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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改革开放30年。我记得在最初改革的时候,我们其实没想到中国改革会如此的漫长,如此的艰难,到1987年的时候,国务院要求部委的一些研究人员制订了一个“358”规划,改革3年、5年、8年规划,短期、中期、长期规划,希望这个改革到95年的时候就基本完成,现在我们知道,整体30年过去了,我们改革远远没有完成,是不是还需要30年,都很难讲。我想可能到60年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也许改革还没有真正的完成,所以改革是一个非常艰难、漫长的过程,我们在计划体制下生活了也不过就是29年,真正计划体制下,我们改革已经是30年。这样如此漫长的一个过程,同时我们又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有些什么经验值得我们总结?我们究竟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们未来应该怎么走?有哪些方面需要政府、企业界或者学者采取一些有效的行动,这是我们所有人都关心的问题。 我们知道今年各个方面都涉及了很多有关改革30年的纪念,光华新年论坛是第一次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大家可以回顾一下在那一天,我们请到了10位中国的经济学家,他们先后在各个领域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做出了一些重要的有价值的贡献,或者发表了一些重要的有争议的思想,但是无论是他们对政策的研究,还是对经济理论的探讨,都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就我个人理解来讲,可以说没有经济学家的这些探讨,不会有改革的今天!不会有今天改革的成就!

先说唐太宗的各方面政策,再说他的影响和意义,这些都有的抄大概三四百字了,接着从开放下手上网查下有什么事例,文成公主这事例好像还行,最后终结下就好了

出自历史故事的成语 故事出自《左传·僖公二十二年》。成语“退避三舍”比喻不与人相争或主动让步。 故事出自《国语·吴语》。成语“如火如荼”,形容某种人群或事物阵容之大,气势之盛。 故事见于《资治通鉴·唐则天皇后天授二年》。成语“请君入瓮”,比喻用某人整治他自己。 故事出自《晋书·文苑·左思传》。成语“洛阳纸贵”,称颂杰出的作品风行一进。 故事出自《世说新语·假谲》。成语“望梅止渴”,比喻用空想安慰自己或他人。 故事出自《列子·汤问》。成语“高山流水”,比喻知己或知音,也比喻音乐优美。 故事出自《史记·孟尝君列传》。成语“鸡呜狗盗”比喻卑下的技能或具有这种技能的人。 故事出自《晋书·苻坚·载记》。成语“草木皆兵”,形容神经过敏、疑神疑鬼的惊恐心理。 故事见于《庄子列御寇》。成语“探骊得珠”,比喻写文章能紧扣主题,抓住要点。 故事出自北宋苏轼《文与可yún dāng谷偃竹记》。“胸有成竹”,比喻做事之前已作好充分准备,对事情的成功已有了十分的把握;又比喻遇事不慌,十分沉着。 故事出自《晋书·杜预传》。成语“势如破竹”,形容战斗节节胜利,毫无阻挡。 故事出自明朝杨慎的《艺林伐山》。成语“按图索骥”,比喻机械地照老办法办事,不知变通;也比喻按照某种线索去寻找事物。 故事见于《庄子·秋水》。成语“望洋兴叹”,比喻要做某事而力量不够,感到无可奈何。 故事出自《左传·僖公五年》。成语“唇亡齿寒”,比喻双方关系密切,相互依存。 故事出自《晋书祖逖传》。·“枕戈待旦”出自刘琨《与亲故书》,形象地写出了刘琨随时准备杀敌报国的决心。后来用作成语,形容时刻警惕敌人,准备作战。 故事出自《史记·汲郑列传》。成语“后来居上”,往往指后起的可以胜过先前的。和汲黯说这话的原意,大不相同。 故事出自《吕氏春秋·自知》“掩耳盗钟”被说成“掩耳盗铃”,比喻愚蠢自欺的掩饰行为。 故事出自《晋书·祖逖传》。成语“闻鸡起舞”,形容发奋有为,也比喻有志之士,及时振作。 故事出自《史记·魏世家》。成语“抱薪救火”比喻用错误的方法去消灭祸害,结果反而使祸害扩大。 故事出自《庄子·秋水》。成语“邯郸学步”,比喻生搬硬套,机械地模仿别人,不但学不到别人的长处,反而会把自己的优点和本领也丢掉。 故事出自《史记·秦始皇本纪》。成语“指鹿为马”比喻故意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成语“守株待兔”,比喻亡想不劳而得,或死守狭隘的经验,不知变通。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则成语出自《史记·李将军列传》,比喻为人真诚,严于律已,自然会感动别人,自然会受到人们的敬仰。 成语词条: 九牛一毛 (浏览数:553) 成语发音: jiǔ niú yī máo 成语释疑: 九条牛身上的一根毛。比喻极大数量中极微小的数量,微不足道。 成语出处: 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 成语示例: 九牛一毫莫自夸,骄傲自满必翻车。(陈毅《感事书怀·七古·手莫伸》诗) (其中~代表本词条:九牛一毛) 成语故事: 汉武帝(刘彻)听说李陵带着部队深入到匈奴的国境,士气旺盛,心里很高与。这时, 许多大臣都凑趣地祝贺皇帝英明,善于用人。后来李陵战败投降,武帝非常生气,原来祝贺 的大臣也就反过来责骂李陵无用和不忠。这时司马迁站在旁边一声不响,武帝便问他对此事 的意见,司马迁爽直地说李陵只有五千步兵,幢恍倥�送蚱锉�ё。��故橇�蛄耸�柑? 仗,杀伤了一万多敌人,实算是一位了不起的将军了。最后因粮尽箭完,归路又被截断,才 停止战斗,李陵不是真投降,而是在伺机报国。他的功劳还是可以补他的失败之罪的。武帝 听他为李陵辩护,又讽刺皇上近亲李广利从正面进攻匈奴的庸儒无功,怒将司马迁下在狱 里。次年,又误传李陵为匈奴练兵,武帝不把事情弄清楚,就把李陵的母亲和妻子杀了。廷 尉杜周为了迎合皇帝,诬陷司马迁有诬陷皇帝之罪,竟把司马迁施予最残酷、最耻辱的“腐 刑”。司马迁受到了这种摧残,痛苦之余,就想自杀;但转念一想,像他这样地位低微的人 死去,在许多大富大贵的人的眼中,不过像“九毛亡一毛”,不但得不到同情,且更会惹人 耻笑。于是决心忍受耻辱,用自己的生命和时间来艰苦地、顽强地完成伟大的“史记”的写 作。古人所谓有大勇的人才有大智,司马迁便是这样的人。他知道在他所处的年代里,死一 个像他那样没地位、没名望的人,比死条狗还不如,因此他勇敢地活下去,终于完成了那部 空前伟大的历史的著作——“史记”。 司马迁把他这种思想转娈的情况告诉也的好友任少卿,后来的人便是根据他信中所说的 “九牛亡一毛”一句话,引伸成“九牛一毛”这句成语,用来譬喻某种东西或某种人材仅是 极多数里面的一部份,好像九条牛身上的一根毛一样。 成语词条: 上下其手 (浏览数:519) 成语发音: shàng xià qí shǒu 成语释疑: 比喻玩弄手法,串通做弊。 成语出处: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载:伯州犁有意偏袒公子围,叫皇颉作证,并向皇颉暗示,举起手说:“夫子为王子围,寡君之贵介弟也。”把手放下说:“此子可为穿封戍,方城外之县尹也,谁获子?” 成语示例: 亏得尚有“巧妙不同”一句注脚,还可~一番。(朱自靖《“海阔天空”与“古今中外”》) (其中~代表本词条:上下其手) 成语故事: 春秋楚襄王二十六年。楚国出兵侵略郑国。以当时楚国那么强大,弱小的郑国,实在没 有能力抵抗的,结果,郑国遭遇到战败的厄运,连郑王颉也被楚将穿封戌俘虏了。战事结束 后,楚军中有楚王弟公子围,想冒认俘获郑颉的功劳,说郑王颉是由他俘获的,于是穿封戌 和公子围二人便发生争执,彼此都不肯让步,一时没有办法解决得来。后来,他们便请伯犁 作公正人,判定这是谁的功劳。 伯州犁的解纷办法本是很公正的,他主张要知道这是谁的功劳,最好是问问被俘的郑 王。于是命人带了郑王颉来,伯州犁便向他说明原委,接着手伸二指,用上手指代表楚王弟 公子围,用下手指代表楚将穿封戌,然后问他是被谁俘获的。郑王颉因被穿封戌俘虏,很是 恨他,便指着上手指,表示是被公子围所俘虏。于是,伯州犁便判定这是公子围的功劳。 “上下其手”这句成语便是出于这个故事;是表示玩法作弊,颠倒是非的意思。 在现在的社会中,这种情形是常常会发生的:譬如有人做了不法的事情,知道罪有应 得,难逃被惩处的厄运;于是暗地里进行贿赂,或请托亲友奔走求情,求予包庇,结果大事 化小,小事化无,仍得消遥法外。像这种参与其事的人,从中枉法舞弊,便可以说是:“上 下其手”了。 成语词条: 人面桃花 (浏览数:385) 成语发音: rén miàn táo huā 成语释疑: 形容男女邂逅钟情,随即分离之后,男子追念旧事的情形。 成语出处: 唐·崔护《题都城南庄》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成语示例: 成语故事: 唐朝时有一位到京城应考的读书人,有一次他到城南郊外游玩,看到一间小屋很不错,就找借口走进去看看。没想到一看就看上了屋里的一位美丽的姑娘。第二年清明节他又回到那间屋子,却看见大门锁着,人已经不知道搬到哪了?于是就提笔写了一首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然后就回去了。 过了几天,不死心的他又回到那个地方,这一次大门不但没深锁,还看见姑娘的父亲,姑娘的父亲伤心的告诉他说:“我女儿因为看了他写的诗因此得了相思病,没想到竟因此而死了。”他听了之后非常难过,情不自禁抱着姑娘大哭,没想到这时姑娘却醒了过来,原来她只是昏倒而已,不久后,身体渐渐痊愈的和姑娘就和读书人结成了夫妻。

出类拔萃的科举制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有利于选拔人才,那种机会均等,公平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达到了“学而优则仕”的境界,有利于中国古代的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科技发达,也备受西方人推崇对欧洲文官制度的确立产生积极影响。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说:“中国只有通过严格考试的人才能出任官职‘中国由那些及第的人治理者’,政治清明,经济繁荣。

科举制产生于隋朝,唐朝时得到发展,宋代得以完善。

科举制的推行,打击了腐朽的士族的势力,符合庶族地主经济发展的趋势,适应了巩固国家统一的需要。

科举制把读书、考试和做官紧密联系起来,从而提高了官员文化素质,也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

有利于政局稳定、政治清明廉洁。

同时,也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使唐朝学制完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也推动了宋代科技革新,使得宋代科技领先于世界。

科举制度对中国封建社会达到高度繁盛发达起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新航路开辟以后,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潜心研究中国的典章制度,不断向欧洲传递东方的信息。

16世纪中期来华传教士克鲁兹在他的游记中把中国科举制介绍到欧洲。

欧洲人了解到中国科举制度以后,都异口同声的称赞。

16世纪的门多萨认为,中国是世界各国中治理得最好的一个,他把原因归于中国竞争性的科举制度,说中国通过竞争开放一切官职,从而利用了所有中国人的聪明才智。

牛津大学教授纽曼说:中国行政制度是迄今为止存在于东方的无与伦比的优秀制度。

他们认为科举制是一种出类拔萃的制度,值得效法。

法国首先师承中国,在1791年进行了文职人员的考试,德国在1800年。

1833年,英国确认了通过考试择优录用的原则,但直到1847年,英国某一驻外机构为聘任办事员,才进行了最早的竞争性的考试。

1855年,英国成立第一个文官委员会、主持普通文职人员竞争性考试。

1855年,英国颁布法令,使文官的竞争性考试正常化,英国文官考试制度最终确立。

英国文官考试面向公众,定期举行,强调入选者必须备有良好的品行和确定试用期,与中国科举制度的形式非常相似。

《大英百科全书》对英国文官制与中国科举制的渊源关系也有公允的结论:“在历史上,最早的考试制度出现在中国,它用考试来选拔行政官员,并对已经进入仕途的官员进行定期考核。

”英国文官制吸收中国科举制的精华,又影响了欧洲其他国家。

可见,中国科举制对中国乃至于世界都发挥其积极作用。

中国的科举制是一种出类拔萃的制度啊!

冷炮历史发表的最新神论文

对神话传说的关注与研究,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一个世界性的热点。这反映了一种共同的文化思潮:人们普遍希望能够从古人的精神遗存中,寻找认识文明社会种种问题的钥匙。而人类学派的进化论世界观和“以今证古”的学术原则与方法,正好适应了人们的这一精神期望。于是,神话研究领域中的人类学派取代语言学派在欧洲崛起,而且很快便成为一个富有生命力的学术流派。到20世纪初,人类学派神话学通过两条线传到了中国:一条线来自欧洲,一条线来自日本,为一些向往新思潮的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所接受。在“五四”前后,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欧洲人类学派神话学,对我国的神话研究发生了重要的影响。评论者指出:“以泰勒、安德留·兰等为代表(特别是兰氏)的英国人类学的比较神话学派,是19世纪后期到本世纪(按指20世纪)初年,在世界学坛上取得了压倒地位的一个学派。从20年代到40年代,我国神话、故事方面研究观点主要受到这一派的影响。当时这方面一些比较知名的学者如沈雁冰、赵景深、黄石及周作人等,都是接受了这一派的理论,并把它应用到中国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及风俗的谈论、研究上的。”[1] “在马克思主义神话理论广为传播以前,人类学派的神话学在欧洲和日本都拥有很大的势力,起过积极的作用,并于本世纪(按指20世纪)初传到我国,为一些向往新思潮的进步的知识分子所接受,在‘五四’前后对我国的神话研究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相当数量的研究者在接受人类学派神话理论的同时,进一步加以改造,并用之以探究中国神话和世界神话诸问题,从理论和方法上为我国的神话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2] 民间文学(主要是神话、传说、故事)研究者接过了西方人类学神话学的理论和方法,以文学的眼光加以改造,用以探究中国神话、传说、故事等领域里的问题,为我国的口头叙事文学研究乃至中国神话学的创立奠定了基础。在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初创时期,人类学派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是举足轻重的。一 人类学派神话学的传入人类学是以人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科学。19世纪后叶,欧洲文化人类学达到了鼎盛时期,出现了摩尔根、泰勒、弗雷泽、安德留·兰、马林诺斯基等一大批著名的人类学家,出现了《古代社会》、《原始文化》、《金枝》、《神话、仪式与宗教》、《文化论》等一大批赫赫有名的人类学著作。20世纪初,1903年,在几部从日文翻译过来的文明史著作(如高山林次郎的《西洋文明史》[上海文明书局版],白河次郎与国府种德的《支那文明史》[竞化书局版],高山林次郎的《世界文明史》[作新社版]等)里,人类学派的神话学说伴随着“神话”与“比较神话学”这些新鲜的词汇传入了我国。我国开始有人向国人介绍欧洲(古希腊罗马、北欧)的神话,并试图用西方的人文理论来解释和评述神话了。1907年留学日本的周作人读到鲁迅回国前订购的美国人该莱(gayley)编的《英文学上的古典神话》、法国人戴恩(taine)编的《英国文学史》,开始对安德留·兰( andrew lang, 1844~1912)的人类学派神话学说有所了解。他根据安德留·兰和该莱的神话观点写了一篇题为《三辰神话》的文章,寄给了鲁迅、许寿裳正在筹办中的《新生》杂志,可惜的是《新生》胎死腹中,这篇文稿也就没有出世。[3] 同年,鲁迅发表《破恶声论》的文言长文。这是继蒋观云《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1903年初在梁启超于东京主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之后,中国神话研究史上又一篇较早发表的探讨神话诸问题的重要文章,其中对神话的一些见解,如神话的起源和特点、神话与现实的关系以及对后世作家文学的影响等,显然受到西方人类学派神话学说的影响。[4]也是这一年(1907),周作人以周逴的笔名翻译了英国哈葛德和安德留·兰合作根据荷马史诗而撰著的神怪冒险小说《红星轶史》(原名《世界欲》)。周作人在《前言》中对作者之一的英国人类学神话学家安德留·兰作了简要的介绍。这可能是中国人第一次介绍安德留·兰的文字。1913-1914年周作人用文言文写的《童话略论》、《童话研究》(见周作人《儿童文学小论》上海儿童书局1932年)等文章,对安德留。兰的神话观点做了相当详细的阐述,是我国最早直接介绍人类学派神话学,并运用它来研究神话的重要文章。回顾历史,人类学派学说的传入中国,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翻译,二是绍介其理论与作品,三是运用其学说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的神话和故事。先说翻译,在这一方面,上文已经说过,周作人有开创之功。赵景深也做了许多工作,他先后翻译了哈德兰德的《神话与民间故事的混合》(《新民意报·副刊》1923年第8期)和《神话与民间故事》(《小说月报》1926年第17卷第8期);麦苟劳克的《民间故事的探讨》(《文学周报》1927年8月 第4期)、《季子系的童话》、《友谊的兽的童话》(原载报刊待查)、《兽婚故事与图腾》(《民众教育季刊》1933年1月31日第3卷第1期)、《民间故事之民俗学的解释》(《青年界》1936年11月第8卷第4期)等。麦苟劳克的《小说的童年》一书,他差不多译全了。他不仅翻译,也在自己研究童话和故事的著述中,介绍和运用人类学派神话学的理论和方法。他的观点,可以用他的一句话来概括:“民间故事近来渐渐有人注意了,他的价值是在从故事里探讨古代的风俗礼仪和宗教,这是大家早已知道的。”[5]这种民间文学观,正是人类学派神话学、故事学的核心。除了赵景深以外,周作人翻译了英国哈里孙的《希腊神话引言》(1926),杨成志翻译了英国该莱《关于相同神话解释的学说》(中山大学《民间文艺》1927年第3期)、英国班恩《民俗学概论》一书的附录部分《民俗学问题格》(《民俗》1928年),郑振铎翻译了英国柯克士的《民俗学浅说》(1934年),等等。从日文的翻译也是一个重要渠道,如小川琢治的《天地开辟与洪水传说》与青木正儿的《中国小说底渊源与神仙说》(汪馥泉译,1929年),小川琢治的《山海经考》(江侠庵编译,收入《先秦经籍考》下,商务印书馆1931年),松村武雄的《地域决定的习俗与民谭》(白桦译,1931),《狗人国试论》(周学普译,1933年)、《童话与儿童的研究》(钟子岩译,1935年)、《中国神话传说短论》(石鹿译,1936年)等等,都是一些有影响的著作和文章。此外,对泰勒、弗雷泽原作的翻译和介绍也散见于各种书刊之中。如周作人曾写《金枝上的叶子》,介绍弗雷泽的《金枝》(见《夜读抄》,1934年);苏秉琦曾译弗雷泽的《旧约中的民俗》第4章《洪水故事的起源》,收在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秋子曾译弗雷泽的《迷信与社会诸制度》(《民间月刊》1933年)与《外魂――见于民间故事的》(《文讯》1946年)等等。在人类学派学说的绍介方面,1906年新城王树枏著《希腊春秋》(8卷,兰州官报局藏版,日本三省堂书店发行)、1916年孙毓修著《欧美小说丛谈》(商务印书馆)与1923年谢六逸著《西洋小说发达史》(上海商务印书馆)等,在介绍西方神话与人类学派学说的同时,对中外神话进行了比较。二、三十年代出版过几部采用人类学派观点写作的普及性的神话理论专著,如黄石的《神话研究》(1927年),谢六逸编译的《神话学abc》(1928年),林惠祥的《民俗学》(1931年)与《神话论》(1934年)等等。在这里要对谢六逸的《神话学abc》多说几句。此书前半部分根据的是日本早稻田大学著名人类学家西村真次的《神话学概论》,后半部分根据日本著名神话学家高木敏雄的《比较神话学》编译而成。西村和高木两位都是人类学派神话学有造诣的研究专家,其理论自成体系,钟敬文曾受到他们的影响。谢六逸20年代初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1928年,他把神话学看作是一门独立的科学,有意识地把人类学派神话学的三个有机组成部分(神话学史、神话基本理论、方法论),系统介绍给我国,对人类学派的传播,特别是对中国神话学的建立,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这几部书不仅在中国神话学的初创阶段,产生过重大的影响;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作为神话学、故事学的入门书,受到研究者与读者的重视与欢迎。其次,在研究方面,鲁迅、茅盾、周作人、赵景深、钟敬文、郑德坤、郑振铎等都运用人类学派神话理论和方法进行中国神话的研究,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鲁迅有关神话的著述,如《破恶声论》(1908年)、《神话与传说》(《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讲义本,1923年)、《从神话到神仙传》(《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第一讲,1924)、《关于神话的通信――致傅筑夫、梁绳祎》(1925),以及他的某些神话见解(例如关于神话的产生、神话与巫的关系、神话演进为传说、神话的分类等),明显受到人类学派的影响。他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提出“试察今之蛮民”,“证以今日之野人,揆之人间之心理”,这种取今以证古,以今日之蛮人来推测荒古无文时代人类心理的方法,也是人类学的方法。在研究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者,首推作家茅盾(沈雁冰、玄珠)。他从1918年开始研究神话,1923年在上海大学讲授希腊神话,1925年开始发表神话论文,“处处以人类学的神话解释法以权衡中国古籍里的神话材料”(《中国神话研究abc》序)。先后撰著了《中国神话研究》(写于1924年,发表于《小说月报》1925年第16卷第1 期)、《楚辞与中国神话》(《文学周报》1928年第8期)、《神话杂论》(1929年)、《北欧神话abc》(世界书局1930年)等等,都是人类学派在中国土壤上的产物。他1928年撰写的《中国神话研究abc》(1929年由世界书局刊行,1978年再版时易名为《中国神话研究初探》)成为中国神话学奠基性质的代表作,并由此奠定了他在中国神话学史上开拓者与奠基者的学术地位。1978年,茅盾在为他半个世纪以前写作的《中国神话研究abc》再版撰写的前言中,回忆20世纪初叶新一代的文学家是怎样接受人类学派影响的时候说:我对神话发生兴趣,在1918年。最初,阅读了有关希腊、罗马、印度、古埃及乃至19世纪尚处于半开化状态的民族的神话和传说的外文书籍。其次,又阅读了若干研究神话的书籍,这些书籍大都是19世纪后期欧洲的‘神话学’者的著作。这些著作以‘人类学’的观点来探讨各民族神话产生的时代(人类历史发展的某一阶段),及其产生的原因,并比较研究各民族神话之何以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其原因何在?这一派神话学者被称为人类学派的神话学者,在当时颇为流行,而且被公认为神话学的权威。当1925年我开始研究中国神话时,使用的观点就是这种观点。直到1928年我编写这本《中国神话研究初探》(引者按:即《中国神话研究abc》)时仍用这个观点。当时我确实不知道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有关神话何以发生及消失的一小段话:‘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当后来知有此一段话时,我取以核查‘人类学派神话学’的观点,觉得‘人类学派神话学’对神话的发生与消失的解释,尚不算十分背谬。[6]茅盾的这段话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在神话学的初创时期,不仅他本人,我国许多学者的神话见解,受到的主要是欧洲人类学派的影响。周作人在译介人类学派神话学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在研究方面,写了《神话与传说》(收入《自己的园地》,1923年)、《神话的辩护》(收入《雨天的书》,1924年)、《习俗与神话》(收入《夜读抄》,1933年)等等,进一步阐发了安德留·兰的人类学派观点。钟敬文二、三十年代写作的有关神话、故事的文章有二、三十篇之多,如《楚辞中的神话和传说》(1928年)、《与爱伯哈特博士谈中国神话》(1933年)、《中国神话之文化史价值》(1933年)与《老獭稚型传说底发生地》(1934年)等等,都很有见解。他的神话观点有自己的特色,在接受人类学派学说的同时,还汲取了社会学派的见解。赵景深的几部童话集子,如《童话论集》(1927年)、《童话学abc》(1929年)、《童话评论》(1935年)等,也都是用人类学派观点研究童话和神话的。追随茅盾,运用人类学派神话学说研究《山海经》的郑德坤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他在《山海经及其神话》(《史学年报》1932年第4期)一文中,运用人类学派的万物有灵学说、心理共同说来探讨《山海经》与经中的神怪鸟兽。他说:“神话确能或明或晦地反映出原始人类心理状态的生活情形,是很可贵的文明史的史料。”在当时的《山海经》研究中,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郑振铎的《汤祷篇》(《东方杂志》1933年第30期)借汤祷的故事,旨在对中国的“蛮性的遗留”作一番清理,并由此指出,原始生活的古老的“精灵”常常会不经意地侵入到现代人的生活之中,为神话研究另辟蹊径。由于英国人类学派神话学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是由文学家或文学理论家们们完成的,故而笔者把中国的人类学派神话学称之为文学人类学派。当然这里所说的神话学是广义的,包括所有散文体的叙事作品的研究。20世纪20年代初,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创立之始,该会主办的《歌谣》周刊以及《晨报副刊》、《语丝》等报刊,虽然也发表过一些翻译介绍英国人类学派、阐发研究其观点方法的文章,但该会及其所代表的流派所倡导的主要思潮是乡土研究[7],而《妇女杂志》等则成为文学人类学派的主要阵地,胡愈之早期的著名论文《论民间文学》,就是发表在此刊于1921年1月出版的第7卷第1号上的。关于我国的文学人类学派民间文艺学,赵景深曾写道:“关于神话和传说的研究,历来的学者多所争论。……直到人类学的解释出,神话和传说的研究方才愈加精密。完成此说的不可不推功于安特路兰(andrew lang)。……要走这条路第一步工夫便是搜集类似的神话和传说。……我国最初以人类学研究民间故事的自然要推《妇女杂志》社诸君。他们已很能做到照农民口吻一点不加修饰的复写下来这一层,却没有做到搜集大同小异的材料这一层,对于犯重复的故事每不采录。这一工夫最方才从单行本《徐文长故事》看到。《徐文长故事》重复的很多,均未删去,这便是这本书的价值所在处。”[8]《徐文长故事》收录同一母题的故事的不同异文的编辑方法,正体现了人类学派故事研究的方法和原则,被赵景深看作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民间文艺学界的一个成功范例。文学人类学派演武的阵地,除了《妇女杂志》以外,还有一些影响很大的重要文学杂志,如《语丝》、《文学周报》、《小说月报》等。二 人类学派神话学说在中国的本土化“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西方各种新思潮涌入我国,学术思想十分活跃。当时,一部分留学生和掌握外语的知识分子开始接触欧洲神话及其理论,并对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西方人类学派学说这外来的种子,能够在中国的土壤上成活、生根、开花、结果,有一个拿来、认识和消化的过程。在我国,人类学派学说的本土化主要表现在人类学派学说的文学化与中国化;换句话说,所谓本土化,指的是用人类学派的神话学说和方法去构建和解释作为文学的中国神话。上文我们说过,在世纪初“睁眼看世界”的开放浪潮中,对欧洲神话理论首先产生兴趣的是一批掌握外语、与外界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文学家。他们最初接触神话,只是凭着文学家的兴趣和爱好,以文学家的眼光,从文学的角度去认识神话。例如,郭沫若开始仅仅从诗人的兴趣出发去欣赏神话(《神话的世界》,《创作周刊》1923年11月7日);鲁迅是为了和复古派、国粹派论争的需要而利用神话(见鲁迅1907-1908年的论文《破恶声论》、《摩罗诗力说》等);茅盾则为了穷本溯源,对十九世纪的欧洲文学作一番系统的研究而钻研古典神话(《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生活之二》,《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周作人最初只是为了研究西洋文学必须具备一些入门的、典故性的基础知识而涉猎神话(《希腊神话二》,《夜读抄》北新书局1934年);钟敬文、赵景深则认为探讨民俗学与童话学必须同时旁及神话(赵景深《研究童话的途径》,《童话论集》1927年),等等。尽管各人研究神话的目的不同,时代先后不一,修养各有深浅,成就各异;但是,他们在世纪之初都不约而同地从不同渠道接受了人类学派的影响,并以此为武器去探讨中国的神话世界。神话首先是文学,中国文学史以神话为开端。首次提出并从理论上对此加以阐释的,是文学家史家的鲁迅。他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神话与传说》里,写的就是“小说的渊源:神话”;《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的开篇也是:“神话是文艺的萌芽”,明确地指出神话的性质是文学。神话在文学上定位的传统,自20世纪20年代鲁迅的阐明起,一直延续到今天并没有改变。其间传袭者,除了前面提到的茅盾等文学家理论家,到40年代,由何其芳为代表的“延安学派”所继承,到50年代及其以后,袁珂加以发扬光大。神话是文学,但从神话学的学科来考察,神话的功能是多样的,它不仅仅是文学。正是由于神话的文学性质与功能被强调、被强化,所以在我国,神话学在其创始之初,从来就不是一门独立的科学,即使在世纪初人类学派学说如此强大之时,也未能改变它依附于文学的性质。可以说,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家有关神话的主要言论,都是在“神话是小说的开端,文艺的萌芽”这个大前题下展开的。20世纪初,我国学者接触神话,是在“五四”前后,与知识分子“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的过程同步的,因此,他们的兴趣和抉择不能不受到“五四”民主与科学的革命精神的浸染,目的性很明确。以茅盾为例。一方面,他借鉴欧洲的人类学派,“处处用人类学派的神话解释法以权衡中国古籍里的神话材料”(《中国神话研究abc》序),认为“以此说为解释神话的钥匙,几乎无往而不合”(《人类学派神话起源的解释》,《文学周报》1928年第6卷)。另一方面,他善于吸取他人的精萃,化为自己的血肉,用以梳理中国的古神话问题。他对神话的一些基本看法,例如神话是原始人生活和思想的反映;神话和原始人的信仰和心理状况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必须从原始人的宇宙观、从神话的性质和内容,对神话和仙话、传说、寓言等非神话作品加以严格区分;在比较中探求神话演变的踪迹等等,虽然对人类学派的理论多有借鉴,但是许多结论是经过自己的分析和研究,结合中国神话的具体情况而得出来的。他重视原始人的生活和世界观对神话的性质、内容、产生和演变所起的制约作用,比起欧洲人类学家之更多地倾向于原始信仰、仪式与心理因素,可以看出茅盾的神话观点的独创之处。他主张学习外国,但反对一味摹仿,主张大胆创造。这种“自行创造之宏愿”(《一九一八年之学生》,《学生杂志》1918年1月),自始至终贯穿在他的神话研究之中。他借鉴欧洲的神话学,是为了“创造一个中国的神话的系统”(《中国神话研究abc》序),这种朦胧的学科意识在当时是十分可贵的。三 文学人类学派的历史贡献与局限在英国人类学派影响下出现的中国文学人类学派,是一个在20世纪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有过重要贡献的学术流派,即使一些不属于该流派的学者,也多少受到过人类学派的影响,或多或少地接受了这个派别的观点和方法。但这个流派也存在一些不足和局限。钟敬文晚年在回顾他的学术道路时,对人类学派在我国的历史贡献与局限有过一段十分中肯的分析:这派理论在学术上的主要功绩,是它从进化论的观点去观察和说明人类不同时期神话的历史关系。它把“野蛮”时代的精神产物(神话)和所谓“文明”时代的同类文化现象联结起来,不把两者看作截然不相关的现象,从而给人文史现象以接近科学的解释,并打破了那种鄙视原始人群及其文化的偏见。其次,那些学者在建立自己的理论和具体论证上,是以当时所能看到的人类学资料为根据和凭证的。这是一种实证主义的方法。那些只凭思辨的方法是很不相同的。这也是此派成为比较科学的神话学、故事学的主要原因,是它所以能够取代语言学派,并有广泛影响的主要原因。这一学派尽管在观点和方法运用上有种种缺点(例如某些学者指出,他们对于各民族的风俗、神话等只着重看到它的普遍形相,却忽略了考察它的特殊形相等),但是,它在神话学史上的突出地位是不能抹杀的。这个显赫一时的神话学派的主要缺点,是它的心理主义。在对原始神话和民间故事等的解释上,它虽然也注意到作为社会现象的风俗等因素,但着重的却是原始心理(思想、信仰等)。对于原始人的生产活动、社会关系等在形成原始神话思维上的基础作用,那些学者并不怎样重视。作为文化产物的神话,它对原始社会(或稍后的社会)的作用,他们也很少注意。他们所热心解释的,是在较高社会里存在的“遗留物”的来源。其它如我们所重视的神话的性质、特点以及历史发展对神话的影响等,都不是它的着眼点。总之,它跟马克思主义的神话学有跟差别之处;而它的那些缺点,在我那时受过影响的论文里是迹象显然的。自然,这并不是说它对于我们毫无用处。它的某些因素或某些侧面是可以批判地吸收的。我们知道恩格斯的某些神话观点,与泰勒在《原始文化》中所阐述的不是没有关系的。[9](一)在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初创期和幼年期,文学人类学派的学者们采取翻译、转述等方式,译介了英国和日本人类学派神话学者的大量著作,成为学科建设的重要参照物,给中国学人带来了进化论的世界观,万物有灵观、心理共同说、图腾崇拜、遗留物(又称遗形说)等理论,以今证古、类型研究、比较研究的方法。泰勒、安德留·兰和弗雷泽的神话研究与成就,代表着人类学派兴起、发展与极盛三个重要阶段,他们的丰富理论和深远影响,远非万物有灵论、遗留物说、心理共同说、巫术与图腾制等几个核心观点所能概括,而我国二、三十年代对人类学派的介绍也远非全部。然而,他们的代表作《原始文化》、《神话与习俗》、《神话、仪式与宗教》、《近代神话学》、《金枝》、《旧约中的神话》、《图腾制与族外婚》等等,直到今天仍然具有经典的价值。(二)文学人类学派学者所撰著的若干有关神话与故事的研究著作,为中国神话学与故事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们以世界的眼光,采用归纳法、分类法和比较的方法,把发展的因素引进神话研究之中。强调搜集活态的口头资料,以以今证古的方法,从现代野蛮人的生活、思想和信仰去考察原始人的神话、传说,是人类学派学者们的治学原则,也是人类学派神话学的学科特点。遗憾的是,中国的文学人类学家们较多地停留在书斋研究上,而搜集活态的口头资料这一人类学的学科原则,则做得甚少,因此使学派的活力受到了局限,并没有为中国民间文艺学的进一步发展积累多少可用的田野资料,显示出中国文学人类学派的天然的弱点,直到20世纪30~40年代社会-民族学派在西南地区崛起之后,才初步建立起田野调查的原则,活态资料的空白也才得到了一些弥补。(三)进化论是人类学派的理论基础。把生物的进化观机械地套用到人文科学之中,认为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人类社会全都经历过从低级到高级、从野蛮到文明的过程;套用到神话研究之中,认为各民族的神话都经历过从多神——一神,从兽形——半人半兽——人形的演变过程;而口头叙事从神话——传说——故事的发展,也是千篇一律的。人类学派的直线进化观,只看到对象的一般形相而忽视特殊形相的偏颇,给我国的神话研究带来的影响也是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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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那么多的大诗豪,像李白、杜甫、苏轼等等,还有那些在官场上不得志的,可能也会在知网上发表自己的文献,让其他人看中他。

陈志强,天津人,祖籍沈阳市,1994年毕业于希腊亚里士多德大学哲学院,取得历史与考古学博士学位,现任南开大学教授,历史学院院长,世界史学系主任,南开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东欧拜占廷研究中心主任,1995年以来遴选为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理事、副理事长,现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历史学)成员、天津市历史学学会理事长,曾在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雅典大学、赫尔辛基大学、杜伊斯堡大学等从事合作研究和讲学,研究领域主要涉及拜占廷历史与文化、世界中古史、欧洲史、基督教史等,曾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世界历史》、《考古学报》等专业刊物上发表论文近百篇,代表性著作包括《拜占廷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拜占廷帝国史》(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和《巴尔干古代史》(中华书局2007年版)等,曾获得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会论文评比活动一等奖,天津市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一、二等奖,入选国家教委“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九五重大项目、十五规划项目、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天津市社科项目等多项研究课题。发表论文数十篇,承担并完成国家和省部级项目多项,曾入选教育部“跨世纪人才”项目,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Chen Zhiqiang, born in Tianjin in 1952, graduated in Philosophy School of Aristotelian University, Thessaloniki, Greece, 1994, gained Ph.D. degree in History of Archaeology; Professor of History, Dean of History College, Director of Department of the World History,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Eastern Europe and Byzantine Studies, Vice-director of Center for European Studies, President of Association of Historians in Tianjin, Vice-President of Chinese Association of the Medieval World History Studies; researching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Harvard University, Athens University, Helsinki University and Duisburg-Essen University; focused on the Byzantine studies, European studies, Christianity studies and some topics of the medieval world history, published more than one hundred articles in these areas on the academic magazines such as Historical Research, World History, and books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2003), Ancient History of the Balkans (2007), Research of Byzantinology (2001), Byzantine Civilization (2001), History of Byzantine Culture (1999), Fall of Constantinople (1997), Development of EU (2002); awarded several prizes on his books and articles。 1、教育部重点基地重大项目“欧洲文化的兴起及其世界影响”;2、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巴尔干古代史研究”;3、国家教育部“跨世纪人才”基金项目“拜占廷国家史”;4、国家社科九·五重点项目“晚期罗马帝国的危机和拜占廷帝国的形成与发展”;5、国家教育部出国人员启动项目“拜占廷帝国简史”;6、天津市社科基金项目“欧洲统一的历史与现实”;7、国家教育部青年科研项目“拜占廷帝国军事史”;8、 国家外交部重点项目“外交大词典”(希腊和意大利部分);9、广东省重点出版项目“世界大通史”(第七卷和拜占廷通史部分);10、 国家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学改革项目“教学与科研结合研究”;11、天津市教委“面向21世纪”教学改革项目“两大通史教学改革研究”;

吴才兴,男,江西临川人,学历为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历史课程与教学。本科期间所学专业为历史学(师范),曾做过班级宣传委员以及院学生会宣传干事;成绩优良,曾获专业滚动奖学金二等奖,被评为“校科研活动先进个人”、“校优秀志愿者”、“校优秀团员”;并获得2010年免试攻读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资格。研究生期间担任了学院历史学专业团支部组织委员。曾经在《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中学历史报》《文史精华》《历史学习》《党史纵横》《党史纵览》《党史文汇》《党史文苑》《党史博览》《钟山风雨》《新高考》《中学历史教学研究》《古今谈》《文教资料》《南京师范大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十多篇。也参与了由南京师范大学刘军教授主持的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基础教育学科资源保护开发与应用研究课题项目子项目《初高中新课程历史地图册》(新课标版)的编写以及参加由中国人民大学何虎生教授主编《国共谈判九十年》一书的编写。 主要发表论文有: (1)《皖南事变后的国共对话》,发表于《党史文汇》2011年第1期,《文史精华》2011年第2期; (2)《翁同龢政治改革思想的演变形成》,发表于《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10年第4期; (3)《正确区分‘邦联’和‘联邦’》,发表于《中学历史报》2010年第11期; (4)《毛泽东、林彪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发表于《文史精华》2010年第10期; (5)《对光荣革命的正确理解》,发表于《历史学习》2010年第9期; (6)《李富春与“八字方针”》,发表于《文史精华》2010年第5期; (7)《重要起步的转变——李富春与八字方针的酝酿形成》,发表于《钟山风雨》2010年第3期,《党史博览》《党史文苑·纪实版》《党史文汇》《党史纵览》《党史纵横》2010年第5期; (8)《历史教材上的“第一”与“最”》,发表于《新高考·政史地》2010年第2期;(9)《三省六部制从何而来?》,发表于《历史学习》2009年第10期; (10)《中学历史教学中的“美学”及其美育功能》,发表于《文教资料》2009年第23期; (11)《1949年春苏联驻华大使馆南下之谜》,发表于《古今谈》2009年第10期,《党史纵览》2009年第9期; (12)《正视历史新课程教学中的误区——谈应如何正确认识我国历史上的中央集权制》,发表于《中学历史教学研究》2009年第4期。 (13)《春日兴怀》,发表于《南京师范大学报》2010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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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维普资讯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期刊论文)

3、万方数字资源系统(学位论文、会议论文、外文文献)

4、读秀学术搜索

5、超星数字图书馆(电子图书、讲座、读秀学术搜索)

古典文学常见论文一词,谓交谈辞章或交流思想。当代,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它既是探讨问题进行学术研究的一种手段,又是描述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它包括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学位论文、科技论文、成果论文等。

论文著作权实行自愿登记,论文不论是否登记,作者或其他著作权人依法取得的著作权不受影响。我国实行作品自愿登记制度的在于维护作者或其他著作权人和作品使用者的合法权益,有助于解决因著作权归属造成的著作权纠纷,并为解决著作权纠纷提供初步证据。

参考资料:论文 百度百科

发表论文的平台如下:

1.知网

这里所说的是知网,是清华大学和清华同方共同办的这个数据库。在前些年他也叫中国期刊网,由于后来有人自己建了个网站也叫中国期刊网,自己收录期刊,假李逵装真李逵。玩文字游戏,导致很多作者上当。

所以现在知网对外不称中国期刊网了,就是叫知网。从论文发表来说,知网是最权威的,最有说服力的数据库。

凡是知网收录的期刊,一定是正规的,可以放心大胆的发表的,但是最近这两年知网变得更严格,所以知网收录的期刊发表费用比较贵一些。

2.万方数据库

万方数据库,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论文数据库,仅次于知网。其权威性和重要性就等于是一个弱化版的知网,但是也是比较大。

从期刊正规性来说,如果一个期刊,知网不收录,但是万方数据库收录,说明还是比较正规的,虽然不如知网收录的那么正规。但是对于一般单位来说够用。

对于大学这样的单位可能必须要求知网。而对于一些企业单位,只要万方数据库能检索到已经发表的论文,就算不错了。所以,万方数据库也是一个必须参考的标准。

3.维普网

维普网在前些年实际上假刊比较多,比较泛滥,这两年所说期刊审核严格,上面审核严格,但是维普网收录的期刊从正规性和权威性上来说,都是严重不如知网和万方数据库。

对于很多要求不高的单位,或者评一些初级职称的单位,只有维普网收录的期刊还能管点用。稍微严格一些的,就不大灵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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