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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古代洪水神话考论 2、 论中国古代神话的演变 3、中国古代神话与原始观念 4、《诗经》燕飨食诗的场面描写 5、《诗经》的审美学特色 6、论《诗经》中的征役诗 7、论《诗经》中的婚恋诗 8、论《诗经》中的史诗 9、论《诗经》中的农事诗(其他类型,自拟题目) 10、《诗经》的比兴与《楚辞》的象征 11、《离骚》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塑造 12、从《离骚》看屈原的自觉与不自觉 13、先秦诸子书寓言研究 14、先秦史传寓言研究 15、先秦史书寓言研究(其他类型,自拟题目) 16、先秦文学与理性精神 17、论《左传》的战争描写 18、 论《左传》的妇女形象 19、《战国策》的艺术成就 20、《战国策》名篇研究 21、老子的思想 22、《老子》的艺术特色 23、《庄子》的艺术特色 24、《庄子》寓言的艺术成就 25、孟子论辩散文的艺术风格 26、《吕氏春秋》与杂家 27、《战国策》中策士言辞的抒情化特征 28、《庄子》中的畸人描写及其思想蕴涵 29、论《诗经》中的婚恋诗 30、《左传》中行人引诗分析 31、《孟子》文章的论辩技巧 32、《庄子》寓言的场景描写 33、宋玉赋试论 34、贾谊政论文的策士风范 35、司马相如赋的现实政治倾向 36、论《史记》中下层人物的描写37、《史记》所描写的游侠38、《史记》所描写的刺客39、《史记》人物合传的结构安排40、司马迁的反暴政思想41、《史记》所描写的战国四公子42、汉乐府民歌的讽谕特征43、《古诗十九首》的艺术成就44、从《氓》到《孔雀东南飞》──论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发45、论建安文学的美学倾向46、. 曹操与诗文革新47、. 论曹操的诗歌创作特色48、论曹操的散文创作49、论曹丕在中国诗史上的地位50、论曹丕的文学成就51、.曹植的生平与其诗歌创作的历程52、论三曹对建安文学的贡献53、曹植诗风的衍变54、潘岳哀诔文的创作特色55、陶渊明田园诗的艺术风格56、梁朝文人群体的辞赋创作57、汉武帝时期赋家考论58、《古诗十九首》中的人生思考59、邺下文人游宴活动与游宴诗创作60、阮籍咏怀诗的抒情特征61、左思咏史诗的咏怀特质62、谢灵运山水诗的摹象特点63、.阮籍诗歌的美学倾向64、.论陶渊明的田园诗65、.谢灵运与山水诗66、陆机、潘岳诗文的比较研究67、宫体诗的女性描写68、论《文选》对诗的分类69、论《子夜歌》70、《世说新语》的语言风格71、《世说新语》的语言技巧72、《世说新语》的写人技巧73、《世说新语》与中国古代小说
唐宋时期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研究中古国家体制与北亚民族传统互动研究东汉至明中叶政治文化与政治演进、制度变迁关系研究中国中古时期的文书传递与信息沟通西周重要青铜器铭文综合研究
先秦诸子百家、社会动荡，为了站住脚，必须找到靠山，他们就寻找历代君王想用自己的思想抚佐帝王治理国家，各国所用学术不同，并且大量学术并起，所以出现百家争鸣的情况、
10.女真族的历史 女真，又名女贞、女直，中国古代生活于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现今满族、赫哲族、鄂伦春族等的前身。公元6至7世纪称“黑水靺鞨”，公元9世纪起始更名女真。12世纪前期完颜阿骨打建立了金朝，统治中国北方一百多年之久。直至13世纪被蒙古人所灭。17世纪初建州女真部逐渐强大，其首领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诸部，1616年建立后金政权，至1636年，皇太极改女真族号为满洲，女真一词就此停止中国古代生活于东北亚地区的中国东北古老民族（原生活在松花江和黑龙江流域以及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语言属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古满语支。女真源自中国史书中3000多年前的“肃慎”， 公元2至4世纪时期称“挹娄”，公元5世纪时期称“勿吉”（读音“莫吉”），公元6至7世纪称“黑水靺鞨”，公元9世纪起始更名女真。辽代又称“女直”（避辽兴宗耶律宗真讳）又以化程度区分辽南境者为熟女真，辽北境不属编户者为生女真。金朝时从称“女真”，因女真一词来自古代女真语（jusen 或 julcen )，因此在明代音译汉字时也写作：诸申、朱里真等。到17世纪初建州女真满洲部逐渐强大，其首领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到其子皇太极时期已基本统一女真各部。1635年农历10月13日清太宗皇太极颁布谕旨改女真族号为满洲，女真一词就此停止使用，后来满洲人又融纳了蒙古、汉、朝鲜等民族，逐渐形成了今天的满族。 女真人女真人在历史上先后建立过金朝、东夏、扈伦、后金（清朝前身）等古代政权。亦作女真族。“女真”在15世纪初期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后又按地域分为建州、长白、东海、扈伦四大部分。清朝以后，“女真”的主体部份融和其他民族称为“满洲”，后通称为满族至今。一些边远地区的分支未融入满洲族，今天分别形成赫哲、鄂伦春、夫尼赫、满珲、等同属通古斯满语语支的新民族。《金史·世纪》记载：“金之先，出靺鞨氏。靺鞨本号勿吉。勿吉古肃慎地也。元魏时，勿吉有七部：曰粟末部，曰伯咄部，曰安车骨部，曰拂涅部，曰号室部，曰黑水部，曰白山部。隋称靺鞨，而七部并同。唐初，有黑水靺鞨，粟末靺鞨，其五部无闻。”使用，后来满洲人又融纳了蒙古族、汉族、朝鲜族等民族，逐渐形成了今天的满族。我国经济中心南移的探究对中国古代史上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的探究经过一番研究，对中国古代史上经济重心的南移有了深入的了解。经济重心的南移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 从远古至西晋中国北方经济无论是农业、手工业、还是商业的发展水平都远远超过南方，虽然三国时期吴蜀对南方有所开发，但和处在中国经济中心的魏国比起来经济实力相差悬殊，因此这一时期经济重心是在北方的。从西晋末开始，中国南方的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提高，到唐中晚期，南北经济发展水平基本相同。从唐中晚期至南宋，中国的经济重心不可逆转地移到南方。 到南宋时，中国南方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地超过了北方，成为了中国新的经济重心。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呢？原因何在？一、南方经济的发展历程：（一）、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南方得到重点开发。 （二）、东晋和南朝时期，南方得到大规模开发，南朝末年开始 赶上北方。 （三）、隋唐时期，南方经济迅速发展，南北几无差距。 （四）、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经济进一步大发展。 （五）、南宋至元朝时期，南方经济突出发展，完全超过了北方。 （六）、明清时期，南方经济重心的地位得到巩固和发展。二、经济重心南移的重大发展时期：1.东晋南朝：趋向平衡。西晋灭亡以后，南方地区经历了从东晋南朝的政权更替。东晋南朝时期江南经济的开发使南北经济差距缩小、趋向平衡，为以后我国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打下了基础。2.隋唐五代：开始南移。隋唐时期，南北方经济均获得极大发展。江南地区的土地资源得到进一步开发，成为重要的粮食产地。但是安史之乱以后，北方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北方经济再次受到严重破坏，至唐朝后期，已经出现了“赋之所出，江淮居多”的现象。我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五代十国时期，北方战乱频繁，而南方战祸较少，相对安定。整个五代时期，我国的经济重心继续南移，南方日益成为全国经济的先进地区，人口数量超过了北方。3.两宋时期：最终完成。两宋时期，北方同样战乱频繁。北宋灭亡以后，南宋政权偏安于东南一隅，使南方经济进一步发展。当时太湖流域流传着“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表明江南的农业生产已经超过北方，完全取代了北方经济重心的地位。至元朝，为解决“南粮北运”问题，还大力兴办漕运和开辟了规模空前的海运，足以说明南方经济的重要性。可见，南宋是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最终完成的阶段。明清时期，南方经济中心的地位得到巩固和发展。三、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的原因：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发生南移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主要表现在：社会原因：北方长期战乱，南方相对安定，为南方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例如隋唐时期社会经济比较繁荣，但后来由于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的影响，北方的社会安定受到了破坏；五代十国期间，北方几乎平均每十年就要爆发一次大规模战争；两宋期间。与少数民族政权对峙，战争更是接连不断。政治原因：统治者的重视。政治中心的南移 (如南朝、南宋)或者东移（如明朝和清朝），加快了南方的开发。南方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措施；五代十国时期，南唐统治者在楚州“筑白水塘以溉田”；吴越兴修了许多水利设施，例如著名的捍海石塘等。技术原因：生产力高。北方大量劳动人民为了躲避战乱而南迁，充实了南方的劳动力，并且带去先进的工具和技术。例如从西晋末年到南朝开始，北方南迁的农民达九十万之多，占北方总人数的八分之一。这就为南方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南迁的北方人民还给南方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南方地区从火耕水耨的原始耕作方法，发展到用粪来作肥料。牛耕得到推广。自然条件：南方气候较优越。宋代以前粮食主要以旱地作物小麦、粟为主，这类作物适宜生长的环境是北方的温带大陆气候。北宋时占城稻传入，到南宋时成为主要农作物，明朝时产量提高、面积扩大。水稻不适宜在温带大陆性气候下种植，而适宜在江南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内种植，这里光热条件好，雨热同期，水资源丰富，水利工程开发好。而北方水土流失严重，自然资源遭到破坏，环境恶化，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这种情况主要是人为的烧毁森林、滥垦荒地造成的，结果造成水土流失，土地面积减少。江南多以平原丘陵区为主，土层深厚，易于开垦和操作。适合农业发展，而且对外贸易条件比北方优越。四、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具有三个明显特征：（一）、北方人民大批南迁，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体现了当时生产力的最高水平；（二）、南移趋势往往在国家分裂或割据战乱时最突出；（三）、政治中心的南移对经济中心的南移有一定影响。五、经济重心南移的规律：（一）、由北向南从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和江南一带；（二）、由内地向沿海逐渐转移。六、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一）、对我国交通贸易的影响。由于经济重心的南移，造成了南方沿海城市的迅速发展，海上交通和运输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在南宋完成经济重心南移后，南方城市一直到现在都受益匪浅。（二）、对人口分布的影响。人口的转移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经济重心由北向南迁移，而经济中心的南移又反过来促使北方人民进一步南迁。南方的人口迅速膨胀，我国南部、东南部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增长。（三）、对人才教育的影响。经济重心的南移，导致了人才教育的相应变化。（四）、对民族关系的影响。经济重心的南移，使我国各民族更好地融合在一起，北方人民的南迁，使游牧民族和汉族有了更深更广泛的交流和合作，促进了民族的多样性和统一性的发展。七、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现象的启示：经济重心南移是当地所在的自然环境与整个社会生产力之间辩证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政局的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统治者对经济发展的重视程度是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及时引进、运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于经济建设中是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保证。我不要悬赏分
我对古代史不是很了解呀
看你要什么时期的选题了如先秦秦汉时期时期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 宋元明清时期？？总结类的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研究。 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与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 中国古代经济结构与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 中国体统文化意识与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
1、春秋战略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 2、试论战国时期商业发展 3、韩非的社会发展观 4、秦朝的思想统治政策 5、浅析秦汉经济的特点 6、试析中国封建社会“重农抑商”政策7、汉代的思想统治政策 8、两汉时期匈奴败退的原因探讨 9、试论王莽的私属改制14、试析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对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 15、试析长安城的历史演变过程 16、试论唐代官府手工业发展的原因23、唐代河东道县令的出身 24、五代时期南中国经济发展及条件 25、《太平广记》中的再生观念32、中国商业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因素 33、试论历史上交通运输与经济都会发展的关系 34、略论明代盐商资本的形成与发展 39、如何看待清朝前期的“盛世” 40、乾嘉学派的史学成就及其影响 41、礼仪制度问题的探讨55、明代皇庄经济对社会的影响 56、明代宦官专权的阶段性论述 57、中国古代宰相开府辅政制度
经济发展为社会进步提供物质基础,中华文明几千年来历久不衰,并在世界上独具特色,这与古代经济的高度繁荣密切相关。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浅谈古代经济论文，供大家参考。
《 以比较的思维看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 》
理解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特点是个避无可避的问题，结合多版教材的论述，从耕作方式、经营方式、生产模式等多角度探讨，通过比较的思维进行分析，帮助大家厘清思路。
1 研究思路
什么是基本特点。特点是指人或事物所具有的特别或特殊之处，这势必要有参照物，即“与……相比，该事物的特征”;基本即主要。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就是指它的主要特点。
确定比较角度。应该抓住影响农业经济的基本要素进行探讨，如耕作技术、经营方式、土地制度等。
确定参照物。从纵横两个方向同性质比较，横向是跟世界其他地区对比，纵向是跟近现代中国比较。
2 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
耕作方式、耕作技术、生产模式
耕作方式：铁犁牛耕是传统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耕作方式偏重于使用什么样的生产工具，原始农业刀耕火种，传统农业铁犁牛耕，现代农业机械化生产。中国古代农业耕作方式经历了三个阶段：远古社会的刀耕火种，夏商周的石器锄耕，春秋战国开始的铁犁牛耕。耕作方式也可理解为以什么单位进行耕作，同于经营方式。
耕作技术：耕作技术不断进步。广义的耕作技术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农业生产工具，二是水利工程和灌溉工具，三是具体农业生产技术和 方法 ，含土地使用(休耕、轮作、套作)、田间管理、节气、选种、收获、晾晒、储藏等。狭义上是指在同一种耕作方式上进行的具体技术创新，如从西汉藕犁到东汉一牛挽犁，耕作方式还是铁犁牛耕，但耕作技术却在不断进步。
生产模式：精耕细作。随着农业耕作技术不断进步，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模式日益完善。它区别于原始农业粗放型的生产模式，特征有①拥有较高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比较发达的水利设施 ②小农户个体经营，农民采取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在自己有限的土地上投入了较多时间和劳动力 ③农产品亩产量逐渐提高。当然，生产模式也可理解为男耕女织的经营方式或自然经济形态。
土地制度：以封建土地私有制为主要形式
原始社会是氏族公社土地公有制，商周井田制是土地国有制，春秋战国开始的土地私有制是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基本形态，有别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土地公有制。
经济形式、经济形态、经营方式
经济形式：农业是古代中国最基本的经济形式。农业是手工业、商业发展的基础，高度发达的工商业只是农耕经济的补充。农业被统治者看做立国之本，农业税成为封建王朝的主要经济来源。中国古代的重大文明成就，都是在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取得的。
经济形态：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经济形态包括三种：自然经济(自给自足)、商品经济(产品交换)、产品经济(共产主义设想中的按需分配)。很显然，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生产出来的产品绝大部分用于自己消费，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经营方式：以小农户个体经营为主。经营方式是经济单位经营的具体形式，商周时期是奴隶大规模集体耕作，封建社会时期是小农户个体经营，近代资本主义则采取大规模农场经营。小农经济伴随着耕作技术进步和土地私有制确立而形成，它的特点是①分散性：以家庭为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②封闭性：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自给自足，交换少。③落后性：注重精耕细作，但容易催生满足的社会心态和民族性格。④脆弱性：易受天灾人祸的影响。
小农经济、自然经济、封建经济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小农经济是指经营方式，自然经济是指经济形态，封建经济是指封建专制统治的经济基础，三者其实都是指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因此古代小农经济也叫封建经济。
产业结构：以 种植 业为主、家畜 饲养 业为辅
广义农业包括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等四种产业形式，狭义农业指种植业，包括粮食作物、经济作物、饲料作物和绿肥等农作物的生产活动。在农业文明的古代中国，种植业在第一产业和整个国民经济中均占主体地位。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种植业在整个国民经济比例中所占据的比重已经明显下降，数据显示早在2002年，第一产业占GDP比重是，第二产业占，第三产业占。
农业起源和生产水平：历史悠久、独立发展、技术领先
从世界范围来看，存在三个农业起源中心，西亚、东南美洲和东亚，东亚的起源中心主要是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中国古代农业历史悠久、独立发展、自成体系，耕作方式先进，对世界文明的进步做出了卓越贡献。
地域分布：各地区发展不平衡、地域特征鲜明、经济重心呈现南移过程
经过先民创造性的劳动，原始农业很早就在黄河、长江流域一带出现，逐渐形成南稻北粟的地域特征。中国农耕文明首先在中原地区达到很高水平，而后伴随着北方人口的南迁，从魏晋南北朝到南宋时期，逐渐完成了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
3 结束语
很多历史概念和问题本身复杂甚至存在争议，不同教材也是自成体系，教师自身理解上必须整合课程资源，从不同角度去分析。对于实际教学，与其百般纠结不如潇洒放开，建议按照本省教学要求和教材，立足于学情，必要的时候采用模糊处理，甚至不讲，使知识体系主干化清晰化，减轻学生的负担。
《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缺陷 》
多少年来，无数从事 经济 思想 研究 的学者一直在思考这样的 问题 ： 中国 古代先秦诸子百家的经济思想已经有了相当的 发展 ，完全可以与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经济思想相媲美，但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成果为什么始终未能从“前 科学 ”状态发展成具有近代科学形态的古典 政治 经济学等系统经济学 理论 ? 本文试通过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与同 时代 的西方经济思想进行对比，发现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与古典经济学等系统经济理论的距离。
一、同时代中西经济思想比较
与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学者大约同时代的中国古代学者，提出了一系列在学术史上应该与上述古希腊学者形成的经济思想相齐的经济思想：
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在也公元前三世纪虽然发现了商业和手 工业 的存在和作用，并且初步论证了 社会 分工，但他们却鄙视手工业和商业。然而，在他们之前的约公元前645年，管子就提出一个 职业划分理论，将人们按职业划分为士、农、工、商四民.这一划分，比色诺芬、亚里士多德的职业划分理论早300多年。管子充分肯定手工业和商业的作用，认为手工业可以提供生产工具、作战武器和生活用品，商业则可以沟通有无，沟通生产者和消费者的 联系，打破生产和消费的界限。
色诺芬在《经济论》中认为从事 农业是一切职业中最重要、最高尚的职业。柏拉图把农业看作他的“理想国”的经济基础，《理想国》一书中和很大篇幅是论述农业的。与色诺芬约同时代的中国古代学者李悝提出了一切财富根源于农业的重农主义思想。其鲜明程度却接近于后来法国的重农学派。他还提出了劳动生产率的概念。
亚里士多德认为，生财之道有两种：一种是属于家务 管理的一部分，一种是“货殖”，即无限制地追求货币增殖。前者是把大 自然 提供的生活资料安排好，积累对家庭具有使用价值的财富，取得这些财富是为满足消费，这种财富是有限并合乎自然的。后者的目的是增加货币，因而这种财富是无限的，也是违反自然的。他还在《政治论》中把奴隶制下的社会分工当作自然分工，用天生的人的差别(性别、种族和生理等)来论证奴隶制度的自然与合理。然而大约与亚里士多德同时代的孟子提出恒产论，主张维护私有产财产制度。孟子还提出轻视体力劳动的观点，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亦是不谋而合。
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一书中从分工出发看到了分工、交换、货币和商人之间的关系，认为货币是为交换服务的，意识到了货币可以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然而，远在柏拉图之前的公元前524年，单旗就周景王“将铸大钱”，针锋相对提出子母相权论，意识到货币有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两个职能。
以上通过对古典经济学形成之前这一段时期中西经济思想的比较，可以看出古典经济学正式产生之前， 中国学者形成的经济观点与古希腊学者是大体类似，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超前性。
二、中西 “自由主义” 经济思想比较
早在公元前时期，中国古代学者就提出了诸多与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近代经济理论极为类似的观点。这些观点是构成近代经济学极为重要的理论基石。
司马迁的《史记》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虽然恪守“述而不作”的原则，但在对先秦历代帝王经济 实践的 总结 与批评中，明显地表露了他的诸多经济主张。这些主张在近代和 现代 西方经济学中或成为重要理论基石，或成为重大学术流派的基本观点。 《史记•货殖列传》仅5000字，但是通篇极力推崇和讴歌“货殖”这一经济活动，围绕这一核心，司马迁提出了诸多堪与亚当•斯密理论相齐的思想。
(1)肯定人的物质和经济欲望，与“经济人”假设有异曲同工之妙。
近代经济学的前提条件之一是肯定人类的谋利动机，肯定人的“经济人”特征。经济学即研究人类经济欲望与稀缺性的关系的学问。离开对人的经济欲望和“经济人”特征的肯定，经济学难以确立。
司马迁认为社会经济发展是有内在的动力的，不需要谁去命令，召唤，自己就会不停地运转。这种动力是人的求富的欲望。司马迁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是从批评老子的所谓“小国寡民论”开始的。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老子的理想社会是人们安于现状，没有什么追求。而司马迁认为如果以此作为治国的标准，那就是把百姓的耳目全部遮塞起来，是万万做不到的。
司马迁认为，要把这作为现实政策付诸实施，就必须限制和压抑人民的经济欲望，到头来只能是无法实现的空想。他肯定人的经济欲望本能。他认为，现实社会是普通人的群集。要讨论现实社会的经济，就要勇于承认普通人所共有的欲望，应把人的物质欲望当作已知条件来讨论经济.他写道：“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沦，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就是说，人的经济欲望是自然的东西，它作为原动力，产生想要提高生活水平的欲求，从而经济活动也就活跃起来了。经济政策顺应人的经济欲求，使经济活动自由扩张，是最上者;运用权力予以压抑和限制，继而与民争利，则是最下者。
相对于先秦思想家而言，司马迁的这一思想在思想 方法 上具有明显的现实性。在先秦儒家看来，人的经济欲望应被限制在不至于给精神生活带来障碍的程度。道家则从贬斥人为而提倡无为的立场出发，把满足欲望也看作是人为而加以否定，主张去欲、绝欲，宣扬“知足”。墨家则较为重视经济，尊富，也认识到形成财富的财货生产的重要性。墨子可以说是中国 历史 上第一个提出以“利”作为 哲学 指导原则的学者。《墨子•经上》说：“义，利也”。在他看来，义以利为依归。“利”被看作是社会伦理的基础，而分辨义与不义的标准是以其行为之利人与否。利人为义，不利于人为不义。可见，墨子所谓的“利”是广义的，包括物质利益，也包括非物质利益。法家也重视财富生产，但他们主要是从富国强兵角度提出这一主张的，而且强调的重点是农业生产。司马迁的思想则明显比儒家、道家的思想要务实和实际一些，继承了墨家和法家重视增加社会财富的思想，同时将增加社会财富的动机最终追溯到人类基本的经济欲望这一根源上。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其现实性与积极意义更为明显一些.
(2)提出社会分工自然形成和自然调节学说，近似于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
司马迁认为社会分工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是受到自然调节的。他认为整个社会经济是自动地有秩序地发展和运行的。人们“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史记•货殖列卷》)这种社会经济的自动运行是符合自然和人的本性的，用司马迁的原话说，就是“道之所符”和“自然之验”
司马迁的社会分工理论也是继承和发展了先秦思想家有关思想的。《管子》最早将人按职业进行划分，即划为士、农、工、商四民。士即奴隶主阶层的下层，农主要是指从事农业的平民和奴隶，工即官府控制下的手工业奴隶。商包括商人和商人、官府控制下的奴隶。管仲第一次肯定了工、商的作用。司马迁的农、虞、工、商之分与管仲的士、农、工、商之分有明显的继承关系。而且在社会分工的形成原因与协调机制以及社会分工的意义等方面有所发展。
翻阅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我们发现，亚当•斯密也是从这个角度阐述国民财富之源。他写道：“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构成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可见，亚当•斯密的国富源泉论与司马迁如出一辙。
(3)主张经济自由化，可以与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相媲美
司马迁的经济运行思想继承了管仲轻重思想中强调经济依其 规律 运行的一面，批判了孟子过分强调国家干预和 计划经济的思想。 理论上，他肯定人的谋利动机与行为是自然的，商品生产与流通也如“水之趋下”，是自然规律作用使然。因此，经济的运作听其自然为上策，凭借权力的干预和统制是下策。他的这种观点还体现在他对汉初经济自由化政策及结果的充分肯定上。汉朝兴起，秦末四分五裂的局面一经统一，就废除了秦朝各种统制政策，试图实行经济自由化，即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等，采取了刺激经济活动的积极政策。其结果是，“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平准书》叙述了汉兴以来70余年间的繁荣，其中写道：“国家无事，非遇水早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
自由放任思想是贯穿亚当•斯密所有经济观点的主线。斯密主张不需要计划，不需要国家元首的统治，因为市场会解决一切。与自由放任思想相适应，斯密认为政府应该仅仅充当“守夜人”的角色，而不应直接干预经济生活。可以发现，斯密主张的“自行调节的自然秩序”与司马迁所说的“若水之趋下”，“道之所符”是何等相似，斯密所设想的政府的“守夜人”角色与司马迁所说的“善者固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之，最下与之争”如出一辙。三、 中国 古代 经济 思想的缺陷
以上通过两个维度的比较不难看出，尽管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在当时已经是相当先进、发达，完全可以与同 时代 的西方相媲美。然而 历史 的 发展 ，以前西方并不系统的经济思想后来发展成为系统的经济学 理论 —古典经济学以及后来的 现代 西方经济学等。而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为什么没有最终产生系统的经济学理论呢? 本人认为主要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具有“先天不足”的缺陷：
首先，经济学范式的缺乏。如中国古典经济思想缺乏构建古典经济学所必须的理论抽象和一系列基本范畴，如商品、价值、价格、货币等。司马迁没有达到构建类似于古典 政治 经济学那样的完整经济理论体系的理论抽象高度。之所以如此，又是因为：一方面，当时中国的商品经济并不发达，更谈不上资本主义经济的发生和发展，而古典政治经济学首先是商品市场经济的理论抽象。是资产阶级要求在经济思想上的反映;另一方面，先秦思想家和司马迁都没有在古典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即价值上作多的 研究 ，没有形成系统的价值理论。而且，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的概念是模糊的。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经济理论范畴和经济概念的非确定性，无论外延、内涵都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比如本末、奢俭、兴利、除弊、富民、长技、商战、轻重、子母等，都没有明确的公认的定义，谁也说不准它究竟指什么，也不顾前人、旁人的用法，用意会的办法去理解并运用各个经济概念。
与之相反，西方早期经济思想家所建立的经济学范式是其后来以至现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不断发展升华、推陈出新的坚实基础。因为范式是一门学科内被人们共同接受、使用并作为交流思想的共同的一套概念体系和 分析 方法 。按照美国 科学 哲学 家汤姆斯•库恩的说法，任何一门科学知识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过程都是一个演化与革命、积累与创新、连续与间断交替发生的过程，典型的形态是受某个既定的哲学范式支配的积累性常规研究与突破旧范式的创新性非常规研究交替出现的历史进程。西方古典经济思想提供了一系列经过理论抽象的基本范畴，如商品、价值、价格、货币等。它们共同构成了经济学理论的范式。在这个既定的范式的支配下，古典经济思想研究最终形成了一个对经济学 问题 进行系统解答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有了这个共同的范式，一方面，同时代的经济学家能够有一个以自己的信念或基本观念为背景的概念和文字表达系统，这样相信这个范式的从业人员就有了共同的学术 语言，彼此用这种语言进行学术研究和交流;另一方面，不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就可以“交流”了，特别是后代的经济学家就能够继承前人，不断地修正或发展前人研究成果，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将经济学理论愈来愈深化，愈来愈科学化。
这一点几乎是导致中西经济思想发展不同结局的根本原因之一。经济学范式的缺乏应该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致命伤”：那里不同的概念体系、学术语言成为学术交流的严重障碍，也是理论难以形成共识，进行代际交流从而不断走向深入的“鸿沟”。
其次，中国经济思想缺少形成系统的经济理论体系所需的一切重要的理论品格。司马迁以后，中国的经济理论走向衰落，理性色彩褪化，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窒息经济思想理性的特性，中国经济思想逐渐丧失了形成系统的经济理论体系所需的一切重要的理论品格。这些特性包括：
(1)浓厚的道德伦理色彩。西欧中世纪经济思想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文艺复兴运动及人文主义将经济学从神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经济学因此跨上了理性的轨道。
然而, 中国古代在“道德哲学家”孔于思想支配下的中国经济意识形态领域里，具有的不是宗教色彩，而是道德伦理色彩。中国人的道德 心理特别强烈，2000多年都在克制那种“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这种强烈的道德心理存在，不仅大大地妨碍了经济思想的成就，成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贫乏的重要原因，而且迫使历代思想家披上道德外衣，像中世纪西欧思想家披着宗教外衣一样，研究经济问题。在他们的思想中夹杂道德伦理意识。例如，安插流民，募民屯耕。薄赋敛。抑兼并，体恤民众生计，爱民如子……是因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仁者爱人;抑末;困辱商人，禁止穿戴“奇装怪服”，严禁奢侈品生产和流通，反对进口“奇巧淫技”……是因为担心破坏纯朴、敦厚的 社会 风气，扰乱了愚钝、麻木的民性，消费标准上的僭越、财富分配上的凌夺，商品交换上的欺诈。 农业生产领域中主佃关系的紧张……是因为世风不正，人心偏邪.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 自然 也离不开道德方面的整顿。直到晚清，开近代风气的社会激进批评家龚自珍还著书坚持“统之以至淡之心”，来调剂贫富悬殊、维持财富占有上“小不相齐”的局面，以达到王朝久安长治。这种道德伦理对经济思想的制约力较之宗教要更为强大。道德伦理具有巨大的历史张力，阻碍经济思想肯定人的谋利动机和谋利行为，反对围绕“利”思考社会经济生活，反对基于此 组织社会经济生活。
(2)疏于 理性思维 。司马迁以降，先秦典籍如《管子》中许多优良传统，例如，重视用数字、重量、尺度 统计方法研究经济问题，重视理论探讨和充分说理的学风等，都没有被继承下来。中国历代经济思想家从来没有想到通过深入研究、仔细观察建立真正“以不变应万变”的理论体系。征赋纳税的办法、修正方案倒是很多，就是没有赋税原理;铸钱、行钞议论纷然，就是没有货币理论;土地问题时常出现，土地改革方案(名田制、井田制、占田制……)汗牛充栋，就是没有国土经济原理;抑商喊了2000多年，商人照旧衣锦食肉，就是没有人对商业资本进行过认真研究.两汉以后，经济思想的实用更加明显，他们在理论上很少突破先秦经济思想基本框架。著名学者甘乃光说：“我国经济思想除了先秦以外，汉以后的思想家实不能越先秦思想家的雷池一步;汉后的经济思想不过是延先秦的余绪罢了……汉后什么王莽、李觏、王安石，以至最近谭嗣同等实在无特别研究价值。”这个说法虽然过激、绝对、片面，但从理论成就上说，决不是毫无道理的。经济思想的实用性，大大妨碍了它本身的一般性指导意义。
(3)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封闭性的，是在这块生养不息的“神州”大地独立产生的。谁能找到它受过外来经济思想的 影响 痕迹? 谁能说在佛教输入、游牧民族入主中原、西域商人来华贸易以及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等几次较大的来自外部 文化 的冲击运动中，经济思想受过什么冲击? 因此，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经济思想大致分为两个极端：一是纯中国的，以整个古代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出现以前的经济思想为代表;一是纯西方的，以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出现以后的经济思想为代表。西方经济思想，即便是在早期、中世纪，也是开放型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古希腊、罗马思想家几乎成了西方所有国家的人类的精神童年偶像;托马斯.阿奎那一个人几乎代表了西欧中世纪的思想，亚当。斯密的理论影响遍及欧美各国。西方各国的、历代的思想家几乎是超时空的。
由于上述原因，中国古代辉煌的经济思想并没有像西方古代经济思想那样，自然演化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古典经济学和后来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等系统经济学理论。通过以上中西对比，分析出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天生缺陷，不难得出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落后仍然是社会经济演进的合理结果。这也正好印证了经济学本身的历史属性：经济学理论自身的发展过程，没有任何超越历史性质的要素产生，因为任何经济学理论都只能产生于历史发生过的经济问题与经济现象之中。
参考 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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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化设计我来写
建设现代化城市是当今城市发展的普遍追求目标。城市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因此，城市现代化离不开文化。城市文化是现代化的根基，是城市的气质。每个时代都在城市中创造与留下自己的痕迹。保护历史的连续性，保留城市的记忆，保留可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具有历史意义和战略意义的重大问题。 一、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是建设现代化城市的重要内容 一座城市经济越发达，社会文明程度和现代化水平越高，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就越显重要。因为城市是文化的产物，又是文明的生成地。城市出现的时候，正是人类文明的曙光升起的时候。城市本身就是一件杰出的文化产品。城市科技的进步，经济的繁荣离不开人文创新来引导，离不开文化繁荣。现代城市是现代文明和现代经济的聚集地，它的本质即文化。文化的力量，深深地熔铸在城市的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一个没有文化的城市是一个没有品位的城市，不可能生存发展和持久的。文化是进步的动力，是历史的积淀。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是通过漫长的历史时期逐步形成和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不要小看城市的一块砖、一片瓦、一堆石头，它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反映着城市的历史、社会、思想的变迁，生活的隐秘，是可能摸到的消逝了的真实。文化遗产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见证，它可以再现前人、前朝或远古的民情风貌，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活化石，代表着一种独特的艺术成就和独特的自然风情。是在更高层面上展出人类生活的文明，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为什么今天许多人仍然喜欢去朝拜中世纪的城镇，仍然热衷于去看那些古城堡，古遗址，主要不是因为它们美，而在于能了解那个时代的文化，它反映着当时的历史。 “在中世纪的城镇里，清晨公鸡长啼报晓，屋檐下鸟巢内的鸟儿叽喳而鸣，城边修道院的报时钟声，市场广场新钟楼发出的和谐的钟声，它们唤醒人们，宣告一个工作日的开始，或是宣告市场开门。人们随意哼起歌曲，从修道士单调的咏唱到街上民歌手们歌词的反复回荡，还有学徒工们和家庭女仆的信口低咏。唱歌、跳舞、表演，这些仍然都是即兴自发的活动。” 现在看来，那种情景虽然不很出奇，甚至还很平淡，但却古朴自然，那种情趣，那种和谐，充分显示出那个时代的文化，那个手工时代平静的城市生活。城市的贡献和作用就在于它能保存、留传和发展历史文化。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中华民族是一个充满激情、奋勇向上的民族，有着丰富灿烂的文化和独具魅力的历史文化遗产。它具有极大的震撼力和激励力，中国拥有世界历史文化遗产30项，居世界第3位。在世界历史长河中始终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它对于经济发展，国力增强，对于提高国民的文化品位，陶冶高尚情操，增强民族自尊，激发爱国主义热情，提高国家文化形象，丰富世界文化宝库都有极大作用。因此，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弘扬民族精神，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 特别是历史文化名城，更要注重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要善于处理经济开发与保护遗产之间的矛盾。历史文化名城，是指拥有较为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的城市，它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典型代表，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象征和生命力。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遗产是第一位的，任何开发要服从保护的原则。历史文化名城不很好地保护文化遗产，何以成为名城。历史文化保护的概念，一个多世纪前就产生，这是人类进步的表现，也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是全球的共同任务，当今世界有远见的各国政府都十分关注和重视这个问题。 城市实现现代化过程，既要创造新文化，又要保护历史文化，二者是相互融合与促进的。现代化的方方面面都不是凭空而降的，它都离不开历史文化，它们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保护文化遗产与发展地区经济不是对立的，而是能够相互推进。江苏省一直是我国经济发达的地区，其文化底蕴也是较深厚的地区，人杰地灵。据史料载，《二十四史》中有传者2万多人，其中6000余人是江苏籍人，约占1/3。清代114名状元中有49人是江苏籍人，占40%以上。我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三部出自江苏籍作家之手：《西游记》作者吴承恩是江苏淮安人；《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是江苏兴化人；《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出生于南京。由此可见，江苏的文化对江苏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是建设现代特色城市的基础 城市的魅力在于特色，而特色的基础又在于文化。所谓特色，就是个性。城市特色，是指一座城市的内涵和外在表现明显区别于其他城市的个性特征。城市的危机在于趋同化，失去个性。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是城市特色内涵的重要集中表现。它可以表现独特的城市民俗风情，传统的文化痕迹，富有创造性的个性特征。它是超越国界和民族的，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具有普遍的吸引力。 上个世纪90年代，我曾有机会去日内瓦，而日内瓦最吸引我的不是新城，却是老城。一位熟悉历史的长者陪同我去参观，详细介绍了老城的文化遗产，使我受益匪浅，胜过读一本历史书。所以，瑞士人说，“保护老城就是保护历史。”非常精辟。 当今世界的许多国家，维护城市的历史风貌，保护文化遗产，不但已成共识，而且已成法律，我深切地体会到它的深远意义。俄罗斯圣彼得堡法律规定，涅瓦大街的建筑不准拆。尽管内部可以进行现代化装修，但外观不许作一丝一毫改变。现在去看看涅瓦大街，仍然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白夜》中所描写的涅瓦大街情景无大差异，甚至连那古老的灯柱还是那样的相象。这一方面是俄罗斯人对历史文化遗产的高度尊重与珍爱；另一方面也是法律的作用。德国规定，凡80~100年以上的建筑都必须无条件的保留。相比之下，我们有些城市和地区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却相当不足。 对于一座城市来讲，文化遗产就是自己的品牌和个性，就是财富，就是创造与建设现代特色城市的基础。绍兴的沈园，是一座非常小的园林，亭台水榭也不出众，而800多年来却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至今游人不绝。它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文化。凡读过陆游的《金叉头凤》和《沈园》诗词的人，走进园林里，都会有深刻亲切的感受，陆游和唐琬凄怆的爱情故事打动游人心弦，激起心灵的共鸣，“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给园林增添了浓郁的、令人流连再三的文化点染。 任何一个时代的城市文化，都不是凭空创造的，它的繁荣与发展，都是以前人创造的文化遗产作出发点和依据，进行再创造的过程。任何割断历史，轻视本民族、本地区的历史文化遗产的思想和态度，都是文化虚无主义的表现。任何一个城市无论现在多么繁荣，都不能丢失祖宗的遗产，不能丢失个性。丢失个性，就是丢失更为巨大的财富。所以，我们对前辈留给本城市、本地区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不仅要很好地精心保护，而且要认真学习、研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结合本城实际，推陈出新，创建城市特色。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对于建设特色城市有着更加迫切现实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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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园林造园艺术手法的特色~~~~首先，中国古典园林的园景上主要是模仿自然，即用人工的力量来建造自然的景色，达到“虽有人作，宛自天开”的艺术境界。所以，园林中除大量的建筑物外，还要凿池开山，栽花种树，用人工仿照自然山水风景，或利用古代山水画为蓝本，参以诗词的情调，构成许多如诗如画的景。所以，中国古典园林是建筑、山池、园艺、绘画、雕刻以至诗文等多种艺术的综合体。中国古典园林的这一特点，主要是由中国园林的性质决定的。因为不论是封建帝王还是官僚地主，他们既贪图城市的优厚物质享受，又想不冒劳顿之苦寻求“山水林泉之乐”。因此，他们的造园，除了满足居住上的享乐需要外，更重要的是追求 幽美的山林景色，以达到身居城市而仍可享受山林之趣的目的。其次，中国古典园林因受长期封建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绝大部分是封闭的，即园林的四周都有围墙，景物藏于园内。而且，除少数皇家宫苑外，园林的面积一般都比较小。要在一个不大的范围内再现自然山水之美，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是突破空间的局限，使有限的空间表现出无限丰富的园景。在这方面，中国古典园林有很高的艺术成就，成为中国古典园林的精华所在。一般来说，中国古典园林突破空间局限，创造丰富园景的最重要的手法，是采取曲折而自由的布局，用划分景区和空间、以及“借景”的办法。 所谓曲折而自由的布局，是同欧洲大陆一些国家的园林惯用的几何形图案的布局相对而言的。这种曲折而自由的布局，在面积较小的江南私家园林，表现得尤其突出。它们强调幽深曲折，所谓“景贵乎深，不曲不深”，讲的就是这种手法。例如，苏州多数园林的入口处，常用假山、小院、漏窗等作为屏障，适当阻隔游客的视线，使人们一进园门只是隐约地看到园景的一角，几经曲折才能见到园内山池亭阁的全貌。以布局紧凑、变化多端、有移步换景之妙为特点的苏州留园，在园门入口处就先用漏窗，来强调园内的幽深曲折。至于园内的对景，也不象西方庭园的轴线对景方式，而是随着曲折的平面，移步换景，依次展开。有的则在走廊两侧墙上开若干个形状优美的窗孔和洞门，人们行经其间，它就象取景框一样，把园内的景物象一幅幅风景画那样映入优美的窗孔和洞门。至于划分景区和空间的手法，则是通过巧妙地利用山水、树木、花卉、建筑等，把全园划分为若干个景区，各个景区都有自己的特色，同时又着重突出能体现这一园林主要特色的重点景区。例如，苏州最大的园林拙政园，全园包括中、西、东三个部分，其中中部是全园的精华所在。同时，水的面积约占全园五分之三，亭榭楼阁，大半临水，造型轻盈活泼，并尽量四面透空，以便尽收江南水乡的自然景色。园内的空间处理，妙于利用山、池、树木、亭、榭，少用围墙。故园内空间处处沟通，互相穿插，形成丰富的层次。再如北京的颐和园，它的规模很大，全园面积约平方公里，它可以分成许多个景区，其中有些景区还形成大园中包小园，如谐趣园。但在这许多景区中，昆明湖与万寿山则是它的精华所在。正是这些重点的景区构成了这些园林的主要特色。各个园林不论其大小，只要主要景区很有特色，即使其它方面略有欠缺，也仍可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至于“借景”这种艺术手法，更是中国古典园林突破空间局限、丰富园景的一种传统手法。它是把园林以外或近或远的风景巧妙地引“借”到园林中来，成为园景的一部分。这种手法在我国古典园林中运用得非常普遍，而且具有很高的成就。例如，现存苏州古典园林中建园历史最早的沧浪亭，它的重要特色之一便是善于借景。因为园门外有一泓清水绕园而过，该园就在这一面不建界墙，而以有漏窗的复廊对外，巧妙地把河水之景“借”入园内。再如北京的颐和园，为了“借”附近玉泉山和较远的西山的景，除了在名为“湖山真意”处充分发挥借景手法的艺术效果外，在其它方面也作了精心的设计。如颐和园的西堤一带，除了用六座形式不同的桥点景外，没有高大的建筑屏挡视线。昆明湖的南北长度也正适合将园内看得见的西山群峰全部倒映湖中。同时，两堤的桃柳，恰到好处地遮挡了围墙，园内园外的界限无形之中消失了。西山的峰峦、两堤的烟柳、玉泉山的塔影，都自然地结合成一体，成为园中的景色，园的空间范围无形中扩大了，景物也更加丰富了。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幅以万寿山佛香阁为近景、两堤和玉泉山为中景、西山群峰为远景的锦绣湖山诗境画卷。中国古典园林的这种借景手法，在《园冶》一书中，总结为五种方法，即“远借、邻借、仰借、俯借、应时而借”。上面提到的一些实例，主要属于借园外之景，是“远借”。所谓“邻借、仰借、俯借、应时而借”，主要是指园林之内的借景。所谓“邻借”是指园内距离不远的景物，彼此对景，互相衬托，互相呼应。如颐和园中“知春亭”附近的亭、桥、柳、石等互相因借，显得协调而优美。“仰借”一般是指园林中的碧空白云、或明月繁星等天象。不过，象仰望山峰、瀑布、以及苍松劲柏、宏伟壮丽的建筑也可称为仰借。如进入北京北海公园的正门，抬头即可仰望出类独秀的白塔；“俯借”则是指如凭栏望湖光倒影、临轩观池鱼游跃等；“应时而借”是指善于利用一年四季或一月之间不同的时辰景色的变化——如春天的花草、夏日的树荫、秋天的红叶、冬天的雪景、早晨的朝霞旭日、傍晚的夕阳余晖……等等，都可应时而借。如苏州的以精巧幽深见长的网师园，园中的重要景区“殿春簃”就是根据宋人芍药诗里的两句“多谢化工怜寂寞， 尚留芍药殿春风”，借春末的芍药花来造景的。第三，中国古典园林特别善于利用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格的各种建筑物，如亭、台、楼、阁、廊、榭、轩、舫、馆、桥等，配合自然的水、石、花、木等组成体现各种情趣的园景。以常见的亭、廊、桥为例，它们所构成的艺术形象和艺术境界都是独具匠心的。如亭，不仅是造型非常丰富多彩，而且它在园林中间起着“点景”与“引景”的作用。如苏州西园的湖心亭、拙政园别有洞天半亭、北京北海公园的五龙亭。再如加廊，它在园林中间既是引导游客游览的路线，又起着分割空间、组合景物的作用。如当人们漫步在北京颐和园的长廊之中，便可饱览昆明湖的美丽景色；而苏州拙政园的水廊，则轻盈婉约，人行其上，宛如凌波漫步；苏州怡园的复廊，用花墙分隔，墙上的形式各异的漏窗（又称“花窗”或“花墙洞”），使园有界非界，似隔非隔，景中有景，小中见大，变化无穷，这种漏窗在江南古典园林中运用极广，这是古代建筑匠师们的一个杰出创造。因为本来比较单调枯燥的墙面，经过漏窗的装饰，不仅增添了丰富的变化，那一个个各不相同的漏窗图案在墙面上成为一幅幅精美的装饰纹样，而且通过巧妙地运用一个“漏”字，使园林景色更为生动、灵巧，增添了无穷的情趣。苏州的西园、狮子林的漏窗都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特色。至于中国园林中的桥，则更是以其丰富多姿的形式，在世界建筑艺术上大放异彩。最突出的例子是北京颐和园的十七孔桥、玉带桥。它们各以其生动别致的造型，把颐和园的景色装点得更加动人。此外，江苏扬州瘦西湖的五亭桥，苏州拙政园的廊桥则又是另一种风格，成为这些园林中最引人注目的园景之一。中国古典园林特征/建筑思想：“虽由人作，宛自天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