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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派求助编辑百科名片京派是30年代一个独特的文学流派，主要成员有、废名、沈从文、李健吾、朱光潜等。称之为"京派"，是因为其作者在当时的京津两地进行文学活动。其作品较多在京津刊物上发表，其艺术风格在本质上较为一致。主要刊物有《文学杂志》、《文学季刊》、《大公报·文艺》。"京派"的基本特征是关注人生，但和政治斗争保持距离，强调艺术的独特品格。他们的思想是讲求"纯正的文学趣味"所体现出的文学本体观，以"和谐"、"节制"、"恰当"为基本原则的审美意识。沈从文是京派作家的第一人。使小说诗化、散文化，现实主义而又带有浪漫主义气息。目录概念基本特征京派作家京派小说的艺术特色研究论文主要刊物京派小说京派聚会展开概念基本特征京派作家京派小说的艺术特色研究论文主要刊物京派小说京派聚会展开编辑本段概念“京派”并没有正式的组织，只是一种名称的沿用。主要是指新文学中心南移到上海后，30年代继续活跃在京、津等地的作家群所形成的一个特定的文学流派，是强调宽大、强调审美、强调民族文化精神重造的纯文学流派。“京派”作家创作的小说就是京派小说，其文风淳朴，贴近底层人民的生活，所显现的是乡村中国的文学形态，其统一的审美感情是诚实、从容、宽厚的，为现代小说提供了比较成熟的抒情体和讽刺体样式。在现实主义的创作中融入浪漫主义的、表现主观个性的多种艺术手法。代表作是《边城》《萧萧》《长河》等。编辑本段基本特征京派的基本风貌、特征：赞颂纯朴、原始的人性美、人情美；扬抒情写意小说的长处，熔写实、记“梦”、象征于一炉；平和、淡远、隽永的风格；简约、古朴、活泼、明净的语言。与京派相对于的是海派。编辑本段京派作家京派作家基本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20年代末语丝社分化留下的偏重讲性灵、趣味的作家。二是新月社留下的或与《新月》月刊关系较密切的一部分作家。三是清华、北大、燕京等大学的师生，包括一些当时开始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其中主要的小说作家有废名、凌叔华、沈从文、林徽因、芦焚、萧乾、汪曾祺等。编辑本段京派小说的艺术特色京派小说大都疏离政治，与政治斗争保持一定的距离，但看重人生，关注平民性，追求静穆的艺术境界。第一，着力描写淳朴、原始的人性美和人情美。如沈从文所描写的湘西世界人物，都那么淳厚、真挚、热情、善良、守信用、 重情义，自己生活水平很低却那么慷慨好客，粗犷到带点野蛮却又透露出诚实可爱，显示出一种原始古朴的人性美、人情美。京派作家注重人性美、人情美，还表现在他们喜欢用儿童的视角来写成人的世界。从林叔华的《弟弟》、《一件喜事》，林徽因的《吉安》、《文珍》，到萧乾的《篱下》、汪曾祺的《戴车匠》，儿童视角的广泛运用，真切地表现出京派作家的拳拳童心。这既说明他们对美好童年的深情眷恋，也反映了他们对未来人类社会、人性完美的无限向往。第二，京派小说把东方情调的诗情画意融合在乡风民俗的从容隽逸的描述中，形成了一种洋溢着古典式的和谐和浪漫性的超越的人间写实情致。这种乡土抒情小说，结构上以舒卷自如代替严谨拘束，情节上以故事的疏淡代替因果的坐实，它把小说的传统特征的一部分让位给诗和散文的因素，因而削减了小说的史诗力度，却增添了小说的抒情神韵。第三，语言上，形成了简约、古朴、活泼、明净的语言特色。既能吸收欧美文学语言的长处，又能吸收古典文学语言的营养，出色地运用自己的民族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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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派”作为30年代活跃在北平和天津等北方城市的自由主义作家群。有以下特点：第一，他们多是“文学研究会”未曾南下的成员。在30年代，中国的文化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后，北京守旧的文化氛围和上海新潮的商业氛围和激进的革命氛围，对这两个地方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无论是他们的学术观点，还是私人关系，都与新月派十分接近。第二，他们多是北大、清华、燕大、南开等几所知名大学的著名学者、教授，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学院派”的“文化精英”。他们对文学（创作）的态度成为他们与海派作家主要分歧。第三，“京派”可以看作是“乡土文学”传统的继承者。他们对儿时的乡土生活的怀念，是形成他们创作具有田园牧歌风格和抒情小说特征的主要原因，并因此而与“京味”小说划开了界线。第四，“京派”虽然没有正式的组织和宣言，但他们大都集中于林徽因、朱光潜组织的两大文学沙龙。以文学沙龙为依托，正是文学流派形成的主要原因。著名的“新月派”就是以“聚餐会”的形式形成“流派”的。
首先，需要界定一下南北文化的具体含义。中国南北文化大致是以长江为界。长江以北的属于北方文化，长江以南的，属于南方文化。研究南北文化的差异，会有很多深刻的东西提供给我们。这是一个十分大的题目，内涵极为深广。它可以包括许多分支，如南北艺术差异、南北建筑差异、南北服饰差异、南北风俗差异、南北饮食差异、南北文学差异、南北性格差异、南北方言差异、南北商业差异等等。杨义为申请博士学位而提交的论文是《京派与海派的文化因缘及审美形态》，这是在他的一本专著《京派与海派比较研究》（太白文艺出版社，1994年9月）的基础上修改、扩充而成的。有的大学，关于京派和海派文化的研究，是博士点的研究方向之一。
京剧是我国的传统文化，演绎需要很强的功底，不可能一下就成功，学习也是一个系统的过程，有些流派就是专门演绎一个角色和一个戏曲的，所以要有门派。
没有发展创新，只有去师承！
梅派经典唱段梅派音宽清亮圆润甜脆 集京剧旦角艺术的大成，综合青衣、花旦、刀马旦的表演特点，创造出自己特有的表演形式和唱腔。武戏较多，比如《杨家将》，铿锵有力。唱腔特点：要求演员的嗓音高宽清亮、圆润甜脆俱备，音域宽广，音色极其纯净饱满。由于功力深厚，已臻炉火纯青之境，故其唱功从不矜才使气，始终保持平静从容的气度，从而高音宽圆，低音坚实。程派主要以青衣为主，也就是小姐，温文尔雅唱腔特点：结合倒仓后嗓音变化，出现了脑后音和诡音的特殊情况设计的。故在唱、念上形成收放吞吐、强弱高低的鲜明对比。《贵妃醉酒》是京剧大师梅兰芳倾尽毕生心血精雕细刻的拿手杰作之一。剧情：杨贵妃在百花亭摆宴等候唐明皇，唐明皇却忽然驾转西宫。贵妃失宠，独饮遣愁。有资料说此剧源自昆曲剧目，由其唱词结构可见一斑，尤已开场的〔四平调〕为京剧珍品：海岛冰轮初转腾，见玉兔，玉兔又早东升。那冰轮离海岛，乾坤分外明，皓月当空，恰便似嫦娥离月宫，奴似嫦娥离月宫。好一似嫦娥下九重，清清冷落在广寒宫，啊，在广寒宫。玉石桥斜倚把栏杆靠，鸳鸯来戏水，金色鲤鱼在水面朝，啊，在水面朝，长空雁，雁儿飞，雁儿飞，哎呀雁儿呀，雁儿并飞腾，闻奴的声音落花荫，这景色撩人欲醉，不觉来到百花亭……此剧旧本主要描写杨玉环醉后自赏怀春的心态，表演色情，格调低俗。剧中，杨玉环的饮酒从掩袖而饮到随意而饮，梅兰芳以外形动作的变化来表现这个失宠贵妃从内心苦闷、强自作态到不能自制、沉醉失态的心理变化过程。繁重的舞蹈举重若轻，像衔杯、卧鱼、醉步、扇舞等身段难度甚高，演来舒展自然，流贯着美的线条和韵律。红灯记讲述的是“祖孙三代本不是一家人”的奇特革命家庭与日寇顽强斗争，最终完成任务的故事。我学的是花旦，李玉和的唱段我也不懂。只知道李玉和唱：“休看我，戴铁镣，裹铁链，锁住我双脚和双手，锁不住我雄心壮志冲云天！”铁梅我可以说说，李奶奶、铁梅的爸爸李玉和铁梅其实并不是一家人，是孤苦的劳动人民组合在一起成立了一个家庭，李奶奶的唱段里已经说了。李玉和是在铁路上工作的，最后用红色新信号灯给红军指明了道路。"我家的表叔数不清"这些表叔都是地下工作者，革命者自成一家，但地下工作者往往都不用真实姓名，所以铁梅说：“虽说是，虽说是亲眷又不相认，可他比亲眷还要亲。”家住安源（杜鹃山）杨春霞的经典唱段最早把《杜鹃山》搬上京剧舞台的是宁夏京剧团。[反二黄慢板]家住安源萍水头，三代挖煤做马牛。汗水流尽难糊口，地狱里度岁月不识冬夏与春秋。[原板]闹罢工我父兄怒斥工头英勇搏斗，壮志未酬遭枪杀血溅荒丘。那贼矿主心比炭黑又下毒手，一把火烧死了我亲娘弟妹，一家数口尸骨难收。[二黄摇板]秋收暴动风雷骤，明灯照亮，明灯照亮我心头。[原板]才懂得翻身必须枪在手，参军、入党，要为那天下的穷人争自由。[流水]工友和农友，一条革命路上走，不灭豺狼誓不休，不灭豺狼誓不休！故事描写的是雷刚占据杜鹃山与敌作战，屡屡失败，共产党派三十岁的杜鹃山农民自卫军党代表柯湘与之合作。她战胜了叛徒温其久的挑拨离间，让雷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在斗争中成熟起来
派和师承是两回事儿，先说师承。
过去学艺要写字儿拜师，出师后想搭班唱红，少不了师父、师爷、师大爷、师兄弟的提携，这就形成了行业内的关系网，按照亲戚这么赁。同门一起受苦学戏的孩子大了，就跟战友一样，兄弟感情肯定是很铁的，为什么说门第呢？这就有了师门。
师承主要是表演上讲，一般的表演称为官中的，或者大路活。就是四平八稳的把一台戏，你要展示的表演交代清楚即可。各行各业背不住有能人，聪明的人为了更好地卖座儿争取市场，就会加一些自己的特色，乃至绝活儿。那么市面上就有了不同的演法，再到教徒弟时，各自的徒弟演法不同，特点不同就有了师承的问题。同一个师门内为了保证伦理关系清晰，减少不必要矛盾，师承谱续就要清晰。再有你想学某个绝活儿，就要拜师表示尊重，人家才教你。有的艺人继承某一师门的基础上，兼容并蓄，自己有所突破，便形成了流派。
那么流派开始的“定义”只能说是有自己的特色。但是随着京剧发展到巅峰，梅马麒程等的艺术造诣愈见高深，流派已经是专业领域内，要具备一套自己的封闭式系统化的体系：1要有自己的声腔音色特点，2相协调的伴奏旋律，3风格统一的表演系统，4综合体现流派特色的自创剧目，5自我的艺术思想理论，6要有较高的艺术性和艺术传达感染。
一般能自成一派的大家，他们自身的演出水平都是很高的，并且在长期演出和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特色，需得自己的水平很高并且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东西在里面。对于京剧师承而言，想要自成一派，肯定是要在自身水平极高的情况下在师承的基础上出来一些新的东西，比如余叔岩之于谭鑫培，谭富英杨宝森之于余叔岩。大部分师承某派的演员自己的水平比自己师父还相差很远，未曾达到炉火纯青的演出境界，即使有一些自己的演出特色，又何谈自成一派
辩证哲学论文
哲学实验是近年来新兴的一种哲学研究方法，具有广泛的应用范围。它试图厘清哲学基本问题研究中错综复杂的局面，迫使哲学家改造传统的哲学理论以及概念思辨的方式，因而对传统哲学研究方法构成了一种挑战。以下是我为大家准备的辩证哲学论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摘 要：在古代希腊，灵魂概念由于其特有的神秘性颇受哲学家们的关注。本文细述古希腊鼎盛时期诸位哲学家对灵魂的定义，阐释其在不同哲学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以此厘清这一概念在古希腊哲学中基本的发展脉络。
关键词：古希腊哲学;灵魂;认识论
早期自然主义学派对灵魂概念的探讨
古希腊哲学鼻祖泰勒斯首先提出了一种泛灵论观点，他认为“万物皆有灵性”。鉴于他的水本原说，他很可能想借用灵魂概念来隐喻万物的运动变化过程。万物既然最终都是由水构成的，那么其生生不息的运动过程也应归结于水，水作为万物的本原应该具有某种内在的能动性。但他似乎没能就这种能动性给出进一步的说明。对于这样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他的后继者给出了进一步的探讨。阿那克西曼德依据泰勒斯灵魂概念的不可名状，干脆将世界的本原更换成“无定”，即一种没有形体、没有属性、原初的混沌状态。并且他还将运动解释为“无定”分化万物、万物复归无定的轮转过程。阿那克西美尼部分保留他老师的说法，将本原规定为无形但有内涵的气，并且认为正是气本原内在的冷热属性引发了凝聚和稀疏两种运动，气的凝聚造就了云、水、土、石，气的稀疏造就了火。
其后，毕达哥拉斯部分沿袭了阿那克西美尼的解释，他认为“热元素是生命之源”，阳光中带有热元素，其与地球上的冷元素结合便产生了生命。然而不同于泰勒斯原初对灵魂的定义，他否认灵魂的能动性，且不将有生命的东西等同于灵魂。他曾说过“灵魂是由热元素和冷元素组成的一个部分：它与生命不同，因为它是不死的，乃是由不死的元素构成的一个部分”①，若是结合他的数本原论再来理解这句话，似乎可以将灵魂视为冷热元素恰到好处的融合，且该融合遵循某一恒定的比例关系。生命虽然也是冷热元素的结合，但这种结合是变动的、不确定的，因此达不到那种恒定存在状态。同时他断言人是有灵魂的，但若是想把握不朽的灵魂就需要借助于净化灵魂的手段――哲学和音乐，这两项学问恰恰都体现了某种程度的“和谐”，即一种数的规定性。为了解释人之生死和灵魂不死这对矛盾，他还吸收了奥尔夫斯教灵魂转世的观点，“灵魂依照命运的规定，从一个生物体中转移到另一个生物体中”，“灵魂的理性部分是不死的，其余的部分则会死亡”。
稍晚的赫拉克利特对于灵魂的界定如同他的哲学一样难以把握，原因在于他将变动不拘的火作为世界的本原，“火产生一切，一切又复归于火”。其思想大体取之于米利都学派，然而也有一定的创建，从他的一些残篇中，依稀可以概括出灵魂在他看来是类似于火、气的东西，“灵魂是从水而来”，“灵魂也是从湿气中蒸发出来的”，“干燥的光辉是最智慧、最优秀的灵魂”。赫拉克利特特别强调灵魂是有生有灭的，在他看来世界上除了火是永恒的以外，其他所有由火演化而来的东西都处于生灭之中，“对于灵魂来说，死就是变成水;对于水来说，死就是变成土”。至于灵魂具体的运作方式，他借用“逻各斯”来说明，“‘逻各斯’②是灵魂所固有的，它自行增长”。
心灵概念的出现以及对人的认识过程的探索
赫拉克利特哲学的精髓就在于他对“逻各斯”的阐释，本质上讲，这是一种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他敏锐的观察到了事物皆处于流变之中，并且注意到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的道理。然而这套理论并未受到希腊人的重视，受追捧的恰是他的对立者巴门尼德的理论③。受巴门尼德的影响，其后的几位元素论者都认为构成万物的基质是不变的，万物的生灭变化其实是基质组合与分解的过程。基质组合与分解的动力源于何处?就这一问题他们给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恩培多克勒和阿那克萨戈拉的见解较为一致，认为基质本身是不动的，动力源于基质以外的某种东西;德谟克利特不赞同这一观点，他在实存的基质以外加入了虚空这一概念，认为基质在虚空中相互碰撞从而引起运动，想借此来回避基质以外的驱动力。也正因如此，他们的灵魂观彼此存在差异。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认识论层面的探讨，人如何能够认识这个世界，背后蕴藏着怎样的一套认知机制。
据古希腊哲人艾修斯的记载，恩培多克勒“把灵魂看成女神，把纯粹地分享着灵魂的纯粹的东西看成男神”，剖析其哲学思想我们不难发现，此处所谓的“灵魂”与其“爱”、“恨”④观念本质上是同一的。他的这一区分具有里程碑意义，相较于以往的自然哲学流派，他首次将灵魂概念解释为独立于物质以外的存在，不可否认其奠定了古希腊哲学乃至西方哲学心物二元的传统。他的贡献不仅如此，他也是希腊早期为数不多的触及人类认知研究的学者，这与他的医学背景有着一定联系。他的“流射说”⑤尝试着对人类感知活动做出“科学”解释。人能感知到外物并且产生情绪源于“同类相知”原则⑥。他认为当人体某个器官的组成元素和外在元素相同时，便会产生一种亲知力，这种亲知便是思想的基础。由此，他推论“思想是从相同的东西而来，无知是从相异的东西而来”。
阿那克萨戈拉受到同时代哲人的启发(其中就包括恩培多克勒)，第一个明确提出“努斯”概念。“努斯”译成中文既是心灵⑦，他在《论自然》中如此描述心灵概念，“别的事物⑧都具有每一件事物的一部分，但是心灵则是无限的，自主的，不与任何事物相混，而是单独的，独立的，自为的”。在说明心灵的特殊性之后，他又赋予心灵独一无二的能力“心灵是万物中最稀最纯的，对每一个事物具有全部的洞见和最大的力量”。至于灵魂，阿那克萨戈拉没有给予明确的解释，他转而将有灵魂的生物界定为受心灵支配的种子混合物，“……人就是这样组合起来的，一切具有一个灵魂的生物也是这种组合起来的”，“对于一切具有灵魂的东西，不管大的或小的，心灵都有支配力”。或许他更愿意将灵魂理解为一种存在状态，而非某个具体的存在对象。不同于恩培多克勒的“流射说”，他区分了感觉和思想的差异。基于种子说，他指出感觉只是对某物中占多数的种子的把握，而思想却能把握那些占少数的种子。感觉的产生需要思想的指引，例如，唯有当有了冷的思想，在热的情况下才会知道热。这种相反相成的“异类相知”⑨原则带有某种辩证思想。同时他也警醒世人，感觉是不可靠的，感知某物并不是了解此物的全部，“由于我们感官的无力，我们才不能看到真理”。 原子论者德谟克利特奉行一种极端的机械论观点，他将灵魂也视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原子，“只不过其个头更小，而且是圆形的，这样就更便于运动”。然而，该理论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没法合理解释原子最初的推动力，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第二卷中以一种略带讽刺的口吻揭示了该问题，“一方面，他们认为动物和植物的存在或产生都不是出于偶然……另一方面他们却主张天空以及可见事物中最神圣的东西是出于偶然……”。换言之，既然促使原子碰撞的初始动力是偶然出现的，那又如何保证原子碰撞过程遵循绝对的规定性呢?尽管如此，他在认识论方面还是颇有建树的，他提出了两种认识论观点，即流射说和约定说。流射说假设外物生成影像，影像作用于人的感官而形成印象，影像是一些流动的原子束。约定说则认为，人对外物的感受基于人为的约定，例如约定什么情况下呈现红色、什么情形下会感觉到冷等等，所有这些感觉都只是原子碰撞运动的结果。以现代科学的视角审查这些解释几乎不需要什么大的改动。
哲学从天上拉回人间
从最初泰勒斯提出水本原说到德谟克利特完善原子论，大部分早期希腊哲学家沿袭这种自然主义的研究传统。受这股思潮的影响，那个时代古希腊在自然科学方面取得了空前的进步，其中许多哲人本身就精通天文学、数学、医学等。然而好景不长，该思潮发展中的一些弊病逐渐显现出来，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两条。首先，是内部观点的不一致，基于不同的观点同一个问题出现不同的解释。以本文所探讨的灵魂概念为例，柏拉图就曾在《法律篇》中总结出自然主义内部的三种定义，“…推动太阳的灵魂就住在这个可以看见的圆的物体中…”，“或者这个灵魂…自己有一个火或气作成的外部的形体，而以自己的形体猛烈地推动那个物体”，“或者第三，它并没有这样一个形体，而是用某种异常惊人的力量来带动太阳的”。⑩显然这种定义混乱的局面为相对主义智者们提供了立论的依据。其次，是解释严重脱离日常使用。对于一个崇尚公民社会、热衷于政治辩论的城邦国家而言，过分强调自然现象而不谈及公共事务显得不合时宜。例如柏拉图在《斐多篇》里借苏格拉底之名对阿那克萨戈拉的心灵解释表不满，“我的这位哲学家完全抛弃了心灵或任何其他关于秩序的原则，而是求援于空气、以太、水以及别的稀奇古怪的东西”。
时代造就了苏格拉底，鉴于自然主义的所面临的问题，他首先给出了合理的思考。受阿那克萨戈拉“努斯”的启发以及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影响，他尝试经由人事把握心灵这一内在本原，而非借助当时众说纷纭的“自然科学”。他将哲学从天上拉回人间的同时，也将灵魂探讨的核心点从自然界转回到了人自身。(为此，更多探讨伦理、道德、直觉体验、政治实践等问题。)不同于相对主义的智者，他相信人心能够把握真理，提出德行即是知识。然而，比起自己建构哲学理论，他似乎更善于引导、启发别人思考，他的学生柏拉图就是其哲学思想的直接受益者。
柏拉图的灵魂观
柏拉图对灵魂概念的阐述颇为丰富。在《理想国》中他将灵魂分成三个层次，分别是理性、激情和欲望。理性是属于纯粹的灵魂，其可以把握理念世界，激情则没有那么纯粹，参杂了可感世界中的一些成分，但依然服从理性支配，而欲望则是灵魂的堕落，沉溺于可感世界的结果。基于此，他在《斐多篇》中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灵魂好像是两驾马车，理性是驾马者，激情是驯服的马，欲望是桀骜的马”。
在《国家篇》中，他将灵魂比作眼睛，“当它注视被真理与实在所照耀的对象时，它便能够认识这些东西，了解它们，显然是有了智慧”。他认为内在与人的灵魂之所以能够把握真理和实在乃是因为受到终极理念“善”的感召，就如同眼睛之所以能看见外在的世界乃是受太阳的照耀一样。由此，他区分了两个世界，一个是由灵魂把握的.理念世界，一个是由眼睛感知的可感世界。较之这两个世界，他认知只有前一个世界是实在的，后一个世界是介于存在与非存在的中间态。
理念世界既然是纯粹的实在，那么其必然是恒在的。但问题是我们的灵魂如何能够把握这一恒在呢?基于这个问题，他在《斐多篇》中给出了一个合乎常识的论证，即回忆说。“当你问人问题时，如果你的问题提的恰当，则被问的人自己就会正确地作出回答”。基于这一现象他给出的解释是“我们必然是在我们生下来以前就已经得到这种知识了。”继而他断言“灵魂在取得人的形式之前，就早已经离开人的身体而存在了，并且还是具有知识的。”该断言可以进一步推出人的肉体部分和灵魂部分是相分离的，可朽的是人的肉体，而灵魂是不朽的。他还借鉴了毕达哥拉斯灵魂净化的思想，认为回忆是一种“死亡练习”，“最彻底的净化是灵魂与肉体的完全分离，这就意味着个人生命的终结”。
然而，他并未满足于以上推论性的解释，在《蒂迈欧篇》中他提出了某种形式的神证论：
“神是这样考虑问题的。他认为在本性上可以看见的东西中，有理性的东西，整个说来，总是比没有理性的东西好，而理性不能存在于没有灵魂的东西里面，因此，当他创造世界的时候，他便把理性放到灵魂里边去，把灵魂放到身体里边去…这个世界是由于神的天道把它当作一个赋有灵魂和理智的生物而产生出来的”。
由此可见，他的神创世界观本质上是一种目的论的思想，他的灵魂作为其整个目的论的重要一环，一头联系着至善的神，一头牵动着整个理念世界，这样的架构如同他的形上哲学所追求的精致那般精致。
亚里士多德的灵魂观
作为古希腊最具影响力的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学术兴趣几乎遍及了当时所有的知识领域。他对灵魂的探讨不仅启及形而上学，还牵涉医学、生物学、心理学等领域，因此，某种程度上讲，他是第一个对灵魂概念给予系统研究的学者。
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一书中明确给出他的灵魂定义，“灵魂是潜在地具有生命的自然机体的形式”。首先，这一定义基于他的形上实体学说，任何实体都由质料和形式两个方面组成，质料构成实体的材质，而形式赋予实体特征和属性，因此，作为机体形式的灵魂必定要与机体的躯壳相结合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机体。其次，是对生命概念的认识，经由多年动植物研究，他首次明确区分了有机物和无机物，他认为生命是生物所特有的，“所谓生命，指靠自身摄取营养和生长”。再次，是对潜在的理解，亚里士多德在其物理学中分析过潜在和现实的关系，潜在是形式的 “缺乏”，而现实是业已存在的形式，潜在向现实的转化就表现为运动的过程，灵魂的形式是动态的，表现为一种生生不息的生命过程。 依照其生物学分类，亚里士多德将灵魂分成三个层次，低等的植物灵魂：只有繁殖、消化能力;中等的动物灵魂：除了繁殖、消化，还拥有感觉、欲望以及运动能力;高级的人类灵魂：较之动物灵魂还多一样理性功能。然而，受制于当时并不发达的人体解剖，他误将心脏作为理智活动的中枢器官。
依照其心理学研究，亚里士多德还对人的认识过程进行细致的分析。最初外在的可感对象作用于我们的感官，我们的感觉接受可感对象的可感形式，可感形式类似于印章印在蜡上的印迹。因此感觉过程完全是被动性，受制于外力的。再次，想象过程作用于可感形式，将加工、整理之后的可感形式驻留在心中。不同于感觉过程，想象过程带有较强的自主性，所产生的印象也非原先的可感形式。最终，理智过程作用于这些印象，产生理性概念，即“形式的形式”，这一过程完全是自主的。
总体而言，中年时代亚里士多德的灵魂观倾向于唯物主义解释，但到了晚年他有回归柏拉图哲学的趋势。在《论灵魂》的第三卷中，他将人类灵魂独有的理智部分又划分成实用和纯理两个部分，实用理智部分依照之前的分析，作用与外在的客观对象，而纯理理智部分则“分离于实践心识之后，就再不思想于任何外来的实用思想客体了”。换言之，纯理理智全然不受外界的影响，独立自为的存在。显而易见，纯理理智与柏拉图“理性”概念是相仿的。依照这一对接，亚里士多德将分有纯理理智的灵魂归属于纯形式的神。
总结
灵魂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名词，早在公元前八九世纪，其就已出现在古希腊诗人荷马的长篇诗集当中，如其常识性的解释，灵魂被视为人死后飘离肉体的鬼魂。古希腊的哲学家们不屑于这种远古的迷信，他们将灵魂概念纳入自己的哲学体系之中，赋予了其相应的形上含义。就本体论而言，早期自然主义哲学家基于唯物的立场，或将灵魂理解为内在与自然物之中的能动属性，或单独将其界定为某种物质;而后随着元素论者主张将驱动力和基质区分开来，灵魂概念逐渐脱离物的层面而靠向精神层面;终于经由柏拉图建构的理念世界，灵魂概念被彻底融入理性精神之中。至于灵魂是否不朽的问题，其实质是古希腊哲学变、不变议题的延伸，大致上，认为事物存在变异的哲学家主张灵魂是可朽的，而认为事物静态不变的哲学家多数主张灵魂是不朽的，当然，也有一些人走中间路线，认为灵魂的一些部分可变，因此是可朽的，而另一部分是恒在的，因此是不朽的。最后，需要注意的是灵魂与人的关系问题，基于自然主义的世界观，古希腊多数哲学家并不将灵魂限定于人的范畴，但他们愿意花较多笔墨探讨人的灵魂，这就涉及到他们认识论、心理学方面的研究。(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
注解：
① 见北大《古希腊罗马哲学》毕达哥拉斯一节，余下引文如无特殊说明都出自该书。
② “逻各斯”本意指“话语”，赫拉克利特用它来指代事物运动的内在本性，有“原则”、“规律”的含义。
③ 巴门尼德认为世界就是一个浑然一体的、不变不动的“一”。
④ “爱”、“恨”独立与四根之外，作为四根的动力因而存在着。
⑤ 见北大《古希腊罗马哲学》第88页[D84]。
⑥ 见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第24页。
⑦ “‘心灵’也被译作‘理智’，但这两种译法的意义各有所侧重：‘心灵’侧重表示精神的存在，‘理智’侧重表示精神的活动。”见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第26页。
⑧ 在阿那克萨戈拉看来，单个事物是由无数“种子”混合而成的，其中的种子囊括了种子的所有类型，因此，一包含一切。
⑨ 见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第26页。
⑩ 柏拉图的这一概括也算作是对之前灵魂概念探讨的一个总结。
不清楚苏格拉底是否真说过这样的话，但他说过此话的可能性颇高。
回忆说的最初是有苏格拉底提出的，通过指引他让一个没学过几何学的奴隶的孩子推导出毕达哥拉斯定理。
见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第63页。
见亚里士多德《论灵魂》，下面引文中的内容同出此书。
见北大《古希腊罗马哲学》柏拉图[知识的四个等级]。
死亡是每个人逃不脱的人生宿命，人人恐惧之、害怕之。但我们若转换一个视 角，则会发现死亡实际上是我们每个人之人生的最后成长的阶段，一直到临终前的 那个瞬间，我们的生命、生活与人生都在成长着。所以，对"死"我们不应也不能 去害怕，而是要去探究，去求得死亡所蕴含的深刻的人生道理。我们所应该要做的 只在于：由思想意识上的"先行到死"和直面死亡的途径，来深刻地体察死亡、咀 嚼死亡，由对死的思考来为自我的"生"确定方向，确定意义，也确定价值。一个 现代人在其人生中达到了这一境界，他的生存与生活才是完整的，他的生命才可能 发出耀眼的光芒，他的人生才可能获得极大的成功。 一、关于死亡的恐惧 一般而言，世上的人皆喜生厌死，根本原因是将两者截然两分。但实质上，" 生"与"死"犹如连体婴儿，无法将它们分开。因为人在刚刚出生之后就在走向死 亡，死是蕴含在生命之内的，而宇宙间的有生之物无不都如此。大凡有生命者，都 会经过孕育期，然后则出生、成长，再进入衰老期，最后便会死去。生与死虽然截 然不同，判然有别，但生的瞬间就含蕴着死的因素，两者是互渗而混然一体的。 可是，世人一般都体认不到"生死互渗"的道理，谁都只愿永远地活下去，谁 都害怕死亡的降临。因为，在人们的眼中，"生"是盈满着生机，充溢着温暖、活 力、光明、拥有；而死则是生机顿失，是冰冷、枯竭、黑暗、丧失，人们怎不求生 畏死呢？但是，人是一种生物，必然逃不脱死亡的命运，无论是接受还是不接受， 死亡都会在某时某刻来临。既然如此，人们就必须正视死亡，活着时不要回避死亡 的问题，因为即使你想回避也是回避不了的。 实际上，人们必须理解一个道理：若是没有死而只有生，那人也好其它生物也 好，又怎能在这个世界上挤得下？从生命之本源来说，每个生者都不应该太自私， 正如《庄子》书中所讲的：天地为"父母"生我养我，那就好好地活；天地"父母" 招我们复返，我们也就要安心死亡的降临。这实际上是留下位置让新的生命成长， 岂非也是我们一份无量的功德？ 可是，即便人们从生命之根理解了死亡的必至性，仍然会在情感上万分恐惧与 害怕死亡。这一点必须从死亡本质的角度来加以化解。古希腊的圣哲指出：死是人 无法体验的对象，当人还活着时，死非常遥远；当死来临时，人们已经毫无感觉和 思虑了。人们对死的害怕、焦虑、恐惧，等等，无不都是一种活着时才有的感受， 而死亡一降临，人所有的知觉、心理的反映等等都不存在了，人们又怎能害怕呢？ 既然不能够去害怕，我们活着时就没有必要去恐惧死亡。也就是说，当人存在的时 候，死亡是不可能存在的；而当我们不存在死去时，我们根本就无法害怕。因此， 活着的人又何苦要怕死呢？ 可见，人们对死亡的恐惧根本不是起于死亡本身，而是人们从棺材、死尸等死 亡的现象中获得的一些恐怖的观念。仅仅是观念而已，并不是一种实在的对象。所 以，人类的确可以从主观上努力，改变以至取消这些观念，以消除对死的焦虑、恐 惧、害怕和担心。这些有关死亡本质及如何免于对死亡恐惧的方法实际上是相当有 效的，我们每个现代人都应该经常沉思一下，去倾听古代贤哲的声音，积极地思考 生与死的问题，以获得某种生死的智慧，从对死的恐惧中解脱出来。这样，也只有 这样，我们的人生才能获得幸福。 但是，人们又会提出另一个问题：既然生而必死，自己生前拥有的一切都必然 地要完全丧失掉，那"生"又有何意义呢？我们生前的奋斗、获得、悲欢离合等等， 又有什么价值呢？一句话，人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这样思考问题的方式是：既然 凡"有"都必归于"无"，那又何必要"有"呢？实际上，应该延伸一下再深入地 思考思考："无"之后又是什么呢？那必是"有"！所以，一个现代人要如中国古 代哲人所说的那样，在对待生死的问题上，应该做到"大其心"，要跳出自己此生 此世的限囿，立于宇宙大化的本体之境来看生死。如此，人又何必要悲泣于自我必 死的结局呢？要明白，"我"之死正是"他"之生，"我"必死然后"他"才能生； 有生命之物的死，恰恰是万物之生的前提。况且，没有前者之死，又那会有我们每 个人的生？既然"我"之生建基于"他"之死的基础之上，那"我"为何不能当一 下他人之生的基础而无畏地面对死，从而勇敢地步入死途呢？正如我们人在生活中 不能太自私一样，我们在生死的问题上同样不能自私。而且，人们在生活中自私一 点关系并不太大，不过会造成一些人生中的麻烦罢了；可在对待死亡的问题上，一 个人若很自私，极不情愿地面对死，那就必然造成自我的生与死的品质极低——在 生活的每时每刻都极度地恐惧死。可是，无论你愿意与否都不可能改变人必死的结 局，死亡肯定会在某时某刻必然出现。所以，任何一个人都应在生死的问题上达到 心胸广阔，无私地对待生，也无私地对待死。当一个人能够正确地对待死时，他也 就必能正确地对待生；当一个人真正免除了对死亡的恐惧和害怕时，其生活与人生 便走上了一条坦途。 二、关于死亡的意义 一般人皆认为，死亡是最无意义的东西；而且，它还进而吞噬掉了所有的人生 意义。但是，人们若明白了人之生必然相伴于死，我们每个人从生下来的那一刻开 始，便步入了走向死途的过程，那么，我们在生的过程中就应该去体验死，去沉思 死，去由对死的扣问而让自我的生命获得长足的发展，建构出一个健康正确有意义 的人生观，从而使我们的生活更加有价值。这种方法可称之为"生死相长"。 首先，死亡的存在，以及我们对死亡的沉思，可以让我们意识到生命的有限性 ，这就能使我们能够更加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分每一秒。让生命中的每一段都充满内 容，都可以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迹。可见，"死"的存在不是使"生"毫无意义，而 是更凸显出"生"的意义与价值。当一个人能够牢牢抓住生活，不浪费人生中的宝 贵时光，努力地从事各种创造的活动，珍惜生活中的亲情、友情、爱情、人情，并 尽可能多地品尝种种人生的滋味，那么，人们就能在死亡来临之际，毫无恐惧，心 安理得，并为自己即将永久地安息和为别的生命之诞生做基础而欣喜不已，这就达 到了生死两相安的最佳境界了。可见，由"死"可以反观出"生"的真正的意义所 在。任何人在"生"的阶段时都应该生机勃勃，奋发努力；而到了死时，则应该心 安坦然，无所牵挂。 其次，死亡的存在使我们能够拥有更健康的人生观。在现实生活中，常可看见 许多人埋首于求这求那，总以为拥有得越多就越好；在为人处世时，刻薄、吝啬、 毫无怜悯心，无所不为。也许他的确成功了，拥有了很多很多，可是他在这个世界 上不爱别人，不帮助别人；当然别人也就不会爱他，也就不会帮助他。因此，他在 现世的生活就肯定相当的孤独；而当他面对死亡时，他会因为所拥有的一切都将永 久地丧失而痛苦万分。人之生死的吊诡性就在于：人们生前拥有的少，死时就丧失 的少，其痛苦也就相对要小；人们生前拥有的越多，死时就丧失的越多，按一般的 逻辑，痛苦就必然会大。对于那些在人世间一心只知攫取者而言，这一生死的规律 实在是太不利了。 所以，为了避免死时的更大痛苦，我们有必要对自己的人生观做极大的改变。 为了生活和生存，我们当然要去谋生，要去赚钱；但我们不能以赚钱为唯一的人生 目的，不能以聚财为全部生活中关注的唯一追求。要明白一个深刻的生死之理：人 世间的物质性拥有不是人生的一切，甚至不是人生中最主要的东西；人活着时最重 要的还是一个情字，是和谐的关系，是温馨的亲情。所以，我们在世间生活，对物 质性的东西要拿得起放得下，要以与人和谐生活、爱和助人为乐作为人生中最最值 得追求的东西，并发而为实际的生活准则。这样做的结果，我们在生活中也能得到 他人的爱和帮助，由此我们便由对死亡的体认而获得了做人的正确立场。 再次，死亡的存在还能让我们拥有更好的人生态度。人们若只是沉在日常的生 活中，往往对什么都十分地执着。你的我的他的，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让别人从 自己这里取得一丝一毫，什么都得分得清清楚楚，不仅执着于己的，更盯着他的， 还渴望取得你的。而且，对那怕是一点点的损失也无法忍受，那怕是吃上一点点的 亏也是坚决不干的。这样的话，人们在生活中一定累得很，苦得很，无奈得很。如 果我们能够从日常的生活中超拔出来，学会由死观生的方法，心胸便会豁然开朗， 意识到：我们生到这个世间时，是一无所有的来；而我们死时离开这个世间也将赤 条条的去。生前的所有，都为暂时而已，我们又何必执着？实际上，我们又何能执 着？而且，我们在世间走一遭，与各种人结成各种的关系，实在都是有缘。这些人 际的关系在我们的生命中都是唯一的，不可重复的，故而是弥足珍贵的。因此，我 们何必执着于你的我的他的呢？又何必因此而形成你我他之间的紧张关系呢？所以， 我们如果在生的过程中，稍稍去想想死的问题，生活中的许多东西便会想得更开一 些，面对各种复杂的关系也能处理得更好一些。这样一种人生的态度当然对我们的 一生都会有益处，而它似乎只能建构在对死亡沉思的基础之上。 最后，死亡的存在使我们能时刻意识到生命的脆弱。人虽然是万物之灵，但生 命自身却相当的脆弱，十分容易受到外在的和自我的伤害。人的此在生命只有一次， 死亡意味着人们此生的完全结束，这就时刻提醒我们要保护自己脆弱的生命，不要 使之受到损伤，更不要沦入非正常的死亡。我们不仅要细心地保护自我的生命，还 要通过各种锻炼和养生努力地活够大自然赋于我们的自然寿命，而且在任何的情况 下，都不要采取自杀的过激行为。人生中的挫折固然很多，人生中的痛苦虽然强烈， 但我们出于对生命的珍惜态度咬咬牙也就会过去的。自杀不仅是人生中的怯弱行为， 更是对神圣生命的亵渎，它也是一种最不好的解决生死问题的方式。对自杀者而言， 人生的所有问题似乎都得到了解决，但对社会和死者的亲人来说，令人痛心的一大 堆问题才刚刚开始，这如何是解决生死问题的良方呢？ 由此可见，死亡不仅有意义，而且意义非常之大，关键在我们能否仔细地去思 索，去发掘，去显现。能够做到这一点，对我们的人生实在是有很多的益处。 三、关于死亡的超越 从根本上而言，人类对死亡的恐惧，以及从死之中寻找意义的努力，都源于人 们认为的死是生的全部的毁灭这一观念。如果人们能寻获超越死亡的方法和途径， 意识到死亡并非是人之生的全部归于无，则死亡之恐惧也好，死亡的意义问题也好， 都可以迎刃而解。 动物不自觉"生"，故而只能在生理性需求的驱策下被动地活着，但它们因此 而免去了死亡的恐惧问题；人类自觉到"生"，故而能运用自我的智能与体能去改 变外在的环境，从而能够主动地生活，但却因此同时自觉到了死，品尝到了痛苦的 死亡恐惧。可见，造物主是仁慈的、公平的，人类虽然有了比动物多出的"生"的 欢欣，可却要饱尝动物没有的"死"的悲伤。然则，这一人生最大最深刻的痛苦， 却也使人类能够走上寻求超越死亡之路，并因此而更显露出自身的伟大。 人类寻找超越死亡的方法和途径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也走了无数的弯 路，甚至付出了许多生命与血汗的代价。比如，中国古代的方士们、道士们，认为 人们可以通过服用某种药物（如外丹），或者经过某种身体的锻练（如内丹），便 可达到肉身成仙，永生不死。为了验证这一观念，也为了真正实现长生不老的愿望， 千百年来许许多多的人投入了无数的财力、物力、人力去做，可是，除了许多人因 此而丧命之外，所有的努力均告失败。此外，中外历史上的许多帝王想尽了一切的 办法，花费了大量的金钱来解决尸体防腐的问题，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是保存 完好的尸体并不能如愿以偿地复活。所以，企图从物理的角度，通过一些实际的操 作来使我们人的肉身长生不老是一定会失败的。 一切人类历史上超越死亡的尝试都证明，肉身不朽决无可能。因此，我们只能 另辟途径，从精神之途去求得对死亡的超越。 人之精神与肉体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人的肉体之身是一种实在之物，它只能占 有一定的空间，存在于一定的时间之内；而人之精神虽然是人之肉体的一种派生物， 但它却能够不受肉体的束缚，既可游于无限的空间，又可回溯和前行于无穷的时间， 它是一种真正的具有超越性的东西。精神的这种特殊性，使其可以担负起超越死亡 的重任。 精神虽然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但却可以形成一种凝结物，它就是关系。 人们通过语言将自己的观念、思想、意识等精神性的东西传达给对方，从而与之建 立起了人际的关系。自我的精神传达给对方越多，则所建构的关系就越紧密；同理， 他人的精神性的东西也是通过一定的途径与自己发生着联系，我们接受得越多，则 与之的关系也就越密切。 这样，人与人之间便建立起了由各式各样的内蕴精神质所组成的关系。一般而 言，人们既离不开对物质的摄取以维持身体的存在；同时，人们也离不开精神性的 关系，它是人维持一个人的存在的根本。离开了精神性的关系，人也许还活着，但 却不是作为人而活，只是作为一个物而存在着。 弄明白了精神的特质，以及其与人的存在的复杂关系，我们便可进而求得超越 死亡的途径和方法了。 人的肉身当然会死，而人的精神性的关系却可永存，这是精神可以超越死亡的 第一个方面。当一个人与他人、与许多的人建立了各式各样的关系时，他的肉体虽 然经过一定的时间会必然地死去，可这些关系却保持了下来，它超越了个体生命的 限囿，通过与他人相系的精神性的纽带而超越了死亡，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了下去。 很显然，这种精神性的关系对死亡的超越与人们在世间建立的关系之亲密程度 成正比。一个人在世间与他人建立的关系越紧密，其精神性的超越死亡就越持久； 一个人在世间与越多的人建立的关系越深，则其精神性超越死亡也就越广泛。可见， 人们从精神关系的方面想超越死亡也不是永恒的。人们若想更长久的超越死亡，更 广泛地超越死亡，就必须在活着时以一种好的人生观与人生态度去与各种人相交往。 不仅要与亲人建立起亲密的关系，而且应该与其他的人也保持良好的交往。在人世 间的关系越多越深，也就意味着你超越死亡的追求越成功。 人的肉身当然会死，而人的创造物却可永存，这是精神可以超越死亡的第二个 方面。与人无关的物那就只是一个自然物，但若加进了人的智慧与主观的意识，则 就成了一个人的创造物。它实际上就是注入了人之精神的物，是人的意识的结晶， 此时，这个物就不是单纯的自然之物了，它具有了某种价值，使社会或一些人愿意 去欣赏、保存。比如那些不朽的画作，撼人心魂的音乐，伟大的科学发明，等等。 创造了这些物的主人，由于将自己的精神和意识贯进了其中而得以使生命永存。 很自然的，人在创造物的过程中所花费的时间、精力、心血越多，则创造出的 物就越有价值，因此它在世间就会保存得越久，那么，人们通过将精神贯注在创造 物之上而达到的对死亡的超越就越有效，相反，则对死亡的超越就十分有限。 对死亡超越的追求对人生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它对人生的定位、人生意义的确 立、生活的追求目标，等等，都有着直接的关系。一个没有对死亡超越的追求者， 在现实生活中非常容易沦入无所事事，或无所不为，或无所用心的状态；而有着对 死亡超越的企盼者，则在自我的生活中目标坚定，行为规范，有所作为。因此，当 我们从死亡的恐惧中摆脱出来，并意识到了死亡也有它的意义与价值之后，我们就 必须树立超越死亡的追求，这不仅仅可能使我们经过努力真的达到了对死亡的超越， 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将使我们的人生更有方向，内蕴更为丰富，生活步入辉煌。 主要参考文献 《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美）米奇·阿尔博姆著，白裕承译 大块文化有限公司1998年版 《一起面对生死》，（日）山崎章郎著，林真美译 圆神出版社1995年版 《生死智慧》，郑晓江著，汉欣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版 《中国死亡智慧》，郑晓江著，三民书局东大图书公司1994年版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你就当参考吧)
哲学就是哲学史吗?很多哲学家对这一问题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哲学不是科学史，不是科技进步的结果;哲学也不是知识史，不是各种知识的堆积;哲学也不是问题史，不是永恒无解的难题。以下是我整理分享的哲学与哲学史论文的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摘要】哲学就是哲学史吗?很多哲学家对这一问题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哲学不是科学史，不是科技进步的结果;哲学也不是知识史，不是各种知识的堆积;哲学也不是问题史，不是永恒无解的难题。自古以来，众多哲学家们对与哲学问题思考的思路是纵横交错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和背景，人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和思路不同，因此造就了不同的哲学家。
【关键词】哲学;哲学史
一、哲学究竟是什么?
“‘哲学是什么?’这是一个十分复杂和广阔的问题，不同的哲学家对之有不同的看法。更有甚者，有些看法似乎是截然相反、相互冲突的。因此企图给‘哲学是什么’这样的开阔问题一个大家公认的确切答案或明确定义是很不明智的，是很危险的，因为这样的做法几乎是不可能的。”[1]
绝大多数人不知道哲学是什么。根据海德格尔的理解，哲学孕育了其他种种学科，是人类文明存在的最基本的方式。而卡西尔也曾说过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这看来是众所公认的。在各种不同哲学流派之间的一切争论中，这个目标始终未被改变和动摇过，它已被证明是阿基米德点，是一切思潮的牢固而不可动摇的中心。哲学探讨的首要目标乃是认识自我。人是思想的存在，人要能够成为真正思想自由的人，他就必须要进行哲学的思考。亚里士多德指出，哲学为唯一自由的学术探索。哲学思考的焦点就应该是人本身。哲学源于生活，生活是哲学的源泉。在希腊哲学中，哲学就是爱智慧。其实智慧就是一条道路，所以哲学也是一条道理，是一条既在我们面前无穷地绵延，也在我们身后不尽的伸展的道路。我们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必定要行进在这条道路上。因此，希腊词语中哲学是一条我们行进于其上的道路。学习哲学就是了解哲学史上的哲学家在探索和讨论些什么样的哲学问题。“哲学学科的特殊性在于它的题材、它所研究的问题、它回答问题的方式。”[2]
二、关于“哲学就是哲学史”的不同观点综述
黑格尔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理论“哲学是哲学史”。黑格尔的理论是西方哲学主流，认为整个哲学只是一种哲学发展过程。对于这个理论，哲学家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
孙正聿认为“否定‘哲学就是哲学史’，就不能专业地来研究哲学，否定‘哲学就是哲学史’就不能以哲学的方式来面向现实，否定‘哲学就是哲学史’就不能实现哲学的理论创新。‘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个命题的真实涵义，并不是把哲学归结为哲学的历史，更不是把哲学研究限定为对哲学历史的研究，而是强调哲学与哲学史是‘历史性的思想’与‘思想性的历史’;是以‘历史性的思想’的理论自觉不断地丰富和变革‘思想性的历史’，从而实现哲学思想的开放和创新。”[3]
他把哲学和哲学史归结为“历史性的思想”和“思想性的历史”，“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个命题的真实涵义，就在于哲学活动中的“历史”与“思想”的内在关联。哲学本身作为历史性的思想，由古往今来的哲学所构成的哲学史，就是思想性的历史。哲学作为思想性的历史，哲学史上的任何一种哲学都不是某个哲学家的独立的思考，而是哲学家之间的对话。
“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个命题的真正涵义，并不是把哲学归结为哲学的历史，更不是把哲学研究限定为对哲学历史的研究，而是强调哲学与哲学史是“历史性的思想”和“思想性的历史”;“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个命题的真正意义，并不是要凸显对哲学史的研究，更不是要以“历史”冲淡乃至代替哲学“现实”和“未来”，而是把“哲学”合理地理解为“历史性的思想”即不是把把哲学当成枯燥的条文、现成的结论和“终极的真理”，把“哲学史”合理地理解为“思想性的历史”即不是把哲学史当成人物的罗列、文本的堆砌和“厮杀的战场”。哲学思想的开放和创新，从根本上说，就是以“历史性的思想”的理论自觉不断地创新“思想性的历史”。就此而言，只有理解“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个命题的“历史性的思想”构成“思想性的历史”的真实涵义和真正意义，才能理解哲学与哲学史的涵义关系，以哲学的方式面向现实与未来。
黄?森对于孙正聿的“哲学就是哲学史”的观点和解释有不同的看法。 哲学离不开哲学史，离不开历史，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他绝不否定这个观点，而是他认为不能把哲学与哲学史等同起来，不能把哲学看作只是一个集合名词，是各种哲学的总和，没有一门科学的哲学。
他在“也谈哲学就是哲学史的含义和意义”中提到，“‘哲学就是哲学史’是在整个哲学史发展中哲学的非科学状态的阶段。”[4]他把哲学看做科学史，哲学一旦成为科学，“哲学就是哲学史”这种状态就应该结束。也就是说，传统哲学的终结就是哲学史的这种状态的终结。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门科学，它将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这不是离开历史，不是离开哲学史，而是使哲学史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一个科学的阶段。
张志伟和马丽则把哲学或哲学史看作是一种“问题史”，“是一种非黑格尔式的哲学观”[5]。首先，哲学问题是一些永恒无解但是却令人不得不追问的难题。哲学所记录的是哲学家们对哲学问题的解答，是一条条的探索之路，它们相互之间不仅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更具有相互独立的价值意义。哲学不同于科学和宗教，它一方面像自然科学一样诉诸于理性，又像宗教一样，以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作为它的理想。这两位学者认为，可以把哲学史看作是哲学家们对永恒无解的哲学问题不断探索的记录，因此，哲学并不存在于某一位哲学家的思想中，或某一哲学流派中，而是哲学家的探索道路之中。因此，哲学史是问题史，学习哲学就是学习哲学史上哲学家们的思想。哲学乃是人类精神的 反思 ，也就是思想与思想的对话。哲学家们的思想就“活”在思想与思想的对话之中，也可以说哲学就“活”在思想与思想的对话之中。
贾玉树对于“哲学就是哲学史”持绝对否定的看法，无论处于何种目的，鼓吹“哲学就是哲学史”都是非常荒谬的。他认为“哲学就是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界的一大教条，是中国的哲学工作者误读和曲解黑格尔哲学的产物。“中国哲学界所以鼓吹‘哲学就是哲学史’无非是想借助于哲学这样一个哲学与史学的交叉领域把自己陌生的哲学研究消解在自己熟悉的历史研究之中;‘哲学就是哲学史’是告别黑格尔哲学走向后现代主义的思想纲领;中国哲学必须告别历史，面向世界，走向未来。”[6] 他认为，中国哲学界大都把“哲学就是哲学史”的教条归结在黑格尔哲学中，仿佛黑格尔影响了中国的哲学研究。事实上，不是黑格尔影响了中国哲学界，而是中国哲学界在自觉不自觉地误读和曲解黑格尔。即便哲学不是科学，也不可能成为哲学史。它应当具有其独特的内容，例如思维、存在、现象、本质、实在和真理等，他们应当是哲学史上绝大多数哲学家讨论的共同话题。哲学应当是由这些基本范畴建构起来的思想体系，虽然我们现在无法给出一种唯一的确切的解释，但这也并不影响我们学习、理解和把握哲学。
三、对哲学与哲学史关系的 总结 与启示
黑格尔的著名命题“哲学史是哲学”引发了哲学家对哲学与哲学史关系的重新思考。然而黑格尔对这个命题及其逆命题的论述，其实是存在着明显的思想前提的。
“哲学就是哲学史”，我们显然不能理解为“哲学史等于哲学”。当我们学习哲学史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有多少个哲学家就有多少种哲学史。每个历史上的杰出的哲学家对待哲学的态度都是不同的，恰恰是这种不同不利于“哲学是哲学史”这一论题。每一个哲学家，必须先有了哲学，才有他自己的哲学史。通过对哲学与哲学史之间的思想关系的综述和分析，“我们可以对哲学的性质给出否定性的定义，即哲学不是科学，不是宗教，也不是思想史，因为哲学是没有对象的，是不需要权威的，也是自由的。”[7]
第一，哲学不是科学。科学是对世界的追问，而哲学则是对科学的追问方式的追问。因此，哲学并不以世界为研究对象，而是把科学对世界的研究结果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或者说，是把人类对世界的认识结果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所以，哲学并不是科学。
第二，哲学不是宗教。哲学从来不诉诸权威，哲学家面临争论的问题，依据的是逻辑的推论和实践的验证。哲学家们对任何问题从来没有奢求得到最终的答案，哲学家们给出的任何答案最终都被看作是可以驳倒的或可以超越的;而且，有意义的是，只有那些不断地被后来的哲学家们驳倒或超越的哲学问题，才被看作是真正的哲学问题;而只有那些能够不断提出不断地为后来的哲学家们反复讨论的问题的哲学家，才被看作是伟大的哲学家。这些或许正是哲学的魅力，也是哲学区别于宗教的重要特征。
第三，哲学不是思想史。我们知道，思想总是有所思，但哲学则是所思之思，是对思想的思想。由于把思想本身作为对象，这也可以说，哲学是没有对象的，因为把思想作为对象，也就意味着哲学是把一切东西都作为对象，而把一切东西都作为对象，也就意味着没有对象。
综上所述，只有对哲学的范围和作用有了清楚的认识，我们才能真正对哲学的性质有全面的了解。我们可以把哲学史的范围理解为一个围绕哲学的圆周，包容每种对哲学的看法和理解。正确看待哲学和哲学史的涵义和关系，以哲学的方式面向现在和未来。
【参考文献】
[1]胡军.哲学是什么[M].北京大学出版社，.
[2]朱志方.哲学不是哲学史[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
[3]孙正聿.“哲学就是哲学史”的涵义与意义[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6).
[4]黄?森.也谈哲学就是哲学史的含义和意义[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9).
[5]张志伟，马丽.问题与对话：一种非黑格尔式的哲学史观[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5).
[6]贾玉树.走出“哲学就是哲学史的误区”[J].晋阳学刊，2010(6).
[7]江怡.如何理解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J].哲学分析，2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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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这里节选一部分：探寻死亡之谜：西方死亡哲学[align=left] [color=#2e3012]人是什么？人的死亡之谜是什么？怎样理解死亡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灵魂的可毁灭性与不可毁灭性、人生的有限性与无限性、死亡和永生的个体性与群体性?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人们是如何看待死亡的？他们如何克服死亡的恐惧？中世纪人们的死亡观念是怎样的？近代和现代西方人是如何漠视和直面死亡的？……本书阐释了西方人心中的死亡之谜和西方死亡哲学的基本意涵，而后具体地考察了西方死亡哲学的历史发展进程……[/color][/align]2006-11-29 17:23 轻风竹影西方死亡哲学概论 《西方死亡哲学》一书旨在在较高的理论层次上逻辑地和历史地阐释西方死亡哲学。它将首先以“概论”的形式阐释西方死亡哲学概念的基本意涵，而后再分章依序具体地考察西方死亡哲学的历史发展，以期在读者心里形成西方死亡哲学就是西方死亡哲学史，西方死亡哲学史就是西方死亡哲学的印象。 我们之所以在“概论”里着力阐述西方死亡哲学概念，乃是因为，在我们看来，“概论”不当是普遍意义上的“弁言”。弁言虽然也被冠于著作之首，但它未必能成为著作的一个有机部分。恰如一顶帽子，虽然它可以被人戴在头上，虽然它也可以使人更气派些，但它于人未必算得上一个必不可少之物，更谈不上它之为人之一有机部分了。 “概论”也不当是“泛论”，它当触及研究对象最内在的层面，揭示其最本质的内容。惟其如此，它才能成为规定、制约或统帅一本著作全部材料的活的灵魂：不仅构成该著作的逻辑起点，而且也构成该著作的逻辑终点，从而使整部著作有可能赢得一个较高的理论水准，内蕴着一种普通著作少见的整体性、有机性、逻辑性和系统性。诚然，对研究对象的“概念”把握，只能是我们对对象进行长期艰苦细致研究的一个结果，然而，无论如何，这并不妨碍我们在描述我们的研究对象时，从解析它的“概念”入手。 老黑格尔在其著名的《哲学史讲演录》里，曾经突出地强调了“考察”或“发现”“真的哲学概念”于“哲学工作”的重要意义。他宣布：只有依据“真的哲学概念”，才有可能理解那些“根据哲学的真概念从事哲学工作的哲学家的著作”，才有可能从事本真意义上的哲学工作；“真的哲学概念”或“哲学的真概念”的“发现”，乃是哲学研究、哲学理解和哲学阐释的首要工作黑格尔著，贺麟、王太庆译.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6。尽管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对他的哲学概念和哲学体系提出这样那样的异议，但当我们进行哲学著述时，却不能不考虑他的这一建议。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哲学识见，我们在逻辑地和历史地阐释西方死亡哲学时，将首先致力于“真的哲学概念”的“发现”，致力于“真的西方死亡哲学概念”的“发现”。
善待地球，科学发展，就是要正确对待地球自然系统，特别是要珍惜地球母亲赐予我们的自然资源，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把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深刻认识到了人与自然和谐对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大意义。这就是：生态文明下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落实科学发展观，就必须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变化，并深入理解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规律，从而充分认识统筹我国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建立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生态文明新构架。应当说，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完全符合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潮流。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是：肯定人是自然界的相对主体，人类的社会经济必须继续向前发展。同时，要清醒认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和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努力做到在与自然和谐共处中，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这就是人类社会的新的文明——生态文明。 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类对自然的影响与作用，包括从自然界索取资源与空间，享受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功能，向环境排放废弃物；二是自然对人类的影响与反作用，包括资源环境对人类生存发展的制约，自然灾害、环境污染与生态退化对人类的负面影响。 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人类对客观自然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在人类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人类对人与自然的认识有显著的不同。当前大规模的、无序的人类活动已打破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和生态结构，正深刻地影响和改变地球生态系统的演变路径和方向，对人类生存安全构成了极其严峻的挑战。 人与自然和谐，从理论层面上看，它应是人与自然互相适应的辨证统一、互动和谐；从实践层面上讲，它应有人与自然双方均处于既被改造又应保护的关系之中。历史经验表明，当人类与自然处于平等、互利、和谐关系的时候，自然也能为人类提供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环境。 文明是反映人类社会发展程度的概念，它表征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水平与整体面貌。从历史上看，人类文明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三个阶段。目前，人类文明正处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的阶段。如果说以工业生产为核心的文明是工业文明，那么，生态文明就是以生态产业（或产业生态化）为主要特征的文明形态。从广义上讲，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即工业文明之后的人类文明形态。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天成的。人不能选择脱离自然的道路，只能选择某种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与自然的关系。在人的能力空前提高的今天，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赖人的价值观、生活方式、社会关系等诸多因素的协调和谐。生态文明发展到今天，不能不说是人类开始了为有效遏制生态危机，为自己重建一个可以使儿孙万代永续发展的绿色家园做了一次有益的伟大尝试。 工业文明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类已处于主动地位。当人的行为违背自然规律、资源消耗超过自然承载能力、污染排放超过环境容量时，就将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造成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因此，人类为了持续发展，不断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必须充分认识自然规律。人类发展到今天，应该而且已有能力主动调整自身行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建立生态文明，必须着力培养人们正确的资源观、环境意识和可持续发展观点，教育人们保护好人类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形成新的生态伦理。 事实上，人与自然的关系应当是一种“生命维系”的关系。人是生命的存在体，自然生态也是作为“生命存在体”而存在的。一方面，自然生态具有自身不断进化的生命过程；另一方面，人作为客观现实世界的一员，其生命状态与自然生态的生命状态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自然生态的死亡必然导致人类生命的衰竭。因此，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首先应当是一种生命维系的关系。 从表面上看，生态伦理所涉及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但实质上仍然是指人与人的关系，行为者与他人的关系，以及现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在今天，人类再也（下转第93页）（上接第90页）不能为了自身的眼前利益，破坏生态系统的平衡，而损害子孙后代的利益，这是生态伦理学的重要内容和道德规范。这种人与人的关系是通过人与自然的关系来实现的，就是说，它是以自然为中介而表现出来的。生态伦理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涵盖到了人与人的关系中去，比传统伦理学的内容更丰富了。 针对工业文明所带来的人口、环境与发展悖论，应该确立一种新的文明即生态文明，也就是人与自然相互协调共同发展的文明。 首先，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一种真正的平等、和谐的统一，即提倡把人类的利益和自然的利益统一起来的自然观。其次，在社会发展观方面，我们必须确立可持续发展观念，把对自然的合理开发和积极保护统一起来。我们不能离开对自然的开发、利用，单纯强调对自然的保护，使保护变成被动的适应，那样就无法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就会使社会进步缓慢乃至倒退。 生态文明是在工业文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同时又是对工业文明的超越。伴随着工业文明的向前发展，生态文明将会成为未来社会的主要文明形态。 生态文明观念的核心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塑，即必须认识到：人既是自然的主人，又是自然的存在物；人既利用自然，又必须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当前最重要的是转变环境教育观念。要从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高度树立正确的自然观、环境价值观。 生态道德是生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生态环境的渐趋恶化，需要把生态道德教育提上议事日程。通过这种教育，增强人们对于生态环境的道德意识，使之认识到，生态道德是人类道德的重要方面，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平衡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所应履行的道德义务与责任
京派是30年代一个独特的文学流派，之所以被称为“京派”，因为成员大多在当时的京津两地进行文学活动。京派的主要成员有、废名、沈从文、李健吾、朱光潜等。他们的思想是讲求"纯正的文学趣味"所体现出的文学本体观，以"和谐"、"节制"、"恰当"为基本原则的审美意识。"京派"的基本特征是关注人生，但和政治斗争保持距离，强调艺术的独特品格。他们的思想是讲求"纯正的文学趣味"所体现出的文学本体观，以"和谐"、"节制"、"恰当"为基本原则的审美意识。 新感觉派小说是中国第一个现代主义小说流派，20年代末、30年代初产生于上海文坛，主要作家有施蜇存、刘呐鸥、穆时英。“新感觉派”小说的根本特点是特别强调作家的主观感觉而不太注重对客观生活的真切描写，其小说内容多表现半殖民地社会都市生活的种种病态和畸形现象。新感觉派小说创作特点可概括为三点：创作题材多取材于半殖民地大都市的病态生活、注重心理分析和注重小说技巧的创新。 京派和新感觉派在写作特点上有很大不同。在艺术特点上，京派小说多带有乡土气息，具有来自乡野的质朴的美和凝重古久的风格，并由于对本土经验的眷恋和回归的渴望，其文体都具有一种抒情性。以 沈从文的《边城》为例。《边城》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爱情悲剧，凸显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与心的澄澈纯净。显示了京派小说赞颂纯朴、原始的人性美、人情美的基本风貌和平和淡远、古朴隽永的特征。 穆时英是新感觉派的重要成员，被称为“中国新感觉派圣手”。其代表性的小说《上海的狐步舞》，运用剪辑组合的方式，通过一个个互不相关的画面，描绘了灯红酒绿的大都会夜晚的种种社会病象：行路人突然被拦截暗杀；富豪的姨太太与前妻之子乱伦；搬运木柱的工人被砸断脊梁而惨死…小说比较真实的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的中国都市社会的恐怖与繁华、淫荡与悲苦，体现了新感觉派小说反映病态生活的创作特色。另外，穆时英的《白金的女体塑像》将心理分析作为构成作品艺术形象体系的重要环节，丰富了刻画心理小说的表现手段。
京派求助编辑百科名片京派是30年代一个独特的文学流派，主要成员有、废名、沈从文、李健吾、朱光潜等。称之为"京派"，是因为其作者在当时的京津两地进行文学活动。其作品较多在京津刊物上发表，其艺术风格在本质上较为一致。主要刊物有《文学杂志》、《文学季刊》、《大公报·文艺》。"京派"的基本特征是关注人生，但和政治斗争保持距离，强调艺术的独特品格。他们的思想是讲求"纯正的文学趣味"所体现出的文学本体观，以"和谐"、"节制"、"恰当"为基本原则的审美意识。沈从文是京派作家的第一人。使小说诗化、散文化，现实主义而又带有浪漫主义气息。目录概念基本特征京派作家京派小说的艺术特色研究论文主要刊物京派小说京派聚会展开概念基本特征京派作家京派小说的艺术特色研究论文主要刊物京派小说京派聚会展开编辑本段概念“京派”并没有正式的组织，只是一种名称的沿用。主要是指新文学中心南移到上海后，30年代继续活跃在京、津等地的作家群所形成的一个特定的文学流派，是强调宽大、强调审美、强调民族文化精神重造的纯文学流派。“京派”作家创作的小说就是京派小说，其文风淳朴，贴近底层人民的生活，所显现的是乡村中国的文学形态，其统一的审美感情是诚实、从容、宽厚的，为现代小说提供了比较成熟的抒情体和讽刺体样式。在现实主义的创作中融入浪漫主义的、表现主观个性的多种艺术手法。代表作是《边城》《萧萧》《长河》等。编辑本段基本特征京派的基本风貌、特征：赞颂纯朴、原始的人性美、人情美；扬抒情写意小说的长处，熔写实、记“梦”、象征于一炉；平和、淡远、隽永的风格；简约、古朴、活泼、明净的语言。与京派相对于的是海派。编辑本段京派作家京派作家基本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20年代末语丝社分化留下的偏重讲性灵、趣味的作家。二是新月社留下的或与《新月》月刊关系较密切的一部分作家。三是清华、北大、燕京等大学的师生，包括一些当时开始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其中主要的小说作家有废名、凌叔华、沈从文、林徽因、芦焚、萧乾、汪曾祺等。编辑本段京派小说的艺术特色京派小说大都疏离政治，与政治斗争保持一定的距离，但看重人生，关注平民性，追求静穆的艺术境界。第一，着力描写淳朴、原始的人性美和人情美。如沈从文所描写的湘西世界人物，都那么淳厚、真挚、热情、善良、守信用、 重情义，自己生活水平很低却那么慷慨好客，粗犷到带点野蛮却又透露出诚实可爱，显示出一种原始古朴的人性美、人情美。京派作家注重人性美、人情美，还表现在他们喜欢用儿童的视角来写成人的世界。从林叔华的《弟弟》、《一件喜事》，林徽因的《吉安》、《文珍》，到萧乾的《篱下》、汪曾祺的《戴车匠》，儿童视角的广泛运用，真切地表现出京派作家的拳拳童心。这既说明他们对美好童年的深情眷恋，也反映了他们对未来人类社会、人性完美的无限向往。第二，京派小说把东方情调的诗情画意融合在乡风民俗的从容隽逸的描述中，形成了一种洋溢着古典式的和谐和浪漫性的超越的人间写实情致。这种乡土抒情小说，结构上以舒卷自如代替严谨拘束，情节上以故事的疏淡代替因果的坐实，它把小说的传统特征的一部分让位给诗和散文的因素，因而削减了小说的史诗力度，却增添了小说的抒情神韵。第三，语言上，形成了简约、古朴、活泼、明净的语言特色。既能吸收欧美文学语言的长处，又能吸收古典文学语言的营养，出色地运用自己的民族语言。参考资料：
下文是关于个人故居的，不知道何时吗？ 和谐小区2009-09-16 22:56所谓“小区”不过是镇上原先的一个小学，“和谐小区”的名字是一位老师无意中取的。在麦熟的季节，我们一共十八户陆续的搬到这里。环境还可以，大街北侧一个门洞，往里走十米就豁然开朗，这里是原先学校的操场。有点象《桃花源记》中入口的味道，不过没有桃花，有的是红砖涌路两侧几棵多年的垂柳。涌路的尽头是校区的大门，俩门柱的的顶端各有一个排球大小的柱灯，遥想当年可曾照亮多少学子的求学之路。大门一侧是一个小门，供人少时通行。再往后是几排整齐的教室和办公室，现在已改成了职工宿舍。镇上的领导很体贴我们，在各宿舍门口都新安了自来水管、拖布池和几条整齐的盖板下水道。对我们的新家我是有感情的，因为这里还是我的母校。毕业以后我和同学们相约来过几次，来怀念我们那段美好的时光。教室前的涌路还在，垂柳还在，花池也在，原先的欢声笑语记忆犹新，我仿佛又回到了从前……新住户们以抓阄的方式是排了个一、二、三，我家东挨着宽阔的红砖涌路，门前是条略窄的石板路，路旁有两颗国槐，大的如碗口，小的如小儿的手臂，她们紧紧的依偎在一起，亲像一对母子。树底下摆了张小石桌，仅可供四个人吃饭、打牌或乘凉。石桌旁是一只抬头凝望的小鹿，儿子时常在上面玩耍。蝉的幼虫可能因为它会变的缘故我们这里叫它 “神仙”，爬到这两棵树上的”神仙”却出奇的多,这成了我家一个意外的惊喜。最高兴的是六岁的儿子，他每天晚上打着手灯在树上总能找到几个，有时小鹿的腿上和小石桌旁边也能找到。于是每隔三两天石桌上就能 端上一盘最新鲜的美味了。小石桌紧挨着一片两张见方的花园，搬来后就种了几样青菜，不为多少收成，只为平常也活动活动。人勤地不懒，竟陆续的有了收入。吃着自己种的东西，那个惬意要比吃烧鸡烤鹅更要可口香甜。我们这里的住户大多都在镇上上班，原先都认识，现在成了邻居，就觉得份外亲热。年龄最大的是一位小学校长——×老师，再过几年他就退休了，可是思想一点也不比我们小年轻的落后。每次他在家总是主动和我们打招呼，不是要我们聊聊就是约我们饭后打上把牌。原先我们去了还有点儿拘束，久而久之，他家门前成了我们的小据点。打牌一般是够级，他虽然年龄大了但是记牌很准，赢了牌高兴，他也大呼小叫的，兴奋得与他的年龄和身份不符。由于我们住户之间没有院墙，邻居间见面就方便的多，这给女人们闲聊提供了机会。女人们的话长，只要开了头没有要紧的事很难刹住，不光刹不住，聊到精彩处说不定哪一个端着饭碗跑出来，生怕错过听八卦新闻的机会。最方便的是孩子们，一个孩子起早了必定找他的玩伴，常常大人们还没起床，孩子们已经在外面叽叽喳喳热闹的如鸟群了。谁家做了好吃的就左邻右舍的送，这时小家伙的嘴最乖，叔叔婶婶的叫个不停。各自菜园收成也相互的送，投桃报李，家家户户的应时青菜就全有了。晚上乘凉的时候我们这里最热闹。孩子们做完作业在涌路边的路灯下尽情玩耍，大人们则拿出马扎子围坐在一起聊天。家长里短，单位轶事，领导升迁，国际形势无所不有，精彩处发出阵阵的笑声。路灯下的牌桌是每晚必不可少的，再有闲人时还可观战，不时为她所关注那家提醒一二。暑意渐退，夜色深沉，才相约散去。年底 ，邻居们有一次小聚，发起人是×老师。大家围在一个圆桌旁，×老师坐在中间，气氛很好，极像一个和睦大家庭。他说上班近三十年了，向我们这里的关系这么融洽的很少。现在上边提倡社会和谐，我们这里简直就是和谐小区。“对，对，对，”他的话引起了共鸣，我们建议，“以后就叫和谐小区得了，你就是我们的区长”。“和谐小区”就这样诞生了。邻居们畅所欲言，尽兴而归。事后，知道有几个酒醉的，少不得挨女人们的一顿唠叨。天有不测风云，这不又到夏天就出了一件事，打破了我们小区的平静。一天天刚擦黑，我们几个人正围在一起打牌，住在小区东北角的×哥急急的跑来，说有贼。我们立刻散了，找了点家伙去堵截。贼受了惊身上却不知什么原因受了伤，我们顺着血迹找到门洞前，血迹却又转了回来，我们知道贼并没有走就四下寻找。不久，110的干警接到报警来到这里，详细问过经过和细节，又搜查了一遍，竟奇迹般的没有找到。事隔几天，警方从邻县的医院里找到了那个人，市里的电视台也做了一期叫《案发现场》节目，讲了事情的经过和处理结果。我们的小区出了名，我们也更加团结。现在我家搬到了县城里居住，小区是正规小区，邻居间却少有往来，偶尔在楼道照个面，也是白眼相对，点一下头算作问候，并不想多说一个字。空闲时无缘无故的常想起和谐小区的老邻居们 ，怀念那段充满人情味的生活。
"京派"的基本特征是关注人生，但和政治斗争保持距离，强调艺术的独特品格。他们的思想是讲求"纯正的文学趣味"所体现出的文学本体观，以"和谐"、"节制"、"恰当"为基本原则的审美意识。沈从文是京派作家的第一人。京派作家以表现"乡村中国"为主要内容，作品富有文化意蕴。京派作家多数是现实主义派，对现实主义有所发展变化，发展了抒情小说和讽刺小说。使小说诗化、散文化，现实主义而又带有浪漫主义气息。 30年代的文学格局，是乡土与都市两种文化背景的对峙，而这种对峙体现在文学中，就形成了京派和海派两种文学团体。京派和海派，在30年代分别活跃在京津和上海它们介于左翼和国民党文化之间，持有自己独特的主张，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有着极大的影响。 京派和海派的对峙和冲突，是30年代中国社会的重要主题。1934年1月10日，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了《论海派》一文，无意间引发了一场"京派"和"海派"的论争，这场论争看似偶然，却蕴含着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诸多基本母题：如传统与现代、东方和西方、乡土与都市、沿海与内陆等等，从而折射出了古老的农业中国，在向现代文明转换过程中的丰富景观。 一、"京派"小说 （一）京 派（定义）： 京派指的是20年代末到30年代居留或求学于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城市，坚守自由主义立场的作家群体，他们追求文学（学术）的自由与独立，既反对从属于政治，也反对文学的商业化，是一群维护文学的理想主义者，其基本成员是大学教师和大学生，以《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杂志》、《水星》为主要阵地，以沈从文、废名、朱光潜、凌叔华、萧乾、李健吾、芦焚、林徽因、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林庚等一批学者型的文人，即非职业化作家为代表，其中最重要的作家就是沈从文。 （二）京派文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京派文化是乡土文化的典型象征，具有双重的文化和美学特征：一方面对现代性既追求，又怀疑，从而导致对现代性的焦虑；另一方面，是在现代性的强大冲击下，对本土的传统美感日渐消失而感受到了一种挽歌情怀。 （三）文学观念 京派小说家们的文学观念和主张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坚持自由主义，反对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干预和制约；其次，追求纯正的文学趣味，对抗文学的商品化。 在30年代的政治历史语境中，京派作家无疑是处在边缘的，因为左翼要求文学为政治服务，海派主张文学商品化，而他们的主张与时代格格不入，但是他们所追求的文化价值和人文理想，他们对人的尊严、对和谐生命境界的追求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固守，都具有某种永久的启示意义。 （四）艺术特征 京派小说家创作的共同特点是：多带有乡土气息，具有来自乡野的质朴的美和凝重古久的风格，并由于对本土经验的眷恋和回归的渴望，其文体都具有一种抒情性。如废名的《桥》、沈从文的《边城》、芦焚的《果园城记》等。 （五）京派代表作家 京派作家之中以小说著称的，有沈从文、废名、萧乾、芦焚、林徽因等，他们的作品除了具有京派的共同特质以外，每个人又都具有自己相对独立的风格，关于废名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关于沈从文我们以后将列为专章讲述，下面介绍一下其他作家。 1、萧 乾（1910－1999） 青年时代及晚年时代的萧乾 ①、创作概况 萧乾生于北京东直门里城墙根一带的贫民区里，是蒙古族的后裔，父母先后早逝，沦为孤儿，自幼饱经人生炎凉，这些经历，日后成为他全部小说创作的诱因。在创作上，受到过杨振声、沈从文、林徽因等人的指导。著有短篇集《篱下集》、《栗子》、《落日》，还有长篇小说《梦之谷》等。 ②创作分析 萧乾的小说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从"儿童视角"出发，展现成人的世界，抒发人间的世态炎凉、冷热和不平等的遭遇。这类作品有《篱下》、《矮檐》等，小说中都有坚忍的妈妈形象（寡妇或者弃妇），包含着作者对自己母亲的回忆。 第二类是宗教题材小说，把锋芒直接指向了教会的伪善和冷酷，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基督教在中国当时社会条件下与殖民主义相似的历史作用。这一类作品有《皈依》、《鹏程》、《昙》等。 第三类是爱情小说，代表作就是著名的长篇小说《梦之谷》（1938年）。《梦之谷》是一部自传体成长小说，依据的是作者自己的一次流浪和爱情经历，用的是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写的是一个18岁的北京青年一个人流浪到岭东，在一家中学教国语，深受语言隔阂之苦。在一次偶然的机缘中，他认识了一个美丽的姑娘"盈"，她也能说一口纯正的国语，但是却有着不幸的遭际，两个人同病相连，于是产生了爱情，在"梦之谷"中度过了一段甜蜜的日子，但是姑娘后来却被一个恶霸劣绅霸占，于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恋情就以悲剧而告终。这个小说取材于萧乾的自身经历，具有一种震撼心灵的力量，是失落者所倾诉的美丽的挽歌。但小说出版时已经是1938年，在那种战争的环境中，"梦之谷"超尘脱俗的品质与时代背景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并没有在文坛引起太大的反响。 2、芦 焚 （1910－1988） ① 创作概况 芦焚也就是师陀，师陀是他1946年之后使用的笔名。30年代的芦焚虽然没有后来成熟，但是却已经显示出强劲的创作势头，著有短篇小说集《谷》、《里门拾记》、《落日光》、《野鸟集》等。其中的短篇小说集《谷》与曹禺的《日出》，何其芳的《画梦录》一起，获得了《大公报》文艺奖金。芦焚具有悲哀的抒情气质，善于描写场景，其小说深切地表现了北方农村的衰败。抗战前芦焚去了上海，后来陷入孤岛而长期蛰居。 芦焚（师陀） ② 艺术特点 芦焚象沈从文一样，也自称为乡下人、土人，但是两个人的风格却有着很大的区别，比之沈从文，芦焚笔下的乡土世界少了几分想象，多了几分真实，远离了田园牧歌的拟想，代替的是中原农村的衰败与荒凉，是活脱脱的现实世界，他不是从人性中升华出神性，而是在崩溃着的内地乡村风习中散发出类似李贺诗篇的阴沉的鬼气。 3、林徽因（1904―1955） ①作家简介 林徽因原名林徽音，音乐的"音"，是京派中的文学沙龙女主人，一代才女。她曾经留学英美，兼通中西文学，又熟悉绘画、戏剧、和雕刻，是一位著名的建筑师。林徽音的才气、容貌、诗名，令许多文人倾倒。她秀丽聪颖、性格热情，有着非同凡响的审美气质，当时她和梁思成的家，是京派文人聚会的场所。由于是名门闺秀，优越的地位和优裕的生活条件，使她有条件把文学真正作为独立而自由的人生与艺术理想，从而是天然的"为艺术而艺术派"。 ② 创作分析 林徽因小说的代表作品是《九十九度中》。这部作品被京派的批评家李健吾看作是最富有现代性的实验性作品，写的是一个酷暑天北京胡同里的形形色色的人生，林徽因更有性别特征的作品还是描绘大家闺秀心态和体验的小说，如《钟绿》、《文珍》、《绣绣》等篇，这些是她更本色的作品，寄托着作者独特的生命体验，从命运不好的人们身上反转到自身，而感悟到年华易逝，美的短暂，渗透了小说家自己的切身体验和感悟。但是沙龙的格局最终也划定了林徽因的小说世界，造成了其作品的局限。 京派其他的作家还有杨振声、李健吾等人
能够反映人文事物是最重要的
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到30年代，文学的中心南移到上海，继续留在京、津地区或其他北方城市的一个自由的作家群，当时也称“北方作家”派。“京派”并没有正式的组织，只是一种名称的沿用。“京派”作家创作的小说被称为“京派小说”。京派小说文风淳朴，贴近底层人民的生活，在现实主义的创作中融入浪漫主义的、表现主观个性的多种艺术手法。主要代表作家有沈从文、废名、芦焚等。沈从文的小说《边城》、《萧萧》、《长河》等是其中较为出色的作品。 梦幻乡土。对乡土的梦幻般的描摹是京派小说的一大特点。京派作家是在视艺术即梦、情感即真，也就是在朱光潜所谓“理想界”与“现实界”二元对立的观念中建构着他们的乡土梦幻的。基于此，他们对宗法制乡风民俗多取宁静认同的态度，努力从中开掘纯朴的人情美、道德美，奇特的风俗美，静穆的自然美。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废名的鄂东山野，芦焚的河南果园城，老向的河北农村，汪曾棋的苏北乡镇，萧乾的京华贫民区等无不表现了这一特色。两部《新编》同样继承了这一风格，比如潭柘寺、戒台寺的描写；母矮脚虎回乡的描写；保定府的描写；客栈的描写；青楼的描写；批八字的描写，母矮脚虎出嫁的描写，颠轿的描写等等。总之，不论是对强悍生命力的描摹，还是表现女性的温婉纯美、儿童的纯洁稚嫩，都突出地牵动着作者的一种梦幻之情，用沈从文在《旧作选集·代序》中的话来说就是对“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神往。 悲悯人生 。京派小说多表现出对人类的悲悯情怀。京派作家在历史文化的观照中既由衷地赞美那未蒙教化的原始文明的淳厚朴实，又看到了礼教、宗法制的野蛮和人生不幸的一面。同时，京派浓厚的学院背景又使作家们在理论上对社会对人类有一种悲剧意识。沈从文和废名都十分郑重地把自己作品中悲剧的美学特质的一面指出来，在他们看来，人的神性存在与悲剧性存在有着必然性的联系，由此决定了京派小说的悲剧性往往是人性的悲剧；另一方面，京派作家对人性的单纯信仰又使得他们的悲剧是“明快的”，又带着“悲悯的微笑”的情怀。这样，他们的表现方式就是在所写的人事上不为故事中卑微人事失去明快，总能保持一个作家的平静，淡淡的讽刺里常常有一个悲悯的微笑影子。沈从文的《月下小景》中的少男少女在月光中走向美丽的死亡，并借此使情爱升华到崇高境界。这些作品在对爱、美遭罹毁灭的无可奈何的叹息、悲悯中，表现出京派作家“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的努力。京派小说中尚有一类表现美丑、善恶对立较为强烈的社会批判倾向和鲜明的爱憎取舍的人生悲剧，如沈从文的《菜园》、《丈夫》等；萧乾的作品这种特点更明显，他崇尚虽败尤荣的人与命运的搏战，因此，他的悲剧中具有一些英雄主义的因素，这在《邓山东》、《小蒋》、《印子车的命运》中都可以看到。 诗意抒写 。京派作家的文体都带有一种抒情性。他们小说的文体形态是与他们的叙事态度、价值选择、文化情致相联结而存在的。在叙述中融入诗性的追求，在写实中弥漫着浪漫的气息是京派小说文体的突出特征。沈从文喜欢用“诗的抒情”方式作小说，如《边城》有现实的忧伤，也有桃园般的浪漫，还有水的恬静蕴藉，清丽隽永的诗意扑面而来。废名善用“写绝句的方法”写小说，还常把诗的象征手法移用在其小说中。京派作家往往都有着意境营造的自觉。他们的小说或以景结情，或以象寓意，用空白和空灵构成立体的艺术空间，给读者以极大的想象空间。两部《新编》很多处运用诗歌、歌曲、散文、舞蹈，其中“母矮脚虎与老马聊斋的爱情、婚事”“可视为这方面的代表。这一情节从多个视角描摹了西柏坡的自然风光和人性之美，从而为主人公“母矮脚虎与老马聊斋” 设置了一个“恰当”、“和谐”的生活背景，于是古朴宁静的自然脱化出了西柏坡人的达观自如与世无争的生存观念，这样母矮脚虎就成为了整篇小说的核心，而且作者还把禅境中的静观、顿悟等引入到小说中，进一步推动了小说的意境化。伴随诗性意境而来的是京派作品结构上的疏朗和散文化倾向。京派小说往往取一种形散而神聚的结构，而这正是典范的散文体结构，人们称京派作家都是遗像文体家，主要就是指这一方面而言。
哈哈哈哈。是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