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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西创世神话的异同点
神话是由人民集体口头创作，表现对超能力的崇拜、斗争及对理想追求及文化现象的理解与想象的故事，属民间文学的范畴，具有较高的哲学性、艺术性。下面是我精心整理的试论中西创世神话的异同点，希望对你有帮助！
[摘要] 1.中西方对于神话与传说的定义及产生。
2.对中西方“神”的形象进行分析比较。
3.中西方神话与传说的艺术特征及其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 神话与传说、中国，古希腊、比较
[正文] 所谓神话与传说，就是原始人类幻想和想象的产物。我国学者对神话的解释，一般是根据马克思有关神话的论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形象化”，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随着自然力在实际上的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 “。因此得知，在对神话的定义上，中西方是共同的。下面，详细比较分析其内在特征的异同。
首先，自然神故事的产生和它们的意义是基本相同的。1.从神话和生产力的关系来看，它是生产力发展的低级阶段的反映。法拉格在《宗教与资本》中提出过一个精到的认识：“神话既不是的谎言，也不是无谓的幻想的产物，他们不如说是人类思维的朴素和自发的形式之一。”神话最鲜活地体现着初民的原始思维特征。于中国，于古希腊，都是如此。人类的原始时期，生产力是极为低下的，人们的思维能力也极为简单，这时的人类还处在所谓蒙昧或半蒙昧状态。他们对森罗万象的自然界和自然界的各种变化，都感到神秘莫测，没有足够的知识进行解释。因此，在他们的头脑中往往萦回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天地是怎样形成的?人类万物是怎样起源的，天为什么有时刮风，有时下雨，有时雷闪电鸣?日月又为什么东升西落?等等。对于这些问题他们都没有能力做出科学的回答，于是凭借某些狭隘的生活体验加以想象和幻想，以至认为一切自然物也象人一样，是有意志、有性格、有感情的，这就在原始人的头脑中形成了各种自然神的观念。中西方的原始人都认为日月有神，风雨有神，雷电有神。比如阿尔忒弥斯是希腊神话中的月神，宙斯是希腊神话中的至高神，但他掌握雷电，所以又被称为雷神等等。在我国的神话中，那些涉及人与自然的故事，例如盘古开天辟地，身体化身万物;女娲用黄土造人，炼五色石以补苍天等，正是体现着共同的原始思维特征。
其次，在“神”的形象上两者存在着共同点。古希腊神话大体分为神的故事和英雄传说两大部分。神话中的神祗，像人一样，有情欲，有善恶，有计谋，互有血缘关系，都是人格化了的形象。这就是“神人同形同性说”。但神祗和人的区别也很鲜明，他们长生不老，可随意变形，各具特殊本领和巨大威力，其好恶态度对下界人类的生杀祸福起着决定作用。而英雄传说中的英雄都是神和人所生的后代，是半神半人式的英雄，具有过人的才能和非凡的毅力，都在某一神祗保护下完成一番惊人的业绩，体现了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展示了希腊初民对勤劳勇敢和英雄主义精神的赞美与向往。它常以某一英雄为中心，形成一个个传说系列，如俄底浦斯传说系列，奥德修斯传说系列等，这和中国神话传说中的神仙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是神人同形同的神话形象，正如中国的精卫填海，禹治洪水，羿射九日，女娲补天等，具有浓郁的人本主义色彩。
再次，在英雄的表现上，东西方差异很大。在古中国的原始时代，人们受到受到强大自然力的严重威胁，经常受到各种自然灾害，但又往往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克服它，制服它。于是他们幻想能够出现具有超人能力的英雄，率领或帮助他们去战胜和征服自然，成为他们的保护者或朋友。这样，他们便在某些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创造了各种英雄神和他们的故事。这些英雄神的故事，一方面表达了原始人类对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往往也是人类自己某些劳动经验和指挥的概括集中。在这个基础上，中国人便不自觉地依照人的样子，特别是本部族中出现过的某些具有发明创造才能或有出众智慧和本领的人物，加以想象和夸张，塑造了具有大无畏和无比神通的英雄人物形象。在这些英雄的身上和关于他们的故事中往往能看到某些古代历史的影子。例如在我国的古老神话中，有发明药草和教民稼穑的神农氏，有率领人民战胜南方凶神蚩尤、并有多种发明的黄帝。黄帝面对蚩尤不服管理，残暴好战，屡犯边界，曾屡次劝说，在无效的情况下才无奈发兵征讨的。在此战争中黄帝的部下应龙、女魃等无不以大局为重齐心合力终于战胜蚩尤，定居中原，奠定了华夏民族的根基。他们在神话中都是具有超人本领和神性的，但从历史上看多属于原始时代某些部落的`领袖人物和发明家，不过在传说中把他们的本领夸大化和神明化了。在中国的古代神话中，这种英雄神的故事占多数，这说明中国神话的产生主要不是处于对自然的恐惧，而是出于人类对于征服自然的要求和渴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人类对自己劳动经验和智慧的歌颂。
而在西方神话中所表现的英雄所考虑的既不是人民群众的利益，也不是社会公共利益，更不是关于国家民族的利益，他们考虑的多数是自己的一己之私利。例如，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之战，这个神话故事就涉及希腊神话中很多神灵。它是为了一位美女海伦所展开的，而更不可思议的是希腊的诸神也纷纷参与了战争，并且分别支持不同的参战方，而且双方打得是有滋有味、不亦乐乎，使得战争变得在中国人眼中更为滑稽可笑。在这场战争中可以看出各位神灵参与战争完全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和名誉而战，甚至认同为了获得功名利禄，为了个人尊严，可以不择一切手段，走向极端，战争本身几乎没有什么重要意义。故事中还有一处，把西方人的价值取向更是表现的淋漓尽致。联军中最勇敢的将领阿喀琉斯因与统帅阿伽门侬争夺一个女俘发生争吵，受到了侮辱，阿喀琉斯把矛头直指阿伽门侬，他认为阿伽门侬作为一个统帅什么都不缺，也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是一个要钱有钱、要权有权、要美女有美女的人，为什么还要跟自己争夺一个女佣呢。正因为伤害了他的自尊和荣誉，损害了他的个人利益，在希腊联军连连失败、几乎到了灭亡的关头，他还是拒绝出战，致使希腊联军颓势加重，陷入更大的困境。这些情况，在中国神话故事中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也不会发生的，因为在中国的神话故事和现实生活中，都是等级深严的、尊卑有序的。外国神话中对英雄的表述无疑深刻地影响了后代，所以由神话的表现手法上，也就可以看出西方的道德标准。在西方的资本主义兴起的初期，他们到处进行掠夺性占领，为了殖民地的进行疯狂的战争，进行赤裸裸的黑奴贸易，他们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丝毫没有考虑到民族的感受。这与中国的古代及现今文化都是是有着天壤之别的。 最后，分析一下中西方神话与传说在艺术特征和影响上的共同点。中西方神话与传说都具有想象力极强，故事性极强和哲理性极强的特点。不论是以战胜自然力为主的神话，还是以战胜人间罪恶为主的神话，都紧紧的围绕着人的生存这个主题。而且在中西的神话与传说中，其英雄人物都充满着激扬的斗志，神异的能力和英雄气概，包含着对人生的积极进取，昂扬向上的精神。而且每个神话中，都熔铸着浓烈的情感，塑造了鲜明的形象。为中西方后世的文学提供了方向，是中西方古代文学的宝库和土壤，成为后世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题材源泉。
[参考资料]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13页)
你们猜“玉皇大帝”和“观世音菩萨”，谁贵谁轻呢？答:观世音菩萨贵。因玉皇大帝(也叫天帝，即是天，还在六道轮回之内，尚未跳脱三界)，而观世音菩萨(很至高无上的果位，是在六道轮回之外，已超越三界的)所以观世音菩萨更贵，是天帝(天人道的帝释天，与基督教上帝在同一个级别上，即是玉皇大帝)的上级。天帝见观世音菩萨，皆要诚心礼拜，叩头顶礼。(你不信的话，去找阴律无情书上查，可是写得清楚楚的)。要知道天帝(即是天，天乃六道轮回内)虽是三界之内的王帝，三界之内的老大。但终究尚未跳脱三界，也有堕入无间地狱的可能性。因地藏经记载，无间地狱之所以叫做无间地狱，之四原因:无伦男女、种族、年龄、贵贱、或龙、或神、或天(天指的是玉皇大帝，也叫天帝)、或鬼，一旦堕入这地狱，都是同样的受苦，所以叫做无间。你仔细看，有说过佛、菩萨也堕入无间地狱的可能性吗？因佛、菩萨是很至高无上的果位，在三界之外，命亦是极贵无比，又不会造作任何罪业，即永不打入无间地狱的。要知道不但观世音菩萨比天帝命贵的，连三界之外的一切佛、一切菩萨，皆都比天帝命贵的。如:观世音、文殊、普贤、地藏菩萨及其他所有佛，所有菩萨，皆都比天帝大的，知道吗？
就神话的产生而言，中西方神话并没有太大的差异，都是因为原始时代自然条件恶劣，人们生产方式极其落后，而为了维持和延续生命，人们渴望从自然界的诸多不可解释的现象中得到慰籍，因而对自然界的诸多现象和各种生物产生的崇拜和幻想，这就产生了神话。神话的产生无异于原始的宗教信仰，给予原始人们必不可少的希望和精神力量，帮助他们战胜当时恶劣的生存环境，而且促使他们积极思考，使他们的大脑得到一定程度的开发，而神的形象虽然是他们幻想出来的，但是却是他们自己的理想状态，起到了模范作用，使他们不断追求而不断进步。在这方面，中西方是没有太大差别的，但是在神话的流传中，中西方的情况就不一样了。 在神话的保存和流传过程中，由于中国古代文明发展较快，文字成熟较早，神话的保存一般采用文字的形势，而文字在春秋战国时期主要的作用却不是用来记载神话，而是作为了诸子百家表达他们哲学思想和政治理念的工具。我们早慧而崇尚实际的祖先们很快地就打消了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是致力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现实理想，因此神话并没有过多地发扬光大，而是短小、零散、不成体系地散见于一般的文章，在《山海经》、《淮南子》、《穆天子传》等古籍中零零散散地有所保留。而在西方，神话却大部分是由民间唱诗的歌手所传承的，后来又经过诗人和戏剧家的加工创作，在此过程中他们往往加入个人的想象和润色，而且由于他们的生活和职责又要求他们必须以故事情节和内容丰富取胜。因而，西方神话中动辄便是长篇大作，如荷马史诗，包括《伊利昂纪》和《奥德修纪》，共279298行，几乎总汇了特洛伊战争的所有英雄传说，规模宏伟，内容丰富。不仅如此，希腊神话还有一套严密的体系，特别是古希腊人赫西俄德专门写了一部《神谱》，把所有的关于神的各种传说进行了分类排列，形成了“俄林波斯神系”，在这个神系中诸神各有其位，各司其职，分工甚为明
腊神话中的神祗像人一样，有情欲，有善恶，有计谋，互有血缘关系，都是人格化了的形象。如天父宙斯就经常下界追逐引诱凡间女子，而他的妻子赫拉则如同一个妒忌心极强的女人一样迫害她的情敌。但神祗和人的区别也很明显：长生不老，可随意变形，各具特殊本领和巨大威力，其好恶态度对下界人类的生杀祸福起着决定作用。其中地位最显赫的神是居住在奥林匹斯山上的十二个主神。英雄传说中的英雄都是神和人所生的后代，是半神半人的，具有过人的才能和非凡的毅力。英雄传说以不同的家族为中心形成许多系统，主要包括赫拉克利特的传说，忒修斯的传说，伊阿宋的传说等等。希腊神话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逐渐形成的，神的性格和职责以及故事情节都有发展变化。可以说古希腊神话是整个西方文学的源头，后世几乎所有的作家都曾从古老的神话中汲取养分
神话，是一种人类早期的文学形式，虽内容多为虚构，但其故事的背后，反映出的却是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故此，研究一个文明的神话，可有管中窥豹、一叶知秋的作用。而比较古时世界文化核心的中西方，对于了解今天中西文明的差异与发展，或许也能充当打开那扇大门的钥匙罢。神话、创世、中西、历史、体制、道德题目 摘要 主题词 引言 第一章：零散与完整 第二章：更改与保持 第三章：道德与自然 第四章：集体与个体 结束语 参考资料 人类，作为智慧的生命，拥有语言是其一大特质。而有了语言以后，因为劳作、战争、情感等等各类因素，使得平日里的对话逐渐变得富有艺术性。此时的语言，就渐渐不再普通，而升华成为了文学。虽不同地域的文明各有不同，但拥有文学却是一种不约而同的现象。人类的文学发展史，就像是由幼儿逐渐成长为大人一般。在早期，当人类的生产能力及科学发展水平有限时，由于对自然力量有着诸多不解，又对自身归属等存在诸多疑惑。在没有更好解答方式的情况下，“把诸多自然现象，通过虚构的故事来对其进行合理化的解释”，就成了各个文明的共识。此即为后世所言的文学起点——神话。 神话是文学分类的一端，在其之下，又有细分诸如创世神话、英雄神话、战争神话等等的具体分支。而创世神话，则是关于自然与人类起源的神话。在西方文明中，神话大至有几大体系，分别为：古希腊神话、希伯来神话与北欧神话；而在中国，神话体系则由汉族神话、苗族神话及藏族神话等相辅相成。 从中西对比的出发点来看，挑选西方的希腊和中国的汉族这两个文明来做对比最具代表性。因为此二者都是其本土文化的主体与核心。说到汉族的神话，虽历史悠久，但内容多为碎片化，在“经、史、子、集”四大书目分类中都能或少或多找到关于神话的记载，但却没有一部专门系统整理神话的经典【1】。即便是中国神话界的瑰宝《山海经》，其所记载的神话许多本身也是独立而没有互相关联的。同时，一个相同话题的神话故事，却也可能同时存在多个版本。比如关于人类的来源，《淮南子·经审训》说，人类是由天地间的“精气”转变为人的；《太平御览》说，人类是由女娲捏造而成的；而《独异志》则说，人类是由伏羲女娲交合而生下的【2】……等等不一而足。 这一点和西方的希腊神话有所不同，希腊的神话则有保存完整的神话出处，如经典《伊利亚特》、《奥德修纪》和《神谱》等等。神与神的关系有如家谱一般明了，成严谨体系。关于同一内容的神话，几乎不存在版本有差异的问题。 究其原因，大致有几种： 其一是，其实在早期，汉、希的神话都是群体创作。但古时中国对于神话文化并不太受重视，因而并没有专人对其进行系统整理；而希腊则有赖于赫西俄德和荷马等人的整理与分类，最终有如散珠的希腊各地民间传说神话等等有如项链一般被串联成了一体。 其二是，或许与两种文明之间的体制不一样有关。希腊以及之后的西方文明，多是出于一种权力互相制衡的状态，因此对于古籍文化等等东西，能够更好得以保留。而中国相较西方文明而言，处于大一统的时间很长。如果国家政治混乱等等，那么对于文化典籍等等，也会遭到“殃及池鱼”般的牵连。历史中的例子，就有东周战乱、秦时焚书以及项羽燔宫等等，对于文化的传承造成了惨重的打击。学术界也有意见佐证，中国现传的诸多神话，多是在战国以后再创作或者对原著有所损益【3】。有如顾颉刚先生所言的“堆雪球”，即越到后来我们所看到的历史著作越多是后人增加的内容。 上述所说的“神话再创作”也是汉、希的一个显著不同。不同于希腊人对原始神话的忠实，汉族人的神话内容上则有过多次更改。 一方面，是因为在典籍遭到焚毁以后，可能各家对于神话故事所保有的记忆不一致，所以以至于对神话的解释说法各有不一，而又空缺的地方则可能是靠想象等形式用再创作进行补充，这是属于被动因素，因为战争的影响难以避免；还有一方面，则是主动因素。有的，是对神话加以篡改，以说明或支持自己的某些学说；有的则是被史官对神话进行了“历史化”【4】，如人化或道德化；还有的则是被后世的价值观进行了“筛选”，有“价值”的被留下，没有“价值”的则被剔除。后者可能被遗忘，也可能流落到民间成为诸多故事或野史。 我们可能会常听到这样一句说法：“中国人没有信仰”。说这句话的人，多数是西方人。这里所指的信仰，也大多指宗教信仰。此话有对有错，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也反映出我们文明的一个特色：汉族虽没有官方宗教信仰，但却有神的存在。这一点，在希腊也很类似。然而神对于两种文明的意义却不一致。汉族的神，是一种道德的楷模，会扬善避恶，主持公道，对人类多有帮助。在创始之初，女娲抟土造人以后，有伏羲教人类渔猎，有神农教人类播种，有黄帝一统天下，成命百物等等……和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 而当我们再反观希腊，我们一定会惊叹：他们的神怎会这般的恶劣！弑父、食子、乱伦、仇恨等等，可以说几乎和世俗的原始人类并不两样，人类的七情六欲等等也是兼备于己。当然希腊的神里面也有好的神，比如普罗米修斯，他同样是通过捏土，创造了第一代的“黄金时代”的人类，并且教会人类知识和技艺，还宁可自己被刑罚也要为人类带去火种。然而这样的神只是少数，大多数则是这种情况：比如作为主神的宙斯，因为出于个人恩怨，所以对帮助人类获取火种的普罗米修斯进行了刑罚；因为不满第二代、三代人类对神不恭敬且不献祭，所以毫无“天理”地索性用洪水等形式把地面的人类都给灭绝了。大多数神对于人类的事情几乎漠不关心，他们自己有自己的生活，时不时还会干涉一下人类的社会，比如促成了希腊和特洛伊的战争，还要进行站边互相对抗等等。 如此看来，希腊的神话，神明们更像是拥有了不死之躯且有着高强力量和智慧的人类。但同时也依旧保持了人类的诸多缺陷等等。不过这也更接近神话最初始的样子，因为在人类原始社会，诸如伦理、善恶等等还没有随着文明发展到相应高度而产生。又结合上文所说，希腊人因为忠于原始神话，所以在神话系统化以后，神的性格等等都未作变动。而汉族的神，其实并非没有道德有所“缺陷”的神，也有诸如触山造成天塌的共工等等。但不同于希腊神无善恶之分的，汉族的神性格和品德区分十分鲜明。所以如上所说，造成这般的不同，与汉族神话被后世所加工过有很深的联系。但有时也是必然，因为神对于两种文明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试想，如果把我们两个文明的神进行对调，那想都不用想，肯定会乱了套。但实际上，希腊却并没有因为这样的神而一团糟。之所以如此，实际原因，是因为他们的神，并不是他们的最高信仰。神也不是他们的万物主宰。在神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存在，那就是命运。而希腊人信神，更信命，但与此同时，也更看重人的奋斗精神。因此在希腊神话中，会出现半人半神的英雄也依然难逃命运的束缚；又或是面对神的较量，英雄不畏艰难甚至将神击败的场面也会存在。 而汉族的神，则是有着一种模范的作用，拥有着诸如无私、智慧、英勇、高尚等等的品质。他们所代表的，是一种汉族文化所提倡的至善至美的境界。而有着这样的神护佑着人间，因而人们可以以神为榜样，去修行自己的品德。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时候，依然能够有上苍把持公道，让正义不受歪曲。因此，有“举头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等等的格言。也有“德不孤，必有邻”这样的箴言，鼓舞着汉族的人坚定对道德的信念。 那么，两种文明的对于神明所寄予的追求，为何有这般不同呢？以下，本人对此妄自作出一些理解与猜测：神话，是人类文明早期对世界的认知。而人类文明的不同，则由地形、气候等等的不同而产生。纵观汉族与希腊文明所发迹的地理位置。汉族文明起源于中国的黄河与长江流域的中原一带，有良田沃土、平地千里，非常适宜农耕，因此社会结构相对稳定。因为粮食来源稳定，所以多聚居，族群、社会也就庞大。这样的社会就有着复杂且多样的人际关系网。在这样的社会下如果人人都强调个人的私欲，那么显然是会乱成一团麻的。因而道德这样一种发挥人积极向善、爱人敬物力量的事物就被积极地提倡，所以汉族人把理想寄托于道德完备、品行完美的神明中。 而希腊的地理位置，处于欧洲地中海的巴尔干半岛。土地贫瘠但环海，且与埃及、巴比伦、犹太等各文明古国的距离都不遥远，可以航海抵达。希腊人不同于汉族人有得天独厚的环境可以自给自足。为了换得诸如金属、粮食等等，就需要时常通过航海贸易等等出海冒险。而希腊因为是民主制，由城邦联盟组成，所以社会不像是中国那样的垂直结构的大社会，而更像是一种相互平行的结构。因而在这种环境下，希腊人更追求自由、独立，对个人的能力有很高的追求。所以把理想寄托于形体完美、有着无比智慧与力量的诸神中。 或许事实未必如此，笔者也希望能抛砖引玉，以此引发诸读者对中西的文明之别，能产生更多不一样的认知与独具智慧的观点。 曾经作为世界两大文明中心的东西方，在神话方面也多存在异同。而神话虽为虚构故事，却也反映着一个文明内在思维方式与价值体现等等。对比中西神话之不同，我们却可以以小见大，进而对中西民族在文化上的差异有个大概的认知。 中西的神话之别，也并非能直接代表其好坏。对于文明而言，事物实则没有最好，而只有最合适一说。所以在不同的外界环境下，中西文明，都分别走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独具特色的道路。 时代在不断变化着，文明或兴衰、或沉浮。有的文明成为了人类共同的文化财产，有的文明则成为人类史的一页篇章。在如今中西文化碰撞的时代，我们是生而幸运的，因为我们的汉族文明依然如同一条稳健的巨轮一般经得起时间那风吹浪打的考验；一方面我们又是应该忧患的，因为如此长时间的运转，巨轮也总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存在。巨轮的未来会驶往何处，或许我们谁也无法下定论。但至少那像镜子一般的历史，就摆在那儿。让我们在汪洋之中，不至于毫无准备地去面对着未来吧。· · · · ·【1】鲁迅言：“中国之神话与传说，今尚无集录为专书者，仅散见于古籍” ·【2】《神话与中西建筑文化差异》王娟著 ·【3】《华夏上古神系》朱大可著 ·【4】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言：“中国的史家把神话和史前的故事也都算做完全的历史”
日本神话 与每个国家一样，日本也是根据自己的周围环境和想象来解释他们的起源及其世界的！所不同的是，他们自己的神话传说与日本的历史精密相关！！一般大致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以神话为背景的神代！另一个属于历史日本国时代！日本的神代可按照《记》，《纪》所记载可分为三个舞台。分别是高天原.出云.日向这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主角应该是伊邪那歧尊（男）和伊邪那美尊（女），由他们二神创造神土，诸神降生以及天岩户等故事发展而来高天原神氏，以日本天皇的神祖活动的天上世界的故事！ 天地混沌初开之时，伊邪那歧尊与伊邪那美尊站在天桥之上俯瞰下界！掷下镶着珠宝的天界之矛，因而发现了一片海洋。随着矛尖流下的盐水凝结延伸边为小岛！他们来到岛上生儿育女！繁衍后代！第一批子女就组成日本的8个岛屿，因此日本又被称为大八洲。这段是讲述神话与神谱 。 第二阶段主角就是我们熟悉的伊邪那歧尊和伊邪那美尊的三贵子.由他们来上演的出云神话！ 由于伊邪那歧尊和伊邪那美尊之间的矛盾而决裂！而导致了一场纠纷。（伊邪那歧便一直深居黄泉国！伊邪那美恼羞成怒便扬言要每日毁灭千人！伊邪那歧针锋相对还以颜色道：那么我将会每日建立产室1500所！”（详细见〈古事记〉卷上第18节）随后伊邪那歧从黄泉国返回后便产下一女二男！便是“三贵子”｛女儿--天照大神（司职太阳神）.二子--月读命--（司职月亮神）.和那个最小的坏孩子--素盏铭尊（司职风神）｝在日本天照大神就像是中国的女娲娘娘一样被崇敬，被视为母亲一样伟大！而素盏铭尊（又名--须佐之男尊）却是个被公认的“坏小子”脾气十分的火暴！也被列为破坏神！ 由于素盏铭尊狂暴的个性，不久便于他大姐天照大神彼此发生了为争夺高天原的战争！！由于众神大多袒护天照大神（尤其是老二月读命），素盏铭尊渐渐败下阵来！天照大神终于获胜而留居高天原！素盏铭尊被驱逐出天界，也从此改名须佐之男尊，而流亡到了出云国！在流亡出云国的这段时间中先征服了因幡的白兔，后又斩杀了八歧的大蛇,从八歧大蛇口中拯救了那位有名的奇稻田公主！而成为英雄又获得了三样宝物（草蒺剑、八太羽镜和八尺琼勾玉！）后又将宝物献于天照大神，与公主结婚后掌管治理着出云国！此后须佐之男尊的之子少彦名命继承了出云国成了统治者。然而天照大神恐怕有后患，仍不肯就此罢休！硬是逼迫少彦名命将统治权移交给他的孙子琼琼杵尊。而第二段是讲述英雄传说和历史人物。 琼杵尊下凡后，天照大神为了表示他的权利又交给他三件神器--剑（象征强盛），镜（象征神圣），玉（象征城民的忠诚）。于是琼琼杵尊正式接管了出云国。 第三阶段主角可就是琼琼杵尊和他的后裔日本的初代天皇--神武天皇！ 天照大神之孙--琼琼杵尊降临九州的高干惠峰因而展开了日向三代的故事。故事中心虽然是海宫油幸的。但贯穿着政治意图！而后结尾是隼人的祖先，身为兄长的海幸彦投降了神武天皇的祖先--山幸彦来构成的！此外作为神和人的时代结合者，神武天皇的故事。这都说明天皇统治大和地方的由来。 这第三段便是讲述天皇的系谱（这里也不去过多的叙述！） 天平年间（729—749年）前后繁荣起来的奈良时代文化是在律令国家繁荣和唐代文化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融合唐代文化的国际性和这一时代的国家色彩，创造了独特的文化。 大陆西域的文化传播使的日本也在知识方面呈现了多样性。而这个时代出现的神怪是为了提倡道德风尚和个人操守，而神怪也渐渐的吸收了中国的文化！使得日本的神话也变的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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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概述】神话是人类最早的幻想性口头散文作品。人类童年时期的产物，文学的先河。神话产生的基础是远古时代生产力水平低下和人们为争取生存、提高生产能力而产生的认识自然、支配自然的积极要求。[编辑本段]【神话故事的内容及思想】神话故事中充满神奇的幻想，它把原始劳动者的愿望和世界万物的生长变化都蒙上一层奇异的色彩。神话中神的形象，大多具有超人的力量，是原始人类的认识和愿望的理想化。它是根据原始劳动者的自身形象、生产状况和对自然力的理解想象出来的。狩猎经济比较发达的部落，所创造的神话人物大多与狩猎有关。农耕发达的部落所创造的神话人物多与农业有关。人以刀斧、弓箭为武器，神话中的人物也就变成以这种工具武装起来的英雄。神话中的主人公被想象为超人的，但有时也要遇到挫折和厄运。它反映了神话幻想的现实制约性。透过神话幻想的折光，从神话人物的作为和斗争，可以约略看到当时的人的作为和斗争。[编辑本段]【神话的来源】神话来源于原始社会时期，人类通过推理和想象对自然现象作出解释。但是由于这时的认识水平非常低下，因此经常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神话是人们借助于幻想企图征服自然的表现。神话中神的形象大多具有超人的力量，是原始人类的认识和愿望的理想化。神话中的人物大多来自原始人类的自身形象。狩猎比较发达的部落，所创造的神话人物大多与狩猎有关；农耕发达的部落所创造的神话人物多与农业有关。神话中的英雄也以刀斧、弓箭为武器。从神话中，可以看到先民的一些事迹。[编辑本段]【神话的地域性和区域性】不论是世界文明发生最早地区的原始社会民族，还是当今世界上还处在原始社会的民族，他们流传的许多神话故事都大同小异。神话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和区域性，不同的文明或者民族都有自己所理解的神话含义。但是，在全球各地，也出现过对同一种现象充满惊人相似性描述的神话。例如关于上万年前的全球大洪水的神话在许多地区的同一时期都有类似的描述。[编辑本段]【神话的分类】神话一般大致分为三类，创世神话、神佛神话、英雄神话。其中尤其以创世神话最为重要。所谓创世神话，专指时间设定在人类原始时期，记载事物、制度起源的神话。其中一般还粗分为世界起源神话、人类起源神话和文化起源神话等三种。所谓世界起源神话，指的是记述「世界」、「宇宙」起源的神话。就拿《圣经》为例，其中的〈创世记〉便属于这一类神话。因为内容论及了大地、太阳、月亮等等宇宙现象的起源。不过，并不是所有民族的神话都包含有世界起源神话。好比说美国印地安人的神话，就是一部以宇宙已经存在为前提的神话。另外还有一些民族的神话，不只世界起源，就连文化的起源也只字未提。可是尽管如此，不论是何种神话，所有神话在开宗明义时，都有一个共通的大主题，那就是宇宙是从「混沌初开」演进到「秩序规则」的。几乎所有神话的基本形式都是由混沌中产生大地山河。日本神话就是一个典型的世界起源神话范例。在日本神话中提到，大神用长矛搅拌著泥淖般的宇宙，然后大地生成、山河成形。类似的神话，同样出现在世界上其他民族的神话当中。至于所谓的人类起源神话，通常所叙述的，是人类逐渐与动物区隔，然后逐渐成为世界上一个特殊物种的整个过程。比方说叙述人类如何学会使用语言的神话、人类如何懂得用火的神话、人类如何开始筑巢架屋的神话、人类如何与动物发生区隔的神话。而这些神话，其实都是一种世界秩序与规则的开始。透过以上这些神话，人们对世界的历史演进会有清楚的认识，了解到世界是如何由混沌无知，演变成无数的秩序与规则。相对于创世神话的纪录宇宙演化，神佛神话与英雄神话则较具戏剧性，所纪录的是神佛与英雄们的种种事迹。一般来说，越是文明的地区，创世神话的比例就越少，而相对的神佛神话和英雄神话比例则会反比例增加。这是一种自然趋势，不过意思并不是说创世神话的内容就因此而减少，而是说因为神佛神话与英雄神话的内容不断扩增，相形之下，创世神话所占的比例就少了许多。希腊神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希腊神话中，创世神话的比例很小，而大量的神佛与英雄故事则经过长期的累积，成为希腊神话中绝大部分的故事。由于文明地区所流传的神话比较广为人知，所以不少人认为所谓的神话，就是指这些神佛与英雄的故事。不过很可惜的是，这类拥有大量神佛与英雄的神话，其实只占了世界神话中极小的部分；换句话说，这类神话不过是世界神话中的特例，而非常态。从宗教学的角度来看，神佛神话其实是文明地区知识分子对创世历史失去了兴趣，转而开始信奉神明的阶段性产物。在这个过度阶段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所谓的英雄叙事诗。因为随后知识分子又逐渐对神明失去了兴趣，于是转而崇拜身边的英雄人物，而英雄神话与英雄叙事诗于焉盛行。现代人对《圣经》中的〈创世记〉兴致缺缺，而仅多在使徒间流传。一般认为，这和神话故事演变的理论如出一辙。（当然〈创世记〉被编入旧约《圣经》也是另一个主要原因。）[编辑本段]【各地的神话】亚洲：●中国神话 ●越南神话 ● 日本神话 ●印度神话 ●泰国神话 ●柬埔寨神话 ●古巴比伦神话 ●美索不达米亚神话欧洲：●北欧神话 ●凯尔特神话 ●罗马神话 ●希腊神话 ●斯拉夫神话非洲：●埃及神话 ●非洲神话 美洲： ●印第安神话 ●玛雅神话 ●阿兹特克神话 ●印加神话[编辑本段]【神话的比较】关于神话的说法有很多种，分门别类，先来说明比较古老的三种凯尔特神话：凯尔特神话是在被罗马统治时期诞生的，所以有关英雄与反抗的故事是凯尔特神话的主体。令人觉得遗憾的是，凯尔特神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口口流传的，因此流失了很多精彩的故事。别的国家神话中，国王是神的儿子，而在凯尔特神话中英勇的国王将成为神，亚瑟王传说是最著名的凯尔特神话，除了圆桌武士的故事外，还围绕着亚瑟王的一口大锅衍生出圣杯故事。有此神话影子的电影有《亚瑟王之剑》、《阿瓦隆传奇》、《战狼》、《高地人》、《贝奥武莆与格伦德尔》希腊神话：希腊神话发源于爱琴海的克里特岛，内容包括早期的自然崇拜和稍晚的偶像崇拜。除了奥林匹斯山的十二主神外，希腊神话中还有许多地位低下的神，古代希腊人就在众神的包围下生活。希腊神话中的神并不完美，他们有时会嫉妒、暴怒、自私，乱伦也是家常便饭。每一代主神都靠背叛父亲获得王位：乌拉诺斯被克洛诺斯又被宙斯放逐；宙斯因此害怕子女用同样的方式对付自己，所以吞下怀孕的狄美斯，但是最后不得不剖开脑袋让雅典娜出来。有此神话影子的电影有：《伊阿宋和金羊毛》、《纳尼亚年代记》北欧神话：北欧神话起源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出于对恶劣的自然环境的反映，北欧神话中的神与英雄，有着世界上最强的斗争精神。狂暴战士和英雄死后，会进入瓦尔哈拉神殿，白天喝酒作乐，夜晚操练不息，准备跟恶魔的最后决战。不过斗争的结果是让人绝望的——他们知道自己将要在世界末日时死去，包括主神奥丁，也将被芬瑞尔狼吞吃，但是却没有神或英雄愿意屈服于命运，明知必死无疑，却依然奋战到底。让人稍感安慰的是，世界末日不是一切的终结，北欧神话中有一棵生命树，它会带来新的生命和文明，守护世界的大雕也将继续盘旋在最高处。有此神话影子的电影有：《第十三武士》、《变相怪杰之子》、《魔兽归来》。[编辑本段]【神话的研究】「神话」这门学问历史悠久。早在希腊时代就有神话方面的研究。最初期的神话学分成两派学说；一派视神话为「寓言」，另一派则认为神话是在反映时代的历史事实，也就是著名的「神话史实说（euhemerism）」。由此可见，在希腊时代，人们已经对神话的传播、散布习以为常。之后，神话的研究停滞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一直到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前半，才出现了几位近代神话学的先驱。之后到了十九世纪后半，伴随著比较语言学的蓬勃发展，「比较神话学」便应运而生。当时最著名的学说是马克斯·缪勒（Muller Friedrich Max）的「自然神话学派」。不过这个学派专门以神话中的暴风、太阳等特定对象为研究的目标，并未深入扩及到所有神话研究的范畴。当时与自然神话学派相抗衡的，则是所谓的「人类学派」。代表人物是苏格兰学者兰格（Andrew Lang）。兰格以当时的文化演化论为基础，研究发现神话是未开化民族野蛮习俗的根源，同时他也首次确认了神话并不是印欧语族特有的产物，而是世界各地都有的文化实像。进入二十世纪后，神话学的研究方法变得更多样化了。起初神话学界流行所谓的「礼仪说」。许多学者导入了早期的人类学说，假设所有的神话都是礼仪的母体。礼仪说就是神话学者解说这个假设而形成的一个学派理论。在礼仪说的著作中，最著名的是詹姆士．弗莱哲（James George Frazer）的《金枝》（The Golden Bough）。可是经过后世研究调查的结果证明，这个学说的假设根本完全错误。不过就《金枝》书中所搜集的大量对后世研究颇具价值的神话范例而言，至今礼仪说仍旧有它一定的学术意义。至今依然沿用某些「方法论」的方法来作为神话的研究理论。首先是历史民族学的研究方法；这个方法是先确定全世界的神话分布，然后再根据所属的区域寻找出它们在文化史中的定位。这样的研究方法，显然需要进行大规模的田野调查，于是对早期的自然神话学派产生了莫大的影响。但是之后的阿道夫．詹森（Adolf Jensen）在他的初期栽培文化之世界整理研究中，已经从文化史的定位转移到人类文化史的定位了。其次是所谓「功能主义」的研究方法。望文生义，这个研究方法专注在寻找神话的功能，也就是在寻求神话故事对文化、历史等各方面的最终目的。英国学者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Kaspar Malinowski）在他对美拉尼西亚神话所进行的调查中发现，神话的目的是为了给予社会制度一个正当性的根据。他举例指出，决定拉比亚村（Rabia）四个宗族位阶的，正是神话中四个宗族祖先从石窟中迸出时所做出的举动。另外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弘（Clyde Kluckhohn）则引用了纳瓦荷印地安人（Navaho Indian）的例子下了这样的结论。所谓文化，就是教导人们何谓超自然现象的威胁，然后进而教导大家面对这些超自然现象威胁的方法。而神话与礼仪的功能，与文化本身的意义其实并无一致。虽然纳瓦荷印地安人没有所谓的成文法（法律），也没有一位具有绝对权威的酋长，但是这个部落却能长期维持团结，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所有的成员，拥有共同的神话和礼仪。接著是李维史陀 （Claude Levi-Strauss）所倡导的「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结构主义打破了过去所有的方法论，它不拘泥在神话中哪些特定的构成要素，而是做全面的整体研究。可想而知，结构主义为神话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变革与冲击。以往的比较神话都将重心放在内容的相似性上，但是自李维史陀以后，即使原本看似不同的地方，却因为综观整体而产生了全新的见解。正因如此，神话的研究与分析变得更具深度和广度了。有别于李维史陀为神话研究带来的巨大变革，法国比较神话学家乔志．杜梅吉尔（Georges Dumezil）则持续致力于印欧语族的神话比较，提出所谓「三元体系」的结构模式。乔志．杜梅吉尔认为王者、战士、生产者三者，是神话最基本的三个意识形态。除此之外，还有从「心理学」切入的神话研究方法，也就是在精神分析学上大放异彩的佛洛依德（Sigmund Freud）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佛洛依德有一本神话研究的著作《图腾与禁忌》，书中的研究结果虽然未被学会所认可，但是他所提出的「无意识」的重要性，却为后来的神话学家造成了相当的影响。除了佛洛依德，另一位心理学家容格（Carl Jung）则是透过许多梦境的分析，找出希腊神话中像狄蜜特这类的大地母神与她们所相对的作梦者之间，有著非常规律性的互动原则。容格并且将这个原则命名为「原型（archetype）」。[编辑本段]【世界起源神话的类型】世界起源神话大致分为以下六种：1．造物者的无中生有2．由原始人类（巨人）的尸体中产生3．从宇宙蛋中诞生4．由原初的父母所生5．在宇宙不断的进化中自然产生6．由某种动物从海底带上岸的泥土而生除了这六种之外，其实还有一些特例，譬如说包含上述两种以上的复合型起源神话。第一种造物者无中生有的神话，最著名的莫过于《旧约圣经》。《旧约圣经》中的世界是从「有光」开始，这就是典型的「无中生有」。第二种由原始人类尸体中产生，最著名的应属《爱达经》（Edda）的原始人类伊米尔（Ymir）。另外还有美所不达米亚的《创世神话》（Enuma Elish）中的善神马尔杜克杀死了恶神蒂亚玛特之后，撕裂了蒂雅玛特的身体，将它创造成天地。另外例如中国的盘古开天其实也同属这类尸体诞生的神话。第三种从宇宙蛋中诞生，最好的例子就是芬兰的《卡勒瓦拉》（Kalevala）。在这部神话中，天、地、太阳等都是从大鹰的蛋中生出来的。在希腊神话中的世界起源神话，其实也属于这一类。其中最受瞩目的，就是根源之神（爱神）厄洛斯。第四种由原初的父母所生。通常所谓的「原初的父母」就是两位大神，他们先是结为连理，然后创造世界。在日本神话中，也有「伊耶那岐之命」和「伊耶那美之命」两位大神。根据日本神话的纪录，日本就是在他们成婚后诞生的。在非洲尤罗巴族（Yoruba）的神话中，先是由天上至高之神奥路昆（Olokun）和地上原水之神奥罗伦（Olorun）结为连理，生出两位原神，然后由其中一位原神用一把泥土创造了全世界（这段神话是第四种与第六种的复合型神话）。第五种则是在演化中自然产生，朝鲜半岛的创世神话便是其中的典型，不过这部神话一向鲜为人知。第六种是由海底泥土而生，这类神话在美洲的印地安神话中尤其丰富。在休伦族（Hurons）的神话中，就有虾蟆从海地带著泥土上岸，之后这泥土就转化成了宇宙天地。在其他部族的神话中，则还有由小鷿鹈（Podiceps ruficollis）或海龟等等各类鸟兽潜入海中带泥上岸来的故事。[编辑本段]【其他共通的主题】除了世界的起源，在各民族的起源神话间还存在著许多其他共通的主题。在「人类起源神话」中，有神明创造世界的创造神话，也有神明以外的生物创造神话。前者又分为由造物者独立创造出人类的神话、造物主藉助某位助手的力量创造人类的神话，或者由造物主与他的助手彼此争斗之后才创造出了人类的神话。后者又可分为由原始巨人的尸体产生人类的神话、由动物演化而产生人类的神话，以及由一颗神圣的大蛋产生出人类的神话。在「毁灭型神话」中，也可粗分为以下几个类型。先是原始洪水型神话。这类神话多半与世界起源神话中的第六种，宇宙由海底泥土而生的神话相连结。其次是宇宙大战洪水型神话。简单的说，就是一场洪水起因于两位神明彼此的争斗。这类神话通常结局会出现一对劫后余生的亲兄妹，经过近亲通婚之后让人类重新繁衍。再者是宇宙洪水型神话。这类神话通常不会交代洪水的起因，只知道洪水发生，人类几乎灭亡。至于洪水的结果，通常也会出现一对劫后余生的亲兄妹。最后则是惩罚型洪水神话。洪水的起因是天神决定毁灭万恶不赦的人类。看到这类神话，一般人总会联想到诺亚方舟，事实上这类神话遍布世界各地，好比说印尼半岛上也流传著同样类型的神话传说。除此之外，例如死亡的起源、火的起源、作物的起源、女性的起源、作乱精灵（Trickster）、文化英雄、王权的起源等等，也都是许多神话共通的主题。[编辑本段]中国神话故事包括的人物盘古 （传说中是整个宇宙第一个诞生的生物开天以后死亡了）女娲 （在盘古以后突然出现创造了人类）其中还有鸿钧（不知道在女娲前还是在女娲后）共工 撞断天柱的为西北的洪水之神，传说他与黄帝族的颛顼发生战争，不胜，怒而头触不周山，使天地为之倾斜。刑天 猛志常在的刑天与天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刑天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因此 ，刑天常被后人称颂为不屈的英雄。东晋诗人陶渊明《读山海经》诗：“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即咏此事，借寓抱负。蚩尤 铜头铁额的《龙鱼图》云：“黄帝摄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诛杀无道，不慈仁。伏羲 发明八卦的伏羲又作宓羲、庖牺、包牺、伏戏，亦称牺皇、皇羲、太昊，史记中称伏牺。是中华民族人文始祖。所处时代约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相传为中国医药鼻祖之一。相传其人首蛇身，与其妹女娲成婚，生儿育女，成为人类的始祖。又相传他是古代东夷部落的杰出首领。伏羲根据天地间阴阳变化之理，创制八卦，即以八种简单却寓义深刻的符号来概括天地之间的万事万物。[编辑本段]《中国神话故事》合集图书作 者： 薇薇夫人 编出 版 社： 希望出版社[1]出版时间： 2009-8-1版 次： 2页 数： 118印刷时间： 2009-8-1开 本： 16开印 次： 2纸 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537930307包 装： 平装所属分类： 图书 >> 少儿 >> 儿童文学 >> 寓言 传说定价：￥内容简介精选中国神话故事，使小学生以轻松愉快的形式了解中华传统文化。文笔隽永，画风独到，深受海峡两岸小读者的喜爱。作者简介薇薇夫人，台湾《联合报》专栏作家，华视“今天”节目制作人及主持人，台湾极有影响的女作家。目录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造人女娲补天伏羲兄妹伏羲氏钻木取火有巢氏神农尝百草精卫填海夸父追日
1、国外的神话多是神仙跟神仙打架，招数多为肉搏，国内的神话则更为复杂，神跟妖魔、人跟神、神跟神等，招数更为奇幻，不轻易肉搏。2.国外的神话人物更贴近人，穿戴打扮、说话行为、结婚生子跟普通人无异，放到人堆里不易辨认。国内神话则凸显跟普通人的区别，比如华丽的服饰、奇幻的法术、各种名堂的法宝、神秘的语言、无欲无求的性格。3.国外神话中的神仙分工明确，万神之神宙斯，掌管海洋是波塞冬、掌管冥界是哈迪斯、还有太阳神、风神、雷神、花神、睡神等。中国的神话则更为繁杂，玉皇大帝掌管天界、但鸿钧、太上好像也管天界，龙王掌管五湖四海，但要向玉皇大帝汇报工作，佛、道、神、仙等关系错综复杂。4.国外神话虽是神，但更多的是被冠以英雄和勇士的称号。中国神话则更多是不食人间烟火、普度众生。5.国外神话中神仙较少、等级清楚，分好几代，比如宙斯是第三代神王。中国神话以玉皇大帝为例从混沌初开就存在了，且无子女，一直长生，属于终身制。另外除了一尊二祖三清四御五老六司七元八极九曜十都，还有十二金仙等无数神仙。并且还分了地仙、天仙、人仙、神仙、鬼仙等，光封神演义就有365位神仙。
中西方由于地理环境、生产方式、民族性格、思维方式等差异体现在价值观方面各不相同，不同地区的洪水神话也体现出不同的文化特性。国内大多数学者在对比中西方洪水神话的差异时，通常是以“治水”神话作为典型中国洪水神话案例，与西方较为普遍的再殖性洪水神话作比较，来探讨不同民族在文化内涵、民族价值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1922年，梁启超在《太古及三代载记》“古代传疑第一”及其附录“洪水考”中，指出中国古籍上有关洪水的记载有三：一是女娲积芦灰止淫水；二是共工振滔洪水；三是鲧禹治水。他从比较神话学的角度出发，将这些神话与《圣经·创世纪》、印度、希腊、北欧、南太平洋群岛的洪水神话加以比较，指出这些地方不约而同地出现这类神话，必是当初整个地球都经历了同一场大洪水，并认为这场洪水是由地球与其它的行星或彗星相错而形成的。他指出中国洪水神话有自己的民族特点，例如中国人没有上帝惩罚的宗教观念，“故不言干天怒而水发，乃畜得天佑而水平。”并且女娲、共工和鲧禹，皆不屈服于自然，表现了“常欲以人力抗制自然”的理想。
以“大洪水”为题材和背景的洪水神话，是世界上流传范围最广、影响力最大的神话类型之一。从现存文献资料来看，洪水神话出现在人类几乎所有最古老的文献中，中国、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印度、玛雅等文明都有跟洪水有关的神话故事，如《圣经·创世纪》中的“诺亚方舟”和我国鲧禹治水的传说。马克·埃萨克在《世界各地洪水故事》中记载，世界上有181个国家和民族流传着洪水神话，全世界已知的洪水传说有500多个。
洪水神话的普遍性证明各民族在与自然的搏斗中有着探索自然、思考自身、改进自身的相同价值观。同时，通过对各类洪水神话具体故事情节的对比研究，我们又可以发现各民族不同的文化特点和价值观念。这为探求不同民族文化的起源、发展提供了一个实际的依据。
世界各地都流传洪水神话
1872年，大英博物馆的研究人员乔治·史密斯从古巴比伦楔形文字泥板上，识读出了一个与《圣经·创世纪》中“诺亚方舟”非常相似的洪水故事。在此之前，人们已经知道一些民族和地区有洪水神话流传，但只是简单地将其看作“诺亚方舟”故事在流传过程中的变体。
这次重大发现之后，人们开始怀着巨大的兴趣，带着明确的目的在世界各地广泛搜求、记录数量多得难以统计的洪水神话文本。不过，西方学者对世界各地的洪水神话虽然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对中国洪水神话的研究很少。1898年，法国人保尔·维尔记述了一篇中国彝族的洪水神话。这是目前所知西方学者对中国少数民族洪水神话的最早记录。英国学者詹姆斯·乔治·弗雷泽对有记载的政府报告、传教士的口头描述进行了广泛搜集，并于1918年出版了《旧约中的民间传说》。其中，记录了三卷洪水故事文本。但是，书中对中国洪水故事的记载则是一片空白。1988年，阿兰·邓迪斯将国际上100多年的研究成果汇编成论文集《洪水神话》，不仅收入了对希伯来、巴比伦、印度、希腊等地古代洪水神话的经典研究，而且还有对美洲、非洲、澳大利亚、东南亚、中亚等地区口传洪水神话研究的新成果。在这部被称为洪水神话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中，中国洪水神话依然缺席。
中国人自己的洪水神话研究起步较晚。有学者在概括总结洪水神话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20世纪洪水神话研究大致经历了20年代的萌芽期、30年代末至40年代的初步繁荣期、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的萧条期、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的复苏期、80年代末到90年代的繁荣期”。20世纪20年代，在梁启超尝试从典籍中寻找洪水记录之后，中国学者才开始有针对性地进行洪水神话研究。1937年，芮逸夫在《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一文中，记载了他在湘西考察得到的有关苗族的洪水故事，由中心内容“现代人类是由洪水遗民兄妹二人配偶遗传下来的子孙”，进而论证得出“伏羲女娲为南方或东方民族”。1942年，闻一多在《神话与诗·伏羲考》中详细征引近代西南苗、瑶、彝等民族的洪水神话资料，采集了近50则关于洪水泛滥、再造人类的故事和民俗资料。
总的来看，中国是一个洪水神话极为丰富的国家。作为一个古老的农耕民族，我们曾饱受洪水之患，并且至今也不时受到洪水的威胁。因此，从远古时期就有大量关于洪水的神话和传说，而且直到今天还在一些少数民族中间以口耳相承的活形态广泛流传。有学者指出，洪水神话是一种复合型的神话，由原型洪水神话、水生人神话、葫芦生人神话、兄妹婚神话等融合而成。鲧禹治水就是典型的原型洪水神话。
除了家喻户晓的鲧禹治水故事外，中国洪水神话还有几种不同的亚型：神谕奇兆亚型、雷公报仇亚型、寻天女亚型和兄妹开荒亚型等。各种不同亚型的洪水神话，反映了各民族不同的社会生活和文化性格，在体现鲜明民族性之时，又记录着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例如，这些洪水神话的结尾有一个常见的母题，即许多民族出自同一个始祖，都是洪水后那对男女所生，或从同一个大葫芦中出来的。
国际上主要有四大故事圈
洪水神话文本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和各个民族。在国际上，洪水神话文本大致包括地中海洪水故事圈、印度洪水故事圈、东南亚洪水故事圈、美洲印地安洪水故事圈等。
地中海洪水故事圈是人们最早发现、研究最多的一个部分。地中海洪水故事圈以希伯来、希腊、巴比伦和美索不达米亚等洪水故事为主，通常也被称为西方洪水神话。在西方研究洪水神话的著作中，通常的学术用语是“世界毁灭和末世神话”。典型的西方洪水神话由洪水灭绝人类与人类再生两部分内容组成。例如，在“诺亚方舟”中，人类的作恶多端和不虔诚，惹怒了造物主耶和华。耶和华要毁灭世界，于是发动一场滔天洪水，毁灭了地球上的一切，只留下诺亚一家子，夫妻结合繁衍人类。又如，在希腊洪水神话中，国王吕卡翁惹怒宙斯，宙斯降大雨于世界，淹掉地面上的一切。洪水过后只剩下丢卡利翁和他的妻子，夫妻二人通过扔石头重新创造了人类。总之，西方洪水故事的基本逻辑为“人的罪恶——洪水惩罚——人类再生”。
印度的洪水神话产生于公元前10世纪前后，最早见于《百道梵书》。目前所知古印度的洪水故事，一是以摩奴创世为主题的古文献，二是一些非印度教部落的口头传说。摩奴创世的故事大意是说：摩奴救了一条鱼并将它养大，在洪水来临时，大鱼将摩奴拉到北山。摩奴登陆后与女子一起繁衍出子孙后代。有观点认为，印度洪水神话不是独立发生的，而是西亚洪水故事原型在印度文化中生成的产物。这种文化传播并非照搬，印度文化中固有的核心内容——果报主题对原型作出了重要改造。这一主题直接被后来的佛教思想所继承，并通过佛教传入中国和东亚、东南亚。
洪水故事广泛存在于东南亚各个国家中。人们在菲律宾、马来西亚、缅甸、越南和泰国等国，都发现了不少“异文”。菲律宾伊富高人的故事说的是，有一年发生大旱灾，人们挖掘河床底下，寻找河的精魂，结果惹怒河神发起洪水，所有人都被淹死了，只剩下一对兄妹幸存。20世纪30年代，芮逸夫提出了“东南亚文化区”的概念，所谓“东南亚文化区”是由铜鼓、芦笙、洪水神话这三个文化元素为标志构成的。
在西半球，洪水故事同样大量存在。西方人类学家仔细调查研究了土著印第安人保存完好的原始文化形态，发现南北美洲土著也有大量的洪水故事。除此之外，世界其他大洲也有许多洪水故事发现。有学者研究发现，一地区的部分故事亚型竟然与中国西南部一些民族的亚型极为相似。例如，大洋洲新几内亚瓦曼斯人的一个洪水故事大意为：有一天，一条大鱼游进了港湾。有位大善人嘱咐自己的孩子不要捕食这条鱼，并劝其他人不要吃这鱼。但大伙不听，将鱼分吃了。善人忙将各种动物赶到树上，并与家人一起爬上了椰子树。洪水退了后，善人一家从树上下来重建家园。这个故事与中国古籍所载古巢县人吃巨鱼，引发地下水使城陷为湖的晋代故事如出一辙。
“洪水”与“再生”紧密联系
事实上，在东南亚神话、日本神话等东方洪水神话中，处处可见中国文化的身影。
自远古开始，中华民族便与东南亚许多民族结下了亲密的族缘关系。通过民族迁徙、文化交流和宗教传播等三个主要途径，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以及后世形成的宗教神话传说、民间神话传说，对东南亚的神话传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与东南亚共同拥有的“兄妹婚型”洪水神话，不仅母题和故事情节完全相同，甚至在“葫芦崇拜”这样的细节上也惊人的相似。可见，中国洪水神话与东南亚洪水神话有着源远流长的“血缘”关系。
据傅光宇所著《云南民族文学与东南亚》介绍，云南与东南亚山水相连，存在着一条洪水神话的“云南—东南亚”链。东南亚国家的一些神话甚至直接把其北部山区和云南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描述，体现了同源异流、要素移植、多元汇融、共同创造的文化现象。
中国和日本一衣带水，早在远古时代就互相往来。日本文化一直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它的洪水神话故事与中国相似的内容非常多。有迹象表明，中国洪水神话是日本洪水神话的源流。例如，有学者对日本的国家诞生神话进行分析，同时对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特别是侗族的洪水神话进行调查和要素分析，结果发现二者之间存在惊人的相似性。
“大禹治水”是中国最为著名的洪水神话，最早出自吴越，后传至中原。大禹被视为“地王”受到百姓祭祀，俗称“禹祭”。日本也有相似的神话，其中的主人公被称作“土神之母”，俗称“泥祭”。有学者对比研究“禹祭”和“泥祭”时指出，“泥祭”脱胎于“禹祭”，“土母治水”源于“大禹治水”。
其实，中国洪水神话与西方洪水神话也有共同点。特别是，“洪水灭世”和“人类再生”是一个永恒主题。当然，不同民族的传说在情节和具体内容上也各具特色。在巴比伦、希伯来、希腊和印度洪水神话中，人们用来躲避洪水的是人工制造的船只；在中国几个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洪水神话类型里，避水工具是葫芦、牛皮等自然物，或是神的保护（石龟、石狮）。
为什么洪水神话与再生神话紧密联系在一起？道理很简单：洪水灭世后，人类何去何从很自然地成了首要问题。闻一多在《伏羲考》中指出，洪水神话的详细称谓应是“洪水造人故事”。这里的“造人”是人类再生、再造之意。从这个角度来看，洪水神话回答了人从何而来的问题，是人类对自身和社会关系的一个重新认识。
折射中西文化的三个差异
由于地理环境、生产方式、民族性格、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中西方洪水神话也体现出不同的文化特性。梁启超从比较神话学的角度出发，把中国古籍上有关洪水的记载与《圣经·创世纪》、印度、希腊、北欧、南太平洋群岛的洪水神话加以比较，指出中国洪水神话有自己的民族特点，如没有上帝惩罚的宗教观念，且女娲、共工和鲧禹皆不屈服于自然，表现了“常欲以入力抗制自然”的理想。
具体来看，中西方洪水神话中的文化差异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治”与“避”的民族心理差异。
范文澜说：“许多古老民族都说远古曾有一次洪水，是不可抵抗的大天灾；独在黄炎族神话里说是洪水被禹治得地平天成了。这种克服自然、人定胜天的伟大精神，是禹治洪水神话的真实意义。”
进一步来看，单从人类面对洪水灾害的文化心理划分，洪水神话可分为两类：以“治”为核心的治水型洪水神话与以“避”为核心的逃生型洪水神话。面对大洪水灭世的灾难，国外的洪水神话基本上是采取躲避逃生、保全性命的观点。而中国的洪水神话采取了“治”的态度，始终强调治水主题。
在持“避”观点的诸多神话中，洪水起因主要是神要惩罚人类。在基本情节上，希伯来神话和苏美尔、巴比伦神话非常接近，只是发起洪水的主神和得救者的名字有所不同。如果说上述地区洪水发起原因相似是因为地域接近而有互相影响的可能，那美洲太平洋西北岸印第安人惹怒天神、大洋洲拉亚特亚岛的渔夫触怒海神而导致洪水降临的神话，则更好地说明了人类触怒天神、天神降罪这一洪水发生原因的普遍性。
中国的洪水神话虽零散不连贯，但诸多记载并不特别强调洪水是神的惩罚，也没有交代洪水产生的原因是为了毁灭人类或者为了考验人类。在我们的上古传说中，洪水只是一种自然灾害，与神力无关，至少人类没有原罪。
在西方洪水神话中，人们面对洪水通常只能消极地等待神明救助。在神祇面前，人类是渺小的，对神的惩罚毫无招架和反抗能力，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面对洪水也不是积极地抗争，而只能依靠神谕来躲避灾难。
中国洪水神话主要阐述的是人类要对自然灾害采取“治”的方法。禹继承父亲鲧的遗志，采用疏导的办法，虽历尽艰辛，却几过家门而不入，历时十几年终于治水成功。
中国洪水神话突出反映了主动抗争精神，从中可以看到古代劳动人民为了战胜灾难而无所畏惧的精神气概。
二是“神本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差异。
在西方洪水神话中，生存下来的人都是得到神庇佑的“善人”。但从人本主义的角度来看，希伯来神话中的诺亚对神唯命是从，对神给人类制造的灾难没有丝毫异议，且积极为神的行为辩护。在“诺亚方舟”中，人与神之间是契约关系，人要绝对服从神的安排、按神的意志办事。
中国人面对洪水的态度，是独特的“治理”态度。在灾祸发生后，女娲、伏羲以及天帝派出的各路神仙都下凡协助大禹治水。这一点和西方洪水神话的性质是完全不相同的。中华民族早就形成了天地人三位一体的宇宙观，强调宇宙是万物生命运动的载体，宇宙中的万物息息相关、相互交融，和谐相处，故人神一致、天人合一。所以，中国的洪水神话在面对大灾难时常会出现人神协力共治水患的场景。
天帝当然也惩罚过“窃息壤”的鲧，但究其原因不是禁止用息壤来治理水患，而是在于“窃”。鲧死后，生出禹。天帝又命令禹带着息壤下凡布散，治理九州洪水。从内容上看，中国洪水神话中的天帝是“君以民为本”这一观点的神话式反映。
诸神竭尽全力和世人共治水患，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长城精神”，强调的是集体作用。虽然禹功绩很大，但没有诸多神祇和百姓的帮助恐怕是难以完成治水大业的。
三是“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的差异。
中国地处东亚，属于温带季风性气候，降水量和气温值都适合农业的发展。由北到南的黄河水系、长江水系、珠江水系，为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肥沃土地上的先民提供水源，让他们总体可以过上安定宁静的生活。而在这种以农耕为主的传统文明中，人类习惯于凭借自身的能力改造自然生态环境。
西方文明源头之一的古希腊位于爱琴海沿岸，三面环海，属于典型的地中海气候，炎热的气候和贫瘠的土地不利于农业发展。由于海上交通便利，他们养成了崇尚流动、冒险和创新的思维。西方文明的另一个源头希伯来，则是典型的游牧文明。他们最初的生活领域是两河流域，靠近河流，水灾较多。“诺亚方舟”的神话继承了苏美尔——巴比伦的洪水神话。它的背景就是两河流域反复出现的洪涝灾害。
由于生活环境的恶劣和社会动荡的关系，信仰上帝成为饱受苦难的犹太民族的精神支柱。上帝拯救了诺亚一家，使得“义人”存活，这给犹太人以极大的心理安慰和精神力量。让他们相信，只要皈依上帝，就能获得幸福。这深刻地表现了西方的伦理道德观念。
总之，西方洪水神话主要是建立在神本主义之上的，中国洪水神话更多建立在人本主义之上；前者着重强调神性的强大，后者更为看重人性的伟大。在中国神话中，神亲力亲为帮助人类抵御灾害，体现了人神之间平等和谐的关系。中国神话中的神不是至高无上的，甚至是可能犯错的，犹如共工一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关注的对象始终是人，以及人与人的关系。
【来源：《解放日报》；作者：金家琴、李志华】
一、晚清至民国初年的洪水神话研究 中国神话学研究正式形成之前的传统神话观有二，一是将神话解作史实，并绝对信任神话作为史料的真实性；二是彻底地否定神话，视其为荒诞。[3]迨至晚清，顺应时局的变化和世界视野的展开，思想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神话思想在反思中获得新生。晚清至民国初年，与洪水神话相关的研究集中在历史、传播和比较研究方面。 中国学人对洪水神话的关注起步较晚，19世纪末，唐才常在《各国种类考》中[4]有意识地比较了不同地区存在相似性的神话，谈及中国、印度、泰西[5]、阿拉伯等地的洪水传说具有“不谋而合”的相似性。循西方宗教学说意见，唐才常认为“中、西有人世界，皆自洪水而后”[6]，肯定了洪水的真实性。 1903年蒋智由在《新民丛报》上连载《中国人种考》[7]，其中有部分关于洪水神话的讨论，他不赞成把这一类神话看作史实：洪水之事令人类尽灭，今日的人都是洪水后繁育而生，是“未可措信之事也”[8]，却也不斥之为荒谬：“洪水之事，既为古史所皆载，或亦实有之事”[9]；“《山海经》者，中国所传之古书，真赝糅杂，未可尽据为典要。顾其言有可释以今义者。”[10]蒋智由文中所涉及的洪水神话，除了较早且详尽地介绍了希腊丢卡利翁神话以外，更提及巴比伦的洪水传说。“且又考之大洪水之说，不仅基督教经典及巴比伦之古书而已也，希腊神话中，亦记洪水之事，与旧约之所记者，迨无所异。由是言之，大洪水之说，或者当日从幼发拉底，底格里士两河间，迄地中海一带海岸诸国，皆同有此传说，而后记事之徒，乃各据以载之一国古史也。”[11]洪水是上古遗事，我国人种或许和巴比伦、希腊、犹太民族拥有共同的先祖——这是他分析后得出的结论。虽然论证漏洞颇多，却不失为冲破束缚的崭新尝试，他的研究策略和结论在当时也是颇具代表性的。人种学、地理学和进化论参与洪水神话研究，以及比较、同源的基本思路构成了他的洪水神研究的基本特质，也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这一时期洪水研究的主要特征。 神话既不能狭义化为历史，又不能将它从历史中剔除。它有一套自己的言说体系，忽视神话自身的言说体系，转而从其他体系定论神话必然会造成错讹，这也是神话学建立前神话研究的普遍问题。较之传统中非此即彼的两类态度，蒋智由的观点距离神话的某些真实性质更近了一步。 自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太古及三代载记》“古代传疑第一”和附录“洪水考”尝试在典籍中寻找洪水记录之后，中国有针对性的洪水神话研究方才逐渐开展。梁启超作《洪水考》[12]，因缘起自西方文化的输入，“古代洪水，非我国之偏灾，而世界之公患也。其最著者为犹太人之洪水神话。”[13]文中论及犹太人、印度人、希腊人、北欧日尔曼人、中美洲、南太平洋群岛等人种和地域的洪水神话，范围无出18世纪西方学者其右，前人唐才常、蒋智由等亦如是。梁启超认为 “惟埃及、波斯、巴比伦，古传记不见有洪水之迹” [14]，同时又说洪水神话“散在五洲，血统不同，交通无路”[15]，相信这证明了泛滥世界的洪水确实属实。虽然承袭中国古史研究传统，采他家之说自证的可能性较大，但其间西方信史研究的影响殆无可疑。史密斯释读出泥板后，当时的亚述学界大多习惯使用“迦勒底洪水”这一名称，而非巴比伦洪水。或可认定他的材料来源自19世纪亚述学研究的可能性较小。然而他提及欧洲长久以来认为洪水神话皆出自《创世记》，主人公之名俱为挪亚的观念现在已被证伪，洪水神话乃各自发生，惟水祸确有其事，明显是受较为晚近的观点的影响。梁启超所论及的五洲几大沙漠是洪水沉淀所成，亦是继承蒋智由等人的学说并予以新论，连同水祸之因取行星彗星说一事，当是植根达尔文学说影响下的诸家理论。 在证史的前提下，梁启超视宗教和神话解释为荒谬，洪水神话无非是古代史实的蜕化。他回溯古籍：“上古有一大事曰洪水。古籍所记，与洪水有系属者凡三，其一，在伏羲神农间，所谓女娲氏积芦灰以止淫水是也。其二，在少昊颛顼间，所谓共工氏触不周山是也。其三，在尧舜时即尚书史记所载而鲧禹所治也。据以上群籍所记，似洪水曾有三度，相距各数百年，每度祸皆甚烈。”[16]文献中洪水有三，依据前文的世界性洪水的铺垫，梁启超力证中国古文献中的三次洪水原属一次——“女娲时颛顼时原非有水，实则皆尧时之水也。”[17]共工及鲧治水不利，民众归罪于他，导致传说变异。 文本方面，梁启超撷取水祸起因和获救幸存两点，比较中国与犹太洪水神话的区别，从文化传统上对二者之别加以阐释，提出天罚水发、天佑水平和天威难撼、人力胜天中包涵文化相异性。较之前述二人，梁启超的某些理念虽说比蒋智由更显陈旧，但是他是三人中对最为直面洪水神话本身，探讨也最细致的一位。 三十年代之前的中国学者在洪水问题的研究上，多不以文学目的为重，例如蒋智由《中国人种考》的提到的洪水其目的便在于印证中国人种的来源。中国学界一度颇为流行中国人种西来说，“斯说之兴，不过十余年间，起于一二文人好奇心，遂乃染遍全国。”[18] 在中国文明和人种从何而来的问题上，此前西方和日本已有相关研究。其中帕米尔—昆仑山和巴比伦两种西来说得到中国知识界部分知识分子的信从，尤受推崇的是巴比伦西来说，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陶成章、宋教仁等人都对这一学说青睐有加。巴比伦西来说之滥觞为法国人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他的《早期中国文明的西方起源（公元前2300年公元200年）》和《早期中国文献中的巴比伦传统》的核心观点便是中国人种源自巴比伦。后来他的著述被编入白河次郎、国府种德1900年出版的《支那文明史》，该书译介了拉克伯里的核心主张，并有所附会添加，成为中国学界接受西来说的来源。[19]蒋智由书中所论拉克伯里著述为《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论》（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他支持拉克伯里的观点，认为“设令中国种族果由巴比伦来，当属迦勒底之阿加狄人种，而非塞米的种”[20]。五四之后，随着我国考古学、人类学等方面的发展进步，学界对这一论调开始有所批判，加之疑古派在这方面的推波助澜作用，西来说的质疑声愈来愈多。曾有缪凤林、朱逖先、陈嘉异等先后从不同的角度驳斥了西来假说。例如缪凤林的文章《中国民族西来辨》就认为“乃识其所谓证据者。实大抵诬谬”[21]。之后，中国人种西来说声势渐消。 晚清至民初，对待神话的态度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逐渐改变，该时期是一个过渡阶段，思想的破冰得以让神话学获得了独立的契机。对神话的定义仍旧来自其他学科，譬如历史学、人类学、地理学等等，但也体现出重新审视神话的苗头。这一阶段洪水神话的研究者基本出自改良派学者[22]。总的说来，改良派学者的神话观，一方面反对把神话当作狭义的史实，另一方面又不自觉地使用神话去验证古史、证明自己的观点，神话材料通常是作为历史旁证出现在各种著作中。他们中间有的人在启迪新思的同时仍旧延续了固有传统的思维方式，诸如唐才常、梁启超等人；也有人破除传统的力度更大，例如蒋智由、夏曾佑等。这一派学者的神话思想并不成体系，零散见于各色论著。对洪水神话的研究尚不属专论（梁启超或可例外），研究洪水神话的目的往往也出自其他学科的研究需要。 二、30至40年代的洪水神话研究时至三、四十年代，一批中国学者开始介入洪水神话的研究，研究风向与梁启超等晚清改良派学者有所不同，这一批学者受到西方神话学领域诸学科的影响比较明显，开始关注文本、搜集异文，研究角度多元展开。主要人物有钟敬文、芮逸夫、丁山、徐旭升等人。 顾颉刚，其层累学说最初因尧舜禹的地位问题萌发，洪水成为他必然的探讨话题，他讨论洪水神话的文章主要有三：《洪水传说及治水等之传说》（1930）[23]、《鲧禹的传说》（1939）、《息壤考》（1957）。1923年，顾颉刚正式提出中国历史“层累说”，“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24]作为疑古派的旗手，他所引领的古史辨学派引发了疑古信古的辩论，成为中国古史重建的开端。在疑古派看来今人所接受的古史传统，其实是春秋至秦汉时人们的古史观。顾颉刚的层累说之始是尧舜禹的地位，在他看来三者的地位奠定时间在春秋末年，“在我的意想中觉得禹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来的”[25]，他对洪水的考证基本是建立在这种意识之上。“洪水传说及治水等之传说”是关于中国洪水记载的搜集和整理材料。我国古史中的洪水叙述主要是根据《尚书》《孟子》构筑起来的，无外乎：尧时水发、禹时水平，疏导平水；颛顼水发、平于女娲，湮塞平水。顾颉刚整理了史籍中的种种洪水说法，归纳为七项，与洪水情节密切相关的有：“洪水之由来”、“洪水时之情状”、“治洪水之方法”、“助禹治水之人”几项。[26]他认为中国古史的洪水观是以东西周时期人们所相信的禹绩为中心，至战国基本定型，在此信仰之上，禹的人格不断扩大，最终成就了他“地平天成”[27]的伟绩。反过来，如果把禹的传说层层剥开，禹的真相便所剩无几了，作为神话的洪水便是禹人格外衣的一部分。由此可见顾颉刚的洪水研究绝非针对洪水而来，要了解他的洪水研究的意义所在，必须从他的整体理论入手。 顾颉刚的理论对中国的旧史学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对待古史神话材料，晚清改良派多利用神话证史，顾颉刚却背向行之，把历史剥除为神话，然而在疑古的同时，极大地倚重神话文献却是两派异曲同工之处。[28]尧舜禹地位的历历衍变是借助史料建立起来的，又因为短于证据从历史还原为神话。讽刺的是“史料”和“证据”之间的裂罅却在上古史阶段趋向极致，这成为顾颉刚学说难解的症结。针对这一悖论李玄伯和陆懋德等人曾先后主张借助考古学证据才是释疑的根本，由此，中国的考古学借这一问题应运而生。 1931年钟敬文撰文《中国的水灾传说》[29]，“在中国神话学史上，这篇文章是首度系统地梳理和论述中国的陆沉传说和人类毁灭及再造神话，并对中外同一母题的神话（主要是希伯来神话）进行比较研究的论文。”[30]该文按时间序列分析归纳了不同历史时期水灾故事的不同形态。古代重英雄人物出生的水灾传说，到中世至近代转化为地方传说，以陷湖型传说为主。及至现代增加了普通的民间故事和人类毁灭、再造神话两类新方向，这一时期与洪水有关的传说开始重视故事本身，[31]也“衍成了极具‘原始性’与‘认真性’的‘人类毁灭及再造的神话’”[32]。在中外同类神话的比较部分，作者比较了中国和希伯来洪水神话的异同，认为直到第三阶段（现代）中国和希伯来的洪水神话才相迫近（巴比伦、希腊、法国亦同）。此外，增加了口传故事也是值得注意的一点，此前学者大都拘泥于古籍中各种记述的考证。钟敬文不仅扩大了与洪水相关的其他类型和母题故事，而且采用了新近采录自民间的口传材料，已是成熟意义上的民间文学研究论文。 30年代末，有几位学者的研究值得我们关注。丁山的《禹平水土本事考》[33]相信洪水神话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人类史共有的文明序章，把洪水神话看作国史起点。洪水给人类以生命和精神上的重创，创愈深，念愈永，父子相传，口耳相递，“人类历史无不托始于洪水神话”[34]。中国的洪水神话“若非演自巴比伦洪水神话，当亦得自第四冰河时代后之传闻。”[35]于是据《尚书》等古籍之言，把《尧典》所录洪水看作我国历史起点，尧舜为首世之君，且禹的神话起始于殷商。丁山擅长甲骨文研究，他的研究文章最为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文字学意义上的考证，例如：龙虬、舞雩。通过文字推导，丁山得出结论：禹平水土的神话演自祷雨神话，主名山川之绩“盖亦演自祷雨山川故事已”[36]。此后，禹的一些其他绩业也被归附至这两点。丁山身上最明显的外来影响是文化人类学的影响和世界洪水的人类初史论。文化人类学方面，丁山所受影响主要表现在他的图腾研究，拜蛇礼俗等研究上。初史论方面，受前人人种西来说文章的影响，丁山此文虽未有直言附和人种西来说之论，但在洪水及禹的种种分析上犹见试图把中国洪水神话串联到巴比伦起源下的意图。该文最后一部分是对夏后氏宗禹与苏美尔人所祀恩利尔神格的比较。认定所有禹的神话皆与恩利尔传说同源，“有是因缘，吾人不能不疑禹之一切神话，或与恩利尔之传说，同出一源。”[37]同理，我国洪水神话亦出自巴比伦人洪水神话。该部分采信安特生的《中华远古之文化》作为论证依据，然而当时中国人种巴比伦起源说已渐失势，在1931年，安特生的仰韶文化西来说理论也已经有所动摇，至1945年，夏鼐的考古成果使安特生假说彻底失去实证支持，是为后话。[38]因此丁山的这一结论，未免存留下失当的缺憾。 徐旭生在1939至1941年完成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三章“洪水解”中探讨上古大洪水。他明确反对用看上去共同的神话去证明人类的同源，“实则，人类是否同源是一个与洪水问题没有深切关系的问题。人类即使异源，如果他们处于相类似的环境，仍不妨发生相类似的以至于相同的神话或传说。”[39]洪水的起源问题是复杂的，即便是有相似性的洪水故事，在洪水的发生时间上也存在着绝对时间差，不可一概而论。[40]依照徐旭生的分析，中国的洪水是自发的，不是他来的，存于先民记忆中的大洪水也是地域性而非普世性的。至于中国的洪水传说，发生在我国农耕社会的初始阶段，原来是一专名，“洪”字“浩大”的意思是后来逐渐演变附加上去的意义。洪水的发生原本也是地域性的，禹平水九州的说法是在流传中的扩大化。大禹疏导治水，后导致了凿井技术的诞生。徐旭生所探讨的洪水，表面看来，还是强调洪水神话的中的核心历史因素，然而与五四前的研究者不同的是，他对洪水历史真实性的挖掘是站在反拨却非简单继承的基础上。徐旭生赞赏顾颉刚等古史辨学者的工作，在具体问题上却不完全苟同。他认为顾颉刚等人在疑古的道路上走的太远，又复失真。[41]《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的写作目的之一便是将一部分神话、传说中的历史核心重新打捞上来，“洪水解”便是其中的一步。 芮逸夫1938年的论文《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42]，是我国第一篇专事采集、研究少数民族洪水神话的论文。他所采集和转引的二十余则洪水神话，成为洪水和伏羲女娲研究的重要资料。芮逸夫论文的性质和钟敬文相同，专属于民间文学研究范畴，如果说钟敬文的文章更靠近历史文献、汉民族文化传统，强调时间序列上的演化，芮逸夫的论文就更向口传异文、少数民族传统靠拢，强调横向间的比较。芮逸夫其文另一突出特点是母题的区分和比照，不过与现在常见的母题分析不同，他的母题区分比照很大一部分是在语言层面进行的。传说的生长以故事的母题作为中心，经过口传敷演而致面目改变。究其原因，芮逸夫采纳麦克斯·缪勒的语言疾病说，相信情节的改变是由于词的失解和曲解外加弥缝、增饰造成。语言疾病说的基础是神话的同源，由此，当苗人洪水故事导向汉典的伏羲女娲时，证明二者的同源性势为必然。从影响的痕迹上看，伏羲女娲和苗人洪水故事确实存在密切的关联性，芮逸夫后半的推导以伏羲女娲考证为根，洪水母题为附。认为汉典的伏羲女娲记载与苗人洪水故事同源，并且伏羲女娲及其洪水故事的根源在中国南方地区，兄妹配偶型的洪水神话是以中国为中心，向东南亚洪水神话圈播散。缪勒和其追随者所持语言疾病说的根本弊端之一在于同源性超越语词影响的无限扩大，导致以若干语词的影响作为整个故事的影响源流，这无疑是对情节差异性的视而不见，其可信度是不完整的。芮逸夫虽然借鉴了缪勒的理论，但是同时用弗雷泽等人类学家的成果，将语词的影响分析局限在一个相对适当的范围内，使诸家理论的有效性得以发挥。另外，芮逸夫的研究相当于把中国典籍记载的两次洪水区别为相异的文化传统，这一问题以往并未得到正式的区分，在梁启超时甚至被同化为一次。 除了以上所论数人以外，30至40年代，还有一批学者同样参与了大洪水的研究，包括：闻一多、常任侠、徐松石、徐中舒、吴泽霖、杨汉光、陈国钧、雷雨、乐嗣炳、陈志良、马学良、邢庆兰、庄学本、朱芳圃。这一批学者的研究，不再单纯局限在洪水的历史真实性问题上，充分汲取借鉴西方最新的研究成果，令洪水神话研究多向度展开，民间文学意义上的洪水研究也初见成果。 三、“神话”术语的使用 除却蓬勃新鲜的学术气息，20世纪40年代以前中国学者对神话的定性尚值得一探，如何界定神话，多少也能反映出该阶段神话研究的某些特点。中国的学界并不像西方长久以来在神话的性质上持否定态度，在神话等词汇的使用上也不似西方学者那般泾渭分明。在20世纪前，西方学者对待圣经中的神话不称其为“神话”，而一概使用“传说”。以洪水神话为例，早期的学者维科、卡特括特等人，都将洪水神话视作信史。19世纪的巴克兰、史密斯、乃至恩格斯等人。不论他们如何看待圣经中的洪水故事，在谈及洪水时也都坚持使用“传说”一词。 较之西方学者在“神话”、“传说”术语使用上泾渭分明的态度。我国学者对这两个术语的使用，则呈现出相当不同的面貌。20世纪初，蒋智由（字观云）在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担任主编。1903年蒋观云在《新民丛报》（第36号），“谈丛”栏目，发表文章《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作为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史上第一篇神话学论文，在这篇文章里，“神话”一词正式假道日本引入中国。当时日本学者将西方采用的myth一词，译作“神话”，如此译介并引入中国后，却常常被狭义化为有关神的故事。 自晚清始，学者们在最初探讨洪水故事时就常把它当作神话看待。然而“神话”、“传说”等词汇的使用，尚未加以区别、定性，很多时候二者是混用的。鉴于汉民族在非常早的时期，就已经将神话历史化，这大约是导致当时的学人将神话和具有一定历史性的传说等同视之的原因。30年代后，由于西方学科的引进，部分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区分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的体裁，也有部分出于自己的理论需要，间接定义了神话的性质。 以30、40年代各家的洪水神话研究文章为例：顾颉刚对神话的态度与他的理论相一致，史料与神话成为相对的两个概念，神话的意义偏向于不可证的、虚构的成分。与顾颉刚相类，徐旭生专长历史和考古，他对神话的看法自然也与顾颉刚相似，他特意从西文词汇入手，区分了“神话”和“传说”的内涵，认为“传说与神话是很相邻近却互有分别的两种事情，不能混为一谈。”[43]神话不太可能转化为历史，而 “古代传说是‘口耳相传’的史料”，“这些史料大都有其历史核心，也都有其史实渊源。它是未经后人加工过的零散材料，应比加工过的系统化的‘正经’或‘正史’中的史料更为质朴。我们应当把掺杂神话的传说与纯粹神话加以区别。”[44]因此他才会把上古至盘庚迁殷以前定为“传说时代”[45]，并从中试图择选出历史成分。丁山侧重文字研究，不太强调神话和传说在史料层面上的区别，他基本采用“洪水神话”的说法，涉及文本时或称“故事”，然而与“民间故事”术语所示文类无关。钟敬文和芮逸夫的研究角度都在神话学范畴内。钟敬文通常采用“水灾传说”的说法，但也没有刻意强调区别，例如：“就是这初期的一些‘水灾传说’，是被作为关于伟人产生的解释性神话而出现的。”[46]现代以后的部分多用“故事”一词，并提到了故事与神话和传说的区别。[47] 一定要区分的话，他大致是按照时间划分，把上古的看作神话、中古近世为传说，现代为故事——“第一期的伟人产生神话，……第二期的地方传说……，这第三期的‘民间故事’……”[48]现代的人类毁灭及再造故事也被称为神话。涉及面大了以后通称传说，譬如：“中外传说的比较”“外国的洪水传说”[49]。芮逸夫可能是出于偏重近现代采录的口头文本的原因，也可能是由于他的研究对象多为少数民族的神话，而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中，往往“历史”的概念并不十分明确，体现出神话与传说混杂的态势。因而在称谓上，芮逸夫索性以“故事”一概而论，并未多予区分。 综合以上可知，晚清直至20世纪40年代，除了后期部分从事民间文学和历史学的研究者，或由于学科性质或出于学科需要，在术语的使用上有所留意以外，中国学界对“神话”这一称谓的使用并不固定，大都随意而为。总体上，术语的界定意识不是十分显著，更多地致力于文本内涵和历史性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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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西创世神话的异同点
神话是由人民集体口头创作，表现对超能力的崇拜、斗争及对理想追求及文化现象的理解与想象的故事，属民间文学的范畴，具有较高的哲学性、艺术性。下面是我精心整理的试论中西创世神话的异同点，希望对你有帮助！
[摘要] 1.中西方对于神话与传说的定义及产生。
2.对中西方“神”的形象进行分析比较。
3.中西方神话与传说的艺术特征及其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 神话与传说、中国，古希腊、比较
[正文] 所谓神话与传说，就是原始人类幻想和想象的产物。我国学者对神话的解释，一般是根据马克思有关神话的论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形象化”，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随着自然力在实际上的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 “。因此得知，在对神话的定义上，中西方是共同的。下面，详细比较分析其内在特征的异同。
首先，自然神故事的产生和它们的意义是基本相同的。1.从神话和生产力的关系来看，它是生产力发展的低级阶段的反映。法拉格在《宗教与资本》中提出过一个精到的认识：“神话既不是的谎言，也不是无谓的幻想的产物，他们不如说是人类思维的朴素和自发的形式之一。”神话最鲜活地体现着初民的原始思维特征。于中国，于古希腊，都是如此。人类的原始时期，生产力是极为低下的，人们的思维能力也极为简单，这时的人类还处在所谓蒙昧或半蒙昧状态。他们对森罗万象的自然界和自然界的各种变化，都感到神秘莫测，没有足够的知识进行解释。因此，在他们的头脑中往往萦回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天地是怎样形成的?人类万物是怎样起源的，天为什么有时刮风，有时下雨，有时雷闪电鸣?日月又为什么东升西落?等等。对于这些问题他们都没有能力做出科学的回答，于是凭借某些狭隘的生活体验加以想象和幻想，以至认为一切自然物也象人一样，是有意志、有性格、有感情的，这就在原始人的头脑中形成了各种自然神的观念。中西方的原始人都认为日月有神，风雨有神，雷电有神。比如阿尔忒弥斯是希腊神话中的月神，宙斯是希腊神话中的至高神，但他掌握雷电，所以又被称为雷神等等。在我国的神话中，那些涉及人与自然的故事，例如盘古开天辟地，身体化身万物;女娲用黄土造人，炼五色石以补苍天等，正是体现着共同的原始思维特征。
其次，在“神”的形象上两者存在着共同点。古希腊神话大体分为神的故事和英雄传说两大部分。神话中的神祗，像人一样，有情欲，有善恶，有计谋，互有血缘关系，都是人格化了的形象。这就是“神人同形同性说”。但神祗和人的区别也很鲜明，他们长生不老，可随意变形，各具特殊本领和巨大威力，其好恶态度对下界人类的生杀祸福起着决定作用。而英雄传说中的英雄都是神和人所生的后代，是半神半人式的英雄，具有过人的才能和非凡的毅力，都在某一神祗保护下完成一番惊人的业绩，体现了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展示了希腊初民对勤劳勇敢和英雄主义精神的赞美与向往。它常以某一英雄为中心，形成一个个传说系列，如俄底浦斯传说系列，奥德修斯传说系列等，这和中国神话传说中的神仙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是神人同形同的神话形象，正如中国的精卫填海，禹治洪水，羿射九日，女娲补天等，具有浓郁的人本主义色彩。
再次，在英雄的表现上，东西方差异很大。在古中国的原始时代，人们受到受到强大自然力的严重威胁，经常受到各种自然灾害，但又往往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克服它，制服它。于是他们幻想能够出现具有超人能力的英雄，率领或帮助他们去战胜和征服自然，成为他们的保护者或朋友。这样，他们便在某些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创造了各种英雄神和他们的故事。这些英雄神的故事，一方面表达了原始人类对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往往也是人类自己某些劳动经验和指挥的概括集中。在这个基础上，中国人便不自觉地依照人的样子，特别是本部族中出现过的某些具有发明创造才能或有出众智慧和本领的人物，加以想象和夸张，塑造了具有大无畏和无比神通的英雄人物形象。在这些英雄的身上和关于他们的故事中往往能看到某些古代历史的影子。例如在我国的古老神话中，有发明药草和教民稼穑的神农氏，有率领人民战胜南方凶神蚩尤、并有多种发明的黄帝。黄帝面对蚩尤不服管理，残暴好战，屡犯边界，曾屡次劝说，在无效的情况下才无奈发兵征讨的。在此战争中黄帝的部下应龙、女魃等无不以大局为重齐心合力终于战胜蚩尤，定居中原，奠定了华夏民族的根基。他们在神话中都是具有超人本领和神性的，但从历史上看多属于原始时代某些部落的`领袖人物和发明家，不过在传说中把他们的本领夸大化和神明化了。在中国的古代神话中，这种英雄神的故事占多数，这说明中国神话的产生主要不是处于对自然的恐惧，而是出于人类对于征服自然的要求和渴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人类对自己劳动经验和智慧的歌颂。
而在西方神话中所表现的英雄所考虑的既不是人民群众的利益，也不是社会公共利益，更不是关于国家民族的利益，他们考虑的多数是自己的一己之私利。例如，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之战，这个神话故事就涉及希腊神话中很多神灵。它是为了一位美女海伦所展开的，而更不可思议的是希腊的诸神也纷纷参与了战争，并且分别支持不同的参战方，而且双方打得是有滋有味、不亦乐乎，使得战争变得在中国人眼中更为滑稽可笑。在这场战争中可以看出各位神灵参与战争完全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和名誉而战，甚至认同为了获得功名利禄，为了个人尊严，可以不择一切手段，走向极端，战争本身几乎没有什么重要意义。故事中还有一处，把西方人的价值取向更是表现的淋漓尽致。联军中最勇敢的将领阿喀琉斯因与统帅阿伽门侬争夺一个女俘发生争吵，受到了侮辱，阿喀琉斯把矛头直指阿伽门侬，他认为阿伽门侬作为一个统帅什么都不缺，也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是一个要钱有钱、要权有权、要美女有美女的人，为什么还要跟自己争夺一个女佣呢。正因为伤害了他的自尊和荣誉，损害了他的个人利益，在希腊联军连连失败、几乎到了灭亡的关头，他还是拒绝出战，致使希腊联军颓势加重，陷入更大的困境。这些情况，在中国神话故事中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也不会发生的，因为在中国的神话故事和现实生活中，都是等级深严的、尊卑有序的。外国神话中对英雄的表述无疑深刻地影响了后代，所以由神话的表现手法上，也就可以看出西方的道德标准。在西方的资本主义兴起的初期，他们到处进行掠夺性占领，为了殖民地的进行疯狂的战争，进行赤裸裸的黑奴贸易，他们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丝毫没有考虑到民族的感受。这与中国的古代及现今文化都是是有着天壤之别的。 最后，分析一下中西方神话与传说在艺术特征和影响上的共同点。中西方神话与传说都具有想象力极强，故事性极强和哲理性极强的特点。不论是以战胜自然力为主的神话，还是以战胜人间罪恶为主的神话，都紧紧的围绕着人的生存这个主题。而且在中西的神话与传说中，其英雄人物都充满着激扬的斗志，神异的能力和英雄气概，包含着对人生的积极进取，昂扬向上的精神。而且每个神话中，都熔铸着浓烈的情感，塑造了鲜明的形象。为中西方后世的文学提供了方向，是中西方古代文学的宝库和土壤，成为后世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题材源泉。
[参考资料]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13页)
这个要注册但一定符合你的要求自己辛苦一下吧吕微：现代神话学与经今、古文说现代神话学与经今、古文说——《尚书·吕刑》阐释的案例研究(摘录)吕微[提要]中国现代神话学是在引进西方学理与继承本土学统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根据“中国神话历史化”的假说，现代学者抛弃了今文家的“语境化”研究方法，延续了古文家的“文本间”研究方法。以科学理性的方法重建无语境的传统文本，既是西方理论进入中国文化的需要，同时也体现了现代民族共同体对文化、历史合法性——“本真性”——的论证要求。中国现代神话学关于“中国神话历史化”的理论命题和“文本间”的研究方法，一方面证明了西方理论的普遍有效，在中国与世界之间建立起材料的同一性关系与文化间的不平等关系；而另一方面也使本土材料由此丧失了参与修葺普遍性理论的机会，并且以无语境“纯文本”的建构掩盖了其真正的当代学术语境。
神话，是一种人类早期的文学形式，虽内容多为虚构，但其故事的背后，反映出的却是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故此，研究一个文明的神话，可有管中窥豹、一叶知秋的作用。而比较古时世界文化核心的中西方，对于了解今天中西文明的差异与发展，或许也能充当打开那扇大门的钥匙罢。神话、创世、中西、历史、体制、道德题目 摘要 主题词 引言 第一章：零散与完整 第二章：更改与保持 第三章：道德与自然 第四章：集体与个体 结束语 参考资料 人类，作为智慧的生命，拥有语言是其一大特质。而有了语言以后，因为劳作、战争、情感等等各类因素，使得平日里的对话逐渐变得富有艺术性。此时的语言，就渐渐不再普通，而升华成为了文学。虽不同地域的文明各有不同，但拥有文学却是一种不约而同的现象。人类的文学发展史，就像是由幼儿逐渐成长为大人一般。在早期，当人类的生产能力及科学发展水平有限时，由于对自然力量有着诸多不解，又对自身归属等存在诸多疑惑。在没有更好解答方式的情况下，“把诸多自然现象，通过虚构的故事来对其进行合理化的解释”，就成了各个文明的共识。此即为后世所言的文学起点——神话。 神话是文学分类的一端，在其之下，又有细分诸如创世神话、英雄神话、战争神话等等的具体分支。而创世神话，则是关于自然与人类起源的神话。在西方文明中，神话大至有几大体系，分别为：古希腊神话、希伯来神话与北欧神话；而在中国，神话体系则由汉族神话、苗族神话及藏族神话等相辅相成。 从中西对比的出发点来看，挑选西方的希腊和中国的汉族这两个文明来做对比最具代表性。因为此二者都是其本土文化的主体与核心。说到汉族的神话，虽历史悠久，但内容多为碎片化，在“经、史、子、集”四大书目分类中都能或少或多找到关于神话的记载，但却没有一部专门系统整理神话的经典【1】。即便是中国神话界的瑰宝《山海经》，其所记载的神话许多本身也是独立而没有互相关联的。同时，一个相同话题的神话故事，却也可能同时存在多个版本。比如关于人类的来源，《淮南子·经审训》说，人类是由天地间的“精气”转变为人的；《太平御览》说，人类是由女娲捏造而成的；而《独异志》则说，人类是由伏羲女娲交合而生下的【2】……等等不一而足。 这一点和西方的希腊神话有所不同，希腊的神话则有保存完整的神话出处，如经典《伊利亚特》、《奥德修纪》和《神谱》等等。神与神的关系有如家谱一般明了，成严谨体系。关于同一内容的神话，几乎不存在版本有差异的问题。 究其原因，大致有几种： 其一是，其实在早期，汉、希的神话都是群体创作。但古时中国对于神话文化并不太受重视，因而并没有专人对其进行系统整理；而希腊则有赖于赫西俄德和荷马等人的整理与分类，最终有如散珠的希腊各地民间传说神话等等有如项链一般被串联成了一体。 其二是，或许与两种文明之间的体制不一样有关。希腊以及之后的西方文明，多是出于一种权力互相制衡的状态，因此对于古籍文化等等东西，能够更好得以保留。而中国相较西方文明而言，处于大一统的时间很长。如果国家政治混乱等等，那么对于文化典籍等等，也会遭到“殃及池鱼”般的牵连。历史中的例子，就有东周战乱、秦时焚书以及项羽燔宫等等，对于文化的传承造成了惨重的打击。学术界也有意见佐证，中国现传的诸多神话，多是在战国以后再创作或者对原著有所损益【3】。有如顾颉刚先生所言的“堆雪球”，即越到后来我们所看到的历史著作越多是后人增加的内容。 上述所说的“神话再创作”也是汉、希的一个显著不同。不同于希腊人对原始神话的忠实，汉族人的神话内容上则有过多次更改。 一方面，是因为在典籍遭到焚毁以后，可能各家对于神话故事所保有的记忆不一致，所以以至于对神话的解释说法各有不一，而又空缺的地方则可能是靠想象等形式用再创作进行补充，这是属于被动因素，因为战争的影响难以避免；还有一方面，则是主动因素。有的，是对神话加以篡改，以说明或支持自己的某些学说；有的则是被史官对神话进行了“历史化”【4】，如人化或道德化；还有的则是被后世的价值观进行了“筛选”，有“价值”的被留下，没有“价值”的则被剔除。后者可能被遗忘，也可能流落到民间成为诸多故事或野史。 我们可能会常听到这样一句说法：“中国人没有信仰”。说这句话的人，多数是西方人。这里所指的信仰，也大多指宗教信仰。此话有对有错，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也反映出我们文明的一个特色：汉族虽没有官方宗教信仰，但却有神的存在。这一点，在希腊也很类似。然而神对于两种文明的意义却不一致。汉族的神，是一种道德的楷模，会扬善避恶，主持公道，对人类多有帮助。在创始之初，女娲抟土造人以后，有伏羲教人类渔猎，有神农教人类播种，有黄帝一统天下，成命百物等等……和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 而当我们再反观希腊，我们一定会惊叹：他们的神怎会这般的恶劣！弑父、食子、乱伦、仇恨等等，可以说几乎和世俗的原始人类并不两样，人类的七情六欲等等也是兼备于己。当然希腊的神里面也有好的神，比如普罗米修斯，他同样是通过捏土，创造了第一代的“黄金时代”的人类，并且教会人类知识和技艺，还宁可自己被刑罚也要为人类带去火种。然而这样的神只是少数，大多数则是这种情况：比如作为主神的宙斯，因为出于个人恩怨，所以对帮助人类获取火种的普罗米修斯进行了刑罚；因为不满第二代、三代人类对神不恭敬且不献祭，所以毫无“天理”地索性用洪水等形式把地面的人类都给灭绝了。大多数神对于人类的事情几乎漠不关心，他们自己有自己的生活，时不时还会干涉一下人类的社会，比如促成了希腊和特洛伊的战争，还要进行站边互相对抗等等。 如此看来，希腊的神话，神明们更像是拥有了不死之躯且有着高强力量和智慧的人类。但同时也依旧保持了人类的诸多缺陷等等。不过这也更接近神话最初始的样子，因为在人类原始社会，诸如伦理、善恶等等还没有随着文明发展到相应高度而产生。又结合上文所说，希腊人因为忠于原始神话，所以在神话系统化以后，神的性格等等都未作变动。而汉族的神，其实并非没有道德有所“缺陷”的神，也有诸如触山造成天塌的共工等等。但不同于希腊神无善恶之分的，汉族的神性格和品德区分十分鲜明。所以如上所说，造成这般的不同，与汉族神话被后世所加工过有很深的联系。但有时也是必然，因为神对于两种文明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试想，如果把我们两个文明的神进行对调，那想都不用想，肯定会乱了套。但实际上，希腊却并没有因为这样的神而一团糟。之所以如此，实际原因，是因为他们的神，并不是他们的最高信仰。神也不是他们的万物主宰。在神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存在，那就是命运。而希腊人信神，更信命，但与此同时，也更看重人的奋斗精神。因此在希腊神话中，会出现半人半神的英雄也依然难逃命运的束缚；又或是面对神的较量，英雄不畏艰难甚至将神击败的场面也会存在。 而汉族的神，则是有着一种模范的作用，拥有着诸如无私、智慧、英勇、高尚等等的品质。他们所代表的，是一种汉族文化所提倡的至善至美的境界。而有着这样的神护佑着人间，因而人们可以以神为榜样，去修行自己的品德。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时候，依然能够有上苍把持公道，让正义不受歪曲。因此，有“举头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等等的格言。也有“德不孤，必有邻”这样的箴言，鼓舞着汉族的人坚定对道德的信念。 那么，两种文明的对于神明所寄予的追求，为何有这般不同呢？以下，本人对此妄自作出一些理解与猜测：神话，是人类文明早期对世界的认知。而人类文明的不同，则由地形、气候等等的不同而产生。纵观汉族与希腊文明所发迹的地理位置。汉族文明起源于中国的黄河与长江流域的中原一带，有良田沃土、平地千里，非常适宜农耕，因此社会结构相对稳定。因为粮食来源稳定，所以多聚居，族群、社会也就庞大。这样的社会就有着复杂且多样的人际关系网。在这样的社会下如果人人都强调个人的私欲，那么显然是会乱成一团麻的。因而道德这样一种发挥人积极向善、爱人敬物力量的事物就被积极地提倡，所以汉族人把理想寄托于道德完备、品行完美的神明中。 而希腊的地理位置，处于欧洲地中海的巴尔干半岛。土地贫瘠但环海，且与埃及、巴比伦、犹太等各文明古国的距离都不遥远，可以航海抵达。希腊人不同于汉族人有得天独厚的环境可以自给自足。为了换得诸如金属、粮食等等，就需要时常通过航海贸易等等出海冒险。而希腊因为是民主制，由城邦联盟组成，所以社会不像是中国那样的垂直结构的大社会，而更像是一种相互平行的结构。因而在这种环境下，希腊人更追求自由、独立，对个人的能力有很高的追求。所以把理想寄托于形体完美、有着无比智慧与力量的诸神中。 或许事实未必如此，笔者也希望能抛砖引玉，以此引发诸读者对中西的文明之别，能产生更多不一样的认知与独具智慧的观点。 曾经作为世界两大文明中心的东西方，在神话方面也多存在异同。而神话虽为虚构故事，却也反映着一个文明内在思维方式与价值体现等等。对比中西神话之不同，我们却可以以小见大，进而对中西民族在文化上的差异有个大概的认知。 中西的神话之别，也并非能直接代表其好坏。对于文明而言，事物实则没有最好，而只有最合适一说。所以在不同的外界环境下，中西文明，都分别走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独具特色的道路。 时代在不断变化着，文明或兴衰、或沉浮。有的文明成为了人类共同的文化财产，有的文明则成为人类史的一页篇章。在如今中西文化碰撞的时代，我们是生而幸运的，因为我们的汉族文明依然如同一条稳健的巨轮一般经得起时间那风吹浪打的考验；一方面我们又是应该忧患的，因为如此长时间的运转，巨轮也总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存在。巨轮的未来会驶往何处，或许我们谁也无法下定论。但至少那像镜子一般的历史，就摆在那儿。让我们在汪洋之中，不至于毫无准备地去面对着未来吧。· · · · ·【1】鲁迅言：“中国之神话与传说，今尚无集录为专书者，仅散见于古籍” ·【2】《神话与中西建筑文化差异》王娟著 ·【3】《华夏上古神系》朱大可著 ·【4】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言：“中国的史家把神话和史前的故事也都算做完全的历史”
从上述中西方教育制度对比情况来看，我们中国的大学教育就目前来说还存在着很多的弊端，特别是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就像一个“磨具”造出来的，缺乏自己的思想。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中西高等教育差异分析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浅析中英高等教育的差异》
摘 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业在不断发展，一批批高等院校如雨后春笋般呈现。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在本国国情的基础上不断引进西方先进的教学模式，改变教学理念及其思维形式，探讨出了适合本国国情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缩短。但是任何事物都有特殊性，我国与发达国家在高等教育方面存在着很多差异性，本文着重以中英为例来比较两国在高等教育方面的差异，并简要分析存在差异的原因。
关键词：中英 高等教育 差异 分析
一、引言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科技在国家的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家的发展靠科技，科技的创新靠人才，人才的发展靠教育，这足以凸显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在未来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性。随着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断提高，我国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在教育理念、教学方法以及教学模式、教学评价方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与英国发达国家教育模式相比存在着很大差异性，我们应找出中英高等教育的差异，吸取其优秀的办学经验为我国所用。
二、中英高等教育的差异
由于中国和英国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具体国情都不一样，使得两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工作存在的较大的差异。笔者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并并结合自身对我国高等教育的认识，主要从教育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模式以及教学评价等这几个方面进行逐一地探讨分析，具体情况如下：
(一)教育理念方面的差异。
教育理念是指在教育长期发展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对教育实质、教育价值以及教育功能等问题的基本看法和观点。教育理念决定着教育发展的方向以及教育的成效。中英两国由于各自的基本国情不同、高等教育发展历史不同，使得两国高等教育在教育理念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别，形成了以英国为代表的“人文主义”和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本位论”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观。以英国为代表的“人文主义”教育观认为，在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过程中，学生已经成年，他们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已形成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高等教育应给予学生充分的自由，尊重其个人的价值，努力满足其各方面的需要，促进学生健康的发展;而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本位论”则认为，在教育发展的过程中，社会的需要永远排在第一位，单纯的个人追求是不允许存在的，高等学校如何组织、实施高等教育关键看社会的需要，取决于社会发展的需要，个人永远是为社会服务的，个人的价值取决于社会价值，个人接受高等教育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求。这种“社会本位论”教育观忽视了个人需求、忽视了个人价值的实现，缺乏一定的人文关怀，长期以来会阻碍学生的兴趣、个性的发展，从而不利于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二)教学内容方面的差异。
在教学内容上，英国高校不指定上课专用的教材，使用什么教材由任课老师自由选择，这样老师在授课过程中，一般会向学生推荐多种资料或参考文献，让学生了解不同学者不同的观念，开阔自己的视野、增长见识。而且老师在授课过程中除了强调知识的系统性外，更注重知识的前沿性，注重该领域的最新发展成果，该领域的新动态、新方向，保证学生跟上时代和科技发展的要求，成为时代的骄子;而中国高等教育大多有一套固定的教材，老师授课的内容大多是课本上的知识，而且有些老师的教学缺乏一定的创新，只是照本宣科，加上教材内容陈旧，严重阻碍了学生的发展。而且英国高校设置的课程与市场的发展联系密切，紧密结合当今社会和企业发展的需要，明确了学生的培养和发展方向。英国高校的课程设置一般分为初级专业课、高级专业课以及实战专业课三个方面，重在培养学生的能力，培养学生利用本学科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中国高校的课程设置上除了一些专业课外，还有更多的德育课、思政课，这些课程的设置固然能在某些方面提高学生的素质，但是很多高校设置这些课程的比例过大，大一开设专业课很少，学生学习专业课的课时减少，导致学生学习到的专业知识偏少，专业能力不强。此外，中国许多高校在教学内容上是人云亦云，看到其他的学校设置了心理学课程，自己学校就想方设法设置心理学，看到别的学校设置了生物科学课程，自己也开始效仿，从不考虑自己学校的特色，导致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方面，中国高校一个样，没有什么特色，学生在校学到的知识与社会的需求不相适应，导致就业形势一再严峻的局面，而且不论是文科教学还是理工科教学，老师偏重于基础理论知识的讲解，实践性很少，导致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不强，殊不知，有些工科技术，如计算机操作、电器安装技术以及机械制造及自动化技术等光靠基础理论知识是学不好的，关键还在于实践能力，中国高等教育在理论与实践方面严重脱节，导致有些高校毕业生虽然上的学校很好，学的专业不差，但却找不到理想工作的现象频频发生。
(三)教学模式方面的差异。
中英两国高等教育在教学模式上存在着很大差别，英国的教学模式丰富多样，除了老师在课上讲解外，更多的是采取讲座、讨论以及辅导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讲座虽然主要是老师在台上讲，但讲完后老师会留出足够的时间让学生提问、讨论，而且老师还会经常安排学生进行讲座，培养学生的组织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讨论课和辅导课要求学生必须在课下掌握好老师课上讲的内容，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讨论和辅导的正常运行。讨论主要有生生讨论以及师生讨论，学生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对某些有疑问的问题、某些知识点提出自己独特的想法，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讨论的目的是集思广益，取长补短，在学生讨论的过程中，培养学生发现问题以及分析问题的能力。讨论的方式有多种，可以是同桌讨论，也可以是小组间讨论。对于学生讨论过后仍然解决不了的问题，老师要给予辅导，辅导的时候不要直接告诉学生答案，而要运用正确的方式引导学生主动探究，激发学生的潜能，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提高学生的智慧水平，对某些地方要进行适当的点拨以及答疑，在辅导过程中要注意重点在于解题方法的讲解。而中国高校所采用的教学模式大多还是老师在上面滔滔不绝的讲，学生在下面听的“填鸭式”的教学模式，虽然相对于中学而言，中国高等教育的教学模式也灵活了一些，老师会安排一些发言、讨论等问题，但由于多种方面的原因，大多只是流于形式，学生在讨论中也不够活跃，收不到理想的效果，学生在长期受教育的过程中养成了依赖老师的习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他们懒于思考，甚至形成一种惰性，缺乏自我学习、自己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教学评价方面的差异。
相对于中国而言，英国高等教育对学生能力的评价是多方面、全面的。学习成绩考核是一个基本的考核点，但是老师在给予成绩时更注重学生观点的创新以及是否具有批判性。英国高校考试中闭卷考试很少，考试注重综合性和设计性，以写论文和做课程设计为主，重在培养学生的能力，大量的课程设计以及现场演讲锻炼了学生自我学习的能力，而且做毕业设计、写论文前要查找大量的资料，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面、增长了见识;而中国高等教育对学生的评价方式比较单一，考试仍然以闭卷考试为主，以学生的学习成绩为主要评价标准，强调标准答案，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能力的发展。
三、中英两国的高等教育出现差异的原因
在高等教育工作上，中英两国之所以出现上述几个方面的差异，究其原因在于：(1)两国的政治背景不同，使得在高校的管理理念方面，自然高等教育也就不同。在英国，高等教育组织机构，为教授行会以及院校董事、行政人员等之间适度结合而建立的一种模式。各所大学已获得自治的法人团体,有权开展本校的各项管理。基于此种背景，英国高校为了发展，一般会通过评估，及时发现不足，进而提高本校的教育质量，进而获取社会以及政府等的支持和认可。而在我国，政府是直接管理高等教育工作的，政府不仅是举办者还是管理者，更是监控者、评估者，所以使得我国的高等教育理念带有集权色彩;(2)中英两国的文化背景不同，使得意识形态也不同，自然高等教育会存在差异。英国大学是基于绅士文化的传统渗透下，永远保持高等教育的强学术性。英国有着学术自由以及学术自治的权利，而这就造就了英国大学扎根扎底的自治信念，进而英国高校越发重视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而在我国，大一统的思想牢固，使得我国对高等院校实施统一的集权管理，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国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体系的构建和完善，阻碍我国形成多元化的评估主体;(3)两国的高等教育在评估实践时间长短不同，使得高等教育存在差异。如我国往往在高等教育工作上，存在不自觉、不够重视的一面，高等教育相关的保障体系建设还有待加强。而英国则不同，其激昂高等教育作为一门科学学科来看待，而不是像我国当做一种权利来看待，社会各领域普遍重视高等教育工作的发展。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和英国的高等教育存在着教育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模式以及教学评价等方面差异。如何正确看待这几个差异问题，以拉近中英两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距离，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探讨的课题。而笔者认为，中英的高等教育之所以存在这些差异，是有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例如：(1)中国和英国的政治背景不同，使得高校教育教学的管理理念也不同;(2)中国和英国的文化背景不相同，使得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两国的意识形态也就不同;(3)中国和英国得高等教育教学评估实践历史的不同。等待。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高等教育机构被赋予新的历史使命，其教学体制、教学模式等方面都面临着变革，我们应该在认识本国国情的基础上，吸收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为我所用，健全高等教育体制，完善高等教育工作，使我国的高等教育再上新台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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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西文化进行了深入的探源分析，通过对比研究，剖析其不同的自然观、世界观，寻求不同意识形态的表征语言。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中西文化对比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中西禁忌文化对比研究
摘 要：禁忌是世界各民族共有的文化现象，是跨文化交际中的一大障碍，本文通过对中西文化禁忌的对比研究，提高人们的文化意识，避免交际冲突和失败，以此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关键词：禁忌;文化差异;跨文化交际能力
禁忌(taboo) 源于太平洋汤加群岛的Togan(汤加语)，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指通过禁止人们实施某种行为或者回避某些话语表达对神灵的敬畏或达到消灾避祸目的的规范。由于文化不同，各国间的禁忌习俗也不尽相同。
禁忌是世界各国共有的文化现象，只是禁忌的内容和形式有所不同。禁忌几乎无处不在，按照禁忌的范畴来分，可分为宗教禁忌和生活禁忌，其中生活禁忌包含其中生活禁忌包含饮食禁忌、服饰禁忌、婚姻禁忌、丧葬禁忌等方面，本文主要从宗教和生活禁忌两个方面探讨各国文化的异同。
一、宗教禁忌
世界各国人民都有不同的信仰，英语国家的人主要信仰基督教，另外还有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中国的宗教的有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宗教不同，禁忌也有很大差异。
1.基督教禁忌
基督教忌讳拜除上帝以外的偶像，进入教堂要严肃，保持安静，以表达对神的敬意。忌食带血的食物，忌衣冠不整和在聚会或礼拜中吸烟等。同时， 在西方信奉基督教的国家里，人们都记得耶稣被叛徒出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故事。因此在耶稣受难日的当天，绝对不能从事与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有象征性联系的事情，如：理发、钉马蹄，钉钉子等。
2.天主教禁忌
天主教是基督教的三大教派之一，除基督教的某些禁忌外，天主教还有自身独特的禁忌。如：天主教的主教、修女和神父是不能结婚的，因此他们的相关隐私如子女问题是不能问及的。参加丧礼忌穿色泽艳丽的衣服，忌说笑;丧礼后两三星期死者亲属忌见客人，一年内忌参加大型宴会或舞会等。
3.佛教禁忌
佛教禁忌包含身体行为方面的禁忌如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邪;语言方面的禁忌如不妄语，不恶口;意识方面的禁忌如不贪欲等。因此，信奉佛教的人忌吃荤食、不结婚、不蓄财。僧侣和教徒非常注重头部，忌讳别人提着物品从头部经过，忌随便抚摸小孩子的头部。忌当着僧侣的面杀生，喝酒，吃肉。女士面对僧侣忌穿着暴露;对于女信徒，在生理期间不得进入寺院朝拜，以免亵渎神像。
4.伊斯兰教禁忌
伊斯兰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信奉者遍布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在饮食方面，信仰者忌吃自死和非正常死亡的动物，忌饮酒。妇女忌外出工作，忌与男子相互观看，妇女在陌生人面前要带面纱。(《中国实用禁忌大全》，1991)①他们认为妇女除双手、双足和面部外，其余身体部位，不能显露给丈夫以外的男子观看。在卫生方面，禁止用右手处理污秽事物，如大小便均需用左，忌讳用左手给人传递物品尤其是事物。
二、生活禁忌
生活中禁忌很多，比如在英国，避免问他人私事，不能插队，忌购物时讨价还价等。下面着重谈一下饮食和饮酒方面的禁忌。
1.饮食禁忌
饮食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饮食禁忌包含饮食内容和饮食方式两个方面。中国人的饮食禁忌主要表现在饮食规矩而不是饮食内容上。中国人几乎什么都吃，包括动物的头脚和内脏。英语国家的人忌吃肥肉、粘骨，忌食动物的头脚或内脏制成的食品。忌食狗肉、蛇肉等特殊动物制成的食品。忌食大蒜等有酸辣味道的食品。在饮食规矩方面他们也有一些禁忌，如喝汤时忌出声，进餐时忌狼吞虎咽，用刀叉进菜时忌叮当作响。餐毕，刀叉忌乱放。忌当众挑牙，口中有食物时讲话。
2.饮酒禁忌
中国和英语国家在饮酒禁忌方面有较大差异。西方酒类繁多，讲究不同场合，不同饭菜配不同的酒。比如，饭前喝开胃酒，饭中喝佐餐酒，饭后喝鸡尾酒或威士忌酒等。隆重的宴会上，他们会一道菜换一种酒，有时会把几种酒参在一起混饮。而中国人主张隆重场合喝一种酒，混饮现象更是少见。西方人喝酒忌畅饮，一醉方休，而中国人忌牛饮或急饮。主人给客人斟酒宜勤，但忌浅、忌溢。
三、社交禁忌
在英语国家里，拜访某人需提前预约，否则会打乱别人的安排，造成不便。突然造访被视为粗鲁无礼的表现。以前中国人除了大事没有预约访客的习惯，但随着社会节奏的较快，预约访客逐渐开始实行，但没有那么严格。在预约到达时间上，中西方也存在差异。在西方晚到十分钟被视为正常现象，美国人习惯晚到3-5分钟，因为一般情况下女主人忙于饭菜，饭前5分钟才有时间换衣服，早到会使主人感到尴尬。在中国，人们习惯于提前4-5分钟到达以示尊敬。
在西方国家，隐私是最大的禁忌。与西方人交谈时切忌谈论涉及个人隐私的问题如年龄、收入、婚姻等。而在中国上述问题则被作为关注的话题加以讨论。中国人也有忌谈的东西如涉及个人尊严、缺点、短处等方面的事情。
在英语国家，有一火不点三支烟的忌讳。也就是说点一次火只能连续给两个人点烟，如果给第三个人点烟时需重新点火，否则会给其中一个人带来不便。
英语国家的人们在传统的节日互送小礼品是常有的事儿，但忌送重礼，重礼被认为是一种行贿行为。在美国，忌讳在公共场合或者业务交往过程中送礼，忌讳送有公司标志的东西(好像是在为公司做广告)。在英语国家，毫无缘由的送礼会使受礼者感到莫名其妙，这和中国相似。
四、其他禁忌
关于颜色的忌讳。在欧美国家，尽量少用黑色，比利时人忌讳蓝色，巴西人忌讳黄色。在中国，忌用红笔写自己的名字和写信。
关于数字的忌讳。西方人把“十三”视为不吉利的数字，公共场合尽量避免使用这个数字。“星期五”在西方被视为黑色星期五。据说耶稣是在这一天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亚当夏娃是在这一天偷吃禁果的，大洪水也是在这一天爆发的。
中国人忌讳使用“四”和“三”(散的谐音)，在喜庆场合避免使用这些数字。
由此可见，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有不同的禁忌，不了解对方国家的禁忌就会导致友谊破裂，交际失败，种族冲突等严重问题。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要想达到交际成功，避免文化冲突，必须了解对方的文化禁忌。通过深入的对比研究，提高文化意识，减少文化冲突，促进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 杨宗、聂嘉恩、郭全胜，《中国实用禁忌大全》，1991，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
[2] 胡文中、杜学增，《中英文化习俗比较》，1998，北京：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3] 李建军、李贵苍，《跨文化交际》，2011，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中西餐桌礼仪文化禁忌的对比
摘 要：随着各国之间的交流日益密切，了解西方的餐桌礼仪文化对于了解西方文化至关重要。本文主要从餐具摆放及使用方面介绍中西餐桌礼仪文化的差异，来比较中西文方餐桌礼仪禁忌的差异，并剖析这些差异背景，加深我们的了解。
关键词：禁忌;餐桌;礼仪;中西方
一、引言
餐桌礼仪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自然也不可小觑。中西方餐桌礼仪文化主要由入席离席、餐具使用与摆放、上菜顺序及品酒四个方面组成。本文旨在介绍中西餐桌礼仪文化禁忌的差异，主要从餐具摆放及使用这一方面来比较中西文方餐桌礼仪禁忌的差异，并剖析这些差异背景，加深对西方文化的了解。
二、问卷的数据分析
通过对问卷进行发放，采访被调查者，我们了解到大家对中西方餐桌礼仪禁忌的认识很局限，并且极少数人对其后的文化背景进行过探析，下面是我们分析问卷的详细情况。下面是我们分析问卷的详细情况，通过分析问卷，我们可以得出被调查者中大二的较多，占有效百分比为;大一占，大三占，而大四的最少，占有效百分比为。被调查者中英语类所占比例为，非英语类占，英语类和非英语类所占比例几乎相当。通过这些问卷的结果显示被调查者对中西餐桌礼仪文化的禁忌了解程度一般，而相当一部分人对此不了解。
具体分析问卷得出，大家对于极少数禁忌了解比较深，但是却很少有几个人了解到其中的文化渊源，对于其它中西文化餐桌礼仪禁忌的了解有限，有待加强。因此，我们将主要从中西文化餐桌的餐具使用及摆放这方面的对比和背景进行分析，系统的分析中西文化餐桌礼仪并究其根源。
三、正 文
餐桌礼仪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体现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餐具的摆放及使用
(1)筷子的摆放、使用及禁忌(忌讳、讲究)
通常就餐之前，在中国筷子的摆放应该放在饭碗的右侧，并且一定要两端对齐的整齐地摆放。如果是就餐期间使用筷子夹完菜之后，但是并没有连续进食，筷子则应整齐地竖向饭碗的正中间。
在中国餐桌上会看到一些这样的场景，客人拿起筷子夹菜时会举棋不定，不知道夹什么好，这种现象被称为“疑筷”，在正式的场合中疑这是较为忌讳的，在非正式的场合中则不是很严格。在夹菜时一些客人用筷子在菜盘里来来回回扒拉到底要夹什么菜，这种现象被称为“脏筷”。脏筷从浅层意义上来讲是不礼貌的。有时候大家会在中国的餐桌上看到两个人同时夹同一道菜时，不小心筷子撞在一起的情形，这一现象被称之为“抢筷”。为避免尴尬，人们在遇到这种情况时会巧妙地半开玩笑地说一句：“让我来帮你夹怎么样?”或者一方表示谦让地让对方来先夹。一般在连续就进餐时，筷子上仍然留着吃上一道菜留下的残迹就去夹菜的情况被称之为“粘筷”，这是忌讳的，所以在打算夹菜时要轻轻小嘬筷子，来避免夹别的菜时筷子上还粘着东西。
在吃放间隙聊天的时候，筷子的一大禁忌就是“指筷”，及用筷子指人。在用餐之时，最为忌讳的是“供筷”，就是将筷子插在饭菜上或者自己的饭碗中央。在中国的传统当中，一般在祭奠去世的人会上香叩拜，如果将筷子插在饭菜中央就与这一情形及其相似，因此，供筷不论在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中国餐桌上都是最大的禁忌之一。
除了以上描述的之外，中餐当中使用筷子的禁忌还有忌“刺筷”，即在夹不起菜的时候将筷子当叉子用，扎着夹;忌“别筷”，就是拿筷子当刀使用，用筷子撕扯肉类菜;忌“泪筷”，即在夹菜的时候使菜上有的汤汁淋了一桌;忌“敲筷子”。在等待就餐时，不能坐在桌边一手拿一根筷子随意敲打或用筷子敲打碗盏或茶杯。忌“叉筷”。 筷子不能一横一竖交叉摆放，不能一根大头，一根小头。用餐完毕，筷子应整齐地搁在靠碗右边的桌上。
(2)西方餐具的摆放、使用以及禁忌
相对于中餐，西餐的餐具则更为复杂。狭义上的西餐餐具有：刀、叉、匙三大件。刀子分为食用刀、鱼刀、肉刀(刀口有锯齿，用以切牛排、猪排等)、黄油刀和水果刀。叉子分为食用叉、鱼叉、肉叉和虾叉。匙子则有汤匙、甜食匙、茶匙。公用刀、叉、匙的规格明显大于餐用刀叉。而广义上的西餐餐具则包含：刀、叉、匙、盘、杯、餐巾等。其中盘又有菜盘、布丁盘、奶盘、白脱盘等。
在餐具摆放中，各个西方国家摆放西餐餐具遵循的共同规则是：“垫盘居中，左叉右刀，刀尖向上，刀口向内”。具体的规则有：“盘前横匙，主食靠左，餐具靠右”，其余用具酌情摆放;酒杯的数量与酒的种类相等，摆法是从左到右，依次摆烈性酒杯，葡萄酒杯，香槟酒杯，啤酒杯;西餐中餐巾放在盘子里，如果在宾客尚未落坐前需要往盘子里放某些物品，餐巾就放在盘子旁边。
西餐用餐餐具摆放为八字形，如果在用餐中途暂时休息片刻，可将刀叉分话盘中，刀头与叉尖相对成”一”字形或”八”字形，刀叉朝向自己，表示还是继续吃。用餐结束的摆置方式有两种：用餐结束后中，可将叉子的下面向上，刀子的刀刃侧向内与叉子并拢，平行放置于餐盘上。在宴会中，每吃一道菜用一副刀叉，对摆在面前的刀叉，是从外侧依次向内取用，因为刀叉摆放的顺序正是每道菜上桌的顺序。刀叉用完了，上菜也结束了。刀与叉除了将料理切开送入口中之外，还有另一项非常重要的功用：刀叉的摆置方式传达出“用餐中”或是“结束用餐”之讯息，而服务生是利用这种方式判断客人的用餐情形，刀叉柄朝向自己并列放在盘子里，则表示这一道菜已经用好，服务员就会把盘子撤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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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小说比较研究（一） 中西小说的结构艺术之比较1、中西小说艺术结构上的三点区别一是中国小说往往注重结尾，并且首尾相应，结构完整；而西方小说特别注重开端，并且是片断式的。唐传奇《李娃传》有头有尾，来龙去脉交待清楚。开头：“天宝中，有常州刺史荥阳公者，略其名氏不书，时望甚崇，家徒甚殷。知命之年，有一子，始弱冠矣。”结尾：“累迁清显之任，十年间至数郡，娃封汪国夫人。有四子，皆为大官；其卑者犹为太原尹。弟兄婚姻皆甲门，内外隆胜，莫之与京。”中国小说往往特别注重结尾。《三国演义》、《水浒传》和《儒林外史》，其结尾都是诗词，并且很有深意。《三国演义》之“白发鱼樵”，《水浒传》之“书林隐处”，《儒林外史》之“四大奇人”。而西方小说如《呼啸山庄》之荒原与忧郁主人、《傲慢与偏见》之青年男子出现在五个待嫁之女的母亲面前，其开头都非常讲究。西方小说从总体结构上来说，往往是一种横截面式的、片断式的。像俄国作家契诃夫的许多短篇小说。法国作家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它们往往都没有什么整体上的、完整的艺术结构，即不太注重艺术结构本身。二是中国小说往往是单线式的发展线索，即便是双线，也是交待清楚、层次分明的，是一种标准的线性结构；西方小说往往是多条线索同时发展，并且错综复杂地交织下去；一条线索的情况也有，但多数小说特别长篇小说，往往是复线性的，并且是相互交织，形成一种蛛网式的密集结构。中国古典小说的代表体式是章回体，其发展层次清楚，脉胳分明。在另一线索开始时，“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接下此事不说，且说”、“此事后话不提，如今且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这样的话语来进行表达。它往往将错综复杂的现实生活通过结构交待得非常清楚明白。短篇小说如蒲松龄《促织》是如此。长篇章回小说如《红楼梦》也是如此。通过统计，曹雪芹共写了80回，一共是15年的时间；《西游记》写了14年零8天，共5048天，时间线索，相当清楚。《三国演义》，所表现的社会生活虽然十分广阔，历史画面也十分宏大，其艺术结构却并不复杂；几个主要人物的几个故事。而西方小说特别是那些长篇小说，往往描写辽阔的时代生活画卷，众多的人物同时活跃在舞台上，故事情节非常复杂，多条线索同时展开。茅盾说他特别喜欢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两位作家的长篇作品，说那种多重复式的结构、辽阔的时代生活画卷、众多的人物形象引人关注，这两位作家的许多作品，往往就是一种多重式的结构线索。三是中国小说往往有一种大故事中套小故事的艺术格局。长篇小说中往往也有许多小故事，小故事里还有小故事。西方小说则是以意识的流动为主线，在时序上有倒错、插叙与交叉叙述的特点。西方小说往往不以讲述故事见长，而以是以对人物的心理刻划与自然风景描写为主，注重人物心理与情感在小说中的作用。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水浒传》中，按“武十回”、“宋十回”的框架，并且这两个十回是可以另取一个书名，独立成书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也有许多章节如“红楼二尤”、“小红赠帕”之类可以单独成篇。“刘姥姥进大观园”，往往被独立地选入语文教材。有的长篇其实就是短篇的集合，如《聊斋志异》等，则更是如此，即每一篇小说都是独立的，但合起来却是一个整体。西方小说往往在时序上有倒叙、插叙和交叉叙述，有的小说在时间上的先后不是很明显。没有明显的过渡，因此许多时候不知道故事发生的时间，谁在先谁在后不明白。莫泊桑短篇《项链》，特别是乔伊斯的长篇《尤利西斯》、罗伯•格里耶的小说等所谓现代主义小说或新小说，往往更是如此。2、原因分析一是中国早期小说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而西方小说则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佛教教义往往将宇宙看作一个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天地往往就是一个车轮式的运转。因此，中国小说往往既重开端也重结尾，将前世、今生和来世都交待清楚，从而形成一个圆形的结构，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基督教教义往往认为诸神创造天地，耶酥由受难与复活再到最后的审判，说明了世界的发展是曲折复杂的。所以西方小说结构更加复杂、多条线索同时发展。西方小说也与西方人类精神历史的过去（原罪）、现在（忏悔）和未来（复活）的直线时间观念有关。所以在结构上，心理时间往往代替自然时间，往往以人物的意识之流动为主线进行故事的讲述。二是中国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特性有关，西方小说与西方传统的审美特点有关。中国历代的绘画艺术往往是以山水长卷为主，中国古代的建筑艺术往往也是园林式的结构。如张大千先生的山水长卷；苏州的园林、扬州瘦西湖、北京的故宫等。它们往往都有方方正正、大中套小的格局。西方小说则与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审美特点有关。像唐宁街、罗浮宫、罗马教堂等，往往简洁、突起，虽也有对称之美，却富于变化。西方的艺术往往有一种特别的韵致，让人感到西方人的机智过人与超人想象。三是中国小说源于史传叙事，同时与民间说话艺术有直接关联，而西方小说与庞大而复杂的神话传统有关。所谓“史”即《史记》，所谓“传”即《左传》。《史记》往往注重对人物形象的描写与对事件发展线索的勾勒；《左传》则往往注重对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描述，同时也不忘在行文中或文末评点人物。中国古典小说的一个重要起源是东汉末年开始的对于佛经故事的讲唱，这就是中国民间的说话艺术，后来发展为宋元话本小说。这种口头表达的艺术，当然讲究情节发展的清晰，讲究大故事中再讲小故事。所谓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析解”就由此而来。希腊神话有一个复杂而庞大的体系，并且人神共体，既有人的情欲也有神的形体，与中国的神话不是一样的。中国神话是不发达的，不仅数量少，有的人认为中国神话处于一种相当低级的阶段，没有什么体系。其实正如孔子所说的，中国人“不语怪力乱神”，神话在很早的时候就为历史所淹没。因此，这种不同的神话传统也直接影响到小说的艺术结构，中国简略，西方复杂。当然所谓小说的艺术结构，也应有多种多样的理解：比如有“情节结构”、“性格结构”、“心理结构”、“交叉结构”。要特别注意一点：在世界范围内，20世纪以后的小说往往淡化三种要素；中国在四十年代以后在小说创作中也有所不同，中西小说艺术也就产生了一种趋同的倾向。中西小说艺术结构对照研究，不能绝对化，要考虑到中西小说各自的情况的复杂性。（二） 中西小说的人物艺术之比较1、 中西小说在人物艺术上的三个区别一是中国小说注重以人物的对话，而西方小说则注重以人物的内心独白来表现其心理与情感。如《红楼梦》中的许多回，就是以人物的对话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像林黛玉和贾宝玉之间的对话，王熙凤与老太太之间的对话，刘姥姥与姑娘们之间的对话。二是中国小说注重以人物的行动来表现人物的情感，西方则有相当细致的心理刻画。如《水浒传》中描写武松在面临一只老虎的时候，那种内心的恐惧，是以“化作冷汗出了”的方式来表现；在《三国演义》中，关于张飞与关羽的行动描写，真有一点动画片的意味。美国人拍的《花木兰》中，大军在后面追赶花木兰，大雪崩溃，人物的行动胜过了人物的语言。中国古典小说往往多写人物怎么样，少写人物为什么。话本小说往往用“心中想到”、“心中悲苦”、“十分怨恨”来简单地交待人物激烈的或绵长的情思。中国古典小说往往以此来表达人物深藏着的内心世界，不像西方小说往往进行直接的心理描写，并且是全知全能的、全方位的呈现出来。西方小说则比较重视以人物的内心独白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心理与情感。像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陀斯妥也夫斯基《白痴》等，往往都是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进行的，都有很直接的、很动人的心理倾诉。西方小说注重对人物进行直接的心理刻画。17世纪法国小说《克里芙王妃》被认为是西方“心理小说之祖”；18世纪英国感伤主义小说家斯泰恩，则认为小说本来就是要注重以人物的心理表现人物性格的。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特别注重对人物的内心情感作细致的描写。巴尔扎克竭力描写人物性格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过程；托尔斯泰始终注意通过人物心理变化来反映人的变化，特别注意描写人物各种复杂感情的交织、更涉及思想情绪的瞬息变化。并且往往通过人物复杂的内心冲突来反映社会的冲突。陀氏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并且还要拷问出藏在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其小说中的心理描写与心理刻画，在世界文学史上都是十分杰出的。陀氏小说之所以在世界上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我认为主要源自于此种特点。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常用的“意识流”、“内心 独白”、“心理象征”、“心理时空错位”等艺术技法，都是在西方小说重视心理描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现代主义小说之艺术特点并不是无缘无故的，20世纪后期中国之现代主义小说也是来自于西方，中国自己少有心理艺术的传统。三是中国小说往往注重以诗词来议论人物与创造人物所生存在的环境。西方小说中则很少有诗词的形式，即使有，与人物形象也没有多少关系。如哈代长篇小说中偶尔出现有民谣，其不是以人物描写为中心的，而只是对社会风情的表达。蔡义江《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许多诗词，都是对人物性格的高度概括。《三国演义》开篇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成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结尾词：“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西方小说有着深厚的意识流的传统。像乔伊斯《尤利西斯》、卡夫卡《变形记》、伍尔夫的小说等，都是如此。西方小说中少有对人物的概括，往往以那个人物的意识流动，进行直接呈现。西方人往往注重过程，而中国人往往注重结果，中国人对于一件事、一个人往往也有清楚了解的愿望。不过，中西早期小说都有只重情节与行动而不重人物的倾向。罗马时代的小说家阿普琉斯是“西方小说之父”，他的《金驴记》就是以故事为主的。14世纪薄加丘的《十日谈》，仍以故事情节的优长取胜。拉伯雷的《巨人传》，也以无奇不有的情节取胜，人们喜欢读，主要因为故事情节引人入胜，欲罢不能。中国早期的“志人”与“志怪”小说，一般分成两大类：以“记”为名的如王度的《古镜记》，重在叙述故事情节的奇诡与怪诞。而以“传”为名的，如沈既济的《任氏传》，在重故事情节叙述的同时，也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2、原因探析一是中国有只重群体不重个体的传统，中国小说善于写群体的行动，西方小说善于写个体的行动。中国自从上古时候开始，建立了以家庭为基础、以家族为中心的社会制度，当时有许多诸侯国，就从来没有过个人主义的传统，认为个人要服从于国家与民族，个人没有单独存在的必要。 在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都不能说“我”，只能说“兄弟”今天如何如何。而西方是一个个人至上的社会，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个体的价值是得到尊重的。在个人与集体的观念上，中国与西方几乎是相反的。这就直接影响到小说中对于个人与集体的表现。中国古典小说中个性特别鲜明的人物，不是太多，即使像四大小说名著也是如此。二是在中国的小说观念中，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能够确立以人为中心的意识，而只是强调作为实录所依托的事件；而西方小说观念中则比较早就有人的地位。中国传统的小说白描手法，与魏晋时期的志人小说《世说新语》注重以人物的神态与行动表现性格有关。 西方的小说，有一个从“神话”到“史诗”再到“传奇”再到“小说”的历史发展过程，历代的小说家们都由注重神仙到注重英雄，再到注重现实社会中的人物。西方有一个人文主义的传统，对于人的赞美，就像莎士比亚借自己笔下的哈姆雷特之口所说的：“人呵，你是一件多少了不起的杰作”。 西方从古希腊开始时即注重人，后来则以人为社会的中心，神终于让位于人。古希腊悲剧《普罗米修斯》中只有一个人，即“伊娥”。那么，小说中因此就存在着以人为中心的特点，当然这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如此的。三是中国的传统小说观念，是由东汉的桓谭和班固所确立的，是以事件为中心；而西方小说则以人的性格和人的精神表达为中心。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议，道听途说之所造也。”清末的梁启超，才提出了“欲新一国之民，必先兴一国之小说”的现代小说观念。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也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也刍于狂夫之议也。（上海古籍，1998，2）中国古典小说深受“史”“传”的影响，因而往往以事件为中心，不以人为中心。尼采和弗洛伊德所创立的“超人”学说、“精神分析”学说，对西方的现代小说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中国没有这样的哲学传统，往往反对超人的存在。自王阳明的“心学”兴起之前，中国人不太注重人的情感与内心世界的独立性，要求人们要服从于社会政治的正统与传统文化的文宗。四是中国小说有一种伦理化的品格，西方小说有一种狂欢化的品格。中国是一个传统的伦理化的社会，讲究“仁义道德”、“克己复礼”、“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讲“君子”和“小人”。这深刻地影响到了古典小说的主题。《三国演义》就是讲“仁”与“义”，《水浒传》就是讲“忠”与“奸”，这些都直接影响到人物的品质。而西方小说有“狂欢化”的传统，它是由拉伯雷的《巨人传》和塞万提斯《堂诘诃德》所建立起来的。特点是：注重平等的对话与个人的独立意志，注重将庄严的事物世俗化。这对于小说人物也有直接的影响，并直接体现在小说作品之中。中西小说比较题目太大，能够进行比较研究的对象，也许是所有文体中最多的，我们只能选取其中的某一个方面来进行讲解，目的在于给出一种方式；平行的比较往往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因为每一种小说都只能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生存，离开了其文化与审美环境是很难说明什么问题的，因此不能绝对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