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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柳如是别传》《再生缘传奇》《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等陈垣《古教四考》 《元也里可温教考》《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火袄教入中国考》、 《摩尼教入中国考》 《回回教入中国考》、《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净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释氏疑年录》陶晋生《边疆史研究集》《女真史论》《宋辽关系史研究》方豪《中外文化交通史论丛》《中国天主教史论丛》《中西交通史》《明淸之际中西血统之混合》
艺术类cssci期刊如下：1、《艺术探索》。于1987年创刊，由广西艺术学院主管、主办。主要涵盖美术、音乐、舞蹈等专业以及教育学、哲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是维系全国美术、音乐、舞蹈专业教师、学生和专业工作者，推崇浅明晓畅的文风、提神醒脑的观点，兼容提高与普及，并蓄理论与实践，富有专业特色的综合性艺术类学术期刊。2、《民族艺术》双月刊。国内刊号45-1052/J，国际刊号1003-2568，邮发代号48-58。发表中国各民族文化艺术研究方面的论文及调查报告。设有特稿、前沿话题、学术访谈、特别策划、文化研究、艺术探索、田野观察、书评等栏目。
贵阳市教育局主要职责一、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拟定全市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并指导、协调和监督实施。二、综合管理全市的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学前教育、特殊教育、民族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工作；指导、协调各区（市、县）及各部门有关教育工作，实施教育督导与评估；负责所属学校教育教学行政管理；管理和指导社会力量办学工作。三、组织、协调全市教育体制和办学体制的改革，理顺教育内部和外部的关系。四、加强全市基础教育工作的统筹管理，以农村教育为重点，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促进公共教育资源进一步向农村和民族地区倾斜，促进教育公平。五、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改革，切实减轻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加强中小学德育，指导义务教育发展水平、质量的监测工作。六、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坚持以就业为导向，深化职业教育改革，提高职业院校的办学水平和质量，积极推进职业教育体制创新，进一步增强职业教育发展活力。七、协调和推动全市教育经费、教育投入的落实；负责所属单位的教育经费、基建建设和基建投资的管理指导和财务监督与审计，以及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八、管理和指导全市教师工作，组织实施教师资格制度；规划、指导学校师资队伍的建设工作；制定全市中小学教师培养培训、继续教育计划并组织实施。九、指导全市学校的德育、体育、艺术、卫生教育工作和国防教育工作。十、编报市属普通高等学校和统招中学招生计划并组织实施；会同有关部门管理市属普通大、中专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十一、统筹管理全市教育系统的外事工作；负责协调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教育交流。十二、负责全市教育基本信息的统计、分析与发布。十三、加强民办教育的统筹规划、综合协调和指导管理，贯彻落实民办教育发展的政策措施，规范办学秩序，促进民办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十四、承担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和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具体工作。十五、承办市委、市政府和上级业务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
是通过发挥学术顾问团专家智力资源，主动服务于全省示范区建设和民族工作，将《今日民族》办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核心期刊。《今日民族》杂志创办于1980年，是以“宣传民族政策，普及民族知识，弘扬民族文化，交流民族工作，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为宗旨的民族类专业性普及型月刊，国内外公开发行，为云南省入选中国“百种重点期刊”的两家期刊之一。《今日民族》杂志全方位、多角度报道云南、全国及世界各民族的现在、过去和未来，集权威性、知识性、实用性、可读性为一体，民族特色浓郁，时代风格鲜明，在全国民族类期刊中发行量第一，是一份有影响力、公信力、传播力和感染力的民族类精品期刊。
可以尝试读下 哲学进展 这本期刊
1、我国新闻传播诽谤诉讼的历史演进——基于证明责任分配角度的研究（罗斌、宋素红，第1期）2、《循环日报》“论说”作者考——（萧永宏，第1期）3、科学传播的溯源、变革与中国机遇（贾鹤鹏、闫隽，第2期）4、民族文化经典的“再地方化”——“阿诗玛”回归乡土的个案（肖青、李淼，第5期）5、“皇国”的迷思：近代日本在华记者的情报活动——以末次政太郎及其《末次研究资料》为中心的考察（俞凡、谢小建，第6期）6、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建构的知识演进路径考察（齐爱军，第7期）7、在风险与利益间传达不确定性：科学事实查验对转基因食品议题信息误解的影响（刘于思、亓力，第7期）8、从“工友”到“他们”：建国以来特大事故对象指称词的变迁（1949—2016）（闫岩、邹文雪，第8期）9、在开放与保守策略间游移：“不确定性”逻辑下的新闻创新（李艳红，第9期）10、社交媒体用户的信息加工与信任判断——基于眼动追踪的实验研究（李晓静，第10期）11、单波、冯济海：《西方传播学理论是如何与马克思主义发生联系的？》，载《新闻大学》2016年第3期。12、郭恩强：《概念、语境与话语：“小骂帮大忙”使用之流变》，载《新闻大学》2016年第1期。13、郑雯、黄荣贵：《“媒介逻辑”如何影响中国的抗争？——基于40个拆迁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载《国际新闻界》2016年第4期。14、李红涛：《“点燃理想的日子”——新闻界怀旧中的“黄金时代”神话》，载《国际新闻界》2016年第5期。15、张涛甫、王智丽：《中国舆论治理的三维框架》，载《现代传播》2016年第9期。16、荆学民、段锐：《政治传播的基本形态及运行模式》，载《现代传播》2016年第11期。17、袁艳：《电视的物质性与流动的政治——来自两个城中村的媒介地理学观察》，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6期。18、黄旦：《报纸革命：1903年的〈苏报〉——媒介化政治的视角》，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6期。19、哈什·塔纳加、吴晓：《防火墙真的让中国与世隔绝了吗？从整合互联网屏蔽和文化因素的角度来解释网络用户的使用习惯》，载《传播与社会学刊》第35期。20、徐来、黄煜：《香港政治传播研究的轨迹与前景》，载《传播与社会学刊》第36期。
有人说中国的河山好，有人说中国的人口众多，但我说的是中国民族和民族文化。我国是一个团结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又汉，壮，蒙古，回，藏，维吾尔，苗族等56个民族成员。下面是各民族的人口统计各民族中，汉族人数最多接近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其他民族人口仅占百分之，称为少数民族我国各少数民族数量相差悬殊，其中人口最多的壮族约1600万，人数少的民族仅几千人，如珞巴族，赫哲族等各民族不论人多少，社会经济发展程度高低，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如何，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具有平等的地位。我国各民族分布的特点是“大杂居小聚居”，相互交错居住。汉族分布最广，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少数民族则主要分布在西南，西北和东北部地区。汉族地区有少数民族居住，少数民族地区也有汉族居住。民族间的交错分布促进了民族交往与合作，为各民族共同繁荣提供了有利条件。我国民族众多，但各个民族都有独特的民族风情。我国民族众多，各民族都有自身的风俗习惯。各具特色的民族风情给人以美的感受。我们要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巩固和发展民族的风俗习惯，巩固和发展民族团结。各民族之间因和睦相处。各个民族的风俗都不一样，都具有特色在少数民族中各乐器都不一样，如；朝鲜族的长鼓，傣族的两面鼓，蒙古族的马头琴，壮族的合欢萧，哈萨克斯族的冬不拉等地民族乐器我就不一一详写了。这些就是我国的民族和民族文化。
文化是民族的血液，是民族的DNA。它蕴含着这个民族的历史与成就等！如果一个民族失去了文化，也就是等于失去了本身的来源，没有保护好祖先们给予的宝贵财产。我们不仅要保护好民族文化，还要发扬文化，只有文化才能证明我们是这里的人民，只有保护好文化才能证明我们爱国，当别的民族文化来到自己的生活中的时候，我们因该以热情的款待它国文化，不能遗忘自己民族的文化。来到他国的时候要尊敬他国的文化，只有尊敬他国的文化才能让他国人民爱戴你。其实我们中国的文化也随着西化和现代化也慢慢消失，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圣诞节在中国可谓是比春节还要热闹。中国文化都是我们祖先们在慢慢积累和发现和创造，经过了风吹雨打，走过了5000年的漫长岁月，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们的祖先依然在创造新的文化。但是到了我们这一代里，我们却丢失了祖先给我们的文化。我想世界上的四大古国，三个古国消失了，是因为他们没有珍惜好他们的文化，长年战火连天，现在中国也快消失了，是因为我们被西化了！
茶原本不是姓茶，是姓荼、姓槚，是神农尝百草而得之，故先为药用。经过多少人的演化、改进，去粗取精，终于形成了茶。中国唐朝是茶文化的发端，期间不但有陆羽的《茶经》问世和禅宗"吃茶去"公案的诞生，中国茶还漂洋过海到达日本，这也为以后日本茶道的演进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茶兴于唐而盛于宋"，这种说法可能和风行宋朝的"斗茶"有关，除此之外，在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也记载着宋代对茶之产地、茶季、采茶、蒸压、制造、品质鉴评等发展情况。 在公元4-5世纪，中国茶最早传到了朝鲜（古高丽国）。到了明代嘉靖年间，中国茶文化知识开始在欧洲传播，这在威尼斯作家拉摩晓写就的一本《中国茶摘记》里有详尽的说明。明代万历年间，中国茶开始传入沙俄。明崇祯年间，英国威特斯船长专程率船从中国购买茶叶。到了清代顺治年间，中国茶开始传入到德国。十九世纪末期，中国茶叶、茶树、茶种又先后传入了印度尼西亚、印度、锡兰、乌干达、马来西亚等国……中国古代茶文化之花可谓遍地开放，在世界各地显示出不同的文化风采。于是中国这朵民族文化的奇葩一变成为世界的了，及至今日，这个世界已经变成了没有不饮茶的国家，没有不饮茶的民族"了。 中国茶文化的关键不在于茶叶的本身，而在于茶文化的内涵上。从茶文化的内涵上来看，其"精神"层面上的东西最为重要，它是一种行为文化和心态文化，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将饮茶与人生处世哲学相结合，上升至哲理高度，"茶是人生"便由此而发，若再品出更深的境界，就成了"吃茶去"公案的禅宗开示以及茶道的精神之源。茶文化由于有了中国儒、释、道思想的加盟，形成了茶礼、茶德、茶道、茶艺等等，这就是中国茶文化的核心部分。但是它又不是完全脱?quot;物质文明"的文化，而是两者相结合。先前，中国老百姓不太注重茶文化，因为每天要饮茶，方知青、红、黄、绿茶之类，这多半是和自己的饮茶习惯有关。但是，真正喜爱和关心茶文化的人，并不注重茶类之分，茶品之分。茶类、茶品他们早已烂熟于心中了。比如龙井、碧螺春、铁观音、君山银针、毛尖、毛峰、云雾等，谁人不知？而是注重着这些茶的"味"外之音--感兴着一种民族的审美趣尚，浸润着一派清雅的文化氛围，涵养着一个廉净的精神境界，充溢着一缕优美茵蕴诗意，提升着一种道德的精神素质。所以我说，茶文化精神层面上的一切是关键。在这一点上，日本的茶道体现的较为深刻。 星换斗移，时移势迁，人们常说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认为是适用于宇宙间万事万物，茶文化何能例外！在举世审美价值、审美标准、审美观念剧变的情况下，青年人首当其冲。中国的美食甲天下，然而抵挡不住麦当劳、肯德基等等的冲击，茶不也难逃可口可乐、百事可乐、星巴克咖啡等洋饮料的夹击吗？遑论茶文化！令人难过的是，时下一些"酒文化"、"咖啡文化"、"可乐文化"等这些不在精神文明范畴的亚文化，倒是充塞在各种媒体的时尚版块中大放异彩，真叫人看不懂了。振兴中国茶文化的呼声已经响起了许多年，然而，一直到今天，却收效甚微，有识之士，憬然忧之。我想，现在国内寥寥可数的几本茶刊，如上海的《茶报》杂志、杭州的《茶博览》杂志、广州的《茶文化》杂志等且都是内部刊物，流通范围太小。唯江西的《中国茶文化》号虽为公开发行，但也只能将就在《农业考古》编辑部的名下。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茶文化刊物的悲哀，但无论怎样讲，这些办刊之人毕竟是弘扬中国茶文化的领头羊，他们真是劳苦功高，让读者能深刻而又具体的感悟中国茶文化的博大精深，茶文化中有许多细致的情况，圈外人是难以知识的，通过这些刊物，大大地开阔了我们的眼界，我想读者对此会十分感激的。 这样能不能就振兴和弘扬中华茶
对中国民间文化现状的调查与反思文化是一个民族独有的东西，它是这个民族得以继续存在的基础，当一个民族的文化消亡或者被其他的文化形式所代替，失去了民族存在基础的时候，那么即便它的人民仍旧存在，这个民族的存在和消亡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当越来越多的文化形式从原有的那种昌盛发展到现在的濒危乃至已经消失，谁该为这些事情负责？当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如痴如醉地沉醉在圣诞节、万圣节、NBA、足球以及情人节等西方文化的氛围中，还有多少人能够从春节、庙会、传统戏剧、皮影戏、传统民乐等中国传统文化形式中找寻到往日的那种新鲜和快乐？当另外一种“崇洋媚外”在我们中间悄然流行的时候，我们已经在抵抗西方文化侵略的阵地前举起了自己手中的“枪”！很多民间文化正在逐渐消失民间文化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夏挽群告诉记者，民间文化主要包括四种，即民间文学、民间表演艺术、民间美术和民俗文化，但是从目前的很多情况来看，这些传承着中国劳动人民智慧结晶的文化形式却在各种各样的冲击下逐渐失去了市场、生存发展的空间以至于走向消亡。民间文学的种类很多，我国各种类型的民间文学形式几乎在河南都可以找到，它包括神话、故事、传说、歌谣、谚语等，它们构成了中国口继文学的通史，对过去人们的道德思想形成了很大的影响。河南的神话被称为中国神话的奇迹之一，新郑黄帝、周口伏羲、泌阳盘古等表达了东方才有的内在而隽永的民族想象。然而，民间文学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异，有些不再流传，迅速消失，继而消亡。民间表演艺术包括民间戏剧、曲艺、音乐、舞蹈、武术、杂技等，它们也是历史悠久，从上古时代产生、发展并传承下来。中国的民间戏剧发源于原始劳动歌舞，是世界戏剧三大源流之一。河南民间戏剧在民国末期调查有80多个剧种，这其中有道情、二夹弦等，但是据现在的调查和统计只剩下30多个，建国后平均每年消亡一个剧种。夏挽群说，每个剧种的消亡都意味着这种戏剧音乐表演形式的消亡，而剩下的30多个剧种也是惨淡经营，专业的演出已经很少了。而在刚解放时，河南有大量的专业剧团走乡串户，现在很多还存在的专业剧团却面临着生存危机，好一些的也只能勉强维持生存。夏挽群给记者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在河南鄢陵有一种乐器叫做筹，是过去随着佛教音乐而产生的，现在实际上已经消亡了，仅存的一位能够吹奏该乐器的老人也已经在前不久去世了。在丽江纳西族的音乐文化中，驰名中外的纳西古乐，是每一个到丽江的人必听的。但如今，随着纳西古乐的势微、失传与衰落，该音乐形式也将变成“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民间美术包括瓷器、泥塑、玉雕、年画、剪纸等种类，它们也是很珍贵的一笔遗产。夏挽群给记者介绍说，河南淮阳太昊陵的泥泥狗，虽说看起来很粗糙，但是它有很深厚的历史底蕴，被称为史前图腾，它把原始的信息带到了现代。以前在太昊陵的庙会上简直到了热销的程度，然而现在对泥泥狗的制作已经越来越少了。笔者记得小时候，母亲每次去太昊陵烧香，总会带回一些憨态可掬的泥泥狗，它们给笔者留下了美好的童年记忆，而现在却很少有孩子们能够见到这种工艺玩具了。传统工艺美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遇到了新的挑战，福建为人们所熟知的工艺美术行业，如脱胎漆器、软木画、竹编、德化瓷塑都处于后继乏人的困难境地。北京、江苏、浙江等工艺美术发达的省、市同样陷入不景气的状态。其他艺术形式如年画、剪纸过去在民间都很流行，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传统木版年画，除专家、学者、外国人外，很少有人问津。而对剪纸，目前学习的人主要是农村妇女，年轻人并不重视它的传承。民俗文化反映了老百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各种习俗，如庙会和春节等。这些传统节日中有着大量的民族内涵，然而随着西方大量节日的到来，中国的很多节日却在逐渐淡出。从事相关研究的专家指出：“很多民族的民俗民风都已经没有了，充满中国民间文化气息的春节本是民族凝聚力与亲和力的体现，而我们现在却不知道该如何去过了！如今节日没有了文化的载体，文化内涵变得越来越空泛，人们也就对节日失去兴趣了。”“孔雀公主”杨丽萍忧心于她看到的云南的变化: 许多绝技因为失去了用途而濒于失传，新生的一代喜欢牛仔裤甚于传统服装。一位专家在调查了基诺族巴卡村寨后指出，如果不加以重视和保护，这里的民族口碑文史及其风俗传承机制，有可能在20年内消失。而这种状况，在云南众多的村寨之中并不鲜见。著名作家冯骥才忧心忡忡地说，现在很多少数民族的村寨都变成了洋楼，历史的记忆和传承都没有了。如果继续这样发展，十几年后，我们传统的东西就都没有了。我们剥夺了它们生存发展的权利冯骥才曾经这样说，“我们正处在一个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时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我们的文化没有载体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人们对外来的东西觉得特新鲜，把原来的东西都扔掉了。”夏挽群也告诉记者，出现各种民族民间文化失去发展机会乃至走向消亡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农耕时代已经结束，进入了工业时代，这些直接导致了原来民间民族文化生存的土壤变化，人们的社会心理、行为习惯以及精神的变异。事实上，我们为之自豪的中华文化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半是精英和典籍的文化，一半是民间文化。两部分同等重要，相互不能代替。民间文化是我们的祖先五千年以来创造的极其丰富和宝贵的文化财富，是我们民族精神情感、个性特征以及凝聚力与亲和力的载体，也是我们发展先进文化的精神资源与民族根基，以及综合国力中不可或缺的坚实的精神内含。可是，由于民间文化长期不被重视，也没有从文化上、从全球化的背景上来看待这个“中华文化的一半”，因而至今我们对于民间文化的整体状况认识不清、心无底数，我们甚至不知道如今民间文化到底消失得怎样。再次，民间文化是一个非常脆弱的生存方式，和经典文化以及典籍文化相比，它从没有像它们一样用各种方式进行加强。并且民间文化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的传承一般都是口口相传，并且还有很多“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等禁忌，传承的范围也很窄，大都是师傅传给徒弟、父亲传给儿子等这样的形式，一旦出现断线，它这种形式很快就可能消亡。韵味无穷的皮影木偶，流浪四方的说唱艺人，诙谐幽默的曲艺形式……这些经过几千年来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诸多璀璨夺目的文化遗产组成了今日博大精深的中华五千年文明。然而，也正是由于它们大多只是凭借着口传心授、相当脆弱的方式代代相传。面对开放与交流的加强，多元文化潮流的冲击，绝技绝艺传人越来越感到困惑与无奈：一方面，随着年岁渐老，他们带徒传艺的期盼越来越强烈而急迫；另一方面，年轻人忙着打工挣钱、追逐新潮，对民族传统文化感兴趣的不多，能沉静下来学习观摩的就更少。一旦没有传承人，就如断线风筝，即刻消失，化为乌有。在工业化和全球化的今天，它必然遭受致命的冲击。最后，民间文化从没得到过正确的认识，甚至一直被认为是封建迷信。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的民间文化还没有来得及作好进行细致的整理的准备，西方的各种文化就来到中国，它们这种带有商业行为的文化形式拥有更多强大的资本，对中国的民间民族文化造成了强大的冲击。而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的东方人特别是年轻人还去追求时尚，这种浮躁行为对中国民间民族文化的打击也是毁灭性的。传承，不仅仅是为了一种文化存在几年来，随着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出现了全国性的文化反思，这种反思的结果处于认识的三个层面上。首先认为民间文化的断裂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传统文化的断裂。因此，对待民间文化不应该采取历史虚无主义认识，不能让其断裂而应传承下去。如果昨天发生的事情今天就可以割裂，那么，我们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恐怕早就不存在了。尽管不可否认经典文化和典籍文化的巨大作用，但是更应该看到民间文化是亿万劳动人民的劳动结晶，保护民间文化就是从民间文化延续上发出的呼喊。其次是东西方更加激烈的碰撞使得民间文化地位的上升，成为现代文化的基础和底色，也成为民族文化共识、民族文化绵延赓续的基础和情感的纽带。若东方的文化全部消亡、大脑中的记忆荡然无存，全部被西方的文化所代替，那么中华民族将会是一个什么概念就应该重新考虑了。夏挽群说，这些直接导致了中国文化运动的产生，而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保护民族先进遗产则成为了这场运动的高潮。再次可以上升到国家文化安全的层面上。美国中情局的用心可谓是极其险恶的，他们已经将这种险恶用心用于对付中国正在迅速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人，并将在今后的生活中继续加大。从日本对中国台湾的50年文化侵略就可以看出端倪，在那50年中，日本的用心同样险恶，他们要求台湾同胞不准说中国话只能说日语，不让过中国的节日，扒掉中国的庙宇改建日本的神社，这些直接导致了目前在台湾仍旧有人信奉日本文化乃至承认日本文化。日本的险恶用心就是想通过这些来改变甚至抹杀台湾同胞心中的文化记忆，这种行为已经上升并涉及到了中国的文化安全问题上来了。民间民族文化的保护和拯救已经到了十分迫切的地步，不仅仅是从上述三个层面上说的，因为我们的民间文化还承担着政治资源、教育资源、道德资源、文化产业资源和未来文化建设资源等五个资源的功能。“民间文化不同于经史子集，它们存在于普通的民居和人们的生活起居中，是生活的文化，是民族个性特征和独特精神的重要表征。”夏挽群说。从历史传承来看，民间文化分为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有专家认为，在中华文明的演进史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规律：每当有形的物质文化受到损毁时，口头的非物质文化就会发挥它巨大的历史功能，维系、保护和传承着中华文明的精神血脉。中华文明之所以成为人类远古文明唯一延续至今的伟大文明，是和口头非物质文化具有延绵不断的强大生命力直接相关的。可以说，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信念的“活史”，是中华民族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基石。留住民族记忆的背影，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才有其生生不息、长远发展的可能和潜能。就此来说，遵循人类口头文化的艺术规律，及时抢救濒危文化遗产，使人类社会创造的非物质文化能够代代相传，文明成果能够千年流淌，源远流长。这既是国民的责任，更是薪火相传的使命。我们能否留住它们曾经的辉煌？随着认识的逐步提升，中国的文化保护已经从原来的那种自在状态变成了自觉的状态，目前全国人大正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立法工作。夏挽群介绍说，目前全国人大正在加快对这些方面的立法进程。2003年2月18日，“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正式启动，这一工程还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这个工程是我国首次对民间文化进行国家级抢救、普查和整理，工程将耗时10年。当年，“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已经在15个省展开，并对其中重要的民间文化进行保护，2004年该工程在另外9个省市进行。冯骥才还和地方学校合作编写乡土教材，培养青年学生的民族文化情感。同样是剪纸，河南西部的剪纸大都自己玩玩，但河北蔚县剪纸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产值数千万元。“这就涉及到市场理念的问题。”夏挽群认为，有些民间艺术难以和市场接轨，即便扶持也难以长久。对那些历史渊源深厚、文化信息丰富、能够和市场接轨的民间艺术可以有针对性地开发。比如曾经是高贵的象征地河南开封的滕派蝶画，他们正在寻求更多的解决办法，以此来推动它进入市场，继而得以更好地传承。对一些已经无法迎合市场的民间艺术形式，该怎么办？“那就养起来。”夏挽群说。对于传统文化来说，只有当人们普遍认识到民族的文化是精粹、值得世界关注时，传统文化才能得到重视。因此，夏挽群认为，“国家教育部门应该加强这个方面的重视，抓传统文化的教育工作应该从中小学入手，在教材中不仅要加入历史的文化，更重要的是各地都有自己的地域文化，因此应该从培养本地的文化认识上进行文化的传承。然而遗憾的是中国的应试教育扼杀了这些！”而对于下一代的传统文化教育，是革新的最好手段之一。据介绍，目前在全国各级学校的课内外教育中，很难看到传统民间文化的身影。有关专家不无忧虑地说道：“下一代教育和兴趣的缺失，将可能断送传统民间文化的未来！”
专著：《白语与白族历史文化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论文：《佤族<司岗里>神话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载何明主编《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第6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一部不应被忽略的佤族研究著作——读<滇西边区考察记>》，载那金华主编《中国佤族“司岗里”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气候、资源与信仰——白族的传统知识与气候变迁》，载《学术探索》2009年第2期。《现代民族学·文献研究方法》，载瞿明安主编《现代民族学（下卷）》第一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2月。《白族生计模式变迁——云南省大理市挖色镇高兴村》，载张跃、何明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农村30年变迁》，民族出版社，2009年1月。《当代中国的饮食人类学》，载瞿明安主编《当代中国文化人类学（上）》，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南诏时期洱海地区的白蛮语地名考释》，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4期。《白语地名考索》，载林超民主编《民族学评论》第二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版。《世纪生态环境史——中国民族村寨生态专题研究》（第二作者，与李继群合作），载张跃主编《中国民族村寨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版。《双语对白族命名的影响》（第一作者，与王锋合作），载《民族语文》2003年第5期。《方国瑜和南诏大理史研究》，载《学术探索》2003年第5期。《试论云南民族史研究与民族语言学的结合》，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4期。《南诏大理时期洱海地区的白蛮语考释》，载林超民主编《新凤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集史料之大成树文化之丰碑――云南史料丛刊简介》，载《西南古籍研究》2001年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南诏官制考》，载林超民主编《民族学通报》第一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
何明属于第3个作者何明，男，1959年6月出生，浙江义乌人，毕业于云南大学，先后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现为云南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核心期刊《思想战线》杂志主编，获云南省政府特殊津贴及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中文名何明国籍中国民族汉族出生日期1959年6月21日毕业院校云南大学社会任职研究重点学术成果专著介绍出版图书教学获奖所获荣誉突出贡献科研成果TA说参考资料社会任职兼任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常务理事曾任云南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院长兼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期刊学会社会科学期刊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会副秘书长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边疆学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跨界民族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民族学专业学科评议组成员等。荣获全国“宝钢优秀教师奖”等荣誉。[1]研究重点研究重点集中于艺术人类学、民族志方法、文化变迁和文化多样性四个领域。近年来，以深入的田野调查和精准的文化解释为基础，担当起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翻译”和各方诉求“调停人”的角色，一方面有效地促进了西南民族地区的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另一方面有力地推动了云南大学民族学的水平提升和学科建设。[1]学术成果学术研究视野开阔，涉及文化人类学、哲学、美学、宗教学、史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开拓性、创见性的丰硕成果。迄今为止，在《民族研究》、《哲学研究》、《文学评论》、《光明日报》（理论版）、《学术月刊》、《思想战线》、《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等重要学术报刊上共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和《中国高校文科学术文摘》全文转载或摘登；出版《中国竹文化研究》、《竹与云南民族文化》、《诗性逻辑与诗化美学--中国古典美学的思维结构》等学术专著10部；为辑刊《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主编；主编与副主编教材和其它论著5部，科研成果多次获云南省、国家部委及国家级奖励，先后获云南省政府特殊津贴及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现为教育部民族学专业学科评议组成员，主持与参国家级课题3项、省级重大科研项目1项、省级科研课题7项，曾获云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和三等奖。[1]专著介绍竹文化研究，是何明学术研究的一个极具创新与开创意义的研究领域。他与人合作，并运用文化学、价值学和符号学的理论，分析其中蕴含的文化意义及其表现的文化特征，从而填补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一项空白，有助于人们更为深入全面地了解与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并为竹产业的开发、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依据和思路，因而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和学术反响。[2]第一，独特的选题，构成了此项研究特殊的学术魅力和文化品味：第二，恢宏的理论视野和多维的研究方法，构成了此项研究深刻透彻的阐释能力和方法论意义：第三，在通过具体事相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和特征方面，做出有益而较成功的努力和尝试；第四，为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提供了积极而具有可操作性的理论观点和文化资源。[2]不仅如此，此项研究受到有关全国一些地区、部门和企业的关注。1995年5月，湖南益阳举办第二届国际竹文化节，组委会聘请何明作为特约专家，到会作专题报告；1997年4月，北京第四届竹文化组委会聘请何明为文化节顾问和活动组织者，为文化节展览“中国竹文化史，确定总体思路与撰写说明文字：四川省青神县农民企业家陈云华以何明的研究成果为基本材料和总体思路，开发建设了一座颇具规模的文化旅游景点“中国竹艺城”，并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2]中国古典美学和少数民族艺术，是何明另一重要研究领域。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何明撰写了《诗性逻辑与诗化美学--中国古典美学的思维结构》专著及系列论文，产生了较大学术反响。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是何明所关注的另一重要领域．他承担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调查研究，并发表了系列论文。[1]出版图书中国竹文化作者名称 何明作品时间 2007年8月1日《中国竹文化》是2007年8月1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何明、廖国强。本书主要讲述了竹在中华民族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作用。中国竹木牙角器收藏鉴赏百问百答—收藏馆￥156来自京东去购买中国竹文化￥来自京东去购买教学获奖主持的“民族学课程群教学团队”于2013年获云南省省级教学团队，排名第一；[1]主持《民族学通论》获云南省“十二五规划教材建设项目”，排名第一；[1]主持《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概论》获云南省“十二五规划教材建设项目”，排名第一；[1]主讲《中国少数民族生态智慧》于2013年获全国精品视频公开课，于2014年被列为“中国大学精品开放课”，并被教育部相关部门批准上传至“爱课程”（icourse）等网站，排名第一；[1]牵头申报民族学特色专业于2010年获准为省级特色专业，排名第一；[1]主讲《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概论》课程于2009年获省级精品课程，并2014年被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评为“大学素质教育精品通选课”；排名第一。[1]所获荣誉2014年12月，全国“宝钢优秀教师奖”；[1]2014年4月，云南省学位委员会、云南省教育厅颁发“云南省优秀硕士论文”导师指导奖；[1]2013年4月，云南省学位委员会、云南省教育厅颁发“云南省优秀博士论文”导师指导奖；[1]2010年11月，红云红河烟草有限责任公司颁发“红云园丁奖”；[1]2009年10月，云南大学颁发“伍达观教育基金第十三届优秀教师奖杰出奖”。[1]突出贡献2014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届学科评议组成员；[1]2013年12月，教育部高等学校民族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1]2013年12月，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颁发“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突出贡献社科专家”；[1]编辑传视频TA说目录在
1、，《苗学研究》（一），贵州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2、《苗语中的汉语借词要规范化》，《贵州民族研究》，1990年第2期。3、《谈谈汉语文的苗文翻译》，《民族工作》，1990年第2-3期合刊。4、《从江县地名谈》，《黔东南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5、《苗语生态与苗文字的统一》，《黔东南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6、《苗语状词在汉译苗中的运用》，《贵州民族研究》，1991年第4期。7、《反切表意文字的初步研究》，《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该文转载人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1993年第5期。8、《反切表意文字是汉藏语系诸语言的新一代理想文字》，1993年第1期。该文转载人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1993年第6期。9、《苗族传统集市在当代市场中的价值》，《贵州省少数民族经济研究》第8集，1993年12月。10、《数词与苗歌》，《苗语文集》，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11、《古驿苗寨话烧灵》，《苗学研究》（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12、《苗语地名的文化内涵发微》，《苗学研究》（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13、《对当代原始农业的再认识》，《中国农史》，1995年第1期。获贵州省第三次社科优秀成果评奖四等奖14、《民族教育困境的实质》，《怀化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15、《<苗语古音构拟>补正：以甲定点为例》，《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4期。该文被Colby Information Center of Science and Cultures收录。16、《民族学田野调查的实质及其操作释解》，《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该文转载于《高校文摘》，1999年第3期。17、《关于发展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思考》，《民族教育》，2001年第3期。18、《苗族交鱼纹图案象征意义剖析》，《吉首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19、《云南丘北县冬瓜寨苗族服饰纹样制作工艺调查》，尹绍亭主编《田野调查报告》（中、老、泰、越苗族/蒙人服饰制作传统技艺传承国际研习班），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20、《文化重构犹如凤凰涅槃：论传统文化利用的难点及化解手段》，方铁主编《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21、《历史民族学多学科整合研究规范的初步探索》，《思想战线》，2002年第1期。转载《高校文摘》2002年第2期。22、《历史民族志研究方法探讨：以〈百苗图〉整理为例》，《贵州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23、《历史人类学与相关学科对话》，周大鸣主编《二十一世纪人类学》，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24、《从〈百苗图〉所载婚俗看婚姻自由》，周大鸣主编《二十一世纪人类学》，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25、《启动族际制衡是落实退耕还牧政策的关键》，《贵州民族研究》2003年第1期。26、《论文化适应的双重性与调适取向的多样性》，《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27．《古今“杨黄”异同考》，《贵州世居民族研究》，贵州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28、《论婚姻理论歧义性之由来》，《吉首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29、《婚姻的理论建构与遮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5期，第77页—88页。30、《人类学理论的批判、反思与自觉》，《民族研究》2007年第2期。 1、《民族调查通论》，贵州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40余万字），独著。2、《〈百苗图〉疏证》，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30余万字)，独著。3、《人类学的理论预设与建构》，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6月版（28万字），合著。 1、《贵州省岑巩县注溪乡岑王村老屋基喜傩神调查报告》，台湾财团法人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出版，1995-10-00，30万字，合著。2、《贵州省晴隆县中营镇新光村硝硐苗族庆坛调查报告》，台湾财团法人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出版，1996-06-00，40万字，合著。3、《贵州省黎平县永从乡侗族九龙村寨调查》，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48万字，主编及作者。 1、非经济因素对民族教育的制约作用分析，鉴定验收合格，1994-07-05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主持人。2、经济转型条件下民族地区义务教育体制的模式研究，鉴定验收合格1997-12-19贵州省教委 主持人。3、武陵山区民族社会经济发展与多元文化互动研究，湖南省社科联1999-2000，主持人。4、《百苗图》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2001年，批准号：01BMZ007，李汉林主持，本人为主要参与者之一。5、全国民族村调查：侗族调查，2003年—2004年，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云南大学211工程建设，子项目组组长。6、苗族调查基地，2004年—2005年，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云南大学211工程建设，子项目组组长。7、晚清以来地方文化资源与乡村权力运作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 2006年，批准号:06BMC026,主持人。
我与中华传统文化携手。在我国传统节日里，我“遥望”古代诗句而感慨。传统文化在我的脑海里似乎已转化成了一串串饮食文化的符码，为我品尝中华“小吃”划定了时间表，我津津有味的咀嚼着传统文化的结晶，我不论在什么时候，都察觉得到它的存在。正月十五元宵节，我知道吃汤圆的时候又到了。“汤圆呢？今天可是元宵节啊！”餐桌上的面包既让我惊讶又让我纳闷。汤圆汤圆，就是一大家子人要团团圆圆的意思。传统文化在不同的节日里，用不同的东西告诉我们。它没有消失，就像大家春节一家要团聚在一起，吃着年饭。不同的人用它们不同的眼光看待它，它的重要性也随之改变。传统文化不仅是流动时间的凝固剂，更是民族个性的烙印。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用自己的个性情感，仿佛群体无意识般地充实着传统文化。内敛含蓄，善良仁义，乐观信赖，天人合一……这是一种纯粹的情感，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的洗礼一路走来，不同时代的人们赋予了它不同的形式，有的至今为人们所熟知，有的已湮没在时代的滚滚洪流中，而现在的我们，尽管奋力追溯着一切传统文化的习俗，争相效仿，但同时并存的，却是日渐冷漠的人情，有的人可以为了工作利益而挤压出更多的时间，却从不为自己的亲友，家人甚至是自己的心灵留一点空间。渐渐地，他们看不见世间的大象，听不到世间的大音，他们与传统文化分手，他们与人间真情绝缘。我们回忆着传统文化，那我们何时能回味传统文化呢？莎士比亚曾经说过：我们所谓的玫瑰，如果换一个名字，不也一样芳香吗？传统文化需要我们的传承，但花谢了无关紧要，我们所必须做的，是让那余香渐飘渐远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以老庄、佛释为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系统 老庄之学与佛释之学从根本学理上来说都是否定诗文存在价值的,但是这两种思想系统却又都对古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什么原因呢? 毫无疑问,这只能说明无论老庄之学还是佛释之学都与诗文价值具有某种相通之处。在我看来,这种相通之处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品格,是对物欲横流之现实世界的否定。对此,人们名之曰审美主义。这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审美”这个概念的,即无直接的功利目的,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老庄、佛释之学当然有诸多差异,它们各自在学理上也是头绪繁多。但究其主旨,可以说正在于否定一切现实世界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将人的心灵提升到一个无知无识、无利无害的价值真空之中。所谓挣脱“名缰利锁”,也就是否弃现实生活中人人信奉的价值观念之意。老庄之“无”,佛释之“空”,根本言之即是将通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统统荡涤之后剩下的空灵心境,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在消除了一切内在与外在强制之后的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老庄的“体道”、“达道”,佛禅的“顿悟”,大约就是指进入这种精神状态之中了。这种精神状态究竟如何,以平常心境自然很难真正体会得到,但根据老庄、佛释之学的言说以意度之,则这种精神状态与人人都可以体会到的“审美体验”大约有某种重要的相似之处。或者可以说, “达道”或“悟”的境界是恒常的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是瞬间的“达道”或“悟”的境界。老庄、佛释之学追求的是这种超越境界的恒常性故而否定诗文之价值。然而诗文和其他审美活动却是在现实中体验老庄、佛释境界的方便形式,故而对其多有汲取。正如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成为英雄豪杰,就愿意借助于想象在虚拟的世界中实现这一理想一样,老庄之学以自然为指归,但是绝大多数现实社会的人却是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之中,于是吟咏自然山水与田园生活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精神需求了;佛释之学以“四大皆空”为人生至上境界,然而现实生活的人绝大多数都在追求“实”而逃避“空”,于是描绘静谧、空灵、清幽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对“空”的向往了。简言之,老庄、佛释之学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实现是难以确知的,但其于文学审美领域的实现却是有目共睹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念于是成为中国古代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相媲美的话语系统。 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念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才形成的。此期主流文化的承担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其变体——士族文人。士族文人是具有实际贵族身份的文人。他们与传统文人士大夫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无须依靠个人奋斗就可以获得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一切都来自家族门第。再加上这个时代的世家大族与君主集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们自然就将家族利益看得远远高于社稷利益,以至于可以说,在士族文人心目中是有家无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在中国古代十分独特的文化场域——以谈论哲理、品藻人物、赏析诗文书画为主要内容的言说空间形成了,即所谓“清谈”。这个文化空间的形成实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诗文风格都是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形成并充分发展起来的。这个文化空间是士族文人开拓出来的,体现了一种贵族化的精神倾向;反过来,它又大大强化和孕育了主流文化的贵族气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掘出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极为精密细微、高远深湛的精神之域。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是在这个时期臻于成熟的。 在这样一种贵族气息浓厚的文化空间中产生出来的诗文价值观,当然也不再是两汉经学语境中的诗学观念,“经世致用”的口号也被“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所取代。审美主义文论观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先秦时期道家那种自然主义的社会乌托邦与个体精神乌托邦在这时都成功地转化为诗文书画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境界了。 我们可以随意挑选几个文论概念来说明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的基本特征: (1) 自然。在六朝的文论话语系统中,自然这个概念是指诗文作品看上去像自然生成的一样,没有丝毫人为痕迹。这个概念的深层文化内涵是老庄崇尚自然无为、否定一切人为的文化建构的精神。在玄学风尚熏陶下,六朝文人极为欣赏自然山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总是生活在山水之间,于是他们一方面大造园林,将山水林木搬到自家庭院中来,另一方面又大量创造表现自然山水的诗文及绘画作品,以寄托向往自然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以自然为上、雕琢为下的审美价值观就形成了,于是, “自然”就成为文论话语中的核心范畴之一。(2) 远。这个概念在六朝时期正式成为重要文论范畴。“远”本来指空间距离之大,后来引申为时间距离之大。在《老子》一书中曾用来指“道”循环往复的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即所谓“逝曰远,远曰返”。六朝文人借这个概念意指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是诗文的一种重要审美境界。诸如“淡远”、“清远”、“高远”、“玄远”、“深远”以及“意远”、“心远”等等,其文化内涵都是指诗文所言说描绘的意象、意境对现实政治生活或通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与背离,是指精神对物质、灵魂对肉体、无对有、无为对有为、超验之物对经验之物的超越与背离。(3)韵。这个概念本是关于声音的,由于有韵之音能够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后来引申为言辞表面之意背后隐含的余意、余味。六朝文人将这个概念用之于诗文书画的评价,有神韵、气韵以及风神气韵等用法。老庄之学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说,认为能够用通常言辞说出的东西不是那个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老庄又有“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之说,意指真正的“象”与“声”是不可以用通常的感官把握的。这样,老庄就给出了一种具有阐释学意义的观念:应该重视没有说出的东西。六朝士族文人秉承了老庄这种精神,在人物品藻上崇尚内涵与风骨,在书画鉴赏上标举“气韵生动”与“传神”,在诗文评价上则讲究“滋味”与“言不尽意”。总之,就是主张含蓄蕴藉而反对浅陋直白,这也是老庄之学在审美层面的显现。 经过六朝时期的张扬,自隋唐以降,审美主义文论观已然成为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相抗衡的文论话语系统了。以王昌龄(托名)《诗格》、释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为代表的审美主义文论观与元白的新乐府运动、韩柳的古文运动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并行不悖,足见这种文论观已经深入人心,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宋、元、明、清同样如此。这说明在长期的碰撞磨合之后,在古代文化场域之中,儒、释、道三家学说已经找到了共存的方式;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触发,已经构成了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儒学与道、释之学的同时共存现象表征着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在生存智慧上走向了成熟——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将出世与入世、建功立业与心灵自由、博施济众与人格提升融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人格。在中国古代,文论或诗学话语、哲学或学术话语、文人士大夫文化人格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同构关系,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 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专门关注诗文的文本构成、语言形式、表现技巧等等方面的文论话语在中国古代同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对此以往的古代文论研究重视不够。这个文论话语系统并不直接与某种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精神发生联系,因此可以说是“价值中立”的,也可以说是关于“形式”或“技艺”的言说。《易传》中关于言、象、意关系的论说,可以看作是这种文论话语的滥觞。在六朝时期,这种诗文评话语系统才正式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自隋唐以至清季,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论话语系统。概而言之,这种文论话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体论。中国古代文体意识成熟较晚,汉儒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标准只能算是文体意识的萌芽状态。只是到了六朝时期,文体意识才算比较成熟起来。曹丕有“四科八体”之分,首次从文体角度将“诗赋”与奏、议、书、论等实用文体区分开来;陆机《文赋》有“体有万殊,物无一量”之说,是讲诗文文体的复杂多样;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进一步以专篇论述文体之流变与特征,自《明诗》至《书记》凡二十篇,论及文体三十余类。而且对这些文体中所包含的更细微的文体差别也言之甚详。因此, 《文心雕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成熟的标志。此后,文体论的演变基本上都离不开刘勰给出的范围。当然,按照现代文学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刘勰依然存在着文学与非文学浑然不分的问题。因为从审美角度看,古代文体几乎没有不讲究审美性的。即使是一封书信,也要写得情文兼至才行。对他们来说,无往而非文学;相比之下,倒是现代人的审美范围缩小了。另外,六朝时期的“言、意之辨”、“文、笔之辨”都是文体意识成熟的表现。 二是创作技巧、技法。先秦乃至两汉时期,文人普遍相信“有德者必有言”以及“诚实在胸臆,文章著竹帛”的观点,不大重视诗文的写作技巧问题。同样也是在六朝时代,由于精神生活成为士族文人首要关注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在各个精神生活门类中都形成了独立而细致的评价系统,于是各种“技艺”也就被空前地重视起来了。刘勰根据各种文体的特征,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写作要求,已经涉及到写作技法问题。沈约等人更进一步提出“四声八病”之说,从声律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技法方面的原则。隋唐之时,诗人沿着六朝开创的创作习惯写作,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和丰富了创作技法与技巧。到了宋代,诗人们开始关注所谓“诗法”、“句法”问题。由于宋代新产生了“诗话”这种文论体裁,所以宋、元、明、清几代关于“体”、“格”、“音律”、“句法”等诗歌写作技巧和修辞方式的议论大大发展起来。涉及这方面的文字远远超过了那些工具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论。 三是关于诗文发展源流的观点。这也是这派文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钟嵘《诗品》分析魏晋六朝时期诗人们的渊源,虽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注意到诗歌创作的前后继承关系应该是一项重要贡献。唐宋以后的诗文评,都把梳理诗人对前人的承继关系作为重要内容。例如,宋人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梳理江西诗派源流关系;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从体制、格律、风格等角度入手,对自《诗经》以迄宋代的诗歌发展演变源流进行梳理,等等。这种着眼于形式诸因素的源流辨析并不属于工具主义或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而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论说,故而应归于诗文评系统。 传统文论的现代命运 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论陷于窘境。由于现代汉语的言说方式代替了古代汉语的言说方式,面对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创作,传统文论似乎失去了阐释能力。但是,传统文论毕竟是曾经延绵千百年的主流话语,事实上,它们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形成的基础,并且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进入到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之中。如果说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接受西方文论话语的过程,那么,古代文论话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这一接受过程的“前理解”或“前结构”,从而对接受对象的选择、接受方式以及接受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传统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在现代以来一直拥有很大市场。无论是“启蒙”、“救亡”,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都需要将文学这种具有莫大社会效果的言说方式当作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来看待。于是,现代文论就与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建立起极为亲密的关系——后者成为前者最有力的话语资源之一,前者则成为后者合乎逻辑的现代发展。从晚清改良主义者对文学社会功用的空前阐扬,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为人生的艺术”、左翼作家主张的“文学革命论”,再到20 世纪50 —70 年代一系列文艺政策的推出,其间无论存在着多大的差异,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精神却是比较鲜明的,这就是文学应该服务于社会。可以说,正是由于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做基础,才使得这种以现实服务为宗旨的现代文论话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主导地位。从1980 年代至今,由于来自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资源在一个时期内被过度使用,导致了文论话语主流地位先后被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话语所占据;倡导文学社会功用的言论空间受到挤压,日益被淡化和边缘化了。 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影响则比较微妙,现代只有那些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论家才与之结缘。审美主义文论虽然以老庄佛释之学为理论依托,但它并不一定直接体现具体的老庄、佛释思想,后者只是为前者提供了进入纯精神、无功利的意义空间的阶梯而已。对于那些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奉行老庄清静自然或佛释无住无执修身原则的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来说,偶尔躲进空灵、超越的审美境界之中小憩一刻,也是对心灵的抚慰与净化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几乎人人对这种审美境界钟爱有加。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积淀,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知识阶层那里也依然时时有所显露,这也就是他们接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我们知道,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是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核心口号就是“为艺术而艺术”。20 世纪20 年代,中国文学界有不少作家、文论家(主要是创造社成员)接受了这个口号,成为与“为生活而艺术”相对立的重要文艺主张。从表面来看,这种主张毫无疑问是从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拿”过来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他们所“唯”之“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审美主义文论的东西。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文论观点就是如此。再看看那些在“为艺术而艺术”口号下进行的创作实绩,例如小品文、抒情诗之类,所表现的艺术境界也同样带有明清小品文的鲜明印记。这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在现代唯美主义思潮中实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传统诗文评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它只关注文学文本构成方面的事情。这种文论传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对西方以“新批评”和“意象批评”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础。例如,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燕卜荪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两次来中国任教,他的诗歌批评方法对当时中国诗歌创作与批评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人对燕氏提出的著名的“含混七型”说颇能心领神会,因为他们是从中国传统文论中固有的“含蓄蕴藉”角度来接受这种观点的。20 世纪80 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文论界掀起热潮,将人们的眼光从社会历史拉向文本自身,这当然主要是当时文化历史语境所决定的,但是中国传统文论对于文本分析的重视以及积累的大量经验肯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另外的相关资料：
有人说中国的河山好，有人说中国的人口众多，但我说的是中国民族和民族文化。我国是一个团结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又汉，壮，蒙古，回，藏，维吾尔，苗族等56个民族成员。下面是各民族的人口统计各民族中，汉族人数最多接近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其他民族人口仅占百分之，称为少数民族我国各少数民族数量相差悬殊，其中人口最多的壮族约1600万，人数少的民族仅几千人，如珞巴族，赫哲族等各民族不论人多少，社会经济发展程度高低，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如何，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具有平等的地位。我国各民族分布的特点是“大杂居小聚居”，相互交错居住。汉族分布最广，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少数民族则主要分布在西南，西北和东北部地区。汉族地区有少数民族居住，少数民族地区也有汉族居住。民族间的交错分布促进了民族交往与合作，为各民族共同繁荣提供了有利条件。我国民族众多，但各个民族都有独特的民族风情。我国民族众多，各民族都有自身的风俗习惯。各具特色的民族风情给人以美的感受。我们要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巩固和发展民族的风俗习惯，巩固和发展民族团结。各民族之间因和睦相处。各个民族的风俗都不一样，都具有特色在少数民族中各乐器都不一样，如；朝鲜族的长鼓，傣族的两面鼓，蒙古族的马头琴，壮族的合欢萧，哈萨克斯族的冬不拉等地民族乐器我就不一一详写了。这些就是我国的民族和民族文化。
弘扬民族精神,爱我锦绣中华"这句话几乎全国人民都知道,但又多少人能做到呢?我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从"人文出祖_黄帝,到尧舜禹的克己爱民,孝敬父母等精神一直延续到现在.我们每次在外国人面前说自己是炎黄子孙,不由得感到自豪起来,滔滔不绝的说着祖先们的那些精神,说什么要向他们学习,可是谁又做到了呢?没有,都没有,我们是那些说话不算数的人,但也有些人在弘扬我国的民族精神建设我么的国家,我们可以弘扬民族精神，弘扬民族精神可以不必做的那么大,不用做的要人人都知道你在弘扬名族精神，可以在公交车上,我们可以给那些老弱病残孕让位,过马路时,可以扶那些老人过马路,还可以不乱丢,乱涂,乱扔……那不就没有什么人得病了吗？不就使得环境受到了保护吗？不就使得我国变得更美好吗？一个祖国的建设不仅仅只靠一个人，要靠全国人民的智慧和双手来建造，听说过“三个臭皮蛋顶一个诸葛亮”的彦语吗？连三个臭皮蛋的智慧都可以顶一个诸葛亮的智慧，这不就说明团结力量大吗？不过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们青少年的学习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我们建设祖国和弘扬名族精神的能力也增强了，所以，我们青少年弘扬名族精神的责任占全国任命弘扬名族精神的人的三分之二。在我们身边不就又很多这样的例子吗？如在1988年的奥运会上，我国乒乓球队的队员们战胜了对方后，使我国获得了参加奥运会以来的第一块乒乓球金牌，也使得乒乓球成为了我国的国球，这不就是在建设祖国吗？还有就是在今年的奥运会上，在男子110米兰冠军刘翔在直径跑道上战胜了黑人，为我们全亚洲争了光还为我国争了光，这不也实在建设祖国吗？……弘扬民族精神，全国人民人人有责，谁都不能丢下这个责任！弘扬名族精神，爱我锦绣中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就是要在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础上，全国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祖国的繁荣昌盛，维护社会主义祖国的统一安全，同心同德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只有维护民族团结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才能更好的凝聚整个民族的力量加快国家建设的步伐，更好的在国际上展现中华民族团结奋进，朝气蓬勃的雄姿，使中华民族真正的自立于世界的民族之林。一曲优美动听的《新疆好》，唱出了两千万天山儿女的心声。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新疆大地安定祥和，到处奏响民族团结的凯歌。 “团结月”凝铸兄弟情 新疆生活着维吾尔、汉、哈萨克、回、蒙古等47个民族，在历代抵御外敌入侵、反对分裂祖国的斗争中，各族人民结下了兄弟般的深厚情谊。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中央和自治区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民族宗教工作，贯彻以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为指导的民族宗教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以民族团结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建立“平等、团结、互助、进步”的新型民族关系。在加强民族团结、搞好民族工作的实践中，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总结出一套成功经验，那就是加强对各族干部群众进行民族团结教育，开展群众性的民族团结创建活动，使民族团结的思想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1982年，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隆重召开新疆首次民族团结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发出了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把加强民族团结教育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的倡议，将每年5月定为全区的民族团结教育月。从此，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在天山南北广泛开展起来。 每年5月春暖花开时，新疆各地的农村牧区、工厂矿山就荡漾起民族团结教育的思想之风和政策之风，形式多样的文艺演出、报刊、广播、电视宣传，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思想和党的民族政策带到各族干部群众的身边，团结互助蔚成风气。 20年来，民族团结教育活动以月促年，在新疆各族干部群众中牢固树立起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使他们懂得了“民族团结则百业兴旺，民族纷争则百姓遭殃”的道理。针对少数民族分裂分子和暴力恐怖分子的活动，自治区党委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反分裂斗争再教育活动，使破坏民族团结的极少数人无处藏身。民族团结教育同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密切结合，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得到普遍尊重。同时，一大批德才兼备、立场坚定的少数民族干部被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目前，全区少数民族干部已达34．8万人，占干部总数的51．8％。随着少数民族科技文化素质的提高，少数民族各级各类专业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在各行各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今年是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月的第20个年头，各地不仅召开座谈会、研讨会和报告会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而且举办了一系列的电影周、文艺演出、图片展览、歌咏比赛、演讲比赛等活动，吸引各族群众广泛参与。自治区各家新闻媒体通过对20年民族团结教育月活动的回顾和评论进行宣传，营造出浓厚的舆论氛围。 1963年，一名刚从扬州医专毕业的青年，满怀希望来到高寒缺氧、风沙肆虐的帕米尔高原，在海拔2100米的乌恰县做了一名医生。他就是已经退休的原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人民医院院长吴登云。 来自江南水乡的吴登云没有被高原恶劣的环境吓倒退缩，而是兢兢业业地在西部边陲的高原上救死扶伤38年。他视柯尔克孜族牧民如亲友、如手足，忠实履行着自己“做一名人民的好医生”的诺言，前后30次为病人无偿鲜血，累计鲜血7000毫升，被当地牧民亲切地称作“白衣圣人”。 吴登云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换回了少数民族同胞的尊敬和爱戴，多次获得各级政府颁发的民族团结模范称号。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之际，党中央表彰了一批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及优秀党务工作者，这位始终如一、扎根边疆缔结各族人民兄弟情谊的人民医生也名列其中。 在并肩建设社会主义、推动社会进步的实践当中，涌现出一个又一个像吴登云这样无私奉献的民族团结先进模范。从1982年至今，新疆共表彰奖励了国家级和自治区级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单位748个，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1273名。 白克日?卡依尔是塔什店火电厂一位普通工人，今年夏天为了抢救不慎落水的汉族儿童，他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这名优秀的维吾尔族工人眼中，汉族同胞就是自己的“吐汗吾干木”（亲兄弟）。他不止一次地伸手援助遇到困难的汉族乡邻同事，替不认识的汉族病人垫付医药费，在各族群众中间传唱成了一曲民族团结的赞歌。 杨忠贤，巴里坤草原上的一名乡村医生。他为草原上的哈萨克族妇女接生3000名婴儿，挽救了数百濒危病人的生命，培养出上百名弟子在草原上救死扶伤。在他死后，哈萨克牧民破例第一次用自已的风俗接纳了这位汉族兄弟，将他安葬在雪山脚下的哈萨克族部落墓群中。 阿布旦，阿勒泰草原上的哈萨克族牧民。1996年冬天，阿勒泰地区遭受30年不遇的特大雪灾，上百名汉族矿工被大雪围困在离阿布旦家毡房不远的地方，随时有生命危险。阿布旦毅然把自家储备的面粉分给断粮的人，把自家正在怀胎的8头奶牛宰杀，将牛肉分给饥饿的汉族弟兄。他让冻伤的矿工住进自己的毡房并让儿子冒着被大雪埋没的危险踩着雪橇下山送信。他说：“为了挽救汉族兄弟的生命，就是遇到再大的困难和危险，也要把信送到。” 自治区各级党委和政府通过树立民族团结先进典型，在全区营造出一种人人讲团结、个个争先进的氛围，推动着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发展，民族团结的思想，已经深深扎根在新疆各族百姓的心中。热爱民族团结的无数群众，在生活和工作中身体力行，数十年如一日地贯彻民族团结的精神，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默默付出。 团结稳定促社会发展 民族团结带来了社会的安宁与稳定，形成了建设合力，为新疆经济与各项社会事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支持新疆的发展。20多年来，新疆基础设施建设总投资3000多亿元，其中国家投资占60％以上。这一时期，新疆国民经济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建立起以农业为基储以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体系。一批大型骨干项目的完成和生产能力的实现，使新疆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大大加强。 棉花和石油是新疆两大优势资源，在中央政府和兄弟省市的支持下，这两项资源已经变成新疆的支柱产业。新疆棉花产量占全国总产的三分之一，这几年各级干部和技术人员下到田间地头，帮助各族群众掌握生产技术，使得棉花连年高产，棉农收入稳步增长。随着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两大油气田不断探明新的储量，新疆已经成为我国石油资源战略接替区，石油天然气资源的开发，也给新疆各族人民带来巨大实惠。伴随石油开发进行的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解决了长期困扰南疆人民的出行不便和照明问题，改善了当地百姓的生活条件。 新疆地域辽阔，地理环境复杂，世居高原和沙漠边缘，尤其是南疆地区的各族群众，生产和生活条件特别艰苦。解决这部分群众的温饱问题，始终是自治区加强民族团结的重要工作。去年，新疆30个贫困县市农牧民的人均纯收入达到1138元，比“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以前增加了570多元，农牧区的贫困发生率从1994年的20％下降到目前的4．4％左右，贫困地区的水、电、路、通讯等基础设施条件得到明显改善。 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促进了新疆对内对外的经贸合作，吸引了大量外来资金。无论是首府乌鲁木齐，还是南疆重镇喀什或西部边城伊宁，到处都是一派和睦安宁的景象，吸引着国内外的投资者。 在新疆这片祖国西部的热土上，各族人民正团结一心，共同营造着团结、稳定、繁荣的美好家园。选择性的摘录吧，这种文章段排列不是很重要，首段尾端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