移”而已。葛洪义则认为，不管是部门法理学还是部门法哲学或者法哲学都只是个名称，不重要，关键是要从研究的问题来确定。孙育玮认为，比较目前几种称谓用法，“部门法哲学”是一个较为合适的，并且可以作为一个较为统一规范的名称而稳定下来使用，因为这一名称既可以鲜明地表达它法哲学层次的特质和属性，又可以揭示出它所包含的法哲学与部门法学的相关性与双边性。这也是目前国内学者使用最多的一个名称。
二、学科属性
在部门法哲学学科属性问题认识上大致有以下几种看法：
1、强调其法哲学前提和法哲学属性，将其归类于法哲学。典型代表是张文显教授，他倾向于把部门法哲学界定为法哲学的分支学科，或法哲学的一种特殊形态，就是说部门法哲学与部门法律学对应，属于法哲学的范畴，是法哲学的延伸。其理论资源、研究方法、研究范式和理论关怀都主要来自法哲学。
2、法理学说。陈兴良教授是“部门法理学”的直接倡导者，他的一篇学术语言文言化的复古倾向--一个值得关注的语言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式浅析“教学学术”视角下大学教师教学责任意识剖析传播学术中的“欧洲中心主义”——亚洲中从Ontology的译名之争看哲学术语的翻译原则试论新闻学学术规范研究的依据与路径论析大学教师教学与科研的学术责任中学的学术:一个亟待关注的话题试论学术嬗变中的教育创新环境法学的学术特色与贡献
的题目就是《部门法理学之提倡》(2003)。有的学者虽然没有明言部门法的哲理研究属于法理学，但从其对部门法中的“法哲学问题”本身的理解中，可以得出以上结论。代表人物是山东大学法学院的谢晖教授。谢晖教授认为：所谓部门法学中的法哲学问题，就是指能使部门法学具有逻辑连贯性、解释合法性、对象整合性和意义关切性的一些问题。逻辑连贯性问题是指部门法学中的“认识论”问题，即基础性概念和初始性范畴问题。解释合法性指部门法学的“方法论”问题。对象整合性指以能在整合意义上解释和说明部门法及其实践为原则，它可以看作是部门法学的“本体论”问题。意义关切性是指透过部门法学人们所能发现的对主体的意义关切、对主体与客体关系的意义关切、对与法律相关的世界前景的意义关切等等，这是部门法学中的“价值论”问题。这对部门法学提出了三大要求：部门法学对相当部门法具有超越性；具有贯穿性和通览性的基础概念与核心范畴；要求部门法学能构建起系统的理论逻辑体系和框架。从谢晖教授的论述来看，他的部门法学问题都是来自部门法，是关于部门法的理论合理性与实践合理性问题，因此，似乎他比较倾向于“部门法理学”的认知。周永坤也认为，部门法理学是法理学与部门法学间的交叉学科，不是哲学与法学间的交叉学科，部门法哲学更像法理学而不是法哲学。
3、强调它对部门法的依赖，将其定位于部门法学。
4、认为它是一门中间学科，是部门法与法哲学或法理学的边缘学科。如孙育玮认为，部门法哲学的学科属性具有双边性，既属于法哲学的当然范畴，又属于部门法学的高端学理范畴，既有部门法学的纯粹理性，又有法哲学的实践理性，具有连接法哲学和部门法学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三、研究方法
张文显教授认为，作为现代法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部门法哲学是法哲学的延伸。因其自身的法哲学属性，它的`研究必须运用法哲学的理论框架，采用法哲学的研究范式和方法，以期消解法哲学与法律学之间的人为障碍，消除法哲学与法律学互相脱节的现象，推动法哲学与法律学的密切结合。在方法论上，部门法哲学可运用语义分析法克服定义方法的局限性，消除学术争论中语义混乱的问题；运用价值分析法以克服工具主义、技术主义及教条主义造成的弊端；进而以反思方法发现部门法学原理和部门法原则的“前提性”问题，不断创新案例教学法在中职《经济法》课程中应用的具体“假论文”背后有什么真问题（共3篇）浅论学习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培养浅谈和谐文化理论形成的历史脉络探析经济学信息范式理论的基本假设与辨析怎样写研究性论文撰写方法（共3篇）运用政治理论指导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关于区分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意义试析受教育权理论发展综述独立学院实践教学模式改革
，更新法律思维，引导法律实践。郭道晖也认为，应把法哲学的思想贯彻到部门法学中去。由于我国部门法学理论薄弱，才有部门法哲学，部门法学要成为学，必须是部门法哲学，否则就不叫部门法学。刘诚认为，学科分化是研究深入的需要，但不应该“画地为牢”(劳动法学与理论法学、行政法学、民法学就存在交叉)；应该打通理论法学与应用法学的关系，加强部门法之间的对话，否则难免出现“盲人摸象”、以偏概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樊崇义：《部门法学哲理化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版。
2.[德]G·拉德布鲁赫著，王朴译：《法哲学》，法律出版社，2005年3月版。
3.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1月版。
4.张文显：《部门法哲学引论——属性和方法》，载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5期。
5.谢晖：《部门法哲学的长成逻辑——兼论“部门法学”的学理化问题》，载于《文史哲》2002年第1期。
6.孙育玮：《关于我国“部门法哲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载于《政治与法律》2007年第6期。
正义价值的法学研究论文说明了正义这一价值追求在经济法价值体系中的特殊性。
正义价值的法学研究论文【1】
[摘要] 正义与法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古典自然法学家直到当代风行的社会法学家，在各时代法学家的一步步诠释中，正义从法的一种必然内涵直到现在成为评价法律的一个标准和法律所要追求的一种价值。
[关键词] 法的价值经济法的价值正义实质正义
在我国，对法的价值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法律”二字的形成及其被赋予的含义上。
我国传统的法的价值观可以说是从古代社会发产生之日起，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法的价值观念的总和。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确立以及资本主义法律理念的引进，使得法的自由价值观、平等价值观、等内容引起了法学家们的关注，并在研究中一步步确立了其地位。
经济法是与市场经济同步产生的，它调整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它的特殊价值取向。
一、经济法的正义价值的概念分析
在历史上，对于正义的理解非常丰富。
就像博登海默在他的著作里提到的一样“正义如同普罗米修斯的面孔一样变化无常，随时可能呈现不同的形状，并且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正义”有着不同的内涵，并且为不同时代的思想家所信仰。
在它具有的价值序列中，自由、平等、安全曾先后被不同的思想家放置在价值序列的顶层。
对于经济法这一特殊的部门法而言，它调整对象的经济性及调整方法的强制性都决定了其价值基础的特殊性。
从这一点出发，笔者认为博登海默教授提出的对于正义的理解符合经济法的价值追求，即“满足个人的合理需要和主张，并与此同时促进生产进步和提高社会内聚性的成都―这是维持文明的社会生活所必需的，就是正义的目标。”
二、正义――经济法价值体系的基础
古希腊有句著名的格言:“正义乃百德之总”。
这一格言形象地说明了正义这一价值追求的特殊地位。
的确，正义这一价值是一个可以涵盖指导其他价值追求的全局性的价值追求。
1.正义作为经济法价值基础的可能性
法的价值从哲学意义上分析一方面具有客观需要性，另一方面具有对于主体的有用性或积极性。
具体到经济法这一特殊的法律部门中，经济法的存在也是基于社会发展的需要。
它的调整对象是国家宏观调控关系与市场规制关系，有很大部分是涉及不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
在经济法中，更多体现的是一种间接手段，其领域是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创造一个良好的、有秩序的竞争及生存环境。
笔者认为，从以上对于正义的分析中可以得知正义内涵的广泛以及适时性，正义作为经济法价值体系的基础，其他价值在此基础上衍生、扩展但同时被其指导，这将是一种适合当代经济法发展的价值体系的设计。
2.正义作为经济法价值基础的必要性
在个人正义的理解中，有一种认为正义就是遵守法律。
古希腊智者色拉叙马霍斯在与苏格拉底辩论正义的含义问题时指出:“政府制定法律，违法者就有不正义之名。”他的隐含意思是，正义就是指人的行为遵守法律、符合法律这种状态。
从此引发，我们可以设想：如果被遵守的法律即是不正义的，那么行为的正义也无从谈起。
所以可见法律本身的正义的重要性。
这是保证个人正义的前提条件。
经济法的发展经历了战争经济法阶段、危机应付阶段以及自觉维护经济协调发展的经济法阶段这三个由低到高的阶段。
在此阶段中，市场经济由自发的竞争发展到社会化条件下国家以经济法来协调维持。
从经济法的发展历程中可以发现经济法社会性的特征，而经济法的价值作为经济法追求的目标，正义作为社会经济秩序的一种衡量标准，以其作为经济法的价值基础是无可厚非的.。
三、经济法正义价值内涵的延伸
1.由形式正义到实质正义
实质正义是与形式正义相对而言的，这里的形式正义的基本含义是指：对于相同的情况给于相同的对待。
现代形式正义观的代表人物为佩雷尔曼， 他试图从各种复杂的正义定义中抽象出一种可以适用于不同正义概念的定义公式，他认为“所谓的形式正义就是要求以同一方式对待人，就是同一基本范畴的人都应受到同等待遇的活动原则。”
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强势团体、垄断等等这一切经济政治实体的存在造成了个人之间、个人与团体之间、团体与团体之间的实质不平等。
在现实条件下，形式正义本质上已成为一种不正义。
经济法作为对于民法的补充而出现，必须正视建立在对于19世纪社会经济条件判断基础上的平等性与互换性的丧失，由此带来的从形式正义到实质正义的变更。
实质正义强调针对不同情况和不同的人予以不同的法律调整。
经济法的实质正义要求根据特定时期的特定条件来确定经济法的任务，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利益和发展。
2.公平与效益的兼顾
罗尔斯把公平作为正义的首要要素和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
“任何一种理论、法律或是制度，不管怎么样有用和巧妙，但只要它是不正义的，就一定要被抛弃和消灭”但与此相对应的，效益也是法的价值目标之一。
在实践中，追求效率必然会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但过分的追求公平也会损害一部分人的效益。
效益是指减去投入后的有效产出。
在法的效益价值中，社会效益价值是与公平的追求同向的，即维护社会公正。
法的社会效益追求中，力求以法的形式为社会机构的运作创造一套行之有效的准则，避免假公济私、效率低下。
但法的经济效益追求有时可能会损害公平。
但是并不是说效益与公平是完全对立的。
二者同作为经济法的价值目标，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效率优先并不意味着不要公平，而是要在实现效率的前提下，尽可能的保证公平的实现。
综上所述，正义价值作为人类永恒追求的价值目标之一，有可能也很有必要成为经济法价值体系的基础，在全局上指导并且涵盖经济法的价值体系。
参考文献:
[1]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252页
[2][古希腊]柏拉图著,郭斌和张竹明译:《理想国》,商务印书馆出版,第5、6页
[3]卓泽渊著:《法的价值论》，法律出版社,第503页
[4]沈宗灵著:《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12页
法的正义价值论文【2】
【摘 要】自从法产生以来，关于法的价值问题法学界从来没有停止过争论。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卢梭、孟德斯鸠至近代的罗尔斯都提出了自己对法的价值的追求与探索。
法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是阶级、私有制、国家产生的必然结果。
不论是雅典的城邦、古埃及、罗马，还是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中国，无一例外的都有自己自成体系的法律。
从法的发展历史来看，毫无疑问，法是有价值的，但究竟什么是法的价值，法又有哪些价值呢?这困扰着我们无数的法学研究者。
法的价值是法产生的动因，人类对法律不懈的探索究竟在追求什么?古往今来，人来一直在追求正义，希望受到正义的对待，社会公平，人人平等。
正义为什么一直受到人类的追捧，法的价值是否也在于实现正义。
【关键词】法的价值;正义价值;分配正义
“任何值得被称为法律制度的制度，必须关注某些超越特定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相对性的基本价值”法的价值体现法的精神，法的精神决定法的价值，进而影响立法，影响着整个法律体系的运行。
但凡民主文明讲究平等和谐的国家法律发达，对法的价值问题研究深入，成果丰硕。
而统治者根据自身好恶无视社会承受能力，肆意订立法律的国家，命运无不是被人民推翻或遭外敌入侵而覆灭。
法的价值是一个抽象而复杂的概念，也是法学研究不能回避的难题。
一、法的价值含义
价值是一个哲学范畴，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的众多领域，政治、经济、文化无不广泛使用价值。
国内法学界对价值定义时多从主客体的关系出发，既强调价值客体的属性，又认为不能忽视主体的需要，认为价值是客体的属性对主体的需要的满足关系。
“‘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也许我们应该从更为朴实的角度来探讨“价值”，从而揭示价值的本质。
可以这样认为，“价值”是一种特定的关系背景下的事物的存在、属性、作用等。
法的价值依据价值的概念是指，与主体的需要、诉求具有相洽互适性的，从而受到主体的珍视、重视的事物的存在、属性或作用。
根据使用的情况不同，法的价值可以有以下三种含义。
第一，目的价值，指称法律在发挥其社会作用的过程中能够保护和助长那些值得希冀、追求或美好的东西。
“法律的重要价值就是保护人权”，“程序法具有确保司法公正的价值”，等等。
在此种情形下，法的价值更多的体现为对人们追求的美好事物的保护作用，是法对社会的作用，存在于法的自身之外。
第二，形式价值，指称法律自身所应当具有的值得追求的品质和属性。
如，法应该逻辑严谨，应当简明扼要，而不是自相矛盾、含混繁琐。
此种意义的法的价值更强调法的自身，形式上的法应该具有的被人们追求和珍惜的东西。
第三，评价标准，指称法律所包含的价值评价标准。
这更多的受到西方影响，是以法的价值平价标准去评价社会上与法有关的现象，如合法行为与违法行为。
二、法的首要价值
(一)法的三种基本价值形态
1. 正义。
“正义有着一张普罗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在社会生活中，正义有多种不同的含义。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一种正义;“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是一种正义;在早期资产阶级革命中，“自由、平等、博爱”也被视为一种正义。
决定法的价值中的正义，是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
社会基本结构指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生产的利益划分方式。
“一个社会体系的正义，本质上依赖于如何分配基本的权利义务，依赖于在社会的不同阶层中存在着的经济机会和社会条件。”这对于个人生活的影响具有根本性。
作为社会主要制度，社会基本结构影响着人们的基本前景即他们可能希望达到的状态和成就。
对法律的正义价值也有决定性的影响。
可以说，法的正义价值在于保障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让人们享有正义的权利承担正义的义务，正义地分配社会财富、经济机会和社会条件。
2. 秩序。
学界不乏关于法律秩序的诊释。
“ 制度论” 和“ 结果说” 是西方学人对法律秩序的两种重要界说。
“ 制度论” 把法律秩序等同于法、法制或法的体系。
“ 结果说” 则视法律秩序为法作用于社会所形成的一种社会结果。
法律秩序是一种社会状态，一种由实体性的制度和观念化的意志所合成的社会状态。
实体性的制度是说法律秩序是以法的形式存在的社会规则，为实现这些规则还存在着一定的物质设施如法庭、监狱、警察等等。
法律秩序价值也是法的其他价值得以实现的前提环节。
法的价值诚然远不止确认和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
但所有法的其他价值都离不开秩序价值。
任何法都会体现一定的社会秩序、利益、正义，但一定的利益、正义的确立和实现，都离不开一定社会秩序的确立和实现。
3. 自由。
个体可以是自由的、独立的，但仍然是全人类整体的一分子;不但每个人的自由能依据普遍的自由规范而与他人的自由相协调，而且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个人自由主要表现在人格独立、人格尊严、抉择自由、自我实现等方面。
人是社会中的人，自由的实现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法律保障人的自由，便成为法的重要价值形态之一。
(二)正义乃为法的首要价值
“法的目的价值构成了法律制度所追求的社会目的，反应着法律创制和实施的宗旨，它是关于社会关系的理想状态是什么的权威性蓝图，也是关于权利义务的分配格局应当怎样的权威性宣告，无疑法的目的价值是整个法的价值体系的基础……”法的目的价值是法产生的动力也是法实施的宗旨，形式价值和评价标准都是为一定的目的价值服务的。
而在法的目的价值中，秩序，自由，正义是其基本的价值形态。
所谓基本是指法的目的价值最重要，最根本的价值目标。
然而由于人类生活需求的多样性，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便产生了发的价值冲突。
即在有限的社会资源中满足人类众多不同的价值追求时产生的竞合状态。
秩序与自由的冲突，正义与秩序的冲突，秩序与自由的冲突常常出现在我们生活中，而这也是困扰立法者法学家的难题。
这时便需要法律的协调整合。
法的价值都是值得希求和珍视的美好之物，如何协调整合法的价值冲突谋求价值总量最大化呢? 首先应该坚持兼顾协调的原则，因为法的价值都是值得希求和珍视的美好之物，应该最大限度地协调它们之间的关系，尽可能的避免、化解或弱化价值冲突。
然而，当协调兼顾已无法达到化解价值冲突时应遵循“两善相权取其重”的标准。
而正义价值则是我们应该首要保护的价值，是法的首要价值。
亚里士多德曾经提出“正义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的命题。
可以说，自由与秩序是手段价值，是实现正义的手段，正义才是法律追求的最终价值目标。
“法律或成例就是正义的一种衍生物”“要使事物合乎正义，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法律恰恰正是这样的一个中道的权衡”正义是人类永恒的价值追求和重要美德，亦是衡量法律之善的首要尺度。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正义一直是引导法律产生、完善和不断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法的诸价值之中，法律与正义价值的关系最为密切，亦是法的价值理论体系中的核心论题。
人们在论及法律或对法律制度进行评价时最常使用的是“正义”这一词汇，以至于法律的其他道德品质都显得那么不甚重要或突出。
正义在法的诸价值之中具有优先性地位，法律的有效性亦取决于法律自身的正义程度，对正义价值的追求亦是法律产生的社会根基和根本前提。
正义是法的首要价值，法律需要正义价值之引导，亦必须体现正义之精神。
正义作为一种伦理观念和价值准则十分广泛而深刻地存在社会生活之中，并一直引导并推动着法的生成、发展和不断完善。
一般来说，符合人们普遍的道德观念或价值准则即是正义的。
反之，不正义则是指不符合或者违背人们普遍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准则。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
三、法的正义价值的两种基本形态
(一)分配正义
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正义价值的两种基本形态，即分配正义与矫正正义。
分配正义是根据接受者的功绩来分发荣誉和奖励。
即正义等于平等。
“相等的人分享了不相等的事物，不相等的人反而分配到了相等的事物，就是不正义。”分配正义是关于对权力、产品等社会资源在社会主体间进行正常配置的规则设计，满足主题生存的基本需要。
可以说分配正义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
保障分配正义要求在立法等领域作出合理的制度安排，合理配置有限的社会资源，使人人各得其所，各取所取，从而实现社会的正义。
(二)矫正正义
亚里士多德认为矫正正义是指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一个人对另一个人造成了损害，使其遭受到了损失时，就应该从损害方的好处中拿出来一些，加到蒙受损失的人那里，以补偿其损失。
从现代社会来看，矫正正义是针对资源配置过程中出现的动荡与矛盾而设计的救济性措施。
与分配正义相比，矫正正义是一种程序正义是对失衡的分配正义进行纠错从而实现实体正义，矫正正义主要体现在司法中。
(三)分配正义的法律体现
分配正义解决的是社会资源的计划与分配问题，因而需要通过资源分配方案、模式等形式表现出来，而法律文本因其强制性、稳定性则成为分配正义实现的主要工具。
而另一方面，法律的终极价值就是实现正义，正义体现在法律的权利义务分配方面。
“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没权利的义务”，法律在权利与义务方面坚持了对等原则，是分配正义的体现。
权利是法律赋予人满足其利益的手段，义务是承担者负担的不利益。
法律在给公民分配权利义务时也应坚持分配正义，而这又具体体现在三个基本原则中，贡献原则、平等原则和不平等原则，分别对应不同性质的权利义务。
第一，平等原则。
每个人不论贡献如何，都应该完全平等地分有基本权利(人权)。
这就是权利与义务分配的“ 平等原则”。
这个原则不妨简化为六个字：平等分配人权。
平等分配人权就是按基本需要分配人权。
这一方面是因为人权就是满足每个人的基本需要的权利;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每个人的基本需要是完全一样的、完全相同、完全平等的。
按基本需要分配人权实际上又等于按需要分配人权。
诚然，按基本需要分配权利与按需分配权利根本不同。
但是，人权与权利不同。
人权仅仅能满足人的基本需要，而不可能满足人的非基本需要。
因此，按需分配人权与按基本需要分配人权是同一概念;正如按需分配食品与按生理需要分配食品是同一概念一样。
第二，贡献原则。
如所周知，应该按照贡献分配权利，即按一个人给予社会和他人的利益(贡献)来分配社会和他人必须且应该给予他的利益(权利)。
这就是权利与义务分配的“贡献原则”：按照贡献分配权利，按照权利分配义务。
但是按照贡献分配权利，并不意味着贡献越多权利也越多，相反权利应少于贡献，与贡献相等的是索取。
权利是一种强制的索取，如果权利与贡献相等必会导致强者更强而弱者更弱。
因此，贡献应多于权利多于义务。
这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分配正义。
第三，不平等原则。
每个人因其贡献(才能和品德)不平等而应分有相应不平等的非基本权利和非基本义务。
但是，在这种不平等的分配中，获利多者如果较多地利用了社会合作，便应该补偿给获利少者以相应的权利。
获利越少者，对社会合作的利用往往便越少，因而所得到的补偿权利便应该越多。
于是，获利最少者，所得到的补偿权利便应该最多。
这就是权利与义务分配的“ 不平等原则”。
这个原则表明，社会应该不平等地分配每个人的非基本权利，因为每个人对社会和他人的非基本贡献是不相等的：能力较强、品德较高的人，对社会和他人的贡献便较大，因而应该分有较大的权利;能力较弱，品德较低的人，对社会和他人的贡献便较小，因而应该分有较小的权利。
不同社会制度下法的价值内涵侧重各有不同，但从总体而言，正义、秩序、自由三者构成了法的价值的基本内容。
而正义是法的首要价值，不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下，对正义的追求法从来没有停止过。
参考文献
[1] 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12-45.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50-77.
[3] 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32-65.
[4] 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36-52.
部门法哲学的基本理论研究论文
伴随着对法哲学与法理学关系问题的讨论，目前学界对部门法哲学的概念并无统一权威的定义，对这一理论的确切称谓、学科属性、研究方法等更有诸多争论，这些都是依依相关的。顾名思义，所谓部门法哲学就是指部门法中的法哲学问题，就是从法哲学的层面、用法哲学的方法探讨部门法中的一般原则和原理，对部门法的伦理基础、价值基础、社会基础及其发展规律进行哲学反思。
一、称谓问题
从目前学者们所已经使用的情况来看，大体有以下几种名称或类似于名称的表述被使用：1、部门法学的哲理化(或部门法学的学理化)，2、部门法哲学，3、应用法哲学(多为西方学者所称，即appliedlegalphilosophy)，4、部门法理学。如蒋晓伟认为，法哲学是哲学对法的研究，我国历史上只有律学，没有法哲学，所以他主张叫部门法理学。周永坤也认为，从部门法哲理研究的成果、人员、问题意识和方法上看，部门法哲理研究的主流更像法理学而不是法哲学。刘作翔也主张叫部门法理学，认为法理学与部门法理学的研究对象不同，但相互之间有很多原理是相通的；对部门法理学进行研究时只不过是将法理学的一些原理“下移”而已。葛洪义则认为，不管是部门法理学还是部门法哲学或者法哲学都只是个名称，不重要，关键是要从研究的问题来确定。孙育玮认为，比较目前几种称谓用法，“部门法哲学”是一个较为合适的，并且可以作为一个较为统一规范的名称而稳定下来使用，因为这一名称既可以鲜明地表达它法哲学层次的特质和属性，又可以揭示出它所包含的法哲学与部门法学的相关性与双边性。这也是目前国内学者使用最多的一个名称。
二、学科属性
在部门法哲学学科属性问题认识上大致有以下几种看法：
1、强调其法哲学前提和法哲学属性，将其归类于法哲学。典型代表是张文显教授，他倾向于把部门法哲学界定为法哲学的分支学科，或法哲学的一种特殊形态，就是说部门法哲学与部门法律学对应，属于法哲学的范畴，是法哲学的延伸。其理论资源、研究方法、研究范式和理论关怀都主要来自法哲学。
2、法理学说。陈兴良教授是“部门法理学”的直接倡导者，他的一篇学术语言文言化的复古倾向--一个值得关注的语言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式浅析“教学学术”视角下大学教师教学责任意识剖析传播学术中的“欧洲中心主义”——亚洲中从Ontology的译名之争看哲学术语的翻译原则试论新闻学学术规范研究的依据与路径论析大学教师教学与科研的学术责任中学的学术:一个亟待关注的话题试论学术嬗变中的教育创新环境法学的学术特色与贡献
的题目就是《部门法理学之提倡》(2003)。有的学者虽然没有明言部门法的哲理研究属于法理学，但从其对部门法中的“法哲学问题”本身的理解中，可以得出以上结论。代表人物是山东大学法学院的谢晖教授。谢晖教授认为：所谓部门法学中的法哲学问题，就是指能使部门法学具有逻辑连贯性、解释合法性、对象整合性和意义关切性的一些问题。逻辑连贯性问题是指部门法学中的“认识论”问题，即基础性概念和初始性范畴问题。解释合法性指部门法学的“方法论”问题。对象整合性指以能在整合意义上解释和说明部门法及其实践为原则，它可以看作是部门法学的“本体论”问题。意义关切性是指透过部门法学人们所能发现的对主体的意义关切、对主体与客体关系的意义关切、对与法律相关的世界前景的意义关切等等，这是部门法学中的“价值论”问题。这对部门法学提出了三大要求：部门法学对相当部门法具有超越性；具有贯穿性和通览性的基础概念与核心范畴；要求部门法学能构建起系统的理论逻辑体系和框架。从谢晖教授的论述来看，他的部门法学问题都是来自部门法，是关于部门法的理论合理性与实践合理性问题，因此，似乎他比较倾向于“部门法理学”的认知。周永坤也认为，部门法理学是法理学与部门法学间的交叉学科，不是哲学与法学间的交叉学科，部门法哲学更像法理学而不是法哲学。
3、强调它对部门法的依赖，将其定位于部门法学。
4、认为它是一门中间学科，是部门法与法哲学或法理学的边缘学科。如孙育玮认为，部门法哲学的学科属性具有双边性，既属于法哲学的当然范畴，又属于部门法学的高端学理范畴，既有部门法学的纯粹理性，又有法哲学的实践理性，具有连接法哲学和部门法学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三、研究方法
张文显教授认为，作为现代法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部门法哲学是法哲学的延伸。因其自身的法哲学属性，它的`研究必须运用法哲学的理论框架，采用法哲学的研究范式和方法，以期消解法哲学与法律学之间的人为障碍，消除法哲学与法律学互相脱节的现象，推动法哲学与法律学的密切结合。在方法论上，部门法哲学可运用语义分析法克服定义方法的局限性，消除学术争论中语义混乱的问题；运用价值分析法以克服工具主义、技术主义及教条主义造成的弊端；进而以反思方法发现部门法学原理和部门法原则的“前提性”问题，不断创新案例教学法在中职《经济法》课程中应用的具体“假论文”背后有什么真问题（共3篇）浅论学习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培养浅谈和谐文化理论形成的历史脉络探析经济学信息范式理论的基本假设与辨析怎样写研究性论文撰写方法（共3篇）运用政治理论指导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关于区分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意义试析受教育权理论发展综述独立学院实践教学模式改革
，更新法律思维，引导法律实践。郭道晖也认为，应把法哲学的思想贯彻到部门法学中去。由于我国部门法学理论薄弱，才有部门法哲学，部门法学要成为学，必须是部门法哲学，否则就不叫部门法学。刘诚认为，学科分化是研究深入的需要，但不应该“画地为牢”(劳动法学与理论法学、行政法学、民法学就存在交叉)；应该打通理论法学与应用法学的关系，加强部门法之间的对话，否则难免出现“盲人摸象”、以偏概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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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准确界定法律规范的概念，是进行逻辑结构分析的前提。根据语义分析哲学对概念的功能论理解，法律规范作为一个被建构起来的概念，应当强调它是能够相对独立地发挥法律调整功能的最小单元。由于法律规范的“最小单元”性质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以往诸种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理论各有利弊得失，却存在一个共同的缺陷：把“法律规范间的逻辑结构”（或“规范性法律文件的逻辑结构”）误为“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这一误区导致法律规范逻辑结构理论的解释力和应用性受到影响，不仅难以解释刑事法律规范的结构，而且很少在部门法中被实际运用。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应当采用新的“三要素说”：法律事实＋规范模态词＋法律效果。关键词：法律规范；逻辑结构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理论是法学规范理论中的一个亮点，法律或法学的科学性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这一类具有较强“技术性”的理论上。这就更要求此类理论本身具有经得住推敲的“科学性”，进而具有较强的应用性。以这样的要求反观现有的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理论，我们会发现存在许多的混乱和不明之处。对此做出深入研究和必要的澄清，对于法理学与部门法学良性互动，提升法理学的科学性品质，具有基础意义。事实上，这一理论恰恰在热衷于“宏大叙事”的学术氛围中被长久忽略。由于法学理论中此类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内容并不多见，对它的忽视而导致的错误就更加损害法学的科学性品质和形象。我想，法学需要“宏大叙事”，也需要“雕虫小技”。本文将首先致力于分析“法律规范”概念的准确界定，然后总结归纳现行（含以往）法律规范逻辑结构理论并对其利弊得失给予简要的分析评判，最后在上述两项工作的基础上，提出本文对法律规范逻辑结构的新理解。一、“法律规范”的准确界定法律规范[①]的界定，是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理论的前提。没有对法律规范概念的清晰界定，所谓的逻辑结构分析就没有明确的对象。对象不明确，则无法进行有效的学术讨论，因而也就不可能得出确切的和有益的结论。但是复杂之处在于，对法律规范的界定实际上是以对其功能、作用的思考及其与相近概念（比如“法律规定”“法条”“规整”等）的关系的思考为基础和前提的，正如凯尔森所说：“我们对自己智力工作中想当作工具的那些术语，可以随意界定。唯一的问题是它们是否将符合我们打算达到的理论目的。”[1]（P5）因此，作为一个重要的法学术语，法律规范的科学含义的确定，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反思的平衡”的结果（借用罗尔斯的术语）。这一过程可能较为复杂，其引发的思考带来如下启示：法律规范作为一个基本的法律概念，是根据需要“建构”起来的，所谓需要，在这里就是我们确立一个概念的目的，即是让它发挥何种功能或作用。这与我们一般把概念当作“给定的”通常处理方式不同。这里需要克服的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即突破对概念的实体论的理解，而代之以“功能论”。对概念的实体论理解实质是一种“反映论”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有它的用武之地，但显然不适于法律规范这类概念的界定。概念的本质问题是贯穿哲学史古今的一大课题，它的一个突出表现便是中世纪唯实论与唯名论的争执，简单地说，唯实论认为，共相（概念）是独立于具体、个别事物的实体性存在，“在人类思想的世界与外部现实的世界之间存在着一种严格的对应。”[2]（P32）唯名论则认为，“概念只是一种名称，亦即称谓。这些称谓在客观自然界并没有直接的、忠实的复本和对应物”。[1]（P32）对概念的实体论理解实际是唯实论思想的体现，这一思想传统构成了西方哲学史上的主线，由古希腊的柏拉图至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而登峰造极。按照这派的观点，概念是本原、实体，有固定的所指和确定的含义。而概念的功能论则与唯名论的根本主张一致，认为概念并不是抽象的实体，它的确切含义只有在使用中、在具体的语境中才能确定。可见，概念的功能论理解比实体论理解更为灵活。随着20世纪哲学的“语言转向”，分析哲学、实证主义以“拒斥形而上学”为旗帜实现了对传统哲学的一次反叛。现代西方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的研究和洞见为深刻理解“概念”的本质提供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视野。维特根斯坦曾明言：“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3]（P31）这一思想在新分析法学的倡导者哈特那里得到重视，他在分析了“通常的定义模式并不适合于法律的领域”后，阐发了源自边沁的思想：“我们一定不能把这些词拆开了、孤立地去看，而应把它们放回到它们的扮演独特角色的句子中去，从而进行一个整体的衡量。”[4]（P29）这一思想可以说是19世纪中叶实证主义兴起、特别是20世纪分析哲学成为西方哲学的主导特征以后，得到普遍认同的思想。“法律术语的意义是以这些术语被使用的语境、使用这些术语的人、以及运用这些术语的目的来确定的。”[②]在研究法律概念时，不要问某概念的本质是什么？而应问这个概念的功能是什么？[5]概念功能论的思想是深刻而富有启发的。根据这一思想，概念既是灵活的又是清晰的。“灵活”是说概念可由人意欲它发挥怎样的功能来确定，而概念的功能取决于学科建构的要求、需求、目的。“清晰”是说概念的含义一经由此确定，就应当一以贯之地加以使用。在此意义上，法律规范是一个“建构性”的概念，而不应当简单地理解为一个“反映论”的概念。在我看来，“建构”这一概念的核心目的，在于使“法律规范”承担起法律分析的基本单元的作用，正如“商品”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一样，“法律规范”至少对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承担着这种功能。而分析法学在概念或规范分析上的卓有成效的建树及由此体现出的方法论上的优势，对整个法学理论具有基础和前提性意义，“错也要错得清楚”实在是走向可能的正确的必经之途。以概念的功能论为基础，我们才有可能对法律规范概念进行一番建构。据此，本文把法律规范定义为：作为法律的基本要素，具有严密逻辑结构的、能够发挥法律的规整[③]功能的相对独立的最小单元（这是就形式方面给法律规范下的定义，就内容方面，法律规范无疑是以权利性、义务性或责任性法条为具体构成）。根据这一界定，法律规范的概念包括如下要点：第一，法律规范是法律要素之一，与通常所说的法律原则、法律概念共同构成完整的法律要素。第二，法律规范在实定法中占有最大比重，是构成法律的主要成分，这一点可从绝大多数法律都以权利或义务性的规定为主要内容得到证明，而“是否授予权利或设定义务是检验一个法条是不是法律规范的标准。”[6]第三，法律规范具有严密的逻辑结构，这正是本文要论述的内容。第四，法律规范是能相对独立地发挥法律的规整功能的最小单元。对此作如下说明：（1）法律的根本目的或作用在于发挥对社会生活的规范、调整作用，因而法律规范作为法律的主要构成要素当仁不让地承担这一功能；（2）任何法律规范都是在一个法律体系中存在的，都必须在与整个法律体系及其所蕴含的立法目的等价值因素协调一致的基础上，才能发挥其调整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没有绝对独立地发挥规整功能的“单元”，因而是“相对独立”；（3）之所以是“最小单元”，是基于理论上确立一个概念的目的就是用这一概念能够较为方便地建构或有效地解释整个的知识或文本体系，因此研究者必然寻求各种意义上的“最小单元”，正如生物学把“细胞”、马克思把“商品”作为其相关研究的“最小单位”一样。在这个意义上，笔者不赞同龙卫球教授对“法规范”概念的理解和用法，他把“法规范”等同于“法律”；没有使用“法律规范”的概念，而以“法律规定”即拉伦茨的“规整”代替之。[7]（P37）我国法理学家对法律规范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张文显教授认为，法律规范作为构成法律的主要要素是规定法律上的权利、义务、责任的准则、标准[8]（P91），或是赋予某种事实状态以法律意义的指示、规定。[9]（P53）孙笑侠教授把法律规范定义为：通过法律条文表达的、由条件假设和后果归结两项要素构成的具有严密逻辑结构的行为规则。[10]（P50）刘星教授将法律规范表述为：法律规则是规定法律上的权利、义务、职责的准则，或者赋予某种事实状态以法律意义的指示。[11]（P75）这是目前国内有代表性的几部法理学教材对法律规范的界定，它们的共同点是：第一，都强调法律规范是关于法律上的权利、义务、责任的规定；第二，都强调法律规范有严密的逻辑结构，尽管具体表述不尽相同。但是这些定义都忽视了对法律规范是“能够相对独立地发挥法律调整功能的最小单元”这一重要之点的强调，正是这种忽视造成了法律规范逻辑结构理论的普遍误差。我们认为法律规范概念从功能要求上说，应当是构成法律的细胞，“相对独立”、“最小单元”应是其题中应有之意。二、现行法律规范逻辑结构理论的分析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理论的核心，是对各种具体的法律规范的构成进行抽象、分析、分解，进而得出所有法律规范共有的、抽象的“构成要素”，因此，这是一种通过抽象分析的方法得出的适用于所有法律规范的“逻辑构成要素”及其关系（即结构）的理论。以下本文对我国法学理论中关于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的代表性观点作简要述评。观点1：法律规则（规范）=假定+处理+制裁这一观点来源于前苏联法学著作。它认为法律规范是由三部分组成的：假定、处理和制裁。按通常解释，假定是规定一定行为准则适用的条件的那一部分；处理是法律规范中反映行为规范本身的那一部分，也就是法律规范中规定允许、禁止或要求人们行为的那一部分。制裁是规定强制实施法律规范的可能性或违反这一规范所招致的法律后果的那一部分。评析：这一理论曾是前苏联和我国的法学理论中的通行观点，尽管现在已为“通说”所摒弃，但是在抛弃此说的理由即对其缺陷的指证上，本文与学界已有的分析不尽相同，阐述如下：第一，正如这一理论自己解释的那样，“处理”本身就是行为规范。我国著名法理学家沈宗灵教授明确指出：“处理就是行为规则本身，也就是法律规范中指出的允许做什么，禁止做什么或者要求做什么哪一部分。这是法律规范的最基础部分。”[12]（P33）既然“处理”本身即行为规则，那么它怎么又同时是自身的构成要素呢？要素总是相对于系统或一定的结构而言的，但如果一个系统只有一个要素（即其自身），显然就不能成其为系统，原因在于并未对系统进行“分析”，所谓的“要素”其实是换了一个称呼的“系统”。法律规范的构成要素作为法律规范下位概念，至少需有两个才能成立。因此上述对“处理”含义的解释固然正确，但说“处理”是“法律规范的最基础部分”是不确切的。准确地说，它是法律（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最基础部分。第二，如果不对“处理”进行特别定义，“处理”和“制裁”在语义上和实际上都可能重叠：所谓“制裁”不过是一种特殊的“处理”，即违背了法定义务而导致法律责任时的一种“处理”。第三，并非所有的法律规范都有相应的“制裁”性规定（尽管这一点常常被指为法律规定空白或欠缺），更非所有的法律规范都是“制裁”性的。第四，在这一理论中，“假定”似乎只是法律规范的附属部分，甚至是在法律规范之外独立存在的部分，这意味着“假设”在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中没有适当的位置。观点2：法律规则（规范）=假定+处理这是西方学者的观点。假定指出了规范适用的条件，处理则是一个规范性规定。以“不满10周岁的未成年人无行为能力”这一法律规范为例，其“假定”部分是：如果一个人是不满10周岁的未成年人，其“处理”部分是：此人无法律能力。评析：这一理论模型是对观点1的局部修正，克服了简单的逻辑缺陷，即取消了“制裁”。在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中“制裁”并非一个必备要素，大量的法律规范没有“制裁”的内容。正如王涌博士指出的：“所谓法律规范就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规范性陈述，它只包含假定与处理两个部分，制裁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规范的必要因素。而其中‘假定’就是对事实情境的设定，而‘处理’就是对特定的事实情境中的法律关系的规定。”[5]但是这一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理论同样是把“处理”理解成规范本身，观点1的缺陷仍有残存。观点3：法律规则（规范）=行为模式（权利、义务的规定）+法律后果的归结这是以张文显教授为代表的我国法理学界目前通行的观点。张文显教授分析了前述观点的缺陷，择其要点如下：第一，西方学者的两分法明显地忽略了合于或违反法律规范的后果这一不可缺少的构成因素。第二，苏联学者的三分法只注意到否定式法律后果，而忽视了肯定式法律后果。肯定式法律后果是合法行为的后果，否定式法律后果是违法行为的后果。第三，“假定”不是构成法律规范逻辑结构的独立要素。因为如果“假定”指规定该规范适用的条件和情况的那一部分，它就不是法律规范的内在构成因素；如果“假定”是指法律规范中规定权利之行使条件和方式或义务之履行的条件和限度，那它已包含在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中。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与其适用的条件、方式、限度是不可分开的。人为地将它们分割开，有关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就成为不可思议的东西。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五条：“订立经济合同，必须贯彻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等价有偿的原则。”如果把“订立经济合同”(所谓的“假定”)与后半句分开，后半句的规定就是莫明其妙的东西。鉴于此，张文显教授提出，任何法律规范都是由如下两部分构成的：(一)权利和义务的规定。 (二)法律后果的归结。法律后果分为否定式法律后果和肯定式法律后果两种。否定式法律后果是国家对违反该法律规范的行为所抱的不赞许态度，对这一违法行为的否定和责罚。主要的责罚形式有民事制裁、行政制裁和刑事制裁。肯定式法律后果是国家对于合于该法律规范的行为所抱的赞许态度，对合法行为的肯定和保护，具体形式包括对一定状态的确认(如认定合同、婚姻有效)，对一定行为的奖励(如对发明创造的肯定和奖赏，批准专利申请等)，对不法侵害的恢复(如支持当事人的执行申请等)。［6］评析：张文显教授所代表的目前法理学界的主流观点认识到西方的二要素说和前苏联的三要素说有缺陷，特别是提出肯定性的法律后果，在理论上具有重要贡献，但在指证缺陷的具体所在上可能有欠精准，论证如下：第一，依据两要素说没有“制裁”而断定这一理论模式欠缺“法律后果”，失之简单，有欠公允。如前文所述，“处理”本身无论在一般语义上还是在法学理论中都可以包含“制裁”这一“法律后果”。造成这种认识上差别的原因在于“处理”、“法律后果”等概念的确切含义有待澄清。我认为这两个概念用词不同，却有同等的意义。“法律后果”的概念，既如张文显教授所深刻认识到的那样不仅包括否定性的法律后果，也包括肯定性的法律后果，那么“肯定性的法律后果”的进一步分析表明，它并不限于或主要不是“奖励性”的、如同法律责任那样单独列出的一种法律规范。张文显教授指出，对合法行为的确认、肯定、保护本身就是一种“法律后果”，也就是一种“处理”。比如，《合同法》第77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其中“处理”和“法律后果”完全是不可分的。再如《公司法》第214条“利用公司名义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严重违法行为的，吊销营业执照。”其中的“吊销营业执照”既是“处理”，又是“法律后果”。对具体法律规范的分析表明，“处理”与“法律后果”（或“法律效果）是一个东西。第二，张文显教授深刻指出“肯定性法律后果”的存在，补充了以往对法律后果的片面认识，这一理论贡献意义重大，它通过法律规范的逻辑构成表明：法律不仅是制裁性、惩罚性的，现代法律更是权利性的。但不得不承认，由于提出这一理论模型的背景和旨趣在于通过与否定性的法律后果（即通常易见的“法律责任”“法律制裁”）的比较而构造全面、准确的“法律后果”概念，由于它关注和侧重的是上述宏观层面的问题，在“肯定性法律后果”的存在形态上，这一理论并未作具体的探讨。人们对此也很少作进一步的追问，通常就把“肯定性的法律后果”简单地理解为与惩罚性法律后果相对应的“奖励性法律后果”，照此理解，笔者发现包含所谓“肯定性的法律后果”的法律规范寥寥无几。[④]这与以权利为本位的现代法律的特征相当不吻合。症结何在？把肯定性法律后果理解为“奖励性”法律后果的误导所致。在进一步的思考中，笔者发现“肯定性法律后果”的存在不应作如此狭隘的理解，它的存在形态之多样和广泛，远超过“否定性的法律后果”。因为，所有权利性规范都可以看作是具有肯定性后果的法律规范。此外，我们还应看到“肯定性”与“否定性”作为一种价值判断有较为复杂的意义：（1）“肯定”和“否定”是相对而言的，并非泾渭分明的两种类型，一个救济性法条（比如在一个侵权案件中作“恢复原状”的处理）既是对侵权人的“否定”，同时是对受害人权利的“肯定”。“肯定”和“否定”完全取决于对何种主体而言。（2）现有理论对“肯定”和“否定”的理解仅限于对当事人来说代表利益还是负担（或惩罚），但作为一般的法学理论，更应当从立法目的的高度理解“肯定”和“否定”的实质，无论是对正当利益的肯定还是对不义之举的否定，都是对代表着人民利益的立法者意志的“肯定”。第三，把“假定”融入“权利义务性规定”而不把它作为单独的法律规范构成要素，论证清晰有力，结论正确。但笔者注意到，在张文显教授2001年再版的《法哲学范畴研究》一书中（前述主张见于1999年版的《法理学》教材），又把这一结论改了回去，即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包括假定（行为发生的时间、各种条件等实施状态的预设）、行为模式（权利和义务规定）和‘法律后果’（含否定式后果和肯定式后果）三部分。”[13]（P49）这一情况说明关于法律规范逻辑结构的分析还需进一步阐明。同时，这一法律规范逻辑结构的观点表述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重要信息：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与“行为模式”是在同一意义上使用的，具有相同的含义，这一点且容后面分析。第四，把“权利义务性规定”（行为模式）作为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的要素之一，与“法律后果”一起构成完整的法律规范逻辑结构，这一观点存在逻辑上的问题。既然法律规范是能够发挥法律的规整功能的最小单元，并且法律是通过“权利或义务性规定”发挥这种功能的，但是如前所述，权利或义务性规定本身就意味着某种法律后果，因为权利义务性规定本身已经是完整的法律规范，而不应当是它的一个要素！因此再加上“法律后果”就成为多余。这即是说，假如把“法律后果”与“权利义务性规定”放在一起作为法律规范的要素，是画蛇添足；假如只剩“权利义务性”规定作为“要素”，是同语反复，理由如前：只有一个要素就不成其为要素。第五，“行为模式+法律后果”的法律规范逻辑结构模式，难以解释刑法规范，尤其刑法分则以刑罚为内容的责任性规范。比如，“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条）在这一类刑法规范中没有“行为模式”，即没有关于权利义务的规范，只有对某种事实状态赋予一定的法律后果。固然我们可以依据法律责任是第二性义务的理论[⑤]，把责任性规范还原为义务性规范，以此间接地解释法律规范逻辑结构也适用于刑法规范，但对此类刑法规范毕竟难以直接应用现有理论给出便捷的解释，更重要的，依据本文对法律规范的界定，把一个责任性规范还原为一个义务性或权利性规范，这前后已经是彼此独立的两个规范，应当分别进行逻辑结构的分析。因此本文认为以“还原法”来解释刑法规范的逻辑结构不能成立。刑法是一大重要法律部门，如果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理论不能涵盖、解释主要的刑法规范，显然其理论说服力将大打折扣。总之，目前法理学界的通说一方面把先前的“两要素说”收回到“处理”中的“制裁”，经过修改完善（补充了“肯定性后果”）以“法律后果”之名重新释放出来；另一方面把“假定”从先前的“两要素说”、“三要素说”中收回来，融入一个新的概念：行为模式（权利义务性规定），形式有所变换，但以往法律规范逻辑结构的根本缺陷仍未被凸现和纠正。这一缺陷使法律规范逻辑结构理论仅仅存活于法理学的范围内，稍微深入到部门法的规范分析，就捉襟见肘。以较为得到公认的通说为例，我们在部门法的诸多规范中，可以直观到“权利性规范”、“义务性规范”（“权力性规范”、“职责、职权性规范”可以通过还原法归结到权利或义务性规范）、“责任性规范”，但是，除了在“责任性规范”中我们能看到符合我们想象的“法律后果”，在权利性、义务性规范中“法律后果”在哪呢？我们说这些规定本身就是对权利、义务的确认、肯定，也就是所谓的“法律后果”。这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法律后果”确实有出入。以《公司法》第138条“股东持有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为例，这一权利性规定本身已经是一种“法律后果”，并不需要在这一规定之后再加上一个单独的“法律后果”，比如“股东依法转让股份，受法律保护”等。更为要紧的是，即使现实迫切需要一个与之相关的责任性规定，比如“设置障碍限制股东股份依法转让的，应到受到处罚”，并且在制定法中列入了这样一条规定，但这已经是另一个法律规范了，尽管它与前者有关联——这种关联应当被视为是法律规范之间的关联（或结构），而不是法律规范“内部”的“结构”。这里必须明确的是，讨论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只能在“一个”规范的限定下来谈，而不能将其混同为法律规范之间的逻辑结构。如果把这种从反面规定违法责任的规范，与原规范联系起来讨论其“逻辑结构”，那就进入了另外一个研究领域：法律规范之间的逻辑关系或逻辑结构，实际上是法律文本的逻辑结构，甚至是跨文本的法律的逻辑结构。前述把“制裁”“法律后果”作为法律规范的结构要素的诸说，共同性的失当在于混淆了“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与“法律规范间的逻辑结构”的区别。对此，我们以一个简化的法律规范的模型加以说明：“如果A，则B”、“如果非A，则C”，按本文的界定，这里已经呈现了两个法律规范，而不能因为二者的关联性就把二者视为一个法律规范。把“法律后果”作为要素，恰恰是把A当作“假定”，把B当作“处理”，把C当作“制裁”（法律后果）了。举例来说：公司法第172条规定：公司除法定的会计账簿外，不得另立会计账簿。对公司资产，不得以任何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第202条规定：公司违反本法规定，在法定的会计账簿以外另立会计账簿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责令改正，处以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这两个法条是各自独立的两个法律规范，应当分别进行逻辑结构分析。而现行的法律规范逻辑结构理论把前条（172条）当作了“行为模式”，把后条（202条）当作“法律后果”。造成这种误差的根源在于忽略了法律规范的相对独立的“最小单元”的性质，而错误地把两个有关联的法律规范当成了一个法律规范。本文认为，不宜按这种理解进行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分析。原因在于：第一，如果按此种理解，则我们对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的分析可以无限制地扩展下去，进入法律规范间关系的分析领域，而有关联关系的法律规范不仅存在于同一个规范性法律文件中，还可能存在于多个不同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中，以及此种分析完全可能是“跨文本”的。第二，并非所有关于权利义务性的规定都有相应的责任性规定，在此情形下，按照通行的法律规范逻辑结构理论会得出结论：相当多的“法律规范”由于缺少“法律后果”，因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规范，这与法律规范是占主要成分的法律要素的事实不符，是不妥当的。其实把没有责任性规定视为法律的缺陷是法律“命令说”的观点，“奥斯丁认为，不完善的法律，例如没有制裁规定的法律，是有缺陷的，是不具有命令特点的法律。”[14]（P15）“命令说”对法律的理解不仅为自然法传统所不能接受，也为奥斯丁之后的法律实证主义所批判，足见强调责任性规范为法律逻辑结构的必需组成部分的观点有片面性。
民法典是我国第一部以发电命名的法律，开创了我国法制建设的先河，对其他法律制度的建设工作提供了支持和借鉴作用，相信这绝不是第一个法典，而是我国法典的开始。民法典的颁布是中国法制史上的一件大事，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法制建设上的里程碑。是中国共产党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具有重大的意义。民法典的颁布进一步彰显了中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立场”，民法典全文围绕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立法，体现民权。对维护人民主体地位，维护人民权益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民法典是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民法典的实施对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维护社会公序良俗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有力地保障了社会的安定团结和人民的安居乐业。民法典作为人民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除了范围广涉及面广之外，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我国立法指导思想的转变。
法律论文的撰写需要很多参考文献，你知道有哪些文献可以参考吗?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法律论文参考文献，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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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谷春德主编：《法律基础》教师教学参考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篇三：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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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娟：《法律思维研究综述――从语言的角度》，《经济管理者》2012年第24期。
4.庾晋鹏：《从法律推理到法律论证――法律逻辑内涵的逐渐丰富》，《经济师》2012年第11期。
5.李瑜青、张建：《法律思维内涵与特征再思考》，《东方法学》2012年第2期。
6.王利明：《论法律思维》，《中国法学教育研究》2012年第2期。
7.孙培福：《法律方法中的逻辑真谛》，《齐鲁学刊》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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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李义松、苏胜利：《环境公益诉讼的环保逻辑与法律逻辑》，《青海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12.项庭庭：《浅议法律思维》，《南昌教育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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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郭新杰、葛宇宁：《试论法律逻辑的品质》，《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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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新辉论文发国外周期表,教育杂志倪伟,魏刚高中生能,学生期刊网格式网上合同陈昌祥,刘海洋*.多穗金加工中心粟兰中一个新的酚苷四川为自主招生.云南植物研究，,论文钱菊英的发表,-通讯微信朋友圈朋友作者.梅从明档案类带G是吗的年月，国家教高会杂志育部发出通告，严厉打录入代表可以嘛击学位论文买卖、论文民航专业发表代写行为，明确指导教师是查处学位论文买网上还是出版社卖、代写行为的第一责任人国际期刊，要加强对学生学术道德即不用毕业、学术规范的教育大学讲师，加强对学位论文发万方联系表论文研究及撰写过程的指导，并心理学权威杂志对学位幼儿刊物论文是否由其独立完成进行审查，确保河南普刊原创性。生物平台有哪些于是，我在知网上查了查，看了很多他们期刊的论文，才发现，他们知网上发表的很多论文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格式！！！但是一定要注意，发表论文没有问题，但是一旦要找对靠谱的发表渠道。如果是选择论文发表机构，一定要注意辨别，不要找到，不要把辛辛苦苦写好的论文发到垃圾期刊上。写过的论文都会在知网上么化和琐碎的工作，比如下载文献、常规性地整理数据、整理学术论文所涉及到的一些制度背景等;在科研状态高峰的下午和晚上，就基本把手机和电脑断网(或者刻意远离手机、电脑少上网。分析测试，百科网，发论文越来越难了:学术刊发文量连续6年下降，数据来源及统计方法本文统计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论文发知网还是万方，该平台收录了中文学术期刊8730余种，论文字符多少在哪里查询袁隆平发表多少论文含《总览》收录的期刊1960。
看你发表论文的用途是什么的了，我是评中级时候用的，所以只了解这一块，具体你先准备好一篇论文，属于你申报的专业论文，如果你没有论文也可以请他们代笔，我们单位当时发表都是统一组织的，主要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写，多给了点钱全部都包了，记得当时写好了会给我看一下，然后我自己改了改，差不多用了2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收到书了，没什么困难的，具体流程的话你可以去百姓论文网问一下，我们单位每年都会组织在百姓论文网发几篇。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自己去投稿，不过建议稿件质量稍高一点的，因为一般投稿都会要等一个月以上的审稿周期，确定可以发还行，就怕等了一个月还没有结果，白白耽误时间了。所以时间着急的话 可以选择前者。大概就知道这么多，希望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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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国家规定的核心期刊喽，不过这样的文章要求是比较多的要是还是不知道的话，建议还是去问问专业的人这样给出的答案也是比较标准的，列如去网上去嗖嗖 先输入 壹品优再输入刊 这样就是可以看到它们的官网了，直接去问问就好
不会，因为他的论文没有太大的问题，只是在论综的部分出现了大段复制，但符合相关规定，所以不会成为下一个翟天临。
很有可能会的，因为论文抄袭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如果这件事情实锤了的话，那么就会成为下一个翟天临。
会的，是因为他的学历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抄袭情况，而且他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没有给人们带来特别好的榜样。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张文宏就我国疫情形势变化及防控效果、奥密克戎的挑战和未来防控模式进行了深度解析。其中特别提到了新冠奥密克戎出现了抗体逃逸现象。先来看研究成果是怎么说的。
复旦大学团队在国际著名期刊《细胞-宿主和微生物》上发表了论文，发现奥密克戎无论是BA.1、BA.2还是BA.3，病毒与已有的抗体血清中和的效价已经出现了大幅度的降低。而且对于感染者的恢复期血清也具有抗体的逃逸作用，这就意味着奥密克戎的中和效价因为病毒的变异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逃逸，这会使得已有的抗体治疗和疫苗效果大幅降低。
论文表达的意思很明显，那就是我们接种的疫苗对付奥密克戎的效果大大降低了，感染的风险也极大提高。奥密克戎的传播力达到了一个人可以传染9.5个人，它的传播速度在已有的传染病中已经超过水痘，所以它的传播是很难控制的，这也使得最近全国各地为了能够达到动态清零目标而扩大了检测和追踪规模，甚至采取区域性的静默来终止疾病的流行。
面对这个形势，我们要尊重科学、实事求是，千万不能用西方躺平模式“集体免疫”来应对，这对于中国人口规模、医疗资源、社会成本都是灾难性的。必须严格地毫不动摇地按照“动态清零”的国家抗疫政策，发现一例、管控一片、封控一区，及时切断传染的覆盖率，用抗疫的速度跑赢传染的速度。上海市在这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而北京在防控工作方面堪称完美。
人心齐，泰山移。面对奥密克戎的肆虐，我们普通老百姓要端正心态、积极应对。疫苗接种必须做到全员覆盖，主动参加社区核酸检测，公共场所坚持戴口罩，做到勤洗手、常消毒、常通风，只要我们每一个人勠力同心，新冠肺炎病毒能奈我何。
张文宏发表了一篇长文表示，抗疫两年多，现在我们迎来了最困难的时期，因为我们的一个选择，将会决定这场疫情，我们接下来是要渡过漫漫长夜还是“一时的倒春寒”，我们绝对不能躺平和盲目效仿，而是坚定的认同我们现在所付出的所有努力。
8月19日，第十二届中国医师奖名单公布，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也在其中，尤其是在今年抗击新冠肺炎过程中，张文宏主任更是逐渐被人们熟知，被人们亲切地称之为“硬核男神”。这位“硬核男神”长期从事感染病相关的临床研究，并在今年2月，入选国家健康科普专家库。除此之外，张文宏还发表论文多达150篇，在疑难感染性疾病方面都有研究。
之所以称张文宏为“硬核男神”，是因为在疫情发布会上，张文宏的言辞犀利，一语中的讲到了老百姓的心坎里，比如他曾说过“一线岗位全部换上党员”“我也上”等一些激励人心的话语，让人们看到一位中国共产党员的决心和勇气，所以“硬核男神”的称号也被流传下来。张文宏在面对严峻疫情时，展现出了应有的自信和冷静头脑，他用简单易懂的语言，来帮助人们更好防范于未然。
同时，在众多采访中也不难发现，张文宏作为一名医生的专业素养和政治视野，他通过自己擅长的专业知识，给出重要意见和建议，让人们从新冠肺炎疫情的恐慌中逃离出来，有逻辑有根据，体现了专业医生的魄力与专业。而且相比于一问三不知的人，张文宏能很好地因地施策，因地防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也展现了自身的政治视野。
在这次疫情期间，涌现出了很多优秀的医生和护士，也正是因为他们的无私奉献，才得以让病毒离我们远去，安心生活和工作，讲真他们真的是让人敬佩的一群人。当然，社会中还有很多“医闹”现象，希望这种情况越来越少，也希望医生行业得到更多人的尊重和信任。
当提出了面对疫情真正的大国是什么样，他认为中国应该是最艰难的一段时间已经过去了，希望大家再努力一下而且中国是一个知恩图报的国家。
他说我们不可以效仿别的国家，一定要注重我们之前做出的努力，我们还是要坚持之前的政策，一定要及早的发现，及早的隔离，及早的治疗才可以，绝对不可以去搞躺平这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