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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苏州大学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部的汪胜研究团队在Advanced Materials和Biomaterials Science上分别发表了两篇论文。这些论文的主题集中在新型纳米材料在生物医学领域的应用。在Advanced Materials上发表的论文中，研究团队设计了一种基于层状双氧水钙钛矿纳米晶体的纳米药物载体。他们发现，这种载体可以有效地抑制癌细胞的增殖和扩散，并对正常细胞没有毒性。在Biomaterials Science上发表的论文中，研究团队探索了一种基于羟基磷灰石的生物活性材料，并将其应用于骨修复。他们发现，这种材料可以促进骨细胞的增殖和分化，从而加速骨的再生和修复。这些研究成果有望为生物医学领域提供新的治疗方法和技术，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最近，苏州大学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部的汪胜教授发表了一篇题为“钯纳米粒子修饰纳米多孔碳作为高效的氢气传感器”的论文。在这项研究中，汪胜教授和他的团队使用钯纳米粒子修饰纳米多孔碳，并将其用于制造高效的氢气传感器。这种传感器可以快速且准确地检测到氢气，具有高灵敏度和较低的检测限值。与传统的氢气传感器相比，这种传感器具有更快的响应时间和更高的稳定性。据研究人员介绍，这种高效的氢气传感器具有广泛的潜在应用，例如工业生产中的氢气检测、水处理、化学反应等领域。此外，在环境保护和能源领域中，这种传感器也有很好的发展前景。汪胜教授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评价，有望为氢气传感器的研发和应用提供重要的参考和指导。
近期，苏州大学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部的汪胜教授在国际重量级学术期刊Advanced Materials上发表了题为“Ultrastrong and Tough Graphene Aerogel Fibers with Hierarchical Architecture”的论文。该论文报道了一种新型石墨烯气凝胶纤维，该纤维具有超强和韧性的特点，并且具有分层结构。这种新型石墨烯气凝胶纤维的制备方法简单易行，所得纤维具有超高的拉伸强度和韧性，并且具有显著的储能能力和超高的导电性能，因此在柔性电子、高强度材料和先进能源储存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这项研究成果的发表不仅提高了我国在新型高性能材料领域中的国际影响力，而且也为石墨烯气凝胶纤维的制备和应用提供了新的思路。
摘要：《中国翻译》和Babel杂志近30年刊文情况表明，中国翻译研究与西方翻译研究表现出了明显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研究话题上。具体而言，中国翻译研究更加重视翻译教学、翻译史、翻译行业、翻译技术、翻译技巧的研究。这几个领域其实也是中国翻译学与西方相比的优势所在，代表了中国翻译学的特色。这些特色与中国特色翻译学大讨论中学者们的设想并不一致，并非因为汉语或中国文化的特色才形成，主要原因在于学者们过于注重翻译理论的建构，未能预见国内翻译实践的新发展。关键词：中国特色翻译学；翻译教学；翻译技术；翻译史；翻译行业0．引言“中国特色翻译学”一直是中国翻译研究无法绕开的一个话题。20世纪末曾有过一场比较激烈的争论。有学者坚决认为，我们有必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另外一些学者则针锋相对，认为翻译学不应该有国别之分，建立中国翻译学没有必要，也无可能。有学者将这两派学者分别称作是“中国特色派”和“普遍理论派”（鲁伟、李德凤 2010：11），从当时的情况看，后者似乎取得了胜利。从2010左右开始，这一话题再次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有些学者还连续发表文章，发表自己的看法（潘文国 2009，2012，2013），中国特色派似乎又占了上风。以2008年至2018年为时间节点，在中国期刊网上至少可以检索到8篇与这一话题相关的论文，只有1篇反对建立中国特色翻译学，其他7篇都积极支持建立中国特色翻译学。单从数量上看，“特色理论派”显然胜出。但总体而言，这一波讨论未能引起普遍关注，响应者寥寥。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两波论争都以理论分析为主，焦点在于建立中国特色翻译学是否必要，对于中国特色翻译学到底有哪些内容，“中国特色派”只做了比较简略的展望，并没有依据当时已有的翻译研究来说明什么是真正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虽然有学者声称，这一问题“并不是个纯理论问题”，要从“实践”来看这一问题，（潘文国 2012：1）但也只是结合翻译实践，没有谈及当时的翻译研究现状。最近有学者（赵云龙等 2017）发现了翻译学“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发展”，包括5种翻译研究，可以说是为中国特色翻译学提供了研究事实，但该发现是在研究其他问题时得出的，没有深入论证，也没有结合上述两波争论来谈。因此，20多年过去了，我们有必要检验一下“中国特色翻译学”的发展现状，考察一下这些年来中国的翻译学是否有特色？如果有，体现在哪些方面？与当初学者的设想是否一致？本文拟结合《中国翻译》和Babel这两本中西方有代表性的学术期刊的载文，通过文献计量学的研究，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1．“中国特色翻译学”辨析探讨之前，有必要对“中国特色翻译学”概念加以辨析。所谓“特色”，就是“特有”的意思。纵观学者们的论述不难发现，所谓的“中国特色翻译学”就是中国特有的翻译学，与其他国家的翻译学都有所不同，特别是与西方的翻译学有明显区别。张柏然在论证建立中国特色的翻译学时，就提到翻译学科的人文性有两个特征，那就是“民族性、特殊性”（张柏然、姜秋霞 1997）。这是“中国特色派”学者们一个最为核心的观点。他们之所以提出要建立这种翻译学，原因就在于他们觉得我国的翻译学受西方翻译学影响太深，失去了自己的特色。“翻译学”也不是一个严格的说法，既指翻译学这一学科，也指翻译理论。在具体的论述中，2013年之前，学者们倾向于使用“理论”一词，2013年以后，“翻译学”成了更为通行的说法。建立中国特色翻译学的理由主要有三点。一是汉语以及中国文化决定了中国的翻译研究，特别是翻译理论必然具有中国特色，因为其他国家的翻译理论，特别是西方的翻译理论，无法解释或指导中国的翻译实践。二是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独特性。“中国特色派”的学者往往会把中国传统翻译思想视作是建设这种翻译学的重要资源，主张我们应在传统翻译思想中寻找契合中国翻译实践的资源。传统翻译思想之所以有此作用，就是因为与西方翻译理论大为不同，有其独特性。三是中国人的主体色彩决定了中国的翻译学必然有中国特色。这个理由不太常见，只有两位学者在其共同发表的论文中与有所提及。这两位学者认为，“翻译学的中国特色，就‘特’在带上了中国人的主体色彩，……以中国人的思维，中国人的视角，构建出的翻译理论话语。”（鲁伟、李德凤 2010：14）2．研究设计本文对1987～2016年期间《中国翻译》和Babel杂志上刊载的翻译研究论文按照其讨论的内容进行分类统计，对比这两本杂志所刊发的各类论文数量和比例有无不同，甚至于二者所刊发的论文类型是否完全对应？《中国翻译》刊发，Babel上完全没有刊发的论文，或者《中国翻译》刊发较多，Babel刊发较少的论文，无疑代表了中国翻译学的特色，以此来考察有关中国特色翻译学的争论。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说的翻译学，与英语中的 translation studies 基本对应，与“翻译研究”同义，并不局限于翻译理论，翻译技巧探讨、翻译现象分析、翻译人物介绍都是本文研究的对象。翻译书评，包括对翻译理论所做的批评和对有关译作的批评，也是本文的研究对象。但会议通知，新书预告等，包括一些著名人物讲话，不在本文统计的论文之列，因为这些通知和讲话不研究具体的翻译问题，大多也不包含什么翻译思想。少数虽然提出一些翻译思想，但没有进行任何论证。换句话说，根据通行的标准，能够称作翻译研究论文的，才是本文研究的对象。选择《中国翻译》与Babel，是因为这两本期刊上的研究论文最能反映中国和西方翻译学发展的全貌，比较的结果最有说服力。这两本期刊都是行业协会的会刊，刊文类型都很多样化，研究内容都是理论与实践并重，话题都比较广泛，论文形式也都比较活泼，既有专题研究论文，也有随笔式的书评，但整体上学术水平都比较高，都能代表各自所在地区的翻译学研究水平。虽然相对来说，Babel在西方的学术地位不如《中国翻译》在中国的地位高，但这并不影响二者的可比性。在西方，仅就英文翻译学期刊而言，Babel在翻译学者中的影响，似乎不及The Translator、Target和Perspectives等期刊，至少没有《中国翻译》在国内远超其他翻译研究刊物的地位。不过，这只是相对而言，Babel自身的学术影响力并不低，也是 SSCI 检索刊物，只是其作为行业协会刊物，刊文类型多样，不像其他几本期刊只发表纯学术研究论文。不过《中国翻译》也与一些纯学术刊物有区别，行业会刊的特点同样明显。把研究的时间范围确定为1987至2016年，是因为1987年被普遍认为是国内翻译学科建设的起点。当年召开了首届全国研究生翻译理论研讨会和第一次全国翻译理论研讨会。有学者认为这两次会议是“中国的翻译及翻译理论研究开始腾飞的标志”。（许钧、穆雷 2009：27）以2016年作为时间下限，则是为了将时间跨度确定为30年。3．基本数据如上所述，本研究只分析研究论文。《中国翻译》的书评大多作为研究对象，因为这一类书评中评论的内容占有较大比重，反映了评论者的翻译思想；但Babel上的多数书评都不作为研究对象，因为这些书评只是对原书内容的介绍。这些文章可分为4大类。第一类是理论研究，主要讨论理论问题，包括具体的理论问题和翻译理论建设、翻译学发展等宏观问题。第二类是实践研究，主要探讨实际的翻译实践问题，包括某一类文本或领域的翻译技巧以及某一类语言现象的翻译技巧。当然，翻译技巧既包括笔译技巧也包括口译技巧。笔译研究类论文又根据所译文本的领域分为各专门领域翻译，如科技翻译、法律翻译等的研究。影音翻译横跨笔译和口译，也算作实践研究类。专门领域翻译研究也包括文学翻译研究。讨论翻译行业发展的论文也列入此类，因为这些论文大多讨论与实践相关的行业问题，理论色彩相对淡一些。同理，探讨翻译技术的文章也算作翻译实践类论文，因为两本期刊上刊登的都是有关翻译技术应用的文章，究其本质探讨的还是翻译技巧，没有一篇对翻译技术进行理论反思。第三类是翻译史研究，主要钩沉历史上的翻译事实或翻译人物，或是一些文本的翻译与传播情况，对具体的翻译技巧不太关注。有些论文，虽然讨论的是历史上的译者或是译文，但主要焦点在于翻译技巧，则列入翻译实践论文一类。第四类是翻译教学研究，内容涵盖翻译教材、翻译课程设置、翻译教学方法等。《中国翻译》上的此类论文，标题中一般都会有“教”或者“学”的字样，或是在“翻译教学”栏目下；Babel 上此类论文通常会有 teaching 之类的字样，也比较好辨认。这30年期间，《中国翻译》总共发表了2718篇翻译学论文。其中实践研究类数量最多，理论研究类次之。各类论文各年篇数如下：翻译实践研究类论文总共有1522篇。如前所述，这些论文又可细分为更小的子类。下页图1表示的是各子类历年的发表篇数。其中，“科技”指的是有关科技翻译的研究，采用的是国内翻译界常用的含义，包括西方翻译界所说的 technical texts 和 scientific texts 的翻译，不同于有些西方学者所说的 technical translation。（Byrne 2006：7；Ellen ＆ Wright 1993：1）“文化”指的是有关文化文本翻译的研究，即旅游、食品、体育、历史等领域的翻译研究；“政治”是指有关政府文本及军事文献翻译的研究；“财经”指的是有关财经文本翻译的研究，包括广告文本翻译的研究；“技巧”包括那些主要探讨具体翻译技巧，如定语从句翻译、长句拆译，而不关注文本所属领域的论文。图1．《中国翻译》历年各类翻译研究论文篇数图2．《中国翻译》各类翻译实践研究论文篇数同期Babel共发表了553篇翻译学论文，各类论文历年的篇数如下：图3．Babel历年各类翻译研究论文篇数298篇实践研究类论文中，各子类历年的篇数如下：图4．Babel各类翻译实践研究论文篇数4．数据分析由图1和图3不难看出，《中国翻译》刊发的翻译史研究类论文明显比 Babel 多，不仅绝对数量多，比例也高。此类论文在《中国翻译》的全部论文中占到了6.36%，在Babel的全部论文中只占0.36%；翻译教学类论文反差没有这么大，但也比较明显。《中国翻译》的全部论文中，此类论文占9.09%，Babel的全部论文中，这类论文只占5.79%，相差接近一半。历时来看，翻译史研究和翻译教学研究类论文在《中国翻译》论文中所占比例呈上升趋势，在Babel 所刊发的论文中，占比则没有明显变化。二者的这一差别在下图5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图5．《中国翻译》与Babel翻译史与翻译教学研究类论文比例对比《中国翻译》发表的翻译史研究论文不仅数量更多，而且整体上不断增多，形成了规模。事实上，最近几年“译史纵横”已成了该杂志的一个特色栏目。相比之下，Babel上的翻译史研究论文一直很少。就翻译教学研究论文而言，《中国翻译》也呈现出上升的趋势。Babel则没有这种趋势，2006年达到高峰之后，又迅速下降，虽然总数不是太少，但与《中国翻译》上的同类论文还有明显差距。由图2和图4可知，在翻译实践研究类论文中，《中国翻译》刊发了数量可观的翻译技巧研究论文，Babel则一篇也没有。《中国翻译》发表了大量翻译行业研究论文，共49篇，占全部实践研究类论文的3.22%，Babel发表的同类论文明显要少，只有7篇，占比为2.3%；《中国翻译》发表的翻译技术研究论文有35篇，占比为2.3%，Babel发表的此类论文有7篇，占比也为2.3%。但《中国翻译》发表的此类论文越来越多，特别是2011年后每年都有，Babel只在少数几年才发表了此类论文，没有明显的规律性，整体上近年来不如20世纪发表的多。两本期刊在这两类论文数量上的差别，可见下图：图6．《中国翻译》与Babel翻译行业与翻译技术研究类论文比例对比可以看出，虽然翻译行业研究和翻译技术研究论文在Babel上占的比例有时很高，甚至到30%，但高峰都出现在2000年前后，近年比例都不高，整体上都低于《中国翻译》。就近10年的情况来，这两类论文都是《中国翻译》占比更高。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学翻译研究论文这一子类中，《中国翻译》30年间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早期的论文讨论的几乎全部是外国文学汉译的问题，后来出现了许多讨论中国文学外译问题的论文，且后者所占比例越来越高。以下是二者在该子类中占比变化情况：图7．《中国翻译》外国文学中译研究与中国文学外译研究论文比例2005年研究中国文学外译的论文数量超过了研究外国文学中译的论文，中间二者有所反复，但2009年之后，前者一直多于后者，且差距非常明显。换言之，2009年后研究译出母语的论文超过了研究译入母语的论文。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些论文的作者都是中国人，工作单位也大多在中国大陆，可以推断其母语都是中国人。Babel论文作者的语言情况不好推断，尽管我们可以从姓名推断哪些作者是英语国家的人士，结合其供职单位推断其母语是否为英语，但这种推断未必准确，因为西方学者使用多种语言的情况比较普遍，英美学者的母语未必是英语，非英美国家的学者，其母语未必就不是英语。不过，多数研究其他文学英译的论文，其作者都是英语国家的学者，研究英语文学译入其他语言的，其作者大多不是英语国家人士。由此我们不妨假定，Babel上文学翻译研究论文，研究的大多是译入母语的情况。也就是说，翻译史研究、翻译教学研究、翻译行业研究，这3类论文在《中国翻译》发表的论文中占比明显更高，翻译技术研究论文近年来占比更高，翻译技巧研究论文为《中国翻译》所独有，文学外译研究论文可能是《中国翻译》所独有。5．研究发现论文数量的多寡或比例的高低，当然并不反映研究新意的强弱，更不代表翻译理论是否有突破。甚至于期刊论文在翻译研究中的重要性，中国和西方也有不同。有学者就提出，与中国翻译界不同，“在国际翻译界，人们更加关注的是著作，而不是论文”（王东风 2016：xvii）。但某一类论文数量多，或是在论文总数中占比高，至少说明翻译学者们普遍关注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已成为翻译研究的兴趣或热点。多数情况下，研究的成绩与研究的数量还是成正比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占比更高的论文代表了翻译界在这些领域的成绩与进步。当然，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期刊论文在学者们的学术成果中，都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如此说来，《中国翻译》比Babel占比更高的论文，就是近年来中国翻译学的特色，即中国特有西方没有，或是中国比西方更活跃的翻译研究。如今要是说中国特色翻译学，其表现应该就是翻译史研究、翻译教学研究、翻译行业研究、翻译技术研究、文学外译研究及翻译技巧研究。这一发现在其他学者的研究中也可以找到印证。有学者考察2001年至2015年的中国翻译学研究，发现中国的翻译学研究有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发展……较为突出的有5个方面：1）视听翻译研究；2）翻译教材研究；3）师资培训研究；4）语言服务研究；5）生态翻译学研究”（赵云龙等2017：15）。翻译教材和师资培训都属于翻译教学范畴，语言服务则是翻译行业范畴。该研究并未参考西方学术期刊，与本研究的发现略有差别，也属正常。无论如何，中国翻译学的新特色与当初学者们的设想都有较大出入，这几种特色大多都与汉语或中国文化没有特别紧密的关联，并非因为汉语或中国文化的特质才形成。只有翻译技巧研究活跃这一点或许与中国文化相关，因为中国人重具体，翻译研究更注重翻译技巧，也就是所谓的“内部研究”；这几种特色与传统翻译思想也没有多大关系，“翻译史研究”虽然也有对传统翻译思想的发掘，但并不是主流，多数还是对翻译人物或翻译事件的描述与回顾，其论述更是极少参考传统翻译思想。其他几种特色，同样很少关照传统翻译思想，学者们引用的主要还是西方的理论。翻译教学、翻译行业、翻译技术与文学外译这4个特色，与翻译实践热点具有高度一致性，实践驱动的特点明显。2004年《中国翻译》刊载的翻译教学类论文超过10篇，之后除个别年份外都超过10篇，这与翻译本科专业以及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的设立很难说是巧合；翻译技术与翻译行业研究的兴起，则与中国翻译市场的快速形成与增长密切相关；中国文学外译研究2005年超过外国文学汉译研究，与2004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只间隔了一年，显然也是受了中国文学走出去大潮的影响。有这么大的出入，其实不难理解。两次有关中国特色翻译学的讨论，焦点都在于是否需要建立这样的翻译学，至于中国特色翻译学有哪些内容，学者们并未展开论述。虽然学者们用了“翻译学”这一说法，但他们的着眼点是理论，目标是建构出全新的翻译理论，或是在传统翻译思想基础上，形成新的理论。但中国翻译学30年的发展，特别是大规模借鉴西方理论之后的近10余年，实际上进入了一个理论的寂静期，总体来看新的理论很少，理论建构并非翻译研究的主流，可以说也进入了“后理论”时代。对于许多翻译现象，学者们并未结合具体的理论去分析，还有许多学者更加注重实证研究。如此一来，现实的发展与学者们当初的设想自然就会有所不同。进一步说，即便我们把“翻译学”限定为“翻译理论”，这些年来也没有形成什么中国特色。有西方学者注意到，近年来中国学者用英语发表的有关中国翻译理论的论文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观点多样化，没有鲜明的独特性，“我们不能说中国翻译理论，就如同不能说爱尔兰翻译理论或加拿大翻译理论一样”（Williams 2013：4）。更重要的是，参与争论的学者们，尤其是参加第一次讨论的学者们，没有预料到国内翻译实践会如此发展，特别是翻译教学、翻译行业和中国文学外译的发展，对于这些实践需要什么样的理论来加以解释，或者这些实践会催生哪些理论，不太可能提出明确的看法。潘文国在论述为什么要建立中国特色翻译学时，曾提出了四条理由，其中包括“它在相关领域提出要求解决的问题重大，而目前别的地方的经验、别的地方的理论都无法解决”（潘文国 2009：103）。但中国翻译实践的新发展，西方原有的理论固然无法解释，中国传统的翻译思想也未必就完全可以解释。况且，多数翻译学者的国学功底未必深厚，要将传统翻译思想运用于具体的研究，会有不小的困难。反倒是一些新的西方理论，用起来更为顺手。此外，过于强调传统翻译思想逻辑上也未必合理。新的翻译实践完全有可能催生新的翻译思想。有西方学者曾经指出，“每一种新的翻译实践都可能会要求新的思想，构建新的理论”（转引自 Doorslaer 2013：77）。中国翻译新的实践，完全有可能启发学者们构建新的翻译理论，只是新的理论也未必如学者们设想的那样，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或汉语特点。6．结语总之，如果我们对“中国特色翻译学”的理解不局限于理论建构，而是所有针对翻译现象的研究，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翻译学有其特色，只是这些特色的成因与汉语或传统翻译思想未必有必然的联系。中国的翻译学与西方翻译有所不同，原因在于我们的有些研究比西方同行要深入，下的功夫更多。也许将来某一天，西方学者在这些方面下更大功夫，研究兴趣超过我们，我们的这些特色就会消失。因此，这些特色并非永远属于我们特有。就这一点来说，与其说“中国特色翻译学”，还不如说“翻译学的中国特色”，后者更能体现现阶段我国翻译研究的时代性，既反映了我国翻译研究的新成就，又说明我们并非闭门造车，而是在紧盯世界前沿的过程中不断进步。参考文献省略，全文请参阅《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作者简介】韩子满，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现代翻译理论及翻译与武装冲突等。
whb000236 你好，沃登编辑为你解答： SSCI是SCI的姊妹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亦由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创建，是目前世界上可以用来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科学论文的数量进行统计分析的大型检索工具。 1999年SSCI全文收录1809种世界最重要的社会科学期刊，内容覆盖包括人类学、法律、经济、历史、地理、心理学等55个领域。收录文献类型包括：研究论文，书评，专题讨论，社论，人物自传，书信等。选择收录 (Selectively Covered)期刊为1300多种。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简称SSCI）收录报道并标引了2684种（截止到2009年6月9日）社会科学期刊，同时也收录SCIE所收录的期刊当中涉及社会科学研究的论文。 至于SSCI是否可以替代SCI，这需要看你们学校的具体规定了。
如果真需要软件的话，还真有不少，但是都不太好，不通顺，关键词被改，错别字多，表达的意思改变等等。.我都是找北京译顶科技，他们做润色和翻译做的很好，长期客户了加速了解
一般ssci论文投稿后要经过多次审稿返修才能顺利发表，这也是漫长的过程，而也有很多作者并不清楚投稿的ssci论文怎么证明正式发表了?ssci论文发表本身也不是容易的事情，需要有较高的学术水平，有合理的编排格式，而证明论文正式发表也不是容易的，需要作者掌握相应的方式方法。 投稿的作者可以直接去发表文章的期刊官网上查询期刊的具体收录信息，确定是否已经正式发表;可以在Web of Science 查询，当然作者也需要注意Web of Science 的查询只能由国内的合作者自己去查询，因为查询的前提是学校或图书馆已经购买了数据库的使用权。至于发表后可查询的时间，每本期刊的查询时间也是不一样的。现在Web of science 也推出了Early Access Publications ，其标引标准是定义“是指那些已经最终被期刊收录并拥有了DOI和在线出版日期，但还没有最终的期卷号或页码信息的论文”。这个定义说明，Early Access论文一定是已经公开发表的，只是尚无最终的期卷号或页码。Early Access论文是通过DOI与WOS数据库产生连接关系的。待含期卷号、页码等信息的论文正式发表时，数据库会在同一条记录上补充“期卷号、页码”等相关信息、保留“Early Access收录日期”，并去掉“Early Access图标”。此时，这篇文章不再具有“Early Access”文献类型，但仍保留其“Early Access收录日期”，并成为一条最终正式发表的记录。因此作者要证明自己的ssci论文成功发表了，就需要在Web of science，如果您没有登录权限，或者是不清楚查询步骤的，可以和期刊之家的老师沟通，他们也可以帮助您查询，并且证明您的论文已经发表，也不会耽误您使用。
说到天才少年曹原，确实是“别人家的孩子”。很多人可能不认识他，这里我们可以看看这位天才做了什么：
曹原，男，1996年出生，四川成都人，博士。 2010年，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 在校期间表现优异，2014年获中国科大毕业生最高荣誉郭沫若奖学金。
曹原发现，当两层平行石墨烯堆成约1.1°的微妙角度，就会产生神奇的超导效应。
2018年12月刊《自然》年度科学人物榜首。
2021年2月1日，曹原又发《Nature》，这是他发在这家全球顶尖学术期刊上的第5篇论文。
2018年3月5日，《自然》连刊两文报道石墨烯超导重大发现。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两篇Nature论文的第一作者、麻省理工学院博士生曹原来自中国。
这名中科大少年班的毕业生、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生发现:当两层平行石墨烯堆成约1.1°的微妙角度，就会产生神奇的超导效应。这一发现轰动国际学界，直接开辟了凝聚态物理的一块新领域。如今，正有无数学者试图重复、拓展他的研究。
2020年5月6日，曹原再次背靠背连发两篇Nature，在魔角石墨烯取得系列新进展。其中一篇Nature，曹原是第一作者兼共同通讯作者;另一篇Nature，曹原为共同第一作者。
2021年2月1日，1996年出生的中国“天才少年”曹原又发《Nature》了，这是他发在这家全球顶尖学术期刊上的第5篇论文。
像26岁的曹原，确实是属于天资卓越，年纪轻轻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是非常的难得的。更是一度被国际称为“中国潜在最年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那么，像天才这种人，说不羡慕，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因为的话，天才很多时候是推动世界进步的关键人物，比如像牛顿、伽利略、爱因斯坦、爱迪生等等，无一不是天才。作为天才，他们拥有别人没有的才华和智商，他们的天赋和领悟能力也非常的强，其次的话，天才能够获得许许多多常人想都想不到的荣誉和财富，这便是天才。不过尽管羡慕，我们许多人还是需要接受自己的平庸，尽力做好自己的事情，因为每个天才的成长环境都不同，如果自己成为不了天才的话，那么尽量让自己不成为庸才，在自己的领域里发光发亮，这样其实也是可以的。
都说“少年强，则国强”这句话说明了正在成长的青少年正是祖国未来的希望。很多少年人从小就被家长寄予厚望，希望能望子成龙，望女成凤，长大后有所成就对祖国做出一点贡献。这样优秀的人往往都是别人家的小孩，但现实中确实就有很多这样优秀的人存在，这两天一直被讨论上了热搜的中国少年曹原就是大人们口中所说的别人家的孩子了。曹原可以说是天才一般开了挂的存在了，虽然年年纪小，但个人所获得的荣誉是很多人一辈子都达不到的高峰。2月1日他再次在《自然》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五篇论文，引起了很多人的热烈讨论，被大家直呼天才，作为一名中国人非常值得大家骄傲，也印证了那句老话“自古英雄出少年”。对于曹原的成绩很多人可能并不熟悉，那下面就来具体说说他有哪些值得大家为之称赞的地方。
1996年出生的曹原从2007年开始，在三年内完成了小学六年级，初中以及高中的所有课程，并在2010年一高考总分6699的优异成绩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在大学毕业后又成功考入麻省理工学院，现在是该学校的博士生，这样一路飘红的成绩可以说是只有在小说里才能见到了，这样的中国少年确实值得大家对他竖起大拇指。
英国《自然》杂质是世界上最早的国际性科技期刊，非常的有权威性，不管是不是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该杂志上发表论文都是非常优秀的，而曹原在2018年时就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该杂志上连续发表了两篇论文，接着在2020年以及2021年2月份又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该杂志上先后发表了3篇论文，短短的三年内发表了5篇论文，也是该杂志上最年轻的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的中国学者，这样的成就确实优秀了。
在2018年曹原就以22岁的年龄入选了福布斯中国30岁以下的科技领域精英榜单，成为入选年龄最小的一位。并且在同年12月份，曹原也荣登《自然》杂志年度影响世界的十大科学人物榜首，这样的荣誉可以说是对他的学术研究以及个人能力是非常认可的，曹原这个名字在国际上也是非常有影响力的，而这位少年是来自中偶的，也是非常值得中国人骄傲的。
看了曹原的个人成就，对他的赞赏已经不能用言语表达了，只能说开挂的人生确实无需多加解释了，就是牛。
我并不羡慕天才，身为天才肯定受到很多关注，随之而来的压力也会有许多，我只想做一个平凡的人，不被更多人关注。
是，是因为他之前就发表过这样的文章，然后也在物理方面非常的有成就，而且他的这些著作也获得了很多人的认可。
维普是与杂志社签订相关协议购买的将该期刊扫描录入其数据库的啊，除非文章的原作者在向杂志社投稿时明确表示不许将文章它用。还有，维普资讯的数据库也是国内三大家之一了，收录中文报纸400种、中文期刊8000多种、外文期刊5000余种，他就是干这行的啊···，这是一个产业，合法的产业。
看伱发的是什么期刊
省级期刊一般都是需要一个月到三个月左右。核心就是需要半年到一年左右
你发表论文的杂志要上维普网才行，一般出刊后两个月就能在网上查到，你要想杂志社给你钱，首要点是你必须是教授职称才行
被收录了才可以看到自己发的文章的，一般没收录的就等于失败了，
丁雪英 （1941.12-），女，汉族，江苏无锡人，中共党员，教授。1960年至1965年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1965年毕业，留校任教至今。1965年赴法国格雷诺布尔大学进 修一年；1984年赴法国巴黎二大新闻学院进修；1991年赴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进修。1998年赴加拿大魁北克蒙特利尔大学讲学。目前担任法语系四年级和研究生课程。曾参加全国法语专业高年级教学大纲的制定工作。主要研究法国与法语国家、地区国情；法国传播学，法国文学。主要译著有：《悲惨世界》（简写本）、《当代新闻学》（合译）、《万有百科的翻译》《人生拼图版》（合译）。在瑞士以及加拿大、法国的《Année Internationale Francophone》年刊等报刊、杂志发表数篇文章。2001年5月赴巴黎参加国际研讨会并宣讲论文。参加了《法汉大词典》及《现代法语疑难词典》的编写工作。�� 马大品 （1941-），男，汉族，河南柘城人，中共党员，教授。专长中国古典诗歌研究。1965年毕业于郑州大学中文系，同年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至今，1998年聘为教授。主要著作有《中国佛道诗歌总汇》（主编）、《中国历代爱情诗三百首》、《历代赠别诗选》、《中国诗歌大词典》（副主编）、《留学生多功能辞典》（副主编），并参与编写《古代神话故事》、《华夏文化辞典》、《汉魏六朝诗歌鉴赏辞典》等。�� 尹城 （1944.12-），男，汉族，天津人，教授。1980年9月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研究生班，以现代俄语为研究方向，1993年9月被授予语言文学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曾经担任俄语专业本科生高年级实践课、硕士生翻译理论与实践、对比语言学理论等多种课程教学工作。曾任系副主任、高年级教研室主任以及硕士、博士研究生教研室主任。曾在莫斯科大学、莫斯科普希金俄语学院进修，在波兰华沙大学东方学院汉学系任教。现任《俄语学习》杂志主编。研究方向为现代俄语语言理论、翻译理论与实践、对比语言学、汉俄语言与文化比较。代表性著作有《俄语完成体及其汉语对等值》、《类型语言学的形成与发展》、《俄译汉中对偶体的处理》、《论对比语言学》、《语际干扰与外语教学》。代表性译著有《实用汉语课本》（俄文版）、《现代汉语课本》（俄文版）、《外国人学中国话》（俄文版）、《电话里的罗曼史》（中篇小说）、《美狄亚和她的孩子们》（中篇小说）。�� 王立礼 （1941-），女，汉族，河北易县人，中共党员，教授。1959年至1964年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毕业后留校工作，担任本科的听说读写译各种类型课程。1983年至1985年作为富布赖特访问学者在美国斯密斯学院和弗吉尼亚大学进修美国文学；1991年在史坦福大学研究美国华裔文学；1993年至1994年在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妇女文学和华裔文学。代表性著作有《高级英语》（合编）、《英语视听说教程》（合编）；译著为《纯真的年代》（合译）。参与编写：《美国文学名著精选》、《欧洲文化入门》、、《外国文学（欧洲部分）》、《外国艺术形象词典》等。�� 王克非 （1954.10-），男，汉族，北京人，中共党员，教授、博士生导师。1976年至1986年在湖南省地质研究所工作，期间参加湖南省首届高教自考英语考试，获优秀毕业生奖，评为湖南省青年自学模范。1986年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师从许国璋教授，1989年获硕士学位；后留校工作兼在职博士生，1993年获博士学位；1994年任副教授，1997年晋升教授。主要从事语言学和翻译研究，著作有《中日近代对西方政治哲学思想的摄取》、《翻译文化史论》等，在国内外发表论文约50篇，译文译著约30种，编著9种，其中《中国翻译研究专号》（英、法文）（两主编之一）在加拿大出版，论文为国际权威检索SCI收录。近年开设"翻译理论"、"翻译与文化"、"英汉比较与翻译"等硕士生课程。主持和参加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教委科研项目，1998年获日本文部省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国际招标研究项目。自1990年起任《外语教学与研究》副主编、1999年任主编（之一），自1994年《外语与翻译》创刊起兼任该刊高级编审。现任北京外国语大学语言所副所长、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重大项目负责人)、北外国家重点学科（英语语言文学）和语言学博士点的翻译与英汉对比研究方向负责人；另有多种学术兼职。于1999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王炳钧 （1955.2-），男，汉族，山西太原人，中共党员，教授。主要从事德国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任《德语学习》杂志主编。主要著作：《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1945年以来在德国的接受史》、《文学与认识--德语文学教程》；数十篇文学评论论文以及《经验与贫困（本雅明美学文集）》等著作。于1993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王福祥 （1934-），男，汉族，山东寿光人。中共党员，教授、博士生导师。1950年就读于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俄文专业，毕业后留校工作。1955年考取研究生赴苏联莫斯科大学语文系学习，1959年毕业获语文学副博士学位。1960年起执教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曾任俄语系教研室主任。1969年10月至1978年8月在北京军区52817部队任副参谋长、参谋二部科长等职。1978年9月回北京外国语学院工作，1979年后任副教授、教授，1982年至1997年先后任副院长、院长、校长（兼党委副书记）。现任国务院学位评定委员会评审委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评审委员会委员、全国博士后管理专家组成员、国家教委（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俄语教学》杂志主编、北京语言学会副会长、国际俄罗斯语言文学教师协会主席团成员。主要科研成果：专著《俄语话语结构分析》、《俄语实际切分句法》、《主从复合句分类原则》（用俄文撰写）、《现代俄语句法》、《话语语言学》（用俄文撰写）、《汉语话语语言初探》、《话语语言学概论》、《日本汉诗撷英》、《日本汉诗与中国历史人物典故》、《俄罗斯诗歌撷英》；编著《俄语句法论文集》、《话语语言学论文集》、《对比语言学论文集》、《日本文章学论文集》、《文化与语言论文集》、《中国语言现状与展望》；论文《中国的俄语学》、《话语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论并列并系与并列结构》、《论复杂句法整体》、《论现代俄语中的分解结构》、《论重复关系与重复结构》（均用俄文撰写）等。1984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1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全国优秀教师、北京市优秀教师。1987年获国际俄罗斯语言文学教师协会颁发的"普希金奖章"，1990年获英国剑桥世界名人传记中心颁发的名人荣誉证书并被录入《澳洲及远东名人录》，1994年获泰国清迈皇家师范学院颁发的教育工作者荣誉证书，1995年获美国传记研究所授予的名人荣誉证书。于1991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邓淑碧 （1943.5-），女，汉族，重庆人，中共党员，教授。1965年4月北京外国语学院柬埔寨语专业毕业，留校任教至今，现任亚非语系副主任。1976年1月至7月，担任中国赴柬疟疾防治考察组翻译。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先后为柬方来华人员担任培训翻译，涉及火炸药专业、摄影洗印专业、医学化验专业及坦克驾驶等。1988年12月，被聘为柬埔寨语专业副教授，1994年11月至1995年11月公派赴泰国教汉语，1996年至1999年为北京大学东南亚文化专业的研究生开设柬埔寨历史与现状、中柬友好关系史、柬埔寨文化等讲座。1999年9月被聘为柬埔寨语专业教授。编著有大学教材《柬埔寨语》第三册，《柬埔寨语语法》（合编）。80年代至今，在全国性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及译著10余篇，担任10多部大中型辞书、专著中有关柬埔寨部分的编撰工作。�� 冯志臣 （1937.5-)，男，汉族，吉林敦化人，中共党员，教授、博士生导师。1956年至1961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罗马尼亚语专业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1961年至1965年在布加勒斯特大学语文系读研究生，获博士学位。1965年回国后，在罗语教研室任教至今。主讲罗语本科各年级实践课、罗马尼亚史地、文学、政论、外刊、翻译等课程。为硕士研究生开设现代罗语通论、罗文学研究等。为博士研究生开设现代罗语理论研究、20世纪罗马尼亚文学、比较文学专题研究。曾任罗语教研室主任、《东欧》杂志主编、东欧语系系主任等职。为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主要著作：《汉罗词典》（主编）、《罗汉词典》（主编）、《雅西大学》、《东欧戏剧史》（合著）、《东欧当代文学史》（合著）、《罗马尼亚文学》等。译著有《考什布克诗选》、《呓语》（合译）、《公正舆论》、《罗马尼亚戏剧选》（合译）、《权利与真理》、《卡拉迦列讽刺文集》（合译）、《吉德里兄弟》（合译）、《萨多维亚努短篇小说选》（合译）等。曾参加《外国文学家大词典》、《外国名作家大词典》等多种辞书的撰写工作。发表文学研究论文10余篇。2000年获罗马尼亚颁发的"埃米内斯库诞辰150周年"荣誉证书。获学校基础阶段外语教学陈梅洁奖。于1993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史希同 （1940.7-），男，汉族，北京人，教授、博士生导师。1959年考入外交学院阿拉伯语语言文学专业，1962年转入北京外国语学院亚非语系，继续学习阿拉伯语专业，1964年毕业留校任教至今，1997年评为教授，1997年任博士生导师。自1964年起，长期担任基础阶段精读课教学，也教过语法课、泛读课和口语课。自1977年起先后为高年级学生开设精读、阿拉伯历史、口译、笔译、翻译理论与实践、阿拉伯文化及中阿文化交流等课程。自1982年起为研究生开设阿拉伯历史课和阿拉伯文化课。自1998年起开始带博士生。现任系研究生教研室主任。主要科研成果有《传承与交融：阿拉伯文化》（合著），该书1995年荣获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1994年台湾淑馨出版社出版了繁体字版。译著有《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二册、第三册（合译）、第五册。主持编写《高等学校阿拉伯语专业基础阶段阿拉伯语教学大纲》，参与编写《阿拉伯语基础口语》、《阿拉伯语速成》（1-2册）（合著）、《阿拉伯语》第一册（语音部分）、《阿拉伯语速成》录像90小时（主讲）、《阿拉伯语速成》录音8盘（主录）、《阿拉伯语语音》4盘（主录）、《阿拉伯语》第一册录音5盘（主录）、《基础阿拉伯语》第一册录音6盘（主录）。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外国大事典》、《外国历史名人传》撰写词条约3.5万字。发表《浅谈阿拉伯语及其语音教学》、《文化与现代化》论文等6篇。于1999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史铁强 （1954-），汉族，辽宁沈阳人，中共党员，教授。1977年考入辽宁师范学院外语系学习俄语，1982年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同时考入四川外语学院俄语系攻读硕士学位，1985年毕业，获得硕士学位。同年分配到中国人民警官大学俄语教研室任教。1987年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攻读博士学位，1990年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期间先后讲授过俄语本科高、低年级的实践课、口译课、笔译课、听说课、阅读课、经贸课，以及研究生的修辞学等多门课程。1992年被评为副教授，1993年开始指导硕士研究生。1997年被评为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俄语修辞学、话语语言学、对比语言学。1995年起担任俄语学院副院长至今。此外兼任教育部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国务院学位评定委员会秘书、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等职。主要科研成果国内发表文章有《漫谈俄语文学作品中的双关语》；《略谈俄语熟语的修辞性活用》；《超句统一体及其在教学中的地位》等10多篇；国外发表的文章有：《罗佐夫戏剧中的滑稽言语手段》；《俄语小品文中的喜剧手段》等6篇；著作及辞书有《经贸俄语（合著，为第一作者）等。�� 白春仁 （1935.12-），男，汉族，哈尔滨人，中共党员，教授、博士生导师。1954年夏于哈尔滨外国语学院毕业后，从事俄语翻译工作两年。1956年至1961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攻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88年至1993年任俄语系主任。1990年起任博士生导师。1992年至1997年任高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俄语组组长。现兼任中俄友好协会理事、中外文论研究会理事。多年从事俄语修辞学、文学修辞学、诗学、汉俄语文比较、翻译等学科的研究与教学，兼作文学研究与文学翻译。用俄语著有《文学修辞概论》、《俄苏作家风格分析》。出版中文专著有《文学修辞学》、《俄语语体研究》（合著）。于1992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刘永信 （1939.8-），男，汉族，江西广丰人，中共党员，教授。1960年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后转西语系学习西班牙语语言文学，1965年2月提前毕业，留校任教至今。1979年至1981在西班牙马德里大学进修，1988年至1989年和1994年至1995年两度在马德里自治大学任教，担任汉语和中国文化课程教学。先后为西班牙语专业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开设精读、泛读、西班牙文学导论、二十世纪西班牙文学等课程。研究方向为西班牙文学。发表论文《西班牙社会小说评价》、《孔子的哲学原理》、《西班牙语综合教学法》（第一作者）等6篇，教材《西班牙文学选集》（第一编者），译著《红豆》等3篇（汉译西）。曾担任教研室主任、系主任。现任系党总支书记、校党委会委员、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西语葡语教学研究会会长。1996年获学校基础阶段外语教学陈梅洁奖。�� 刘家海 （1942.8-）男，汉族，上海人，中共党员，教授。1960年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西班牙语语言文学专业，1965年2月提前毕业留校任教至今。1982年至1984年在墨西哥学院和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进修，1991年至1992和1997年至1998两度在马德里自治大学任教，担任汉语和中国文化课的教学。先后为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开设精读、泛读、西语国家报刊导读、对象国研究等课程。研究方向为对象国研究。曾担任教研室主任、系主任等职。主要译著有《小癞子》、《大森林的故事》等中译西小说3篇、西译中小说6篇。1997年获学校基础阶段外语教学陈梅洁奖。�� 刘润清 （1939.10-），男，汉族，河北武强人，中共党员，教授、博士生导师。1960年入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学习，1965年留校任教。1978年入本校英语系研究生班学习，1980年获硕士学位。1984年至1986年在英国兰卡斯特大学学习，获副博士学位。一直在本校英语系任教，先后为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开设英语实践课、语言学导论、理论语言学、语言学流派、语用学、文体学、语言测试、科研方法等课程。1992年调到外国语言研究所工作，任副所长，1994年后任所长，为《外语教学与研究》副主编、校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秘书长、全国自学考试英语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主要专著有《语言测试和它的方法》、《西方语言学流派》、《论大学英语教学》、《外语教学中的科研方法》等。主要论文有《我国语言学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21世纪的英语教学》、《外语教学研究的趋势》等。主持过的重大科研项目有全国外语教育抽样调查、中国英语本科学生素质调查、全国英语职称等级考试大纲的制定、同等学历者申请硕士学位英语统一考试大纲的制定。从2000年3 月起，兼任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于1993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吉庆莲 （1941.9-），女，汉族，上海人，教授。1959年9月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学习，1964年7月毕业并留校任教至今。1985年至1986年、1990年至1991年间，分别在突尼斯大学文学院和巴黎第八大学进修法国二十世纪文学和法语语言学。1981年至1983年在中国派往贝宁医疗队任翻译，1999年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做过笔译工作。主要译作有法国当代作家勒克来兹奥的《人间仙山》；法国作家乔治·桑的《贺拉斯》、《莱昂纳·莱昂尼》、《莱丽亚》；法国作家左拉的《肉体的恶魔》；意大利作家布扎蒂的《海怪K》。发表的文章有《从新小说到新寓言--50年代以来法国小说的演变》、《法国当代女性小说扫描》、《法国为何兴起自传体小说热》、《莱丽亚和乔治·桑》、《肉体恶魔序言》、《走红法国文坛的端木松》等6篇。曾参与《法语缩略语字典》，《法语新词新意辞典》，《大法汉辞典》的编写工作。�� 孙成敖 （1943-），男，汉族，北京人，中共党员，研究员。1966年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在西语系教授过精读、语法、翻译等课程。1982年赴巴西坎皮纳斯大学进修葡萄牙语及巴西文学。1984年由西语系调入外国文学研究所。1987年至1992年在中国驻葡萄牙大使馆文化处任二等秘书、一等秘书。1993年至1995年应聘在澳门大学教授葡译中翻译课程。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理事。参加过《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20世纪外国文学大词典》等编写工作，是《拉丁美洲文学史》的作者之一，著有《巴西文学》一书。主要译著有《加布里埃拉》、《葡萄牙当代短篇小说选》、《我是写人民的小说家》、《金卡斯·博尔巴》等10余部。�� 孙桂荣 （1941.5-），女，汉族，河北人，教授。1960年至1965年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1965年毕业，留校任教至今。目前担任法语系本科三年级的法国文学史课和研究生二年级的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课，并不定期参加为全校研究生开设的世界文学讲座课，承担法国文学部分。1985年至1988年在加拿大拉瓦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获文学博士学位。主要译作有《良知》、《水晶瓶塞》等5部法国二十世纪小说家的作品、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米歇尔·维诺克的《知识分子的世纪》；加拿大著名女作家安娜·埃贝尔获法国费米纳文学奖的作品《狂鸥》，和小说《卡穆拉斯卡》，共400多万字。为迎接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1994年主编了加拿大女作家文集《房中鸟》，并翻译了其中多部作品。1993年参加为台湾锦绣出版社的法国拉胡斯文化百科全书《万有百科》的翻译工作，担任其中第十章《作品与杰作》和第十一章《发现与发明》的翻译，共80余万字；1998年为陕西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了文学名著《基督山伯爵》，著作《魁北克文学史》，即将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庄绎传 （1933.7-），男，汉族，山东济南人，中共党员，教授。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1954年本科毕业，1957年研究生毕业）。现任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教授、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文学艺术翻译委员会委员、《中国翻译》编委。长期从事翻译实践和教学工作，曾参加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著作英译本的翻译和修订工作以及国内重要文件的英译工作，并在国内外参加联合国文件的汉译及审定工作。曾在英国、美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地工作或从事学术研究。著有《汉英翻译五百例》、《英汉翻译教程》、节译After Babel（《通天塔--文学翻译理论研究》），合译The Woman in White（《白衣女人》）， East Lynne（《东林怨》），Gone with the Wind（《飘》）。汉译David Copperfield（《大卫·科波菲尔》）。于1992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翻译学刊。Babel是国际译学界公认的最具影响力的翻译学期刊之一，系国际顶尖翻译学学术刊物。近30年刊文情况表明，Babel期刊的引用量低主要是中国翻译研究与西方翻译研究表现出了明显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研究话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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