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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忠实学生,是马克思、恩格斯之后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在帝国主义时代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列宁主义阶段.列宁对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其中最主要的是如下两项： 一、领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和捍卫十月革命道路 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与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将在一国或数国首先取得胜利思想的指导下,俄国广大工农群众于1919年俄历10月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十月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在共产党领导下,广大劳动群众所进行的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制度的深刻的社会革命,它打碎了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在世界1/6的土地上推翻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世界,并对以后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而改变了世界历史的方向,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以十月革命为起点,世界历史进入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的新时代.列宁在回顾十月革命时指出：“不仅同1789和1793年相比,而且同1871年相比,俄国无产阶级在自己的革命中都达到了极高的高度.”①这就是说,十月革命无论从广度和深度看,都要比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革命高得多.列宁在谈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意义时曾说过：“整个19世纪,即给予全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19世纪在世界各地只是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实行了、分别实现了、继续完成了伟大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们所开创的事业.”②同样,我们也可以说,20世纪在世界各个角落里所做的主要事情,就是继续完成十月革命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辟的事业.在20世纪,令人眼花缭乱、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社会革命层出不穷,但是真正够得上“新世纪”标志的,无疑只能是美国著名记者约翰·里德所说的“震撼世界”的俄国十月革命.毛泽东曾说过,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历史是前进的,又是在曲折中前进的.尽管20世纪末出现了苏东剧变,但这只是历史前进中的一个小插曲,它不可能改变十月革命所开辟的人类历史发展的航向. 苏东剧变后,出现了一股否定十月革命的暗潮.否定十月革命,更深层次的是否定十月革命道路.所谓十月革命道路,是指20世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先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件事,是伟大的创举还是历史的误会?从十月革命以后到现在,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从来没有间断,其中比较集中的有三次.第一次发生在列宁同第二国际的精神领袖考茨基和俄国孟什维克苏汉诺夫之间；第二次发生在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第三次发生在苏东剧变后学术界和政界的一些人之间.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列宁的观点,认为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先于西方发达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方面异乎寻常地加快了历史前进的步伐,实现了人类发展史上空前未有的飞跃；另一方面它与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困难,继续比较容易”相反,是“开始容易,继续比较困难”（列宁语）,是社会主义的一大历史难题.中国共产党人经过长期探索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已成功地解决了这一历史难题.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一大贡献. 二、晚年社会主义思想的飞跃和升华 列宁对社会主义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他的晚年社会主义思想.列宁是在1924年1月过早逝世的,当时只有54岁.因此,列宁没有年龄意义上的晚年.所谓列宁晚年的社会主义思想,是指思想理论发展阶段意义上的晚年,也就是他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在1921年3月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社会主义思想有一个飞跃和升华.这是列宁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高峰.列宁晚年的社会主义思想有三重含义,包括三个不同层次的内容,即：新经济政策；建设社会主义的构想；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 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的第一个层次的内容是实行新经济政策,它属于政策层面.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布哈林和俄共（布）其他领导人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反思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以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为标志实行的新政策.所以强调“新”,是针对旧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所以突出“经济”,是因为出台的政策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工业企业非国有化；大力发展商业,包括国营商业和私商,建立工业和农业的结合点；加强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与合作.上述四项内容,从农业开始,包括农业、工业、商业、对外经济关系等方面,就是列宁时期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内容.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在小农占优势的国家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异常显著,苏联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政治稳定,民族团结,文化繁荣. 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第二个层次的内容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崭新构想.这属于构想层面,也就是以后要做现在没有做的.列宁在1922年两次中风以后,在哥尔科村休养期间,用口述方法,写了五篇论文和三篇给党中央的信件,通过总结五年多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特别是一年多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经验,提出了有科学依据的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崭新构想,其基本内容是：进行农业合作化；实行工业化和电气化；加强国家政权建设和执政党建设；开展文化建设和文化革命.这个构想,反映了列宁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 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的第三个层次的内容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它既不是现行政策,也不是对未来建设的一种设计和构想,是属于深刻的思考层面.它包括：（1）把建设社会主义作为一个长期探索过程.列宁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准备作几千次尝试,而且,我们在作了一千次尝试以后,准备去作一千零一次尝试.”③ （2）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也是对社会主义重新认识的过程.列宁说：“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④ （3）从俄国小农占优势的国情出发,向社会主义不能直接过渡而只能迂回过渡.（4）把大力发展生产力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摆在首位.列宁说：“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⑤（5）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存在,利用和发展商品交换.（6）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其中包括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国家资本主义；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和一切有益的东西；充分发挥资产阶级专家们的作用.（7）在革命过后及时地把改革提到日程上来.列宁是最早提出改革并从理论上论证改革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还提出了改革国家机关的主张. 综上所述,列宁晚年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现在政策、构想和思路三个方面,三个层次的内容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一个层次高过一个层次,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路是其中最精华的部分.列宁晚年的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上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实践上为苏联建设社会主义指出了正确方向和道路,对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许多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在加强对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进行研究.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所实行的路线和政策,充分借鉴并发展了列宁晚年的社会主义思想. 注释： ①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49页. ② 《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4页. ③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9页. ④⑤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3、623页. （责任编辑 刘龙伏） 列宁对社会主义的不朽贡献 赵曜望采纳
他就是陈友华伟人。新生代。
论列宁晚年的社会主义思想列宁晚年的社会主义思想，凝聚着对社会主义道路艰辛探索的心血和汗水，是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学习研究列宁晚年的社会主义思想，对于正确理解和把握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实质，坚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分析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的特点入手，概述了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在此基础上提出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有没有列宁晚年思想？这个问题在学术界已经没有争议。列宁逝世时只有54岁，应该说不存在一个从年龄意义上讲的晚年，但从列宁自身思想发展的阶段看，确实存在着一个不同于早、中期的思想发展阶段。问题是这一思想阶段应从何时算起？学术界多有不同意见。作者的看法是，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应从1921年春算起。纵观列宁一生的思想发展过程，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917年十月革命前为第一阶段，集中反映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成果和巴黎公社经验所进行的高度的理论概括。十月革命胜利后到1920年国内战争结束为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里，列宁试图把马恩的设想和巴黎公社的原则直接运用到俄国的社会生活中去，即“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0页。），结果在实践中碰了壁。从1921年春到列宁逝世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列宁从俄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实际情况出发，重新审查以往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适合俄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构想，以及为实现这一战略构想而制定的一系列相应的政策。正是这些具有俄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战略构想和政策，构成了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一、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的特点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列宁本人早中期社会主义思想相比，列宁晚年的社会主义思想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探索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的主题。按照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发生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因为那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最高，劳资矛盾最尖锐，工人阶级在人口中的比重最大。但后来的实践结果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俄国，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有利时机，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落后国家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一方面异乎寻常地加快了历史车轮的前进，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进程，另一方面也由此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使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面临许多前人未曾预料的、难以想象的困难。例如，这些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虽然在社会制度上高于资本主义，但在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上却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至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难以在短期内充分表现出来。同时，社会主义在落后国家取得胜利，越过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并处在众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中，如何正确对待资本主义，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也是社会主义发展中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总之，落后国家无产阶级取得革命的胜利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是20世纪社会主义的一个历史难题，也是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二）“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是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的又一显著特点。要回答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首先就应当解决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的问题。十月革命前列宁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理解主要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论述，即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建立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就是实行计划经济和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等等。但是经过一段实践之后，列宁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并不完全适合于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于是他不再拘泥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论述，也不再固守自己原有的一些看法，而是根据俄国的实践来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他强调：“实践比世界上所有理论争论都更为重要。”“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注：《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6页。 ）正是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以及这种根据实践来谈论社会主义的科学思想方法，使列宁“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注：《列宁选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73页。）（三）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体现了一种强烈的改革意识。经过几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列宁发现十月革命所开创的事业在取得重大胜利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少的弊端和缺陷。为此，他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改革问题。在1921年11月写的《论黄金在目前和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一文中，他对革命与改良的关系以及改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作用，做了深刻的分析。他认为，新经济政策本身就是一种改革措施。针对党和国家机关中存在的弊端，他呼吁必须对苏维埃俄国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并强调今后“我们每前进一步和每提高一步都必定要同时改善和改造我们的苏维埃制度。”（注：《列宁选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3页。）从这个意义上说， 列宁是社会主义改革事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倡导者。总之，列宁晚年的思想和过去相比有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一方面来自他对三年国内战争时期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反思，以及后来转向新经济政策后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和把握。另一方面来自他对当时国际形势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正确认识和科学判断。这两个方面构成了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二、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内容十分丰富，主要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一）关于落后国家先于发达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思想俄国是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落后国家究竟能不能先于发达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如果说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不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那么，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就无从谈起。针对考茨基和俄国孟什维克分子对十月革命的攻击和责难，列宁在《论我国革命》等著作中，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论证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合理性。首先，列宁认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并不违背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通常是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样一个顺序进行的。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这个一般规律并不排除在某种情况下个别发展阶段的跳跃性。列宁说：“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来的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注：《列宁选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页。）其次，列宁认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到了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在各国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一些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经济获得跳跃式的发展，赶上或超过了一些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起来后，发现世界领土和殖民地已被瓜分完毕。为了重新瓜分殖民地，它们不得不诉诸武力。于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成为不可避免。帝国主义战争一方面给劳动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在一些国家造成革命形势；另一方面也削弱了帝国主义自身的力量，造成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在这些薄弱环节上，无产阶级若有一条正确路线，采取正确的战略策略，就能够突破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这种薄弱环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恰恰就出现在俄国。这就决定了俄国的十月革命是必然的。第三，列宁认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实现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生产力水平是不一样的。孟什维克分子反对十月革命的主要根据是：“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列宁说，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论点”。问题是：不应以此为借口，去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因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实现社会主义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问题。革命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过程，革命是经济、政治、文化和阶级力量对比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俄国虽然生产力水平不高，但是，当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客观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就应当先进行革命，然后利用革命后无产阶级政权的优势，去创造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物质文化条件。列宁说，“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注：《列宁选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页。）在这里， 列宁实际上提出了一种和马恩的设想不同的社会主义发展公式：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然后利用这个优势，大力发展生产力，在这个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列宁这个先政治后经济、先夺取政权后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发展公式，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二）关于由“直接过渡”转变为“迂回过渡”的思想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转变为“迂回过渡到社会主义”，是列宁晚年思想变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所谓直接过渡，就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不需要通过什么中间环节，依靠行政命令的办法，直接过渡到国家按共产主义原则进行生产和分配。1918—1920年国内战争期间，苏维埃俄国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就是这种“直接过渡”思想在实践中的运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主要内容是：（1 ）对农民实行余粮收集制，要求农民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把全部剩余农产品交给国家，农民不得私自处理，实际上是没收农民余粮和农产品。这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主要内容。（2）把所有工业企业，包括中小型企业， 全部收归国有，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3）禁止贸易自由， 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粮食和主要消费品由国家设立的分配机构统一供应。（4 ）实行普遍的义务劳动制，对剥削者实行强制性劳动，贯彻“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1921年4月， 列宁在《论粮食税》中对战时共产主义作了如下评述：“我们当时不这样做就不能在一个经济遭到破坏的小农国家里战胜地主和资本家。……应当说我们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功劳。”“但同样必须知道这个功劳的真正限度。‘战时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一项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2页。）后来列宁又多次指出：十月革命后，我们为热情的浪潮所激励，“我们曾计划依靠这种热情直接实现与一般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同样伟大的经济任务。我们计划用无产阶级国家指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 569 —570 页。）“由于我们企图过渡到共产主义，到1921年春我们就遭到了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表现在：我们上层制定的经济政策同下层脱节，它没有促成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生产力本是我们党纲规定的迫切的基本任务。”（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575—576 页。）由此可见，战时共产主义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出于战争的需要，但更主要的是同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直接过渡”思想有关，因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施，“多半都是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这种设想出发的”。（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6页。）“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触犯了农民的利益，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如果说，在战争条件下，出于战争的需要农民对于这种政策还可以忍受的话，那么，当战争结束后农民就再也无法忍受了。所以，1921年春，当国内战争结束后，苏维埃俄国便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和士兵叛乱。这种情况使列宁认识到：必须采取另一种途径来建起社会主义。于是，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决定， 立即废止“战时共产主义”，实行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主要措施是：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允许农民交纳粮食税后把剩余粮食拿到市场上交换，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存在，通过商品交换、货币流通和自由贸易来活跃经济，培植国家资本主义，利用外国资本和技术加快经济恢复和发展，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在于利用市场、商业把社会主义经济同小农经济结合起来，在此基础上建设牢固的工农联盟。它是列宁对落后国家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进行重新认识的结果，是列宁“迂回过渡”思想的主要内容。它的实施，标志着苏维埃俄国开始找到了一条适合俄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新路子。（三）关于发展商品经济、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早在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就曾对当时俄国的经济结构作过一个分析，指出当时俄国存在着五种经济成分。（1）农村自然经济；（2）城乡小商品经济；（3）私人资本主义经济；（4）国家资本主义经济；（5）社会主义经济。这五种经济成分中，占优势的是小农经济。 列宁指出，在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关键在于找到社会主义经济与小农经济的结合点。结合点在哪里？列宁认为，商业是唯一的结合点，“是千百万小农与大工业之间唯一可能的经济联系。”（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5页。）因此，必须大力发展商品交换。但是，这样一来也带来了一个问题，正如列宁所说：“既然有交换，那么，小农经济的发展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发展，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无可争辩的真理，是政治经济学的初步原理。”（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3页。）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政策：“或者是试图完全禁止，堵塞一切私人的非国营的交换的发展，即商业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在有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政党要是试行这样的政策，那它就是在干蠢事，就是自杀。”“或者是（这是最后一种可行的和唯一合理的政策）不去试图禁止或堵塞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努力把这一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这在经济上是可行的。”（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504 页。）由此列宁得出结论：“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0页。）问题的关键在于，找出正确的方法，把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即纳入无产阶级国家的监督和调节之下，使其不敢也不能超出无产阶级规定的限度和范围。（四）关于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的思想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而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有效途径，就是建设大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列宁把实现工业化形象地比喻为：从农民的、庄稼汉的、穷苦的马上，跨到大机器的、工业的、电气化的马上。并强调：“我们的希望就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7页。）对于农村和农民，列宁主张通过合作化的方式把农民引上社会主义道路。经过长期考察，列宁发现合作社这种组织形式“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768页。）是在符合国家利益前提下， 把农民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结合起来的最好形式。列宁在《论合作社》一文中指出：合作社的性质不是一成不变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合作社是集体的资本主义组织，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3、771页。 ）由于合作化运动是一场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要求大力提高农民科学文化水平，这就“需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度过这个时代也要一二十年”。但是只要“完全实现了合作化，我们也就在社会主义基地上站稳了脚跟。”（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3页。）（五）关于国家政权建设和执政党建设的思想苏维埃政权是俄国历史上第一个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它一方面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它的国家机关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原因是苏维埃国家的一些机构“实质上是从沙皇和资产阶级那里拿来的旧东西。”它们“仅仅在表面上稍微粉饰了一下，而从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注：《列宁选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9页。）同时，俄国是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 而“小生产者散漫性和萎靡状态的上层建筑”就是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不能不对苏维埃国家机关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列宁对苏维埃国家机关的基本看法是：一方面，“如果没有‘国家机关’，那我们早就灭亡了”，另一方面，“如果不进行有系统的和顽强的斗争来改善国家机关，那我们一定会在社会主义的基础还没有建成以前灭亡。”（注：《列宁选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76页。）为了改善国家机关，列宁认为首先要本着“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原则，采取坚决而切实的措施来精简机构，如把工农检查院的职员减少到三四百人。要把真正优秀的人才选拔到国家机关中去，严格实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培训和考核制度。要坚决同官僚主义的习气作斗争，“暴露它，揭穿它，使人人唾弃它。”根本的措施是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和参政议政能力。“只有当全体居民都参加管理工作时，才能彻底进行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才能完全战胜官僚主义。”（注：《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0页。）在改革国家机关的同时，要加强党的建设。首先是要保持党的纯洁性，严格入党条件，清除党内投机分子和坏分子，提高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文化水平。其次是发扬党内民主，建立和健全党内选举制、报告制和监督制。再次是加强党的统一，防止党内分裂。为了防止党内分裂，列宁在病危期间口授了给党的代表大会的信，主张扩大中央委员会，人数由原来的27名增加到50名或100名， 以便加强党中央集体领导，“防止中央委员会一小部分人的冲突对党的整个前途产生过分大的影响。”（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3页。）列宁在信中还具体分析了俄共（布）中央一些领导人的性格特点，并提出了许多富有远见的建设性意见，为俄共（布）党的建设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训。（六）关于开展“文化革命”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思想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文化异常落后，城市居民中的40％、农民居民中的80％以上是文盲。正因为这样，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无论是在经济建设还是在民主政治建设上，都遇到了由于文化的落后所带来的一系列困难。所以，列宁强调，不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文化异常落后的状况，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三、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列宁晚年倡导的新经济政策为什么没有能够坚持下来？列宁逝世之后，他所倡导的新经济政策不久便被中止了，此后新经济政策再也没有恢复。出现这种情况，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从主观上看，是由于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的理解不同于列宁。在列宁看来，新经济政策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远构想，“是一个要在若干年内长期实行的政策”，是“我们找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途径的唯一办法。”（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3、 660页。）而斯大林则认为：“我们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开。列宁说过，新经济政策的施行是认真而长期的。但他从来没有说过，新经济政策的施行是永久的。”（注：《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2页。）当1927年底1928 年初出现“粮食收购危机”时，斯大林认为这是农村阶级斗争加剧、富农暗中破坏的结果。为此，他主张把同富农作斗争当作党在农村工作的重点，并提出采取超出新经济政策框架的“非常措施”：对不肯按国家规定的价格把余粮卖给国家的“富农和投机者”，将没收其全部余粮，同时向主要产粮区派出征粮队。这种作法很快在全国推广，实际上又回到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当然，斯大林的这些做法，连同后来他所采取的一系列“非常措施”，都有其客观上的原因：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规模空前的经济危机，德、意、日法西斯分子相继上台执政，战争的威胁日益逼近。如不采取一些“非常措施”，就不可能在短期内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业基础，不可能在“二战”中战胜法西斯侵略。因此，斯大林模式的形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不能全盘否定。但同时也应看到，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社会主义体制，实质上是一种“战时共产主义”体制。斯大林本应在“二战”结束后对这种体制加以改变，重新回到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轨道上来。但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反而将这种体制加以固定化、神圣化，给后来的社会主义发展带来了严重后果。（二）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是针对过渡时期还是针对社会主义时期？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涉及的大多是关于苏维埃俄国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主要是针对过渡时期。但是，除此之外也还有许多论述是针对社会主义时期的。因此，对于列宁晚年思想的针对性不应笼统地一概而论，而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例如，关于商品经济问题。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曾设想很快可以消灭商品、货币和市场，直接过渡到产品分配。后来，通过总结经验教训，列宁感到过渡时期没有商品是不行的。所以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他提出要发展商品生产，要学会经商。但列宁始终没有从理论上把商品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提出来和肯定下来。这说明，列宁关于商品经济的有关论述，是针对过渡时期而不是针对社会主义时期的，不能说列宁已经有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思想。但是，列宁关于过渡时期商品经济的思想，在实践中的结果必然会导致对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关系看法的改变，这是毫无疑问的。此外，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思想，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思想，也都是针对社会主义时期，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总之，列宁晚年思想中，既有针对过渡时期的东西，又有针对社会主义时期的东西。如果把它看成仅仅是针对过渡时期，那就实际上将列宁晚年思想排斥在社会主义社会之外，进而从根本上否定了列宁晚年思想的现实意义。（三）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联系列宁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和领导人，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对科学社会主义作出了极其伟大的贡献。他的晚年思想，特别是他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思想，实际上已经从宏观上回答了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1985年，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这里所讲的“列宁的思路”，明确指“新经济政策”。遗憾的是，新经济政策后来在苏联被中断了，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思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被人们遗忘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带领我们拨乱反正，开创了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使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得到了合乎逻辑的延续。从这个意义上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的方针政策是对“新经济政策”的恢复和发展，当然其内容要广泛得多，也深刻得多。因此，学习和研究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对于我们坚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加深对邓小平理论的认识和理解，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我国近现代一百多年来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人民在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中，曾经尝试过各种思想指导，然而没有一个能指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就是在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来中国之时，与此并存的也有许多主义和学派，如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新村主义等等，其中有些“主义”还沸沸扬扬，颇有影响。但结果，大部分主义和思潮不久就烟消云散了，惟独马克思主义不仅没有消失，而且逐步确立了自己在中国政治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对于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过程，毛泽东曾经多次作过精辟论述，他指出：自从鸦片战争失败时起，以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等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努力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以为只有它才能救中国。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迷梦，包括辛亥革命在内，中国人的多次奋斗都失败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先进分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中国的面目就开始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自己行动的理论基础和强大的思想武器，并且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提出了正确的奋斗目标、方针、政策和方法，最终带领全国人民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创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辟了正确的道路。历史已经宣告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彻底破产，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发展史。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我们党80多年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实践证明，什么时候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党就团结，革命就胜利，社会就发展；什么时候动摇或破坏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党就有分裂的危险，革命就遭受挫折，社会就将倒退。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通过本学期的马克思主义原著的学习，我认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内容：1、劳动力成为商品是剩余价值生产的前提；2、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就是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3、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是生产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体现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4、可变资本是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5、增加剩余价值生产的方法都是通过提高剩余价值率实现的。基本方法是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等。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它决定着资本主义的一切主要方面和矛盾发展的全部过程；决定着资本主义生产的高涨和危机；决定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灭亡。
我可以帮你。
表明自己的感想，即自己的观点。围绕观点写出能支撑观点的事实，展开联想。一篇简单的论文就完成了。正文：
对于事物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有些感触。因为人的有机体需要能量输入，所以人要吃饭。要吃饭，那是“必然”的；吃什么饭，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则是偶然的。同样，因为人是有机体生命，而有机体生命总会经历生长、成熟、衰弱、死亡这样的过程（自然法则），所以人总是要死的。
人要死是必然的，什么时候死，以什么方式死则是偶然的。今天起来发现路面是湿的，我们推测昨天晚上可能下雨了，但是也有可能是被人用水浇的（偶然）；假如昨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雨，我们会用肯定的语气说今天早上的路面一定是湿的。
我们习惯在一件事情上找出原因，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找到最终的原因。人本性上有一种对事情穷根究底的求知欲望，古希腊人面对纷繁芜杂的世界想找出这个世界的最终解释，从泰勒斯的世界起源于水到柏拉图的理念，人们不满足于对事件的经验解释，希望找到一个最终的必然的并经得起理性考验的解释。
辨证法大师黑格尔对偶然和必然及其关系的演绎达到了辩证逻辑的顶峰“偶然的东西正因为是偶然的，所以有某种依据，而且正因为是偶然的，所以也就没有依据；偶然的东西是必然的，必然性自己规定自己为偶然性，而另一方面，这种偶然性又宁可说是绝对的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成为自身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对偶然和必然的认识自然也有了更加纯熟的解释。但是有一点不足之处是，在历史观领域，经济决定论的思想也时常为世人所诟病。
经济决定论的思想，给人一种宿命论的历史主义印象。经济无疑是强有力的推动历史前进的物质基础，但是历史事件的发生充满了不以物质多寡为条件的变数，心理的，外在因素的，传统习俗的'，伟大人物的个人作为都是相当不可忽视的因素。历史必然性的说法往往会引起人们的厌恶之感，因为必然性漠视了个体的作为，个体的意义。
人类社会正在走向全球化，这是后现代的一种趋势。人类开始从狭小的个人空间中走向一种彼此交往更加密切频繁的信息化时代。偶然性的因素正在增多，必然性的说教越来越得不到认同。
在必然性居支配地位的时代，人们谈理想，谈人生意义，所指向的是一个永恒的必然领域：真理的，价值所在的世界，必然性起支配作用的理念世界。
现在的人还相信这样的永恒世界恐怕不多了，那么人生到底怎样才有意义呢？我的回答是：活在真实的偶然中，并用自己的全身心去体验那偶然向自己昭示的那个世界的样子。
没有必要去相信这个世界必然要发生什么——因为那是虚假不可信的——，也没有必要去追求一种所谓永恒不变的真理——因为根本没有不变的、永恒的真理——，必然的真理只是偶然的事实而已，在生活中被偶然的揭示出来而已，并没有什么大不了。
明天对我意味着什么，我不能肯定，我也不需要肯定知道是什么样会发生什么。但是我确信的是，明天对于我一定是新的一天，一定不同于今日和昨日；对于别人也一样。马克思说的好：解释世界的不如改变世界的。
两份我已拿走，中国新闻监管不建馆都无所谓。
出版自由，是列宁从参加革命时起就憧憬的一种新闻出版政策，因为他生长在沙皇俄国极端专制主义的统治下，人民毫无自由和权利，“一切出版物，一切报刊都 处于奴隶的地位，得不到政府官吏的许可，它们就不敢刊载任何东西”，任何一种非官方许可的出版活动都被看成是政治罪而受到惩罚。[1]列宁本人早期在国内 从事的写作和报刊活动不得不处于秘密状态，多次被沙皇警察破获而坐牢和流放。因此，列宁1896年在流放地起草的党纲中的最低纲领 中就提出了实现政治自由（包括出版自由）的九条具体目标。后来在1899年和1903年起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中，“绝对的出版自由”（又译为“出 版自由不受限制”）[2]被列为党的最近的奋斗目标之一。这种表述，直到1917年6月列宁为党的六大写的修改党章的材料，没有改动过，其行文是：“信 仰、言论、出版、集会、罢工和结社的自由不受限制。”[3]列宁1896年就实现政治自由的意义写道：“工人最迫切的要求和工人阶级影响国家事务的首要任务，应该是争得政治自由，即争取以法律（宪法）保证全体人民直接参加国家管理，保证全体公民享有自由集会、自由讨论自己的事情和通过各种团体与报纸影响国家事务的权利。”[4] 二十多年后的1917年9月，即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再次谈到出版自由，他的定义是：“出版自由就是全体公民可以自由发表一切意见。”[5] 这里面显然带有思想的连续性。为了全面理解列宁的出版自由思想，需要回顾他关于政治自由（包括出版自由）的全部论述。一 列宁十月革命前为什么赞扬西方国家的政治自由 谈到列宁论西方国家的出版自由，给人们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对西方出版自由的激烈批判和几乎完全否定性的言论，列宁这方面的言论均是十月革命后发表的， 当时新生的苏维埃俄国被国际帝国主义包围，遭到了全世界资产阶级报刊的攻击。而列宁十月革命前许多关于西方国家的人民如何享有政治自由的话，几乎没有被人 引证过。要全面理解列宁，就要了解这方面的论述。在列宁的著作里，使用“政治自由”的频率比“出版自由”更多些，前者包含后者，通常是指言论、出版、信 仰、集会、结社、罢工这六项自由权利。下面分国家举例来看列宁对这些国家政治自由的评价： 关于美国，“在美国，自由是最充分的”，“在美国和其他先进国家，不存在中世纪特权，全体公民在政治权利上是平等的。”[6]关于英国，英国有政治上的完全自由，“是世界上最富有、最自由和最先进的国家之一。”[7] 关于法国，“那里的工人有政治自由，有自己的工会、自己的报纸、自己的议会代表。”[8] 关于德国，选举制“这个条件在有政治自由的国家中是不成问题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全体党员自然都能胸中有数地决定是否选举这个活动家来担任党的某种职务。”[9] 关于瑞士，“瑞士人民直到现在还享受着和平幸福和较多的政治自由。”“整个国家制度和国家管理机构方面最大限度地实行民主制”。[10]关于比利时，“在比利时早就确立了巩固的立宪制度，政治自由早就成了人民的财富。工人有了政治自由，就有了宽广的道路。”[11] 正是借助于西方国家的政治自由，列宁得以在国外自由地出版党报和召开各种党的会议。列宁赞扬西方国家政治自由的同时，也指出了它的不彻底性，但一般情况下点到为止，这种赞扬是以俄国的极端专制制度作为对立面参照系的，因此是相对而言。 如果注意他论述时的背景，可以发现大多是在谈到这种自由如何有利于工人运动时讲的，其出发点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论述出版自由与工人运动的关系很相近。 列宁认为：争取出版自由“将使我们有可能进行广泛的、公开的和群众性的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使阶级斗争更自觉、更广泛地进行，使人民中最落后的阶层卷 入斗争，教会他们学习政治，学习如何捍卫自己的利益。”[12] 列宁肯定西方的政治自由，在认识上还有一层更重要的含义，即资产阶 级的政治自由是无产阶级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经之路。他写道：“除了资产阶级自由和资产阶级进步的道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道路可以使无产阶级和农民得到 真正的自由。我们不应当忘记，现在除了充分的政治自由，……没有而且也不会有其他手段可以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13]直到十月革命前夕他写的《国家与 革命》，仍然持这个观点，他写道：“民主实行到一般所能想象的最完全最彻底的程度，就由资产阶级民主转化成无产阶级民主”。[14] 二 列宁十月革命后为什么激烈批判西方的出版自由 十月革命胜利后，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报刊和通讯社在对苏维埃俄国共产主义的偏见和对其感到恐惧的氛围笼罩下，有意（出于对共产主义的敌视）无意（出于追 求耸人听闻的商业目的）地配合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俄国国内白卫军的叛乱，散布了许多关于苏维埃俄国和其主要领导人列宁、托洛茨基的谣言，即使报道了事 实，多数也是片面的和带有明显偏见。例如列宁取道德国回国直接参加斗争，竟被报道为他与德国当局有什么特别的关系。1921年在党的十大上，列宁总结了最 近几年西方媒体关于苏维埃俄国的报道，列举了美国一个公民团体的材料，指出：“这些人从各种各样的报纸上，把几个月来所有关于俄国，关于列宁和托洛茨基逃 跑，……他们逐日地把列宁和托洛茨基一次又一次被枪毙、被杀死的消息收集起来（这些消息每天都一再出现），最后，他们把它编成集子出版。”这种情况下，列 宁只能作出如下的结论：“同志们，情况是非常清楚的。全世界的报刊辛迪加----那里的新闻自由，就是99％的报刊都被腰缠万贯的金融巨头所收买---- 展开了帝国主义者的世界大进军。”[15] 鉴于西方媒体对苏维埃俄国的全面诽谤，列宁这一时期关于西方出版自由的论述，不得不以揭 露和批判为主。这种言词激烈的批判重复率较高，以致他在一封致英国工人的信里说：“这一点我已经在报刊上解释过很多次，再来重复我已经感到很乏味了。” [16]在激动的情况下人会有些冲动，这时的论述，可能不够冷静，话说得分寸上把握不当，但首先要理解列宁，任何人处于那种情况下都要立即反击的。列宁当 时关于西方出版自由的论述，我们曾经经常引用的，下面列举几段： “出版自由就是富人有出版报纸的自由，就是由资本家霸占一切报刊。这种霸占的实际结果是使包括最自由的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到处都有卖身投靠的报刊。”[17] “资本主义使报纸成为资本主义的企业，成为富人发财、向富人提供消息和消遣的工具，成为欺和愚弄劳动人民的工具。”[18] “只要资本还保持着对报刊的控制（在世界各国，民主制度与共和制度愈发展，这种控制也就表现得愈明显，愈露骨，愈无耻，例如美国就是这样），这种自由就是。”[19] “在全世界，凡是有资本家的地方，所谓出版自由就是收买报纸、收买作家的自由，就是买通、收买和炮制‘舆论’帮助资产阶级的自由。”[20] 在这里，使用“一切”、“凡是”、“99％”或百分之百来说明问题是有些偏激的，如同列宁以前讲得那样，西方出版自由条件下工人运动还是获得了很大的活 动空间，那里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报刊，还有不少同情工人运动的报刊，以及公共性质的非政治媒体。“民主制与共和制愈发展，资本控制报刊愈无耻”，这样的论 证显然不够妥当，如果推论下去，只能得出民主制和共和制不发展反而更自由的谬误。 列宁关于西方出版自由的批判性定语，粗略统计有以 下十几种：假的、虚伪透顶的、资本对报刊奴役的、资本家的、富人的、制造资产阶级舆论的、压制舆论的、收买舆论的、收买报刊的、贿赂报刊的、雇用下流作家 的、毒化人民的、麻醉人民的、欺人民的、蒙蔽人民的、愚弄人民的、转移人民视线的、玩弄老百姓的、图谋反对劳动人民的等等。这些判断从总体上是正确的， 但是我们应防止使用这样简单、独断的判断来分析具体报刊的具体报道，不然可能会发生判断失误。 从政治上看，列宁当时必须揭露和反击西方媒体对苏维埃政权的诽谤，这是捍卫新生政权的必要措施。从思想上，列宁对西方资本统治媒体这一基本实质的认识，并没有发生变化，即使在十月革命前，他也谈到过，只是当时的侧重点不在这方面，论述较少而已。 三 列宁关于出版自由的基本思想：摆脱资本 我们的思路常常固定在列宁肯定和否定资产阶级出版自由上，例如引证他于1920年写的下面这段话，作为肯定出版自由的依据： “‘出版自由’这个口号从中世纪末直到19世纪成了全世界一个伟大的口号。为什么呢？因为它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进步性，即反映了资产阶级反对僧侣、国王、封建主和地主的斗争。”[21] 这是十月革命后列宁唯一写到的肯定西方出版自由的话，十月革命后其他列宁关于西方出版自由的话，则成为我们现在否定资产阶级出版自由的依据。其实，就在 列宁写下上述肯定性的话的同时，列宁也说了非常激烈的否定性的话。不论是在十月革命前还是在十月革命后，列宁都是在承认出版自由这个口号的历史价值的意义 上进行论述的，只是环境不同，前者论述其进步意义时，溢美之词多些，后者论述时，分寸感较强。列宁在这里讲得很明白，时间跨度是“中世纪末直到19世 纪”，而他写这段话时已是20世纪初了。 列宁关于西方出版自由的基本认识前后是一致的。十月革命前的1905年，列宁评论各种表现自由（包括出版自由）时写道： “在以金钱势力为基础的社会中，在广大劳动者一贫如洗而一小撮富人过着寄生生活的社会中，不可能有实际的和真正的‘自由’。作家先生，你能离开你们的资 产阶级出版家而自由吗？你们能离开那些要求你做诲淫的小说和图画，用卖淫来‘补充’‘神圣’舞台艺术的资产阶级公众而自由吗？……资产阶级的作家、画家和 女演员的自由，不过是他们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的一种假面具（或一种伪装）罢了。”[22] 这可能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唯一 一次从根本上批判资产阶级的自由，从语言特征和论述的思路看，与他十月革命后的论述是相同的，只是由于斗争的背景不同，俄国当时这种自由也残缺不全，他首 先要在政治上争取彻底的资产阶级自由，因而这方面的批判性论述很少讲。列宁当时也谈到了他在出版自由方面的理想： “我们要创办自由的报刊而且我们一定会创办起来，所谓自由的报刊，是指它不仅摆脱了警察的压迫，而且摆脱了资本，摆脱了名位主义，甚至也摆脱了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23] 这里他谈到的四个“摆脱”，前两个属于自由的体制范畴，即解决封建专制对出版自由的箝制、资产阶级出版自由对资本的依赖。后两个“摆脱”属于公民享有出 版自由时的文明水平问题。列宁当时还处于争取摆脱警察的压迫阶段，但是他想到了第二个“摆脱”，甚至连道德范围的第三、第四个“摆脱”都作为理想提了出 来。 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前夕，第一个“摆脱”实际上实现了，当时列宁用对1905年革命的描述，表达了他对即将爆发的二月革命 在出版自由方面成果的认识：“出版自由争到了。书报检查干脆被取消了。任何一个出版者都不敢向沙皇当局呈送审查样本，而当局也不敢采取任何措施来加以干 涉。在俄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彼得堡和其他城市自由地出版革命的报纸。”[24] 但是很快，列宁就不满足这种已获得的出版自由了。 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前夕，他认为：“资本家（许多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因无知或守旧而追随他们）把取消书报检查和各党派可以自由出版任何报纸叫做 ‘出版自由’。实际上并不是出版自由，而是资产阶级富翁欺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自由。”[25]因为虽然当时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三个社会主 义政党在两个首都获得了四分之三到五分之四的选票，但是他们的报纸发行份额只是现有全部报纸发行量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资本以强大的经济力量控制了报纸 发行量的绝对多数，媒体实际上作为一种有利可图的资本主义大企业在运作。列宁写道： “问题不在于‘出版自由’，而在于剥削者对他们占有的印刷所和纸张拥有神圣的所有权！！！”[26] 于是，列宁开始计划实现他在出版自由方面的第二个“摆脱”的理想，即使报刊、印刷所和纸张、广告从资本的控制下解放出来。 列宁在实现出版自由的理想方面，从1896年谈到“保证全体公民享有出版自由”到这时（1917年9月28日）强调出版自由“就是全体公民可以自由发表 一切意见”，落脚点始终在“全体公民”如何能够获得出版自由上。就一点而言，列宁关于出版自由的思想是一贯的，思维特征都没有发生变化。为了达到这一目 标，他一再强调的便是剥夺资本家对出版业的所有权。他的思路如下： 关于广告，他设想由苏维埃国家垄断经营，“宣布除了省、市苏维埃 出版的报纸以及彼得格勒中央苏维埃出版的全国性报纸，其他任何报纸不得刊登广告”。[27]这样，就把现有的资本家控制的大型报纸的财源掐断了。列宁设 想：“要是能出版刊登各种广告的大型苏维埃报纸，就完全能够保证更多的公民发表自己的意见，譬如能够保证每一个征集到一定数量签名的团体发表意见。经过这 样的改革，出版自由实际上就会变得更加民主，更加完备。”[28] 列宁设想，要把所有的印刷所和纸张由苏维埃国家公平地分配，分配方案如下： 首先给国家，这是为了大多数人民，特别是大多数贫苦农民的利益。 第二，分配给在两个首都获得10或20万张选票的大党。列宁当时设想的国家政权是同一社会主义方向的多党制，他从1917年4月回到彼得堡后一直这样设 想，例如他在1917年7月写道：“执政阶级和各政党的更迭本来是有可能在苏维埃内部和平地进行的”。[29] 1917年10月写道：“各政党在苏维埃内部进行和平的斗争，保证通过实践来考验各政党的纲领，保证政权由一个政党和平地转到另一个政党手里。”[30] 第三，分配给比较小一些的政党，以及有一定数量的成员或有某些人签名的公民团体。 列宁认为，“只有这样分配纸张和印刷所才是公平的；在苏维埃掌握政权的条件下，实行这种分配是毫无困难的。”[31] 将一般意义的，或者说原来资产阶级意义上出版自由，改造成为摆脱资本控制的全体公民拥有的出版自由，列宁以充分的理想主义勾划了这样一幅崭新的出版自由 蓝图，这在国际共运史上是创造性的。列宁面临着即将发生的革命，使他有可能将计划付诸试验。他早在1906年就设想过这样一种情景： “人民的自由，只有在人民真正能够毫无阻碍地结社、集会、办报、亲自颁布法律、亲自选举和撤换一切负责执行法律并根据法律进行管理国家的公职人员的时 候，才能得到保障。也就是说，人民的自由，只有在国家的全部政权完全地和真正地属于人民的时候，才能完全地和真正地得到保障。”[32] 四 列宁实现出版自由理想的实践 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即11月8日，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查封了一系列刊登临时政府号召反对苏维埃政权呼吁书的报纸，逮捕了有关人员，接收了这些 报纸的印刷所。但是，其他没有参与反抗的资产阶级商业报纸和政党报纸，照常出版。11月9日，列宁签署“苏维埃政府关于查禁敌对报刊的法令”，法令指出： “临时革命委员会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反对形形色色的反革命报刊。”法令同时承诺：“一旦新秩序得到巩固，所有不利于报刊的行政措施都将废止；根据这方 面所规定的最广泛最进步的规定，在对法律负责的范围内，新闻将得到充分的自由。”法令宣布了封闭报刊的三种情况（均是维护政权的政治行为），并声明只能根 据人民委员会的决定才能临时或长期封闭一家报刊机构。法令最后宣布：“本法令是临时性法令，在公众生活恢复正常后将被一项特别法令所取消。”[33]在这 个文件中，体现了列宁对社会主义条件报刊管理的法治化设想。 同时，列宁基本上将他关于无产阶级出版自由的设想变成了现实。胜利的当 月（11月），人民委员会公布了《关于国家对广告实行垄断的布告》，在向原来的广告经营者支付了必要的补偿（特别是偿付小经营者和股票持有人的投资）后， 将所有广告企业收归国有，广告只能由政府及各苏维埃的出版物刊载。这项措施就如列宁此前在9月28日讲到的，主要目的是掐断大型的反动报刊的经济来源。而 对商业性的小报纸来说，它们主要依靠发行量，广告本来就很少。列宁在解释这道法令时说：“它意味着：争得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设想，向新的社会经济关系过渡 可能采用渐进的办法----不取消私人报刊，而使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服从国家的领导，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法令规定国家垄断广告业务，也就是设想还保 留私营报纸而把它作为一种常规”。[34] 但是，尽管“苏维埃政府关于查禁敌对报刊的法令”是有节制的，还是在苏维埃政权内部引起 了严重的分歧。11月17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委员和部分布尔什维克的委员反对这个法令，最后会议以34票对24票通过了 “关于出版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的草案是列宁亲自写的。列宁以简洁的语言重复了他在9月28日论证的他关于无产阶级出版自由的思想： “工农政府认为，出版自由就是使报刊摆脱资本的压迫，把造纸厂和印刷厂变成国家的财产，让每一个达到一定人数（如1万人）的公民团体都享有使用相当数量的纸张和相当数量的印刷劳动的同等权利。”[35] 这个决议还决定设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报刊和资本的关系，接收私人印刷所和库存纸张，将其归苏维埃所有，“按照各政党及各团体的现实思想影响、即按其支持者 的数目比例，利用技术上的印刷手段”。[36]这意味着列宁设想的按苏维埃政党影响大小分配的出版自由设想变成了法律。 但是，这个 决议以及11月9日的“苏维埃政府关于查禁敌对报刊的法令”引发了左派社会革命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共29人，参加11月17日会议的可能近20人） 和部分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共62人，参加那次会议的可能约40人，这次声明辞职的8人）的辞职。前者声明“见诸报端的、刚由中央执行委员会 大多数通过的决议是政治恐怖制度和点燃内战之火的明显的、剧烈的表现”，他们因“拒绝承担这种有害的恐怖制度”而辞职。后者声明，他们不同意“用政治恐怖 手段来保持纯粹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因“不能对这一政策负责”而辞职。[37]这一最初的分歧表明，鉴于俄国长期的专制统治，各政党缺乏在民主制的条件下 从事政治合作的传统，动不动就以分裂相威胁。各社会主义政党共同执政和享有出版自由，在俄国并非易事。 不管怎样，列宁领导的苏维埃 俄国的出版政策，并不是革命一胜利就封闭了所有资产阶级报刊和非布尔什维克的政党报刊，而是基本按照列宁在革命前夕设想的，将反动的大资本的报刊及其印刷 所收归国有，将广告的发行权由国家垄断，按各社会主义政党得到的支持率的比例分配印刷所和纸张。直到1918年9月，俄国至少有226种资产阶级的商业报 纸和235种非布尔什维克的政党（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劳动派等等）报纸合法发行。 随着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 白卫军的叛乱，苏维埃俄国处于危机中。这时不甘心于与布尔什维克联合执政的社会革命党企图挑动德国对俄国的进攻，炸死了德国驻俄大使；孟什维克与叛乱的白 卫军勾结；俄国资产阶级拒绝接受和平改造，资产阶级报刊在阶级决战时刻绝大多数站到了新政权的对立面。这样，就使这两个曾与布尔什维克联合执政的党变成了 非法的党，其报刊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资产阶级报刊的反抗，使得和平利用和改造资产阶级报刊成为不可能。只是在这种情况下，到1918年底，大部分资 产阶级报刊和非布尔什维克的政党报刊被封闭。这些报刊并不是一下子根据一道命令封闭的，而是各有各的封闭原因，陆续封闭的。有的报刊封闭时还给予了改正错 误的机会，但是在恢复出版后仍然持敌对立场，才最终封闭。例如右派社会革命党由于勾结反革命军队而在1918不6月被驱逐出苏维埃，当他们于1919年2 月放弃与苏维埃进行武装斗争的尝试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取消了当初的开除决定，准予其代表参加苏维埃的活动，并建议审判机关释放被拘留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人。 再如查封孟什维克的《永远前进报》，看来当时还是比较慎重的。该报1919年2月因发表《停止内战》的社论而被中止出版。中央执行委员 会的决定指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允许对苏维埃政权的一切方面工作的实际批评，并认为它是有益的”，但是正当红军平息白卫军叛乱的时候，发表这样的文章 无异于支持白卫军。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中关于中止该报出版的行文是：“直到孟什维克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他们决心同高尔察克一刀两断并坚决保卫和支持苏维埃政 权的时候为止”。决定还指出，禁止发行该报是作为孟什维克改变反苏维埃政府态度之前的暂时性措施。[38] 五 列宁十月革命后出版自由思想的重点：保障人民的实际自由 资产阶级意义上的出版自由，已经在二月革命后宣布实现了。十月革命与二月革命在出版自由方面的区别在于，把形式上宣布的出版自由变成全体公民的实际上的 自由。二月革命宣布了出版自由以后，报刊、印刷所和纸张大都被大资本掌握，因而实质上并非所有公民可以享有出版自由，列宁1917年9月所阐述的他的出版 自由观，主要揭露了这种自由的不公正性质，讨论如何使所有公民享有出版自由。他提出的措施是剥夺大资本对新闻出版的所有权。十月革命一胜利，列宁立即将理 想付诸实践。当这种所有权通过法律手段基本转到苏维埃手中的时候，他这方面论述的侧重点，变成了如何将形式上宣布的自由转变为实际的自由。1919年2月 列宁在党纲草案中强调指出： “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和议会制同苏维埃的或无产阶级的民主制之间的差别在于：前者是把重心放在冠冕堂皇地 宣布各种自由和权利上，实际上却不让大多数居民即工人和农民稍微充分地享受这些自由和权利，相反地，无产阶级的或苏维埃的民主制则不是把重心放在宣布全体 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上，而是着重于实际保证那些曾受资本压迫和剥削的劳动群众能实际参预国家管理，实际使用最好的集会场所、最好的印刷所和最大的纸库（储 备）来教育那些被资本主义弄得愚昧无知的人们”。[39] 1918年7月苏维埃五大通过的国家宪法，关于出版自由的规定也体现了列 宁此后论述的这个思想。有关条文（第十四条）规定：为了“保障劳动者表达自己意见的实际自由”，不使“出版物依赖于资本”，要向工人阶级和贫农提供出版发 行报纸、小册子、书籍以及其他一切出版物的所有物质、技术手段，并保障这些出版物在全国自由散发。[40] 1919年3月俄共（布）八大通过的党纲，完整地阐述了列宁起草党纲时的思想，党纲写道： “资产阶级民主在形式上把集会、结社、出版权等政治权利和政治自由扩大到全体公民，但实际上，行政上的实践、主要是劳动者经济上的从属地位，总是使劳动 者在资产阶级民主下即使享有一点点权利和自由也不可能广泛使用。与此相反，无产阶级民主首先不是在形式上宣布权利和自由，而是实际上将这些权利和自由给予 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各阶级的居民，即无产者和农民。为此，苏维埃政府要从资产阶级手里没收建筑物、印刷所和储藏的纸张等，把它们完全交给劳动者及组织。” [41] 列宁的这种“实际自由”的思想，经常出现在他的论述中。例如他在1918年3月在党的七大上说：“把重心从形式方面转到具体条 件上来。如果说过去保证集会权利特别重要，那么现在我们对集会权利的看法是：现在谁也不能妨碍集会了，苏维埃政权只需要提供集会用的大厅。对资产阶级来 说，重要的是一般地宣布冠冕堂皇的原则，他们说：‘所有公民均有集会权利，但是只能在露天集会，我们不提供会场’。而我们说‘少讲空话，多做实事’。必须 夺取宫殿，……关于集会权利我们则不谈。”[42] 列宁极力维护劳动人民获得自己出版物的权利，他的关注，甚至具体到工厂、旅客列车、 农村阅览室的报纸必须达到几份。他对党政机关占有大量报纸而基层群众看不到报纸的情况进行过调查，指出：“张贴用的报纸，即给最广大群众看的报纸，少得惊 人。供给首都‘各机关’等等的报纸----大概是由‘苏维埃官僚主义者’（军人的和非军人）侵吞和官僚式地使用的----则多得惊人”，“资本主义不是一 下子就能取消的。它在‘苏维埃官僚主义者’，即用各种借口侵吞报纸的苏维埃官僚的身上得到复活。……应该坚持不懈地进行工作，以‘打击’官僚，不让他们侵 吞报纸和书籍，减少官僚分得的份额，……经常不断地减少这个数目，我们是能够而且应当做到的。不这样做的共产党员，那是口头上的共产党员。”[43]。在 这样具体的问题上，列宁提出问题的角度，依然是将口头说的变成实际做的。 从上面的引证看，列宁把无产阶级自由放在资产阶级自由的对立面，主张变形式自由为实质自由，其前提当然不是否认资产阶级自由本身，而是要保障有利于承认这些自由的手段。 从另一个角度看，列宁显然是以“人民主权”的原理在论述问题。他企图解决资产阶级政权难以解决的官僚主义问题，通过人民获得的各种自由权利来使被委托者 （权力的具体掌握者）受到监督。例如他谈到苏维埃的民主原则时写道：“这就是说，要给每一个群众代表、每一个公民提供这样的条件，使他们既能参加国家法律 的讨论，也能参加选举自
从1991年（苏联解体）到2001年的十年，被俄知识界称为“社会转型期”、“民主制时期”或“后社会主义时期”。由此称谓可知，这不是一个单向度发展的自然的过程，而是充满着矛盾与坎坷的“艰难时世”。在这个“艰难时世”中，俄罗斯新闻业经历了一场裂变，死而复生，却又命运多舛：自由了，无权威、无约束了，却也分散了，疏离了，各行其事了……。通过对这一时期俄新闻业种种表象的分析，我们或可探知俄罗斯政治变革乃至整个俄罗斯社会运行的轨迹。 转型十年间，俄罗斯新闻业发生了以下诸方面的变化： 从垂直管理到平行管理 解体前的苏联对新闻业实行的是垂直管理。在这种垂直管理模式下，报刊一般被分为若干等级——中央的；加盟共和国的；边疆区、州、自治共和国的；一般城市和地区的；工矿、学校、农庄等企事业单位的。各级报刊均处于苏共中央的统一领导之下，并接受各级党委（或党领导的企事业组织）的管理和监督。全苏新闻社——塔斯社为这些报刊提供消息，主要的中央报纸通过传真传递到全国各个城市。 苏联解体后，这种金字塔式的、垂直的管理模式迅速退位，代之而起的是区域性的、横向的管理模式。到90年代中期，这种模式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一时期，由于从中央到地方的纵向的行政管理体系逐渐弱化，加上邮政系统工作效率低下，首都莫斯科出版的全国性报纸在地方上已经很少能够见到了。而此时地方报纸在地方政权的管理和影响下逐渐发展起来，数量急剧增加（据说地方报纸远远多于联邦区、市的数目）。对地方报刊的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对报刊的影响“十分积极”，报刊只要与政府有关系，要钱不成问题，甚至可以通过政府预算获得财政支持。地方报纸又细分为“州报”和“市报”（有如城市报纸和农村报纸）。这两类报纸还时常展开竞争，有时甚至相互敌视。不过总的来说，无论州报还是市报，地方报纸总是比中央报纸更受欢迎。道理很简单，地方报纸与当地读者更为接近，因而能够更好地满足他们的信息（与广告）需求。 电子传媒的情况也大抵如此。苏联时期，全国形成了统一的广播网络，有线广播喇叭插座被普遍安装在居民家中，接通后可以收听三套广播节目（两个全国频道和《灯塔》）。这就使得中央政府的信息和命令可以直达每家每户。1990年7月戈尔巴乔夫“关于电视和广播民主化的命令”的颁布，打破了中央政府对广播媒体的垄断，地方政府以及不同的政党、政治团体和组织开始在体制外独立创办广播电台。1990年8月苏联第一部新闻法正式生效后，各类地方性非国有电台以及商业电台数量激增。目前，俄地区性的广播市场还在不断拓展，首都莫斯科已有各类广播电台62座，圣-彼得堡31座，罗斯托夫29座，斯维尔德洛夫斯克29座①。显而易见的是，经济状况越好的地区，广播电台的数量就越多，非国有电台的数量也越多。 国家在电视领域里的垄断地位几乎是同时被打破的。联盟解体后，地方上很快就出现了非国有的电视公司和电视节目制作基地。到目前为止，除了少数几个经济落后的地区外，绝大多数联邦主体都拥有了非国营的地方电视台。它们与中央电视台是合作与交流的关系，而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地方与中央最常见的合作方式是，地方台在保证自己节目（和广告）正常播出的前提下，适当安排时间播出莫斯科方面合作者的节目（首都非国有台的情形也是如此）。可以说，在今天俄罗斯电视领域，“前锋”与“边锋”的区别已经不太明显了，“边锋”有时“前锋”的地位更加突出。 总之，经过十年的发展，俄罗斯新闻媒体已由单一的国家成分变为国家的、地方政府的、编辑部集体的、私人的多种成分并存，在媒体管理上也分而治之了，由此形成了多样化的网状结构。然而由于各联邦主体地理环境和经济条件的不同，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占有的不同以及传播技术水平方面的差异，其媒体市场往往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莫斯科的媒体市场不同于圣-彼得堡的；这两个地方的媒体市场又不同于乌拉尔、西伯利亚、塔塔林的。媒体市场的多样性固然可喜，但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由于地方媒体与中央政府渐趋疏离，后者又缺乏主导性或引导性的新闻媒体，因而在一些关乎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很难形成一致的舆论。即便在是在国家以法律形式做出决策的情况下，不同意见甚至是反对性、攻击性的言论仍不绝于耳（如《土地法》颁布后的一片责骂声）。这给中央决策的贯彻实施造成了巨大的阻力。俄罗斯之所以出现立法多且快，总统令满天飞却执行不力的现象，与舆论的分散化不无关系。舆论的分散化不但引起上述不良后果，还导致了人心的涣散和地方上的分裂倾向，使得民族、地区间的各种问题益发突出。俄罗斯一位哲学学者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我们现在担心的不再是乌克兰、格鲁吉亚从独联体中分离出去，而是圣-彼得堡、加里宁格勒从俄罗斯分离出去。此言虽然有些夸张，但道出了一个隐忧，即俄罗斯本身存在着分离化的倾向。正因为如此，俄现任总统普京上台后着力做的一件事，就是整合舆论，重新树立中央政府的权威。然而转型期已持续十年，恐怕是积重难返。 第二、从事业单位到商业机构 苏联解体前，苏共中央不但为其所属报纸（实际上是所有报纸）制定宣传方针、确定组织机构及人事安排、通过行政手段保证其信息来源，而且通过国家预算直接给予财政补贴。可以说，那时的新闻媒体在经济上全无后顾之忧，只需作为党的宣传工具发挥作用即可。 联盟解体后，尤其是1992年俄政府实行自由价格政策以后，新闻媒体几乎全部被抛入市场经济的汪洋之中。国家起初试图为媒体提供部分补贴（后补贴取消），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于是媒体四处求援，寻找经济靠山，成为自谋生路、自负盈亏的实体。由此开始了媒体的商业化的过程。 在商业化的过程中，媒体开始分化，形成了三种所有制形式。 一种是国家所有。国家（俄联邦政府和议会）直接控制的媒体有俄通社—塔斯社、俄罗斯新闻社、俄罗斯公共电视台（OPT）、俄罗斯广播电视台（PTP）、《俄罗斯新闻》、《俄罗斯报》等。对这类媒体，俄政府通过联邦预算给予拨款，或在其中占有股份。这类媒体虽然仍具有相当的政治色彩，但其职能仅限于传达政府政令、发布政府公告和提供新闻信息，已不再作为新闻宣传工具发挥职能。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国家直接控制的媒体是特殊的一类，故此不作更多的探讨。 二是寡头、政党所有。寡头是俄社会转型的产物。在私有化的过程中，俄国内形成了数额巨大的私有资本。为了创造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舆论环境，这些私有资本的持有者通过投资、融资等形式在短期内掌握、控制了大量的媒体。由于有雄厚的集资金作后盾，这些媒体的规模急剧扩大，成为如俄罗斯人所说的“媒体帝国”。而这个“媒体帝国”的国王就是以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和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为代表的媒体寡头。别列佐夫斯基掌握的媒体有《独立报》、《新消息报》、《生意人报》、《新报》以及电视6频道（TB—6）等；古辛斯基掌握的媒体有《今日报》、《综述》月刊和独立电视台（HTB）。据俄罗斯业内人士介绍，普京上台之前，就影响而言，别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控制着俄70%的媒体市场。这些被“收编”的媒体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寡头们的喉舌。1996年总统选举中，别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联合起来，调动其控制下的全部媒体的力量，最终把自己拥护的候选人叶利钦推上了总统宝座。普京执政期间，发生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沉没事件（2000年8月12日）。当时普京正在度假，没有前往援救现场。反对派利用此事大做文章，舆论推波助澜，恶意炒作，对普京展开了猛烈攻击。这坚定了普京打击媒体寡头的决心。他一方面利用总统权力对媒体进行整顿，在政策上向国家媒体倾斜；一方面利用经济手段，迫使寡头在某种程度上从新闻领域退位。比如迫使古辛斯基的“桥—媒体”集团让出独立电视台的部分股份，进而让出领导权，摧毁了古辛斯基的媒体帝国；2001年底又把别列佐夫斯基的TB—6作为整肃对象。但时至今日，寡头的影响力仍然存在，他们仍旧利用手中的媒体与政府唱对台戏。 苏联实行多党制后，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政治利益集团，在这些政治利益集团的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政党。1993年年底俄议会选举前，俄罗斯已有十几个较大的政党，其中的一些在国家杜马中取得了合法席位。普京上台后，为了获得广泛支持，稳固自己的权力，又建立了多党执政联盟。这些政党和联盟均拥有或掌握一定的新闻媒体，用以宣传自己的执政方针和纲领。各政党的资助是这类媒体的经费来源，它们经营的好坏，取决于其所属政党实力的消长。 三是自主经营者所有。1990年10月苏联新闻法正式生效两个月后，就有700多家报刊登记注册。其中除了政府、政党创办的报刊外，大部分为社会团体、各类组织和公民个人所有（苏共解体、苏联解体后，原中央一级的大报，如《真理报》、《消息报》、《工人论坛报》、《莫斯科共青团报》、《共青团真理报》、《文化报》等转而变为“独立报纸”，重新注册后的所有者由苏共中共改为各报新闻集体）。俄罗斯由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后，尤其是实行自由价格政策以后，国家取消了对纸张及印刷费的补贴，发行方面的保障也没有了。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这些“自主经营者”拥有的报纸“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接受外资援助，如《真理报》（后又撤资），有的成立报业联合体，如《消息报》、《莫斯科共青团员报》等。为了吸引读者，扩大发行，许多报纸采用早年西方小报的做法，大量刊登耸人听闻的消息、低级庸俗的娱乐材料，大肆揭丑，大力炒作，以强劲的视觉冲击力招徕读者。创办于1919年、曾经有着辉煌历史的《莫斯科共青团员报》就被认为具有“小报品质”（从它的版面上已丝毫找不到当年那份《莫斯科共青团员员报》的影子）。目前该报在竞争激烈的莫斯科报纸市场上稳占第一位。据说它的成功就在于“广泛运用了耸人听闻和揭丑新闻的手法”②。圣-彼得堡的《戈比报》在读者中广受欢迎，也是因为它以轻松的的笔调、通俗的语言大量刊登离奇的传言和庸俗的笑料。 这些报纸主要的经济来源是发行费和广告费，因而在其机构设置中，广告、发行等经营部门占有显著位置。为了和读者搞好关系，树立形象，扩大影响，许多报社还成立了公共关系部门。俄媒体内部职能部门的重新设定说明，俄罗斯的新闻媒体已经完全商业化了，它与苏联时期的新闻宣传系统已经没有了任何共同之处。 在以上三种媒体所有制形式中，前两种由于有着强大的财力支持，稳定性比较强（政治因素另作考虑）。但寡头媒体和政党媒体代表着一定的政治和经济集团的利益，因而不可能做到报社同仁竭力追求的“客观”、“公正”。第三种媒体归属形式决定了其发展的不稳定性。事实上，在俄私有化的过程中，由于报刊发行费大幅度提高，已有许多报纸不得不减少出版次数、压缩版面、裁员以至停刊。这类报纸将广告作为生命之源，因而必然千方百计迎合大众，难以摆脱庸俗化的倾向。 从印刷媒体唱主角到电子传媒唱主角 俄罗斯是一个喜爱阅读的国家，其报刊发行量一度排列世界前几位。曾有一段时间（80年代末期），《真理报》发行量达到1100万份，《消息报》800万份，《共青团真理报》高达1700万份。当时莫斯科的报刊零售点时有长队出现，过了早8点，大部分当日报纸就已告罄。那是怎样的繁荣景象。今天俄罗斯报刊出版业已风光不再。媒体走上商业化道路以后，报纸、杂志等印刷媒体的数量虽然在增加，市场却日渐萎缩，发行量逐年减少。下表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俄罗斯报刊发行情况（1950—1998）③年代 出版物 期数 零售分数（千） 一份报纸的平均零售数 1950 23 4663 9423 408、6 1970 28 4874 62364 941、0 1990 43 5383 110810 2577、0 1998 245 12507 32914 134、3 （说明：直至2001年年底，报刊发行下滑的趋势仍未得到控制）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有二：一是俄民众经济承受力下降。80年代末、90年代初，俄（苏）居民收入水平虽然不高，但报价也相对低廉，首都莫斯科主要报纸的价格只有几个戈比，一个家庭订阅十几份报纸是很正常的事。俄实行自由价格政策（私有化）以后，由于纸张、印刷和发行费用猛增，成本提高，报纸价格也长上来了。目前莫斯科主要报纸的价格一般在3、5—5卢布之间，随手买上两份报纸，就要花费10个卢布左右。而俄罗斯人的平均收入水平为1500卢布上下（约为50美金。另据报纸报道，目前俄尚有近百万人生活在最低工资—300卢布的水平线上）。如果按每人月收入1500卢布计算，倘若订阅十份报纸的话，其花费正好与工资数额相抵。因此，对俄国普通民众来说，像从前那样订阅报纸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事实上，目前俄罗斯家庭的报刊订阅量已从十几份下降到一、二份。 二是俄民众政治兴趣减弱。90年代初期俄民众对报刊的兴趣，实际上反映了他们对改革的兴趣。他们盼望通过眼前的政治、经济改革消除腐朽、落后的东西，建立“自由、民主”的国家，全面提高生活水平。而报刊恰恰被作为了改革的舆论先导。因此他们对报刊给予了极大的观注。但是改革十年，他们并没有看到预期的结果，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实惠，久而久之就对政府失去了信心，对改革的急先锋——报刊失去了信任与好感。一项社会调查结果表明，1995年尚有70%俄罗斯人对新闻媒体（和教会）抱有信任和好感，而到2000年，这个比例数下降到30—40%。具体到报刊，今天只有13%的俄罗斯人认为报刊可信（对电视的信任度要高一些，约为36%）④。 在这种情况下，更多的人将注意力转向了电视。从经济的角度讲，电视是一种廉价的媒体，除了一台电视接收器外，几乎不需要任何支出（电费的支出不记入内），人们从中既可获取新闻信息，也可获得娱乐。这使电视迅速取代了报纸的地位，成为拥有受众最多的媒体。目前电视已经成为俄罗斯人了解新闻信息的主要渠道，据称有40%的人每天通过中央频道获取新闻（而通过全国性报纸的获取新闻的人不超过20%）⑤。广播的普及率也高于报纸。1999年的一项调查表明，82％的俄国人相对定时收听广播，完全不听广播的只占18％⑥。国际互联网的发展，同样分走了报刊市场（甚至电视市场）的“一杯羹”。尽管目前俄网络基础设施尚不完备，与西方发达国家比还有一定的距离，但上网人数也达到了1000万。更由于许多报纸、杂志、广播电台、电视台都有了自己的电子版，上网获取新闻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年轻人中尤其普遍）。 这样一来，过去大而统一的报刊市场和相对稳定的读者群体就不复存在了。受众由印刷媒体分流至电子传播媒体，又由电子传媒分流至新媒体，由此形成了不同媒体种类、不同层次、分布广泛的受众市场。 第四、从马列主义到西方理论 苏联解体前（尤其是80年代中期以前），尽管国内新闻学界时有不同学术观点的论争，但占主导地位的新闻理论始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新闻理论。当时的新闻媒介被称作“大众新闻和宣传工具”(средство массовой инфрмации и пропаганди简称 СМИП），其职能是列宁所归纳的“集体的宣传员、集体的鼓动员和集体的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闻理论观不但对新闻实践起着的直接的指导作用，还被规定为大学新闻院系的主体课程。80年代中期，在莫斯科大学新闻系的专业课程设置中，这类课程就占有较大的比重，如“苏联新闻学概论”（以列宁报刊理论为主）、“党和苏维埃报刊的理论和实践”、“外国共产主义及工人报刊史”、“资产阶级新闻理论与实践批判”等。 苏联解体后，新闻理论及理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尽管早在1986年苏共27大报告中，就改称“大众新闻和宣传工具”（СМИП）为“大众新闻工具”（СМИ），这个概念被广泛使用和普遍接受还是在解体以后。这一时期，列宁的新闻思想不再被人们提起，原苏联的新闻模式也被作为反面教材而遭批判。在莫斯科大学新闻系的专业课中，“苏联新闻学概论”、“资产阶级新闻理论与实践批判”之类的课程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新闻理论导论”（以西方新闻传播理论为主）“信息基础理论”、“外国新闻史”、“外国大众新闻媒体经验对我国媒体发展的意义”等课程。在各类新出版的新闻学教材或著作中，“公民社会”、“新闻自由”、“第四等级”之类的概念已屡见不鲜，李普曼、拉斯韦尔、施拉姆、哈贝马斯等西方学者的名字以及他们的理论也为人们耳熟能详。 俄新闻理论界的情形反映了整个俄罗斯理论界的现状：旧有的理论体系被打破了，新的理论框架又没有建立起来，于是便搬用或套用西方理论，以填补空白。俄新闻理论界热衷引述的理论主要有： 1.自由报刊理论 俄新闻理论界对西方早期自由主义报刊理论十分推崇，认为它所主张的报刊不受政府干预，新闻媒介有充分的出版权、采访权、发布权，可以自由发布任何新闻和发表任何意见的主张，是俄民主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为此他们对苏联第一任总统戈尔巴乔夫有着很高的评价，认为他开舆论自由之先河，是一代民主的总统。莫斯科大学新闻系主任扎苏尔斯基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今天，自由报刊（报刊自由）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已经在俄罗斯人的意识中生了根”，“十年民主改革的结果是，极大地加深了人们对报刊自由的理解”。他认为目前对新闻自由最大的威胁是中央以及地方政府新的集权的产生。他同时援引“报刊的社会责任理论”，认为“自由和责任是不可分的。在我们的新闻中，那些不可靠的、不准确的信息和浮躁的举动，直接导致大部分读者对报刊失去信任”。因此他认为：“‘自由有了就不需要理智了’的认识是不合理的，也是危险的”。⑦ 2.“第四种权力”理论 俄新闻理论界对由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佛逊的思想引申而来的报刊的“第四种权力”的观点十分赞赏，认为自由报刊应当成为对行政、立法、司法三权起到某种制衡作用的力量。在俄新闻学者看来，1990—1993年的三年间，就是俄“第四种权力”发挥作用的“黄金时期”。1990年通过了苏联第一部新闻法，紧接着又宣布苏共停止活动，党的报刊就像其他社会组织的报刊一样被转到了新闻工作者手中。这一年又先后创办了独立的“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和《独立报》，它们“开始把自己看作是‘第四种权力’，把自己和国家对立起来，力求度独立于所有的国家机构”。但是由于经济原因，这一时期很快结束了。这之后出现的一些新问题，诸如政府施加影响、媒介寡头的压力等，都使人们更加怀念那一时期，并大造舆论希望有朝一日媒体重返“第四种权力”。 3.“公共领域”理论 “公共领域”的概念是德国学者哈贝马斯在其经典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提出来的。近年来，随着国家与市民社会研究在俄罗斯的兴起，这个概念也被人们广泛运用。按照哈贝马斯的解释，在私人领域和政治权力之间，有一个公共领域，在这个既区别于政治、又区别于市场的空间里，人们可以对权力机构的政策以及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评判，以消除社会对抗，维护公众利益。俄学者认为，为了使公共领域在现代条件下发挥职能，必须有公共媒体。而在诸种公共媒体中，公共广播电视起着特殊的作用。这种公共广播电视“依靠用户的支持，有时是国家的支持，在财政上独立于广告主”，是一种社会 — 权力机构。莫斯科大学新闻系主任扎苏尔斯基指出：“目前俄罗斯国家频道向社会 — 权力机构的演进，原则上是可行的”，“如果PTP（国家电视频道）公开表示有时候不直接支持政府行为的意图的话，它就可以被称为是公共电视台”⑧。但是新闻学界也有人指出，谈公共媒体为时尚早，因为公共领域在俄罗斯远未形成。 经常被俄新闻学界引用的西方理论还有其他一些，也有学者在西方传播理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发展。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总而言之，十年转型期，俄罗斯媒体从体制、结构到运行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政治角度看，它由中央操控的垂直管理变成地方自治的平行管理；从经济角度看，它由计划统筹变为市场运作；从技术角度看，它摆脱了“孤岛”状态，融入了信息全球化的潮流中。在寻求新的发展模式的过程中，俄新闻理论工作者试图从建立（援引）一套关于传媒自由与责任的理论出发，进而建立起完善的媒介工业体系，以实现自身良性循环，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但是，事情并不像预期的那么顺利。“经济的无效性，媒介巨头的无责任心以及新闻记者对低级趣味的迎合”，都使媒体发展呈现出曲折多变的特点。对此扎苏尔斯基有一个生动的比喻，说目前俄新闻媒体如同沿着向下运行的电梯奋力地向上攀登。对俄媒体发展的前景，他认为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是乐观的。经济改革的成功将创造文明的、成熟的市场，大众传媒将获得更多的有支付能力和知识水准的受众以及多元化、多样性的广告市场的支持。结果是高质量报纸的销量大增，最终将消灭政治化新闻和犯罪新闻，报道范围将得到最大程度的拓展。第二种是悲观的。国家的作用增强，以至于媒体成为宣传和公关的一种结合物。同时还会出现庸俗出版物 — 从占星术到媚俗新闻，甚至还会出现淫秽书刊出售商，报道的范围缩小。第三种是经济领域中的不景气现象将直接导致传媒业的不景气。一些刊物尤其是一些高质量刊物的发行量下降，而庸俗报刊的销量增长，影响扩大。报道范围将会缩小”⑨。上述哪一种可能性将会变成现实，最终取决于俄罗斯政治、经济的改革方向和社会整体的发展水平。 PS:楼主要写论文的,我这里给你一篇张允诺先生写的<<对苏联新闻业历史命运的思考>> 今年 11月 7日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80周年纪念 日。笔者写作本文时，还无法预测人们将会怎样纪念这个不寻常的日子。不过这些年来，国际进步舆论界对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倾覆，已有不少反思和评论。许多人认为这里既有外因也有内因，既有近因也有远因。从根本上说，苏联建国几十年，一是经济建设没有搞好，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切实提高；二是没有建立民主和法制秩序，政治专擅，群众受压。这两个方面都引起人民的不满，可又未能正确解决，终于导致覆舟之祸。当然，这种反思尚未终结，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一定会从社会主义运动这一重大挫折中领悟到更多、更加深刻的教训。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随着经济建设的开展，苏联人民曾经创建了宏大的社会主义新闻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活跃着几十万热爱祖国、忠于职守、富于献身精神的新闻工作者，他们辛勤努力，一心想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尤其在卫国战争年代，他们冒着敌人的炮火，用自己的新闻作品团结和鼓舞人民，为战胜法西斯入侵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卫国战争结束以后，他们又以自己的劳动，恢复并建立起了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新闻网络。这种网络以党的机关报（台）为核心，包括众多的专业报（台），从中央到地方共分六级层层办报（台），形成上尖下宽的金字塔形结构。截止1986年，全苏已有各类报纸8000多家；其中日报713种，期发一亿多份，每千人平均380份左右，位居世界前列。 可是这样宏大的苏联新闻业体系，在1991年的最后几个月内，随着苏联的解体也哗啦啦似大厦倾覆般地迅速瓦解。从此以后，这片土地上再没有以党的机关报为核心的新闻体系了。原先的党报纷纷改成民营的独立报纸，艰难地自筹资金，惨淡经营；其它他专业报更是在市场经济中颠簸挣扎，各奔前程。几份全国性的机关报，如《真理报》、《消息报》、《劳动报》，在改为同仁报纸以后，影响和地位固然远非昔比，发行量也只有当年的一个零头，由一、二千万份降为几十万、一百多万份。这一切当然都不足怪，旧的新闻业体系赖以生存的政治经济基础不复存在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评析列宁的党报思想列宁的新闻思想主要是在党报思想方面。他关于党的报刊的思想，主要涉及办报刊的方针、党的报刊体制、宏观上的新闻政策、党报党刊的编务和群众工作等问题。一是党的报刊应当成为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列宁指出："党的出版物的这个原则是什么呢?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写作事业晃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写作事业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二是党报应当接受党的领导和监督。列宁指出，"写作者一定要参加到各个党组织中去。出版社和发行所、书店和阅览室、图书馆和各种书报营业所，都应当成为党的机构，向党报告工作情况。有组织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注视这一切工作，监督这一切工作"。[28]而"报纸应当成为各级党组织的机关"，因此，它们都"应受党的监督"。他强硬指示，整个社会民主主义的出版物应当成为党的出版物。一切报纸、杂志、出版社等都应当立即进行改组工作，以促造成这样的情况，使它们根据这样些或那些原则完全加入这些或那些党组织。”三是党报工作者必须站党立场上，按党纲、党章和党的策略决议办事。列宁指出：“党的报刊必须旗帜鲜明地宣传党的观点，绝不允许"利用党的招牌来鼓吹反党观点。而确定党的观点和反党观点的界限，是党纲、党的策略决议和党章。"四是党报要为人民服务。列宁提出，党报要"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要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经济和生气勃勃的工作去丰富人类革命思想的最新成就。"五是深刻揭露了标榜资产阶级新闻出版自由，反对党性原则的谬论，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自由观。列宁指出，"在以金钱势力为基础的社会中，在广大劳动者一贫如洗而一小撮富人过着寄生生活的社会中，不可能有实际的和真正的‘自由'。""资产阶级的作家、画家和女演员的自由，不过是他们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的一种假面具(或一种伪装)罢了。”出版物应成为整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把一切党的出版物置于党的组织的监督和管理之下，"著作家一定要参加党的组织"，"打倒无党性的著作家"——这就是列宁党报党性原则的组织学概念。
表明自己的感想，即自己的观点。围绕观点写出能支撑观点的事实，展开联想。一篇简单的论文就完成了。正文：
对于事物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有些感触。因为人的有机体需要能量输入，所以人要吃饭。要吃饭，那是“必然”的；吃什么饭，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则是偶然的。同样，因为人是有机体生命，而有机体生命总会经历生长、成熟、衰弱、死亡这样的过程（自然法则），所以人总是要死的。
人要死是必然的，什么时候死，以什么方式死则是偶然的。今天起来发现路面是湿的，我们推测昨天晚上可能下雨了，但是也有可能是被人用水浇的（偶然）；假如昨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雨，我们会用肯定的语气说今天早上的路面一定是湿的。
我们习惯在一件事情上找出原因，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找到最终的原因。人本性上有一种对事情穷根究底的求知欲望，古希腊人面对纷繁芜杂的世界想找出这个世界的最终解释，从泰勒斯的世界起源于水到柏拉图的理念，人们不满足于对事件的经验解释，希望找到一个最终的必然的并经得起理性考验的解释。
辨证法大师黑格尔对偶然和必然及其关系的演绎达到了辩证逻辑的顶峰“偶然的东西正因为是偶然的，所以有某种依据，而且正因为是偶然的，所以也就没有依据；偶然的东西是必然的，必然性自己规定自己为偶然性，而另一方面，这种偶然性又宁可说是绝对的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成为自身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对偶然和必然的认识自然也有了更加纯熟的解释。但是有一点不足之处是，在历史观领域，经济决定论的思想也时常为世人所诟病。
经济决定论的思想，给人一种宿命论的历史主义印象。经济无疑是强有力的推动历史前进的物质基础，但是历史事件的发生充满了不以物质多寡为条件的变数，心理的，外在因素的，传统习俗的'，伟大人物的个人作为都是相当不可忽视的因素。历史必然性的说法往往会引起人们的厌恶之感，因为必然性漠视了个体的作为，个体的意义。
人类社会正在走向全球化，这是后现代的一种趋势。人类开始从狭小的个人空间中走向一种彼此交往更加密切频繁的信息化时代。偶然性的因素正在增多，必然性的说教越来越得不到认同。
在必然性居支配地位的时代，人们谈理想，谈人生意义，所指向的是一个永恒的必然领域：真理的，价值所在的世界，必然性起支配作用的理念世界。
现在的人还相信这样的永恒世界恐怕不多了，那么人生到底怎样才有意义呢？我的回答是：活在真实的偶然中，并用自己的全身心去体验那偶然向自己昭示的那个世界的样子。
没有必要去相信这个世界必然要发生什么——因为那是虚假不可信的——，也没有必要去追求一种所谓永恒不变的真理——因为根本没有不变的、永恒的真理——，必然的真理只是偶然的事实而已，在生活中被偶然的揭示出来而已，并没有什么大不了。
明天对我意味着什么，我不能肯定，我也不需要肯定知道是什么样会发生什么。但是我确信的是，明天对于我一定是新的一天，一定不同于今日和昨日；对于别人也一样。马克思说的好：解释世界的不如改变世界的。
我可以帮你。
记忆里的马克思,是挂在墙上的严肃画像,和恩格斯并列着；记忆里的马克思主义,是从小到大政治课本里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记忆里身边的马克思主义,是天天在耳边回响的“高举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从来不觉得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自己有任何实质的相关,更无法理解其会对我们生活产生的深远影响.那时的马克思主义,高高在上,遥不可及.进入大学,学新闻.于是,我始料不及,却又是急不可待的冲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推开新闻学的大门,是一个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交汇杂糅的世界.无论从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角度,或者人类思想史的传衍变迁——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任何一个视角,任何一条通往现代文明的道路上,马克思及其理论都是必经之所.同时,作为新闻学学科本身而言,和马克思及其理论的关系只可用四个字形容——“密不可分”.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和理论家,而且还是卓越的无产阶级报刊活动家、是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伟大的实践者.他们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活动,始终伴随着一系列有声有色的报刊活动.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战斗岁月中,他们创办、主编和参加编辑的报刊有十余家,先后为近百家各国报刊撰写稿件.在长期的报刊活动实践中,他们通过撰写的大量文章、文件和信件,对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性质、任务、作用、职能以及工作原则、规律等等阐发过许多精辟的见解,这些论述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理论基础.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新闻思想的提出距今已有100多年的时间,可是其中的许多基本观点、基本理念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观察事物、分析事物的基本方法.它要求我们要用历史的、发展的和辩证的眼光看待事物.运用这种方法看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报刊活动和新闻思想,就是要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新闻工作的一系列理论观点放在当时所处的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中去研究和分析它们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实际意义及理论价值,在此基础上把握其精神实质及理论内涵.同样,学习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思想,要从我国的国情,从我国当前新闻工作的实际需要出发.把马克思、恩格斯新闻思想中的理论原理和基本方法用于解决我国当前新闻工作中的实际问题,真正做到学用结合,学以致用.马克思恩格斯新闻思想的形成,本身是实践的结果,它来源于实践,同时又为实践服务.因此,不应该把它看作纯粹“概念性”、“理论性”的东西,更不应该把它视为“空头理论”,否定它的实践价值和现实意义.正确的做法应当是自觉地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思想来指导当前的新闻实践,规范自身的新闻传播行为.在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的一些文章后,我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犀利、富有魅力的文笔和极富战斗力的写作风格所折服.作为一名新闻专业的学生,研读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论著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既可以增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又能够提高自己的新闻业务能力.我回想起本科时第一堂新闻专业课的内容,“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实事求是,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媒介经营和管理体系,在保证良好社会效益的前提下求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并非空话.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通过本学期的马克思主义原著的学习，我认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内容：1、劳动力成为商品是剩余价值生产的前提；2、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就是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3、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是生产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体现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4、可变资本是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5、增加剩余价值生产的方法都是通过提高剩余价值率实现的。基本方法是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等。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它决定着资本主义的一切主要方面和矛盾发展的全部过程；决定着资本主义生产的高涨和危机；决定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灭亡。
社会科学是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兴起于18世纪中后期,到19世纪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才逐渐建立了系统的理论结构,形成了独立的学科体系。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社会科学类论文参考 范文 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社会科学类论文参考范文篇1 浅析社会科学客观性 社会科学是从传统的人文科学中分化出来的，它至今还带有人文学科的痕迹。但是社会科学是一种科学研究，它的形成与发展受到自然科学的极大鼓舞，基本出发点是：社会及人类行为也可以像自然现象那样由“科学”来研究;其根本任务是客观地描述和分析社会(袁方，1995：14)。由于社会现象的特殊性，这项任务往往成为一个难题。社会科学不只是一个纯粹的理论思维过程，也是一种 文化 和意识现象，它的形成和发展受到了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伴随着社会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客观性问题就成为一个始终萦绕的问题，问题纠缠的大部分源于对“客观性”的不同理解，因此，我们有必要对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展开进一步的探讨和认识。 一、基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对其客观性的认识 从研究对象上说，自然科学的对象是自然界中的现象，是没有人直接参与的现象，即自然客体。自然客体是一种物态性的实体存在，客观实在性、可重复显现性和历史发展性是它的根本属性(李文华，2006)。社会科学通常是指研究社会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它是一个包括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庞大知识体系。社会世界的现象是有人直接参与的现象，即人(们)的心理和行为活动本身(王忠武，1999)。这个差异似乎一目了然，其实它隐藏着更深刻的分歧，甚至可以说，它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 其它 方面呈现差异的主要源泉，同时也是社会科学在客观性方面呈现争论的源泉。 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看，社会科学是以人类社会和社会中的人为研究对象，而自然科学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二者在客观性程度上的差别是显然的。有人否定社会科学客观性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社会生活是有目的、有意识的人参与其中，社会现象本身多系主观性所为，因而缺乏客观性。这种观点是把客观性的含义看做那种无人介入的、纯自然的客观性。但是，笔者认为，客观性包括“那些存在于人活动中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本质联系”的含义，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侧重于研究客观性的社会现象与社会规律，其社会功能集中表现在改善社会管理和制度文明建设方面，也具有一定的自身的客观性。总体而言，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看，社会科学的客观性程度可以说处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关键的中介地位上。且对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均具有主导、规范、协调和控制作用。 二、基于社会科学的知识对其客观性的认识 从实证主义和 经验 主义的角度出发，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可以表现为社会科学知识的系统性。因果决定论和普遍性等几个特性(袁方，1995：14-16)。具体而言，社会科学知识的系统系指社会科学的目的是系统地说明和解释人类的社会行为，而这种说明也像自然科学那样依据一定的逻辑法则。社会科学知识的因果决定论是指，社会科学家也像自然科学那样假定，任何事物都有其发生的原因，也就是说，每一个事物都是由在它之前的某些事物所决定。社会科学知识的普遍性是指，要从多种因素中找出最主要的、对所有人都有影响的因素，并把这种普通的、简化的因果说明应用于任何人，任何时间、地点，包含了不同文化价值下的人对同一种知识的理解和接受。 从以上罗列出的几个社会科学知识的性质，可以看出社会科学在形式和内容上追求像 自然科学知识 那样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与自然科学相比，由于社会现象的不确定因素更多，偶然性和独特性也更大;社会科学所研究的现象比较复杂、异质性较大，而且更多地受到个人因素的影响。这使得社会科学知识的系统性不强，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不严谨，往往难以达到对社会现象的客观、准确和系统的认识，社会科学知识也更容易受研究者本人的世界观、政治信仰、价值观等因素的影响，而与所要反映的社会现象存在偏差。因此，从社会科学知识这个维度来说，目前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仅仅是一种“准客观性”，亦或说是一种类客观性，难以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客观性。 三、基于社会科学的 方法 论对其客观性的认识 早期社会科学由于受机械物理学为核心的自然科学科学的深度影响，坚持将社会科学的主观性视作不同主张的分水岭，主观性与“心理的、有价值的”等同。“心理的”具有私人性(袁继红，2008)。孔德、迪尔凯姆等人推崇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现象，排斥任何心理的因素，探索事物之间重复出现的社会规律，追求普遍的唯一的本，即方法论上的实证主义。因而，孔德等人将“心理的”对立面视为“客观的”，并主张用观察法、实验法、统计方和比较法等研究社会现象。此外，李凯尔特、狄尔泰等人则将社会科学研究的触角置于人类社会现象特有的价值上，人类自由意志赋予社会现象独有的价值。一切自然的东西都不具有价值，因而不能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科学(文化科学)，社会科学的课题具有私人性、独特性，只能采用“表意的”方法，把握主观的对象。“客观性”在此作为主观性的对立面被拒斥在外。然而，这两类主张由于都固守着明确的界限，无法克服本身的局限性，前者固守在价值无涉的自然领域，一味寻求社会科学的客观性，而不顾社会科学自身的特点，后者则强调社会科学属于价值领域，认为社会科学不存在客观性，陷入主观主义的泥潭。 实际上，大部分社会科学家都介于实证主义与主观主义这两个极端之间。其中，韦伯的方法论思想最具代表性，他对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也作出了自己独特的理解和认识。韦伯认为，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有本质的不同，后者含有社会成员对自己和他人行为的主观理解，也就是说，“社会事实最终归结为可理解的事实”。此外，韦伯指出，由于人的社会行为是有意义、有目的的，因而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对于这种规律性的行为可以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加油研究。为此，韦伯提出了“理想类型”和“价值中立”两个核心概念，也确保社会科学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具有客观性，同时也能很好的区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性。 四、 总结 ：社会科学客观性何以可能 科学研究的客观性是指任何研究者，不管他们属于哪个阶级、哪个党派，信仰哪一宗教，只要他们采用同样的科学方法，就能够得出同样的研究结论(袁方，1995：16)。社会科学由于具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和机制，如研究对象比较复杂、异质性、偶然性和独特性较大;易受到个人因素的影响等，同时也难以摆脱与价值的亲和性关系。因此，社会科学的客观性是建立在主观基础上的，是在价值关联基础上获得的认识被价值立场下的人的普遍理解和接受的社会事实。所以，如果社会科学研究没有与任何文化价值相关联，那么任何处于价值立场下的人对于研究认识就难以理解和接受，也就因此取消了客观性的可能性实现，从这一点说价值关联是客观性的基础。 社会科学对社会和历史的认识是一个在动态中近似实现的过程，是一个从文化意义上对历史因果分析的不断认识，是一个追求知识对具体实在的经验有效性和对这种经验有效性不断在文化价值上重新界定的过程(赖金良，1996)。社会科学研究客观性的表现是：这种研究由于实现了文化价值所界定的针对经验实在的有效性而被文化的人类所普遍理解和接受。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基础是文化价值和价值关联，这种研究的客观性来源则是这种研究所赖以获取的手段是被普遍理解和可接受到的，这种手段就是各种不同的理想类型以及研究方法和技术，而这种手段的客观性基础是理想类型的开放性、研究方法和技术的客观性和有效性。纵然如此，但是要想真正实现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并被其他学科所认可，其道路还是很艰难，需要社会科学研究者付出巨大的努力。 参考文献： [1]袁方，社会研究方法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2]袁继红，基于方法的社会科学客观性何以可能[J]四川工农学报，2008(5) [3]王忠武，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三位一体关系[J]，科学学研究,1999(3) [4]李文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五个差异――兼论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意义[J]科学学研究,2006(6) [5]赖金良，什么是社会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的客观性[J]哲学研究，1996(6) 社会科学类论文参考范文篇2 论科学社会主义和科学发展观 摘要：我们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观的继承和拓展，是当代社会发展形势的必然;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创造性应用，符合中国国情;对于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发展科学社会主义，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科学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形态，让人们更具体地认识社会。之所以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是为了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曾这样提到：马克思一生中最大的发现有两个，一个是唯物史观，另一个是剩余价值。这两个重大的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它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发展规律的科学，是一门政治科学。 马克思主义分为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其中，哲学是起点，经济学是中介，科学社会主义是终点。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指导我们党和国家实践活动的一门首要科学，必须将其贯彻到我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同时科学社会主义也将在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 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以胡锦涛为的党中央在新实践中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核心是“以人为本”，内容是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实现方法是统筹兼顾，具体办法就是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内在要求，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也是针对当前中国国内外经济形势，满足中国今后长期发展需要。科学发展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必须遵循的发展规律，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内在要求，对于中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和重要的影响。 一、科学发展观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观的继承和拓展，是当代社会发展形势的必然 科学发展观对当今社会起指导和促进作用。他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提出了新的理念 邓小平同志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求发展，必须首先发展生产力，只有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国内外建设社会主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理念，这就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主要是通过社会主义自身的发展，而社会主义的发展必须是科学的发展。科学发展观是新的社会主义发展观，它的提出推进新的社会主义事业。 (二)解答了一个重大问题 各国的社会主义者都在探讨当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怎样的社会主义，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则科学的回答了这一问题。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人民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在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必须依靠人民。内容是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就是要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等个方面的建设，使现代化建设的各方面都相协调。只有这样才能掌控全局，能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大关系。 (三)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1.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石 科学发展观在继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础上有所发展，并没有脱离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而是在发展过程中提出关于社会主义的新的观点。所以，科学社会主义始终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石。 2.科学发展观的逻辑起点 党的思想路线的创新，是科学发展观的逻辑起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可以用16个字概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在这16个字中，最重要的就是“求真务实”，胡锦涛指出：求真务实，是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以贯之的科学精神，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P 3.科学发展观的立足点 科学发展观的立足点是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思考。我们必须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实际情况出发，“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我们的思想和理论”，?Q这就是科学发展观的立足点。 4.科学发展观的理论结构 党的十七大 报告 中指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R14只有坚持了这几点，科学发展观才能真正落实。 二、科学发展观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创造性应用，符合中国国情 (一)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论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把如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研究的重点，把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作为文明进步程度的一个主要标志。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就是人们自身的力量。科学发展观强调的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人和自然的可持续发展，要做到“五个统筹”、“五个坚持”，这是马克思有关生产力的科学论断的反应，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因此，科学发展观的确立，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创造性应用和发展。 (二)唯物史观社会发展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全方位开放、互通有无、互补互利从而使各种资源在全世界范围内有话配置的经济，是一种以国内社会政治稳定、世界不发生大的战争为前提的全球化的经济。这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来支撑，为求稳定，不得不给社会劣势群体以福利保障，如今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实行社会福利政策，扶贫助弱的政策，这并非完全处于富人的善心，而是处于发展的客观需要。 如今，想保持党员的先进性，重要第一条，就是坚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创造出社会主义所必须的物质和精神的条件，并且在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起先锋模范作用。 (三)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理念：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标志着党在政治、思想路线、执政能力等方面已日趋成熟，也进一步补充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胡锦涛同志总结了我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观，大大加快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延伸，又是坚持科学发展观的目的。把科学发展观付诸实践，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正要义，表明我们党开始把弘扬人道主义精神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 三、科学发展观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一)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 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二者不能等同也不能割裂，他们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只有坚持科学发展观，才能构建和谐社会。 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在价值取向、目标任务、根本要求等方面是统一的，“以人为本”、“五个统筹”既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也是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二者在一定 社会实践 基础上还可以互相转化，落实科学发展观，才能构建和谐社会;社会和谐，才能落实科学发展观。 (二)科学发展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指导思想 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就是是以人为本，这就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了力量源泉。 就当前我国的国情来看，生产力水平还有待提高。离开发展片面追求和谐，或者离开和谐片面追求发展，就无法协调，无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科学发展观把发展与和谐有机统一，是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须要坚持的正确原则。 和谐社会的建设既是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创造自己幸福生活的宏伟事业，也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更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这要求领导干部联系实际、统筹兼顾、运用发展的观点、坚持创新的思路不断开拓和谐社会建设的新格局。 (三)和谐社会的构建是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实践成果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终目的就是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需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 1.构建和谐社会的第一要务是发展 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它使人类社会文明和进步。在当今世界，和平和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所有国家都在谋求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揭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要求及精神实质，也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了指导作用。因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终目的是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发展，而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正实现这一目的。 2.“坚持以人为本”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出发点和归宿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这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和核心，是党的宗旨和使命。这就是要求我们党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人民的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的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3.“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内容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内容，也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义。“全面”就是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的全面发展，“协调”就是指协调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关系，即协调好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之间的关系。“可持续发展”是要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要保持与自然的和谐。只有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才能走上全面提高的文明发展道路。 综上所述，科学发展观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在中国当前的国情下，只有坚持科学发展观，才能构建科学的社会主义，构建和谐社会，使社会主义的建设步入正轨，拥有更美好的未来。 注释： ?P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 教育 读本.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 ?Q江泽民.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R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出版信息不详. [2]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出版信息不详.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猜你喜欢： 1. 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论文范文 2. 社会科学类学术论文范文 3. 哲学社会科学类论文范文 4. 哲学社会科学类论文格式范文 5. 社会科学主义论文范文
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 文化 有比较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伟大而又异常艰难的事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需要长期艰难的探索。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时，面临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毛泽东同志就开始了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一问题的艰辛探索。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全文如下：
内容摘要： 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至今已有60年，60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辛的探索，逐渐认识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探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回顾这段历史， 总结 经验 教训，对于加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十一届三中全会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党的工作重心转移 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改革开放 深入改革
一
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探索，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划线分为两个时期，党在每个时期都为探索经济建设规律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探索，从严格意义上来看，是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开始的。若对从此开始的这个时期作一分期的话，可以分为“一五”计划编制和实施、“大跃进”、60年代初开始的调整、““””四个阶段。下面就这四个阶段作一分析和考察。
第一阶段：
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和实施阶段。这个阶段尽管党在经济建设上还没有多少实践经验，理论准备也不足，甚至对经济建设规律知之甚少，但是在计划的编制过程中，力求从实际出发，按经济规律办事。1952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编制1953年计划纲要的指示中就指出：“必须以科学的态度从事计划工作，使我们的计划正确地反映客观经济发展的法则。”1953年6月23日，李富春代表中财委作了进一步说明。他说：“计划应该是充分地根据和体现党所规定的方针任务，使需要与可能结合、经济与技术结合，从发展整个人民的经济观点出发努力学习全面计算平衡，如此才能适合人民经济按比例均衡发展的规律。”这是党在开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前夕对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而这个规律也只是局限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陈云在回顾这段经济工作时说：“六十年代，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这是党在这一阶段对经济建设规律认识的主要特点。出现这一特点的主要原因是：
从主观上来看，第一，我们刚刚开始经济建设的实践，既没有经验，也没有理论准备，所以对经济建设规律知之不多。加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我们自己观念上又有对商品经济的敌视，因此对价值规律进行排斥。第二，苏联模式的影响。1953年6月，李富春在谈“一五”计划编制的意见时曾讲过：“我们要依靠苏联，学习苏联”。他的意见基本反映了当时全党的倾向。而学习苏联主要是学习在苏联经济建设中起主要作用的有计划按比例的经济发展模式。从客观上来看，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基础是极其薄弱的。经过帝国主义的掠夺以及战争的破坏，物质极其匮乏，为了尽快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国家必须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人力保证国家重点建设，并使各方面比例达到综合平衡，才能保证经济建设稳步发展。
正因为如此，党确定了综合平衡的经济建设方针，合理地安排了国民经济建设的各方面比例关系，既保证了重点，又实现了全面安排的目标。这是当时党重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主要原因之所在。在计划执行中，对1956年出现的经济上的冒进和复杂的国际形势，党作了冷静的分析和探索，为此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提出要处理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对经济建设规?律进行了理论概括和总结。党的八大继续探索，加深对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确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陈云还提出了著名的“三主体三补充”的经济建设格局的思想。正因为党在“一五”计划时期努力按经济建设规律办事，才取得了经济建设上的显著成就。
第二阶段：
“大跃进”的三年。这个阶段正是预计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前三年。早在1955年8月，周恩来就着手领导“二五”计划的编制工作，党的八大通过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确定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然而，计划还没有付诸实施，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就出现了严重失误。首先是毛泽东严厉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否定了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方针，确立了高指标、高速度跃进发展的经济建设方针。接着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严重地忽视了客观的经济建设规律，否定国民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夸大了人的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把发展经济片面地归结为一个高速度。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引下，全国掀起了“大跃进”的狂潮，结果造成了经济建设严重比例失调，受到了客观经济规律的惩罚。
正是这次挫折，使这代领导人开始对经济规律有了更加深刻和广泛的认识。第一，对经济规律重要性的认识。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讲：“我们对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第二，加深了对综合平衡规律的认识。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开始就讲，“大跃进”的主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他说，整个经济工作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第三，对价值规律的新认识。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首次提到价值规律问题，批评“大跃进”中否定商品生产、价值规律问题。接着他又在同年的11月24日的一则批语中说：“在现阶段，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货币制度、价值规律等形式，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生产、有利于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有那段著名的关于价值法则的讲话，指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第四，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了新认识。中共中央在为纠正“共产风”而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指出：实现两个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1958年毛泽东号召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当毛泽东谈到苏联因为依靠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而取得了消灭剥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时批注说：“在往后亿万年中，生产力性质不会不发生变化的，为了一定要适合它，生产关系也得改变，而且将有无数的改变。”认识这一经济规律对于纠正“共产风”、穷过渡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第三阶段：
60年代初开始的国民经济调整阶段。为了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60年代初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由于对第二阶段的教训进行了总结，特别是对经济规律的加深认识，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积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安排国民经济。其中周恩来、陈云反复强调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周恩来讲，为了改变经济方面的不协调状况，“为了给以后的国民经济的新的大发展创造条件，就必须用一个较长时间，即用几年的时间，通过综合平衡、全面安排，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开始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国民经济调整期间，党中央开始着手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由于有了“一五”计划和对国民经济调整的成功经验，也有“大跃进”受到规律惩罚的教训，因此，第三个五年计划在编制时就强调了按客观规律办事的问题。毛泽东在谈到在计划中如何处理各方面矛盾时说：“只能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要按客观规律来办事。”按照毛泽东的谈话精神，“三五”计
划确定了大力发展农业，基本上解决吃穿用，加强国防建设和基础工业建设的任务。然而，由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也发生了变化，由重点解决人民吃穿用转变为以国防建设为中心。
第四阶段：
““””十年。1966年“三五”计划开始实施的第一年爆发了““””。这十年，除1970年周恩来拟定第四个五年计划，19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经济情况有所好转外，整个经济被拖到崩溃的边缘。不仅全盘否定了前一阶段经济调整的成就，而且把发展生产力批判为“唯生产力”论，经济出现混乱状态，根本就谈不上对经济建设规律进行认识和探索了。
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两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探索。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探索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若对这一时期作一分期的话，可以分为经济的调整与改革、全面改革、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快速发展四个阶段。下面就这四个阶段作一分析和考察。
第一阶段：
1979-1984年，经济的调整与改革阶段。这个阶段是从根本上端正指导思想，重新对经济建设规律进行认识和探索，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改革开放开始起步阶段。1976年10月，“_”的垮台，结束了十年内乱，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扫除了障碍。然而，经济建设上又出现了新的洋跃进，即片面追求高速度，不顾国力大量引进国外设备，造成国民经济比例的新的失调。这种违背经济规律的做法，与50年代的“大跃进”如出一辙，根本原因还是指导思想上“左”的东西在作怪。这次失误，使人们逐步认识到，必须从根本上端正指导思想，遵循客观经济规律，找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担起了这样的历史重任。全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强调了马克思主
义的思想路线，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乘着三中全会的春风，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始纠正洋跃进的错误，探索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建设规律。1979年4月，党中央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在调整中，第二代领导集体普遍认识到经济建设必须按客观规律办事。当时邓小平就讲：“我们需要的是鼓实劲，不是鼓虚劲，就是说，我们的工作要扎实，效果要实实在在。所谓鼓实劲，不鼓虚劲，拿科学的语言来说，就是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经济工作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弄虚作假，不能空喊 口号 ，要有一套科学的办法。”陈云、李先念也多次强调，国民经济只有按比例，才有高速度。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国民经济调整取得了重大成就。与此同时，在我国农村开始了伟大变革。长期以来，农业生产长期增产不增收，分配不兑现，农民生活极为贫困。严峻的现实迫使农民寻找出路。首先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农民创造了一种新的更适合农业发展的责任制形式——家庭联产承包制。它的出现引起了全国上下的争论，对此，邓小平给予了公开的支持。1980年9月，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并下发了75号文件。从1982年开始，中央连续5年发出了5个一号文件，充分肯定了以包产到户为主要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此农村的经济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是党中央遵循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规律的结果。
第二阶段：
1984-1988年，全面改革阶段。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宣告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已经由农村转移到城市，标志着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面展开和不断深化的新阶段。在《决定》的指导下，围绕着搞活大中型企业这个中心环节进行了从企业经营管理体制到分配制度，从横向经济联合到工资制度的改革，目的在于激发企业的活力，促进企业效益的提高和国民经济的发展。这里涉及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经济规律。为了推动全面改革，《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命题，又明确指出，在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问题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不在于商品经济是否存在和价值规律是否发生作用，而在于所有制不同。这就突破了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模式。这是对经济建设规律深入探索的结果。到1987年10月，党的十五大适应实践发展的要求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作出了新的概括。首次明确放弃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将市场置于新经济运行机制的中心环节，这意味着价值规律的作用越来越大。认识的提高又反作用实践，使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经济建设上了一个新台阶。
第三阶段：
1989-1991年，治理整顿阶段。在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一些问题和困难，如：供需失衡;工农业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基础工业和基础与加工工业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流通秩序混乱等等。1989年11月，十三届五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治理整顿，重点解决以上问题，使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在治理整顿的三年，国家有效地运用宏观调控手段，使过热的经济恢复到正常状态，通货膨胀得到了有效控制。
1992年至今，深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快速发展阶段。从1992年开始，我国经济建设走上了快速发展之路，党对经济规律的认识和探索也取得了重大成果。
第一，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认识有了新突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不仅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时也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了新的认识。这一科学论断表达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实现目的手段。强调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达到实现共同富裕的目的。
第二，更加重视市场及价值规律的作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对困扰人们多年的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作了深刻阐述。以此为指导，党的十四大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此，我国的经济政策更加重视市场的作用，强调在资源配置中运用市场机制，通过价值规律、竞争规律将资源配置在效益好的部门和企业，解决企业长期效益低下的问题。1993年11月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将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具体化了，这意味着价值规律的作用越来越大。
第三，对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认识也有了新内容。改革开放以来，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某些方面进行了深化改革，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新格局。改革的不断深入，要求理论上，有新的突破。党的十五大适应了这一要求，在理论上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阐述。
这期间，党制定了经过科学论证、符合经济规律的跨世纪的宏伟纲领，即《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为确保这个宏伟纲领的实施，江泽民作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讲话，提出了必须按客观经济规律处理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十二个关系。这是党对经济建设规律探索的最新成果，也是党实现跨世纪宏伟蓝图的科学指南。
总之，通过以上对党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历史考察和分析，使我们可以看出，党对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探索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化的，遵循经济建设规律，党领导我国定会如期实现跨世纪的宏伟战略目标。
参考文献:
《党的文献》1989年第四期 第4页 第6页 《陈云文选》下卷 第221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献》第九册 第216页
第6册 第566页 第661页 第八册 第172页 《周恩来文选》下卷 第370—3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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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论文我们党的历史上，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把一百多年来受尽外国侵略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独立的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这场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第一代领导集体艰辛探索奠定基础中国革命和建设胜利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实现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一次结合，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又探索马列主义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的第二次结合。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指出现在中国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要求“进行第二次结合”，强调“在结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为此进行了艰辛探索，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是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创举。毛泽东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为和平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新经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设想过，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可以对资产阶级采取“赎买”的办法。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机会实践他们的设想。列宁虽在1918年和1921年两次提出“赎买”的主张，但也因受到俄国资本家的抵制而失败。只有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在世界的东方大国采取“赎买”办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取得了成功。从历史上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解放战争中政治上大部分中立，一部分有影响的人士表现进步，拥护新民主主义，故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集体参加了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其代表人物参加了新中国的政府机构。解放后，由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封锁，把一部分民族工商业者的市场和原材料、零配件来源切断，一部分资金冻结，促使他们对于人民政府和国营经济的依赖程度愈来愈深，愈来愈广。人民政府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政策，私营企业可以通过接受加工、订货、代销等方式维持和发展生产，可以从企业盈余中领取四分之一作为股息。这种富有独创性的政策因对民族工商业者的生产和收入有利而为他们普遍接受。诚然，民族工商业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曾同人民政府发生冲突，甚至发动猖狂进攻，但经过“三反”、“五反”运动，击退了这些人的进攻，使他们认识到抗拒改造没有出路。1953年6月，毛泽东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5年中国农村掀起社会主义高潮，有力地推动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这种改造，采取的是“赎买”的办法，即在一定时期内，国家按核定的私股股额付给私方相当高的“定息” （年息五厘），作为“赎买”的代价。1955年秋冬，在农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发展的形势下，毛泽东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推向高潮———从个别公私合营进入全行业公私合营。到1956年底，私营工业人数的99％、私营商业人数的85％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基本上完成了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这样，中国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国，以和平方式有秩序地实现了社会主义运动中先进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以“赎买” 方法解决资产阶级问题的伟大设想。由于发展迅猛，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难免有些简单粗糙。但应该看到，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创造性地采用的“赎买”政策，确实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成功。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以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除此而外，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作用还有许多方面：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和《论十大关系》等著作，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毛泽东领导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主持制定的1954年《宪法》，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保证；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又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纠正了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和贯彻执行总路线中出现的偏差和错误，制订出一整套具体路线和具体政策，包括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商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商业四十条》）、教育工作条例草案（共三个，分别简称《高校六十条》、《中学五十条》、《小学四十条》）、科学工作条例草案（简称《科研十四条》）、文艺工作条例草案（简称《文艺八条》）等，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各个领域，都有了比较符合中国实际的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章程”；毛泽东开创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初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培养了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为改革开放新时期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在毛泽东领导下，我们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中国同11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外交关系，恢复了在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席位，突破了中美之间长期对抗的局面，确立了中国在国际上政治大国的地位，为中国以后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毛泽东同志作为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他所处的历史条件下，领导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为在中国实现、巩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作出了艰辛探索。 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具体主张毛泽东为了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作了不懈的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践试验。他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建设中国社会主义作出了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奠定了基础。从政治方面来看，毛泽东认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的核心是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采取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同时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中国特色的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从经济方面来看，具体表现在他对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中。他强调不要机械搬用外国经验，要从中国是个大农业国的情况出发，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走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他创造性地提出“农、轻、重”的顺序，已为实践证明了它的正确性。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建没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这决不是不要外援，而是把基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上。在这个方针指导下，我国胜利地克服过许多困难，其中包括帝国主义封锁等造成的困境。 从文化方面来看，毛泽东主张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广泛地吸收、批判地继承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建立我{门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他提出的“双百”方针，被写入党的八大文件，正式成为我国发展科学和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方针。他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指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争论，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学派，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但这不意味着有一个客观的标准。二、毛泽东为巩固社会主义提出的主要观点在如何巩固社会主义问题上，毛泽东同样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他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这一观点，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分成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两类。他认为，一方面从总体上看，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但另一方面，敌我矛盾也还存在甚至还可能激化。所以他提出，既不要混淆两类不同矛盾，要特别注意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但也不能放松警惕，以为已经没有敌我矛盾，可以高忱无忧了。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毛泽东提出了要警惕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阴谋的观点，提出防止“和平演变”最重要的是党内，特别是党内的领导人、领导集团。与此相联系，他一贯十分重视反对党内腐败现象的产生，并为此作了不懈的努力。他始终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来自国外的军事挑衅和种种压力。毛泽东关于如何巩固社会主义的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继承和发展了。他为巩固中华人民共和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三、研究毛泽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的现实意义尽管毛泽东在探索中既有正确的方面也有错误的方面，但他在探索中留下的丰富的经验教训和思想财富，为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可贵的营养和借鉴。可以说，毛泽东的探索，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奠基者的作用。在毛泽东领导下，我国开拓了一条独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取得了辉煌成就。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和发展与毛泽东的领导是分不开的。毛泽东的功绩是巨大的，他的理论与实践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在新中国历史上打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对于新中国后来历史的发展具有决定作用。他的名字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紧密相联，通过研究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肯定其居主要地位的有价值的方面，不仅仅是实事求是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问题，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我们今天研究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对于理解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统一性、继承性、创新性，以及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与时俱进性；对于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胜利实现伟大复兴，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文篇3 浅谈构建和谐社会论文的对策 [摘 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目标、总要求、基本途径、社会建设和党的自身建设。 [关键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要求;途径;自身建设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是内在统一的。没有科学发展就没有社会和谐，没有社会和谐也难以实现科学发展。 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目标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体现在构成社会的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上。从广义上说，就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基本适应，经济社会生态全面、协凋、可持续发展，共同进步;从狭义上说，就是实现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 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要求 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1.民主法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上层建筑保障。 和谐的社会关系要求上层建筑的法律制度加以维护，为此，就要通过民主政治建设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此外，和谐并不是“一团和气”，也不是宗派主义，而是建立在特定的原则的基础之上。原则要在民主的基础上产生，通过法制加以维炉，为此必须发展民主政治，扩大公民政治参与，落实依法治国方略。 2.公平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本质上要求。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国民的一贯主张，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但是，必须把公平正义放到市场经济体制的环境中来理解。离开这个环境，公平正义就可能演变成平均主义。在现阶段，公平正义主要体现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等价交换，买卖双方的利益和权益得到尊重和维护。因此，公平正义就是要承认事实上的不平等，尊重差别，通过适当的政策把差别转化为推进社会进步的动力。为此，要完善市场经济，规范竞争秩序，调节收入差距，正确处理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关系，依法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3.诚信友爱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道德的要求。 要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以增强诚信意识为重点，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发挥道德模范榜样作用，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用正确方式处理人际关系。 4.充满活力是社会成员激发出来的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充满活力的社会，这种“活力”需要激发。尊重创造，就要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让不同社会阶层都把自己的主动性、创造性和生产要素优势融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事业中。 5.安定有序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动态平衡。 社会稳定与社会和谐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社会不稳定现象要比社会不和谐现象更为严重，为了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有时仅仅用调和的 方法 不能奏效。要求不断改革社会管理体制，加强社会建设，发展基层民主，扩大公民自治，让公民依法管理自已的事务，最大限度地把社会矛盾消解在萌芽状态。 6.“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社会关系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延伸。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目的在于基本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建设生态文明必须深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此，就必须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途径。 1.坚持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发展是硬道理，是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发展对于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只有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有力的物质保证。 2.走共同富裕道路，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但平均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不能一蹴而就。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将贯穿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始终。在这个过程中、事实上的不平等将长期存在，因此要承认差别，而不是否认差别，更不能人为地消灭差别，差别既可产生动力，也能导致冲突。实现防止冲突、推动发展的目标，需要有正确的政策导向。逐步提高居民收人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 3.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和完善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体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上，应当尊重经济成分的多样性，实现不同经济成分的均衡发展。为此，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把二者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 四、把社会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社会建设关系到民生，关系到社会稳定，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布局中地位重要。我们党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历来重视改善民生，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现在，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即所谓“民生”问题的解决，既取决于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党政机关服务质量的改善、工作效率的提高，更取决于社会事业的发展，比如 教育 、文化、卫生、就业、住房、尤其是社会保障等事业的发展和完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 五、加强和改进党的自身建设。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党。只有党不断提高执政能力，永葆先进性，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才能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可靠的政治保证。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文篇4 试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随着社会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对实现和谐社会的愿望也愈发强烈。经过长期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指导，以及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建设的研究，证明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适应当今中国的发展趋势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实践观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有着积极地指导作用。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研究，结合中国现代社会的具体国情，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结合马克思主义社会实践观建设，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效建设与稳定、持续的发展。 一、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发展的历史轨迹 任何一项事物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他们的发展都有一个极其曲折艰辛的过程，毫不例外，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形成和发展也有着悠久漫长的历史，下面我们就浅谈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发展的历史轨迹。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产生前，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他的关于人类活动的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形成有很大影响。亚里士多德把人类活动分为理论、实践和创制，在实践哲学中，他认为幸福是最高的善。在当时，作为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他否定了自己老师柏拉图的唯心主义，他曾说“我爱吾师，但我更真理。”他批判了柏拉图把理想看作离开个别事物而独立存在的实体的理论，但他的批判并不彻底，他是在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间摇摆，所以他对唯物主义并不坚定，而且他的理论主要指向人的伦理道德活动。 然而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出现之前，哲学理论还有一段重要的发展史。当时，一位唯心主义的哲学家黑格尔，他指出，在泰利士的时代伦理习惯在人们的生活中逐渐便成为普遍化。而毕达哥拉斯的实践哲学使得“民族的精神在意识本身中有着它自己的独特的本质”，在毕达哥拉斯的那个时代，伦理便从现实生活中提升到思想上了，人们才意识到我们是有真正意识的绝对个体，我们可以决定自己的一切行为。这个理论也使得哲学不断向着实践哲学发展。 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之后，出现了智者学派，他们主要研究课题也是哲学的重要内容“给人以精神教养”，他们主张“智者们以智慧、科学、音乐、数学等教人，人们要在他们的观念方面得到教育”这种思想。哲学史本身就是一个有抽象到具体、由贫乏到丰富的过程，哲学史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毫无疑问，当时不断完善更变的哲学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随着人类对哲学认识的深化，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也逐步形成。 而实践观的精神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对事物的本质和人的本质问题理解上的历史变革和历史创新，所以作为中国现代青少年，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要把实践本质观和实践人本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观和人本观内在的结合起来，如此才能克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一些方面的弊端，例如:从客体方面理解事物本质，或者从主体方面理解人的本质。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探索和认识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由此被提出，不得不说的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运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哲学含义 (一)马克思实践思维方式的特点 实践思维方式是一种创新性思维方式，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正是通过这种思维方式超越了那些西方哲学家所提出来的哲学思想。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环境、主体和客体之间是双向互动的”，而且人的实践就是这种互动关系的完整体现。 理解实践思维方式对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而马克思实践思维方式有以下几点特征:①马克思哲学是以实践作为思维视觉和切入点的，通过把人理解为受实践规定、在实践中生成和发展的社会化的人、实践的人;并把世界理解为受实践规定、在实践中生成和发展的主体对象化世界、人化世界、属人世界或人类世界这两种的实践转向来为人类哲学开拓出新的视野和境界。②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式的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以主体的实践。 详细来说就是:在实践中生成和发展的人类社会或者社会中的人类作为立足点，在实践中生成和发展的人、世界或社会作为出发点，在实践中生成和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人的自由发展作为归宿点。③从实践去理解、评价哲学思维，相关哲学方面的研究途径都是以主体实践的内在本性和规律。通过这三条关于马克思实践思维方式的特点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实践思维方式就是马克思的哲学思维方式。 (二)实践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1、实践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立足于实践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体化哲学，它超越了一切唯心主义哲学，也克服了唯心主义的局限性，并且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和最显著的特点，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基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源于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揭示了自然界和社会的物质统一性，而且它也阐明了实践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根本地位，因为实践是人类改造世界的客观物质性活动。 而且，在马克思看来:必须面向现实世界中的实践，把现实和实践联系起来才能更好地完成哲学研究。所谓哲学首先要能经受现实生活中的实践的考验，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另外，要想使得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价值在现实生活中得到最大化的体现，就必须把马克思实践观的直接现实性和普遍统一性这两个基本点进行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观点就是实践观，并且其自然观、认识论和历史观的基本观点也是实践观。人类就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进步的，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要通过对时间以及社会进行深入而全面探讨，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实践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无法代替的地位。 2、实践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作用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目前人类社会最科学、最具生命力的一套理论，对人类发展的意义深远。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丰富和成熟，它是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如此生命力的关键。另外，实践具有创造客观价值和优化主体这两大社会功能，人类社会就是在人类的活动中发展的。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能根据时代的发展去针对适时的问题情境，由此揭露人类的生存状况，昭示人类发展机制的改进方向，完善人类的生存方式，使人类能创造一个和谐美好的社会。作为社会的接班人，我们需要明白的是:要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机结合，推动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就必须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巨大指导作用，并且不断的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由此可见，实践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作用无可比拟。 三、马克思社会主义和谐建设 (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 1、以人民为主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以人民为主体。人民是一个社会构成的主体，人民的幸福感决定了以整个社会的幸福感。人民不仅是构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各种社会实践的主体。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应当政府服务于人民，又属于人民。执政者与人民之间不存在阶级差异，与人民平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切机构都应以人民为主体，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均是为人民服务的代言机关。 2、公平、公正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和谐社会中不存在阶级的差异，社会等级制度等问题。消除阶级矛盾意味着在和谐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是平等的，每个人享有的权利与义务是平等的，不存在特权阶级，社会的任何组织活动都是公正公开的的，社会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不存在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等阶级矛盾，付出与收获得以平衡，整个社会的幸福感得以提升，加快和谐社会的建设。和谐社会中，一个人的价值的大小决定于一个人这个社会做出的贡献有多少，而不是有一个人的出生、地位所决定。 3、民族团结统一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向来都是政府关注的重点。由于各民族之间风俗习惯均存在较大的差异，民族混居地往往是社会安定问题高发地带。但民族的团结统一，并不意味着民族的同化，各民族的独特风俗习惯都是宝贵的文化财产，民族的团结统一应该建立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互相理解，互相理解，消除民族歧视，将民族团结放在解决民族问题的首要位置上，这样才能解决民族矛盾，实现各民族的协调发展，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迈出重要一步。 4、重视农民问题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并且正在由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农民问题依旧是民生之本，是政府需要关注的重点。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加快了城市化建设进程，在提高了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时，也导致各种人才资源大量从农村流向城市，城乡差距进一步加大。作为农业大国，农民问题影响到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发展。要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解决农民问题。通过健全农村各种福利制度，普及农村医疗 保险 等，出台更多地利民政策，保障农民的权益，解决农民问题，让农民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探索 1、毛泽东思想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 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各种理论知识及实践经验均十分匮乏，社会主义建设基本照搬苏联，是毛泽东同志首先冲破桎梏，提出应基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同志指出，苏联在建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暴露了其不足之处，我们在学习其先进思想与方法的同时，应吸取失败的经验与教训，并应以为戒，在中国的这会注意建设中少走弯路。这个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正处于起步阶段，毛泽东同时提出，现在应重在努力学习、积累经验。这个时期主要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探索，对以后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邓小平理论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新认识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二代领导者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经验与教训，改变了原来的“以阶级斗争”的不正确方针，将建设的重心转移到了经济上。邓小平同志首先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的实行改革开放，并就此推行了一系列措施，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则进一步确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将精神文明建设提升到战略地位，全面推动了新时期精神文明以及物质文明建设。 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启迪 “三个代表”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人在全面认识国内外形式变化，掌握了社会主义建设新要求之后，于十六大中提出的重要思想。它突破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江泽民同志汲取了前期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教训，正确认识到了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要求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的协调发展。将马克思社会主义实践观结合中国国情，改变前期盲目地教条主义，增强全局意识，实现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 四、总结 社会和谐是人民生活安定和谐的基本保证，和谐社会的本质是经济发展，人民安定，民族团结，国家富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探索与研究中提出的，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在探索过程中，马克思社会主义实践观作为理论依据，在不断地被改进与完善，更加的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目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仍处于发展阶段，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去建设，保证不断有先进文明为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精神支柱;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为和谐社会提供丰厚的物质保障。 [参考文献] [1]许华.马克思社会和谐思想研究[D].安徽大学，2011. [2]郭爱芬.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D].南京理工大学，2010. [3]栗琳.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观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D].中央民族大学，2013. 猜你喜欢： 1. 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毛概论文 2. 有关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文 3.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关论文 4.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毛概论文 5.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