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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小说人物评论之张无忌《神雕侠侣》是金庸紧接着《射雕英雄传》的小说，但我认为这部小说及小说的主角杨 过应分别处理，因为《神雕》的主题完全不同。有些人或会觉得武侠小说是写故事、写人 物，不是探讨什么主题，我很同意这个见解，以主题论金庸小说的人物，并不是强说这些主 题是作者原意，而是纯粹读者自己的体会出来的东西，但是一部完成了的作品，是有它自己 的生命的，因此读者看小说，或者旁人要评论，也不必事事追究作者原来的用意是什么。我 的意见是，暂时不谈《神雕》而跳到下一部小说，可以得出较连贯的看法。 在《倚天屠龙记》，金庸又回复到袁承志式的主角来。张无忌的身世比袁承志复杂得 多，遭遇远比袁承志传奇，但张无忌的个性跟袁承志完全不同，他随和得多，也被动得多 了。金庸在《倚天》的后记说，张无忌不是政治领袖材料，因为他不能克制自己，对敌人残 忍，不能当机立断，也没有权力欲，但是，张无忌随和良善，可以与他成为好朋友。 张无忌最大的特色是他的良善心肠。他并不很重视分辨是非善恶，也可说是不大重视公 正的赏善罚恶，而是习惯性的得饶人处且饶人，他是个感性的人，很容易受人感动，要威胁 他做什么未必成功，但恳求他什么，他多半会答应，就算自己吃亏，也不计较。 他的良善心肠，自小已看得出来。谢逊在冰火岛上谈往事，说到以七伤拳打空见神僧， 十三拳打了十拳，小元忌插口说：“义父，下面还有三拳，你就不要打了罢，这老和尚为人 很好，你打伤了他，心中过意不去。倘若伤了自己，那也不好。”他头十年的生命，在父母及义父慈爱保护之下度过，后来的一连串苦难，始终没有改变 他对别人的信任和善心。他父母在一日内相继自杀而死，殷素素临死时叮嘱他记着上武当山 逼死他父母的各门各派中的人，慢慢报仇，他记是记住了这些人，但最后没有向他们之中任 何一人报仇。金庸的男主角之中，似乎只有张无忌从来没有以为什么人报仇为目的。 另一方面，张无忌记恩，周芷若在舟中喂饭之恩，他一生都没有忘记，后来她两番累他 几乎丧命，他也一点不放在心上。记起她时，总想到她的恩情，不想她负他之处。 他是个温情的人，对父母义父的爱、对张三丰的爱、对武当六侠的爱时时洋溢在胸中， 甚至对殷离感到亲近，对殷野王、殷天正感到深切亲情。他保护杨不悔万里寻父，绝不是基 于“助人为快乐之本”的原则，而是出乎自然的爱护弱小。在光明顶秘道之中，他以自身为 小昭挡灾，小昭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但是于张无忌而言，这却是最自然不过：“你是个小姑 娘，我自是要护着你些儿。”在情爱事上，张无忌也是随和被动、容易受感动、容易受人摆布。他以爱还爱，周芷若 爱他，他对她爱怜备至；赵敏对他迷恋，为他抛弃荣华。不顾生命，他也自然“刻骨铭心” 地爱她了。她们两个都是美人，金庸在书中三番四次刻画她们白雪红玫之美，一加上良辰美 景。花前月下，张无忌的反应便是“心中一荡”、意乱情迷了。张无忌不能成为政治领袖，随和被动而缺乏野心是一个重要原因。另一个重要原因便是 他毫无主见，亦心无城府，容易信人。他之所以成为明教教主，全是凑巧，后来中朱元璋之 计退出，亦没有什么可惜。他根本没有多大的领袖指挥才能，更不懂谋略，就算当时没有中 计，也不是长久的教主材料。他甚至没有什么志愿理想，他对世界看法单纯，最接近理想志 愿的，只是空泛地希望人人忘记仇恨，结成朋友，快快乐乐地过日子。因此，他最适合做医 生。他在蝶谷学医，后来运用医术救人的情节，是他表现得最主动的地方，也是他最令人欣 赏的时候。武功在他是次要，医术才是最主要的。我始终不大喜欢张无忌，真正原因可能只是他的个性与我恰好相反。我对张无忌这个人 物颇有偏见。但我仍认为这样的人，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他们心地良善，绝不苛刻，也 绝不自以为是，道貌岸然；坏处是他们容易被人利用，他们往往明知被人利用而甘心被人利 用，虽然这是他们的宽大为怀，但这也令到爱护他们的人感到不快，因为对于对他好与对他 不好的人都一样好，其实就是对于对他好的人不公平了，这种心态或许可称为小心眼，但也是人之常情。金庸小说人物评论之梅超风读过《射雕英雄传》的人，没有不记得“黑风双煞”的。江南七怪黑夜在荒山恶战黑风双煞的惊心动魄之处，像人与鬼怪之间的搏斗多于武林人 物之间的打斗，梅超风长发飞舞、在月下荒山以“九阴白骨爪”插入活人靶子的头顶，满手 鲜血脑浆，令人想起吸血僵尸。童年的恐怖经历印象分外难以磨灭，恶战“铁尸”梅超风、 慌乱中刺死“铜尸”陈玄风，是郭靖童年最可怕的经历。荒山一战，“铜尸”丧命，被江南七怪打瞎的“铁尸”却逃脱，她到处追寻杀夫仇人报 仇。梅超风是《射雕英雄传》最残忍可怖的人物，但同时又是最可悲可怜的人物。她突然在 完颜烈王府花园出现，被黄蓉一口喝住，读者才知道原来这妖魔似的“铁尸”以前有一个美 丽的名字叫做“梅若华”，拜在桃花岛黄药师门下学艺，才改为“梅超风”。同门的师兄弟 都以“风”字排，陈玄风原是师兄，两人成为情侣，此外还有陆乘风、曲灵风等人。黄药师 的夫人为他从周怕通处得一部“九阴真经”，梅超风与陈玄风偷了逃去躲起来练习，黄药 师大怒之余打断了徒弟的腿，把他们逐出师门，冯蘅为黄药师苦苦再努力追忆经文默出，终 于心力交瘁，难产而死。梅超风，陈玄风便成了相依为命的一对夫妻，陈玄风死后，十多年 来梅超风便了然一人，过着孤独、痛苦而黑暗的日子。把梅超风比作自悔偷灵药的媳娥，未免有点怪诞，然而梅超风的确是怀念师父、后悔偷 经。在归云庄无意重见恩师，她掩不住渴望重归师门的心情，宁愿自己斩去双掌，以废掉从 “九阴真经”上学回来的高强武功。终于，黄药师与全真七子搏斗，欧阳锋在背后施袭，她 奋身扑在黄药师背上，为护他舍弃了生命，临终之际，黄药师让她得偿心愿，她死后，黄药 师以她的尸首为“武器”，为她报仇。无论是否同情这两个人物的所为，读者都会被他们之 间的感情感动。更值得指出的是，梅超风这个人物的完整。她的故事一早便有伏线，正好显 示《射雕英雄传》的结构比较严密。金庸小说人物评论之黄药师金庸小说所有女子之中，最幸福的一定是黄蓉的母亲冯蘅女士了，因为她有黄药师这样 的人做丈夫(冯蘅因黄药师而亡，不知有何可幸之处？--东方剑)。黄药师上通天文，下通地理，博览群书，精通阴阳五行、奇门八卦数术，琴棋书画，更 是无一不精，黄蓉随便乱学些皮毛，已经十分可观，黄药师本人如何聪明及有才学，就不难 想像得到了，何况他还武功盖世，脐身一流高手之列？黄药师本人风流潇洒，口味高雅，单从他的武功已可见端倪。他的“落英掌”、“兰花 拂穴手”追求姿态优美，“碧海潮生曲”更是寓武功于音乐。桃花岛的布局符合防卫，但表 面上不露痕迹，但觉花木幽深，竟是园林艺术的上品。看他的布置，便知他的生活充满抚琴、吹萧、烹茶、观画、钻研学问种种情趣，“桃花 影落飞神剑，碧海潮生按玉箫”，多么令人神往！他不落俗套，不为世俗思想所规限，他任性痴情而极度浪漫。妻子亡故，他恋恋不忘， 十几年中，夜夜在她墓旁吹箫相伴，墓中供着的是他亲笔所绘的小像及最精巧的珍玩，他做 了花船，思算携了她的玉棺，月夜出航，让海浪打碎船身，与她一同葬身大海，这是何等痴 情，又何等浪漫。而且他的浪漫，不是做梦的少年的浪漫，而是一个懂得爱也懂得欲的成熟男子的浪漫。 他的重视真情，一生渴望思念也在所不计。所以，他看见黄蓉深爱郭靖，难舍难分，他便共 鸣而发出悲吟：“且乎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有这样的父亲而 思嫁郭靖，黄蓉的口味实在不高贵。这样的人自是骄傲的，所以是“东邪”，而黄药师的缺点也太多太多，“伟大”、“英 雄”、“完美”的这些字眼不能用到他身上，但这么多才多艺多令人倾心之处的人，有缺点 又有什么关系？冯蘅虽然早死，但也应是值得的。金庸小说人物评论之洪七公洪七公若非贪吃，必然是个伟大而无趣的人。他正义凛然的告诉裘千仞，他手下杀过二 百三十一人，但个个都是恶徒，死有余辜，他平生没有杀过一个好人；就算这是事实，这等 自信道德上从来没有错，而进一步结论因此他有资格杀裘千仞，真是使人不寒而傈。世上最 专横的独裁者，总是以为自己是对的。洪七公毫不专横，也绝非独裁者，他是一个典型的大节一丝不苟，其余便不拘小节的人 物，不犯大错，不给他作大义凛然指责的理由，洪七公是个可爱的长者。他的贪吃及美食当 前的猴急姿态，令人感到好笑，洪七公有此弱点，便不会变得不近人情了。事实上，他很有人情味，他明知黄蓉故意讨好他，使他答应教郭靖武功，但也不在意， 照教如仪，让这对小儿女遂了心愿。他并不是一味出自好心，教穆念慈是出自好心，报答她 好心救了一名丐帮弟子，但只教了她两三招，黄蓉郭靖学了这么多功夫去，一来因为他贪吃 黄蓉的小菜，二来因为他着实喜爱他二人，而两人之中，他又喜爱黄蓉更多，因为她聪明伶 俐，这样的徒弟，往往吸引师父一套一套功夫的教下去，欲罢不能。若洪七公正义感大于人 情味，他就会欣赏正直的郭靖，多过古灵精怪的黄蓉了。为了郭靖，他大概不会承担这样大 的麻烦，亲自跑到桃花岛去代郭靖求亲，但为了黄蓉，见她那么喜欢这傻小子，他就扮演郭 家大媒去了。他喜爱黄蓉，黄蓉也是真心爱他，他被老毒物暗袭，身受重伤，明霞岛上，黄蓉悉心照 料维护，犹如小孙女照料老祖父，亲情深厚，令人感动。其实，正是因为他是这么可亲可爱的一个人，所以他的正义凛然才分外使人肃然起敬， 所以在他跟前，施以偷袭的欧阳锋，乘人之危的欧阳克，才显得那么卑鄙不堪。洪七公对裘 千仞说的那段话那么有力，原因不在于洪七公是永远不会错的圣人，而是在于他极少板起脸 孔教训人，连洪七公这么宽容的人也提出指责，裘千仞就不能不感到惭愧了。金庸小说人物评论之黄蓉金庸小说多妖女，黄蓉一露面便让郭靖的师父骂称“小妖女”；殷素素是“妖女”。任 盈盈是“魔教妖女”，何铁手、蓝凤凰之流自然更是妖女，连蒙古郡主赵敏，也被人叫做 “小妖女”。金庸小说多妖女，无非是因为金庸小说多美女。美得惊人而又“来路不正”的女子，活 色生香，不肯像淑女那样守本分，太令正人君子抵抗不了，卫道之士就不能不骂以“妖女” 了。从这个角度看，黄蓉当然是“小妖女”。许多人不喜欢黄蓉，特别是《神雕侠侣》中的中年黄蓉，嫌她聪明得过分厉害，有点近 乎阴沉。我却十分欣赏黄蓉，认为是金庸写得最好的女角。特别欣赏他处理黄蓉从《射雕英 雄传》的青春少女到《神雕侠侣》的中年妇人的个性发展。其他女角大多是形象化的人物， 但黄蓉却是活生生的、有优点、有缺点。会长大。会变。会衰老的真人，音容体态历历在 目，思想个性贯彻分明，熟读这两套小说，觉得了解黄蓉的一生，这是在金庸成功的角色中 也不可多得的。写黄蓉的笔触之准确，不像创造一个角色，倒像描述一个作者很熟悉很喜爱的人。 其实，黄蓉没有什么“厉害”；除了特别聪明美丽之外，她只不过是一个寻常女子。少 女时爱玩，遇到了喜欢的少年郎，但愿与他日夜相从、一生厮守，一心要嫁给他做妻子。 结婚之后，又一心助他事业成功，为他养儿育女。她可没有什么胸怀大志，不过事事以 丈夫为重。为儿女操心。即使论聪明才智，黄蓉的聪明才智也只限于心思敏捷。记性特别好而已。诗词歌赋。对 联谜语她过目不忘，武功算术一点即通，但她没有超凡的智慧，一灯大师的禅机她便茫然不 知所对。她不够耐性。缺乏恒心，也不见得特别有同情心，南琴的凄凉、穆念慈为情所困， 她只觉好奇好玩。（金庸说，聪明的人未免缺少同情心。）直至与郭靖无奈分离，才开始了 解愁滋味，是失意苦难强迫黄蓉长大的。但黄蓉就是娱乐性强。特别喜欢她在岳王庙拆穿欧阳锋和杨康在桃花岛杀江南六怪那段 情节，由她在柯镇恶手掌心写：“告我父何人杀我”开始，到逼欧阳锋让终于明白了内情的 柯镇恶走，分析推理，步步洞悉先机，紧张刺激，像看最曲折奇情的侦探小说。但这段己开 始见黄蓉以机智面对凶险。不复只轻松斗智，渐渐踏入后来《神雕侠侣》的“智者虑”的苦 涩境地。精灵娇美的黄蓉，为什么乐意嫁与既笨拙而又不见得长得多俊的郭靖？一个解释是“萝 卜白菜，各有所爱”。这个解释，等于说情之为物没有什么可解释的。有一个新派解释是， 黄蓉就是看中了郭靖笨，容易控制，不怕他闹花样，这又未免太理性了。黄蓉初识郭靖，不过盈盈十五，刁蛮任性，父亲又大有来头，她才不怕被什么人欺负。 而且她不但任性，更是痴情，真的是一往情深。发现郭靖原来已是“金刀附马”时，她对父 亲说，他另娶别人，我也要另嫁别个；他心中只有我，我心中也只有他，我是你的女儿，别 人不高兴也拿我没法，但是他这样对我，我也活不到多久。黄药师见女儿眼神是缠绵万状， 难舍难分，知道情根深种，根本无可挽回，只能陪她伤心。不是的，黄蓉是真心爱慕依恋郭靖，若要解释，那也毫无难处。一般男以色爱女，女子 爱男子，却是基于道德或本领上的崇拜，郭靖觉得蓉儿“说不出的可爱”，但黄蓉爱郭靖， 是因为“世间上不可能有比他更好的人了”，是因为他是好人，是君子，是个有清楚原则而 严格遵守这些原则的人。甩一点现代心理学的术语说，郭靖是黄蓉的道德范畴，他给黄蓉的，是她一向匮乏的精 神上的安全感，换句话说，郭靖是衔蓉心底渴望的“父亲人物”。黄药师与女儿的关系，素 来是好友的关系多于父女的关系，尤其是妻子早死，女儿便在精神上代替了妻子的地位；他 教她学问武功，与她谈诗论文，但从不以父亲地位管教她。正因为关系是这样，他才对郭靖 诸多不满，其中有许多是喝醋成分，到后来郭靖黄蓉结婚生子，他更看不入眼，不但与他们 疏远，跟杨过谈起黄蓉，还是十分酸溜溜的。但是黄蓉不是“小东邪”，个性上她只是个寻常女子，跟郭靖过着“正常”的家庭生 活，接受他的道德伦理价值，同时得到社会接受，她十分满足乐意，她要人间的快乐，不要 孤标傲世，黄药师对她失望，那也没有法子。黄蓉为什么跟郭靖好。即使看《射雕英雄传》不明白，看《神雕侠侣》也会明白。杨过 是黄蓉的翻版，这个金庸已多次暗示过，黄蓉自己也再三说了出来，一般的刁钻古怪，聪明 伶俐，痴情任性，一个是娇美无倚，一个是清秀俊俏，所不同的，是两人的身世。 黄蓉初识郭靖时扮成个肮脏褴褛的小叫化，杨过根本就与小叫化差不多。黄蓉后来约郭 靖到湖边相见时，恢复她本来面目，郭靖只觉她宛若仙子下凡，黄蓉说，她穿这样的衣服， 人人都会同她好，但她扮作小叫化的时候他待她好，那才见得是真心。杨过的小叫化可不是扮的，无怪人人都待他不好，黄蓉与杨过的分别基本是这样。 黄蓉与杨过这样相似的人，为什么一直关系十分差？金庸说成是中央隔了个杨康的阴 影，其实不是的，真正的原因是爱的基础在于信任，而两个心比比干多一窍的人要互相信 任，真是难乎其难。聪明人可以看到一百个怀疑的理由，而信任往往不是建立在理性的考虑 之上。黄蓉与杨过在桃花岛有过一次真情流露的交流，是黄蓉不知为了什么缘故，对杨过坦 白诚恳他说，她知道他有许多事瞒着她，不过她很了解，因为自己小时也是一般怪僻。杨过 大是感动，在她怀里哭了起来。这就是以爱报信任的自然反应。可惜，信任没支持多久，杨 过一见傻姑，逼问出杨康死因，马上认定黄蓉是杀父仇人，而对他种种好处，都是别有用 心。傻姑断续不全的话又怎信得过？杨过是个聪明人，纵然偏激，也必能问得明白，但是由 于一早便对聪明的黄蓉不信任，所以一想到她存心作假，便坚信已找到答案。聪明人太聪明时，就会草木皆兵，没有人可信任，因此，也没有人可以爱，但偏是黄蓉 杨过都是极需要爱的人，因此碰上一个全心全意爱自己的率直的人、笨人，因其笨而可信 任，便如获救星，一心相爱，到死相随。郭靖是笨人，小龙女是笨人，杨过爱小龙女而黄蓉 爱郭靖，黄蓉与杨过始终不能相亲相爱，就是性格的关系。数年前看过倪匡先生批评黄蓉，他说，少女时代的黄蓉那么可爱，一到中年就非常不可 爱了。我很不同意，纳闷了几年，老是想翻案，一直想到现在，忽然明白，原来中年黄蓉果 然不可爱。一灯大师赞美中年黄蓉大智大勇，怎样叫做“智”，似乎不必解释了，但是“勇”是有 多种的。不知畏惧的“当头勇”，被萧伯纳在《兵器与军人》之中挖苦得不成样子，比较值 得敬佩的是感到恐惧仍不退缩的勇。郭靖听见都史拉豹子去找拖雷，要去叫拖雷逃，韩小莹 问他怕不怕连他也吃掉，他说：“我怕。”韩小莹问：“那你去不去？”郭靖答：“我 去。”就是这种勇。这种勇气，是感情鼓励之下的勇气。第三种勇，是经过理性分析策划而 后采取行动的勇。黄蓉为了取得仅存的情花解毒丹去救杨过性命，说服裘千尺打她三枚枣核钉，若然她不 闪不避不格接了，裘千尺便把丹药给她。这枣核钉十分厉害，黄蓉虽是策定计谋，但仍须冒 性命之险进行。一灯大师赞她大智大勇，就是指这种勇。另一次是她潜下绝情谷底的寒潭去寻杨过。虽说黄蓉水性最好，但其时她已年近五十， 而潭底有什么凶险，谁也不知，她再三尽力潜至可潜到的最深处，以致上来时头发也结了薄 冰，不可谓不勇敢。这种沉着的勇，并不逊于第一，二种勇，刚相反，把危险看得清清楚楚而全力以赴，需 要的勇气更大。然而，需要最大勇气的勇，也是最没有人感激欣赏的勇。黄蓉两番舍命救杨 过，他何尝感动？又有多少读者感动？倒是傻里傻气的乱打一通，无端一齐送命，大家都感 到敬仰无比。快意无比。说破了。原因也很简单，人心底最害怕的是自己太过渺小无力，居然有人不顾后果拼命 为自己做一件事，那就证明自己重要，有左右别人行动的力量。令人放弃理智的力量，常常 使自己有这种胜利感的人自然十分可爱，黄蓉连面对生死都由理性控制，当然极“不可爱”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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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关于大陆金庸小说研究的思考
在学习、工作、生活中，许多人都写过研究思考吧，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试论关于大陆金庸小说研究的思考，欢迎阅读与收藏。
摘要： 回顾2003年以来的金庸小说研究，似乎走入了一个低谷中，这主要是学术转换期的必然现象。反思金庸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应从学术体制和队伍培养方面着手进行完善，同时在版本研究、比较视野、历史视野、审美体验等层面实现观念更新，开创金庸研究的新局面。
关键词： 金庸；武侠小说；学术史；回顾；反思
一、前言
大陆金庸小说研究从1985年发端，至今已有20年了。经过1994年以来对金庸小说的学院经典化和1999年以来的大众文化化，金庸小说在"历史经典"和"流行经典"这两个层面上的许多问题，都已经初步得到了澄清。非常可喜的是，自1999年以来，金庸小说研究的学术史历程也引起了强烈的关注：丁进发表了多篇"史略"、"史稿"、"综述"等文章对金庸小说研究史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何开丽在2005年以长达5万字的篇幅完成了硕士论文《中国大陆金庸小说研究论（1980—2004）》，将金庸小说在纵向上分为1980年至1993年的感性欣赏与定性认同、1994年至1998年的文化颠覆与理论建构、1999年至2004年的流行经典与反思深化三个特色鲜明的阶段，又在横向上指出金庸小说研究在大陆主要有人文分析、文学史、文化学三种方法，相应地表现出人文关怀、历时观照、文化研究三种特征，金庸小说研究中需要注意的是学术规范和研究视野两大问题 。
统观20年来的金庸小说研究，到1994年开始取得具有相当深刻性的重大发展，其后的10年，基本完成了"历史经典"和"流行经典"两个层面上对金庸小说的经典化历程，而在这之后却渐入低谷。经典化的完成并不意味着僵化，但往往会伴随着泛化的浅薄与兴味的淡漠。2003年以"华山论剑"和"嘉兴会议"为焦点，再次掀起了一场金庸热，但随后三年间的金庸小说研究却仅仅是前一阶段热潮的余波与回响。在今天经历了沉思与积淀之后，对三年来的金庸小说研究进行回顾与反思，或许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以促进金庸小说研究创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机制。
学术期刊是学术研究的晴雨表，许多会议论文和专著章节都曾先后在学术期刊上发表并形成影响。本文以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为文献依据，以"金庸"为检索词检索2003年至2005年CNKI全部类别文章篇名，得到结果248个，对近三年金庸小说研究进行回顾和反思。
二、近三年来金庸小说研究的总体状况
本期金庸小说研究最主要的方面，是对此前研究的继续。
一是对前期争论的继续。
对于世纪之交的金庸、王朔之争，此期学者们努力跳出意气之争，显得更加深入、客观。姚晓雷认为其实质是北京和港台两种不同文化形态之争，但他更强调二者之间的共性，"他们都属于同一类具有解构性的特殊文化形态" ，这就不同于此前主要强调差异的通行做法。李秀萍则从文化市场角度认为这一争论的实质是文化资本、文化权力的争夺 。
针对严家炎站在20世纪中国文学大背景下对金庸小说文学史地位的高度肯定，袁良骏始终认为金庸小说仅仅属于"新剑仙派" ，那么，对金庸小说"文学革命论"的定位，就只能是"肉麻地、无节制地吹捧金庸" 。严家炎对此进行反驳，对"文学革命论"进行了系统论述并特别指出"文学革命"是创作实绩而不同于"文学革命家"的创作和理论并行，"金庸有成功的艺术实践，但似无改革文学包括改革武侠小说的系统的理论主张，所以只是一位卓越的作家，同样不必称为文学革命家" ，仍对金庸高度赞扬。
关于金庸小说的种种争论，从金庸小说进入大陆之时就已开始，90年代表现尤其突出。这些争论，促进了研究的深化，但也夹杂着许多个人意气，这实际上就涉及到学术规范的问题了。朱寿桐认为，酷评和痛骂都是"偏爱价值"，要真正以金庸为对象，尊重约定俗成的理论，建构理性的金庸研究学术格局 。
第二是对前期部分论题的深化。
在1994年以来的研究中，学院体制的深度介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期对此前的一些论题继续进行了深化。金庸小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灵，而传统如何进行现代化转化，则是金庸小说研究一直面临的问题，胡小伟在分析金庸小说历史意识的基础上 ，着重论述了这一问题 。傅国涌则从现代性的人文忧思立论，指出在金庸小说取得空前成功后，"按常理推断，金庸完全有条件成就一个知识分子的现代人格，真正成为一个傲然独立的 侠之大者"，可是"和这个时代许多名声显赫的知识分子一样，金庸的晚年只能让我们感叹"，"其作品也常常是以儒家温情脉脉的人性关怀取胜。作为一个中国人，金庸的悲哀不是孤立的，或许也是多数没有走出传统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悲哀" 。上述两位论者的观点一正一反，但都表现了深刻的学术思考。
徐岱在90年代运用狂欢、游戏等理论致力于阐释金庸小说的美学内涵，他在此期提出了"爱生性"命题，"这使充溢着一种生命气息的金庸小说蕴有一种独特的审美品格"，"通过这一原则，金庸小说成功地建构起了一种审美乌托邦" 。
本期的金庸小说研究，也开始对前期论域进行了一些有意识的拓展。比如"误读的金庸"问题："金庸武侠小说的合法性是由大众决定的，大众是它的命脉。但现在，我们的文学史家包括金庸本人却转而从纯文学这里寻求合法性。这从根本上是价值倒错的。" 再如"后金庸"时代的"文化工业"问题 和"后现代化"问题 等等。
在这三年中，金庸小说研究的文章不可谓不多，但继承多而新创少，泛论多而深究少，这种状况，足以引起我们的反思。
三、关于近三年来金庸小说研究的反思
综观近三年来的金庸研究，有许多方面值得我们深刻反思。以下从三个方面来谈。
（一）体制建设
先看一看近三年的CNKI题录分布：
年份 题录总数 重复发表论文 有效学术论文 标明作者身份论文
2003 62 3 41 25
2004 83 2 54 39
2005 103 1 49 44
总计 248 6 144 108
金庸相关文章整体呈逐年上升趋势，但研究论文却逐年持平。如果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这里反映出金庸研究学术体制的一些问题。
学术体制包括研究、发表、评价三个主要环节。
就研究环节而言，目前国内的主要金庸研究机构，仅有海宁市金庸研究会等地方性社团，尚无进入学院体制的全国性大型专门研究机构，这使得金庸小说研究力量缺乏应有的凝聚，不能集中力量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研究。
发表环节包括学术会议和学术期刊。近三年的主要学术会议是2003年的嘉兴会议。而刊物发表的情况则见于下表：
刊物类别 文学专业刊物 重点、部属大学及CSSCI学报 地方本科院校学报 专科及理工院校学报 地方社科综合刊物 其他
2003 5 3 12 14 2 8
2004 3 9 12 17 3 8
2005 7 6 12 15 5 5
总计 15 18 36 46 10 21
比例 10% 12% 25% 32% 7% 14%
从刊物类别及重点刊物分布可以看到，金庸研究论文发表的主要阵地是地方本专科院校及理工类院校学报，在级别高、影响大的学术刊物中，金庸研究并未得到彰显。但是，单刊发表金庸研究文章的情况还是有值得欣慰之处。三年内发表金庸研究论文较多的刊物依次为：《山西大学学报》（8篇）、《嘉兴学院学报》（7篇）、《华文文学》（6篇）、《西南师范大学学报》（5篇）。这几家刊物集中刊发金庸研究文章，都是事出有因的。2003年，山西大学硕士研究生、《山西大学学报》主编傅如一教授的弟子王剑有幸成为金庸先生首届博士生之一，借此东风，山西大学礼聘金庸为名誉教授，学报也开设了相关专栏。嘉兴是金庸故乡，又于2003年承办了大型的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嘉兴学院学报》集中刊发金庸研究文章，亦实属情理之中。《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即将更名为《西南大学学报》）于2004年推出"名栏"建设工程，以韩云波编审长期研究中国侠文化的刊物自身优势，开办了"中国侠文化"专栏，金庸研究是其中的重要内容。金庸小说作为香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是《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论坛》（3篇）、《中国比较文学》（3篇）的研究对象。此外，《文学评论》也在2003年刊发了2篇金庸研究论文。
金庸研究的学术评价环节，目前还没有相应的机构和机制，可谓百废待举。此处不多赘言。
综观上述情况，笔者认为非常有必要建立常规性的金庸研究学术体制。包括：第一，建立全国性的研究机构，目前各地已经成立了一些地方性的金庸研究会，可以考虑整合力量、加强合作，或者与全国性的一级学会合作成为专业委员会，以便开展全国性的研究统筹。第二，争取在重点大学建立相应研究机构，可以是专门的金庸研究，也可以是更广泛的武侠研究。第三，建立常规性、连续性的学术会议机制（要冠以第*届），可以由不同学校、机构轮流举办，也可由金庸家乡的地方政府固定承办。第四，巩固现有核心期刊资源，可以争取和核心期刊联办栏目，并争取更多核心期刊发表金庸研究论文。第五，建立全国性的金庸研究评奖机制。
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是金庸研究得以良性发展的必要保证。这固然关系到金庸研究界的内部努力，在当今金庸已经产业化的情况下，更有赖于金庸研究界外部力量的支持。金庸产业是我国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多年来已经彰显了其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形成优化的金庸研究学术制度，也是把金庸产业做大做强的坚强后盾。
（二）队伍建设
金庸研究的繁荣，核心是要有一支研究队伍。近三年情况表明，金庸研究队伍建设的状况也是不容乐观的。下表根据108篇标明作者身份的论文进行统计，表中职称均含同级人员，多作者论文以第一作者身份为准，多身份作者就高不就低，其他类包括非学术职称、仅标注为教师身份人员、助教、本科生、夜大生，数据栏表示方法为"论文作者人数/论文篇数"：
职称及年份 教授 副教授 博士后 讲师 博士生 硕士生 其他
2003年 5/6 4/5 9/9 2/2 3/3
2004年 6/9 7/7 10/10 1/2 9/9 2/2
2005年 9/11 7/7 1/1 11/17 2/2 2/2 4/4
可以看出，讲师是金庸研究最大的一个群体，硕士生也是一个重要群体。还要指出的是，在正高职称的26篇论文中，有5篇是合作完成（这有可能意味着主要作者并非教授）。从统计看，金庸研究队伍状况职称结构显然不够理想。在108篇论文中，高级职称作者共计45篇，仅占42%。这可能意味着，金庸研究队伍整体学历不够（根据许多大学的人才政策，博士生取得学位后即可特聘为副教授）。
发表文章最多的作者依次为：王立（教授辽宁师大，后调大连大学）7篇（4篇为合作），田智祥（菏泽学院讲师，同时为山东师大硕士生）6篇，刘卫英（辽宁师大副教授，同时为南开大学博士生）4篇（3篇为合作），严家炎（北京大学教授）、袁良骏（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丁进（江苏省人事厅编辑）、谢理开（龙岩学院，职称不详）均为3篇。在这些作者中，严家炎论述了金庸研究中的若干重大问题，袁良骏主要对金庸持基本否定态度，丁进主要考察金庸研究史，这些都是此前相关研究的继续。在新进入金庸研究领域的作者中，王立、刘卫英和辽宁师大的研究生们，主要从主题学角度较为深细地考察了金庸小说的若干母题，已经初步形成特色；谢理开主要探讨了金庸研究的学术建构；田智祥发表文章较多，涉及较广，但文章篇幅均较短小，论述不够深细，尚未形成特色。
一般而言，要深入研究一个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会有多篇文章发表。在三年中，仅有7位作者有3篇及其以上论文发表（即平均每年至少有 1篇）。从面上看，大多数作者涉足金庸研究，都只是匆匆过客，偶然旁及，由于对论题缺乏长期深入的研究和了解，大量文章质量不高，研究不深不细。从点上看，几位新进入金庸研究领域的作者，往往起点不高，在90年代以来金庸研究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未能就一些总体性问题继续进行厘清，理论高度很难得到提升，也缺乏新的学术增长点，这样很可能造成低效重复。倒是一些偶尔涉足金庸研究的作者，如朱寿桐、姚晓雷、李秀萍、高玉等，他们能够站在金庸之外从更高更广的角度看金庸，写出了一些力作。
金庸研究要繁荣发展，研究队伍的建设是一个重要环节。在上述体制建设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可以有几项工作要做：第一，鼓励、吸引更多作者加入金庸研究队伍。第二，金庸研究的前辈作者和优秀作者要适时起到传、帮、带的作用，培养研究的后备队伍。第三，研究者要加强专题意识，在重点、难点上取得突破。第四，研究者要在哲学、文学等基本素养上苦下功夫，将金庸放到更大的学术文化格局中，"微小叙事"和"宏大叙事"相结合。第五，鼓励重点研究金庸的作者"专业"化，鼓励偶尔涉足金庸研究领域的优秀作者继续进行金庸研究，形成专业、业余研究者互补也就是局内、局外互补的局面，共襄金庸研究盛局。
（三）观念建设
研究的观念层面往往决定着研究的努力方向以及层次水平，因此，总结近年来金庸研究观念层面的得失并做出反思，是繁荣金庸研究的必要工作。
观念层面反映在学术成果上，集中体现于选题和方法两大方面。选题的更新是学术增长点的表现，而方法的更新是层次水平提升的标志。在前10年金庸研究的基础上，2003年以后选题重点和方法策略主要有：论争透视，包括王朔、金庸之争及其所反映的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争，文学革命论、新剑仙派之争及其所反映的"重写文学史"之争；人文关怀，表现为广泛地探讨金庸小说各方面的人文意识，是金庸研究中的长线课题；审美探讨；学术史略；母题探源；比较研究，比较了余秋雨、王朔、张恨水、林语堂、罗琳等；文化运作，主要探讨2003年金庸"华山论剑"和2004年金庸四川行的传播策略；等等。根据何开丽讨论1980—2004年大陆金庸小说研究的特点与方法可知，除母题探源和文化运作两点外，上述选题和方法大多已经得到广泛运用。可以认为，在近三年的金庸研究中，整体上缺乏新的学术增长点。
以下笔者从四个方面提出自己关于金庸研究的设想。
第一，版本研究。
金庸小说到今天已经有了三个版本：连载本、三联版、花城版。如何看待这三个版本，涉及到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首先，在近年兴起的现代文学版本学中，版本涉及到精确所指、版本兼容、新善本三个重要原则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金庸小说无疑是版本学的良好研究范本。其次，版本问题涉及到文学经典化在创作和接受两个方面的历史进程，是考察金庸小说之"历史经典"与"流行经典"双重属性的基本工作。第三，三个版本的变迁，也是探讨半个世纪以来文化发展、金庸个人以及中国群体人格变迁、武侠文学创作规律和雅俗整合流变规律等的基础工作。
第二，比较视野。
金庸研究的比较方法，从1966年的《金庸梁羽生合论》就已经开始了，但比较层次一直缺乏进展。比较研究要深入到作家作品的内在机制中去，提升到整体文学史和整体社会史的高度来进行，而不仅仅是一些现象的并行罗列。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一批优秀作家对侠文化表现过兴趣，如鲁迅、沈从文、老舍、艾芜等，虽也有过一些将他们和金庸进行比较的论文，但随着整个文学史研究的深入，比较研究还大有深化的空间。近年西方大众文化大量进入中国，金庸本人曾说过《哈利·波特》和《魔戒》就是西方的武侠小说，其内部建构模式和外部建构模式和金庸小说相比较而言的特点，也是大有比较价值的。即使像《堂吉诃德》这类古典名著，虽然已有不少人将其与《鹿鼎记》相比，但如果深入到文艺复兴打破亚里士多德模仿说的整体夸张系统的大氛围中，就会发现我们往往并未领略到其中的精义。金庸小说自有其完整的主体系统，但通过比较可以更清晰地看到金庸小说在广大的文学和文化世界中的位置，也能更好地理解金庸。就目前的金庸研究而言，虽然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比较研究，但我认为还远远不够，需要大力加强。
第三，历史视野。
历史视野包括向前和向后两个层面。向前的历史视野指的是对过往历史的处理，体现为作品的历史意识，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多研究，如前述胡小伟的研究。向前的历史视野还包括对金庸历史地位的确认，如王敬三 的研究。向后的历史视野体现为作品对后世的影响，体现为强烈的'当下性或"当代史"意识，这里大致可与"后金庸"同义。近年来，出现了少量研究"后金庸"的文章，但也主要是对80年代以来的温瑞安和黄易的研究。我认为在这方面有必要大力加强金庸与"大陆新武侠"的比较研究。金庸树立了武侠小说的一个无与伦比的高峰，所谓"金庸把能够想到的桥段都写完了"，这是后人继续创作武侠小说的一个障碍，武侠创作必须顺应时势发展"求新求变求突破"。90年代，温瑞安提出"武侠现代化"，黄易创作"玄幻""异侠"两大系列，就是他们意欲超越金庸的努力。但他们毕竟和金庸一样，是在香港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其创作突围就更多地有一种未完成的过渡性。而2001年才开始的"大陆新武侠"浪潮，是在和金庸差别很大的文化氛围中起步的，因此很快形成了"凤歌的综合、沧月的感觉、小椴的技巧、步非烟的想象、方白羽的哲思、慕容无言的现代" 百花争艳的繁荣局面，展示了和港台新武侠颇为不同的特点，广泛及于作品的侠义情感、审美风貌、文化内涵诸方面 。大陆新武侠作者文化起点普遍较高，其中一些作品如小椴的《杯雪》、凤歌的《昆仑》等，在文学技巧和审美体验上都可以和金庸50年代的小说相比。但问题是，金庸是在60年代初实现了飞跃而后在60年代中后期达到创作高峰的，由于当下数字化时代的粉丝文化机制，大陆新武侠的部分作品已经充分感受到了大众文化的明星体验，自我感觉良好、网络游戏影响、商业层面操作等已经成了限制他们迅速成长的因素。这个时候，研究金庸，学习金庸，借鉴金庸，就成了金庸小说真正实现文学经典化和"后金庸"时代的21世纪"大陆新武侠"小说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
第四，审美体验。
在金庸研究史上，最热门的方法莫过于文化研究。然而，归根结底，无论是就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就"重写文学史"立论，对金庸小说来说，都主要是一种他侓的方法，要真正体验金庸小说的魅力，必须要深入到金庸小说内部，进行自律的文学性探索以及作家主体性探索，而这些都将表现为和文学史方法与文化学方法不同的美学方法。徐岱曾经指出："金庸小说的真正迷人之处，在于它提供给你一种赏心悦目的享受，在这里，精神的解放和生命的高扬高于单纯的思想启蒙，审美兴奋淹没了接受知识的乐趣。" 随后，他从多方面进行了金庸小说的美学研究，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他提出的"爱生性"观点，就是从生命美学角度深入探讨金庸小说生生不息的内在源泉。但是，从美学角度深入探讨金庸，这方面有深度的文章并不多见，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徐岱是一个孤独者，大多数研究者都较少采取这种方法。
高玉在批判中国现代文学"审美中心主义"时，认为把金庸小说当成"纯文学"来研究是一个误区。笔者以为，自1988年章培恒比较金庸小说与姚雪垠的《李自 成》以来，经过1994年的"文学革命论"和"小说大师论"再到其后多方面、多层次的金庸小说"经典化"潮流，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设定，即"重写文学史"，就武侠这一具体文类而言，则是以对1933年茅盾的"封建的小市民文艺论"的反动为其核心，力图拨开长期以来"新文学"对武侠文类的偏见。严家炎的如下论断庶几可以作为这场文学史反思的结论："雅俗对峙是文学发展的动力"，而"金庸就是超越雅俗的典范"，"达到了雅俗共赏的理想境界" 。接下来的工作，需要从金庸小说内部出发来探讨其迷人的艺术魅力，审美体验的问题就此提上了议事日程。
审美问题首先要研究的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而我们目前的许多文章还主要集中于对金庸小说文化传承的资料性和具体技巧的精巧性的归纳，因此未能触及到金庸小说的人的本质力量。席勒在《审美书简》第15封信中曾说："只有当人充分是人的时候，人才游戏；而且只有在游戏的时候，他才完全是人。"而金庸在1966年回应《海光文艺》梁羽生的《金庸梁羽生合论》一文时，称自己只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其实这就已经是一种"游戏"品质，是和人的"本质力量"相关的，也是他在小说中追寻"自由"的动力源泉。中国传统文学的"载道"以及新文学的"革命"，与金庸小说本就不是在同一个轨道上运行的，载道的、革命的文学要求以社会政治解放人，金庸小说却是以艺术审美来解放人。长期以来，权力的一元化体制和非此即彼的简单二元思维方式，把武侠文类排除在文学圣殿之外。以"重写文学史"和张扬金庸小说所包含的宏富文化传承来研究金庸，其意义在于奠立金庸小说研究之"可行性"基础，而进一步的提高、深化则有待于深入到金庸小说的人之生命体验的艺术方式之中，也就是用美学的方法来对金庸小说进行"自律论"的文学研究。
到今天，过往的争论大多已有了结论，可以暂告一段落了，金庸小说以及金庸本人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以为，在此之前，人们研究金庸，主要是一种文学活动，是思想意识的革新，深度模式倒是其次的；而当下研究金庸，"活动"的层面应该主要转移到"金庸产业"的文化运作策略上，而"文学层面"经历了20年的聚讼纷纭，已经具有了相当深厚的文化沉淀，那么，追求深度模式也就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了。当"美学的自立门户其实也就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人学的开张" 之时，美学就被赋予了新的涵义："努力让自身成为一种智慧形态，这是当代美学的追求目标；通过追寻生命的奥秘来实现一份人文关怀，这便构成了美学的基本价值座标。" 探讨人自身以及人类永恒追求的无限性，是美学的任务，也将是金庸研究在当下兼具必要性和可操作性的一个闪亮的学术增长点。
四、后语
综上所述，在经历了世纪之交10年之久的轰轰烈烈之后，金庸研究近年似乎走入了低谷，但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这其实是上一波将平而下一波未至的转换期。"重写文学史"和"流行经典"之争大致已经有了一个令各方信服的结局，金庸的地位已经确立，恰如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启蒙运动，其意义是在破除。如果说上一阶段的好些观点都有强烈的研究者的主体性，且许多文章是从金庸之外立论的；那么，在下一阶段，感性就要归于理性，从金庸本身立论，以深刻性取胜，脱颖而出的将是犹如德国古典哲学式的繁荣，其意义是在建设。从更广大的范围来认识金庸，从更深刻的层次来研究金庸，金庸研究将成为一个深刻、完整的属于金庸自身本体世界的宏大文化架构，并以其深刻和长久的魅力影响着未来文化的进程。
sb，不喜欢就别上评论金庸小说的课，论文又求人，献丑了吧。你有什么感受，想法就写行了，有那么难吗！！
白痴！！！！！！！！！！！！！！！！！！！！！！！！！！！！！！！！！！！！！！！！！！！！！！！！！！！！！！！！！！！！！！！！！！！！！！！！！！！！！！！！！！！！！！！！！！！！！！！！！！！
而最先研究金庸小说，倪匡第一人。当台湾“远景”取得金庸小说版权后，出版一系列由沈登恩主编的「金学研究丛书」，由旗下著名作家分别评论金庸小说，分别有五集《诸子百家看金庸》（三毛、董千里、罗龙治、林燕妮、翁灵文、杜南发等）、杨兴安的《漫谈金庸笔下世界》及《续谈金庸笔下世界》、温瑞安的《谈笑傲江湖》、《析雪山飞狐与鸳鸯刀》及《天龙八部欣赏举隅》、《情之探索与神雕侠侣》（陈沛然）、《读金庸偶得》（舒国治）、《金庸的武侠世界》（苏墱基）、《话说金庸》（潘国森）及《通宵达旦读金庸》（薛兴国）等，其中倪匡写的《我看金庸小说》大受欢迎，一看再看直到五看才告一段落。期间「博益」及「明窗」亦出版了一系列名人谈金庸的丛书，当时任职《明报》督印人的吴霭仪亦写了《金庸小说的男子》、《金庸小说看人生》、《金庸小说的女子》及《金庸小说的情》，杨兴安的《金庸笔下世界》。当金庸小说在内地正式授权出版后，「金庸小说研究」更为热闹，除小说内容、人物、历史背景以至武功招式及饮食菜谱等，不一而足。其中比较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别更是研究的重点。现时只有陈墨和潘国森依然经常评论金庸小说。
对于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可以写这些议论文：1 笨鸟先飞，从郭靖成为一代大侠，论低智商人士的成才之路；2 从黄蓉武功进步缓慢，论东方女性事业心的缺失；3 从郭靖和黄蓉多桀的爱情，看金庸浪漫的爱情观；4 从降龙十八掌沦为二流武功，论洪七公和郭靖要付的主要责任；5 丐帮堕落，论洪七公和黄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6 为什么说欧阳锋是一位医药天才和一位优秀的化学家？7 论黄药师和缥缈峰的关系；8 为什么说杨康是被丘处机毁掉的；……
附上一篇相关论文,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忠善仁义真豪杰 大恶大恨亦英雄
——赏析金庸小说《天龙八部》中的恶人美
摘要: 金庸的武侠小说《天龙八部》塑造了众多性格饱满的人物形象，其中有一类被称作“恶人”的人物形象，尤其得作者的笔墨所大力描画，从中能够品味出独到的艺术魅力，挖掘出以“大义豪侠”、“爱恨情恨”、“自我完善”为代表的三种审美意蕴，成为金庸小说中一道独特的审美风景！
关键字: 金庸《天龙八部》“恶人”独特美
摘自
引言
金庸，全球华人界最著名的武侠小说家，他凭借自身广博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底蕴和文学创作功底，创作出十五部长短不一的武侠小说，将众多读者带入一个亦真亦幻的武侠小说世界，构建起一个浪漫唯美的独特文学境界。在他的引领下，中国传统武侠小说被提到一个历史的新高度，武侠小说有了更多的可读性，并且作为通俗文学与高雅文学不相上下，共同促进着中国文学的发展。
以金庸、梁羽生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创的“新武侠小说”，不仅继承了传统武侠小说中以侠为主、以武为技的特点，更融合进中国传统文化的广博精髓和更多的文学特性，使得新武侠小说一下子风靡全球华人，金庸也被普遍誉为武侠小说作家的“泰山北斗”“武林盟主”。
然而长期以来，由于中国大陆极为特殊的历史阶段，武侠小说一直是被禁止发行出版的，直到八十年代后才流传开来。“精英教育”时期的大学生更是迷恋和喜爱金庸武侠小说，或许从未有过一部文学作品会像金庸武侠小说这样被众人借阅传抄得如此破烂，被无数读者的手指翻得陈旧泛黑的纸张之中，融入进了每一位读者的美好幻想和爱恨情愁，从这一点上说，金庸是一位赢得最多读者的成功作家。
金庸小说中的武，金庸小说中的侠，金庸以众多美轮美奂的武功招式和着性格独特个性强烈的江湖侠客，将读者带进一个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底蕴的奇特世界，爱恨情仇、生离死别、国家历史、风土人情，任何一位读者信手拈来的一读都会被吸引进这个亦真亦假的武侠江湖。这就是金庸武侠小说的独特魅力！
金庸小说是当代文学中的一朵奇葩.作为小说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叙事结构呈现出独特的艺术景观.它不拘泥于现成的叙事模式,而是不断地进行创新改造.本文从固定模式的创新运用、"建筑框架式"的叙事结构、设置悬念的结构艺术和演绎人性的情节驱动模式四个层面入手,对金庸小说的情节结构艺术作一粗略的探索.讨论金庸小说的与众不同之处，武非武、侠非侠、奇非奇，这是金庸小说的艺术特点，当然也涉及了金庸小说的艺术成就。为什么王一川博士会将金庸列入“20世纪文学大师”之四？为什么北大严家炎教授说金庸小说标志着“一场静悄悄的革命”这问题值得我们深究的。我们还必须说明，金庸小说是怎样将俗文学的形式提升到高雅而又精深的境界；金庸小说又是怎样突破了武侠小说的固有模式及文类的局限，而获得创造性的艺术成就？我们还要说明，金庸小说是怎样超越了武侠小说及其通俗文学的极限，从而看是武侠小说，而从更深的层次上看却又不是武侠小说——别的作家，包括武侠小说的另两位大师梁羽生和古龙，他们的小说仅仅是写得好的武侠小说而已；只有金庸的小说不能在武侠小说的概念范畴内获得充分的解释，必须突破这一概念的局限，才能真正地理解金庸小说。——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金庸才有可能与鲁迅、沈从文、巴金等文学大师并列。金庸小说的叙事方法及其作品的结构形式的与众不同，不仅与所有的武侠小说作家作品不同，而且对非武侠类型的小说作家也大有启发。金庸小说除少数几部如《连城诀》、《白马啸西风》、《侠客行》及《笑傲江湖》等外，其余都有或深或浅的历史背景。——《书剑恩仇录》、《雪山飞狐》、《飞狐外传》写的是清乾隆年间事；《鹿鼎记》写的是清康熙年间事；《鸳鸯刀》的时代背景也是在清代；《碧血剑》写的是明末清初事；《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写的是南宋末年间事；《倚天屠龙记》写元末年间事；《天龙八部》写的是北宋年间事；《越女剑》写的是春秋时期事。这些小说的历史背景、看上去各不相同，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多为民族矛盾冲突激烈，或诸侯争霸、或改朝换代的“动乱时代”。金庸的小说取宋末元初、元末明初、明末清初，以及宋辽矛盾、宋金矛盾、元明矛盾、明清矛盾、汉满矛盾这样的分裂、动荡与民族矛盾激化的时代为小说的背景，这不难理解。一是“乱世出英雄”；二是冲突出奇闻；三是可以写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主题；这些之外，还有，四是金庸不想写纯粹的江湖——武林故事，而是要想办法提升小说的主题意义，并施展作者独特的艺术才华。之所以要这样写，表面的原因是要使读者感到可信；再是要改变武侠小说的传统模式，开拓新的路子。金庸达到了真正的文学层次及美学层次。这也说明了，为什么金庸的《射雕英雄传》一出，不仅轰动一时，而且被认为是“真命天子已出世。”是因为，金庸正是从这一部小说开始，完全找到了自己独特的叙事方法及结构，即上述的三维世界。——《射雕英雄传》不仅写了，（1）江南七怪、全真七子、乾坤五绝及其徒子徒孙的江湖世界中的奇人奇事；（2）宋金对峙时代，南宋君臣苟且偷安、卑恭屈膝及昏庸无能；金国君臣的狼子野心、傲慢横行；以及蒙古大草原上成吉思汗逐步统一蒙古部落，并东征西讨，又试图灭金伐宋；（3）前两种背景交织，目的是写小说主人公郭靖的成长：他的父母从山东移居临安，未“安”多日，又被金国王爷弄得家破人亡，母亲怀着郭靖逃到蒙古苦苦挣扎，这才使孩子出生，并一天一天地长大，这些都是“历史”造成的；而丘处机与江南七怪打一场赌，又决定了郭靖此后的人生道路，这又是“江湖”造成的：郭靖从一个讷、迟钝、憨直的小孩，成长为一个勇敢、刚毅、正直、淳厚的大英雄，成长为一个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这才是本书当中最为人称道、让人激动的因素。也正是小说中最独特的东西。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特殊的身世，及他的极为特殊的形象，他甚至连平凡的孩子也比不上，怎么能成为一个盖世英雄、侠之大者？作者用他的生花妙笔，令人信服地叙述了这一奇特的、激动人心的人生历程。他的成长——成才（练武）——成功（保国）的每一步，都充满了玄机巧妙而又真实可信，都牵动了读者的心。《射雕英雄传》成了一部经典性的作品。它不仅是武侠故事的经典，也是小说艺术的经典，因为它开创了一种新的叙事方法及结构形式。《射雕英雄传》当然也成了金庸小说创作的一个新的起点，一个分界线。以前的《书剑恩仇录》还没有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到陈家洛这个人上，而是集中到传奇情节上；《碧血剑》稍好一些，写了袁承志的童年、学艺的一些经历，但也仍是匆匆而过；《雪山飞狐》则又回到说故事及其“怎样说”（这当然也很重要）上面去了，直至《射雕英雄传》才将叙事重点真正地转移到人上来。围绕人物的成长来结构小说、发展情节，这就像高尔基所说：情节是人物性格的展开形式。《神雕侠侣》叙述了杨康之子杨过的人生故事，比《射雕英雄传》更为精彩生动、曲折动人。《倚天屠龙记》叙述了张无忌这一人物的不幸经历，我们已经说过张无忌的父亲是武当派的弟子，而母亲则是魔教的殷素素，正邪结合，非灾即祸，因为正邪不两立，仇怨极难消。所以在回到武当山不久，张翠山、殷素素便双双自杀，张无忌从此成为孤儿。更不幸的是他还身中寒冰毒掌，祖师爷张三丰束手无策，张无忌生命危在旦夕，只得让他到当地名医胡青牛那儿去碰运气……此后张无忌便开始了他孤苦飘零的人生，当然少不了一次又一次的奇遇，一次又一次的磨练和考验。这些，不仅能满足读者的好奇心，而且还能深深地打动我们。有时我们会觉得“张无忌就是我”，或者是我们极亲近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他的人生故事中受到更多的启迪。这样的三维结构，不仅提高了武侠小说的档次，而且也使小说的结构形式更加严密，因为它围绕主人公的人生来写，既可保证“人学”的重点，又可保证“小说”的完整严谨。而利用这样的三维结构，在叙事操作上，也有了极大的自由度，可以充分地发挥作者的想象力、创造性；而另一方面却又有“法”可依，那就是以人为主。可以简单地说：它比一般武侠小说多了艺术品味；而比纯文学创作多了传奇性及其想象与创造的自由度；它比历史小说更神奇；而又比一般的武侠故事更深厚。
神雕侠侣》中的杨过和小龙女是金庸小说中最出名、也最受人喜爱的人物。他们被认为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璧人，他们的爱情故事也最为曲折、最为生动、最令人激动和痴迷。这是一个充满了悲剧意味的故事。自他们相爱之日起，就离多合少，往往旧劫未去，新劫又生，历尽曲折悲欢，充满苦涩苍凉。然而他们又坚贞不渝、锲而不舍，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海枯石烂情不变。从而迷醉了无数的读者。然而，我要说的是，我们像杨过和小龙女一样，在这一漫长而艰苦的历程中，不自觉地坠入了一场迷梦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欺。这场欺并非来自小说的作者——也许作者也像其主人公及读者一样受了欺——而是来自“爱的幻觉”，来自人性及其爱情心理。杨过和小龙女当真是值得称羡的佳侣吗？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至少不能完全肯定。这倒并不是因为杨过比小龙女要年轻几岁晚一辈，也不是因为杨过失去一条臂膀和小龙女失去处女的贞操——这一切小说的作者都一一安排了圆满的解决方法，而主人公也确实是克服了这些微不足道的障碍。杨过和小龙女的爱情的真正危机是他们的个性的极端对立，他们的人生理想及其喜爱的生活方式的极端矛盾。他们实质上完全是两种人，当属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们走到一起本就是一次偶然，一种命运的捉弄，而他们的相爱更恐怕是一场误会，一场不自觉的自我欺。“异性相吸”，也许是产生这种误会的第一个重要原因。这里的“异性”不仅是指男女性别的差异，而且是指男女性格上的差异。我们常常见到一个活泼开朗的人爱上一个沉默稳重的人，一个聪明灵俐的人爱上一个木讷刚毅的人，一个外向的人爱上一个内向的人..等等，而都得到了相对完满的结局，甚至可以归纳为一种“规律”，即异性相吸、相反相存。我们不否定这一点，也承认性格的相互补充是爱情与婚姻的和谐或妥协的一种较为有利的情形。但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对“另一极”性格的自然的倾慕，源于一个古老的审美法则，那就是隔岸观景。我们总是发现与自己不同的、有距离的事物较自己身边的、眼前的、熟悉的事物更美。我们总容易让那些使我们“不明白”及我们不具备（没有或没见过）的东西迷惑。..可是我们一旦“获得”，这种审美距离一旦消失，情形就大不一样了。杨过和小龙女的情形大致如此。在古墓之中，两人只觉得互相关怀，是师父和弟子间应有之义，既然古墓中只有他们两人，如果不关怀不体惜对方，那么又去关怀体惜谁呢？——有意味的是，小龙女第一次离开杨过，是因为杨过根本不懂得爱情：小龙女正色道：“你怎么仍是叫我姑姑？难道你没真心待我么？”她见杨过不答，心中焦急起来，颤声道：“你到底当我是什么人？”杨过诚诚恳恳的道：“你是我师父，你怜我教我，我发过誓，要一生一世敬你重你，听你的话。”小龙女大声道：“难道你不当我是你妻子？”杨过从未想到过这件事，突然被她问到，不由得张惶失措，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喃喃的道：“不，不！你不能是我的妻子，我怎么配？你是我师父，是我姑姑。”小龙女气得全身发抖，突然“哇”的一声，喷出一口鲜血。（第七回）这里有—个小小的误会，欧阳锋找到杨过，疯疯癫癫地点了小龙女的穴道（那时她正与杨过脱了衣服练“玉女心经”），被对小龙女心仪已久的全真派道士尹志平乘虚而入。小龙女以为是杨过，也就坦然失身了，等到杨过找到小龙女时，尹志平早已离去。杨过不知就里，而小龙女则以为杨过在装疯卖傻，不负责任。因而见他仍不叫她是“妻子”（她以为杨过占有了她）而气愤急怒，想要杀了杨过，终觉不忍，因而只有转身疾奔下去，离他而去。可是杨过确确实实是不知道前因后果。不知道如何得罪了师父，不明白“何以她神情如此特异，一时温柔缠绵，一时却又怨愤决绝？为什么说要做自己的‘妻子’，又不许叫她姑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所以然来，只有以为“此事定然与我义父有关，必是他得罪师父了。”杨过对他的师父小龙女，其实只有敬爱之心，却没有性爱之情；有亲近和依恋的关系，却没有热烈的爱情冲动。那时他还是一个孩子。不懂爱情，不懂性，不懂男女之爱有别于师徒之爱、姑侄之爱。等到小龙女离开他以后，在寻找小龙女的过程中，才慢慢地意识到小龙女所要的男女之情是什么。因而，他在追寻“白衣少女”（小龙女也总是一身白衣）的过程中，他结识了陆无双、完颜萍，并把她们当成小龙女的幻影。他以为（我们大家都以为）自己爱上了小龙女却不知小龙女此人也只是一种幻影：爱的幻影。这幻影正是被他情窦初开的心创造出来的。同时，这幻影也是最初环境激发出来的。因为从此以后，他与小龙女就开始了离多合少，劫难重重的日子。除了这第一次分离以外，还有三次重要的或长久的分离，一是相聚不久，又因“礼教大防”而分离；再一次是小龙女因明白自己失身于尹志平，同时又以为杨过要娶郭芙而再度悄然离去；最后一次则是小龙女为了让杨过吃药治毒，跳进了绝情谷底，从而使他们之间分离十六年之久。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分离虽然各有外部原因造成，然而都是小龙女主动离去的。虽然她每一次离去，都有足够的“为了爱”的理由，谁能说这不正是她的本能的逃避呢！？无论是理智的回避或是本能的逃避，造成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分离和悬念。而这种分离与悬念又恰恰是激发杨过的强烈的情感及其爱的幻觉的最好的动力。分离造成的是美感及其审美心理的距离。一次次分离之后的悬念总会得到自觉或不自觉的夸张和放大。更何况每一次分离，都伴有使杨过不得不去追寻的理由，比如第一次他是要找到小龙女，以便弄清他是怎样得罪了她；第二次知道小龙女是迫于“礼教大防”而离去，激发了杨过的反抗命运的热情（这在杨过的个性及生命中是一贯的）；第三次知道小龙女对他误解而离去，使他加倍地歉疚；第四次则是为了一句诺言..我们必须看到，在这一爱情——我们权且称这种模糊不清的激烈情感为爱情——的追逐中，杨过始终是以热烈的追求者而存在的。而这恰恰合乎杨过的性格，这种大苦大热的曲折追寻，正合杨过的口味。在他而言——在我们每一个人而言都是如此——追求本身，追求的过程本身已经比追求的对象更为重要。追求和期待虽然不无痛苦，但也是一种热烈而美好的生活方式或生存方式。在这一过程中，始终都充满最美好的期待和幻想。幻想中的情侣，期待中的恋人总是要比真实的人美妙得多。这一切乃是杨过的性格决定的。命运的障碍和外物的干扰，总会激起他的强烈的逆反心理，仅是为了“反抗”本身，他也会不顾一切不计生死的（这在他反叛全真派时已经有过充分的显示）。他和小龙女的关系遭到旁人的非议时，便又是如此。小说中写道：..黄蓉道：“好，你既要我直言，我也不跟你绕弯儿。龙姑娘既是你师父，那便是你尊长，便不能有男女私情。”这个规矩，杨过并不像小龙女那样一无所知，但他就是不服气，为什么只因为姑姑教过他武功。便不能做他的妻子？为什么他与姑姑绝无苟且，却连郭伯伯也不肯信？想到此处，胸头怒气涌将上来。他本是个天不怕地不怕、偏激刚烈之人，此时受了冤枉更是甩出来什么也不理会了，大声说道：“我做错了什么事碍你们了？我又害了谁啦？姑姑教过我武功，可是我偏偏要她做我妻子。你们斩我一千刀，一万刀，我还是要她做妻子。”（第十四回）这一段充分地表明了他的性格，但并没有表明他对小龙女的爱本身。——在这样一个激动的时刻，你就是让杨过为了反抗命运而娶任何人为妻他都会毫不犹豫地这样干的。这就是他的性格。因此，如果没有这些冲突，如果没有这种强烈的冲突所引起的强烈的逆反心理及反叛精神，那又如何呢？如果没有一次次的分离，那又会如何呢？——这样的疑问是意味深长的，也是触及本质的。强烈的爱的期待美化了爱的对象。热情的爱的追求掩盖了对爱的对象及爱本身的无知。这才是杨过与小龙女的真正的悲剧。十六年以后，这对情人重新聚首，恍若隔世。经过数十年的曲折和分离，这一对有情之人大概能不再分离地过几天平安的日子了。然而，也许到了这个时候，他们（会不会发现）之间的爱情悲剧及无法调和的性格冲突才会真正地拉开序幕。而以前这几十年的故事只仅仅是这一悲剧的长长的“引言”？——遗憾的是，小说到这里就结束了。这正是作者的聪明之处，使我们保留了最为美好而强烈的印象，而无法猜度他们的“后事如何”。对此，我们不能责怪作者。因为小说不是生活的教科书，它只负责将美丽的情感悲喜（无论真正的结局如何）带给我们，将最为华采的乐章展示给我们，至于真实而琐细的平凡生活么，那就不是作者的事了。我们说过杨过和小龙女是不会幸福的。这有以下几点原因。其一，杨过是一个多情的人，而小龙女则是一个“无情无欲”的人。——这是她的古墓生涯的结晶，也是她的武功的必要基础。——那古墓派玉女功养生修练，有“十二少、十二多”的正反要诀：“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语、少笑、少愁、少乐、少喜、少怒、少好、少恶。行此十二少，乃养生之都契也。多思则神怠，多念则精散，多欲则智损，多事则形疲，多语则气促，多笑则肝伤，多愁则心慑，多乐则意溢，多喜则忘错昏乱，多怒则百肠不定，多好则专迷不治，多恶则焦煎无宁。此十二多不除，丧生之本也。”（第39 回）显然，小龙女将此要诀练得很好，否则她无法在古墓中长大，尤其无法在绝情谷底一个人生活十六年之久。其二，杨过是一个热情如火、活泼激烈的人，而小龙女则是一个宁静冲虚、恬淡幽闭的人。这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必然出现极大的反差和冲突。杨过曾说：“不错，大苦大甜，胜于不苦不甜。我只能发痴发颠，可不能过太太平平安安静静的日子”（第29 回）。而小龙女则恰恰相反。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清则无徒”小龙女则至淡至虚，如何为伴？其三，杨过属于这个风尘劳苦、多劫多难的苍凉人生，而小龙女则属于古墓。她像是幽灵，又像是仙女。总之，她属于空谷，属于绝域，是花瓶加温室里的花，一经人间风雨就会惶然失措，本性迷失，如坠地狱。以此种种，台湾学者曾昭旭先生也有过很好的论述：“现在我们要谈到像杨过，小龙女这样的结合，中间含有怎样的困难与缺憾呢？我们前文已提到这冲虚的理想不是人生究极圆满的，这刚猛的生命也不是冲虚和清畅的生命。因此在本质上这种结合就只是暂时的。小龙女之下凡是暂时应迹，杨过之要求平息其生命的冲动也只是一种心灵受伤时的暂时要求。到末了，小龙女还是要回归空境，杨过也还是要再涉人间的。所以他们的相遇，最好就是如浮云之聚散，缘尽了，彼此挥挥手，各奔前程，则小龙女不失其应迹渡化，杨过也如其暂时小憩。而一定要归宿于此，而谋长久的结合，则不但处境磨难多多，内在的缺憾也是极深沉的。而杨过因种种外缘，毕竟决心归宿于小龙女了。于是，这一份感情便显现出悲剧性质来。这悲剧从杨过这边来说，便是他原可以凭借自己冲至道德理境，如今限于清虚的格局而不能出头了。而从小龙女那边来说，则是她对杨过的许多言行表现有根本的不解。遂显出二人的结合，有着隐隐的危机。”①从本性来说，小龙女已是忘情灭欲的世外仙灵（只有小说中才会有这样的人物），而杨过则是凡肠如火、风流热烈、活泼多变、偏激刚烈的世间英雄。小龙女之爱杨过，那是因为杨过热情依恋并不断“追求”（她则常常回避或逃避）；杨过之爱小龙女，则是隔岸观景、追光逐影要比苍凉的人间更有魅力。他们的恋爱起于古墓中没有外人的孤独的自然，而后饱经磨难、生死相许，历尽尘劫，反而显得格外的多姿，加强了追求本身的意义而夸张了情感的度数。当然，我们只能提出自己的疑问和意见，只能按照我们的思路去分析或综合。我们无法也不能去“判断”：他们是否存在爱情？他们是否感到幸福？他们是否能在一起过和平宁静的日子？这一切小说中都没有写，而我们也不是杨过或小龙女本人，所以我们无法判定。这些也不能让任何外人来判定，因为爱情与幸福乃是（当事者）心理的感受。感受如何？甘苦寸心知。这便是爱情的神秘处、诱人处。我们只能说，他们的这种感情，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是被分离所造成，被期待所激发，被磨难所巩固、所推动。我们只能说，这两个主人公都是毅力惊人的人。尤其是杨过，小龙女因为无欲少情，反而能宁静长久。然而不论怎样，我们都还要感谢金庸，他为我们写出了这种若即若离、曲折悬念的爱情故事。展示了“越是得不到的东西就越觉得美好、越是想要”这种人性心理的真实，深刻地表现了人类情感的秘密和人性的秘密。① 曾昭旭《金庸笔下的性情世界——论（神雕侠侣）中的人物形态》，见《诸子百家论金庸》，台湾远景出版事业公司版。
试论关于大陆金庸小说研究的思考
在学习、工作、生活中，许多人都写过研究思考吧，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试论关于大陆金庸小说研究的思考，欢迎阅读与收藏。
摘要： 回顾2003年以来的金庸小说研究，似乎走入了一个低谷中，这主要是学术转换期的必然现象。反思金庸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应从学术体制和队伍培养方面着手进行完善，同时在版本研究、比较视野、历史视野、审美体验等层面实现观念更新，开创金庸研究的新局面。
关键词： 金庸；武侠小说；学术史；回顾；反思
一、前言
大陆金庸小说研究从1985年发端，至今已有20年了。经过1994年以来对金庸小说的学院经典化和1999年以来的大众文化化，金庸小说在"历史经典"和"流行经典"这两个层面上的许多问题，都已经初步得到了澄清。非常可喜的是，自1999年以来，金庸小说研究的学术史历程也引起了强烈的关注：丁进发表了多篇"史略"、"史稿"、"综述"等文章对金庸小说研究史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何开丽在2005年以长达5万字的篇幅完成了硕士论文《中国大陆金庸小说研究论（1980—2004）》，将金庸小说在纵向上分为1980年至1993年的感性欣赏与定性认同、1994年至1998年的文化颠覆与理论建构、1999年至2004年的流行经典与反思深化三个特色鲜明的阶段，又在横向上指出金庸小说研究在大陆主要有人文分析、文学史、文化学三种方法，相应地表现出人文关怀、历时观照、文化研究三种特征，金庸小说研究中需要注意的是学术规范和研究视野两大问题 。
统观20年来的金庸小说研究，到1994年开始取得具有相当深刻性的重大发展，其后的10年，基本完成了"历史经典"和"流行经典"两个层面上对金庸小说的经典化历程，而在这之后却渐入低谷。经典化的完成并不意味着僵化，但往往会伴随着泛化的浅薄与兴味的淡漠。2003年以"华山论剑"和"嘉兴会议"为焦点，再次掀起了一场金庸热，但随后三年间的金庸小说研究却仅仅是前一阶段热潮的余波与回响。在今天经历了沉思与积淀之后，对三年来的金庸小说研究进行回顾与反思，或许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以促进金庸小说研究创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机制。
学术期刊是学术研究的晴雨表，许多会议论文和专著章节都曾先后在学术期刊上发表并形成影响。本文以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为文献依据，以"金庸"为检索词检索2003年至2005年CNKI全部类别文章篇名，得到结果248个，对近三年金庸小说研究进行回顾和反思。
二、近三年来金庸小说研究的总体状况
本期金庸小说研究最主要的方面，是对此前研究的继续。
一是对前期争论的继续。
对于世纪之交的金庸、王朔之争，此期学者们努力跳出意气之争，显得更加深入、客观。姚晓雷认为其实质是北京和港台两种不同文化形态之争，但他更强调二者之间的共性，"他们都属于同一类具有解构性的特殊文化形态" ，这就不同于此前主要强调差异的通行做法。李秀萍则从文化市场角度认为这一争论的实质是文化资本、文化权力的争夺 。
针对严家炎站在20世纪中国文学大背景下对金庸小说文学史地位的高度肯定，袁良骏始终认为金庸小说仅仅属于"新剑仙派" ，那么，对金庸小说"文学革命论"的定位，就只能是"肉麻地、无节制地吹捧金庸" 。严家炎对此进行反驳，对"文学革命论"进行了系统论述并特别指出"文学革命"是创作实绩而不同于"文学革命家"的创作和理论并行，"金庸有成功的艺术实践，但似无改革文学包括改革武侠小说的系统的理论主张，所以只是一位卓越的作家，同样不必称为文学革命家" ，仍对金庸高度赞扬。
关于金庸小说的种种争论，从金庸小说进入大陆之时就已开始，90年代表现尤其突出。这些争论，促进了研究的深化，但也夹杂着许多个人意气，这实际上就涉及到学术规范的问题了。朱寿桐认为，酷评和痛骂都是"偏爱价值"，要真正以金庸为对象，尊重约定俗成的理论，建构理性的金庸研究学术格局 。
第二是对前期部分论题的深化。
在1994年以来的研究中，学院体制的深度介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期对此前的一些论题继续进行了深化。金庸小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灵，而传统如何进行现代化转化，则是金庸小说研究一直面临的问题，胡小伟在分析金庸小说历史意识的基础上 ，着重论述了这一问题 。傅国涌则从现代性的人文忧思立论，指出在金庸小说取得空前成功后，"按常理推断，金庸完全有条件成就一个知识分子的现代人格，真正成为一个傲然独立的 侠之大者"，可是"和这个时代许多名声显赫的知识分子一样，金庸的晚年只能让我们感叹"，"其作品也常常是以儒家温情脉脉的人性关怀取胜。作为一个中国人，金庸的悲哀不是孤立的，或许也是多数没有走出传统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悲哀" 。上述两位论者的观点一正一反，但都表现了深刻的学术思考。
徐岱在90年代运用狂欢、游戏等理论致力于阐释金庸小说的美学内涵，他在此期提出了"爱生性"命题，"这使充溢着一种生命气息的金庸小说蕴有一种独特的审美品格"，"通过这一原则，金庸小说成功地建构起了一种审美乌托邦" 。
本期的金庸小说研究，也开始对前期论域进行了一些有意识的拓展。比如"误读的金庸"问题："金庸武侠小说的合法性是由大众决定的，大众是它的命脉。但现在，我们的文学史家包括金庸本人却转而从纯文学这里寻求合法性。这从根本上是价值倒错的。" 再如"后金庸"时代的"文化工业"问题 和"后现代化"问题 等等。
在这三年中，金庸小说研究的文章不可谓不多，但继承多而新创少，泛论多而深究少，这种状况，足以引起我们的反思。
三、关于近三年来金庸小说研究的反思
综观近三年来的金庸研究，有许多方面值得我们深刻反思。以下从三个方面来谈。
（一）体制建设
先看一看近三年的CNKI题录分布：
年份 题录总数 重复发表论文 有效学术论文 标明作者身份论文
2003 62 3 41 25
2004 83 2 54 39
2005 103 1 49 44
总计 248 6 144 108
金庸相关文章整体呈逐年上升趋势，但研究论文却逐年持平。如果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这里反映出金庸研究学术体制的一些问题。
学术体制包括研究、发表、评价三个主要环节。
就研究环节而言，目前国内的主要金庸研究机构，仅有海宁市金庸研究会等地方性社团，尚无进入学院体制的全国性大型专门研究机构，这使得金庸小说研究力量缺乏应有的凝聚，不能集中力量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研究。
发表环节包括学术会议和学术期刊。近三年的主要学术会议是2003年的嘉兴会议。而刊物发表的情况则见于下表：
刊物类别 文学专业刊物 重点、部属大学及CSSCI学报 地方本科院校学报 专科及理工院校学报 地方社科综合刊物 其他
2003 5 3 12 14 2 8
2004 3 9 12 17 3 8
2005 7 6 12 15 5 5
总计 15 18 36 46 10 21
比例 10% 12% 25% 32% 7% 14%
从刊物类别及重点刊物分布可以看到，金庸研究论文发表的主要阵地是地方本专科院校及理工类院校学报，在级别高、影响大的学术刊物中，金庸研究并未得到彰显。但是，单刊发表金庸研究文章的情况还是有值得欣慰之处。三年内发表金庸研究论文较多的刊物依次为：《山西大学学报》（8篇）、《嘉兴学院学报》（7篇）、《华文文学》（6篇）、《西南师范大学学报》（5篇）。这几家刊物集中刊发金庸研究文章，都是事出有因的。2003年，山西大学硕士研究生、《山西大学学报》主编傅如一教授的弟子王剑有幸成为金庸先生首届博士生之一，借此东风，山西大学礼聘金庸为名誉教授，学报也开设了相关专栏。嘉兴是金庸故乡，又于2003年承办了大型的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嘉兴学院学报》集中刊发金庸研究文章，亦实属情理之中。《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即将更名为《西南大学学报》）于2004年推出"名栏"建设工程，以韩云波编审长期研究中国侠文化的刊物自身优势，开办了"中国侠文化"专栏，金庸研究是其中的重要内容。金庸小说作为香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是《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论坛》（3篇）、《中国比较文学》（3篇）的研究对象。此外，《文学评论》也在2003年刊发了2篇金庸研究论文。
金庸研究的学术评价环节，目前还没有相应的机构和机制，可谓百废待举。此处不多赘言。
综观上述情况，笔者认为非常有必要建立常规性的金庸研究学术体制。包括：第一，建立全国性的研究机构，目前各地已经成立了一些地方性的金庸研究会，可以考虑整合力量、加强合作，或者与全国性的一级学会合作成为专业委员会，以便开展全国性的研究统筹。第二，争取在重点大学建立相应研究机构，可以是专门的金庸研究，也可以是更广泛的武侠研究。第三，建立常规性、连续性的学术会议机制（要冠以第*届），可以由不同学校、机构轮流举办，也可由金庸家乡的地方政府固定承办。第四，巩固现有核心期刊资源，可以争取和核心期刊联办栏目，并争取更多核心期刊发表金庸研究论文。第五，建立全国性的金庸研究评奖机制。
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是金庸研究得以良性发展的必要保证。这固然关系到金庸研究界的内部努力，在当今金庸已经产业化的情况下，更有赖于金庸研究界外部力量的支持。金庸产业是我国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多年来已经彰显了其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形成优化的金庸研究学术制度，也是把金庸产业做大做强的坚强后盾。
（二）队伍建设
金庸研究的繁荣，核心是要有一支研究队伍。近三年情况表明，金庸研究队伍建设的状况也是不容乐观的。下表根据108篇标明作者身份的论文进行统计，表中职称均含同级人员，多作者论文以第一作者身份为准，多身份作者就高不就低，其他类包括非学术职称、仅标注为教师身份人员、助教、本科生、夜大生，数据栏表示方法为"论文作者人数/论文篇数"：
职称及年份 教授 副教授 博士后 讲师 博士生 硕士生 其他
2003年 5/6 4/5 9/9 2/2 3/3
2004年 6/9 7/7 10/10 1/2 9/9 2/2
2005年 9/11 7/7 1/1 11/17 2/2 2/2 4/4
可以看出，讲师是金庸研究最大的一个群体，硕士生也是一个重要群体。还要指出的是，在正高职称的26篇论文中，有5篇是合作完成（这有可能意味着主要作者并非教授）。从统计看，金庸研究队伍状况职称结构显然不够理想。在108篇论文中，高级职称作者共计45篇，仅占42%。这可能意味着，金庸研究队伍整体学历不够（根据许多大学的人才政策，博士生取得学位后即可特聘为副教授）。
发表文章最多的作者依次为：王立（教授辽宁师大，后调大连大学）7篇（4篇为合作），田智祥（菏泽学院讲师，同时为山东师大硕士生）6篇，刘卫英（辽宁师大副教授，同时为南开大学博士生）4篇（3篇为合作），严家炎（北京大学教授）、袁良骏（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丁进（江苏省人事厅编辑）、谢理开（龙岩学院，职称不详）均为3篇。在这些作者中，严家炎论述了金庸研究中的若干重大问题，袁良骏主要对金庸持基本否定态度，丁进主要考察金庸研究史，这些都是此前相关研究的继续。在新进入金庸研究领域的作者中，王立、刘卫英和辽宁师大的研究生们，主要从主题学角度较为深细地考察了金庸小说的若干母题，已经初步形成特色；谢理开主要探讨了金庸研究的学术建构；田智祥发表文章较多，涉及较广，但文章篇幅均较短小，论述不够深细，尚未形成特色。
一般而言，要深入研究一个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会有多篇文章发表。在三年中，仅有7位作者有3篇及其以上论文发表（即平均每年至少有 1篇）。从面上看，大多数作者涉足金庸研究，都只是匆匆过客，偶然旁及，由于对论题缺乏长期深入的研究和了解，大量文章质量不高，研究不深不细。从点上看，几位新进入金庸研究领域的作者，往往起点不高，在90年代以来金庸研究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未能就一些总体性问题继续进行厘清，理论高度很难得到提升，也缺乏新的学术增长点，这样很可能造成低效重复。倒是一些偶尔涉足金庸研究的作者，如朱寿桐、姚晓雷、李秀萍、高玉等，他们能够站在金庸之外从更高更广的角度看金庸，写出了一些力作。
金庸研究要繁荣发展，研究队伍的建设是一个重要环节。在上述体制建设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可以有几项工作要做：第一，鼓励、吸引更多作者加入金庸研究队伍。第二，金庸研究的前辈作者和优秀作者要适时起到传、帮、带的作用，培养研究的后备队伍。第三，研究者要加强专题意识，在重点、难点上取得突破。第四，研究者要在哲学、文学等基本素养上苦下功夫，将金庸放到更大的学术文化格局中，"微小叙事"和"宏大叙事"相结合。第五，鼓励重点研究金庸的作者"专业"化，鼓励偶尔涉足金庸研究领域的优秀作者继续进行金庸研究，形成专业、业余研究者互补也就是局内、局外互补的局面，共襄金庸研究盛局。
（三）观念建设
研究的观念层面往往决定着研究的努力方向以及层次水平，因此，总结近年来金庸研究观念层面的得失并做出反思，是繁荣金庸研究的必要工作。
观念层面反映在学术成果上，集中体现于选题和方法两大方面。选题的更新是学术增长点的表现，而方法的更新是层次水平提升的标志。在前10年金庸研究的基础上，2003年以后选题重点和方法策略主要有：论争透视，包括王朔、金庸之争及其所反映的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争，文学革命论、新剑仙派之争及其所反映的"重写文学史"之争；人文关怀，表现为广泛地探讨金庸小说各方面的人文意识，是金庸研究中的长线课题；审美探讨；学术史略；母题探源；比较研究，比较了余秋雨、王朔、张恨水、林语堂、罗琳等；文化运作，主要探讨2003年金庸"华山论剑"和2004年金庸四川行的传播策略；等等。根据何开丽讨论1980—2004年大陆金庸小说研究的特点与方法可知，除母题探源和文化运作两点外，上述选题和方法大多已经得到广泛运用。可以认为，在近三年的金庸研究中，整体上缺乏新的学术增长点。
以下笔者从四个方面提出自己关于金庸研究的设想。
第一，版本研究。
金庸小说到今天已经有了三个版本：连载本、三联版、花城版。如何看待这三个版本，涉及到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首先，在近年兴起的现代文学版本学中，版本涉及到精确所指、版本兼容、新善本三个重要原则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金庸小说无疑是版本学的良好研究范本。其次，版本问题涉及到文学经典化在创作和接受两个方面的历史进程，是考察金庸小说之"历史经典"与"流行经典"双重属性的基本工作。第三，三个版本的变迁，也是探讨半个世纪以来文化发展、金庸个人以及中国群体人格变迁、武侠文学创作规律和雅俗整合流变规律等的基础工作。
第二，比较视野。
金庸研究的比较方法，从1966年的《金庸梁羽生合论》就已经开始了，但比较层次一直缺乏进展。比较研究要深入到作家作品的内在机制中去，提升到整体文学史和整体社会史的高度来进行，而不仅仅是一些现象的并行罗列。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一批优秀作家对侠文化表现过兴趣，如鲁迅、沈从文、老舍、艾芜等，虽也有过一些将他们和金庸进行比较的论文，但随着整个文学史研究的深入，比较研究还大有深化的空间。近年西方大众文化大量进入中国，金庸本人曾说过《哈利·波特》和《魔戒》就是西方的武侠小说，其内部建构模式和外部建构模式和金庸小说相比较而言的特点，也是大有比较价值的。即使像《堂吉诃德》这类古典名著，虽然已有不少人将其与《鹿鼎记》相比，但如果深入到文艺复兴打破亚里士多德模仿说的整体夸张系统的大氛围中，就会发现我们往往并未领略到其中的精义。金庸小说自有其完整的主体系统，但通过比较可以更清晰地看到金庸小说在广大的文学和文化世界中的位置，也能更好地理解金庸。就目前的金庸研究而言，虽然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比较研究，但我认为还远远不够，需要大力加强。
第三，历史视野。
历史视野包括向前和向后两个层面。向前的历史视野指的是对过往历史的处理，体现为作品的历史意识，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多研究，如前述胡小伟的研究。向前的历史视野还包括对金庸历史地位的确认，如王敬三 的研究。向后的历史视野体现为作品对后世的影响，体现为强烈的'当下性或"当代史"意识，这里大致可与"后金庸"同义。近年来，出现了少量研究"后金庸"的文章，但也主要是对80年代以来的温瑞安和黄易的研究。我认为在这方面有必要大力加强金庸与"大陆新武侠"的比较研究。金庸树立了武侠小说的一个无与伦比的高峰，所谓"金庸把能够想到的桥段都写完了"，这是后人继续创作武侠小说的一个障碍，武侠创作必须顺应时势发展"求新求变求突破"。90年代，温瑞安提出"武侠现代化"，黄易创作"玄幻""异侠"两大系列，就是他们意欲超越金庸的努力。但他们毕竟和金庸一样，是在香港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其创作突围就更多地有一种未完成的过渡性。而2001年才开始的"大陆新武侠"浪潮，是在和金庸差别很大的文化氛围中起步的，因此很快形成了"凤歌的综合、沧月的感觉、小椴的技巧、步非烟的想象、方白羽的哲思、慕容无言的现代" 百花争艳的繁荣局面，展示了和港台新武侠颇为不同的特点，广泛及于作品的侠义情感、审美风貌、文化内涵诸方面 。大陆新武侠作者文化起点普遍较高，其中一些作品如小椴的《杯雪》、凤歌的《昆仑》等，在文学技巧和审美体验上都可以和金庸50年代的小说相比。但问题是，金庸是在60年代初实现了飞跃而后在60年代中后期达到创作高峰的，由于当下数字化时代的粉丝文化机制，大陆新武侠的部分作品已经充分感受到了大众文化的明星体验，自我感觉良好、网络游戏影响、商业层面操作等已经成了限制他们迅速成长的因素。这个时候，研究金庸，学习金庸，借鉴金庸，就成了金庸小说真正实现文学经典化和"后金庸"时代的21世纪"大陆新武侠"小说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
第四，审美体验。
在金庸研究史上，最热门的方法莫过于文化研究。然而，归根结底，无论是就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就"重写文学史"立论，对金庸小说来说，都主要是一种他侓的方法，要真正体验金庸小说的魅力，必须要深入到金庸小说内部，进行自律的文学性探索以及作家主体性探索，而这些都将表现为和文学史方法与文化学方法不同的美学方法。徐岱曾经指出："金庸小说的真正迷人之处，在于它提供给你一种赏心悦目的享受，在这里，精神的解放和生命的高扬高于单纯的思想启蒙，审美兴奋淹没了接受知识的乐趣。" 随后，他从多方面进行了金庸小说的美学研究，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他提出的"爱生性"观点，就是从生命美学角度深入探讨金庸小说生生不息的内在源泉。但是，从美学角度深入探讨金庸，这方面有深度的文章并不多见，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徐岱是一个孤独者，大多数研究者都较少采取这种方法。
高玉在批判中国现代文学"审美中心主义"时，认为把金庸小说当成"纯文学"来研究是一个误区。笔者以为，自1988年章培恒比较金庸小说与姚雪垠的《李自 成》以来，经过1994年的"文学革命论"和"小说大师论"再到其后多方面、多层次的金庸小说"经典化"潮流，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设定，即"重写文学史"，就武侠这一具体文类而言，则是以对1933年茅盾的"封建的小市民文艺论"的反动为其核心，力图拨开长期以来"新文学"对武侠文类的偏见。严家炎的如下论断庶几可以作为这场文学史反思的结论："雅俗对峙是文学发展的动力"，而"金庸就是超越雅俗的典范"，"达到了雅俗共赏的理想境界" 。接下来的工作，需要从金庸小说内部出发来探讨其迷人的艺术魅力，审美体验的问题就此提上了议事日程。
审美问题首先要研究的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而我们目前的许多文章还主要集中于对金庸小说文化传承的资料性和具体技巧的精巧性的归纳，因此未能触及到金庸小说的人的本质力量。席勒在《审美书简》第15封信中曾说："只有当人充分是人的时候，人才游戏；而且只有在游戏的时候，他才完全是人。"而金庸在1966年回应《海光文艺》梁羽生的《金庸梁羽生合论》一文时，称自己只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其实这就已经是一种"游戏"品质，是和人的"本质力量"相关的，也是他在小说中追寻"自由"的动力源泉。中国传统文学的"载道"以及新文学的"革命"，与金庸小说本就不是在同一个轨道上运行的，载道的、革命的文学要求以社会政治解放人，金庸小说却是以艺术审美来解放人。长期以来，权力的一元化体制和非此即彼的简单二元思维方式，把武侠文类排除在文学圣殿之外。以"重写文学史"和张扬金庸小说所包含的宏富文化传承来研究金庸，其意义在于奠立金庸小说研究之"可行性"基础，而进一步的提高、深化则有待于深入到金庸小说的人之生命体验的艺术方式之中，也就是用美学的方法来对金庸小说进行"自律论"的文学研究。
到今天，过往的争论大多已有了结论，可以暂告一段落了，金庸小说以及金庸本人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以为，在此之前，人们研究金庸，主要是一种文学活动，是思想意识的革新，深度模式倒是其次的；而当下研究金庸，"活动"的层面应该主要转移到"金庸产业"的文化运作策略上，而"文学层面"经历了20年的聚讼纷纭，已经具有了相当深厚的文化沉淀，那么，追求深度模式也就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了。当"美学的自立门户其实也就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人学的开张" 之时，美学就被赋予了新的涵义："努力让自身成为一种智慧形态，这是当代美学的追求目标；通过追寻生命的奥秘来实现一份人文关怀，这便构成了美学的基本价值座标。" 探讨人自身以及人类永恒追求的无限性，是美学的任务，也将是金庸研究在当下兼具必要性和可操作性的一个闪亮的学术增长点。
四、后语
综上所述，在经历了世纪之交10年之久的轰轰烈烈之后，金庸研究近年似乎走入了低谷，但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这其实是上一波将平而下一波未至的转换期。"重写文学史"和"流行经典"之争大致已经有了一个令各方信服的结局，金庸的地位已经确立，恰如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启蒙运动，其意义是在破除。如果说上一阶段的好些观点都有强烈的研究者的主体性，且许多文章是从金庸之外立论的；那么，在下一阶段，感性就要归于理性，从金庸本身立论，以深刻性取胜，脱颖而出的将是犹如德国古典哲学式的繁荣，其意义是在建设。从更广大的范围来认识金庸，从更深刻的层次来研究金庸，金庸研究将成为一个深刻、完整的属于金庸自身本体世界的宏大文化架构，并以其深刻和长久的魅力影响着未来文化的进程。
哇！你学的什么啊？毕业论文是武侠小说？关于金庸小说的东西多的是呢！到处都能找到！
孔庆东，知道吗？在百家讲坛讲过课，写了好多关于金庸武侠小说的东西。你在网上一找就行。
武侠小说应该予以现代化 不过，现代化，并不是指遣辞用字的“现代化”，或夹杂俚语、粗话、“现代”或“无厘头” 的句式，而是泛指对“侠”精神推陈出新的概念里，以及内容与形式的糅合上，文学经典与通俗读物层面的对流下，更重要的是其内容不妨对“今之侠者”加以考察、实验、试炼。“武侠”如果仅止于对古人的思慕之情，而在现代和现实全无兑现、应合、提倡、立足和寓言、警世的能力，那是“武侠”小说仅沦于“成人童话”的失败，真正武侠精神的沦亡。我们可以在传统中吸收养分，再回馈滋润这块沃土，也不妨颠覆、transgress（侵越）、重建，把这武侠文学的领域拓宽、深化和解构，铸镌它的多维性、歧义性，好像把一把好剑炼铸成自己就是一把好剑。 一向以为除了“侠之大者”，应该“为国为民”之外，今之侠者也不妨“侠之小者，为友为邻”。 没错，安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现代人未必人人能掌天下大权，没有必要人人好高骛远为万世太平、为万民福祉，要人人动辄行止都要为国为民，恐怕不符实际，而且流于说就天下第一，做就无能为力。但只要能尽其本分，为自己的朋友、亲人、邻居、同事，乃至同胞、同志、同是人类，以及亲情、友情、爱情、同情做一些对得起良知的好事，那已是一个“侠者”的新定义。
从金庸小说的流行现象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如果说有水的地方一定有华人，那么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侠小说。这句话并非是金庸小说爱好者的夸夸其谈，而是铁一般的事实。自从金庸在 1955年创作《书剑恩仇录》至1972年写完《鹿鼎记》为止，他总共创作了14部武侠小说（不包括短篇小说《越女剑》）。在近50年中，这14部武侠小说一直在华人世界流行不衰，并且是通过小说、漫画、电影、电视剧等多种媒体流行开来。进入90年代以后，金庸小说更因互联网技术的面世而上了网，使全球懂得中文的网民得以“一睹尊容”，其流行面之广、其影响力之大，令人叹为观止。金庸小说为什么会如此得到全世界华人读者的垂青和喜爱？根据金庸本人的看法，这是因为“中国近代新文学的小说，其实是和中国的文学传统相当脱节的，很难说是中国小说，无论是巴金、茅盾或鲁迅所写的，其实都是用中文写的外国小说。实际上，真正流传下来的中国艺术传统，就好像国画那样，是根据唐、宋、元、明、清一个系统流传下来，和外国画完全不同……在中国小说方面，自五四以来的小说都不是传统的中国小说。常有人问我，为什么武侠小说会这么受欢迎？当然其中原因很多，不过，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武侠小说是中国形式的小说，而中国人当然喜欢看中国形式的东西”。如果纯粹从文学的角度来理解，金庸的解释是有一定的合理性，颇能令人接受。问题在于，金庸小说在华人世界的长期流行不仅是一个单纯的文学现象，同时还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文化现象呢？试想，金庸小说从问世以来，先是在香港、台湾和东南亚及欧美的华人世界流行开来，接着又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挟雷霆万钧之势打入大陆市场，俘虏了亿万中国读者的心灵。90年代后，欧美华人移民日益增加，金庸小说在他们当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并且从流行小说的层次晋升到学术殿堂讨论的严肃课题－－1998年5月17至19日，美国洛矶山麓的科罗拉多大学就以“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为题，举行了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收获颇丰。这恐怕也是美国大学首次为一位仍然健在的中国作家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与会学者在这次学术会议上，从方方面面触及了与金庸小说有关的多个课题。尽管众说纷纭，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同金庸小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占有显赫的地位。例如，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客席研究教授刘再复就认为，“我们有理由相信，缺少充分评说金庸作品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是残缺不全的文学史。如果我们能够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变迁史的大背景下看金庸的作品，如果我们不囿于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一般解释去看金庸，如果我们能够不带偏见看问题，就会看到金庸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真正继承并光大了文学剧变时代的本土文学传统；在一个僵硬的意识形态教条的无孔不入的时代保持了文学的自由精神；在民族语文被欧化倾向严重侵蚀的情形下创造了不失时代韵味又深具中国风格和气派的白话文；从而将源远流长的武侠小说传统带进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另一位与会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则认为，金庸小说之所以有吸引力，在于“金庸武侠小说里的江湖世界包含两个成分：一是为了补偿现实的遗缺，而在想像中创造（幻化）出彼岸的、超越的、理想的乌托邦境界；另一组充满杀机（危机）的世界，这是现实世界的折射，是此岸世界对彼岸世界的侵入。两者互相对立又相互依存，从而在世俗社会与理想境界之间，在此岸与彼岸的联结中，实现了文学的审美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类似宗教的作用’”从刘再复和钱理群的发言内容可以看出，他们都给与金庸小说极大的评价，都认为金庸小说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奇葩，而且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其他学者也有类似看法，例如中国电影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墨就主张“重写一部‘破除偏见，树立正见’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让金庸在文学史中占有他应有的地位。问题在于，他们都没有解答一个问题：为什么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现代中国人（包括世界各地的华人），无论是处在什么社会发展阶段－－前现代（中国农村和乡镇）、现代（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或者是后现代（新加坡、香港、台湾和欧美），竟然都会迷上在形式上和古典的章回小说无甚差别，在内容上也不脱志怪传奇、才子佳人的巢臼的金庸小说？从西方文学的发展史看，现实主义艺术、现代主义艺术和后现代主义艺术之间，是有明确的分界线的。不同时期的艺术，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截然不同，一目了然。套句卢卡契的话说，这是一个“要托马斯·曼还是卡夫卡”的问题。事实上，二十世纪的西方美学理论，就是建立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这一对矛盾的基础上的。无论是作为西方现代美学先驱者的斯宾格勒和齐美尔，还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巨匠大家如卢卡契、阿多诺、本雅明等，或者是其他的现代主义理论家，尽管理论出发点不一，学术派别也不同，都认为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是一对不可通约，也无法协调的矛盾。但是，从辨证法的角度来看，任何矛盾都是会转化的。因此，美国文艺批评家菲德才会在五十年代现代主义强弩之末时，高呼“跨越边界，填平鸿沟”，预示着后现代主义时代的到来。可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甚至二十世纪的中国美学，走的却不是同一条道路。尽管在本世纪初，中国文化界的精英们，如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傅斯年、钱玄同等，也曾经痛心疾首地声讨过传统文化，其语气之激烈实不亚于西方现代主义理论家。不过，他们当时提倡的却不是现代主义，而是为当时西方学界所唾弃的现实主义。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所说的“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实际上就是一纸倡导建设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宣言。与此同时，当时的另一批新文化运动巨匠，如鲁迅、茅盾、巴金、曹禺、郭沫若、沈从文等，也开始创作了一大批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把中国文学史带进了崭新的、有别于以文言创作的古典文学的以白话文为文字载体的现代文学阶段。可是，这批五四新文化运动巨匠所创作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却没有强大的生命力。如今，它们除了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而被供奉在文学殿堂内，让中文系学生 “瞻仰遗容”以外，恐怕已经没有多少读者了。然而，应运而兴的却不是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它们至今仍然打不进中国文化精英的圈子，也没有产生过任何足以夸耀的经典作品。相反的，像金庸、张爱玲等接着明清旧白话文学传统创作的作品，却越来越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成为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界的一个奇特现象。无独有偶，唐浩明的《曾国藩》三部曲、二月河的《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等章回小说体的历史小说，也开始大行其道。其中，《雍正皇帝》还被改编成电视系列片，据悉这也是九十年代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不仅是小说，即使是其他文学形式如诗歌，五四新文学运动所建立的新诗传统，也始终无法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坛蔚为大观。北师大教授郑敏就持这种看法：语言主要是武断的、继承的、不容选择的符号系统，其改革也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对此缺乏知识的后果是延迟了白话文从原来仅是古代口头语向全功能的现代语言的成长。只强调口语的易懂，加上对西方语法的偏爱，杜绝白话文对古典文学语言的丰富内涵，包括杜绝对其中所沉淀的中华几千年文化精髓的学习和吸收的机会，白话文创作迟迟得不到成熟是必然的事。事实已证明，胡适、陈独秀以及鲁迅、周作人在创作实践上，每逢要表达深刻的内容或追求艺术效果时，总是仍然求助于他们在理论上痛斥的古典文和诗体。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五四以来，不加思索、囫囵吞枣地把西方文学形式强行移植在中国文学园地上的做法，是根本行不通的。同样的，任何尝试把西方现代文艺美学理论生搬硬套地用来解释中国文学现象的努力，恐怕也会是徒然无功的。换句话说，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有它自己的模式，也有其独特的现代性。金庸小说的流行就是实证。笔者认为，金庸小说的流行及有如此坚韧的生命力，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武侠小说才是真正的中国传统俗文学的延续。中国的传统俗文学世界，原本就是以志怪类、公案类、传奇类和侠义类为主流的。自六朝志怪开始，到唐代传奇，到宋元话本，到明清小说，无不按照这个脉络发展着。到了五四时期，由于种种时代原因，这个主流遭受到了一批在当时来说是进步的知识分子给拦腰截断了。这些知识分子以西方的小说理论和创作方法为经典，批判甚至否定了传统俗文学的价值。可是，这毕竟是知识分子们一厢情愿的想法，群众所喜闻乐道的毕竟还是在传统俗文学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新本土文学。二、武侠小说是民族精神的支柱。自五四以来，知识分子们出于时代要求的缘故，拼了老命的反传统，结果矫枉过正，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出现了断层，造成了民族虚无主义的恶性循环，也就产生了民族精神普遍失落感。整个民族缺乏了一种统摄族魂的维系力量。武侠小说塑造了一些“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英雄形象，如王重阳、洪七公、郭靖、凌未风、吕四娘等，自然而然就会成为炎黄子孙心仪的英雄人物。大陆开放之后，武侠小说就成为了当地再版了又再版甚至盗版再盗版的畅销书，恐怕就和上述的民族精神普遍失落感有关。三、武侠小说是现代仙话。人类的心灵是需要彼岸的，民族心灵也不例外。中国人的传统彼岸就是道教的神仙世界。传统中国人习惯于通过对虚幻神仙世界的追求，来超越现实人间世界的苦难。这就是所谓的儒道互补心态。现代社会的大工业生产形式，已经把人沦为机器的婢女。在这样的情况下，武侠世界自然就会成为了缺乏宗教精神的现代炎黄子孙的彼岸世界。总的来说，笔者认为九十年代是中国人正式跨入现代化社会门槛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中国人，也面对了本世纪初西方人的精神困境，因此急需一个精神乌托邦来调剂出于极度紧张状态的心灵。不过，肩负起这个重任的却不是像西方先锋派类型的那种现代艺术，而是立足于传统又有别于传统的，以金庸小说为代表的新本土文学。进一步地说，中国的现代性也是有别于西方的。无以名之，就称之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而这个“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也必定是立足于传统同时又有别于传统的。也许金庸所创作的武侠世界，就是此种独特的现代性在文学彼岸世界中的折射。限于篇幅，本文不准备展开讨论这个课题。仅以两位新儒家学者杜维明和林安梧对传统和现代的精辟见解，作为本文的终结：寻根意愿和全球意识表面是两种决然不同的思潮。一种是因工业文明发展到了某一极点以后，因人类面临了毁灭边缘而引发的反思；另一种是原来认为经过现代化洗礼后便逐渐消失的传统积淀，但面向二十一世纪，传统的生命力不仅没有被消解，反而在现代化的后期、工业文明达到高峰的社会里发挥了非常大的力量。传统是在时间的赓续性所成的历史之流逐渐刷汰累积而成的，当它作为一个与启蒙相对的词来看，特别强调的是以往的累积已难以消融而逐渐僵化成教条，并从而使自身丧失了生机力，生命变得暗淡无光，衰颓破败。但果真传统就是这样的吗？启蒙者往往重新点燃了自己生命的亮光，重新去审视传统，掘发传统的生机，再造新局。当然启蒙者或许挥刀斩乱麻的想告别传统，但可能传统之水仍就浩浩荡荡望前流去。启蒙，或如康德所说“是人之超脱与他自己原先的未成年状态”，但并不意味得毁弃其自己未成年的身躯。启蒙是生命力之再现，是生命之成长而不是告别。亦惟有在其赓续性（Continuity）中才能护守住自己的同一性（identity），才能吸收、融化、望前迈进。
关于毕业演讲稿模板六篇
通过对演讲稿语言的推究可以提高语言的表现力，增强语言的感染力。在当下社会，用到演讲稿的地方越来越多，那么问题来了，到底应如何写一份恰当的演讲稿呢？以下是我收集整理的毕业演讲稿7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各位家长：
大家上午好！
我是医学影像工程2班的段辉宏。能够代表20xx级全体毕业生在此发言，我感到十分荣幸。回想，从大一进校时要命的军训，再到大四结束时同样要命的毕业设计，在站上讲台之前，这一切还仿佛是昨天的事情，大学四年，实在有太多的故事值得我们去回味。所以今天我想借此机会，和大家分享下四年成长中的几点体会。
第一点是“真爱需寻觅”。
大一进校时，我就常常问自己：怎么样才能找到自己的真爱？
当然，这里的真爱并不是指找个妹子，毕业就结婚什么的浪漫爱情故事，而是指自己想的，自己喜欢的。
人们总说大学之大，在于大楼，在于大师，更在于无限的可能，我们可以有无穷的选择，无论是学习，还是参加社团，无论今后是要读研，出国，创业，关键在于，你想要什么，喜欢什么。
刚入大学的自己，对校园充满着新鲜感与好奇，于是在大一，我找到了自己喜欢的院学生会。在院会期间，虽然做的不赖。但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身边的朋友，都有以后的打算，但我却不知道自己未来是什么。
而俗话说得好，人丑就要多读书，懂得这个道理之后。我想学，也想做些什么。但却不知道从何开始。去找老师谈，结果是买了一堆比自己还要高的书然后制定了一个活到现在，最长远的计划—考研。可几个月里书还没看完，身体却倒了。所以看来额，人丑不光要多读书，还要多锻炼。因此我便想去运动吧，我也想有可以不用看脸的身材，我也不想再病了。所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锻炼和考研便成了我生活的全部。
在这一年多里，为了能早起学习，我曾设了很多闹钟，但最后闹醒的却是室友。为了能锻炼身体，我曾每晚拉着朋友们跑步，但最后瘦了的，却是他们。
虽然当时离自己定制的目标还是太远，但我知道，我很幸运，因为我还有机会去选择，我还年轻，所以我还有资本去尝试。我们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去学习各种书本上的知识，没道理不去好好学学自己想要什么，想做什么。为了考研和锻炼，我放弃了很多事情，但放弃是为了坚持。我要坚持，找我喜欢的，做我想做的。
所以第二点是“有舍才有得”。
你可以说出生不公平，高考不公平，期末给分不公平，但“每人每天都只有24个小时”这一点无比的公平。学习，工作，生活当然会有冲突。我也一样。
记得朋友们到处旅游，到处吃，抱着另一半秀恩爱时。我只能抱着红宝书秀着解出的高数题。而期末邻近，当大家都在紧张的预习时，我却还在担心没有背完的马克思。
可索性很多事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当我交出了最后一张考研试卷，带着如释重负的心情拉着朋友们嗨了整晚。翻开了久违的教科书之后，奋战了七天七夜，期末又是一条好汉。
我会矛盾，会疲惫，会难过，也想过放弃，而每当这时，我便会问自己，这一切最初都是怎样开始的，又是怎样才走到了今天，而刨根问底，还是自己喜欢，想要去做。那么自己选的路，就跪着也要走下去。
可做自己喜欢的，想做的，也并不意味着期间的每分每秒都是如你所愿的。
所以第三个体会叫做“心平乐自来”。
生活总是爱和我们开着各式各样的玩笑，踏出校门以后，无论选择了工作，考研，还是出国，我们经历的的辛酸和劳苦，或许只有自己才能够切身体会。其实曾因为估分失误，一度以为逆袭计划失败了，与研究生彻底了缘分。可当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心情，查看分数之后，还是证明了:付出是会有收获的。我又如愿能再多读几年书了。或许就像水墨画上必定要留白一样，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不如意，不必去计较太多，把心放平，坚定自己的所坚持的，那当你回过头来再看这些小事时，就一定能乐在其中。
而我只是学院里300多位毕业生中普通的一员，我们每个人的故事或许都不相同，但正是这些再平淡不过的一点一滴串联成了我们大学四年的全部，而也正是有了朋友老师家人们的陪伴和支持，才让这些平淡的小事成为了我们这一生中最难忘的青春。所以在此，我想代表全体毕业生：
向老师们说声谢谢，或许今天之后我们就再难见面，但对这份整整四年的恩泽，我们还是会牢记于心；
同时还要向父母说声谢谢，或许你们并不了解我们做什么学什么，但永远是我们最大的支持者，是我们心灵的归宿；
而最后更要向培育了我们的学院说声谢谢，是你让我们成为了有血有泪有情义的医食人。
伙伴们，我们相会在黄浦江畔，离别在六月的香樟园。毕业不是结束，新的人生才刚刚开始，让我们整理行装，扬帆起航。
敬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上午好：
请允许借此机会在大家面前最后一次郑重的介绍我自己：我叫王艳云，毕业于浙江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这里，我度过了生命中最美好的四年，和在座的.同学们一起学习一起生活；成为了老师们的学生，在你们的带领下，我们走进知识的殿堂。这是一场为期四年的盛宴。然而，纵有万般不舍，如今，这场盛宴终将结束了。
一年一度的高考刚过去不久，但四年前的场景却仍然历历在目。曾在人人上看到这样一条状态：如果我们多做对或做错了那么几道题，那么我们现在很有可能在不同的地方，认识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经历。但人生的际遇就是那么神奇，我们150个人组成了独一无二的集体，我们成为彼此记忆深处最温暖的回忆。
有人说，大学是个丰富的熔炉，燃烧出每个人与众不同的精彩。在回学校的这趟车上，我闭上眼睛努力回想大学的四年。大一我们加入形形色色的社团组织。我大一时是五个组织的干事。现在想起来，我都无法理解，那时候的自己为什么有如此充沛的精力；走过大二进入大三，我们慢慢知道应该学会思索未来，知道了应该确定一个自己愿意为之努力的目标，应该找准一条路并义无反顾的走下去。
回首四年，我们收获了什么？是词汇量更大了，还是外语说得更溜了？然而最重要的是，我们一直在朝一个更好的自己努力。我们学会了为自己的未来负责，我们尝试着独立的规划自己的人生。想想四年前的自己，我甚至觉得我连独立的人格都没有。对于那时候的自己，大学，不过是社会和家庭为你设好的目标。但是，同学们，在这几年里，我们慢慢的成为一个更加独立的，有担当的人，学会为自己负责，学会更成熟的为人处世。也许有人会抱怨，经过大学四年，我们忘记了如何解函数题，我们再也背不出几首完整的古诗，我们的知识水平相比高三那年简直相形见绌，但大学四年对我们人格的养成却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对于这四年，我们常怀感恩之心。
同学们，过了今天，我们的大学也将画上一个完整的句号。这是结束，但也是起点。我们怀揣着各自的梦想，踏上人生新的征程。《老男孩》的歌词里曾唱到：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一曲不回来不及道别，只剩下麻木的我没有了当年的热血。然而《中国合伙人》里有一句我最喜欢的台词，成东青说：梦想是什么？梦想是一种让你感到坚持就是幸福的东西。未来的这条路好长好长，我希望未来的我们，能够永远像今天这样朝气蓬勃，充满激情。还记得《致青春》里，郑薇说只有阮莞的青春的不朽的。但我却认为，有梦想有激情的人，是永远都拥有青春的人。
同学们，我们20岁相遇，24岁分开，在这段最灿烂的年华里，我们陪伴于彼此的左右。青春的记忆，有甜蜜也有苦涩，但正是各种滋味的交加，才让青春的味道如此令人难忘。青春啊，她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里含着泪的微笑。
最后，请允许我代表在座的同学们向各位老师表达最真挚的感谢，向各位同学老师们再道一声珍重。
谢谢。
我有幸参加了孩子们的小学毕业典礼。两个多小时，感动了好几次，心潮澎湃！
甜美的上课铃声和熟悉的“起立”声让孩子们和父母再次重温了贝瑞。这最后一课在孩子们心中是神圣而庄严的。向父母鞠躬，向老师献花，在大屏幕上一张一张地记录成长的照片，孩子们欢快的舞蹈，他们自己的离别歌曲，老师抒情的离别词，校长认真的教导……强烈而温暖的场景让人眼睛湿润。感动，激动，恋恋不舍，挥之不去……在大厅里流淌着芬芳的百合花，在孩子、父母、老师的心里汩汩作响。离别时刻无情地到来，孩子们用纯净的声音动情地唱着《明天会更好》。他们挥舞着手臂，青春的脸上流露出自信、热情、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告别了母校的老师和同学。巨大的照片墙在最后一刻升起。孩子们五颜六色的签名和笑脸就像夏天的荷花。在园丁们的精心呵护下，它在贝瑞这个温暖的大花园里开出了灿烂的花朵，并在未来结出了丰硕喜人的果实。
孩子们很高兴在这样的校园里长大。一位家长感叹：“我对小学毕业没有印象。在这么优秀又精心培养的老师的呵护下，怎么可能不记得六年？清楚的记得二年级的时候，因为孩子晚上想看电视，就在学校猜作业，没有按照老师的安排和要求写作业。经过几次，数学老师有很多意见。经过教育批评，孩子们仍然没有改正他们的缺点。老师因他抄课文而惩罚了他。天真的孩子在教室里和老师顶嘴，坚决拒绝抄袭，要求老师“换个思路”。年轻的数学老师在课后积极反思，及时与家长沟通，与孩子交谈，告诉孩子在低年级养成良好学习习惯的重要性。在未来的日子里，对孩子没有偏见。
四年级换了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也许作为班主任，她缺乏资历。可能作为老师，她也没什么经验。但是这么小的一个女孩，却用柔弱的肩膀撑起了一片蓝天。五十个孩子，有的比她高，声音在变，身体处于青春期，荷尔蒙旺盛。冲突时有发生，摩擦不可避免。小老师用顽强的毅力努力，用温柔的性格影响孩子。我牺牲了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来弥补我的孩子，和他们说话。我们收到了无数的短信，包括学校通知、班级通知和孩子们在学校的表现。小老师以他超人的能力，充沛的工作热情，细腻的情感，驱散了父母的担忧和猜疑，赢得了孩子的爱，父母的信任和学校的认可，带领6 (1)班的孩子走上了青春的道路，奔跑在人生的起跑线上。
我们和老师、孩子一起走过的六年，有欢笑，有烦恼，有恐慌，但我们都走得很顺利。我的孩子已经从一个莽撞的孩子变成了一个懂事、感性、细腻、健康、帅气的小男孩。在贝瑞，他获得了自信，展示了他的多才多艺。以其健康的心态，无畏地奔向初中，迎接美好的未来！
最后的离别，61班没有感伤，孩子们没有流泪，老师几乎一句话也没说。王老师给每个孩子都留了一封手写的信，记录了老师对孩子深刻而简单的感情，完美的结束了小学的最后一天。
尊敬的各位教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时光匆匆，稍纵即逝。多少学子，在这即将毕业的季节，有着多少的不舍和忧愁。我们是学生，仅此而已。我们恋上了学校生活的无忧与欢快，可又向往外面世界的冒险与精彩。
怀揣着对未来的完美憧憬，即是欣喜又是害怕。我们就如蜗牛般，行步缓慢，背上那重重的壳，不停的去探看这个社会和世界。我们只是学生，一名即将告别学校生活的毕业生。背上重重的壳，开始我们人生中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场旅行。在我们的旅途中，有时候重重的壳压得我们无法喘息，有时候它却又是我们温暖的港湾。
我们总认为，自我还很年轻，对于未来的事情，能够如电影般暂停。可如今的如今，我没有任何理由和借口再来述说这句话。社会的复杂，让我们这群对社会认知懵懂的人更加迷茫。仿佛站在迷雾之中，找不到出口。有那么一句话，毕业就等于失业。或许，导致失业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在社会这个庞然大物前，懦弱不敢向前。
未毕业之前，我们说，要和同学去旅游，还有好多事情要去做等等。可当真正面临毕业时，回想当时自我曾说下的那些话，有的只是遗憾。如今，学校生活的最终一点时光，也将成为我们以后生活回忆的片段，在忙碌后的闲暇时间里，偶尔回想此刻有过的迷茫。
时间不曾为谁停留过，而我们却不断的想让它停住脚步，再好好的享受这完美的时光。有人说，时间的多少源于你对它的争取。或许，以前我们丢失的时间太多，此刻才明白过来。我不想再浪费这仅存的完美时光，至少不应当再像此刻般颓废迷茫。曾今，我信誓旦旦般对父母说，毕业后，我绝不会再象孩童般依靠你们，我要证实给你们看。其实，父母并不需要我信誓旦旦的说出这句话，或许，在我说出那句话时，他们就如我一样激动，认为他们的孩子已经成长起来了。如今的我，是时候应当证实给自我看了。
即将步入社会的毕业生们。我们是不是应当放下那些所谓的压力和迷茫，寻找属于我们自我的空间，兑现以往在朋友面前说过的大话有时候，我们多抬抬头，仰望一下白云蓝天，眺望远方的那一片风景。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
今年的毕业典礼又如期而至。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在这样庄严的时刻，作为校长，首先我要表达我的祝贺之情，衷心祝贺全体高三同学顺利完成高中阶段的教育，即将毕业，母校见证了你们三年来的进步和成长，见证了你们的青春与梦想，见证了你们的努力与成功，也见证了你们从懵懂少年到十八岁的青年才俊。
其次要表达我的惜别之意，每一年校园里荷叶亭亭的时节，我们都要送走届毕业生，三年多的一千多个日子，却终有一别，总要有放飞的日子，我一直知道，从三年前你们刚来的时候，你们心里就盼着早早地，胜利地离开。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爱都以聚合为目的，只有一种爱是以分离为目的，那就是父母对子女、老师对学生的爱。到如今，是你们光荣而胜利地离开的时候了。
我还要表达我的感谢之情，感谢在座的所有老师三年来对同学们的辛勤教诲，感谢家长们三年来对学校工作的支持和谅解，感谢家长们十八年来对孩子的养育之恩，我还要真诚的感谢高三的全体同学们，三年来，你们一直做得最好，我为你们感到骄傲，三年来你们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你们以卓越而骄人的成绩为**中学高考保送画上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休止符，三年来你们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为学校赢得了许多荣誉，也证明了你们自己的价值，证明了你们自己的荣光！
亲爱的同学们，在你们毕业之际，我还要表达我对同学们的美好祝愿，祝愿同学们离开母校以后，考入大学、走向社会，始终能以**中学人自立、自信、自主、自律的精神和品质，带着母校的期盼和老师的期待，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高、更远。你们要记住，青春是美好的，但是青春也不是永久的。希望你们能珍惜青春时光，继续前行，永不言弃。当你疲倦了，你就想想母校，母校见证了你许多优秀的品质，见证了你有多么顽强的毅力。当你面对挑战懈怠的时候，
你就想想母校，这里的岁月教会了你一个质朴的人生哲理：
只有付出才有回报。每当你们回望母校，就会看到自己曾经的影子，看到自己的起点。母校和老师会关怀着你，会远望着你，母校会期待着你，关注着你的每一点进步。
或许，**中学教会我的是做我自己。自由，不追求完美的统一；自律，不沉溺纷扰的世界。**中学告诉我要看护好我曾经的激情和理想，有一分热，就发一分光。因为美好，所以珍惜；因为黑暗，所以改变；因为变化，所以充满希望。亲爱的同学们，我希望你们和他一样，对母校永远充满感情，让母校成为你们永远的骄傲；我更希望有一天，你们能成为母校的骄傲！
谢谢大家！
尊敬的评委老师：
早上好！
我叫×××，20xx级社会学专业学生。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社会学视野下金庸小说中的婚恋观》。我的指导老师是张红老师。从确定选题、拟定提纲、完成初稿，到最后定稿，我得到了张老师的精心细致指导，使我很快掌握了论文的写作方法，并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了论文的写作。不管这天答辩的结果如何，我都会由衷的感谢指导老师的辛勤劳动，感谢各位评委老师的批评指正。
截至目前，在学术界有关金庸武侠小说的论著十分多，但尚无从社会学视野下对金庸小说中婚恋观的研究。选取金庸小说作为毕业论文的写作题材，一方面是因为我对金庸小说比较喜欢，包括由金庸小说改编而成的电视剧。的确，金庸小说不仅仅向我们展现了侠客的快意恩仇，还借用江湖这个社会，使人物摆脱传统社会的束缚或少受社会制度的束缚。男女侠客不问出身，不讲家庭地位、社会背景，只讲*相悦、以情相许，能实现真正好处上的男女平等、恋爱自由。另一方面结合当今社会现实，许多现象与金庸小说中的情节有一些相似，揭示其中的联系，警示世人，以倡导和谐的、理想的婚姻。
在这篇论文中，主要采用了资料分析和现实比较的写作手法，各部分安排按照先典型分析，具体对照现象，理论分析，再阐明现代性特征的层次进行。具体结构如下：
第一部分为所归纳的金庸小说中的五种感情类型；
第二部分为金庸小说中与现实相对应的婚姻类型；
第三部分为关于金庸小说中择偶的社会学分析，分为宏观和和微观两个方面分析。宏观方面的主要理论有：对于择偶的个人主*释；择偶的社会文化解释；择偶梯度理论；同类匹配理论。微观方面的理论有：1、相似性理论；2、需求互补理论。从以上这些择偶理论我们能够做出如下推论：相似性原则是择偶的基本规律。无论从哪个理论角度这个结论总是成立的，虽做出如下推论：相似性原则是择偶的基本规律。无论从哪个理论角度这个结论总是成立的，虽然对具体是什么“相似”有些争议。在外在社会条件上贴合“同类匹配”，内在条件上又贴合“需求互补”，这似乎就是最完满的理想婚姻模式。
第四部分为金庸小说中婚恋观的现代性特征；在金庸小说中，男女侠客不问出身，不讲家庭地位、社会背景，只讲*相悦、以情相许，能实现真正好处上的恋爱自由，而这些观念无疑与现代人的恋爱观相合。
第五部分：结论。
社会是历史积淀的产物，小说是反映生活、憧憬生活、甚至能够改造生活、提升生活品质的艺术。在某些传统思想仍在侵蚀当代人的这天，在已经冲破封建罗网，人们获得充分的个性自由，能够勇于追求自我感情的这天，回味金庸小说中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感情婚恋，对我们仍有启迪。金庸小说中的感情不仅仅反映了作者心目中的感情观，也折射出传统文化孕育下的“群众无意识”及现代人的情感困惑与矛盾境况，从而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因此，我们应当超越以感情为基础的内涵性婚姻和以现实利益为基础的功利性婚姻的简单对立，使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结合来构建一种理想的婚姻模式——综合权衡模式。
限于各种条件的制约，个性是本人理论水平所限，使得本论文对金庸小说中婚恋观的现实好处仅停留在比较粗浅的层面，尤其是理论方面，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继续进行深入、细致的思考和探索。
最后，再次感谢张红老师在我的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所给予的悉心帮忙与指导；其次我要感谢各位专业师在这四年来对我的教育与培养，没有你们的教导，也就没有我的这天；最后也要感谢本专老业同学这几年来对我的关心与支持，和你们生活在一齐的日子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恳请各位老师、同学进行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一种新见解：金庸对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小说主人公文化程度真的“越来越低”吗？——追求“统系”，致入误区——金庸小说中传统文化由多元构成——郭靖乃儒墨文化共育之身——康熙：兼容儒法的明君——金庸对传统文化既有赞颂又有扬弃——黄药师父女嘲讽了什么？——袁崇焕、顾炎武、黄宗羲的例证——反正统并不等于反传统一金庸小说蕴含着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这是广大读者都会有的共同感觉。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金庸武侠小说包涵着迷人的文化气息、丰厚的历史知识和深刻的民族精神。作者以写“义”为核心，寓文化于技击，借武技较量写出中华文化的内在精神，又借传统文化学理来阐释武功修养乃至人生哲理，做到互为启发，相得益彰。这里涉及儒、释、道、墨、诸子百家，涉及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众多的文史科技典籍，涉及传统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如诗、词、曲、赋、绘画、音乐、雕塑、书法、棋艺等等。作者调动自己在这些方面的深广学养，使武侠小说上升到一个很高的文化层次。像陈世骧教授指出的《天龙八部》那种“悲天悯人”、博大崇高的格调，没有作者对佛教哲学的真正会心，是很难达到的。我们还从来不曾看到过有哪种通俗文学能像金庸小说那样蕴藏着如此丰富的传统文化内容，具有如此高超的文化学术品位。(1)可以说，金庸作品既是作者以近代精英文化改造武侠小说的结果，同时又是作者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熏陶的产物。从金庸小说，我们可窥见墨家见义勇为的游侠精神，儒家的仁爱、王道与民本思想，还可感受到道家深邃博大、无处不在的辩证方法。仅就文学本身而言，我们读金庸小说，也常常不禁联想到《庄子》那种瑰丽恣肆的神奇想象，寓意深沉的哲理色彩，飞扬灵动的文学语言。它们都证明着金庸小说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深刻联系。但说到金庸小说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比方说，是肯定或是否定），研究者中间的看法显然很不相同。在八十年代台湾远流公司出版的《绝品》一书中，舒国治先生的文章就说“金庸书中隐隐透出‘文化空无感’”(2)，只是语焉不详。前些年研究金庸很有成绩的大陆学者陈墨先生，也在1994 年发表的《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的反思》(3)一文中提出金庸小说“具有非文化及反文化的意义（无论是主流文化或是非主流的世俗文化）”。陈墨说：“金庸小说的主人公的‘文化程度’越来越低，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第一部书中的陈家洛，到第二部书中的袁承志，到第三部书中的胡斐、第四部书中的郭靖、第五部书中的杨过..在文化程度上明显地一个不如一个。而后来的狄云、石破天等主人公干脆就是文盲。”“答案或许相当简单：那就是金庸不喜欢儒生，不喜欢文人，不喜欢传统文化中的‘知识分子’。”还说：“金庸小说的主人公不仅文化程度越来越低，而且越来越不通世故。这不仅表明作者对主流文化的一种否定，同时也是对非主流的世俗文化的厌弃。”陈墨的结论是：金庸小说“从对儒生乃至一切传统文化背景下的知识分子的怀疑和批判，发展到对一切世俗文化（包括主流与非主流）的怀疑与批判，这是一条不容忽视的思想线索，也正是金庸的思想意识的独特之处和深刻之处。”也就是说，在陈墨先生看来，金庸小说对传统文化——包括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都是否定的。中山大学的研究生刘卫国先生则在《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化经脉》一文(4)中考察了金庸的思想流程，认为《飞狐外传》与《射雕英雄传》等作品表明，“金庸首先把侠义精神托孤给儒家”；由于对儒家思想的“反叛与逃逸”，金庸“走向道家”，但“《神雕侠侣》是金庸反叛儒家规范的一次半途而废的努力”；到《笑傲江湖》，岳不群这个“代表着儒家文化的‘父亲’终于被弑，表明金庸对儒家文化所代表的侠义精神全面没落的深刻反省”；《天龙八部》体现了“佛法无边”，但对慕容复、段正淳等依然“无能为力”；“到了《鹿鼎记》，金庸则为侠义精神唱出了最后的挽歌”，通过韦小宝这一“中国文化的怪胎”，“侠义精神最终被金庸亲手埋葬”。刘卫国提出：金庸的文化思想“终点竟是彻底的失望”。这同样认为金庸对传统文化越来越采取了绝望和虚无的态度。金庸小说果真像上面几位先生说的那样，对中国传统文化表示了虚无、否定和绝望吗？如果允许我们“跟着感觉走”，恐怕得不出这种结论。金庸几乎花了半生心血塑造侠魂，讴歌义气，他认为“中华民族所以历数千年而不断壮大，在生存竞争中始终保持活力，给外族压倒之后一次又一次的站起来，或许与我们重视情义有重大关系”(5)。具有这种认识的人，实在难以想象居然会对传统文化采取“虚无”态度，居然会将侠义精神“亲手埋葬”。事实上，陈、刘二位都对金庸小说存在一些误解，他们的上述文章某些分析虽有道理（陈墨文章甚至不乏精彩之处），但总体结论很有偏颇。这样的论断同一般读者的阅读印象，距离实在太远了！也和金庸小说的创作实际，距离太远了！金庸小说共十五种三十六册，创作和改定的时间前后长达十七年。他不可能在五十年代创作《书剑恩仇录》之初，就设想好未来要写多少部作品，每部作品主题思想如何，主人公的文化程度又如何，怎样构成一个庞大的形象体系或思想流程；而只能是写一部构想一部（能多构想一两部就不容易），以求得逐部出新，不要重复自己而已。武侠小说主人公的文化程度一般都不高，至于具体设计，恐怕只能视每部作品主人公性格、出身及与周围人物的相互关系，作品情节发展与主题思想的不同需要而定，并非按作者事先设下的由高而低的文化梯田顺序排列的结果。况且作品实际情况也并非“主人公的文化程度越来越低”。以金庸较晚的几部小说主人公为例：《天龙八部》中段誉是大理国王子，他自己对钟灵说：从小“爹爹请了一位老师教我念四书五经、诗词歌赋，请了一位高僧教我念佛经”(6)，可知很有些文化教养；乔峰、虚竹也都自小在少林寺受过一点教育；《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文化上也比早先出现的杨过、狄云、石破天等都要高；最后的《鹿鼎记》，主人公除韦小宝外，还应该算上一个康熙皇帝，那是金庸全部作品中文化程度最高的角色（金庸自己就在一篇文章中将康熙与郭靖、乔峰并列为“男主角”(7)）。金庸小说确有对中国传统文化某些方面的批判，但决没有陈墨先生所说的“非文化及反文化”的倾向。至于金庸思想有没有刘卫国先生所称从儒家到道家又到佛家，终端却是对传统文化“彻底的绝望”这样一个“流程”呢？恐怕也不存在。理由是金庸从《书剑恩仇录》开始，实际上对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墨家思想、道家思想都是既有肯定又有否定，既有吸取又有扬弃，既有继承又有批判。后来他又研读佛经，也剖析世俗文化，却同样没有全盘地接受，当然也无所谓“彻底的失望”。金庸创作武侠小说，已过“而立”之年，中西文化根基大体已经打好，思想也趋于稳定和比较成熟，传统文化在他的小说中是以综合和融汇的形态存在的（这才使读者感到他的小说具有丰富厚实的文化气息），他不可能也不需要借小说创作先探索儒家思想，再探索道家思想，又探索佛家思想，而后探索市民文化与世俗文化，最终走向虚无、绝望。这些说法恐怕都是研究者为追求建立某种“体系”而对金庸作品求之过深、走向偏颇的结果。陈寅恪在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所写的审查报告中，曾说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者，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8)这里说的虽是古代哲学史研究，其实在方法论上有普遍意义，对金庸小说与金庸思想的研究也是同样适用的。二我们说中国传统文化在金庸小说里是以综合的形态存在的，这包括多层含义。首先，指金庸小说中的传统文化由多元所构成，儒、道、墨、法、释乃至兵法家等各种思想成分都有。金庸在不同的作品中出于不同的需要，通过艺术形象着重体现或发挥诸子百家中某一家、某几家的若干观点，他本人却似乎并不特别偏向或执著地信奉某家的思想。金庸的传统文化观念本身就是多元融合。因此，诸子百家的思想在金庸小说中往往不是单个地分离地存在的。比方说，他的小说赞美了儒墨两家的人生态度，同时却又肯定了佛道两家的哲理精神：采取一种儒墨与佛道互补的态度。令狐冲那么狂放洒脱，对师父却总是毕恭毕敬，蒙冤受屈也不反抗，保持尊师重道的传统道德，这既是人物性格的自然体现，也是金庸本人文化观念的不自觉流露。在爱国、重义、尽孝、尊师、守信这类基本道德观念方面，金庸小说从儒墨两家吸取很多，但在个人与社会相互关系的选择上，作品又颇多佛道两家的思想。了解传统文化问题上的这种多元性，是正确把握金庸小说内容、防止和避免简单化论断的关键之一。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在我们今天看来，他们的学说各自代表社会要求的一个侧面。虽然相互间激烈地进行着争论和斗争，却并不一定是你死我活、互不相容的关系，倒是各有优长，可以相互补充。儒家强调个人对社会应负的责任，主张从道德修身的自我完善方面来保证“礼治”、实行“仁政”，以维持既定的社会秩序。孔子不赞成法治，而主张德治，他说：“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9)又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10)可见，他认为主要应该从道德教育上解决问题（所谓“克己复礼为仁”）。但道德教育当然不是万能的，孔子没有办法时还是杀了少正卯。在国家、社会的管理方面，强调法治的法家，必然是对儒家的重要修正和补充。然而，如果像法家那样只靠片面的严刑峻法，“乐以刑杀为威”，社会也可以失去弹性和生机，结果就如秦代那样“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11)，全国变成一个没有围墙的大监狱，终于民怨沸腾，二世而亡。在这方面，不但儒家的“仁政”思想有合理性，道家尊崇自然、无为而治、爱惜民力、休养生息的主张更是对法家的重要补充。汉初有一段时间实行黄老之学，那实际是“外道内法”，结果社会经济就发展了，形成“文景之治”。汉武帝表面独尊儒家，同时却任用酷吏，加强社会控制，这是“阳儒阴法”，用汉宣帝的话来说也叫做“霸王道杂之”(12)——“霸道”指法，“王道”指儒。至于纵横家的外交策略，兵法家的战略战术，当然也是国家管理的一个方面的需要。墨家在人生态度上非常入世，接近于儒，但它似乎更密切关心下层劳动者、小生产者的利益，喜欢干预社会上不平之事，它的尚侠精神在汉武帝时代受到重大打击（不少侠士被杀）。后来传入的佛教，在抑制人的贪欲、安定社会秩序、阐释人生哲理方面，也都有重要作用。总之，各家之学都有其合理性，也都有其局限性，如能互相补充，融会优长，体现文化生态平衡的要求，完全有可能在社会治理上取得辉煌的成功。曾国藩号称大儒，实际上吸取百家，他曾说：“若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能如管商之严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补之，则诸子皆可师，不可弃也。”(13)这话很有道理。金庸小说正是兼容儒、墨、释、道、法各家的。他的许多主人公，曾经出生入死，行侠仗义，豪气干云，最后却又飘然而去，遁世而居，既践儒墨之旨，复遵释道之教。金庸在1989 年写的一篇文章中曾说： 汉唐之后佛法和道家思想盛行，中国人的思想也为之一变，佛道的出世和儒墨的入世并行。中国一般知识分子年轻时积极关心世务和大众，以天下为己任，当在现实环境中碰得头破血流之后，有的仍然衣带渐宽终不悔，有的不免趋于遁世与消极。..我在三十岁稍过后开始写武侠小说，所描写的男主角为数众多，个性和遭遇颇为繁复。但写到最后，男主角的结局通常不出于两途：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或飘然而去，遁世隐居。大概由于我从小就对范蠡、张良一类高人十分钦仰，而少年时代的颠沛流离使我一直渴望恬淡安泰的生活，所以不知不觉之间，我笔下郭靖、乔峰、康熙一类的人物写得较少，多数以另一类的归宿为结局。从《书剑》的陈家洛、《碧血剑》的袁承志，以至《射雕》的王重阳、《倚天》的张无忌、《神雕》的杨过、《笑傲》的令狐冲、《天龙》的虚竹、段誉（他虽然做了大理国的皇帝，后来还是出家为僧），直到最后一部《鹿鼎记》仍是如此。韦小宝贵为公爵，深得皇帝宠幸，还是选择了逃避隐居。结局如何，主要是根据人物的基本个性而发展出来。重视责任和社会规范之人大致走的是第一条路；追求个性解放之人多半会走第二条路。..以兼善天下为目标的是我小说中的第一类男主角，第二类男主角则在努力一番之后遭到挫败感意兴阑珊，就独善其身了。“且自逍遥没人管”（《天龙八部》的一句回目）是道家的理想，追求个性解放、自由洒脱，似乎另有一番积极意义。儒家的“独善其身”则有较强的道德内涵。(14)可见，即使都是隐居，也还有道家式和儒家式的不同。金庸是注意了其间的区别，同时又采取兼容态度的。这里有必要考察一下《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中的郭靖形象。一些研究者都把郭靖单纯归结为儒家文化的一个典型，这在我看来不免有些简单。郭靖身上当然有儒家思想的影响，但同时也有墨家文化的色彩，他是儒墨文化共育的典型。儒墨两家在春秋末战国初都曾是显学，思想亦有相通之处（都主张仁义）。唐代韩愈曾说：“孔子必用墨，墨子必用孔；不相用，不足为孔墨！”然而具体到郭靖身上，墨家色彩或许更多些。儒家和墨家虽然都主张“以天下为己任”，但墨家更重行，更加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墨子说：“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郭靖正是自觉地这样做的。他抗元几十年，不畏劳苦，排除万难，舍身救世。墨家对战争与和平这类关联千千万万人的重大问题往往特别关心，墨子自己就止楚攻宋。郭靖反对侵略战争，反对成吉思汗残杀百姓，也颇和墨家思想接近。再有，郭靖在北方培养出的那种质朴、苦干、实心眼、死心眼，也颇具墨家气质。儒家不像墨子之徒那么傻。除非在涉及气节一类问题上，儒家一般并不主张拼命硬干，他们有比较圆通的一面。连孔子都说，“道不行则乘桴浮于海”；他还称赞：“宁武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15)孟子也说：“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这点上，儒家有点接近于道家，而不同于墨家。对墨家，古人有云：“墨子之徒，世谓热腹”，“墨子之徒，专务救人”(16)，他们是一批热心肠人，真会拼命硬干的。正因为这样，墨家对后代的侠士颇有影响，许多游侠源出墨家。郭靖身上除有儒家文化的成分（包括他严厉制止杨过与师父小龙女恋爱）外，思想气质更像墨家。他至少是个兼容儒墨文化影响的侠士形象。我们决不能仅凭一个英雄人物入世就认为是儒家，出世就认为是道家，实际情形相当复杂，要进行具体分析。金庸自己在谈到入世的侠士、英雄时，是把儒家、墨家并提的，他说：“中国的传统思想是儒家与墨家，两者都教人尽力为人，追求世事的公平合理，其极致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武侠小说的基本传统，也就是表达这种哲学思想。”(17)这段话写在1989 年， 可见金庸从未对儒家绝望（岳不群是伪君子，根本代表不了儒家），而是对儒墨同样看重。我们分析作品和人物时，实在需要细心一点。如果说郭靖的侠义精神兼容墨儒两种思想的话，那么，《鹿鼎记》中的康熙，就可以说是融合了儒家与法家文化优长的“明君”形象。康熙确实是《鹿鼎记》的真正主角。金庸写近乎愚忠的陈近南和带点流气的韦小宝时，都用了讽刺笔法，对吴三桂、沐王府、郑克爽以及神龙教系统的人物更加不在话下，唯独对康熙却都是正面写来。小说从他与鳌拜的斗争中写了他经受磨练，渐次成长；从他与亲人（顺治、太后、建宁公主）的关系以及与韦小宝相处中写出他睿智而又亲切、富有人情味的一面。康熙忧国忧时，勤政爱民，仁厚大度，尽量减轻百姓负担。得知台湾遭遇严重台风灾害时，还要缩减宫中开支去赈济。有人为《明夷待访录》的事诬告黄宗羲，想陷之于文字狱，康熙为黄宗羲辩诬。康熙治国也采取不少法家乃至纵横家的办法，如严于执法，讲究权术智谋，甚至任用秘密情报人员等。但他任用小人而不失控，不被小人牵着鼻子走，只让他们为自己所用。对韦小宝，康熙早就派人暗中监视，后来当面揭破他的天地会香主身分，使韦小宝吓出一身冷汗，将他玩弄于股掌之中。康熙曾在韦小宝面前坦诚地说：“我做中国皇帝，虽然说不上什么尧舜禹汤，可是爱惜百姓，励精图治，明朝的皇帝中，有哪一个比我更加好的？”这番话大体符合历史真实，决非自我吹嘘。如果跳出狭隘的汉族立场，必须承认康熙合乎儒法两家“圣君”的标准。金庸对康熙的评价，事实上非常接近于历史唯物主义。读《鹿鼎记》而只看见一个韦小宝，看不见康熙，还认为金庸小说主人公文化程度越写越低，或者认为金庸越到后来越是对传统文化绝望，那真有点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了。看来，《鹿鼎记》与金庸以前小说的不同，是在创作风格有所改变以及主人公从侠士换成了皇帝，而不在“为民造福”的精神或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有什么变化。《鹿鼎记》的出现，标志着金庸的视野由武侠小说向历史小说转移。听说金庸现在正准备写秦末汉初的历史小说，这一意愿如能实现，那么《鹿鼎记》就不像过去所说是金庸小说创作的“封笔”或“结束”，而恰恰成为一个新的创作阶段的开端。
浅论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上)2006-04-06 15:52:52大中小内容提要：金庸小说风靡一时，近几年更是作为影视作品的题材被反复使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庸小说已经不是单纯模式上的武侠小说。但是读者们更为津津乐道的、更为着迷的还是金庸笔下的侠义故事、英雄侠士。本文拟对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和侠义人物作出分析，希望能从另外的角度解读金庸小说。关键词：小说分析 金庸 侠义精神 文化研究资料来源：浅论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上)2006-04-06 15:52:52大中小内容提要：金庸小说风靡一时，近几年更是作为影视作品的题材被反复使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庸小说已经不是单纯模式上的武侠小说。但是读者们更为津津乐道的、更为着迷的还是金庸笔下的侠义故事、英雄侠士。本文拟对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和侠义人物作出分析，希望能从另外的角度解读金庸小说。关键词：小说分析 金庸 侠义精神 文化研究现在对金庸小说的定性似乎很难用简单的“武侠小说”来说明问题了。从地摊读物到文学研究的经典文本，金庸小说从俗到雅的转变除了人们或大众的阅读尺度的放松，很大一部分也与金庸小说本身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有关系。陈墨先生的《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一书，从“文化知识论”和“文化精神论”两个部分，很详细地论述了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的天然关系。①其实，金庸小说所包含的文化内涵不单单仅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还包括西方文化的传统，比如情节的构思、西化语言的运用、电影手法的运用等等，还包括人物形象的的塑造和刻画，都与西方文化有着扯不断的关系。当然，作为华人作家的金庸，其作品的根柢还是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金庸的十五部小说，时代背景都是在古代的中国，人物大多是江湖的侠客，表现的主题也都是在此基础上铺衍开来的侠义故事。所以说，侠义精神是金庸小说中的精神母题。“侠义”二字，按我个人的理解，应该分成“侠”和“义”两个部分。侠文化是中国文化中最独特的一部分，也是较能体现只能中国文化本质的一部分。中国古代对于“侠”的理解可谓是大相径庭，韩非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司马迁则不以为然，他说“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并做《游侠列传》为侠客高唱赞歌；李白的《侠客行》也对侠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而“义”则是儒家的基本论点之一，“仁义礼智信，忠良孝悌行”。在中国人看来，一个人若是大忠大善，那他必定是个极重信义之人，一个若是大奸大恶，那肯定也是个没有义气的人。韦小宝说的更加明白：“一个人若不讲义气，那还不如死了算了。”金庸的小说，可以说很成功，很精彩地发挥和阐释了中国人精神深处的侠义观念，当然他的小说流传之广，读者之众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传统的小说很早就渗透着侠义的精神，宋代的话本小说就有专门讲述侠义故事的，四大名著中的《水浒传》可以说就是这个侠义传统的成就。真正意义上的武侠小说，可以追溯到唐人传奇《聂隐娘》，清代的公案小说从某个角度来说，也有武侠小说的影子。近代是武侠小说鼎盛发展的时期，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等作者层出不穷，一直到现代的金庸、古龙、梁羽生等，武侠小说可谓兴盛不衰、蔚为大观。当然，对武侠小说的看法可以说是毁誉参半，正统学者的批评不胜枚举，但是老百姓们可不管那么多，他们喜欢侠义故事，他们喜欢侠义英雄。在古代，人民的生活极端痛苦，贪官巫吏为所欲为，老百姓无奈之余，就希望有伸张正义、扶危济困的英雄侠士来拯救他们。从西方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心中都有一个“英雄情结”，或称“在上情结”，西方文学的源头就是“英雄史诗”，许多读者在阅读武侠小说的时候，都会有代入的现象存在，把自己幻想成为书中的英雄，以得到“英雄情结”的自我满足。在金庸的小说中，侠义精神得到了重新的阐释，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第一、金庸的十四部武侠小说，塑造了许许多多的形象。“侠”可以说是其中着力塑造的重点，根据金庸先生自己的观点：“侠与英雄的区别在于侠士可以不顾于自己的利益，可以为正义、为社会、为国家牺牲自己。侠士有一点，就是为了别人利益可以不顾自己的利益。”（按：根据笔者采访金庸先生录音整理）《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就是在各类的研究文章中被人津津乐道的“真正的侠”，“对国家忠，对朋友义，对爱情贞”，这是郭靖一生贯穿不便的原则。在《神雕侠侣》中，他助守襄阳，抵抗蒙古的入侵，可以说正是在实践他自己所说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时的郭靖其实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江湖恩仇框架，完全是把国家兴亡，百姓疾苦与自身联系在一起了，所以江湖上人人都称郭靖“郭大侠”，这并不是因为他武功高，而是因为他为国为民的情怀；《神雕侠侣》中的鲁有脚，武功并不算一流，但就是因为他领导丐帮抗击蒙古，所以人人也称他“鲁老侠”。在金庸的观念里，一个人若要成为侠，不在于他的武功或地位有多高，而在于他是否为国家，为百姓作出了怎样的贡献，或是他为正义，为他人作出了什么。从这里可以看出，与传统文化的“侠”相比，金庸赋予“侠”更多的责任感和正义感。李白的《侠客行》有云：“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古代的侠士可以为报知遇之恩舍生忘死，像荆轲，像专诸，像聂政，与其说他们是侠客，倒不如说他们是政治力量的工具，是为了报答知遇对方来实现自己的自身价值，比如荆轲，他去刺秦决不是想到刺杀秦王能拯救天下百姓，天下太平，而是想到去刺杀秦王能报答燕丹的一番知遇之恩。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纵观金庸的15部武侠小说，从《书剑恩仇录》的陈家洛到《鹿鼎记》的陈近南，每可称之为侠的人都曾经为国家、为他人、为正义而奋不顾身：陈家洛是反清组织的头目，为了反清复明不惜抛弃自己心爱的女人；袁承志是抗清大将袁崇焕的儿子，名为承志，所作所为当然也是子承父业；胡斐只因恶霸凤天南逼死人命，千里追凶，不畏生死；乔峰更是为了宋辽两国息战，百姓免于战火而自尽而亡；陈近南一生鞠躬尽瘁，为的是光复大明的江山。以上所举的例子，金庸在小说中都作了可歌可泣的描述，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飞狐外传》中的赵半山说的好“咱们学武的，功夫自然有高有，但只要心地光明磊落，行事无愧于天地，那么武功高点的固然好，武功低也是一般的受人敬重。”这句话说的通俗一点，似乎可以理解为“练武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也可以说是金庸小说对于“侠”的最基本要求。第二、与“侠”相应的是“义”。如果说“侠”是金庸小说的血肉的话，那么“义”则是“侠”的灵魂，是金庸小说中最富有人文精神的一个方面。②围绕着“义”，金庸小说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个豪气干云的故事。《雪山飞狐》中胡一刀、苗人凤英雄惺惺相惜的义气；《射雕英雄传》中丘处机和郭啸天、杨铁心的义气；《笑傲江湖》中正教高手刘正风和魔教长老曲洋的琴萧结义；直至《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在康熙和天地会之间来回，从头到尾，他也没有作过对不起任何一方的事。武侠小说中常描写到帮会、社团。他们集结的一个根本的原则就是要讲义气，是喝过血酒，拜过关公的，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背叛朋友是要三刀六洞，为人不齿的。在金庸看来，“义”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英雄人物肝胆相照，惺惺相惜，一诺千金，不负于人。③在《韦小宝这个小家伙》一文中，金庸写道：“中国人讲义气，是中华民族能够保存下来而且发扬壮大的一个重要因素。重视情义当然是好事。。。。。。一个人群和谐团结、互相爱护，在环境发生变化时尽量采取合理的方式与之适应，这样一个人群，在与别的人群斗争时自然无往而不利，历久而常胜。” ④当然，金庸小说的“义”和一般的哥们义气自然是不一样的，旧派小说一味强调无原则的江湖义气，快意恩仇，这在金庸小说里是看不到的。因为所有的义气必须有一个前提------“正义”，与正义相联系，或以正义为基础，有时为了维护正义，当然“大义灭亲”也是难免、义不容辞了。《神雕侠侣》中杨过在不明杀父真相的情况下，屡次欲杀郭靖，但是当了解到父亲杨康的可恶行径之后，马上就放弃了报仇的念头；《倚天屠龙记》中宋青书杀害师叔莫声谷，父亲宋远桥最终也是大义灭亲，成就师兄弟的恩义。你好，请 登录 或 注册 孔庆东看武侠小说2006-03-05 17:25:13 来自: 丹丘生 (重庆)提起武侠这个词，想必各位都是耳熟能详的，这已经是我们生活中常用的一个基本词汇了。但是这个词汇所包含的内容，“武侠”这个词所指的那种人，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神秘。“武侠”这是很不容易的一种人，既要身怀绝技，又要道德情操高尚，好像还带有一点神秘色彩，高来高去的，平时生活中好像不容易遇到。所以武侠，总是给人以某种神秘感。武侠这种人真的是那么神秘吗？真的是离我们很远？真的是在我们生活之外很遥远的一个地方藏着，只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出来吗？其实可能不是这样的，其实武侠作为一种现实生活中的人，它的起源是很早的，或者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类社会，自从出现了国家，出现了阶级，出现了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的压迫，出现了社会不公正，出现了不公平的时候，从那一天开始，就已经有武侠了。所以这种人物，才永远地存在于广大民众的梦幻之中。我们有一句俗话叫“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凡是我们所梦想的东西，它不可能是毫无现实生活的根据的。武侠到底是什么时候起源的？如果讲起学问来，这是很复杂的，学术界有很多不同的探讨。我介绍一种意见，他们认为，武侠的精神最早来自于墨家的精神。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儒家、法家、农家、墨家，很多家。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武侠是不是来自于儒家？也有这样看的，因为儒家有一种精神，叫做“知其不可而为之”，比如，在孔夫子身上就有这种精神，“知其不可而为之”，知道这个事情不一定能够成功，但是因为它是正义的，我就要做它，即使不成功，我也要做到底，这是一种英雄主义精神。应该说，在儒家的思想里面，也有一定的这种侠的精神的反映。但是，比较之下，墨家似乎更具有这种精神。墨子他提倡一种精神，叫做“兼爱”，用我们今天的思想去理解，他的主要意思是说，牺牲一点个人的利益，去为他人谋福利。所以说，墨家似乎比儒家更具有牺牲精神，儒家还讲一点中庸之道，而墨子所提倡的牺牲自己，为天下苍生谋福利的精神，似乎是比较早的侠义精神的体现。至于说，很具体地论述“侠”这个概念的，也有一些著作。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韩非子。韩非子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但同时是一个官僚，他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为君王出谋划策，他反对侠。韩非子有一篇文章叫《五蠹》，里面有一段话，表达了对“侠”的否定，对“侠”的概念的这种否定。他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叫做“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是一句对仗的话，把儒--知识分子，和侠进行对比，这两个呢，一个是以文乱法，一个是以武犯禁。在韩非子看来，儒和侠都不是什么好东西，都是坏东西。也就是说，在统治者的眼里，知识分子和侠一样，都是讨厌的东西，都属于扰乱社会秩序，不让统治者好好睡觉的人，统治者把国家搞得安定团结的，偏偏有一种人叫知识分子，还有一种人叫侠，整天出来捣乱。知识分子成天提意见，说这儿不好，那儿不好，这堵车，那儿不公正，知识分子成天提意见；而侠他不提意见，他直接捣乱，他直接越过“警察”，自己去维持“交通秩序”，所以这些家伙，在韩非子看来，都属于社会的蠹虫，应该大力镇压。我们看韩非子这个立场，他是很简单地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来论述侠和儒的。他的这些观点，我们今天当然不能够认同。不过，他从反面，也指出了侠的一个功能，他的立场，虽然我们不能赞同，但是他把儒和侠最早联系起来这个思想，我们可以说，它是很深刻的。从韩非子的话中，给我们一个启示，侠的社会功能，和文人是很接近的，他们都是为社会鸣不平的。那么侠和知识分子的功能，主要是持批评态度，从批评的角度，一样来推动社会前进。所以一般看来，我们觉得，文人和武人似乎是两端的，离得很远哪。古代上朝的时候，文东武西，两班站立，好像是两端，其实不然，恰恰文人和侠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北京大学的陈平原教授，他有一本书，是研究武侠小说的，名字就叫做《千古文人侠客梦》，这个名字很好，《千古文人侠客梦》，恰恰是文人，最喜欢做侠客梦。侠客，我们今天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见到，我们主要是从小说中见到的，而小说都是文人写的，侠客形象都是文人塑造出来的，所以侠和文联系得是非常紧的。如果我们说到武侠小说中，侠义精神的起源，最早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有一些篇章，被认为是武侠文学的最早的源头。那还不是正式的武侠小说，但是是武侠文学的一个源头。那么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是怎么论述“侠”的呢？在《史记》中有两个“列传”，一个叫《刺客列传》，一个叫《游侠列传》。司马迁他的原话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司马迁这段论述，是对武侠精神很好地概括。但是我们注意一点，司马迁这里没有提到武，也就是说，在司马迁看来，侠是可以没有武的。我们今天一说，就是武侠武侠，似乎侠都必须有武，都必须有一点过人的本事，其实侠是可以没有武的。那么司马迁论述侠的特点，说他们的主要特征是，言行不合乎社会主流。不是说领导说什么，他马上就跟着说什么。但是他们做事，是“言必信，行必果”，这人讲义气，说话算数，男子汉大丈夫。然后是“不爱其躯”，就是不过分地爱惜自己的生命。我们今天都是把自己的生命，看成第一重要，自己不能受一点损害，在公共汽车上被人家挤了一下，就要吵起来，过分地爱惜自己的身体。那么侠客呢，是不过分爱惜自己的身体，首先考虑的是，帮助别人解决困难；“存亡死生”，救了别人的生命之后呢，又“不矜其能”，不夸耀自己，不要老惦记它。昨天是我帮了你的忙，那天我还帮你买菜了呢；上次我救了你家孩子一命……很少提这些事，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做了好事拂袖而去，做了好事不留名。所以我曾经有一个“谬论”，我到处传播这个“谬论”，我说，我们中国二十世纪，最大的侠是谁呢？就是雷锋，雷锋是我们中国当代的“第一大侠”。我第一次在北京大学发表我这个“谬论”的时候，学生们也不理解。他们说，雷锋怎么是侠呢？雷锋他也不会武功啊！雷锋虽然是个解放军，他也没打过仗啊，他是个开汽车的解放军啊。那么我跟同学们讲，是不是侠，跟他会不会打仗，跟他会不会武功，没有关系，只要他能牺牲自己的利益，为别人谋利益，“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瓢泼大雨之夜，看见妇女抱着小孩，他帮助她送回家去，帮助老大娘过马路；自己攒的钱寄给灾区，这不是侠，是什么？这就是侠！人们为什么被雷锋精神感动？为什么喜欢个子不高，胖乎乎，普通的解放军战士呢？是因为他身上有侠的精神，大家觉得，这个东西了不起！所以学雷锋才学得起来，而不是说，他一定要身怀绝技，才去学他。那么，古代有很多--今天看起来是“武侠小说”的作品。在当时并不叫“武侠小说”，当时没有这个名字，当时都是有种种其他的名字。“武侠小说”这个概念，是二十世纪以后，我们为了进行学术研究的方便而发明的一个术语。比如说，在《唐传奇》里边，就有很多武侠题材的作品。只不过当时不叫武侠，有的是写一种很神奇的武功，它是偏重于武侠中的武这一面；有的是写一种很不平常地帮助别人的一种侠行义举。唐朝之后呢，到了宋朝，宋朝的小说里面也有很多“公案小说”，“公案小说”里面有一些武侠人物。这些武侠人物的精神，跟唐朝比呢，略有逊色。总之，是武侠在现实生活中和在文学作品中的发展，似乎有一个走下坡路的趋势。其实，是随着封建国家机器的强大，国家机器越来越强大，所以侠的生存空间就越来越小，很多事不用你管了，国家有强大的国家机器，有警察，有军队。那么到了明朝初年的时候，中国千百年来积累的武侠文学的资源，汇聚起来，产生了一部古代最杰出的，最著名的武侠小说，这部小说就是《水浒传》。那么《水浒传》，以前我们把它叫做公案，后来的文学史也把它叫做“英雄传奇”，这都是对的，它是英雄传奇小说。但是如果我们从武侠小说的角度来看呢，《水浒传》也是古代最优秀的武侠小说的代表。我们今天想一想，《水浒传》中的英雄人物，那不都是标准的一个一个的武侠吗！要武有武，要侠有侠，它所弘扬的精神，也是正宗的武侠精神。所以《水浒传》给了后世无数的武侠小说以思想的和艺术的启迪。一直到清朝的时候，武侠小说都在不断地发展。比如，清朝后来就出现了像《三侠武义》、《七侠武义》这样一系列的作品。还有著名的，像《儿女英雄传》、《好逑传》。到了这部分小说，慢慢出现了一个“英雄加儿女”的模式，有男侠客，也有女侠客，或者侠客旁边有一个美人。可是到了清朝晚期的时候，随着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没落，或者说，走向最黑暗的时候，武侠小说也一蹶不振，长期没有很优秀的作品出现，而且更要命的是武侠小说中的侠客形象一落千丈。侠客本来应该是一个自由的、光辉万丈的英雄，可是到了晚清的小说里，武侠都成了朝廷的鹰犬，成了朝廷的爪牙。我们想，武侠一开始是什么人呢？按照司马迁的那种写法，是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我们不要以为，社会闲散人员是一个单纯的贬义词，闲散人员里边有坏人，但是也有好人。这些侠客是凭着自己的良心，为社会鸣不平，他看见统治者做得不对，他就出来帮助弱者，拔刀相助。一开始，侠客应该跟朝廷，跟秩序是处在对立面的，他应该是跟朝廷作对的。所以韩非子才说“侠以武犯禁”，仗着自己有一点功夫，就来破坏法制建设。韩非子是这样批评他们的。正因为他跟朝廷是对立的，所以历朝历代都要大力地镇压侠客，特别是镇压武侠。那么镇压来镇压去，杀的杀了，死的死了，还有一部分就被朝廷收买了，收买了就把他融进了国家机器，国家机器把他吃进去了。这些侠客就变成了朝廷的人员，变成了“捕快”。所以我们看，清朝末期有很多小说，都叫什么“公案”--《于公案》、《包公案》、《施公案》、《刘公案》。那么这些公案小说里面的第一主人公，都是一个政府官员，都是一个政府的清官。这些小说里的侠客，一个一个都被招安了。招安了之后，就变成了包公身边的张龙、赵虎、王朝、马汉。我们一看京剧，包公一开头就叫张龙、赵虎、王朝、马汉，那么这些人物一旦变成了“张龙、赵虎”，他就没有光彩了，他就不具备英雄的色彩。我们今天看戏，我们去看包公戏，谁去注意台上王朝、马汉的形象呢？没人注意，他站在那儿就是一龙套，今儿这演员病了，换一演员还能演，我们并不提意见，我们只对包公这个形象加以格外地注意，光彩人物是包公。而包公是什么人呢？包公是政府的一个高级领导人，开封府尹，只不过他是一个清正廉明的高级领导人而已，他是一个大清官。那么人民为什么要看包公戏？为什么需要包公？就是因为社会不公正，法律不健全，经常有冤假错案，可是除了冤假错案，人民不去呼唤法律健全，而是呼唤包公，希望统治集团内部出现清官，来帮助自己解决问题。那么这种幻想反过来又加剧了法制的不健全。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靠一套制度，靠一套办法，靠一套规章制度。但是老百姓天天不幻想这个，而去幻想包公。所以只能满足一种梦幻中的需要。那么到了“包公”铺天盖地的时候，武侠就隐没了。可是由于晚清时中国面临着民族危亡问题，虽然武侠小说中侠客形象一蹶不振，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个民族却越来越需要侠的精神。就在晚清的革命运动中，比如说，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同盟会，这些人中开始重新鼓吹武侠精神。包括鲁迅等人，他们都很推崇一种带有侠义色彩的铁血精神。晚清的革命党人，从武侠的角度看，普遍都是一种侠义，“侠义道”的精神。比如说，我们知道著名的革命党秋瑾，秋瑾女士她有一个号，叫鉴湖女侠，自号鉴湖女侠。其实很多革命党都是起了这样一个带有武侠精神的号，以侠客精神自诩。他们认为，要改变当时中国的现实，非有一腔侠义精神不可。我们都知道谭嗣同的故事，谭嗣同他自己愿意，为了变法而流血，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始”，中国变法之所以不成功，就是因为没有人流血牺牲，他说“此国之所以不昌也”，如果中国需要这样的人，“请自嗣同始”--请从我谭嗣同开始。所以他可以逃命而不逃命，他留下来慷慨就义。这种侠义精神是很感人的。那么在晚清的时候，侠义精神在现实生活中，开始逐渐地复苏，国人就认识到，中国之所以不昌不盛，是跟侠义精神的堕落有关系，国家腐败了，没有人出来挽救山河。我们看，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革命，它是很悲壮。我们看，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等革命党领导了一次又一次起义，这些起义大多数失败了--其实看上去是明明要失败的，不过是在海外募集了一点钱，然后回来制造炸弹，然后找几十个人，怀里揣着炸弹，弄一小筐，筐里放了些炸弹，就去攻打总督衙门，那能胜利吗？如果用统治者的话来说，这不是来送死吗？所以这些起义大部分都是寡不敌众，这些革命党大多数都成了烈士，包括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从军事上看，他们成功的可能性极小，但是一次又一次这样的牺牲，它积累起一种思想意义，能够唤醒国人。所以我们如果去看“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时候，看那些辛亥革命的英雄的时候，是会非常非常感动的，因为他们自己去的时候就知道要失败，要死。很多朋友可能还读过林觉民的《与妻书》。我们看《与妻书》里写的，就是这样一种精神。知道自己不能回来了，他已经告诉自己的妻子，以后可以改嫁。明明知道是以卵击石，但是他就是要抛弃自己那样幸福的爱情生活。所以说，这些人是现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侠客。那么到武侠小说中的这种侠义精神的恢复，是要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出现了新的武侠小说，我们后来把它叫做“现代武侠小说”。可能一些年纪大的朋友，可能会熟悉这样的名字。比如说，平江不肖生，可能有年纪大的朋友会读过。还有还珠楼主，这样的名字可能你们知道。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出现了《江湖奇侠传》为代表的新的武侠小说。后来就慢慢地进入一种繁荣阶段，出现了像平江不肖生，他的本名叫向恺然。他有一个重要作品，叫《近代侠义英雄传》。这个小说里面有两个主要人物，一个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霍元甲，霍元甲的形象是在这里塑造的；还有一个，也是历史上的真人，叫大刀王五，就是当年和谭嗣同有过来往的这样一个江湖奇人。霍元甲和大刀王五都是现实生活中的真人。在这部小说中，平江不肖生，把霍元甲塑造成一个，为国为民的大侠形象。其中，有一段主要情节是写霍元甲，三打外国大力士，这个后来很多影视作品，都吸取素材加以渲染，霍元甲跟外国大力士打擂比武，并取得胜利的。这个情节，它是现实生活中的真的事情，也是当时很轰动的新闻。在这个小说中，他写霍元甲三打外国大力士，他写霍元甲的目的，是为了不让国人受辱。其实，正宗的武林界的大侠，他是不轻易出来走动的，不轻易出来参与俗事的，每天经常出来参与各种媒体，参与各种集会，这些人往往不是大侠，有一部分可能是；不是，也不是修养很高的人。我小时候接触过很多武术界的朋友，真正有功夫的人，他是不出名的，轻易不打架的，跟别人发生冲突，他都是忍耐的，不求名，不求利。像霍元甲这种人，本来也是应该安安稳稳地，过自己普通人的生活，但是他实在看不下去，这个外国大力士在擂台上公开地侮辱中国人，所以他要为国雪耻，不让国人受辱，所以他才出来。所以他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无端找他们这种受人豢养，供人驱使的大力士比武，实不值得。霍元甲自己也认为，这个事情是有失我的身份的，他看不起这些大力士，这些所谓“大力士”就是受人豢养的，到这儿来表演挣钱的，我跟他们比武，不是失了身份吗？多跌份哪！为什么还要出来去比呢？是实在忍不下这口恶气。那么霍元甲在为国雪耻的同时，没有走到另一个极端，他没有因此，就是打败了外国大力士之后，就说明我们中国人强，外国人不行，他没有这样。所以他并不是盲目排外的民族自大狂。而霍元甲所说的“报国”的这个“国”，并不是朝廷，而是中华民族。他说：“至于大清的江山，也用不着我们当小百姓的帮扶。”这个小说里边，写的霍元甲形象，是非常理智的，非常清楚，我报国，我为国雪耻，是这个民族，不是那个朝廷。所以这里面，就表现出平江不肖生这个作家，他所推崇的侠义精神。其实是一种人民性，是一种出乎天地正气，为国为民的大侠精神。而现代武侠小说，从一开始所奠定的现代武侠精神，后来在梁羽生、金庸那里，都得到了继承和光大。所以我一再说，梁羽生、金庸他们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许多基本东西都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他们只不过接过来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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