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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的世界》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文化的多元，文学作品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但是其自身给人们更多的只是一时的欢娱，似乎缺少了让人长久回味的可能。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无论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都在不断的吸引着人们的眼球。为什么会如此的历久弥香？当我读了这部书以后，似乎也有了一定的理解。无论是路遥这个人还是《平凡世界》这部书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有其不可或缺的意义。路遥是我国当代著名作家。他的作品往往充斥着一种不怕艰难险阻的苦难意识和顽强不屈的奋斗精神，他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给了社会底层特别是正处于奋斗中的青年，以永远的事情共鸣与精神鼓励；从而更为深刻的揭示中国社会的种种变迁。近几年来，路遥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据不完全统计，发表研究有关路遥的文章不下200篇，无论是研究创作方法方面，还是在研究创作实绩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平凡的世界》是路遥的长篇代表作，其创作风格，人物形象塑造，思想内容等多方面都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石世明的《农本文化精神与生命的悲剧意识》一文中指出路遥具有强列的悲剧审美意识，作品中充满着悲壮与苦难的情感格调，富有崇高、庄严的悲剧力量。这种力量从路遥的生平、经历和文化底蕴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并以《人生》作为其典型例证。其中王西平《路遥小说的时代意识与政治意识》、熊岸枫的《生存困境与乡土中国的必由之路》、张嘉国的《论路遥的农本文化意识的表现》等从多文章都指出了在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农村知识分子的何去何从，受传统情感与新时期现代理性思维的冲击下，农村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场景。至于路遥的本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学界评价的文章众多，总体上是对创作风格、写作方法等众多方面的肯定与赞赏。但似乎人们关注路遥更多的是他笔下那些闪光的人物形象，不仅是因为那些人物给了社会底层特别是正处于奋斗中的青年以更多的精神鼓励，还在于那些人物是如此的贴近生活，给读者更多的真实感。而没有更多的看到路遥在塑造这些人物那种苦难的意识不仅成就了书中成功的人物形象而且充份的显示了作为一个作家应具备社会责任感和历史重任。研究路遥的作品，让人们更清醒的认识我们的社会，给年青的我们以永远的事情共鸣与精神鼓励。
当代文学有过炫目,有过黯淡,有过多的褒扬,也有太多的争议。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当代文学系 毕业 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
当前，随着我国当代文学作品在海外的广泛传播，让我国在国际文坛树立了良好形象，在增强国家软实力方面做出不菲贡献。通过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与世界各国对话、交流，使中国赢得了尊重与地位。因此，英语世界的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已成为保障我国强国策略的重要途径。但是从英语世界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现状来看，还存在一些问题亟需改善，本文将对此进行探讨与分析。
【关键词】英语世界 中国现当代文学 翻译
当前我国已经将“走出去”作为传播 文化 的重要战略，而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的水平则对文化传播成果产生重要影响，这一课题目前受到国内外出版界与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以下将对英语世界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的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今后发展的优化对策。
一、翻译选材现状与对策
目前英语世界翻译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有很多，题材范围宽广，但是普遍缺乏系统性，具体问题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选择的作品大多受到作家所处学术地位的影响。例如，夏志清在《现代小说史》中表扬了张爱玲的文学作品具有艺术美感，所以张爱玲作品被广泛关注并大批量翻译，如《金锁记》、《色、戒》等均被翻译为英文版本，知名译者包括JulieLovell，KarenKingsbury等;再有，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对我国山西作家李锐和曹乃谦的作品予以肯定，英国国家大量翻译他们的作品;其次，英美出版商大多关注我国被贴上“禁书”标签的作品，忽视了我国文学作品的质量水平。虽然一些作品翻译成英文，但是没能体现出文学价值与艺术价值。再有，目前翻译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以小说和诗歌为主，剧本翻译较少，究其原因很多外国读者阅读中国文学作品，主要目的是了解我国社会学著作，而真正关注我国文学的读者非常少。解决翻译选材的问题，应该从改进选题方式着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选题应该着眼于全球目光，体现当今主流价值观，如人性、权利、自由、环保、尊严等，这些能够引起全球读者兴趣的话题，更易产生共鸣。通过选择翻译作品，体现了我国的独特文化，也表现了我国融入世界文化的意识，因此选材要体现我国的民族精神、民族气派。
二、国际市场接受现状与对策
英语世界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的水平将直接影响我国作品在世界的传播效果，而文学作品的销量则是最好的反馈。但是从调查结果来看，目前我国文学作品在国外的销售情况并不理想，尤其是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的图书馆中鲜有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分析原因主要为：首先，大多读者对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的了解较少，对我国的研究有限，缺乏兴趣;更有一些西方专家学者对我国的文学作品存有偏见，往往以西方国家的眼光评判其他国家作品，认为我国文学作品的艺术性欠佳，缺乏美感;其次，我国本土作家也应针对作品翻译的现状从自身查找原因。过去，我国作家的创作受到“”的影响与制约，始终围绕“服务与政治”展开，而很多作家根本不懂外语，写作时过于随性，没有从国际发展角度选择写作题材，写作的内容不具备国际化视野，写作技巧与国际作品需求不相符，作品略显粗糙。再有，翻译不精准，缺乏专业的汉英译人才，也是阻碍我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进入世界文学领域的重要原因;即使我国有很多优秀的现当代文学作品，但是无人有能力翻译，影响了翻译质量水平，不仅无法还原作品本意，还可能导致外国读者对我国文学作品产生误解和负面看法，例如，Eoyang认为一些译者在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时类似于__中“说方言”的形式：“scholarlyglossolaliaoracademicspeakingintongues”，认为很多时候翻译并不是以交流为目的，而是单纯的直译。这是由于国外读者本身对我国的文化、政治、发展等不了解，他们只有通过文学作品认识中国，如果不能如实翻译作品内容，必将影响我国文学作品的水平。我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走入世界，必须迎合海外读者的风格，适应国际文学作品的接受环境，这就需要针对国外文学环境、国外读者需求等进行深入分析。我国对西方文化的引入与翻译经过了多年历史，但是西方国家主动翻译我国文学作品却时间较短，由于文化基础薄弱，导致西方国家的读者难以接受我国的文学作品。尤其西方国家的普通读者对我国作品的认知度不足，仅能从浅层次了解我国文化发展，对我国文学作品的接受水平和接受程度偏低;过去，西方国家的作品为了迎合我国读者需要，将作品中的很多章节删减、修改，并将小说以章回体的形式表达，便于我国读者理解和接受。因此，我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对外翻译也要考虑西方读者实际情况，不能过于贪婪，而是注重作品的质量。鉴于西方国家的读者对我国作品认识有限，可减少全译本的数量，适当推出改写本、节译本，循序渐进地过渡到全译本，则更利于国外读者的接受与认可。另外，我国文学作家也要提高国际发展意识，了解国外的文学研究水平、文学研究方向等，向国外输送更多专业的汉学家，了解国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评价情况，加强与国外汉学界的合作，翻译出更多适合国外读者的译本作品。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入世界文化领域，是全球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与对外传播，应秉持“润物细无声”的原则，综合考虑国际市场的文化传播倾向与需求，从选材、翻译、出版等多角度优化，与国际市场对话、交流，寻找适应中国现当代文学全面推广的 渠道 ，将对我国实现文化传播目标起到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骆萍.中国当代文学英译与出版路径探索——以毕飞宇《青衣》与《玉米》英译出版为例[J].科技与出版,2015,08:118-120.
[2]王建开.走出去战略与出版意图的契合:以英译作品的当代转向为例[J].上海翻译,2014,04:1-7.
1不断改革创新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模式
创新教学模式是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而教学模式主要包括对教学内容的创新、教学设置的创新等等，针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这门课程的特点来看，教学模式的创新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打破当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之间的界限
根据传统的教学观念来看，通常将1917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看作是中国的现代文学，将1949年之后的文学发展看作是当代文学，这样的划分方式在1980年左右受到了众多学者的质疑，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明确的分界将会被打破，逐渐提高文学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将文学的历史特征发挥到极致。
在教学过程中坚持经典教学
传统的教学模式求全贪大，并无法做到精细，而在未来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将经典的作家和经典的作品作为教学赏析的重点，加大对知名作家的研究力度，努力使学生学会中华文学的精髓，并从这些名家名作中 总结 人生哲理，提高文学素养，培养自身高尚的道德情操，但是，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并不是单纯的对经典文化进行合法辩护，而应该是对经典文化进行全新的分析研究和阐释。进而要做到对教学内容的大胆淘汰，对一些不适合时代发展的作品和作家进行删除，更好的突出经典作品和文学精华，另外还要对教材之外的文学信息进行补充和增加，对特定的文学经典进行全新定位。
实施分级上课，循序渐进地展开教学工作
上文中也提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分级教学，在具体教学过程中，需要学校合理安排教学时间和课程，将此项制度落实到实处。
2实现多样化的 教学 方法 和教学手段
教学体系的创新离不开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的革新，传统教学理念的改变是进行创新的第一步，随着时代的发展，教学更加侧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努力培养出具有高素养的专业人才，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大胆的尝试讲座法、问题讨论法甚至课题研究法都是可行的，但是在创新过程中，要遵守以下几个原则。
重视对学生分析能力和文学理解能力的培养
中文系的学生需要具有较强的阅读能力，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提高学生文学阅读能力的重要载体，教师需要为学生提供一些 必读书目 ，一方面丰富学生的业余生活，另一方面使学生完成一定的阅读量，提高阅读理解能力，训练对作品的敏感度。
提高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
教师努力实现教学多样化的本质目的是创设一个轻松和谐的教学氛围，使学生积极的参与到教学过程中，这是提高教学效率和课堂质量的重要方式。另外教师可以采用任务式教学法，通过提前布置作业的方式，促使学生积极完成教学目标。例如在进行“寻根文学”教学时，教师可以让学生根据自己的 兴趣 爱好 ，选择自己喜欢的作家或作品，对其创作的背景进行分析，进一步总结出寻根文学产生的背景及发展的过程。
重视 创新思维 ，重视知识的系统性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过程中，教学传递内容已经不单纯的是理论知识，而是学习者自身建构的产物，为了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教师可以采用话题教学法，简单来说就是围绕某一话题展开，话题的选择就是教学中经常遇到的问题，或者教学重难点，教师进行提问，学生进行总结回答。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各大高校中文系开设的一门专业课程，随着教学改革的深入发展，各大高校对现当代文学的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中创新课堂教学模式、完善教学体系是未来当代文学课程建设的关键，也是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是提高当代文学教学质量、课堂效率的重要途径。中国现当代文学在真实的教学活动中，其实可以根据时间的划分，简单的分为两大部分，一是现代文学，二是当代文学;要想从根本上提高我国各大高校的现当代教学水平，加快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就必须要全方位、立体化的建设课程体系，创新目前传统的教学模式，在对现当代教材有基本了解的基础上，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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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是在中国社会内部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条件下﹐广泛接受外国文学影响而形成的新的文学。在文学作品中建构出的一系列系统的符号和有意味的空间形式。
现当代文学作品论文篇1
论钱钟书与朱光潜对《拉奥孔》的解读异同
摘 要：莱辛《拉奥孔》专论“诗”与“画”的界限，是西方文艺比较批评的经典之作。
钱钟书和朱光潜两位学者从各自的角度对这本专论作了赏析和研究，本文旨在分析两者鉴赏的方法、视角等方面的异同，提出笔者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拉奥孔;诗画异质说;朱光潜;钱钟书
引言
朱光潜与钱钟书，都是具有丰厚西学背景的中国学者。
两者对莱辛名著《拉奥孔》进行独到的评析。
本文选取两者文论中直接评论《拉奥孔》的两篇文章——《诗论·诗与画——评莱辛的诗画异质说》和《七缀集·读﹤拉奥孔﹥》——并结合其各自相关的文论作品，对两者的解读异同进行辨析，并提出笔者自己的看法。
一
莱辛《拉奥孔》是专论“诗”与“画”的一本书。
画是指造型艺术，诗是指诗歌以及西方古代的史诗。
在肯定莱辛贡献方面，两位学者都作出了中肯的评价。
朱光潜的《诗与画——评莱辛的诗画异质说》分为四个部分，先重述了莱辛的主要观点，然后提出自己的见解。
钱钟书的《读﹤拉奥孔﹥》前两节陈述了鉴赏者自己的研究方法以及对莱辛学说的基本看法。
朱光潜与钱钟书都深刻地体会到“诗”与“画”是两种不同的艺术。
但是，诗与画既然都是艺术，就应该有共同性。
朱光潜在文章的第一部分就指出诗画同为艺术有共同点，诗与画都是从情趣与意象而出。
钱钟书在其《管锥编》中指出诗画“同出心源”，有一致之处，“画之写景物，不尚工细，诗之道情事，不贵详尽，”[1] 诗与画并非直白地传达情趣或者意象，在传达的过程中是留有余地，耐人寻味的。
二
其次，朱光潜与钱钟书的评析也有很大的差别。
两位学者在肯定莱辛巨大贡献的同时也指出其学说不周之处，并给出了自己的新解和补充，两者在这一点上却存在巨大的差异。
朱光潜对《拉奥孔》中的某些观点多有反驳，且直言不讳。
莱辛认为“美是古代艺术家的法律;他们在表现痛苦中避免丑。
”[2]朱光潜以亚里士多德提出艺术中也含有丑的成分作为有力的证词，指出莱辛所理解的理想美有偏差;莱辛认为在绘画中，美比真实的表情更重要，并以拉奥孔雕像为例。
美学家朱光潜对此作出严厉的批评。
在文中，朱光潜罗列了众多莱辛学说的不足之处，比如忽视了欧洲造型艺术中也注重动作的叙述，作品与作者的关系，自然美与艺术美的区别;并给出自己的体会和解答，提出读者的二度创作以及诗与艺术的共同特质，都没有引起莱辛的注意。
并用具体例子来反驳莱辛“诗”只宜于叙述时间中的动作的观点，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一川烟雨，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等，都是诗歌中景物描写的精辟而恰当的例子。
朱光潜敏锐地洞察到莱辛的自圆其说中暗含着许多矛盾，因此在此解开了结，使得莱辛的学说更为丰厚周全，得以升华。
在朱光潜看来，莱辛的诗画批评有其值得肯定的地方;但具体说来，许多观点脱离了实际的艺术生活。
钱钟书《读〈拉奥孔〉》一文直面莱辛学说中忽视“诗”里有许多“画”所不能作的地方，得出“诗中有画，非画所能表达”[3]的结论。
作者从分析中国古典诗歌入手，举出例证洋洋大观，读之甚是心悦诚服。
莱辛认为诗宜于表达时间里的动作，画宜于表达空间里的铺成。
钱钟书结合中国古典诗词具体例子指出诗歌不仅宜于表达时间里的动作，同样还能叙述空间里的并列，且不失意境美。
其最具代表的是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水诗，完美地诠释了诗歌描绘静态美的极致;诗中有画，却不是画所能表达的，“诗”所能表现的领域比莱辛所想的还要广阔。
这一点，朱光潜先生没有涉及，可见是钱先生的一个创见。
钱先生在“诗中有画，非画所能表达”的要领之下，具体地论说了绘画“画不出” 诸多因素，如内心状态、气氛性景色、颜色字的虚实之分等等，而这些细微之处都是诗歌所能传达的。
再则，莱辛认为，造型艺术应该选择动作中达到顶点之前那“最耐人寻味的片刻”作为表达的对象。
钱钟书指出“富于包孕的片刻”不仅在造型艺术中常用，在文字艺术中也同样适用。
作者认为这种手法在中外长短篇小说中都屡见不鲜，他注意到这一现象，并将其与莱辛的学说对比分析，可以说又是他的一个创见，使得莱辛的学说得到了更充分的补充。
三
莱辛《拉奥孔》作为西方美学的经典之作，至今仍值得我们阅读，但是正如两位先生所指出的，既然这样一本经典之作不缺纰漏不足之处，
为什么又如此吸引读者呢?学者刘若愚在《中国文学理论》中曾提出，我们在分析任何批评见解时，可以提出一系列问题：
他是从作家的观点还是从读者的观点来讨论文学?他对艺术的“宇宙”抱有何种概念?他的“宇宙”是否等于物质世界，或人类社会，
或者某种“更高的世界”，或是别的?[4]莱辛是从读者的观点来讨论诗与艺术，莱辛对艺术的“宇宙”并没有抱有某种“更高的世界”。
朱光潜说，“他(莱辛)对艺术的见解似乎是一种很粗浅的写实主义。
”[5]朱光潜先生一针见血的“粗浅的写实主义”，不是过分之辞。
钱钟书注重从诗的材料即语言着手去探析“诗”与“画”的本质区别。
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说道“文学语言有很多歧义，它是高度内涵的”[6]。
钱钟书指出这“高度的内涵”是“画不就”的。
有人说，汉语是诗的语言，因为它具有多义性，是高度内涵的。
莱辛看到了“诗”与造型艺术的材料不同，但并没有深入分析诗的.材料为诗的创作开拓了一片广阔的天地，如语言文字在诗中营造的意象、氛围等等，以及语言文字本身的抽象性(心理状态的词，形容词，比喻)也非具象的造型艺术所能呈现。
参考文献：
[1]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莱辛.拉奥孔[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3]钱钟书.七缀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4][美]刘若愚，杜国清译.中国文学理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5]朱光潜.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6][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现当代文学作品论文篇2
从《受戒》看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色
摘要：汪曾祺的小说《受戎》虽写凡人小事，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情节故事平淡与自然，在文章结构、语言风格等方面处处体现出诗意之美。
是散文化小说的典型代表。
关键词：散文化小说 诗意 和谐
汪曾祺是我所喜欢的一位现当代作家，他可谓大器晚成，1939年入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先生，1940年在文坛初露锋芒，但随后的写作一直是断断续续，直到1980年《受戒》的刊发，他才震动文坛。
随着《大淖记事》、《异秉》等许多描写民国时期江南乡土民情的小说的出版，他开始为广大读者所推崇。
《受戒》可是说是他“散文化小说”的代表作，故事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毫无做作，也没有任何约束，描摹了少年男女情窦初开，蕴含着对生活和人生的热爱，洋溢着人性和人情的欢歌。
语言自然、活泼;文风清新、质朴;意境优雅、唯美。
一.故事情节的平淡与自然
《受戒》用平淡，自然，用最温和的调子从从容容地讲述一对小儿女朦胧的爱情，小说的开头“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
文学作为人学，是 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作为一种整体而存在的。文学作品不只是作家主体意识的凝结物，更是社会中诸种因素的集合。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现当代文学的论文范本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现当代文学的论文范本篇1 我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 一、我国现当代文学 从时间上来划分，我国现当代文学是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的，它的源头便是著名的五四文学运动。五四新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文学革命，它是与传统文学迥异的现代文学，它不仅仅是艺术形式的不一致，思想上也更为新潮，更为突出。随着新中国的逐步建立，他推动新文学运动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标志着我国当代文学的伟大开端。从文学发展的多样性、主题的走向以及与中国社会的关系，中国现当代文学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文化整体批判时期、政治分野与文化批判时期、政治分野与文化 反思 时期、政治与文学一体化时期和政治变革与文化转型时期。 二、我国现当代文学的具体发展变化 1文学内容涉及的生活范围更广泛 五四文学运动之后，中国文学进入了现代文学史的开端。中国的作家创作出来的作品，有了明显变化。 文学创作者笔下融入了更多的平民形象和普通生活。其中以普通农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尤为突出，作品涉及的内容以及生活范围有所丰富和增加。这些作品从普通群众视角出发，通过对普通人生活中的幸福与痛苦的描写，侧面上反衬出社会的安稳与动荡，并根据当时的生活环境，描绘了一幅幅民主历史时期的社会形态。随着中国人从压迫中解脱后，中国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革，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得文学反映生活的领域明显扩大，为文艺创作开辟了宽阔的道路。文学创作者的视野开拓到农村、工厂、部队、学校，等等。尤其是过去文学作品中很难见到的工业、科技题材，少数民族生活题材等都有了新的开拓和创造，极大地填补了文学创作题材上的欠缺部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涉及的内容更为广泛，上天入地，无所不及。这标志着我国现当代文学的不断解放、突破与创新。 2人物形象的塑造有了新的进展 “艺术源于生活更高于生活”应用在文学方面，意思就是说文学的创作源泉是源自于实际生活的。因此文学创作者在具体生活的基础上对人物写实和艺术深化推动历史推动文明的发展，这也是文艺工作者的使命和重任。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当代文学人物塑造题材类型作品中，成功刻画了一批典型的人物形象。这批形象包括走在时代前列的先进人物，阻碍社会发展的反派形象，以及多种历史人物形象。从中不难发现，曾经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在作品中的地位有了前所未有的改变，过去贫穷困苦受欺凌、受压迫的形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普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逐渐成为文学创作喜欢的描写对象，他们在文学作品中一跃成为主人公，成为英雄人物。这些人物形象凝聚了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成为人们仿效的榜样，填补了当代文学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空白，具有开创的意义。现当代文学中呈现的人物形象有血有肉，绝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也不是高不可攀的完人，也与那些为数不少的平庸浮浅的人物形象不同，它具有生活本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人物个性鲜明，优点缺点皆有，但是他却更让人印象深刻。他比完人更可敬，比平庸更真实，它是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简。文学作品主人公新形象的诞生，标志着中国现当代文学水平有了新的突破和提高，全新的文学表现手法的应用，使得中国现当代文学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3艺术风格和艺术形式有所突破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批文学创作者若想达到成熟，那么首先要形成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丰富的艺术风格是民族文学、时代文学的兴盛的标志。新中国成立之后，十年“”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有很大的负面影响，短暂又漫长的十年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艺术风格、艺术形式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3]，但广大文学创作者依然不断深入生活，坚持写作理念。特别是早在五四运动到来之前，写作风格就已经别具一格的文学创作者在文化运动新潮中，随着思想艺术水平的提高，创作个性又有了全新的进展和突破。有些作家则是在新中国成立、人们得到解放之后通过不断的艺术实践，逐渐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特别是“”之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工业文明取得了迅猛发展，文艺创作者们纷纷探索新的艺术形式，适应时代需求，这种精神十分可贵。值得肯定的是这种探索和创造还建立在民族化、群众化的基础之上，这样的文学作品不仅仅具有群众基础，其拥有的艺术价值也是值得赞许的。不可否认的是，同一时代背景下的文学创作者尽管各有各的风格，也一定有时代精神的标签。一个作家风格的形成，肯定包括生活环境、人生际遇等因素的影响，时代和社会是最容易也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在当代文学史上，曾经出在了一批倾向相似、风格相近的作家群，它是融汇了个人艺术创造的时代的产物，是值得认真研究和 总结 的一种文学现象。 4少数民族文学有了新的生命力 我国的少数民族，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史上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创造了大量具有民族特色的文艺作品，也是中国文坛不可或缺的瑰宝。在旧社会，少数民族文学不仅得不到发展，甚至已经到了濒临消失的边缘。五四运动的掀起也让少数民族文学重获新生，有才华的作家一批一批不断涌现，创作了许多优秀的原创作品。这些作品中描绘的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民俗面貌、文化传统等让我们对少数民族的风俗以及生活环境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同时作品中深刻地反映了少数民族苦难的昨天和幸福的今天。少数民族文学取得这样重大的成就，也应该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史上新的历史篇章。 5成就经受严峻考验的优秀文艺大军 早在二十世纪初中期，周树人先生就中国能够出现一批个性鲜明的文学创作家怀抱着巨大的希望，期盼他们能用他们的神笔创造新的时代文学，打破中国文学界的沉寂。20世纪三十年代培养了一大批青年作家，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时代责任感让他们团结在一起，共同奋战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在热火朝天的新文化运动中出现了一批非常杰出的文学创作家，比如说周树人、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丁玲、曹禺等。 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共产党近百年来经过不断努力，创建了一支优秀的富有战斗力的文艺队伍。这支队伍主要包括五个部分，他们分别产生于现当代文学发展的五个阶段。第一批是高举新文化旗帜的五四运动时期的前辈作家，他们是新文化浪潮的时代思想产物，他们为新文学的推进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建国以后，他们继续高举新文化新思想旗帜，在当代文学历史中通过他们的先进思想和勤劳双手也写下了光辉史篇;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各个阶段中也涌现了许许多多为文学事业无私奉献的文学创作者，中国的民主革命经历了一段漫长而艰难的时期，它包括了艰苦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也包括了腥风血雨的大革命，文学创作者们没有因为社会环境的艰苦而磨灭了他们的创作意志，更可贵的是在烽火中在苦难中崛起，他们肩负起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继承发扬的历史重任，为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做出巨大贡献;新中国诞生后也有一批优秀的文学家崭露头角，他们大多是沐浴着新中国的阳光，在新中国的雨露滋润下成长起来，此外在工人和农民中也出现了一股新兴力量，他们创作的具有浓郁生活气息的作品走进了当代文坛;在新时期涌现的青年作者大都成长在大好时代，相对而言他们还有些许稚嫩，些许不足，但是他们是新文化的新鲜力量，新的生命活力，是生气勃勃的富有生命力的文学中坚力量。这支优秀的社会主义文艺队伍，在党的思想指导和文化浪潮的培育下，经受了历史的严峻考验，而今已经锻炼得更为坚强和成熟。 在探讨国内文学在现当代的成就时，应该是内陆人民和港澳台同胞文学作品的总和，不得不说港澳台的同胞们也不乏有相当多的进步文学作品出现。港澳台作为祖国的一部分，港澳台的中国人和内陆人民也是紧密相联的，他们是中华民族的骨肉同胞。近百年来，台湾的进步思潮在时代的发展和推动下也有所成就。近几年来，各大出版社出版的港澳台的优秀文学作品被内陆文学家、文艺工作者所熟知，在欣赏优秀作品，开拓文学视野的同时，也从作品中得到了某些借鉴。因此，不断加强研究台湾、港澳文学的工作，对了解各地区文学以及加强祖国统一团结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在中国现当代社会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学，取得了巨大的创新和成就。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说明，中国文学的发展绝对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三、结论 总而言之， 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我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开端。一百多年来我国现当代文学走过了一条光辉而又艰难的道路，但是取得的突破与成就也是不可估量的。文学工作者应该加强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对中国文学分发展规律和特点进行不断研究和总结，促进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加快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现当代文学的论文范本篇2 浅析现代文学中狼形象的复魅 摘要：每个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文化，在反思的同时我们不可能不审视文化中的向标。本文主要通过对“狼形象”的梳理来探视现代文学中的复魅现象。借此来探讨文学与人类精神世界的关系。 关键词：文学;狼形象;复魅 1、狼形象的恶化 随着文明的演进和发展，狼形象经过了一段漫长的“恶魔化”历程。从神话和图腾崇拜中半人半神的狼，逐渐演变为半人半兽的狼，直至到了后期被定性为单纯象征了兽性和野性的一种动物符号。人类远古神话阶段笼罩在狼身上的神性光环消失不见了，自然界中的一个真实物种被简化成了“恶”的代名词。 西方中世纪兴起过捕狼的热潮。“10世纪英国国王埃德加(Edgar Le Pacifiqu)统治时期，下令全国灭狼，有捕捉300只狼以上者给予奖金，因此在欧洲大陆相继形成了一个捕狼高潮。”风靡一时的猎狼运动使欧洲大陆的野狼数量急剧减少，但并没有给野生的狼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对狼来说，真正的灾难发生在____诞生后。基督____将神性赋予自然界，开始了对自然的祛神秘化，人成了自然界中的独白者。正如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Toynbee)所说：“人与剥去了昔日神性光环的自然环境分离，人获准掠夺不再神圣的环境的权利。人类曾经怀着敬畏之情看自然，而这种情感遭到了犹太一神教的排斥，犹太教、基督____斯兰教都是如此。”野性和兽性是与宗教推崇的光辉人性截然相反的，对人性的颂扬把狼从神圣的祭坛赶了下来，它们不再是人们的文化英雄、救世主。 人类进入农耕与畜牧社会后，人与狼之间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野狼在丧失了自己的狩猎地后，为了求得生存有时会捕捉放牧在草场上的牛羊。这种天生的狩猎本能并不能为人所谅解，狼成了人类私人财产的竞争者。这个形象被固定化，人们的仇狼情结也逐渐积淀下来。 文学艺术，是作为唯一符号动物的人的情感体验载体之一。对于人类的艺术活动来说，“在艺术里，感性的东西是经过心灵化了，而心灵的东西也借感性化而显现出来了。”对狼的种种情结通过各种艺术形式传承下去，人们的仇狼情结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文学中随处可见： 秦国之俗，贪狼强力，寡义而趋利。——《淮南子》 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栗，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白居易： 《杜陵叟》 汉人乃步卒，吾人则骑士。驹犊群岂能抗拒豺狼。 ——勒尼·格鲁塞《草原帝国》 虐人害物的暴政、残暴无序的统治等等都可以以“豺狼”喻之，汉民族对狼的仇恨从这些诗句中可见一斑。十九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学中，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左拉的《人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佐夫兄弟》、《地下室手记》等，都有关于狼的描写。作品中的狼形象被抽象为“兽性”的代名词，它们和人性相融合，狼性(兽性)已经成为人物性格的一部分，人的面具下涌动着野兽的气息。狼，作为一种程式化的象征，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作为恶的象征流传下来。狼形象从自然中实体的狼走向了人的内心深处，楔入了文化与人格的互动关系中。这一固定化的程式在二十世纪有了新的改变。 2、现代性中的复魅 “复魅”(又叫“返魅”reenchantment)，是对“祛魅”(disenchantment)的反拨。魅，在这里是指自然所具有的神秘性、主体性，以及人对自然应有的敬畏之心。古人认为自然具有主观性和创造性的力量，与之对应，古希腊的有机论即是一种“附魅”的自然观。“祛魅”这一概念最早由马克思·韦伯提出，他否认自然具有任何主体性、 经验 和感觉。人在科技光环的笼罩下，把自己看成了具有神性的无畏“上帝”，世界上只有大写的人(Man)具有统治权，自然由此被科技祛魅。 “在祛魅的自然中，关于自然的现代科学导致了自然本身的祛魅。关于自然的机械论的，祛魅的哲学最终导致了整个世界的祛魅。”现代科技的进步，世界的祛魅和世俗化消解了传统、历史。在一个近乎科技万能的社会里，人却面临着全球性的生存危机。这些迫使人们反思自身的所为，重新审视自然与人的关系以及人类中心主义学说的弊端。 复魅的自然观就在此背景下产生。“复魅”这一概念最早由大卫·格里芬提出，作为后现代的哲学家，他认为自然应被看做一个有机整体，不再是机械论中“自然失去了所有使人类精神可以感受到的亲情的任何特性和可遵循的任何规范”。在科学复魅，自然复魅的过程中，人认识到了“单靠科学，即使我们的科学比现在再发达一百倍，我们也不能生活得更美好。”恢复了人和人、人和物之间的和谐关系，人们才能向“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poetically man dwells on this earth)靠近。 3、中西新变：狼形象的现代表征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现代性以理性和技术的名义征服了世界，人类陷入各种工具理性的控制中。人却发现自己在创造性的扩张中失落了的恰恰是人的本性，现代人渐渐走向了精神的荒野。有人说，“人究竟应当转移到荒原上，还是迁徙到原始森林中。如果有人可以首先选择，那么，宁可选择精神的原始森林，而不是精神的荒原。”在对抗人的异化过程中，西方兴起了一些新的文化思潮。 六、七十年代以来首先在英、美兴起了新时代运动，这股运动以对文化的反思、“朝后看”为特征，是对理性统治的回拨。与之相随的是一系列回归：发现自我、重归原始、原始思维等等。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下，狼形象有了一定程度的回归。杰克·伦敦的系列小说，如：《野性的呼唤》、《白牙》、等彰显的是对野性的呼唤;法利·莫厄特的纪实性作品《与狼共度》(Never Cry Wolf)中对一个狼家庭的描绘，让我们重新认识了狼性中有悖于传统观念的一些品质，如团结、忠诚、友爱等;贾平凹从《废都》开始就尝试着寻找狼性，到了他世纪末的实验小说《怀念狼》，狼身上洋溢的旺盛生命强力成了他追寻的主角，并且更强烈地呼唤英雄的重构。 文学作为人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作为一种整体而存在的。文学作品不只是作家主体意识的凝结物，更是社会中诸种因素的集合。生态文化的发展使人们重新认识人类、认识自然，不再以自己的利益为标准来衡量划定动物的善恶。这些都促使人们对狼进行再认识，狼的形象不再是单一的，它重新走向了多元化。猜你喜欢： 1. 有关现当代文学论文范文 2. 现当代文学毕业论文参考 3. 现当代文学论文提纲 4. 现当代文学论文 5. 浅谈现代文学研究本科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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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专题研究应该好过。因为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作品，我们还是都很熟悉的，毕竟很多我们以前在语文课上都学过，老师也讲过，今天把这些作家的作品拿出来研究，我们还是似曾相识的，只要认真学习，下功夫，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专题研究，好是好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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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正传》最初发表于《晨报副刊》，后收入《呐喊》。是鲁迅唯一的一部中篇小说。鲁迅在谈到这篇小说的写作动机时曾经说过，主要是为了揭示“国人的灵魂。”（《阿Q正传·英文版序》） 鲁迅在这篇小说中表现出来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鲁迅对阿Q表现表现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小说的中心人物是乡村流浪汉阿Q的。《阿Q正传》通过阿Q和他周围人的冷漠形象地揭示了中国农民的麻木和不觉悟，揭示了人性的弱点。也折射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致命弱点。阿Q是一个贫苦的流氓无产者的典型。阿Q是个受压迫的农民。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无名无姓。有个姓氏却被赵太爷剥夺了。只能靠打短工为生活。——“别人舂米，他便舂米；别人插秧，他便插秧。”阿Q性格的最主要的特征是“精神胜利法”。所谓的“精神胜利法“就是在现实中无法获得满足只好在精神上、在幻想中寻求自我安慰。小说中的《优胜记略》和《续优胜记略》都是他的这种精神胜利法的表现“行状”。归纳起来，精神胜利法的主要特征有：自欺欺人、自我安慰。阿Q只求在精神上战胜对方，既自尊自大，又自轻自贱，死要面子又欺软怕硬，麻木健忘而糊涂终生。比如，被人打了，就用“儿子打老子”来自我安慰；别人说他混得差，他就用“祖先比你阔”来搪塞。具有惊人的健忘症。前面被人打了，转身之间忘得一干二净。转嫁痛苦，耍无赖。畏强凌弱是他性格的重要特点之一。刚刚被强者假洋鬼子用“哭丧棒”打得鼻青脸肿，转眼之间就去欺辱小尼姑，强行摸小尼姑的头，还说“为什么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偷了别人家的萝卜，却要萝卜说话。等等。但“精神胜利法”不是阿Q最根本的特征，他的根本性格是缺乏起码的自我意识和个性意识。阿Q的身上还有封建的正统思想和传统意识。他认为，凡是革命都是与他作对，革命党捉住都要杀头。这体现了阿Q身上的保皇意识。他自己虽然经常受到别人的侮辱，但却以欺侮女人为乐。并且认为“女人是祸水”，自认为“男女之大防甚严”，超过了古今的圣贤。尽管到处流浪，还要传宗接代，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是这种宗法家族思想的体现。阿Q参加革命，其实对革命并不了解，一个把自由党变成了“柿油党”的流浪汉眼中的革命，是完全根据自己的本能来确定其含义的。在阿Q的眼中，革命就是古代戏曲中的场面——“银盔银甲。三尖两刃刀”；所谓的革命，就是抢得财产，把秀才家的宁式床搬来；就是抢得女人，把秀才老婆和女儿等女人抢来，享受他得三妻四妾式的帝王生活；就是仇杀，把秀才等杀掉，把王胡杀掉；就是欺压别人，让小D搬东西，搬不快就打。所以，阿Q的革命一旦成功将比失败让人更加可怕。阿Q性格有着深刻的文化根源。它与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中国屡遭外国侵略的屈辱历史相联系。是那种虽然破落，但还自认为是天朝上国的鸵鸟精神的折射；它也是中国小农经济社会的产物。中国小生产者的保守落后、不觉悟等弱点使阿Q这样的农民更容易染上“精神胜利法”。同时，阿Q的性格还与传统的儒家文化尤其是道家和释家文化相连接。回避现实和不敢面对现实，是阿Q和传统的道家和释家文化的相通点。《阿Q正传》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鲁迅写作这部小说的目的，就是要揭露“国民的劣根性”，因此，阿Q的性格就是现代中国国民性的象征。小说特通过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揭露了中国的民族劣根性，揭示了病态社会人们的病苦，“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 阿Q时代属于过去，但阿Q性格包含的内容并未绝迹，所以现在阿Q是现代中国国民的灵魂。鲁迅对阿Q性格的揭露，意在对整个旧社会的批判，对整个旧的意识形态的批判。这体现了鲁迅深刻的启蒙主义的思想。《阿Q正传》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1）采用了典型化的手法。这里的典型化具有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塑造人物的基本手法。鲁迅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中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是嘴再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这部作品中的阿Q 形象，作者说采用了这种“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手法，将众多不同的人物的突出的特点综合起来，然后进行化合创造，从而创造出全新的形象。二是采用了现实主义文学基本创作方法。作品所塑造的阿Q这个形象具有符号的意义，因为他不仅是阿Q这一个体，而同时也是“国民性”的浓缩体；他所生活的环境也具有高度的历史概括性，从中可以窥见中国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状况，人性状况。（2）叙述体的结构。对诸如《水浒传》等中国传统小说的叙述方式的继承，但又加入了现代的精神分析的对人的精神的深度透视。作品中的“序”“优胜记略”“续优胜记略”“生计问题”等是众多故事/事迹的并行排列、堆积，各个故事之间缺乏有效的时间联系，因此都是空间性的叙事。只有到了“革命”和“不准革命”尤其到了结尾“大团圆”，才进入一种时间的流程，形成时间性叙事。（3）犀利的幽默和讽刺。在小说的批判与讽刺特色方面，小说不仅有头尾两部分议论，而且其他诸多地方都穿插有议论，这些议论具有批判与讽刺特色，是突出主题和刻画人物形象的主要部分。例如，小说开头关于作品的名目和阿Q的性格、籍贯的探讨和借题发挥，一方面对儒家的“正名说”，旧社会的阔人和立言的人，以及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的人进行了讽刺。另一方面，又写出了阿Q生活的社会环境及其社会地位，因而与人物性格的刻画是密切相关的。（4）小说的语言艺术特色，首先表现在人物对话的性格化上。有时尽管是很简单的几句话，却能准确的表现人物的身份和突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其次，小说使用了不少古语，如“谁料博雅如此公”等，不仅简洁明了，而且给文章增加了诙谐的意味和讽刺性。第三，语言包含幽默感，好用反语，喜欢夸张，如“老Q”等；第四，使用了大量口语，如“儿子打老子”；最后，小说语言准确、鲜明、生动，富于表现力。（5）游戏模仿的解构性。在这部作品中，鲁迅先生首先选择的颠覆对象是封建传统文学中的“史传”文体。中国传统文学中，“传”的种类很繁多，如本纪、列传、自传、外传、内传、大传和小传、家传，等等。这些所谓的“传”，不但等级森严，如皇帝用“本纪”体，大臣则用“列传”体，而且血缘意识浓厚，如家传、家谱专叙家族衍传家族行状，专为后代“寻宗问祖”服务；更有甚者，中国史家虽然都崇奉“秉笔直书”的修史之德，但这些“帝王将相的家谱”中却充斥着歌功颂德粉饰传主的虚浮之词。另外，封建社会中，书写语言为地主知识分子所垄断，一般市民百姓本无缘入“传”，如阿Q就不但被剥夺了姓赵的权利，而且连名字也不甚了了。海德格尔说，语言是栖息的家园。不掌握语言文字，又没有在历史的语言中得到书写的百姓，当然也就在历史的时空中被湮灭了。所以鲁迅说，中国的历史都是“帝王将相的家谱”。鲁迅先生将一个没有姓名而仅仅剩代码的农民流浪汉入“传”，显然是“有乖史法的”。尽管小说的“正传”是取自“不入三教九流的小说家所谓‘闲话休题言归正传’这一句套话里”，但这名目与古人所撰《书法正传》的“正传”字面上相混，而真正具有了史传的含义。它的语义实际上暗示了传统文化的所有的“传”，皆是“歪传”。给阿Q这样的悲剧小人物作传，体现了鲁迅先生写作的人民性特征。鲁迅不但给小人物阿Q阿作传，而且他的创作姿态也很“不恭”。过去的中国史传，每叙述到传主，必正襟危坐，一副恭敬的姿态，语言的叙述语调也因而显得滞重呆板。特别是那些所谓的“家传”更显示出祖宗崇拜和血缘家族制度的偏执个性。鲁迅先生借用史传的物质外壳，采用诙谐、戏谑的反讽语调来写阿Q，将传主置于被解剖客体的位置，从而调整了创作主体与形象主体的位置，使二者不仅以平等对视，甚至从更高角度来进行俯视，这样就消解了史传的崇拜意识，因而也使作家的文笔获得了更为广阔的游动空间。正调和反调皆相宜，就打破了传统史传僵硬的文本外壳，史传也就成为一种活泼灵动的文体了。这样史传的使用范围也被拓宽了，它不仅适用于帝王将相，也适用于贩夫走卒。在鲁迅的仿制中，文体的血缘等级性也因而被解构了。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戏仿是全方位的。鲁迅在《阿Q正传》中还对传统的章回体的结构和大团圆的形式进行了模仿。章回体小说是中国晚近时期流传最广的一种文学叙述形式，它吸取了中国知识分子文化的诗词化的特征，追求一种平衡的对仗。这种章回体在近代为鸳鸯蝴蝶派小说所大量运用，成为阻碍新文化传播的一种形式。鲁迅在小说中，采用章回体分章分回的形式，来讲述阿Q的生命历程。鲁迅对章回体的模仿，并在模仿中加以拆解，既达到了借助它流传的目的又在使用中使之被解体。中国传统文学陈套，喜欢营造善有善报恶有恶的大团圆的结尾，喜欢在“皆大欢喜”中使弱者得到麻醉的欢欣；文化中喜欢奉承别人福禄寿喜，喜欢用“九”象征长寿。中国传统小说的喜剧性的大团圆结局，是中国国民“十全十美”心理的表征，精神胜利法的典型体现。在艺术上，它形成了中国文学的悲剧精神的长期匮乏。鲁迅对此所进行的仿制，使读者在截然相反的结局中，在欢乐和悲哀的巨大落差中，在实际的悲哀与叙述的幸灾乐祸中，让阿Q被绑缚杀场砍头，并设计出阿Q为圆圈——画押没有画圆而遗憾的细节；尤其是结尾，他故意将悲剧性的结局写成喜剧，让读者看到如此的“大团圆”和如此的“九”是多么的可怜和可悲。此外，还有情节结构安排的巧妙和细节描写的精彩。阿Q被逮捕时的夸张的情节，阿Q向吴妈求爱以及阿Q与闲人等打架的细节，阿Q的“大团圆”结局等，都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具有别致的意味。总之，《阿Q正传》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和高度的艺术成就。它是一部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品，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和俄罗斯作家高尔基都曾给予崇高的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鲁迅的《阿Q正传》，以其具体生动的人物形象、入木三分的刻画分析及对社会的清醒认识，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中国国民的劣根性和人性的“痼疾”，作者希望“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达到治病救人、改造国民性的目的。《阿Q正传》以辛亥革命前后闭塞的农村小镇未庄为背景，塑造了阿 Q这个身心受到严重戕害的落后农民的典型。他无家无地无固定职业，以出卖劳力为生，备受残酷的压迫与剥削。但他不能正视自己的悲惨地位，却以“精神胜利法”自我陶醉。阿Q从盲目的自尊自大到可悲的自轻自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环境里的典型性格。阿Q的阶级地位决定他欢迎革命 ，但他不了解革命，认识糊涂，精神麻木，结果被篡夺了革命果实的封建地主阶级枪毙示众。鲁迅以“揭出病苦，引起疗救”为目的，遵循现实主义原则，通过艺术描绘，深刻地指出：即便阿Q这样不觉悟的农民，也真心向往革命，身上始终潜藏着革命的可能性。农民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启发农民觉悟，是极其重要的问题。当时封建统治者对帝国主义侵略本已到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地步，但偏要自称“天朝”，沉醉在“东方的精神文明”中，鼓吹中国文明“为全球所仰望”。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却追求精神上的胜利。这一思想深深毒害着处于下层的劳动人民。我们从《阿Q正传》中就可以看出，阿Q和赵太爷，在某种程度上，其实都是一类货色，假如阿Q得势，将是个赵太爷，假如赵太爷失势，则又会是活脱脱一个阿Q。从更远的思想根源来说，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思想陈陈相因，封建礼教、封建道德规范一代代从精神上麻醉和毒害劳动人民。这种麻醉和毒害造成了阿Q的愚昧落后和麻木不仁。更深刻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阶级矛盾和“精神胜利法”产生的历史根源，小说有力地批判了辛亥革命的脱离群众和不彻底性，表达了作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观点。鲁迅对于中华民族的劣根、民族生存的忧患意识、对决定本民族生死存亡的环境和内弱的无情批判精神。对于明灯，正常人要看的是它的光线，用它来照明；只有疯子才用放大镜去找到它上面的灰尘，并因此打烂它。鲁迅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旗帜，不要以找到旗帜上的灰尘就沾沾自喜，正常的是要抹去它的灰尘，使它更鲜明，更光辉。鲁迅精神的认识无论是感性还是理性的，那种精神就像空气一样弥漫在空中，呼入的人是不知道自己活着的理由，但的确深入到我们的血液深处，影响着一代代“精神领域的后来者”。鲁迅所刻画的阿Q及其种种弱点，应当永远是我们的警钟。鲁迅那疾恶如仇的精神、战斗不息的风格、甘当孺子牛的品德，我们是永远不能丢的，丢掉了这些也就丢掉了鲁迅，也就是丢掉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灵魂！病态的灵魂和畸形的革命——读鲁迅的《阿Q正传》2007年04月19日 星期四 08:51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鲁迅最著名的作品，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评论得最多的一部小说。在国外，它被翻译成许多种文字出版；在国内，一代一代的读者都欢迎它，阿Q的名字家喻户晓，几乎无人不知。它为什么能获得这样大的成功？首先当然是阿Q这个人物。鲁迅曾经说过，在写《阿Q正传》以前，阿Q的形象已经在他心中酝酿了好多年了。他所以从事文学，就是要唤醒昏睡的大众，因此，向读者描画出我们“沉默的国人的魂灵”，以此来促使人们反省自身，扫除愚昧的麻木，就自然会成为他的夙愿。在《阿Q正传》之前鲁迅写下的一些作品，在某种意义上都像是在给《阿Q正传》作准备。譬如《药》，就是用一种极为尖锐的方式，揭露了农村中一般民众的麻木相，而这正是《阿Q正传》中未庄和县城里居民的普遍特征。至于《风波》中的那位赵七爷，更活脱脱就是一个未庄里的赵太爷。所以，阿Q这个人物是和鲁迅笔下的其他农民形象，譬如《风波》里的七斤和《故乡》中的闰土，都有很大的不同，它不是产生于那种想要描绘某个具体人物的冲动，也不是作者为了制造某种氛围而虚设出来的，在很大程度上完全可以说，它其实是鲁迅对病态国民性的全部感受的结晶，鲁迅是要用它来显示“愚民的专制”的真相，在鲁迅心目中，阿Q正是无数麻木愚昧的中国人的代表。阿Q非常穷，穷得只剩一条裤，甚至连姓名都没有。但是，他的可悲却主要还不在物质生活条件的被剥夺，而在于他精神生活的被扭曲。他被压在未庄生活的最底层，什么人都能欺负他，可他却并不在乎，常常好像还很得意——这里的关键，是他有一种独特的精神胜利法，分明挨了别人的打，他却想：这是儿子打老子；分明是别人借乱抢走了他赌赢的钱，他却在愤怒之中抡起巴掌打自己一个耳光，仿佛是在打别人一样。就是受了再厉害的欺凌，他都能依靠类似这样的方法转败为胜，最后就莫名其妙地高兴起来。这都是精神胜利法，阿Q身上最重要的精神特征。仔细分析起来，阿Q这精神胜利法是包含了好几个因素的。首先是懦弱，受了欺压，不敢真刀真枪地反抗；其次是恼恨，虽然不敢反抗，但受欺压产生的恼恨却依然存在，必须要用某种方法加以排遣；再就是自欺，因为不敢向外界报复，就只有作自我辟解，而这辟解的唯一办法，就是对现实闭上眼睛，用想象的胜利来安慰自己；最后是健忘，如果不健忘，自欺的效力就不能维持，只有借着自欺迅速忘却恼恨的直接原因，心境才能恢复平和，阿Q也才能重新高兴起来。这就可以看出，贯穿阿Q这精神胜利法的全过程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奴性，一种遭受压迫之后不敢反抗，甚至不敢正视这压迫的奴性。在阿Q的恼恨中，本来是包孕着反抗的萌芽的，但这萌芽要长大，却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这恼恨必须进一步发展成为憎恨和报复的冲动。可现在阿Q却把这恼恨改变成为自我欺的动力，这就泯灭了反抗的可能。所以说，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被压迫者身上最不可救药的一种精神病态。在阿Q身上，除这精神胜利法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愚昧的表现。譬如他对女人的那种带有浓厚传统色彩的蔑视，譬如他那种到更弱者身上去发泄恼恨的劣习，挨了假洋鬼子的打，却去调戏小尼姑，等等。如果说小说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集中刻画，已经证明了鲁迅是要借阿Q来刻画国人的灵魂，那么阿Q身上的其他这些形形色色的精神病态，就更进一步证明，鲁迅的确是完成了他的创作意图，把阿Q写成了整个民族精神病态的典型。他的精神状态具有非常大的代表性，中国历史上遗传下来的种种奴隶意识，近代以来随着社会半殖民地化而产生的许多畸形心理，都在阿Q身上得到了生动而又透彻的表现。难怪《阿Q正传》一出版，社会上就有不少人惴惴不安，以为鲁迅是在专门讽刺他。这种强烈的反应正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小说成功的原因。正因为鲁迅把我们国人的病态灵魂如此深刻地勾勒了出来，只要这病态尚未根除，《阿Q正传》就仍然能强有力地震撼读者。鲁迅写阿Q，当然是为了刻画民族的精神病态。但是，他把阿Q和整个未庄放在辛亥革命前后这样一个时间背景下来描写，就使未庄的变迁和阿Q的遭遇同时还具有了另一方面的意义，那就是以一种概括的方式表现出辛亥革命的实际情形。这虽然不是小说的主要价值所在，但由于在当时的文坛上，还没有人能以这样透彻的笔力描绘出辛亥革命的严酷真实，因此，《阿Q正传》的这一部分也就还是具有了相当重要的价值。小说的第七章，一开头就讲到辛亥革命，讲到半夜里一只大船，载着城里举人老爷的财物靠上了赵太爷家的河埠头。这个细节意味深长，它是一个暗示：革命一起，城里的老爷们便要到乡下的赵太爷们那里去找依靠，这就说明了，大大小小的未庄正构成了中国各级专制的统治基础，倘若赵太爷们在未庄的权威依然如旧，那城里形形色色的举人老爷也就不会真正被推翻。未庄的情形究竟怎样呢？当革命的消息刚刚传到时，赵太爷们着实惊慌过一阵子。当阿Q大声叫嚷“造反了！造反了！”的时候，赵太爷竟怯怯地迎着低声叫他“老Q”，赵白眼们也惴惴地想去探他的口风，就仿佛真的乾坤倒转，转到阿Q来执掌生杀大权了一样。但是，这实际上却是一种错觉，就像阿Q当天晚上在土谷词里所做的那个美妙的梦一样，都不过是一种幻觉。真实的情况是，赵秀才和假洋鬼子迅速地勾结起来，一面到尼姑庵里去砸龙牌，顺便发一笔革命财，偷去观音娘娘座前的宣德炉，一面又由假洋鬼子进城去，花四块洋钱买来一个自由党的徽章，摇身一变成为革命党了。而那昨天还在洋洋自得的阿Q反倒遭到假洋鬼子的斥骂，不准革命，依旧像从前一样被赵太爷们踩在脚底下。既然未庄是这样，城里也就可想而知。从小说的第八章开始，作者就写到城里传来的消息，说是知县大老爷，举人老爷和老把总全部换了名目，维持原状，依然是他们在执掌政权。而到第九章里，更写到阿Q被抓进城去，当作强盗枪毙了。这就是辛亥革命的严酷的真实，除了剪辫子以外，其他的一切都还是老样子，受苦人甚至更加受苦，阿Q的杀头自然是一例，而那与阿Q同牢房的农民的诉说（举人老爷要追他祖父欠下来的陈租），就更是一个有力的暗示，说明了在辛亥革命之后，专制势力是如何变本加厉地盘剥人民。这是鲁迅的又一个成功之处。他把未庄写成了全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阿Q的遭遇更成为了无数贫苦农民苦难命运的象征。辛亥革命似乎给他们带来了希望，但这希望很快就归于破灭，随着举人老爷的重新上台，阿Q们的苦难反而愈益加重。这并不是鲁迅看问题过于阴暗，而是因为在未庄，没有人能对赵太爷构成真正的威胁。在这方面，作者对阿Q式的革命的刻画是极为深刻的，当农民尚处在种种精神愚昧的重压下面的时候，突如其来的革命是不可能很快地改变他们，并进而从他们那里获取真正有力的支持的。鲁迅在写完《阿Q正传》之后说过，今后倘有革命，就还会有阿Q式的革命党。而他在《阿Q正传》里已经写得很清楚，只要广大农村还是只有阿Q式的革命党，那任何革命都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功。在某种意义上，正是阿Q支撑着赵大爷的专制，这在辛亥革命之前是如此，当革命爆发之后依然是如此。在《阿Q正传》中，对阿Q的精神病态的刻画是和对辛亥革命的严酷真实的揭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惟其对前一方面的刻画非常深刻，对后一方面的揭示才那样令人信服。作家打算在作品中表达什么思想，这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他将要采取怎样的表达方式。既然鲁迅是想在阿Q身上画出整个民族的精神病态，他实际上就是把阿Q当作了一个象征。因此，象征的形式就势必会成为贯穿整部《阿Q正传》的一个基本的因素。事实上，不但阿Q这个人物是象征，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像假洋鬼子、赵太爷，尤其是那个小D，以及小说结尾那些叹惜自已“白跟一趟”的看客，都带有很大的象征意味。就是未庄本身，不也是中国农村的一个极其真实的缩影吗？既然鲁迅要借用一个人物来表现许许多多中国人的普遍的精神病态，就势必得运用夸张的手法，不但在他身上植入许多远非他个性所能包容的精神重负，更要最大限度地凸现他身上的那种具有极大概括性的心理特点。这在小说对阿Q那种种精神胜利法的表现的刻画当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无论是“儿子打老子”，还是自己打自己嘴巴，这样的行为，倘若孤立地看，似乎都不太真实，显然是经过了作者夸张的处理的。倘说它们真实地表现了中国人的精神病态，那是指在概括和象征的意义上，而不是就这细节本身来说的。再譬如假洋鬼子这个人物，他的言行也明显是用了漫画化的笔法描绘出来的，因为鲁迅也同时是把他当作一个象征，要用他来暴露当时的许多投机的革命党。可以说，象征意味越是浓厚的人物和情节，小说在描写的时候，就越是频繁地使用夸张的手法，阿Q和假洋鬼子是这样，小D和阿Q的那一场“龙虎斗”也是如此。在以前和此后的许多作品中，鲁迅都是用写实的白描的手法来刻画人物，可在《阿Q正传》中，他却大量使用了这种大幅度的夸张的手法，其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他是把阿Q和未庄当作愚昧的中国人和封建农村的象征来描写的。（此文原载于王晓明随笔集）作品简述《阿Q正传》是一篇中篇小说。鲁迅著。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鲁迅以巴人为笔名在《晨报副刊》分章刊载，共9章。后收进小说集《呐喊》。作品以辛亥革命前后闭塞的农村小镇未庄为背景，塑造了阿 Q这个身心受到严重戕害的落后农民的典型。他无家无地无固定职业，以出卖劳力为生，备受残酷的压迫与剥削。但他不能正视自己的悲惨地位，却以“精神胜利法”自
《平凡的世界》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文化的多元，文学作品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但是其自身给人们更多的只是一时的欢娱，似乎缺少了让人长久回味的可能。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无论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都在不断的吸引着人们的眼球。为什么会如此的历久弥香？当我读了这部书以后，似乎也有了一定的理解。无论是路遥这个人还是《平凡世界》这部书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有其不可或缺的意义。路遥是我国当代著名作家。他的作品往往充斥着一种不怕艰难险阻的苦难意识和顽强不屈的奋斗精神，他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给了社会底层特别是正处于奋斗中的青年，以永远的事情共鸣与精神鼓励；从而更为深刻的揭示中国社会的种种变迁。近几年来，路遥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据不完全统计，发表研究有关路遥的文章不下200篇，无论是研究创作方法方面，还是在研究创作实绩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平凡的世界》是路遥的长篇代表作，其创作风格，人物形象塑造，思想内容等多方面都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石世明的《农本文化精神与生命的悲剧意识》一文中指出路遥具有强列的悲剧审美意识，作品中充满着悲壮与苦难的情感格调，富有崇高、庄严的悲剧力量。这种力量从路遥的生平、经历和文化底蕴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并以《人生》作为其典型例证。其中王西平《路遥小说的时代意识与政治意识》、熊岸枫的《生存困境与乡土中国的必由之路》、张嘉国的《论路遥的农本文化意识的表现》等从多文章都指出了在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农村知识分子的何去何从，受传统情感与新时期现代理性思维的冲击下，农村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场景。至于路遥的本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学界评价的文章众多，总体上是对创作风格、写作方法等众多方面的肯定与赞赏。但似乎人们关注路遥更多的是他笔下那些闪光的人物形象，不仅是因为那些人物给了社会底层特别是正处于奋斗中的青年以更多的精神鼓励，还在于那些人物是如此的贴近生活，给读者更多的真实感。而没有更多的看到路遥在塑造这些人物那种苦难的意识不仅成就了书中成功的人物形象而且充份的显示了作为一个作家应具备社会责任感和历史重任。研究路遥的作品，让人们更清醒的认识我们的社会，给年青的我们以永远的事情共鸣与精神鼓励。
参考文献郑久元再论“民族劣根性”- <阿Q正传》之我见《恩施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3):15-181张建东郭云飞，冯莉群从《阿Q正传》等作品看文学阅读的隐性引导[D]《语文建设》.2013,(1):15-204鲁迅鲁迅小说全集[M].南昌:二十- -世纪出版社,2010:193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镜子-论《呐喊》《彷徨》的思想意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1):216-233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36,7:146鲁迅，张烨.鲁迅全集[M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2:302-303鲁迅，智龚.鲁迅全集[M.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1532王晶.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7王朝柱辛亥革命[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214鲁迅摩罗速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与名家丛书[M].北京蓝天出版社.200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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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张爱玲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异数”当不为过。文字在她的笔下，才真正的有了生命，直钻进你的心里去。喜欢张爱玲的人对她的书真是喜欢，阅读的本身就能给读书的人莫大的快感。阅读的快乐只有在她那里才可以得到，至少对我是这样。读别的书你或许能知道道理，了解知识，得到震撼，但是只有读张爱玲的文章你才是快乐的。即便是有点悲剧意味的《十八春》依然如此！ 张爱玲张爱玲是世俗的，但是世俗得如此精致却除此之外别无第二人可以相比。读她的作品你会发现她对人生的乐趣的观照真是绝妙！张爱玲的才情在于她发现了，写下来告诉你，让你自己感觉到！她告诉你，但是她不炫耀！张爱玲最有名的一本集子取名叫《传奇》其实用传奇来形容张爱玲的一生是最恰当不过了。张爱玲有显赫的家世，但是到她这一代已经是绝响了，张爱玲的童年是不快乐的。父母离婚，父亲又一度扬言要杀死她，而她逃出父亲的家去母亲那里，母亲不久就又去了英国，她本来考上了伦敦大学，却因为赶上了太平洋战争，只得去读香港大学，要毕业了，香港又沦陷，只得回到上海来。她与胡兰成的婚姻也是一个大的不幸。在文坛中赫赫有名的她，却因为和胡兰成的失败婚姻，最后只得远走他乡！张爱玲的性格中聚集了一大堆矛盾：她是一个善于将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享乐主义者，又是一个对生活充满悲剧感的人；她是名门之后，贵府小姐，却骄傲的宣称自己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悲天怜人，时时洞见芸芸众生“可笑”背后的“可怜”，但实际生活中却显得冷漠寡情；她通达人情世故，但她自己无论待人穿衣均是我行我素，独标孤高。她在文章里同读者拉家常，但却始终保持着距离，不让外人窥测她的内心；她在四十年代的上海大红大紫，一时无两，然而几十年后，她在美国又深居简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以至有人说：“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与极度的孤寂。”现代女作家有以机智聪慧见长者，有以抒发情感著称者，但是能将才与情打成一片，在作品中既深深进入又保持超脱的，除张爱玲之外再无第二人。张爱玲既写纯文艺作品，也写言情小说，《金锁记》《秧歌》等令行家击掌称赏，《十八春》则能让读者大众如醉如痴，这样身跨两界，亦雅亦俗的作家，一时无两；她受的是西洋学堂的教育，但她却钟情于中国小说艺术，在创作中自觉师承《红楼梦》《金瓶梅》的传统，新文学作家中，走这条路子的人少而又少。现代著名作家，四十年代在上海孤岛成名，其小说拥有女性的细腻与古典的美感，对人物心理的把握令人惊异，而作者独特的人生态度在当时亦是极为罕见。五十年代初她辗转经香港至美国，在此期间曾经创作小说《秧歌》与《赤地之恋》，因其中涉及对大陆当时社会状态的描写而被视为是反动作品。其后作品寥寥，唯有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尚可一观。张爱玲也曾为香港电懋电影公司编写《南北一家亲》等六个剧本，之后也曾从事翻译与考证工作。张爱玲与宋淇、邝文美夫妇有深交，她的作品即是透过宋淇介绍给夏志清先生，肯定张爱玲不世出的才情，而享誉国际。张爱玲遗产的继承人是宋淇夫妇，其中大部分交由皇冠出版社收藏。一九九五年中秋夜，曾经瞩目中国文学界的才女张爱玲猝死于洛杉矶一公寓内，享年七十五岁。她的逝世使她的名字在文坛上再一次复苏。这位沉没了多年的作家一夜间又浮出水面来，而且是前所未有的美。那刻的美是永恒的，因为张爱玲孤独的一生走完了，留下的一片苍凉与无尽叹息化成玻璃灵柩，守护着她过去的灿烂。隔着空间和时间的玻璃墙望回去，越光辉的成就也越凄凉。
一、“时尚女性文学”的兴起90年代后,我国进入激烈的社会转型时期,延续了40余年的计划经济体制急剧解体,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随即也发生了全面的变革。在旧体制下曾拥有过辉煌历史的文学,面对市场经济的大潮,准备不足,一时不知所措,迅速跌入低谷。要重振文学雄风,就必须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根据读者的心理,进行市场策划,以吸引读者注意。继1994年《青年文学》开辟了“60年代出生作家作品联展”后,从1996、1997年开始,《小说界》、《芙蓉》、《山花》、《长城》、《作家》等文学刊物又相继推出了“70年代以后”、“70年代人”、“70年代小说”、“90年代小说新人”和“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小说专号”等。“70年代后”作家脱颖而出。这是一个多元驳杂的创作群体,拥有多种写作路数,但以描写都市青年的各色人生而著称。其作者除少数外,均为南方时尚女性。她们以市场经济时代全新的价值观和文学观向传统价值观和文学观提出了全面的挑战,其核心就是主张“私人写作”。她们的创作往往采取准自传体,以第一人称讲述个人的生活经历和经验;或虽采取第三人称,但努力将人物的体验与作家形象重叠。她们声称只写自身感受和个人视野的东西,拒绝文学的社会性,拒绝宏大叙事,拒绝传统的道德观和文学观。对生活极端个人化的选择和表白决定了这些文本的另类特质,因此又被称为“另类文学”。她们以爆炸性的创作和成功的市场效应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论,被称为“文学新人类”、“新新人类”、“新新生代”,成为文学失去轰动效应后少有的文学热点。“时尚女性文学”以卫慧和棉棉为代表,另外还有周洁茹、朱文颖、金仁顺、戴来等。她们接受了西方女权主义“躯体写作”的主张,又发展了90年代初陈染、林白的“私人写作”特点并将其推向新的阶段。二、“时尚女性文学”的特点和贡献(一)“躯体写作”是“时尚女性文学”最突出的特点所谓“躯体写作”是指女作家在创作中特别注意表现女性自身的生理和心理等性别特征,从女性的角度观察、体验和描写生活。90年代是我国女性文学大发展的时代,女性意识进一步觉醒,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文学,至今方兴未艾。这些作品执拗地寻找和开拓女性话语的表达方式,彻底显露女性“私生活”的深层底色。它们把笔触探向女性最为隐秘的内心世界,将女性的性别体验以一种执拗的方式表达出来,表现出女性潜在的能量与激情,使性禁忌荡然无存。这些作品多以城市边缘人为描写对象,如独身者、流浪汉、地下摇滚歌手、同性恋者、吸毒者、爱滋病患者,以及城市角落的“流莺”(妓女)、姑爷仔(靠妓女为生的男人)等。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幅当代都市生活的特殊画卷。如卫慧的代表作《象卫慧那样疯狂》描写一个20来岁的青年女子的乖戾心理和躁动不安的生活经历。这女子少女时代丧父,内心深处对继父的排斥使她幻化出被继父强奸的梦境,她无时无刻不在逃避着继父。作品对女孩的内心感受刻画得异常尖锐,作品透露出一种现代都市的病态的颓废的美。她的《蝴蝶的尖叫》在混乱的碎片似的生活中体验并表达着一种尖锐的刺痛。棉棉的代表作《糖》描写混乱、堕落、痛苦和破碎的生活经验,大胆、裸露而疯狂。她的《香港情人》讲述了一个女作家介入流行音乐的故事。女主人公长期与一位同性恋者相处,又不断介入一些与其他男人的绯闻,怪异而复杂。金仁顺的《月光啊月光》、周洁茹的《我们干点什么吧》、朱文颖的《广场》都以都市女性为主角,以全新的价值取向和彻底的叛逆精神描写青年女子的混乱情爱和她们在动荡社会中的矛盾痛苦。她们不再以理性和传统的价值标准、道德观念评价眼前急剧变化的生活,而是沉醉于光怪陆离的感觉、情绪、热情和欲望中。这是对现有文化秩序的挑战和不折不扣的轻蔑。在价值观上,这些作品彻底摆脱了传统理念的束缚,以更自然、更生活化的心态表现人的种种欲望———特别是性爱。以前的作家一般都赋予性爱以象征意义,而她们对性爱的描写,则更接近于自然本能。她们以极为自然———甚至是无所谓的态度描写邂逅恋、婚外恋、同性恋、未婚同居、性游戏、性幻想、性享受等等,将性完全感性化。(二)以尖锐的方式反映了时尚青年的生存状态70年代出生的作家大都是独生子,有幸福的童年,充满幻想,未经历痛苦和磨练。一旦投入现实,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便异常尖锐地表现出来。一个日渐商业化的社会便使他们陷入迷茫之中。市场经济已不可能向对他们的父辈那样为他们安排好一切,他们在享受自由的同时也体验了自由的痛苦———这就是一切必须由自己争取。在社会竞争非常激烈的今天,他们注定要体验自我奋斗的痛苦,体验漂浮状态的痛苦。虚无主义、怀疑主义经常左右他们的行动。这与他们的前辈的痛苦完全不同。“时尚女性文学”的作者大多数是自由职业者,是都市的边缘人,她们作品中描写的也是社会的边缘人。她们最关心的是个人愿望的实现与兑付,强烈的个人表现与稀薄的社会生活构成了强烈的反差。她们对信息化、商业化时代的都市生活有惊人的直觉。细腻的体验,毫无顾忌的表述,极其敏感的语言,惊人的坦率,极具冲击力的文字,使她们成为当代青年情绪的代言人,在当代青年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三)创造了与表达内容相适应的新的美学风格传统的情节线索在她们的小说中消失了,碎片式的感觉成为作品的主体。整个作品的情调隐约可感,但不少章节之间跳跃性极大,近乎语无伦次,如幻如梦,飘飘忽忽;不少章节又时常横生枝节,随时插入一些近乎梦呓式的字句,令人难以捉摸。作品的意义仿佛漂浮于作品之上,难以把握。也许,这种随意性代表了一种新的审美倾向?作者的本意就是拒绝任何对作品深度的探寻,追使读者专注于作品本身?(四)对探索商业时代文学的生存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市场经济的特点是讲究市场。文学也必须主动适应市场,学会在商海中谋生存。市场经济时代的消费者讲究时尚,讲究流行,讲究出新,讲究刺激。文学也必须适应这一特点。三、“时尚女性文学”的危机(一)媚俗:“时尚女性文学”的最大危机市场经济的短期行为带来“快餐文化”的繁荣,使文化消闲化、浅薄化、庸俗化。评论家普遍认为,“时尚女性文学”中的很多性描写表面上似乎是对传统道德的挑战,实质上是以“自渎”和“自虐”的形式对正在泛滥的以寻求新鲜刺激为目标的物欲主义的迎合,满足了读者的“窥测”与“意淫”的心理,是女性文学精神层面上的投降与堕落。有人尖锐地指出,一些女作家很明白,在这个商业化的社会里,身为女性是一种资本,她们很快就学会了充分运用这一资本,于是,用一种更富于刺激性的姿态挑逗男人,极度宣泄对感官刺激的迷恋。她们使作家的精英形象完全世俗化、低俗化了。她们虽打着人性和反传统的旗号,有着漂亮的解说,但她们那准自传体的、故意夸张的、自曝隐私的、赤裸裸的性描写更多的是招徕顾客的手段。我们阅读“时尚女性文学”,感觉到那夸张式的描写有明显的“表演”与“作秀”的成分。这到底是女性文学的进步,还是女性文学的歧途和陷阱?适应市场并不是迎合市场。有的评论家认为,她们的生活很肤浅,只能无病呻吟或张扬尖叫,几乎是一种激素催生的写作,无价值和前途可言。(二)商业炒作的陷阱:用文学之外的手段谋求占有市场“时尚女性文学”主要是由文学编辑精心策划包装而不是由作家个人行为造成的。所谓美女作家,本身就包含了浓重的商业操作成分,配发娇媚的玉照也是投读者之所好,满足人们的视觉快感。其实人长得美不美,与作品的文学价值完全无关。但许多读者的阅读与其说是冲着作品来的,不如说是冲着美女来的。许多广告也以女作者年轻漂亮、气质脱俗、文笔优美、思想前卫吸引读者。美女作家终于取得了与商业时代形形色色的明星同等的地位。文学界与体育界和演艺圈一样也有了自己的明星。但她们地位的获得却不仅靠作品也靠美女的身份。有人说,如果把美丽和才华掺和在一块评论一个女作家的作品,在文学审美过程中是否会掺和异类杂质?以文学眼光看,“美女作家”是个荒诞的哗众取宠的说法。(三)女性主义的偏向:性泛滥与惟我独尊卫慧的《上海宝贝》、棉棉的《糖》的女主人公毫无例外地成为性欲的奴隶。她们肆无忌惮地寻找不同的男人随意做爱,没有节制,也没有羞耻。性爱是人的本能,禁欲固不可取,但人毕竟不同于动物。女性文学中的不少作品存在着过于渲染女性性征,性描写低俗不堪,有的甚至把女性描写为“性霸”,以显示女性的所谓独立和尊严,走向了极端。真正的女性意识应包含着两性和谐的命题。(四)过于封闭,不够大气,缺乏强大的冲击力私人写作和躯体写作作为对过去男性中心的反拨有重大意义,但如果因此由男性中心主义而走向女性中心主义,势必陷入新的偏狭。女性文学要真正取得与男性文学同等的地位,就必须以博大的胸襟,面向整个历史和整个社会。真正伟大的女性文学必将有赖于女性作家的大胸襟、大气魄。著名作家铁凝、张抗抗、王安忆都认为女性文学应有更广大的视野。有的评论家甚至提出了“超性别写作”。他们认为,女性不能仅仅研究女性自身而不去面对整个世界,女性只有充分认识男性,充分认识这个世界,才能充分驾驭这个世界。
1、宗璞 代表作品《野葫芦引》她是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之女，自幼生长于清华园，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精粹，学养深厚，气韵独特。她的小说，刻意求新，语言明丽而含蓄，流畅而有余韵，颇具特色。她的散文情深意长，隽永如水。近年来又抱病创作反映中华民族知识分子命运的系列长篇小说《野葫芦引》获得矛盾文学奖。2、王安忆 代表作品《长恨歌》她是著名作家茹志鹃的女儿，但青出于兰胜于兰，王安忆的小说，多以平凡的小人物为主人公，表现他们平凡生活中的不平凡经历与情感。“理解”与“爱”是她的创作宗旨。在艺术表现上，她的早期小说多感情抒发，近期创作则趋于冷静和细致。王安忆小说对人情和人性的表现达到了一个高度，她的具有很强的语言能力，对当代汉语文学的纯正功不可灭。3、铁凝 代表作品《笨花》她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从《哦，香雪》一鸣惊人她就写出了几乎篇篇有反响的作品。《笨花》是多年文学积累的力作，凭借其出色的文学内蕴获得五个一工程最佳作品。铁凝魅力来自文学也来自出色个人才华，她成为中国文坛的领军者依靠的是自己的才华。4、杨绛 代表作品《洗澡》她是学者型作家，是翻译家也是文学家，丈夫、女儿相继去世后，她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钱钟书的作品整理出来，还把他密密麻麻的读书笔记发表，之后又将他们二人全部稿费和版税捐赠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杨绛先生已步入生命的第96个年头她依然在书写生命，在朴素的《我们仨》中，我们看到那样一个让人仰止的家庭，也有普通家庭的欢喜与哀愁。杨绛先生文学语言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其沉定简洁的语言，看起来平平淡淡，无阴无晴。然而平淡不是贫乏，阴晴隐于其中，经过漂洗的苦心经营的朴素中，有着本色的绚烂华丽。干净明晰的语言在杨绛笔下变得有巨大的表现力。5、霍达代表作品《穆斯林葬礼》《穆斯林葬礼》整整流传了20年不衰落，霍达的经典大作感动我们的文学的品格和力量。 自幼喜爱文 学艺术．并曾师从史学家马非百先生研究历史。青年时代开始发表作品， 1976年之后从事专业文艺创作，迄 今已发表、出版小说、报告文学、剧本、散文等多种体裁的文学作品约300万字。作品沉雄深厚、凝练典雅， 兼备阳刚阴柔之差，独具亦史文之风。6、凌力 代表作品《少年天子》女性写帝王系列笔触大气磅礴，她于1978年调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开始历史研究和文学创作至今。现任北京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第6届全委。主要获奖作品：长篇历史小说《少年天子》获第3届茅盾文学奖；《暮鼓晨钟——少年康熙》获1995年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北京市庆祝国庆45周年征文佳作奖；《梦断关河》获第二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首届老舍文学奖和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其它作品《星星草》《倾城倾国》等。7、张洁 代表作品《无字》她的作品两度摘取矛盾文学奖是个奇迹，她不断拓展艺术表现的路子，作品以浓烈的感情笔触探索人的心灵世界，细腻深挚，优雅醇美。 著有作品集《张洁小说剧本选》，小说散文集《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小说集《祖母绿》，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获全国第2届茅盾文学奖，曾被译成德、英，法，瑞典等多种文字出版）。《只有一个太阳》，散文集《在那绿革地上》以及《张洁集》等。张洁获意大利1989年度“玛拉帕尔帝”国际文学奖。她的《谁生活得更美好》、《条件尚未成熟》分获1979年、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祖母绿》获全国第3届优秀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有一个青年》改编拍摄成电视剧播映，张洁以“人”和“爱”为主题的创作，常引起文坛的论争。8、张抗抗代表作品《隐形伴侣》她的作品，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因素却又敢于直面现实。她1950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1969年插队，后报名去边至黑龙江国营农场，1977年进入黑龙江艺术学校编剧班学习，1979年毕业，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分会从事专业创作，并任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职。她于1975年便完成了反映知青题材的长篇小说《分界线》，1979年以短篇小说《爱的权利》而知名。八十年代则更是作品不断。长篇小说除《隐形伴侣》(1987)外，还有反映三十年代革命知识分子命运的《赤彤丹朱》(1995)。9、残雪代表作品《白云苍狗谣》 她是新的文学笔法的实践者，作品具有极高的艺术含量。原名邓小华，1953年生于长沙。小学毕业。当过赤脚医生、工人，开过裁缝店。1985年开始发表作品。她的“先锋小说”《山上的小屋》《饲养毒蛇的小孩》《阿娥》《苍老的浮云》《长发的遭遇》《五香街》等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残雪是具有鲜明个性化创造风格的作家，她着眼于深层的精神世界，不断开拓和挖掘，在中国文学界是一个极为独特的存在。近年来残雪写了不少关于西方经典文学的评论，她以纯粹艺术家的感悟，结合自己的创作观念和体会，独辟蹊径，以创作与评论相融合的文体形式对卡夫卡、博尔赫斯、歌德、莎士比亚、但丁等经典作家做了全新的阐释和描述。10、迟子建 代表作品《晨钟响彻黄昏》迟子建作品具有历史和时代深度和厚度，文学天赋出众。1964年元宵节出生于漠河。1984年毕业于大兴安岭师范学校。1986年因发表中篇小说《北极村童话》而成名，其作品带有某种散文化风格，这一点与萧红有些相似，许多读者也许正是因此而喜欢她独特的语言风格1987年入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办的研究生班学习，1990年毕业后到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工作至今。中国作协会员，一级作家。1983年开始写作，至今已发表文学作品近四百万字。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树下》《晨钟响彻黄昏》《伪满洲国》，小说集《北极村童话》《白雪的墓园》《向着白夜旅行》《逝川》《白银那》《朋友们来看雪吧》以及散文随笔集〈伤怀之美〉〈听时光飞舞〉〈迟子建随笔自选集〉等。11、范小青 代表作品《女同志》范小青作品对人情世态描写成为一绝。主要文学艺术成就：长篇小说《裤裆巷风流记》、《百日阳光》、《城市表情》、《女同志》等16部，中短篇小说《瑞云》、《顾氏传人》、《杨湾故事》等200余篇，中短篇小说集8部，散文随笔集6部，长篇报告文学1部，电视剧《费家有女》、《干部》等百余集，共计1000多万字。作品曾获省政府文学艺术奖、全国当代女性文学创作奖、冰心奖、飞天奖、省“五个一工程”奖等多种奖项。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2、池莉 代表作品《小姐你早》池莉是能写进你的最隐私生活的作家，对日常生活有逼真的展示，是含泪中的微笑。她的成名作是中篇小说《烦恼人生》，此作被誉为是“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池莉现为武汉市专业作家，她因不久前的一部中篇小说《来来往往》被改编为电视剧而红遍国内，并紧接着创作了另一部中篇《小姐你好》。
《平凡的世界》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文化的多元，文学作品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但是其自身给人们更多的只是一时的欢娱，似乎缺少了让人长久回味的可能。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无论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都在不断的吸引着人们的眼球。为什么会如此的历久弥香？当我读了这部书以后，似乎也有了一定的理解。无论是路遥这个人还是《平凡世界》这部书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有其不可或缺的意义。路遥是我国当代著名作家。他的作品往往充斥着一种不怕艰难险阻的苦难意识和顽强不屈的奋斗精神，他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给了社会底层特别是正处于奋斗中的青年，以永远的事情共鸣与精神鼓励；从而更为深刻的揭示中国社会的种种变迁。近几年来，路遥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据不完全统计，发表研究有关路遥的文章不下200篇，无论是研究创作方法方面，还是在研究创作实绩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平凡的世界》是路遥的长篇代表作，其创作风格，人物形象塑造，思想内容等多方面都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石世明的《农本文化精神与生命的悲剧意识》一文中指出路遥具有强列的悲剧审美意识，作品中充满着悲壮与苦难的情感格调，富有崇高、庄严的悲剧力量。这种力量从路遥的生平、经历和文化底蕴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并以《人生》作为其典型例证。其中王西平《路遥小说的时代意识与政治意识》、熊岸枫的《生存困境与乡土中国的必由之路》、张嘉国的《论路遥的农本文化意识的表现》等从多文章都指出了在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农村知识分子的何去何从，受传统情感与新时期现代理性思维的冲击下，农村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场景。至于路遥的本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学界评价的文章众多，总体上是对创作风格、写作方法等众多方面的肯定与赞赏。但似乎人们关注路遥更多的是他笔下那些闪光的人物形象，不仅是因为那些人物给了社会底层特别是正处于奋斗中的青年以更多的精神鼓励，还在于那些人物是如此的贴近生活，给读者更多的真实感。而没有更多的看到路遥在塑造这些人物那种苦难的意识不仅成就了书中成功的人物形象而且充份的显示了作为一个作家应具备社会责任感和历史重任。研究路遥的作品，让人们更清醒的认识我们的社会，给年青的我们以永远的事情共鸣与精神鼓励。
★思想内容与艺术表现。纵观文学史上已有定论的经典作品，我们不难发现，这些作品之所以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其完美的令人动容的艺术形式不能不说是一个主要原因。但其艺术形式之所以“完美”，就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恰到好处地表现了作品所蕴含的思想内容。那些思想内容不深刻、不正确的作品，那些只求艺术新、奇、怪的作品，都不能不说是忽略了这一点。文学大师鲁迅和茅盾的小说作品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鲁迅和茅盾所处的时代大致相同，都是中国近代最黑暗最腐朽的时期，怎样反映社会、激励民众成了萦绕在脑海的共同问题。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先行者，唤醒熟睡在“铁屋子”的人们（1）成了他改造国民性的首要任务。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鲁迅对传统文学的瞒和深恶痛绝，而是要“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2）在鲁迅的笔下，我们看到了麻木窘困的闰土，颠沛流离的孔乙己，街头求乞的祥林嫂和醒了无路可走的魏连殳等等可怜可悲的形象。从他们身上，我们深重地看到封建思想在人们头脑中是多么根深柢固，其对反抗者的迫害是多么毫不留情。为了表现这些主题，鲁迅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为基础，同时还借用了一些现代主义的表现技法，如《狂人日记》采用日记体，通过“狂人”的大量的内心独白，为我们揭示了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还有《伤逝》采用回忆式的手记的形式，不无伤感地道出了封建社会末期青年男女追求婚姻自由是多么不容易。最令人难忘的《阿Q正传》，鲁迅采用反讽式的《正传》的形式，喜中含悲地塑造了阿Q“妄自尊大而又自轻自贱，麻木健忘而又自安自足，目光短浅而又盲目排外，一无所有而又贪图富贵，奴性十足而又恃强凌弱，自欺而又欺人，诚实而又油滑，神往革命而又不知革命为何物，身为下层而又满脑子封建正统卫道思想”。（3）这些侧面连在一起，像一个三棱镜折射出阿Q种种“精神胜利法”，其既有辛亥革命的时代性，（农民尚不觉悟），又有整个封建社会中国人思想的共性，其深刻性、形象性、概括性可谓前无古人。也许是创作时代和作家自身阅历的差异，茅盾笔下的人物的思想面貌和鲁迅的已有所不同。他们虽然也生活、命运极为坎坷，但已表现出了极大的主观能动性，在他们的身上闪出了几缕亮色。比如写农民，茅盾更注意写农民的勤劳、善良、贫困；比如写小知识分子，茅盾更注意写他们对革命的热情和幻灭。《春蚕》中的老通宝虽然身上多少也有些封建迷信，但和鲁迅笔下的闰土已相去甚远。老通宝有笑容，有希望，后来虽然也“气得生病了”（4），但比闰土“石像一般”（5）的样子明显有所进步。对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茅盾认为“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6）“那时正是大革命的前夜。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妇女学生或女知识分子颇以为不进革命党便枉读了几句书”（7）茅盾笔下的一些知识分子已经表现出了乐观、坚定、向上的人生态度，较鲁迅笔下的孤独的醒了无路可走的吕纬甫、魏连殳面貌明显改善。究其原因，主要人物所处时代的发展、政治气氛的影响，和作家个人的性格以及所处的社会地位所致。 与鲁迅相比，茅盾的艺术表现手法比较单一，不像“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如果打一个比方，茅盾擅长工笔细描，而鲁迅更凝神苦诣于各种类型的大写意。读茅盾作品使人觉得细腻逼真；读鲁迅的作品，使人感到生动传神。他们作为现实主义作家，尽管写作手法有些相异，但是殊途同归，都准确深刻地表达出思想内涵，达到了高度的艺术真实。 ★选材范围与时代特征。鲁迅和茅盾的小说作品，虽然不同程度地渗透着作家主观的思想感情，但不可否认，它们都是时代的产物，都具有史诗的性质，都可以作为生动形象的“历史教科书”。鲁迅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这其中自然有着鲁迅先生伟大的启蒙思想。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一直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勤劳的农民在封建统治阶级的敲诈、麻痹、压制下，变得麻木、迂腐。为了唤醒这些可怜的同胞，鲁迅先生不少小说作品把笔锋对准了农村这个大的“病态社会”：一无所有的阿Q，可怜可叹单四嫂，阴险狠毒的赵太爷和颐指气使的七大人，等等。在小说里，鲁迅先生不是像画家那样只是形象地描画了这些人的外貌，而是深入到这些人的灵魂深处，像高明的医师一样，把这些人身上的“病痛”解剖给读者看。除此之外，鲁迅先生还写了一些有关知识分子的小说。这种小说大体上可分为两类：觉醒的知识分子小说和下层旧知识分子小说。前者包括《狂人日记》、《长明灯》、《药》；后者包括《孔乙己》、和《白光》。在这两类小说中，鲁迅先生对新旧两类知识分子的出路作了探索。不改造社会制度，不提高人们的觉悟，即使这些“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知识分子，出路也是渺茫的。 与鲁迅相比，茅盾虽然没有过多关注“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但他认为作家应当反应“全般的社会现象和全般的社会机构。”（9）小说的选材范围几乎涉及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既有大革命为背景的《蚀》三部曲，又有描绘乡村、市镇经济破败景象的《春蚕》、《林家铺子》；既有叙述小市民、小职员窘迫人生的《过年》，又有诉说民族灾难中人们颠沛流离的《右第二章》；既有控诉女性悲惨遭遇的《小巫》，更有揭露国民党官僚腐败的《某一天》。等等。诚如叶圣陶所言：茅盾“在《幻灭》之后写《动摇》，《动摇》之后接写《追求》，不说他的精力弥满，单说他扩大写述的范围，也就可以大书特书。在他三部曲以前，小说那有写那样大场面，镜头也很少对准他所涉及的那些境域。”
现代文学是在中国社会内部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条件下﹐广泛接受外国文学影响而形成的新的文学。在文学作品中建构出的一系列系统的符号和有意味的空间形式。
现当代文学作品论文篇1
论钱钟书与朱光潜对《拉奥孔》的解读异同
摘 要：莱辛《拉奥孔》专论“诗”与“画”的界限，是西方文艺比较批评的经典之作。
钱钟书和朱光潜两位学者从各自的角度对这本专论作了赏析和研究，本文旨在分析两者鉴赏的方法、视角等方面的异同，提出笔者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拉奥孔;诗画异质说;朱光潜;钱钟书
引言
朱光潜与钱钟书，都是具有丰厚西学背景的中国学者。
两者对莱辛名著《拉奥孔》进行独到的评析。
本文选取两者文论中直接评论《拉奥孔》的两篇文章——《诗论·诗与画——评莱辛的诗画异质说》和《七缀集·读﹤拉奥孔﹥》——并结合其各自相关的文论作品，对两者的解读异同进行辨析，并提出笔者自己的看法。
一
莱辛《拉奥孔》是专论“诗”与“画”的一本书。
画是指造型艺术，诗是指诗歌以及西方古代的史诗。
在肯定莱辛贡献方面，两位学者都作出了中肯的评价。
朱光潜的《诗与画——评莱辛的诗画异质说》分为四个部分，先重述了莱辛的主要观点，然后提出自己的见解。
钱钟书的《读﹤拉奥孔﹥》前两节陈述了鉴赏者自己的研究方法以及对莱辛学说的基本看法。
朱光潜与钱钟书都深刻地体会到“诗”与“画”是两种不同的艺术。
但是，诗与画既然都是艺术，就应该有共同性。
朱光潜在文章的第一部分就指出诗画同为艺术有共同点，诗与画都是从情趣与意象而出。
钱钟书在其《管锥编》中指出诗画“同出心源”，有一致之处，“画之写景物，不尚工细，诗之道情事，不贵详尽，”[1] 诗与画并非直白地传达情趣或者意象，在传达的过程中是留有余地，耐人寻味的。
二
其次，朱光潜与钱钟书的评析也有很大的差别。
两位学者在肯定莱辛巨大贡献的同时也指出其学说不周之处，并给出了自己的新解和补充，两者在这一点上却存在巨大的差异。
朱光潜对《拉奥孔》中的某些观点多有反驳，且直言不讳。
莱辛认为“美是古代艺术家的法律;他们在表现痛苦中避免丑。
”[2]朱光潜以亚里士多德提出艺术中也含有丑的成分作为有力的证词，指出莱辛所理解的理想美有偏差;莱辛认为在绘画中，美比真实的表情更重要，并以拉奥孔雕像为例。
美学家朱光潜对此作出严厉的批评。
在文中，朱光潜罗列了众多莱辛学说的不足之处，比如忽视了欧洲造型艺术中也注重动作的叙述，作品与作者的关系，自然美与艺术美的区别;并给出自己的体会和解答，提出读者的二度创作以及诗与艺术的共同特质，都没有引起莱辛的注意。
并用具体例子来反驳莱辛“诗”只宜于叙述时间中的动作的观点，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一川烟雨，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等，都是诗歌中景物描写的精辟而恰当的例子。
朱光潜敏锐地洞察到莱辛的自圆其说中暗含着许多矛盾，因此在此解开了结，使得莱辛的学说更为丰厚周全，得以升华。
在朱光潜看来，莱辛的诗画批评有其值得肯定的地方;但具体说来，许多观点脱离了实际的艺术生活。
钱钟书《读〈拉奥孔〉》一文直面莱辛学说中忽视“诗”里有许多“画”所不能作的地方，得出“诗中有画，非画所能表达”[3]的结论。
作者从分析中国古典诗歌入手，举出例证洋洋大观，读之甚是心悦诚服。
莱辛认为诗宜于表达时间里的动作，画宜于表达空间里的铺成。
钱钟书结合中国古典诗词具体例子指出诗歌不仅宜于表达时间里的动作，同样还能叙述空间里的并列，且不失意境美。
其最具代表的是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水诗，完美地诠释了诗歌描绘静态美的极致;诗中有画，却不是画所能表达的，“诗”所能表现的领域比莱辛所想的还要广阔。
这一点，朱光潜先生没有涉及，可见是钱先生的一个创见。
钱先生在“诗中有画，非画所能表达”的要领之下，具体地论说了绘画“画不出” 诸多因素，如内心状态、气氛性景色、颜色字的虚实之分等等，而这些细微之处都是诗歌所能传达的。
再则，莱辛认为，造型艺术应该选择动作中达到顶点之前那“最耐人寻味的片刻”作为表达的对象。
钱钟书指出“富于包孕的片刻”不仅在造型艺术中常用，在文字艺术中也同样适用。
作者认为这种手法在中外长短篇小说中都屡见不鲜，他注意到这一现象，并将其与莱辛的学说对比分析，可以说又是他的一个创见，使得莱辛的学说得到了更充分的补充。
三
莱辛《拉奥孔》作为西方美学的经典之作，至今仍值得我们阅读，但是正如两位先生所指出的，既然这样一本经典之作不缺纰漏不足之处，
为什么又如此吸引读者呢?学者刘若愚在《中国文学理论》中曾提出，我们在分析任何批评见解时，可以提出一系列问题：
他是从作家的观点还是从读者的观点来讨论文学?他对艺术的“宇宙”抱有何种概念?他的“宇宙”是否等于物质世界，或人类社会，
或者某种“更高的世界”，或是别的?[4]莱辛是从读者的观点来讨论诗与艺术，莱辛对艺术的“宇宙”并没有抱有某种“更高的世界”。
朱光潜说，“他(莱辛)对艺术的见解似乎是一种很粗浅的写实主义。
”[5]朱光潜先生一针见血的“粗浅的写实主义”，不是过分之辞。
钱钟书注重从诗的材料即语言着手去探析“诗”与“画”的本质区别。
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说道“文学语言有很多歧义，它是高度内涵的”[6]。
钱钟书指出这“高度的内涵”是“画不就”的。
有人说，汉语是诗的语言，因为它具有多义性，是高度内涵的。
莱辛看到了“诗”与造型艺术的材料不同，但并没有深入分析诗的.材料为诗的创作开拓了一片广阔的天地，如语言文字在诗中营造的意象、氛围等等，以及语言文字本身的抽象性(心理状态的词，形容词，比喻)也非具象的造型艺术所能呈现。
参考文献：
[1]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莱辛.拉奥孔[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3]钱钟书.七缀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4][美]刘若愚，杜国清译.中国文学理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5]朱光潜.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6][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现当代文学作品论文篇2
从《受戒》看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色
摘要：汪曾祺的小说《受戎》虽写凡人小事，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情节故事平淡与自然，在文章结构、语言风格等方面处处体现出诗意之美。
是散文化小说的典型代表。
关键词：散文化小说 诗意 和谐
汪曾祺是我所喜欢的一位现当代作家，他可谓大器晚成，1939年入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先生，1940年在文坛初露锋芒，但随后的写作一直是断断续续，直到1980年《受戒》的刊发，他才震动文坛。
随着《大淖记事》、《异秉》等许多描写民国时期江南乡土民情的小说的出版，他开始为广大读者所推崇。
《受戒》可是说是他“散文化小说”的代表作，故事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毫无做作，也没有任何约束，描摹了少年男女情窦初开，蕴含着对生活和人生的热爱，洋溢着人性和人情的欢歌。
语言自然、活泼;文风清新、质朴;意境优雅、唯美。
一.故事情节的平淡与自然
《受戒》用平淡，自然，用最温和的调子从从容容地讲述一对小儿女朦胧的爱情，小说的开头“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