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本课题从国内外区域经济协调战略的理论研究、现状及趋势分析入手，通过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分析，对照中国不同时期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通过对我国针对不同时期采取的平衡和非均衡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历史回顾，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具体实施以及中国地区范围和省域、市域范围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可行性以科学的论证，为山东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制定和提高综合竞争能力的具体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证参考。本课题共分四个子课题：国内外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理论研究；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历史回顾；山东省区域经济差异形成的原因及现状分析；山东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实施思路及提高综合竞争力的对策研究。区域经济与综合竞争力研究是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对于目前区域发展差异明显的中国尤为重要。区域经济的发展归根到底来源于两方面的推动：一是区域经济的产业组织；二是区域经济的空间组织。产业组织包括多工厂企业区位选择与跨区域产业重组与改造，而区域经济的空间组织是指在一定条件下的区域内或区域间经济发展的资源要素进行空间优化配置的过程，这两方面的协调发展最终都将有效地提高区域综合竞争力。山东省的区域经济差异主要表现在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东西部产业布局不协调，资源空间配置，尤其是人才资源的不合理布局，都严重影响了山东省产业竞争力的持续提高和经济整体健康发展，本课题就是在我国提出科学发展观，要求统筹区域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下，将协调山东省的区域经济发展与提高山东省的综合竞争力紧密联系起来，通过产业协调发展和资源的有效配置，试图将山东省的区域经济发展与提高山东省的综合竞争力之间建立起产业协作和资源配置（尤其是人才资源）协调发展的互动机制，并形成区域经济联盟，制定山东省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探索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这是一项重要的理论创新。本研究成果具有较强的应用价值，为山东省区域经济差异的调控提供科学依据。另外，本课题建立的区域经济差异预警系统，使研究成果有较强的应用性、可操作性、可视性和前瞻性，由此探索出一条软科学与硬技术有机结合对区域经济差异变化进行趋势预测；提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与模式；提出区域经济差异宏观调控的对策；进行区域经济差异预警机制研究，并初步建立区域经济差异预警系统，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变化态势进行动态监测和预警，为山东省政府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提供一定的参考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财税机制研究论文
在平平淡淡的日常中，大家都写过论文吧，论文是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一种说理文章。那么你有了解过论文吗？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财税机制研究论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摘要 ：实质性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当今世界各国共同的宏观经济管理控制目标，更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共同富裕事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愿望。本文针对当今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财税机制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立足于中央与地方两个层面，提出具体改进策略，以期为我国财税机制的优化提供有利参考。
关键词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财税机制；
充分利用区域天然优势，改革优化财税机制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快速发展与稳定发展的有效措施。区域优势存在差异是区域长时间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也是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失调的基础性原因。而财税制度作为外部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对区域优势不明显地区产生有效的弥补作用，进而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根据对欧美等发达地区相关资料的调查，发现创新与优化财税机制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可行性方式。
1、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有关财税机制的问题解析
财税分配机制存在缺陷
财税分配机制涉及范围广阔，主要包括财税收入在地方政府、经济圈与中央之间的具体比例关系。财政收入大量税收项目中，主要支柱性税收占比近90%，这些支柱性税收也就是较为常见的企业所得税、增值税以及营业税三个方面，其余非税收财政收入主要是对国有资产的有偿使用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费用。对上述现象进行合理分析，我们能够发现我国财税分配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体现在区域产业税成果微弱。对2015年三种产业的税收供给量展开分析，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第三产业税收贡献率为，第二产业税收贡献了为，第一产业则为，产业结构相对而言比较合理。税收作为国家宏观调控财政收入的关键内容，具有极为明显的政策导向作用，有些地区过于依赖非税收作为财政收入来源，这将对税收宏观调控作用造成负面影响，征税结果无法达到预期效果，不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1]。
财税权限机制存在缺陷
我国现行的财税权限机制主要包括财政收入支配、财税政策拟定发布、财税执行管理等权限。将地方和中央财政支出作为案例进行分析，依照固定比例将财政支出具体分为三种类型，即地方主导型、中央主导型以及地方责任型。据统计显示，2015年全国23种财政支出项目当中，用于国防军事、国际外交、燃油物资储备等工程的财政支出占比，中央主导型财支的一半以上；用于公共设施、安全、设备运营等17种项目的财政支出占比地方主导型财支的一半以上，由此可见，地方财政支出支配权相对更大，但也同时肩负着更多的公共事业责任。这种财税权限机制存在比较严重的缺陷，主要问题体现在地方财政权限和公共事业责任匹配度不足。中央财政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之间的比例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维持在3:7的局面，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实行分税制以后，中央财政收入比重逐渐上升至55%。2006年以前，中央财政支出与地方财政支出比例同样是3:7，2013年到2016年地方财政支出一度超过80%，大幅高于总财政收入。当今，地方事权与中央事权在法律层面并没有具体界限，通过二者财政支出比例可知，中央将大量支出任务交付于地方，例如上述23种财政支出项目中，就有2种为地方责任型、17种为地方主导型。地方政府肩负大量本应由中央承担的教育、交通、农林、国土等公共事业的建设，引发地方和中央之间的公共事权偏移错位现象，使地方经济发展陷入窘境。
2、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财税机制策略
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稳定的发展，必须对相关财税机制、政策加以优化和完善，放宽我国大量欠发达地区财税管理权利，为其供应接二连三的优惠措施，进而从国家层面对经济发展形成促进作用，提升公共事业和人民生活均衡水准，不断减小东北、西北等欠发达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差距，进而良好完成协调稳定发展的根本目标[2]。
优化财税分配
优化财税分配机制应从两个方面着手：
第一，优化共享税比例。在我国营改增战略事业的驱使下，地方政府能够在短时间保有地方财政实力，但就长远角度来讲，仍然不够完善。因此，应在完全取消营业税以后，重新构建增值税具体分享占有比例，使地方政府分配比例达到40%。同时，为加速我国大量欠发达地区经济进步，提高对此类地区的鼓励和支持力度，应对偏远山区、产业优势严重欠缺、资源干枯、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的欠发达或困难地区进一步增加五到十个百分点的分成。此外，还应逐渐取消城建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税款项目以企业、行业为基础进行税收分享的现行方式，应给予省级以下立法部门或地方政府自行规定增值税划分规则的权利。
第二，优化或重塑地方税收系统。国家应尽快推出资源税整改措施，例如将石油、天然气、水资源、森林资源等归纳为征税体系，以从量定额、从价定率的角度实现从价计税，从根本上提高自然资源负税能力。然而，对于欠发达地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传统资源城市应依照具体情况实施减免赋税的政策；优化个人所得税，根据具体行业和普适性计税方法，拓展综合所得税内容；深化房地产税收项目改革优化，使传统土地使用税与房产税合二为一，由地区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具体税率。
改革财税权限
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应对现行财税实施全方位改革。一方面，将地方和中央之间所应承担的责任进行具体划分，让其界限清晰。例如，中央应负责九年义务教育、公共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事业，负责国家安全、外交、消防、警察等安全类事业支出，而地方政府应负责地方区域内城市中的公共交通、公共环境建设等事业的支出，将高速公路、铁路、航空等大型交通运输事业，水利、电网建设等大型工程建设事业设定为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支出，并根据我国目前国情，明确比例；另一方面，现阶段，我国中央占有、支配财政的权利相对较大，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可根据地方具体情况，适度放宽该区域政府的财权。例如，以科学、客观、合理的形式重新划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确定权、解释权、减免权等。
在分税制度背景下，地方和中央均有着不同程度的独立税收，应给予地方政府关于固定税收的管理权限，并且该权限必须以独立自主的模式存在，将非全国性征收的税收立法权、减免权交予地方，在中央制定全国性征收的个人房产税、资源税等地方主要税收法律的同时，给予地方适当的减免权和细微调整权，进而为地方财政实力增加和经济增长提供有力保障[3]。除此之外，我国还应对财税绩效评价体系进行合理完善。例如，明确协调发展标准，构建以国家为主体，省级、地方政府相互配合的绩效评价规则。其中，财税评价的主体机构应包括审计部门、立法部门、税务机关以及财政机构等，将责权制度应用于财税评价工作上，实现分工明确、责任明晰、制约合理的新局面，扩大评价的内容范围，将财政分配的整体过程全部划分到评价体系当中，加大力度对税收管理、财政收入等工作的绩效评价。
3、结语
综上所述，合理、科学、符合我国国情的财税制度是确保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就目前我国现行财税机制而言，在制度、权限等多个方面存在问题，对其进行优化和改革是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之路。中央和地方应立足于不同地区不同情况，以此为基础不断完善我国财政机制，进而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奠定基础。
4、参考文献
[1]马万里.中国式财政分权经济增长导向型特征分析-兼论经济持续增长与社会和谐发展的体制约束[J].社会科学,2014(09):32-42.
[2]徐丽媛,王胜伟.借鉴“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创新生态补偿财税责任制度及其立法完善[J].兰州学刊,2014(08):136-142.
[3]陈厚义.后发地区财税制度改革的特征问题、动力体系与应对策略[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4,30(05):3-9.
区域经济一体化 一体化的含义是把各个部分结合为一个整体.一体化概念在很多的自然学科和社会学科领域中得以应用.在经济学领域里,一体化首先出现于对企业经营活动的研究中.自上世纪50年代初起,一体化被广泛应用于对国际经济活动的研究中,用来形容多个国家独立的经济活动融合为紧密相联的一个整体的经济活动.按照涉及的国家范围来划分,经济一体化可以分为区域性的经济一体化和世界性的经济一体化.就目前经济一体化的实践和理论来看,经济一体化主要是区域性的. 经济一体化的定义最早是由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在1954年提出的.他认为:"经济一体化就是将有关阻碍经济最有效运行的人为因素加以消除,通过相互协调与统一,创造最适宜的国际经济结构." 丁伯根还把经济一体化分为消极一体化和积极一体化.他认为,消除歧视和管制制度,引入经济交易自由化是消极的一体化;而运用强制的力量改造现状,建立新的自由化政策和制度是积极的一体化. 关于经济一体化的定义众说纷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定义是美国经济学家巴拉萨在1961年则提出的.他说:"我们建议把经济一体化定义为既是一个过程,又是一种状态.就过程而言,它包括旨在消除各国经济单位之间差别待遇的种种举措;就状态而言,则表现为各国间各种形式的差别待遇的消失." 巴拉萨的定义是从行为或手段的角度来描述经济一体化的,但没有指出经济一体化的目的或效果是什么.为此,另外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柯森对巴拉萨所说的一体化是"过程"解释为:"导向全面一体化的成员国间生产要素再配置;对一体化是"状态"解释为"业已一体化的国家间生产要素最佳配置." 波兰经济学家查尔斯托斯基回避"过程"或"状态"之分,指出经济一体化的本质是劳动分工,即"按国际劳动分工的要求来调整各国的经济结构." 我们综合了众家之说,把区域经济一体化定义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通过协商并缔结经济条约或协议,实施统一的经济政策和措施,消除商品,要素,金融等市场的人为分割和限制,以国际分工为基础来提高经济效率和获得更大经济效果,把各国或各地区的经济融合起来形成一个区域性经济联合体的过程. 国家或地区之间经济政策和措施的统一,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方面是内部经济政策和措施的统一,即有关成员国之间实施统一的经济贸易政策;另一个方面是外部经济政策和措施的统一,即有关成员国之间实施统一的对非成员国的经济贸易政策.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践中,并不是一开始就在这两个方面同时实现统一的.参与一体化的国家往往先在成员国之间取消贸易和其它经济活动中的人为限制,逐步实施统一的内部经济政策,然后实现外部经济政策的统一. 区域经济一体化要求成员国之间在经济政策上实现一定程度的统一,实质上是成员国经济主权一定程度的限制和让渡.这种经济主权限制和让渡程度的区别,意味着成员国之间经济结合程度的高低,从而可划分出不同层次和水平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成员国经济主权限制和让渡出来的部分,需要有一个组织机构来管理及行使.因而在较高层次和水平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中,一般都有一个根据条约或协议而组成的超国家机构,并赋予该超国家机构一定的权力和职能.随着经济一体化水平的提高,各成员国逐步向该机构让渡更多的经济主权,由该超国家机构行使更多的共同内部经济政策和一致的对外经济政策. 区域经济一体化包含着两层含义: 一层含义是指成员国之间经济活动中各种人为限制和障碍逐步被消除,各国市场得以融合为一体,企业面临的市场得以扩大;另一层含义是指成员国之间签订条约或协议,逐步统一经济政策和措施,甚至建立超国家的统一组织机构,并由该机构制定和实施统一的经济政策和措施.对此, 学术界将前者称为功能性一体化, 将后者称为制度性一体化.功能性一体化与制度性一体化是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两种趋势.功能性一体化的发展来自于各国市场经济自发的内在要求,当它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必然要求制度性一体化给予保障和促进;而制度性一体化会加深功能性一体化的程度.功能性一体化是制度性一体化的准备,具有一体化的实质性意义;制度性一体化是功能性一体化的阶段性标志,具有一体化的形态性意义. 因此,功能性一体化与制度性一体化具有密切的关系.两者既可相互促进,也可相互制约.从世界区域一体化的实践来看,制度性一体化具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因而,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制度性一体化的进展.
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支撑效应论文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
近年来，我国区域金融各地区总体运行平稳，金融改革不断深入，区域金融发展更趋协调，金融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末，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分别实现地区生产总值万亿元、万亿元、万亿元和万亿元。与此同时，我国的区域金融发展水平也不断提高，各地区存款平稳增长，贷款保持较快增长，信贷结构进一步优化。但不可否认的是，区域之间仍然存在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因而，在贯彻落实“总量平稳、结构优化”的要求基础上，提高区域金融服务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能力，以实现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这种背景形势，本文收集了中国1997～2013年衡量东、中、西、东北四大经济区域31个省市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评价指标值。并基于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的基础，建立固定效应模型。通过对固定效应模型参数的估计，具体分析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由此，提出强化区域金融作用的措施，促进区域金融、经济的协调发展。
（二）文献综述
1.国外的文献综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国外学者对相关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早，因而理论体系相对比较成熟。熊彼特（1912）从银行和信用的角度说明金融在经济增长中所发挥的作用，认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于企业家的创新，而企业家的创新离不开银行信用的创造，并且指出运行良好的银行通过鉴别那些能成功地开发新产品和新生产方法的企业家，为其提供信贷从而刺激技术的进步，间接促进经济的增长。帕特里克（1966）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提出两种模式，即“需求跟随型”和“供给引导型”，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供给引导型”模式较为普遍，而到了经济发展的成熟阶段，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呈现出“需求跟随型”模式。麦金农和肖（1973）提出了“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认为发展中国家要使其金融和经济不断发展，应放弃所奉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实行金融深化改革。Pagano（1993）基于内生凸性增长模型（AK模型）研究稳定状态下金融发展主要通过影响社会的储蓄率、资本的配置效率、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比例等途径实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King和Levine（1993）选取金融中介规模、银行信贷规模以及私营企业获取的信贷规模三个指标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并对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进行控制，实证结果表明，金融中介发展水平对长期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从国外研究的文献可以看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而经济增长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金融的发展。这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为我国国内学者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与支撑。
2.国内的文献综述。国内学者对区域金融发展、区域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本文主要从区域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增长、区域金融发展的非均衡性这两个角度对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问题进行研究。关于区域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方面，张企元（2006）通过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三大区域金融（贷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性，并且中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大。同时，在分析金融调控（总量调控和结构调控）对区域差距影响的基础上，得出缩小区域金融发展差距有赖于结构性的金融调控。胥嘉国（2006）基于随机效应模型分析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影响，结果表明，区域金融发展无论是在量的增长上还是在质的提高上都有助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同时工具变量法（IV）估计结果进一步说明，金融发展在质的提高方面比量的扩张更有助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杨圣奎（2010）选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我国1990～2008年间区域金融支持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区域金融发展对地区经济的支持存在较大差异，并进一步证实在金融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存在通过金融发展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赵本福等人（2013）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对我国1998～2010年30个省市的区域经济增长与金融支持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从长期看，我国金融支持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均衡关系，金融支持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从短期看，金融支持的不同方面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同方向的影响。关于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研究方面，赵伟、马瑞永（2006）运用泰尔指数测度方法对我国1978～2001年间中国区域金融增长差异进行了分析,并对总体差异进行了分解。结果表明，1978～1991年区域金融增长差异迅速上升，之后呈现下降的趋势，整体表现出类似于经济发展的“威廉姆森倒U假说”的特征，并指出我国区域金融增长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金融增长差异。李敬、冉光和、孙晓铎（2008）运用基尼系数、Theil指数和对数离差均值对我国1978～2004年金融发展的省际差异、东中西金融发展差异和城乡发展差异进行了全面的度量，并运用R/S方法对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长期变动趋势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区域金融发展的差异主要源于城乡发展的差异，区域间金融发展差异一直位于高位状态，并且从未来的变动趋势来看，区域间金融发展差异在未来总体上可能会进一步扩大。田菁（2011）从部门和整体这两个角度考察了中国区域金融发展的现状，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虽然稳定但整体市场化程度不高，区域金融差异显著表现在金融发展的总量上，因而有针对性地提出关于区域金融发展的政策建议。通过以上文献梳理表明：我国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区域金融的发展支持区域经济的增长。但由于各区域金融发展存在非均衡性，导致区域金融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度不同。本文尝试从区域金融规模、区域金融效率、区域金融结构这三方面分析研究我国区域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支持效应。
二、中国区域金融发展支持区域经济增长的效应研究
（一）区域金融规模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支持效应
金融规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主要是通过金融资产的不断增加、金融机构数量的递增、金融工具的多元化等途径得以实现。一般而言，金融规模越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也会相应地增加。因而，区域经济的发展有赖于区域金融规模的支持。表1给出了我国2005～2013年东、中、西、东北地区的GDP与金融机构的本外币存贷款余额，由此简要地说明区域金融规模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的关系。由表1可以看出：①从纵向来看，东、中、西、东北四大经济区域金融机构的存贷款总额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而相应的GDP也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区域金融资产规模与区域经济之间存在正向的相关关系，区域金融资产的增长将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②从横向来看，2005～2013年间各地区的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东部>西部>中部>东北，即各区域金融发展存在一定的差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非均衡。但从理论上看，金融资产规模的增加将有利于推动经济的增长。
（二）区域金融效率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支持效应
金融效率反映了金融发展水平，因而金融效率的高低将影响经济发展水平。Pagano（1993）内生凸性增长模型是将金融因素纳入到促进经济增长机制的理论模型之一，认为储蓄—投资转化率反映了金融市场改进资源配置的效率，储蓄向投资的有效转化将对经济增长形成一定的影响。由此，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多是将吸收的存款有效转化为贷款，进而投资于能产生回报率较高的领域，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因而，区域金融效率将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区域经济的增长。
（三）区域金融结构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支持效应
区域金融结构与区域经济增长方式是相辅相成的，金融结构的变化往往可以反映出一个区域经济增长结构和方式的变化。本文主要从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比例说明区域金融结构支持区域经济增长。中长期贷款一般用于新建、扩建、改造、开发、购置等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贷款。因而，区域中长期贷款比例增加，可投资于固定资产项目的资金就相对越多，这将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的长期发展。同样，区域间不同的金融结构将会对经济起到不一样的促进作用。
三、中国区域金融支撑的实证研究——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检验
（一）指标的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在使用面板数据研究我国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过程中，通过参考闵姣（2013）的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以浙江省为例，张亮（2013）的区域经济增长与金融支撑能力的实证研究——以吉林省为例等多篇学术文章的基础上，选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RJGDP）作为衡量区域经济增长的指标。而在衡量区域金融发展水平上，本文主要选取以下三个方面指标：①区域金融规模指标，本文采用戈德史密斯在1969年提出来的金融相关率（FIR）来衡量，它指某一时点上一国的全部金融资产价值与该国的经济活动总量之比。对于欠发达省份，证券市场和保险市场并不发达，并根据数据的可得性，FIR通过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L）与金融机构存款余额（D）之和与区域GDP的比值作为衡量指标。公式：FIR=(L+D)/地区GDP。②区域金融效率指标（LD）,即将金融机构存款转化为贷款的效率，公式：LD=L/D。③区域金融结构指标（RL），本文选用中长期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值衡量，公式：RL=R/L，其中R表示中长期贷款。本文主要选取了我国东、中、西、东北四大区域31个省市的1997～2013年17年的面板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各地区的《区域金融运行报告》。在实证检验前，为避免数据的剧烈波动，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因而，首先对各指标取自然对数，分别命名为：LNRJGDP、LNFIR、LNLD、LNRL。
（二）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支持的实证检验
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由于面板数据反映了时间和截面空间的二维信息，因此，与时间序列数据相同，面板数据也可能存在单位根。为避免伪回归，确保回归结果的有效性，需对面板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本文主要采取LLC检验和Fisher-ADF检验方法对面板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由表2单位根检验结果可知，对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各指标序列均拒绝单位根的原假设，即经济增长指标LNRJGDP、金融规模指标LNFIR、金融效率指标LNLD、金融结构指标LNRL均为平稳序列。对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金融发展规模指标LNFIR为一阶单整，而经济增长指标LNRJGDP、金融效率指标LNLD、金融结构指标LNRL均为平稳序列。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对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协整检验。
2.面板数据模型的协整检验。
通过上述的分析，东部和中部地区的LNRJGDP、LNFIR、LNLD、LNRL均为平稳序列，而西部和东北地区除LNFIR为一阶单整外，其余变量也均为平稳序列。在此基础上，检验多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本文主要采用Pedroni检验方法对面板数据模型进行检验。从表3的Pedroni检验结果可以看出：①东部地区面板数据模型的协整检验结果显示，除PanelADF和GroupADF的统计值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外，其他统计量值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LNRJGDP、LNFIR、LNLD、LNRL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②中部地区面板数据模型的协整检验结果显示，Panelv、Panelrho以及Grouprho的统计值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中部地区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③西部地区面板数据模型的协整检验结果显示，除Panelv和GroupADF的统计值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外，其他统计量值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西部地区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④东北地区面板数据模型的协整检验结果显示，Panelrho、Grouprho以及GroupPP的统计值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东北地区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因此，对每一个区域而言，各变量之间都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在此基础上对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回归，其结果更具有效性。
3.模型的选择与建立。
面板数据是同时在时间和截面空间上取得的二维数据。运用面板数据对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现象进行分析时，主要可以建立三种模型，即混合横截面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在具体的分析过程中，可依据Hausman检验统计量和伴随概率判断应建立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并进一步依据F统计量检验建立混合模型还是固体效应模型。
4.面板数据模型的参数估计。
为具体分析我国区域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本文利用1997～2013年31个省市四大经济区域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从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东部地区LNFIR和LNRL的系数非常显著，而从LNFIR、LNLD、LNRL的回归系数可知，1997～2013年间，区域金融规模、区域金融效率、区域金融结构对区域经济增长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金融规模和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大，而金融效率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LNRL的系数非常显著，并对该区域经济增长起主要的推动作用。此外，可以发现金融规模对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负作用。西部地区LNLD和LNRL的系数非常显著，但从LNLD和LNRL的回归系数看出，金融结构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起主要的推动作用，而金融效率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向的影响。东北地区LNFIR和LNRL的系数非常显著，金融结构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推动作用，但金融规模对该区域的经济增长却表现为抑制作用。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中国1997～2013年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区域金融各要素支持区域经济增长的效应，得出三个基本结论：①区域金融规模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而对中、西、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没有显著的影响；②区域金融效率对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的作用；③区域金融结构在区域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主要作用，对东、中、西、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均具有重要的贡献。以上结论显示，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地区性差异，并且金融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度也不同。由此，可以得到以下启示。第一，推行有差别的金融政策，实现金融政策的区域化。目前，我国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存在非均衡性。各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在一定程度上与区域金融存在密切的相关关系。通过上述的实证分析，区域金融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存在差异，因而，应针对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特点，实施差别的金融政策，实现区域金融的协调发展，以缩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第二，积极推动区域金融创新，提高区域金融服务于区域经济的效率。首先，政府应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特点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为金融创新创造有利环境。其次，金融部门应不断完善金融服务体系，提高区域金融服务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能力。最后，深入推进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第三，深化金融改革，实现区域金融与经济的均衡协调发展。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其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就是金融体系不完善和金融机制的不健全。因而，只有通过不断地深化金融改革，建立一个多层次、多元化、功能齐全的金融体系，实现区域金融的均衡发展，才能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支撑效应论文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
近年来，我国区域金融各地区总体运行平稳，金融改革不断深入，区域金融发展更趋协调，金融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末，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分别实现地区生产总值万亿元、万亿元、万亿元和万亿元。与此同时，我国的区域金融发展水平也不断提高，各地区存款平稳增长，贷款保持较快增长，信贷结构进一步优化。但不可否认的是，区域之间仍然存在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因而，在贯彻落实“总量平稳、结构优化”的要求基础上，提高区域金融服务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能力，以实现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这种背景形势，本文收集了中国1997～2013年衡量东、中、西、东北四大经济区域31个省市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评价指标值。并基于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的基础，建立固定效应模型。通过对固定效应模型参数的估计，具体分析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由此，提出强化区域金融作用的措施，促进区域金融、经济的协调发展。
（二）文献综述
1.国外的文献综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国外学者对相关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早，因而理论体系相对比较成熟。熊彼特（1912）从银行和信用的角度说明金融在经济增长中所发挥的作用，认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于企业家的创新，而企业家的创新离不开银行信用的创造，并且指出运行良好的银行通过鉴别那些能成功地开发新产品和新生产方法的企业家，为其提供信贷从而刺激技术的进步，间接促进经济的增长。帕特里克（1966）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提出两种模式，即“需求跟随型”和“供给引导型”，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供给引导型”模式较为普遍，而到了经济发展的成熟阶段，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呈现出“需求跟随型”模式。麦金农和肖（1973）提出了“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认为发展中国家要使其金融和经济不断发展，应放弃所奉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实行金融深化改革。Pagano（1993）基于内生凸性增长模型（AK模型）研究稳定状态下金融发展主要通过影响社会的储蓄率、资本的配置效率、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比例等途径实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King和Levine（1993）选取金融中介规模、银行信贷规模以及私营企业获取的信贷规模三个指标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并对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进行控制，实证结果表明，金融中介发展水平对长期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从国外研究的文献可以看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而经济增长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金融的发展。这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为我国国内学者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与支撑。
2.国内的文献综述。国内学者对区域金融发展、区域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本文主要从区域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增长、区域金融发展的非均衡性这两个角度对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问题进行研究。关于区域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方面，张企元（2006）通过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三大区域金融（贷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性，并且中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大。同时，在分析金融调控（总量调控和结构调控）对区域差距影响的基础上，得出缩小区域金融发展差距有赖于结构性的金融调控。胥嘉国（2006）基于随机效应模型分析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影响，结果表明，区域金融发展无论是在量的增长上还是在质的提高上都有助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同时工具变量法（IV）估计结果进一步说明，金融发展在质的提高方面比量的扩张更有助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杨圣奎（2010）选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我国1990～2008年间区域金融支持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区域金融发展对地区经济的支持存在较大差异，并进一步证实在金融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存在通过金融发展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赵本福等人（2013）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对我国1998～2010年30个省市的区域经济增长与金融支持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从长期看，我国金融支持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均衡关系，金融支持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从短期看，金融支持的不同方面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同方向的影响。关于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研究方面，赵伟、马瑞永（2006）运用泰尔指数测度方法对我国1978～2001年间中国区域金融增长差异进行了分析,并对总体差异进行了分解。结果表明，1978～1991年区域金融增长差异迅速上升，之后呈现下降的趋势，整体表现出类似于经济发展的“威廉姆森倒U假说”的特征，并指出我国区域金融增长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金融增长差异。李敬、冉光和、孙晓铎（2008）运用基尼系数、Theil指数和对数离差均值对我国1978～2004年金融发展的省际差异、东中西金融发展差异和城乡发展差异进行了全面的度量，并运用R/S方法对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长期变动趋势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区域金融发展的差异主要源于城乡发展的差异，区域间金融发展差异一直位于高位状态，并且从未来的变动趋势来看，区域间金融发展差异在未来总体上可能会进一步扩大。田菁（2011）从部门和整体这两个角度考察了中国区域金融发展的现状，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虽然稳定但整体市场化程度不高，区域金融差异显著表现在金融发展的总量上，因而有针对性地提出关于区域金融发展的政策建议。通过以上文献梳理表明：我国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区域金融的发展支持区域经济的增长。但由于各区域金融发展存在非均衡性，导致区域金融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度不同。本文尝试从区域金融规模、区域金融效率、区域金融结构这三方面分析研究我国区域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支持效应。
二、中国区域金融发展支持区域经济增长的效应研究
（一）区域金融规模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支持效应
金融规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主要是通过金融资产的不断增加、金融机构数量的递增、金融工具的多元化等途径得以实现。一般而言，金融规模越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也会相应地增加。因而，区域经济的发展有赖于区域金融规模的支持。表1给出了我国2005～2013年东、中、西、东北地区的GDP与金融机构的本外币存贷款余额，由此简要地说明区域金融规模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的关系。由表1可以看出：①从纵向来看，东、中、西、东北四大经济区域金融机构的存贷款总额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而相应的GDP也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区域金融资产规模与区域经济之间存在正向的相关关系，区域金融资产的增长将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②从横向来看，2005～2013年间各地区的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东部>西部>中部>东北，即各区域金融发展存在一定的差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非均衡。但从理论上看，金融资产规模的增加将有利于推动经济的增长。
（二）区域金融效率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支持效应
金融效率反映了金融发展水平，因而金融效率的高低将影响经济发展水平。Pagano（1993）内生凸性增长模型是将金融因素纳入到促进经济增长机制的理论模型之一，认为储蓄—投资转化率反映了金融市场改进资源配置的效率，储蓄向投资的有效转化将对经济增长形成一定的影响。由此，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多是将吸收的存款有效转化为贷款，进而投资于能产生回报率较高的领域，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因而，区域金融效率将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区域经济的增长。
（三）区域金融结构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支持效应
区域金融结构与区域经济增长方式是相辅相成的，金融结构的变化往往可以反映出一个区域经济增长结构和方式的变化。本文主要从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比例说明区域金融结构支持区域经济增长。中长期贷款一般用于新建、扩建、改造、开发、购置等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贷款。因而，区域中长期贷款比例增加，可投资于固定资产项目的资金就相对越多，这将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的长期发展。同样，区域间不同的金融结构将会对经济起到不一样的促进作用。
三、中国区域金融支撑的实证研究——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检验
（一）指标的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在使用面板数据研究我国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过程中，通过参考闵姣（2013）的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以浙江省为例，张亮（2013）的区域经济增长与金融支撑能力的实证研究——以吉林省为例等多篇学术文章的基础上，选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RJGDP）作为衡量区域经济增长的指标。而在衡量区域金融发展水平上，本文主要选取以下三个方面指标：①区域金融规模指标，本文采用戈德史密斯在1969年提出来的金融相关率（FIR）来衡量，它指某一时点上一国的全部金融资产价值与该国的经济活动总量之比。对于欠发达省份，证券市场和保险市场并不发达，并根据数据的可得性，FIR通过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L）与金融机构存款余额（D）之和与区域GDP的比值作为衡量指标。公式：FIR=(L+D)/地区GDP。②区域金融效率指标（LD）,即将金融机构存款转化为贷款的效率，公式：LD=L/D。③区域金融结构指标（RL），本文选用中长期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值衡量，公式：RL=R/L，其中R表示中长期贷款。本文主要选取了我国东、中、西、东北四大区域31个省市的1997～2013年17年的面板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各地区的《区域金融运行报告》。在实证检验前，为避免数据的剧烈波动，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因而，首先对各指标取自然对数，分别命名为：LNRJGDP、LNFIR、LNLD、LNRL。
（二）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支持的实证检验
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由于面板数据反映了时间和截面空间的二维信息，因此，与时间序列数据相同，面板数据也可能存在单位根。为避免伪回归，确保回归结果的有效性，需对面板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本文主要采取LLC检验和Fisher-ADF检验方法对面板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由表2单位根检验结果可知，对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各指标序列均拒绝单位根的原假设，即经济增长指标LNRJGDP、金融规模指标LNFIR、金融效率指标LNLD、金融结构指标LNRL均为平稳序列。对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金融发展规模指标LNFIR为一阶单整，而经济增长指标LNRJGDP、金融效率指标LNLD、金融结构指标LNRL均为平稳序列。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对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协整检验。
2.面板数据模型的协整检验。
通过上述的分析，东部和中部地区的LNRJGDP、LNFIR、LNLD、LNRL均为平稳序列，而西部和东北地区除LNFIR为一阶单整外，其余变量也均为平稳序列。在此基础上，检验多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本文主要采用Pedroni检验方法对面板数据模型进行检验。从表3的Pedroni检验结果可以看出：①东部地区面板数据模型的协整检验结果显示，除PanelADF和GroupADF的统计值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外，其他统计量值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LNRJGDP、LNFIR、LNLD、LNRL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②中部地区面板数据模型的协整检验结果显示，Panelv、Panelrho以及Grouprho的统计值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中部地区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③西部地区面板数据模型的协整检验结果显示，除Panelv和GroupADF的统计值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外，其他统计量值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西部地区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④东北地区面板数据模型的协整检验结果显示，Panelrho、Grouprho以及GroupPP的统计值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东北地区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因此，对每一个区域而言，各变量之间都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在此基础上对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回归，其结果更具有效性。
3.模型的选择与建立。
面板数据是同时在时间和截面空间上取得的二维数据。运用面板数据对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现象进行分析时，主要可以建立三种模型，即混合横截面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在具体的分析过程中，可依据Hausman检验统计量和伴随概率判断应建立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并进一步依据F统计量检验建立混合模型还是固体效应模型。
4.面板数据模型的参数估计。
为具体分析我国区域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本文利用1997～2013年31个省市四大经济区域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从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东部地区LNFIR和LNRL的系数非常显著，而从LNFIR、LNLD、LNRL的回归系数可知，1997～2013年间，区域金融规模、区域金融效率、区域金融结构对区域经济增长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金融规模和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大，而金融效率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LNRL的系数非常显著，并对该区域经济增长起主要的推动作用。此外，可以发现金融规模对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负作用。西部地区LNLD和LNRL的系数非常显著，但从LNLD和LNRL的回归系数看出，金融结构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起主要的推动作用，而金融效率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向的影响。东北地区LNFIR和LNRL的系数非常显著，金融结构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推动作用，但金融规模对该区域的经济增长却表现为抑制作用。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中国1997～2013年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区域金融各要素支持区域经济增长的效应，得出三个基本结论：①区域金融规模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而对中、西、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没有显著的影响；②区域金融效率对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的作用；③区域金融结构在区域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主要作用，对东、中、西、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均具有重要的贡献。以上结论显示，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地区性差异，并且金融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度也不同。由此，可以得到以下启示。第一，推行有差别的金融政策，实现金融政策的区域化。目前，我国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存在非均衡性。各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在一定程度上与区域金融存在密切的相关关系。通过上述的实证分析，区域金融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存在差异，因而，应针对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特点，实施差别的金融政策，实现区域金融的协调发展，以缩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第二，积极推动区域金融创新，提高区域金融服务于区域经济的效率。首先，政府应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特点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为金融创新创造有利环境。其次，金融部门应不断完善金融服务体系，提高区域金融服务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能力。最后，深入推进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第三，深化金融改革，实现区域金融与经济的均衡协调发展。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其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就是金融体系不完善和金融机制的不健全。因而，只有通过不断地深化金融改革，建立一个多层次、多元化、功能齐全的金融体系，实现区域金融的均衡发展，才能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任何时候硬件设施的发展速度永远都比社会发展的速度慢，也就是说，公路永远比汽车增长速度慢，机场永远是不够用的，公交车永远是拥挤的。。。贫富差距是社会发展的正常反映，我们能做到的是把这个差距控制在一定范围，让贫富差距消失是永远不可能的。
2017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论文篇二 《浅谈国内外经济协调与企业决策》 摘要：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关键转折时期。从时代背景看，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双中期’区间”;从国际背景看，存在中国经济内外平衡问题，中国经济2006年增长，2007年增长可能达到左右。 关键词：经济协调 企业决策 工业化 城市化 外汇储备 汇率 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关键转折时期，正处在与国际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时期，这就使得我国企业家在做重大决策时，不得不既考虑国内经济环境，也要考虑国际经济变化，还要观察国内外经济的相互影响。这里，本文就我国经济所处的大阶段、国内外经济的协调、我国经济增长近期预期及挑战等，做一简要的分析。 一、企业决策的时代背景：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双中期’区间” 经济发展包括经济增长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科技及政治结构变化。我们根据国内外关于经济发展阶段的理论和中国发展阶段的现实，选择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作为核心指标，同时对比美国经济发展历程，得出我国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双中期’区间”的判断，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双中期’区间”中国经济发展的五大特征，概括出我国经济发展的双重性规律，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路。 1、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双中期’区间”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单纯用工业化阶段或城市化阶段都难以完整地概括，必须同时考虑工业化与城市化。 首先，我们根据对中美经济史的对比分析，得出中国接近于美国工业化中期阶段的结论。我国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对应于美国1950-1960年的水平，即美国工业化后期阶段，就业比重对应于美国1900年的水平，即其工业化初期阶段;而我国第三产业就业相当于美国1900年，即工业化初期的水平，三产产值占GDP比重相当于美国1870年以前的水平，还达不到工业化初期水平。只能近似地说，中国现阶段经济处于“工业化中期区间”。 在现有的国内外经济发展阶段理论中，钱纳里的工业化阶段理论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他分析比较了1950-1970年期间101个国家(地区)经济结构转变的全过程，勾画出了经济增长过程中产出结构与就业结构转变的“标准型式”，按他的分析 方法 ，我国2004年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已进入后工业化时期;但我国2003年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为，处在工业化前期。对比钱纳里多国模型的工业化阶段分期理论，我国经济处于“工业化中期区间”的结论是可以成立的。 其次，根据美国著名经济地理学家诺瑟姆(Ray )在 总结 世界各国共同发展 经验 基础上提出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即城市化率模型，我国2003年、2004年城镇化率分别为、，得出中国经济发展同时处于城市化中期的结论。 2、“‘双中期’区间”最新时点(2003)关键特征归纳及国际比较 国民收入水平、产业发展结构、城市化程度、消费水平以及科技实力是我们分析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双中期’区间”的中国经济的五个关键特征，并相应得到收入指数、产业发展指数、城市化指数、消费指数和科研发展指数等五个特征指数。在进一步对“按汇率法折算的人均GDP”和“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人均GDP”、“农业占GDP比重”和“服务业占GDP比重”、“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和“二、三产业就业量占总就业量的比重”、“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和“人均居民最终消费支出”、“研发经费占GDP的比例”和“每百万人中从事R&D研究和技术人员比例”等具体指标进行测算后，我们发现：中国的收入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平均值的12%，处于下中等收入国家的中上等水平(指数为);中国产业发展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平均值的37%，处于下中等收入国家的中下等水平(指数为);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平均值的50%，处于下中等收入国家的中下等水平(指数为);中国消费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平均值的50%，处于下中等收入国家的中下等水平(指数为);中国科技投入和产出的综合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平均值的34%，处于下中等收入国家的中上等水平(指数为)。 3、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双重性规律 在进行阶段划分和阶段特征的分析中，我们强烈地感受到有一种双重性现象在反复出现： 首先是收入增长的双重性。2003年，中国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的5%，居第6名;而经过购买力平价调整后，占世界总量的14%，居第2名。从人均来看，中国按汇率法折算的人均GNI居世界第134名;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人均GNI居世界第119名。综合比较，中国收入现象呈现双重性：按总量收入居第4位，居世界前列;按人均收入居第126位，仍然落后。 其次是产业发展的双重性。2003年，中国商品和服务进口额、商品和服务出口额均居世界第4位;非农业增加值占世界总量的3%，居世界第7位。从比率来看，中国农业占GDP比重在《世界发展指标2005》统计的137个国家中居第75位;中国服务业占GDP比重在《世界发展指标2005》统计的137个国家中居第125位。综合比较，中国产业发展呈现双重性：中国产业总量水平居世界的第5位，名列前茅;但农业比重偏高与服务业比重偏低，因而，产业比率指标居第100位，还是很落后的。 再次是城市化水平的双重性。2003年，中国城市人口总量为世界的17%，居世界第1位。从比率指标来看，中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世界发展指标2005》统计的151个国家中居第107位;中国第二、三产业就业量在《国际统计年鉴2005》统计的32个国家中居最后一位。综合比较，中国城市人口呈现双重性：中国城市人口总量居第1位，城市人口比率指标居第70位。 第四是消费水平的双重性。2003年，中国最终消费支出为世界的3%，居世界第7位。从比率指标来看，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在《国际统计年鉴2005》统计的37个国家中居倒数第2位;中国人均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在《国际统计年鉴2005》统计的41个国家中居第36位。综合比较，中国消费水平呈现双重性：中国消费总量水平居第7位，人均消费支出比率在统计的37个国家中居第36位。 最后是科技实力的双重性。2002年，中国研发经费总量居世界第6位;2004年，R&D研究和技术人员总量居世界第2位。从比率指标来看，中国研发经费占GDP的比 例在《国际统计年鉴2005》统计的36个国家中居第13位;中国每百万人中从事R&D研究人员比例在《国际统计年鉴2005》统计的42个国家中居第26位。综合比较，中国科技实力呈现双重性：中国科技实力总量水平居第4位，比率指标在统计的42个国家中居20位，属中等水平。 综上，我们看到，2003年中国经济按国民收入、城市人口、产业发展、消费以及科技实力五个方面总量指标在世界上的排序分别为第4、第5、第1、第7和第4位，五个方面的综合排序达到新的高度，位居世界第4名，高于仅按GDP总量指标的排位，表明中国确实成为了举足轻重的大国。但若按人均量或相对量排序，这五大指标分别排在第20、第36、第70、第100、第126位，五个方面的综合排序为第70位，还是比较落后的。 二、企业决策的国际背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平衡问题 以下归纳了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外不平衡问题的表现，对实现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综合平衡进行了理论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 1、现实意义：三大背景新动向下求解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重大的现实背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中国经济大国化：2005年中国国际贸易总额达到14,221亿美元，保持了世界第三贸易大国的地位，中国已成为全球资源性产品价格和数量的最大影响国之一，中国的石油依赖度达到40%以上;中国的国内经济政策已影响到世界，欧美亚对中国和平崛起议论纷纷。其次，世界经济全球化：技术革命快速化、各国经济紧密化、经济制度一体化、资本交易的循环化、跨国公司国际化，把全球的贸易、金融、投资等经济要素日益融合，全世界经济融为一体。最后，国际经济多极化：所谓多极化就是站在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批新兴的国家的上台，一批老的大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多变化，而且国际间区域间合作也强化了，一方面是全球化，一方面是区域化;贸易摩擦与金融波动强化;战争、瘟疫等非经济矛盾增多。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是当今国际形势的一个突出特点。 在上述三个大背景下，考虑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部平衡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求解内外平衡有助于协调中外经济，尤其是中美经济关系。国际经济与国内经济变动往往是通过经济参数或变量之间的传导作用而发生的，其中最主要的纽带当属汇率，以人民币与美元汇率为关键。中美经济关系是中国国内外经济关系的重要内容，中国对美政府债券持有产生的影响非常大。2004年，向美国经常账户提供赤字融资的并不是美国央行，最高的31%这一部分源于中国，其次是日本，为24%。据统计，2004年有三千亿美元官方资本投资到美国，最大的就是中国人民银行的投资，因此，仅仅从贸易赤字看中美关系实际上是远远不够的，还要看到我们对美国经常提供的资金。实际上，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美国投资的扩大。考虑资金的国与国联系，是判断贸易的国与国联系的重要方面。这意味着，美中贸易的不称。 2、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内外不平衡的表现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确实存在不平衡问题，其内外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为：一是从国际收支平衡角度看，我国国际收支不太平衡，表现为顺差年年继续增加，2006年更如此：2006年6月份实现了145亿贸易顺差，同比增长是49%，增长幅度相当大;上半年实际利用外资284亿美元。二是外汇储备快速增加，截至2006年7月底，我国外汇储备已达9,545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一。三是资本流动性过剩，由于我们外汇外资的结售汇制度的收购特点，造成了人民币基础货币投放非常大，造成相当程度的流动性过剩。2005年末，我国银行体系存差资金已达万亿元，为2000年的倍。2000-2004年，金融机构在央行的超额准备金由4,050亿元增至12,650亿元，年均增长率高达。四是由于银行的存差非常大，会促使银行放贷，刺激和支持投资快速增长。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从外部到内部，从外汇到基础货币，最后影响储蓄和投资关系，内外经济不平衡表现比较突出。 在国内，经济不太平衡的表现之一就是国内投资和消费的不太平衡。我国投资增长过快，上半年增长，同期加快个百分点，比一季度增长个百分点;全社会投资第一季度为，二季度为，上半年城镇投资，增长过快;14个省份投资增长超过35%，60多个行业中有30多个行业(制造业)增长过快，新开工项目98,850个。相比之下，我国消费率比较低，消费对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小。据统计，在6月末，我们城乡储蓄是万亿，比年初又多了1万多亿。高储蓄的一个原因就是预期不乐观，投资 渠道 不畅等，这也就导致消费增长不足。 3、实现国内外经济综合平衡的现实政策选择 实现国内外经济综合平衡的现实政策，有税率、汇率、利率、就业政策，以及行政性干预政策等，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外汇储备规模问题。现在内外协调政策选择中的关键有两个，一是如何看待外汇储备规模的问题，二是如何看待汇率水平问题。 1)外汇储备规模 从外汇储备规模变化上，可以部分反映出国内外经济之间的影响，反映出国内宏观经济变动的影响，反映出汇率政策变动的影响。外汇储备增加的渠道主要有：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顺差，企业多结汇、少购汇，外债的增加，个人转移和收益的增加，证券投资的收益，国内机构在海外的金融资产投资的收益，外汇变化形成的收益等。在外汇储备规模上，近几年有很热烈的争论。对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有多种意见，多数人认为主要考虑的因素是：①储备至少3个月进口的外汇所需，2001、2002、2003年，我国进口总额分别为2,436亿美元、2,592亿美元和4,128亿美元，最少需要年持有外汇储备美元600-1,000亿美元左右;②还外债每年在120-150亿美元之间;③海外投资用汇估计在100亿美元;④外商投资企业年汇出利润估计也在100亿美元左右。因此，年度1,2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是需要的。以上可以说是在正常条件下的外汇储备规模。但是，在非正常条件下，外汇储备规模就还要有新的因素考虑。比如，外汇储备在国际资本冲击下，在国际金融动荡中，似乎多一点更能抵御外部的金融冲击，更能增强国人的信心，更有能力干预和稳定外汇市场，更能帮助别国度过金融危机。此时，我国外汇储备成了手中一张王牌，成了支持香港对付国际金融炒家的一支利器，成了提高国际地位的重要砝 码。换言之，按常规经济理论讨论外汇储备规模已不很重要了。多一点外汇储备有什么不好呢?多花一点经济代价，带来一种事关全局经济利益和安全的保证，似乎是更重要的，更有价值的。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1994年我国外汇储备上了500亿美元后，有人认为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过大，1996年过了1,000亿美元，这种意见就更多了。但是，到了1997年8月泰国金融危机后，这种意见似乎越来越少，尽管这时我国外汇储备已接近1,400亿美元。2005年我国外汇储备已经超过7,000亿，对经济产生的负面压力也越来越大。 而当前，我国对外汇储备规模是不是偏大了呢?下面从三个方面做出判断。首先，比较外汇储备与GDP占比：我国外汇储备占全世界外汇储备的25%，我国GDP占世界的5%，我国的外汇储备占比和我们GDP的占比相比较是偏大的。其次，我国持有外汇储备各种机会成本之和高于国内投资收益率，外汇储备特别高会抑制对外汇政策尤其货币政策的灵活性。最后，我们外汇储备已大大高于外债规模，通常要求这一比例为40%.50%，而现在我们外债规模大概有2,800亿。总之，“外汇储备世界第一”要不要继续当，对我们内外平衡是好处还是坏处，这个是很值得研究的。之所以把外汇储备放在这么重要的位置，是因为它毕竟反映了综合的量，在很大程度上是体现在储备上，当然最后体现在国际收支上。 2)人民币汇率制度 现有人民币汇率制度已形成的基本框架包括：(1)银行结售汇制度;(2)银行结售汇周转头寸管理;(3)央行外汇公开市场操作，如人民币做市商制度、外汇一级交易商等;(4)银行间市场汇率浮动区间管理，如银行间人民币外汇掉期交易等。 有三种方法计算汇率水平，并对汇率水平的合理性做个初步判断。第一种方法是购买力平价。所谓购买力平价，即以工业化国家产出的相对价格来衡量发展中国家的产出。用这种方法无疑会推出发展中国家货币的现有汇率基本上都是低估的结论，它相当于只是简单地确定，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若干年后货币会趋于升值。英国《经济学家》杂志采用大汉堡包指数进行测算，根据这种方法测算，人民币对美元约被低估了56%。 第二种方法是基本的国际收支余额。基本的国际收支余额是衡量发展中国家汇率水平的最普遍方法。第一步：根据现有的汇率水平并调整周期性因素以后，估计经常项目的今后走向;第二步：估计“基本的”资本流动，基本的资本项目余额主要指FDI和其他中长期的净资本流动，剔除短期借贷、证券组合投资、直接的资本外逃以及官方储备变化。高盛公司用这种方法得出的研究结论认为，中国的基本国际收支余额无疑是顺差，意味着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但是，人民币汇率被低估的程度并不严重，大约是目前汇率的10%-15%，不足以对中国的贸易伙伴国造成太大的冲击。第三种方法是实际有效汇率和均衡汇率的估算。这种方法要求建立人民币均衡汇率决定的理论模型，确定变量和选取数据。均衡汇率的实际决定因素可以分为供给、需求、外部环境和商业政策四类。主要有实际有效汇率、巴拉萨一萨缪尔森效应、国内投资比率、国外直接投资、国际需求水平、贸易条件、开放程度等变量。实际有效汇率指标是衡量一段时期内货币汇率水平的基本工具。实际有效汇率揭示了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的趋势。人民币均衡汇率在中长期内面临升值趋势。从1994年到2001年，人民币均衡汇率累计升值，平均每年升值。目前实际有效汇率依然保持在较高水平，如果以内外部均衡较为理想的2001年下半年为基础，2002年人民币实际汇率低估。这个道理对现在仍然是适用的。总之，从以上三种测算，可以看出人民币低估是肯定的。 在转轨期间，由于经济体制中市场机制基础差，宏观间接调控手段难以真正奏效。只有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汇率机制才能越来越发挥作用。因此，汇率形成机制要市场化，而且其重要性高于汇率水平。汇率形成机制运行得好，汇率水平才有它的合理性。台大的(孙震)校长在2006年国共论坛上发表讲演时，专门谈到台湾经济自由化有一个经验，就是它的外汇完全自由化太慢了，使得90年代台湾经济受到了很大影响。实践反复证明：汇率形成机制是第一位的，汇率水平高低是第二位的。因此，我们要在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方面继续前进，进一步发挥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逐步提高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三、企业决策的近期背景：经济增长趋势的近期预测 我院2006年第三季度经济增长预测结果基于以下两种季度计量模型，一种是完全基于时间序列的ARIMA模型法(自回归移动协整模型);另一种是基于GDP与宏观经济政策变量相关分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预测结果如下： 1、ARIMA模型预测2006年经济增长趋势 根据模型预测的要求，选取1998年第一季度至2006年第三季度数据，依据数据特性，使用ARIMA(3,1,1)(1,1,1)模型。 预测结果表明，今年我国第四季度预计经济增长率为，和今年第三季度经济增长速度持平;全年GDP增长将达，比2005年的水平高出个百分点。 运用ARIMA模型(样本数据为1998年第1季度-2006年第3季度)对2006年第四季度和全年其他各主要指标进行预测，预测结果请见下表： 同时，我们运用VAR模型预测的结果是，2006年四季度比前三季度经济增长速度有较大的回落，回落达个百分点;比2006年三季度有小幅回落，达个百分点;全年经济增长率预计达到，高出2005年个百分点。 2、2007年国民经济增长呈现高位向下微调特征 2007年我国经济增长仍会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但增长速度会有所下调，我们预测2007年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左右。上述预期与相关机构的预期也存在一致性。以下是8个权威机构最近对2007年经济增长的预测。 从上表可以了解到，2007年各机构对我国经济增长仍保持较高的预期上，各机构平均预期值为，低于2007年1个百分点左右，中国经济在市场和政府的调节下继续放 缓，但仍然是比较高的增长速度，中国经济将进入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 这一结论，与中国企业调查系统今年调查结果相同，即大多数企业经营者认为当前宏观经济运行状态良好，但也认为，未来经济增长可能趋缓。 四、企业决策的新机遇分析：关于我国民营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 中国连续15年成为引进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全球500强中已有480多家来华投资，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其全球投资战略的重要区域。与此同时，民营企业快速发展，根据中华全国工商联不久前发布的《中国民营经济发展 报告 (2005-2006)》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底，内资民营经济在GDP中所占比重为50%，而在2000年仅为，加上外商和港澳台投资经济，“十五”期末两者相加的比重已经占到了65%;内资民营投资总量5年问增长了近三成，2005年达到了亿元了。 本文将跨国公司与民营企业合作暂归纳了8种模式： 1、通过跨国公司并购民营企业而形成的完全一体化合作。如西子集团公司先是通过与大型跨国公司的购销合作进一步发展为一体化合作。要说明的是，如果一体化后，民营企业仍然拥有独立性和产权，这种合作也即为中外合资或中外合作的公司。前者以股论权，后者以契约分利。 2、中外双方合作形成跨国公司或多国公司。如2003年3月，中国・夏梦服饰有限公司与享誉全球的世界精品男装著名领袖企业意大利杰尼亚集团(ErmenegildoZegna)合资成 立夏 梦・意杰服饰有限公司，各占50%股份，夏梦将全部资产准入合资企业，迄今，该公司生产的“夏梦”服饰，被誉为中国十大男装著名品牌之一。如1999年4月，华立集团与以色列尼斯科工业电表公司合作经营浙江华立尼斯科电器有限公司签约;如温州柳成集团和世界化工龙头瑞士汽巴精化有限公司日前签订合资协议，投资1,300多万美元，双方各持50%股份，成立浙江瑞成珠光颜料有限公司。 3、通过跨国公司下属公司与中方民营企业母公司出资而形成的在垂直分工下的兄弟式平等合作。如2001年1月，浙江阳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荷兰飞利浦公司(全世界最大的节能灯具生产商和光源制造商)签订合资协议，合办“浙江阳光照明有限公司”，进行强强合作，共同致力于节能照明产品的开发与生产。 4、通过跨国公司资金支持而改制成其子公司而形成的母子型有隶属关系的合作。2006年8月，国内炊具行业占据龙头地位的民营企业――苏泊尔集团在浙江省杭州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会议以的高票通过了《关于苏泊尔与法国SEB进行战略合作》的议案，这意味着法国SEB收购苏泊尔，通过资金支持而控股苏泊尔集团将很快进入实施阶段。 5、跨国公司与中国民营企业通过贴牌生产甚至技术入股(如专利、商标、专有技术等无形财产入股)等方式形成的知识产权合作。类似事例有很多，中国的出口贸易很大程度上是加工贸易，其中绝大部分是我国内资民营企业为跨功公司贴牌生产，然后再内销或出口，这种现象在苏南、浙江和广东三省尤为普遍。 6、中方或是做跨国公司的原材料供应商，或是接受跨国公司订单进行生产，或是做跨国公司的客户的购销合作。如1997年8月，浙江万向集团正式获得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生产订单，成为第一家进入美国一流主机配套市场的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可口可乐公司98%以上的原料在中国采购，自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可口可乐公司产品的包装物料就是由我国国内的民营企业供应，经过其对国内供应商的长期培植和考察，迄今，可口可乐公司从生产线、原材料到包装物料、运输工具和销售设备都能从国内供应而且质量也能达到国际水平。 7、承接跨国公司代理业务甚至作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代理商的委托式合作等。美国的必能信和德国的STAPLA，是全世界最大的两家超声波焊接设备生产商，它们在中国都选择民营企业作为其代理商，向国内甚至亚洲区的其他客户销售其产品。 8、中外双方在某一项目上进行的短期合作。如2000年，温州庄吉集团聘请国际著名设计大师、正装休闲化的缔造者、意大利纺织服装工业委员会委员毛里齐奥・巴达萨里先生担任“JUDGER庄吉”首席设计师;同时聘请意大利著名工艺师尼克罗・伯格拉里先生为技术顾问，并率先在意大利米兰设立了“庄吉服装设计工作室”，他们每年为庄吉集团提供400多个服装设计款式。又比如2003年8月，西子集团与德国相关方面签订了合作开发太阳能项目 协议书 。
区域经济一体化 一体化的含义是把各个部分结合为一个整体.一体化概念在很多的自然学科和社会学科领域中得以应用.在经济学领域里,一体化首先出现于对企业经营活动的研究中.自上世纪50年代初起,一体化被广泛应用于对国际经济活动的研究中,用来形容多个国家独立的经济活动融合为紧密相联的一个整体的经济活动.按照涉及的国家范围来划分,经济一体化可以分为区域性的经济一体化和世界性的经济一体化.就目前经济一体化的实践和理论来看,经济一体化主要是区域性的. 经济一体化的定义最早是由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在1954年提出的.他认为:"经济一体化就是将有关阻碍经济最有效运行的人为因素加以消除,通过相互协调与统一,创造最适宜的国际经济结构." 丁伯根还把经济一体化分为消极一体化和积极一体化.他认为,消除歧视和管制制度,引入经济交易自由化是消极的一体化;而运用强制的力量改造现状,建立新的自由化政策和制度是积极的一体化. 关于经济一体化的定义众说纷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定义是美国经济学家巴拉萨在1961年则提出的.他说:"我们建议把经济一体化定义为既是一个过程,又是一种状态.就过程而言,它包括旨在消除各国经济单位之间差别待遇的种种举措;就状态而言,则表现为各国间各种形式的差别待遇的消失." 巴拉萨的定义是从行为或手段的角度来描述经济一体化的,但没有指出经济一体化的目的或效果是什么.为此,另外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柯森对巴拉萨所说的一体化是"过程"解释为:"导向全面一体化的成员国间生产要素再配置;对一体化是"状态"解释为"业已一体化的国家间生产要素最佳配置." 波兰经济学家查尔斯托斯基回避"过程"或"状态"之分,指出经济一体化的本质是劳动分工,即"按国际劳动分工的要求来调整各国的经济结构." 我们综合了众家之说,把区域经济一体化定义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通过协商并缔结经济条约或协议,实施统一的经济政策和措施,消除商品,要素,金融等市场的人为分割和限制,以国际分工为基础来提高经济效率和获得更大经济效果,把各国或各地区的经济融合起来形成一个区域性经济联合体的过程. 国家或地区之间经济政策和措施的统一,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方面是内部经济政策和措施的统一,即有关成员国之间实施统一的经济贸易政策;另一个方面是外部经济政策和措施的统一,即有关成员国之间实施统一的对非成员国的经济贸易政策.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践中,并不是一开始就在这两个方面同时实现统一的.参与一体化的国家往往先在成员国之间取消贸易和其它经济活动中的人为限制,逐步实施统一的内部经济政策,然后实现外部经济政策的统一. 区域经济一体化要求成员国之间在经济政策上实现一定程度的统一,实质上是成员国经济主权一定程度的限制和让渡.这种经济主权限制和让渡程度的区别,意味着成员国之间经济结合程度的高低,从而可划分出不同层次和水平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成员国经济主权限制和让渡出来的部分,需要有一个组织机构来管理及行使.因而在较高层次和水平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中,一般都有一个根据条约或协议而组成的超国家机构,并赋予该超国家机构一定的权力和职能.随着经济一体化水平的提高,各成员国逐步向该机构让渡更多的经济主权,由该超国家机构行使更多的共同内部经济政策和一致的对外经济政策. 区域经济一体化包含着两层含义: 一层含义是指成员国之间经济活动中各种人为限制和障碍逐步被消除,各国市场得以融合为一体,企业面临的市场得以扩大;另一层含义是指成员国之间签订条约或协议,逐步统一经济政策和措施,甚至建立超国家的统一组织机构,并由该机构制定和实施统一的经济政策和措施.对此, 学术界将前者称为功能性一体化, 将后者称为制度性一体化.功能性一体化与制度性一体化是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两种趋势.功能性一体化的发展来自于各国市场经济自发的内在要求,当它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必然要求制度性一体化给予保障和促进;而制度性一体化会加深功能性一体化的程度.功能性一体化是制度性一体化的准备,具有一体化的实质性意义;制度性一体化是功能性一体化的阶段性标志,具有一体化的形态性意义. 因此,功能性一体化与制度性一体化具有密切的关系.两者既可相互促进,也可相互制约.从世界区域一体化的实践来看,制度性一体化具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因而,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制度性一体化的进展.
(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长三角 1.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全球化作为生产社会化和分工高度发达的产物，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并最终实现全球资源的最优配置。长三角地区凭借优越的区位条件、较强的产业配套能力、素质较高的劳动力资源、较为雄厚的综合科技实力、较好的投资环境，成为近年来中国吸引跨国公司投资的战略区域。根据这一总体趋势，未来长三角将继续接受国际产业转移，并成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2.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区域经济一体化”指按照自然地域经济内在联系、商品流向、民族文化传统以及社会发展需要形成的经济联合体。全球化是必然趋势，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接轨全球化的必由之路。从自身发展需求看，以构筑现代化大城市群实现经济一体化，是长三角区域各方的客观选择。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上海构筑国际大都市的必由之路，是江浙融入全球化的不二选择。(二)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对我国的战略意义 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对我国的战略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这一区域的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必定会对国内其它地区产生示范作用，对国家现代化建设产生积极影响；第二，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区域内部结构的变动、功能的完善以及整体性整合将产生新的能量，使这一地区逐步成为新的经济高地，对国内其它地区特别是沿江经济带产生强有力带动作用；第三，这一区域的经济迅速发展将改变东亚地区经济格局，提升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对我国参与国际竞争发挥重大支撑作用。
[摘要] 亚洲金融危机后， 面对新世纪世界经济发展及区域经济合作的新形势，东亚各国加强合作的愿望不断增强，已初步形成了多层次的合作机制，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前景广阔，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存在两种可能的途径。 [关键词]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 10+3 东亚自由贸易区 1964年日本学者小岛清提出建立“太平洋共同体”（Pacific Community）的设想，但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东亚地区区域经济合作进展迟缓。亚洲金融危机导致东亚各经济体认识到了加强本地区经济合作的重要性，这为东亚经济一体化奠定了基础。 一、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现状 1.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自20世纪90年代，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经贸往来日益密切。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年均增长18%以上，2006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达1608亿美元。东盟已成为中国的第五大贸易伙伴，中国是东盟的第六大贸易伙伴。 2001年11月16日，中国在“10+1”第五次领导人会议上建议，并与东盟领导人达成共识：在未来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2年11月4日，中国与东盟10国领导人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到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协议》是未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法律基础，从总体上确定了自由贸易区的基本架构。该《框架协议》是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进入了崭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中国和东盟带来互利双赢的局面。 2003年10月，东盟系列峰会在印尼巴厘岛举行。中国与东盟达成了一项重要协议，双方同意一项大幅度削减关税的计划，以启动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根据这项减税协定，从2004年1月1日起落实“早期收获”计划，每年举办中——东贸易博览会。自由贸易区从2005年1月1日起开始落实，6个东盟国家（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及泰国）同意在2010年与中国落实自由贸易协定，其他4国（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延至2015年落实。同时，中国还正式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与东盟国家签署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这是中国第一次同一个地区组织结成战略伙伴关系。 随着互利合作的不断深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稳步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降税计划已于2005年7月启动。中国与东盟将开始按照2004年11月签订的《货物贸易协议》时间表，逐步调低7000种产品的关税，目标是在2010年以前将关税减到0或至5%。这意味着，一个人口超过17亿 、经济总值达24000亿美元、主要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日渐成型，将有力推动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2007年1月，中国与东盟在菲律宾签署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协议》。协议的签署为中国——东盟如期全面建成自贸区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2.其他国家在经济一体化方面的进展 (1)日本与东亚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2002年1月，日本与新加坡签署了名为《日本和新加坡新时代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这是日本与外国签署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也是东亚地区第一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这项协定从2002年4月起生效。同时，日本希望以日新协定为模式，建立“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并希望以日本与东盟建立“共同体”关系为基础，实现整个东亚地区的合作，即从建立“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10+1）扩大到建立东亚经济共同体（10+3），并吸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参加。2003年10月东盟峰会期间，日本提出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建议,日本和东盟签署了《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议》，决定双方从2005年4月开始谈判，到2012年落实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协定。 (2)日本——韩国自由贸易区的谈判。2002年3月，日本与韩国领导人在汉城会晤，同意由高层人士组成一个研究小组就达成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行性展开研究，该自由贸易协定提案将适用于两国亿人口、共5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情况。但由于农民及受保护企业的强烈抗议，此协定的落实将耗费时日。 (3)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年报，新加坡在2004年于约旦签定了自由贸易区协议，同时与科威特、卡塔尔开始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并计划与巴林、斯里兰卡进行磋商。而韩国则同新加坡、东盟、智利积极进行磋商。 3.“10+3”合作走向正常化的轨道 “10+3”经济合作机制是指东盟10个成员国与中国、日本、韩国之间的合作。1997年底，当时的东盟9个成员国首脑与中、日、韩领导人进行了首次会晤，东盟希望通过更有效的地区合作，促进东亚的经济增长。此后，每年年末，在东盟非正式首脑会晤期间都举行“10+3”的非正式首脑会议。 1999年11月，“10+3”领导人在马尼拉举行了非正式会晤，并发表了《东亚合作联合声明》。声明指出，为了进一步保持区域经济稳步增长，各个成员国应加强彼此间的政策对话和区域合作，建立区域资本流动监控机制，强化资金自我支持的相互援助体系，增强区域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这可以视为东亚经济区域联合的发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0+3”合作框架凸显了“东亚意识”，将有力推动整个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使合作走向机制化进程。 二、东亚经济合作的前景 目前全球经济正处在新一轮周期增长的进程之中，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发布的数据，2005年、2006年、2007年全球实际GDP增长率分别为％、％、％。与全球经济快速增长相伴的，还有国际贸易的迅速扩大和国际投资的明显复苏。2006年全球贸易增长8％。新一轮的全球经济增长为出口导向型的东亚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中国经济继续保持着高速增长，并与美国一道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两大支柱，2006年中国实际GDP增长率高达％；日本经济出现良好增长势头，2006年日本实际GDP增长了％，比此前10年间的平均增长率提升个百分点。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的一大潮流，东亚也必然要汇入其中，顺流而进。东亚经济一体化不仅仅是一种构想，而是切实看得见的区域经济合作，而首先就可以考虑建立自由贸易区。目前，东亚国家建立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区的积极性很高，各种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政策建议、措施和外交活动层出不穷。在东亚地区整体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上至少有四种组织形式：“10+3”、“10+1”、“1+1”、“3”，即东盟——中日韩首脑会议、中日韩同东盟的双边合作、东亚地区国家之间的双边合作、中日韩之间的合作。 从当前的实际情势推断，在上述四种组织形式的共同磋商、共同存在、共同发展中，东亚地区整体建立自由贸易区存在两种可能的途径： 1.三个“10+1”自然融合为一体，成立东亚自由贸易区 所谓三个“10+1”，是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韩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由于日韩认为中国——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将会削弱日韩对东盟的出口，并加剧日本、韩国产业向中国转移的步伐，导致日本、韩国的所谓“产业空洞化”。日本、韩国还担心世界著名跨国公司将地区总部和营运中心进一步向中国转移，可能导致日本、韩国在世界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中被“边缘化”。由于这样的担心，日本和韩国政府在中国提出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倡议后，积极行动，谋求同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由于东亚地区主要国家都参加了自由贸易区安排，通过这种方式，以东盟为中心，最终将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 2.若干东亚国家间的双边自由贸易区交叉统一，最终形成东亚自由贸易区 当前，东亚各国对缔结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颇感兴趣，试图通过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双边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为地区整体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提供指导，影响将来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已在区内建立或正在建立的自由贸易区将近10个。这些自由贸易区相互交叉，非常容易达成统一目标，从而形成整个东亚地区的自由贸易区。 这两条走向东亚自由贸易区的途径同时存在于当前东亚地区的经济贸易合作进程中。它们不是彼此孤立、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相互包含、相互促进的关系。第一种途径对东盟内部加强合作产生了更大的压力，驱使东盟成员国为应付中国——东盟、日本——东盟、韩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而加强内部合作，也驱动中日韩三国加强相互之间的合作。同样，第二种途径的发展促使该地区成员国为本国经济利益、经济主权和安全而寻求更强大、更多的双边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东亚地区成员国同区域内外经济体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不仅不会影响成员国建立地区自由贸易区的努力，还会推动它们积极促成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并会带来更高层次的合作——成立东亚共同体
一、问题的提出与相关文献的回顾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趋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区域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区域合作的范围和领域不断拓展，合作规模不断增大，形成了像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重要的经济区域。与此同时，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行政区经济”，以及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地方保护主义，则严重地阻碍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从而增加了地方之间贸易的交易成本，损害了经济增长。按照法国经济学家Sandra Poncet 的研究，1997年中国国内省级间商品贸易平均关税达到了46%，比10年前整整提高了11%.这一关税水平超过了欧盟各成员国之间的关税水平，和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关税相当。也就是说，1987年中国消费者购买各自所属省份自制产品的数量是它省产品的10倍，而到了1997年，这一比重达到21倍[①].因此，如何打破地方保护主义，构筑区域经济的总体优势，已经成为当前我国政府和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之一。现有的文献对区域经济发展与地方政府间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就当代中国区域问题研究而言，区域经济学的研究是最丰富和最深刻的，它不仅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了深刻的理论分析，而且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材料，尤其是近段时期以来围绕着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的一系列实证分析和理论探讨的论著[②]，大大推动了该领域研究的深入。在诸多经济学者看来，当代中国区域经济的顺利发展只能寄希望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因为市场的力量迟早要冲破行政区划的边界，从而促进经济的合理分工与协作，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他们认为，一旦企业主导型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定格为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角，一个国家便步入了兴旺发达的现代化快车道。[③]二是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经济地理学与政区地理学的研究也不断触及区域行政问题。这一领域的学者往往从行政区域改革的角度切入这一研究课题，从管理学的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适度的原则出发，考察中国现行的行政区划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围绕着一些热点问题如“撤县改市”、“市领导县体制”、“撤消地区行署建立实体市”等，展开激烈的争论并提出了一些改革的对策。[④]这些对策的一个共同的思路就是调整行政区划，使行政区与经济区尽可能一致，这一点在区域经济学研究中也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认同。 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的见解，为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理论指导和政策性建议。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我国现有的体制背景下，上述两种思路都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首先，从区域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依靠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来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毫无疑问，应是解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障碍的最佳思路。然而，我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决非一朝一夕之功，市场化机制的发育成熟、统一的大市场的形成，无疑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即使在市场经济已经完全发育成熟的发达国家，其固有的市场失灵的客观存在也使我们无法完全将解决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的希望寄托于市场万能的神话之上。进言之，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指出的，市场力量的作用通常倾向于增加而不是减少区域差异，因此，即使是市场发达的社会，也倾向于实行政府干预型的协调模式。其次，按照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的改革思路，即重新调整行政区划，从理论上看似乎可行，从实践的角度看却未免是脱离了当代中国政治与社会现实的纸上谈兵。众所周知，许多行政区划是历史形成的，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刚性，不能也不应该随着经济活动的频繁变化而随意调整。同时，经济区以经济为主要标准甚至是唯一的尺度，而行政区则要考虑到综合性因素，而不能仅以经济为限。对现行的行政区划的重新调整，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很可能是一项比需要解决的问题本身还要困难和复杂的工程，搞得不好恐怕治丝益棼，引发出难以预料的后果。 我们认为，研究现阶段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合作，需要从政治经济学的维度切入，通过对政府结构、政府的决策程序及其微观基础的考察和审视，推进问题的解决。因为，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即地方保护主义的根源在于现行的体制和结构。在市场机制尚不完善、法治极不健全的情况下，仅仅依靠民间经济交往这一自下而上的市场力量，显然难以冲破这一体制性的障碍。在我们看来，通过构建一个强有力的区域政府合作机制，依靠政府间的合作积极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在现行体制下实现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理性选择。
基于聚类分析的广西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研究的论文
【摘要】：本文以广西壮族自治区14个地级市作为研究对象，从地区生产总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公共财政预算收支总额等方面，选取11个具体指标，运用聚类分析方法分析并评价各地级市经济发展状况。研究结果显示，广西14个地级市可划分为四类经济区域，不同城市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在此基础上，从加强各地级市之间的经济合作、积极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强化科技创新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方面提出具体建议，为促进广西区域经济的全面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聚类分析；广西；经济发展；政策建议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中国与东盟各国贸易投资增长，经济融合加深，经贸往来愈加频繁。广西作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门户省份，加之“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与实施，良好的区位优势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无疑将会为推动广西区域经济的腾飞提供持续的动力和良好的机遇，发展前景十分广阔。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加上人口、社会和基础设施等因素的影响，广西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在内陆31个省、市、自治区中仍处于中下水平，与上述提到拥有的区位优势、经济优势是极不相称的。广西下辖的14个地级市经济发展程度和产业结构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一直以来，区域经济发展问题都是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等学科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区域经济发展中出现差距，是各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普遍现象[1]。如何就广西下辖的14个地级市进行经济发展程度的分析和分类，对于正确认识广西各地级市经济发展所处的发展阶段，制定正确的宏观政策，以促进各地区的良好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研究区域概况
广西壮族自治区，简称“桂”，首府南宁，位于中国华南地区西部，与广东、湖南等省份接壤，南濒北部湾，面向东南亚，是中国唯一一个沿海自治区，自然条件优越，资源丰富，尤以海洋资源和矿产资源为甚。截至2015年12月，全区辖14个地级市，县级行政区111个，行政区划面积万平方公里。2015年全区总人口为5518万人，地区生产总值亿元，占全国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39150元。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加上人口、社会和基础设施等因素的影响，广西的经济发展水平，无论是地区生产总值还是三大产业结构完善程度等方面，在内陆31个省市中均处于中下水平。区内下辖的14个地级市，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各异，部分地级市经济发展程度相对滞后。近年来，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广西吸引着国内外大量的资本和人力涌入，显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
三、聚类分析方法研究设计
（一）指标选择及数据来源
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的研究，依靠单一的指标，是无法对其进行综合、全面的评价与分析的。因此，在对广西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分析评价的过程中，需要借助多个评价指标，构建合理完善的评价指标体系。本着建立评价指标体系要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全面性、独立性、可操作性等原则，本文在参考以往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根据广西各地级市经济发展状况、人口条件、社会资源等方面的实际情况选取了11个具体指标，分别是：行政区划土地面积（平方公里）、地区生产总值（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户籍年末总人口（万人）、固定资产投资（亿元，不含农户）、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亿元）、公共财政预算支出（亿元）、农民居民人均纯收入（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进出口总额（人民币，万元）。为方便后续各指标数据的处理，分别以X1、X2、X3、X4、X5、X6、X7、X8、X9、X10和X11指代。各指标详细数据均来自《广西统计年鉴2016》和《201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二）数据处理
本文利用对反映广西14个地级市经济发展状况的指标进行聚类分析。由上述内容可知，研究所选取的11个指标由于它们原始数据量刚的不同，为防止指标取值的分散程度较大，需对各指标的取值做标准化处理。
各指标数据经过标准化处理后，X2（地区生产总值）与X5（固定资产投资）、X6（公共财政预算收入）、X1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相关系数都大于，故而这四个指标不必均作为聚类变量，选择其中一个即可，本文选择X2（地区生产总值）。接着，运用不同的聚类方法进行聚类分析。
（三）结果分析
本文利用对广西14个地级市经济发展状况进行聚类分析，在对选定的11个聚类变量的数据经过标准化处理后，依据结果聚类个数的不同，而相继运用系统聚类和K—均值聚类法进行聚类分析，并得出结果。参考以往文献资料对广西14个地级市经济发展状况的分类，以及广西各地区实际的经济、社会和人口状况，本文认为对广西14个地级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分类，聚类个数分为四类比较适宜。对于广西14个地级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分类应为：南宁、北海、钦州为第一类；柳州、桂林、梧州、贵港、玉林、百色、贺州、河池、来宾为第二类；防城港为第三类；崇左为第四类。
由聚类分析结果可知，南宁、北海、钦州为第一类，这三个地级市经济相对发达。南宁是广西的首府，全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金融和信息中心，经济发展程度高，产业结构相对完整，良好的区位优势、众多的政策支持以及坚实的经济发展基础，使得南宁在多方面的发展都领跑于广西区的其他地级市。北海是全国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处于泛北湾经济合作区域结合部的中心位置，便捷、高效的交通设施，众多经济圈的发展福利，以及丰富的海洋资源、繁荣的旅游业，都推动着北海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钦州，南海之滨，北部湾经济区南的中心位置，是大西南最便捷的出海通道，依托于得天独厚的港口优势，大力发展进出口贸易。
柳州、桂林、梧州、贵港、玉林、百色、贺州、河池、来宾为第二类，这9个地级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三大产业结构相对完善，各自依托于自身的经济发展优势，经济发展增速较快。
防城港和崇左分别是第三和第四类。防城港是中国的深水良港，是中国25个沿海主要港口之一，对外贸易额较高，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泛北部湾区域合作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地位。崇左位于广西西南部，地理位置相对较差，工业基础薄弱，交通设施落后，虽然资源丰富，但限于人力资源的短板，是广西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级市。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对广西14个地级市经济发展状况进行聚类分析，将广西14个地级市经济发展水平分为四类，分别是南宁、北海、钦州为第一类；柳州、桂林、梧州、贵港、玉林、百色、贺州、河池、来宾为第二类；防城港为第三类；崇左为第四类。从聚类分析的结果来看，就如何促进广西区域经济的快速、协调发展，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加强各地级市之间的经济合作，增强较发达地区的经济辐射力度
广西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显著，各自依托的经济发展要素也不尽相同，例如人力资本、环境资源、基础设施完善程度和地理位置等就相差较大。因此，各地区根据自身的条件优势，因地制宜地制定经济发展策略，就显得尤为重要。因地制宜地制定经济发展策略的同时，加强各地级市之间的经济合作，实现资源、信息的共享互通，人力、资金的自由流通，各自取长补短，将为促进各地区的快速、协调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以南宁、桂林和柳州为主的老牌较发达地区，拥有较发达的工业基础、第三产业和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在立足自身优势发展，加强与各地级市之间的经济合作中，要发挥好领头羊的作用，率先做出垂范，积极探索出可供借鉴的合作模式，增强对周边地级市的经济辐射力度，以少带多，以强扶弱，真正促进广西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
（二）依托良好的区位优势和叠加的'政策优势，积极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发展的融合在不断加深，积极推动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成为了我国及各地区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所在。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广西借助于自身的区位优势，被纳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规划，发展开放型经济面临着重大的历史机遇。广西的外向型经济近些年来虽有发展，但整体情况仍不容乐观，相对薄弱的经济基础制约着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后劲以及支撑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高级要素也存在不足[2]。借助于“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机遇和叠加密集的国家开发政策，依托沿海、沿江、沿边的区位优势，借鉴东部沿海典型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例如上海模式和东莞模式，积极推动广西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才能快速、协调地完成广西经济的转型升级。
（三）强化科技创新，加速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长期的协调关系，依托于科技创新能有效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一般来说，产业结构指的是一二三产业所占的比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两个含义：一个是产业结构合理化，另一个是产业结构高级化，如果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越大，那么可以说它的高级化程度越大[3]。未来一段时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强化科技创新，加速广西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一是加强科技创新方面的改革，建立完善的科技管理协调机制和信息公开机制，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机制，以统筹科技创新全方位管理；二是加大对科技创新的财政支持，保证各项用于科技创新的资金行使到位；三是优化科技创新体系，不仅要保证建立完善的科技创新管理机制，更要全面扩大科技创新的主体，落实科技创新成果的投入使用。
（四）完善各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地区特色经济
广西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显著，相对发达的地区，例如南宁、柳州和桂林等，除主城经济区外，基础设施建设仍不尽完善。河池、百色、崇左等市地处偏远地区，交通不便，基础设施建设更是落后。良好的交通条件、便利的通讯设施、覆盖全面的水利、电力设施等是居民和企业的共同物质基础，更是物质生产和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条件。因此，各地区应把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放在重要位置，适当扩大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量，积极利用本地区丰富的人文资源，打好“侨牌”，让更多拥有广西籍的海外华人华侨参与到广西的经济建设之中，尽快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为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同时，各地区应找准自身的发展定位，结合地区优势，大力发展地区特色经济。
参考文献：
[1]孟倩.基于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的山东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J].区域经济，2016（1）：138-139
[2]李继宏.“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广西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及实现路径[J].广西社会科学，2016（4）：14-19
[3]徐晓慧.广西科技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6（11）：19-21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流动人口的规模增长迅猛。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人口问题的对策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谈流动人口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摘 要】流动人口家庭教育处于弱势境地，并且我们可以找到流动人口家庭教育出现问题的深层次的原因，最后对于改善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提出相应策略。
【关键词】流动人口家庭教育;对策
一、流动人口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
流动人口家庭对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的拥有量较少，而且资本的质量不高，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家庭教育资本运作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虽然在流动人口家庭教育中存在优势的方面，比如孩子的自理能力很好、坚强、乐观的品质，但是，总的来说，流动人口家庭教育的总体情况十分令人堪忧。
(一)流动人口家庭教育资本存在的问题
流动人口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
第一，家庭经济资本处于劣势，流动人口来到城市以后由于经济转型期的特点和自身的条件的限制，使得流动人口只能从事一些劳动时间长、生产环境差危险、报酬低的工作。导致他们与子女相处的时间短，甚至忽略对子女的教育。
第二，流动人口家庭社会资本不足。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关系局限于老乡和亲戚，基本没有其他寻求支持的渠道。家庭中与子女互动不足或者由于沟通方式不当导致子女的叛逆甚至是反社会行为的出现。父母多采用控制性和干预性的互动方式，支持性和引导性的互动方式运用不足。父母在寻求教育支持网络时感到非常无力，他还是保留非常保守的观念，认为孩子是父母的，要自己来管，家长很少与学校主动联系，他们认为包括学校学习在内的很多方面的内容要自己来教育，没有意识到孩子也是社会的，几乎没有想过自己没有办法教育的时候借助于社会资源和一些专业的咨询机构来寻求帮助。等到子女真正的出了问题，触犯了法律交给有关部门来管理，已经来不及了。
第三，家庭文化资本非常有限。父母文化水平有限，很多母亲不识字，对教育的内容和采取方式认识有偏差，这些对于子女的教育十分不利。家庭文化生活匮乏甚至出现不健康的娱乐方式如赌博等。
(二)家庭教育资本不足导致教育过程中出现问题
由于父母在获得经济资本时的流动性的特点、职业的特点和家庭条件的限制等原因，很多流动儿童有被寄养的经历导致亲子关系不够亲密，引发教育问题。
家庭教育的社会资本不足，导致父母教育的无力。不知如何和学校配合共同面对子女出现的问题，也不知如何取得社会教育资源网络的支持。流动人口家庭的社会支持网络局限于公有和老乡，同质性强，而且处境类似，对子女的教育没有太大的作用。
由于父母的文化资本不足对教育观念存在一些偏差，强调父母的权威，家庭互动缺乏平等沟通的氛围。流动人口家庭互动围绕学习和花钱的问题展开，互动多为控制性互动和干预性互动，引导性互动和支持性互动不足。导致孩子在心理上远离父母，在行为上出现问题。在家庭教育的价值观上，流动人口家庭普遍认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但是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在行动上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教育的效果不明显。流动人口家庭文化生活匮乏，甚至出现赌博等不良的娱乐方式。
总之，由于家庭教育资本处于劣势导致家庭教育的运作情况不佳，需要其它力量的介入来共同关注流动人口家庭的教育。
二、流动人口家庭教育出现问题的原因分析
流动人口只能从事收入低、危险、技术含量低、经常面临失业困扰的、工作时间长的工作，消费能力有限，直接表现为住房面积狭小，流动儿童没有学习的空间，客观化文化资本占有较少，工作时间长使得家长与流动儿童互动时间少，影响了家庭教育的效果。
由于流动人口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决定了，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范围局限于亲戚、老乡和工友，获取对流动儿童教育支持的资源十分有限，对于流动儿童家庭教育出现的问题他们大多数时候只能独自面对。由于长期的户籍制度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他们在城市的社会制度安排之外，流动儿童无法进入正规学校就学，只能在农民工子弟学校就读，即使我们看到一些正规学校在逐渐接受流动儿童，但是据笔者了解由于教育资源有限他们也只能接受极少的流动儿童入学。子女没有好的学校入学也使得家长对于子女取得较高的学业成就信心不足，但又无能为力。
三、改善流动人口家庭教育的措施
(一)增加流动人口的家庭教育资本
韦伯利用“封闭”这个概念来描述把人们置于次等地位的过程，透过此过程，一个群体垄断了优势地位，向它界定为下层的或不合资格的外部人关闭机会。任何方便的、看得见的特征，例如种族、语言、社会背景(social source)、宗教、以及缺少一份特殊的学校文凭，都可以被用来把竞争者宣布为外部的人。通过限制获得机会(opportunities)和资源的获取(access)，封闭容许集体把报酬最大化。群体内部的人分享共同的文化和身份，并因而分享使排斥合法化的规范。
对于流动人口家庭教育资本匮乏这一问题的解决，我们不应该只是看到问题的表面，而应该从反对社会排斥入手，改善流动人口家庭的处境才能真正改变流动儿童的处境。
1.规范劳动力市场，增加就业
对雇主的不良行为进行规避，促进新型服务企业的发展、对在长期失业者中招募工人的企业的财政刺激、对低技术劳动力市场管理的改善、意图在失业者和潜在雇主间建立联系的临时就业，处理妇女特殊需求的政策。鼓励自主创业，对小业主给与支持和政策倾斜。城管和小贩之间“猫捉老鼠的游戏”上演已久，小贩大多是流动人口和社会低收入阶层，流动儿童心思细密，对于父母被追赶的情景十分不解和感到愤恨，从而引起他们对于执法者和整个社会的误解，小小的心灵充满了疑问，为什么他们靠自己的双手挣钱还会被驱赶，为什么来到城市会受到如此的对待，这个城市到底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反社会的情绪会在幼小的心灵开始萌芽。因此，对城市的小摊贩运营进行合理的规划，给流动人口一定的自主谋生的权利，对他们的劳动给予一定的尊重是改善流动人口家庭现状的重要环节，也是改善流动儿童处境的措施。 2.提升能力
对流动人口进行免费的技能培训， 增加就业能力。很多流动人口由于没有学历没有技能，自主创业没有资金，只能做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危险，劳动环境恶劣，劳动时间长。进行培训后部分流动人口有可能从事一些技能性的工作，提高家庭收入从而改善流动儿童的境遇。
3.收入支持
收入支持这里是指社会保障的支持，也就是说在流动人口面临受伤或者失业的情况下，有一笔资金作为临时性的救助，以防止家庭经济条件迅速的恶化。目前，流动人口由于户口以及工作单位的临时性原因，很多流动人口都没有社会保险。很多流动儿童也由于户口的原因没有保险，无论生病还是出现意外伤害，损失由他们自己承担。如果父亲，家里的顶梁柱遭遇到不测，家庭就坠入无限的困境中。如何建立一套完善的社会福利机制，把流动人口纳入其中，使他们有一定的安全感，无论整个家庭陷入何种境地都能使流动儿童的各种权利得到保障，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4.地域扶持倾向
这种尝试的理念是，特殊的城市贫民区或受剥削的地区，需要建立在广泛基础之上的针对经济、社会和基础设施等的行动(Rodgers， 1995b)。
2005年以来，为改善农民工的居住条件，重庆市南岸区采取“因地制宜、政府投入、社区管理、以寓养寓”的模式，投资250多万元，在各街道建设“阳光公寓”。只需“一人一天一元”的低费用，农民工就能住进环境整洁、设施完善的公寓房。截至2007年7月，南岸区已建成7个“阳光公寓”，入住农民工5000多人。政府在能力的许可下，可以参考重庆的做法，建设流动人口公寓。给流动人口家庭安身立命之所，给流动儿童一套学习的桌椅和一盏点燃希望的台灯。
(二)发挥教育在社会流动过程中的正功能
在布迪厄看来，学校所传递的文化是统治阶级文化，而非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文化遗产。学校运用支配阶级所赋予的权力关系将其文化定义为合法的文化资本，在教学过程中通过符号暴力过程强制性地传递。由于被支配阶级的文化与支配阶级的文化存在很大的差距，因此，他们的子女常常是学校教育活动中的失败者，无法取得足够的、支配阶级定义的合法文化资本。这样就造成了一个文化资本分配不平等结构，并进而形成了一个封闭的文化资本的循环传递与阶级关系的循环传递。
教育的再生产功能是否意味着教育是制造社会不公平的机器?是否意味着教育没有存在的必要呢?我们知道，教育具有促进社会流动的作用，是社会下层向上流动的合法途径。自从教育作为一种社会选拔机制以来，在我国恢复高考制度以来，教育给处于社会劣势阶层的人们提供了一条通往社会上层阶级的途径。它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传统社会的地位世袭，使个人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而获得进入主流社会的机会，教育给大众提供了平等竞争的舞台。
在打破这种循环使得弱势群体向上流动的议题上，科尔曼报告给我们增加了信心。
科尔曼报告的历史性意义是，它把教育的平等，放到社会经济平等的背景上。教育的平等受制于社会经济平等，反过来也影响社会经济平等，从而把教育平等问题提高到改造社会的整体目标上。
那么，学生家庭的社会背景，怎么会影响到他们的学习的呢?科尔曼研究发现，处于弱势的学生，他们觉得环境过于强大，不可能通过教育改变他们的人生，他们对自己的前途缺乏自我期望，觉得没有盼头，学习的“士气”就比较低，从而造成学习成绩较低，而且差距越往后越大。在流动儿童中也有这样的情况，很多儿童都有很高的理想，但是由于家庭条件的原因，学习差强人意，也觉得自己没有希望，很多人读完小学就不读了，能读到高中，考上大学的流动儿童是少数。
科尔曼向国会证明，教育机会的平等，要从教育的结果来考察，因为正是对受教育结果的期望，影响了学生的自我评估，决定了学生的学习状态，也造成了因种族、肤色、宗教等因素下，弱势人群教育机会的实质不平等。
正是科尔曼报告的这一结论，为后来美国普遍实行的“肯定性行动”或称“平权法案”铺平了道路。公共教育事业大幅度地向弱势人群倾斜，实行所谓“为了平等的反向歧视”。在中小学强制性黑白合校的同时，大学招生，政府机关雇佣和提升等方面，普遍实行倾斜性政策，照顾黑人和其他弱势人群。这种措施是特定历史状态下的阶段性的措施。因此，几十年后，这样的做法是否已完成其历史使命，是否应该逐渐终结，具体措施是否适度，成为争议的焦点，也为此出现了一系列司法诉讼，至今没有平息。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公共教育事业对弱者的倾斜，明显地改善了近几十年来美国社会教育机会的平等性。
那么怎样才能最大程度地创造公平合理的教育制度，促进社会公平的实现。“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制度相对来说比较年轻，因此有一定的机会可以减轻社会的不平等现象，至少它可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人们向较高的社会地位去努力。有些国家一经独立就致力于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社会。不管社会环境如何，教育的改造作用是不能否认的。当它一旦传播到在经济和社会方面不利的阶层，改造的趋向便是平等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流动儿童摆脱贫穷边缘的社会地位，平等的享受社会发展带来的丰富的物质和文化生活。
(三)针对流动儿童教育的政策建议
1.改革户籍制度去除身份区隔
我国的户籍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适合当时社会发展需求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流动，也在不断制造着依附于身份的城乡分割，以有没有户籍作为资源分配的依据，违反了社会公平正义原则。
在教育领域来说，正是城乡户籍的存在，造成流动儿童在城市中无法得到与城市儿童同样受教育的权利。解决问题的根本在于加快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改革。
消除户口的社会附加功能，切断户籍身份与利益之间的关联，改变户口与就业、医疗、社会保障、教育、住房等公民利益挂钩的不合理现象，实现城乡一体化管理;逐步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二元结构，建立对流动人口的动态管理制度。 2.调整现有义务教育格局，消除身份歧视
在流动人口特别集中的城郊结合部，要提高公立学校的招生能力，或者增设新的学校，来解决局部区域内农民工子女入学紧张的现象。
社区和学校牵头，办好农民工子女家长学校，提高农民工教育子女的能力，使流动人口家庭尽快适应城市生活。
3.发挥学校教育与社区的教育的功能增加流动人口家庭教育的社会资本
学校主动与家长沟通，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而不是只是在开家长会的时候职责家长的错误。采取灵活多样的交流方式加强学生家长之间的互动，互相交流教育心得，营造好的教育气氛。把同质性较高的家庭分成小组，如单亲家庭小组、多子女家庭小组，学校负责讲解这些家庭的子女容易出现的问题，及早发现子女出现问题的征兆对症下药进行解决。
4.发掘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增加流动儿童家庭的文化资本
团委、妇联、青少年研究机构等非政府公共组织可广泛挖掘社区教育资源，为流动儿童提供文化资本。比如，妇联联合街道与大学，让大学生进入流动儿童家庭，与流动儿童结成对子，利用双休日、寒暑假对流动儿童提供学习帮助;团委、街道等机构可以培育义工、志愿者队伍，鼓励退休教师、大学生以及其他社会成员成为义工或志愿者，广泛开展义工活动、志愿者活动，指导流动儿童的学习，帮助他们实现学业进步。
总之，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是不仅仅是家庭内部的任务而是整个社会的责任，只有家庭、学校、社会三方面协作才能起到良好的效果。所有的儿童都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我们有责任帮助流动儿童家庭充实家庭教育资本，有责任帮助他们改善亲子互动，有责任让他们得到公平的待遇。
参考文献：
[1]重庆：农民工住上“阳光公寓”
[2]周海玲：《论流动儿童教育公平化的策略――文化资本的视角》，《教育理论与实践》，2008年9月
[3][法]雅克・哈拉克：《投资于未来――确定发展中国家教育重点》，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49页。
[4]昆明城乡一体化趋势分析.
>>>下页带来更多的人口问题的对策论文
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十一五"乃至更长的时期内,发展的这一地位依然不容怀疑和动摇."十一五"发展的目标,内容和手段过去不是,将来也不应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发展内外环境的变化.发展的目标,内容和手段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整.一,"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内外环境.根据初步判断,与"十五"时期相比,"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内外环境将会出现一些新的特点.国家安全将面临更多挑战:"十一五"时期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会改变,世界的基本格局和发展方向不会改变.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局部动荡的基本态势不会改变.因而,中国发展的国际政治环境也不会发生显著变化.但是"十一五"时期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有可能增加,从而对中国国家安全提出更多的挑战.一方面国际单边主义,强权政治和地区潜在冲突有可能增加传统领域的安全威胁.另一方面,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有可能增加非传统领域的安全威胁.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区域合作加强与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并存.一方面,在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经济全球化将继续发展,传统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将逐渐式微;另一方面,由于全球生产,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相对过剩.贸易保护主义将以新的形式继续存在,并在一定的条件下盛行."十一五"期间,中国将举办北京奥运会和上海市博会.这除了会带来无限商机外还将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促进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更大程度的融合.3, 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将对经济社会发展及政策的制定实施产生重要影响."十一五"期间,入世过渡期结束,中国的"入世"承诺基本兑现.履行"入世"承诺,执行世贸组织规则,有利于规范对外经济活动,有利于在对外经济交往中维护自身权益,也有利于促进国内市场竞争,有利于为长期发展构造良好的制度和政策环境.扩大内需的宏观政策可能要进行调整.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要内容的扩大内需的政策已经实施5年多,从2003年经济状况来看,"十一五"时期宏观经济政策对于经济运行的调控方向将发生变化,着眼点有可能不再是抑制通货紧缩而可能是实现经济既无通货膨胀又无紧缩的适度增长.5, "三大差距"更受关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乡,地区和阶层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虽然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采取或强化了一些措施抑制收入差距扩大.但收入差距问题似乎日益严重,"十一五"期间,抑制"三大差距"扩大的趋势必将成为社会发展政策的重点之一.就业形势更加严峻.中国的人口结构以及变动趋势,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以及改革开放向纵深的扩展,决定了就业不足是现代化过程中一个长期性问题."十一五"期间,就业不足不仅表现在文化水平较低的劳动者的就业难上,更严峻的是,由于近年来大学扩招速度迅猛,各种民办和中外合资高等教育发展较快,就业的不足还将表现在文化水平较高的劳动者的就业难上,这将造成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战略性资源的约束日益强化."十一五"时期,人地矛盾将继续加剧,森林和草地资源将继续呈下降之势:土地沙化等问题将日益突出,北方水资源短缺形势更为严峻,合理配置全国水资源的要求将更为紧迫;全国水资源污染问题更加严重,治理水污染将需要更多投入.公共安全将备受重视.2003年初爆发的"非典"疫情,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了严重损失,暴露了公共事业发展,公共管理,政府协调能力等方面的不足."非典"微机警示人们,在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人员往来日趋频繁的现代社会中,危机随处存在."十一五"期间,公众的危机意识将增强,从而将对公共安全提出更高的要求;提高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协调能力改革完善公共管理制度,发展公共事业,将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二,"十一五"乃至更长时期内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发展的内外环境决定了"十一五"乃至更长时期内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适当平衡各种利益关系最大限度地创造就业机会,降低经济增长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建设和谐稳定的社会,完成上述任务.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以协调与和谐为目标.以协调与和谐为目标的发展有别于以经济增长为唯一目标的发展,有别于以经济单项突进的发展,有别于忽视资源,环境和生态代价的发展.它强调人的全面发展是整个发展问题的核心.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强调经济与社会的共同进步,经济增长量与质的统一,强调城市与乡村的共同繁荣,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共同发展,强调各阶层的共同受益,全社会的和谐共存.主要表现在以下八个方面:(1),地区之间的协调.(2),城乡之间的协调.(3),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和谐.(4),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5),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之间的和谐.(6),纵向(中央和地方),横向(部门之间)关系的协调.(7),开放和创新能力之间的协调.(8),近期和长远之间的协调.三,制定"十一五"计划需要研究解决的几个问题.1, 确定全国建设小康社会总目标以及阶段性目标,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全国建设小康社会可分解为5个方面的目标,既保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提高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降低经济发展的资源和环境代价,构建和谐社会关系体系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同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可分成若干阶段,每一阶段都应有相应的阶段性目标."十一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制定科学可行的阶段性目标,无论是对于"十一五"计划的完成,还是对于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 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年约的快速增长,但是,快速增长也使我国经济发展付出了沉重代价,包括资源的过快消耗,环境的巨大破坏和生态的显著变化,以及社会冲突的明显增多等,"十一五"时期维持经济增长的一些因素可能不复存在,如以低廉的价格获得建设用地,大规模国债投资等需要研究在降低资源和环境代价,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前提下,如何通过寻求技术创新等新的替代性增长因素,来维持经济快速增长.建设开放,统一,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通过近年来的努力,我国的市场环境建设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市场分割,竞争不足等现象依然存在,影响了国民经济整体效益的提高和经济的长远发展,甚至威胁着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建设开放,统一,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需解决:如何打破地区封锁,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建设全国统一市场;如何打破某些行业的垄断,进一步促进市场竞争;如何建立诚信制度;如何将强执法力度,切实保护消费者利益,和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主要应做到这些方面:加快制定空间整体规划;保持西部大开发的可持续性;增强东部地区的国际竞争力;加快老工业基地的改造与发展;加强中央政府权威,增强政府协调能力.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发展差距巨大,只有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才能整合方方面面的利益,才能有利于民族凝聚力的提高,才能在非常时期保证经济社会的稳定运转.6, 落实城乡统筹发展战略.目前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随城市化的推进,农村人口的相对规模可能会缩小但是农村人口的绝对规模仍然巨大,在2020年城市化水平达到60%左右时,农村仍有6亿左右的人口,农村的发展和繁荣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不可少的方面,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支撑.现阶段,严重的"二元结构"正制约着内需的进一步扩大和经济的进一步增长,无论是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出发,还是从实施新型工业战略的需要出发,都需要认真研究如何实现城乡的协调发展.7, 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需要科学的发展观,这就是,一切发展都是为人类最终摆脱自然和非自然的"奴役",为实现物质和精神的彻底解放创造条件;发展的直接目的在于为人们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使之享有富裕的物质生活和愉悦的精神生活;发展是量和质的统一,物质财富的增长只是其内容之一,为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十一五"时期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包括:如何通过增加教育投入,完善教育体制,显现义务教育的公平性,扩大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的受益面;如何通过增加医疗卫生投入,完善医疗卫生制度 ,保证人人都享有最基本医疗服务的权利和能力;如何通过户籍制度,劳动制度的完善,保证城乡居民享有平等的劳动权;如何通过完善养老体系,应对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出现老龄化问题;如何通过完善人口政策,应对人口性比例严重失调带来的挑战.保证改革的公正性,扩大改革的受益面由于所处的社会位置不同,人们在改革过程中获得的利益存在严重差别,这种并非源于个人能力的差别市民怨渐起的主要原因,如何保证改革过程的公平性将是"十一五"时期面临的另一个问题.
我这儿有，给个邮箱发给你
第一，有利于增强东亚环太平洋经济带发展动力，改变整个亚洲的经济发展格局。从世界经济大格局来看，东亚环太平洋沿岸从北向南，由俄罗斯到日本、韩国、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最终到新加坡，是当今最具经济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区域。但这一区域经济发展并不平衡，在中国与东盟的交汇处，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经济相对落后，成为东亚环太平洋经济带中相对薄弱的一环。加快环北部湾区域内的合作和开发，不仅能带动区域内经济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有效连接起东亚环太平洋经济带，而且也将为亚洲各国提供新的发展空间。 第二，有利于加快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提升双方的合作空间。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来看，一个大的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往往需要一个高度发达的经济中心作支撑。环北部湾区域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只有把这种优势和潜力转化为真正的竞争优势，形成高度发达的经济中心，才能增强区域的吸纳效应和扩散效应，提高自由贸易区的综合经济实力和竞争力，促进各国在资源、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 第三，有利于中国东、西两大区域经济的迅速腾飞，打造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来看，由北至南已逐步形成了环渤海湾和环北部湾次区域经济合作区。目前，环渤海湾地区经济发展初具规模，对周边地区的辐射作用较强，但主要表现为对东北、东南地区经济发展的拉动。与之相比，环北部湾经济合作区的形成和发展，有利于扩展西南地区经济发展空间，实现中国东西部经济的对接，潜力巨大。因此，要加快环北部湾区域的开发，扩展与东盟的经贸往来，搭建推动西部大开发的长效平台，将该区域打造成为继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圈之后的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趋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区域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区域合作的范围和领域不断拓展，合作规模不断增大，形成了像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重要的经济区域。与此同时，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行政区经济”，以及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地方保护主义，则严重地阻碍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从而增加了地方之间贸易的交易成本，损害了经济增长。按照法国经济学家Sandra Poncet 的研究，1997年中国国内省级间商品贸易平均关税达到了46%，比10年前整整提高了11%.这一关税水平超过了欧盟各成员国之间的关税水平，和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关税相当。也就是说，1987年中国消费者购买各自所属省份自制产品的数量是它省产品的10倍，而到了1997年，这一比重达到21倍[①].因此，如何打破地方保护主义，构筑区域经济的总体优势，已经成为当前我国政府和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之一。现有的文献对区域经济发展与地方政府间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就当代中国区域问题研究而言，区域经济学的研究是最丰富和最深刻的，它不仅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了深刻的理论分析，而且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材料，尤其是近段时期以来围绕着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的一系列实证分析和理论探讨的论著[②]，大大推动了该领域研究的深入。在诸多经济学者看来，当代中国区域经济的顺利发展只能寄希望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因为市场的力量迟早要冲破行政区划的边界，从而促进经济的合理分工与协作，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他们认为，一旦企业主导型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定格为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角，一个国家便步入了兴旺发达的现代化快车道。[③]二是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经济地理学与政区地理学的研究也不断触及区域行政问题。这一领域的学者往往从行政区域改革的角度切入这一研究课题，从管理学的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适度的原则出发，考察中国现行的行政区划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围绕着一些热点问题如“撤县改市”、“市领导县体制”、“撤消地区行署建立实体市”等，展开激烈的争论并提出了一些改革的对策。[④]这些对策的一个共同的思路就是调整行政区划，使行政区与经济区尽可能一致，这一点在区域经济学研究中也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认同。 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的见解，为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理论指导和政策性建议。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我国现有的体制背景下，上述两种思路都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首先，从区域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依靠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来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毫无疑问，应是解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障碍的最佳思路。然而，我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决非一朝一夕之功，市场化机制的发育成熟、统一的大市场的形成，无疑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即使在市场经济已经完全发育成熟的发达国家，其固有的市场失灵的客观存在也使我们无法完全将解决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的希望寄托于市场万能的神话之上。进言之，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指出的，市场力量的作用通常倾向于增加而不是减少区域差异，因此，即使是市场发达的社会，也倾向于实行政府干预型的协调模式。其次，按照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的改革思路，即重新调整行政区划，从理论上看似乎可行，从实践的角度看却未免是脱离了当代中国政治与社会现实的纸上谈兵。众所周知，许多行政区划是历史形成的，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刚性，不能也不应该随着经济活动的频繁变化而随意调整。同时，经济区以经济为主要标准甚至是唯一的尺度，而行政区则要考虑到综合性因素，而不能仅以经济为限。对现行的行政区划的重新调整，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很可能是一项比需要解决的问题本身还要困难和复杂的工程，搞得不好恐怕治丝益棼，引发出难以预料的后果。 我们认为，研究现阶段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合作，需要从政治经济学的维度切入，通过对政府结构、政府的决策程序及其微观基础的考察和审视，推进问题的解决。因为，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即地方保护主义的根源在于现行的体制和结构。在市场机制尚不完善、法治极不健全的情况下，仅仅依靠民间经济交往这一自下而上的市场力量，显然难以冲破这一体制性的障碍。在我们看来，通过构建一个强有力的区域政府合作机制，依靠政府间的合作积极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在现行体制下实现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理性选择。
谈电子商务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论文
在学习和工作的日常里，大家都写过论文，肯定对各类论文都很熟悉吧，借助论文可以有效训练我们运用理论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的能力。为了让您在写论文时更加简单方便，下面是我整理的谈电子商务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论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摘要：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与进步，电子商务产业也进入了发展高峰期，逐步垄断国内的经济市场，改善人们生活水平的同时也成为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本文基于此展开研究，首先简述我国电子商务发展的现状与特点，其次讲述电子商务对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影响，其中包括有效拉动内需增长、有利于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工作的开展、有利于加快区域产业结构的生升级，最后提出电子商务对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影响的应对建议，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构建完善的信用保障机制、强化网络安全意识、不断完善电子商务服务的支持系统。
关键词： 电子商务；区域经济；影响因素；
当代社会体系中，电子商务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促进我国经济体系的发展和技术领域的进步，因此电子商务已经发展为影响区域经济的主要影响因素。为了有效提升我国经济水平，应当对电子商务发展的现状与特点展开深入分析，得出电子商务对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影响，根据实际发展情况提出有效的对策方案，提升电子商务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力度。
一、我国电子商务发展的现状与特点
现阶段时信息技术时代，信息化技术广泛应用，国内的各个行业以及企业都广泛应用互联网技术，其中电子商务作为信息技术时代中的衍生产业，拥有极高的便利性，受到国内人们的喜爱和追捧，其应用在销售领域、生产加工领域和物流领域等多个方面，部分企业建立完善的电子商务平台开展一系列电子营销，为了满足电子商务的支付需求，银行机构和金融机构提供了电子支付、快速支付等技术。随着电子商务体系的不断发展，相关技术人员和专家也在不断研究其发展模式，为电子商务提供新的发展机会，比如利用平台化电子商务取缔传统零售的经营模式。我国电子商务的特点具体如下：
第一，电子商务具有极高的关联性。电子商务拥有较多的关联产业，比如物流、电子支付两个行业都与电子商务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能够起到互帮互助、共同发展的作用，而电子商务的发展也会有效促进物流和电子支付产业的进步，为了满足电子商务的经营需求，物流产业在不断完善自身的物流技术。另外，电子商务的发展也促进更多关联产业的诞生与发展，比如网店建设指导、网店页面设计等。
第二，电子商务具有较高的国际性。因电子商务的本质就是互联网技术，所以我国电子商务能够进入国际市场，并且能够加紧我国与国际之间的贸易率和贸易程度，同时促进我国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与进步。
第三，电子商务具有较高的影响性。根据相关调查结果分析得出，电子商务能够有效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与进步，比如我国中部区域政府就鼓励发展电子商务建设，现阶段已经取得较为显著的效果，区域经济的增长比重为，有效提升了当地居民的经济水平。
综上所述，电子商务是我国当前技术领域中衍生的行业，电子商务的发展不仅能够推动区域经济的增长，同时能够为我国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提供助力。另外，电子商务的发展，我国也树立了明确的网络安全防范意识且建立完善的网络监管体系，能够帮助国家政府有效监督国内的电子商务产业。
二、电子商务对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影响
（一）能够有效拉动内需增长
因我国经济体系的特性，消费市场也拥有极高的发展前景和发展潜力，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互联网技术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为人们提供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带动着国内消费者市场的经济发展。电子商务也成为现阶段的主要营销手段和消费方式，因此可以有效拉动内需的提高，在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下，零售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种类繁多的商品能够满足当代人们的购物需求和消费需求。
（二）有利于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工作的开展
新型城镇化建设工作对信息的需求量极大，因此需要充分利用电子商务的特点来满足城镇化建设需求，同时提高城镇化建设效率。电子商务在经营期间不像传统零售业一样，需要将资源进行整合，物资的销售流程和囤积程度相对较高，因此电子商务具有极高的信息收集能力和信息共享能力，能够有效分配资源，并且提升资金的流动性。
（三）有利于加快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
电子商务的发展对区域经济的增长起到助力的效果，具体体现：大部分区域都具有独特的产品和本土文化，传统的推广方式难以取得线轴的品牌推广效果，而电子商务则能够利用互联网交易平台提高区域本土商品的曝光率和信用度，有助于地区树立独特的产品文化，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和进步，另外，在电子商务应用期间，能够推动多个行业的有效发展，加快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构建。
三、电子商务对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影响的应对建议
（一）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政府部门应当从经济建设和技术研究方面展开相关建设，有效利用政策对激励电子商务的发展，全面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地位，对部分区域经济发展较慢的区域，应当提供资金方面的支持，有效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与进步，对于资金短缺的电子商务项目应当提供优惠政策扶持。完善该区域的基础建设，其中包括互联网网络建设和信息化共享建设。政府部门要调节区域经济中的主体，比如公安部门、税务部门和工商部门的关联性，有效引导电子商务的发展和进步，充分发挥电子商务应有的作用。
（二）构建完善的信用保障机制
电子商务本身具有较高的交易风险，因此很容易出现顾客被欺的现象，比如顾客花费资金购买的产品质量出现问题、电子商务商家没有按约定发货等现象。因此，应当建立完善的信用监督制度，比如第三方监管、信用资金抵押、信用评估系统、信用档案等相关监督手段。
（三）强化网络安全意识
网络交易本身具有较高的风险性，因此，应当提高交易双方的网络安全意识。政府应当创建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提升电子商务的风险监控能力，培养防范风险意识，为电子商务交易中的个人信息和财产安全提供基础保障，防止不法分子利用非法手段和技术盗窃财产。电子商务公司需要为客户提供真实有效的产品信息，避免商家销售质量不合格的产品，影响电子商务的整体信誉度。另外，政府应当加大关于网络安全法律的宣传力度，提高国民的网络安全意识。在宣传期间，可以充分利用到现有的新媒体平台或互联网平台进行传播，比如微信、微博等，提升网络安全意识的宣传效率，加大宣传力度。除此之外，政府还应当为电子商务企业进行网络安全法律的宣讲，为电子商务企业宣讲有关违反网络安全的惩戒手段，增加政府的威慑力度，从根本上避免电子商务企业的欺现象。
（四）不断完善电子商务服务的支持系统
物流技术和互联网银行支付系统能够为电子商务的长久发展提供基础保障，因此需要深度研究物流技术和互联网银行支付技术，从而提升电子商务对地区经济的积极影响作用。具体如下：
第一，交通工具作为物流公司运营的主要手段，为了提升物流公司的物流技术，应当针对交通工具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因此需要采用相对快捷的交通工具作为主要物流手段，比如飞机运输和动车运输。另外，还需要创建系统化的物流分配体系，加强物流公司的物流效率。
第二，完善现有的电子支付技术，应当由金融组织采用电子钱包、移动支付等先进的电子支付手段。同时完善支付系统和支付期间的资金防护技术，避免不法分子盗取电子财产。最后，政府应当鼓励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建立和发展。
四、结论
电子商务作为我国现阶段发展较为快速的产业，其拥有极高的关联性和影响性，能够对区域经济形成较为严重的影响程度，地方政府应当及时意识到电子商务的重要性以及电子商务对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影响，进行正确的疏导和管理，防止电子商务对区域经济发展形成负面影响，因此需要建立起完善的监督制度，培养电子商务企业的信用度和口碑，确保电子商务健康发展，确保电子商务对区域经济的积极影响。
五、参考文献
[1]闫爽.电子商务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异质性分析[J].商业经济研究,2019(24):75-77.
[2]朱薇.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的电子商务管理模式[J].电子商务,2019(12):18-19.
[3]王帅.电子商务对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影响分析[D].山东大学,2017.
基于聚类分析的广西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研究的论文
【摘要】：本文以广西壮族自治区14个地级市作为研究对象，从地区生产总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公共财政预算收支总额等方面，选取11个具体指标，运用聚类分析方法分析并评价各地级市经济发展状况。研究结果显示，广西14个地级市可划分为四类经济区域，不同城市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在此基础上，从加强各地级市之间的经济合作、积极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强化科技创新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方面提出具体建议，为促进广西区域经济的全面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聚类分析；广西；经济发展；政策建议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中国与东盟各国贸易投资增长，经济融合加深，经贸往来愈加频繁。广西作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门户省份，加之“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与实施，良好的区位优势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无疑将会为推动广西区域经济的腾飞提供持续的动力和良好的机遇，发展前景十分广阔。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加上人口、社会和基础设施等因素的影响，广西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在内陆31个省、市、自治区中仍处于中下水平，与上述提到拥有的区位优势、经济优势是极不相称的。广西下辖的14个地级市经济发展程度和产业结构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一直以来，区域经济发展问题都是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等学科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区域经济发展中出现差距，是各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普遍现象[1]。如何就广西下辖的14个地级市进行经济发展程度的分析和分类，对于正确认识广西各地级市经济发展所处的发展阶段，制定正确的宏观政策，以促进各地区的良好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研究区域概况
广西壮族自治区，简称“桂”，首府南宁，位于中国华南地区西部，与广东、湖南等省份接壤，南濒北部湾，面向东南亚，是中国唯一一个沿海自治区，自然条件优越，资源丰富，尤以海洋资源和矿产资源为甚。截至2015年12月，全区辖14个地级市，县级行政区111个，行政区划面积万平方公里。2015年全区总人口为5518万人，地区生产总值亿元，占全国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39150元。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加上人口、社会和基础设施等因素的影响，广西的经济发展水平，无论是地区生产总值还是三大产业结构完善程度等方面，在内陆31个省市中均处于中下水平。区内下辖的14个地级市，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各异，部分地级市经济发展程度相对滞后。近年来，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广西吸引着国内外大量的资本和人力涌入，显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
三、聚类分析方法研究设计
（一）指标选择及数据来源
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的研究，依靠单一的指标，是无法对其进行综合、全面的评价与分析的。因此，在对广西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分析评价的过程中，需要借助多个评价指标，构建合理完善的评价指标体系。本着建立评价指标体系要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全面性、独立性、可操作性等原则，本文在参考以往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根据广西各地级市经济发展状况、人口条件、社会资源等方面的实际情况选取了11个具体指标，分别是：行政区划土地面积（平方公里）、地区生产总值（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户籍年末总人口（万人）、固定资产投资（亿元，不含农户）、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亿元）、公共财政预算支出（亿元）、农民居民人均纯收入（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进出口总额（人民币，万元）。为方便后续各指标数据的处理，分别以X1、X2、X3、X4、X5、X6、X7、X8、X9、X10和X11指代。各指标详细数据均来自《广西统计年鉴2016》和《201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二）数据处理
本文利用对反映广西14个地级市经济发展状况的指标进行聚类分析。由上述内容可知，研究所选取的11个指标由于它们原始数据量刚的不同，为防止指标取值的分散程度较大，需对各指标的取值做标准化处理。
各指标数据经过标准化处理后，X2（地区生产总值）与X5（固定资产投资）、X6（公共财政预算收入）、X1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相关系数都大于，故而这四个指标不必均作为聚类变量，选择其中一个即可，本文选择X2（地区生产总值）。接着，运用不同的聚类方法进行聚类分析。
（三）结果分析
本文利用对广西14个地级市经济发展状况进行聚类分析，在对选定的11个聚类变量的数据经过标准化处理后，依据结果聚类个数的不同，而相继运用系统聚类和K—均值聚类法进行聚类分析，并得出结果。参考以往文献资料对广西14个地级市经济发展状况的分类，以及广西各地区实际的经济、社会和人口状况，本文认为对广西14个地级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分类，聚类个数分为四类比较适宜。对于广西14个地级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分类应为：南宁、北海、钦州为第一类；柳州、桂林、梧州、贵港、玉林、百色、贺州、河池、来宾为第二类；防城港为第三类；崇左为第四类。
由聚类分析结果可知，南宁、北海、钦州为第一类，这三个地级市经济相对发达。南宁是广西的首府，全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金融和信息中心，经济发展程度高，产业结构相对完整，良好的区位优势、众多的政策支持以及坚实的经济发展基础，使得南宁在多方面的发展都领跑于广西区的其他地级市。北海是全国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处于泛北湾经济合作区域结合部的中心位置，便捷、高效的交通设施，众多经济圈的发展福利，以及丰富的海洋资源、繁荣的旅游业，都推动着北海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钦州，南海之滨，北部湾经济区南的中心位置，是大西南最便捷的出海通道，依托于得天独厚的港口优势，大力发展进出口贸易。
柳州、桂林、梧州、贵港、玉林、百色、贺州、河池、来宾为第二类，这9个地级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三大产业结构相对完善，各自依托于自身的经济发展优势，经济发展增速较快。
防城港和崇左分别是第三和第四类。防城港是中国的深水良港，是中国25个沿海主要港口之一，对外贸易额较高，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泛北部湾区域合作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地位。崇左位于广西西南部，地理位置相对较差，工业基础薄弱，交通设施落后，虽然资源丰富，但限于人力资源的短板，是广西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级市。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对广西14个地级市经济发展状况进行聚类分析，将广西14个地级市经济发展水平分为四类，分别是南宁、北海、钦州为第一类；柳州、桂林、梧州、贵港、玉林、百色、贺州、河池、来宾为第二类；防城港为第三类；崇左为第四类。从聚类分析的结果来看，就如何促进广西区域经济的快速、协调发展，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加强各地级市之间的经济合作，增强较发达地区的经济辐射力度
广西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显著，各自依托的经济发展要素也不尽相同，例如人力资本、环境资源、基础设施完善程度和地理位置等就相差较大。因此，各地区根据自身的条件优势，因地制宜地制定经济发展策略，就显得尤为重要。因地制宜地制定经济发展策略的同时，加强各地级市之间的经济合作，实现资源、信息的共享互通，人力、资金的自由流通，各自取长补短，将为促进各地区的快速、协调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以南宁、桂林和柳州为主的老牌较发达地区，拥有较发达的工业基础、第三产业和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在立足自身优势发展，加强与各地级市之间的经济合作中，要发挥好领头羊的作用，率先做出垂范，积极探索出可供借鉴的合作模式，增强对周边地级市的经济辐射力度，以少带多，以强扶弱，真正促进广西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
（二）依托良好的区位优势和叠加的'政策优势，积极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发展的融合在不断加深，积极推动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成为了我国及各地区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所在。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广西借助于自身的区位优势，被纳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规划，发展开放型经济面临着重大的历史机遇。广西的外向型经济近些年来虽有发展，但整体情况仍不容乐观，相对薄弱的经济基础制约着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后劲以及支撑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高级要素也存在不足[2]。借助于“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机遇和叠加密集的国家开发政策，依托沿海、沿江、沿边的区位优势，借鉴东部沿海典型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例如上海模式和东莞模式，积极推动广西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才能快速、协调地完成广西经济的转型升级。
（三）强化科技创新，加速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长期的协调关系，依托于科技创新能有效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一般来说，产业结构指的是一二三产业所占的比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两个含义：一个是产业结构合理化，另一个是产业结构高级化，如果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越大，那么可以说它的高级化程度越大[3]。未来一段时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强化科技创新，加速广西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一是加强科技创新方面的改革，建立完善的科技管理协调机制和信息公开机制，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机制，以统筹科技创新全方位管理；二是加大对科技创新的财政支持，保证各项用于科技创新的资金行使到位；三是优化科技创新体系，不仅要保证建立完善的科技创新管理机制，更要全面扩大科技创新的主体，落实科技创新成果的投入使用。
（四）完善各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地区特色经济
广西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显著，相对发达的地区，例如南宁、柳州和桂林等，除主城经济区外，基础设施建设仍不尽完善。河池、百色、崇左等市地处偏远地区，交通不便，基础设施建设更是落后。良好的交通条件、便利的通讯设施、覆盖全面的水利、电力设施等是居民和企业的共同物质基础，更是物质生产和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条件。因此，各地区应把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放在重要位置，适当扩大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量，积极利用本地区丰富的人文资源，打好“侨牌”，让更多拥有广西籍的海外华人华侨参与到广西的经济建设之中，尽快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为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同时，各地区应找准自身的发展定位，结合地区优势，大力发展地区特色经济。
参考文献：
[1]孟倩.基于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的山东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J].区域经济，2016（1）：138-139
[2]李继宏.“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广西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及实现路径[J].广西社会科学，2016（4）：14-19
[3]徐晓慧.广西科技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6（11）：1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