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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民为本，忧国忧民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动力。民本思想在春秋战国之前已出现并得到了发展。《尚书》中提出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左传》中载有师旷根据人民利害发表的政见，“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视，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又说:“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此话无疑给当时那些残暴之君敲响了警钟，要他们正视人民、善待人民。这正如逢滑对陈怀公所说:“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这些民本思想都是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目的是给统治者治理国家提供历史的借鉴，即以民为本，才会国运昌盛，否则天下不会太平。屈原作为当时社会一名孤独的清醒者，对时局有卓越洞察力的政治人物，也必然深暗此理。在其诗中也提到了民本思想，“皇天无私兮，览民德焉错辅。夫唯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诗人阐述了为政者必须顺乎民心才能坐稳江山，才能“存君兴国”，为此，诗人关心民生疾苦，哀叹民生遭遇的艰难!屈原的朴素的民本思想是寻古代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思想接近儒家思想范畴。爱国忧君，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支柱。诗人倾其一生，以国事为重。在朝时，竭忠尽智，辅弼怀王，力图振兴楚国。既疏之后，仍不弃“存君兴国”之志，把个人得失置之度外，唯将君国的命运系于心中。“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不败绩。”诗人身处江湖，心挂国君，将个人生命融汇于国事中。他希望自己能辅佐国君，充当其政治上的带路人，“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共同追赶先贤，实现强国之梦，“忽奔走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诗人蒙尘舍垢，仍不灭报国之志，其他爱国主义精神是何等鲜明、坚贞!诗人爱国，他热情地讴歌了那些为捍卫国家疆土，人民幸福而战死的楚军将士。在这场酷烈的战斗中，楚军将士同仇敌忾，英勇战斗，最后慷慨赴死，再现了南楚民族保家卫国、视死如归的刚强性格:“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悲壮的诗句，颇似两宋词人李清照所写的诗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屈原歌颂为国牺牲的将士们的英雄气慨和壮烈捐躯行径，目的是激励人们洗雪国耻，同时也寄托了诗人的爱国情思。屈原爱国精神还表现在他以一颗赤子之心，深情地眷恋着多灾多难的楚国。“流光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屈原明白，岁月不待人。他老耽在黑暗楚国只会空耗光阴，只有被毁折的命运。屈原要想得到知音，要想两美必合，矩所同，要想推行匡救，改造时弊的“美政”，唯有离开楚国一途。诗人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于是振作起来，坚定信心，驰骋想像，重上云霄，神游四方，蒙生了“远逝以自疏”的逃逸意向。但这一意向又与诗人忠贞爱国感情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那沉淀于诗人心中有爱国感情千丝万缕，束缚得诗人寸步难行。怀乡恋国，情真意切，将诗人去国意向粉碎得干干净净。屈原离不开楚国，纵然楚国让他愁肠百结。生为楚国人，死为楚国魂。诗人生死不渝效忠楚国，这在楚材晋用，屡见不鲜，朝秦暮楚，不泛其人的人材大流动的战国时代，在奉行“好鸟择枝而栖，良臣择主而事为立身处事原则的战国，在崇尚功利富贵的时代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呀!楚国抛弃了诗人，诗人却言不离不开楚国，这是为何也?南宋洪迈祖指出，屈原“徘徊而不忍离去”的根本原因乃“忧国也”。诗人进亦忧，退亦忧，其爱国感情是何等地坚贞，纯洁，崇高啊!
屈原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与《楚辞》到底是什么关系？ @铁山青士（笑独行）[辑编]铁山青士按：从廖平、胡适到朱东润、铃木修次、三泽玲尔，再到龚鹏程，辑编四位中国学者与两位日本学者的“屈原否定论”以及屈原“重构”论观点。清末民初经学家廖平（字季平，1852-1932）是第一个屈原否定论者（编纂有《楚辞新解》、《楚辞讲义》，“屈原”否定论出自大约编纂于1912年的《楚辞讲义》，今已不可见）。廖季平的“屈原否定论”系于民国12年（1923年）经谢无量的《楚辞新论》介绍于世。 谢无量《楚辞新论》称：“我十年前在成都的时候见着廖季平先生。他拿出他新著的一部《楚辞新解》给我看，说‘屈原并没有这人’。他第一件说《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是不对的。细看他全篇文义都不连属，他那传中的事实前后矛盾，既不能拿来证明屈原出处的事迹，也不能拿来证明屈原作《离骚》的时代。……他第二件拿经学眼光说《楚辞》是《诗经》的旁支。……他第三件说《离骚》首句‘帝高阳之苗裔’是秦始皇的自序。其他屈原的文章多半是秦博士所作。” ——铁山青士摘编自黄鹄所撰《廖季平从<楚辞新解>到<楚辞讲义>的变化》一文（《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4年第2期）屈原是谁？……我现在不但要问屈原是什么人，并且要问屈原这个人究竟有没有。为什么我要疑心呢？因为：第一，《史记》本来不很可靠，而《屈原·贾生列传》尤其不可靠。 ……司马迁[为汉武帝时人，]何能知[汉昭帝]孝昭的谥法？一可疑。孝文之后为景帝，如何可说“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二可疑。 《屈原传》叙事不明。…… 第二，传说的屈原，若真有其人，必不曾生在秦汉以前。 ‘屈原’明明是一个理想的忠臣，但这种忠臣在汉以前是不会发生的，因为战国时代不会有这种奇怪的君臣观念。…… 传说的屈原是根据于一种“儒教化”的《楚辞》解释的。但我们知道这种“儒教化”的古书解是汉人的拿手戏…… 依我看来，屈原是一种复合物，是一种‘箭垛式’的人物，与黄帝、周公同类，与希腊的荷马同类。怎样叫做‘箭垛式’的人物呢？古代有许多东西是一班无名的小百姓发明的，但后人感恩图报，或是为便利起见，往往把许多发明都记到一两个有名的人物的功德簿上去。……我想，屈原也许是二十五篇《楚辞》之中的一部分的作者，后来渐渐被人认作这二十五篇全部的作者。但这时候，屈原还不过是一个文学的箭垛。 后来汉朝的老学究把那时代的“君臣大义”读到《楚辞》里去，就把屈原用作忠臣的代表，从此屈原就又成了一个伦理的箭垛了。 ……补《史记》的人很多，最晚的有王莽时代的人，故《司马相如列传》后能引扬雄的话；《屈原贾生列传》当是宣帝时人补的，那时离秦亡之时已一百五十年了……《九歌》与屈原的传说绝无关系。细看内容，这九篇大概是最古之作，是当时湘江民族的宗教舞歌[，可以看作最古的南方民族文学]。剩下的，只有《离骚》、《九章》与《远游》了。 依我看来，《远游》是模仿《离骚》作的；《九章》也是模仿《离骚》作的。 《九章》中，《怀沙》载在《史记》，《哀郢》之名见于《屈贾传论》，大概汉昭宣帝时尚无“九章”之总名。《九章》中，也许有稍古的，也许有晚出的伪作。我们若不愿完全丢弃屈原的传说，或者可以认《离骚》为屈原作的，《九章》中，至多只能有一部分是屈原作的。《远游》全是晚出的仿作。《楚辞》注家分汉、宋两大派。汉儒最迂腐，眼光最低，知识最陋，他们把一部《诗经》都罩上乌烟瘴气了。一首“关关雎鸠”明明是写相思的诗，他们偏要说是刺周康王后的，又说是美后妃之德的！所以他们把一部《楚辞》也“酸化”了。这一派自王逸直到洪兴祖，都承认那“屈原的传说”，处处把美人香草都解作忠君忧国的话，正如汉人把《诗三百篇》都解作腐儒的美刺一样！ 宋派自朱熹以后，颇能渐渐推翻那种头巾气的注解。朱子的《楚辞集注》虽不能抛开屈原的传说，但他于《九歌》确能别出新见解。《九歌》中，《湘夫人》、《少司命》、《东君》、《国殇》、《礼魂》各篇的注与序里皆无一字提到屈原的传说；其余四篇，虽偶然提及，但朱注确能打破旧说的大部分，已很不易得了。……我们须要认明白，屈原的传说不推翻，则《楚辞》只是一部忠臣教科书，但不是文学。——铁山青士摘自胡适先生1922年8月28日所撰《读<楚辞>》一文（见载《胡适文存二集》卷一）建国后“否屈”的学者主要为朱东润。从1951年3月17日到5月12日，朱东润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先后于《光明日报》的“学术”栏中发表了四篇关于“否定论”的文章，依序为《楚歌及楚辞》、《离骚底作者》、《淮南王安及其作品》、《离骚以外的“屈赋”》。这四篇文章均在1957年被作家出版社编辑部收入《楚辞研究论文集》一书。四文“否屈”的观点综合起来主要为： 1.《离骚》的作者为淮南王刘安，其写作年代在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134年）十月，《史记》未记载刘安创作《离骚》，既有可能为司马迁的疏忽，也有可能是司马迁有所顾忌。其依据则主要着眼于《离骚》的内容，认为：第一，被写进《离骚》中的一些传说人物与历史人物没有一个为楚国的先王先公，而全是中原地区即黄河流域的人物。第二，《离骚》中所涉及的地名与植物等都是南方的，从这一点看，《离骚》的作者大概是一位了解中原文化而不甚了解楚文化但对南方的情况相当熟悉的作家，而淮南王刘安恰好具备了这一条件。 2.传说中的屈原有可能存在，并且亦创作了一篇《离骚》，但这一《离骚》不是被历代文学家所称颂的那首，即其并非为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楚辞》中的《离骚》。 3.《天问》很可能是战国时代楚人的作品，但其创作年代和屈原的存在与否未必是一个要相符合的问题。日本国立广岛大学教授铃木修次于1968年在其任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导言中即写道：“我认为，《楚辞》是从宋玉以后才开始有个人之作的。屈原名下的那些作品，则是围绕着屈原的传说，经过了一个时期，由不确定的多数人集约而成的文艺。” 在这里，作者的“认为”所反映的是其“否屈”的三个观点：1.楚国有个体作家进行诗歌创作的年代乃在宋玉以后；2.中国文学史上的屈原是一位传说人物；3.现存《楚辞》的作者均非屈原所作，而是由“多数人集约而成”的结果。这三个观点所构成的一个总结论乃是历史人物屈原在中国古代是根本不存在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重庆师院学报》1983年第4期发表了分别为日本关西大学、神户外国语大学、八代学院大学、神户商科大学讲师的[日本女学者]三泽玲尔所撰《屈原问题考辨》（韩国基译）一文。此前，作者曾于1968年在神户亲观察发行会发行的《亲观察》复刊第一号上发表过《古代楚国的悲剧》一文。该文认为，存在于中国文学史上的屈原只不过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他与《楚辞》本身的文学价值毫无关系。 《考辨》一文由“问题的存在”、“《离骚》的民族歌谣性质”、“屈原神话的传说性质”三部分构成，而其“否屈”的核心则是在第二部分即“《离骚》的民族歌谣性质”一节中。 综观《考辨》全文，作者首先认为，被载入《中国文学史》上的文学家屈原是一位人们“想象中的作家”，而历史上即《史记》中的屈原“并不存在”，因为在秦统一六国以前即先秦典籍中找不到任何言及屈原的记载。继而，作者从五个方面入手，“判断”了《离骚》绝非《史记》中的屈原的作品： 其一是认为《离骚》构思过于符合屈原的传说。“据此推测，《离骚》的主人公是一个浪荡于幽明之际的精灵，如果认为《离骚》是屈原之作，则意味着屈原确实预知自己不幸的死亡。” 其二是指出《离骚》所运用的是一种“超越世俗的执拗的表达方式，若认为是反映现实中特定的个人心情”，则其不仅与“儒家礼仪不相符合”，而且也与“道家的处世态度相违背”，“这对于自战国时代至汉代初期的文人来说，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 其三是以游国恩《〈楚辞〉女性中心说》一文为立足点，指出《离骚》中多“以女性为中心作喻同时又高唱自己作为男性的高洁”，这种无视男女性别的比喻的使用与“历来的屈原形象不相称”乃是不言而喻的。 其四是认为《离骚》有四分之一的押韵无规律，其押韵不规则所占比例过大的事实表明，《离骚》应为多数作者所作的作品。 其五是举出《离骚》中的有关植物名如“薋菉葹”都是恶草名，认为最好把它们看作诙谐语，并由此推出《离骚》不可能是“传说中的屈原”“发愤而作”。 在作出这五个方面的“判断”后，作者又以总结性的形式最后陈述其观点：《离骚》是经过古代中国多数诗人之手，“一点一点地加工而流传下来的一种民族歌谣”，是一种“来自古代迎春仪式的民族歌谣”，其作者是“具有丰富的宗教和历史知识的《离骚》的作者们，大概是受繁荣于公元前四世纪后半期战国时代的齐国都域的‘稷下学派’影响的人，并且是公元前三世纪以后的人。” ——铁山青士摘编自【王辉斌：中国究竟有没有屈原_天津第九中学心语会的新浪博客2017-02-27 20:58】士之荣辱，皆不能自主，系于人主之爱恶，因此士的精神是抑郁的、屈辱的。一切理想及个人生命价值若欲实现，皆须仰待君王之赏识。而此种赏识，因是不能真正尊重并成就士之生命价值与个体尊严的，故士在本质上遂有生命之苍凉与失落之感。汉代辞赋，乃以此而一方面体现着士人在一个大一统的伟大帝国中的喜悦，开阔宏肆、宣畅着纵横驰骛的精神想象；一方面又在具体的境遇中觉察到难以为怀的失落。 所谓以诗统骚，是指宋人把屈骚纳入“诗经解释学”的传统中去看。例如晁补之〈离骚新序〉反驳班固对屈骚的批评，说你班固都晓得司马相如的赋里那些虚饰夸诞之辞略如《诗》之风谏，可你为什么偏要怀疑屈骚里的夸饰呢？以“经”来责屈之夸诞，并不合理：“原之辞，甚者称开天门、驾飞龙、驱云役神，周流乎天而来下。其诞如此，正尔托谲诡以谕志，使世俗不得以其浅议已，如庄周寓言者，可以经责之哉？”（鸡肋集·卷三六） 以诗经批评楚骚，乃汉唐论屈之主流，故晁以诗之风喻替屈辩护。名为“新论”，正可见以往皆不如此看。宋人论屈，大抵均由此取径，至朱熹《楚辞集注》而集其大成。 据《浩然斋雅谈》载黄山谷章子厚之说云：“九歌盖取诗国风，九章盖取诸二雅，离骚盖取诸颂”，已与这种解释相似。先解释《诗》，再将屈骚一一比附于《诗》之传统中，形成一种诗化了的楚辞学。 由汉到唐，论屈原失志而怨悱为文者很多，却几乎没有人称扬屈原的忠爱。也就是说，屈原显示的是一种个人性的哀怨，以致成为士不遇的代表。 可是宋以后，对士的要求乃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个人穷通，非所萦怀，关心的是家国兴衰、天下治乱。故屈原就应该如杜甫般，每饭不忘君，不能再……只作为一个生不逢辰的象征。 [洪兴祖]秉此信念而注《楚辞》，其内容当然就跟古代迥异，如《远游》：“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王逸注：“伤己命禄，多忧患也”，洪注则说：“此原忧世之词”。又总括屈骚之旨，曰：“离骚二十五篇，多忧世之语”。洪兴祖也注过杜诗，有《杜诗辨证》二卷，在他的诠释下，杜甫和屈原都是感时忧国的典范。 ——铁山青士摘自【龚鹏程：楚辞？爱国诗人？说说屈原这笔糊涂帐_龚鹏程大学堂_凤凰国学2017-05-26 11:20】
宋代著名史学家、词人宋祁说：“《离骚》为词赋之祖，后人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圆不能过规。”这就是说，《离骚》不仅开辟了一个广阔的文学领域，而且是中国诗赋方面永远不可企及的典范。 《离骚》作于楚怀王二十四、五年(前305、前304)屈原被放汉北后的两三年中。汉北其地即汉水在郢都以东折而东流一段的北面，现今天门、应城、京山、云梦县地，即汉北云梦。怀王十六年屈原因草拟宪令、主张变法和主张联齐抗秦，被内外反对力量合伙陷害，而去左徒之职。后来楚国接连在丹阳、蓝田大败于秦，才将屈原招回朝廷，任命其出使齐国。至怀王二十四年秦楚合婚，二十五年秦楚盟于黄棘，秦归还楚国上庸之地，屈原被放汉北。 汉北其地西北距楚故都鄢郢(今宜城)不远。《离骚》当是屈原到鄢郢拜谒了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后所写。诗开头追述楚之远祖及屈氏太祖，末尾言“临睨旧乡”而不忍离去，中间又写到灵氛占卜、巫咸降神等情节，都和这个特定的创作环境有关。 《离骚》是一首充满激情的政治抒情诗，是一首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杰作。诗中的一些片断情节反映着当时的历史事实(如“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伤灵脩之数化”即指怀王在政治外交上和对屈原态度上的几次反覆)。但表现上完全采用了浪漫主义的方法：不仅运用了神话、传说材料，也大量运用了比兴手法，以花草、禽鸟寄托情意，“以情为里，以物为表，抑郁沉怨”（刘师培《论文杂记》）。而诗人采用的比喻象征中对喻体的调遣，又基于传统文化的底蕴，因而总给人以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感。 由于诗人无比的忧愤和难以压抑的激情，全诗如大河之奔流，浩浩荡荡，不见端绪。但是，细心玩味，无论诗情意境的设想，还是外部结构，都体现了诗人不凡的艺术匠心。 从构思上说，诗中写了两个世界：现实世界和由天界、神灵、往古人物以及人格化了的日、月、风、雷、鸾风、鸟雀所组成的超现实世界。这超现实的虚幻世界是对现实世界表现上的一个补充。在人间见不到君王，到了天界也同样见不到天帝；在人间是“众皆竞进以贪婪”，找不到同志，到天上求女也同样一事无成。这同《聊斋志异》中《席方平》篇写阴间的作用有些相似。只是《席方平》中主人公是经过由人到鬼的变化才到另一个世界，而《离骚》中则是自由来往于天地之间。这种构思更适宜于表现抒情诗瞬息变化的激情。诗人设想的天界是在高空和传说中的神山昆仑之上，这是与从原始社会开始形成的一般意识和原型神话相一致的，所以显得十分自然，比起后世文学作品中通过死、梦、成仙到另一个世界的处理办法更具有神话的色彩，而没有宗教迷信的味道。诗人所展现的背景是广阔的，雄伟的，瑰丽的。其意境之美、之壮、之悲，是前无古人的。特别地，诗人用了龙马的形象，作为由人间到天界，由天界到人间的工具。《尚书中候》佚文中说，帝尧继位，“龙马衔甲”。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动物龙的原型之一即是神化的骏马。《周礼》中说“马八尺以上为龙”，《吕氏春秋》说“马之美者，青龙之匹，遗风之乘”。在人间为马，一升空即为龙。本来只是地面与高空之分，而由于神骏变化所起的暗示作用，则高空便成了天界。诗人借助自己由人间到天上，由天上到人间的情节变化，形成了这首长诗内部结构上的大开大阖。诗中所写片断的情节只是作为情感的载体，用以外化思想的斗争与情绪变化。然而这些情节却十分有效地避免了长篇抒情诗易流于空泛的弊病。 从外部结构言之，全诗分三大部分和一个礼辞。第一部分从开头至“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自叙生平，并回顾了诗人在为现实崇高的政治理想不断自我完善、不断同环境斗争的心灵历程，以及惨遭失败后的情绪变化。这是他的思想处于最激烈的动荡之时的真实流露。从“女媭之婵嫒兮，申申其詈予”至“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为第二部分。其中写女媭对他的指责说明连亲人也不理解他，他的孤独是无与伦比的。由此引发出向重华陈辞的情节。这是由现实社会向幻想世界的一个过渡（重华为已死一千余年的古圣贤，故向他陈辞便显得“虚”；但诗人又设想是在其葬处苍梧之地，故又有些“实”）。然后是巡行天上。入天宫而不能，便上下求女，表现了诗人在政治上的努力挣扎与不断追求的顽强精神。从“索藑茅以筵篿兮”至“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为第三部分，表现了诗人在去留问题上的思想斗争，表现了对祖国的深厚感情，读之令人悲怆！末尾一小节为礼辞。“既莫足以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虽文字不多，但表明诗人的爱国之情是与他的美政理想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全诗到高潮之后的画龙点睛之笔，用以收束全诗，使诗的主题进一步深化，使诗中表现的如长江大河的奔涌情感，显示出更为明确的流向。诗的第一部分用接近于现实主义的手法展现了诗人所处的环境和自己的历程。而后两部分则以色彩缤纷、波谲云诡的描写把读者带入一个幻想的境界。常常展现出无比广阔、无比神奇的场面。如果只有第一部分，虽然不能不说是一首饱含血泪的杰作，但还不能成为像目前这样的浪漫主义的不朽之作；而如只有后两部分而没有第一部分，那么诗的政治思想的底蕴就会薄一些，其主题之表现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既含蓄，又明确；既朦胧，又深刻。 《离骚》为我们塑造了一个高大的抒情主人公形象。首先，他有着突出的外部形象的特征。“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长顑颔亦何伤。”很多屈原的画像即使不写上“屈原”二字，人们也可以一眼认出是屈原，就是因为都依据了诗中这种具有特征性的描写。其次，他具有鲜明的思想性格。第一，他是一位进步的政治改革家，主张法治(“循绳墨而不颇”)，主张举贤授能。第二，他主张美政，重视人民的利益和人民的作用(“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反对统治者的荒淫暴虐和臣子的追逐私利（陈辞一段可见）。第三，他追求真理，坚强不屈（“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这个形象，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两千多年来给了无数仁人志士以品格与行为的示范，也给了他们以力量。 《离骚》的语言是相当美的。首先，大量运用了比喻象征的手法。如以采摘香草喻加强自身修养，佩带香草喻保持修洁等。但诗人的表现手段却比一般的比喻高明得多。如“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第四句中的“芳”自然由“芰荷”、“芙蓉”而来，是照应前二句的，但它又是用来形容“情”的。所以虽然没有用“如”、“似”、“若”之类字眼，也未加说明，却喻意自明。其次，运用了不少香花、香草的名称来象征性地表现政治的、思想意识方面的比较抽象的概念，不仅使作品含蓄，长于韵味，而且从直觉上增加了作品的色彩美。自屈原以来，“香草美人”就已经成为了高洁人格的象征。（有柳宗元的“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 再次，全诗以四句为一节，每节中又由两个用“兮”字连接的若连若断的上下句组成，加上固定的偶句韵，使全诗一直在回环往复的旋律中进行，具有很强的节奏感。最后，运用了对偶的修辞手法，如“夕归次于穷石兮，朝濯发乎洧盘”；“苏粪壤以充帏兮，谓申椒其不芳”；“惟兹佩之可贵兮，委厥美而历兹”等，将“兮”字去掉，对偶之工与唐宋律诗对仗无异。 《离骚》不仅是中国文学的奇珍，也是世界文学的瑰宝。(赵逵夫) 从屈原在当时社会中的身份来说，他是一位政治家，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诗人”；但以他的巨大的创作成就来说，他又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诗经》中也有许多优美动人的作品，但它基本上是群众性集体性的创作，个性的表现甚少。而屈原的创作，却是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以他全部生命的热情打上了鲜明的个性烙印。这标志了中国古典文学创作的一个新时代。 屈原是一位具有崇高人格的诗人。他关心国家和人民，直到今天仍作为坚定的爱国者受到高度评价。虽然他的爱国和忠君联系在一起，在这一点上，他并不能背离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基本道德原则，但同时也要看到，屈原又具有较为强烈的自我意识。他并不把自己看作君主的奴仆，而是以君主从而也是国家的引路人自居。他对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人生理想有坚定的信念，为追求自己的理想不惜与自身所属社会集团的大多数人对抗，宁死不渝。这就在忠君爱国的公认道德前提下，保存了独立思考、忠于自身认识的权利。作为理想的殉难者，后人曾从他身上受到巨大感召；他立身处世的方式，也被后世正直的文人引为仿效的榜样。 屈原的作品，以纵恣的文笔，表达了强烈而激荡的情感。汉儒曾说，《离骚》与《诗经》中《小雅》同为“忽而不伤”之作，明代诗人袁宏道于《叙小修诗》中驳斥道：《离骚》“忿怼之极”，对“党人”和楚王都“明示唾骂”，“安在所谓怨而不伤者乎？”并指出：“劲质而多怼，峭急而多露”，正是“楚风”的特点。他的意见显然是正确的。不仅如此，屈原赞美自我的人格，是率性任情，真实袒露；咏唱神灵的恋爱，是热情洋溢、淋漓尽致；颂扬烈士的牺牲，是激昂慷慨、悲凉豪壮……。总之，较之《诗经》总体上比较克制、显得温和蕴藉的情感表达，屈原的创作在相当程度上显示了情感的解放，从而造成了全新的、富于生气和强大感染力的诗歌风格。由于这种情感表达的需要，屈原不能满足于平实的写作手法，而大量借用楚地的神话材料，用奇丽的幻想，使诗歌的境界大为扩展，显示恢宏瑰丽的特征。这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后代个性和情感强烈的诗人如李白、李贺等，都从中受到极大的启发。 屈原是一位爱美的诗人。他对各种艺术的美，都不以狭隘的功利观加以否定。《九歌》、《招魂》中，处处渲染音乐歌舞的热烈场面和引发的感动。“羌声色之娱人，观者憺兮忘归”，在屈原笔下，是美好的景象。同样，他的诗篇，也喜欢大量铺陈华美的、色泽艳丽的辞藻。他还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赋予草木、鱼虫、鸟兽、云霓等种种自然界的事物以人的意志和生命，以寄托自身的思想感情，又增加了诗歌的美质。大体上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中讲究文采，注意华美的流派，最终都可以溯源于屈原。 在诗歌形式上，屈原打破了《诗经》那种以整齐的四言句为主、简短朴素的体制，创造出句式可长可短、篇幅宏大、内涵丰富复杂的“骚体诗”，这也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参考资料：
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 爱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异彩纷呈。在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她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点和独特的精神，并鼓励人们自觉地维护正义，忠于国家民族，抵御外来侵略，保持高昂的正气与民族气节，积淀为一种独特的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弘扬其为人民幸福而奋斗。为国家为民族利益而献身的积极精神。创造更加具有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的文化，成为各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主旋律。 在中华文化的发展进程中，楚文化对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楚国人世世代代生存、繁衍、发展的文明旅程中。逐步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宝贵的精神财富：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立志报国、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情操；刚正不阿、宁折不弯的民族气节；以民为本、舍己为人的价值观等等。正是楚人的这种爱国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实现他的“美政”理想，即进行政治改革——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举贤授能”，刷新政治，限制旧贵族的权益；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收复失地。但是屈原的改革在内政外交上触动了楚国腐朽贵族集团的根本利益，与他们产生了尖锐的矛盾，遭到了他们的嫉恨和反对，在上官大夫等人的谗毁下，昏庸的楚怀王“怒而疏屈平”。屈原蒙冤被疏后。离开郢都，先后流浪汉北和沅、湘二水之间。屈原的很多作品，包括《离骚》等都是这一时期创作的。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秦将白起攻破郢都，第二年又攻陷巫郡、黔中。屈原痛感国家的败亡，自己又无力挽救，悲愤难捱。是年五月五日，遂自投汩罗江，以身殉国。 在“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的战国时代，许多士人在本国得不到重视时。常常投奔他国。如商鞅弃魏相秦，孟子游说齐梁，荀子入秦适楚，韩非背韩助秦等，在当时士人们以谋取权位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为己任，屈原却不能。“帝高阳之苗裔兮”，屈原自小受到了楚文化的熏陶，受到了历史上爱国主义传统的影响。他生活在社会大变革和楚国危难现实里，他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政治变革，使他形成了爱国主义的坚实基础。屈原是楚国的优秀儿女，是楚民族的灵魂：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楚文化最杰出的优秀文化遗产。“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和深厚的爱国情感，是楚民族长期形成的一种传统观念的反映
做好自己做不成尼罗河的深邃幽远，也甘愿化为清冽的溪水畅游在山涧；不能拥有太平洋的广袤浩瀚，那就做一簇洁白的浪花淹没在它无垠的蔚蓝。娇憨地构筑着自己的梦，沐浴在阳光的辉煌灿烂，纵使青春会逝去，也要留给自己一个无悔的誓言。学做伟人太难，不如做好自我悠闲。做好自己，不等于没有理想，只是在生活的道路上少了几处海市蜃楼，多了几片沙中绿洲。海市蜃楼固然壮观，但它始终是难以寻求的彼岸；绿洲虽小，但它能补给资源，使自己在一望无际的荒漠上走的更远。做好自我是一种塌实为人的表现。超级名模萨莎在还为出道时曾有人问她“你最想成为谁？谁是你的偶像？”她就十分笃定地回答到：“我从来也没有偶像，至少现在没有。我了解我自己，我就做我自己。”正是她这肯定的一答，注定她将有所成就，因为她为人现实。做好自己，不等于一意孤行，而是坚定自己为人的本分和原则。“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我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位伟大诗人——屈原就是始终做好自我的人。屈原在遭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有人劝他离开楚国。只要他离开，便有享受不尽的荣华。然而耿耿丹心的屈原却是“去国不忍”。他报国未遂，远离楚宫，仍“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愿离开生他养他的故土。屈原精神的伟大，在于他可以出走而坚决不走。“鸟飞返故乡，狐死必首丘”的爱国情怀，在他自身的行为中坚持不渝。不管其它人是如何的求全卖国，官场是如何的暗无天日，君王是如何的昏庸无能，屈原依旧“出淤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妖”，凭着一腔报国热血，奔波于救国救民的事业之中，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正是他对祖国，对人民的忠诚，感动了华夏，感动了世界，五千年后的今天，他——屈原这个名字依旧铭记在我们的心中。做好自己，是走向成功的阶梯。柳永做好了自己，当初他在“黄金榜”上偶失龙头，却没有因为看到周围达官显贵煊赫之势而自卑，却在词坛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于是脍炙人口的“杨柳岸晓风残月”便也流传至今；陶渊明做好了自己，官场黑暗，就隐居田园，洁身自好，在那趋炎附势的封建社会中固守着自己的情操，于是有了“暧暧远人村，依依虚里烟”的名句传诵千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1用自己的能力打造自我，用自己的行动感化他人，用自己始终不渝的信念去照亮辉煌的人生。那时，可能山涧的溪水汇成了长江，洁白的浪花击出了海洋。做好自己是过程，走向成功才是最终的目的。
好死不如赖活，宁可站着死也不跪着生，两种态度都没有错的，不过现在看来更多的还是政治意义上的影响大一些，但也不能仅仅就当这是一场政治秀。 死了名垂千古，不死就算他写出了离骚还是是无用文人一个，，往身后来看，死的却也值得。 还有个问题，就是既然战国七雄都是属于华夏中国，那后世效忠哪个国家不都一样吗。。。 回来看看 屈原离骚之所以成为后世的榜样，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他爱国投江的影响使人们衍生的了解并爱好，其实同时代的宋玉等人写的也很好，为什么就比屈原名气小呢？政治跟文学结合起来了啊，同理还有文天祥。还有一个就是气质问题了，屈原爱国，所以写成离骚，如果他不爱国，或者说不爱的那么强烈，不去投江，也就不会写出那么好的作品了。有句话叫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因为楚国灭亡的最冤，而楚人性格上也比较强硬，现在的楚地有人说土话“不知周”（不知道有周朝，因为楚王问鼎中原的典故），大概那时候流传下的。我觉得屈原的死，也正好是一个心理上的刺激，所以秦朝灭的也那么快（项羽是楚将后裔，陈胜是打着张楚旗号起义的），败也由楚。
以民为本，忧国忧民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动力。民本思想在春秋战国之前已出现并得到了发展。《尚书》中提出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左传》中载有师旷根据人民利害发表的政见，“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视，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又说:“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此话无疑给当时那些残暴之君敲响了警钟，要他们正视人民、善待人民。这正如逢滑对陈怀公所说:“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这些民本思想都是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目的是给统治者治理国家提供历史的借鉴，即以民为本，才会国运昌盛，否则天下不会太平。屈原作为当时社会一名孤独的清醒者，对时局有卓越洞察力的政治人物，也必然深暗此理。在其诗中也提到了民本思想，“皇天无私兮，览民德焉错辅。夫唯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诗人阐述了为政者必须顺乎民心才能坐稳江山，才能“存君兴国”，为此，诗人关心民生疾苦，哀叹民生遭遇的艰难!屈原的朴素的民本思想是寻古代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思想接近儒家思想范畴。爱国忧君，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支柱。诗人倾其一生，以国事为重。在朝时，竭忠尽智，辅弼怀王，力图振兴楚国。既疏之后，仍不弃“存君兴国”之志，把个人得失置之度外，唯将君国的命运系于心中。“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不败绩。”诗人身处江湖，心挂国君，将个人生命融汇于国事中。他希望自己能辅佐国君，充当其政治上的带路人，“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共同追赶先贤，实现强国之梦，“忽奔走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诗人蒙尘舍垢，仍不灭报国之志，其他爱国主义精神是何等鲜明、坚贞!诗人爱国，他热情地讴歌了那些为捍卫国家疆土，人民幸福而战死的楚军将士。在这场酷烈的战斗中，楚军将士同仇敌忾，英勇战斗，最后慷慨赴死，再现了南楚民族保家卫国、视死如归的刚强性格:“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悲壮的诗句，颇似两宋词人李清照所写的诗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屈原歌颂为国牺牲的将士们的英雄气慨和壮烈捐躯行径，目的是激励人们洗雪国耻，同时也寄托了诗人的爱国情思。屈原爱国精神还表现在他以一颗赤子之心，深情地眷恋着多灾多难的楚国。“流光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屈原明白，岁月不待人。他老耽在黑暗楚国只会空耗光阴，只有被毁折的命运。屈原要想得到知音，要想两美必合，矩所同，要想推行匡救，改造时弊的“美政”，唯有离开楚国一途。诗人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于是振作起来，坚定信心，驰骋想像，重上云霄，神游四方，蒙生了“远逝以自疏”的逃逸意向。但这一意向又与诗人忠贞爱国感情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那沉淀于诗人心中有爱国感情千丝万缕，束缚得诗人寸步难行。怀乡恋国，情真意切，将诗人去国意向粉碎得干干净净。屈原离不开楚国，纵然楚国让他愁肠百结。生为楚国人，死为楚国魂。诗人生死不渝效忠楚国，这在楚材晋用，屡见不鲜，朝秦暮楚，不泛其人的人材大流动的战国时代，在奉行“好鸟择枝而栖，良臣择主而事为立身处事原则的战国，在崇尚功利富贵的时代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呀!楚国抛弃了诗人，诗人却言不离不开楚国，这是为何也?南宋洪迈祖指出，屈原“徘徊而不忍离去”的根本原因乃“忧国也”。诗人进亦忧，退亦忧，其爱国感情是何等地坚贞，纯洁，崇高啊!
你自己看着删减点 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自春秋中叶以来，楚国一直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强国。从楚庄王问鼎中原时起，楚国统治者已表现出统一天下的雄心。当历史的车轮驶入战国时代，楚国君墨守成规，缺乏改革的锐志，被后起的倡导地主阶级政治改革的国家抛在了后面。楚国国势渐趋衰落，在与西方强秦的连年的战争中，损兵折将，丧城失地。而以怀王为首的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却偏安一隅，仍过着醉生梦生死的生活，置国家、民族的安危于不顾。屈原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环境里，他洞悉列国形势，对楚国的现状有着清醒的认识，“众人皆醉而我独醒”。诗人为挽救楚国于危难之中，实现“存君兴国”的夙愿，在思想保守的楚国倡导并推行了一系以“美政”为核心的政治改革。由于改革触犯了旧贵族既得利益，遭到了贵族群小的极力诋毁。尽管诗人“忠而见疑，信面被谤”，但诗人宁折不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与权奸的斗争中显示了高标节操，爱国赤诚。诗人一生坎坷，在痛苦中孕育的诗篇显示了诗人拳拳报国心，殷殷故国情。其爱国主义精神名传千古，垂范后人。一、坚持“美政”理想，坚持改革弊政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核心。诗人作为战国时代一名高瞻远瞩的政治人物，诗人对当时的社会现状了如指掌。屈原深知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崇高权谋谲诈，推行弱肉强食法则的侵吞攻伐时代：列国纷争，狼烟四起，万民缟素，血流成河，弱国的苟存只能仰人鼻息，成为附庸；弱国的灭亡只是利益相争的殉葬品。此时的楚国已陷入重重危机，形势岌岌可危，可楚国君臣对潜在的威胁视而不见，依旧沉醉于丝竹管弦，声色犬马之中。诗人忧心忡忡，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他多么希望楚国统治者从沉醉中醒来，面对残酷现实，上下一心，整顿朝纲，励精图治，大有作为，重现昔日鼎中原的辉煌，完成统一中国的理想。诗人把这一理想称之为“美政”，“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欲以“美政”作为振兴保守落后楚国的一剂良方。“美政”是屈原思想的核心，也是其爱国主义精神的原动力。屈原的“美政”理想在作品中虽表述得比较空泛，介也有其具体的时代内容。从诗中来看，主要是指使楚国独立富强，并走上完成统一中国大业的道路。这一理想是契合时代发展脉搏的，其本质就是反对楚国旧贵族的世袭特权。为了实现理想，诗人针对楚国种种流弊，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主张：“举贤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所谓“举贤授能”，即不分贵选拔人才来治理国家；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即修明法度，严格依法办事。这两点归结起来就是实行改革，除去弊政。这一主张如能施行，将如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剜除楚国政治肌体上的毒瘤、烂疮，使衰老的楚国变得更更健康，更茁壮，从而走上国富民强的康庄大国之道。诗人大力倡导“举贤授能”，绝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其历史根据的。从历史上看，能“举贤授能”者不乏其人。那些兴国的圣君都不拘一格使用人才，“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戚之讴歌兮，齐恒闻以该辅。”历史上这些昏君都善于搜罗人才，并委以重任，最终导制了盛世景象的出现。相反，那些嫉贤妒能的昏君，如殷纣王荒淫残暴，迫害忠良，使一代贤臣，“比干菹醢”；吴王夫差昏庸无能，不辨忠奸，使一代忠臣，“武子逢殃”。而这些毁灭人才者，也毁掉了强国富民之基石，最终落得个亡国祸身的不幸结局。历史的经验教训证明了这样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国运之兴衰系于贤才。国家的兴盛离不开贤臣，只有举贤授能才能不国安邦，富国强民。现实中的楚国要改变贫弱挨打的被动局面，就必须反对世卿世禄制度，打破旧贵族对于权住的垄断，效法兴国圣君不拘身份选拔人才，委以重任。只有这样，楚国才能重新走上富强之路，重现昔日之辉煌。为有贤可举，有能可授，屈原深谋远虑，有计划地在楚国展开了培养各种人才的事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未雨绸缪，诗人滋兰树蕙，其目的“冀枝叶之峻茂兮，愿时乎吾将刈”，即希望培育的人才能在楚国未来的政治舞台上担当起富国强民之重任。为了国事，诗人呕心沥血，上叩天阍，下求佚女，上下求索。诗人招贤纳士，为己求贤，还是为楚国政治前途作打算。战国时代，各诸侯先后在各国变法图强。变法成为了这一时代发展的潮流。当时，楚国政坛由旧贵族把持，旧贵族统治实际上是“背法度而心治”。为实现“国富强而法立”的目的，屈原主张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依法治国。为此，诗人在位时，做了一系列“明法之嫌疑”，的工作，楚国国力也随之有所起色。怀王初期，楚与齐秦称雄，怀王任合纵长等事实就是明证，然而好景不长，屈原依法治国的措施损害到了群小利益，招致他们的极力诽谤。楚群他因“无度弗察”，即没有法制思想而受蒙信谗，遂疏远了屈原。忠臣远逝，小人当道。他们在楚国的违法乱纪行径遭到了正直诗人严厉斥责：“固时俗之工巧兮，竞周容以为度。”这些小人花言巧语，蛊惑世人，为谋取恩宠荣禄，不惜违背法度，变更正确的治国之道。小人的胡作非为，将诗人当初心血换来的成果毁于一旦，楚国陷入了“阴阳易位”的倾覆绝境。屈原冒死进谏，希楚国统治者以史为鉴，效法禹、汤、文武、周公等贤名之君，勤恳依法治国。“汤禹严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历史上这些先贤知人善任，走上了治国平天下的康庄大道。与此相反，启、异、尧、桀、纣等昏君，荒淫残暴，法度不行，最终亡国祸身。正反两方面的历史事实表明：治国需法治，在法度废弛的国家，为政者心昏愦，国家也必覆亡。屈原在楚国高扬法治大旗，其目的是在楚国除弊去害，铲出“众蹀而日进”，“美超远而逾迈”这些丑陋事物生存的环境，使楚国走上正常发展的历史轨道。诗人始终不渝坚持“美政”理想，坚持改革，如能实施，必使老气横秋的楚国脱胎换骨，涣发出咄咄逼人的青春锐气。然在愚昧保守落后的楚国，无人赏识“怀谨握玉”的诗人，他们残酷地将诗人逐出了政治舞台中心，将诗人治国安邦的“美政”蓝图扼杀于襁袍之中。诗人被毁，楚国政治舞台上最后一丝明亮的春色也就荡然无存，这是诗人的悲剧，更是楚国的悲剧。尽管诗人为理想屡蒙谗遭毁，但任矢志不移，其行动所昭示的爱国主义精神由此可窥一斑。二、不屈不挠，与恶势力进行坚决斗争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方面。诗人所行，可谓“仰不愧于天，俯不祚于人”，却因在楚国实施“美政”理想，而无辜蒙冤，遭谗被谪。但诗人并未因此屈服邪恶，明哲保身。而是挺身而出，与那此为害楚国的邪恶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坚决斗争。在这场善恶之争、美丑之辨、光明与黑暗的碰撞中，再次展示了诗人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境界。诗人对楚国黑暗现状进行了揭露，指出当时面临的社会现状是“世溷浊而不分”，“世幽昧以眩曜”，“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这实际上描绘了下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黑暗世道；一个粪壤充帏、邪恶肆行的世道；一个忠贞不容于世，美善光明不行于世的污浊世道。而原先的楚国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如今却变成了这个模样，这下楚国政治舞台上那些飞扬跋扈的丑陋群小的胡作非为是分不开的，“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余以善淫。”这伙“并举好朋”的小人嫉贤妒能，任人唯亲，违法乱纪，结党营私，竞进贪婪，不厌求索，使忠臣“自疏而远逝”，奸臣“干进而务入”，将楚国政治前途引向了“幽昧”、“险隘”的绝境。诗人忧心如焚，痛恨小人祸国殃民的乱政行径，并反复申诉自己不同流合污的高洁情怀，“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佩。”诗人喜好的佩饰、奇服、长铗等是诗人高洁人格的投影，是诗人“长当浊世，自处清流”的物证。诗人一心向善，一心求美，近墨不黑，出淤泥不染，勤勉自修，以高洁品性向邪恶世俗挑战。诗人虽身陷穷途，但誓不与邪佞为伍，“苟余情其以练要兮，长亦何伤！”“芳菲菲而难亏兮，芬至今犹未沫。”诗人洁身自好，在污浊的社会里，不苟合取容，保持芬芳不变，再现了诗人独立不迁的人格和高标的气节。对那些经不住个人得失考验的变节者，诗人甚是痛心，“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委厥美以从俗兮，苟得列夫众芳。”“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兮？”屈原指斥变节者经不住诱惑，走上了从俗、媚俗之路，成为了助纣为虐的小人。诗人鄙薄他们，谴责他们，他情愿效法前贤，做一个处困苦茕独不悔的死节之臣，“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他誓死不与世俗小人妥协投降，“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鸷鸟之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不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残酷的现实没能使屈原低头，誓与群小斗争到底，“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表现出了“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犹未悔”的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体现了诗性批判精神与清醒执著的价值取向、人生择择。诗人披肝沥胆，为国效忠。在厄境中矢志不移，对理想、对真理、对祖国始终不渝，在与邪恶的斗争中，虽然羽折翎落，滴着鲜血，仍然苦苦挣扎，表现出被遗弃而不沉沦，蒙谣涿而不自毁的坚贞和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宁死不屈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境界。一、以民为本，忧国忧民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动力。民本思想在春秋战国之前已出现并得到了发展。《尚书》中提出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左传》中载有师旷根据人民利害发表的政见，“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视，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又说：“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此话无疑给当时那些残暴之君敲响了警钟，要他们正视人民、善待人民。这正如逢滑对陈怀公所说：“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这些民本思想都是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目的是给统治者治理国家提供历史的借鉴，即以民为本，才会国运昌盛，否则天下不会太平。屈原作为当时社会一名孤独的清醒者，对时局有卓越洞察力的政治人物，也必然深暗此理。在其诗中也提到了民本思想，“皇天无私兮，览民德焉错辅。夫唯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诗人阐述了为政者必须顺乎民心才能坐稳江山，才能“存君兴国”，为此，诗人关心民生疾苦，哀叹民生遭遇的艰难！屈原的朴素的民本思想是寻古代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思想接近儒家思想范畴。爱国忧君，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支柱。诗人倾其一生，以国事为重。在朝时，竭忠尽智，辅弼怀王，力图振兴楚国。既疏之后，仍不弃“存君兴国”之志，把个人得失置之度外，唯将君国的命运系于心中。“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不败绩。”诗人身处江湖，心挂国君，将个人生命融汇于国事中。他希望自己能辅佐国君，充当其政治上的带路人，“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共同追赶先贤，实现强国之梦，“忽奔走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诗人蒙尘舍垢，仍不灭报国之志，其他爱国主义精神是何等鲜明、坚贞！诗人爱国，他热情地讴歌了那些为捍卫国家疆土，人民幸福而战死的楚军将士。在这场酷烈的战斗中，楚军将士同仇敌忾，英勇战斗，最后慷慨赴死，再现了南楚民族保家卫国、视死如归的刚强性格：“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悲壮的诗句，颇似两宋词人李清照所写的诗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屈原歌颂为国牺牲的将士们的英雄气慨和壮烈捐躯行径，目的是激励人们洗雪国耻，同时也寄托了诗人的爱国情思。屈原爱国精神还表现在他以一颗赤子之心，深情地眷恋着多灾多难的楚国。“流光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屈原明白，岁月不待人。他老耽在黑暗楚国只会空耗光阴，只有被毁折的命运。屈原要想得到知音，要想两美必合，矩所同，要想推行匡救，改造时弊的“美政”，唯有离开楚国一途。诗人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于是振作起来，坚定信心，驰骋想像，重上云霄，神游四方，蒙生了“远逝以自疏”的逃逸意向。但这一意向又与诗人忠贞爱国感情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那沉淀于诗人心中有爱国感情千丝万缕，束缚得诗人寸步难行。怀乡恋国，情真意切，将诗人去国意向粉碎得干干净净。屈原离不开楚国，纵然楚国让他愁肠百结。生为楚国人，死为楚国魂。诗人生死不渝效忠楚国，这在楚材晋用，屡见不鲜，朝秦暮楚，不泛其人的人材大流动的战国时代，在奉行“好鸟择枝而栖，良臣择主而事为立身处事原则的战国，在崇尚功利富贵的时代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呀！楚国抛弃了诗人，诗人却言不离不开楚国，这是为何也？南宋洪迈祖指出，屈原“徘徊而不忍离去”的根本原因乃“忧国也”。诗人进亦忧，退亦忧，其爱国感情是何等地坚贞，纯洁，崇高啊！四、爱国主义精神产生的原因探讨。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产生有其时代的特点。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百家争鸣，生机勃勃的时代，社会充满着进取的、批判的精神。屈原在政治生涯中表现出来的敢干斗争，决不妥协，上下求索的批判和进取态度，正是当时的时代精神的表现。屈原生活在战国时代，楚怀王、顷襄王时期，当时各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更加频繁。强国凭借其强大的国力，加速了统一全国的战争的进程。弱国为抵抗强国入侵，掀起了保家卫国的反侵略战争。在侵略与反侵略的残死较量中，一些爱国志士挺身而出，投入到保家卫国的时代洪流中。屈原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随着楚国西北边强秦的崛起，楚国渐渐沦落到被动挨打的境地。楚国的国家前途的民族命运受到了严重威胁。而楚国统治者依旧沉缅于日酣宴饮的享乐中，束手无策。大敌当前，屈原采取了一系列挽救楚国灭亡的措施。在保守思想与改革思想的猛烈冲撞中，屈原主计个人得失，不顾个人悲惨遭遇，置生死于度外，誓死不渝地忠于自己的事业和理想，欲以自己的努力改变楚国的现状，“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楚国重新走向富强。“沧海横流处，方显英雄本色。”正是战国后期波涛汹涌的时代“沧海”，才使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大放异彩。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产生从内因来说，在于诗人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进步的世界观决定其有进步的爱国主义精神。在规模宏大，体制瑰奇的长诗《天问》中，诗人仰天长问，对自然和人类历史探究天道。从诗人对古代关于自然的神话和传说的诘难和质疑中，表明了诗人对宏观宇宙的思索，对古代信仰的怀疑，显示出一种大胆的科学探索精神，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诗人在对夏、商、周三代所以兴，所以亡的回顾和反思中，对其治乱兴亡缘故表示质疑。诗人企图通过探寻历史兴亡之故，为楚国统治者提供历史借鉴。让楚国在车真颠马覆之路紧急止步，重新走上兴国之路。诗人问天问地，问历代沧桑人事。这都是由诗人所具有的朴素的唯物主义史观决定的，再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诗人爱国主义精神的产生还与诗人出身经历紧密相联。诗人出身于楚国贵族世家，但因为家族地位的衰落，他本人已从贵族阶级中分化出来。诗人在《九章•惜诵》这说：“思君其莫我忠兮，忽亡身于贫贱。”这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诗人虽出身于贫贱，但由于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深厚的文化素养和杰出的政治才干，即《史记•屈原列传》所说的“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而跻身于楚国政治舞台。“入则与王图议政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诗人身为高阳苗裔，天潢贵胄，想在楚国大有作为，振兴楚国于混乱中。诗人虽壮志未伸，但对楚国的耿耿中心至死不变，再现乱世忠臣的忠贞。竹死不变节，花落有余香。一代诗魂陨落了，其形骸早已化着尘土，荣归大地怀抱了。但其用生命演绎出的爱国主义精神与青山同在，与日月同辉，惠及万代。它早已成了中华民族思想宝库中熠熠生辉的珍品，激励着千秋子民爱我中华，并为之富强而奋斗不息。
屈原,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即使在他投江之后的两千多年里,仍然受到人们的敬仰和怀念,他所创造的楚辞体经久不衰,永垂史册.但是对于他投江而死却存在着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屈原之死重于泰山；有人则认为屈原之死轻如鸿毛.其实这恰恰反映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该怎样正确理解和认识人的价值.在我认为,屈原之死,死得其所. 屈原之死,死于爱国.屈原面对楚国上下昏庸,郢都破灭,没有卖国求荣,而是凭着一颗“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的忠肝义胆,与楚国共存亡.他将国家兴衰置于自己得失之上,这种精神永远激励着爱国志士,鞭挞着卖国之人,有如此深远之影响,有如此深远之意义,怎能说死得“轻如鸿毛”呢?郭沫若同志说过：“屈原的死是为民殉国难,是一种为国捐躯精神的再现,他是为正义而死,为真理而死,死得其所.” 屈原之死,死于一种热忱,死于一种抗争.在他生命旅途的最后一站,将生命与信念的光辉和伟大展现给世人；他用生命守住他的灵魂：他用他的死告诉世人,追求信念与自由是永恒的主题；他给芸芸众生以震撼；他在“众人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的郁闷空气中注入了一股热浪.这种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民主革命宣传家,思想家陈天华或许受了屈原之死的感染吧!他的《猛回头》、《警世钟》成为刺向清政府的两刃利剑,而他为了抗议日本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迫害,愤然投海而死.老舍也倍受屈原的感染吧!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堪忍受邪恶势力的迫害,愤然投湖自杀,这是对文革动乱的抗争,是对‘文革”的控诉,他们和屈原—样,以自己的生命警醒人们要奋发,要觉醒.他们把生命的意义发挥得淋漓尽致,这正是死的价值所在. 屈原之死给时空注释新的含义.这一道闪光的利剑划破了千年长空,给生与死赋予新的内容.他的精神流淌在每一个中华赤子的热血里,融入炎黄子孙的灵魂中.死已不是一种结束,而是一个伟大的起点.文天祥虽死犹生,丹心照汉青；史可法,身殉孤城,忠心可鉴；更有于谦,千锤万凿,清白人间.选择死亡,并不是平淡的沉沦,更不是无能的表现.屈原之死是一种力量,一种发奋的力量,它如长夜中划空而过的流星,闪出一生最璀璨的光辉.我说,屈原之死,价值永恒,价值无限.虽然人生的意义在于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人生中也有为了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在某种条件下,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续生命的音响和光彩.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峰,绝妙的音乐、多是悲壮的旋律.而高尚的情操,却在壮烈的牺牲中.人生留迹于大地之间,本应该有惊人之举.卓尔不群的泰山睥睨群峰,汪洋恣肆的长江啸傲百川,佰剑于长城的秦皇汉武,在史册中群视千秋. 生命的长短无关紧要,紧要的是生命的意义.屈原不随俗而毅然沉江,以身殉国,生命之光与日月争辉,长与短,因之失去意义.古往今来,多少生命在历史的星河中默默产生,又默默消亡,而又有几颗能够像屈原这样2000多年后的今天仍熠熠闪烁.他的死,有力地维护了他那不随波逐流,不苟且偷生的人格尊严；他的死,充分显示了他的忠贞爱国,至死不渝的高尚情操；他的死真正体现了他那昭真理而不惜牺牲生命的人生价值.鲁迅曾经说过,人的生命是可贵的,但真理更可贵.屈原虽死,而真理传于四方,这样的死,死得其所.生与死,是一对矛盾.孟子说过：“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也如裴多斐所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也就是说,为了真理,自由,正义,牺牲自己的生命是值得的.但同时,我们要珍惜生命.罗曼•曼兰说过：“以死来鄙薄自己,背叛自己,否定自己的信念是世界上最大的错过.” 屈原投江是一曲壮烈的悲歌,一捶击破昏暗的响鼓,一声震撼历史长河的惊雷,屈原是矗立于人类心中的永远丰碑.
以民为本，忧国忧民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动力。民本思想在春秋战国之前已出现并得到了发展。《尚书》中提出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左传》中载有师旷根据人民利害发表的政见，“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视，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又说:“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此话无疑给当时那些残暴之君敲响了警钟，要他们正视人民、善待人民。这正如逢滑对陈怀公所说:“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这些民本思想都是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目的是给统治者治理国家提供历史的借鉴，即以民为本，才会国运昌盛，否则天下不会太平。屈原作为当时社会一名孤独的清醒者，对时局有卓越洞察力的政治人物，也必然深暗此理。在其诗中也提到了民本思想，“皇天无私兮，览民德焉错辅。夫唯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诗人阐述了为政者必须顺乎民心才能坐稳江山，才能“存君兴国”，为此，诗人关心民生疾苦，哀叹民生遭遇的艰难!屈原的朴素的民本思想是寻古代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思想接近儒家思想范畴。爱国忧君，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支柱。诗人倾其一生，以国事为重。在朝时，竭忠尽智，辅弼怀王，力图振兴楚国。既疏之后，仍不弃“存君兴国”之志，把个人得失置之度外，唯将君国的命运系于心中。“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不败绩。”诗人身处江湖，心挂国君，将个人生命融汇于国事中。他希望自己能辅佐国君，充当其政治上的带路人，“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共同追赶先贤，实现强国之梦，“忽奔走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诗人蒙尘舍垢，仍不灭报国之志，其他爱国主义精神是何等鲜明、坚贞!诗人爱国，他热情地讴歌了那些为捍卫国家疆土，人民幸福而战死的楚军将士。在这场酷烈的战斗中，楚军将士同仇敌忾，英勇战斗，最后慷慨赴死，再现了南楚民族保家卫国、视死如归的刚强性格:“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悲壮的诗句，颇似两宋词人李清照所写的诗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屈原歌颂为国牺牲的将士们的英雄气慨和壮烈捐躯行径，目的是激励人们洗雪国耻，同时也寄托了诗人的爱国情思。屈原爱国精神还表现在他以一颗赤子之心，深情地眷恋着多灾多难的楚国。“流光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屈原明白，岁月不待人。他老耽在黑暗楚国只会空耗光阴，只有被毁折的命运。屈原要想得到知音，要想两美必合，矩所同，要想推行匡救，改造时弊的“美政”，唯有离开楚国一途。诗人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于是振作起来，坚定信心，驰骋想像，重上云霄，神游四方，蒙生了“远逝以自疏”的逃逸意向。但这一意向又与诗人忠贞爱国感情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那沉淀于诗人心中有爱国感情千丝万缕，束缚得诗人寸步难行。怀乡恋国，情真意切，将诗人去国意向粉碎得干干净净。屈原离不开楚国，纵然楚国让他愁肠百结。生为楚国人，死为楚国魂。诗人生死不渝效忠楚国，这在楚材晋用，屡见不鲜，朝秦暮楚，不泛其人的人材大流动的战国时代，在奉行“好鸟择枝而栖，良臣择主而事为立身处事原则的战国，在崇尚功利富贵的时代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呀!楚国抛弃了诗人，诗人却言不离不开楚国，这是为何也?南宋洪迈祖指出，屈原“徘徊而不忍离去”的根本原因乃“忧国也”。诗人进亦忧，退亦忧，其爱国感情是何等地坚贞，纯洁，崇高啊!
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 爱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异彩纷呈。在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她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点和独特的精神，并鼓励人们自觉地维护正义，忠于国家民族，抵御外来侵略，保持高昂的正气与民族气节，积淀为一种独特的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弘扬其为人民幸福而奋斗。为国家为民族利益而献身的积极精神。创造更加具有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的文化，成为各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主旋律。 在中华文化的发展进程中，楚文化对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楚国人世世代代生存、繁衍、发展的文明旅程中。逐步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宝贵的精神财富：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立志报国、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情操；刚正不阿、宁折不弯的民族气节；以民为本、舍己为人的价值观等等。正是楚人的这种爱国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实现他的“美政”理想，即进行政治改革——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举贤授能”，刷新政治，限制旧贵族的权益；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收复失地。但是屈原的改革在内政外交上触动了楚国腐朽贵族集团的根本利益，与他们产生了尖锐的矛盾，遭到了他们的嫉恨和反对，在上官大夫等人的谗毁下，昏庸的楚怀王“怒而疏屈平”。屈原蒙冤被疏后。离开郢都，先后流浪汉北和沅、湘二水之间。屈原的很多作品，包括《离骚》等都是这一时期创作的。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秦将白起攻破郢都，第二年又攻陷巫郡、黔中。屈原痛感国家的败亡，自己又无力挽救，悲愤难捱。是年五月五日，遂自投汩罗江，以身殉国。 在“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的战国时代，许多士人在本国得不到重视时。常常投奔他国。如商鞅弃魏相秦，孟子游说齐梁，荀子入秦适楚，韩非背韩助秦等，在当时士人们以谋取权位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为己任，屈原却不能。“帝高阳之苗裔兮”，屈原自小受到了楚文化的熏陶，受到了历史上爱国主义传统的影响。他生活在社会大变革和楚国危难现实里，他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政治变革，使他形成了爱国主义的坚实基础。屈原是楚国的优秀儿女，是楚民族的灵魂：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楚文化最杰出的优秀文化遗产。“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和深厚的爱国情感，是楚民族长期形成的一种传统观念的反映
做好自己做不成尼罗河的深邃幽远，也甘愿化为清冽的溪水畅游在山涧；不能拥有太平洋的广袤浩瀚，那就做一簇洁白的浪花淹没在它无垠的蔚蓝。娇憨地构筑着自己的梦，沐浴在阳光的辉煌灿烂，纵使青春会逝去，也要留给自己一个无悔的誓言。学做伟人太难，不如做好自我悠闲。做好自己，不等于没有理想，只是在生活的道路上少了几处海市蜃楼，多了几片沙中绿洲。海市蜃楼固然壮观，但它始终是难以寻求的彼岸；绿洲虽小，但它能补给资源，使自己在一望无际的荒漠上走的更远。做好自我是一种塌实为人的表现。超级名模萨莎在还为出道时曾有人问她“你最想成为谁？谁是你的偶像？”她就十分笃定地回答到：“我从来也没有偶像，至少现在没有。我了解我自己，我就做我自己。”正是她这肯定的一答，注定她将有所成就，因为她为人现实。做好自己，不等于一意孤行，而是坚定自己为人的本分和原则。“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我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位伟大诗人——屈原就是始终做好自我的人。屈原在遭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有人劝他离开楚国。只要他离开，便有享受不尽的荣华。然而耿耿丹心的屈原却是“去国不忍”。他报国未遂，远离楚宫，仍“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愿离开生他养他的故土。屈原精神的伟大，在于他可以出走而坚决不走。“鸟飞返故乡，狐死必首丘”的爱国情怀，在他自身的行为中坚持不渝。不管其它人是如何的求全卖国，官场是如何的暗无天日，君王是如何的昏庸无能，屈原依旧“出淤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妖”，凭着一腔报国热血，奔波于救国救民的事业之中，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正是他对祖国，对人民的忠诚，感动了华夏，感动了世界，五千年后的今天，他——屈原这个名字依旧铭记在我们的心中。做好自己，是走向成功的阶梯。柳永做好了自己，当初他在“黄金榜”上偶失龙头，却没有因为看到周围达官显贵煊赫之势而自卑，却在词坛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于是脍炙人口的“杨柳岸晓风残月”便也流传至今；陶渊明做好了自己，官场黑暗，就隐居田园，洁身自好，在那趋炎附势的封建社会中固守着自己的情操，于是有了“暧暧远人村，依依虚里烟”的名句传诵千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1用自己的能力打造自我，用自己的行动感化他人，用自己始终不渝的信念去照亮辉煌的人生。那时，可能山涧的溪水汇成了长江，洁白的浪花击出了海洋。做好自己是过程，走向成功才是最终的目的。
在我们平凡的日常里，大家都接触过作文吧，根据写作命题的特点，作文可以分为命题作文和非命题作文。如何写一篇有思想、有文采的作文呢？下面是我精心整理的有关于屈原的作文素材资料，欢迎大家分享。
1、泱泱诗海平平仄仄的源头是离骚 。
他的每一首诗都是一粒饱满的种子，播进土壤就会长出一棵橘树，一茎绿荷一兜灵芝一朵兰花，带着他襟袖间两千年前遥远的芬芳，屈原作文素材。
他的诗是淋漓的血液/和着泪水的苦涩，一滴沾唇便让人永远保持清醒/而不是美酒/让浊世在惨笑中，醉倒…他的诗是烈火/却烧不透黎明前的夜，是荆棘林里一行漫长的跋涉，弯弯曲曲寻找一个光明的出口，他将自己的肝胆燃成灯油，又磨成墨汁，写下旧时代浓黑的咒语。
他的诗歌在那个时代遭到嘲笑，甚至围攻而今却成了一面旗帜，在人类精神的上空飞扬、生动，龙的传人说：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
2、"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屈原就是这样一个诗人，忧国忧民。
"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屈原就是这样一个史官，信念坚强。
"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
"屈原就是这样一个勇士，斗志昂扬。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屈原就是这样一个英雄，不畏强权。
不管历史如何嬗变，不管时代如何变迁。
自从屈原投入汩罗江的那一刻起，他在楚国百姓心中就牢牢凝固和沉淀了，就注定他的灵魂将得到洗练和超度，割之不断、挥之不去，进而升华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精神。
时至今日，"屈原"已经不是尚且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那个屈大夫，他所代表的是一种时代精神、百姓情结和民族文化，穿越着时空，年年相继，代代相传。
也就是这样，"屈原"鲜活而永久地活在了百姓心中。
3、楚国的天空太小，盛不下你驰骋的思想，汨罗的江水多情，拥抱了你浪漫的失魂。
诗人的忧愤太多，忧国忧民，忧楚国的江山社稷，忧黎民百姓的苛苛命运。
于是愤怒的忧愁，如火山般爆发，化作《离骚》，化作天问,化作《九歌》，化作一首首滴血的诗篇。
天地有情，有情的天地倾听你泣血的呼唤;黎民有爱;仁厚的黎民发出一声声叹息，汨罗有幸，有幸的汨罗收留了你无所栖息的灵魂。
端午的米粽呦，千年万年呼唤着你的精魂，遥祭着你的英灵。
4、微风轻轻地吹拂起书页，其中似乎夹杂着一丝香草的气息。
目光流动在司马迁用至情写下的文字间，我细细品读着你--屈原。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你的品行如美玉一般高洁，不受世间一切污浊之物的'沾染，相信拥有如此高风亮节的你，必然会向往恬适淡定的生活。
你也许愿意与白云清风为伴，临潭而立，去聆听山涧清泉;你也许向往与小桥流水同行，居衡门之下，去静品丝竹清音;你也许更希望自己可以漫随天外云卷云舒，宠辱不惊，去留无意。
当一个人陷入绝望的境地，最通常的选择便是归隐山林，做世外闲人。
然而，心系国家百姓的你，却没有做出这样的决定。
你拥有陶渊明超脱于世的情怀，却不会像他一样一味隐藏在自己精神的桃花源里，独享清闲;你具有林和靖"梅妻鹤子"的高洁品格，却不会像他一样沉迷于"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山园小景中，虚度此生。
战国年代，到处都是号角嘶鸣，黄沙漫天，你在风雨飘摇中举步维艰，步履蹒跚，却始终没有倒下。
你用瘦削却又坚强的肩膀承担起了保卫国家的大任。
怎奈黄钟废弃，瓦釜雷鸣，混乱不堪的楚国已是岌岌可危，而昏庸的楚王却听信谗言，对你的竭忠尽智视而不见。
你消瘦羸弱的身躯已渐渐不堪重负，在这个时刻，又有谁能搀扶你一把?最终，你只得披发行吟于江畔，挥洒着满腔的热泪，发出"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哀绝叹息。
有人劝你与世推移，随波逐流，你却用"安能以浩浩之白而蒙世之温蠖"维护了你高洁的志向。
"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我知道你最爱的便是香草，因为你欣赏它的高洁品行，那种不与群芳争艳的超脱，那种不随风而屈的坚韧，作文素材《屈原作文素材》。
而你也如生长在湖畔的一株香草，缓缓地在风中摇曳，一颗露珠在青青的草叶上默默地闪耀，宛如你回望故国时，眼眸中闪烁地晶莹泪光。
天地也为你伤感，江边袅袅不尽的秋风想拂去你的清泪，却将你的悲伤吹过时间的激流。
物换星移几度秋，你的身影在历史的风尘中早已烟消云散，但当年轻的司马迁驻立汨罗江边怅望千秋之时，依旧会为你洒下深情的泪水。
你怨愤的声音在滚滚江流上渐行渐远，却悲而弥壮。
也许司马迁正是听到了你撞击他心灵的声音，于是他挥起了如椽之笔，著成信史光照尘寰，让世世代代的人们倾听你用忠贞与高洁演绎的永恒旋律。
品读你，让我读懂了高洁的精神，你让我明白，高洁不是冷淡，不是逃避，真正高洁的精神要敢于承担自己内心中的责任。
情系国家，心怀百姓，让你的高洁理应属于不平凡。
正是这不平凡的高洁，让你如皭然出水的清荷，出淤泥而不染：让你亦如墙角的数枝梅，凌寒独自开，留得清气满乾坤。
微风渐渐淡去，而香草般的气息却越来越浓，我依旧品读着你，在这沾满泪痕的字里行间，找寻着你遥远的身影…4、"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
"纵被罢逐流放，也不随其流而扬其波。
汤汤的汨罗江最终收留了他，可汨罗江水太混，荡涤不掉它的忧愁;汨罗江水太浅，掩埋不掉它的遗憾。
你是"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但还仍"闻佳人兮召余，将腾驾兮偕逝"。
在帝王大殿慷慨直言，激扬陈词;在封建初兴之际试图进行贵族权力改革;在民族危亡之际"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无不显示出你的大忠诚，大智慧。
但很无奈，当一个民族衰堕时，一个人的强大总会被"大众"视为异类，于是"楚王所爱之细腰"下旨：流放。
当楚王背弃"成言"，"悔遁而有他"时，你感悟"君可思而不可侍"，感叹"人之心不与吾心同"。
但纯洁无瑕的贵族血统与心性使然，站在失败面前，你呼喊，顿足，指责，抗争，于是得到的是更大的打击与不堪。
无奈，你轻弹灰尘，保持自己的皓皓之白，不含蓄，不躲闪，不讲策略，怒形于色。
当别人伤害你时，你便毫不保留的将伤口暴露给他，大声呼喊：我要报仇。
5、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屈子从长长的历史甬道中走出，带着一身正气凛然，带着满腹诗书才华，然而个性的棱角在世故的社会中又何以保全?于是，为了皓皓之白，为了独醒于世，屈子选择了"悲壮"之路。
在滔滔的汨罗江水中，他将自己洗刷地如此透彻清澄。
但当他忘记了混浊的天下之时，他又何曾记得还有千万的百姓与自己远大的理想?6、情感、这一人类与生俱来的元素在一代仁人贤士的一生中抒写得淋漓尽致。
他们将真情吐露，活得满满洒洒，坦坦荡荡，屈原便是这样一位真性情的人。
他高唱"长太息以掩涕今，哀民生之多艰"。
他高呼"亦余心之所善今，虽九死其犹末悔"，他将一个臣子的心掏出来呈现在众人面前，不矫饰，不造作，终于，他的性情铸就了他的英名，他从此不朽。
7、众人皆醉我独醒"，"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爱国志士屈原， "虽九死其犹未悔"，面对支离破碎的祖国，面对饥寒受苦的老百姓，作为士大夫却束手无策，纵身跃入滔滔江水中，为后世可歌可泣之人。
他找准了自己的位置，他是一名为黎民百姓谋幸福生活的士大夫，面对朝廷的昏庸束手无策，只好投身于海，为祖国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8、披发行吟河畔的是屈子。
楚国的落日染红眼前的汨罗江，子兰谗言，郑袖内惑，人民如涸辙之鲋，喘息挣扎。
屈子的坚持有用吗?恐怕他自己也不得不摇头叹息。
楚国灭亡之时，也是他命尽之刻。
他把政治家的身份远置于诗人之上。
"人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生不为诗人，死的方式却是诗人的。
执著如屈子，你怎听不进"圣人不凝滞于物"呢?
有关屈原的名人名言素材
1、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屈原《湘夫人》
2、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用；数有所不及，神有所不通。——屈原
3、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屈原《楚辞》
4、后皇嘉树，桔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从，更壹志兮——屈原
5、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屈原《楚辞》
6、仿佛听见美人在呼唤着我，我要立刻驾着飞腾的马车和她一起远走高飞。（闻佳人兮召予，将腾驾兮偕逝。）——屈原《湘夫人》
7、魂兮归来！去君之恒干，何为四方兮？舍君之乐处，而离彼不祥兮。——屈原《招魂》
8、山中人兮芳杜若。——屈原《九歌》
9、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屈原
10、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屈原《楚辞》
11、皋兰被径兮，斯路渐。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去归来兮，哀江南。——屈原《招魂》
12、悲莫悲兮生离别，乐莫乐兮新相知。——屈原《九歌少司命》
13、世溷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屈原《楚辞》
14、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屈原《楚辞》
15、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屈原《楚辞》
16、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屈原《九歌·国殇》
17、指九天以为正兮，夫惟灵修之故也。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屈原
18、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屈原《九歌》
19、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屈原《国殇》
20、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离骚》
21、世溷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屈原《楚辞》
22、愿岁并谢，与长友兮。——屈原《楚辞》
23、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屈原《离骚》
24、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屈原
25、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屈原《九歌·少司命》
26、约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屈原《离骚》
27、众人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是以见放。——屈原《楚辞·渔父》
28、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屈原《楚辞·渔父》
29、鸟飞反故乡，孤死必首丘——屈原
30、云中君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灵连蜷兮既留，烂昭昭兮未央；謇将澹兮寿宫，与日月兮齐光；龙驾兮帝服，聊翱游兮周章；灵皇皇兮既降，飙远举兮云中；览冀洲兮有余，横四海兮焉穷；思夫君兮太息，极劳心兮忡忡；——屈原《九歌》
31、哀莫哀兮生别离，乐莫乐兮心相惜。——屈原
32、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屈原
33、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屈原
34、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屈原
35、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屈原《离骚》
36、桂棹兮兰桨，击空明月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屈原《离骚》
37、沅有茝兮醴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屈原《楚辞》
38、乐莫乐兮新相知。——屈原
39、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屈原《离骚》
40、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屈原《离骚》
41、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屈原《楚辞》
42、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屈原《渔父》
43、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屈原《楚辞》
44、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屈原《楚辞》
45、"时不可兮骤得，聊逍遥兮容与。——屈原《九歌》"
46、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屈原《橘颂》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家，开辟了“香草美人”的传统，被誉为“辞赋之祖”“中华诗祖”。下面是关于屈原的故事的素材，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篇：
农历五月初五，是我国传统的端午节，又称端阳、重五、端五节。早在周朝，就有“五月五日，蓄兰而沐”的习俗。但今天端午节的众多活动都与纪念我国伟大的文学家屈原有关。
战国时代，楚秦争夺霸权，诗人屈原很受楚王器重，然而屈原的主张遭到上官大夫靳尚为首的守旧派的反对，不断在楚怀王的面前诋毁屈原，楚怀王渐渐疏远了屈原，有着远大抱负的.屈原倍感痛心，他怀着难以抑制的忧郁悲愤，写出了《离骚》、《天向》等不朽诗篇。公元前229年，秦国攻占了楚国八座城池，接着又派使臣请楚怀王去秦国议和。屈原看破了秦王的阴谋，冒死进宫陈述利害，楚怀王不但不听，反而将屈原逐出郢都。楚怀王如期赴会，一到秦国就被囚禁起来，楚怀王悔恨交加，忧郁成疾，三年后客死于秦国。楚顷衰王即位不久，秦王又派兵攻打楚国，顷衰王仓惶撤离京城，秦兵攻占郢城。屈原在流放途中，接连听到楚怀王客死和郢城攻破的噩耗后，万念俱灰，仰天长叹一声，投入了滚滚激流的汩罗江。
江上的渔夫和岸上的百姓，听说屈原大夫投江自尽，都纷纷来到江上，奋力打捞屈原的尸体，(此风俗日后演变成赛龙舟)人们纷纷拿出家中的粽子、鸡蛋投入江中，让鱼吃了就不会去咬屈大夫尸身。还有郎中把雄黄酒倒入江中，以便药昏蛟龙水兽，使屈原大夫尸体免遭伤害。过不了多久，水面上浮起了一条昏晕的蛟龙，龙须上还沾著一片屈大夫的衣襟，人们就把这恶龙拉上岸，抽了筋，然後把龙筋缠在孩子们的手、脖子上，又用雄黄酒抹七窍，有的还在小孩子额头上写上一个“王”字，使那些毒蛇害虫都不敢来伤害他们。从此，每年五月初——屈原投江殉难日，楚国人民都到江上划龙舟，投粽子，喝雄黄酒，以此来纪念诗人，端午节的风俗就这样流传下来。
第二篇：
屈原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常与怀王商议国事，参与法律的制定，主张章明法度，举贤任能，改革政治，联齐抗秦。同时主持外交事务。主张楚国与齐国联合，共同抗衡秦国。在屈原努力下，楚国国力有所增强。但由于自身性格耿直加之他人谗言与排挤，屈原逐渐被楚怀王疏远。前305年，屈原反对楚怀王与秦国订立黄棘之盟，但是楚国还是彻底投入了秦的怀抱。使得屈原亦被楚怀王逐出郢都，流落到汉北。屈原被逐出郢都，流放期间，屈原感到心中郁闷，开始文学创作，在作品中洋溢着对楚地楚风的眷恋和为民报国的热情。其作品文字华丽，想象奇特，比喻新奇，内涵深刻，成为中国文学的起源之一。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挥兵南下，攻破了郢都，屈原在绝望和悲愤之下怀抱大石投汨罗江而死。1953年是屈原逝世2230周年，世界和平理事会通过决议确定屈原为当年纪念的世界四位文化名人之一。
在日常学习、工作生活中，许多人都写过论文吧，通过论文写作可以培养我们的科学研究能力。那要怎么写好论文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收集的关于屈原的议论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屈原是一个值得佩服的人。试问中国四大佳节，春节，那是一年的结束新一年的开始：清明，那是祭拜死去亲人朋友：中秋，那是与家人团圆的难逢佳节，而屈原一个人，就能为纪念他搞出一个端午……实在是，太厉害了，前无古人啊！我不佩服行吗，华夏几千年，屈原当真影响地深入骨髓啊。
屈原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他文采斐然，一人引领千万骚客，为人极为正直，与恶势力抗争决不妥协，更是一个一生尽心为国的伟人，无论是“王甚任之”还是“大困”，对祖国永远是一个坚贞不移，至死不悔。就是这么一个有治国之才，爱国之心，刚正不阿的浪漫诗人。
但，他并不值得我学习，做榜样。
屈原是一个迂腐的人，他的“忠”，我的确佩服甚至仰望，但那不过是“愚忠”。“王甚任之”时尽忠，无可厚非；但当整个王公贵族开始反对你，抛弃你，明明有康庄大道不走，依然一副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的模样。
“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这句话，这些儒学伦理战国之时还没有盛行，正是这位伟大的屈原屈大诗人屈大忠臣，将这种忠君报国，存君兴国的“伟大”“正义”的思想毫无保留深深的填入了这“更伟大”“更正义”的传统道德观念中。试问：孔子所说，仁义礼智信，何来忠字？
就这样屈原的故事成为美传，中华美德，永垂不朽，成为一代代帝王的统治工具，成为万千百姓的道德楷模，成为人们过佳节的纪念对象！没有这忠君报国的汨罗一跳，也许，只能说也许，岳飞就不会惨死风波亭，直捣黄龙未必没有可能，不会有那么多的英雄不能战死沙场而死于帝王阴谋的悲剧！屈原的汨罗一跳，不管本着什么目的，什么初衷，他本想狠狠震惊一下警醒一下祖国也好，不忍看到楚国江河日下的悲剧也好，或者是干脆一了百了的消极逃避也罢，他造成的影响却是巨大的，空前的！这样的伟人，他本身的人品越好，为祸却是越大！坏人为祸，为祸一时，为祸一世：好人为祸，为祸一代，为祸一民族！好人的“祸”——那些好人有意无意的光荣事迹，成了帝王们俘怒苍生的王牌，帝王们站上了道德的制高点，人人尽而忠之，这种“忠”，当事人认为很伟大，世人亦然，唯有帝王风轻云淡心中一阵不屑：不过一条忠诚的狗罢了！
这种可怕的现象，两千多年不止！
屈原是冤枉的，他的君子品行的负面影响，任汨罗江水流干也不会知道一分。就让屈原安静一下吧，少讲讲他的“传世美德”，让它成为一个值得佩服、尊敬而不是一个被效仿，被榜样的人！
我总觉得屈原之死实在是不值得。我对他所做出的事情表示理解，但是对于这样的极端做法我并不赞同。
屈原本人自视甚高，这点结论从《离骚》中“帝高阳之苗裔兮”“肇赐余以嘉名”“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这些话中可以轻易得出。一个“知识分子”，清高是正常的，过分的谦逊才是不必要的，这样既没有魄力，也没有大家风范。他的理想也很美好，“不抚壮以弃秽兮，来吾道夫先路”。他虽然有这样的理想，也具备这样的才干，可是没有遇上“圣主“，在楚国日薄西山之际他投江自尽，但这或许不值得。
首先，我对“秦灭六国之时，楚是最冤的“这一论调持有否定态度。既然是诸侯割据，那弱肉强食就是很正常的事情。楚怀王够傻，做出来的事情够离谱，也不懂知人善任，最后落得个凄惨的下场就不能算冤。这样的国君领导的国家，不被灭掉才是对其它国家不公平的事情。
所以我的观点就是，屈原这样的行为，虽然有很大一部分出自于对楚国民生疾苦的感慨，但是没有脱离愚忠这一范畴。
他大可以如管仲所言“不盖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在当时，谋士效忠于不同的诸侯王是很正常的事情。改革政治不是件易事，不流血的改革更是难上加难，在君主不重用时想凭一己之力改革就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他真的爱这片土地，爱这里的人民，就应该另寻圣主。助其以更少杀戮的方式夺下楚地，减少战争和不必要的伤亡才是良策。他一死了之，只能说明其境界未到“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的地步。这里为宋荣子抱不平，为什么他这样的人却没有名气。当然，这是庸人自扰，宋荣子本人是不会在乎这些的。
不是为明君，那么效忠国家就没有了意义。如伍子胥一般被杀的臣子还少吗？他爱的应该是国家、土地、人民而非其政治和国君。既然如此，投靠其它国家似乎就不是什么坏主意，毕竟这样对人民或许会更好。
无论如何，屈原最终选择了死，留给后人一个值得回味的题材。没有人会知道，站在江边的屈原究竟想到了什么，或许他有了足够的理由去死只是我们不知道或者没有想到而已。所以不过是从个人自由还是从他本人的现实处境出发来说，我们都是不能对他的死做出任何客观评价的，我们所说的一切论断都带有因自己的联想而产生的主观性。
屈原的寂寞我不懂，也不想懂。
我觉得屈原是一个很固执的人。
屈原与楚怀王同姓，是楚国的王族。因此他只向楚国效忠。这并不是他的固执。我觉得这是一种人生观、价值观。屈原可能认为，比起美好的生活、丰厚的俸禄，他更想让楚国强大。即使自己在楚国的政治舞台上展示不出什么功绩，但能帮上忙就好。这很可能是屈原的想法，是他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屈原真正的固执在于，他太相信怀王，相信怀王总有一天会醒悟，他太相信自己，相信自己总有一天能使怀王醒悟。
为了使楚国强大，屈原努力展示他的才华，终于可以让怀王“信任”他。但朝廷中有更多的人更注重名利，于是他们向怀王进了谗言，屈原一下子就被怀王抛弃了。我觉得屈原应该是很明白的。如果怀王真的信任他，那么就不会因为一两句谗言就疏远他。只有不了解周围人的皇帝，才会随意听信他人的谗言。屈原应该已察觉到，怀王有多么地不重视贤臣、不关心周围的人。但他固执地认为，这些都是小人干的，是小人使怀王听不清、看不透。即使被怀王疏远抛弃了，屈原依然愿意相信怀王。
张仪诈怀王事件发生时，屈原已被罢黜，不在官位上。他虽然不在怀王身边，但仍然得知了这件事。屈原看着贪心的怀王又做了蠢事，他只进谏了一句话：“何不杀张仪？”虽然只是一句为时已晚的话，但足以显示出屈原的忠心和明察。
但怀王直到最后，都没有听屈原一句话。秦昭王要和楚联姻，要让楚怀王前往武关与秦相会，这是何等危险的事。楚国大将已接连损伤，秦国又是虎狼之国。屈原最诚恳的谏言怀王没有听，导致最后，怀王客死他乡。
屈原被怀王疏远而写了《离骚》。这时，他的心情不是愤怒而是悲伤。这就是他对怀王固执的最好的证明。他“忠而被谤”却仍相信怀王，而怀王又恰好是个不会任用贤臣的无能之王。屈原的这份固执几乎没有任何的意义。
屈原执着的是对象——怀王，并不是一个贤明之人，那屈原就不应该对自己如此执着，他明知他自己的“怀瑾握瑜”怀王根本看不到，但还是固执到底。要在怀王的统治下救国，这不仅仅是不同流合污能达到的目标。如果屈原能不对楚王，不对自己那么固执，想一些其他的方法，说不定最后的结果会有所不同。作文
屈原是个薄脸皮的人。
不得不承认，有的人是受不了一点世俗的沾染的，同时他希望受到命运的青睐，与同样的高洁之士结朋交友。当以上两条愿望一条都不能实现时，清高的屈原也就决绝地离开了他认为的肮脏世界。
姑且不论这死是否值得，单是这勇气就足以让后人尊敬。这是对自己人格的尊重，它表明自己是拣枝而栖的凤凰，不能混混噩噩度世。
屈原投江的心境应该是极度悲凉的，应该是冷静的理智的，也是深思熟虑的，绝不是一时之冲动。既然已抱定了必死的决心，那么何必性急？再看一眼楚国的大好河山吧，这是我的先人开辟的地方。秋风萧瑟，西风渐紧，远处的芦苇与近处的芦苇携起手撑开了一张秋天的网，把整个人的`愁苦攒紧，浓缩成一颗异常柔软的心，这心一旦溶于汩罗，便把整条江水都染得苦涩，而水又是一脉相通的，任意一瓢水，都使楚人想起家国江山，想起不可搀回的结局，涕泗横流。
事情已经过去两千年了，代代传，传代代，再加上喜欢“盲目爱国主义”的统治阶级的宣传，于是屈原就成了所谓爱国的典范。
人们不会指责屈原的爱国，虽然那是更重视个人而不是更注重国家的时代，那是一个哪里有幸福哪里成就哪里就是家国的朝代。“凤凰翔于千仞兮，览德辉而下之”，像屈原这样为出生之国而死的不多。
接下来我要谈谈屈原的观点问题，在屈原看来，只有凤凰之类的高洁鸟类才能发表言论，庸鸟安分守己便是；骏马是不必绳子拴的，跛驴当然是要干活的。读到这里，我不禁为庸者叫不平，我同意给天才以自由发展的空间，但同时也应该尊重庸者，其实对庸者、对弱者的关注与尊重更能体现一个民族的人性美。中国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精英文化，从“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到“食尽人间千钟粟，凤凰何少尔何多”，说的仿佛都是阳春白雪不能与下里巴人来往交心。
从一个屈原，其实可以看出人格的坚守、家国的选择、传统思想的弊病等多个问题，不同于司马迁的爽然自失，我倒是豁然开朗了。
摆在屈原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与世推移，另一条则是坚守节操。屈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二条。
走到这一步，他需要极大的勇气：他需要抛弃的是他的生命，他的国家。他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曾封他祖上为“屈”的那个家族血脉已经不可挽回地走向了衰败。曾经侍奉的那个又蠢又荒诞的王最终竟要死在他国；新立的王又变本加厉，不但不再诏用他，反而加他贬得越远越好。作为一名忠心为国的臣子，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不再为之而“屈”，只能投入自己幻想的那个世界中。按照礼来说，臣子未尽忠，这是大罪，屈原也心怀这种想法，即使在自己创造的那片净土中，也不会掩盖自己内疚与罪责之感。这就是坚定地一心为国的代价。坚守着那个崇高的志向，那份痛苦谁又能知呢？
而放弃却只在一念之间。渔父与屈原对话的场景仍历历在目。虽无法考证历史上是否真有如此一回，却又从侧面表现出，当时的“圣人”们经常是与世推移的。“圣人”们飘然于世，过着最初的道家原型的生活。出事入世，随心所欲，内心中空空如也，无欲无求，也能成为一方“圣人”，此乐何及！放弃操守正如洗澡一般简单，一转眼，心中都被冲走，毫无保留。这在屈原看来，是永远不能接受的。“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多么有气势对理想告白！内心被这样的想法包围，又怎么会想着苟且偷生呢！苟且偷生又怎能与天地同寿，与日月同光呢！宁愿在绝望中保全自我，也不会去做一名放弃道德、昧了良心的佞臣。
屈原把这一切看得如此透彻。“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忠贤之士也会生不逢时。既然自己无法贡献自己的力量，那么沉入那不再会绝望的世界也比苟且又内疚地存于世更有意义。对未来抱有信心的人一定是会选择坚守的。
在他之后的几百年，诸侯混战，不再太平。直到司马迁所处的汉朝建立，局势才稳定下来。而与屈原相隔甚久的司马迁也与屈原做出了相同的选择。受了宫刑的他，坚守意味着守住志向，而放弃此时却变为了死，死了就不用受这么多的苦了，便解脱了，但这又有什么意义呢？前人屈原正是因为觉得飘然于世无法实现人生价值才自沉汨罗，此时司马迁只是以一个近似宦官的卑微身份，犯的又是耻辱之罪，人皆轻之如鸿毛，又怎能轻飘飘一句“不想活了”就断送宝贵人生呢？这样的人生是坚守还是放弃，便一目了然。面对灾祸，司马迁最终明了生死之义，坚守住他作为一个史官的价值。
更远一些，我想到了意大利的布鲁诺。直到被烧死的那一刻，当狂风卷起烈火，一句“火并不能把我征服！未来世界会了解我的价值的！”使顽固者们战栗。坚持真理，坚定自己的原则，放弃一切向教会低头的机会，他在历史中的功绩永世传诵。
这就是人类伟大的先人们所做的一切。面对现实的冲击，坚持自我，永远不放弃，才能走得更远。
屈原不是赛艇运动员，却在汨罗江中划了几十年的船。水流很急很湍，随着时间的推移，似乎越来越与屈原作对。终于有一天，他放弃了，停下桨，跃入江中。
汨罗江，自古以来人们都是这么唤它。如果只是区区一条江，我相信屈原多喊几个帮手是能逆流而上的。只怕是，招来尼米兹级航母（不搁浅的话），也无法与这水流抗争。因为，这水流，其实代表了一个时代。
中国也可看作没有历史。哪怕战国也好、明朝也罢，同时代的商鞅被车裂，袁崇焕因反间计以致凌迟于市，这些都是没有过去的历史。屈原觉得累，那是因为他遭遇到了时代的阻力。
使屈原能孤身奋战如此之久的，是他的爱国忠心。譬如陈平、韩信，原本是项羽手下，一看跟他干没前途，遂转投刘邦。而屈原是只会呆在楚国的。他认为自己是楚国贵族后代，治理好自己的国家理所当然。也就是说，无论当朝国君如何昏庸无道，比日后阿斗还要像稀泥，他都得尽自己规定的义务，辅佐君王。
这就造成了麻烦。面对贤君，有屈原如此大臣，那自然良性循环、国泰民安，屈原自身价值也能得到实现。但是贤君难逢、小人常有，只要君主判断稍有不慎，小人乘虚而入，屈原就更上下受敌了、这和作战类似，歹徒开枪肆无忌惮，警察确受诸多法规的限制。敌在暗我在明，谗人间之，闲话一多，屈原的政治斗争就失败了。
渔父的话若换个角度去理解，不是“同流合污”，而是“顺应时代”。依旧是前文所说，敌暗我明的情况下，警察会利用卧底、线人、带罪立功等听起来并不那么光明正大的手段来达成目的。同样，屈原站在那儿，一副正义凛然的样子，频频提出对国家有益却明显触动贵族利益的改革方案，怎么能不成为众矢之的？
范增虽有才能，遇上项羽这般人，越是直谏，效果也就越差。屈原若能稍稍隐藏一下自己的立场，暗中改革，兴许会有成效。
但最终屈原投江了。
他的死留下了什么呢？端午节？粽子？端午日人们赛龙舟、抓鸭子，不亦乐乎；我面对餐桌上时常出现的糯米食也再难联想起屈原。他的如此行为导致失败在那个黑暗的时代是必然结果，但失败并不等同与自杀，别的出路也是有的。反而，他的死无形中助长了只图利益的官员的嚣张气焰。
我更愿相信屈原是累了倦了失去动力了才放手的。因为若是他企图通过自己的一死换取世人的觉醒，那么他多半会大失所望。楚国灭亡，随后两千年间，只有更浑浊的江水，犹如一条条墨流。
在我印象里我一直都知道屈原这个人，和他的《离骚》，也仅此而已，从来没读过。不过，其实我还知道端午节吃粽子也是因为他。我到了学《离骚》（节选）的时候才真正对他有所了解，但也仅此而已，譬如他如何爱国如何志向高洁。但这些也只是从书上或听说了解到的，不是我感悟出来的。读《离骚》时我唯一的感觉就是他很自恋。
但到了最近学的《屈原列传》，我觉得我了解得更多一些了，但可能还是不够深刻。最起码我现在了解了他的才华非同凡人，人家自恋点也是有资本的。但那也就不再是因为他自恋，而是极力表达自身还保持的高洁的情操，不愿与世俗同列。最让我敬佩的其实是他最后的投江自杀。似乎古代太多名士对气节十分看重，对于原则不会做出一点让步，当现实与自己所坚持的某些东西冲突而又无力改变时，他们往往选择死而不是妥协地苟活下去。屈原也是如此。当自己不被信任，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衰弱，他没有背叛它，而是以死表明对它的热爱。有些人认为这样太不值，也太固执，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似乎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更适合这样的情境，而不是抱着石头就跳进去了。
可是我个人觉得他的选择更加令人佩服。坚持自己的原则，坚持自己的信念，对于有些人来说这一个信念是他们活着的唯一支持力。当我不能坚持我的原则，我的信念时，生活于我已不再有意义了。这让我想到原来的哥斯拉兄弟，做鞋对他们而言就是生命，如果不能用心做鞋，做自己想做的鞋，那就不活也不会妥协。信念已变成信仰，为它而活或为此而死都在所不辞。
屈原也是如此。他坚持自己的高洁，对楚国的热爱。当小人当道，怀王不再信任他时，他依旧忠心耿耿。当楚国抛弃了他时，他却没有放弃楚国，仍日日心系怀王，心系楚国人民。当已无力回天，他选择用死来表达自己的痛和对楚国的爱。你当他是固执吧，可正是他的固执成就了他。他的高洁孤傲传诵至今，他的爱国之情让历代人所赞诵。
世人皆浊，我只有以死来保守我的原则。这是一种气节。
而我非常敬佩甚至崇拜这种气节。似乎在读古文或了解历史的时候总能遇到这样的或相似的人。他们的这种品质吸引我想要了解他们，并敬佩他们。似乎这样的气节在如今不再有，这也是他们的时代更加令人神往。这应该就是我们不断探寻、追随古人事迹的原因吧，正如屈原，总能有让我们的心为之震颤的地方。屈原用死捍卫了自己的气节，自己的原则。我们因而敬佩他，缅怀他。
因为人，总要有原则。
读《屈原》有感我无意中翻开了放在课桌上的一本书——《屈原》。刚读完我便对屈原产生了无尽的敬佩之情。他一心报国却被奸臣所害。还被流放南洞庭十年。他一气之下写下了《离骚》。十年中屈原吃尽了苦头。他也渐渐被楚国宫廷遗忘。公元前227年春天，秦国大将白起在短暂的休整后，再次率领强悍的军队向长沙进攻，除了大将白起率领军队之外，还有多支诸侯军队进攻楚国，楚国四面受敌早已招架不住，只有躲避，逃难的份儿。公元前227年后，楚国已分裂为互不相连的四至五块，昔日幅员辽阔的领土已不复存在。在此情况下，屈原含恨跳进汨罗江表明自己的清白。端午节就是为了纪念屈原的。今天正是端午节，我心里有些难过，但更多的是对楚王当时的做法的不理解，也非常同情楚国人民。他们竟遇到如此昏庸的皇帝和那兴风作浪的朝廷命官。那些所谓的朝廷命官在楚王面前说尽屈原的坏话。可是楚王却又偏偏相信了，就把屈原流放南楚洞庭十年。这样的行为充分说明当时的朝廷是多么的黑暗。读了《屈原》这本名人传记我感慨万分。屈原那样爱国却不被朝廷重用，还流放外地。朝廷的黑暗也说明楚王的无能。我想屈原没有被朝廷重用更是楚国人民的遗憾。屈原虽然死了，但他却世世代代活在人们心中，他那坚定不移的爱国情怀将时时刻刻激励我们，激励我们坚定爱国、报国信念，努力学习，将来成为祖国的栋梁，不做贪官污吏，不做违背国家和人民利益及良心的事。
在日常学习、工作生活中，许多人都写过论文吧，通过论文写作可以培养我们的科学研究能力。那要怎么写好论文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收集的关于屈原的议论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屈原是一个值得佩服的人。试问中国四大佳节，春节，那是一年的结束新一年的开始：清明，那是祭拜死去亲人朋友：中秋，那是与家人团圆的难逢佳节，而屈原一个人，就能为纪念他搞出一个端午……实在是，太厉害了，前无古人啊！我不佩服行吗，华夏几千年，屈原当真影响地深入骨髓啊。
屈原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他文采斐然，一人引领千万骚客，为人极为正直，与恶势力抗争决不妥协，更是一个一生尽心为国的伟人，无论是“王甚任之”还是“大困”，对祖国永远是一个坚贞不移，至死不悔。就是这么一个有治国之才，爱国之心，刚正不阿的浪漫诗人。
但，他并不值得我学习，做榜样。
屈原是一个迂腐的人，他的“忠”，我的确佩服甚至仰望，但那不过是“愚忠”。“王甚任之”时尽忠，无可厚非；但当整个王公贵族开始反对你，抛弃你，明明有康庄大道不走，依然一副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的模样。
“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这句话，这些儒学伦理战国之时还没有盛行，正是这位伟大的屈原屈大诗人屈大忠臣，将这种忠君报国，存君兴国的“伟大”“正义”的思想毫无保留深深的填入了这“更伟大”“更正义”的传统道德观念中。试问：孔子所说，仁义礼智信，何来忠字？
就这样屈原的故事成为美传，中华美德，永垂不朽，成为一代代帝王的统治工具，成为万千百姓的道德楷模，成为人们过佳节的纪念对象！没有这忠君报国的汨罗一跳，也许，只能说也许，岳飞就不会惨死风波亭，直捣黄龙未必没有可能，不会有那么多的英雄不能战死沙场而死于帝王阴谋的悲剧！屈原的汨罗一跳，不管本着什么目的，什么初衷，他本想狠狠震惊一下警醒一下祖国也好，不忍看到楚国江河日下的悲剧也好，或者是干脆一了百了的消极逃避也罢，他造成的影响却是巨大的，空前的！这样的伟人，他本身的人品越好，为祸却是越大！坏人为祸，为祸一时，为祸一世：好人为祸，为祸一代，为祸一民族！好人的“祸”——那些好人有意无意的光荣事迹，成了帝王们俘怒苍生的王牌，帝王们站上了道德的制高点，人人尽而忠之，这种“忠”，当事人认为很伟大，世人亦然，唯有帝王风轻云淡心中一阵不屑：不过一条忠诚的狗罢了！
这种可怕的现象，两千多年不止！
屈原是冤枉的，他的君子品行的负面影响，任汨罗江水流干也不会知道一分。就让屈原安静一下吧，少讲讲他的“传世美德”，让它成为一个值得佩服、尊敬而不是一个被效仿，被榜样的人！
我总觉得屈原之死实在是不值得。我对他所做出的事情表示理解，但是对于这样的极端做法我并不赞同。
屈原本人自视甚高，这点结论从《离骚》中“帝高阳之苗裔兮”“肇赐余以嘉名”“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这些话中可以轻易得出。一个“知识分子”，清高是正常的，过分的谦逊才是不必要的，这样既没有魄力，也没有大家风范。他的理想也很美好，“不抚壮以弃秽兮，来吾道夫先路”。他虽然有这样的理想，也具备这样的才干，可是没有遇上“圣主“，在楚国日薄西山之际他投江自尽，但这或许不值得。
首先，我对“秦灭六国之时，楚是最冤的“这一论调持有否定态度。既然是诸侯割据，那弱肉强食就是很正常的事情。楚怀王够傻，做出来的事情够离谱，也不懂知人善任，最后落得个凄惨的下场就不能算冤。这样的国君领导的国家，不被灭掉才是对其它国家不公平的事情。
所以我的观点就是，屈原这样的行为，虽然有很大一部分出自于对楚国民生疾苦的感慨，但是没有脱离愚忠这一范畴。
他大可以如管仲所言“不盖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在当时，谋士效忠于不同的诸侯王是很正常的事情。改革政治不是件易事，不流血的改革更是难上加难，在君主不重用时想凭一己之力改革就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他真的爱这片土地，爱这里的人民，就应该另寻圣主。助其以更少杀戮的方式夺下楚地，减少战争和不必要的伤亡才是良策。他一死了之，只能说明其境界未到“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的地步。这里为宋荣子抱不平，为什么他这样的人却没有名气。当然，这是庸人自扰，宋荣子本人是不会在乎这些的。
不是为明君，那么效忠国家就没有了意义。如伍子胥一般被杀的臣子还少吗？他爱的应该是国家、土地、人民而非其政治和国君。既然如此，投靠其它国家似乎就不是什么坏主意，毕竟这样对人民或许会更好。
无论如何，屈原最终选择了死，留给后人一个值得回味的题材。没有人会知道，站在江边的屈原究竟想到了什么，或许他有了足够的理由去死只是我们不知道或者没有想到而已。所以不过是从个人自由还是从他本人的现实处境出发来说，我们都是不能对他的死做出任何客观评价的，我们所说的一切论断都带有因自己的联想而产生的主观性。
屈原的寂寞我不懂，也不想懂。
我觉得屈原是一个很固执的人。
屈原与楚怀王同姓，是楚国的王族。因此他只向楚国效忠。这并不是他的固执。我觉得这是一种人生观、价值观。屈原可能认为，比起美好的生活、丰厚的俸禄，他更想让楚国强大。即使自己在楚国的政治舞台上展示不出什么功绩，但能帮上忙就好。这很可能是屈原的想法，是他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屈原真正的固执在于，他太相信怀王，相信怀王总有一天会醒悟，他太相信自己，相信自己总有一天能使怀王醒悟。
为了使楚国强大，屈原努力展示他的才华，终于可以让怀王“信任”他。但朝廷中有更多的人更注重名利，于是他们向怀王进了谗言，屈原一下子就被怀王抛弃了。我觉得屈原应该是很明白的。如果怀王真的信任他，那么就不会因为一两句谗言就疏远他。只有不了解周围人的皇帝，才会随意听信他人的谗言。屈原应该已察觉到，怀王有多么地不重视贤臣、不关心周围的人。但他固执地认为，这些都是小人干的，是小人使怀王听不清、看不透。即使被怀王疏远抛弃了，屈原依然愿意相信怀王。
张仪诈怀王事件发生时，屈原已被罢黜，不在官位上。他虽然不在怀王身边，但仍然得知了这件事。屈原看着贪心的怀王又做了蠢事，他只进谏了一句话：“何不杀张仪？”虽然只是一句为时已晚的话，但足以显示出屈原的忠心和明察。
但怀王直到最后，都没有听屈原一句话。秦昭王要和楚联姻，要让楚怀王前往武关与秦相会，这是何等危险的事。楚国大将已接连损伤，秦国又是虎狼之国。屈原最诚恳的谏言怀王没有听，导致最后，怀王客死他乡。
屈原被怀王疏远而写了《离骚》。这时，他的心情不是愤怒而是悲伤。这就是他对怀王固执的最好的证明。他“忠而被谤”却仍相信怀王，而怀王又恰好是个不会任用贤臣的无能之王。屈原的这份固执几乎没有任何的意义。
屈原执着的是对象——怀王，并不是一个贤明之人，那屈原就不应该对自己如此执着，他明知他自己的“怀瑾握瑜”怀王根本看不到，但还是固执到底。要在怀王的统治下救国，这不仅仅是不同流合污能达到的目标。如果屈原能不对楚王，不对自己那么固执，想一些其他的方法，说不定最后的结果会有所不同。作文
屈原是个薄脸皮的人。
不得不承认，有的人是受不了一点世俗的沾染的，同时他希望受到命运的青睐，与同样的高洁之士结朋交友。当以上两条愿望一条都不能实现时，清高的屈原也就决绝地离开了他认为的肮脏世界。
姑且不论这死是否值得，单是这勇气就足以让后人尊敬。这是对自己人格的尊重，它表明自己是拣枝而栖的凤凰，不能混混噩噩度世。
屈原投江的心境应该是极度悲凉的，应该是冷静的理智的，也是深思熟虑的，绝不是一时之冲动。既然已抱定了必死的决心，那么何必性急？再看一眼楚国的大好河山吧，这是我的先人开辟的地方。秋风萧瑟，西风渐紧，远处的芦苇与近处的芦苇携起手撑开了一张秋天的网，把整个人的`愁苦攒紧，浓缩成一颗异常柔软的心，这心一旦溶于汩罗，便把整条江水都染得苦涩，而水又是一脉相通的，任意一瓢水，都使楚人想起家国江山，想起不可搀回的结局，涕泗横流。
事情已经过去两千年了，代代传，传代代，再加上喜欢“盲目爱国主义”的统治阶级的宣传，于是屈原就成了所谓爱国的典范。
人们不会指责屈原的爱国，虽然那是更重视个人而不是更注重国家的时代，那是一个哪里有幸福哪里成就哪里就是家国的朝代。“凤凰翔于千仞兮，览德辉而下之”，像屈原这样为出生之国而死的不多。
接下来我要谈谈屈原的观点问题，在屈原看来，只有凤凰之类的高洁鸟类才能发表言论，庸鸟安分守己便是；骏马是不必绳子拴的，跛驴当然是要干活的。读到这里，我不禁为庸者叫不平，我同意给天才以自由发展的空间，但同时也应该尊重庸者，其实对庸者、对弱者的关注与尊重更能体现一个民族的人性美。中国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精英文化，从“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到“食尽人间千钟粟，凤凰何少尔何多”，说的仿佛都是阳春白雪不能与下里巴人来往交心。
从一个屈原，其实可以看出人格的坚守、家国的选择、传统思想的弊病等多个问题，不同于司马迁的爽然自失，我倒是豁然开朗了。
摆在屈原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与世推移，另一条则是坚守节操。屈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二条。
走到这一步，他需要极大的勇气：他需要抛弃的是他的生命，他的国家。他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曾封他祖上为“屈”的那个家族血脉已经不可挽回地走向了衰败。曾经侍奉的那个又蠢又荒诞的王最终竟要死在他国；新立的王又变本加厉，不但不再诏用他，反而加他贬得越远越好。作为一名忠心为国的臣子，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不再为之而“屈”，只能投入自己幻想的那个世界中。按照礼来说，臣子未尽忠，这是大罪，屈原也心怀这种想法，即使在自己创造的那片净土中，也不会掩盖自己内疚与罪责之感。这就是坚定地一心为国的代价。坚守着那个崇高的志向，那份痛苦谁又能知呢？
而放弃却只在一念之间。渔父与屈原对话的场景仍历历在目。虽无法考证历史上是否真有如此一回，却又从侧面表现出，当时的“圣人”们经常是与世推移的。“圣人”们飘然于世，过着最初的道家原型的生活。出事入世，随心所欲，内心中空空如也，无欲无求，也能成为一方“圣人”，此乐何及！放弃操守正如洗澡一般简单，一转眼，心中都被冲走，毫无保留。这在屈原看来，是永远不能接受的。“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多么有气势对理想告白！内心被这样的想法包围，又怎么会想着苟且偷生呢！苟且偷生又怎能与天地同寿，与日月同光呢！宁愿在绝望中保全自我，也不会去做一名放弃道德、昧了良心的佞臣。
屈原把这一切看得如此透彻。“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忠贤之士也会生不逢时。既然自己无法贡献自己的力量，那么沉入那不再会绝望的世界也比苟且又内疚地存于世更有意义。对未来抱有信心的人一定是会选择坚守的。
在他之后的几百年，诸侯混战，不再太平。直到司马迁所处的汉朝建立，局势才稳定下来。而与屈原相隔甚久的司马迁也与屈原做出了相同的选择。受了宫刑的他，坚守意味着守住志向，而放弃此时却变为了死，死了就不用受这么多的苦了，便解脱了，但这又有什么意义呢？前人屈原正是因为觉得飘然于世无法实现人生价值才自沉汨罗，此时司马迁只是以一个近似宦官的卑微身份，犯的又是耻辱之罪，人皆轻之如鸿毛，又怎能轻飘飘一句“不想活了”就断送宝贵人生呢？这样的人生是坚守还是放弃，便一目了然。面对灾祸，司马迁最终明了生死之义，坚守住他作为一个史官的价值。
更远一些，我想到了意大利的布鲁诺。直到被烧死的那一刻，当狂风卷起烈火，一句“火并不能把我征服！未来世界会了解我的价值的！”使顽固者们战栗。坚持真理，坚定自己的原则，放弃一切向教会低头的机会，他在历史中的功绩永世传诵。
这就是人类伟大的先人们所做的一切。面对现实的冲击，坚持自我，永远不放弃，才能走得更远。
屈原不是赛艇运动员，却在汨罗江中划了几十年的船。水流很急很湍，随着时间的推移，似乎越来越与屈原作对。终于有一天，他放弃了，停下桨，跃入江中。
汨罗江，自古以来人们都是这么唤它。如果只是区区一条江，我相信屈原多喊几个帮手是能逆流而上的。只怕是，招来尼米兹级航母（不搁浅的话），也无法与这水流抗争。因为，这水流，其实代表了一个时代。
中国也可看作没有历史。哪怕战国也好、明朝也罢，同时代的商鞅被车裂，袁崇焕因反间计以致凌迟于市，这些都是没有过去的历史。屈原觉得累，那是因为他遭遇到了时代的阻力。
使屈原能孤身奋战如此之久的，是他的爱国忠心。譬如陈平、韩信，原本是项羽手下，一看跟他干没前途，遂转投刘邦。而屈原是只会呆在楚国的。他认为自己是楚国贵族后代，治理好自己的国家理所当然。也就是说，无论当朝国君如何昏庸无道，比日后阿斗还要像稀泥，他都得尽自己规定的义务，辅佐君王。
这就造成了麻烦。面对贤君，有屈原如此大臣，那自然良性循环、国泰民安，屈原自身价值也能得到实现。但是贤君难逢、小人常有，只要君主判断稍有不慎，小人乘虚而入，屈原就更上下受敌了、这和作战类似，歹徒开枪肆无忌惮，警察确受诸多法规的限制。敌在暗我在明，谗人间之，闲话一多，屈原的政治斗争就失败了。
渔父的话若换个角度去理解，不是“同流合污”，而是“顺应时代”。依旧是前文所说，敌暗我明的情况下，警察会利用卧底、线人、带罪立功等听起来并不那么光明正大的手段来达成目的。同样，屈原站在那儿，一副正义凛然的样子，频频提出对国家有益却明显触动贵族利益的改革方案，怎么能不成为众矢之的？
范增虽有才能，遇上项羽这般人，越是直谏，效果也就越差。屈原若能稍稍隐藏一下自己的立场，暗中改革，兴许会有成效。
但最终屈原投江了。
他的死留下了什么呢？端午节？粽子？端午日人们赛龙舟、抓鸭子，不亦乐乎；我面对餐桌上时常出现的糯米食也再难联想起屈原。他的如此行为导致失败在那个黑暗的时代是必然结果，但失败并不等同与自杀，别的出路也是有的。反而，他的死无形中助长了只图利益的官员的嚣张气焰。
我更愿相信屈原是累了倦了失去动力了才放手的。因为若是他企图通过自己的一死换取世人的觉醒，那么他多半会大失所望。楚国灭亡，随后两千年间，只有更浑浊的江水，犹如一条条墨流。
在我印象里我一直都知道屈原这个人，和他的《离骚》，也仅此而已，从来没读过。不过，其实我还知道端午节吃粽子也是因为他。我到了学《离骚》（节选）的时候才真正对他有所了解，但也仅此而已，譬如他如何爱国如何志向高洁。但这些也只是从书上或听说了解到的，不是我感悟出来的。读《离骚》时我唯一的感觉就是他很自恋。
但到了最近学的《屈原列传》，我觉得我了解得更多一些了，但可能还是不够深刻。最起码我现在了解了他的才华非同凡人，人家自恋点也是有资本的。但那也就不再是因为他自恋，而是极力表达自身还保持的高洁的情操，不愿与世俗同列。最让我敬佩的其实是他最后的投江自杀。似乎古代太多名士对气节十分看重，对于原则不会做出一点让步，当现实与自己所坚持的某些东西冲突而又无力改变时，他们往往选择死而不是妥协地苟活下去。屈原也是如此。当自己不被信任，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衰弱，他没有背叛它，而是以死表明对它的热爱。有些人认为这样太不值，也太固执，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似乎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更适合这样的情境，而不是抱着石头就跳进去了。
可是我个人觉得他的选择更加令人佩服。坚持自己的原则，坚持自己的信念，对于有些人来说这一个信念是他们活着的唯一支持力。当我不能坚持我的原则，我的信念时，生活于我已不再有意义了。这让我想到原来的哥斯拉兄弟，做鞋对他们而言就是生命，如果不能用心做鞋，做自己想做的鞋，那就不活也不会妥协。信念已变成信仰，为它而活或为此而死都在所不辞。
屈原也是如此。他坚持自己的高洁，对楚国的热爱。当小人当道，怀王不再信任他时，他依旧忠心耿耿。当楚国抛弃了他时，他却没有放弃楚国，仍日日心系怀王，心系楚国人民。当已无力回天，他选择用死来表达自己的痛和对楚国的爱。你当他是固执吧，可正是他的固执成就了他。他的高洁孤傲传诵至今，他的爱国之情让历代人所赞诵。
世人皆浊，我只有以死来保守我的原则。这是一种气节。
而我非常敬佩甚至崇拜这种气节。似乎在读古文或了解历史的时候总能遇到这样的或相似的人。他们的这种品质吸引我想要了解他们，并敬佩他们。似乎这样的气节在如今不再有，这也是他们的时代更加令人神往。这应该就是我们不断探寻、追随古人事迹的原因吧，正如屈原，总能有让我们的心为之震颤的地方。屈原用死捍卫了自己的气节，自己的原则。我们因而敬佩他，缅怀他。
因为人，总要有原则。
以民为本，忧国忧民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动力。民本思想在春秋战国之前已出现并得到了发展。《尚书》中提出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左传》中载有师旷根据人民利害发表的政见，“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视，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又说:“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此话无疑给当时那些残暴之君敲响了警钟，要他们正视人民、善待人民。这正如逢滑对陈怀公所说:“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这些民本思想都是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目的是给统治者治理国家提供历史的借鉴，即以民为本，才会国运昌盛，否则天下不会太平。屈原作为当时社会一名孤独的清醒者，对时局有卓越洞察力的政治人物，也必然深暗此理。在其诗中也提到了民本思想，“皇天无私兮，览民德焉错辅。夫唯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诗人阐述了为政者必须顺乎民心才能坐稳江山，才能“存君兴国”，为此，诗人关心民生疾苦，哀叹民生遭遇的艰难!屈原的朴素的民本思想是寻古代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思想接近儒家思想范畴。爱国忧君，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支柱。诗人倾其一生，以国事为重。在朝时，竭忠尽智，辅弼怀王，力图振兴楚国。既疏之后，仍不弃“存君兴国”之志，把个人得失置之度外，唯将君国的命运系于心中。“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不败绩。”诗人身处江湖，心挂国君，将个人生命融汇于国事中。他希望自己能辅佐国君，充当其政治上的带路人，“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共同追赶先贤，实现强国之梦，“忽奔走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诗人蒙尘舍垢，仍不灭报国之志，其他爱国主义精神是何等鲜明、坚贞!诗人爱国，他热情地讴歌了那些为捍卫国家疆土，人民幸福而战死的楚军将士。在这场酷烈的战斗中，楚军将士同仇敌忾，英勇战斗，最后慷慨赴死，再现了南楚民族保家卫国、视死如归的刚强性格:“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悲壮的诗句，颇似两宋词人李清照所写的诗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屈原歌颂为国牺牲的将士们的英雄气慨和壮烈捐躯行径，目的是激励人们洗雪国耻，同时也寄托了诗人的爱国情思。屈原爱国精神还表现在他以一颗赤子之心，深情地眷恋着多灾多难的楚国。“流光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屈原明白，岁月不待人。他老耽在黑暗楚国只会空耗光阴，只有被毁折的命运。屈原要想得到知音，要想两美必合，矩所同，要想推行匡救，改造时弊的“美政”，唯有离开楚国一途。诗人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于是振作起来，坚定信心，驰骋想像，重上云霄，神游四方，蒙生了“远逝以自疏”的逃逸意向。但这一意向又与诗人忠贞爱国感情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那沉淀于诗人心中有爱国感情千丝万缕，束缚得诗人寸步难行。怀乡恋国，情真意切，将诗人去国意向粉碎得干干净净。屈原离不开楚国，纵然楚国让他愁肠百结。生为楚国人，死为楚国魂。诗人生死不渝效忠楚国，这在楚材晋用，屡见不鲜，朝秦暮楚，不泛其人的人材大流动的战国时代，在奉行“好鸟择枝而栖，良臣择主而事为立身处事原则的战国，在崇尚功利富贵的时代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呀!楚国抛弃了诗人，诗人却言不离不开楚国，这是为何也?南宋洪迈祖指出，屈原“徘徊而不忍离去”的根本原因乃“忧国也”。诗人进亦忧，退亦忧，其爱国感情是何等地坚贞，纯洁，崇高啊!
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无数的帝王将相、文人墨客，都曾经留下过他们或深或浅的足迹，都曾回响着他们或铿锵或低沉的声音，是他们让厚重的历史精彩，让后世景仰。毛泽东同志认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就是我们民族长河中的珍贵品。读屈原的作品，理解屈原作品的精神内核，在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时代，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彰显得更加光芒四射。 一、爱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异彩纷呈。在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她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点和独特的精神，并鼓励人们自觉地维护正义，忠于国家民族，抵御外来侵略，保持高昂的正气与民族气节，积淀为一种独特的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弘扬其为人民幸福而奋斗。为国家为民族利益而献身的积极精神。创造更加具有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的文化，成为各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主旋律。 在中华文化的发展进程中，楚文化对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楚国人世世代代生存、繁衍、发展的文明旅程中。逐步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宝贵的精神财富：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立志报国、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情操；刚正不阿、宁折不弯的民族气节；以民为本、舍己为人的价值观等等。正是楚人的这种爱国主义传统，养育了屈原这样一位跨越时空、彰显中华民族精神的世代典范。 屈原(约前340-前277)，战国末期楚国人。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诗人。名平，字原。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丹阳(今湖北秭归)人。屈原出身贵族，加上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才能超群，受到了楚怀王的信任和擢升，受命担任左徒要职，“人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实现他的“美政”理想，即进行政治改革――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举贤授能”，刷新政治，限制旧贵族的权益；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收复失地。但是屈原的改革在内政外交上触动了楚国腐朽贵族集团的根本利益，与他们产生了尖锐的矛盾，遭到了他们的嫉恨和反对，在上官大夫等人的谗毁下，昏庸的楚怀王“怒而疏屈平”。屈原蒙冤被疏后。离开郢都，先后流浪汉北和沅、湘二水之间。屈原的很多作品，包括《离骚》等都是这一时期创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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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自春秋中叶以来，楚国一直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强国。从楚庄王问鼎中原时起，楚国统治者已表现出统一天下的雄心。当历史的车轮驶入战国时代，楚国君墨守成规，缺乏改革的锐志，被后起的倡导地主阶级政治改革的国家抛在了后面。楚国国势渐趋衰落，在与西方强秦的连年的战争中，损兵折将，丧城失地。而以怀王为首的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却偏安一隅，仍过着醉生梦生死的生活，置国家、民族的安危于不顾。屈原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环境里，他洞悉列国形势，对楚国的现状有着清醒的认识，“众人皆醉而我独醒”。诗人为挽救楚国于危难之中，实现“存君兴国”的夙愿，在思想保守的楚国倡导并推行了一系以“美政”为核心的政治改革。由于改革触犯了旧贵族既得利益，遭到了贵族群小的极力诋毁。尽管诗人“忠而见疑，信面被谤”，但诗人宁折不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与权奸的斗争中显示了高标节操，爱国赤诚。诗人一生坎坷，在痛苦中孕育的诗篇显示了诗人拳拳报国心，殷殷故国情。其爱国主义精神名传千古，垂范后人。一、坚持“美政”理想，坚持改革弊政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核心。诗人作为战国时代一名高瞻远瞩的政治人物，诗人对当时的社会现状了如指掌。屈原深知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崇高权谋谲诈，推行弱肉强食法则的侵吞攻伐时代：列国纷争，狼烟四起，万民缟素，血流成河，弱国的苟存只能仰人鼻息，成为附庸；弱国的灭亡只是利益相争的殉葬品。此时的楚国已陷入重重危机，形势岌岌可危，可楚国君臣对潜在的威胁视而不见，依旧沉醉于丝竹管弦，声色犬马之中。诗人忧心忡忡，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他多么希望楚国统治者从沉醉中醒来，面对残酷现实，上下一心，整顿朝纲，励精图治，大有作为，重现昔日鼎中原的辉煌，完成统一中国的理想。诗人把这一理想称之为“美政”，“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欲以“美政”作为振兴保守落后楚国的一剂良方。“美政”是屈原思想的核心，也是其爱国主义精神的原动力。屈原的“美政”理想在作品中虽表述得比较空泛，介也有其具体的时代内容。从诗中来看，主要是指使楚国独立富强，并走上完成统一中国大业的道路。这一理想是契合时代发展脉搏的，其本质就是反对楚国旧贵族的世袭特权。为了实现理想，诗人针对楚国种种流弊，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主张：“举贤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所谓“举贤授能”，即不分贵选拔人才来治理国家；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即修明法度，严格依法办事。这两点归结起来就是实行改革，除去弊政。这一主张如能施行，将如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剜除楚国政治肌体上的毒瘤、烂疮，使衰老的楚国变得更更健康，更茁壮，从而走上国富民强的康庄大国之道。诗人大力倡导“举贤授能”，绝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其历史根据的。从历史上看，能“举贤授能”者不乏其人。那些兴国的圣君都不拘一格使用人才，“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戚之讴歌兮，齐恒闻以该辅。”历史上这些昏君都善于搜罗人才，并委以重任，最终导制了盛世景象的出现。相反，那些嫉贤妒能的昏君，如殷纣王荒淫残暴，迫害忠良，使一代贤臣，“比干菹醢”；吴王夫差昏庸无能，不辨忠奸，使一代忠臣，“武子逢殃”。而这些毁灭人才者，也毁掉了强国富民之基石，最终落得个亡国祸身的不幸结局。历史的经验教训证明了这样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国运之兴衰系于贤才。国家的兴盛离不开贤臣，只有举贤授能才能不国安邦，富国强民。现实中的楚国要改变贫弱挨打的被动局面，就必须反对世卿世禄制度，打破旧贵族对于权住的垄断，效法兴国圣君不拘身份选拔人才，委以重任。只有这样，楚国才能重新走上富强之路，重现昔日之辉煌。为有贤可举，有能可授，屈原深谋远虑，有计划地在楚国展开了培养各种人才的事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未雨绸缪，诗人滋兰树蕙，其目的“冀枝叶之峻茂兮，愿时乎吾将刈”，即希望培育的人才能在楚国未来的政治舞台上担当起富国强民之重任。为了国事，诗人呕心沥血，上叩天阍，下求佚女，上下求索。诗人招贤纳士，为己求贤，还是为楚国政治前途作打算。战国时代，各诸侯先后在各国变法图强。变法成为了这一时代发展的潮流。当时，楚国政坛由旧贵族把持，旧贵族统治实际上是“背法度而心治”。为实现“国富强而法立”的目的，屈原主张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依法治国。为此，诗人在位时，做了一系列“明法之嫌疑”，的工作，楚国国力也随之有所起色。怀王初期，楚与齐秦称雄，怀王任合纵长等事实就是明证，然而好景不长，屈原依法治国的措施损害到了群小利益，招致他们的极力诽谤。楚群他因“无度弗察”，即没有法制思想而受蒙信谗，遂疏远了屈原。忠臣远逝，小人当道。他们在楚国的违法乱纪行径遭到了正直诗人严厉斥责：“固时俗之工巧兮，竞周容以为度。”这些小人花言巧语，蛊惑世人，为谋取恩宠荣禄，不惜违背法度，变更正确的治国之道。小人的胡作非为，将诗人当初心血换来的成果毁于一旦，楚国陷入了“阴阳易位”的倾覆绝境。屈原冒死进谏，希楚国统治者以史为鉴，效法禹、汤、文武、周公等贤名之君，勤恳依法治国。“汤禹严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历史上这些先贤知人善任，走上了治国平天下的康庄大道。与此相反，启、异、尧、桀、纣等昏君，荒淫残暴，法度不行，最终亡国祸身。正反两方面的历史事实表明：治国需法治，在法度废弛的国家，为政者心昏愦，国家也必覆亡。屈原在楚国高扬法治大旗，其目的是在楚国除弊去害，铲出“众蹀而日进”，“美超远而逾迈”这些丑陋事物生存的环境，使楚国走上正常发展的历史轨道。诗人始终不渝坚持“美政”理想，坚持改革，如能实施，必使老气横秋的楚国脱胎换骨，涣发出咄咄逼人的青春锐气。然在愚昧保守落后的楚国，无人赏识“怀谨握玉”的诗人，他们残酷地将诗人逐出了政治舞台中心，将诗人治国安邦的“美政”蓝图扼杀于襁袍之中。诗人被毁，楚国政治舞台上最后一丝明亮的春色也就荡然无存，这是诗人的悲剧，更是楚国的悲剧。尽管诗人为理想屡蒙谗遭毁，但任矢志不移，其行动所昭示的爱国主义精神由此可窥一斑。二、不屈不挠，与恶势力进行坚决斗争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方面。诗人所行，可谓“仰不愧于天，俯不祚于人”，却因在楚国实施“美政”理想，而无辜蒙冤，遭谗被谪。但诗人并未因此屈服邪恶，明哲保身。而是挺身而出，与那此为害楚国的邪恶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坚决斗争。在这场善恶之争、美丑之辨、光明与黑暗的碰撞中，再次展示了诗人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境界。诗人对楚国黑暗现状进行了揭露，指出当时面临的社会现状是“世溷浊而不分”，“世幽昧以眩曜”，“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这实际上描绘了下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黑暗世道；一个粪壤充帏、邪恶肆行的世道；一个忠贞不容于世，美善光明不行于世的污浊世道。而原先的楚国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如今却变成了这个模样，这下楚国政治舞台上那些飞扬跋扈的丑陋群小的胡作非为是分不开的，“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余以善淫。”这伙“并举好朋”的小人嫉贤妒能，任人唯亲，违法乱纪，结党营私，竞进贪婪，不厌求索，使忠臣“自疏而远逝”，奸臣“干进而务入”，将楚国政治前途引向了“幽昧”、“险隘”的绝境。诗人忧心如焚，痛恨小人祸国殃民的乱政行径，并反复申诉自己不同流合污的高洁情怀，“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佩。”诗人喜好的佩饰、奇服、长铗等是诗人高洁人格的投影，是诗人“长当浊世，自处清流”的物证。诗人一心向善，一心求美，近墨不黑，出淤泥不染，勤勉自修，以高洁品性向邪恶世俗挑战。诗人虽身陷穷途，但誓不与邪佞为伍，“苟余情其以练要兮，长亦何伤！”“芳菲菲而难亏兮，芬至今犹未沫。”诗人洁身自好，在污浊的社会里，不苟合取容，保持芬芳不变，再现了诗人独立不迁的人格和高标的气节。对那些经不住个人得失考验的变节者，诗人甚是痛心，“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委厥美以从俗兮，苟得列夫众芳。”“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兮？”屈原指斥变节者经不住诱惑，走上了从俗、媚俗之路，成为了助纣为虐的小人。诗人鄙薄他们，谴责他们，他情愿效法前贤，做一个处困苦茕独不悔的死节之臣，“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他誓死不与世俗小人妥协投降，“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鸷鸟之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不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残酷的现实没能使屈原低头，誓与群小斗争到底，“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表现出了“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犹未悔”的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体现了诗性批判精神与清醒执著的价值取向、人生择择。诗人披肝沥胆，为国效忠。在厄境中矢志不移，对理想、对真理、对祖国始终不渝，在与邪恶的斗争中，虽然羽折翎落，滴着鲜血，仍然苦苦挣扎，表现出被遗弃而不沉沦，蒙谣涿而不自毁的坚贞和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宁死不屈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境界。一、以民为本，忧国忧民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动力。民本思想在春秋战国之前已出现并得到了发展。《尚书》中提出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左传》中载有师旷根据人民利害发表的政见，“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视，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又说：“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此话无疑给当时那些残暴之君敲响了警钟，要他们正视人民、善待人民。这正如逢滑对陈怀公所说：“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这些民本思想都是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目的是给统治者治理国家提供历史的借鉴，即以民为本，才会国运昌盛，否则天下不会太平。屈原作为当时社会一名孤独的清醒者，对时局有卓越洞察力的政治人物，也必然深暗此理。在其诗中也提到了民本思想，“皇天无私兮，览民德焉错辅。夫唯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诗人阐述了为政者必须顺乎民心才能坐稳江山，才能“存君兴国”，为此，诗人关心民生疾苦，哀叹民生遭遇的艰难！屈原的朴素的民本思想是寻古代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思想接近儒家思想范畴。爱国忧君，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支柱。诗人倾其一生，以国事为重。在朝时，竭忠尽智，辅弼怀王，力图振兴楚国。既疏之后，仍不弃“存君兴国”之志，把个人得失置之度外，唯将君国的命运系于心中。“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不败绩。”诗人身处江湖，心挂国君，将个人生命融汇于国事中。他希望自己能辅佐国君，充当其政治上的带路人，“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共同追赶先贤，实现强国之梦，“忽奔走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诗人蒙尘舍垢，仍不灭报国之志，其他爱国主义精神是何等鲜明、坚贞！诗人爱国，他热情地讴歌了那些为捍卫国家疆土，人民幸福而战死的楚军将士。在这场酷烈的战斗中，楚军将士同仇敌忾，英勇战斗，最后慷慨赴死，再现了南楚民族保家卫国、视死如归的刚强性格：“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悲壮的诗句，颇似两宋词人李清照所写的诗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屈原歌颂为国牺牲的将士们的英雄气慨和壮烈捐躯行径，目的是激励人们洗雪国耻，同时也寄托了诗人的爱国情思。屈原爱国精神还表现在他以一颗赤子之心，深情地眷恋着多灾多难的楚国。“流光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屈原明白，岁月不待人。他老耽在黑暗楚国只会空耗光阴，只有被毁折的命运。屈原要想得到知音，要想两美必合，矩所同，要想推行匡救，改造时弊的“美政”，唯有离开楚国一途。诗人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于是振作起来，坚定信心，驰骋想像，重上云霄，神游四方，蒙生了“远逝以自疏”的逃逸意向。但这一意向又与诗人忠贞爱国感情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那沉淀于诗人心中有爱国感情千丝万缕，束缚得诗人寸步难行。怀乡恋国，情真意切，将诗人去国意向粉碎得干干净净。屈原离不开楚国，纵然楚国让他愁肠百结。生为楚国人，死为楚国魂。诗人生死不渝效忠楚国，这在楚材晋用，屡见不鲜，朝秦暮楚，不泛其人的人材大流动的战国时代，在奉行“好鸟择枝而栖，良臣择主而事为立身处事原则的战国，在崇尚功利富贵的时代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呀！楚国抛弃了诗人，诗人却言不离不开楚国，这是为何也？南宋洪迈祖指出，屈原“徘徊而不忍离去”的根本原因乃“忧国也”。诗人进亦忧，退亦忧，其爱国感情是何等地坚贞，纯洁，崇高啊！四、爱国主义精神产生的原因探讨。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产生有其时代的特点。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百家争鸣，生机勃勃的时代，社会充满着进取的、批判的精神。屈原在政治生涯中表现出来的敢干斗争，决不妥协，上下求索的批判和进取态度，正是当时的时代精神的表现。屈原生活在战国时代，楚怀王、顷襄王时期，当时各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更加频繁。强国凭借其强大的国力，加速了统一全国的战争的进程。弱国为抵抗强国入侵，掀起了保家卫国的反侵略战争。在侵略与反侵略的残死较量中，一些爱国志士挺身而出，投入到保家卫国的时代洪流中。屈原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随着楚国西北边强秦的崛起，楚国渐渐沦落到被动挨打的境地。楚国的国家前途的民族命运受到了严重威胁。而楚国统治者依旧沉缅于日酣宴饮的享乐中，束手无策。大敌当前，屈原采取了一系列挽救楚国灭亡的措施。在保守思想与改革思想的猛烈冲撞中，屈原主计个人得失，不顾个人悲惨遭遇，置生死于度外，誓死不渝地忠于自己的事业和理想，欲以自己的努力改变楚国的现状，“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楚国重新走向富强。“沧海横流处，方显英雄本色。”正是战国后期波涛汹涌的时代“沧海”，才使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大放异彩。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产生从内因来说，在于诗人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进步的世界观决定其有进步的爱国主义精神。在规模宏大，体制瑰奇的长诗《天问》中，诗人仰天长问，对自然和人类历史探究天道。从诗人对古代关于自然的神话和传说的诘难和质疑中，表明了诗人对宏观宇宙的思索，对古代信仰的怀疑，显示出一种大胆的科学探索精神，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诗人在对夏、商、周三代所以兴，所以亡的回顾和反思中，对其治乱兴亡缘故表示质疑。诗人企图通过探寻历史兴亡之故，为楚国统治者提供历史借鉴。让楚国在车真颠马覆之路紧急止步，重新走上兴国之路。诗人问天问地，问历代沧桑人事。这都是由诗人所具有的朴素的唯物主义史观决定的，再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诗人爱国主义精神的产生还与诗人出身经历紧密相联。诗人出身于楚国贵族世家，但因为家族地位的衰落，他本人已从贵族阶级中分化出来。诗人在《九章•惜诵》这说：“思君其莫我忠兮，忽亡身于贫贱。”这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诗人虽出身于贫贱，但由于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深厚的文化素养和杰出的政治才干，即《史记•屈原列传》所说的“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而跻身于楚国政治舞台。“入则与王图议政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诗人身为高阳苗裔，天潢贵胄，想在楚国大有作为，振兴楚国于混乱中。诗人虽壮志未伸，但对楚国的耿耿中心至死不变，再现乱世忠臣的忠贞。竹死不变节，花落有余香。一代诗魂陨落了，其形骸早已化着尘土，荣归大地怀抱了。但其用生命演绎出的爱国主义精神与青山同在，与日月同辉，惠及万代。它早已成了中华民族思想宝库中熠熠生辉的珍品，激励着千秋子民爱我中华，并为之富强而奋斗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