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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小说比较研究（一） 中西小说的结构艺术之比较1、中西小说艺术结构上的三点区别一是中国小说往往注重结尾，并且首尾相应，结构完整；而西方小说特别注重开端，并且是片断式的。唐传奇《李娃传》有头有尾，来龙去脉交待清楚。开头：“天宝中，有常州刺史荥阳公者，略其名氏不书，时望甚崇，家徒甚殷。知命之年，有一子，始弱冠矣。”结尾：“累迁清显之任，十年间至数郡，娃封汪国夫人。有四子，皆为大官；其卑者犹为太原尹。弟兄婚姻皆甲门，内外隆胜，莫之与京。”中国小说往往特别注重结尾。《三国演义》、《水浒传》和《儒林外史》，其结尾都是诗词，并且很有深意。《三国演义》之“白发鱼樵”，《水浒传》之“书林隐处”，《儒林外史》之“四大奇人”。而西方小说如《呼啸山庄》之荒原与忧郁主人、《傲慢与偏见》之青年男子出现在五个待嫁之女的母亲面前，其开头都非常讲究。西方小说从总体结构上来说，往往是一种横截面式的、片断式的。像俄国作家契诃夫的许多短篇小说。法国作家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它们往往都没有什么整体上的、完整的艺术结构，即不太注重艺术结构本身。二是中国小说往往是单线式的发展线索，即便是双线，也是交待清楚、层次分明的，是一种标准的线性结构；西方小说往往是多条线索同时发展，并且错综复杂地交织下去；一条线索的情况也有，但多数小说特别长篇小说，往往是复线性的，并且是相互交织，形成一种蛛网式的密集结构。中国古典小说的代表体式是章回体，其发展层次清楚，脉胳分明。在另一线索开始时，“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接下此事不说，且说”、“此事后话不提，如今且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这样的话语来进行表达。它往往将错综复杂的现实生活通过结构交待得非常清楚明白。短篇小说如蒲松龄《促织》是如此。长篇章回小说如《红楼梦》也是如此。通过统计，曹雪芹共写了80回，一共是15年的时间；《西游记》写了14年零8天，共5048天，时间线索，相当清楚。《三国演义》，所表现的社会生活虽然十分广阔，历史画面也十分宏大，其艺术结构却并不复杂；几个主要人物的几个故事。而西方小说特别是那些长篇小说，往往描写辽阔的时代生活画卷，众多的人物同时活跃在舞台上，故事情节非常复杂，多条线索同时展开。茅盾说他特别喜欢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两位作家的长篇作品，说那种多重复式的结构、辽阔的时代生活画卷、众多的人物形象引人关注，这两位作家的许多作品，往往就是一种多重式的结构线索。三是中国小说往往有一种大故事中套小故事的艺术格局。长篇小说中往往也有许多小故事，小故事里还有小故事。西方小说则是以意识的流动为主线，在时序上有倒错、插叙与交叉叙述的特点。西方小说往往不以讲述故事见长，而以是以对人物的心理刻划与自然风景描写为主，注重人物心理与情感在小说中的作用。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水浒传》中，按“武十回”、“宋十回”的框架，并且这两个十回是可以另取一个书名，独立成书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也有许多章节如“红楼二尤”、“小红赠帕”之类可以单独成篇。“刘姥姥进大观园”，往往被独立地选入语文教材。有的长篇其实就是短篇的集合，如《聊斋志异》等，则更是如此，即每一篇小说都是独立的，但合起来却是一个整体。西方小说往往在时序上有倒叙、插叙和交叉叙述，有的小说在时间上的先后不是很明显。没有明显的过渡，因此许多时候不知道故事发生的时间，谁在先谁在后不明白。莫泊桑短篇《项链》，特别是乔伊斯的长篇《尤利西斯》、罗伯•格里耶的小说等所谓现代主义小说或新小说，往往更是如此。2、原因分析一是中国早期小说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而西方小说则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佛教教义往往将宇宙看作一个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天地往往就是一个车轮式的运转。因此，中国小说往往既重开端也重结尾，将前世、今生和来世都交待清楚，从而形成一个圆形的结构，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基督教教义往往认为诸神创造天地，耶酥由受难与复活再到最后的审判，说明了世界的发展是曲折复杂的。所以西方小说结构更加复杂、多条线索同时发展。西方小说也与西方人类精神历史的过去（原罪）、现在（忏悔）和未来（复活）的直线时间观念有关。所以在结构上，心理时间往往代替自然时间，往往以人物的意识之流动为主线进行故事的讲述。二是中国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特性有关，西方小说与西方传统的审美特点有关。中国历代的绘画艺术往往是以山水长卷为主，中国古代的建筑艺术往往也是园林式的结构。如张大千先生的山水长卷；苏州的园林、扬州瘦西湖、北京的故宫等。它们往往都有方方正正、大中套小的格局。西方小说则与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审美特点有关。像唐宁街、罗浮宫、罗马教堂等，往往简洁、突起，虽也有对称之美，却富于变化。西方的艺术往往有一种特别的韵致，让人感到西方人的机智过人与超人想象。三是中国小说源于史传叙事，同时与民间说话艺术有直接关联，而西方小说与庞大而复杂的神话传统有关。所谓“史”即《史记》，所谓“传”即《左传》。《史记》往往注重对人物形象的描写与对事件发展线索的勾勒；《左传》则往往注重对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描述，同时也不忘在行文中或文末评点人物。中国古典小说的一个重要起源是东汉末年开始的对于佛经故事的讲唱，这就是中国民间的说话艺术，后来发展为宋元话本小说。这种口头表达的艺术，当然讲究情节发展的清晰，讲究大故事中再讲小故事。所谓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析解”就由此而来。希腊神话有一个复杂而庞大的体系，并且人神共体，既有人的情欲也有神的形体，与中国的神话不是一样的。中国神话是不发达的，不仅数量少，有的人认为中国神话处于一种相当低级的阶段，没有什么体系。其实正如孔子所说的，中国人“不语怪力乱神”，神话在很早的时候就为历史所淹没。因此，这种不同的神话传统也直接影响到小说的艺术结构，中国简略，西方复杂。当然所谓小说的艺术结构，也应有多种多样的理解：比如有“情节结构”、“性格结构”、“心理结构”、“交叉结构”。要特别注意一点：在世界范围内，20世纪以后的小说往往淡化三种要素；中国在四十年代以后在小说创作中也有所不同，中西小说艺术也就产生了一种趋同的倾向。中西小说艺术结构对照研究，不能绝对化，要考虑到中西小说各自的情况的复杂性。（二） 中西小说的人物艺术之比较1、 中西小说在人物艺术上的三个区别一是中国小说注重以人物的对话，而西方小说则注重以人物的内心独白来表现其心理与情感。如《红楼梦》中的许多回，就是以人物的对话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像林黛玉和贾宝玉之间的对话，王熙凤与老太太之间的对话，刘姥姥与姑娘们之间的对话。二是中国小说注重以人物的行动来表现人物的情感，西方则有相当细致的心理刻画。如《水浒传》中描写武松在面临一只老虎的时候，那种内心的恐惧，是以“化作冷汗出了”的方式来表现；在《三国演义》中，关于张飞与关羽的行动描写，真有一点动画片的意味。美国人拍的《花木兰》中，大军在后面追赶花木兰，大雪崩溃，人物的行动胜过了人物的语言。中国古典小说往往多写人物怎么样，少写人物为什么。话本小说往往用“心中想到”、“心中悲苦”、“十分怨恨”来简单地交待人物激烈的或绵长的情思。中国古典小说往往以此来表达人物深藏着的内心世界，不像西方小说往往进行直接的心理描写，并且是全知全能的、全方位的呈现出来。西方小说则比较重视以人物的内心独白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心理与情感。像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陀斯妥也夫斯基《白痴》等，往往都是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进行的，都有很直接的、很动人的心理倾诉。西方小说注重对人物进行直接的心理刻画。17世纪法国小说《克里芙王妃》被认为是西方“心理小说之祖”；18世纪英国感伤主义小说家斯泰恩，则认为小说本来就是要注重以人物的心理表现人物性格的。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特别注重对人物的内心情感作细致的描写。巴尔扎克竭力描写人物性格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过程；托尔斯泰始终注意通过人物心理变化来反映人的变化，特别注意描写人物各种复杂感情的交织、更涉及思想情绪的瞬息变化。并且往往通过人物复杂的内心冲突来反映社会的冲突。陀氏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并且还要拷问出藏在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其小说中的心理描写与心理刻画，在世界文学史上都是十分杰出的。陀氏小说之所以在世界上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我认为主要源自于此种特点。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常用的“意识流”、“内心 独白”、“心理象征”、“心理时空错位”等艺术技法，都是在西方小说重视心理描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现代主义小说之艺术特点并不是无缘无故的，20世纪后期中国之现代主义小说也是来自于西方，中国自己少有心理艺术的传统。三是中国小说往往注重以诗词来议论人物与创造人物所生存在的环境。西方小说中则很少有诗词的形式，即使有，与人物形象也没有多少关系。如哈代长篇小说中偶尔出现有民谣，其不是以人物描写为中心的，而只是对社会风情的表达。蔡义江《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许多诗词，都是对人物性格的高度概括。《三国演义》开篇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成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结尾词：“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西方小说有着深厚的意识流的传统。像乔伊斯《尤利西斯》、卡夫卡《变形记》、伍尔夫的小说等，都是如此。西方小说中少有对人物的概括，往往以那个人物的意识流动，进行直接呈现。西方人往往注重过程，而中国人往往注重结果，中国人对于一件事、一个人往往也有清楚了解的愿望。不过，中西早期小说都有只重情节与行动而不重人物的倾向。罗马时代的小说家阿普琉斯是“西方小说之父”，他的《金驴记》就是以故事为主的。14世纪薄加丘的《十日谈》，仍以故事情节的优长取胜。拉伯雷的《巨人传》，也以无奇不有的情节取胜，人们喜欢读，主要因为故事情节引人入胜，欲罢不能。中国早期的“志人”与“志怪”小说，一般分成两大类：以“记”为名的如王度的《古镜记》，重在叙述故事情节的奇诡与怪诞。而以“传”为名的，如沈既济的《任氏传》，在重故事情节叙述的同时，也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2、原因探析一是中国有只重群体不重个体的传统，中国小说善于写群体的行动，西方小说善于写个体的行动。中国自从上古时候开始，建立了以家庭为基础、以家族为中心的社会制度，当时有许多诸侯国，就从来没有过个人主义的传统，认为个人要服从于国家与民族，个人没有单独存在的必要。 在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都不能说“我”，只能说“兄弟”今天如何如何。而西方是一个个人至上的社会，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个体的价值是得到尊重的。在个人与集体的观念上，中国与西方几乎是相反的。这就直接影响到小说中对于个人与集体的表现。中国古典小说中个性特别鲜明的人物，不是太多，即使像四大小说名著也是如此。二是在中国的小说观念中，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能够确立以人为中心的意识，而只是强调作为实录所依托的事件；而西方小说观念中则比较早就有人的地位。中国传统的小说白描手法，与魏晋时期的志人小说《世说新语》注重以人物的神态与行动表现性格有关。 西方的小说，有一个从“神话”到“史诗”再到“传奇”再到“小说”的历史发展过程，历代的小说家们都由注重神仙到注重英雄，再到注重现实社会中的人物。西方有一个人文主义的传统，对于人的赞美，就像莎士比亚借自己笔下的哈姆雷特之口所说的：“人呵，你是一件多少了不起的杰作”。 西方从古希腊开始时即注重人，后来则以人为社会的中心，神终于让位于人。古希腊悲剧《普罗米修斯》中只有一个人，即“伊娥”。那么，小说中因此就存在着以人为中心的特点，当然这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如此的。三是中国的传统小说观念，是由东汉的桓谭和班固所确立的，是以事件为中心；而西方小说则以人的性格和人的精神表达为中心。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议，道听途说之所造也。”清末的梁启超，才提出了“欲新一国之民，必先兴一国之小说”的现代小说观念。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也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也刍于狂夫之议也。（上海古籍，1998，2）中国古典小说深受“史”“传”的影响，因而往往以事件为中心，不以人为中心。尼采和弗洛伊德所创立的“超人”学说、“精神分析”学说，对西方的现代小说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中国没有这样的哲学传统，往往反对超人的存在。自王阳明的“心学”兴起之前，中国人不太注重人的情感与内心世界的独立性，要求人们要服从于社会政治的正统与传统文化的文宗。四是中国小说有一种伦理化的品格，西方小说有一种狂欢化的品格。中国是一个传统的伦理化的社会，讲究“仁义道德”、“克己复礼”、“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讲“君子”和“小人”。这深刻地影响到了古典小说的主题。《三国演义》就是讲“仁”与“义”，《水浒传》就是讲“忠”与“奸”，这些都直接影响到人物的品质。而西方小说有“狂欢化”的传统，它是由拉伯雷的《巨人传》和塞万提斯《堂诘诃德》所建立起来的。特点是：注重平等的对话与个人的独立意志，注重将庄严的事物世俗化。这对于小说人物也有直接的影响，并直接体现在小说作品之中。中西小说比较题目太大，能够进行比较研究的对象，也许是所有文体中最多的，我们只能选取其中的某一个方面来进行讲解，目的在于给出一种方式；平行的比较往往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因为每一种小说都只能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生存，离开了其文化与审美环境是很难说明什么问题的，因此不能绝对化。
可以。据了解，小说主题研究可以写成毕业论文的，文学专业经常会有类似的毕业论文题目。请确认，谢谢。
不能,中文系毕业论文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包括不能少于一万字,参考文献不能少于10篇等等。小说不能算是论文。
小说的主题研究是可以写成毕业论文的。因为小说主题研究是很正式的，包含的方面很多，内容丰富，所以可以写
第一:创作技巧的研究。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角度。一些初入门的小小说作者最关心的也是这个问题，就是“如何写小小说”、“怎样写好小小说”。这方面，刘海涛、邢可等人做过很出色的努力，近来侯德云先生在《小小说选刊》上专题《小小说课堂》也颇有些这种色彩。他们的研究把小小说技巧研究，特别是刘海涛教授的技巧研究，非常工整、系统，他提出的小小说模式、结构技巧、写作规律等，发前人所未发，言前人所未言，颇具研究功力，贡献极大。有心人雪弟对近年来小小说批评著作进行了统计，在他所枚举了的30多部著作中，研究的也大多数都属于这类方向。我个人看重技巧和技巧的研究，是因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只有熟练地掌握了技巧，才能得心应手。“技巧”中到底还有多少风景，还是很值得有兴趣、有功力的评论者们深入探究的。侯德云持一套自己的“技巧”观，他用自己的工具(术语)来写小小说，因此，他的“小小说课堂”里，关于技巧的论述或者如何关于运用某些技巧，也都是很“自我”的，具有很强的个人标志。这是“技巧无穷”的具体体现。我自己也曾“发明”过一些写作“技巧”，但我觉得那些“术语”并没有真正切入小小说体内，带有很强的摹仿或者试探的色彩。当然，我个人还有另外几个问题要问:技巧如何来?一个作者光看“技巧研究”，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怎样写好小小说”?事实上，对于小小说作者来说，入门之后还有更重要的任务。这时的“技巧”研究对于小小说来说，过于静态了。好的小小说，除了技巧，还有创作氛围、个人阅历、思想深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无视技巧的存在当然不客观，但如果片面强调“技巧”，也属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第二，小小说事件的研究。小小说世界里经常发生很多事件，这些事件到底具备什么样的意义?它们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或者影响了小小说的发展，不管是个体的，还是小小说整体的?这虽然与具体的作品关系稍微远了点，但并不是对作品没有一点影响。事件的研究既包括具有普遍意义的“大事件”，也包括许多具有私人意义的“小事件”。通常的情况是，透过种种事件，我们很可能发现小小说作品中隐藏着更多的秘密。譬如，几年前名不见经传的《天池》杂志编辑邹丽杨辞职，另谋生路;一些小小说作者改弦易张，或离或归;当地的宣传文化部门突然发现自己的辖地有一个全国知名的小小说家，然后就出台了一些扶持或奖励青年作者的文件……这些事件并不是无聊和没有任何意义与价值的，而是与小小说的发展可能有着某种深刻联系的。我确信这些事件研究出来之后，对于我们看待我们的小小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可惜，目前对此作深入研究的人不多，甚至上还是空白--那些散文式的愤慨算不上研究。 第三，小小说现象的研究。之所以提出“小小说现象的研究”这么个角度，是因为我个人对这个问题有某种程度的偏爱。“现象”不是“事件”。“现象”比“事件”大一些、宏观一些，带有潮流、趋势的色彩。这个角度的研究可以分解为这么一些“子”问题:小小说为什么会在80年代的中国突然崛起?是哪些因素使得这种崛起一直到今天还依然坚挺，创造了不俗的集发行、娱人、培育作者、在巩固阵地的基础上扩大阵地?小小说对于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有哪些启示意义?小小说的未来走向?它到底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还是纯粹的个人或者小团体的智慧?小小说在繁荣和促进文体建设方面，对于其他文体是否具备启示意义?如果有，是什么?记者柳萌对这一问题以新闻的形式进行这全面的报道。前一段时间，在首届小小说节上，中国作协也终地注意到了这一情况，吉狄马加首肯小小说选刊对于文化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满怀期望地等待着有人在吉狄马加之后，来一番“深入研究”，填补这一空白。这有助于整个中国文化产业乃至于文化事业的发展。 如果这个问题可以称之为“小小说必然性研究”，那么，“小小说事件的研究”也可以称之为“小小说偶然性研究”。 第四，小小说评论的研究。小小说评论不能光看别人--也就是俗语所云:乌鸦落在猪身上--看见别人黑，看不见自己黑--这个工作滞后了。有两个原因:一是早期评论太少，还形不成被关注的气候;二是很少有人想到这也是一个问题。按照我个人的资料，雪弟似乎是较早地涉足这个领域的人，是他提醒我们还存在着这样一个角度--我觉得雪弟在这一点上表现出十分的专业精神来。这么多年来，评论小小说的文字不少了，那么，这些评论的方法是什么?这些评论有什么特点?方法本身的客观和不足体现在哪些方面?我想，有关小小说评论的研究如果多起来了，小小说评论才算得上步入到一个真正成熟的阶段。那个时候，也许就不会有人说我们“太缺少小小说评论”了。因为，“裁判员”也有了裁判。 第五，小小说作品的研究。这个不用多说，大量的小小说评论几乎都是选用了这个角度。一些评论家的入门评论也是“作品研究”。没有认真研究作品，没有阅读足够数量的作品，就敢于指手划脚--对这样的评论者，我只能惊叹其“胆子实在太大了”。 第六，小小说作家的研究。作家研究当然离不开作品。但这二者并不完全一致。作家研究是把作家除作品之外的思想感情轨迹、成长经历、学识等综合起来进行研究，这种研究是对“作品”本质的研究，是对作品根基的研究 。现在对作家的研究风气很盛。早先有侯德云写过一大“堆”的“小小说的XX”，把作品特性、主题走向、作家性情等研究了个遍，然后，马新亭又写了“百家争鸣之XX篇”，等等。这些努力是有意义的，将会使我们更关注作家、更关注作品深层次的东西--它的影响力，将会超过对“技巧”的研究。 这六个角度只是比较浮在表面上的角度，也可能还有更丰富的角度可供我们切入小小说。如果真的找到了那样的角度，小小说研究、小小说评论必定会别有一番天地--我们一直在说“小小说的百花园”，也许，新的研究角度诞生的那一天，我们再说这句话时，心里才不会发虚，才真正觉得“腰身壮、胆气豪”。
（一）论文名称论文名称就是课题的名字第一，名称要准确、规范。准确就是论文的名称要把论文研究的问题是什么，研究的对象是什么交待清楚，论文的名称一定要和研究的内容相一致，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要准确地把你研究的对象、问题概括出来。第二，名称要简洁，不能太长。不管是论文或者课题，名称都不能太长，能不要的字就尽量不要，一般不要超过20个字。（二）论文研究的目的、意义研究的目的、意义也就是为什么要研究、研究它有什么价值。这一般可以先从现实需要方面去论述，指出现实当中存在这个问题，需要去研究，去解决，本论文的研究有什么实际作用，然后，再写论文的理论和学术价值。这些都要写得具体一点，有针对性一点，不能漫无边际地空喊口号。主要内容包括：⑴研究的有关背景(课题的提出)：即根据什么、受什么启发而搞这项研究。⑵通过分析本地（校）的教育教学实际，指出为什么要研究该课题，研究的价值，要解决的问题。（三）本论文国内外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文献综述）规范些应该有，如果是小课题可以省略。一般包括：掌握其研究的广度、深度、已取得的成果；寻找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从而确定本课题研究的平台(起点)、研究的特色或突破点。（四）论文研究的指导思想指导思想就是在宏观上应坚持什么方向，符合什么要求等，这个方向或要求可以是哲学、政治理论，也可以是政府的教育发展规划，也可以是有关研究问题的指导性意见等。（五）论文写作的目标论文写作的目标也就是课题最后要达到的具体目的,要解决哪些具体问题，也就是本论文研究要达到的预定目标：即本论文写作的目标定位，确定目标时要紧扣课题,用词要准确、精练、明了。常见存在问题是：不写研究目标；目标扣题不紧；目标用词不准确；目标定得过高, 对预定的目标没有进行研究或无法进行研究。（六）论文的基本内容研究内容要更具体、明确。并且一个目标可能要通过几方面的研究内容来实现，他们不一定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大家在确定研究内容的时候，往往考虑的不是很具体，写出来的研究内容特别笼统、模糊，把写作的目的、意义当作研究内容。基本内容一般包括：⑴对论文名称的界说。应尽可能明确三点：研究的对象、研究的问题、研究的方法。⑵本论文写作有关的理论、名词、术语、概念的界说。（七）论文写作的方法具体的写作方法可从下面选定： 观察法、调查法、实验法、经验总结法、 个案法、比较研究法、文献资料法等。（八）论文写作的步骤论文写作的步骤，也就是论文写作在时间和顺序上的安排。论文写作的步骤要充分考虑研究内容的相互关系和难易程度，一般情况下，都是从基础问题开始，分阶段进行，每个阶段从什么时间开始，至什么时间结束都要有规定。课题研究的主要步骤和时间安排包括：整个研究拟分为哪几个阶段；各阶段的起止时间。
关于三国的人物形象分析，的确研究的已经比较普遍，但可以从比较的角度来写，比如，三国的人物形象和史记中的人物形象在写法上的比较。关于这一点，金圣叹已经说过，是因文运事和以文生事的区别，可以以这个为切入点详加论证。应该是个比较好的题目。下面我就为大家说推荐一些关于古代小说 论文 的参考题目，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1.徐渭《四声猿》的悲剧色彩 2.由三言二拍看明代的重商思想 3.由张岱小品文看晚明文人的心态 4.《聊斋志异》反映的女性意识 5.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的婚恋模式 6.试论魏晋志怪小说的结构特点 7.《任氏传》中任氏形象的创造性 8.比较霍小玉与李娃形象 9. 璩 秀秀形象试析 10.试谈杜十娘形象(可与其他妓=形象做比较研究) 11.试谈《二拍》小说《青楼市探人踪》的情节艺术 12.《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的思想价值 13.《三言》中具有反抗性的妇女群像 14.比较类似于《薛仁贵》和《琵琶记》这样的创作 15.《牡丹亭》的创新出奇之处 16.由《十二楼》看李渔短篇小说的叙事艺术 17.刘基与柳宗元寓言之比较 18.谈史传文学与小说的关系 19.李渔小说的艺术特点 20.比较魏晋志怪与《聊斋》中的狐仙形象 21.李翠莲形象分析 22.尤三姐形象与李瓶儿形象的比较 23.近二十年研究综述 24.《清波杂志》的文学思想 25.《鹤林玉露》的文学思想 26.某代唐诗选集研究 27.鸿门宴场面描写的深刻涵义 28.李广形象塑造过程中的缺陷描写 29.李斯的历史功过及人品优劣 30.《史记》个性化语言举例 31.《史记》叙事中的史笔和文笔 32.薄命司的象征意义 33.试论李纨性格二重性的意义 34.谈梦游太虚幻境的梦幻描写 35.海棠诗社与桃花诗社的不同 36.《红楼梦》个性化语言举例 37.王熙凤形象与潘金莲形象的比较 38.《水浒传》小人物分析 39.《史记》创作上的科学性 40.陶渊明的生命与酒 41.王维山水诗的情感模式 42.谢灵运思想构成的复杂性 43.宋代文学对道统观的背离 44.清代女诗人创作面面观 45.唐代五言六句古体诗研究 46.晚唐五代诗人研究
《试论西方叙事学理论演变与吴尔夫小说中的女性主义立场》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叙事学；叙述者；叙事权威；弗吉尼亚·吴尔夫 [论文摘要]运用女性主义叙事学代表人物之一苏珊·兰瑟关于叙事权威的理论来解读弗吉尼亚·吴尔夫的经典小说《到灯塔去》可以看到，吴尔夫在小说的公开叙事层构建了一个“自我消抹”的叙述者形象，而在隐蔽叙事层，却勾勒出一个无处不在的叙述者形象。通过分析探讨小说的叙述者在隐蔽叙事层的所作所为，可以证明《到灯塔去》的叙述者就好比是19世纪经典现实主义小说所推崇的那种高高在上、无所不能的“上帝”，这样一个“上帝”型叙述者依靠和分享了男性作家的叙事权威，而吴尔夫本人对叙事权威的追求和依赖决定了她缘何可以在现代派和女权主义运动中树立自己的双重地位。 《到灯塔去》是现代派小说家和女权运动先驱弗吉尼亚·吴尔夫的经典作品。自1927年问世以来，广受评论家和读者的青睐与追捧。不难发现中外评论家对小说的研究是多角度、多方位的，但迄今为止鲜有从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角度对其进行解读，而本文则试图从这些角度对作品进行分析探讨并得出新的结论。 一 西方经典叙事学上承俄国形式主义，中经英美新批评，下接法国结构主义，旨在建构叙事语法或诗学，聚焦于被叙述的故事，对叙事作品的构成成分、结构关系和运作规律等展开研究，着重对叙事文本作技术分析。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起源于妇女解放运动的女性主义摇旗呐喊，伊莱恩·肖沃尔特认为它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早期为女性形象批评，反思传统文本中的“厌女症”，揭示菲勒斯中心主义；中期建构妇女文学史，并纳入黑人和同性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近期向理论建构纵深发展，反思以男性文学为基础的传统文学理论，提出建设“女性美学”(female aesthetics)设想。其中，法国学派受拉康、福柯、德里达的影响，关注语言、再现、心理和哲学问题，如克里斯蒂娃、西苏、伊利格瑞提出女性书写(ecriture feminine)和女性行为批评(gynesis)的理论；英美学派关注主题、母题和人物等传统批评观念，重在社会历史研究。肖沃尔特认为从整体看可以发现妇女作家想象的连续性，反复出现的模式、主题、问题和形象，因而提出女性批评(gynocritics)和性属理论(gender theory)。 概而论之，结构主义经典叙事学和早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研究目标不同：前者属于形式主义范畴，倾向于抽取普遍规则，对文本进行一般观察，强调客观性和抽象化，具有具体化、符号学化、技术性强等特点；后者属于政治批评范畴，在政治参与和主体经验上揭示具体文本的意义，具有宏观思辨、模仿再现和政治化等特点。早期女性主义批评通常不涉及叙述技巧，而经典叙事学研究一般也不考虑性别因素，不讨论叙述声音的语境、社会性质和政治寓意。经典叙事学和早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各有利弊，而两者融合，恰恰能取长补短。 针对经典叙事学忽略文本意识形态和社会历史语境的弱点，可以借用性别，语境和再现等女性主义理论来弥补；针对早期女性主义批评过于印象化的弱点，可以借用叙事学领域系统的形式分析模式来弥补。叙事学是方法，女性主义是思考视角。两者渗透能够引发新的视点，打破西方文学界形式主义与反形式主义之间的长期对立。女性主义叙事学将叙事形式分析与性别视角融为一体，同时关注人物、作者、叙述者、读者和性别因素，关注生产者和读者所处的时代、阶级、性别、性取向以及种族的必然联系。女性主义叙事学隶属于后经典叙事理论：在经典叙事学基础上将注意力转向作者、文本、读者与社会历史语境的交互作用，从共时叙事结构转向历时叙事结构。 西方女性主义叙事学开创人美国学者苏珊·兰瑟，像大多数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一样具有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背景，同时受到马克思主义文论影响。她于1981年出版《叙事行为：散文化小说的视角》，率先探讨叙事形式的社会性别意义，1986年发表宣言式论文《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首次使用术语“女性主义叙事学”(feminist narratology)，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该学派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随后，两位代表作家的论著在美国面世：一为兰瑟的《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一为沃霍尔的《性别化的干预》。有关论著在《叙事》、《文体》、《PMLA》等刊物纷纷问世，女性主义叙事学渐成显学。 为了证明女性叙述文本的特殊性，仅仅使用叙述话语理论阐释会出现偏差和缺失，兰瑟在《虚构的权威》一书中多次引用分析《埃特金森的匣子》(1832年)这个书信文本——由于新娘有义务向丈夫公开所有的信件，于是她给知心姐妹写了一封信： 我已经结婚七个礼拜，但是我(丝毫不觉得有任何的理由去)追悔；我的丈夫(根本不像)丑陋鲁莽，老不中用……他的信条是，应该把妻子当成……(双方都不该)只能一门心思想着服从(而不应视之为)玩偶；我……不(这样不奢望我能比现在更)幸福。 仔细阅读会发现书信暗含玄机，区别在于是否隔行阅读。词句的重新组合导致语义和语气上的本质变化：丈夫以为赞美自己，知心女友看到的是新娘痛斥丈夫，懊悔婚姻，新娘和女友关心女人的婚姻幸福，而隐含读者读出的是对社会婚姻关系男权思想的抨击。兰瑟指出书信的表面文本是软弱无力的女性文体，拟态模仿卑微元助，柔和依顺；潜在文本却具有能动直接理智、有力度有权威的男性语言特点。私下潜在的受众是心灵相通的女友；表面公开的受众是丈夫。所以，在男权中心社会，女性作家在不被认可的边缘化处境下，为赢得叙事权要采取机智的叙事策略。 兰瑟的著作《虚构的权威》研究在特定的时期女性取得话语权威的策略，意在建构女性叙述声音理论。“声音”这个术语，在叙事学中指叙事讲述者，有别于作者和非叙述性的人物；在女性主义中指身份和权力。兰瑟将两者融入巴赫金的“社会学诗学”中，认为叙述声音和被叙述的外部世界具有互构关系，因此探讨女性叙述声音要联结社会身份和叙述形式、文本与历史；兰瑟创造性地透过作者型、个人型和集体型三种叙述声音模式，总结女性叙事声音实现话语权威的策略。作者型叙述声音指异故事的、集体的并具有潜在自我指称意义的叙事状态。叙述者采取全知视角点评叙述过程，对其他作家和文本作深层思考和评价。个人型叙述声音即热奈特指称的自身故事叙述，讲故事的我是主角，私人声音公开化。集体型叙述声音指表达群体的共同声音。 二 兰瑟在《虚构的权威》一书中说到吴尔夫“在她的叙事行为中谨慎地加入了。距离感”，这种“没有消抹作者的距离”赋予她的小说以叙事权威。本文正是基于兰瑟对吴尔夫作品中叙事声音的探讨，具体分析《到灯塔去》的叙述者在潜在文本中的所作所为。笔者认为这部小说的叙述者好比是经典现实主义小说所推崇的高高在上、无所不能的“上帝”。这样一个“上帝型”叙述者依靠和分享了男性作家的叙事权威，从而帮助吴尔夫本人在文学现代主义和女权主义运动中奠定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达洛威夫人》(1925)租《到灯塔去》(1927)同属吴尔夫中期诗话意识流小说。在这两部作品中，作者采用了多重人物聚焦的叙事方式，关注的重心是人物转瞬即逝的思想感情，但从整体看，《到灯塔去》的叙述者比《达洛威夫人》的叙述者更为隐蔽却也更为重要。在《达洛威夫人》中，叙述者藏匿于人物背后，记录并传达人物的所思所想。在阅读时，读者尽可跳过这个幕后叙述者直接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而在《到灯塔去》中，叙述者却摇身一变成了“主角”。小说描写的重心不是人物的思想而是叙述者本身。事实上叙述者在众多人物意识间穿梭却对他们的意识不予认同。虽然叙述者也曾尝试“垂帘听政”，但总体来说，她失败了，而且是彻底失败了，叙述者的形象“无所不在”，她的“声音”充斥着整个文本。即使是在一直被评论家推崇为“作者自我消抹”典范的第一和第三部分里，读者也可依据那些无所不在的蛛丝马迹找到藏匿于人物背后的叙述者。在小说的第二部分，叙述者更是直接越过人物，跳至前台，发表她对生与死的哲学感悟。 第三人称全知全能型叙述者通常现于经典现实主义小说，他独立于故事之外，像“上帝”那样高高在上，了解故事内外发生的一切，拥有无限的权威。而现代派小说中的叙述者不再能够高高在上，自封上帝，同时也不再需要和要求那种全知全能的外露权威。从总体上看，《到灯塔去》的叙述者扮演的是上帝而不是人的角色，她行使着19世纪经典现实主义小说中全知全能型叙述者的无限权威。在小说中她对人物的言行进行全面的观察和权威的评论，并最终攫取了原本属于人物的声音。 在《到灯塔去》中，读者可以感受到一个查特曼式“公开叙述者”的存在，因为总是有那么一个“拥有阐释权威的人把人物的思想转化成间接性的表达”。人物声音被压制甚至不被允许进行自我表述，这个穿插其中的叙述者不仅自己说，还替别人说，她成功地攫取了小说人物的发言权。作为“全权代表”的叙述者自由穿梭于众多人物的意识间，居高临下、冷漠超然地向读者讲述人物的所思所想，解释评论人物的一言一行。更有甚者，她还超越时空限制，成功观察到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发生的事情，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广阔的世界。从这种意义上讲，小说打破了经典现代派小说对叙述者观察角度和认知能力的限制，获得了经典现实主义小说叙述者才拥有的那种全知全能。 小说第一部分“窗口”围绕“量袜子”这一外部事件展开，参与其中的是拉姆齐夫人和她的儿子詹姆斯。在拉姆齐夫人“如果今天天气不好，我们就改天去(灯塔)”这样安慰性的话语后，她让詹姆斯站起来比比袜子是否够长。再过几行是，她心不在焉地告诉詹姆斯要一动不动地站好，可这小男孩还处于几分钟前母亲告诉他不能去灯塔的失望中，故而显得焦躁不安，腿不停地动来动去。跳过许多行，我们读到拉姆齐夫人对詹姆斯更加严厉的警告，这次詹姆斯听话了，拉姆齐夫人量了袜子，结果发现袜子太短了。这一外部事件在又一长时间中断后以拉姆齐夫人吻了吻儿子的额头并提议帮儿子另找插图来剪而结束：“拉姆齐夫人缓和刚才的严厉语气，举起他的额头吻了吻。‘让我们另外找一幅插图来剪吧’”。 在“量袜子”这一琐碎外部事件中，作者把许多人物的内心活动穿插其间。牵涉其中的不仅包括前面提及的拉姆齐夫人和詹姆斯，还包括诸如“人们”和“班各斯先生”等事件发生时不在场的人物。是谁在看拉姆齐夫人并得出结论“从未有人看起来如此悲伤”?又是谁在发表那些关于眼泪集结并于暗处掉下的模棱两可，令人匪夷所思的言论。屋里除拉姆齐夫人和詹姆斯以外没有别人，显然那些言论不可能出自她们之口，也不可能是紧随其后开始讲话的“人们”发表的。既然如此，结论只能是：那些言论是叙述者的。 此外，“窗口”还有对其他一些次要外在事件的描述。这些事件与“量袜子”这一主要线索分属不同的时空，如电话交谈和修建房屋就发生在别的时间和空间。在“量袜子”事件开始不久，读者就被带到了一个全新的时空，聆听班各斯先生在电话里和拉姆齐夫人关于火车、旅行的谈话。关于眼泪的那个段落已经把读者带离了他们所在的时空；而这段关于电话交谈的描述更是把读者带人一个无法确定、超越现实的空间。至此《到灯塔去》的叙述者挣脱了人物聚焦，有限视角的束缚，获得了全知全能的观察角度和阐释能力，从而赋予作者以外露叙述权威。 在小说的第一和第三部分中，叙事者自由穿梭于不同身份、背景、年龄、心态的人物内心世界，对他们的内心活动、言行举止进行多角度观察、前方位报道和权威性评判。她时而进入莉莉·布里斯克的内心活动，时而穿梭到詹姆斯的童心世界，时而又陷入詹姆斯夫人的沉思苦想中。她知道詹姆斯认识到“任何事物都是多方面的”；她也了解莉莉懂得了“爱情的脸谱千变万化”。虽然叙述者试图通过自由直接引语把自己的思想和人物的思想混成一团，让读者不易察觉到她的存在，可惜她彻头彻尾地失败了。在阅读小说时，读者可直接越过叙述者进入人物内心世界，叙述者“不存在”的幻觉消炭了，他们很难相信詹姆斯会说出“任何事物都是多方面的”这样与他实际年龄很不相称的话，也很难相信“爱情的脸谱千变万化”是莉莉本身对爱情的领悟。诸如此类的哲学式感悟和格言化表达又是用一般现在时(不同于用一般过去时来表达的人物思想和言行)、来表达并附着在加括号的小说人物上。这种时态上的差异拉开了小说叙述与人物的距离，而距离就意味着叙事权威。 事实上，《到灯塔去》的叙述者暗度陈仓，把沉思、劝谕和预示这些过时的，不再为现代派小说接受的叙事手法置于深层文本中。她通过授权小说人物想什么，说什么而分享了传统全知全能型叙述者至高无上的权威。吴尔夫在这部小说的表层文本中消抹了叙述者，使其融入人物的意识里，在深层文本里却保留了一个完整清晰的叙述者形象。吴尔夫的叙述者就这样通过无所在而达到了无所不在。因为，如果小说人物都众口一词、异口同声地使用叙述者的语言，那么这样的叙事也就建立了一种更高更大，无法复制的权威，而这种权威正是吴尔夫这样的女性作家向往和追求的。 三 自福楼拜开始；以詹姆斯倡导的，珀西·卢伯克支持的新的“间接和侧面”的叙事手法要求用小说人物的感受取代叙述者的“画外之音”。正如乔伊斯借《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斯蒂芬·迪得勒斯之口：所表达的那样：“理想的叙述者应该修炼到无声无形”。现代派小说理想的叙述者，和现实主义小说中公然暴露在读者面前对人物发号施令的“上帝”型叙述者不同，它藏于人物背后，引入不同人物的声音，对这些声音不加干涉，任其自由发展。 每一个人身边涌动着的流旋的生命力，一旦以其勃发之力注入每一个人，他们便会获得一种特有的、无形的美学生命，戏剧性的场面也就即此产生……艺术家就像创世的上帝，出现在自己亲手创造物的上下左右，里里外外，隐而不见，修炼达到无声无形，若无其事地修剪着自己的手指甲。 这样一种美学意识要求现代派小说的叙述者赋予读者一种“消抹”的幻觉，这种幻觉产生于对“叙事者自我意识的压制，对叙述者和受述者之间交流的阻碍，以及对叙述立场外在标记的遮蔽”。 在《到灯塔去》这部现代派小说中，吴尔夫采用了人物聚焦的叙事，试图给读者一个“消抹”的幻觉，但小说没有任何一部分采用了第一人称叙事，甚至任何纯粹聚焦于单一视点的叙事也没有。吴尔夫在小说的一、三部分采用了多重人物聚焦，在第二部分里则采用了零聚焦叙事。在公开叙事层面上，她力图让叙述者消融到人物的意识活动里，达到无所在的境地，但在隐蔽叙事层面上，她却保留了一个清晰的叙述者形象，从而构建了一个无所在却又无所不在的叙述者来帮助她本人获得叙事权威。吴尔夫缘何如此渴望得到外露作者权威，笔者认为可以从她的家庭背景和女性主义立场里找到一些答案。吴尔夫成长在一个文学世家，但这样一个家庭却没给她提供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她的哥哥们可以上剑桥接受最正统的英国教育，而她只能呆在父亲的书房里看书学习。长大后的她虽成了自觉的女性主义者，却又不得不置身于并依靠着占主导地位的男性先锋派的庇护。她对现代派小说里，男性一统天下的局面深感不满，也意识到那些患了“失语症”的女性群体有必要站出来发出自己_的声音。 和《到灯塔去》中的拉姆齐先生一样，吴尔夫本人对名声的消逝和死亡的威胁无法释怀。作为一个自觉的女性主义者，她渴望获得永久的名声，渴望和乔伊斯那样的现代派男性小说家齐名。同时她也深知在男性一统天下的英国文学中，一个女性作家要获得这样的名声和地位是何其困难，但吴尔夫尝试并做到了。她不仅在现代派小说潮流里名垂青史，也在女权主义运动中树立了自己的丰碑。对英国文学传统上白人男性独有叙事权威的靠拢和倚靠使得她牢固奠定了自己在一片诋毁女性现代派作家的现代派小说运动和一片批判男性的女权主义运动中的双重重要位置。 当然，吴尔夫的创作历程和她本人女性主义立场的发展也是分不开的。吴尔夫开始是一个旧女权主义者，坚持男女应享有平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权利。但是她很快就觉察到这种思想的局限，认识到在一个父权制社会里，女性即使在家庭之外拥有了和男人平等的权利后，在家庭之内，特别是在人的思想观念之中争取平等的权利却更为艰难。于是，吴尔夫着手去解构男性政治思想即文化霸权，尝试着去确立书写历史的女性视角，从而成为新女权主义的思想先驱。难能可贵的是，吴尔夫没有让思想固化，而是走向了一种更加理想与和谐的女权主义阶段。因为吴尔夫认识到，在父权制社会里，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同样都是不自由的。而人类的解放必须以消除一性对另一性的奴役为前提，必须以两性协调互动达到统一和谐为基础。于是她努力寻求一种新的解决之道，这就是她著名的“双性同体”的理论。吴尔夫从最初片面强调男女法律上平等的旧女权主义开始，到20世纪60、70年代从文化角度去解构男性政治文化霸权、确立女性视角的新女权主义承接，以及最后强调在社会中男女的和谐发展所预示的20世纪90年代后女权主义发展的新方向。吴尔夫没有把获得选举、受教育等法律权利，也没有把女性获得思想文化的平等待遇视为最终目的，而是把实现人类社会的解放定为女权主义的最终目标。从她本人女性主义立场的发展变化出发，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吴尔夫何以在《到灯塔去》中如此倚重男性小说家所持有的那种阐释和评价的叙事权威来使自己权威化。事实上，小说的叙述者在文本中“就是女性主义者并且还冠以其作者的真名实姓”。
日本民俗学的奠基者柳田国男认为，日本妖怪最大特征就在于它具有两面性，善恶可以互相转换。比如怨魂，如好好供奉，也可以成为保护神。而西方的妖怪则善恶分明。所以在西方人眼中，日本的妖怪总是充满神秘感。而近年来，日本表现出的妖怪形象，要么是借助现代高科技制造出恐怖效果，要么是以可爱的精灵形象讨人喜欢，可以说走向了相离的两个极端。 由于日本文化源自中国，所以70%的妖怪来自中国，20%来自印度，10%才是日本本土妖怪。比如天狗原是来自中国《山海经》中的犬怪。传到日本后，渐渐和佛教中的天魔、道教中的山神等结合起来，融合成为现代的形象。而春分时“撒豆驱鬼”的习俗，则起源于中国古代的追傩仪式。 日语里有很多和妖怪有关的俗语，这些俗语影响着日本人的日常生活。比方传说中河童爱吃黄瓜，所以海苔卷黄瓜这道菜就叫做“河童卷”；特别厉害的恶媳妇儿，叫做“鬼嫁”；说人生了个天狗鼻子，那是在批评人家骄傲自满；如果说“鬼生霍乱”，是指英雄也怕病来磨。 一向以认真刻板著称的日本人，已经将妖怪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去研究。号称“妖怪博士”的小松和彦教授带领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人员收集了万条有关各种妖怪的传闻，耗时六年，并制成了一个庞大的数据库以供研究。现在，“妖怪学”已经作为日本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分支正式确立，并在众多高校展开授课，不光日本学生，外国学生也听得津津有味呢。编辑本段日本妖怪形象世界各地对妖怪的形象通常是恐怖可怕的，由于日本人感情上的细腻，在日本的妖怪中很多可以说是介于怪和精之间的，而这些精怪身后的传说往往又凄凉悲苦，如骨女是个生时被人侮辱、欺负、蹂躏的女子，愤恨而死后，化为厉鬼向人索命。 不知道为什么，和中国一样日本妖怪中也是女妖占了很大比例，而在日本妖怪志的插图中很多没有性别的妖怪都被女人化，这可能和古代日本女子处于社会底层，所受的歧视和压迫有关，很多生前可怜的女子死后都化作厉鬼。 由于妖怪是人们思维中存在的事物，所以对妖怪形象的理解是每个人不同，只有一些出名的妖怪在人们的心目中形象可以统一化，如狐狸精的形象多为美貌的女子。编辑本段日本妖怪详解雨女雨天，一女子立在雨中，如果这时候有男子向她微笑，示意她共用一把伞的话，那她就会永远跟着他。此后，该男子就会一直生活在潮湿的环境中，因为普通人难以抵挡这么重的湿气，所以不久就会死去。 雨女桥姬见于《明治妖记》，是一些痴情女子的怨气，由于痴爱他人又不能和心爱的人在一起就从桥上跳到水中自杀，如果晚上有男子过桥，就会出现，并把其引到水中溺死，如果有女子过桥，就会强行拉其入水，据说在日本女子不能轻易自杀，只能投河自杀，所以这种妖怪被称为比较可怜的妖怪。 桥姬飞头蛮见载于《百鬼夜行》，其实是人可是由于被妖怪附身，头在睡觉时会飞离身体，到处吓人为乐，而附身的妖怪名叫枭号，是一种鸟的灵魂，一般会附在喜欢杀虏鸟兽、吃鸟兽的人身上，被他附身的人在7天内会变成枯骨，这也是报应吧！ 飞头蛮 (Hitouban)，也就是传说中的长颈妖怪，或是「辘轳首」ろくろくび 飞头蛮(rokurokubi)，最早起源于干宝的《搜神记》，这是中国晋代著名的奇谭异闻录，其中提到的「落头氏」就是长颈妖怪。平时它看起来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可是一到了夜里，等到众人都睡着了，妖怪的脖子开始伸长，甚至比长颈鹿的脖子还要长，然后头部从脖子的地方彻底和身体分离，曾有人亲眼看见身体还盖着棉被，好端端地睡在床上的人，她的头却连着脖子，一溜烟从窗外飞走了，直到鸡鸣时分才回到原来的身体，这时候头部和身体会重新结合在一起，醒来后就像正常人一样行动。本人往往不记得前一个晚上看到了什么，或做过了什么事？长颈妖怪在化身成人形的时候，有些人并不知道自己就是长颈妖怪，所以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受到驱使，长颈妖怪在飞行的时候，会吃虫子，以耳朵代替翅膀。骨女生时被人侮辱、欺负、蹂躏的女子，愤恨而死后，化为厉鬼向人索命，因为只剩下一堆骨头，所以会用人皮伪装自己，在中国叫画皮鬼（出自《聊斋志异》）它所报复的对象多为男性，而且多是些品性不良者，在《百鬼夜行》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所以日本民俗学家一般都会用它来做研究对象。 骨女溺之女深山温泉旅店经常出没的妖怪，如果看见浴池里泡着个美女，千万不要贸然靠近，也许她站起来，你就会发现她浸在水中的部分全是骸骨。 溺之女烟烟罗烟火的妖怪会让人视线不清源於人类对烟火的恐惧而来。 烟烟罗雪女在深山中居住，和人差不多，有着美丽的外表，常常把进入雪山的男人吸引到没人的地方，和他接吻，接吻的同时将其完全冰冻起来，取走其灵魂食用，雪女的孩子叫雪童，在日本认为雪童就是带来冬天第一场雪的妖怪。 雪女酒吞童子一个有着英俊少年外表的妖怪，专门勾引处女，将她们的乳房割下来做食物，在一些地方还有说是外表为变化的，是一个真正的处女杀手。 关于酒吞童子的身世，《御伽草子》等小说都记载其本是越后出身的小和尚，因为容貌俊秀故招来嫉妒，由于诸多恶念，遂使其化为鬼怪。此外还有「伊吹山明神（实际上是阎魔）与附近毫族姬君之子」的说法。如按前种传说所述，酒吞童子后来被察觉到其恶念的高僧赶出寺庙，从而结束了其幼年生活。 还有一说：酒吞童子又名酒天童子，是被大将军源赖光斩杀的百鬼之王，赖光的佩刀也因此名为安纲童子切，由于这奇特的来历，童子切与名刀大典太等又共称为“天下五剑”。 酒吞童子酒吞童子生活在990年的平安朝代，是震撼京都的著名妖怪。传说居住在丹波国大江山上的酒吞童子纠结了一伙恶鬼，他们无恶不作，私自修建了铁铸的宫殿，晚上潜入富豪家中偷窃财宝，并且掳走妇女和儿童作为他们的口中食粮。这样的事情连一条天皇也感到震惊，然而，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池田中纳言的女儿失踪了。阴阳师占卜的结果正是被大江山的鬼捉去了。河童在日本稻河神社附近都有一个小湖，名救身湖，湖中常有河童出现，由于河童在日本是家喻户晓的，所以有很多的说法，比较常见的是：鸟头人身着有龟壳，头顶有一碗状的凹镜，内有满水，如其生命，水无则死，双手相通可伸缩，能以屁的力量飞天。在《百鬼夜行》《百物志》《万鬼录》《妖怪物语》……常见的民俗书籍中都有记载。 河童道成寺钟一个寺庙的钟化为妖怪，专把人变成和尚，而且会忘记自己以前的事。不知道真假如何。 传说：道成寺入钟。 古时，有个清姬，爱上了去熊野参拜菩萨的僧人安珍；安珍身为僧人，毅然离开了清姬，为了心爱的人，清姬千里迢迢追寻安珍而去，一路吃了不少苦，终于追到安珍时已经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了，安珍被吓得拔腿就跑，清姬就一路追，安珍抢先一步度过一条大河，清姬追来时已经没船了，她还是跳进了河里，结果变成了一条大蛇继续追上岸，安珍跑呀跑呀跑到“道成寺”里去了，结果蛇也追来了，寺庙里的高僧都无法对付那条蛇，就把安珍藏在了大钟里，清姬追进来后几下子就知道他躲那里呢，呼啦一下子就把钟给缠住了，无奈大钟坚固，最后，清姬估计是无可奈何了，但又不愿放弃，于是就自燃起来，把自己连同钟，钟里的和尚都烧成了黑炭了。和心爱的人不能同生，那就同死。 按原文的感叹，这清姬当时是多么一种凄美，无奈和愤怒的心情啊！茨木童子有传说认为它是酒吞童子的部下。在著名的谣曲《罗生门》和歌舞伎《戻桥》中，它都被称为「罗生门之鬼」。红叶狩古时候人们就把秋天在野山观赏红叶叫做“红叶狩”，那是上至宫廷下至庶民都看重的活动。日本人更喜欢“枫叶红于二月花”的生机之感，而观赏红叶时往往都只能眺望，无法静静地凝视红叶，而传说红叶的颜色，是枫鬼的血染红的。枫鬼的忌辰就是红叶祭的次日。 传说—— 这位被称为「户隐鬼女」的红叶小姐，比起酒吞童子更可说是「风华绝代」。 幼年的红叶本名吴叶，其正体出自「第六天」的魔利支天（一说自在天）。受到细心照料、渐渐长大的吴叶虽然生得如花似玉，却也不幸暗合了「蛇蝎美人」这个词语。数年后，吴叶嫁入附近的豪族家中，然而新娘其实不过是妖女的一个分身。 之后，红叶改换名字，成为了源经基（赖光祖父）的小妾。不久，经基的正妻便突患重病，家中也不时出现鬼影。察觉到红叶阴谋的经基之子马上将红叶追放到户隐。 但是，红叶到达户隐后却集结了一批对朝廷不满的原贵族（多为平将门残党的子孙），他们头覆鬼面，在乡里横行霸道、烧杀抢掠。消息传到京城，天皇马上命令平维茂前去讨伐。 之后的事情当然是以“正义的力量不容忽视”作为结尾：红叶虽然以第六天魔王的力量进行反抗，但手持降魔利剑的维茂却毫不在乎——于是，怀抱荡平天下悲愿的红叶只得暂时匿身于六道之中；数百年后，以男子的形象复现世间，其新的名字叫做：「织田信长」獭狸也就是獭狸，日本民间有很多獭狸幻化为人报恩的故事，獭狸本来是动物的一种，其实它的真面目就是浣熊，为什么会成为先民们口耳相传的妖怪呢？很可能是因为肚子饿了，趁着夜晚（因为它本来就是夜行性动物）摸黑到附近有人住的村庄或是农田里找食物吃。有时候人们发现农作物不知道被谁吃了，原本放在仓库里的谷物也不知怎地，居然不翼而飞，以为有妖怪，却找不到半点踪迹。又有人传言，在晚上会看到像小孩一样的妖怪进入屋内发出怪响，吓得紧闭门户，这些后来都被怀疑是狸这家伙搞的鬼！姑获鸟又名“夜行游女”，“ 天帝少女”或是“鬼鸟”。能够吸取人的魂魄，所居住的地方都是磷火闪耀的，常在夜晚出来活动，披上羽毛即变成鸟，脱下羽毛就化作女人。传说是产妇所化（因此这类东东都是雌性的），最喜欢抱人家的孩子，如果那个有婴儿的家庭，夜晚忘记了收晾在屋外的婴儿衣服的话，那么一旦被它所发现，就会在上面留下两滴血作为记号……不过别担心，据说它们都是在7，8月的夜里才出来活动的。 姑获鸟（也被直接称作女鸟）在《玄中记》有记述：“姑获鸟能收人魂气，今人一云乳母鸟……时人亦名鬼鸟。“但肯定无法与煽动楚风的九头鸟相比。据学者考证，在中国古代，“九““鬼“两字为通用。这个长着九张人面的大鸟，因为头颅的左顾右盼造成了别扭的步态，据说与鸭子的步伐近似，一些怪异的表情麋集于一身，它出没于宫阙的后花园，并为暴虐的统治带来灾祸。 其一，滴血降灾，摄人魂气。唐人刘恂《岭表录异》云：“鬼车，春夏之间，稍遇阴晦，则飞鸣而过。岭外尤多。爱入人家摄人魂气。或云九首，曾为犬啮其一，血滴之家，则有凶咎。” 其二，点血儿衣，取人小儿。《天中记》说：“姑获鸟能收人魂气，今人一云乳母鸟。言产妇死化作之。能取人之子以为已子。胸前有两乳，有小子之家则血点其衣以为志，今时人小儿衣不欲露者，为此也。” 其三，形象丑陋，性情凶暴。宋人周密《齐东野语》中说它：“身圆如箕，十脰环簇，其头有九，其一独无，而鲜血点滴，如世所传每脰各生两翅，当飞时，十八翼霍霍竟进，不相为用，至有争拗折伤者”。（脰，即脖子）。 此外，据说它还喜欢人们剪下的指甲，以便从中得知人们的祸福。谁有灾祸，它就落在谁家屋上鸣叫（《岭表录异》卷中）二口女《百鬼夜行》中记载：女子不检点，随地大小便、有夫偷人、淫贱下流的被稻荷神发现，而附身的，家中死过孩童（不满2岁），杀死自己幼儿的，被其童附身，在后颈会出现一口，且不停的要吃东西，最终将被附身人吃死（也可以说是撑死的）是很危险的妖怪，就算是你住的地方附近有过死童也有可能被附身。 在有名的民间故事中也有出现的妖怪，嘴巴的位置有说是在头顶，但是长在后颈的附近才是正确的，这个嘴巴长的比前面的嘴巴更加大，可吃下数倍份量的东西，平时嘴巴是被头发遮盖着的，当没有人的时候，面前又有食物的话，便会把头发当触手使用，把食物吃掉。 在千叶流传这样的一个传说，讲述一名继母把前妻的儿子杀了而变成这样的妖怪的故事。在这故事中，继母的恶毒心肠杀了这孩子，因此那孩子的怨气而变成妖怪。 传说—— 千叶县有个男的在妻子死去后另娶了一个妻子，这个后母只疼爱自己所生的孩子，对前妻留下的孩子万般刻薄，甚至连饭也不给吃，最后某一天前妻的孩子就这样凄惨地饿死了。 在这个孩子死了后的第49天，砍柴回来的男人手里的斧头不小心碰伤了妻子的后头部，奇怪的是这个伤口怎么也治不好，到了后来竟然发现那伤口开始慢慢地形成一张嘴的模样，更令人吃惊的是连舌头和牙齿也出现了。 这个伤口常常疼的不得了，但奇怪的是只要把食物放进去就不疼了。而这个时候他妻子总是不自觉地对着空气喊着“对不起！对不起！”…… 另外还有一个传说，说是一个愚昧的农夫，他的择妻标准是“不吃饭”！！，结果这么变态的条件也有人满足了。但是，在以后的日子里，农夫发现他的妻子是没有吃饭，但厨房里的饭却每天都减少。感到奇怪的农夫某一天出去后立即偷偷地溜了回来，躲在天井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结果，他看到了他妻子的后脑竟然出现了一张嘴，然后把头发变成蛇一样的触手去端饭喂后脑的嘴吃饭……文车妖妃文车妖妃是日本奈良时代末期的天皇宠妃，妖艳无比，是风华绝代的佳人。只是由于当时天皇身边另外一宠妃藤原元方之女佑姬的嫉妒，擅长和歌和汉诗、将日本王朝文化培育开花的村上天皇平生最大的夙愿便是早得子嗣，但天不遂人愿，其后宫三千佳丽竟无一人怀有龙种——因此，谁能诞下第一皇子便成为了宫廷上下最为关注的事情，所以当文车妃产下第一子的同时，佑姬幽禁了她，并把婴儿杀掉喂了狗。文车妃子因此而疯掉，于3年后猝死。死前用血写下诅咒，伺此后佑姬虽然生了广平亲王，但是也过早猝死。据说广平亲王死前有人看到一个长得十分像文车妃的女人出现在广平亲王的宅邸…狐火成精的狐狸妖怪都会的妖术，以狐狸姿态时从尾巴发出，以人姿态时从指尖发出，但都是些唬人的障眼法而已。 狐火即是鬼火？ 根据《北越雪谱》的记载，狐狸会从嘴巴吐火。不过，仔细看则是狐狸呼出的气体在空气中燃烧。关于狐火的说法众说纷云，例如《想出着闻奇录》就记载了各地的说法，一说狐狸是叼着马骨发出火来，美浓国当地的说法则是点燃马的趾甲发出狐火。在晚上看见「狐火」的人，很可能走着走着就迷了路，或是身上遗失了什么东西，甚至还有人会变成狐狸，种种不可思议的现象，除了狐狸作祟外，实在想不出更好的方法来解释。山童即中国的山魈，乃为疾病与火灾之恶鬼，公元前334年，越国灭，山魈东迁，于日本九州西岸登陆，此后俗称“九州山童”。 山童，位于鸟山石燕《百鬼夜行》之前篇阴之章。顾名思义其为山妖，出没与深山之中，又特别是常出现于九州一带，（不仅在九州的边境，其他地方的秋东两季也有出现），由于是与河童有众多的联系，所以也有山童既河童的说法，较为普遍的看法是春秋两季山童来到河边变为河童，秋冬回到深山即为山童。山童既然也谓之童，也是因为其身形矮小如同孩子般而得名。主要特点是体毛浓密，似猿猴，头顶盘（与河童一样）、仅有一目，也有的叙述中为单足，能像人一样站立步行。别看他们身材矮小，他们的力气可是很大的，喜欢吃饭团，爱恶搞作弄人，但绝对没有恶意，最多也只是在山寺附近出现，偷和尚们的食物吃，不过却很讨厌有盐分的东西。 和河童类似的山童非但不会危害人，还非常乐于助人，特别是对于在山涧搬运的樵夫来说，常常离不开山童的帮助，但这也不是无偿的哟，不过只需要给山童们饭团吃，就能最大的调动其积极性了，特别是搬大树在翻越某些山峰遇到困难时，只要给与山童饭团，其必定每日前来帮忙。山童在与人合作搬运树木时，他不喜欢走在前面，而总是拖后，再怎么重的东东对他来说，都很轻松，毕竟其曾也是力大无比的山神。虽然山童热心，不过需要切记的是，可别在刚开始搬运的时候就给他饭团吃，否则可能还没等搬完他们中途就开溜，严重不守信用啊==||| 。所以一定要等事情完后再给饭团，这样第二天山童还会来帮忙。 不过说到山童不害人并不包括十恶不赦的恶人，对于恶人来说，山童就是会施与威惩的山神，将疫病与火灾赠与恶人。返魂香斯灵物也，香气闻数百里，死尸在地，闻气乃活。 这是《十洲记》上记载的一段异闻，传说虽有夸大之处，但返魂香去腐生肌的奇效确实无药可敌。 其实返魂香最早的传说来源于中国古代汉武帝时，西域月氏国贡返魂香三枚。，大如燕卵，黑如桑椹，据说燃此香，病者闻之即起，死未三日者，薰之即活。（详情见东方朔《海内十洲记》)《汉武帝内传》。） 当时中国正是香料贸易繁盛时期。由于有了真正的香料，使武帝时的香事变得格外繁盛起来，后世野史笔记屡称不绝。什么焚“月支神香”解除长安瘟疫（《香乘》卷8），燔“百和之香”以候王母（《汉武外传》），用东方朔“怀梦”香草在梦中与李夫人相见，直至烧“返魂香”使李夫人还魂－－ 至于日本为何有“返魂香”一词，是因为当时中日两国之间在香料的贸易中把这个传说带到了日本，日本很著名的一书《源氏物语》中也有记载。 《源氏物语》）第48回选段—— 天近黄昏时，阴沉沉，雨凄凄，北风呼号，落叶飘零。大女公子躺于床上，浮想翩翩，神情优雅无比。她身着白衫，秀发光艳，虽久不梳理，但纹丝不乱。久病以来，脸色微微苍白，却更显清丽动人，须得那情趣之人来欣赏这楚楚哀愁之态。狂乱的风声惊醒了昼疫的二女公子，她坐起身来。但见像棠色与淡紫色的衣衫绚丽异常。她面呈晕红，娇艳无忧，对姐姐说道：“我适才梦中见得父亲，他愁容满面，正在此四周环顾。”大女公子闻之又是悲伤，说道：“父亲逝去，常欲梦中相见，却从未梦得。”于是两人面对而哭。大女公子想：“近来我对父亲日夜思念，或许他的灵魂就在此处，也不得而知。我极欲伴了他去，但罪孽深重，不知行否。”竟在计虑后事了。她渴求中国古代的返魂香，希望与父亲灵魂相见。白粉婆平时以一副和蔼可亲的老婆婆的面目出现，喜欢欺容貌姣好的美少女，她们用自己做的一种白粉（类似与当时的胭脂的化装品）涂脸，称此粉能让少女们更加白皙漂亮，但涂抹了这种白粉的少女整张面皮会脱落下来，而白粉婆就将少女的面皮收为自己用。座敷童子它会以小孩子的姿态附在家中，传说只要有座敷童子在，家族就会繁盛。如果在一起玩耍的伙伴中，你看到的明明都是熟悉的面孔，却总感觉比最开始时要多出一人，这时候多半就是它搞的鬼。座敷童子是个只能被小孩子看到身形的很老实的妖怪。 在座敷童子的传说流传最广的日本东北地区，人们甚至还为童子们修建了很多“住所”（现在可成了当地名胜啦！）。虽说是“只能被小孩子看到”，可现在的孩子有不少事要做，看起来比大人还要忙，这种时代的小孩子真的还能看到座敷童子么？如果他们已经看不见了，那么座敷童子要和谁玩儿好呢？婴儿时期，小孩子们总是会目不转睛地盯着某个空无一物的地方呢喃或傻笑，说不定那里就有个座敷童子吧。如果将能否看到座敷童子，作为区分大人和孩子的方法，那比起从前，人们可是越来越急、越来越早地结束童年，变成大人了呢。80年的人生中，能被叫做“孩子”的时代也不过短短的几年而已，想一想总觉得有些悲伤。话虽这么说，可像我这种感觉迟钝的人，不仅近在眼前也无法看到它，不留意的时候踢到或坐到它上面也有可能。可是，虽然看不到，确实是在心里想着“会不会在这儿呢？”的大人也还是有的，所以座敷童子，要打起精神来啊！ 座敷童子：虽然只要有它守在家里就会家族繁盛这一点的确不错，可是却也有传说它离开的话家族就会衰败，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蛮恐怖的，说是妖怪，其实也可以作为一种神明吧。如果真是只能被小孩子看到的话……也无所谓啦，只是大家要多多留心，不要让座敷童子孤单呀！ 另一种解说： 座敷童子，附在家中的游戏伙伴。 这个稍稍有些日本风格的妖精。它会以小孩子的姿态附在家中，传说只要有座敷童子在，家族就会繁盛。如果在一起玩耍的伙伴中，你看到的明明都是熟悉的面孔，却总感觉比最开始时多出一人，这时候多半就是它搞的鬼。座敷童子是个只能被小孩子看到身形的很老实的妖怪。也因为如此，常常有一些自私的家庭会请法力高深的法师，以结界困住他们，控制他们的自由。传说千万不要若恼了座敷童子不然你会……青行灯出自《百鬼夜行》（日），最早的传说是在日本江户时期，据说外貌不一，可是都是非常可怕的鬼怪，他本来不是人，而是地狱的小鬼，常常在冥界门口徘徊，会变成我们熟悉的人的样子教唆人们玩一种叫百鬼灯的游戏，百鬼灯：就是点100只白蜡烛，然后大家依次讲一个自己经历过的诡异而且恐怖的事情，每讲完一件就吹灭一只蜡烛，而第100个故事都是由主持的人讲，当最后的蜡烛熄灭时，所有参与游戏的人都将被带到地狱，把人拉入鬼门，所以在日本被称为比较危险的妖怪，日本认为鬼是神的分支，所以把好多东西说成妖怪。 具体说，它不是妖怪，而是更想《十日谈》之类的讲故事的行为：日本的怪谈也多半发生在夏夜。日本传统戏剧歌舞伎的故事里，有许多都是源自怪谈的传说，在江户时代（相当于西元一六○三年至一八六七年）还有一种叫做「百物语」的游戏，就是半夜里几个朋友聚在一起，点起许多蜡烛，大家轮流说鬼故事，感受恐怖的气氛。据说，当第一百根蜡烛熄灭时，真正的鬼就会出现……所以往往说故事的人会心里有个警惕，轮到自己说故事的时候，千万不要变成最后一个，因为不知道说完第一百个故事的时候，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所以每次说到第九十九个，就会立即打住，没有人敢再继续说下去，这是一种集体召唤鬼魂的仪式。 江户时代的作家，浅井了意所着的《伽婢子就详细地记载了关于「百物语」的由来及玩法，简述如下：在进行「百物语」的游戏之前，参加的人一律身穿青衣，齐聚在同一间暗室里。在这间暗室隔壁的房间，准备了用蓝色纸糊的行灯，并且添上足够的灯油，然后点燃一百支灯芯并排在一起。行灯的旁边会安置一张小木桌，上头摆着一张镜子。每个人轮流说完一个怪谈后，就必须离开自己的座位摸黑走到隔壁点着行灯的房间里，把一支灯芯吹熄后。接着，从镜中照一下自己的脸才能回到原来的暗室，然后换下一个人。吹熄灯芯的过程中，一样继续说着怪谈，直到说完第九十九个怪谈后，剩下最后一支灯芯，就留着让它继续点着，然后大家继续围坐在一起等待黎明，直到太阳出来了就各自解散回家。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怪谈总是讲到第九十九个就结束，因为当时的人们很迷信这样说法，如果说到第一百个怪谈，就会发生什么怪异的事情，所以谁也不敢去碰触这项禁忌。 随着时代的不同，行灯也改为以蜡烛来取代，而且新的游戏规则是，最后一根蜡烛必须吹熄，百物语游戏就变成了恐怖的怪谈会，听说当最后一根蜡烛吹熄的时候，的确是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鸟山石燕所画的「青行灯」收录在《画图百鬼夜行》，正是描绘当时进行百物语的情景，青行灯快要吹灭的时候，许多好玩有趣的妖怪故事正在一群人的口中讲述着，并且有人用文字记录下来，这就是妖怪百物语的由来。猫又猫妖的一种，据说有两条尾巴，能直立行走。最早出现在《日本灵异记》的说话，描述一只猫死后产下的胎儿竟然变成人的故事。猫妖是上了年纪的老猫，通常以老太婆的形象显现，身体大约是人类体型的一倍，大只的猫妖甚至可以长得像小牛一般大小，尾巴在末端分叉为二，汉字写成「猫股」或「猫又」，意即「猫妖」或「猫怪」。所以，为了防止老猫变成猫妖，便把仔猫的尾端切掉，只留下短短的根部，这样一来，就不怕到时候猫尾巴分岔，变成猫妖在家中作祟了。 具有可怕魔力的猫妖，在吃早饭之前，会以人声说话，有时再将人吃掉后，转化成此人的肉体伺机寻找下一个猎物。通常猫妖只攻击它怨恨的人，但是如果遇到性情更凶狠、手段更残暴的猫精，只要一看到人，就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加以伤害，传说中也有善良的猫妖，常变成少女模样以亲近人类，当然性格是很温顺的，平日喜欢吃鱼，身体轻盈，喜欢依靠人类，但是常被人伤害。猫、狸和狐都是日本传说中有着非凡能力的动物。般若
聊斋志异论文提纲
《聊斋志异》是明清文言梦幻小说的经典之作那么它在其中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呢?
一、 总述《聊斋志异》的地位、前人研究《聊斋志异》关于讽刺艺术的情况。
二、概括《聊斋志异》中鬼狐妖的形象。与魏晋、唐传奇中鬼狐妖形象进行对比，突出现在《聊斋志异》中的鬼狐妖的形象是拥有完美的人性、超凡的本领和美貌，这与前人所塑造的厉鬼和狡猾狐狸妖的形象有着颠覆性的变化，这一种变化就一方面说明了作者非凡的想象力和勇于打破常规的创造力，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鬼狐妖的形象有一种提升的空间，鬼狐妖的形象人格化了。
三、鬼狐妖的形象塑造上就具有讽刺艺术。讽刺用于暴露对象的缺点和可爱之处，用夸张或者反讽等方式揭示事实。以《婴宁》为例。婴宁爱笑的形象到最后不笑的形象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容不了像婴宁这样纯真、笑得烂漫的女子的存在，讽刺当时肮脏的人间社会容不下一点美好的事物的存在。
四、人与鬼狐妖形象的对比，更显出鬼狐的人性的光辉。作者用鬼狐代表正义的呼声，没有塑造典型的英雄人物形象，这是因为在当时的社会下，人非人，甚至远离人间的鬼狐妖比君子更可爱更具有人性的光辉，所以作者只能寄托虚幻的鬼狐妖来展示出世间的美好，另一方面，也讽刺了在当时社会的人都带着一颗邪恶贪婪的心活着，导致了人性的毁灭，人都不能算是人了，只能通过鬼狐原本被认为是邪恶的代表来传递人性的美好，而原
本最应该具备人性的美好的人却比不上鬼狐妖。
1、以《武孝廉》为例。石孝廉原本是身患重症之人，靠的狐女的一颗救命丸续命，狐女不求回报而且还愿意伺候石孝廉，后来石孝廉得知狐女的真实身份后却要杀了她。一个善良、宽厚和气、得体的狐女和一个以怨报德、豺狼野心的石孝廉这两个形象有着鲜明的对比，反衬出人类的丑恶，竟然比狐狸还要凶狠，进一步讽刺了人类社会的复杂和人性的丑恶。
2、《葛巾》为例。葛巾这一美艳的花妖，被常大用的爱花之情所感动，而以身相许，葛巾不仅使常大用家业兴旺，而且把自己的妹妹许配给常大用的弟弟，两姐妹为常家生了儿子，葛巾做到了传统妇女的典范，但是在常大用知道了妻子的真是身份后，以前对葛巾的痴爱却消失了，甚至对葛巾产生怀疑，与叶公好龙这一故事一样，作者辛辣地讽刺了常大用这人物，揭示了他的虚伪、表里不一的坏作风。
3、以《小翠》为例。一个狐仙，对于王家无意之中施予的恩德，还想着报答，而王家傻公子受小翠再生之福，却因一只破瓶打碎而被打碎而失声叫骂，何其鄙吝之至，和公子分手后又破镜重圆，找好替身后又从容离去，从这件事可以知道，仙人之情，远比世俗之人深厚。讽刺了世俗之人鄙陋的人性，不及狐狸的情谊之深。
五、结束语。
明清文言梦幻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言梦幻小说经历了先秦的萌芽、六朝的发轫、唐宋的定型、蒙元的平寂,至明清时期达到辉煌。
对明清梦幻小说进行研究可以更为清晰地探索其发展的历史轨迹、情节范型和叙事神理,从而在历史纵线上观照文言梦幻小说自身的发展规律及其对传统古典小说的继承和超越中文系毕业论文提纲中文系毕业论文提纲。明清文言梦幻小说的历史发展阶段可以分为四个时期:自明建国起至嘉靖初年,以“剪灯”系列为代表,文言梦幻小说逐渐走出蒙元低谷,进入承前启后的复苏期; 明末清初动荡的社会和黑暗的政治使得梦幻题材成为文士抒发情怀、消释块垒的重要载体,文言梦幻小说相继涌现。而《聊斋志异》的出现,则标志着文言梦幻小说走出唐传奇梦幻小说的光环步入一个新的高峰;雍正至乾嘉年间,《聊斋志异》的风行,促使模拟效颦之作继踵激增,风起云涌,繁荣一时,出现了许多颇有新意、颇有创制的作品;道光以后,文言梦幻小说逐渐落潮,直至完全终结,退出历史舞台。文言梦幻小说是文人的释怀与写心,明清时期的文言梦幻小说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在情节范型方面又有所创新与突破。
其常见情节范型主要有六类:以梦幻的形式表达作者的政治见解,在人生如梦的感触中表现自己落魄境遇、用世志向、刺世之心、政治理想和人生社会哲理思考的“梦幻人生范型”;因相思爱恋“心驰到彼”、灵肉分离的“因爱离魂范型”;因渴望自由平等、精神交通的婚恋,故而在精神上幻想一种理想婚恋的“婚姻艳遇范型”;以梦幻的形式承载某种政治目的、政治理想、政治抱负的“政治话语范型”;受佛教思想、佛经故事影响,用小说的体裁于梦中劝诫世人弃恶从善,以淳化社会风俗的'“果报轮回范型”;以梦游地狱和梦游仙境的形式批判现实的黑暗与表达理想社会图景的“游冥游仙范型”。
梦幻小说自有一套叙事策略,尽管其并非文言梦幻小说所专有。但通过对明清文言梦幻小说进行理性分析和透视,可以从中体察出明清文言梦幻小说与其它文言小说在叙事视角、叙事时间、叙事结构等方面的不同之处文言梦幻小说是文士的主体性创造活动的结晶,真实地反映了文士的审美心态和审美追求。受梦幻本身所具有的朦胧性、虚幻性等特有属性的决定,明清时期的文言梦幻小说体现出鲜明的虚实相生的浪漫幻设特点、姿彩各异的语言特色以及浓郁的诗情画意韵味中文系毕业论文提纲论文。明清文言梦幻小说的渐趋势微是历史的必然,然而,它却将梦幻载体的精髓注入其后文学体裁。民国之后,五四时期,梦幻题材的一度繁荣,当与此有一定关系。因此,通过对明清文言梦幻小说的集中探讨,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其题材、范型之发展渊源及其艺术特色,从而更全面地把握文言梦幻小说的整体面貌。
中文摘要3-4
英文摘要4-8
引言8-23
一、文言梦幻小说的界定8-11
二、文言梦幻小说的历史流变11-14
三、文言梦幻小说的研究历史与现状14-21
四、文言梦幻小说研究的意义与方法21-23
第一章 明清文言梦幻小说的历史发展阶段23-45
第一节 “剪灯”系列:承前启后的复苏期(明建国起至嘉靖初年)23-26
第二节 《聊斋志异》:走向高峰的转型期(明嘉靖初年-清康熙年间)26-38
第三节 “聊斋”拟作:推波助澜的沿承期(雍正年间起至乾嘉盛世)38-41
第四节 《聊斋》余絮:新旧交替的终结期(道光年间至光绪末年)41-45
第二章 明清文言梦幻小说的常见情节范型研究(上)45-61
第一节 梦幻人生范型45-52
第二节 因爱离魂范型52-57
第三节 婚姻艳遇范型57-61
第三章 明清文言梦幻小说的常见情节范型研究(下)61-85
第一节 政治话语范型61-70
第二节 果报轮回范型70-78
第三节 游冥游仙范型78-85
第四章 明清文言梦幻小说亚常见情节范型研究(存目)85-86
第五章 明清文言梦幻小说叙事模式研究86-102
第一节 叙事视角86-91
第二节 叙事时间91-97
第三节 叙事结构97-102
第六章 明清文言梦幻小说的审美追求102-110
第一节 虚实相生的浪漫幻设102-104
第二节 姿彩各异的语言艺术104-107
第三节 诗情画意的韵味107-110
第七章 明清文言梦幻小说梦幻与白话梦幻小说比较研究(存目)110-111
第八章 明清文言梦幻小说文化研究(存目)111-112
第九章 明清文言梦幻小说的影响及地位112-114
附录114-121
结语121-123
参考文献123-127
后记127-128
为什么在明末清初时期会出现志怪小说 志怪小说是中国小说史上产生最早的一种古典文言小说形式，以记叙神异鬼怪故事、传说为主体内容，产生和流行于魏晋南北朝，与当时的社会宗教迷信和玄学风气以及佛教的传播有着直接的关系。这类小说的大部分作品或血神仙道术，或记巫鬼神怪，或夸殊方异物，或谈佛教灵异，目的在于证明幽冥世界的存在和鬼神的威灵。部分以民间故事为主的作品，虽然也染有神秘色彩，却客观上反映了下层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是其中的精华。在艺术上，志怪小说想象丰富，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气息。志怪小说内容庞杂，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炫耀地理博物的，如东方朔《神异经》等；一类是记述正史以外的历史传闻故事的，如托名班固的《汉武故事》等；最后一类是讲说鬼神怪异的迷信故事，如东晋干宝《搜神记》等。不过，当时人并不把它当做小说来写，如干宝在《搜神记序》中说，他写书的目的是用来“发明神道之不诬”，就是说是为了证明神怪是存在的。现在我们把志怪杂传称做小说，一方面是参照了宋朝以来书目的分类法，另一方面，也是从中国小说发展的历史源流来看的。 关于“志怪小说”产生的原因，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密切的关系，是文学发展的必然产物。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人们对现实产生深深的恐惧感。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恐惧等紧张情绪往往会导致人类非理性主义滋长。无论是神话传说，还是武侠玄幻等非现实的文学，都是人们寻求精神寄托的反映。后来佛教传入，神灵怪异和信徒作品显赫一时。文人也不是自觉创作，他们认为神灵怪异与写人记事没有什么区别。承认人鬼同时存在。可见，当时，人们的思想是驳杂混乱的。处于小说发展初期的“志怪小说”一般还只是粗陈梗概，目的在于证明上天和幽冥境界的存在和感灵，但也有粗具短篇小说规模的作品，如《搜神记》中的《干将莫邪》就以短小的篇幅记录了一个惊险曲折的故事。清朝，《聊斋志异》将中国文言小说推至高峰，长篇白话小说的创作也取得巨大成就，诞生了《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一批经典之作。清中叶之前，英雄传奇小说占主流。陈忱的《水浒后传》写了32位幸存的梁山好汉再举义旗，抗击外来侵略者，后到海外创业的故事。书中的人物既继承了《水浒传》中的性格特征，又在现实斗争中有所发展。全书在继承了《水浒传》反抗官府精神的同时，又增加了表现爱国主义的主题。明末清初时期，我觉得出现这样的小说的首要原因是因为当时历史背景影响了人们的思想，而这历史背景主要是由政治，经济和文化着三个方面所形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封建社会的危机日益加深，资本主义萌芽在某些地区出现并得到缓慢发展，自然科学也有了一定发展，在此形势下，涌现了一批进步思想家，士大夫面对危机，寻求改革方案; 提倡以史为鉴，提倡研究与结合现实，形成经世致用的思想。主要是因为当时封建社会日趋没落，统治腐朽，宦官魏忠贤专揽朝政，迫害异己、镇压人民统治者不断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加上连年的灾荒，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作者通过小说来抒发自己对社会的不满和寄托自己的社会理想.在明末清初时期出现的志怪小说主要反映的思想是批判科举制度对人才的摧残和埋没，揭露官场黑暗；吏治腐败给百姓造成的深重灾难；世道人心之浅薄 ,道德伦理之沦丧；歌颂基于爱情的自由婚姻等。蒲松龄一生的经历使他对科举制度的不公和黑暗了解最为深刻 。因此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深刻而广泛地批判科举制度的知识分子 。如 《贾奉 雉》、《司文部》、《王子安》、《于去恶》等都是这一主题的成功之作 。 《王子安》 写东昌名士王子安被科举弄得神魂颠倒 ,精神恍惚 ,以至醉中望报心切 “为狐奚落”充分展示了秀才落第的复杂心情 。《叶生》 中的叶生 “文章词赋 ,冠绝当时 ; 而所不偶 , 困于名场”是蒲松龄自身的写照，最后抑郁致死 ,死后托魂中举的丁公子 “借福泽为文章吐气 ,使天下人知道半生沦落 ,非战 之罪” 。他通过这类故事鞭挞了科举取士 , 考官不公和考场黑暗对知识分子的身心造成的摧残 ,发出科举灾难大于战祸的深痛叹息 。蒲松龄31岁时曾在宝应县县令孙惠手下做了一年幕僚 ,县衙门即官场的缩影 。他作为县令的左右膀 ,对官场的黑暗 、 腐败了解至深 。而且蒲长年生活在下层农民之中 ,对吏治腐败给百姓带来的灾难也非常了解 。以 《梦狼》 为例 ,作 者通过白翁梦中来到儿子白甲的衙门的描写 ,充分展示了官府 、 衙门吃人的虎狼本性 ,作者在其 “异史氏曰” 中进一步点题 “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 ,比比也 。即官不为虎 ,而吏且将为狼 ,况 : 也猛于虎者也” 。同类主题的作品如 《向杲》 《席方平》《 促织》《 公孙九娘》《 红玉》 石清 《虚》 《辛十四娘》等勾勒出无辜者被虎狼豺所吞噬的血淋淋的场面 ,不能不激起读者对当权者 深恶痛绝 ,对无辜百姓的深切同情 。蒲松龄恨“世道人心之浅薄 ,道德伦理之沦丧”，身为一名饱读经书 ,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封建社会的知识份子 ,他目睹世风日下 ,传统伦理道德的沦丧 ,既痛恨又焦虑 。因此 ,他一方面揭露其罪恶 ,同时又塑造理想的人物来教育世人。如《胡四娘》《凤仙》等写出了金钱代替骨肉情,《局诈》写集团处心积虑的手段《黎氏》,写继母虐待前妻的孩子《韦公子》，揭露嫖娼等行为,而《翩翩》则塑造了浪子改过自新《王六郎》,歌颂了“仁人之心”等。热情歌颂基于爱情的自由婚姻，蒲松龄对婚姻的态度是严肃的 ,其妻寿终正寝时 ,他所作的 《述刘氏行实》情真意切 ,发自肺腑 ,催人泪下 。蒲松龄不满于道学先生对青年男女的种种,清规戒律的束缚 ,鄙视为财势而结合的畸形婚姻 ,向往自由恋爱的美好生活 。在《聊斋志异》中,他把人人之恋、人鬼之恋、人神之恋等编织成了一个个美丽动人的故事 ,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幅自由恋爱的幸福画面。而《婴宁》中天真无邪的婴宁公开说出了夫妻之性爱为“天伦之乐,人所皆有,何讳焉?”是对宋明以来理学的“存天理 、灭人性”的虚伪礼教的公开批判。总的来说，明末清初出现志怪小说的的原因就是，当时社会的腐败、黑暗，统治腐朽，宦官魏忠贤专揽朝政，迫害异己、镇压人民统治者不断加重对人民的剥削，使人们对当时的状况产生了另类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在封建思想的残余影响下发生了变化，从而又变成了另外的一种新的思想。而像蒲松龄这样的人把这样的思想表达出来，或者是想把自己的这样一种思想所引起的情感抒发出来，就以小说的形式描绘出来了。但是由于现实的表现手法无法透彻的表现出自己的感受，所以作者就运用了另类的表现手法，以志怪的形式去表达和抒发自己内心的感受。所以，这个时期的志怪小说就以这样的类型产生了！其实，明末清初出现志怪小说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我觉得艺术是一个时代的总的表现，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特征，也就是说艺术能反映出不同时代的各个方面的特点和发展状况。所以要研究不同时期的艺术就应该从当时的各个方面去进行透彻的了解。这是每一个研究艺术的人所要做到的。
本文以下分为创作思想研究、艺术成就研究、创作心理研究三个部分展开论述。
一、 创作思想研究
新时期最初的冰心思想研究，是从政治上的平反开始的。冰心一生前后思想有不断的发展、升华，但人道主义是其基本内核，她的“爱的哲学”在新时期之前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被定性为“实质上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人性论在文学创作上的反映”、“和时代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6，被置于受审判、受践踏的地位。新时期的研究首先即是以蹒跚的步履开始在政治上给“爱的哲学”平反。平反的前提是政治观念的变化。即根据历史事实，把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重新列为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内的力量，这样，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也就不再完全被斥为反动的东西。在此前提下，评论者们陆续提出“爱的哲学”、“母爱文学”，虽“并不代表革命的主流”、有“唯心主义倾向”，但它作为“人道主义思潮在新文学领域内的反映”，“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流不是相悖而是一致的”7。这种政治上的平反洗刷了泼在冰心创作上的极“左”的污水，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其价值体系仍然是文学附属于政治，用政治革命的价值标准来衡量文学的价值，这就必然无法给冰心这种“爱的哲学”以更高的评价。因为冰心的“爱”毕竟还不属无产阶级独有的先锋的阶级意识。这样，有的论者为了在政治上给“爱的哲学”以更高的评价，就牵强地去论证在冰心早期“博爱思想的体系里，对祖国的爱是放在第一位的”8。这显然并不符合作品实际。冰心无疑是一个爱国者，但在她博爱的思想体系中，她是以自然之爱、儿童之爱、母爱来作为人生的解答和慰安的。爱国主义作为一种品格素质自然地常从她的文字中流溢出来，但在多数时候这并不是她特意去倡导、思考的。
当文学在狭窄的政治藩篱中兜转多年之后，必然要冲突出来去寻找更广阔的天地。80年代中后期，人们逐渐由过去对文学只做社会、政治的把握转向做审美的、心理的把握，转向用文化的广阔视野来重新审视现代文学史。这种文学观念的开拓，也给冰心研究带来了全新的转机。人们发现：
冰心关于爱和美的描写，在当时的文坛上与批判现实文学实际是起了一定的互补作用的；没有批判现实大潮的猛烈冲击，不足以摇醒昏睡中的人们，给现存社会以毁灭性的打击，没有爱与美的涓涓细流注入人们心田，也不足以慰藉、感化黑暗中的灵魂，提高人类自身的有序化程度。尽管说后者对现存社会的打击，远不及暴露文学来得直接、有力。但在文化的层次上，对现实作了深层的干预。因此，那种以与现实关系为由，否定或轻视这类表现主题的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9
经过几十年的风雨之后，冰心这位“爱”的歌者终于得到了应有的肯定。从文化的视角看冰心的创作，也使研究者更多地注意到冰心对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以及这种继承在“五四”新文学建设中的意义。有的论者提出“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得来的老庄哲学精华”，“使冰心面对激烈的爱憎矛盾，始终保持超脱、达观的认识。”10有的文章则着力论证冰心早期作品中“爱父母、爱人”的思想与孔子“仁爱”思想、与孟子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11
30年代，郁达夫曾注意到冰心创作的女性特质。80年代中期，女性主义这股世界性的进步思潮涌进国内。它也引发了人们对冰心创作女性特质和冰心妇女观、家庭观较为集中的关注。刘思谦在《冰心：迷离的东方女性之真》一文中认为：
冰心的家庭问题小说里的家庭观念，深层的心理便是由这没有断裂的母爱的纽带为核心的健全的女性角色心理。其观念的显在的层次，……是传统的男性中心的，然而内在的、心理的层次则是自然的、女性的。12
女性作为一种性别，不仅是自然的，也是历史的和社会的。因而女性主义研究往往总和文化的研究交融在一起。许多论者都在冰心与现代其他女作家的比较研究中，考察女作家创作的共性和冰心创作的特性。对冰心创作女性特质，对冰心家庭观、妇女观的探索拓展了冰心思想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但我国的女性主义研究尚处于初创阶段，借鉴西方理论还有个消化、吸收的过程，还要考虑到东西方文化观念的同异点。有的论者就不免存在着将东方特点、女性特质混同于封建性、奴性的误会，将冰心笔下的女性形象归结为“喜欢把自己的灵魂依附于外物或他人的‘淑女型’女性”。这里显然对冰心的早期小说有所误解，没有看到冰心小说中的“五四”时代精神。事实恰恰相反，冰心小说中的女性正面形象都是自觉、主动地承担起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的现代女性。在现代社会中，如何处理好男女平等与男女有别的关系，如何塑造好现代女性形象的问题，冰心都作了先行的探索。这方面的研究显然还是不够的，正等待深入的拓展。
“爱的哲学”的概念是阿英在30年代初提出的。他从“母亲的爱”、“伟大的海”、“童年的回忆”三方面界定其内容。13此后“爱的哲学”的提法受到冰心本人和学术界的肯定。“爱的哲学”的具体内涵一般也被理解为“母爱”、“自然之爱”、“儿童之爱”，研究的重心则一直落在对其思想价值的评价上，而较少去探究“爱的哲学”的内部组成，较少去仔细辨析“母爱”、“自然之爱”、“儿童之爱”的丰富内涵。这显然是一种舍本逐末的做法。放弃了对“爱的哲学”内涵的深入思辩，实际上也就从根本上模糊了对某些重要问题的认识，诸如，冰心“爱的哲学”的东方特色、五四特点，冰心人道主义思想与西方人道主义思想的关系，冰心人道主义思想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人道主义思想中的位置等。新时期这方面仍无根本的改观。实际上，冰心的“母爱”、“自然之爱”、“儿童之爱”均有感性和哲理两个层面的意味。冰心在现实中起了烦闷，就躲进母亲的怀里寻求解脱。她的“母爱”首先是一种世俗的人间亲情，源于冰心自身情感的体验，她进而把这种情感体验升华到哲学层面，认为它构成世界和谐、友爱的本质，用它来对抗令人失望的现实。其“儿童之爱”亦有两个层面的意味。感性层面上从儿童的天真、儿童间的亲情中体会人性的美。哲理层面的意味则是它更主要的内涵，是用儿童无知无识的真纯状态与有知识即有挥之不去的烦闷的成人世界相对，赞美其“无”即大“有”的内涵。将它理解为哲学中的最高境界，与之相通的审美趣味、哲理思索是对“沉默”、“宁静”以及“死亡”的充满诗意的赞颂。冰心对自然的热爱则更多的是出自爱美的天性、出自对“宇宙”、“生命”的诗意感悟。人一方面既膜拜大自然的神秘美，另一方面又与自然和谐、感应、共同构成宇宙的大调和。这里，自然并不像母亲的怀抱、儿童的世界那样与现实社会直接对立，但人与自然的和谐、人在自然怀抱中获得的安宁感间接地与人在现实中的失望感构成对比，给人以慰藉与安抚。冰心在她的创作中歌唱母爱、歌唱儿童、歌唱自然、歌唱宇宙的和谐，以此来抵御现实的虚无。她的“爱的哲学”显然不同于哲学家构筑的逻辑严密的哲学体系，刘思谦称之为“艺术的宗教”，她说：
她就不像有的哲学家那样把自己的体验敲碎纳入概念范畴的框架归结为抽象的本 质，而是始终固守自己这份鲜活的体验，通过逻辑驳论上升为关于人类宇宙的普遍信念，从而在普遍的哲学意义上维护了爱的价值。14
但总的来说，在新时期的研究中，人们注重的仍是对“爱的哲学”的是非正确与否的评价，而较为忽略对“爱的哲学”具体内涵的探究。这显然是舍本逐末的。
在新时期的冰心创作思想研究中，显然还存在着另一个被忽略的重要问题，即冰心新时期创作本身的思想研究。学术界关注的仍只是冰心早期的创作思想。新时期，冰心和许多富有良知的优秀知识分子一样，经历了“文革”的煎熬之后，不仅没有沉溺于个人的恩怨得失，没有陷于颓废、失望，反而更加强了对祖国、人民命运的忧患意识，她从深切的爱国之心出发，以清明的理性反思历史之后，一方面既乐观、通达地相信党的领导、相信国家会有美好的前途；另一方面，对我们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存在的许多丑恶现象也有了更清醒和真切的认识。这样，她对祖国、人民的爱，往往就以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深切痛恨、对国家命运的强烈忧患来表达。这特别体现在她对知识分子问题、教育问题的热忱关注上，体现在《我请求》、《无士则如何》、《我呜咽着看完国殇》等大声疾呼的杂文中。新时期冰心“爱的思想”较前几个时期有明显的发展，熔铸了更为现实的内容和力量，范伯群、曾华鹏称之为“烈火之后的凤凰再生”15。但就总体而言，对冰心新时期创作思想的研究却始终未形成深入讨论的局面。
二、 艺术成就研究
对冰心创作方法的研究是新时期出现的一个新课题。以前的评论虽没有正面论及冰心的创作方法，但学术界历来都是以现实主义文艺标准来衡量冰心的作品。把丰富多姿的文学创作纳入一种创作方法的框架中，就难免要削足适履，把冰心创作的浪漫主义特质视为短处。新时期的研究者，则注意从作品实际出发来分析冰心的创作方法，注意到了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作家创作互相渗透的事实。刘岸汀的《论冰心前期创作的浪漫主义倾向》16用浪漫主义艺术标准作对照，从歌颂自然的题材与主题、艺术表现的主观色彩、自然率真的美学风格三方面，论证了冰心前期创作的浪漫主义倾向，并且比较了冰心与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现代作家的创作风格，指出冰心前期的创作方法属于“东方古典式的自我型浪漫主义”类型。
艺术风格研究方面，二三十年代的评论就已强调了冰心创作“温柔”、“典雅”的调子。60年代，范伯群、曾华鹏对之作了全面、详细的考察，以冰心诗中“满蕴着温柔，微带着忧愁，欲语又停留”的诗的女神形象来概括其建国前的创作风格特征，并指出其建国后趋于明朗的变化17。这种概括既包含了冰心创作情感上的特点，还包含了艺术上的追求，为后来的研究者所共认。新时期的研究在继承这些成果的同时，则体现出多角度深入的特点。有的文章着重强调“冰心早期的创作风格不是单一的”，认为“它既有婉约、含蓄和秀逸的一面，也有激昂悲愤的一面”，前者主要体现于《繁星》、《春水》、《寄小读者》中，后者主要体现于“问题小说”18。
“冰心体”概念的提出和发展，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冰心艺术成就研究方面的成果。阿英30年代初即提出“冰心体”的概念。从“诗似的散文的文字”和“从旧式的文字方面所引申出来的中国式的句法”两方面简要说明冰心创作的散文诗特质和句法特点，以此肯定冰心在中国现代文学文体建设上的独特贡献19。此后，“冰心体”这个名称一直被研究界沿用下来。80年代，方锡德将阿英提出的这两方面的内容推进了一步，从体裁、语汇、篇章结构三个角度作了详细、切实的探究，丰富了“冰心体”的内涵。他认为“冰心在小说的描写内容、结构方式、意蕴核心等方面，都已经改变了传统小说文体常规的叙事功能，为小说引进了大量的抒情写意功能，从而创造了“抒情小说”这一新体式。这主要是冰心“在强大抒情文学传统下勇于探索和实践的结果。”“主观情绪具象化的抒情方式，诗情与哲理的融合，对山水自然的远景审美观照和间色的运用”，使冰心散文“具备了散文诗的特点”。他断定“冰心是现代一位优秀的抒情文体家”20，方锡德显然是把阿英“冰心体”的粗略概括推进了一步。这种探究虽极为可贵，但也还没有完全揭示出“冰心体”风姿绰约的丰富内涵。“冰心体”中的“体”即文体，在这里是指作家的创作风格，即指作家在其一系列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中所表现出来的独特性。冰心在七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其创作风格既有固定不变的特质，又有不断发展的特点，在作品的主题、题材、体裁、结构、语言、表现手法等多方面均有自己独特的追求。钱理群等人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在论及“冰心体”时，既包含了冰心散文富有诗意美和画面美的特点，强调了语言上的贡献，还扩大并包含了“爱的哲学”的思想内容，但限于文学史篇幅，未能展开详细、深入的探讨21。与冰心创作的实际状况相比。目前的研究对“冰心体”内涵的揭示相对显得粗陋。“冰心体”作为一种独特的风格，在中国现代散文文体建设方面所作出的贡献、所存在的局限、所应有的地位都是值得探究的课题。
与忽视冰心新时期创作思想研究相对应，目前，对冰心艺术成就、艺术风格方面的探索主要也还只限于新时期以前的创作。新时期，冰心随着思想的转变、升华，创作风格也有明显的转变。她的“爱”的思想常常由对社会丑恶现象的强烈痛恨和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忧患来表达，她对人生境界也有更旷达、透彻的领会，这样，她歌唱爱和美的抒情文体也就必然要逐渐为以社会批评、文明批评为特征的杂文所渗透或替代，她的笔墨也必然要由原来温柔的调子而渐趋向硬朗，由原来的反复吟唱而趋向简洁洗炼。这种艺术上的转变在老作家中富有普遍意义，巴金、孙犁、郭风的创作也都表现出共同的特征，但新时期的研究对此却缺少应有的关注。
三、创作心理研究
对冰心创作心理的关注主要围绕着冰心的思维宜不宜于诗歌创作，如何解释冰心散文、小说诗化特点这两个相关的问题展开。20年代，梁实秋认为“冰心女士是一个散文作者、小说作者，不适宜于诗”。他分析其创作心理方面的原因是“表现力强而想象力弱”、“理智富而情感分子薄”22。这一时期的研究者就冰心情感特质是冷还是热展开了一场颇为热烈的讨论，虽未形成定评，但深化了认识，开启了思路。而后，冰心也说自己“没有喷溢的情感”23 60年代，范伯群、曾华鹏则将冰心的情感特征归为“涌溢的潜流”24 。至80年代，孙歌重提这个话题。她分析冰心小诗的基本情绪是“糅合着悲哀的静穆”，并就个人气质、与现实的关系两方面分析“静穆”与“悲哀”的具体特质。结合诗歌艺术规范，孙歌认为“冰心的弱点在于她缺乏诗的想象力与表现力，而不在于她缺少感情”。因为“静穆不等于冰冷”。“冰心缺少变形的能力”，“却能够驯服不可融合的情感”，“她的诗情过于和谐了，容不得任何极端的情感”，因而“冰心小诗无可替代的独特之处，恰恰在于它们暗示了“五四”时期人本主义精神之外的另一个层次，即在批判封建制度的同时所表现的对于传统文化的眷恋。”“冰心虽有诗情，却不能得心应手地驾驭诗歌这个轻骑。”25
方锡德也将冰心创作冲动的心理情绪特征和她的诗歌观念结合起来，考察何以冰心散文的抒情方式是“主观情绪的具象化”。他认为“冰心散文创作的契机，往往就是诗情的触发”，冰心之所以坚持把这种诗的灵感融化进散文的艺术形式，主要由于她认为诗总是有格律的、“诗人的才情决定冰心的诗情只能洒脱自然地挥写，可是又时常担心流畅的诗情被格律所疑涩”，于是“就转向了能够更加自由挥写的散文创作”。“因此，冰心的散文就其本质来说，乃是诗情的散文化”26这些评论的主要特点是将冰心思维情感等心理特征与不同的艺术形式的规范结合起来考察，从而深化了这两方面的研究。
在冰心的文化心理、艺术气质研究方面，茅盾先生30年代即提出“‘极端派’的思想，她是不喜欢的”27，新时期，刘思谦进一步确认她的文化态度是“健全、稳重的”，她的艺术气质是“融合吸收了东方和西方的人文主义精神的古典主义。”28
冰心创作心理其他方面的研究却还有待开拓。冰心自己曾说她早期之所以偏重于歌唱“爱”与“美”，并非是没有察觉到社会的阴暗面，而是觉得社会给人的失望太多、打击太多，她要发掘生活中美好的事物，给人以鼓励、安慰。这种自觉的选择是出于济世的愿望，而无论是歌唱美好还是揭露黑暗，均于世有益，自觉选择对“爱”与“美”的歌唱，必然有作家自身的心理因素在起诱导作用。这或许可以作家童年的家庭生活经验以及后来的生活经历来解释。冰心曾说过：
我觉得我的童年生活是快乐的，开朗的，首先是健康的。该得到的爱，我都得到了，该爱的人，我也都爱了。29
结语
新时期，以政治上拨乱反正为起点，冰心研究在创作思想研究、艺术成就研究、创作心理研究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思想研究由政治上的平反走向文化价值上的探讨，并且开拓了冰心创作的女性意识、冰心的妇女观、家庭观等研究新领域，从而出现了多维视野的立体研究格局；艺术成就研究方面注意到了冰心创作方法、艺术风格多样性统一的特征，并且对“冰心体”的内涵作了具体化的深入探究。创作心理研究方面，沿着将冰心的思维、情感等心理特点与不同艺术形式规范结合考察的传统，作了进一步的仔细辨析，得出了新的结论。与此同时，在研究的各方面又都还存着许多被忽略的地方和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总体状况而言，冰心受到评论界充分关注的仍只是她的早期创作，即20年代的创作，以后的创作研究相对就显得冷寂得多。就具体的各个研究侧面而言，在创作思想研究方面，则存在着对“爱的哲学”内涵缺乏深入辨析、运用新的研究方法牵强比附的缺点；在艺术成就研究方面、“冰心体”的丰富内涵、“冰心体”在中国现代散文发展中的地位等问题都亟待深入揭示；在创作心理研究方面，则存在着面太窄的问题，冰心偏重于歌唱“爱”与“美”的心理基础，冰心在创作各个时期的心理变化等都是尚待开拓的课题；冰心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活动、冰心创作在新文学中的影响在新时期也仍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XINWENAIHAOZHE2008・9（上半月）文学自由谈世纪作家冰心以“爱的哲学”见证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也见证了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近百年以来，冰心“爱的哲学”主题———母爱、儿童之爱、大海（自然）之爱，已经成为几乎所有批评家、作家、学者、读者诠释冰心的思维定势。阿英最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指出冰心“爱的哲学”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A母亲的爱、B伟大的海、C童年的回忆”。①后来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写到：冰心“知道苦难的现实里只有泪珠，但她不愿意做这样不情的文学家；她要讴歌理想———超现实的，于是就逃避和沉醉到她所常写的那些概念中了。歌唱大海、自然的美和母亲的爱，这就是冰心小诗的主要内容”②。自此以后，冰心作品的主题便成为一种体制化的知识被大众所接受。但仔细分析，这三鼎之足中最基本的是母爱，儿童之爱、自然之爱则是母爱的具体表现形式。本文主要探讨这个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冰心“母爱”形成的文化、政治和宗教机制。无处不在的母爱由于从小生长在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中，冰心切身感受更多的是祥和的亲情之爱和深切的母性之爱。母爱是冰心生命深处最真切的体验，是冰心毕生歌颂和追求的主题。同为“五四的女儿”，和庐隐笔下“新女儿”与“旧母亲”之间剧烈的母女冲突不同，冰心与母亲的关系永远是和谐的、完美的。在《繁星・八十》中，冰心给我们描绘了一幅亲密无间、其乐融融的母女图：母亲呵！我的头发，披在你的膝上，这就是你付与我的万缕柔丝。这样的母女正是女性主义者在“母亲的花园里”追寻的最理想化母女。在冰心的意识里，母亲永远是女儿的避难所，是最坚实的依靠，“母亲呵！你是荷叶，我是红莲。心中的雨点来了，除了你，谁是我在无遮拦天空下的荫蔽？”（《往事一》）③冰心笔下，母亲不仅是风雨来临鸟儿归巢时的偎依，而且是忧伤时“灵魂的安顿”（《繁星・三三》），最后，要抛弃心外的湖山，归依母亲，与母亲融为一体（《春水・九七》）。在母爱的这种独特经验下，冰心感受到了自然的母性情怀：小小的花，也想抬起头来，感谢春光的爱———然而深厚的恩慈，反使她终于沉默。母亲呵！你是那春光么？（《繁星・一零二》）由此，“自然之爱”是“母爱”的表现形式，“自然”即“母亲”的化身，“我”与“自然”融为一体，而“自然”又与“母亲”融为一体，“我在母亲的怀里”，“母亲在小舟里”，“小舟在月明的大海里”。（《春水・一零五》）冰心试图向我们传达她形而上的人生感悟———回归自然就是回归母体，就是回归生命，母亲则是生命的起源。而自然的本质是纯真，纯真的最好体现只有“婴儿”，“除了宇宙”，“最可爱的只有孩子”，（《可爱的》）在孩子身上，冰心再一次印证“母爱”的无私与伟大。冰心笔下的“童真”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作家直接讴歌儿童纯朴、率真的天性，如《繁星・四三》：真理，在婴儿的沉默中，不在聪明人的辩论里。另一方面，作家通过“孩子”这一形象寄寓自己的“母爱”理念，“孩子”只是“母爱”表现的客体。她的“孩子”形象以“童真”的形式，却如母亲般成熟地给予人们生存的理想和信心。譬如在《超人》中，十二岁的孩子禄儿的深夜呻吟，使“冷心肠”、信奉尼采“超人”哲学的青年何彬从没有爱的孤独生活中产生了对过去尤其对慈爱母亲的追忆，从而震撼了未泯的善心。如果说何彬对禄儿的帮助“里面不含丝毫的爱和怜悯，不过是拒绝你的呻吟，拒绝我的母亲，拒绝了宇宙和人生，拒绝了爱和怜悯”（《超人》），那么，他灵魂的真正复活、爱的最终实现则始于禄儿成人般理性的一封信：“……然而我有一个母亲，她因为爱我的缘故，也很感激先生。先生有母亲么？她一定是爱先生的。这样我的母亲和先生的母亲是好朋友了。“所以先生必要收母亲的朋友的儿子的东西。”（《超人》）禄儿成为何彬母亲的现实体现者，引导何彬完成了成长的道路。《最后的安息》中，城里小女孩惠姑对素昧平生的乡下小姑娘翠儿的同情与关爱，也是建立在一种“母爱”式的情怀上。同样，在《世上有的是快乐与光明》中两个在海边玩乐的孩子，之所以能让一个在社会现实中绝望寻死的青年放弃走“那条黑暗悲惨的路”，源自他们身上对他人具有的母亲特征的关爱和智慧。这类“小母亲”形象直到20世纪50年代创作的《小桔灯》中，仍然依稀可辨，她镇定、勇敢、乐观的精神鼓舞和感召着处在迷惘中的人们。由此可以看出，所谓童真、自然，在冰心的爱心文学体系中，其实都是冰心“母爱”意象的延伸。④在这个三位一体中，冰心以“母爱”为核心探寻永恒的存在，在自然万物、无所不包、无所不在的“母爱”中，“世界便是这样构造起来的！”（《寄小读者》）“母爱”的文化资源正如吴文藻所言，冰心是一个“新思想旧道德兼备的完人”⑤，她的“母爱”理念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思想中。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崇孝道、重秩序，“在这样一个差序社会里，人们的社会关系是由内及外、由下及上、由母及父的。”⑥母亲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和社会秩序的象征受到格外尊崇，如剜肉救母、沉香救母，以及佛教中目连劈山救母等即为古代尊母、孝母的极端体现。在这里，母亲代表的已经不仅仅是个体的存在，而是源于儒家文化“为有源头活水来”的祭祖、拜祖意识，“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⑦所以，在冰心作品中的“母爱”主题□郭晓霞同名刊物：《文学自由谈》，天津市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双月刊，天津市新华路237号（300040）31XINWENAIHAOZHE2008・9（上半月）文学自由谈“凯风”⑧般母爱情怀的沐浴下，孟郊《游子吟》唱出了“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母子深情。究中国儒家“尊母”文化的内在原因则在于，母亲在“相夫教子”的功能上潜在地维护了封建等级秩序，孟母三迁，岳母刺字，在一定意义上传达了母亲在国家人才培养和个人成长中所起的决定作用，从而建构了国家、社会的秩序。正是基于这一点，近代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人士提出了“强国保种”论，近代妇女先驱吕碧城、何香凝等提出了“国民之母”论。冰心作为一个女性，无论在温儒敦厚的母亲杨福慈身上还是在自己的切身生命体验中，都感受到了中国母亲所承载的文化意义，并将其推广为民族的推动力量，尤其为个人得以拯救的源泉。“母爱”的政治资源如前所述，由于母亲在文化建构中所起的特殊作用，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解放妇女的目的之一就是欲通过受教育的女性培养救国救民的下一代。在此背景下，解放妇女、歌颂母亲，就有一定的政治意义。尤其是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母亲形象无论在男作家笔下还是女作家笔下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美国学者夏丽（SallyTaylorLieberman）在《母亲与现代中国的叙事政治》（ThemotherandNarrativePoliticsinModernChina，Charlottesville：UniversityPressofvirginia，1998）一书中指出，“母亲”在20世纪早期的作品中“是中国现代性的重要形象代表，她代表的不仅仅是母亲，而是现代知识分子想象的、在理想社会中心的人际关系”，“这个理想化的母亲实际上是构想中的中国现代性的中心形象”。⑨如夏丽所述，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普遍受到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对男女的“自然性”深信不疑，“母爱”被看成“最自然”的爱，是未来“自然而正常”的社会基础，与中国传统社会人为的、虚假的人伦关系格格不入。所以，“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母亲的形象就这样被赋予了特殊的使命：她是种族进化和社会进步的化身，她的爱为创建有人格的人和现代人际关系奠定了基础，她将正确地抚育未来中国民族的建设者”⑩。在男作家笔下，“现代儿子”在同“传统父亲”反叛的同时是对“母亲”的迷恋，对从压迫的家族关系中解放妇女的强烈呼唤。夏丽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中产生了史无前例的“俄狄浦斯”故事，如陈白尘的《报仇》、庐隐的《父亲》、茅盾的《动摇》、曹禺的《雷雨》等，基本情节都是儿子爱庶母。在五四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冰心一方面响应着时代的号角，赋予“母亲”新时代的特色，一方面从自己的生命体验出发，书写无所不在的大母精神。这个母亲是“新母亲”，“除了治家”外，她有“现代人的头脑”，“对新文化运动感兴趣”，“对于政治也极为关心”。（《关于女人・我的母亲》）“新女儿”见到了“新母亲”，如同鱼儿见到大海，是母女一体、神人合一的境界。“母爱”的宗教资源冰心对母亲的歌颂从个人的生命体验出发，最终上升到了宗教信仰。钱杏邨对冰心的母爱进行了经典性升华：具有为生命立基的唯一性、超越时空的永恒性、灵魂奔趋的神圣性、分担苦弱的救世性。$%&据此进一步认为，“冰心话语中的母亲，不是人间母亲，而是神圣母亲。她是上帝，是基督，是弥赛亚。到此，冰心爱的诗学中的爱是母亲，母亲是爱，就转化为了：爱是上帝，上帝是爱。”$’&母亲成了冰心心目中的神，成了冰心的上帝。“又试问鸿蒙初开时，又哪里有贫富贵贱，这些人造的制度阶级？遂令当时人类在母亲的爱光之下，个个自由，个个平等！”（《寄小读者十二》）这里自由、平等的鸿蒙之初是《创世记》第一章上帝创造万物之时的隐喻，母亲就是上帝。她创造生命，“谁无父母，谁非人子？”她无所不在，和谐的自然、纯真的婴儿都是母亲在场的体现。她就是“爱”，“上帝创造了她，就是叫她来爱，来维持这个世界。她是上帝的化工厂里，一架爱的机器。”（《〈关于女人〉后记》）而“爱”就是上帝，就是基督。在冰心的意识里，母亲和上帝像乱丝一样彼此无法解开，因为母亲就是上帝，上帝就是母亲：太阳怎样的爱门外的那棵小树，母亲也是怎样的爱我———“母亲”？这两个字，好像不是这样说法的，只是一团乱丝似的。这乱丝从太初就纠正了我的心；稍微一牵动的时候，我的心就痛了，我的眼睛就酸了，但我的灵魂那时候却是甜的。这乱丝，世上没有人解得开，上帝也解不开———其实上帝也是一团乱丝，母亲也解不开。（《疯人笔记》）由此可见，冰心所赞美的母亲与宗教的上帝之间所反映的是一个母系宗教的问题。$(&从女性主义神学的角度看，冰心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歌颂母亲，乃是因为母亲是上帝的一个维度、一个位格，换句话说，就是上帝是一个母性的上帝，歌颂母亲即是歌颂无所不在的上帝、歌颂无所不包的爱。小结女性主义理论认为，母亲既是父权制文化的牺牲者，又无意识地以自己的身份延续了父权制度。冰心则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立足于时代，并且遵照自己的生命体验，深切歌颂母爱的伟大，既超越了时代，又体现了中国女性解放的特色。当经历近百年的西方女性解放运动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反思进而提出“寻找我们母亲的花园”时，我们不得不惊叹冰心平凡的伟大！注释：①阿英：《谢冰心》，载《冰心论集》（上），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6页。②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开明书店，1951年，第75页。③本文所选冰心作品均出自卓如编《冰心全集》，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④丹娅、晓燕：《冰心“母爱形象”之探》，《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第3期。⑤卓如：《冰心全传》（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72页。⑥http：／／dongguozheng．blshe．com／post／142／20292，2006年5月14日。⑦出自《诗经・蓼莪》。⑧出自《诗经・凯风》：“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劳。凯风自南，吹彼棘薪。母氏圣善，我无令人。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劳苦。睍睆黄鸟，载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凯风”、“寒泉”成为古典文化中“母爱”的象征。⑨⑩参见沈睿：《她者的眼光———两本女性主义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作》，《二十一世纪》，2002年2月号。$%&黄英：《谢冰心》，转引自唐小林：《看不见的签名：现代汉语诗学与基督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华龄出版社，2006年，第234、248页。$’&唐小林：《看不见的签名：现代汉语诗学与基督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华龄出版社，2006年，第249页。$(&王学富：《冰心与基督教———析冰心“爱的哲学”的建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4年，第3期。（作者为河南大学文学院外国文学教研室讲师，河南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博士）编校：杨彩霞321234567890ABCDEFGHIJKLMNabcdefghijklmn!@#$%^&&*()_+.一三五七九贰肆陆扒拾，。青玉案元夕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较之古代文学的源远流长，中国现当代文学走过的历史时域实在屈指可数。但伴随其逐步的历史化，对之进行研究的学者方家却堪称拥挤。正是因为它同研究者、同当下文学之间距离的并不长久，很多的研究对象在探讨的过程中总能迸出激烈的思想火花，彰显着这个特定文学范畴不一样的魅力。不过，相关论文与论著的频出并不意味着研究足够的广度与深度，在这段狭窄的历史区间当中，纵横驰骋的文学现象总是如幽灵一般诱引着研究者积年累月、前赴后继的“执迷不悟”。许多有趣或是吊诡的问题不时地搅动着研究者跃跃欲试的探秘之心。1980年的中国，告别旧时代的逆流，改革开放的春风骚动着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仁人志士。本着“对于出现在我们国土之内、绵延了半个世纪以上的报告文学活动，进行系统的考察和尽可能完整的介绍”的“艰巨职责”，19卷本《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在广大文艺界与新闻界同志的大力支持下有条不紊地展开了。在这套丛书的第3辑第六分册，完整收录了冰心建国之后创作的《印度之行》、《日本归来》、《湛江十日》、《咱们的五个孩子》等四篇“引人瞩目”的报告文学作品。单单从这点上来看，冰心与中国报告文学之间还是有着必要的关联，这也是促发我对二者之间关系进行更深入研究的肇始。 时至今日，查阅中国现代文学相关的研究资料，在对五四一代作家的研究当中，冰心研究的受关注度较之于鲁迅、沈雁冰、郭沫若等仍不可同日而语，这就像在文体范畴的研究当中，现代报告文学研究的理论深度远远不及现代小说、诗歌，甚至是其脱胎的母体散文。这样的双重冷落必然直接影响到了对冰心与报告文学之间关系的研究。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只有李炳银写于1999年9月的《冰心与报告文学创作》采用线性考察的方式对冰心与报告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简要的梳理，并从真实性、社会性的角度确证了冰心这类作品的报告文学属性。在他看来“冰心和报告文学的联系，更多的是她同社会生活的联系”。在这篇论文的第三部分，文章全文收录了冰心于1987年发表于《人民日报》的《我请求》一文，这是她对报告文学《神圣忧思录——中小学教育危机纪实》的声援文章，而并非自己的报告文学作品。从这个部分在文章中所占的比例来看，似乎作家冰心自己的报告文学创作实在捉襟见肘，甚至无法支撑起一个篇幅短小的研究文章？是否真实的境况也是这样的呢？抑或又是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史料搜集实为匮乏的一个例证呢？ 事实上，在谈到包括冰心在内的许多作家的报告文学创作时，很多研究者都提到了一个缠绕中国报告文学研究已久的问题——散文与报告文学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也就是报告文学的文体认定问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报告文学的研究都被狭窄化，将其视为现代散文的一个部类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研究惯性。富于特殊性的理论建构方面的缺乏让中国报告文学的研究甚至一度难以为继，这和短暂时域中丰硕的创作成果相比显然是极不相称的。自然，在当下的语境中，相比于《超人》、《冬儿姑娘》等更具文学性的小说文本和《繁星》、《春水》等这类产生过极大轰动的诗歌作品，冰心的报告文学显然没有太多的话语权。至于二者之间的互动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情状，只有回到历史的缝隙中，真实才会浮出历史地表。任何简单的忽略或是含糊的一笔带过都将是对作家、对历史的不尊重。事实上，冰心与报告文学何时结缘，她的相关创作又在哪些方面彰显了报告文学的叙事特征，我们又该怎样去认定她在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话题。一 在我看来，今天讨论的报告文学作品，指的应该是以现实中具体的人物、事件、问题等为主要的表现对象，以纪实性的叙述为主要的表现手段，展示一段真实的历史场域并体现出作家明确的思想主题与情感态度的文学作品。这其中的四个关键词是时代性、纪实性、叙述性和文学作品。作家在叙述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报告的及时性与文学的沉淀性之间的平衡，同时应当权衡好“报告”与“文学”之间的距离，只有做到这一些，才能够真正践行报告文学的文体品格。 基于这样的文体特征的认定，我们可以将中国报告文学的文体发生往前溯源到晚清以降的近代阶段，“随着社会生活变迁的加剧和报刊的诞生与发展，我国古已有之的纪实散文、传记文学和游记中的一部分，逐渐演变而成为我国最早的报告文学作品。”包括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戊戌政变记》、《欧游心影录》、黄远生的《记者眼中之孙中山》、《外交部之厨子》等是萌生期报告文学的典型范本。而五四运动之后，知识分子争取民主自由的要求依然选择了报告文学作为载体。除了瞿秋白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周恩来的《旅欧通信》等纪游体的报告文学之外，对时事及时有效的报道也是当时报告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潮七日记》、《一周中北京公民大活动》等便是直接反映五四爱国运动的振聋发聩之作。这其中，还有一篇冰心的《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同样值得关注。 “作品虽名为‘感想’，实际上记事成分很重。”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政府在五四运动失败之后，伺机打击报复学生运动，在终于抓到口实逮捕了一名学生运动的首领之后，由北京审判厅于21日进行公审宣判。冰心有机会旁听了这次庭审，并用文字予以了如实的生动记录，并且在庭审之后的第四天便见诸报端。作品围绕法官与被收买学生之间串演“双簧戏”的表演情形展开，揭露了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本质。在叙述的时代性与纪实性上，冰心的这篇文章很好地做到了报告文学的文体要求。同时，在叙述与描写的同时，冰心还及时地站出来发表主观的议论，表达了自己对这个事件的感想。“刘律师辩护的时候，到那沉痛精采的地方，有一位被告，痛哭失声，全堂坠泪，我也很为感动。同时又注意到四位原告，大有‘踧踖不安’的样子，以及退庭的时候，他们勉强做作的笑容。我又不禁想到古人一句话，‘哀莫大于心死。’唉！可怜的青年！良心被私欲支配的青年！”叙议结构本来就是中国报告文学叙事结构类型在对小说线型叙述模仿基础上的一种突破。客观叙述基础上的主观议论确证了《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的报告文学属性。赵遐秋在其《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史》当中更是将冰心的这一篇文章连同《一周中北京的公民大活动》、《唐山煤矿葬送工人大惨剧》一起视为中国报告文学发生的标志，“作为我国最早的短篇报告文学作品，报告了这种新的文学样式在中国的诞生”，其之于中国报告文学文体发展的意义自然不容小觑。 1994年12月，由冰心故乡的海峡文艺出版社编辑的《冰心全集》出版问世。“本全集收入作者1919年至1994年的各类作品（含译文和部分书信、题词），按写作、翻译、发表的时间先后编排。”整个全集收入的第一篇文字便是冰心发表于1919年8月25日《晨报》第八版上的《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发现，冰心同报告文学的结缘事实上是要早于她颇受赞誉的问题小说、小诗以及随后的儿童文学作品的。虽然此时包括她在内的所有报告文学作家都尚未具备明确的文体意识，而且冰心的整篇文章在创作的结构、语言、立场等方面也显得稚嫩、温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因此将其置于整个中国报告文学话语场域之外。二 以《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这篇报告文学作品作为自己文学生涯的开端之后，冰心的创作重心迅速转向了问题小说，《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秋风秋雨愁煞人》、《去国》等相继问世，《超人》的出现更是将其虚构艺术的叙事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这既是创作个体对于时代潮流的一种迎合，更体现出了发生期报告文学的鲜人问津。时代性的文学趋向对于单个作家的吸附与引导作用由此可见一斑。但这并不意味着冰心完全忘却了报告文学这一文体的存在，至少在她的创作中，我们依然可以零星发现其创作的实绩。1921年发表于《燕大青年会赈灾专刊》的《旱灾纪念日募捐记事》、1935年由平绥铁路管理局出版的《平绥沿线旅行纪》体现着冰心对报告文学创作断断续续的兴趣。 1920年，北方五省遭受严重的旱灾，爱国爱民的广大学生纷纷投入到了赈灾济民的工作当中，冰心同样积极地参与到了募捐等活动的开展过程中，并写作了《旱灾纪念日募捐记事》将事件的全貌予以真实地还原。这篇报告文学作品以时间线型的方式进行结构，限制聚焦与零聚焦相结合，张弛有度地将募捐活动的来龙去脉进行了客观的叙述。“走在东长安街，风推着我们走，对面说话都听不见，抱罐的手也僵了。‘风呵，再大一点，我要请你试一试青年的精神；风呵，再大一点，我们要藉着你，预备和万恶的社会奋斗！’”在《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当中存在的温和语调在这里被这种宣泄式的昂扬激情所替代，面对着外在环境的苦涩与艰难，冰心借自己的口喊出了当时所有募捐青年学生共同的心声，也彰显了其深刻的社会责任意识与抗争精神。 在冰心所有的报告文学作品中，篇幅最长的莫过于《平绥沿线旅行纪》。1934年7月，冰心和吴文藻夫妇应平绥铁路局长沈昌先生之约，同时代邀了文国鼐、雷洁琼、顾颉刚、郑振铎、陈其田、赵澄等其余六人，组成“平绥沿线旅行团”。“我们旅行的目的，大约是注意平绥沿线的风景，古迹，美建，风俗，宗教以及经济，物产种种的状况，作几篇简单的报告。”“旅行归来，小病数月，迟至今日，方追记月前所得，并收集同行诸君子的作品，汇成一集，以献路局，并致感谢之忱！”仅从这一段话来看，文章给人的感觉更像是简单的旅行日志的罗列。但是，通篇浏览全文，对报告文学略有熟络的研究者一定会觉得眼熟。这种熟悉在于其结构方式上与20年代中国报告文学的代表之作瞿秋白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的类同。甚至在如上所列出的序言部分，也基本上采用了类似的体例。纪游体的框架之下，文章采用时间先后作为结构的线索，旅行的经历是其外在的架构，实际上作者专注的是边防的重要性、民族自信心、民族间的融合等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社会历史问题。战乱的语境之下，冰心的这一报告文学创作会同萧乾的《流民图》、夏衍的《包身工》、宋之的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等共同担当起了启蒙与救亡的时代重任。三 冰心相对集中的报告文学创作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获得了一次丰收。除了《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3辑第六分册收录的《印度之行》、《日本归来》、《湛江十日》、《咱们的五个孩子》这些作品之外，还有像《伟大的友谊》、《朝阳和夕照》等。在这些作品当中，除了1964年发表于《人民文学》第6期上的《咱们的五个孩子》关注的是孩子们因为不幸而备受关爱的感人事迹之外，以上例举的其他几个报告文学作品无一例外都是纪游体的风格。这些报告文学文本也都延续了她在三十年代创作《平绥沿线旅行纪》时采用的单线型的时间结构方式，在对事件进行客观叙述之后，作者总会在最末摆明自己的情感态度。“在重聚的欢乐之中，我们高兴地坚信，人民的意志是不可违抗的！中日人民的热切的友好愿望，冲过了种种人为的障碍，隔着海洋互伸出来的团结之手，把我们越拉越近！作为亚非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的互助合作，可以说是刚刚开始。”事实上，在建国之后创作的这一类型的报告文学中，主观议论与客观叙述之间的结合程度已经明显地超过了《平绥沿线旅行纪》，叙议结构的一体化也表明了冰心报告文学创作在叙事上的进步。 《咱们的五个孩子》在冰心的报告文学创作当中应当算是第一次“为报告文学而报告文学”，体现出了作者鲜明的文体意识。这是她应《人民文学》编辑部之邀、经过认真细致的采访之后，几经酝酿沉淀写作出来的报道周同山、周同庆、周同来、周同贺、周同义五个孤苦伶仃的孩子事迹的作品。真实客观的事件还原以及真情流动的情感线索无疑更加方便了报告文学叙事功能的发挥。随后写作的《颂“一团火”》在对北京市百货大楼售货员张秉贵进行褒奖的过程中，冰心采纳的是相近的叙事态度。 十七年的报告文学呈现出两个很重要的题材趋向：一个是抗美援朝，一个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包括巴金、靳以、老舍等老作家纷纷奔赴朝鲜前线，写出了像《生活在英雄们中间》、《保卫和平的人们》、《祖国——我的母亲》、《无名高地有了名》等报告文学。未能前往的冰心自然不会有这类题材的报告文学写作。不过，她把目光聚焦在了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一个最高尚的人》、《大东流乡的四员健将和女尖兵》、《十三陵水库工地散记》、《记幸福沟》、《奇迹的三门峡市》、《再到青龙桥去》等报告文学作品相继见于《新港》、《收获》、《人民日报》等当时重要的报告文学发表阵地上。如火如荼的社会工程建设及其涌现出的榜样性的典型人物成了这些报告文学文本关注的重点所在。虽然这类作品体现出了明显的颂歌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报告文学的批判性品格，但在政治制导的时代里，这种稍显异化的报告文学作品虽烙上了政治的印记，却依然有着它独特的现实意义。1959年7月26日，在发表于《文艺报》的《关于散文》一文当中，冰心将散文定位为“我所最喜爱的文学形式”。在这篇文章的末尾，她说：“我认为我们近代的散文不是没有成绩的，特别是解放后，全国遍地的新人新事，影响鼓舞了许多作者。不但小说家、剧作家、诗人也在写散文，报刊上还有许多特写、通讯式的文章，以崭新的面貌与气息出现在读者的面前。而且有风格的散文作者，也不算太少，我自己所爱看的（以写作篇幅的长短为序），就有刘白羽、魏巍与郭风。”[]虽然只是简短的三言两语，却也道出了冰心在散文概念认知上的模糊，以及她对报告文学与散文之间关系认识上的重叠。她将报告文学作为了散文的一个部类进行看待。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很多她的报告文学作品最终被她选编收入在了散文集子当中予以发表。虽然缺乏足够清晰的文体意识，也不是一个专门性的报告文学作家，但冰心的报告文学创作研究不管是就报告文学文体本身而言，还是作家自身研究的深入都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