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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点难写哎~~是通俗文学了~深刻思想是提炼不大出来的~可以分析男主角的形象，复仇主题，与宗教的关系，也可以和中国的复仇小说进行比较，做一篇比较文学的论文。
世界文学名著选讲论文题目，可参照 ：论《三国演义》中“义”的悲剧性写论文的提示：(一)论文——题目科学论文都有题目，不能“无题”。论文题目一般20字左右。题目大小应与内容符合，尽量不设副题，不用第1报、第2报之类。论文题目都用直叙口气，不用惊叹号或问号，也不能将科学论文题目写成广告语或新闻报道用语。(二)论文——署名科学论文应该署真名和真实的工作单位。主要体现责任、成果归属并便于后人追踪研究。严格意义上的论文作者是指对选题、论证、查阅文献、方案设计、建立方法、实验操作、整理资料、归纳总结、撰写成文等全过程负责的人，应该是能解答论文的有关问题者。现在往往把参加工作的人全部列上，那就应该以贡献大小依次排列。论文署名应征得本人同意。学术指导人根据实际情况既可以列为论文作者，也可以一般致谢。行政领导人一般不署名。(三)论文——引言 是论文引人入胜之言，很重要，要写好。一段好的论文引言常能使读者明白你这份工作的发展历程和在这一研究方向中的位置。要写出论文立题依据、基础、背景、研究目的。要复习必要的文献、写明问题的发展。文字要简练。(四)论文——材料和方法 按规定如实写出实验对象、器材、动物和试剂及其规格，写出实验方法、指标、判断标准等，写出实验设计、分组、统计方法等。这些按杂志 对论文投稿规定办即可。(五)论文——实验结果 应高度归纳，精心分析，合乎逻辑地铺述。应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但不能因不符合自己的意图而主观取舍，更不能弄虚作假。只有在技术不熟练或仪器不稳定时期所得的数据、在技术故障或操作错误时所得的数据和不符合实验条件时所得的数据才能废弃不用。而且必须在发现问题当时就在原始记录上注明原因，不能在总结处理时因不合常态而任意剔除。废弃这类数据时应将在同样条件下、同一时期的实验数据一并废弃，不能只废弃不合己意者。
要从基督山伯爵历经磨难，但是并没有泯灭人性，他爱憎分明。以及当时通过三个陷害他的人的一生而反应的社会状况
有一颗愿意等待的心，说明你对未来抱有希望；有一颗充满希望的心，那么等待，又算什么？” ——题记 听同学推荐说《基督山伯爵》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大仲马的代表作，向来对欧洲文化“叶公好龙”的我，在几经诱惑下，将两本像砖头一样的书搬回了家。 “法老号”大副唐泰斯受船主委托，为拿破仑党人送了一封信，遭到两个卑鄙小人和法官的陷害，被打入死牢。狱友法里亚神甫向他传授了各种知识，并在临终前把埋于基督山岛上的一批宝藏的秘密告诉了他。唐泰斯越狱后找到了宝藏，成为巨富，从此化名基督山伯爵，经过精心策划，报答了恩人，惩罚了仇人，最后将宝藏的秘密告诉了曾有恩于他的莫雷尔船长之子——马克西米利安。 整部巨作是以伯爵先生留给马克西米利安的一封信结尾的，其中，伯爵先生告诫马克西米利安的一段话令我记忆犹新： “在这世界上既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状况和另一种状况的比较，如此而已。只有体验过极度不幸的人，才能品尝到极度的幸福，直至天主垂允为人类揭示未来图景的那一天来到之前，人类的所有智慧就包含在这五个字里面 ‘等待和希望！’” 伯爵先生所经历过的不幸是无人能比的，在四面环海、不见天日的死牢中被关押了整整十九年。在狱中，他并没有绝望，而是努力地向神甫学习各种知识，不仅我佩服他的毅力，神甫因为“佩服这个年轻人”更是为他创造了许多条件。九死一生越狱成功之后，他并没有贪图享乐，而是向着自己的目标不断地前进——为自己的不幸报仇！ 伯爵先生对唐格拉尔、费尔南和维尔福这三仇人的复仇是最精彩绝伦，跌宕起伏的。他先后进入他们的社交圈，又通过决斗的方式使费尔南的儿子——阿尔贝蒙羞，直至他的父亲发疯；再利用经济网、发假情报使唐格拉尔彻底破产；又通过精心的策划使维尔福的妻子起了歹心，没让自己亲自下手便使他们全家支离破碎。 看完整部巨作，不由自主地热泪盈眶。这泪水，不为伯爵和海黛的云游四方而悲伤，而是为伯爵内心深处的坚韧感到敬佩。我无法想像，大仲马笔下的伯爵先生竟可以将自己的一切隐藏那么久，竟可以在仇敌面前仍旧优雅……这一切，都超出了我的想像，唯有丁玲的一句话好似“醍醐灌顶” ：人只要有一种信念，有所追求，什么艰苦都能忍受，什么环境都能适应。 不错，人世间可怖的东西是什么？是血肉之躯中深藏着的意志在刹那间迸发，就似一把宝剑在经过炼剑师的千锤百炼之后，在忽然间亮剑，寒光、剑气，此时无人，亦无招可以与之匹故。所有成功的人，都是经历了九死一生的冶炼，才会有今日的星光璀璨。 他们就像毛毛虫，在茧内积蓄着能量，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唯有破茧而出的那一刻，他们才为自己，感到骄傲； 他们就像武林中的剑客，无声无息地在幽谷中修炼，终有一日，拔剑出鞘，无情的冷剑已亲吻上了你的喉，而你，还在惊叹他的那股韧劲! 1428年，郑和的船队首下西洋，在耀武扬威的背后，又有多少春秋，多少汗水和多少民兵的尸体啊！他一边顽强地对抗着朝中元老们的冥顽思想，一边又分身监管宝船的所有事宜。但是，一切并不是徒劳！郑和在下西洋的途中，使沿途许多国家与明朝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定期朝贡。最了不起的是郑和“以德服人”：郑和给予沿途一些贫穷国度援助品与贸易品。他们从不仗势欺人，自卫也很有分寸。他的舰队可以说是真正地征服了那些国家，这种征服是心底的征服，它存在于每一个人心中。当那浩浩荡荡的船队来时，人们不会四处逃避，而是纷纷出来欢迎远到而来的人。郑和之后，再无郑和！他废寝忘食的辛劳，只等扬帆的那一刻！ 他，21岁做生意失败；22岁时角逐州议员落选；24岁时做生意再次失败；26岁时爱侣去世；27岁时一度精神崩溃，曾想到自杀；34岁时角逐联邦众议员落选；36岁时角逐联邦众议员再次落选；45岁时角逐联邦参议员落选；52岁时，当选美利坚合众国第16任总统，他就是林肯，就是这样一个失意过10余次的男人，登上了世界政治舞台的巅峰，近40年的挫折和耐心的等待，使他拥有了一副刀枪不入的盔甲，他只等亮剑的那一刻！ 人生如蝉，只有经历一次痛苦的蜕变，才能名噪枝头，达到生命的高度；人生如禅，只有始终如一的追求，才能渗透生命的秘笈，拓展它的厚度！ 还记得那震撼人心的“雀之灵”吧，还能回想起主角邰丽华竟是聋女时的震撼吧。对处于无声世界的邰丽华来说，要让舞蹈和拍子完全合上，唯一方法就是记忆，重复，再记忆，再重复。她要用身体的舞蹈和心中的音乐去膜拜生命！邰丽华就像一只平淡的人间之鸟，在刹那间绽放出无比的绚丽！二十载的不断记忆和重复，她只等拉幕的那一刻！ 周杰伦和方文山十年磨一剑，在幕后整整默默无闻了五年！在五年中，他们的时光都是在不断地碰壁，创作、再碰壁，再创作中流过的。但是，是金子总会发光，在五年力量的积蓄下，他们总算被人们所熟知，所崇拜。《发如雪》、《青花瓷》、《千山万水》等风靡一时的热门歌曲证明了他们的实力！五年的灰悲遭遇炼就了一身的璀璨星光，他只等亮嗓的那一刻！ 上善若水，厚德载物。明天的阳光依然灿烂。是的，明天定是一个艳阳天，只要你坚强地穿越今天这个雨季。今天，注定是个风雨交加的日子，再多的伤心难过也只会耽搁美好的明天，因为已经到来的再也无法赶开，你所有做的，是充满着希望的，去等待！
要从基督山伯爵历经磨难，但是并没有泯灭人性，他爱憎分明。以及当时通过三个陷害他的人的一生而反应的社会状况
有点难写哎~~是通俗文学了~深刻思想是提炼不大出来的~可以分析男主角的形象，复仇主题，与宗教的关系，也可以和中国的复仇小说进行比较，做一篇比较文学的论文。
有一颗愿意等待的心，说明你对未来抱有希望；有一颗充满希望的心，那么等待，又算什么？” ——题记 听同学推荐说《基督山伯爵》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大仲马的代表作，向来对欧洲文化“叶公好龙”的我，在几经诱惑下，将两本像砖头一样的书搬回了家。 “法老号”大副唐泰斯受船主委托，为拿破仑党人送了一封信，遭到两个卑鄙小人和法官的陷害，被打入死牢。狱友法里亚神甫向他传授了各种知识，并在临终前把埋于基督山岛上的一批宝藏的秘密告诉了他。唐泰斯越狱后找到了宝藏，成为巨富，从此化名基督山伯爵，经过精心策划，报答了恩人，惩罚了仇人，最后将宝藏的秘密告诉了曾有恩于他的莫雷尔船长之子——马克西米利安。 整部巨作是以伯爵先生留给马克西米利安的一封信结尾的，其中，伯爵先生告诫马克西米利安的一段话令我记忆犹新： “在这世界上既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状况和另一种状况的比较，如此而已。只有体验过极度不幸的人，才能品尝到极度的幸福，直至天主垂允为人类揭示未来图景的那一天来到之前，人类的所有智慧就包含在这五个字里面 ‘等待和希望！’” 伯爵先生所经历过的不幸是无人能比的，在四面环海、不见天日的死牢中被关押了整整十九年。在狱中，他并没有绝望，而是努力地向神甫学习各种知识，不仅我佩服他的毅力，神甫因为“佩服这个年轻人”更是为他创造了许多条件。九死一生越狱成功之后，他并没有贪图享乐，而是向着自己的目标不断地前进——为自己的不幸报仇！ 伯爵先生对唐格拉尔、费尔南和维尔福这三仇人的复仇是最精彩绝伦，跌宕起伏的。他先后进入他们的社交圈，又通过决斗的方式使费尔南的儿子——阿尔贝蒙羞，直至他的父亲发疯；再利用经济网、发假情报使唐格拉尔彻底破产；又通过精心的策划使维尔福的妻子起了歹心，没让自己亲自下手便使他们全家支离破碎。 看完整部巨作，不由自主地热泪盈眶。这泪水，不为伯爵和海黛的云游四方而悲伤，而是为伯爵内心深处的坚韧感到敬佩。我无法想像，大仲马笔下的伯爵先生竟可以将自己的一切隐藏那么久，竟可以在仇敌面前仍旧优雅……这一切，都超出了我的想像，唯有丁玲的一句话好似“醍醐灌顶” ：人只要有一种信念，有所追求，什么艰苦都能忍受，什么环境都能适应。 不错，人世间可怖的东西是什么？是血肉之躯中深藏着的意志在刹那间迸发，就似一把宝剑在经过炼剑师的千锤百炼之后，在忽然间亮剑，寒光、剑气，此时无人，亦无招可以与之匹故。所有成功的人，都是经历了九死一生的冶炼，才会有今日的星光璀璨。 他们就像毛毛虫，在茧内积蓄着能量，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唯有破茧而出的那一刻，他们才为自己，感到骄傲； 他们就像武林中的剑客，无声无息地在幽谷中修炼，终有一日，拔剑出鞘，无情的冷剑已亲吻上了你的喉，而你，还在惊叹他的那股韧劲! 1428年，郑和的船队首下西洋，在耀武扬威的背后，又有多少春秋，多少汗水和多少民兵的尸体啊！他一边顽强地对抗着朝中元老们的冥顽思想，一边又分身监管宝船的所有事宜。但是，一切并不是徒劳！郑和在下西洋的途中，使沿途许多国家与明朝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定期朝贡。最了不起的是郑和“以德服人”：郑和给予沿途一些贫穷国度援助品与贸易品。他们从不仗势欺人，自卫也很有分寸。他的舰队可以说是真正地征服了那些国家，这种征服是心底的征服，它存在于每一个人心中。当那浩浩荡荡的船队来时，人们不会四处逃避，而是纷纷出来欢迎远到而来的人。郑和之后，再无郑和！他废寝忘食的辛劳，只等扬帆的那一刻！ 他，21岁做生意失败；22岁时角逐州议员落选；24岁时做生意再次失败；26岁时爱侣去世；27岁时一度精神崩溃，曾想到自杀；34岁时角逐联邦众议员落选；36岁时角逐联邦众议员再次落选；45岁时角逐联邦参议员落选；52岁时，当选美利坚合众国第16任总统，他就是林肯，就是这样一个失意过10余次的男人，登上了世界政治舞台的巅峰，近40年的挫折和耐心的等待，使他拥有了一副刀枪不入的盔甲，他只等亮剑的那一刻！ 人生如蝉，只有经历一次痛苦的蜕变，才能名噪枝头，达到生命的高度；人生如禅，只有始终如一的追求，才能渗透生命的秘笈，拓展它的厚度！ 还记得那震撼人心的“雀之灵”吧，还能回想起主角邰丽华竟是聋女时的震撼吧。对处于无声世界的邰丽华来说，要让舞蹈和拍子完全合上，唯一方法就是记忆，重复，再记忆，再重复。她要用身体的舞蹈和心中的音乐去膜拜生命！邰丽华就像一只平淡的人间之鸟，在刹那间绽放出无比的绚丽！二十载的不断记忆和重复，她只等拉幕的那一刻！ 周杰伦和方文山十年磨一剑，在幕后整整默默无闻了五年！在五年中，他们的时光都是在不断地碰壁，创作、再碰壁，再创作中流过的。但是，是金子总会发光，在五年力量的积蓄下，他们总算被人们所熟知，所崇拜。《发如雪》、《青花瓷》、《千山万水》等风靡一时的热门歌曲证明了他们的实力！五年的灰悲遭遇炼就了一身的璀璨星光，他只等亮嗓的那一刻！ 上善若水，厚德载物。明天的阳光依然灿烂。是的，明天定是一个艳阳天，只要你坚强地穿越今天这个雨季。今天，注定是个风雨交加的日子，再多的伤心难过也只会耽搁美好的明天，因为已经到来的再也无法赶开，你所有做的，是充满着希望的，去等待！
有点难写哎~~是通俗文学了~深刻思想是提炼不大出来的~可以分析男主角的形象，复仇主题，与宗教的关系，也可以和中国的复仇小说进行比较，做一篇比较文学的论文。
《基督山伯爵》这本书主要讲述的是19世纪一位名叫埃德蒙唐代斯的大副在即将当上船长之时，受同船的会计丹格拉尔以及爱侣梅色苔丝的哥哥菲尔南的嫉妒和陷害，在他与爱侣的婚礼上被抓去审判，而由于假公济私的维尔福接手了这桩案子，唐代斯被判处了无期徒刑。但苍天有眼，唐代斯遇到了一位囚徒神父，也是这位神父让唐代斯获得重生，拥有了智慧与财富。于是唐代斯改名为水手山巴，对于当初的滴水之恩，他如今以涌泉相报，之后他又改名为基督山伯爵开始了他十几年来梦寐以求的复仇计划。复仇之路当然是无比的坦顺，所有的罪人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基督山伯爵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人物，他非常的敢爱敢恨、豪爽气派，也聪慧过人，由于饱经沧桑，他对任何事都格外的执着。基督山伯爵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完美的形象，但他并不是凭空捏造的，他蕴藏了部分作者的写照。作者大仲马是一个非常豪爽的人，他在基督山城堡连续几年每日宴请宾客，高朋满座；其中许多人，大仲马连姓名都不知道，可见他的气派，比起基督山伯爵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基督山城堡门厅的正位，堂而皇之地放着一尊大仲马的半身像，还配上一条座右铭“我爱爱我的人。”由此可见，基督山伯爵的敢爱敢恨、豪爽气派是遗传了大仲马。其实这条座右铭，大仲马只讲了半句，基督山伯爵这个人物才体现了完整的意思。那就是“我爱爱我的人，我恨恨我的人。”别人如何对待我，我就如何对待他。这样既公平，也符合情感上的平衡。但其实真要做到这一点也不容易。我在很多时候就会非常的优柔寡断，不知所措，而不像基督山伯爵那样敢于决断。或许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我爱爱我的人，我恨恨我的人。” 《基督山伯爵》更多的是揭露当时社会的暗无天日、惨无人道。唐代斯的悲惨遭遇足可以说明这一切。丹格拉尔、菲尔南、维尔福三人的飞黄腾达也证明了这一点，但事实不仅仅是如此，金钱、名誉对人性的毁灭超乎了我的想象。且看维尔福一家，维尔福先生自私自利，为了名誉、前途不惜违背自己的父亲，为了金钱，他凭靠着他法官的身份不知出卖陷害了多少人;维尔福夫人贪恋金钱，为了一份价值可观的遗产，她不惜毒死四个人，其中有她的父母和女儿。由此可见人性的卑劣啊！相比19世纪，如今金钱的地位似乎越来越高，那么人性的毁灭也越来越深吗？也许事实确实如此，我之前的不敢相信只是由于我的无知，我的不谙世事，但真相不容狡辩，人就是如此的不堪一击。但有黑自然也有白，莫雷尔一家就是不被金钱所吞噬的好人，最后金钱却不请自来。而维尔福夫人最后却落个两手空空，这就是事与愿违吧，老天还是有眼睛的。在看完了整本书后，触动我最深的一句话就是：“在上帝垂顾，为人类揭开未来之前，人类的全部智慧都包含在这两个词语中：这就是”等待”和”希望”。”耐心的等待加之希望带来的动力，必然能迎来黎明的曙光。基督山伯爵也正是靠着这两个词度过了他最艰辛困苦的岁月。“等待”和“希望”就是我在大仲马智慧的火花中学到的两个词。我也希望我能像我所崇拜的基督山伯爵一样，用这两个词达到我的人生目标。 卩s荘琱梦牃 回答采纳率: 2008-11-08 23:35 检举《基督山伯爵》（Le Comte de Monte-Cristo，又译《基督山恩仇记》）是法国大文豪大仲马的经典冒险小说，也被公认为大仲马最好的作品，在所有时期，它经常名列最佳小说榜。本书于1844年完成，全书分十八次出版。后世史学家认为这部书不是大仲马独立创作，而是与其他作家合写。 小说创作 大仲马以Jacques Peuchet所写的论文集中的一个真实故事为素材。Peuchet讲述了一位叫Francois Picaud的皮鞋匠的故事：1807年，Picaud住在巴黎，正在准备和一位贵妇人结婚，但是四位妒忌他的朋友，谎称指空他是一位英国间谍。因此，他被监禁了七年，在他被关押期间，一位监死的囚犯遗赠给他，在米兰的一大笔财产。当Picaud在1814年被释放时，他拿到了那笔财产，改名后，回到了巴黎。之后，他花了10年时间，制定了报复以前朋友的成功计划。 故事主要发生在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法国，时为公元1814年至1838年，当时法国正当拿破仑统治其间。故事主题环绕著公义、复仇、怜悯和宽恕，以历险故事形式叙述。故事叙述一个遭受到陷害的囚犯越狱之后，在社会上获得名声与地位，成为“基督山伯爵”，从而开展他的复仇大计...。 本书被译成多国文字，畅销全球。
《基督山伯爵》大概内容：
法老号货船的代理船长爱德蒙·唐泰斯，被船上狼狈为奸的会计员丹格拉尔和同样爱慕他女友梅色苔丝的唐泰斯两人，设计陷害。负责审理此案的代理检察官维尔福发现此事与自己父亲有牵连，将唐泰斯关进孤岛上的死牢。
唐泰斯在牢里度过了14年暗无天日的岁月，一天，隔壁牢房的老神甫挖地道时计算错误，到了他牢中。老神甫教会唐泰斯各种知识，使唐泰斯明白自己的敌人。老神甫告诉他，某个叫基督山的荒岛上埋藏着无与伦比的财富。
老神甫病死后，唐泰斯为了达成他的遗愿，将他的尸体搬入自己牢里，自己躲进老神甫的裹尸袋，被狱卒当成尸体扔出了监狱。唐泰斯四处游荡，找到基督山，发现了宝藏，重回社会，先报恩，后复仇。
唐泰斯证实了丹格拉尔、弗尔南和维尔福陷害自己的事实，并得知未婚妻已经嫁给弗尔南，父亲则病饿而死，他开始做复仇的准备工作。8年后，唐泰斯已经变身为基督山伯爵，以大银行家的身份回到巴黎。这时，维尔福是巴黎法院检察官，唐格拉斯成了银行家，弗尔南成了莫瑟夫伯爵及议员。
基督山伯爵借助媒体的力量在报上披露了弗尔南20年代在希腊出卖和杀害了阿里总督的事实，引起质询。听证会上，基督山伯爵收养的阿里总督的女儿海蒂出席作证。弗尔南名声扫地，狼狈不堪，妻子认出了唐泰斯，与儿子一起离开了这个肮脏的家。失魂落魄、走投无路的弗尔南开枪自杀了。
基督山伯爵设计让唐格拉尔出售债券，损失惨重。走投无路的唐格拉尔窃取济贫机构的505万法郎逃往意大利，被基督山伯爵的强盗朋友抓住。基督山伯爵后来以真实身份出现在唐格拉尔面前，唐格拉尔饱受惊吓与折磨，吓得肝胆俱裂，须发皆白。
基督山伯爵现在全心对付维尔福，揭开旧事，让他受精神折磨。然后，基督山伯爵巧妙利用维尔福的后妻。借用她手，毒死了维尔福的一些家人，让维尔福与后妻相互残杀。维尔福被各种各样的事情纠缠、被各色人等揭发。他知道自己落入复仇之神的手里，任人鱼肉。
失败落魄的维尔福回到家中，发现妻子因为罪行败露服毒身亡。并且毒死了自己心爱的儿子。处于巨大打击之下的维尔福又看到基督山伯爵出现，并且表明身份．他崩溃了。
基督山伯爵完成了一切复仇，并且帮助了想要帮助的人，他认为，上帝想要他所做的一切都已经完成了。最后，他带着收养的阿里总督的女儿海蒂远走天涯。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基督山伯爵》创作于一个政治动荡的年代，作者大仲马将这一时期社会生活的大背景作为小说创作的主要背景，以主人公唐太斯被人陷害入狱直至最后的复仇为整部作品创作的主要线索，整部作品的时间也是跨越了波旁王朝的复辟以及七月王朝这两大时期，以人物曲折命运的设计来侧面的展示了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安。
1814年，拿破仑帝国被犯法联盟所击败，波旁王朝复辟，重新走上了历史的舞台，而从实质上来看，虽说拿破仑的无休止的战争对当时的欧洲大陆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恶劣影响。
但是他的政治体制已经是资产阶级的政府了，所以波旁王朝的复辟必然会造成人民的不满于反抗，由此以来就形成了希望拿破仑归来的反复辟势力与封建的复辟势力所构成的强烈的社会矛盾。
从《基督山伯爵》中时常可以看到反复辟的思想线索，堂泰斯被陷害在狱中的14年暗无天日的生活也是对当时复辟王朝黑暗统治的写照，无论是主人工堂泰斯的拿破仑主义倾向还是整部作品的基调，它不仅仅是大时代背景的写照，也是反抗政府压迫的思想的决战。
1842年大仲马在地中海游历时，对基督山岛产生了兴趣，打算以它为主题写一部小说。他在1838年出版的《关于路易十四以来巴黎警察局档案的回忆录》中，发现了一个《复仇的金刚钻》的故事。
其内容是巴黎一个制鞋工人将要结婚时，被一个嫉妒他的朋友诬告而入狱七年，出狱后得到一个米兰教士的照顾，并在教士死后获得了一个秘密宝藏，然后他化装回到巴黎复仇，最后自己也被人杀死。
大仲马仔细研究了这份资料，与人一起制订了写作计划，于1844年8月28日开始在法国巴黎的《议论报》上连载，到1846年1月25日结束，共136期。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基督山伯爵
要从基督山伯爵历经磨难，但是并没有泯灭人性，他爱憎分明。以及当时通过三个陷害他的人的一生而反应的社会状况
Avengers image since ancient times ethnic literature is widely and eternal existence characters. In the DaZhongMa, earl of JiDuShan JiDuShan earl is creating the classic avengers image, this image is greatly influenced the later novel similar image of the mold in. The avengers image jin yong's novels by joined many DaZhongMa type element,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rich breakthrough that, too. This paper USES comparative research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through four chapters 1, 2, and discussed in chapter in the JiDuShan discussing respectively, earl of jin yong's novels of chivalry and avenger imag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third and fourth chapter DaZhongMa and jin yong respectively from the different social cultural background Angle in the novel image excavation both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mong the avenger, finally come DaZhongMa in shaping avengers jin yong's and the hand is not just image of inheriting relationship with a simple conclusion.
Loves also thoroughly, hates thoroughly also. Repays a debt of gratitude also thoroughly, the revenge is also thorough. This is reads " Christ mountain revenge in me records " after the biggest has the proverb is called the " gentleman revenges, ten year not late ", revenges also is needs to conserve strength, certainly is not may act rashly by reason of for a while the state of mind. But Christ mountain count, then was most concrete the motion explains this proverb with experiences 14 years in prison, his life essential meaning was pursues ever the family member, ever benefactor and ever personal enemy. After confirmed had to seek person, he certainly did not have like us such which saw in the chivalric fiction novel, held the fist in the other hand cloud " to the benefactor goes through fire or water, again did not hesitate ", assassinated to the personal enemy one sword. He chose his own ever had the graciousness to own ship owner one, he used up it energy, silently supported, by the various way, actually always did not let them know actually own was for repay a debt of he repays a debt of gratitude moving, then his revenge is so the incisiveness, also has several after us calls unavoidably to have the dessert is startled.
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 by Alexandre Dumas père. Highly recommended. Apart from 'The Three Musketeers', this is probably Alexandre Dumas' most famous work and one of the greatest novels in Western literature: a novel every literate and educated person should read at least once in their lives. In this story, Edmond Dantes is an innocent man who was caught in the intrigues of Napoleon's escape from Elba and his 100 days of power until Waterloo. A sailor entrusted with a sealed letter of highest importance by his dying captain, Dantes delivers it into the hands of the evil prosecutor Villefort who, for reasons unkown to him, immediately sends him without trial or appeal to spend the rest of his days at the Chateau D'Iffe: a dark and isolated island prison presumed to be inescapable. With the help of Abbot Faria, a dying prisoner who knows the secret of a great hidden treasure on the small islet of Monte Cristo, Dantes escapes and prepares to unleash his revenge on those who did him wrong. For years he spends his time meticulously preparing his vengeful scheme against the treacherous friends and characters who left him to rot in prison for years and years. He refines his arts of disguise, alchemy, and manipulation to content himself with the ruin of his enemies. Unlike the adventure themes in his works such as 'The Three Musketeers', this story is a deep character study on being the victim of utmost injustice and how cruel revenge is sweet after all: how a wronged man is entitled to become the agent of divine retribution when God and mortal laws have abandoned his cause. The various themes, complex plot, profound character development, and rich prose makes this long work undoubtedly one of the greatest works of literature ever written: Dumas was without question a literary genius. This is a great story for people of all ages and should not be ignored by anyone who has a profound love of literature. I think this is Dumas greatest work far surpassing 'Queen Margo' 'The Three Musketeers' or 'The Corsican Brothers.' As translator Robin Buss points out in his introduction, many of those who haven't read 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 assume it is a children's adventure story, complete with daring prison escape culminating in a simple tale of revenge. There is very little for children in this very adult tale, however. Instead, the rich plot combines intrigue, betrayal, theft, drugs, adultery, presumed infanticide, torture, suicide, poisoning, murder, lesbianism, and unconventional revenge. Although the plot is roughly linear beginning with Edmond Dantès' return to Marseille, prenuptial celebration, and false imprisonment and ending with his somewhat qualified triumphant departure from Marseille and France, Dumas uses the technique of interspersing lengthy anecdotes throughout. The story of Cardinal Spada's treasure, the origins of the Roman bandit Luigi Vampa (the least germane to the novel), Bertuccio's tale of his vendetta, and the account of the betrayal and death of Ali Pasha are few of the more significant stories-within-the-novel. While Dumas devotes an entire chapter to bandit Luigi Vampa's background, he cleverly makes only a few references to what will remain the plot's chief mystery-how the youthful, intelligent, and naive sailor Edmond Dantès transforms himself into the worldly, jaded, mysterious Renaissance man and Eastern philosopher, 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 presumably sustained by his own advice of "wait" and "hope." This novel is not a simple tale of simple revenge. The count does not kill his enemies; he brilliantly uses their vices and weaknesses against them. Caderousse's basic greed is turned against him, while Danglars loses the only thing that has any meaning for him. Fernand is deprived of the one thing that he had that he had never earned-his honour. In the process, he loses the source of his initial transgression, making his fate that much more poignant. The plot against Villefort is so complicated that even Monte Cristo loses control of it, resulting in doubt foreign to his nature and remorse that he will not outlive. This long but generally fast-paced is set primarily in Marseille, Rome, and Paris. It begins with Dantès' arrival in Marseille aboard the commercial vessel Pharaon and ends with his departure from Marseille aboard his private yacht, accompanied by the young, beautiful Greek princess Haydée. What gives 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 its life, however, are the times in which it is set-the Revolution, the Napoleonic era, the First and Second Restoration, and the Revolution of 1830. Life-and-death politics motivates many of the characters and keeps the plot moving. Dumas also uses real people in minor roles, such as Countess G- (Byron's mistress) and the Roman hotelier Signor Pastrini, which adds to the novel's sense of historical veracity. The most troubling aspect of 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 is Edmond Dantès himself. His claim to represent a higher justice seems to justify actions and inactions that are as morally reprehensible as those that sent him to prison, for example, his account of how he acquired Ali and his loyalty. Had he not discovered young Morrel's love for Valentine Villefort, she too might have become an innocent victim. As it is, there are at least two other innocents who die, although one clearly would not have been an innocent for long based on his behaviour in the novel. One wonders of Dantès' two father figures, his own flower-loving father and fellow prisoner Abbé Faria, would have approved of the count. The translation appears to be good, with a few slips into contemporary English idioms that sound out of place. In his introduction, Buss states that the later Danglars and Fernand have become unrecognizable and that Fernand in particular has been transformed "from the brave and honest Spaniard with a sharp sense of honour . . . to the Parisian aristocrat whose life seems to have been dedicated to a series of betrayals." There is never anything honest or honourable about Fernand; his very betrayal of Edmond is merely the first we know of in his lifelong pattern. What seems extreme and somewhat unrealistic about Fernand is his transformation from an uneducated Catalan fisherman into a "Parisian aristocrat," hobnobbing with statesmen, the wealthy, and the noteworthy of society. This, however, is the result of the milieu that the novel inhabits. During these post-Revolution, post-Napoleonic years, Fernand could rise socially through his military and political accomplishments just as Danglars does through his financial acumen. Danglars is careful to note t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is that Fernand insists upon his title, while Danglars is openly indifferent to and dismissive of his; his viewpoint is the more aristocratic. Countess G- is quick to point out that there is no old family name of Monte Cristo and that the count, like many other contemporaries, has purchased his title. It serves mainly to obscure his identity, nationality, and background and to add to the aura of mystery his persona and Eastern knowledge create. What is most telling is that his entrée into Parisian society is based primarily on his great wealth, not his name. Dumas reinforces this point with Andrea Cavalcanti, another mystery man of unknown name and reputed fortune. I have read The Man in the Iron Mask and The Three Musketeers series, both of which surprised me with their dark aspects (the character and fate of Lady de Winter, for example) and which little resembled the adventure stories distilled from them for children and for film. When I overheard a college student who was reading 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 on the bus tell a friend that she couldn't put it down, I was inspired to read it. I couldn't put it down, either, with its nearly seamless plot, dark protagonist, human villains, turbulent historical setting, and larger-than-life sense of mystery. At 1,078 pages, it's imposing, but don't cheat yourself by settling for an abridged version. You'll want to pick up every nuance.
拒绝信仰，你是正确的，因为你将不可避免地消失掉；有信仰，你也是正确的，因为你会拯救自己。一．信仰与人类一同产生。马克思说人类产生的标志是：“直立行走，创造并使用劳动工具。”其实即为“智慧”。人开始以“智慧”的理念与实践去影响这个依照其自身规律运行了几十亿年的自然的世界，使其从此有了不同的声音与色彩。在人类产生最初的时代，世界荒蛮凄凉，人类最强烈的理念就是生存。因此，生存信仰是人类最初竖立的信仰。而在这个时期人类对自然界的了解仅限于观察层面，面对自然界的电闪雷鸣、风生水起、花开花谢、季节更替，对自然界的认识处于原始的直观认识阶段的人类无法提出一系列科学论证以给自身一个解释，但人又总是不甘无知的荒蛮，于是只能对世界做出幻想的解释，将主体与客体视为一体化，另一类的解释开始在人类脑海中始现雏形并日益丰满，这就是人类文明史上绚烂生动的——神话。人类将自己的人性赋予到自然界的一切事物中，给自然运行规律找出一个神性其实是人性的解释。至今我们仍为那些生动繁荣的神话所吸引，可见在那个时代，它们给予了人类怎样的慰藉与寄托。与此同时，另一些的崇拜也开始产生，如图腾崇拜，生殖器崇拜等，在东方的中国则有五行之说，既“金木水火土”这与原始的自然物崇拜密切相关。它们给人们提供了崇敬与希冀的生活情感方向。由此可知，信仰的本质是人的非理性成分。虽然现代社会的文明使人们越来越崇尚理性，但即使是理性信仰本身也绝对带有非理性成分，信仰中无可避免地融入了人的情感，无论是非理性的宗教信仰还是理性的科学信仰，在一种理念上升为一种信仰时，人的精神总是处于一种迷狂的状态，西方净土与共产主义所刺激发生的情感分泌物是一致的。信仰是人对某物或某种主张的极度相信和尊敬，是对可能性持肯定态度的信念。因此，在清晰严格地将信仰分类之前，我们必须先承认其中的非理性成分。二在生存信仰引导人们走过血腥的原始社会后，人类迎来了理性信仰光辉的照耀，其时为西方的古希腊文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以“智慧”为信仰的一类人——哲学家——开始产生。他们的思考范围由原始人类关注的与生村息息相关的世界——姑且称之为“生存世界”——转向了更大的范畴——宇宙。他们开始探索万物的本源，得出的结论看似五花八门实则惊人相似：伊奥尼亚和爱非斯的哲学家们依据水、气、火等物质形态提出了不同的宇宙构成图式，而毕答哥拉斯学派、爱利亚学认为宇宙的始基是一种抽象物质如数，中国的道家更是创出了玄乎其玄的“道”……从他们提出的构成始基可看出他们都认为世界是由一种或几种物质或抽象理性构成，即一切都源于唯一或唯几的根系。在西方自然哲学家之后出现了一个伟大的以认识自己为生命理念的智者——苏格拉底，其弟子柏拉图又出世界的本质是理念，理念先与现实世界的一切而存在，而到了亚里斯多德则转向了：实物本身包含着本质，他认为离开单一的普遍是不存在的。可以说这是一个理性的时代，人类的总思路基本是：自然——社会——自然，天道——人道——天道，用典型人物表示即：泰勒士——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而如何将主体的理性转化为主体的行动，信仰于是在此成为中介且与理性相渗透，只有将理性内化为主体的信仰才有有效的行动，理性信仰终于产生。其根植与人自己的体验，根植与人对自己的思考力，观察力及判断力的信仰的信赖，其本质表明着人们的一种态度，一种价值持有。三然而，人类的理性在繁荣的古希腊罗马氛围中放射出璀璨却短暂的光辉后，迎来了令人诅咒的中世纪。在这个时代，非理性的宗教占绝对的统治地位，甚至农民与市民反对封建宗教制度的行动也是带有“异教”性质。各种宗教几乎统治了整个社会，此时的教育体系、哲学以及文学乃至医学都沦为宗教的奴婢。当时的哲学名为哲学实乃神学。教父学代表德而图良称“正因为荒谬，所以我才相信”；圣奥古斯丁在新柏拉图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体系宣告僧侣权位高于世俗权力；中世纪哲学的基本派别——繁琐的经院哲学形成，它从属于基督教神学，并且完全支配了教学系统，导致那时的教育机构为教堂，教区学校，教师为僧侣，而其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推广自己的教义，为信仰提供好处。这个时期的信仰完全是宗教信仰，现在许多人将信仰与宗教等同起来，这是一个很低级的错误。宗教信仰是非理性信仰的一支，除宗教信仰外信仰还包括理性的科学信仰，以及对某种理论体系，如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宗教也许不会消失，也许会，但只要人类存在，信仰就永远不会消失。可以说整个中世纪是一个信仰的时代，那个时代的非理性信仰就如“催眠”，这是一场全民的催眠，人民臣服与宗教的权威，他们的思想感觉都由宗教指挥，甚至当他们从催眠中苏醒过来后，他们依然遵从催眠者的示意，虽然他们以为此时是自己在判断。或者如神学家安瑟伦所说：“因为我决不是理解了才能信仰，而是信仰了才能理解。”在此我们看到了宗教信仰带来的漫长而残酷的黑暗，但若将此完全归结为对盲目力量在思想上的软弱抗议与行为上的屈服乞求，完全归结为颠倒和虚妄的人类认识，认为宗教仅有负面价值是错误的。追溯宗教的开端可发现其源泉是人类对死亡的拒绝与恐惧，因此在此基础上人类用信仰的永恒对抗世俗的死亡与消失。所以，宗教的存在有其必然的合理性，它直接而深刻地反映了人类对宇宙及自身的探索和把握。宗教所反映的人类追求，乃是人类智慧的最高追求——神与人、灵与肉、生与死、此岸与彼岸、天国与人间、今生与来世、善与恶、美与丑以及形上的、道德的、审美的、价值的……宗教所探索寻求的，都是宇宙和人生的根本问题，终极关怀。而对于终极的关怀，是信仰最本质、最内在的和最高级态的特征，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信仰。所以应该肯定宗教的正面价值，肯定真正的宗教徒都曾对世界和人生有过严肃的询问和思考。（注意：这里说的是“真正的宗教徒”，而不是在整个的政治、文化甚至军事都为宗教所奴役的社会生活的没有思想自由的民众。）宗教把一切可证实与证伪的问题给予哲学与科学，而将既无法证实亦无法证伪的问题留给了神，神是一切无法回答的问题的答案，是对终极关怀的关怀。但神的本质是：人造就了神，失落了自我。马克思说：“宗教是那些还没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在宗教面前，信仰的基本问题——个体与群体、人与自然、现在与未来的关系，统统被转化为神与人的关系。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非理性信仰时代，理智虽未完全消失却是屈服奴役于非理性，如当时的哲学之于神学。但若将这种信仰从情感压抑的中世纪泥潭拖离出来，置于整个历史中，我们可以发现它为人类的情感提供了对象与归宿。人类追求的永恒与自由都不存在于现实中，而是存在于人的意识与思维之中。人用以与死亡与困难相抗衡的就是信仰，在信仰中完成了生命的坚固与不可征服。人除了靠理性还依靠情感与精神生存，而后者的力量在许多时候是惊人的。恩格斯甚至给中世纪的信仰以这样的评价：“中世纪的强烈信仰无疑地赋予这整个时代以巨大的力量，虽然这种力量处于不自觉的萌芽状态。”可见在任何一个时代，信仰中的非理性成分所聚集的力量提供给人类情感的慰藉与满足是巨大的，这是任何理性所无法代替的。而事实上，信仰从本质上是非理性的。这就需要将信仰的非理性与非理性的信仰区分开来。可以说非理性的信仰的本质是没有怀疑、也拒绝怀疑，它的“相信”不是建立在以事实为基础的真理上，而是建立在没有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盲目忠诚的基础上。而信仰的非理性则是信仰的本质，倘若离开了非理性成分，可以说是无信仰可言的。因此，我们不提倡将信仰异化的非理性信仰，但要坚持信仰中的非理性成分。四在终于走过了中世纪的漫漫黑夜后，人类应来了理性张扬的新时代——以文艺复兴作为序幕的近代。可以说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是西方社会发展的转折点，是西方社会走向近代的两大变革。近代文化的氛围完全可以用“理性的文化”来概括。以狄德罗为首的法国哲学家以惊人的毅力编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百科全书，对人类的一切文化成就作了理性的总结。笛卡儿的 “我思故我在”更始从哲学层面奠定了理性对人类文化的控制地位。紧接着德国出现了大批理性哲学家，代表人物为黑格尔。正如中世纪文化被神学统治了一样，近代文化被理性驾驭了。作为文艺复兴时代新的思想体系与文化特征的人文主义深刻地发现了人的理性，他们对宗教持否定态度，并用古典文化对抗经院哲学。理性思维使人文主义者敢于大胆怀疑，大胆否定，甚至是对被教会奉为权威、使天主教的基本教义神化的亚里斯多德理论。逐渐，一种怀疑、反思批判意识和以具体的经验事实与严谨的逻辑推理代替似是而非的经院思辩，以明晰的自然定律代替神秘的宗教启示的理性主义精神开始产生了。在当时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看来，所谓理性就是合乎自然和人性的原则，人类就是理性的动物，人们具有用理性判断事物的能力，理性支配着人们的一切活动，一切奇迹的产生当归功于人类的理性。他们甚至将理性绝对化起来，将其说成是出自抽象的人的自然本性，是人类固有的，他们把理性作为评判、衡量一切的尺度，认为理性是人类唯一的朋友，宗教狂热与迷信是人类永恒的敌人，只有依靠理性才能摆脱偏见，改造社会；决定世间事物的最高依据不是圣经而是理性，不合乎理性的东西，包括上帝都没有存在的权利。理性成为那个时代的指导思想。在理性高扬的时代，人们如在中世纪排斥理性般地排斥信仰，几乎所有崇尚理性的哲学家，无一不或轻或重地把理性与信仰对立起来。人们为了确立自己的理性和知识地位，改变其长期被上帝奴役的命运曾付出过惨痛的代价，这些代价曾使人们把信仰作为与理性丝毫不能相容的东西排斥在理性大门之外，而事实上，无论人类的理性创造出多么光辉的成就，它都是在一种信仰的支撑下取得的。而所谓理性信仰，是指一种认为人类理性和信仰可以统一起来的信仰观。弗洛姆说：“理性信仰是基于在理性和情感的生产性活动中所产生的坚定信念。”理性信仰，不是把理性作为信仰的对象，而是的一种态度、一种价值持有。五自从文艺复兴重燃了人类理性之火，这火就沿着近代文明蔓延开去，一时间，科学、哲学、史学、文学、法学都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尤其近代科学技术所体现的勇猛不可阻挡之势，更将理性推崇到了另人不可逼视的高度。理性成一种历史潮流不断向前涌进！但当一切轰烈进行到十九世界末叶时，空前的危机出现了。高科技的战争给人列带来了空前的灾难，经济危机爆发……人们曾信仰的唯一真理——理性遭到了怀疑。而上帝在这个时候，也惨遭屠杀。一个激情狂妄的德国老头——尼采——站出来大吼一声：“上帝死了！”于是人们长久以来赖以支撑的精神大厦楼柱轰然坍塌。其实在尼采宣布上帝死讯之前，另一位温文而雅的德国人——康德已亲手杀死了上帝。他从人类理性或科学认识的角度毫不留情地杀死了上帝，却又用情感重建起那个被他用理智推翻的东西。因为他发现了上帝是人类信仰的宿营地，上帝死后人将魂无所依，于是他重新给信仰留出了地盘，“老兰培一定要有一个上帝，否则这个可怜的人就不能幸福——但人生在世界上应当享有幸福——实践的理性这样说——我倒没有关系——那么实践的理性也无妨保证上帝的存在”。于是，在上帝死亡，而理性带来的灾难比比皆是的情况下，人类感到了对现实与理想的双重困惑与否定。客观社会存在与评判体系的和谐被破坏，类与个体的关系被割裂，现实无可奈何，未来无法把握，神至高无上的地位被驱逐，理性则无比冰冷。这是一个混乱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大都无所谓信仰，原来的绝对理念不寻在了，理想与现实的关系被颠倒；为了现在，牺牲未来；只求实惠，不要理想；类与个体的关系走向极端，或是个体对类的否定，或是类对个体的否定；人或堕落于伪善与虚无，或绝对服从现实的利害关系……一切都是暂时的、偶然的、变动不居的，自己的命运无法主宰，前途无望，及时行乐的心理开始产生，人们在对传统文化批判、揭露、叛逆的同时，对现代社会的发展又存在迷茫、悲观和盲目。这种思想状态反映在文学艺术上，则是出现了后期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意识流小说、“迷茫一代”的文学和现代实用美术；反映在哲学思潮上则主要有存在主义、悲观主义、实用主义、精神分析……信仰危机时代到来了！马斯洛在《人类价值新论》中指出“人们处在一个旧的价值体系已陷入困境而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的断裂时期”，表现出来即：信仰沦丧、价值颠覆、人们无可相信、一切遁入虚无。海德格尔也曾描述：“就是一个旧的神祗纷纷离去，而新的上帝尚未露面的时代，因此它陷入双重的空泛，双重的困境，即神祗离去不再来，将来临的上帝还没出现”。现代人走入了旷漠的荒原，没有了赖以栖息的场所，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价值虚无的深渊之中，政治经济行为的无度、教育的无效、理论的无知，使得信仰整体循环对局部中断的制约和克服功能全然丧失，由此导致局部中断扩展为整体中断。处于信仰危机状态时，信仰主题无路可走但又四处寻求出路，或者说信仰的指导作用丧失了，但信仰的抑制作用继续存在。从本质上讲，信仰危机是由文化冲击的外因和社会存在无法自我复制的内因共同造成的，我们不能将其仅归咎于文化的冲击，所以对传统的反思不能仅放在信仰革命的开端予以论述，而应将其列入信仰危机的表现。就信仰发生、成熟、衰亡的宏观过程看，危机是衰亡阶段的必然现象。同时，信仰危机是信仰革命的前奏，危机标志着某一个特定的文化正处于质变的前夜，是旧信仰体系崩溃、新信仰体系尚未确立所必然伴随的痛苦迷茫和普遍失落。但从整个人类的发展前景看，人类是永远不会绝望的，对未来的憧憬和追求是人类的本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所在。信仰革命的本质，乃是今人对前人的信仰行为及其创造物的抛弃和超越。因此，信仰革命的目的，应当在于未来而不是过去。现在许多人面临着宗教信仰的不复存在与绝对理性的冰冷带来的空虚恐慌中，于是想着要重拾宗教信仰而冷却理性，这是荒谬的。宗教的确曾经给人带来过巨大的精神慰藉与满足，但那是在特定的社会机制下特定的产物或者说是历史必然，而当一切进行到以人类的情感与理智都可以判定其不可信时，我们尚存以此为信仰危机解救者的念头，当然是不可行且可笑的。而理性本身也并没有罪恶，它曾为世界“解除魔咒”，这种功劳是永垂千古的。只是当现在人面临着巨大的信仰空缺时出现的慌乱使人们不知道现实的一切该何去何从，于是做了无价值比较的扬弃，这是一种草率。须知现在的无当然不等于最初的无，这种在过度经验后心灵重新面对的空白与最初一无所知的空白是截然不同的。在终于认识了信仰的本质是人的一种非理性成分，它溶入了对人的本质和存在状态的规定中去，而理智是高尚却不是万能的这一切后，我们就了解了非理性的信仰在理智的极限处发挥着自己的功能，它把握着理智把握不了的东西。理智又引领着信仰的方向，所以拯救信仰必须重建理性，只是在高扬理性的同时要正视理性自身的历史局限。一个仅有丰富艺术想象力的人是决不敢直面死亡的，而一个理性的人则愈是清醒愈坑死不瞑目。所以，人惟有通过发展理性寻找一种新的和谐的信仰才能正确而坦然地面对死亡，才能在死亡之外坚定地生活。之后所面临的问题就是：这个信仰到底是什么？综观历史发展全局，不难发现我们要建立的信仰其实就是：真理与对真理的追求！这与一直以来的具象信仰略有不同，所有的具象信仰都有某种特定而明确的指向，相对此，“真理”二字就宽泛的让人有些无从把握。而信仰本身是对可能性的确定，是带有强烈的非理性的肯定性的，所以对普遍真理的把握在实施过程中会有一定的难度。因此我们必须将对一切真理的信仰具体成为某种可坚定的信念，这种信念与理想相结合就成为信仰。然而必须明白的是人的理想各不相同，那么是否一千个人有一千种信念，一千种信念于是引领了一千种不同的信仰方式？不是！回顾我们的历史可以发现，无论是宗教信仰或是理性主义，都是代表着全民性的大规模的信仰方向。一种正确或是适应社会发展方向的信仰，都是有大众参与的，否则它的力量绝对不至于强大到影响甚至内化为人的生活方式。由此可知，信仰控制实则应归属与一种深层的社会文化控制形式。那么，重建信仰实际上要做的是重建一种社会文化体系。换而言之，我们应该完成的是社会体系的改革，使其朝着一个自由、和平、公正、超越的方向发展。所以，在新时代中，我们的信仰是真理及对真理的追求。这个信仰外显为建立一个更适合人类健康生存发展的社会体系。虽然这个信仰在现在看来其影响力尚不如风靡的“无信仰性”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但应该相信人类的潜能如果有足够适当的条件，能够建立起一个自由，和平的社会，这不是乌托邦也不是桃花源，而是一个作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所应享有的社会环境。所以，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应该成为清醒者（哪怕仅为少数）的责任与理想，而肩负这份责任与理想，我们就应着手于培育全民的真理信仰，并让这种信仰引领人类创建出一个本应属于我们的生存宇宙！
首先，写论文要小题大做！题目大无则从下手，其次，结构要搭好！下面举例：以实践神学为例 如：《教会如何办好成人主日学》，主日学有好多种，有儿童、老人、妇女、成人等等，所以，你不能说《教会如何办好主日学》！然后大纲：一、引言 那既然是神学你就要以圣经为根据，所以其次就是二、圣经依据 三、成人主日学在以前或其他教会的成功经验 四、成人主日学在以前或其他教会的失败教训 五、我们今天应如何办好 六、结语 ！！此例仅供参考！帮你解决了吗？？？？？？？
摘 要：宗教不是一个空名，而是一个实在，是一个以信仰为纽带把社会成员联系起来的组织。任何宗教都不可能是私人或个人的。强调宗教的公共性，就是强调宗教团体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强调宗教、哲学、神学的公共性是西方社会思想的一种发展趋势。中外学者对公共性的理解存在的差异，是他们各自所处的不同文化背景和处境引起的。历史和现状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再走政教合一的“公”的宗教道路，而就政府与宗教团体的关系来说，其最佳状态应当是相互调适，共存共荣，和睦相处。在当代中国，合法的中国宗教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很多。 关键词：宗教公共性；中国传统宗教；当代中国宗教 Abstract：Religion is not hollow but substantial，as an organization to link social this sense，no religion is private or publicity of religion is emphasized here to draw religious groups' notice to public affairs in there is a tendency of development to emphasize the publicity of religion，theology and philosophy in the Western world of social ，in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and environments of existence，Chinese and Western scholars differ in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 and status quo，China will not tend to take the road of integrating state with a “public” for the rel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church，the best policy is mutually adapting，sharing woe and weal and harmoniously getting along. Key Words：publicity of religion；traditional Chinese church；contemporary Chinese church 当前有关“公共宗教”、“公共哲学”、“公共神学”的讨论非常热烈。笔者认为，诸如此论的名称皆是处于不同语境下的思想者为了强调某个具体对象(宗教、哲学、神学)之某种性质(公共性)所使用的术语。这些术语在特定语境下有其具体的内涵及意义，不能到处套用，而应分析其适用性和限度。 一、公共性与宗教的公共性 对“公共性”和“宗教的公共性”进行反思，首先使笔者联想起古希腊哲学家的一个故事。古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和犬儒派哲学家第欧根尼在一起讨论哲学。柏拉图鼓吹他的“型相论”(理念论)，并使用了“桌子性”(tablehood)和“杯子性”(cuphood)这样的名词。第欧根尼说：“柏拉图，我可以看到桌子和杯子，但我看不到你的桌子性和杯子性。”柏拉图则说：“那是因为你有一双看得见可见的桌子和杯子的眼睛，却没有可以用来识别桌子和杯子的本质的理智。”[1]在这个问题上，柏拉图肯定事物性质的实在，并进而认定事物的性质有独立存在的地位；而第欧根尼否定事物性质的独立自存。我们可以评价说，柏拉图的睿智穿透了事物的表面，达到了对事物性质的一般性认识，但他将事物的性质视为独立自存则是错误的；而第欧根尼认为事物的性质不可能有像实体那样的独立存在，这是对的，但他要是认为人的认识只能停留在感性经验层面，无法对事物的性质达到一般性的认识，那么这是错的。 现今学界对“公共性”这个概念的解释相对明晰，而在理解“公共宗教”、“公共哲学”、“公共神学”时若不联系这些名称的具体所指，就会使人感到不知所云。因为，这世上有哪一种宗教、哲学或神学完全不具有任何公共性?又有哪一种宗教、哲学或神学不能在特殊意义上给自己冠上公共之名，或称自己为公共的呢?重要的不是一般地判断宗教、哲学或神学有无公共性，而在于联系具体对象，判断它在什么范围内、什么意义上具有公共性。 我们在英文辞典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解释：publicity是形容词public的名词形式。Public的释义有两大类，第一大类：(1) 公众的，与公众有关的；(2) 为公众的，公用的，公共的；(3) 从事公共事务、群众娱乐活动、社会服务的。第二大类：(1) 向大众公开的；(2) 众所周知的。[2]我们要注意的是，publicity虽然是一个名词，但它的所指仍旧是事物、对象的某种性质，而不是某种事物和对象。 宗教不是一个空名，而是一个实在，一个以信仰为纽带把社会成员联系起来的组织。就此而言，任何宗教都不可能是私人或个人的。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像宗教信仰自由、政教分离、宗教与教育的分离等原则的确立使得宗教团体变得私人化或个人化，乃至于使人们生出这样的幻像——可以有完全私人的宗教或者完全私人的神学。然而，我们只要仔细想一想就会明白，所谓宗教、哲学、神学的私人化(个人化)只是表示其公共性的削弱，或公共程度的压缩，而非完全丧失。 一般说来，使用公共性字眼的学者想要倡导扩大宗教、哲学、神学的公共性，但正因为公共性的概念太一般了，乃至于我们必须将它与具体的对象联系起来，方能判断这样的倡导有何意义，而在这里，在何种领域中扩大公共性就成为最关键的问题。在不同场景下一般性地倡导宗教公共性的扩大是无意义的，甚至是危险的。 默茨(Johann Baptist Metz)强调基督教及其教会具有的公共性，教会(ecclesia)的本义就是一个开放的集合(open assembly)，原本就含有“公共”的意思。启蒙时期以前，基督教的社会功能与西欧社会的方方面面紧密相连。基督教的公共性达到极致，而人民的公共生活受到教会的统治和支配，在教会建制(church institution)中私化(privatised)了。默茨在分析基督教传统的私化时把启蒙时期的教会与国家和社会的分开视为基督教目前所处困境的根源。他说：“区别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是有价值的，但似乎并不能弥补基督教所丧失的公共地位与角色。”[3 ] 新教神学家弗勒斯德尔(Duncan )探讨建立一门公共神学的可能性。他说：“公共神学是一门讨论有关神的神学，它具有指向公共可共享之真理，并参与公共讨论及见证那真理对世上所发生的事之正当性及关怀今日人民与社会所面对的严峻问题。它从所受托的传统提供坚定的信念、挑战和见解，而非寻求共同的表述或重述每人的说法。”[4]这样的呼吁有其特殊用意，其主旨无非是要神学更多地关注公共事务，参与社会的改革与建设。 在我看来，这些倡导呼吁公共性的学者们用来解释公共性的那些概念更加值得注意。例如，潘兰特(Raymond Plant)力陈神学本身的公共性，并指出明了神学公共性的关键在于对一般与个别之关系的理解。他说：“一般与个别的张力位于政治神学的核心。神学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学科，试图寻求达到某些一般的关于神在这个世界上的性质和行为的真理。而另一方面，政治的社团，他们的信仰和价值是非常专门的和个别的。神的本性(至少在古典有神论中)可以被认为是无时间的，无变化的，而政治总是涉及具体的社团在特定的时间和在特定的地点的生活方式。”[5]17他又说：“神学……怎么能够和政治领域相关联呢?政治完全是在一个充满差异的领域中形成的，在其中，不同国家、种族、性别、群体的成员有着不同的、相互之间并不和谐的利益和目标，而这些利益和目标又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下得到不同的解释和拥有不同先后秩序。”[5]18这种意思在莫尔特曼那里说得更清楚。他说：“基督教神学的主题就使它成为一种公共的神学。它涉及社会的公共事务。它在对基督的期盼的光明中思考什么是神的王国的普遍关怀。”“公共神学不得不与神学的公共相关性发生关系，这种相关性处于基督徒身份的核心处，它关心的是神国莅临在人类历史的公共世界中。”“没有公众的关联性就没有基督教神学的定位，反过来说，没有基督教神学的定位就没有公众的关联性。”[6]可见，强调神学的公共性就是强调神学主题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就是宗教信仰的公共关联性。 总而言之，强调宗教、哲学、神学的公共性是西方社会思想的一种发展趋势。它是对传统宗教、哲学、神学的一种挑战，是在一个社会、政治、经济全球化以及人类文化多样化和生活世界科技化的处境中建构或重建宗教、哲学、神学的尝试。二、中国传统宗教的公共性 西方学术界有关公共宗教、公共哲学、公共神学的讨论对中国学术界有影响。根据我个人的观察，中外学者对公共性的理解是有一些差异，但并不大，而且这些差异的产生并非语词本身引起的混乱，而是由中外学者各自所处的不同文化背景和处境所引起的。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和中西差距之缩小，这些理解上的差异将会削弱，不会阻碍中外学者的相互理解。 在现代汉语中，“公共性”一词译自英语publicity。我们知道，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在词法上的最大差别就是喜用双字词，少用单字词。与现代汉语词“公共”最接近的古汉语词是“公”。它作为形容词时的现代释义主要有：(1) 公正；(2) 公有(共有)；(3) 公开。[7] 中国先秦时代的“公”，有三层含义，一是公家、朝廷、官府；二是共同；三是公平、公正。第一层含义是最主要的，而且具有深刻的宗教内涵。那些具有公共身份的国君、贵族就是当然的宗教领袖，是宗教祭仪的主持者。国家、政治、社会、个人、道德、宇宙、自然、宗教、鬼神大都统一在这个“公共”领域(政治统治领域)。 中国古人对宗教的理解也体现出“公”的意思。“宗”指宗族、宗亲、宗庙等；“教”指学说、伦理、规章、教化、教导之意。“礼”亦与今日“宗教”之内涵重合，既有伦理制度、教义思想，亦包括宗教仪式及祭典。“神道设教”更是反映了统治阶级或社会圣贤对宗教公共性的关注。“天”具有先验的公共性与至上性。“天帝”、“天命”、“天意”是中国社会秩序和精神信仰的基础。它以宇宙观形式，成为古代社会秩序合法性证明的基本方法。正所谓“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天”是“公”的起源。“天”是至善、至公、至大。“公”作为公平的准则而演变为公共、公益、公道、公正。天命就是大公无私的意义呈现。 这样一种“公”的模式，既是政治思维方式，又是社会行为规范；既是宇宙秩序，又是道德精神；既是王权专制，又是宗教崇拜。在这样一种模式的制约下，宗教被纳入公共政治的领域，直接成为统治架构中的组成部分。宗教是一种权力或资源，非私人所能完全拥有。相对于“公”的宗教，那些非官方的、非正式的、不合法的事情，比如祭拜私鬼、私建庙宇、私自入道、私自度僧等等，被列为公共性的对立面，称之为“私”。公、私的区别，在宗教是正统与异端，在政治上是合法与非法，在道德上则是公正与偏狭。[8] 中国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不仅使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发生了变化，而且也使中国语言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古代汉语中的“公”的概念经过长期的发展，用于不同的对象，则派生出多项语义，例如公安、公案、公报、公布、公差、公产、公道、公德、公断、公法、公房、公费、公愤、公告、公海、公函、公家、公开、公款、公理、公立、公例、公粮、公路、公墓、公判、公平、公仆、公然、公审、公事、公诉、公堂、公文、公务、公物、公休、公议、公益、公用、公寓、公园、公约、公债、公正、公职，等等。“公”几乎可以添加于任何“在者”，而无论其是实体，还是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活动。上述辨析表明：西方的“公共”概念和中国古代“公”的概念的含义并不完全对称，但经过长期的交流和发展，现代汉语有足够的表达手段转述publicity的各种含义，不会造成太大的误解。[9]相反，倒是这些语词的使用者若是不明了其所指对象的性质，加以滥用或乱用，那么倒是令人困惑的。 三、当代中国宗教对公共事务的参与 就“公”的主要意义而言，中国的传统宗教并不缺乏公共性，但具体不同的宗教在不同时期的公共性有程度上的差异。在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公”字的涵义发生了变化，宗教的公共性的存在及其表达形式也已经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简要地说来就是大一统的“公”(官)变成分层次的“公”，原先意义上的宗教公共性弱化，公共空间逐步增大。 新中国建国初期，宗教管理是“内部行政事务”，视宗教为控制性上层建筑，实行了封闭型行政管理方法。正是这种单纯的行政制度安排及管理，依靠少数宗教工作干部，按政策使用行政方法对宗教进行严格的封闭式管理。在此制度空间内，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管理；宗教团体则在此前提下从事各种宗教活动。这种管理方法，基本沿袭了中国历史上“公共宗教”模式，宗教及其活动难以适应现代社会所要求的公共性。 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宗教的管理方法，已由单向式行政管理趋向宗教组织的自治与行政管理相结合，宗教团体能够以“非政府组织”的形式参与社会公共事业。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公共性得到初步呈现。宗教事务具有了公共、公开等性质，改变了原来把宗教作为“内部事务”来处理的行政方法及“宗教不对外”的行政习惯。(注：《上海市宗教事务条例》第四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宗教事务，指宗教与国家、社会、群众之间存在的各项社会公共事务。”国务院宗教局局长叶小文曾经在《社会主义与宗教的历史篇章》中指出：要把宗教工作靠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内部工作，变为进一步由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社会事务来管理，并把这种管理推向法制化、规范化轨道。参见叶小文：《社会主义与宗教的历史篇章》，《中国宗教》2002年第1期。)这样的公共性成了宗教在中国社会合法存在的标志和必要条件。 在建立现代社会制度的基础上，传统宗教的公共性转换为公共制度问题。宗教的教化功能不再泛化，无所限制，并以社会团体的身份结束了传统公共宗教的发展模式。政府、宗教团体、个人信仰之间的界限得到明确，进而政府与宗教团体各自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关系界限得到明确，这是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一个重大现象。[10]在这样的宗教制度变迁中，私人信仰取得法律的保障，而宗教团体则消除政府组织的形式，成为社会团体。 这样的社会化将是中国宗教的发展趋势。中国宗教由此将具有越来越大的社会性和公益性。这样的发展趋势相对于传统的公共性(政治性、官性)而言，是私化了，但相对于现代意义的公共性(社会性)而言，则是公共化了。政府对宗教由控制转变为依法管理，而宗教团体则自治自理，非行政、非营利、非市场，以社会团体的身份参与社会公共事务。 在中国这样一个以无神论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国度里，任何一种宗教要想正常地发展，都必须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与其他宗教团体和社会团体的关系。历史和现状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再走政教合一的“公”的宗教道路，而就政府与宗教团体的关系来说，其最佳状态应当是相互调适，共存共荣，和睦相处。在当代中国，合法的中国宗教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很多，这就需要宗教团体思考把自己的力量主要用于何处。方立天教授指出中国宗教要走文化宗教之路。他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发挥中国宗教文化内在的积极因素，这是社会对中国宗教的要求、时代对中国宗教的要求；同时，这也为中国宗教开辟了广阔的、健康的、良性的发展道路。”[11]我相信，这条路将给中国宗教带来更多的公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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