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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方言是汉语的分支。中国地域广阔，汉语的方言众多。2000年10月31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确定汉语普通话为国家通用语言。汉族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过程度不同的分化和统一，因而使汉语逐渐产生了方言。
现代汉语有各种不同的方言，它们分布的区域很广。现代汉语各方言之间的差异表语音、词汇、语法各个方面，语音方面尤为突出。一些国内学者认为多数方言和共同语之间在语音上都有一定的对应规律，词汇、语法方面也有许多相同之处，因此它们不是独立的语种。
简介：
国外学者认为，各方言区的人互相不能通话，因此它们是很独立的语种，尤其是闽语中的各方言。根据方言的特点，联系方言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以及方言调查的结果，可以对现代汉语的方言进行划分。
当前我国语言学界对现代汉语方言划分的意见还未完全一致，根据教育部2019年《中国语言文字概况》介绍，汉语方言通常分为十大方言。即官话方言、晋方言、吴方言、徽方言、闽方言、粤方言、客家方言、赣方言、湘方言、平话土话。
方言不仅仅是一种语言形式，还是一种文化载体，每种方言都承载着一个地域的“文化密码”，不少方言更承载着各种各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例如地方戏、地方曲艺文化，多为方言演唱表达。这是方言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所以，对方言的保护和传承，也是对文化、历史的保护传承。留住方言，也就是留住文化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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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弘扬传统黑陶文化论文
摘要： 中国陶瓷历史悠久，陶瓷制作工艺享誉世界，千百年来享有“陶瓷母邦”的美誉。而距今有4500多年悠久历史的黑陶艺术更是中华民族渊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中孕育的一颗璀璨明珠，被当今社会各界誉为“土与火的艺术，力与美的结晶”。
关键词： 弘扬黑陶文化
中国陶瓷历史悠久，陶瓷制作工艺享誉世界，千百年来享有“陶瓷母邦”的美誉。而距今有4500多年悠久历史的黑陶艺术更是中华民族渊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中孕育的一颗璀璨明珠，被当今社会各界誉为“土与火的艺术，力与美的结晶”的黑陶文化以历史底蕴深厚和文化内涵丰富等特点，构成中华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代名词。
黑陶具有黑如漆、明如镜、硬如瓷、声如磬四大特色，其以制作之精致、造型之优美，形意丰富，魅力超群，古朴典雅，渗透着浓郁的东方文化气息，更为世人所倾倒，被中外史学家称为“原始文化的瑰宝”。
黑陶文化源于长江中下游流域的河姆渡文化，至良渚文化时达到鼎盛。历经千年，愈发弥足珍贵，点土成金，化腐朽为神奇的过程，令世人深深感慨迷恋。河南洛阳一位专门研究、收藏、制造黑陶的大师索望说：“黑陶本身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特殊的含义，成为人们追求时尚、彰显财富的象征。”
黑陶所与生俱来的那份质朴纯真，凝聚着千年灵性的精魂，在火焰中无数次涅槃后重生出绰约的风姿，为世人所认识。承载着无数先贤的灵欲，我们把更多的感知和时代的烙印溶入到这深深的景仰之中。用最具本色的塑造语言去表达灵魂，注入现代艺术理念的黑陶反而更具韵味，在强烈冲击力的视觉效果下掩饰不住的是千年古幽的深刻内涵。
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一直为社会各界热议的当今，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对精神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黑陶作为陶类中的极品，不但作为国礼赠予国际友人而飘洋过海，而且作为文化产品正逐步进入了百姓的家庭和店堂，这夺民族工艺的奇葩，正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知。如今的制陶艺人们充分发挥各种想象与雕刻手段，不但增加了黑陶的艺术价值，同时也赋予黑陶更深刻的文化内涵。正因黑陶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精湛的制造工艺，使其具有铸成文化品牌、建成大产业、发展大经济的巨大潜力。
在中华文化历经数千年的过程中，造就了许许多多文化艺术精品。其记载着特定时代人们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传达着千百年来的传统精神和民族风格，展示着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及深层的精神信仰，其带来的强烈震撼常常使人惊叹之为“天工之作”。其中黑陶以其独具艺术的魅力，传承了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近五千年光辉灿烂的历史渊源。在当今的文化繁荣、精神需求多元化的新时代，弘扬黑陶文化具有以下几个有利条件：
首先，黑陶产品的市场前景广阔。黑陶产品不仅具有物品存储的实用性，而且具有人文艺术的观赏性，既可作为装饰家庭、宾馆、饭店、店铺以及办公环境的陈设，也可作为馈赠单位和个人的礼品，更可专款定制为纪念品用于单位庆典、会议接待、企业宣传、来宾参观等活动。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黑陶艺术的认识和对黑陶产品的需求，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日常家居看，已由原来高文化层次家庭收藏，发展到进入普通家庭作装饰品，市场潜力巨大；从礼品市场看，黑陶产品已开始成为社会交往、馈赠亲友的高档礼品，使用面极为广泛；从国际收藏品角度看，黑陶产品的流向已远远超出了原来所谓汉文化圈专项市场范围，已经受到西方一些国家的青睐，许多精品更是创出了拍卖新高，深受高雅收藏人士珍爱。
其次，黑陶产品开发空间大。黑陶产品虽然要经过选料、练泥、手工拉坯、反复手工压光、手工雕刻、土窑人工烧制等十八道原始复杂的工序制作而成。但不论是进行原始黑陶复原的开发，还是进行创新开发，题材十分广泛。近几年，松阳旭日黑陶产品的研制水平也达到了一定高度。其处州古窑瓷大胆创新与陈设巧妙结合，从继承和保护原始黑陶艺术中走出来，向着黑陶艺术的广度和深度开发。一方面，在黑陶产品制作上，着重在形意统一的艺术形式上下功夫，在塑造完美造型的同时，更注重创作意境的深刻展现，使作品改变呆板孤立之形，透出栩栩如生之感。在造形设计上有仿古的瓶、罐、鼎、尊、鬲、簋、垒、简、熏、炉等几十个系列，上千个品种；也有现代的奖杯、纪念盘、壁挂、人物、动物、花、鸟、虫等。在图案饰方面有以龙、凤、虎、雀等传统图案，也有根据当地的风土民情、人文景观、名胜古迹、产品商标等随意设计制作。另一方面，在发扬原始黑陶黑、薄、光、硬特点的同时，着意于现代的造型和富有节律感的纹饰雕刻，在色泽纯化和形意丰富的统一中，赋予黑陶以新的生命内涵。在工艺技法上沿用线刻、镂空、浅刻、雕刻、彩绘、影雕、浮雕、高浮雕等传统的技法基础上又加以创新，创造出了现代韵味的黑陶艺术精品。并开发出了中华一绝——红陶艺术精品，使黑陶制品超越了远古的实用束缚，以其独特的.审美形象进入普通百姓的生活。丰富多彩的题材内容，无所不及、应有尽有的陶器造型，最大限度地适应了消费者的不同需求，为黑陶生产发展、黑陶产品的开发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空间。
再次，产品原材料资源丰富，生产区域广泛。具有一千八百多年历史的松阳县城既是处州粮仓，也是浙江省历史文化名城，山川秀美，泥土资源丰富，且分布面广，发展黑陶文化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况且历史上著名的龙泉窑址就广泛地分布在松阳周边邻近的龙泉、庆元、云和、景宁、丽水、遂昌、缙云、武义、青田、永嘉、文成、泰顺等县市及福建的浦城、松溪等县。黑陶产品即采用当地独有的陶泥，这对于资源利用和市场拓展是一个有利的条件，对发展黑陶大产业提供了有利的生产空间。
最后，地域文化底蕴深厚。松阳县历史悠久，始建于东汉建安初距今有1800余年，历史上曾是浙西南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境内至今仍保留着大量的历史文化遗迹。明清商业街店铺古风犹存；北宋延庆寺古塔建筑精巧；叶法善、张玉娘等名扬后世，丰富底蕴的文化底蕴为艺术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宝藏。盛唐诗人王维曾有“按节下松阳，清江响铙吹”的动人咏唱，宋状元沈晦更有“唯此桃花源，四塞无他虞”的由衷赞叹。不论是奇佳的“十景”，还是原始猴头杜鹃林，抑或是凄美的鹦鹉冢故事各个生动感人，都能给人以教育和启迪，经过消化吸收的这些典故系列产品经销不衰，成为的畅销产品。
黑陶经历岁月与呵护，其愈黑、愈亮更现黑陶价值空间。为了发扬这种濒于灭绝的宝贵文化遗产，在保持“黑如漆、明如镜、硬如瓷、声如磬”的传统黑陶艺术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以期发扬光大。这要求我们陶艺人：在总体上不失先民的仪型，在品种上力求多样，在造型和图案上注意更符合现代人的视觉心理，在艺术节奏上保持一种特有的凝重气氛，它将使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获得更广泛的心理感应，从而使黑陶这一远古的艺术获得辉煌的新生。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对于古老的民族的本土的文化，不是简单的继承，而是提炼中的接受，传承与创新才是实现现代优秀文化产品的价值取向的精髓所在。艺术的成长从来就不存在脱离外在影响的自身建构，历史告诉我们：“没有了深厚的传统基石，再伟大的创想也只会是空中楼阁，继承与发展永远是人类发展不变的主题”。
陶瓷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形象的中国民族文化史。它是同人们的生活和生产实践紧密相连的。首先是夏商周朝时期的陶瓷文化，然后是秦汉时期的陶瓷文化，随后是隋唐时期的陶瓷文化，隋的朝代虽然短，但是在陶器烧制上，却有了新的突破，不但有青花烧制，白瓷也有很好的发展，另外此时在装饰手法上也有了创新，如在器物上贴另外的泥片——贴花，就是一例。然后就是唐朝的陶瓷文化，唐代是跨入真正的瓷器时代。元朝时期的陶瓷文化，瓷业较宋代衰弱，然而这个时期也有新的发展，如青花和釉里红的兴起，彩瓷大量流行，白瓷成为瓷器主流，釉色白里泛青，带动了明清两代的瓷器发展，取得很高的成就。到了明代，又进入了另一个新的旅程，明代以前的瓷器以青瓷为主，而明代以白瓷为主的是青花和五彩瓷，景德镇更成为主要的窑厂，规模最大，一直延续明清两代五六百年而不衰，描写当时盛况为“昼间白烟掩空，夜间红焰烧天”。清朝中国瓷器可谓登峰造极。数千年的制瓷经验，加上景德镇的天然原料，宫廷督陶官的管理，皇帝的爱好和提倡，使得清初瓷器制作技术高超，装饰精细华美，成就卓著，是悠久中国陶瓷史上的最光耀灿烂时期。 从上述陶瓷在各个时期上看，它是辉煌的、璀璨的。美来自于生活，制陶者正是表现了生活的态度，有寓意地间接表达了人的思想和感情，或直接描绘了现实生活的风俗和风貌。 当然，现在陶瓷的鉴赏方法有很多，根据各朝代陶瓷胎质、釉色的特点来判断，一般来说，从胎质、釉色可以看出其年代和窑口，距今4000年前的商周时代的青釉瓷器，又称原始青瓷，是青瓷的低级阶段，其胎为灰白色和灰褐色，胎质坚硬，瓷化程度较高；其釉色青，釉层较薄，厚薄不均。这是因为当时采用沥釉方法进行施釉的缘故。 又如，五代时的釉色为天青色。据传说，五代后周柴世宗指雨过天晴的天空，对向他请示御用瓷釉色的官员说：“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所以，五代的瓷釉便被钦定为天青色。这种釉釉色莹润，施釉较薄，青中闪着淡淡的蓝色。 再如，宋代龙泉窑的梅子青釉。这是宋代龙泉的最佳色，是青釉中的代表作。其色可与高级翡翠媲美。釉层较厚，釉面光亮，玻化程度高，釉面不开纹片，质莹如玉，其色近似梅树中生长着的“梅子”。 明代永乐、宣德、清代康熙景德镇瓷器的胎釉各具特色。永乐时期白釉最负盛名，釉质肥厚，润如堆脂，纯白似玉，釉面光净晶莹；胎色纯白，胎质细腻，并且有厚薄不均现象。如在强光下透视可以看到胎釉呈一种粉红、肉红或虾红色的倾向。这一特征，是其它瓷器中所没有的。 明代宣德年间，与明永乐年间时间虽近，但瓷胎釉色却迥然不同。同一器皿，永乐胎厚，宣德胎薄。宣德时大件琢器底部多无釉，露胎处常有红色点，俗称“火石红斑”，还有铁锈斑点。清康熙、雍正时的仿宣德瓷器则无此特征。 清代康熙时瓷器的胎釉，胎色细白，胎质纯净，细腻坚硬，与各朝代的同一器皿相比，它的胎体最重。此外，这一时期的同一件瓷器，往往施两种白釉，器内、口缘、器外底施粉白釉，其釉较稀薄，往往见有小缩釉现象；底部还现有坯胎中旋纹痕迹。器身施亮青釉，其釉莹润光亮，胎釉结合极坚密。一件器皿施两种釉，是清代康熙年间生产的瓷器的最大特点。掌握好各朝陶瓷瓷胎、色釉的主要特点，是我们鉴别古陶瓷的年代和窑口的可靠依据。然后从各朝代陶瓷的纹饰去判断，鉴赏陶瓷，除了看其器皿的胎骨和釉色之外，纹饰的鉴赏也很重要。瓷器上的纹饰就像一个人的衣冠，它有明显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我们鉴赏古陶瓷时千万不要忽视它。 中国古代陶瓷纹饰繁多，但按类别可分为人物、动物、植物和装饰四大类。纹饰本身有它的时代性，它是当时社会文化的反映。例如，明代中期、正德年间，道教、佛教和伊斯兰教在社会广泛兴起，所以，瓷器上出现了八仙、八宝图、真武大帝、仙人朝圣图等图案。又如，清代康熙皇帝吸取明亡的教训，对“尚武”和“习文”极为重视。所以，在瓷器图案中，“尚武”方面有各样的刀马人物和清装射猎图等出现；在“习文”方面，在瓷器上大量书写诗词，以文字作为图案装饰。 作纹饰鉴赏时，对不同时代要掌握其不同纹制手法。例如我们最常见的云纹，元、明、清就有不同的“朵云”，只要细心研究，不难发现，每个时期都有其特定绘制方法。 元代朵云纹，其写法基本可分为两种。第一种，身绘成如意头状，多不对称，边大边小，其尾前段肥大，后半段细长，整个造型活像一条大头小蝌蚪在游动着。第二种，也绘一个不对称如意头为身，拖一长尾，尾的前段长出两个小头，其尾活像萌芽的种子根部，其如意头下的两个小头，又似两片小叶托着一朵盛开之花。但到明代宣德年间的朵云，又有变化，虽然也是绘如意头为身，但身上的飘带增多了；有的云头下飘出一带，有的在云头左、右两边和尾部各飘出一条云带，有的还在前者的绘法上在云头部再长出一带；所绘如意头丰满肥壮，飘带瘦长，变化多样。明代中期，成化年间的如意云，飘带较长，是如意云头长度的两倍，尾部的飘带又有增加突出的小小云块，和前期一条带状有所变化，云头又似露齿的兽面。再就是从各朝代陶瓷的造型去判断，陶瓷鉴赏，造型是一个重要依据。它有明显的时代性，直接反映出不同社会时期人们的审美观。 饭碗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器皿，一般人对它也许注意不多。其实，它的造型也是不断地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化的。唐代的饭碗，一般是深腹、直口、实平足、胎厚、体重。明代的碗，口外撇、腹深而丰满、圈足较高，给人以古拙稳重之感。入清以后，特别是康熙时期，碗口外撇，但弧度没有明代大，腹深但显得瘦小，圈足开始变矮。到雍正以后，其圈足最下处，一改明代的平齐而向圆形（俗称“泥鳅背”）演变。 还有我们常见的口小、肩丰、圈足的梅瓶，它也随着不同时代而变化。宋代的梅瓶造型是小撇口，短颈，肩特别丰，身体修长，圈足，给人以古朴秀美之感。到元代，则改宋代时的小撇口为板唇口，短颈加高，从直统式小颈改为喇叭状，下身加粗，体形变大。到了明代早期，其口又改为卷唇口，肩丰而斜，下身略胖，改变了宋代的修长身形，向平稳实用发展，这是梅瓶造型最美的时期。发展到清代雍正时的梅瓶，它以明代早期为式样，但其口往往略高于明代，和颈相接处像欠一定弧度似的，没有明代早期那么好看。这时期的梅瓶，虽然丰肩，但肩的上部不是忽平就是下斜，下身又有所加粗，造型呆板，失去线条美。到清代后期，其造型更加呆板，更加粗糙，艺术欣赏价值也就更差了。 笔筒是文房四宝之一。顺治年间的笔筒体形高，平底无釉，胎厚体重。到康熙年间，体形略为降低，这时笔筒胎壁适中，底中央有一小圈下凹，涂白釉，凹圈外平坦，向外施一圈白釉，向内边的一圈则无釉。这种底形看上去似一玉壁型，所以，人们称之为：“壁足”。但到了雍正、乾隆以后笔筒变得胎体略宽，胎壁也略薄，其底也由“平底”、“壁足”改为“圈足”。 不同的造型，打着鲜明的时代印记。因此，认识、熟记各个时代器物的造型，是非常重要的，例如，拿起一把“鸡头壶”，我们应该知道这种壶是三国、晋朝、南北朝的产物。说起“宫式碗”，则应该知道是明正德年间产品的一种造型。如果是“观音尊”、“棒槌瓶”、“花觚”、“太白缸”、“柳叶瓶”等等，这些都应是清代康熙时期生产的器物。所以说，型制对古陶瓷鉴赏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陶瓷，历史悠久，品种繁多，它是我国历代文化的结晶。喜爱古陶瓷艺术品的人不少，但是懂得鉴赏的人却为数不多。因为，古陶瓷鉴赏是一门综合的技术，要掌握它，需要下一番功夫。例如，要鉴赏一件陶瓷古董的真假，首先要对中国几千年各地陶瓷的生产有所了解，才能从胎质、釉色、造型、纹饰、款识甚至重量等方面入手，作出准确的判断。对初学者来说，如能潜心钻研，循序渐进，掌握一些古陶瓷的鉴别方法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 着眼于陶瓷的辉煌发展史，国人，我们可以坚信它的前景是乐观的。对于陶瓷文化，我们要尊重，在此基础上施以保护。相信陶瓷，相信中国，相信人民的艺术。
【摘要】：陶瓷与书法艺术虽是两门独立艺术，代写论文但两者自古以来就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两者具有相通的艺术特征。现代条件下陶瓷与书法艺术亦交相辉映，不同的陶瓷造型可以采用与其风格相协调的书法来加以装饰，使陶瓷艺术获得锦上添花的效果。虽然书法艺术在陶瓷中的运用仅处于辅助地位，但其作用和意义不容忽视，值得从事陶瓷艺术的人们加以关注和应用。 【关键词】：陶瓷，书法，艺术魅力 引言 陶瓷是泥与火的艺术，书法是笔含墨的艺术。艺术都是相通的，陶瓷与书法原本属于独立艺术，然而艺术间不乏契合。陶瓷同书法艺术的契合给欣赏者感觉无疑是锦上添花。对两者成功的驾驭，在于对两门艺术的解读和深掘，而后达到综合艺术的完美和统一。 1陶瓷与书法的历史渊源 中国制陶起源很早。自古相传“神农氏作瓦器”，“昆吾氏作陶”。而汉字起源同样是历史悠久。远在六七千年前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与四五千年前的大汶口文化以及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陶器上面常见有作为记事的符号，似可视为汉字的滥觞。可见古代陶瓷和文字的起源，从一开始就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春秋战国时期陶器上面多带有篆书雕印文字，陶器上的文字也成为后人研究战国文字和制陶业的宝贵资料。秦兵马俑身上多刻印有工匠的姓名，如“咸阳午”等，字体有的是篆书，有的则近似草隶。三国、两晋时期是青瓷器普及和发展阶段，同时也是陶瓷书法艺术进一步提高与形成典范的过程。唐代楷书、章草、大草、行书等书写体系逐渐完善，这一时期由于饮茶之风盛行。书法装饰便出现在茶壶、酒坛上，有楷、有草，均有大书法家张旭、怀素、颜、柳之风韵。多写名人诗句或“酒”、“茶”文字，酣畅淋漓，圆润遒劲，纯真自然，配以不同的器物造型之上，极具古朴、简约之美感。宋代书法是我国书法发展的一次高峰，书法艺术方面趋于完善和社会文化素质的提高，反映在陶瓷造型中已有“大巧若愚”的自然之韵。陶瓷上的书法装饰在这一时期自然也就成为其明显的特征，且和谐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耀州窑用书法装饰的酒具、茶具，其书法亦颇有“苏、黄、米、蔡”之韵。以至元、明、清各代书法装饰陶瓷也成为一种独特的艺术装饰形式和艺术美感，这有其精神上的必然和谐。 2 0世纪6 0年代以后，随着陶瓷艺术的丰富和发展，代写毕业论文随着人们对陶瓷艺术视野的扩展。陶瓷和书法的结合样式也越来越多地出现，表现手法也越来越多样化，艺术品位也越来越有所提高，书法也逐渐地成为陶瓷装饰中所独具魅力的种类。众多陶瓷书法作品，或以笔写，或以刀刻，或以釉上，或以釉下，各具风采盎然。近年来各地陶瓷艺术家利用各地不同的材质和工艺，创作出大量的优秀作品。如广东佛山的现代陶艺、山东淄博的色釉刻瓷，江西景德镇的陶瓷书法刻划和堆字等。这些作品充分利用书法的形式美和陶瓷材质美在文化内涵和形式上的联系，和谐而自然地结合起来，为陶瓷书法艺术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境界。 再从陶瓷发展的历史来看，从原始陶器到彩陶、彩绘陶，再到后来陶与瓷的流脉和传派，陶瓷艺术的奥秘既深藏在历代传承的手工模式之中，更神奇地深藏在从配料、拉坏、成形、装饰到烧制的个体经验之中。因此，陶瓷与书法一样，它的原则、法规、模式、风格、内涵也都受到整个中国文化内涵与形态的制约。 简言之，我国自古以来陶瓷工艺与书法艺术的发生和发展，历史悠久，关系密切，是当时文化、艺术及至政治、经济状况的具体反映。 2陶瓷与书法的艺术特征 陶瓷与书法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从其实质来讲，有相通之处，代写硕士论文两者有着许多共同的文化内涵，有着和谐的审美情趣。 首先，两者都是造型艺术。书法是以线条的流动来表现作者的情感心绪和品格修养。陶瓷造型通过各种线型和体面结合变化，空间的虚实、体量大小关系、轮廓的起伏等，构成陶瓷的造型美。 其次，从审美特征来看，两者都是实用性与艺术性相统一、状物与抒情相统一的艺术。书法无色而具有图画的灿烂，无声而有音乐的和谐，来自自然形象而又远离了自然形象。书写者将自己的精神意蕴、生命情丝、审美趣味化为或纵或收、或枯或润、或粗或细、或刚或柔的线条，并通过这些笔墨线条的枯润、浓淡的个性因素，反映出人的审美经验。汉代的杨雄在《法言》中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唐代孙过庭认为书法艺术可以看出书法艺术家的情感，即“达其情性，形其哀乐”。清代刘熙载更是一语道明：“写字者，写志也”、“书法，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如其人而已。”
古代2000年官方方言是洛阳读书音，到南京形成金陵雅言六朝隋唐宋国语，明朝清朝中华民国国语南京官话，普通话是满族方言
留住方言，文化立根方言在时代的冲击下踉跄前行，早已衣不蔽体。那些在历史回荡着的声音，有些渐渐远去，甚至不复存在，也带走了承载其中的情感寄托和文化光辉。方言保护亟不可待，一寸乡愁还需留住。留住方言，文化立根。一方水土一片记忆，一声乡音一份联结， “乡音无改鬓毛衰”，乡音是心灵安全的归属，奔波再久乡音一响，那就是到家了。这种声音是那样的美，总会让人热泪盈眶，熙熙攘攘的一群人在喉咙震动爆破的那刻已经成了老乡。孕育于同一片土地，声音就是最有力的证明。方言是乡的灵魂，寄居着文化，是人文和历史的载体。不论是秦腔的撕吼还是越剧里的吴语，都用独特的方言美感定义了一片地域的文化特征和性格特点。方言是地方的文化名片和最佳代言。那些埋藏于地下的文字破译需要方言，古代历史的解读需要方言，诗词韵律的判断需要方言。这声音啊，捣破黄龙直击文化的心脏。中华文化在方言的传动下源远流长生生不息，更是百花绽放博大精深。山山水水下的文化多样性就是在方言的温床中得以孕育发展。令人担忧的是现如今很多方言像是失宠的妃子一样在挣扎着哭泣着。说方言的人越来越少，有些方言甚至已经消失。国家大力推广普通话，在电视台、广播等媒体中都不见方言的影子。在普通话的挤压之下，方言不见天日。中国城镇化也在快速地进行着，普通话渐渐地成为了各地的生活用语，方言使用频率大大下降。而且为了提高教育，很多家长主动放弃教小孩方言，普通话从娃娃抓起，更是雪上加霜。再者很多人对方言的认识不足，忽略了方言的文化内涵和在文化多元方面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是片面地认为方言有碍文化交流阻断文化发展，对方言排斥激烈态度悲观。叹！最令人心痛的是美好的东西被慢慢地撕毁。方言在夹缝中亟待救援，行动刻不容缓。政府应要引起重视，在推广普通话的过程中也要认识到方言是地域特征的浓缩，而不是打出一句“人人都讲普通话，文明社会你我他”就万事大吉，建立方言博物馆，开展方言艺术表演等等都是可行之举，近年来大火的声音影像记录也要提上日程。学者的也要重视方言的研究，充分挖掘方言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提高方言地位。而作为个人，要把传承故乡的声音作为责任和使命，应该以会一口流利的方言而自豪。留住方言，文化立根。那故乡的声音响起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有底气地说：生于斯，长于斯，我是这儿的人。
我不会写的啊
严格地说，常熟话属于广义上苏州话的一种。
习惯上苏州话专指吴县（旧时附郭县）方言，更狭义时仅指通行于苏州城区的方言，即为大家熟知的“苏白”。
历史上常熟一直归属苏州管辖（含秦汉的会稽郡、吴郡以及宋代的平江府等），因此常熟话与苏州话的渊源最为深厚。
要想知道何为正宗的常熟话，就得先来看看古代和近代的常熟历史。
唐朝之前的常熟县并不是设在虞山镇的，唐武德七年（624年），常熟县治移至海虞城即现之虞山镇，隶于吴郡。
元代元贞元年（1295年），常熟县升为常熟州，隶于平江路。
明代洪武二年（1369年），复降为县，隶于苏州府。
清雍正四年（1726年），划常熟县东境置昭文县，两县治同城。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是年11月，常熟、昭文两县合并为常熟县。
1949年4月27日，常熟解放。
同年5月以县城设常熟市，县、市合署办公。
1951年，常熟市隶于苏南行政区苏州专区。
1954年11月，常熟市升为江苏省辖市。
1958年撤常熟市，仍统一为常熟县。
1983年3月撤县建市，以县境设常熟市。
近代常熟话的发展应该是从清朝分治两县开始的，常熟、昭文两县以琴川为界，方塔这边为常熟县，另一边为昭文县。
常熟话的发展就以环城路以内的一小块地方慢慢发展演变。
常熟县、昭文县也由此被称作西乡和东乡。
东乡地势偏高，西乡地势偏低，所以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时代，地势偏低的西乡因为种植价值高的水稻、油菜等而远远比种植棉花等农作物的地势偏高的东乡来的发达。
东乡、西乡的方言分化越来越明显。
彼时，东乡的女子以吃白米饭、说西乡话为荣。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常熟重新合并为一个县，但东乡和西乡的经济依然差距颇大，经济的不平衡导致了人员流动。
合并后人员流动促使方言又慢慢融合，由原来的差别很大，变成差别很小。
解放后，常熟话的方言结构变化不大，到了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常熟的人员流动更大了，外地人来常熟，常熟人去外地，东乡经济的发展（已远远超过西乡），媒体的丰富。
越来越多的方言、普通话，越来越多的形式、进化，常熟话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变得更多样化，新词汇在变多、外来影响词汇在变多，老的不用的词汇在慢慢消失。
常熟话是新的常熟话，只要是常熟人能听懂的常熟方言，那都是常熟话。
没有一成不变的方言，就像没有一成不变的虞山。
何必在意这是东乡话还是西乡话，乡下话还是市里话，都是古常熟话的枝枝蔓蔓而已。
生活在常熟这片土地上的都是常熟人——老常熟人、新常熟人，说的自然都是常熟话。
1、乡村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透过传统村落可认识传统文化，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2、中国文化来源于传统村落，在经济发达的今天，这种原生态的民俗文化就尤其珍贵，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最根本源泉。
3、保护传统村落对于展现中华民族多样的历史文化成就具有重要作用，对研究人类文明的演进有重要作用。
4、保护传统村落能够传承中华民族精神，体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特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5、有利于培养我们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实现文化强国。
扩展资料：
传统村落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沃土。近年来，中国加大了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力度。
2012年印发的《关于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加强对传统村落的保护、传承和利用，同年公布了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经过四次全国性调查认定，4153个有重要保护价值的村落已经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根据会上发布的《首批51个国保省保单位集中成片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程评估报告（征求意见稿）》，项目评估课题组对首批传统村落整体保护项目中的47个传统村落进行了10次实地调研。
重点对工程实施进展、工程质量把控、专项资金使用情况、遗产“活化”途径、改善当地民生、促进地方文化经济发展的作用等各方面情况进行摸底调查评估。
其中，47个传统村落工程完成率达84％，国家文物局下拨的经费使用率平均值为79％，文物保存质量、文物安全明显改善，传统村落风貌得到更好保护。
文物部门在文物修缮、活化利用、产业发展、社会参与等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和创新。有一半的村落人均收入高于所在县平均水平，70％村落的旅游收入实现近40％的增长。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传统村落
参考资料来源：中新网-中央：抓紧把有历史文化价值传统村落列入保护名录
摘要： 现在越来越流行一句话——“金山银山就是绿水青山”，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并重，既可以构建舒适健康的生活环境，又可以达到保护生态自然的目的。本文以关中传统村落文化为例，探讨景观环境艺术设计与保护，为其在现代环境艺术中的应用找到合理途径，促进传统村落文化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关中；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环境艺术设计；保护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人们对环境需求的要求也有了改变，景观环境技术设计与保护为了满足人们对生活环境的要求，在顺应时代的发展基础上，重视对传统文化的开发与保护。因为村落是传统文化最为集中并保存相对完好的地方之一。景观环境艺术设计实施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在于保护村落中优秀的文化要素、发展艺术设计特色。 目前，我国新农村建设有新建与改扩建两种模式，有人类活动的地方，便有传统文化，村落建设也不例外。不同村落的传统文化因自然环境、气候、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展示出的特征也不相同，在村落建设和改建的基础上，从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出发，创造村落环境、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之间的和谐，体现出村落文化独有的特征，还能让建设和改建后的村落能够健康生存和发展，衍变成的不同类型和模式的文[1]。 1 关中传统村落文化发展的背景 从经济发展上看，关中地区的经济并不十分发达，甚至还有大部分村落经济相对落后，按照当前经济的发展速度，这在很长时间内会保持这种落后的状况。截至2017年，我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先后4次评出4153个传统村落，其中陕西有70多个村子入选。包含着韩城市西庄镇党家村、咸阳市礼泉县烟霞镇袁家村、渭南市澄城县尧头镇尧头村等古老村落，这些村落都较好传承当地传统营造样式和民风民俗，在政策引导和市场开发相结合的基础上，传统村落更加注重文化价值和自身生产力建设，通过对关中地区环境的调研，传统村落文化建设必然将呈现出新活力[2]。 2 传统村落文化与景观环境艺术设计相结合的意义 是传统文化优化升级的需要 “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国家政策的大力倡导，是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内容，也是发展村落文化、推进地区建成小康社会的需要。关中传统村落中有很多村落依然是耕种土地为主。这些沿用传统劳作方式的村落无法与大型企业的高度集约化农业生产相比，所以经济水平相对落后，使得部分村落农民生活只能维持较低水平。 因此，传统村落文化优化升级是发展地区经济的方式与途径。以往的关中村落土地开发项目很多，但是有的开发项目没有结合传统村落文化特点，难以因地制宜地发展。传统村落文化优化升级，是村落建设与土地开发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的最大化，对保持传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3]。 [if !supportLists] [endif]是城市周边游与民俗文化发展的需要 传统村落民俗文化发展最有效的方式是城市周边游，是一种把传统村落视为乡村旅游目的地的旅游方式。早在 2014年，这种旅游项目在关中地区就出现了，让人们在中心城市周边短期、民俗自驾游，远离都市生活，感受历史文化、回归自然。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无时间长途旅行，关中地区的民俗文化丰富多样，传统村落乡村旅游满足其需要——向往田园，减压自由的生活，实现对古村落资源的综合利用，关中地区目前一个阶段的开发热点，与当地特色资源相结合，民俗文化与村落建设，将民俗文化融人村洛建设中，打造有鲜明特色的传统村落乡村旅游产品[4]。 以咸阳市礼泉县烟霞镇袁家村为例，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袁家村是发展粮食生产，但这仅仅是解决了吃饭问题；直到21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袁家村因地制宜，开始发展村集体经济，创建“果业收入+工资收入+村集体分红”新模式。据统计：2000年袁家村人均年收入达到8600元，集体资本累积达亿元。但是，慢慢地随着果业、养殖业效益下滑，袁家村发展面临挑战，这时他们开始重视村落文化，先后建成康庄老街、唐宝宁寺、小吃街、酒吧一条街、祠堂街、回民街、书院街等，在生态、民俗和文物资源有机整合下，打造出关中印象体验地。2019年，袁家村接待游客600多万人次，年人均收入超过10万元，旅游总收入超过10亿元[5]。 咸阳市礼泉县烟霞镇袁家村充分认识到这种独特资源优势，推动文化发展，深入挖掘和充分利用文化资源，培育“袁家村关中印象”文化品牌，对保护袁家村民俗遗物、明清古民居都有重要意义。此外，袁家村传统文化承担着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社会职能，把陕西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的基础上，在服务社会、以文化人、传承文化等方面，也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提高观赏者道德情操、知识学问、审美能力的“大学校”，成为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中国梦想的精神宝库。 3 关中传统村落文化 融入 景观环境艺术设计与保护 的方式方法 村落空间设计元素是传统村落文化的形式载体 环境艺术设计的安全原则是是人类的基本诉求，城市理论认为：空间设计不止是简单组合，更多呈现出设计者的思想与愿望，。在进行环境艺术设计时，以传统村落文化分析作为生发点，体现当地独有的历史与文化，传递着设计者的思想和愿望，继而保障人类生存安全。另一方面实现建筑和环境的整体融合，民俗村空间设计不仅担负着村落居民对传统和历史的记忆与情怀、美化乡村、改变村民生活环境的作用，还展现了集成设计手法在建筑形态、室内布景和景观表现上的一体化，在游人对文化的追求下受到的另一种形式的保护与传承。在民俗村建设中，这也是设计理念体现人的主体性的重要方面[6]。 民俗村落空间的设计方式 传统村落的文化保护，是一项极具挑战性而又艰辛、紧迫、意义深远的工作，关于如何将民俗文化融入空间设计中，民俗文化元素正是村落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应当坚持保护与发展并重的原则，在经过众多前人丰富的理论研究和项目实践后，就关中传统村落文化设计元素在环境艺术设计中的应用，探索了民俗村落空间的设计方式，积极推动文化与乡村产业融合发展， 原景再现 传统村落是历史文化遗存的特有形式之一，民俗文化多样性的基础历史文化的差异。原景再现是做好传统村落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人文底蕴的传承，体现文化的本真性和差异性的重要途径。在民俗村落设计中，做好古建筑“活化”文章。结合关中传统村落文化，遵循本真性原则，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创设自然化空间，最大限度的使其原样重现，拉近居住者与自然的距离，一方面可以节约能源，另一方面可以保护性展示以传统文化中的罕见工艺[7]。 以手工技艺、民间美术为例，环境艺术设计结合村落功能设施烘托民俗文化韵味精髓，在精神、社会和物质体现关中民俗文化，对相同表达特征的民俗文化节点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最大程度地维护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8]。 提取组合 在具体的设计中，倡导与引领乡风民俗，对文化要素的提取和分解，是建构乡村礼俗传统的重要力量，通过对传统村落文化元素的应用，通过设计美学的视角将民俗文化元素进行符号化处理，在这个空间中找到更多自然的神韵，以设计对象所要表达的功能，提取组合民俗文化符号，对相同表达特征的民俗文化节点进行规范性表达，使得人们在获得良好环境体验的同时，也能间接地保护关中地区人们居住的小圈和生态环境。 形式转换 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升，传统村落在生产和生活方式、价值取向与精神追求上也发生着全面改变，环境艺术设计与保护理念目是实现建筑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关中民俗文化的多样性和民俗村的功能定位对发展传统村落乡村旅游有明显作用，一方面对于传统村落保护有着积极的意义，展示环境艺术设计的设计风格，将各类别中不同的要素进行形式转换，使人们重新认识到传统村落的价值；另一方面，各个民俗文化符号不可能完全原样的表达出来，突出的是设计本身的关中村落文化优点，通过另一种要素的形式来表达，对传统村落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通过适合当地错落环境的新的样式来表达，增强人们的保护意识[8]。 阐释升华 近几年来，陕西省正大力构建“丝绸之路中华民俗文化长廊”，村落建设项目也受到一定关注和重视，统筹谋划和建设民俗博物馆、展览馆、纪念馆、风情园，以及各具特色的民俗小镇。但是，村落建设项目一定有总体的指导原则，关中地区民俗村项目整体定位为民俗文化旅游，在环境艺术设计和保护中，规划、设计、施工及后期运营的各个方面，依托这些项目，以点串线，以线带面进行村落设计，使其具有统一的整体表达，把现存的关中民俗文化遗产都保护起来、弘扬起来、传承下去，将散落的文化符号、表达形式等，进行具体的内涵阐释，使陕西民俗文化旅游产业主题得到升华[9]。 4 关中某民俗村建设的空间设计实践 分析 关中地区是中国黄河流域古代文化的代表之一。合阳县坊镇灵泉村地处15公里的黄河塬畔，以其优良的生态、深厚的文化底蕴、多样的形态和丰富的业态被列入关中村落文化代表。村落选址上，合阳县坊镇灵泉村被群山环环抱，东、北、南三面环沟，新建民居与传统建筑截然不同，坐北朝南式四合院的布置、风雨街巷有着原有的历史感，现代建筑与传统建混杂，彰显出利用自然，构建家园的空间设计理念[10]。 在传统的风水理论上，合阳县坊镇灵泉村注重趋利避害，遵循着古老的风水传统，达到“天人合一”的完美境界。地处地质条件稳定的地段，灵泉村传统的历史风貌发展了非常浓郁的宗族文化，传统村落更加注重文化价值，给人们的日常生活、生产、教育、交往等行为奠定了文化基础，也影响了关中民居的发展。村落大部分的街巷在环境艺术设计中，礼仪教化也体现在村子里的各类建筑上，将环境艺术设计理念贯彻到每一个具体的设计细节中，尤其在设计中要基于传统文化传承，合阳县坊镇灵泉村呈中轴对称、规整严谨的平面布局方式，表达出具有严格等级划分思想。那些遗留下的建筑不管是选材、工艺还是格局、尺度都体现出传统文化的影子，保护传统村落，不仅仅是保留住那些古老的建筑，还需要注重传统村落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人文底蕴的传承。 结语 村落晴如画，桑林昼起烟。深入挖掘关中传统村落文化中的民俗风情资源，因地制宜，大力开发传统文化内涵，与环境艺术设计相结合，打造新型关中传统村落文化的新空间，利用休闲度假等形式多样的乡村旅游产品，丰富乡村旅游趣味内涵，保护古村落的整体格局，建立起“中华民俗文化大长廊”，传承当地传统营造样式和民风民俗的村落建设形式，形成“吃在农家、住在农家、娱在农家”的旅游模式。 参考文献： [1]闫宇,王晓桐,郭飞.基于全球环境关怀的艺术设计研究——人工智能产品“境”设计方案[J].设计,2020,33(11):32-34. [2]高涛.现代园林环境艺术设计中美学理念研究——评《21世纪园林城市——创造宜居的城市环境》[J].中国蔬菜,2020(06):114-115. [3]路庆敏,刘潵潵.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运用分析[J].美术教育研究,2020(10):77-78. [4]钟华.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校企合作实践教学研究——以安徽艺术职业学院为例[J].美术教育研究,2020(10):169-170. [5]梁添凯.环境艺术学科背景下的村落遗产保护分析——以美丽乡村建设为视角[J].艺海,2020(05):136-137. [6]陈砚池,王丽莉.可持续发展与环境艺术设计关系——评《可持续设计新方向》[J].环境工程,2020,38(05):231-232. [7]王远.现代艺术设计与环境设计的融合与发展——析《多维领域与生态化：环境艺术设计探微》[J].环境保护,2020,48(09):72. [8]笪娟娟.环境艺术设计在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中的应用——以肥东县长临河镇星光社区为例[J].城市建筑,2020,17(11):83-85. [9]张宁.关中传统村落文化记忆的视觉化传承[J].美术教育研究,2016(20):50. [10]范琴.具有优势资源的村庄整治与建设规划探讨——以连江县江南乡梅洋村为例[J].福建建筑,2010(12):9-15.
摘要：
白马藏族聚居地区是古代“藏彝走廊”最东端藏、汉两民族文化交汇之处，在文化形态上呈现出与其他各民族共生、共存和叠加的综合性特征。陇南白马藏族同胞主要居住在文县白马河流域以及民堡沟一带的高山上，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积淀深厚的民族文化，使他们的民居建筑在内部结构、组合形式、装饰特征和村落布局等方面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形成了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独特的造型特征以及审美特色，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融合，体现出鲜明的时代印记。
关键词： 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结构；地域文化
特色建筑是人类文化的纪念碑，是集艺术、文化、科技于一体的文化综合体，也是一个民族的形象。一个民族的民居建筑风格，是当地人们在长期的生存过程中，根据当地的气候、水文、地势、地质等环境因素，不断总结经验和完善而逐渐形成的，同时临近民族之间的建筑文化也会相互影响，形成一些共性特征，所以其中也必然积淀着丰富而深厚的民族文化。白马藏族聚居地区是古代“藏彝走廊”最东端藏、汉两民族文化交汇之处，历史上不同民族在这条走廊交错杂居，因此白马藏族在文化形态上呈现出与其他各民族共生、共存、叠加的特征。所以他们的民居建筑既是陇南南部秦巴山区特殊地貌、气候的体现，也是多民族聚居繁衍的陇南南部独特地域文化的反映。长期的民族文化传承与融合发展，形成了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独特的造型特征以及审美特色，并且随着收稿日期：2011一O8—28·90·时代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融合，体现出鲜明的时代印记。
一、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的基本结构。
作为古代氐族的后裔，白马藏族很早就进入发达的农业文明，并在此居住生息。《华阳国志》记载氐人居地“土地险阻，有桑麻”，所反映的正是目前陇南白马藏族的居住环境以及生产生活状况。史籍记载氐人的民居形式是“土墙板屋”，《汉书·地理志》记载：“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南齐书》描述得更详细：“氐于上平地立宫室果园仓库，无贵贱皆为板屋土墙，所治处名洛谷。”“九“洛谷”即今陇南市西和县仇池山附近的“洛峪”，这一带正是古代氐杨政权的核心地区。关于白马藏族地区板屋形制的：具体记载，可见于清道光年间《龙安府志》中的记载：“番民（此处所说之番民，即白马藏族）所居房屋，四围筑土墙，高二丈，上竖小柱，覆以松木板，中分一、二层，下层开一门圈牛羊，中上住人，伏天则移居顶层。”“可见“板屋”的最突出特征即为以木板覆盖屋顶。
目前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的结构形式仍体现出“土墙板屋”的一些特征，但随着时代的进步以及民族文化的发展，三层结构的传统民居样式早已淘汰，陇南白马藏族村寨现存修筑年代最早的民居，也多为二层土木结构。由于板屋屋顶的寿命不长，容易漏雨，随着白马人生活条件的改善，在保持其建筑基本结构的基础上，屋顶已基本用瓦覆盖。目前陇南宕昌县官鹅沟、大河坝一带的藏族村寨，依然保留了大量板屋，当地俗称“沓板房”，这是居住在同一地域、具有相同生存境遇的民族在居住文化方面趋同性的体现。陇南白马藏族同胞主要居住在文县白马河流域北岸的高山上，以及石鸡坝乡民堡沟的薛堡寨和堡子坪两个村寨，村寨的整体布局方位为面南靠北，平均海拔高度在1700米左右。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积淀深厚的民族文化，使他们的民居建筑在内部结构、组合形式、装饰特征和村落布局等方面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
（一）内部结构。
陇南白至藏族民居独特的造型和审美特质，与其内部结构密切相关。一般认为，我国南北建筑结构和风格的不同，主要是由于不同地域的地形、气候环境等因素，形成了古代穴居和巢居两种基本形式。穴居为北方民居的雏形，北方气候干燥寒冷，居住形式也是由“地穴盖顶”的形式逐渐演变为土木结构的“抬梁式”木构架建筑；巢居是南方民居的雏形，南方气候湿润多雨，蛇虫较多，所以居住形式也是由筑于树木之上的巢穴向干阑式建筑过渡，最终形成了南部“穿斗式”木构架民居，而古代的木楼也是干阑式建筑中对下部空间的有效利用而形成的。陇南白马藏族居住地虽然海拔较高，但由于地处甘肃南部，气候相对湿润多雨，所以这种南北气候的过渡性地带特征，使其民居建筑的内部结构也综合了南北两种传统建筑结构形式。
而“土墙板屋”正是南北建筑融合的见证，经过历代的演进发展，从而形成土木结构的穿斗式二层木楼形式，屋顶为两面斜坡式，一层用于居住，二层存放粮食杂物。据当地白马人介绍，陇南白马藏族的木楼过去也多为三层，下层用于圈养牲畜，上层存放粮食杂物，中间用于居住。但从目前笔者对白马村寨的考察来看，基本为二层木楼结构，三层木楼已被完全淘汰。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与三层木楼建筑难度大且耗费材料有关；另外也与卫生状况、保暖性能有关，下层圈养牲畜时，由于空气对流因素，对人居住的中间层形成空气污染；同时居住在高山地带的人们，下层居住较为保暖，所以综合考察，二层木楼更适宜于人类居住。
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的内部木构架体现了穿斗式建筑稳定性强的特点，各种木构件纵横交错，紧密相连，其主要木构件有柱子、檩子（梁）、穿枋、椽、阁楼木、楼板等，和北部民居比较，突出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柱子多，每间之间分隔处都有5根柱子，最中间的柱子为中柱，前后两边的柱子分别为明柱和后柱，界于中柱、明柱和后柱之间的柱子为二柱；其二是充分发挥“穿枋”的串联作用，每间分隔处纵向排列的五根柱子用一种特殊的构件“穿枋”连接起来，穿枋是一种方形的木构件，与柱子榫接，将柱子纵向连接成为有机整体，体现了“穿斗式”民居建筑结构的独特性；其三是檩子多，陇南白马藏族民居中的檩子分为中檩、二檩、檐檩，中檩为屋脊处的檩子，檐檩位于前后两檐处，二檩界于中檩和檐檩之间，檩子共同承载椽，同时将各组柱子进行横向连接；上下两层中间有许多阁楼木，阁楼木上铺木楼板，将上下两层隔开，阁楼木不仅有分隔上下层作用，也有横向连接和稳定柱子的作用，从而使整个木架形成一个更加密集和稳定的整体。由于这种独特的内部结构，各种木构件之间相互榫接，连接紧密，更符合稳定的力学原理，所以和北部抬梁式建筑相比，不仅建筑结构独特，造型美观，而且具有较强的抗震性能。
（二）分隔组合结构。
陇南白马藏族的民居建筑在整体布局：结构方面，和陇南南部汉族民居有相似之处，也存在一定的差异。陇南白马藏族的传统民居多为三间组合式结构，院落也多为三合院、四合院式组合结构，但由于高山地区建筑地基狭小，所以形制较小。正房多为三间组合的结构形式，台基高，整体高出左右厢房，主次分明，正房进深一般为3．5——4米左右，间隔为4．5米左右。正房的一层多为两问连通结构，高度约为2．5米，靠西隔出一问为卧室，连通的两间为厅房，也有三间连通的结构形式。厅房中央一般摆设深柜（也称神柜），用于供奉祖先，靠东面设有火塘，火塘旁边摆放大木碗柜。厅房既是白马人会客、议事、供奉祖先神灵的主体空间，也是他们取暖、做饭的生活场所。左右厢房较为低矮，多为两间或三间组合形式，主要为卧室，期中一面厢房的下层往往留出屋宇式大门，大门与房屋有机结合，形成灵巧别致的空间结构。
白马村寨中很少见完整的四合院式组合结构，无倒房，大概是由于受高山地带地方条件限制，修建倒房会使院落更为狭小，不利于采光，所以其院落比汉族民居四合院要紧凑，房屋紧密相连，将院落紧紧包围在中间，小巧幽静。 目前陇南白马村寨的民居正房建筑多以四间、五问或六间的组合形式为多，因家庭经济条件或地基情况而定。左右两边的两间多处理成“封山包檐”形式，即将走廊左右与相应屋檐下的空间一并封闭在左右耳房空间内，使左右耳房门相对并与正房门成垂直关系，当地也称为“窝檐”，其中一间为厨房，另一间为卧室。在外部走廊上设置木楼梯，用于连通二层，有些则将木楼梯设置在耳房内部，中间部分则留出宽敞的走廊，前有明柱。内部一般为单间分隔，其中正中一间为客厅，间隔一般为4．5米左右，大部分现代民居建筑将中间的两间进行连通处理，使厅房宽敞气派，由于有专门的厨房，所以厅房中不再设置火塘，已演变为现代民居中的客厅。
二、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的装饰特征。
民居建筑既是人们安居的实用场所，也是在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逐步营造的精神和文化空间，通过独特的造型和装饰，传达出共同的民族审美心理和文化意蕴。“土墙板屋”既是白马藏族居民特殊的生存条件的反映，也传达出一种质朴自然的审美特色，而—92·独特的内部空间结构以及装饰又蕴涵着深厚而丰富的民族文化。建筑装饰的内容从性质和功能方面来考察，可以分为由建筑结构和材质本身所呈现的抽象形式，和通过雕刻描绘等手法装饰在各种建筑构件上的具象图形，两者共同形成了建筑的整体审美特色以及民族文化意蕴。传统的“土墙板屋”式白马藏族民居，是白马人利用其居住地域的自然资源，并综合当地的地形、气候等自然环境，构筑的具有独特民族风情的民居建筑形式，厚重结实的夯土围墙，轻盈灵动而稳定的木楼结构，纵横交错、错落有致的屋面门窗阁板，层叠排列而富有自然秩序的木板屋顶，既体现了民居建筑的实用性功能，也通过其结构和材质传达出朴素自然的审美特色以及民族文化个性。
在一般民居建筑中，装饰部位主要集中在门窗、山墙墀头以及屋脊上。陇南白马藏族传统民居建筑在外部山墙的处理方面较为随意自由，一般不进行装饰，一层的山墙为夯土墙，上部的二层或以木板、竹笆作山墙，直接承载屋顶，成自然简易的“悬山式”结构，所以没有墀头装饰；屋顶由于用木板覆盖，所以也无砖瓦图案装饰。正面的门窗以及纵横交错的木板墙体，则成为装饰的主体。
在生活条件相对艰苦的年代，多数白马藏族民居基本无装饰图案，而经济条件较好家庭的民居在门窗上雕刻动物花卉图案。白马藏族传统民居的门窗结构相对固定，整个屋面围绕门窗全部用木板封闭装饰，下层正房门多为两扇组合形式，左右窗户上装饰窗棂，上层无门，只在正中间或左右侧留出装饰窗棂的窗户。整个屋面部分阁板形成穿插有序、变化统一的平面构成形式，窗棂上变化多端的抽象图形则打破了阁板的.单一，产生了巧妙的形式对比，丰富了视觉效果，而这一切都是在建筑结构需要的基础上自然产生的形式美因素。部分传统民居的门窗上则雕刻动物花卉图案，这些装饰图案多位于门扇中间的绦环板以及窗楣、门楣等处。白马藏族信仰自然神，所以其民族图案的形式以及所包含的文化意蕴与汉民族图案有所不同，在内容方面多表现其生存环境中的自然花草以及动物，以表达对自然的赞美和崇拜，而不像汉民族装饰图案通过谐音、双关等蕴涵了更多的伦理文化含义。在造型方面这些动物花卉图案体现出鲜明的写实化倾向，不似汉民族花卉图案体现出鲜明的程式化因素，动物花卉造型憨厚朴拙，雕刻手法大胆粗放，不注重一草一木局部的精雕细刻，而专注于对自然物象的讴歌和赞美，所以使图案物象的造型体现出浑朴生动的特征，充盈着强烈的生命意味。
三、陇南白马藏族村寨的村落布局村落。
作为一个地理意义上的范畴，既是农业社会中人们共同居住、生产、生活的空间，又是指在这一空间中生活的一个群体。这是从民俗学、人类学的角度来认识村落，偏重村落文化的缔造主体——人，以及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文化现象。陇南白马藏族的村落布局结构是由他们居住地域特殊的地貌、自然资源、民居建筑形式等因素综合形成的，这其中本身也包含了白马藏族深厚的民族历史文化因素，虽然经历了漫长的民族历史发展与变迁。白马藏族由于古代长期的民族矛盾，他们被迫选择了环境险阻的深沟、大山、密林为栖身之处，
这不仅决定了他们独特的“板屋”建筑结构，也促成了他们村落布局的基本形式与格局，形成了具有强烈民族特色的地域人文景观。陇南白马藏族由于居住在海拔较高的高山地带，所以他们的民居也主要依山势而建，白马河流域的白马村寨民居基本为面南靠北的统一布局，这种方位的民居冬天太阳直射屋前，夏天太阳直射屋顶，具有冬暖夏凉的优点，也有部分村寨的民居不是南北方位，但都依地形而排列。由于高山地带坡势陡峭，宽阔的平地较少，所以白马藏族村寨的民居不仅院落窄小，而且民居之间的距离也较为紧密，相互之间的高低落差较大，再者其民居建筑为二层木楼结构，所以在布局形式方面形成了层层叠叠的视觉效果，产生了有序排列的秩序感以及韵律感，达到了民居建筑与自然的高度和谐，这种和谐是一种天然雕饰的自然之美，而非人为的形式雕琢，在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中又体现出独特的形式美感。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变以及白马村寨发展，白马藏族的民居建筑在继承传统样式的基础上，也发生了一些显著变化，尤其8O年代以来，白马村寨的交通、通讯、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汉文化的融合速度加快，其民居建筑从材料到结构，均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随着白马人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他们的生存条件也不断地改善，一是对传统民居进行改进和修复，二是对旧民居进行彻底拆除而重建。在基本结构方面，现代民居依然延续了传统民居穿斗式二层木楼的结构，但在形制方面比传统民居高大；在组合结构方面，现代民居多为四间、五间或六间的组合形式，中间的客厅采用两间连通的形式；传统的“土墙”逐渐换为砖墙；门窗结构方面大量借鉴当地汉族民居的形式，正房门多为六扇、八扇组合结构，多数白马人家民居的门窗还用各色油漆涂染，有些民居的门窗也完全采用镶有玻璃的现代化的样式。容易腐朽漏雨的沓板房“板屋”顶被瓦顶替代，屋脊上也出现了脊兽装饰，瓦沟中用白色涂料勾填，青、白映衬，呈现出整洁、明快的现代特色。白马人的生活水平与生存条件在不断改善，但民居建筑的民族特色也随之淡化，这为我们研究和保护白马文化也不断提出新的挑战，如何在传承白马藏族传统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有机融合现代科技文明，促进民族发展，是我们研究白马文化者必须面对的迫切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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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下雨我知道，下雨是由天气干旱，蒸气往上飘而形成的。 今天科学课上，老师让我们回家做一个小实验《造雨》，并详细地讲解了如何造雨。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当然就是做实验了。我先从冰箱里拿出几块冰，把冰放进一个玻璃杯里，在玻璃杯口上放一个玻璃罩，把玻璃杯放到阳台上。可我等了好一会儿，还不见雨滴，真有点恼火，我拿起话筒，打给我的同学黄秋阳，问他实验有没有成功？他回答没成功。我又打给了其他几位同学，实验成功了没有？同样，他们也没有成功。我不信，又埋起头来，看起科学书。一看书，我才知道，实验没有成功的原因是什么？由于傍晚的太阳光太弱啦！水蒸气没法增加。怎么办呢？我思来想去，很快就找到了增加水蒸气的办法，请妈妈帮助在煤气灶上加热。这样，玻璃杯里就起雾了。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雾很快就变成了小水点儿，聚集在玻璃罩下面，不一会儿，雨就“滴答滴答”地下起来了。我高兴地直喊：“我成功了，我成功了！”妈妈看了，也很高兴，直夸我肯动脑筋。 经过这件事，我受到了很大启发：要做好一件事，遇到困难不要气馁，多学习，多想办法，敢于实践，就能获得成功。
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的传承论文
发展和传承我国优秀的民族音乐，是实现中国梦的需要，是建设社会主义伟大祖国的需要，也是把我国音乐文化艺术推向灿烂辉煌的需要。下面是我整理的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的传承论文，欢迎来参考！
摘要：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艺术，具有着独特的民族音乐特色，其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组成部分。民族民间音乐在各民族的交流互动中传承与创新着，并在中国的音乐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为对中华传统民族民间音乐进行传承与发扬，从民族民间音乐的现状出发，对其在传承与发展过程中所展现的特征进行系统分析，并对其进一步的发展与传承给予了可行性建议，以期能推动我国民族民间音乐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民族民间音乐；特征；传承与发展
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是在华夏独有的传统文化基础上，积累发展而来。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民族民间音乐虽历经坎坷，但其精髓依然传承下来，依然保留着中华民族浓郁的文化特征和地域特色，共同构筑了具有独特魅力的中国民族民间音乐，推动了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辉煌发展。因此，对中国民族民间音乐进行分析探索，具有独特的现实意义的[1]。
一、我国民族民间音乐的现状分析
民族音乐是在反映本民族文化、生活、地域等特色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展现了本民族传统文化特征。而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艺术，是当前世界上独具特色和表现力的一种优秀艺术形式，也是我国传统音乐艺术的基础和核心。从一定层面来说，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艺术，来源于群众生活，而又深深地根植于群众生活，对中华民族的传承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目前，广为流传的民族民间音乐曲目有《十大古曲》《阳春白雪》《十面埋伏》等。近些年来，我国民族民间音乐在发展过程中，却没有产生突破性的进展。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国现代化过程中，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而作为传统艺术的民族民间音乐却在不断被人遗忘。尤其是当前形势下，西方各种艺术的不断涌入，人们对中华传统和古典艺术接触太少，民族民间音乐的未来发展不容乐观[2]。更为严重的是，民间音乐中许多种类出现了断流，甚至濒临灭绝。尤其是在教育领域里，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被人忽视，而流行音乐和西方古典音乐充斥着音乐课堂。每年报考民族乐器与西洋乐器的考生，不仅人数悬殊，更让人心痛的是，还有很多人因为不懂欣赏，甚至对其存在排斥心理。此外，社会多元化的发展，也是民族民间音乐日益没落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快节奏时代的到来，很多人对民族乏认同感。长此以往，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可能会逐渐没落下去。这些，必须要引起相关机构及教育工作者的高度重视。
二、民族民间音乐的特征解构
在民族民间音乐的发展历程中，我国的民族音乐理论不断地成熟起来。就目前而言，民族民间音乐艺术，主要是指与戏曲、曲艺、民歌等相关的音乐。笔者将对这些音乐的特征进行分析解构[3]。
1。即兴性
一般来说，民族民间音乐主要包括中国传统音乐中的器乐、戏曲、曲艺等，是民间流传音乐的总称。民族民间音乐指的是各民族间流传的所有音乐类别，以歌曲数量最多。如山歌、劳动号子、小调等，都属于民族民间音乐的艺术范畴。如《信天游》等歌曲，都有很强的即兴性，是当时人们生活的真实写照。
2。流变性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民间音乐的流变性特征十分明显。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生活节奏的逐渐加快，尤其是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也在不断地改变自己，以适应当前这个时代。很多音乐曲目从一个地区，不断扩散到全国甚至世界各地，并产生了不同的变化。民族民间音乐的流变性，对城市和乡村音乐文化的交互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3。地域性
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地域上表现为“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这一特点也体现在民族民间音乐上。地域性也是民族民间音乐的重要特征，不仅是各民族生产生活情况和风俗习惯的重要表述，更是各地区之间人民不同风貌的具体体现。如藏族、蒙古族等边疆地区，其音乐表述形式多为节奏悠扬、风格奔放，这与人们的`生活方式有关，也与民族习惯息息相关。其属于游牧民族，长期在草原生活，骑马放牧，歌声悠扬嘹亮，也就成为了该地区的民族民间音乐风格；而江浙一带，有着小桥流水人家的闲适，也有着“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烟柳风情，音乐多细腻柔婉、清雅秀丽；中原一带，因为自古以来便是战争的集聚地，群雄逐鹿，百姓流离，因此多为慷慨激昂的悲歌……由此可知，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不同地区的民族民间音乐的风格色彩不尽相同[4]。
4。生活性
我们也可以发现，民族民间音乐曲风动听，朗朗上口，与通俗音乐有着一定的共通性。民族民间音乐是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如劳动号子，是在劳动中产生的一种民歌形式，其节奏与相关劳动项目的节奏极为符合。《川江船夫号子》《见滩号子》《下滩号子》《平水号子》就是这一劳动号子的典型代表。《川江船夫号子》节奏变化多样；《见滩号子》战斗陷入紧张，一触即发；《下滩号子》《平水号子》则通过悠扬、舒畅的旋律，表现了人们心中的安静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5。自律美
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优美，多蕴含着深刻的内涵，展现了自律美的特征。如《二泉映月》以凄苦哀怨的音调，展示了盲人阿炳坎坷的一生，音乐中优美而又满含悲哀，在节奏和情感表达上都体现着典雅和悲伤的美丽，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这种民族民间音乐中自律美的表达，能让听众产生深刻的感悟，让心灵随着音乐的流动激荡万分、感同身受。
三、民族民间音乐的传承与发展研究
在国家大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这一大背景下，在“民族艺术进校园”的潮流下，民族民间音乐的传承与发展迎来了美好的春天[5]。如何能进一步传承和发展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艺术，这需要相关部门、教育工作者和各界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对民族民间音乐进行正确定位
正确的定位有助于我们对民族民间音乐进行更好地传承和发扬。广义上来说，民族民间音乐就是华夏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五声调式的音乐；狭义上来说，民族民间音乐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在华夏大地上的生活过程中所展现的具有传统文化、精神及生活特征的音乐。如今，世界主要包括三大乐系，波斯阿拉伯音乐体系、希腊音乐体系和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体系。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能够跃居第三位，不仅是因为中华民族历史渊源流长，更是因为这些民族民间音乐中蕴含着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艺术特色，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创造出来的音乐财富，位居三大体系之一，当之无愧。
2。将民族民间音乐与其他相关音乐有机结合
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要获得长远的发展，不能故步自封，需将其与国外音乐、流行音乐、西方古典音乐等相关音乐进行有机结合，取长补短，以使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民间音乐能够适应当前的社会形势变化。山不来就我，我就去就山。我国的音乐工作者也可将民族民间音乐元素融入到其他作品中，形成独具特色的音乐风格。这是我国民族民间音乐获得长远发展的必由之路。
3。对民族民间音乐加强宣传和推广
推广和宣传是民族民间音乐得以发展和弘扬的关键因素。在当前的社会形势下，“酒香不怕巷子深”已成为过去式，广而告之才是大趋势。国家正大力弘扬和发展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作为其中的优秀代表，民族民间音乐有必要站出来，承担起引导人们对中华民族传统艺术产生重视并加以继承的责任。
（1）民族民间音乐要发展，就要在继承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与时俱进，将民族音乐融入现代元素，发展成为大众文化，而不是曲高和寡。
（2）学校有义务要将民族民间音乐引入音乐教育。孩子是中国的未来，学校教育则是铺路的重要基石。学校音乐教育对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继承和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结语
综上所述，民族民间音乐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是世界音乐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传承与发展，不仅关系到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未来，也关系到世界的未来发展。民族民间音乐，不仅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还蕴含着丰富的民族精神，是吃苦耐劳、不畏艰险的中华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因此，通过对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加以探讨，能为其长远发展提供一些可行性的建议。笔者衷心的希望，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能够在正确的定位基础上，通过对各部分特征的研究，将其与其他音乐互通有无，有机结合，以适应当前的时代潮流。我们相信，在传统与现代的交错中，在时代的历史洪流中，在瞬息万变的社会中，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必将屹立于世界之林。
参考文献：
[1]张军。一首气势恢弘的泰山赞歌——孙京家《泰山赞》诗赏析[J]。教育教学论坛，
[2]丁宁。探究中国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传承和发展[J]。继续教育研究，
[3]方光耀。民族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传承的当代意义[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4]杜亚雄。二十世纪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发展之回顾[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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