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智慧论文

中华民族历史源远流长，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它足以使中国人、海外华人引以荣耀和自豪，它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凝聚力；另一方面，近代落伍了的中国正在现代化，虽然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思维、行为和生活方式都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中国文化也在全方位地转换和发展，但是这种转换和发展本身就是从传统开始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本身具备文化科学价值。那么什么是文化呢？又如何理解何谓传统文化呢？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这个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凝聚之学，中国传统文化是内部凝聚力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文化关系；二是兼容之学，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尽管在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受到限制的条件下，还是以开放的姿态实现了对外来佛学的兼容，三是经世致用之学，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促进自然、社会的人文之化，中国传统文化突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学风，它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经世致用是文化科学的基本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即强调“天人合一”，这是近代以来西方在引导世界潮流的时候所想不到的。近代化让人类对自然充满激情和干劲；现代化则让人类对自然极尽疯狂；中国传统文化却会让人类重新恢复理智，融入、回归自然。现代化，只有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理念相结合，才能调理出根治地球资源环境危机的妙药良方。我国又是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我们的祖先曾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中国人民，在文化上无疑也应当对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只有当我们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处理好，真正光大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又勇于吸纳世界上的一切先进的文化，并在此基础上自主创新，这样才能使我们建成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更多更广泛地“走出去”，在世界文化多元的格局中发出应有的光辉。我们一定要不懈地为此做出艰巨的努力所以说，传统并不等于过时，传统文化也不会如日落西山而光芒不在，关键是在于我们如何将它们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并且发扬光大。我们不能只是将中华传统文化作为历史文物“保护”起来，更不能视之如敝履，犹恐扔之不及，我们需要的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想作为每一个从事艺术设计的工作者都应该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担负起这一份责任

史学，亦称“历史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的科学。自古以来，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出现过许多有名的历史学家，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著作，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也表述了各种史学思想、观点以及治史方法。这些从不同角度对人类进步所作的记录，乃是人类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理论和史学观点，就其主流而言，基本上是从保护剥削阶级利益的立场出发的。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关于历史学的论文范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全文如下：

求真是史学的学术性的根本原则，经世是史学的社会性的必然要求。求真是经世的基础，经世是求真的提升。古希腊一位学人卢奇安说过：“历史只有一个任务或目的，那就是实用，而实用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真实”(《论撰史》，见《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1卷，第19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这话说得直率而中肯。一位中国学人说得好：“史学成立的经过，当在求真;其存在的理由，则为致用”(《周谷城学术精华录》，第300页，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如果说，求真乃是史学的生命所在，那末经世则是史学的生命力之社会历史价值的反映。

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是所有正直的史学家所恪守的原则和追求的目标。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特别是从史学与社会公众的生活和工作的关系来看，人们认清楚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的特点，这不仅标志着史学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标志着人们对现实生活与历史前途的关注和热情。

一求真是史学学术性的根本原则

古今中外，凡是严肃的史学家，都把揭示历史的真相作为自己的职责，尽管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所达到的程度有所不同，但是这种意识和努力历来是受到人们尊重的。这种意识和努力，就是历史研究中的求真精神。在中国，春秋末年孔子作《春秋》，只记人事活动，不记诬妄之说，为后世史家树立了求真的榜样。司马迁说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也可以表明孔子撰写历史的严肃态度。至于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受到自刘向、扬雄及以后历代名家的高度评价，称其为“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司马迁所记殷商诸王世系，为新发现之甲骨文证明为确，致使西方学者大为惊叹，认为“中国人有深刻的历史意识”(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1卷，第88页，袁翰青等译，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中国古代史学求真原则的发展，在思想上和理论上的积累以及在历史撰述上的积累，都十分突出。南朝梁人刘勰《文心雕龙·史传》总结了“辞宗邱明，直归南、董”的传统，提出了“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的命题。唐人刘知几《史通》有“直书”专篇，论述了直书的传统及其意义。此后，历代史家都有这方面的论述，而以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所论最为深刻。章学诚认为：史德反映了作史者的“心术”，“心术”的最高境界是“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凡此，表明中国史学之坚守求真原则的一贯传统在思想上、理论上的发展轨迹。同时，这一传统在历史撰述的积累方面也极为丰富。在刘知几之后，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著作如杜佑《通典》、司马光《资治通鉴》、郑樵《通志》、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马端临《文献通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王圻《续文献通考》、谈迁《国榷》，以及王世贞、钱大昕、赵翼、王鸣盛、崔述的考史之作等，就总体而言，每一部书都是求真之作。

求真是为了揭示历史的真相。但对史学家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及其成果，不能作绝对的要求。这是因为：第一，客观历史包罗万象、纷繁复杂且已成为过去，任何人都无法完全再现历史。从这个意义看，求真，就是“求”得反映历史主要趋势的本质的“真”。第二，史学家在反映客观历史过程中，其主观意识总是要发挥作用的;因此，史学家撰写出来的历史乃是客观历史同史学家主观意识结合的产物。第三，一般说来，即使是严肃的和正直的史学家，亦难免有知识上、器局上的局限，这种局限无疑是其通往求真道路上的障碍，只是因各人的具体情况不同而可能遇到的障碍大小有异罢了。此外，由于史学同政治的密切关系，故史家的求真，有时还会受到政治的无理干扰或无理政治的干扰而陷于艰难的境地。唯其如此，人们对以往的史学家在求真道路上之所得，都应给予应有的尊重和恰当的评价。

历史撰述的求真原则同任何事一样，也有它的发展过程。先秦时期，史官所“求”的是在当时伦理原则下“书法不隐”的“真”(《左传·宣公二年》)，这是当时的“书法”准则。两汉时期，史学有了进步，《史记》突破伦理名分，承认秦、项而作通史，并为项羽立纪以表明项羽在历史中的位置。盛唐刘知几撰《史通》，其中“直书”、“曲笔”两篇专论，是非之分明，言词之严峻，跃然纸上。但他承认维护“名教”是“直道不足”的表现，这也就意味着真正的求真应当突破伦理的障碍而尊重历史事实本身。在这个问题上，宋人吴缜比刘知几又前进了一步，认为事实、褒贬、文采是史书的三个基本要素，主张把对事实的认知和对事实的褒贬区别开来，认为：“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新唐出纠谬》序)。吴缜的这个见解，不仅强调了事实和褒贬的区别、强调了以事实为基础，同时也表明了事实和褒贬的结合乃是历史撰述所必需的。是否可以认为：强调事实为基础，这是历史撰述求真的第一步;在事实的基础作出恰当的价值判断，这是历史撰述求真的第二步。这就是说，只有事实认知和价值判断的合理的结合，才是近于完全意义上的求真。

二经世是史学社会性的必然要求

史学的经世之旨是伴随着史学的产生而产生的。在中国史学上，至晚在春秋时期的士大夫中间，已十分明确地论述到史学的社会功能。楚国的申叔时认为：学习史书，可以使人“耸善而抑恶”、“昭明德而废幽昏”、“知兴废而戒惧”(《国语·楚语上》)。这是表明史学对于个人修养的重要作用。楚国有位左史倚相，他通晓史籍，“能道训典，以叙百物”，经常向国君讲述历史上的得失成败，使国君不忘记先人创业的艰难(《国语·楚语下》)。这是史学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春秋末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这是说的史学所具有的广泛的社会作用。可见，人们很早就认识到史学(或者说史书)对于个人、政治、社会都是非常有用的。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人们的这些认识，都折射出社会对史学的要求。

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这种要求和史学家的这种认识都在不断地提高与丰富。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太史公自序》)、“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汉书·司马迁传》)，到刘知几说的“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史通·史官建置》)，再到龚自珍说的“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尊史》，见《龚自珍全集》第1辑)，反映了约两千年中这一提高与丰富的历程。

史学之所以能够产生社会作用，能够经世，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史学能够延伸人们思考的时间范围，扩大人们视野的空间世界，这就是刘知几所概括的“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史通·史史建置》)。唐太宗所谓“不出岩廊，而神交千祀以外”，“发挥文字之本，通达书契之源，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晋诏修书》，《唐大诏令集》卷81)，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第二，由于历史同现实本有天然的联系，因而在悠长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中曾经出现过的人们的活动及其原因与结果，总是会引起今人的关注、回忆和兴趣。如人品的贤佞、国家的安危、朝代的兴亡、政策的得失、社会的治乱、世风的厚薄，以及文化传承及其种种措施，天灾人祸及其应对之方，还有域外诸国的有关情况等等，凡此都对今人有很大的吸引力。

第三，史学不仅给人们提供了悠长、恢宏的思考时空和丰富、纷繁的思考对象，而且可以由此陶冶性情、知理明道、增益智慧，进而积极参与创造美好的现实与未来。这是史学具有永久魅力之所在。元代史家胡三省批评一种重经轻史的错误观点，指出：“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无弊，史可少欤?”(《新注资治通鉴》序)那种认为史书只不过是记事、记人而已，这是对史学的一种浮浅认识。反之，通过读史，了解了历史上史事、人物，进而从中认识其始末原委、常理法则，得到启示，有所借鉴，这才是对史学的真正的理解。

史学的经世作用，表现在它的社会功能的诸多方面。以下数端，是比较突出、比较重要的几个方面。

——史学是认识历史的基本途径。人们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认识历史，但通过史学认识历史无疑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途径。只有当人们真正认识了历史，才可能继承优秀历史遗产，为现实的历史运动提供借鉴、经验、智慧，开辟和创造新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通过史学去认识历史，确乎是史学的社会作用中最根本的方面，即所谓“居今识古，其载籍乎!”(《文心雕龙·史传》)历史知识、历史思想、历史经验、历史上的真善美等等，主要是凭借着史学活动来记载、积累和传承的。

——史学对于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以政治、文化、教育三个方面最为突出，也最为重要。在政治方面，又以政治决策、历史经验、忧患意识同史学的关系最为密切。从政治决策来看，历史知识、历史参照是重要依据之一。如汉初，汉高祖刘邦命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后陆贾“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刘邦大为称赞，命名曰《新语》(《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新语·无为》篇指出：“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政而用刑太极故也”;认为实行“宽舒”、“中和”之政是非常必要的。这是阐明了秦朝政策的失误，也是为汉初“与民休息”基本国策的确立提供了历史的和理论的根据。从历史经验来看，史学的重要作用之一，是从对历史的记载、描述中，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总结前人在历史活动中的经验教训作为今人和后人的借鉴。譬如从司马迁在《史记》中以深刻的见解、翔实的材料、精彩的史笔总结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开始，以后许多“正史”都有所效法，其中往往亦不乏优秀之作。又如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的主旨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入史，以便于“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

明清之际王夫之著《读通鉴论》，以其深邃的历史见解，阐述了历史上的种种经验教训，他所总结的“谀臣”是否得势、得宠与国之存亡的关系，统治阶层是否看重“积聚”、“宝货”与政治得失的关系，“风教之兴废”与朝代兴亡的关系(以上见《读通鉴论》卷1、12，卷2、12，卷17、19)等历史经验，都是极具启发性的通论。再如，自贾谊《过秦论》以下历代史学家、思想家所撰史论、政论，其真知灼见，不乏于时。从忧患意识来看，因其理性和深刻而具有特殊意义。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之一。这个品质在史学上反映得十分突出，清人龚自珍强调说：“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珍全集》第1辑)这句话从一个重要方面概括了中国历史上“良史”的优秀品质。“良史之忧”的内在精神是自强不息、奋发进取。它以洞察历史为基础，以关注现实为旨趣，以经世致用为目的。许多事实证明：史学上反映出来的忧患意识对社会各阶层人们的思想影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之一。

——史学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记录和纽带。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自秦汉以后更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此，民族文化的发展在中华文化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史学以其独特的形式推动着民族文化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史书对于多民族历史活动的记载成为历代“正史”的重要内容之一，从而对于多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深刻的作用。第二个方面，史书对于西周、汉、唐这些盛大朝代的记载，既作为史学的形式又作为文化的形式影响着周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这种影响，反映在多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上，反映在对多民族历史渊源的共识上，也反映在各民族历史文化的相互吸收、融汇上。第三个方面，中华文明不曾中断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观，其主要标志之一，是历史记载不曾中断，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历史底蕴。史学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史学还是人生修养的重要的教科书，是历史教育的巨大宝藏。史学的全部社会功能，都是史学对于人的作用的结果，都是通过人的认识的提高和人的社会实践来实现的。这是因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0页)。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的经世，史学的社会作用，本质上是历史教育作用。中国史学的优秀史学遗产，有大益于人生修养和历史教育：一是具有广泛的社会性，使社会公众都能受到这方面的教育和熏陶。二是具有突出的适应性，使社会各阶层人们都能从与之相适应的历史著作中得到启示和教益。三是由于历史著作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之民族精神的底蕴和众多杰出人物的人格魅力，以及各方面的经验和智慧，从而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深刻的感染力。

60多年前，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一位反法西斯的英勇战士布洛赫，在牺牲前写了一本名为《历史学家的技艺》的书，其主旨是回答“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他在《导论》中这样写道：“‘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已远远超越了职业道德之类的枝节问题，事实上，我们整个西方文明都与之有关”(见此书中译文本第7页，张和声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这里，借用布洛赫的话来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中华文明以至整个东方文明不也是与之有关吗!史学的经世作用，实在是不可轻视的一件大事。

三求真与经世的辩证统一

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

首先，我们从理论上看。刘知几《史通·人物》篇强调史书“诫世”、“示后”的作用，作者在篇末作结论说：“名刊史册，自古攸难;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笔削之士，其慎之哉!”所谓“诫世”和“示后”，是指史学的经世作用;所谓“难”，所谓“重”，所谓“笔削之士，其慎之哉”，是强调史学的求真。刘知几是把史学的求真视为史学经世的基础。上文说到宋人吴缜论批评史书的三个标准，一是事实，二是褒贬，三是文采。他认为，事实是一部史书的根本，有了这一条，才不失为史之意。他说的褒贬，是著史者的价值判断，其中包含着史学经世的思想，而这些都应以事实为基础。吴缜所论，同刘知几所论相仿佛，都强调了史学的经世以史学的求真为前提。可见，求真和经世就是如此天然地结合在一起。由此也可以看出，凡对史事采取轻浮的、曲解的、实用主义的态度和做法并用以比符现实，既违背了史学求真的原则，也失去了史学经世的基础及其本来意义。

其次，我们再从实践上看。史学的求真，是史学家在学术追求上的实践。史学的经世，是一切运用历史知识、历史经验、历史智慧于现实历史运动的人们的实践，其中也包括史学家所作的努力。司马迁著《史记》，被后人誉为“实录”，当之无愧。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史记》的经世作用产生了巨大的力量;秦朝的二世而亡，使多少统治集团引以为戒;汉初的“与民休息”的国策，使多少杰出的政治家受到启示;汉武帝时代的富庶和浮华，使一代又一代后人陷于沉思;还有那些具有“国士”之风的名将贤相，那些“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各阶层人物，以及各种各样的奸佞小人，使多少后来者“思齐”、“自省”。大凡读过《史记》和比较熟悉历史的人都会感受到这样一个事实：《史记》的经世作用之大，非笔墨可以形容。

唐贞元十七年(801年)问世的《通典》是制度文明的杰出代表作。作者杜佑撰写此书的宗旨是：“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通典》自序)。这里说的“人事”，是指历代制度的演变，“群言”是指历代群士关于制度的制订、实施、得失的议论，无疑都是建立在求真的基础之上;这里说的“将施有政”，意在以所著之书用于施政的参考。《通典》在唐代和唐代以后的政治活动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受到许多政治家的称赞：“诞章闳议，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唐文粹》卷68权德舆《歧国公杜公墓志铭并序》)：“本末次第，具有条理，亦恢恢乎经国之良模矣”(乾隆丁卯《御制重刻通典序》，参见咸丰九年崇仁谢氏重刊本)。作为通晓史学的政治家和精于政治的史学家，杜佑把“经邦”“致用”之旨缜密地、严谨地寓于制度史的阐述之中，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可谓相得益彰。

同样，司马光与《资治通鉴》鲜明的经世之旨，也是人们交口称赞的。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的主旨已如上述。朱熹评论《资治通鉴》说：“(司马)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朱子语类》卷134)。王夫之认为《资治通鉴》包含着“君道”、“臣谊”、“国是”、“民情”，为官之本、治学之途、做人之道等多方面内容与启示(见《读通鉴论·叙论四》)。南宋以下，《资治通鉴》受到各族统治者的重视和广大士人的敬重，自有其史学上的崇高地位和实践中的参考价值。世人盛赞史学上的“两司马”，绝非偶然。上举三种体裁的三部通史，大致可以表明中国古代史学之主流在求真与经世上的一致性。类似的或相近的史书历代都有所出，不一一列举。

再次，我们还应从全局上和本质上看。毋庸讳言，中国史学上确有曲笔的存在，对此，刘知几《史通·曲笔》篇不仅有事实的列举，还有理论的分析。刘知几之后，史学上的曲笔现象仍然存在。举例来说，官修史书，时有修改，不论是修改曲笔，还是曲笔修改，都说明了曲笔的存在。而此种曲笔产生的原因，往往是政治因素影响所致，当然也跟史家“心术”相关。但是，在中国史学上有一个基本准则或总的倾向，这就是：直书总是为人们所称道，而曲笔历来受到人们的揭露和批评。诚如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所说的那样：“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焉。”对奸邪给予惩戒，正是优秀史家的直笔所为，正如农夫看到田间的莠草就一定要把它锄掉一样。像这种做法，也是万代同一的准则。在中国史学上，曲笔或可得逞于一时，但终究免不了落下骂名，为人们所唾弃。

最后，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就是史家的职业角色与史家的社会责任是相联系的，史学的求真要求与史学的经世目的也是相联系的;这两种联系，存在着一种更深层次的本质的沟通，即在史学的信史原则和功能信念上统一起来。可以这样人为：揭示出这种联系，就是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揭示出中国史学的总相和特点。

中国古代文化是儒释道精神蕴涵其中，有着高深的智慧和内涵。一. 阴阳五行天人感应"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阴阳五行，相生相克，构成宇宙万事万物。世间任何事物，在宇宙空间中都有相对应的物质。五行在天上对应金、木、水、火、土五星，在地上就是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在人就是仁、义、礼、智、信五种德性，这五类物质在天、地、人之间形成串联，如果天上的木星发生了变化，地上的木类和人的仁心都随之产生变异。古代就是以这种天、地、人三界相互影响和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来推算人的命运的。调阴阳、顺四时、序五行，敬天知命，重德行善，方能平安吉祥。"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易·乾卦·文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乐记·乐论篇》）。人与自然融合相亲，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这世界是全息的。二. 中国古代文化是修炼文化恭敬，端正，心平气和，把自己的心全然安定下来，心无旁骛，不疾不徐，泰然自若，全身的精气神是调和的，和宇宙中的太和之气相通。与神合灵，与道合妙。这和修炼何其相似？！一直觉得中国古代文化是修炼文化。以古代文人的琴棋书画来说，是闲情逸致，更是修身养性。造诣深者可达到相当高的境界。1．琴中国古代推崇正音雅乐，以"清幽平淡"为上，不以繁声热闹为趋。琴瑟、箫笛、胡琴，都音色柔和，恬淡而音韵绵长。如此幽婉清雅的音乐背后是丰厚的文化底蕴。儒家注重社会伦理的"教化"，推崇中和之美，平稳节制、含蓄淡雅，排斥媚惑喧闹的溺音淫乐。道家倡导自然、清静、无为、柔弱、和谐。老子说："大音希声，" 正声应"简静"，静才会有空灵渺远的空间感，与万物合一的心灵体验。庄子提出"平易恬淡"为人生理想。"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其德全而神不亏。"文人逸士，以琴会友，觅知音，不竞不求，不炫技，不卖弄，远离名利纷扰，清修自娱。2．棋"古松流水间，唯闻棋声" ，"闲敲棋子落灯花", "胜固欣然，败亦可喜" ，古人弈棋的乐趣可见一斑。闲暇时，下棋交友，益智增慧。下棋讲究棋品。弈棋情状种种，往往表现出棋手的性格修养。宋大臣潘慎修以孔孟之道比喻围棋，曰："棋之道在乎恬默，而取舍为急。仁则能全，义则能守，礼则能变，智则能兼，信则能克。君子知斯五者，庶几可以言棋矣。" 梁武帝善弈棋，著书写的多是经验之谈。"若局势已胜,不宜过轻，祸起于所忽，功坠于垂成。"棋盘虽小，却玄妙多变，见仁见智。如：天地阴阳，王政、兵法韬略等等。棋局如战场，黑白双方运兵布阵，攻占御守，斗智比勇。东汉文士应玚说："博弈之道，贵乎严谨。" 既要有出世之大略，又要有入世之细谋。历史上，儒释道代表人物及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数学家、哲学家等,都对围棋颂扬备至，认为从中收益匪浅。3．书书法是中国古代极为普及的、雅俗共赏的艺术形式，习书法能调神修心、健康长寿。历史上许多著名的书法家大都是寿星，唐代写《九成宫》的欧阳询，活了85岁；写《夫子庙堂碑》的虞世南，活了89岁。当代书法家上海的苏局仙、北京的孙墨佛都年逾百岁。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帖王羲之观鹅掌拨水而得笔法，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而得草书之法，黄庭坚观樵夫荡桨而得笔势......书法家悬腕运笔，掌虚指实，快而不急，慢而不滞。捕捉到"鸾舞"之姿，"龙腾"之态，可达浑然忘我的天人合一状态。古代书论普遍关注品德与书法的关系，即有"书如其人"之说。清代的朱和羹在《临池心解》中写道："书学不过一技耳，然立品是第一关头。品高者，一点一画，自有清刚雅正之气；品下者，虽激昂顿挫，俨然可观，而纵横刚暴，未免流露楮外。"唐太宗李世民酷爱书法艺术, 重视培养书法人才, 发掘整理了魏晋遗墨, 确立了王羲之的书圣地位，为唐代的书法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唐太宗唐太宗在书论上也有独特见解，强调书的"筋骨"和"神气"，还主张书法要有"冲和之气"。"中则正。正者, 冲和之谓也。" "用锋芒不如冲和之气，自然手腕轻虚，则锋含沉静。" 太宗亲自撰写《王羲之传论》, 书写了不朽佳作《温泉铭》。遒劲雄健，雍容和雅，朗润俊逸，通篇洋溢出一种英武豪放又圣明高超的气概。

“漫漫长河史，悠悠中华魂”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悠久，有着一个个生动的历史故事，有着一个个动人的历史传说，而缀连这些文化珠宝的便是语文这根金绳。语文是一把古筝，它可以表达出人们的内心世界，历史上的无数诗人都用语文文字述说着自己的人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用文字述说着自己归隐后的畅快。“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曹操用文字吐露着自己的吞并四海的雄心壮志。“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李清照用文字表达着自己黄昏独守的无限愁苦，“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用文字展示他的豁达。语文是一场暴风雪，往往唯美的文字都在磨炼中诞生，这是经典文学的劫数。“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这是岳飞在战败撤退，朝不保夕时发的感慨与愤怒。“林花谢了春红，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使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这是李煜在国家灭亡，被俘受辱，独上高楼时发出的无奈与悲哀。“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洲同”这是陆游的遗嘱，也是陆游毕生的遗憾，他在临死前还担忧着祖国的分裂局面。这些经典不都是在一场场劫难后诞生的吗？语文是一场无硝烟的战争，每一次朝代的更替都离不开语文。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社会的稳定，第一件事便是焚书坑儒，除医农学的书籍，剩下书籍全部烧毁，几本文字，便也让一个功高五帝的始皇惧怕成这样，可见语文的魅力，文字的魅力。张仪在春秋战国时期，用合纵的方法抵抗秦国，用精辟的语言，巧妙的周旋，把合纵的利害一一向各位国君阐述，虽然最终失败，但毕竟为六国的生命得以维持和繁荣一段时间。商鞅在秦国时，舌战众臣，妙语连珠，用尖厉的语言驳回众大臣，让变法进行实施，为秦国后来的统一六国打下坚实基础。此等事例数不胜数。语文不仅仅是人们宣泄的窗口，暴风雨后的诞生，还是政治上的首席人物。可以说，没有语文便没有悠久的中华文明，没有语文便没有宛如天成的佳作诗集，没有语文便没有今日的强盛中国。语文啊语文，你造就了昨日的辉煌。语文啊语文，你奠定了今日的基础。语文啊语文，你铸定了未来的成功。在历史的长河中，我学到了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语。

以智慧为主题的历史论文

中华民族历史源远流长，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它足以使中国人、海外华人引以荣耀和自豪，它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凝聚力；另一方面，近代落伍了的中国正在现代化，虽然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思维、行为和生活方式都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中国文化也在全方位地转换和发展，但是这种转换和发展本身就是从传统开始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本身具备文化科学价值。那么什么是文化呢？又如何理解何谓传统文化呢？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这个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凝聚之学，中国传统文化是内部凝聚力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文化关系；二是兼容之学，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尽管在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受到限制的条件下，还是以开放的姿态实现了对外来佛学的兼容，三是经世致用之学，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促进自然、社会的人文之化，中国传统文化突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学风，它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经世致用是文化科学的基本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即强调“天人合一”，这是近代以来西方在引导世界潮流的时候所想不到的。近代化让人类对自然充满激情和干劲；现代化则让人类对自然极尽疯狂；中国传统文化却会让人类重新恢复理智，融入、回归自然。现代化，只有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理念相结合，才能调理出根治地球资源环境危机的妙药良方。我国又是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我们的祖先曾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中国人民，在文化上无疑也应当对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只有当我们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处理好，真正光大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又勇于吸纳世界上的一切先进的文化，并在此基础上自主创新，这样才能使我们建成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更多更广泛地“走出去”，在世界文化多元的格局中发出应有的光辉。我们一定要不懈地为此做出艰巨的努力所以说，传统并不等于过时，传统文化也不会如日落西山而光芒不在，关键是在于我们如何将它们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并且发扬光大。我们不能只是将中华传统文化作为历史文物“保护”起来，更不能视之如敝履，犹恐扔之不及，我们需要的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想作为每一个从事艺术设计的工作者都应该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担负起这一份责任

正如大自然有春夏秋冬，一棵树一生必经历从抽芽、开花到落叶、归根；人的一生必经历的四个阶段中，智慧始终贯穿其中，像四季一样变换，下面给大家分享以智慧为话题议论文，一起来看看吧！

隐者智，道者慧，谓之智慧者，世尚稀矣。——题记

“智慧”二字，世人晓闻而皆未知。古人曰以智，破尘世隐者，眼前清水背后山，不秽不为，自乐谛；而谓于慧，则乃是道，清净无为，藏玄妙之机而入高境。

鬼谷子冠智，老子冠慧。此二人清修脱俗，皆古之集智慧大成者。鬼谷子虽隐，生孙、庞、苏、张，于战国乱世立绩，操持天下，凭其默，直隐。老子亦德名道祖，讲道，书道，统乾坤于册。孔丘尝问学于聃，又言：“朝闻道，夕死可矣。”老子为时形仙，悠然紫气驾青牛，出函谷无所终。其当乃始道也。

自古来，人间污浊甚多，不致斯人犹清明。若屈平、朱熹、王守仁诸辈，忽忽中已安自得智。寥寥智士，称慧者亦孤然无几。元隐道名家，有出才者，亦有庸士。纵观古今，可称谓“智慧”者，况尚无哉！

大智大慧，行成莫为难！茫茫人间，方行者稀，欲行者空空数人。朱子道：“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然其平素毕生从未至鲁，却存此名句，何也？斯地为昔孔子讲学处也！然华夏之智慧，乃道儒二家并成耳，道质缘何？为儒文化之滋养哉！

智慧，并未定诸事切实而确优。何谓高？通达明理，未可定误即不必也，无非须确者确，误者误，糊涂几遭未尝不可？人常道：“难得糊涂。”时误判亦能为正，智慧也。

小聪明，大智慧。聪者拘节，智者察体；聪者认理，智者应通；聪者行事成准，智者行事善稳；聪者聪惠，智者智慧；聪者乐动而彰显己才，智者好静而伸延己能。同观澜起江河，智者眼见为澎湃之汪洋而置若溪涧，聪者反之。

自庸才始，大读典籍，洗净心灵脱垢而善其性，若悟若修，行以智慧者本德行，遂可清修，欠者德名有成，善者超凡入圣。弘观以四方，智慧者缺，则文儒揽贤者未少，同家出，修身养性各有门道，大智贤皆修文而出，却不虚。仁、义、礼、智、信，居以智，此乃文化，必修耳，然推智慧修身即扬中华文化！

我种下了一粒甜瓜的种子。

当温润如酥的春雨飘落时，他似乎还在沉睡。我不禁有些惆怅，或许它今年不会发芽了吧。

目光从庭院中收回，看着书桌上的数学题，我叹了一口气，又拿起了笔。可是遇到的数学题，好似在跟我作对，一个比一个难。我郁闷地扔掉手中的笔，心想：我的数学，也就这个水平了吧！

又一场春雨来了，比上一场大一些。我惊讶的发现，那粒种子已经发芽了！嫩嫩的，细细的，却倔强地绿着。真好，太可爱了，我在心里想。眼前又浮现出分发试卷时，老师满意的神情，“不错，这次有进步！”我心里美滋滋的。

人们常说，春脖子短，夏天果真转瞬而至。

闷热的空气，似乎是大雨来临的前兆。我想打开窗子透透气，屋里屋外却是一样的热。我烦躁地关上窗，想把大脑放空，却又不受控制地想到了数学成绩。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我的数学，竟然不及格！

窗外开始下雨了。渐淅沥沥的小雨，忽而象转成了大雨，还伴随着电闪雷鸣。这是夏天独有的，雷阵雨。雨水打在窗上，却好似敲在我的心上。眼眶逐渐润溼，我忍不住放声痛哭。暴雨声混合着我的哭声，成了凄凉的乐章。

雨，还在下。泪，还在流。突然想起院子里的甜瓜苗，我有些担忧。那幼小的芽能否禁得住狂风暴雨的摧残吗？我打开窗户，冰冷的雨水，打在脸颊上，夹杂着泪水流下。一个滚烫，一个却冰凉。

在模糊的泪光中，我看到了那颗幼苗。不，那是他的茎。几天的时间，它的芽已经长成了叶片。那耀眼的绿，铺满了墙角，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在雨水的冲洗下，越发显得青翠欲滴。我想，它此刻一定在拼命地扎根吧！或许，他在努力吸收充沛的雨水？我不能确定，但我可以充分地肯定，她不拒绝任何大自然的恩赐。它接受阳光，也接受细雨，更接受电闪雷鸣和狂风暴雨。他毫不畏惧，倔强地挺立，敢于直面各种挑战。因为它知道，经过磨难，他将在某个夏日，结出自己的果实。

我恍然大悟：失败与挫折，根本算不了什么。“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我想，我应该向这株甜瓜苗学习。无所畏惧，奋力拼搏。不灰心，不放弃。调整情绪，收拾好行囊。不忘初心，维续前行，才是我该有的姿态。

感谢那株甜瓜苗，给了我力量；感谢生活，给了我智慧一—一切的发生，都是在为成为最好的自己做准备。

这个世界上，仅仅只有人类有智慧吗？不，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生活中处处都有智慧。一片落叶，一朵小花，它们都有属于自己的智慧。智慧，绝不止是人类才能拥有的。

南美洲生长着一种既有趣又奇特的植物，名叫卷柏。又称“九死还魂草”，很像武侠小说里绝世高人拿出的那种起死回生的药草，而它还真像小说里的那样，什么跌打损伤呀，什么蛇咬蝎螫呀，只要有它，都能够医治。

而且，它还会“离家出走”哦！每当气候干旱，严重缺水的时候，它自己会把根从土壤里拨出来，摇身一变，把整个身体卷缩成一个圆球状，像罗汉果一样，变得又轻又圆。只要稍有一点儿风，它就能随风在地面上滚动。一旦滚到水分充足的地方，圆球就迅速地打开，恢复它的“庐山真面目”。根须重新再钻到土壤里，暂时安居下来。然而，只要它在新家待的不满意，卷柏就会再次背井离乡，外出流浪。不说别的，就说这能预判土地溼度，以及在新的土地扎根这一点，它的聪明程度就已经超出别的植物一大截了。

不仅仅植物界有这种精英的存在，动物界也有这样一位精英————鲸鱼。

你别看它外表庞大就觉得它好欺负。人家可聪明着呢！曾经有一位科学家通过磁共振成像技术对鲸鱼进行了调查，他称鲸鱼的智力潜力是巨大的。它们有着惊人的感知能力和分析能力，特别是对周围的三维图形和立体空间，它们有着远超其他动物的感知能力。

驼背鲸的捕食方式更加以奇特而著称。成羣的驼背鲸会围成一个圈，然后一起吹泡泡。是的，你没听错。就是吹——泡——泡，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大。当这透明，庞大的.泡泡笼成“网”之后，周围的鱼会被这一景象吓得惊慌失措，晕头转向。而驼背鲸们则趁机把这些鱼驱赶进泡泡中，然后自己也进入其中。剩下的，就是一场瓮中捉鳖的好戏了。

智慧是一粒种子，如果仔细追寻，就能建立粮仓；智慧是一丝清风，如果仔细跟随，就能乘风破浪；智慧是一捧清泉，如果仔细观察，就能拥抱海洋。“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其实，智慧就在我们的身边，只要你有一双善于发现智慧的眼睛。

正如大自然有春夏秋冬，一棵树一生必经历从抽芽、开花到落叶、归根；人的一生必经历的四个阶段中，智慧始终贯穿其中，像四季一样变换颜色，像树一样有着自己独特的景象。你看见了吗？

人在幼年时，旭日初升，智慧恍若春天的树，抽嫩绿的芽——那是童真与纯洁。有人说一个小孩子懂什么智慧，其实不然。每个人面对小孩子时都不自觉地变得更宽容，那是小孩子与生俱来的能力。只有孩童的童真与纯洁才能激发人无条件的爱与宽容，也只有孩子无条件的善良。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智慧？只是这样的的智慧恍若时如逝水，长大后很难再拥有。

小孩子总是长得奇快，不知不觉已成挺拔的少年。少年时，朝阳普照，智慧是夏天的树，开出粉色的花——那是知识与勇气。少年，即大人们说的“年轻人”，就是我们这样的年龄。正是带着良好记忆力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的时候。只有这时候的我们才能以勇气为剑；以知识为盾，总是有着各种奇思妙想；才敢毫无顾忌地追梦。那些梦，都是智慧开出的花，

转眼人到中年，有人实现了梦想，有人忘记了梦想，有人放弃了梦想，有人仍在追逐着梦想。但是日头正盛，花儿落了，智慧像秋天的树，飘摇这金黄的叶——那是经验与责任。褪去少年的鲁莽，久在社会历练的中年人有着丰富的经验和对家庭、社会的责任。他们用这些积累下来的生活智慧教导下一代，也因为这样的智慧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这些智慧飘飘摇摇落在泥土中，滋养着大地。

再后来青丝渐成白雪，时间都去哪儿了？人步入老年，日影西斜，智慧是冬天的树，只留下挺拔的枝干和深入泥土的根——那是对人生的淡然和对生命的感悟。人到老年，方能知天命，以前许多参不透的、盲目执着的，不再重要了，才开始真正感悟到生活的真谛和生命的意义，才开始明白自己真正想追求的是什么，才真正懂得珍惜当下。

智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年龄与阅历不断变更，丰富。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独特的智慧和人生的意义。

那四季更替，那年轮渐满的树，那都是智慧的景象。你，看见了吗？

花开几度，岁月更迭，蓦然回首，多少人，多少事，都随着时间而成为模糊的掠影，但又有多少个掠影却成就了如今的你。

机遇来临，当别人都去争抢这难得的机会时，我却选择了放弃。也许有人会嘲笑我的懦弱，也许有人为我的放弃感到惋惜，但我会用努力证明我选择放弃，只为破茧成蝶的那一刻。

小学的时间总是那么充足，但充足对我而言，意味着更多的刻苦。“你看楼上那个姐姐，人家钢琴都过十级了，人家的舞蹈也过九级了，人家学习也是班上前五名，你怎么就不能学学人家？……”这些诸如此类的话语，自从上小学后我每天都能够听到，父母的指责也越来越多，怪我贪玩，怪我不够努力。从那时起，我的心里有了这样一个结论：爸爸妈妈喜欢那些什么都要争第一，什么时候都很努力的孩子，他们不喜欢爱玩，不努力的我。

所以从那以后，我放弃了与朋友玩耍的机会，放弃了任何用来放松的时间，所有省下来的时间都被我用来学习、学习、学习。

也许是我还不够聪明，也许是我该不够努力，无论我省下多少、放弃多少玩耍的时间来学习，却仍旧考不到父母口中的前五名。于是，我开始感到迷茫：我究竟是错在哪里了？

几次弹琴的跑神、发呆早已被老师看在眼里。老师虽然很年轻，但她却周游世界，去各地演奏。她似乎能猜出我的心思，便在讲课时，用从来未有的温柔说到：“弹琴，要的是静下心，要的是放弃一切杂念，用心体会琴艺；而这放弃，并不指心中连曲谱也不会去想，连同杂念一同抛开；这放弃，需要你用心来理解。”老师的声音，似乎从未如此温柔和亲切。

时光默默逝去，过去成河已流走，光阴不曾停留。放弃，也许不是仅仅放弃玩耍、机会那样肤浅，正如老师所说，放弃也是要学会放下，学会用心感悟，学会放弃杂念。放弃，也需要勇气。

母鹰放弃了自己的溺爱之心，雏鹰才能翱翔于蓝天之下；寒梅放弃了自己的恐惧之心，才能挺立于白雪之中；战马放弃了安逸之心，才能威震杀场。

放弃，其实也是一种智慧。

智慧，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中外故事大观》中通过许许多多智慧故事，告诉我们智慧对于一个人成功的重要性。

这本书是智慧的结晶，有可怕的、有可笑的、有神秘的，甚至不可思议的智慧故事。就拿《无声辩护》这篇智慧故事来说，其中讲述的是一个穷人把一匹马拴在店前，也有一名贵客把马拴在店前，两匹马同拴在一个柱子上穷人早就提醒过：请勿与此马拴在一同。结果，贵客的马被穷人的马踢死了。接下来呢？接下来正是穷人的智慧挽救了自己：

两个人来到审判官前。贵客说是穷人故意用马踢死了他的马。审判官问起穷人来：“真有其事？”但穷人似乎哑吧了，不说话。贵客忙说：“他刚才还说话呢！”“他说了什么？”审判官问。“大人，小的只听他说不要与他的马拴在一同。”穷人开口了：“现在，他已经承认我提醒过他了。所以不用赔马。”穷人用智慧维护了自尊。

精彩的故事完了，有意思吧！真是好书不厌百回读，生活智慧对人的帮助太大了。

在智慧的“智”字里，上面一个知识的“知”下边一个日，所谓智慧，乃日日积累知识，日日知道一些知识，这样才成智慧。

一个卖驴的人，买了一匹驴，往车箱里赶，但这驴偏不上车，那人无奈中想到了一条计策，他无在车里装了在大堆草，马就跳了上去。那人就这样轻松而巧妙地赶驴上了车。这只是一点小聪明，但大聪明毕竟不容易，容易干不出大业绩。

哲人告诉我：世间有一条路是永远没有尽头的。那里有快乐的源泉，我跌跌撞撞地开始走这条路，这里有狂风，也有暴雨，也有难以逾越的鸿沟，也有高不可攀的险峯，也有容易迷路的原始森林。当然也有许许多多铁拦路虎。你如果不想成为行尸走肉；如果你要使自己的人生更有意义，更有价值，那么，你不要迟疑，不要畏惧，百折不挠的前进吧！

世间，这条路是无止境的。

快乐的源泉——人类的智慧，打开知识之宫的金钥匙，都在这里。

当我走进知识这宫时，就像贫穷的阿里巴巴闯进珠宝琳琅满目的神秘洞一般，欣喜若狂！

相信人类最自豪的快乐智慧。

地上的木类和人的仁心都随之产生变异。古代就是以这种天、地、人三界相互影响和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来推算人的命运的。调阴阳、顺四时、序五行，敬天知命，重德行善，方能平安吉祥。"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易·乾卦·文言》），"天地与我并生，

锦绣中华礼仪之邦文明古国屹立东方…… 算了不加分不写啦我要300分

史学的智慧论文

就写黄帝到清朝末年

关于在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智慧的几点思考

“学史可以明智”，培根的这句名言耳熟能详；新的课程改革标准在《前言》中也开宗明义地指出，本次课程改革要使学生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养成现代公民应该具备的人文素养，以应对新世纪的挑战。那么到底什么是智慧？如何在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智慧？

智慧教学，是我们在历史教学中必须牢牢把握的一个基本目标。准确地把握智慧的基本内涵，是我们对学生进行智慧教育的出发点。智慧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辨析、判断、和发明创造的能力。”从这个解释中不难看出，智慧是一个多维的能力体系，而不是简单的某一方面的技能。对于历史教学来说，就是帮助学生从人类不断推陈出新，不断发展进步的经验中，借鉴人类祖先生存、生活、发展的成败得失。并以人类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主流的价值标准对现实社会中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事件和关系做出价值判断，然后在此基础上“见贤思齐，见不屑而自省。”养成正确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进而在适应、改造社会或者自然的'过程中开拓创新。

那么，在张扬个性、突出理性、强调发展与创新的时代大背景下，历史课堂怎样来实现对学生智慧的培养呢？

首先，我认为我们应该明确两个基本的原则。一是将事实性知识目标与能力目标加以区分。前者称为陈述性知识目标，后者称为程序性知识目标。认知学派当代著名学者.安德森在《认知心理学辞典》中认为，所谓陈述性知识是个人具有有意识的提取线索，因而能直接陈述的知识；程序性知识是指个人无意识的提取线索，因而其存在的只能借助某种作业形式间接推测的知识。前者大多属于注重记忆与理解的知识,历史学科的绝大多数史实都属于这类知识。而后者在历史学科中又包括两类知识：一是智慧技能。二是认知策略。则以自我调控为特征的反思性思维为核心，主要指学习者对自己学习或思考的方向、途径与方法的控制与选择，需要理解、反思与体验。

第二个原则是帮助学生实现个人学习体验。历史是被时间

（1）选一组男生扮演士兵，事先交待好角色的要求；

（2）设置三个场景。第一，大家欢送这七位学生去当兵，鼓励他们多立战功；第二，战争在持续，请一位女生朗读远方的同学寄回的书信，信中讲述战争的艰难与伤痛，并委托同学们代替自己看望家中的父母；第三，战争结束，七位学生回来四位，两位受伤，另三位阵亡，戴着奖章的士兵一脸木然的表情；

（3）阅读一次大战时一位士兵留给小女儿的信件，结合前面的活动，分组讨论各自的感受，并交流对战争的认识。通过这样的体验活动，留在学生头脑中的，就不再是几组干巴巴的数据。

其次，可以通过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来促进其智慧的发展。历史思维力，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历史思维方法，这主要指具体的思维方法，如史料的分析与综合，另一方面是历史思维方式。此外，宽泛的历史思维还包括其他类型的智慧，如孔子的智慧就有很多方面，既有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哲学，也有仁爱、诚信、立志方面的人生哲学等。要达成这些具有综合性的思维目标，应改变以前只重视训练学生掌握历史学家思维那些做法，而是反过来，促进学生做聪明的学习者，并重视学生已有的思维，特别是将历史的体验与理解看成是达成历史思维目标的关键。所以，在教学设计中，如何设置既能引起学生主动学习历史的兴趣，激发学生掌握思维能力的动机，同时，又能够促使他们体验历史、理解历史这一问题，已经成为历史教学必须回答的问题。

再次，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也是培养学生智慧的一个重要途径。纵览岁月流失，体悟人生哲理，进而看穿看似完善合理、实则哗众取宠的言论，或透过纷繁的现象，看出变幻的本质，当是历史智慧的又一体现。可是，这种智慧看起来非常诱人，但其建构的过程却需要教师点滴的功夫。首先，历史知识浩如烟海，历史教师大多数在知识积累上远远超过学生。可站在学生的角度来看，面对知识渊博的教师，自己显得多么匮乏而无知，乖乖地听老师讲课变成为自然的观念，学生主动学习、主动质疑的个性就会被抑制。要改变这一状况，教师就需要明确：学生除了听课之外，主动建构自己的思想是教学的中心任务。其次，历史是十分重视证据的学科，严谨的历史学家都强调“论从史出”。可是，对于中学生来说，要求他们“论从史出”显然是不容易做到的。因此，教师也很少让学生质疑，免得他们乱假设、乱猜疑。如此，学生质疑、探究的精神如何培养呢？笔者以为：历史研究常常是一个求真的过程，它需要确凿的证据支撑研究的理念。但是，教育除了教人求真之外，也是一个求善的过程。应当允许学生展开想象的翅膀，重视自己学习时感受到的疑问，包括一闪而过的念头。思起于疑，疑问是批判的开始。要让学生形成质疑的习惯，要重视阅读课本与听课过程中出现的疑问，特别是听课过程中，有的学生产生了问题也不敢问，即害怕老师的讲课被打断，遭到训斥，又害怕同学们讥笑自己无知。因此，教师要鼓励学生提出问题，并且要求全体学生对提出的问题，不要简单地考虑对与错，而是要分析这个问题可能带来的思考方向，哪怕是错的问题，也要注意问题本身产生的错误的原因。

通过历史教学，对学生进行智慧培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同时也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本文只是结合在教学中的体会，谈一些自己的思考。在今后的教学中，还需要进行更多的思考和探索。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二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三现实与历史不能混同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4]。四要重视历史教育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5]。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他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中历史知识薄弱。据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四个城市对14～28岁1065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历史试题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计算，平均分为，及格率只有。其中有一道题是“谁在1860年烧毁中国的圆明园”，只有的人答是英法联军，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国联军。而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有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明显的科学性问题，如不写太平天国，却将太平军打洋枪队归之于反侵略斗争；近代化的开端有洋务运动，但没有民族资本企业，等等。历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误导，其后果堪忧，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历史普和教育的工作。中国近代是一个世界多种政治体制的实验田，现在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正在进行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还没开始呢。文化上已经90%的西化了，看看我们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是西方的，数理化，都是西方的。现在试图振兴国学，但我认为没必要。

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一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二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三现实与历史不能混同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4]。四要重视历史教育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5]。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他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中历史知识薄弱。据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四个城市对14～28岁1065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历史试题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计算，平均分为，及格率只有。其中有一道题是“谁在1860年烧毁中国的圆明园”，只有的人答是英法联军，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国联军。而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有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明显的科学性问题，如不写太平天国，却将太平军打洋枪队归之于反侵略斗争；近代化的开端有洋务运动，但没有民族资本企业，等等。历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误导，其后果堪忧，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历史普和教育的工作。中国近代是一个世界多种政治体制的实验田，现在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正在进行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还没开始呢。文化上已经90%的西化了，看看我们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是西方的，数理化，都是西方的。现在试图振兴国学，但我认为没必要。

智慧开启智慧之门的议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