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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处一万字这发不了，分中央吏制和地方官制，先看一个简单图表吧历代职官表(明朝)部门 官职 品级 职掌 说明三公 太师、太傅、太保 正一品 佐天子，掌国家政事。 三孤 少师、少傅、少保 从一品 内阁 大学士(中极殿、建极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 正五品 皇帝顾问 洪武十二年，废中书省，十五年设大学士。仁宗以后，其位渐崇，掌实际上的宰相职权。六部(明代迁都北京后，另设南京六部，此略) 尚书 正二品 同唐之六部 明代六部除户、兵二部各十三司外，其它四部均各四司。 左、右侍郎 正三品 各司郎中 正五品 都察院 左、右都御史 正二品 掌监察、执法 即前代的“御史台”，明初改之。 左、右副都御史 正三品 左、右佥都御史 正四品 十三道监察御史(末年为十五道) 正七品 掌巡按州县，考察官吏 总督(总理)巡抚 明之总督、总理、巡抚，均因事而设，以重臣任之。翰林院 学士 正五品 掌修史、著作、图书等 侍读学士、侍讲学士 从五品 侍读、侍讲 正六品 修撰(史官) 从六品 编修 正七品 检讨 从七品 国子监 祭酒 从四品 掌教育行政 司业 正六品 五经博士 从八品 助教 从八品 学正 正九品 六科 都给事中(每科一人) 正七品 掌侍从规谏、补阙拾遗、稽查六部百官之事。 六科为吏、户、礼、兵、刑、工。 左、右给事中 从七品 给事中 从七品 廿四衙门 十二监太监 正四品 掌皇帝宫中日常生活上的各项事务。 以宦官掌之。 四司司正 正五品 八局大使 正五品 承宣布政使司(地方) 左、右布政使 从二品 掌一省之政 明洪武九年废行中书省，分全国为十三承宣布政使司。为省一级的最高行政机构。 左、右参政 从三品 左、右参议 从四品 提刑按察使司(地方) 按察使 正三品 掌一省刑狱之事 与“布政司”及管军事之“都指挥使司”合称一省中之“三司”。 副史 正四品 佥事 正五品 府 知府 正四品 掌府之政 明代改路为府，分上、中、下三等。 同知 正五品 通判 正六品 推官 正七品 州 知州 从五品 掌州之政 同知 从六品 判官 从七品 吏目 从九品 县 知县 正七品 掌县之政 县分上、中、下三等。明之典史，典文移出纳，如县无丞、簿，则兼领之。 县丞 正八品 主簿 正九品 典史 未入流 都指挥使司(都司) 都指挥使 正二品 地方最高军事长官 明代在全国设十六个“都司”。 都指挥同知 从二品 都指挥佥事 正三品 卫指挥使司(卫) 指挥使 正三品 各“卫”，齐统于“都司”、“行都司”或“留守司”。 指挥同知 从三品 指挥佥 正四品 千户所(所) 正千户 正五品 “所”统于“卫” 副千户 从五品
完备的宦官体制潜藏的恶性痼疾，一旦碰到极度的专制皇权，便迅速得以滋生蔓延。明代，正是中国历史上皇权极度化的时代，宦官的干政亦到登峰造极之地步，并且呈现出自己的时代特点。东汉宦官专政可以说是宦官集团与外戚集团轮流坐庄，唐代宦官集团将势力渗透到中央禁军系统进而掌控朝政，而明代宦官则将魔爪渗透到了司法领域转而掌控天下。 明代负责司法的机关是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习称三法司。刑部主管审判，大理寺负责大案要案的审判和一般案件的复核，都察院监察文武百官的言行，三者各司其职、互相牵制。但是，明代司法大权基本上都被宦官侵夺，“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明史�6�1刑法志》）。不过，明代司法权的丧失，也是宦官一步步侵夺的结果，他们通过特务统治来攫取司法权利。 众所周知，明代宦官把持了中央司法大权，实施司法权的机构主要是东厂、西厂、内行厂和锦衣卫，但是真正操纵这几个机构的是二十四衙门之首司礼监。要想了解明代宦官干政，首先必须了解司礼监。 前面说过，司礼监设立于明太祖时期，最初在二十四衙门中地位并不高。按照明代体制，内阁大臣只有“票拟”权力，就是内阁大学士代皇帝拟出对大臣章表的批复意见，然后皇帝参照内阁大学士的意见，用朱笔批出最终决定，叫“批红”。宣德年间，司礼监首领太监获得了“批红”权力，事实上成为了皇权的代言人，他们通过“批红”大权，可以暗中扩展势力，对抗内阁，进而对抗整个官僚阶层。 由于司礼监拥有代皇帝批红和传旨谕旨的权力，因而它的内部机构也逐渐完备起来。司礼监的最高长官是掌印太监，只有一人。下设秉笔太监几人，专管批红。秉笔太监中有一名负责管理东厂，称“提督太监”，位居其他秉笔太监之上，称为次辅。司礼监下设文书房，由掌房十员组成，协助掌印、秉笔太监处理通政司所进章奏、内阁票拟、皇帝的圣旨等，地位也十分重要。 明代司礼监宦官除了“批红”和“承宣圣旨”，还有其他几项权力。 皇位监护权。明代，皇帝死前，司礼监太监往往和内阁首辅一起，被托命辅佐新君。例如，穆宗死时，命令内阁大臣和司礼监太监冯保辅佐新君———神宗，冯保就是当时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内阁大臣中受命的就有一代名相张居正。 掌管全部宦官，包括宦官的任命调动。其权力高度集中，只对皇帝一人负责。明代宦官机构庞杂，在京师就有二十四衙门和厂卫系统。在地方上，也有镇守太监、留守守备。其中最重要的有，南京守备、凤阳皇陵守备，各省各军事要塞的镇守太监。南京、苏州、杭州三地织造局，广东、福建、浙江三省市舶司，各地国家仓库也归宦官主管。英宗正统年间，司礼监还主要主管内廷宦官，各地宦官还是由皇帝亲自指派，但到了代宗景泰年间，全国宦官人数激增，调派权力逐渐落到了司礼监太监手中。同时，对所有宦官的惩治大权，也是司礼监太监负责。 明代宦官飞扬跋扈，势焰熏天，主要是掌握了司法大权，推行特务统治，进而控制朝政。明代宦官推行特务统治的主要机构为东厂、西厂、内行厂和锦衣卫。要想了解明代宦官体制，还须了解厂卫系统。 最早的特务机构，锦衣卫。明代兵制，实行卫所制度。中央设立五军都督府作为最高军事机关，各地设立卫所负责军队日常的训练和管理。卫下设千户所，千户所下设百户所，其长官分别是都指挥使、千户、百户。卫所之上设都指挥司，管辖几个卫所。五军都督府负责全国的日常军事工作，兵部管军官的任免和军队调遣。战争时期，将帅由皇帝亲自任命，战争结束后将帅把军队带回卫所，他的使命宣告结束。可见，明代皇帝对军队的分而治之，使得都督府有军队管理权，兵部拥有人事权和调动权，真正的指挥权在皇帝手中。任何一个人要想完全控制军队，都是不可能的。
明代的宦官虽然没有东汉之末和晚唐时期那些宦官的气焰之凶，势力之大，也不像汉唐的宦官那样，把皇帝的立、废、生、死都操于自己手中，但是，明代的宦官用事最久，握有的权力极大，在中国宦官史上也实属罕见。明代自永乐朝起，宦官逐渐得势，从此一直到明思宗缢死煤山，200多年来，宦官都活跃在明代的朝堂之上，上演了一幕幕荒诞剧。 明初，宦官是很不得势的，宦官的权力跌入了历史的低谷，不仅不得干预朝政，与官吏交往，甚至连置产业的权力也没有。这是因为，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发迹于民间，亲眼目睹过宦官的危害，彩塑明代太监像他认为，宦官这个群体对于国家来说不起什么好作用，其中好人不多。 朱元璋对宦官限制极严，曾立下规章制度，不许宦官读书识字，不许宦官兼任外臣文武衔，不许穿戴外臣所穿戴的冠服，品级不得超过四品等，还在宫门上挂一块高3尺的铁牌，上面刻有“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曾有一位做镊工的老宦官，服侍朱元璋几十年了，有一次说话时没有注意，谈到了朝廷政务，朱元璋立即把他打发回老家种地了。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朱元璋自己费尽心机、不遗余力推行的极端君主专制制度，为日后宦官干政预埋了祸乱的种子。朱元璋在心里虽然想着宦官这种人不宜过多，越少越好，但实际的需要却由不得他。早在朱元璋称帝之前，还是称为吴王的时候，宫中的宦官人数已经超过千人，到洪武初年，内监的二十四衙门就建立起来了，宦官的人数就更多了。成祖朱棣任用宦官，委以权力，完全是因为当年的“靖难之役”中，尚为燕王的朱棣靠勾结受建文帝压迫的宦官而掌握了建文帝的动向，此后又在其围攻南京时，与宫内的宦官里应外合取得了胜利，登上了皇帝宝座。因此，朱棣上台后，也害怕会有失意的宦官像出卖建文帝一样出卖自己，故而不惜背叛祖训，拉拢宦官。而朱棣自己的宦官，如狗儿等，在“靖难之役”中，也为朱棣在战场上立过功。可见，明成祖授宦官以权柄，完全是一笔政治交易。世宗统治时期，宦官势力一度被压抑，但到神宗时又发展起来。宦官冯保可左右内阁，权势极为显赫。天启时，宦官专权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魏忠贤与熹宗乳母客氏勾结，独揽内外大权，同朝内文武大臣结为阉党，有权倾帝王之势。崇祯帝(思宗)虽然定逆案，逐阉党，但最后仍不免走上宠信宦官的老路，让高起潜、曹化淳先后得势，直至明亡。 明代宦官有一系列的管理制度，包括选用制度、管束制度、奖赏制度、病老丧葬制度等。 选用制度。当时规定，凡自愿阉割要求成为宦官者，事先必须得到官府的批准。明代曾规定，一家有四五个孩子以上、愿意将其中的一个孩子阉割者，由相关部门登记造册，待收补之日选用，如果私自阉割，一经发现，课以重治，邻居知而不报者，一并治罪。但是，这一规定并未能严格遵行。从明代录用宦官的实际情况来看，除了按照规定报名就阉、候补收用者之外，朝廷还大量直接录用了那些未经报名起送而私自至京的自宫者。明代宦官录用事务的主管机构为礼部。但是，随着司礼监地位的不断提高，录用宦官事务逐渐由司礼监会同礼部办理，宦官机构在实际上已拥有相当的决定权。 管束制度。在明朝初年，明太祖明确规定，“寺人不过侍奉洒扫，不许干与政事”。除此之外，明廷还曾陆续制定了一些有关宦官管束惩罚的具体制度。宦官犯法，照例由司法机构逮问治罪。或下刑部狱，或下都察院狱，或下锦衣卫狱，并由法司议罪。为了惩治宦官在外犯法，明廷还特意强调了“有司”惩治犯法宦官的职权。对犯法宦官的惩罚方式，主要包括死刑、籍家、革职、革荫、降职、调斥、杖笞等。 明宣宗赐宦官银皿奖赏制度。宦官因功劳或因受到君主宠幸，除擢升官职外，其他奖赏方式还有赐金银、加禄米、赐免死诏、赐印记、赐敕旌励、赐祭赐祠、父母授(赠)官号、弟侄族人荫官授爵等。 病老丧葬制度。宦官年老有病，多退居京城内外各寺庙，供给柴米、冬衣、靴料，以颐享天年。宦官供职内廷期间，如患病可到安乐堂就治，病愈后销假继续供职。如果病故，则由内官监给棺木，由惜薪司给焚化柴，抬至净乐堂焚化。地位较高的宦官死后，可以特旨赐葬并建造碑亭享堂。 明初，内廷宦官机构开始设立。明太祖统治期间，宦官机构及有关职官设置变动频繁，宦官数量不断增加，相关机构逐步膨胀。到洪武年间，明代宦官机构及职官设置已基本形成定制。明代的宦官机构，以“二十四衙门”为基本主体。二十四衙门包括有十二监、四司、八局。宦官除在内廷任职之外，还能出任各种外差使职。按照原来的规定，这二十四衙门主要只是在皇帝周围服役、为其生活服务的部门。但事实上，明代的宦官已经发展成为极其重要的政治势力，不但掌管了宫廷内有关饮食起居的一般事务，还控制了全国的军政要务。 司礼监是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门中的首席，也是整个宦官系统中权势地位最高者，司礼监“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明代历代擅政的宦官如王振、刘瑾、冯保、魏忠贤等，均为司礼监太监。司礼监的职权主要有三项，一是批答奏章，传宣谕旨，这是司礼监最重要的职权；二是总管有关宦官事务，司礼监不仅在各宦官机构中处于“第一署”的地位，而且实际上也居于总管、统领其他宦官机构的地位；三是兼顾其他重要官职，当时宦官系统的其他一些重要官职，如东厂提督、南京守备等，或专由司礼兼领，或为司礼外差，这也是司礼监职权的一个重要方面。御马监铜牌司礼监的第一项职权成为历史上宦官所拥有的最大权力，也是明代司礼监权势显赫的根本原因。 其他十一监是：内官监(主要掌管采办皇帝所用的器物，如围屏、床榻、桌柜等)、司设监(掌管卥簿、仪仗、围幙、帐幔、雨具等)、御马监(主管内府马政)、神宫监(掌管太庙及各庙的洒扫及香灯等)、尚膳监(掌管御膳、宫内食用和筵宴等)、尚宝监(掌管宝玺、敕符、将军印信)、印绶监(掌管古今通集库以及铁券、诰敕、贴黄、印信、图书、勘合、符验、信符等)、直殿监(掌管各殿及廊庑洒扫之事)、尚衣监(掌管皇帝的冠冕、袍服、靴袜等)、都知监(起初负责各监行移、关知、勘合等事，后来专门跟随皇帝，负责导引清道)。 宦官四司是：惜薪司(掌管宫中所用柴炭和二十四衙门、山陵等处内臣柴炭等)、钟鼓司(掌管皇帝上朝时鸣钟击鼓以及演出内乐、传奇、过锦、打稻等杂戏)、宝钞司(掌管造办粗细草纸)、混堂司(掌管沐浴之事)。 宦官八局是：兵仗局(掌造军器，包括刀枪、剑戟、鞭斧、盔甲、弓矢等各类兵器)、银作局(负责打造金银器饰)、浣衣局(该局是二十四衙门中唯一不在皇宫中的宦官机构，局址在德胜门以西，由年老及有罪退废的宫人充任)、巾帽局(掌管宫中内使帽靴、驸马冠靴及藩王之国诸旗尉帽靴)、针工局(负责制作宫中衣服)、内织染局(职掌染造御用及宫内应用缎匹绢帛之事)、酒醋面局(掌管宫内食用酒、醋、糖、浆、面、豆等物)、司苑局(掌管宫中各处蔬菜瓜果及种艺之事)。 可见，明代宦官的组织机构和职权都达到了最高点，职权已渗透到社会生活及宫廷生活的各个方面，二十四衙门已大大超过了明代以前宦官组织机构的规模，但是，明代宦官的组织机构绝还不仅仅限于这二十四衙门。在二十四衙门以外，明代宦官还拥有相当多的组织机构。如内府供用库、司钥库、内承运库、广盈库、广惠库、广积库、御酒房、御茶房、牲口房、刻漏房、更鼓房、盔甲厂、林衡署、织染所、安乐堂等。 明代的宦官人数到底有多少，史书上并无明确记载。但从整体上讲，随着时间的推移，明代政治的日趋腐朽，宦官的人数呈急剧增加的趋势，由明初的数百人发展到明末的数万人(一说七万人，一说十多万人)。比如在正德十一年(1516年)就一次录用自宫者3000多人，从万历元年至万历六年之间，两次从自宫者中就录用了6000多名宦官。 历代宦官都没有什么学问。明朝也不例外，如大宦官刘瑾就是个文盲，魏忠贤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但明朝的宦场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宣宗时设立了内书堂，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宦官学校。宦官学校收容了十岁以下的学生两三百人，司礼监总督任校长，学长由德高望重的长者担任，请翰林院的学士来教导学生。宣德四年(1429年)，具有小学士头衔的礼部尚书陈山担任教师。学生所研读的课本是《百家姓》、《千字文》、《孝经》及《四书》、《千家诗》、《神童诗》之类。评定成绩的标准是以背诵能力和字体的工整度。成绩特别低劣和犯规者，由老师登记在成绩表上交给总督。明朝第一个开始专权的宦官王振就出自内书堂。 伴随着明朝灭亡，猖獗了200多年的明代宦官集团也土崩瓦解。关于这个群体的下落，除死于战乱者之外，留在北京城内的宦官并未实现他们“富贵固在”的美梦：他们有的因“背主献城”反而遭到了农民起义军的斥责驱逐，有的则在义军将士追赃过程中被“拷死”。清军入关、农民军兵败撤离北京前夕，大批宦官被逐出京城，残留京城的亡明宦官又一次遭到了灭顶之灾。
明朝宫廷设司礼监，内官，御用，司设，御马，神官，尚膳，尚宝，印绶，直殿，尚衣，都知十二监，惜薪，钟鼓，宝钞，混堂四司，兵仗，银作，巾帽，针工，内织染，酒醋面，司苑八局，总称二十四衙门，各专设掌印太监，为宫廷内侍奉皇帝及皇族的机构。司礼监设提督，掌印，秉笔，随堂等太监。提督太监督理皇城一切礼仪，刑名，及管理当差听事各事。凡皇帝口述命令，例由秉笔太监用朱笔记录，再交内阁撰拟招谕颁发。。。。。。自刘瑾专权后，司礼监专掌机密，批阅章奏，实权在内阁以上
我们知道，唐代宦官专权，相较于其它朝代更为严重。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指出，“唐之宦官，其势十倍于汉、宋”。而我们回顾 历史 就可以发现，这种情况实际上与当时的文臣武将的不堪重用有着很大的关系。仔细分析一下唐朝的各方势力，宦官的崛起，本质上是皇帝出于平衡政治的需要，是皇帝维系统治的一种手段。 在任何朝代，武将都是受猜忌比较严重的对象，安史之乱后，皇帝对武将的信任降到冰点。高仙芝听说封常清在前线失利，就退保潼关，况且他有忘恩负义和贪财的前科，这时候还有侠肝义胆的哥舒翰为候补，朝廷怎能不怀疑高仙芝的忠诚度？哥舒翰借手握兵权之际诬陷忠臣安思顺，他虽没有听取部下“清君侧”的建议，但是强行吞并灞上军、擅杀杨国忠的部将，在朝廷看来不明显有不臣之心了吗？唐玄宗只有让他出关作战，以化解随时可能发生的兵变。 安史之乱平定还未彻底平定，皇帝开始迫不及待处理武将，但是这些武将纷纷拥兵自重。来瑱面对皇帝的调令，竟然暗示部将上表请求留任。 李光弼面对京城沦陷竟然按兵不动，还擅自带兵回徐州拒不入朝。仆固怀恩养寇自重，他感觉朝廷偏袒河东，就坐看京城沦陷；朝廷欲解除兵权，他就与河东兵戎相见，失败后又引外军准备打关中。 郭子仪始终让皇帝缺乏安全感，儿子郭暧“醉打金枝”，唐代宗以“不痴不聋，不做家翁”和解，这不是皇帝心肠好，而是不敢把矛盾公开化。对于这些动不动就要拥兵自重、耀武扬威的武将，哪个皇帝还敢再轻易信任？ 唐朝本身就是靠造反起家的，前期诸王的权力非常大，李世民又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李渊只好不断生孩子来给他添堵。武则天对李姓宗室严密监视并大肆屠杀，大臣仍然帮助他们获得了最高权力，武则天的身体很快垮掉。李隆基也是靠发动政变当上了皇帝，使得他对宗室防范更甚，让儿子们住进了别墅级的牢房——十王宅、百孙院，宗室诸王都处于皇帝的严密监视之下，最终还是被太子李亨夺了皇位，过上了悲惨的晚年生活，此后皇帝大都把诸王集中安置，终唐之世没有变化。 唐肃宗眼看着建宁王和太子的关系，就像李世民和李建成一样，为了防止“玄武门之变”重现，最终促成了建宁王被杀的悲剧。但是，唐朝仍然没有摆脱宗室相残的诅咒，张良娣想拥立越王李系，太子李豫与李辅国合作保住了皇位，唐肃宗在重病期间被吓死。对于有争夺皇位传统的宗室，皇帝对他们更加严密防范，即便是这样，唐顺宗在位不足200天，就被儿子逼迫禅位，最后不明不白的死去，唐人小说《辛公平上仙》被高度怀疑是描写顺宗被杀的隐事。唐宪宗把十王宅、百孙院被合称为“十六王宅”，诸王连自己的生活都需要仰仗家奴，彻底斩断了宗室作乱的萌芽，李唐皇子从此“虽以国王之，实与匹夫不异”。 外戚对李唐开国的贡献十分大，因此唐朝在外戚问题上先天不足，皇后常常干涉朝政，外戚把握中枢大权。李世民曾打算立最贤能的蜀王李恪为太子，因长孙无忌的强烈反对只好作罢，太宗在长孙皇后死后十几年都不立后，根本上是不敢和长孙氏的势力决裂。高宗初期，长孙无忌是帝国的权力核心，他凭空生出一场大案，把反对派一网打尽，高宗替自己的哥哥妹妹求情都不给情面，后来高宗与武则天达成政治联盟，才消灭了长孙氏的势力。高宗驾崩后，武氏外戚势力迅速崛起，武则天不仅改朝换代，还大封娘家人为王侯，他们为了谋夺继承权无所不用其极，唐朝的外戚势力走向了顶点。 李唐光复后，武氏势力尚存，韦皇后大力提拔韦氏家族掌握实权，形成武韦专政集团，唐中宗不仅被带绿帽子，还被毒杀。唐玄宗开始对外戚防范甚严，王皇后因干预政事被废，之后他就不立皇后，并分离了外戚的政治权力，但是宠幸杨贵妃就不好了，杨国忠直接激发了安史之乱。之后，唐朝不立皇后的现象频频出现，外戚势力由此被强力压制，尤其在唐宪宗之后，许多后妃的出身都不太高贵，也就没有了强大的外戚势力。即使是“七朝五尊”的郭太后，出于皇帝的压制和自身的谨慎，郭家势力不可避免走向衰落。 文官是治理国家的主力，王朝更需要他们政治上的支持，但是有的文臣为子孙后代谋利，不愿意为国家尽力。裴炎被高宗任命为顾命大臣，不愿与韦玄贞分权，就联合武则天废黜唐中宗，导致大权落入武则天手中。宰相张柬之等人虽然光复李唐，但是唐中宗不得不防止大臣逼宫之事重演。唐玄宗对权力的占有和分配都非常敏感，他当政的前期，宰相从来没有干长久的，后期就有点管不住了，李林甫大权独握，弄得朝纲紊乱，又使安禄山势力坐大；杨国忠专权误国，让盛唐瞬间化为乌有。 安史之乱后，一些文臣的品节着实让皇帝失望。宰相元载曾帮助唐代宗铲除权宦，但此后日益跋扈，并且四处贪污，朝堂上因此乌烟瘴气，最终被赐死狱中。德宗重用的文臣一个比一个坏，卢杞排挤忠良，酿成朱泚、李怀光叛乱，长安一度沦陷到叛军手里；裴延龄弄术造假的手段空前盖世，到了唐宪宗时期才被彻底揭穿；白志贞大肆收受贿赂，任由纨绔子弟在神策军吃空饷，德宗在危难之际竟招不来一兵一卒，大唐天子彻底颜面扫地，彻底撕碎了皇帝同文臣之间脆弱的联系，而文臣不可轻信的情况，成了唐德宗在位后期的一个真实写照。 重用武将，现有的藩镇已经很头疼了；重用宗室，说不定又来一次政变；重用外戚，可能会再出来个武则天；重用文臣，佞臣把大唐坑得够惨了。在皇帝看来，只要是“带把儿”的，都首先考虑家族的利益，于是他们把目光锁定在了宦官身上。 首先，宦官与皇帝感情深厚。宦官与皇帝朝夕相处，所以很容易得到皇帝异乎寻常的信任，他们比大臣更了解皇帝，甚至与皇帝进行不为人知的沟通，他们甚至可以利用皇权影子的身份，为皇帝干脏活。李辅国敢逼压唐玄宗、监视百官，都是唐肃宗的纵容和默许；程元振、鱼朝恩等人诬陷功臣名将，根本上是唐代宗有意削弱藩镇的“白手套”。 其次，宦官没有篡权的动力。这是最关键的，宦官没有有传宗接代的能力，是被鄙视的群体，说好听点是宫廷内侍，说难听点是不男不女的中性人，根本没有当皇帝的资格。宦官即使能权倾天下，也得不到别人内心的尊重，面对藩镇和士人的压力，宦官集团虽然并不忠于哪一个皇帝，对其真有身为“家奴”、甘愿被生杀予夺的自觉，但不得不忠诚并竭力维护大唐王朝的社稷。 因此，从唐玄宗开始，唐朝皇帝就有意扩大宦官的权力，安史之乱爆发后，宦官的权利迅速膨胀，并不断制度化：唐玄宗让宦官在朝廷内监督官员，在朝廷外监督武将；唐肃宗把宦官引入中枢来巩固皇权，并大力强化宦官监军制度；唐代宗虽然强力震慑宦官，但又不得不保留宦官制度；唐德宗不仅把宦官监军制度化，还把神策军交给了宦官；唐宪宗再次加强宦官兵权，又给了宦官枢密使权力，朝廷内部形成了两中尉和两枢密的“四贵”，唐朝已正式进入了宦官政治。 唐代宦官曾有过种种劣迹，但面临外扰内乱、各种矛盾尖锐、皇权衰弱的情况下，宦官作为皇帝的心腹和助手，对维护中央权威曾经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张皇后以越王李系谋乱，李辅国帮助太子李豫消除了登基的阻力，避免了又一场皇室内乱；唐代宗出逃陕州，各地藩镇按兵不动，只有宦官鱼朝恩率先领军保驾；奉天之难中，文臣武将相继失节，只有宦官霍仙鸣、窦文场等人随行唐德宗护驾。由于顺宗身体原因和政局变动，俱文珍积极拥立背景雄厚的宪宗皇帝；吐突承璀图谋另立太子，王守澄先下手才保住了穆宗的皇位；唐敬宗遇害，王守澄等拥立更有资格的江王李昂，防止宫廷政变进一步扩大。 在地方上，唐中央在叛服不常的跋扈藩镇派驻宦官监军，他们尽管不能施展全部职能，但它仍是中央统治的象征，构成了中央与藩镇联系的桥梁。而在中央政令所及的藩镇，监军则能以“常驻大使”的身份，忠实贯彻皇帝旨意，起到“监护统帅，镇静邦家”的作用。另外，当藩镇发生军将逐帅、藩帅病重或亡故等重大军情，监军把这些信息及时上奏，成为朝廷了解藩镇的另一条通道。 同时，宦官内部也存在残酷的斗争，更需要获得皇帝的支持。唐朝开始专权的几个大宦官，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俱文珍等人，都是皇帝通过分化、打击把他们整掉。对皇帝而言，文臣未必比宦官更值得信任，宦官根本不需要彻底铲除。唐文宗只会死读《贞观政要》，完全不懂朝堂平衡之道，在关键时刻意志不坚定，几乎让宦官成了断线的风筝，幸好接下来唐武宗与李德裕巧妙配合，宦官的势力大有被连根拔起的势头。唐宣宗明察秋毫，让宰相与宦官相互制约，在他当政期间，宦官们各个低调守法。 当朱温把宦官被杀光之后，后宫里再也没有那些不男不女的声音，朝廷内外一时称快，宦官干政问题终于彻底搞定，但是唐朝不久就灭亡了。宦官做为一种毒瘤，并没有寿终正寝，朱温一朝之后，割据一方的藩镇自立为帝，内部时常发生武将夺位的情况，宦官集团再度崛起。 后唐李存勖对功臣宿将多有猜忌之心，加上宦官张承业品行难能可贵，还辅佐自己成就霸业，让李存勖觉得还是宦官忠心，于是他让宦官担任诸司使或充作藩镇监军，后唐的宦官势力与唐末没什么不同。后晋石敬瑭当了“儿皇帝”后虽推诚以安抚藩镇，但各地仍不服，武将叛乱频发，弄得石敬瑭对士人极不信任，他又像后唐那样重用宦官，使宦官势力重新抬头。 南汉刘 认为文臣武将都有可能谋反，不如无后的宦官值得信任，使得宦官的势力到了滥觞的地步。刘鋹干脆采取“欲当高官，必先自宫”的政策，弄得满朝皆是无根之人。前蜀王建对文武大臣更不放心。他为了制衡文武大臣，把军政大权交给宦官唐文扆。他担心太子将来镇不住文武元老，不得不让宦官宋光嗣掌握军权。 可以看出，在中央权威衰落的情况下，宦官是皇帝对抗文臣武将的一股势力。宦官既没有 社会 地位，又没有后代，他们清楚自己的权利来于主人，只有主人在，他们才有存在的价值，宦官集团成了半瘫痪朝廷的保护者。宦官干政虽引起皇帝的不满，但不会把他们一网打尽，因为既投鼠忌器，又得不偿失，皇帝只能在宦官内部借力打力维持权威，当唐昭宗在藩镇的帮助下铲除了宦官集团之后，大唐也就完了。
宦官专权几乎贯穿了唐朝的中后期，一批批的宦官逼宫弑帝，专权横行，无恶不作。自号称“欺压皇上的老奴”李辅国始，继而有逼宫弑帝的俱文珍与王守澄、经历六代皇帝的仇士良、人称皇帝之“父”的田令孜以及唐昭宗时的权阉杨复恭、刘季述等人。这些人个个都是生前显赫无比，死后臭名昭着的大宦官。 唐后期由于宦官掌握了中央禁军的权力，权势日盛，以致形成了宦官专权的局面，甚至可以废立皇帝。于是，皇帝利用朝官，朝官依靠皇帝，向宦官展开夺权斗争。这种宦官与朝官之间的斗争大致有以下几次： 永贞革新 ：贞元二十年（804年），唐德宗死，顺宗即位。唐顺宗因病不能理事，时任起居舍人和翰林学士的王叔文和王伾遂专制朝政。他们先后引进柳宗元、刘禹锡、韦执宜、韩泰、韩晔、陈谏、凌准、程异等，发布了废"宫市"和五坊小儿，禁止节度使向皇室进奉财物的"月进"、"日进"等一系列革新措施。后又派大将范希朝接管宦官的神策军兵权。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集团当即发动宫廷政变，逼迫顺宗禅让帝位，立太子李纯为帝，是为唐宪宗，并改元永贞。王叔文、王伾被贬杀。 甘露之变：唐文宗即位后，鉴于他的祖父宪宗李纯、父亲穆宗李恒、长兄敬宗李湛等都是被宦官废杀或扶立的，故对宦官专权深恶痛绝，决心依靠和利用朝官李训和郑注铲除宦官势力。太和九年（835年）十一月，李训谎称金吾厅石榴树上夜降甘露，企图在宦官前往观看时，将其全部诛杀。不料事泄，宦官遂派禁军大杀朝官，史称"甘露之变"。 从唐宪宗至昭宗末期，是唐朝宦官专权的鼎盛期，这股依附于皇权的恶势力，对它所依附的皇权构成严重的威胁。“二王”改革失败后，几乎所有宦官都参与朝政，广泛深入到当时政治生活的许多重要领域。如大批宦官进入 *** ，担任诸司使职；掌握宫中全部机要，出纳王命；干预吏选，监视外朝官员；掌握书院、国子监等本是封建士大夫涉足的领域。 ( ) 由于朝中文武大权基本落入宦官手中，朝中制定国策、进退将相大臣，以至皇帝的生杀废立都操纵在宦官手中，皇帝成了宦官手中的玩物和幕后操纵的傀儡。宪宗以后到唐亡的9个皇帝，除敬宗以太子身份即位外，其余的都是由宦官废立。唐文宗哀叹自己还不如周赧王、汉献帝，他说：“赧、献受制于强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皇帝为了保住帝位，也只得巴结、纵容宦官，如宦官杨复恭以拥立昭宗有功，自称“定策国老”，骂昭宗为“负心门生”，昭宗也无可奈何。连皇帝的命运都掌握在他们的手中，还有谁敢跟他们作对呢？“甘露之变”就发生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 从唐太宗到唐睿宗时期，是唐朝宦官势力开始抬头的阶段。唐太宗在位时期，鉴于前代宦官干政的历史教训，对宦官限制非常严厉，宦官只是“门阁守御，庭内扫除，廪食而已”，稍有不轨便遭到严厉的惩罚。武则天执政时，集权于内廷，以牵制外朝的功臣宰相，内官用事开始增多。不过，武则天不像东汉时期的那些女主们，要凭借宦官成为自己和男性大臣沟通的桥梁，这一阶段宦官没形成什么势力，品级也都很低。 中宗复位后，韦后当政，为了扩大内朝权势，发展阉人势力，并授予宦官品爵，人数增至3000多。中宗还派宦官外出监军，开唐代宦官监军的先河。同时，各派宫廷政治势力为了窥测上意，探听消息，纷纷巴结拉拢宦官。当时李隆基为了消灭韦后势力，就曾利用过宦官高力士等人，这说明宦官势力已开始抬头，力量不可忽视。 “安史之乱”是宦官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安史之乱”发生后，唐肃宗李亨因强藩作乱、险亡其国而开始对武将妄加猜疑，宦官则大受宠信，开始内掌军队，外监诸将，其权力从内廷向外朝逐步延伸，从间接向皇帝进言干预朝政到直接把持军政要职，最终形成了专权格局。
一、高考作文优秀片段---陶渊明1、“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中国文人里，又有谁能将心澄净到如此境界，以至于只剩下南山之菊？陶渊明选择了归隐之路。这一路走得潇洒，走得清明。然而，陶潜除了饮酒采菊之外，还做了些什么？这或许连他自己都无法回答。归隐之路为中国无数文人选择，但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言：“自我完善式的道德导致了整体上的不道德。”或许是历史的机缘，促成了一座文学的丰碑。但历史的路若要向前延伸，凭千万个陶渊明能够走出吗？2、晋代田园诗人陶渊明也曾热衷于官场，想在仕途上一展自己的抱负。但当他做了彭泽县令，了解到官场的黑暗以后，便毅然辞官归隐，“羁鸟倦旧林，池鱼思故渊”，他还是喜欢“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从此躬耕农田，不问世事。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实现了他的人生价值。3、陶潜伴着“庄生晓梦迷蝴蝶”中的翩翩起舞的蝴蝶在东蓠之下悠然采菊。面对南山，渊明选择忘记，忘记那些官场的丑恶，忘记自己遇到的所有不快，这是心灵的选择，这是过河人在“河”的两岸所做出的明智的选择，这更是明智的“摆渡”。4、是那个“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士，是那个“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的雅人，是那个“戴月荷锄归”的农夫，对！是他，是这享誉文坛百千年的陶渊明。他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挂印归田园。他忘却了官场的失意，忘却了仕途的不达，却记住了世人的愿望，写出了心中的圣地——桃花源。5、远离尘世，隐归田园，看花开花落。陶渊明生活很清逸，很自由，像蓝天中的白云，像大海中的鱼鳞，因为有菊，那颗渴望自由的心被官场的牢笼束缚太久了，难道没有什么寄托？选菊吧！清新淡雅，与世无争，不正像他不羁的性格吗？是陶诗将心寄托于菊，寻回了一方心灵的净土，也是陶诗让菊带上了品质高洁，与世无争的高姿态帽子流传至今。6、一簇簇幽幽香菊在院子里静放，娇美的蝴蝶在花丛中翩翩起舞，山涧清泉一直流过家院门口。早上，雾色渐渐散去。透过微薄的阳光，一位老人拿着锄头，提着竹篮，向院中走去。“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他吟唱诗句，步履悠闲地跨进了院子……他便是陶渊明。7、幽幽香菊与他为伴，下地耕耘自给自足。闲暇时，便以清泉沏上菊花茶，细细品味；农忙时，便与菊花相枕相依，乐在其中。陶渊明的确生活得自在，他的身上处处洋溢着与众不同清闲与旷达！8、背负了太多岁月的阴影，真的让他好累。沉溺于过去，也必将让他丧失了现在和未来，于是，他选择了离开。酣眠的午夜，他一个人，随着孤零零的帆影，踏上了回乡的小船。月光还是黯淡的，四周还是静谧的。他的衣袖随风飘摇，但此时，他却拥有几分坦然，几分欢喜。全新的生活随着初升的太阳，就要开始了，他与朋友、家人一同早出晚归享受着田园之乐，他与他们一起品尝着粗茶淡饭，享受着那一分简单无忧的友情以及难得的亲情。（这段小文为我们点染了陶渊明的远离官场的轻松、归途之乐和田园之致，在叙述中不乏精美、自然的语言点缀。）9、小船在水面轻轻摇荡、漂浮着，微风飘飘柔柔地吹拂我的衣衫，轻轻暧暧地爱抚我的面颊，踏着山雀的歌韵，我醉饮船前船后的山泉。青山回响着船桨的激水，将我所有的乡愁揉碎。眼前是一帧浓浓淡淡的黑白照片，两岸静卧的野草是它的背景。我倾听鸟的对唱，虫的独吟。阳光斜洒，洒满我回家的路。远远的，能看见那个宁静而温馨的茅屋，笼罩在淡烟里，飘渺虚无……（这是一篇情景交融最好体现的作品。那种无忧的恬淡如闲适的中国画，一缕一缕向我们走来，小船、微风、歌韵、阳光组合成了一幅似静又动的画面。陶渊明就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我们才知道，距离我们那么遥远的五柳先生竟是这样的洒脱、无羁。）10、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现代社会，陶渊明大约是很寂寞的，把他引为知己者应该已经很少。人们要关心收入、职称、住房，关心孩子的学习、就业、婚姻，关心上司的意图甚至神情，关心自己的仕途升迁……心被各种现实问题塞满的现代人，哪里有闲工夫如陶老夫子一样去观松赏菊，引酒赋诗呢？特别是在某些以所谓弘道济世、气干青云自诩的人的心中，这“中国第一大隐”官场失意便避世无为的态度更让他们不屑，比起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忧国忧民来，那不啻有霄壤之别。11、我们怎样在喧嚣的尘世让心中积郁的块垒消散，怎样在繁杂的市声中让浮躁的心灵宁静，穿越时间隧道，在陶渊明的南野田园中飘荡，与寂寞的诗魂倾心交谈，或许能让甘泉涌过荒漠，在胸中流出一片绿洲。且让我们想像一下陶夫子归家时的情景。宽袍大袖，迎着轻爽的河风，立于船头的陶公，在这样的晨光熹微中，奔向温馨的家居。他的神态是那样的幸福、轻松、安详、超脱，这时的他实实在在像一只“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小鸟呢！12、陶渊明是寂寞的，这寂寞就在一个真字，真性情，真言语，真行为。要做到这一个真字，还真需要一番勇气和智慧。在矢志不移和随波逐流之间，在现实利益和神圣价值发生冲突时，选择的天平最终将偏向哪一端？这是一个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的问题。“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人生是短暂的，人生需要旷达。现代人，守住内心的寂寞，别让心灵蒙尘，因为寂寞是一种美丽，寂寞使人诗意地安居
〔摘 要〕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犹如偶像的文人形象，这一形象形成的原因主要包括魏晋时代思想背景的影响，陶渊明自身的性格特征和作品风格，以及后世接受者在其对陶渊明接受过程中所显现的选择性特点，对陶氏偶像形成发生了一定的作用。从这三个方面阐述陶渊明偶像的形成原因。 �〔关键词〕 陶渊明；偶像；选择性接受 �� Abstract:Tao Yuanming is regarded as an idol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image include the influence of thoughts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y, Tao’s characteristics and style of his works, as well as features of the selective acceptance of later people. This papergives a primary discussion from three main aspects. � Key words: Tao Yuanming; idol; selective acceptance �陶渊明在文学史上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形象，其特征大多表现为孤傲、高洁、刚直。许多意象与之相连，比如菊花、饮酒、“不为五斗米折腰”等，让后世文人对其心驰神往。笔者认为生活在一个思想多样且活跃的时代，对陶渊明形成复杂而易变的性格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正是这种性格使其文风也比较多样，进而为后人对其选择性接受提供了基础。这些原因使得陶渊明形象日益变成概念化的偶像，因此需要对这些原因进行分析以便更为全面地理解陶渊明及其作品。 ��一、纷杂而互动的思潮 ��自东汉末年以降，知识分子对依靠人多势众取得话语权力的做法逐渐失去了兴趣，表现在行动上就是不再去认同某一个团体，而是更集中在自身。“个人的理想主义在古代中国常常被归属于老、庄一流的思想，事实也确实如此，公元一世纪初，一个叫樊准的文人在一份上书中曾经猛烈地批评当时的文化和学术，似乎对于儒学以及经学颇为失望，他在追忆西汉历史时突然发现，‘昔孝文窦后性好黄老，而清净之化流景武之间’……他把理想人格与道德追求从体制内转向体制外，从群体的现世的楷模转向了个体的超越精神”〔1〕，在儒士阶层内部出现了新的思想倾向，一旦外部时机成熟即可掀起新的思潮。曹氏建魏之后，曹操对汉代文人保持一定距离。“孟德求贤三令，大致以为有德者未必有才，有才者或负不仁不孝贪诈之污名，则是明白宣示士大夫自来所遵奉之金科玉律，五经完全破产也……故孟德三令，非仅一时求才旨意，实标明其政策所在，而为一政治社会道德思想上之大变革。”〔2〕曹魏极大地削弱了儒家的地位，为儒家思想之外的思想存在兴起提供了外部条件。于是在内外双重因素的作用下，儒家正统地位开始受到挑战。这并不意味着其对世人的影响式微。比如即使在司马氏篡位之后，传统礼教观念再次被重创的时候，士人也没有完全抛弃儒家的思想，“玄学固为汉代繁琐经学之反动，且多祖述老庄以成玄学家之形上学，但是由于三国晋初玄学家所受教育所在于家庭，而且家庭之礼教未堕，因而这一时期的名士都精研儒经，且仍推孔子为圣人。”〔3〕此外，也有人希望调和“自然”和“名教”，向秀和郭象在注解《庄子》的时候认为孔子贵名教，老庄崇尚自然。名教所以治天下，自然是用来养性命的，认为两者可以相结合并且是一种理想的人格。 ��以上说明当时的知识分子拥有极大的灵活性和独立性，游走在不同派别的思想之间，也有调和各种流派的愿望。在此风气下，对陶渊明形成多样而易变的个性产生极大影响。 ��二、多样而易变的个性 ��陶渊明从小的时候就研读经学，“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十六），因此是希望积极进取，建立功名的。他对自己的身世极为看重，陶氏家族中最为著名的就是陶侃，曾经被封为长沙公，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在魏晋礼法逐渐孱弱的背景下也一度觊觎王祚。陶渊明对这样一位先辈是十分敬仰的，作《赠长沙公诗》。“於穆令族，允构斯堂。谐气冬暄，映怀圭璋。爰采春华，载警秋霜。我曰钦哉！实宗之光。”字里行间可以读出陶渊明也希望建立和陶侃一样的功业。外祖孟嘉也是陶渊明倾慕的一位长辈，作《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一文来纪念。于是多次出仕，参加了当时几路枭雄的幕府。但是他不久就因为身心受到役使而觉得不悦，而且当时的世家大族大多都怀有狼子野心，因而陶渊明不愿苟同。《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就说明了一个长时间隐居山林的人走入新的环境之后产生的矛盾心情，祖先的功业，少时的学养，还有自幼家贫，母老子幼的生活现实需要通过出仕以养家糊口，这些现实的因素都和隐居逐步养成的闲适自然，崇尚自由的性格产生了冲突。陶渊明在这种紧张关系中左右摇摆。陶渊明也是一个性格耿直的人，依照当时司马氏希望通过招隐来笼络各方名士，巩固朝政的用心来看，历任江州官员都希望陶渊明出仕，但是他与官员结交也是有自己的选择标准的，比如经常被提及的陶渊明对王弘之和檀道济截然不同的对待。因此对陶渊明的辞官动机，不排除受到了道家玄风的影响，追求自然而希望归隐，但是他自身的性格应该更值得重视。本来就在矛盾中左右摇摆的他，随时都会因为自己的耿直而离开当时的官场，所以辞官只是性格使然。离开官场之后，内心的建功立业的追求又会驱使他对自己尚未取得的功绩有几许感慨，这就是一个普通人的正常想法而已。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佛罗伊德认为意识是心理状态的最高形式，是人的心理因素世界中的首脑，它统治着整个精神世界，使动作协调。前意识就是储存的记忆库，人通过召唤回忆以前的事物就是前意识范畴。在意识和前意识之外，即精神分析理论中最重要的潜意识是人类精神中占据最大量，最原始的部分。潜意识被压在最深处，最底层但又是最活跃，总是设法浮现到意识表层上来”〔4〕。陶渊明早年受儒家进取精神的熏陶所形成的人生观，在现实中受到了种种压制，进而进入了他的意识底层，然而潜意识是架构本能的基础，只要他的潜意识中的这些内容不能完全去除，对之前的追忆就会一直存在，只是受到存在于意识层面的归隐思想的辖制表现得不是十分明显或者没有表现而已。朱熹曾说陶渊明“说尽千言万语，说不要富贵，能忘贫贱，其实是不大能忘，他只能将这念头抵拒将去”（《朱子语类》卷三四，《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P74-75），这就是说陶渊明固然有追求飘逸自由的隐居生活，不愿意和当权者同流合污，他在某些时候还是会有一定的反复，只不过在更为强大的意识控制之下，这些潜意识有所表现之后再一次被压制了，这是陶渊明个性多样而易变的表现，可是恰恰这一点没有被后来人完全接受，他们的接受具有明显的选择性特点。 ��三、选择性的接受 ��陶渊明之所以成为一个偶像，主要还是在于后世文人的选择性接受。这个过程有以下几个较为典型的特点： ��第一，对陶渊明的接受过程中首先是对其人格品质的推崇，而后才是对其文艺风格的赞许，但这种赞许往往出于呼应或者是依附其人格品质。 ��从效陶诗、和陶诗一类作品的主要作者来看他们都是在陶渊明是一位高洁隐士形象之后开始对其诗文产生兴趣的。这说明在接受的开端，引人注目的是隐士形象。特别是陶渊明的好友颜延之作《陶征士诔》是最早对他进行评价的作品，而且还被收入了《文选》。依照当时颜延之作为文坛喉舌的影响已经可以说是对陶氏声名传播有了极大的帮助，更加需要指出的是这篇悼文大部分篇章都是在讲述陶渊明的品质，而较少地提及他的文章。偶像价值形成过程中，第一笔就是如此的有所定向。作品的传播稍微滞后的原因是当时的文坛主要的创作风格受到谈玄的浸染，因此在内容上大多描写田园生活的作品让陶渊明并没有在被认为是名家，因而不容易获得广泛认同。钟嵘的《诗品》只是将陶诗列为中品而已，因为在这之前，陶渊明没有被人们以文人形象接受，到了《诗品》的出现，才出现了文人形象的陶渊明，将之评为“质直” ，“田家语”。直到萧统的《文选》将其收录之后才逐渐被人们所重视，但萧统著《文选》中对陶渊明的《闲情赋》评价不是很高。认为这篇文章是“白璧微瑕者，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谏，何必摇其笔端？惜哉！无是可也！”萧统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评论，除了其自身正统观念比较深厚，主张文章体现“温柔敦厚”之外，主要是对颜延之最早塑造的陶氏隐士形象的认同，否则他也不会讲《陶征士诔》收入《文选》当中。尽管萧统对这篇《闲情赋》有所非议，但是他的选择也反过来说明了陶渊明首先是作为隐者被人所接受的。更加值得关注的是萧统在文艺批评上还坚持言行一致的观念。“在萧统的人生观中存在着言行一致的观念，己任的心灵和外在的一切行为（包括创作）应该在真善美上统一起来。他主张‘立身行道，始终如一’（《梁书•到洽传》评到洽语），推崇‘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的文章。而且他本人也是这样做的，‘持性严谨，不畜声乐’（《南史》本传），而非其弟萧纲所云‘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需谨重，文章且需放荡’。”〔5〕91言行一致的要求就使萧统在选择标准上将目光自觉地集中在陶渊明那些符合归隐心理，表现田园生活的恬适自然的作品。这无疑就使得陶渊明的“大贤”的高洁形象固化。借助《文选》这样一本可以说是后来读书人必读的书，无疑是把这种固化的形象传播得更深更广。但是陶渊明许多作品中还流露了对生命的忧虑，对追求功名壮志未酬的慨叹。在《杂诗八首》中这种思绪有比较集中的流露：“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 荣华难久居，盛衰不可量。”“ 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昔闻长者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亲此事。”这些都是他归隐以后的作品，说明在为人刚直，不愿心为物役的形象之外，陶渊明还有更为丰富的思想，另外还可以从《闲情赋》、《祭程氏妹文》等作品看到他深情的一面，这些和隐士形象共同构成了陶渊明有血有肉有情的人生。��一个被部分接受的陶渊明形象光环掩盖了所有作品所表现的完整形象。当然这不是在造神，但是一代一代的流传，会让越来越多的读者认识的是一个过着简单甚至是窘迫的生活，依然安贫乐道的隐士陶渊明。人品先于作品的传播让很多人忽视了陶渊明作为一个平凡人的真情，作为一个读书人的矛盾心理。偶像无形之中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第二，认为陶渊明不事二主是对他的拔高。前文就陶渊明的性格已作叙述，他性格刚直，又受到魏晋玄风的影响，更加注重自身的独立性。虽然也曾经是桓玄和刘裕的幕僚，但当他们造反的时候，陶渊明只是根据自己的性格喜好作出选择，不存在什么“耻事二姓”的事情。梁启超说过：“其实，渊明只是看不过当日仕途的混浊，不屑与那些热官为伍，倒不在乎刘裕的王业隆与不隆，若说专对刘裕吗？渊明辞官那年，正是刘裕拨乱反正的第二年，何以见得他不能学陶侃之功遂辞归，便料定他20年后会篡位呢？本集《感士不遇赋》的序写道‘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近之心。’当时士大夫浮华奔竟，廉耻扫地，是渊明痛心的事，他纵然没有力量移风易俗，起码也不肯同流合污，把自己的人格丧掉，这是渊明弃官最主要的动机，从他的诗文中到处都可以看出来，若说所争在什么姓司马姓刘的，未免把他看小了。”〔5〕91出现认为陶渊明不事二主的说法，主要是因为萧统以及后来的接受者将自己的价值评判转移到了陶渊明身上，忽视了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陶氏的性格。另外，萧统的地位需要被提及，作为皇储，他不能做出统治阶层以外的意识评价，所以他对陶渊明的接受明显表现出了儒家正统观念的影响，强调君臣之纲。但是这种做法，让陶渊明隐士形象之外又多了一环光晕。 东晋是中国封建专制最为独特的一个时期，《晋书》卷九八《王敦传》中提到“王与马，共天下”说的是琅玡王氏诸兄弟和晋琅玡王司马睿共同拥有天下的现象。中央皇权由于是南渡至江左，北方又是多年战乱，民不聊生。所以在统治根基上需要借助世族的力量，而南方的世族和南迁而来的大家也都希望依靠国家机器来保障自身的利益，所以两者相互依靠，各取所需。“西晋琅玡王司马睿，本来不具备在江左运转皇权的条件。司马睿在晋室诸王中既无威望，又无实力，更无功劳，如果不借助门阀世族的扶持，根本没有在江左立足的余地……两晋之际，胡羯交侵，民族危机骤现。南渡士族既是晋室臣民，以避胡羯侵凌晋室而南渡，自然不会也不可能舍弃晋室而另立新朝。他们只有奉晋室正塑，用晋室名号，才是保全自己家族利益的最好办法。”〔6〕这也就造成了一个潜在的隐患就是世家大族各自经营不同，特别是几个实力雄厚的大族的任何兴衰变化都会造成政局动荡。这种情况下，先后出现了如王敦、苏峻几次反叛，使得司马氏不得不依靠其他的世族来平叛，皇室的权威日益衰落。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政治环境以及与之共生的玄风蔚然，使得人们对待君臣之纲，礼之大伦的观点没有其他王朝那么重视。这是皇权政治的变态，但正是这种偶然使得陶渊明这样的文人在刚直个性的作用下对刘裕取代司马氏的行为，仅从自身的喜好来接受。至于“耻事二姓”是对其一种拔高，这种选择仅仅出于接受者自身的需要。 ��第三，仕与隐的母题统摄着整个接受过程，两种思想的关系发生矛盾时陶渊明就成为了暂时的“避风港”，那些徘徊在仕与隐之间的人只是希望通过效陶、拟陶、和陶等方式分享隐者的自由，或以明志，或以解忧。在神韵上是无法达到陶诗的境界。可是客观上也深化了陶渊明的偶像地位。比如韦应物在罢官以后就会写一些田园诗歌，韦应物的《种瓜》诗看来纯在学陶，写躬耕生活体验。同样是地荒苗稀，同样自嘲苦笑。对陶渊明而言，找到了自己理想的生活方式，找到了应有的心境和情趣，不成功的劳动也乐在其中；对韦应物而言，要表现的是一种随运顺化的态度，根本不以瓜的得失为意，也不以自己的失败为意，一切顺其自然。诗人所追求的是闲远飘逸的情致。这种不同的心境和归趣就是两个人的异质之处。韦应物不一定是淡泊之人，“韦诗五百十余篇，多安分语，无一诗干进？”（乔亿《剑溪说诗又编》）像韦应物这样的名家还有很多。陶渊明在接受过程中不断被人加以模仿，抬升为一种典型的文化现象。而且仕与隐是一个贯穿中国古代思想史、文学史的话题，陶渊明的名先被大力传播，而后才是他的文，所以陶渊明逐渐成为士人心中的一种向往的时候，是一个隐士形象的先入为主造成了对其文本缺乏全面把握，或者一定程度上的有选择性的解读，恰恰又进一步抬高了他作为隐士的一面，照此循环，最终的结果是一个众人都敬仰的文人偶像。 ��第四，在文学史上不同时期的思想趋向和文艺理论不尽相同，所以接受的角度也相异。造成对陶渊明形象的某些曲解，甚至是过度提升。最为突出的就是在宋代。唐人对陶渊明的人品十分推崇，但是没有推到典范的地位，且从王维、李白、杜甫到白居易皆对陶渊明颇有微词，其根本原因在于唐人认为“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尚未充分融会吸收佛、道两家学说（特别是其中的心性学说）的唐代儒士，对儒家之道的理解上停留在比较机械的教条层面，抓住陶潜言行上与儒家道德规范相冲突的地方来否定陶。但是到了宋代，陶渊明闻道之说始于苏轼而定论于南宋末期理学家，所闻之道也由庄禅之道完全滑入了儒家之道，陶渊明既为闻道之士，“闻道”又是宋代人毕生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人生境界，宋人把陶渊明的人品推上理想地位、典范地位便可以理解了。宋代可以说是陶渊明接受过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时期，当时的文人重视知识的积累，因此在儒家的大旗下对各种思想都有研究，因此对陶渊明的主要特点是有清楚地把握的。但是理性的，趋淡内敛的审美使他们对渊明的理解趋于理趣化，划归到儒家的范围内，这种做法不同于以往的截取部分形象的做法，而是完全使他变为儒家范围内的一个人物，忽视了道家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在文艺理论上儒家追求的是知人论世，笃信一个人要言行一致。所以一些自况的文章都被划入了自传性质的范围。这种观点固然有其理论支撑，但是面对陶渊明这样一个性格复杂，客观生活不断变化的而又游走在各种思想之间人来说可以说是不适合的。 ��总而言之，陶渊明生活的时代让他的思想世界呈现了多样而富于变化的特点，自身的性格也是多面性的，这就为选择性接受的出现提供了可能。在传播和接受过程中让陶渊明的形象逐步被提升，甚至拔高。因此通过这些原因的分析，可以更全面地去理解陶渊明及其作品，而不是盲从。 ��〔参考文献〕 〔1〕葛兆光.中国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312. �〔2〕 陈寅恪.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46-147. �〔3〕 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32. �〔4〕 苏 隆.佛罗伊德十讲〔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4：80. �〔5〕 李剑峰.元前陶渊明接受史〔M〕.济南：齐鲁书社，2002. �〔6〕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81-282.
论陶渊明的诗歌美学风格[摘要] 陶渊明在对诗歌的审美特性的认识上，有自己的思想渊源和古朴的文风。首先，他强调：“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这是儒道美学思想在文艺观中的反映；其次，他主张“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提倡语言洒脱恬淡，诗化日常生活，用田园诗、山水诗表达诗人主体对田园山水客体的审美；再次，他崇尚“复得返自然”的心境，认为诗要有自然地基调、人要有自由的思想和人性归复的性情。这一审美原则源流于老子“和光同尘”的美学思想。 [关键词] 陶渊明 诗歌 美学The theory of Tao Yuanming's poetry aesthetic style[Abstract] Tao Yuanming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aesthetic features of poetry, have their own thoughts origin and the style of of primitive simplicity. First of all, he stressed: "qualitative nature, not the proper and complete income", this is in pf of confucianism aesthetic thoughts; Second, he argued that "the clothes stained with solicitors, but would make no violations", advocating language is calm, free and easy, including daily life, express the poet in pastoral poems and landscape poems of aesthetic subject of rural landscape object; Again, he advocated "after return to natural" state of mind, that poetry will have naturally tone, people will have the freedom of thought and adapt to human nature of temperament. The aesthetic principle origin in Lao zi "bland" aesthetic thought. [Keywords] Tao Yuanming poetry aesthetics目 录引 言1一、强调“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1（一）美学观形成的道家思想源流........................................................................1（二）美学观受儒家美学思想影响........................................................................1二、主张“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1（一）诗歌审美形态下的语言意象........................................................................1（二）诗歌审美形态下体现的风格........................................................................1三、崇尚“复得返自然”的真我性情1（一）人性归复观引导下真我性情的探究............................................................1（二）人性归复观对后世审美形态的影响............................................................1结 语1参考文献1谢 辞1引 言由于道家哲学观认知度的提高和大型电视剧《陶渊明》的摄制，一个具有道家朴素辩证思想的中国文人——陶渊明，逐渐被人们熟知和喜爱。他在散文领域的成就是无与伦比的，人们每当谈起陶渊明便会想起他的散文辞赋，却忽略了他的诗歌和其朴素的美学理论。晋宋以降，很多人对陶渊明诗歌做了搜集整理和考证的工作，到了近代人们逐渐从研究作品本身提升到体悟作家美学思想上来。只是研究作品本身不能完全汲取作品的养分，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对陶渊明文艺美学理论的忽视和对作品认识上的不足。他是具有道家朴素辩证思想的哲人，在我看来陶渊明不仅是杰出的文学家，而且是杰出的文艺美学家，在对诗歌审美特征的认识上，陶渊明有自己的思想见解和古朴的诗文风格。一、强调“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一）美学观形成的道家审美源流陶渊明具有朴素主义的思想和唯物主义的精神。基于此，他重视文学对自然和自然规律的关注，对人生所做的哲学思考。他在《归去来兮辞序》中写道：“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在《形影神》中，他抱着“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精神对待文学和生活。可见，所谓“纵浪大化中”的目的在于思考和解释人生存在和生死等哲思问题。从而达到“不喜亦不惧”的功效。陶渊明晚年曾写一首《自祭文》，诗歌最后说：“不封不树，日月遂过。匪贵前誉，孰重后歌？”，孰重后歌的原因十分明确，写诗就要充分坚持诗歌的自然本色，与浮文妨要、虚谈废务的体例划清界限，不能一味地阿谀奉承、粉饰太平。陶渊明在向朝廷申诉辞官归隐的原由时说：“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这说明陶渊明确是彻底体悟到了世俗社会与自己崇尚自然地本性是不相符的。他不能改变本性以适应世俗社会的观念，再加上对政局的失望，于是坚决辞官。他的《五柳先生传》《归园田居》等诗作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创作的朴素主义名篇。陶渊明在《答庞参军》中写道“物新人惟旧，弱毫多所宣，情通万里外，行迹滞江山。君其爱体素，来会在何年！”作者把道家隽永的哲思注输在文章的内容中，强调洒脱自然心性的重要性。“行迹滞江山”与“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的精神完全一致，都是道家朴素主义思辨观在陶渊明文艺美学理论中的体现。（二）美学观受儒家美学思想影响陶渊明诗歌具有儒学审美形态，在于其年幼时外祖父给他提供了的阅读和了解历史的机会，其阅读了大量的儒学典籍，使他具有了“猛志逸四海”、“匪道曷依，匪善奚敦”的志趣。陶渊明熟谙儒学，其诗歌中引用论语经典就达37处之多。陶渊明关于审美形态下的品德准则，比较集中地反映在《咏贫士》中：“好爵吾不荣，厚馈吾不酬。……朝与任义生，夕死复何求。”在这里陶渊明本着“与仁义生”的原则，精炼地阐述了安贫与求富在他心中的考量。人生过分追求富贵，则不能符合“与仁义生”的精神准则。作诗仅仅满足于对世俗的歌颂、阿谀奉承，则不能完全体现诗歌的审美效果。诗歌要有真性情、人要有不阿谀的品行，这就是陶渊明主张的诗歌与人性共同的本质特点。二、主张“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陶渊明关于诗歌审美形态下的语言、题材及所体现的风格，比较集中地反映在其创作的田园诗中，作者在《归园田居五首》（其三）中写道：“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在这里，陶渊明本着语言洒脱，诗话生活的原则，精炼地阐述了在审美上诗人主体和田园山水客体的关系。诗歌如果过分追求华美，则不能体现诗歌自然的情趣和风格，只有抓住客体意象的本质，才能达到诗人主体与诗歌客体之间的和谐统一。纯真的性情是陶诗之体、自然的语言是陶诗之用。钟嵘《诗品》曾叙述说诗歌的最高造诣，应该是“使味之者无极”，唯有陶渊明诗歌是这样的。对陶渊明诗歌审美形态下的语言题材及对诗歌风格的见解，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进行分析：（一）诗歌审美形态下的语言意象其一，诗歌语言要洒脱恬淡。陶渊明在《归园田居五首》（其一）中写道：“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这是陶渊明在江西彭泽做县令不过八十余天，因“不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而挂印归乡时所作的。“虚室有闲”，意谓着语言洒脱恬淡，就是要符合自己的心性，不粉饰、不浮夸，传达出作者对文学语言朴素的见解和要求。陶渊明以平实的生活写诗，诗话人生，从写庭院景色转笔写情，在虚静的居室中悠闲地生活，令人感慨万千。而过分追求社会名利的人，则被陶渊明讥之为乡里小儿，足见陶渊明对官利社会的厌恶，对民风不古的痛彻。而社会粉饰阿谀的文风又无法改变，所以只能借助于诗文，表达出对诗歌语言的内在心愿。陶渊明语言平实的观点，也体现在他其他的诗作中。在《拟古》中写道：“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自从分别来，门庭日荒芜。”春天到了，燕子翩翩飞回我的草庐，自从分别之后，门庭日渐荒芜。陶渊明在诗歌中描写的大多是生活中日常之物，所用意象如燕子、草庐、门庭等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平淡中见绮丽，因此其诗作长久的被人提及，而那些只注重形式的作品则被人们所鄙弃。其二，诗歌意象要准确得体。陶渊明的诗歌笔调宽旷，感情冷峻沉痛，同时包含了一颗爱国思民之心，大为后世推崇。陶渊明诗歌构思别致的重要原因在于，其诗歌所引用的意象精致深刻。他继承了我国自《诗经》《楚辞》以来比兴的手法，引用大量的比拟意象，如《诗经》中的《魏风·硕鼠》和《楚辞》中的《橘颂》就是用比体来写实的作品。陶渊明继承和发扬了《诗经》和《楚辞》大量引用意象，运用比兴的手法。在他的作品中，大量使用“鸟”这一意象，以归鸟喻自己回归田园。陶渊明在《饮酒二十首》（其四）的首句写道：“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用比喻的手法，暗喻自己从尘网回归到自然之乐，表明对现实政治的不满和对田园生活的歌颂。陶渊明以孤鸟自比，形象生动地描绘了自己从尘世解脱之乐，比直接叙述更加令人深思，意蕴绵长。他在《归鸟》四言诗中，也舒发了相似的情感，如“翼翼归鸟，晨去于林，远之八表，近憩云岑。”同样抒发了作者倦而知返的情怀。这种借鸟之归栖来比喻世俗社会黑暗的诗句在他的其他作品中也不少见，如在《归去来兮辞》中，他强调“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又如《归园田居五首》中的“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他在引用“鸟”这一意象的同时，还采用强烈的对照手法，来强化所引用意向的效果。“酒”这一意象在他的作品中也大量出现。大致在魏晋之前，社会以儒学及儒家思想为主导和核心，中国人一直相信“天”的支配作用。这是凌驾于个体生命之上的绝对权威，但在东汉之后，遭到广泛质疑。于是个性解放由此产生，在文学层面，也就有了关于“以人为本”的主题。但旧的困境无法瞬间摆脱，新的背谬和问题又相继提出，因此诗人们不断发出感叹：“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古诗十九首》）；“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阮籍《咏怀诗》），这是有限人生对无限存在的回应与感慨。在社会“大化”变迁之中，诗人无以找到“心远地自偏”的境地，因而使得生命充满焦虑和矛盾，于是他们独钟于玄学，倾心于饮酒。在陶渊明作《饮酒二十首》（其五）中，我们不难想象到一位微醺的，飘然如神仙的诗人在自己的庭院里采摘菊花，偶尔抬头远望，恰好与庐山相会，陶渊明所述的“悠然”不仅属于山，更属于人。陶渊明把日常生活琐事、平实意象，都写入诗歌当中，而又显得质朴率真，这是陶渊明诗歌的高妙之处，他借意象清晰地表达出不流于世俗的高尚精神。（二）诗歌审美形态下体现的风格东晋以来，文人墨客喜欢用玄理写诗，然而大多诗作哲理浅陋、平乏无味，被后世之人大为鄙弃。唯有陶渊明的诗哲理意趣并在，情深意隽，大为后人赞赏。而后世对于陶渊明与文人玄士评论迥异的根本原因在于，陶渊明对于理的追求以及对理表达的方式高于后者。陶渊明认为诗要有自然之理、有自己的风格。陶渊明在《饮酒二十首》（其十四）中明确提出诗歌要体现真性情，“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这两句既点出饮酒的情由，又道出了作者性情的质朴。他在自然古朴的田园生活中领悟到了生活的真谛，得到了精神的满足，而在诗歌中的体现，即是淳厚质朴的文风；陶渊明对“自然之理”的追求，显然受到了老庄崇尚自然思想的影响。他在《饮酒二十首》（其十四）的后半部分写道“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在酒过三巡之后，自我意识已经消失，外物对于自己的羁绊更是无从谈起，诗人在醉意中达到了“超我”的心境，以酒中的“深味”收笔，浑然天成。诗人把玄理的表达与饮酒、复醉的生活情趣结合起来，使生活和玄思完美的结合，相得益彰。陶渊明很赞美贫士的品行，他在《咏贫士七首》（其五）中说“袁安困积雪，邈然不可干。”以袁安居前积雪映高士开笔，又书之“岂不实辛苦，所惧非饥寒。贫寒长交战，道胜无戚颜。”一种穷且益坚的高昂之势跃然纸上。天降大雪，而袁安僵卧不去乞要，他对来巡视的县令说：“天下大雪，人们都饿着，我不能再去麻烦大家。”在这里作者把视觉、触觉、和感觉所产生的复杂作用结合在一起。达到了一种审美上的中和和心灵上的超脱，他的作品确是充满自然质朴气韵的佳作。三、崇尚“复得返自然”的真我性情 （一）人性归复观引导下真我性情的探究陶渊明在《归园田居五首》（其一）中云：“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诗歌与人生是两种不同的形式，但陶渊明认为他们之间有着共同的美学标准，即“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自然意谓出于质朴、无需人为雕饰。凡出自“自然”者，必体现作者的本心，给人以“自然清新”之感。陶渊明在写作诗歌的时候，常常用古朴、自然作为其审美的标准。如《归园田居五首》（其二）：“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归园田居五首》（其三）：“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在陶渊明看来，古朴自然的人生可以不计较个人荣辱得失，古朴自然是诗的生命，是审美的最高准则。陶渊明提出的古朴、自然的审美标准，实际上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情感质朴。陶渊明自道其田园生活的体会：“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二十首》），他又在《饮酒二十首》（其八）一诗中自述酒后生活的情境：“提壶挂寒柯，远望时复为。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寄情于精神世界，树立了一个挺立高尚的人格。陶渊明在很多诗文中，歌颂的莫不是具有质朴精神的人，他也把真我的性情作为写诗的重要标准。如《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中写道：“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日入”二句最为真切，前句说的是结伴一起回家，后句写用壶浆来慰劳邻里的朋友。只有情真才可以感人，才能有所共鸣。陶渊明一生穷困潦倒，他那些怀古之作，如“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未知明日事，余襟良已殚。”（《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确是催人泪下。多次被举荐入仕，又多次辞官归隐，其在《归去来兮辞》中云：“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而在田园生活中，其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其诗云：“谈谐终日夕，殇至辄倾杯。”（《乞食》）他确是一位敢于直言真情的诗人。陶渊明在《饮酒二十首》第九首中写道：“一世皆尚同，愿君汨其泥。”田父劝他做官，他却表示决不与世俗同流合污。苏轼评论陶渊明诗：“渊明独清真，谈笑过此生。”“有士常痛饮，饥寒见真情。”他与陶渊明的心意不谋而合，陶渊明对那些虚情假意非常不满，对千古的士人社会评论说：“千载非所知，聊以永今朝。”（《己酉岁九月九日》）其二，意境质朴。意境是情景交融的艺术创造，它能引起作者丰富的联想和想象。陶渊明的“复得返自然”概括了意境的含义，认为诗歌应有自然超凡的意境。他称赞贫士的诗：“闲居非陈厄，窃有愠言见。何以慰我怀，赖古多此贤。”陶渊明认为古代贤士像太阳一样，给他信心与希望，不汲汲于富贵，所以无论是早晨的太阳、秋天的白露或是冬天的明月，都是质朴美好的。质朴自然的审美意境为他的诗歌创作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二）人性归复观对后世审美形态的影响陶渊明对老庄深邃自然的思想有很深的层次的理解，为后世士大夫筑了一个可以使心灵得以宁静的精神家园，达到诗歌与内心世界真善美的统一。陶渊明与他创立的田园诗派，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在陶渊明的影响下，钟嵘成功地把庄子“天下有大美而不言”等美学思想引进到诗歌美学领域，钟嵘在《诗品序》中提倡的“真美”与陶渊明提出的“自然”思想同出一辙。在陶渊明的哲学思想中，最高的范畴也就是“道”和“自然”。唐代王维被称为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他批判地继承了陶渊明诗歌的灵魂和精髓，以诗入禅境，最终达到以物观物、物我两忘的高度，如“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山居秋暝》）。陶渊明诗歌对宋词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得宋代诗词更加关注诗人内心较为抽象的矛盾和情感，以范成大为代表的农事诗便是对陶渊明别样的继承，宋代词人苏轼提出“是万物之盛衰于四时之间者，皆其自然，莫或使之。”苏轼提倡的“自然之数”、“文理自然”等理论也正是陶渊明“复得返自然”思想的理论创新。陶渊明追求的自然之理，实际正是以他最理想的“道”和“自然作为他美学追求的最高标准。 结 语陶渊明深受中国古典文化的影响，他的创作即具有文学性，又隐喻着深刻的哲思。年幼时家庭开始衰微，经历了晋宋易代之际的动荡时局，但外祖父给他提供了阅读和了解历史的机会。他不仅学习儒学，而且熟谙老庄之道，能熟练运用《老》《庄》等各种典故，儒学功底在其诗作中可见一斑，使其具有“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志趣。陶渊明对于中国古代的哲学典故，并不是全盘照搬，而是通过自己的理解，加以变通修饰。他的创作，字里行间流露出对隐士生活的热爱和对官场社会的鄙夷，其深刻的文艺美学哲思对中国古典美学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陶渊明的诗歌、散文创作，达到了文学、哲学、文艺美学的高度统一，对儒道等中国古典文化兼收并蓄。作品中的“酒”、“月”、“菊花”等象征意象，成为中国历代文人创作中的经典和典型的意象。其作品的文艺美学价值不言而喻，诗文源流广泛、影响深远。陶渊明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其创作意境深邃，而他的创作并不是一味的消极避世，而是受到了晋宋易代之际历史、社会的制约和影响。在诗歌方面，沿袭魏晋古朴之风，使诗歌进入更纯熟的境地，不再是老庄思想的枯燥注疏，使玄言诗达到了新的高度；开创了田园诗派，将“自然”提高到了一种美的至境。在散文方面，付之以大量的哲学思考，古为今用，展现了静瑟的散文之美，为后世士大夫筑了一个可以使心灵得以宁静的精神之巢。陶渊明的作品今存121首，但是诗歌简短精炼，立意深邃自然。其作品引用《论语》典故37处，引用《老》《庄》典故有77处之多，既展现了文学和文艺理论之美，又展现了他清高耿介、淳朴善良的人性美。陶渊明即是晋宋之际的文学家，又是杰出的文艺美学家，思想深邃质朴，使之成为了一个令人永不生厌的话题。参考文献[1]逯钦立．陶渊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吴小如编．陶渊明诗文辞典鉴赏[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3]袁行霈．陶渊明诗[M]．北京：中华书局，2014 [4]傅东华．陶渊明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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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与他的“冰山原则” 2002年05月24日10:21:47 网易报道 Kelseytu 盛行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迷惘的一代”文学流派公认的代表作家就是被称为美国二十世纪上半期最有才华的天才小说家厄内斯特·海明威。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他的为人，那就是：一个酷爱体育和运动的硬汉；一位世事练达的记者；一名浑身伤疤的战士；一位西班牙斗牛的狂热爱好者；一位既擅饮烈酒又讲究生活的美食家。海明威的思想十分深邃，而且观点独特，用诗人艾伦?泰特的话说，他具有“一个极其微妙的心灵和强大的选择性观察能力”。在他深奥奇特的艺术思想中，“冰山原则”可以说是最具代表性，而且是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了。 1932年，海明威在他的纪实性作品《午后之死》中，第一次把文学创作比做漂浮在大洋上的冰山，他说：“冰山运动之雄伟壮观，是因为他只有八分之一在水面上。”其后，有多次作过这样的比喻。海明威这种形象的比喻，引起了文学批评界的兴趣。于是，所谓“冰山原则”就成了文学批评界研究海明威创作的重要课题之一。可以说”冰山原则”是海明威对自己多年创作经验的形象总结，是他处理艺术和生活关系所遵循的基本准则。 那么，究竟什么是”冰山原则”呢？ 关于这点，西方批评家做过不少探讨。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下他们是如何理解的。美国艺术批评家马儿科姆指出：“你从生活中提取那些唤起了自己情绪的鲜明细节，如果你对暴行与恐怖并不闭目塞听，而按照适当的顺序准确地描述了这些细节，那么你就写出了会依旧唤起读者的情绪的东西来。这就是海明威在他早期特写中遵循的方法，这种方法在其自行限定的范围内是极其成功的。甚至在其范围以外，他也是成功的，因为他所描绘的图景表明具有一种广泛的暗示力。”英国批评家贝茨在谈到海明威的短篇小说时说：“掌握暗示的艺术，用一句话说明两件或两件以上不同事情的艺术，那就把短篇小说家要干的活儿完成了多一半。”美国批评家艾德尔对海明威的”冰山原则”是持否定态度的，他认为这是“回避的手法”，“甩开情绪来造成一种情绪的气氛”。 批评界展开的的多方面的探讨，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冰山原则”的含义。但是，如果进一步从美学上和诗学上对”冰山原则”作深入理解，显然，上诉各家的论述是远远不够的。 对于”冰山原则”，海明威自己在《午后之死》中有一个解释，他写道：“如果一位散文家对于他想写的东西心里很有数，那么他可能省略他所知道的东西，读者呢，只要作家写得真实，会强烈的感觉到他所省略的地方，好象作者写出来似的。”显而易见，作家在这里强调的是省略，主张水面下的的“八分之七”应该留给读者去感受。根据海明威的解释，可以对”冰山原则”作一个粗略的概括：所谓”冰山原则”，就是用简洁的文字塑造出鲜明的形象，把自身的感受和思想情绪最大限度的埋藏在形象之中，使之情感充沛却含而不露、思想深沉而隐而不晦，从而将文学的可感性与可思性巧妙的结合起来，让读者对鲜明形象的感受去发掘作品的思想意义。 简洁的文字、鲜明的形象、丰富的情感和深刻的思想是构成”冰山原则”的四个基本要素。具体地说，文字和形象是所谓的“八分之一”，而情感和思想是所谓的“八分之七”。前两者是具体可见的，后两者是寓于前两者之中的。文字塑造了形象，形象包含了情感，而情感之中蕴涵着思想。诚然，就一般文学作品而言，这四个要素都是必不可少的，但在海明威的作品中显得尤为突出，因为他强调了情感和思想的含蓄性。 研究海明威的”冰山原则”，首先要搞清楚水下的“八分之七”，因为这一部分是冰山的基础。如果按艾德尔的观点，海明威作品的实质性内容被作者“以明显的追求表面效果”回避掉了，那么就引出了一个尖锐的、不可回避的问题，即海明威究竟是具有一定思想深度的大作家，还是浅薄的、仅限于玩弄文字技巧的末流文人？显然，海明威作品的实质性内容并不是被回避掉了，而是艾德尔没有看出来罢了。 海明威与他的“冰山原则”(二) 2002年05月24日10:21:47 网易报道 Kelseytu 我以为，首先，水面下的“八分之七”包含着海明威深刻的思想，这思想建立在多年积累起来的生活经验以及他对生活理解的程度上的。 在海明威的作品里，省略并不是一件随心所欲的事。他曾强调说：“如果一位作家省略某一部分是因为你不知道它，那么在小说里就有破绽了”。很清楚，作家省略的东西必须是他所熟悉的，也必须是读者所能够心领神会的。这样一来，没有被省略的文字就要有典型意义，只要读者看到这些文字，便会联想到那些省略掉的内容。这就犹如高楼大厦的基石，大厦固然雄伟，但离开了基石却不能成立的。 海明威的“基石”埋藏得深厚而又牢固，这和他的生活经历是分不开的。他涉世的第一步是亲自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红十字救护队的志愿人员，海明威对这场战争是抱有幻想的。象许多单纯幼稚的青年一样，海明威怀着“拯救世界民主”的宏大抱负走上了战场。在意大利北部的意奥战场，海明威用自己的勇敢行为实践着自己的理想。他是非战斗人员，却在战场上到处奔波，甚至受了伤。战争的残酷、统治者的虚伪和无谓的流血在战后一下子都表现出来了。海明威发现，当年的勇士不过是上当者，不仅受了伤，精神上也受到了创伤，变得迷惘消沉起来。海明威的创作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的。在他早期的名作《永别了，武器》中，主人公亨利与巴克莱的悲剧正是这种思想的集中反映。有趣的是，他笔下的主人公几乎和他走过同样的路。对这场战争的回忆，成了海明威最痛苦的事。在《海明威，一个巨人的生与死》里，有一段是他去逝前不久说的：“我现在还记得，我对于第一次大战感到十分可怕，吓得我有十年写不出它。战争在你内心造成的创伤，愈合起来是十分缓慢的。”海明威早期作品带有强烈的反战情绪。他的高明之处是他把反战同对社会现实的不满联系起来了。他从反对战争、怀疑社会出发，树立了一种除了个人勇气和自我感觉外，别无可信的人生态度。这在当时具有典型意义。海明威这一时期的作品表现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抵触。尽管美国在战争中大发横财，国势日渐强盛，但是，在海明威看来，战争给人的生命和社会带来了空前的灾难，接踵而来的又是社会的动荡不安。 一战铸成了海明威对人类社会的根本看法，也给海明威的早期作品奠定了一种灰暗、郁闷的基调。在他眼里，世界充满了暴力和邪恶，死亡不可避免的等待着每一个人。如果人们在这样的社会里生存下去，那就必须建立起一整套生存法则，这就是：在生活中，即便你不能取胜，但也不必认输；你可以在默默的忍受中尽力活下来；在户外的体育运动中寻求欢乐，把“硬汉性格”作为生命的支柱。 海明威有句名言：“人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掉，但不能被打败”。这体现了海明威主人公对待人类社会的基本态度，因此，这些人所表现出来的“硬汉性格”显得深沉、有力、真实。 在读到海明威的短篇小说《大两心河》很能说明上面的问题。小说的第一部分叙述了主人公尼克·亚当斯返回阔别多年的故里。这是个偏僻幽静的乡间，一年前被一场大火烧光了。但主人公仍然对这次旅行感到很激动，因为他毕竟很长时间没有看到那条熟悉的小溪和溪中的鱼了。从表面上看，尼克这次重反故里的目的仅仅是为了钓鱼，不过当我们看到尼克的种种行为时，似乎感到作者在暗示尼克另有企图。尼克朝宿营的地方走去，路上不时停下来寻找鱼饵，接着他平整场地，放好地毯，拉起帆布。从尼克机械的举动中，人们可以隐约看出，他的性格颇有些变形，就像溪中的鱼儿一样。显然，尼克企图通过连续不断的动作来逃避什么。他把所有东西都抛在脑后，从而获得了快活。当一切安顿就绪又突然觉得“脑子又在思索了”，顿时又紧张起来。接着，尼克进入了梦乡。 小说第二部分叙述了尼克次日一整天都在忙碌钓鱼。一旦有大鱼上钩，他兴奋不已。一天的时光就在这不停的兴奋中消磨光了。 作品中，钓鱼至多是个表面现象。实际上，小说描写了一个精神上严重受过刺激的人的形象。从尼克·亚当斯系列小说中可以看出，这时的尼克刚刚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回来，战争对他的刺激太大了。和作者一样，尼克不敢想也不愿想战争的情景。“钓鱼活动”寄托了尼克“逃避”的思想。 《大两心河》的故事说明，海明威不仅具有杰出的叙述才能，而且具有深刻的思想。著名批评家马尔科姆·考利曾就海明威作过这样的论断：“海明威的最优秀的散文给人以深度感。”的确，海明威的作品几乎没有就事论事之弊，它们无不给人以思考的广阔天地。 “八分之七”包含着海明威丰富的情感，这种情感往往和作者的思想相联。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白象似的群山》是海明威的著名短篇作品。故事是说一个男人带一位姑娘到马德里去做堕胎手术。这对男女在路边的车站等待开往马德里的快车。由于天气炎热，他俩不停地喝啤酒。他们一边喝啤酒一边说话，整个作品是由对话构成的。至于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以及此刻姑娘的情绪等等，都没有提到。尽管如此，从他们的言谈中，我们仍能感觉到姑娘复杂的情绪变化。对于姑娘来说，显然有什么东西就要被毁了，而这东西又是姑娘期盼已久的。文中有这么一句，姑娘说：“样样东西都是甜丝丝的像甘草。特别是一个人盼望了好久的那些东西，简直就像艾酒一样”。毫无疑问，这里是在指孕育在身的胎儿。姑娘原本指望舒舒服服享受生活，但眼下，男人改变注意了，一旦胎儿被打掉，姑娘就要面临被抛弃的危险。姑娘吓坏了。这里海明威始终没有把姑娘的感情写在明处。 海明威与他的“冰山原则”(三) 2002年05月24日10:21:47 网易报道 Kelseytu 我想海明威可能有这样一种特点，他好象不愿意让读者一下子就看懂他的作品。因为，他有这样一种观点：让读者感觉的东西应该比让读者理解的东西多一些。因此，海明威从来不企图在作品中说明自己的倾向性。从客观上讲，战争的残酷带给他的痛苦，已经到了难以用文字来表达的程度，这种痛苦使他的神经麻木起来。现在海明威唯一能做的是把他所经历体验到的一切准确地传达给读者，让读者根据自己的经验去充实、想象。 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是海明威二十年代末创作的重要作品。这部作品通过一对恋人在意大利战场上的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表明了作者反对战争、向往和平的强烈愿望，但同时流露出人生无常、悲观绝望的思想情绪。《永别了，武器》是海明威”冰山原则”创作的较为典型的长篇作品。尤其是作品的结尾部分，充分体现了省略掉的“八分之七”的力量。作者在描写亨利向凯瑟琳遗体告别时，似乎不待有任何感情色彩，但读者却感到有一股强烈而深沉的感情潜流，催人泪下。作品的主题思想是潜在的，感情也是潜在的，它们两者互相依存，互为表里。作品的故事情结在在主人公冒雨走回旅馆之处嘎然而止，作者赋予作品的潜在感情达到了最高潮。亨利告别了战争，也告别了感情。海明威暗示读者，在细雨蒙蒙的黑里，亨利迷失了方向。他是帝国主义大战的牺牲品和受害者，他和同时代的许多人成为了“迷惘的一代”。 作品所省略的部分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海明威在他晚年撰写的回忆录《流动宴会》中说：“按照我的新理论，你可以省略任何东西，只要你了解他们。省略的部分会增强小说的力量”。无论是他的长篇还是短篇，简练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特点，并使整个作品显得气势磅礴。 那么，海明威作品深刻的思想和丰富的情感是通过什么形式体现出来的呢？这正是他的作品八分之一之所在。 首先是简洁的文字突出塑造了画面感较强的人物和场景。为了使人物形象和场景描写产生光鲜如画的效果，海明威主要采用了白描手法。在他笔下，几乎没有总体上的风景描写，都是十分准确的物体观察，对于所描写的场面也很少进行特别强调。记得课上，教授曾经强调过，海明威的描写和电影摄象机的作用颇为相似。这里我节选了小说《太阳照样升起》里的一段描写： …楼下狭窄的街道上空荡荡的。楼上阳台上却挤满了人。突然，一群人顺着街道跑下来。他们都在奔跑，挤成一团，他们沿着街道朝斗牛场的方向跑去。后面的人更多，跑得更快。接着又跑过来几个落在后面的人，他们才真是在奔跑呢。这伙人身后有一段空隙，这时几只斗牛上下摇晃着脑袋飞也似的跑过来。奔跑的人们和斗牛都在路口消失了。一个人摔倒了，滚到路边的沟里，静静地躺着。而斗牛则在他身上奔过，并不理会他。 这段描写就像一幅画一样。作者除了交待了视点在楼上之外，再没有多余的环境描写，笔墨直接用在了主要事物的描写上。 海明威与他的“冰山原则”(四) 2002年05月24日10:21:47 网易报道 Kelseytu 许多研究海明威的书都不约而同地指出，他的这种对场景和人物画面感的描写并不是他最终的目的，它所显示出的形象的直接性只是作为一种特殊的感性材料和手段，实质上，它是为了更好地超出自身本来的意义，与作品的情感和思想内容联系起来。从上述《太阳照样升起》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作家着意于画面感的描写并不是死板固定的静态场面，而是“静”中有“动”。这样写的好处是：场景为人物形象塑造可以提供直接服务，不但人物形象的鲜明性有了保证，而且其性格发展也有了充分条件。 在他的“八分之一”中，为了使作品的画面感取得准确、生动的效果，海明威还对文学语言进行了大胆革新。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离开语言这一要素，作品就无从谈起了。海明威正是一位语言大师，他给英语乃至许多其他语言的现代文学带来了巨大影响。他的语言朴素无华、准确生动、简洁明了。这已经为大多数人所承认。具体来说，海明威是通过以下几点获得成功的： 其一，海明威很少使用形容词和副词，几乎不用各种修饰性的从句。他依靠名词的准确和动词的生动直接触及到事物的本来面目，丝毫没有矫柔造作之感。 其二，海明威把美国口语经过提炼，应用到书面文章中，给文学作品带来生气。这样做既很好地体现了人物个性，又能够清楚地揭示人物心理。 其三，海明威总是选择那些尽可能不直接影响读者，却能使读者产生联想的词语。作者不直接对事物进行判断，一切取决于读者。例如，如果写胆怯，一般的作家除了对讲话环境进行烘托性的描写外，还常常会这么写：“他声音惊恐、结结巴巴地说道”或诸如此类的句子，而海明威除了对必要的讲话环境烘托外，至多只用“他说道”这么简单的句子。有人曾对我说，这是因为海明威缺乏文学艺术表达的能力。其实这正是他的风格。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姑娘站起身来，走到车站的尽头。铁路对面，在那一边，艾布罗河两岸是农田和树木。远处在河的那一边，便是起伏的山峦。一片云影掠过粮田；透过树木，他看到了大河。 《白象似的群山》他把一切有碍于景物本身的言词统统踢在一边，几乎没有什么修饰语和形容词，让描写对象自身说话。 以上我们探讨了“八分之七”和“八分之一”的基本含义，那么它们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的呢? 水面上的“八分之一”是建立在水面下的“八分之七”的基础之上的，后者要前者直接体现，两者是互为依存的统一体。“冰山原则”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从文字塑造的形象中，可以看出作品包含的思想感情；同样，通过对作品思想感情的理解，也可以进一步认识作品那简洁的文字、鲜明形象的特殊意义。 中篇小说《老人与海》是海明威一生思想和艺术的总结。他的”冰山原则”在这里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海明威大量使用象征、隐喻等手法，把作品主题思想高度抽象化，使其完全隐藏在水下的“八分之七”中。对老人来说，大海不像对年轻渔夫那样是一个具体的捕捞领域，而被认为是一种人格。它既体现仁慈，又体现残忍。因为它一方面养育了象老人这样许许多多以海为生的渔夫，另一方面又给他们带来了灾难。在大海的深处，老人找到他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大马林鱼。海的宽广足以使老人能了解和体验到那种未知的神秘领域。如果说作品深奥的寓意是从这方面体现出来的话，那么他和老人孤单一人出海打鱼是分不开的。事实上，只有这样，关于大海的这样一种观念才会显得格外鲜明。或许正是这样的考虑，海明威才让老人唯一的伙伴曼诺林离开了他。 “冰山原则”的形成除了海明威自身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外，也有其历史原因。从英语文学的发展史看，到了十九世纪，文学作品中的语言日益繁杂，书面英语变得浮华、罗唆起来，其发展趋势已经不是力求表现和描绘某个对象，而偏重于无休止地解释和探讨。英语语言的革新势在必行。作为英语文学的一个分支，美国民族文学的建立经历一个艰苦的过程。西欧文学的影响到了十九世纪中期仍未完全消失，甚至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矫揉造作的文风在美国文坛上还是一种时髦。为了改变这一局面，美国不少有远见的作家都付出了巨大努力，如马克·吐温、斯梯芬·克莱恩、舍伍德·安德迅等，海明威是他们的继承者，也是集大成者。他果敢地担负起了革新语言的重任，一开始登上文坛就给人以崭新的面貌。 从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主义文学，到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学。文学中的主观色彩与日俱增，作品中表现出来的自我成分已经到了泛滥的程度。作家们无休止的解剖自己，希望读者对自己的每一段描述，甚至每个字都能够理解。在海明威看来，要得到读者的理解，首先要信任读者。换句话说，就是作品要给读者留以思考的余地。那种一览无余的写法是历史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读者欣赏趣味的变化。作者完全替代读者思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二十世纪的生活节奏远远快于十九世纪，一篇小说的优劣往往取决于是否在很短的篇幅内讲到了人们感到重要的关键性的问题。这是时代的特点，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海明威的风格使他成了这个时代的开路先锋，他为整整一代人甚至两代人树立了楷模。 海明威擅长描写具有画面感的场景，是和他长期爱好绘画分不开的。海明威的父母是他艺术上最早的启蒙老师，曾希望把他培养成艺术家。他本人也做了不少努力。毕加索、马奈、莫奈等著名画家对他的影响不亚于马克吐温、托尔斯泰等著名作家。据我所看到的多本海明威传记中都曾写到，法国后印象派大师保罗·塞尚对海明威的影响最大。 塞尚是一位艺术风格独特的画家，他要求的是根据个人的特殊感受，改造对象的形体，使之更加单纯、坚实和引起重量感。表面上看，他的作品简单，其实，正是这种简单的形式下，包含了更为深刻的思想内容。海明威在回忆录中自己也承认，他从塞尚的画中学到了如何去创作一篇“有容量”的小说。 海明威重视场景画面感的描写，还有各重要原因，就是他受过意象诗歌的影响。在这方面，他受美国著名诗人庞德的影响较大。庞德在理论上和创作上都对意象主义进行了探讨。他认为：诗要具体，避免抽象；形式上要允许连行，不要切成一行行；要精练，不要废字，不用修饰等等。海明威不仅在理论上这样陈述，在创作上也是这样实践的。海明威描写的事物本身总是清楚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他的措辞简单明了，通俗易懂，甚至小孩都能一目了然。文字的浅显不等于思想内容的浅薄，关键在于作者的文字运用是否恰倒好处。 实际上，海明威博采了许多名家的长处，并将这些长处化为自己的东西。他的”冰山原则”是时代的需要，历史赋予海明威的任务是：放弃无关的素材、写作的花招、泛滥的情感，用精练的文字反映出时代的风貌。”冰山原则”对后世的影响极大，它开创了一代文风。随着历史的发展，海明威的那种具体的写作方式始终将会象巴尔扎克、狄更斯的写作方式一样，被后人以新的方式取代，但作为一种创作原则，”冰山原则”的影响是永恒的。
1936年4月，海明威在《乡绅》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碧水之上：海湾来信”的散文，其中一段记叙了一位老人独自驾着小船出海捕鱼，捉到一条巨大的大马林鱼，但鱼的大部分被鲨鱼吃掉的故事。早在1939年，海明威搬到古巴时，他就开始计划以此为素材，写一篇情节完整的故事放到他的某个小说系类中。（实际上，他去世后，这个系类里其他篇目作为《海流中的岛屿》的一部分发表出来） 《老人与海》，美国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著。《老人与海》是海明威的代表作，也是一部象征性的小说。主人公桑地亚哥是一位老渔夫，他经过重重艰险，捕获了“一条不止一千五百磅重的大马林鱼”，可是在返航的途中，这条大马林鱼却被鲨鱼吃光了，桑地亚哥只拖回了一副鱼的骨架。小说对大海的凄凉景象，对老人的复杂心情与回忆，对老人与鲨鱼搏斗的情景以及他与一个孩子的友情，都作了极具特色的描写，可谓淋漓尽致、引人入胜。 欧内斯特•海明威（1899--1961年），美国小说家，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获奖之作就是《老人与海》。这部小说是根据一位古巴渔夫的真实经历创作的，以摄像机般的写实手法记录了桑地亚哥老人捕鱼的全过程，塑造了一个在重压下仍然保持优雅风度、在精神上永远不可战胜的老人形象。这部小说创下了人类出版史上空前绝后的一个纪录：48小时售出500万册，50小时售出530万册！ 当他被宣布为当年的普利策文学奖得主时，评论界一致称好。"人可以被毁灭，却不可以被打败。"海明威在《老人与海》里所说的话，不仅打动了读者，也征服了评论者。 1954年，因为海明威"精通于叙事艺术，突出地表现在他的近著《老人与海》之中；同时也因为他在当代风格中所发挥的影响"，海明威又获诺贝尔文学奖。"每一句话和每一段落，都要尽量写得简洁。"这是海明威写作的信条之一，这使得他的作品改编成电影的数量比任何其他一位获奖者都多. 小说以写实手法展现了捕鱼老人桑地亚哥在重压下仍保持的优雅风度，这种精神上永远不可战胜者成为文学史上最著名的"硬汉"形象之一。对于《老人与海》这本被译成几十种文字的作品， 海明威自己认为 "是这一辈子所能写的最好的一部作品"。 这本书讲了古巴的一个名叫桑地亚哥的老渔夫，独自一个人出海打鱼，在一无所获的84天之后钓到了一条无比巨大的马林鱼。这是老人从来没见过也没听说过的，比他的船还长两英尺的一条大鱼。鱼的劲非常大，拖着小船漂流了整整两天两夜，老人在这两天两夜中经历了从未经受的艰难考验，终于把大鱼刺死，拴在船头。然而在返航时不幸遇上了鲨鱼，老人与鲨鱼进行了殊死搏斗，最终，大马林鱼还是被鲨鱼吃光了，老人历经一番艰辛，最后拖回家的只剩下一副光秃秃的鱼骨架和一身的伤，可还是得到了人们的赞赏。
本课题的作用、意义，在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尚待研究的 海明威(1899—1961)是美国上个世纪最著名的小说家和短篇故事作家之一。他是“迷惘的一代”的杰出代言人，也是第六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人。他独特的写作风格，对当代美国和世界文学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海明威的一生既丰富多彩又富有传奇性。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海明威，面对着战争后遗症给社会带来的混乱和毁灭、给人们带来的遗憾和幻灭，在海明威的笔下，他前期作品中的主人公由于受到战争的创伤，面对信仰以及神圣的东西产生怀疑，他觉得人们要在社会中生存下去就必须具有老人那种"打不败"的硬汉子精神。海明威将自己的品格、意志、理想溶进作品，塑造了一系列杰出的“硬汉形象”，尤其是《老人与海》中的圣地亚哥，是海明威“硬汉形象”的经典，是海明威精神的完美体现，是海明威的化身。 在海明威笔下的亨利《别了，武器》和圣地亚哥都是不屈不挠，勇往直前，无所畏惧，具有崇高的奋斗目标，是众人眼中的英雄硬汉。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他们硬汉形象的不同之处。可以说亨利是力量上的无所畏惧，奋勇直前的硬汉，而圣地亚哥是精神上坚忍不拔，永不妥协的英雄。 小说主人公圣地亚哥也成为文学史上著名的硬汉形象，他虽年迈,衰弱,但却热爱大海,迷恋捕鱼.海洋赋予他一种无畏的勇气和乐观的精神,他知道人生是一场孤独的战斗,然而面对失败,面对死亡,他却毫无惧色.在向大马林鱼,鲨鱼三天三夜挑战的过程中,他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必胜的信念和顽强的性格,是一种精神的不屈,唱出了"一个人并不是生来就可以打败的,你尽可能消灭他,可就是打不败他"这曲人类精神的赞歌,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桑提亚哥的形象与其创造者海明威的性格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海明威的一生就是"硬汉"的一生 《老人与海》是根据真人真事的故事加工而成的小说，所以它既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力作，又是一部有多层寓意且寓意很深的作品。发表后立刻被译成多种文字。各国文学评论界对作品的艺术造诣都无一例外地给予很高评价。桑提亚哥的"硬汉"而又矛盾的形象、作品的结尾及隐喻无处不在启发人们细细思索，反复吟味。 作者塑造了一个在失败和挫折面前不低头不气馁坚持奋斗的老渔夫形象。这是一个典型的海明威式的英雄形象，是一种百折不挠，坚强不屈，敢于面对暴力和死亡的硬汉子性格，无论在怎样的艰难困苦中都保持着人的尊严和勇气。小说中的大海和鲨鱼象征着神秘的命运和不可知的世界，而老人在与之进行的殊死搏斗中体现的无与伦比的力量和勇气，充分体现了人可以被毁灭，但是不可以被打败这一崇高伟大的精神。 圣的亚哥是一个“独自在湾流里的一只小船上打鱼的老头儿”。生活和岁月给老人的折磨，令他“后颈上凝聚了深刻的皱纹，显得又瘦又憔悴”，“身上的每一部分都显得老迈”了，可是他的那双眼睛“跟海一样蓝，是愉快的，毫不沮丧的”。作品一开始时，老头儿正赶上“背运”。八十四，整整八十四天，他连一条鱼都没有捉到，这对一个以打鱼为生的渔夫来说，那真是再倒霉不过了。就连跟他在一起很长时间的一个孩子，也不得不在第四十天离开了他。圣地亚哥为了证明自己是个“古怪老头儿”，或者说是为了证明自己是有坚强勇气与毅力，为完成只属于自己的那项别人无法替代完成的任务，为了鳏夫的光荣与尊严，圣地亚哥一定要捕到一条大鱼。第85天他又独自一人乘船出航到很远的地方竟捕捉到一条比小船还长两英尺的大马林鱼。可大马林鱼是鱼中豪杰：它机灵、沉着、“搏斗起来一点也不惊慌”，老人被它拖了两天两夜，还不断被它掀起的大浪摔倒在船上，被它牵走的钓索勒得背脊生痛，两手血肉模糊。当时老人只要割断绳索就可以摆脱困境，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靠喝冷水、吃生鱼片加大体力， 最终制服了大鱼，猎获了他梦寐以求的目标。但在归途中，又被成群的鲨鱼轮番侵食。圣地亚哥拼出全力搏斗，最终还是输给了鲨鱼。当他回港上岸时，老人带回的只是一艘空船和自己疲惫不堪的身躯，因为大马林鱼被鲨鱼吃得只剩下一副骨脊。所幸的是极度困乏的老人在梦里梦见了那蓝色的海洋和勇猛的狮子，而最崇敬他的孩子也一直守在他身旁。海明威为什么没有让老人最终胜利呢？用小说中老人的话来说：“一个人并不是生来就要被打败的，人尽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这就是《老人与海》想要揭示的哲理。不可否认的是，只要是人就会有缺陷。当一个人承认了这个缺陷并努力战胜他，而不是去屈从它的时候，无无论最后是捕到一条完整的马林鱼，还是一副空骨架，这都是已经无所谓了。因为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已经在那追捕马林鱼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曾经为自己的理想和信心的胜利者。从世俗胜利观的角度看，老渔夫不是最后的胜利者，因为尽管开始他战胜了大马林鱼，但是最终大马林鱼还是让鲨鱼吃了，他只是带着大马林鱼的白骨架子回到了岸上，也就是说，鲨鱼才是胜利者，可是，在理想主义们的眼中，老渔夫就是胜利者，因为他始终没有向大马林鱼，更没有向鲨鱼妥协和投降。就如音乐大师贝多芬所说：“我可以被摧毁，但我不能被征服。”人性是强悍的，人类本身有自己的限度，但正是因为有了老渔夫这样的人一次有一次地向极限挑战，超越它们。这个限度才一次次扩大，一次次把更大的挑战摆在了人类面前。在这个意义上，老渔夫这样的英雄，不管他们挑战限度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值得我们敬重的。因为，他带给我们的是人类最为高贵的自信！ 人生本来就是一种无止境的追求。它的道路漫长，艰难，而且充满坎坷，但只要自己勇敢顽强地以一颗自信的心去迎接挑战，他将永远是一个真正的胜利者。 《老人与海》蕴含了对人的生命的无限关切和丰富的诠释，圣地亚哥是一个尘俗中普通的但具有非凡勇气的人。与海明威前期作品中的主人公相比，桑提亚哥对命运的关注显得更为积极，对人生生存的理解也显得更为彻悟，作为一个文学人物，亚哥与整个人类具有更深刻的寓意。 海明威作品穿越了不同民族、国家、制度的屏障, 在整个世界的空间流传。他笔下的形象, 多以铮铮铁骨的硬汉性格出现, 他们刚毅、勇敢、正直、无畏, 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表现出一种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精神, 能越逾死亡的威胁,在时间的流逝中获得永生, 他笔下的?? 硬汉 形象, 与战争、社会、人生、大自然、灾难、病魔、痛苦及自我拼搏抗争, 他们所具有的顽强执著、坚忍不拔、勇敢无畏、乐观自信的精神品质给读者以强大的鼓舞和鞭策。这些硬汉在困难、厄运面前都没有失去自我, 而是不断地追求自我的实现。在逆境中, 他们集体表现出一种优雅的风度。这种坚忍不拔、顽强拼搏的精神正是现代人所需要的。与过去相比, 现代人生活在一个快速旋转的社会。知识信息的膨胀使得人们的物质生活很富足, 但这一切并不能保证精神上的满足。面对瞬息万变、迅猛发展的科技, 以及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 现代人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生活态度, 才能使自己在严酷的竞争中应付自如、处险不惊? 这些困扰现代人的问题在海明威的作品中都可以找到答案, 那就是一种重压下的风度我们遇见挫折时, 我们应该向《老人与海》中的圣地亚哥学习。即使厄运当头, 也能保持一颗勇往直前的心。透过黑暗看到希望。
ghts3兄所言极是,惭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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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本段]文武官冠服 1.文武官朝服洪武二十六年定制，凡大祀、庆成、正旦、冬至、圣节、颁诏、开读、进表、传制都用梁冠、赤罗 一品文官朝服衣，青领缘白纱中单，青缘赤罗裳，赤罗蔽膝，赤白二色绢大带，革带，佩绶，白袜黑履。以梁冠上的梁数区别品位高低。公冠八梁，侯、伯七梁，都加笼巾貂蝉（貂原来挂貂尾，后以雉尾代替，蝉是金饰）。驸马七梁不用雉尾。一品七梁，玉带玉佩具。黄、绿、赤、紫织成云凤四色花锦绶，下结青丝网，玉绶环2。二品六梁，革带，绶环犀，余同一品。三品五梁，金带，佩玉，黄、绿、赤、紫织成云鹤花锦绶，下结青丝网，金绶环2。四品四梁，金带，佩药玉（即玻璃），余同三品。五品三梁，银带钑（音sà飒）花（即银质饰有凸纹金花），佩药玉，黄、绿、赤、紫织成盘雕花锦绶，下结青丝网，银镀金绶环2。一至五品都用象牙笏。六、七品二梁，银带，佩药玉，黄、绿、赤织成练雀三色花锦绶，下结青丝网，银绶环2。御史服獬豸（神羊）。八、九品一梁，乌角（牛角）带，佩药玉，黄、绿织成鸂鶒二色花锦绶，下结青丝网，铜绶环2。六品至九品用槐木笏。 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将朝服上衣改成赤罗青缘，长过腰止七寸，不掩没下裳。中单改成白纱青缘，下裳赤罗青缘，前三幅后四幅，每幅三襞积（褶裥），革带前缀蔽膝，后佩绶，系而掩之。大带表里用素色。万历五年令百官正旦朝贺，不准穿朱履。冬十一月百官可戴暖耳。 2.文武官祭服凡皇帝亲祀郊庙、社稷，文武官分献陪祭穿祭服。洪武二十六年定，一至九品，皂领缘青罗衣，皂领缘白纱中单，皂缘赤罗裳，赤罗蔽膝，三品以上方心曲领。冠带佩绶同朝服，四品以下去佩绶。嘉靖八年定锦衣卫堂上官在视牲、朝日夕月，耕耤、祭历代帝王时可穿大红蟒四爪龙衣，飞鱼（龙头鱼尾有翼）服，戴乌纱帽。祭太庙社稷时，他们穿大红便服。 3.文武官公服洪武三年以乌纱帽、团领衫、束带为公服，其带一品玉，二品花犀，三品金银花，四品素金，五品银 一品文官公服钑花，六、七品素银，八、九品乌角。洪武二十六年定，每日早晚朝奏事及侍班、谢恩、见辞及在外武官每日公座服公服。其制为盘领右衽袍，衣料用纻丝（缎织物）或纱、罗、绢。袖宽三尺。一至四品绯袍，五至七品青袍，八、九品绿袍。未入流杂职官，袍、笏、带与八品以下同。公服花样，一品大独科花（团花），径5寸。二品小独科花（小团花），径3寸。三品散答花无枝叶（散排的写生形摘枝花），径2寸。四、五品小杂花纹，径1寸5分。六、七品小杂花，径1寸。八品以下无纹。幞头有漆、纱两种，展角氏1尺2寸；先规定杂职官幞头不用展角，只垂2带；后准用展角。腰带；一品玉带，二品犀角，三、四品金荔枝，五品以下为乌角（牛角）。带鞓青色，垂〓尾于下。黑靴。公、侯、驸马、伯服色花样同一品。百官入朝碰到雨雪，许服雨衣。 4.文武官常服凡常朝视事穿常服。明初常服与公服都是乌纱帽、团领衫、束带。洪武六年规定一、二品用杂色文 二品文官常服绮、绫罗、彩绣，帽珠用玉；三至五品用杂色文绮、绫罗，帽顶用金，帽珠除玉外随所用。六至九品用杂色文绮、绫罗，帽顶用银，帽珠玛瑙、水晶、香木。一至六品穿四爪龙（蟒），许用金绣。洪武二十三年定制，文官衣自领至裔（yì音义），去地1寸，袖长过手，回复至肘。公、侯、驸马，与文官同。武官去地5寸，袖长过手7寸。洪武二十四年定制，公、侯、驸马、伯，服绣麒麟、白泽。文官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xián音闲）、六品鹭鸶、七品鸂鶒、八品黄鹂、九品鹌鹑。杂职练鹊。风宪官獬〓。武官一、二品狮子，三、四品虎豹，五品熊罴，六、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马。以上所述的常服，就是著名的品服，也是传统戏曲所采用的官服形式。这些不同的鸟纹兽纹，都设计成方形框架之内，布置于团领衫的前胸和后背，下围装金饰玉的腰带，极其壮观。 明《大学衍义补遗》卷九十八说：“我朝定制，品官各有花样。公、侯、驸马、伯，服绣麒麟白泽，不在文武之数；文武一品至九品，皆有应服花样，文官用飞鸟，像其文采也，武官用走兽，像其猛鸷也。”接着讲明朝的常服，可由各级官员按其等级根据规定款式自制，不像宋代是由政府统一制作定时分赐。常服上可兼下，下不得僭上。一般文官都能遵循制度服用，武官往往违反制度穿公侯伯及一品之服，自熊罴至海马（即五品至九品）的服装，不但穿的人极少，而制造的人也几乎断绝了。 5.文武官燕服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规定品官燕服为忠静冠。忠静冠是参照古时玄端服的制度而定的，鉴于当时服制出现混乱现象，故用忠静之名，勉励百官进思尽忠，退思补过。通过服装来强化意识形态的效果。忠静冠冠框用乌纱包裱，两山具列于后，冠顶仍方中微起，三梁各压以金线，冠边用金片包镶，四品以下用浅色丝线压边，不用金边。衣服款式仿古玄端服，古制玄端取端正之意，士之衣袂（衣袖）2尺2寸，衣长亦2尺2寸，正裁，色用玄，上衣与下裳分开。明代用深青色纻丝或纱、罗制作。三品以上织云纹，四品以下素，缘以蓝青，前后饰本等花样补子。深衣用玉色，素带，素履，白靴。凡在京七品以上官及八品以上翰林院、国子监、行人司，在外方面官及各府堂官、州县正堂、儒学教官及都督以上武官许穿之。 6.蟒服、飞鱼服、斗牛服这三种服装的纹饰，都与皇帝所穿的龙衮服相似，本不在品官服制度之内，而是明朝内使监宦官、宰辅蒙恩特赏的赐服。获得这类赐服被认为是极大的荣宠。 飞鱼服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二说：“蟒衣如像龙之服，与至尊所御袍相肖，但减一爪耳。”《元典章》卷五十八记大德元年（公元1297年），“不花帖木耳奏：'街市卖的缎子似皇上御穿的一般，用大龙，只少一个爪子。四个爪子的卖著（者）有奏（着）呵'。”说明四爪大龙缎袍（即蟒袍）在元初就已经在街市出卖。《明史·舆服志》记内使官服，说永乐以后（公元1403年以后）“宦官在帝左右必蟒服，……绣蟒于左右，系以鸾带。……次则飞鱼……。单蟒面皆斜向，坐蟒则正向，尤贵。又有膝襕者，亦如曳撒（据《碎金》称作曳撒），上有蟒补，当膝处横织细云蟒，盖南郊及山陵扈从，便于乘马也。或召对燕见，君臣皆不用袍而用此。第（但）蟒有五爪四爪之分，襕有红、黄之别耳。”这段记载可知，蟒衣有单蟒，即绣两条行蟒纹于衣襟左右。有坐蟒，即除左右襟两条行蟒外，在前胸后背加正面坐蟒纹，这是尊贵的式样。至于曳撒是一种袍裙式服装，于前胸后背饰蟒纹外，另在袍裙当膝处饰横条式云蟒纹装饰，称为膝襕。 飞鱼，据《山海经》载：“其状如豚而赤文，服之不雷，可以御兵。”具有神话色彩。《林邑国记》说：“飞鱼身圆，长丈余，羽重沓，翼如胡蝉。”是一种龙头、有翼、鱼尾形的神话动物。 斗牛服斗牛原是天上星宿，《晋书·张华传》说，晋惠帝时，广武侯张华见斗牛之间常有紫气，请通晓天文的雷焕去询问，雷焕说是丰城宝剑之精，上彻于天，就让雷焕为丰城令。焕到任，掘狱屋基得一石函，中有双剑，刻题一曰龙泉，一曰太阿。乃一以送华，一以自佩。后张华被杀，剑忽不见。雷焕死后，其子持剑过延平津，船至江中，剑忽跃出，堕水。但见二龙蟠萦有文章，水泯警沸，于是失剑。明代斗牛服为牛角龙形。 明朝只有皇帝和其亲属可穿五爪龙纹衣服，明后期有的重臣权贵也穿五爪龙衣，则称为“蟒龙”。嘉靖权相严嵩被参劾倒台后，在江西分宜县严嵩的老家抄没成千上万件丝绸衣料和各种华贵服装。《天水冰山录》记载着从严嵩家抄没的财产名录，其中有五爪云龙过肩妆花段（缎），各种颜色质料的蟒龙纹衣料。如蟒龙补、过肩蟒龙。蟒、蟒补、过肩蟒、过肩云蟒、百花蟒；斗牛、斗牛补、斗牛过肩、斗牛过肩补；飞鱼、飞鱼补、飞鱼过肩、飞鱼通袖等各式衣、圆领、袍、袄、女衣、女袍、女袄、女披风等成衣和织成衣料，即按照成衣款式的结构裁片排料而织制的服装匹料。明代蟒服、斗牛服在北京南苑苇子坑明墓、南京太平门外板仓村明墓、广州郊区明墓均有实物发现。 [编辑本段]命妇冠服洪武元年定，命妇一品，冠花钗9树、两博鬓、9钿。穿绣有9对翟鸟的翟衣，素纱中单，黼纹领，用朱色縠镶袖口及衣襟边。蔽膝绣翟鸟两对。玉带，佩绶，青色袜舄。二品，冠花钗8树、两博鬓、8钿。穿绣8对翟鸟的翟衣，犀带，余同一品。三品，冠花钗7树、两博鬓、7钿。衣绣翟鸟7对，金革带，余如二品。四品，冠花钗6树、两博鬓、6钿。衣绣翟鸟6对，金革带，余如三品。以下五品至七品每低1品，减花钗1树，减1钿，衣减绣翟鸟纹1对。带用乌角带。自一品至五品衣随夫色用紫，六、七品衣随夫色用绯。大带如衣色。 洪武四年，因文武官改用梁冠绛衣为朝服，不用冕，故命妇亦不用翟衣，改以山松特髻、假鬓花钿、真红大袖衣、珠翠蹙金、霞帔为朝服。以珠翠角冠，金珠花钗，阔袖杂色绿缘衣为燕居之服。一品，衣金绣文霞帔，金珠翠装饰，玉坠。二品，衣金绣云肩大杂花霞帔，金珠翠妆饰，金坠子。三品，衣金绣大杂花霞帔，珠翠妆饰，金坠子。四品，衣绣小杂花霞帔，翠妆饰，金坠子。五品，衣销金（用金粉调胶画花）大杂花霞帔，生色画绢起花妆饰，金坠子。六品、七品，衣销金小杂花霞帔，生色画绢起花妆饰，镶金银坠子。八品、九品，衣大红素罗霞帔，生色画绢妆饰，银坠子。首饰：一品二品，金玉珠翠。三品四品，金珠翠。五品金翠。六品以下，金镶银间用珠。 洪武五年改定品官命妇冠服。一品礼服：头饰为松山特髻，翠松五株，金翟八，口衔珠结。正面珠翠翟一，珠翠花四朵，珠翠云喜花三朵，后鬓珠梭毬一，珠翠飞翟一，珠翠梳四，金云头连三钗一，珠帘梳一，金簪二珠梭环一双。衣服为真红大袖衫，深青色霞帔，褙子，质料用纻丝、绫、罗、纱。霞帔上施蹙金绣云霞翟纹，钑花金坠子。褙子上施金绣云翟纹。 一品常服：头饰用珠翠庆云冠，珠翠翟3，金翟1，口衔珠结。鬓边珠翠花2，小珠翠梳1双，金云头连三钗1，金压鬓双头钗2，金脑梳1，金簪2，金脚珠翠佛面环1双。镯钏都用金。衣服为长袄、长裙，质料各色纻丝、绫、罗、纱随用。长袄镶紫或绿边，上施蹙金绣云霞翟鸟纹，看带用红、绿、紫，上施蹙金绣云霞翟鸟纹。长裙横竖金绣缠枝花纹。二品礼服，除特髻上少1只金翟鸟口衔珠结外，与一品相同。二品常服亦与一品同。 三品礼服：特髻上金孔雀6，口衔珠结。正面珠翠孔雀1，后鬓翠孔雀2。霞帔上施蹙金云霞孔雀纹。钑花金坠子。褙子上施金绣云霞孔雀纹。余同二品。三品常服，冠上珠翠孔雀3，金孔雀2，口衔珠结。长袄，看带或紫或绿，并绣云霞孔雀纹，长裙横竖襕并绣缠枝花纹，余同二品。四品礼服特髻上比三品少1只金孔雀，此外与三品同。四品常服与三品同。 五品礼服：特髻上银镀金鸳鸯4，口衔珠结。正面珠翠鸳鸯1，小珠铺翠云喜花3朵，后鬓翠鸳鸯1，银镀金云头连三钗1，小珠帘梳1，镀金银簪2，小珠梳环1双。霞帔上施绣云霞鸳鸯纹，镀金银钑花坠子。褙子上施云霞鸳鸯纹。余同四品。五品常服冠上小珠翠鸳鸯3，镀金银鸳鸯2，挑珠牌。鬓边小珠翠花2朵，云头连三钗1，梳1，压鬓双头钗2，镀金簪2，银脚珠翠佛面环1双。镯钏皆银镀金。衣服为镶边绣云霞鸳鸯纹长袄，横竖襕绣缠枝花纹长裙。余同五品。 六品、七品礼服：首饰特髻上翠松三株，银镀金练雀4，口衔珠结。正面银镀金练雀1，小朱翠花4朵，后鬓翠梭毬1，翠练雀2，翠梳4，银云头连三钗1，珠缘翠帘梳1，银簪2。衣服绫或罗、绸、绢大袖衫，绣云霞练雀纹霞帔，钑花银坠子。褙子上施云霞练雀纹，余同五品。六、七品常服冠上镀金银练鹊3，又镀金银练鹊2，挑小珠牌，镯钏皆用银。衣服为有边长袄，紫或绿绣云霞练鹊文看带，横竖襕绣缠枝花纹长裙。余同五品。 八品、九品礼服：首饰为小珠庆云冠，银间镀金银练鹊3，又银间镀金银练鹊2，挑小珠牌，银间镀金云头连三钗1，银间镀金压鬓双头钗2，银间镀金脑梳1，银间镀金簪2。衣服为大袖衫，霞帔，褙子，霞帔上绣缠枝花，钑花银坠子，褙子绣摘枝团花。及襟侧镶边绣缠枝花长袄，余同七品。 洪武五年又定命妇团衫之制，用红罗制作，绣雉鸟纹分等第，一品9等（行），二品8等，三品7等，四品6等，七品3等。其余不用绣雉。 洪武二十四年规定，大袖衫领阔3寸，两领直下1尺，间缀纽子3，末缀纽子2，纽在掩纽之下。霞帔2条，各随品级绣7个禽鸟纹，前四后三，坠子中钑花禽1，四面云霞纹，禽如霞帔随品级用。
中国通史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