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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千古帝王，伟其大功绩有两桩，一是解除了匈奴威胁，二是打通了与西方世界的联系。前者稳定了边疆的治安，巩固了政权；后者促进了汉与外部的联系。武帝在位期间，实施了一系列的积极措施：统一货币，盐铁收归，平抑物价，独尊儒术等等。为汉的大一统和繁荣奠定了基础。 然而武帝也有其过失，汉武帝晚期由于连年对匈奴和西域用兵，并由于举行封禅，祀神求仙，挥霍无度，加以徭役加重，致使大量破产流亡。汉武帝时代，西汉盛极而衰，由于连年的战争，使得文景之治时积攒下来的财富消耗一空。 我们在评价武帝的时候，也要从其功过中得到教训，正视这位千古帝王的功绩与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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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汉武帝创造了数个第 一： 一独尊儒术；听取董仲舒的建 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创中国传 统主流文化之正统，在中华传统文化舞 台上独领风骚两千余年，受到历代统治 者所推崇。这里要说明的是，汉武帝并 非限制其他各家的发展，致使大力提倡 儒家的发展儒法结合。例如夏侯始昌既 研习儒家又通晓阴阳五行家；宰相公孙 弘兼治儒法两家；主父偃以纵横家起 家；耿直的汲黯司马谈司马迁以黄老学 说起家。 二设立中朝 抑制外朝； 在惠文景帝期间，丞相大多主要是 随刘邦打天下的功臣丞相受到礼遇，武 帝和丞相多有不合，为贯彻自己的命 令，于是设立中朝，尚书台也是这一时 期出现的。 三建立年号；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使用年号的皇 帝，公元前113年武帝以当年为元鼎四 年，并追改以前为建元，元光，元朔， 元狩，每一年号六年。 四太初改历； 太初元年（前104）改太初历，以 正月为岁首，色上黄。 五盐铁官营； 盐铁官营自汉代延续至今，今天盐 铁茶主要仍由政府及国企控制。 六通西域； 中国传出了冶铁术、凿井术、丝绸 制造、漆器制造等技术，西方（域）传 入胡（黄）瓜 胡萝卜 葡萄 汗血马 核桃 天马等 历史意义重大 七开疆拓土。 西北：霍去病、 卫青、 李广利、 张骞以及细君解忧等人的前赴后继的努 力西域首次与中国联系紧密，为后来把 西域并入中国版图奠定基础。 西南：使者军队的接连出现使西南 边陲第一次并入中国版图 北方：卫青霍去病的出击使北疆长 时间稳定，保护了京师的稳定。 由此汉武帝也成了和秦始皇并列的 千古一帝，后人常用“秦皇汉武”并称。 汉武帝是第一个奠定中国辽阔疆域的皇 帝。
制度变革与汉武帝盛世的造就[摘 要]汉初制度多疏阔，要求制度变革的呼吁虽殷，却无法得以实施。直到汉武帝时期，才大刀阔斧地推行了制度变革。这是一个事功显赫的时代，也是一个垂范立制的时代。在协调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解决皇权与相权矛盾、强化对官僚队伍的管理、确立新的经济政策等重大领域，汉武帝固然采取过某些权宜性的措施，但对制度的变革与创新显然更为重视。分析这一现象，有助于我们解读古代盛世的合理内核，从中获得历史启迪。[关键词]汉武帝；制度；变革；创新；启迪一个政权的初建阶段，往往是百废待举，不得不以解决燃眉之急为务，无暇顾及根本性的制度建设。而欲使国家达到鼎盛状态，却必须从制度建设入手。从西汉前期的“无为而治”到汉武帝的“多欲”、“强为”政治的转变，明确无误地印证了这一历史规律。汉武帝的时代，无疑以事功显赫而著称于史册，如果探究造成这一强盛时代的诸多因素，大力推行制度变革无疑应该属于首选之列。目睹汉代兴衰过程的历史学家荀悦，在总结历史教训的基础上说：“先王立政，以制为本。……上有常制，则政不颇；下有常制，则民不二。”[1](《孝文皇帝纪》上)这是符合历史规律的结论。从制度建设推动社会有序发展的视角，解读汉武帝盛世的出现，可以给我们以深刻的历史启迪。一、直面制度变革：顺应时代潮流的明智之举汉文帝时期，胸怀远大政治抱负的政论家贾谊，就在他的千古雄文《治安策》中为制度的欠缺、国家的软弱而太息流涕，发出改制以求强的呼吁。他特别针对政治等级失序的问题，提出“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纲纪有序，六亲和睦，此非天之所为，人之所设也。人之所设，不为不立，不修则坏。汉兴至今二十余年，宜定制度，兴礼乐，然后诸侯轨道，百姓素朴，狱讼衰息”[2](《礼乐志》)。他还为统治者草拟了礼仪制度改革的具体方案，并对这套制度充满了自信，“立经陈纪，轻重同得。后可以为万世法程，虽有愚幼不肖之嗣，犹得蒙业而安”[2](《贾谊传》）。即认定以制度治国可以弥补“人治”的缺陷，这是他的理性追求。他的制度设计，不似后世儒者的迂腐，而颇有熔铸礼法为一的务实色彩。正如陈苏镇的判断，贾谊等人“所关注的是在‘法令’、‘刑罚’之外，再建立一套‘礼’的制度，形成以‘礼’为主、以‘法’为辅的制度体系”[3](p251)。可惜的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特别是一批身居高位的军功权贵的坚决反对，贾谊的主张无法得以实施[2]（《贾谊传》）。汉初的因循静默之风，可以导致社会秩序的恢复，促进经济的发展，但在制度建设方面乏善可陈。荀悦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圣王之制，务在纲纪。……汉初国家简易，制度未备。”[1]（《孝文皇帝纪》上）这是对汉初政局特点的准确归纳，遗憾之情溢于言表。 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即位。他所面临的形势是“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2]（《公孙弘卜式儿宽列传》）。他继承了“文景之治”的全部历史遗产，其中，既有社会稳定、人心归向、经济富裕的优势，也有制度有缺、国家控制能力薄弱的遗憾。“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4]（《平准书》）可见，制度的不完备，已经构成了对统治秩序的潜在威胁。因此：推进制度建设以改变汉初的因循局面，就成为汉武帝必须承担的责任。 董仲舒应时而出，倡言必须变革国家制度，才能真正达到天下大治：“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2]（《董仲舒传》）所谓“更化”，就是改革。在强调“以孝治天下”的汉代，对祖宗的成规遗意，后人只有恪守的义务，而无变更的权利。而董仲舒却有勇气蔑视政治禁忌，评判西汉前期的利弊得失。“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的定评，即便不是对“文景盛肚”的否定，也是包含着无尽的遗憾。在呼吁变革方面，董仲舒无疑是站在时代前列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并非是董仲舒的独特之见，当时的贵族思想家刘安也在大谈法令制度必须依据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故圣人法与时变，礼与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变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5](《汜论训》）刘安尽管最终走上了与汉武帝分庭抗礼的道路，但在论证变法求治的必要性上，却与董仲舒、汉武帝有呼应之实。汉武帝晚年自我分析不得不变革成法的原因是：“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6](《汉纪》）此时，君臣都不满意汉初的立国规制，而把变革制度、造就盛世，作为自己理应承担的历史使命。 汉武帝正是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厉行改制，奋发有为，才建立起显赫的功业，成为名垂千古的雄才大略之主。汉武帝时期的政论家严助，总结汉武帝时代的特点是：“是时征伐四夷，开置边郡，军旅数发，内改制度，朝廷多事。”[2]（《严助传》）汉哀帝时的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等人，在议论汉武帝的历史地位时特别强调：“招集天下贤俊，与协心同谋，兴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禅，殊官号，存周后，定诸侯之制，永无逆争之心，至今累世赖之。单于守藩，百蛮服从，万世之基也，中兴之功未有高焉者也。”[2]（《韦贤传》附《韦玄成传》）班固在论及这一问题时，则在人才济济之外，特意强调“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内改法度”[2]（《循吏信》）。这些议论，显然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立论取向：特别推崇汉武帝大力推行制度变革，为子孙后世垂范立制所作出的贡献。汉人如此重视从制度层面来讨论汉武帝的历史地位，表现出令人钦佩的理性和远见，甚至称之为我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宝贵遗产也不为过。这样深邃的认识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汉武帝重视制度变革的实际举措，为汉代思想家提供了源头活水。二、推行制度变革：安邦治国的必由之路 汉武帝治国施政，既有魄力非凡的一面，也有非常务实和理性的一面。在涉及变革的许多领域，他往往是标本兼治——不仅采用一些行之有效的权宜性手段，更重视推行制度建设，以达到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目的。 以一系列立法削弱藩国势力 汉初推行的“郡国并行”之制，容易造成“尾大不掉”的流弊，其危害性在“吴楚七国之乱”中已经充分暴露出来。因此，汉景帝挟平叛之余威，颁布过贬抑藩国地位的新规定，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汉武帝继轨而起，创设诸多制度法令。极大地削弱了藩国势力，使之无法再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实施了“推恩令”。主父偃是擅长于分析利害的政论家，他迎合汉武帝厉行中央集权的意愿，上书建言：“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则逆节萌起，前日朝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地之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必稍自销弱矣。”[2]（《主父偃传》）汉武帝深知它的奥妙之所在，立即予以采用。在“推恩”这样流露着血缘温情的名号之下，把本属于王国的部分领土，新立为侯国，并且改变其原来的隶属关系，使之归属于附近汉郡。其客观效果是，“武帝施主父之册，下推恩之令，使诸侯王得分户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2]（《诸侯王表·序》）。 此外，还有阿党法、左官律、附益法等相关立法适时出现。关于“阿党法”的内容，据张晏的注释是“诸侯有罪，傅相不举奏，为阿党”[2]（《高五王传》）。这就迫使诸侯王国的高级官吏，为了自身的安危，也必须把监视诸侯王的动静作为第一要义。诸侯王不仅丧失了治国理民的事权，还必须承受来自傅、相的就近监督。甚至于有这样的事例发生：朝廷任命有严苛之名的大臣为王国之相，尚未到任，担心受到迫害的国王就畏罪自杀了。诸侯王反而受制于名义上的属官，其政治地位的削弱是新法规的必然结果。因此，班固在论及“阿党法”之时，特意强调“其后诸侯唯得衣食租税，贫者或乘牛车”[2]（《高五王传》），就是清醒地认识到它的影响之深远。关于“左官律”的内涵，据服虔的注释是：“仕于诸侯为左官，绝不得使仕于王侯也。”应劭也有大致相同的理解：“人道上右，今舍天子而仕诸侯。故谓之左官也。”[2](《诸侯王表》）创立此制的用心，不外乎阻止有进取心的人士仕宦于诸侯王国，从人力资源上防止诸侯国势力再度膨胀。关于“附益法”的规定，据张晏注释为：“律郑氏说，封诸侯过限曰附益。或曰，阿媚王侯，有重法也。”[2]（《诸侯王表·序》）立法宗旨似乎在于防范朝廷大臣与诸侯勾结、为诸侯谋取利益。这几个法律制度，交互为用，使诸侯王国受到根本的抑制，地方势力坐大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参考文献][1]张烈．两汉纪[M]．北京：中华书局，2003．[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3]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4]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2．[5]淮南子[A]．诸子集成[Z]．北京：中华书局，1954．[6]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62．
今天看完了《隋唐英雄》，忍不住来品一品隋炀帝。说到隋炀帝，就忍不住在心里骂上两句，他可是继秦始皇之后的历史上第二大暴虐皇帝。虽然隋炀帝暴虐，但他还是对中国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大运河。隋炀帝杨广，华阴人，生于隋京师长安，是隋朝第二代皇帝。隋文帝杨坚、独孤皇后的次子，开皇元年立为晋王，开皇二十年十一月立为太子，仁寿四年七月继位。他在位期间修建大运河（开通永济渠、通济渠，加修邗沟、江南运河），营建东都洛阳城，开创科举制度，亲征吐谷浑，三征高句丽，因为滥用民力，造成天下大乱直接导致了隋朝的灭亡，618年在江都被部下缢杀。隋炀帝下令开挖修建南北“大运河”，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连接起来。如此浩大的工程，利于千秋万代。大运河对于中国来说远比长城对于中国更重要。大运河连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连接了两个文明。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达涿郡，南至余杭，全长两千多公里，是古代最长的运河。大运河的开通，促进了运河两岸城市的发展，江都、余杭、涿郡等城市很快繁荣起来。当时运河上“商船旅往返，船乘不绝”。大运河对隋唐时期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全国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加强，都起了促进作用。隋炀帝造隋朝大运河有功，但是他太耗费民力，每次一召一百万人民，男的没了召女的，民心惶惶：后来他又费了大量民力，造大船南游，这是他后来灭亡的导火索之一
500字写隋炀帝功过的论文，写不了，字太少，故事还没展开，就要结束。功过：1、修运河 2、造东都 3、略四方 4、开进士 5、倡文化 6、游江都 7、征高丽 8、戮群臣 9、平江南 10、死江南功：1、倡文化。他自平陈做扬州总管开始，便非常注重文化教育的建设。589年置王府学士达百人，命其修撰。称帝后，修撰到去世前没有断过。其内容包括经术、文章、兵、农、地理、医、卜、释、道乃至蒱博、鹰狗，皆为新书，无不精洽，共成三十一部，万七千余卷。隋朝在西京嘉则殿有书37万卷，炀帝命秘书省认真整理，得"正御本"37000余卷，藏于东都修文殿。他登基之始，就下诏说"君民建国，教学为先。不论在家、在学，只要"学行优敏，堪膺时务"者，皆以任用。数年间，"天下儒术之士，悉集内史省，相次讲论。他在文化教育方面的贡献非常大，几句话说不清楚。比起运河和东都，我更看重这个。所以排在第一位。功：2、开进士。科举制度是一个伟大的制度，其先进性、效率性、平衡性在中国古代首屈一指，后来的盖世奇才像韩愈、柳宗元、范仲淹、王安石、苏轼这些人都是通过科举上来，而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不可想象的事情。隋文帝完成了科举制度的先河，隋炀帝完成了科举制上的点睛之笔，那就是开进士。
写作思路：可以将隋炀帝在众人眼中的形象，在说出在自己心中的形象。
正文：
有人说：“隋炀帝是个暴君。为了征句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不顾客观条件，不顾老百姓的生死，把国家和百姓都拖进了灾难中。所以称他为暴君。”
也有人这样说：“隋炀帝聪明多智，广学博闻，是有大功的人。”而我认为，隋炀帝只是想急于表现出自己的雄才大略，迫不及待地希望早出成果，完成宏图大业，功追三黄，名超五帝。
而正是由于他的迫不及待，没有得到民心，反而这一项项大功程，导致老百姓大多数因为工程的事情而累死，但隋炀帝也不知情，因为他觉得自己不是在滥用民心，而是在为以后（长远）打算。
后来的唐朝，之所以会繁荣昌盛，那都是前一个王朝（隋）的功劳。隋朝开通大运河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南北交通，巩固对全国的统一。科举制的出现，让那些普通、贫穷、有能力的老百姓，也能通过考试做官，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只能任由官宦人家的子弟来当官做爵。
所以，我觉得隋炀帝并不是一个暴君。
大家都知道，隋炀帝是有名的暴君，才导致隋朝传了两代就灭亡。可是，每个人都有两面性，隋炀帝也不例外。据说，有一次，隋炀帝为了自己享乐，令人召集民丁修建京杭大运河，而办事的人为了讨好杨广（隋炀帝），夜以继日地逼迫民丁不停地修，以求迅速修好大运河，弄得百姓苦不堪言。大运河修好以后，杨广和几千个后宫妃子乘坐一艘三层高的船，两岸几千个士兵拉着船向前移动，排场之壮观，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且不说这个故事的真假，但杨广修建大运河也是有道理的。当时，江南一带十分富饶，百姓的粮食常有剩余，粮仓里的米都长虫了，各种蔬菜也是多出许多。可长安、北方的粮食一直供不应求，老百姓都吃不饱，于是，这条大运河才诞生。京杭大运河不仅使江南的粮食免于浪费，使长安的老百姓免于挨饿，为以后唐朝建都长安打下了结实的基础，还促进了长江两岸人民的交流，改变了从东晋就开始的南北敌对，无交流，正是有了这种南北文化之间的交流，才会有后来“唐诗”的繁荣。再说，这个工程远不及人们想象的.那样的巨大，大运河只是将各条自然河道和前朝时期的运河连起来修建而成的，并不是需要从头到尾自己修。虽然不排除隋炀帝有“供自己玩乐而修建大运河”这种心理，但既然秦始皇修长城有好处，那这个工程也有可取之处，这也正是杨广的先见之明。隋炀帝三征高句丽，不但无功而返，还使无数家庭支离破碎，留下千古骂名。但是，李世民晚年兴兵讨伐高句丽不也损兵折将，没成功吗？而且，杨广出征又不是没胜利过，在我国东南部，隋军披荆斩棘勇如狮，将国境延伸至印度支那界内，还吞并了台湾、安南（今越南）。在我国西北部，隋军又连续击败吐谷浑，甚至还占领过其全界。所以，隋炀帝只是讨伐高句丽时太过心急，没准备好，才无功而返。虽然隋炀帝整天花天酒地地生活，大兴牢狱，劳民伤财让百姓痛苦不堪，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他修建大运河，对外扩张这两项为国为民的好事。他，只是一个有才能，但过于自信的人
在创设新制度的文献的贡献。武则天执政约五十年之久，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好象一座过渡的连接两岸的大桥，而且是座大拱桥，有高度的出众和自己的特点。比如在制度方面，就有如下的创举。一、创设了国家元首的顾问团，即所谓“北门学士”。二、创设了意见箱，即“铜匦”。在中央政府办公厅前，放置一个特制铜箱。箱的四面，有四个投书口，接收各阶层的四种意见：1、各种建议。2、自荐。3、鸣冤。4、军事秘密。三、在科举制度上创立了殿试。四、于文科之外创设武科五、开创“南选”。唐初，边远的五岭及贵州一带，文化比较后，武则天有意加以开发，所以强调要选拔这些地区的人才。《旧唐书。选举志》称之为“南选”。在经济方面的贡献特别重视农业，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剥削的制度方面，武则天除了要求农民负担均田制的调庸之外，不曾增加苛捐杂税，也没有征收过汉代有盐税铁税。过失有：1。任用酷吏，滥杀无辜，甚至杀害良臣良将，无故杀害左威卫大将军程务挺/夏州都督王方翼/燕然道行军大总管黑齿常之等，连狄仁杰也差点死于酷吏；2。在对突厥默啜的外交中措施失当，以至于让敌人发展；3。杀害亲生儿子，没给帝国留下一个好的继承人；4。对卖官鬻爵放任自流，使官僚队伍急剧扩大；5。而且还让男宠掌权，让他们去胡作非为。
并州文水人，狄仁杰同乡。父为高祖开国名臣之一。十四入宫为才人，太宗死后出家。高宗即位召入为妃。永徽六年（655年）立为皇后。后因长期执权，与高宗并称二圣。弘道元年（683年）高宗死，立第七子李显为帝，一年后废。又立豫王旦为帝。永昌元年（690年）则天废豫王，改国号为周。其执政之时任酷吏，兴告讦之风；诛戮百官群臣，屠杀李氏宗戚。可谓罪行累累！然后人又赞其有贤君之风，亦不可掩。她是中国二十五史里共两百多名君主中唯一一位女皇帝，仅凭这一点一生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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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武则天功过》
在中国漫漫历史长河中，有许多叱咤风云的人物，武则天中国历史上唯一的正统女皇帝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是她到底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呢？近百年来，这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问题，每个人都持着自己的观点。我认为武则天的功大于过。
武则天在位打击了保守的门阀贵族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条件武则天在建言十二事中就建议“劝农桑，薄赋役”。在她掌权以后，又编撰了《兆人本业记》颁发到州县，作为州县官劝农的参考。她还注意地方吏治，加强对地主官吏的监察。对于土地兼并和逃亡的农民，也采取比较宽容的政策。稳定了边疆形势，推动了文化的发展。开创科举考试中的殿试、武举、糊名等制度方法选拔了一批杰出的人才。
诚然，武则天也做过错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刚开始时，她提倡告密，擢用索元礼、周兴、来俊臣等酷吏，滥杀了许多无辜，招致群情激。她放手选官，官僚机构膨胀，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她晚年好大喜功，生活奢靡，耗费大量财资和劳力。宠爱男妾张昌宗、张易之兄弟，二人作威作福。重用武氏宗室武承嗣、武三思等。
为什么我认为武则天的功大于过呢，第一史称武则天时期为“上承贞观,下启开元”，第二武则天统治时期，社会是相当安定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人口也由唐高宗初年的380万户进一步增加到615万户，平均每年增长。这在中古时代，是一个很高的增长率，这组数据足以可以说明。
所以我认为武则天的功大于过。
武则天（624年－705年12月16日[1]），自名武曌（zhào）[2][3]，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正统女皇帝（690年－705年在位），也是即位年龄最大（67岁）、寿命最长的皇帝之一（82岁），与汉朝的吕后并称为“吕武”。武则天为荆州都督武士彟次女。十四岁时进入后宫，为唐太宗才人，获赐号“武媚”[4]。唐高宗时封昭仪，在“废王立武”事件后成为皇后，上元元年（674年）加号“天后”，与高宗并称“二圣”，参预朝政。高宗驾崩后，作为唐中宗、唐睿宗的皇太后临朝称制。天授元年（690年），武则天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周，定都洛阳，称“神都”，建立武周。武则天在位前后，大肆杀害唐朝宗室，兴起“酷吏政治”。但她“明察善断”，多权略，能用人。又奖励农桑，改革吏治，重视选拔人材，所以使得贤才辈出。晚年逐渐豪奢专断，渐生弊政。神龙元年（705年），武则天病笃，宰相张柬之等发动“神龙革命”，拥立唐中宗复辟，迫使其退位。中宗恢复唐朝后，为其上尊号“则天大圣皇帝”。同年十一月，武则天于上阳宫崩逝，年八十二。中宗遵其遗命，改称“则天大圣皇后”，以皇后身份入葬乾陵[5]。其后累谥为“则天顺圣皇后”。武则天智略过人，兼涉文史，颇有诗才。有《垂拱集》、《金轮集》，今已佚。《全唐诗》存其诗四十六首。本名武曌别称武则天、武媚、武后所处时代唐朝民族族群汉族出生地利州，一作长安
皮日休（834至839～902以后），唐代文学家。字袭美，一字逸少。居鹿门山，自号鹿门子，又号间气布衣、醉吟先生。襄阳竟陵人（今属湖北天门市）人。懿宗咸通八年 （867）登进士第。次年东游，至苏州。咸通十年为苏州刺史从事，与陆龟蒙相识，并与之唱和。其后又入京为太常博士，出为毗陵副使。僖宗乾符五年(878)，黄巢军下江浙,皮日休为黄巢所得。黄巢入长安称帝，皮日休任翰林学士。中和三年(883),曾至同官县。他的死，说法不一。或说他因故为巢所杀（孙光宪《北梦琐言》、钱易《南部新书》、辛文房《唐才子传》等），或说黄巢兵败后为唐王朝所杀（陆游《老学庵笔记》引《该闻录》），或说后至浙江依钱□（尹洙《大理寺丞皮子良墓志铭》、陶岳《五代史补》），或说流寓宿州以终，墓在濉溪北岸（《宿州志》）。著有《皮子文薮》10卷，收其前期作品，为懿宗咸通七年皮氏所自编。有《四部丛刊》影明本及中华书局排印萧涤非整理本通行。《全唐文》收皮日休文4卷,其中有散文7篇,为《文薮》所未收。《全唐诗》收皮日休诗，共9卷300余首,后8卷诗均为《文薮》所未收，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萧涤非、郑庆笃重校标点本《皮子文薮》，将皮日休自编《文薮》以外的诗文附于书后。皮日休生平事迹，主要见于孙光宪《北梦琐言》、钱易《南部新书》、尹洙《大理寺丞皮子良墓志铭》、陶岳《五代史补》、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计有功《唐诗纪事》、辛文房《唐才子传》、《宿州志》等。近人考订有缪钺《皮日休的事迹思想及其作品》和《再论皮日休参加黄巢起义军的问题》、李菊田《皮日休生平事迹考》、萧涤非《论有关皮日休诸问题》、张志康《皮日休究竟是怎样死的》等，可资参考。 皮日休著作 唐皮日休，《文薮》，明正德庚辰(15年)吴门袁表刊本。 唐皮日休，《文薮》，明万历戊申(36年)吴门许自昌校刊本。 唐皮日休，《皮子文薮》，日本享和二年刊。 唐皮日休着，萧涤非、郑庆笃校注，《皮子文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唐皮日休、陆龟蒙撰，《松陵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皮日休诗文选注》唐 皮日休着 申宝昆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皮日休诗歌研究》王盈芬 中正大学中文所硕士论文 1993 〈皮日休、陆龟蒙二三事迹新考〉尹楚彬 中国韵文学刊 1988：1 〈皮日休的事迹思想及其作品〉缪钺 四川大学学报1955：2 〈论皮日休〉郑庆笃，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1：1 期刊论文 (一) 皮日休相关研究论文 缪钺，〈皮日休的事迹思想及其作品〉，《四川大学学报》，1955年二期，页123–136。 萧涤非，〈校点《皮子文薮》说明—兼论有关皮日休诸问题〉，《文史哲》，1958年一期，页1–6。 唐玲玲，〈皮日休简论〉，《华中师院学报》，1978年四期，页39–41。 郑庆笃，〈论皮日休〉，《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1年一期，页175–184。 郑庆笃，〈皮日休〉，《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二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页713–731。 刘扬忠，〈皮日休简论〉，《中国古典文学论丛》(一)，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页186–205。 李庆年，〈关于皮日休的一些问题〉，《唐代文学论丛》(九)，陜西人民出版社，1987，页114–134。 缪钺，〈再论皮日休参加黄巢起义军的问题〉，《历史研究》，1958年二期，页71–78。 郭义淦、郭义涛，〈皮日休籍贯考〉，《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五期，页115–122。 张志康，〈皮日休究竟是怎样死的？〉，《学术月刊》，1979年八期，页69–70。 袁宏轩，〈皮日休死因探考〉，《山西师院学报》，1985年二期，页51–54。 吴松泉，〈〈题同官县壁〉非皮日休作〉，《南充师院学报》，1982年四期，页71–75 。 黄保真，〈论皮日休的文学思想〉，《学术月刊》，1982年五期，页57–60、69。 邵传烈，〈晚唐的抗争和激愤之谈—略论罗隐、皮日休、陆龟蒙的杂文〉，《江海学刊》，1990年六期，页173–176。 颜玲，〈警世醒俗、剥非补失—读皮日休的箴、铭〉，《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六期，页47–50。 沈开生，〈皮日休同情人民和人民起义吗？〉，《北方论丛》，1982年二期，页35–40。 步近智，〈唐末五代皮日休、无能子、谭峭的进步思想〉，《历史教学》，1980年十二期，页7–10。 许苏民，〈一场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论皮日休的思想及其历史地位〉，《江汉论坛》，1987年六期，页63–67。 王国轩，〈皮日休与晚唐儒学〉，《孔子研究》，1989年一期，页43–47。 王煜，〈晚唐皮日休的哲思〉，《中国文化月刊》，1989，页93–101。 (二) 其它论文 罗宗强，〈唐代古文运动的得与失〉，《文史知识》，1988年四期，页9–16。 四、 学位论文 王盈芬，《皮日休诗歌研究》，国立中正大学中文所硕士论文，1993。 杨妙燕，《皮日休与陆龟蒙的散文研究》，国立高雄师范大学国文所硕士论文， 1993。 王怡心，《皮日休在晚唐文学中的地位》，国立政治大学中文所硕士论文，1995。 江正宽，《皮日休的生平与思想—兼论其在唐宋之际思想变迁中的角色》，国立中正大学历史所硕士论文，1995。 刘翔飞，《唐人隐逸风气及其影响》，国立台湾大学中文所硕士论文，1978。 以上是台湾的两篇关于皮日休的硕士论文所提供相关资料。 如果您认为本词条还有待完善，需要补充新内容或修改错误内容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简介主办： 华中师范大学周期： 季刊出版地：湖北省武汉市语种： 中文；开本： 大16开ISSN： 1000-1190CN： 42-1178/N邮发代号：38-39历史沿革：现用刊名：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曾用刊名：华中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创刊时间：1955该刊被以下数据库收录：CA 化学文摘（美）（2009）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2008）核心期刊：中文核心期刊（2008）中文核心期刊（2004）中文核心期刊（2000）期刊荣誉：中科双效期刊Caj-cd规范获奖期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55年创刊，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创办的高校学报之一，主要发表数学、信息科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理学、环境科学等学科的最新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经过近50年的发展壮大，在贯彻国家“科教兴国”方针；服务学校教学科研；推动国内外学术交流；培养研究型人才方面，办出了自己的特色和水平。《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已发行到海外几十个国家和地区，与国内外几百所高等院校、图书馆、科研院所、科技情报机构建立了联系，二、三次文献影响面和学术影响力不断提高。据我国科技期刊权威评价机构——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出版的2002年《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报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的影响因子在全国综合类学术期刊中排列前10位，在全国师范院校学报中名列前茅。《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自1997年起被列为全国综合性科学技术类核心期刊；1999年为湖北省科技期刊五十佳重点创建期刊，被评为第三届湖北省优秀期刊；在国家教育部组织的全国专家评审中获全国优秀高校自然科学学报一等奖（教育部发文等同于科技进步奖），进入中国高校学报50强行列。2001年被评为第四届湖北省优秀期刊；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审定为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曾重点刊出粒子物理、磷化学、病毒微生物学等科研成果，获国家和部级多项奖励，还有多项成果获湖北省和武汉市科技成果奖，此外，还出版了有影响的专辑，如“纪念李琮池先生诞生90周年学术论文集”、“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生产力布局研究”、“理科基地教学实验成果和优秀毕业论文集”等，为学校学科建设，学术交流、人才培养作出了贡献。《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现有专职编辑5人，都具有副高职以上职称，年轻编辑都具有博士、硕士学位，是一支专业基础好，编辑业务精，及事业心强的编辑队伍。我们的办刊理念是：选择、创造、开放、服务。
姓名: 皮日休 又名: 后改袭美 字逸少 性别: 男 生卒年: 公元前834？-公元前883？ 所属朝代: 唐代 所属文学时期: 隋唐五代文学 所属流派: 皮陆 同时期作家: 罗隐 陆龟蒙 作家生平作家生平皮日休 皮日休(834？-883？)，晚唐文学家.字逸少，后改袭美，自号间气布衣、醉吟先生、鹿门子等。襄阳(今湖北襄樊)人。懿宗咸通七年(866)，入京应进士试不第，退居寿州(今安徽寿县)，自编所作诗文集《皮子文薮》。八年再应进士试，以榜末及第。曾在苏州刺史崔璞幕下做郡从事，后入京任著作佐郎、太常博士。僖宗乾符二年(875)出为毗陵副使。后参加黄巢起义军，任翰林学士。巢败，不知所终。皮日休为晚唐著名诗人、散文家，与陆龟蒙并称"皮陆"，有唱和集《松陵集》。诗文多抨击时弊、同情人民疾苦之作。他和陆龟蒙、罗隐的小品文被鲁迅誉为唐末"一榻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小品文的危机》)。有《皮子文薮》。
皮日休开放分类： 文学、名人、湖北、古城、竟陵皮日休（834至839～902以后），唐代文学家。字袭美，一字逸少。居鹿门山，自号鹿门子，又号间气布衣、醉吟先生。襄阳竟陵人（今属湖北天门市）人。懿宗咸通八年 （867）登进士第。次年东游，至苏州。咸通十年为苏州刺史从事，与陆龟蒙相识，并与之唱和。其后又入京为太常博士，出为毗陵副使。僖宗乾符五年(878)，黄巢军下江浙,皮日休为黄巢所得。黄巢入长安称帝，皮日休任翰林学士。中和三年(883),曾至同官县。他的死，说法不一。或说他因故为巢所杀（孙光宪《北梦琐言》、钱易《南部新书》、辛文房《唐才子传》等），或说黄巢兵败后为唐王朝所杀（陆游《老学庵笔记》引《该闻录》），或说后至浙江依钱□（尹洙《大理寺丞皮子良墓志铭》、陶岳《五代史补》），或说流寓宿州以终，墓在濉溪北岸（《宿州志》）。著有《皮子文薮》10卷，收其前期作品，为懿宗咸通七年皮氏所自编。有《四部丛刊》影明本及中华书局排印萧涤非整理本通行。《全唐文》收皮日休文4卷,其中有散文7篇,为《文薮》所未收。《全唐诗》收皮日休诗，共9卷300余首,后8卷诗均为《文薮》所未收，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萧涤非、郑庆笃重校标点本《皮子文薮》，将皮日休自编《文薮》以外的诗文附于书后。皮日休生平事迹，主要见于孙光宪《北梦琐言》、钱易《南部新书》、尹洙《大理寺丞皮子良墓志铭》、陶岳《五代史补》、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计有功《唐诗纪事》、辛文房《唐才子传》、《宿州志》等。近人考订有缪钺《皮日休的事迹思想及其作品》和《再论皮日休参加黄巢起义军的问题》、李菊田《皮日休生平事迹考》、萧涤非《论有关皮日休诸问题》、张志康《皮日休究竟是怎样死的》等，可资参考。皮日休著作唐‧皮日休，《文薮》，明正德庚辰(15年)吴门袁表刊本。唐‧皮日休，《文薮》，明万历戊申(36年)吴门许自昌校刊本。唐‧皮日休，《皮子文薮》，日本享和二年刊。唐‧皮日休着，萧涤非、郑庆笃校注，《皮子文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唐‧皮日休、陆龟蒙撰，《松陵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皮日休诗文选注》唐 皮日休着 申宝昆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皮日休诗歌研究》王盈芬 中正大学中文所硕士论文 1993〈皮日休、陆龟蒙二三事迹新考〉尹楚彬 中国韵文学刊 1988：1〈皮日休的事迹思想及其作品〉缪钺 四川大学学报1955：2〈论皮日休〉郑庆笃，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1：1期刊论文(一) 皮日休相关研究论文缪钺，〈皮日休的事迹思想及其作品〉，《四川大学学报》，1955年二期，页123–136。萧涤非，〈校点《皮子文薮》说明—兼论有关皮日休诸问题〉，《文史哲》，1958年一期，页1–6。唐玲玲，〈皮日休简论〉，《华中师院学报》，1978年四期，页39–41。郑庆笃，〈论皮日休〉，《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1年一期，页175–184。郑庆笃，〈皮日休〉，《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二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页713–731。刘扬忠，〈皮日休简论〉，《中国古典文学论丛》(一)，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页186–205。李庆年，〈关于皮日休的一些问题〉，《唐代文学论丛》(九)，陜西人民出版社，1987，页114–134。缪钺，〈再论皮日休参加黄巢起义军的问题〉，《历史研究》，1958年二期，页71–78。郭义淦、郭义涛，〈皮日休籍贯考〉，《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五期，页115–122。张志康，〈皮日休究竟是怎样死的？〉，《学术月刊》，1979年八期，页69–70。袁宏轩，〈皮日休死因探考〉，《山西师院学报》，1985年二期，页51–54。吴松泉，〈〈题同官县壁〉非皮日休作〉，《南充师院学报》，1982年四期，页71–75 。黄保真，〈论皮日休的文学思想〉，《学术月刊》，1982年五期，页57–60、69。邵传烈，〈晚唐的抗争和激愤之谈—略论罗隐、皮日休、陆龟蒙的杂文〉，《江海学刊》，1990年六期，页173–176。颜玲，〈警世醒俗、剥非补失—读皮日休的箴、铭〉，《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六期，页47–50。沈开生，〈皮日休同情人民和人民起义吗？〉，《北方论丛》，1982年二期，页35–40。步近智，〈唐末五代皮日休、无能子、谭峭的进步思想〉，《历史教学》，1980年十二期，页7–10。许苏民，〈一场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论皮日休的思想及其历史地位〉，《江汉论坛》，1987年六期，页63–67。王国轩，〈皮日休与晚唐儒学〉，《孔子研究》，1989年一期，页43–47。王煜，〈晚唐皮日休的哲思〉，《中国文化月刊》，1989，页93–101。(二) 其它论文罗宗强，〈唐代古文运动的得与失〉，《文史知识》，1988年四期，页9–16。四、 学位论文王盈芬，《皮日休诗歌研究》，国立中正大学中文所硕士论文，1993。杨妙燕，《皮日休与陆龟蒙的散文研究》，国立高雄师范大学国文所硕士论文， 1993。王怡心，《皮日休在晚唐文学中的地位》，国立政治大学中文所硕士论文，1995。江正宽，《皮日休的生平与思想—兼论其在唐宋之际思想变迁中的角色》，国立中正大学历史所硕士论文，1995。刘翔飞，《唐人隐逸风气及其影响》，国立台湾大学中文所硕士论文，1978。以上是台湾的两篇关于皮日休的硕士论文所提供相关资料。
不好说，年份不一样，一般武大的好考些！
8：5。武汉，简称“汉”，别称江城，是湖北省省会，中部六省唯一的副省级市，2022年武大固体力学考研的报录比为8：5；工程力学的报录比为21：9。可见这2个专业录取比例还是比较大的，而且竞争也不是特别激烈。
武汉大学2010历史学考研报录比是5:1，2011中国古代史招5人，推免1人。我认为武大相对好考点。
武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