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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研究因其研究物件是文学文字或文学现象,这就需要立足于文学现象或事实的文学性,不能脱离语言艺术层面或诗学,把审美现象替代为历史、哲学、宗教等。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参考。
范文一：中国比较文学的转向分析
摘要：中国比较文学在它的成长之路上经历了全面向西方学习、对外开放，关注比较文学自身文学性问题，再次回转归向东方的实践探索历程。但回归并不是一种倒退，反而体现出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不断成熟与发展的良好趋势。学界在开放与退守、文化研究还是文学研究、向西方看齐还是向东方回转等诸多问题上相互争鸣，各抒己见，共同把握著衡量比较文学“度”的围栏与框架，使得比较文学在平衡中不断发展，走向繁荣。
关键词：比较文学;对外开放;文学性;回归东方
时至今日，比较文学之跨界色彩鲜明，包容范围之深之广有目共睹。在其开放性和国际性不断滋养下的民族交流之树日益繁茂，但学科发展中也存在着学科边界日益泛化，理论体系不够完善，创新思维固化以及因缺乏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立足点而成为西方理论阐释的注脚等问题，这使得比较文学经历了一次深刻而严重的危机。对此，比较文学走向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中国首届“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导高层论坛”提出了中国学者应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与他种文化共同建构新的文化语境，从而形成一种文化自觉的命题。叶舒宪也在其论文《论西方思想的“东方转向”问题》中谈及“比较文学学者研究的兴趣点发生了转移，因而呈现出一种‘自西向东’方向性的改变，‘东方转向’问题从某种意义来说具有其双重颠覆性，它既颠覆著西方沙文主义的知识现状，又质疑其社会科学的基本假设和思维方式，进而引发人们对独具特色的本土文化资源的探寻热潮，以及对其文化价值的重估”[1]。由此可见，针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缺少独立性和自主性的现状，学界基本上采取从东方文化与文学自身内部寻求未来发展的途径，这种“向内转”的趋势已然成为一种潮流，逆向与比较文学的“文化”转向，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比较文学的“人类学”转向等潮流沟通交流，双向疏通比较文学国际性之河。本文旨在归纳梳理转向时期的重要文献，勾画出一条近些年来比较文学转向路线。
一
中国比较文学自成立之日起，就确立了“走出去”的战略方针。此时探讨重点还集中在学科建设是否具有合理性、学科的本体论究竟为何、比较文学的名与实等一些基本问题的探讨上。同时，一些民族主义者丢掷“不忘国粹，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等尖锐命题来挑战比较文学界因年幼而暂时的无所适从。中国学派所应对的方式就是在保持传统文化特质的同时，吸纳法国影响研究学派和美国平行研究学派的学科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的同时，自创阐发法研究，用西方理论解读中国文学，从而推动中国文学国际化程序。正如曹顺庆所展望的那样：“在构建文化软实力上，他国化也给我们开辟了一条行之有效的研究路径。当前，如果要想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就必须对软实力的两翼———‘拿来’和‘送去’的他国化状况进行深入的研究，从中探讨文化发展与创新的规律，分析既能增强我们的文化资源基础，又能提高我们的文化影响力的文化传播规律。”[2]
由此可见，比较文学学者的确具备开放性的眼光，在研究过程之中立足比较文学这一根本特性，可以说没有开放性，比较文学自身难以为继，开放性是比较文学的动力之源。有三位学界权威无疑促进了比较文学未来发展的对外开放性。一是中国比较文学学术带头人乐黛云先生，她提出在当前文化转型时期比较文学研究应当更加关注“新的人文精神”，即以文化传统中“和而不同”思想为基，大力促进世界异质文化相互交流，多元共生。二是王宁教授，他在《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与翻译研究》一书中表明：在经济全球化、国际一体化的当下，人文学者应当充分顺承这一浪潮，推动中国文化与文学走向国际化。三是天津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孟昭毅教授，他在论文中谈及从文化多元主义的思想来分析，人们企图以强调不同族群艺术表达的多样性，来改变民族文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而族群间的文化交流与连线，又以消解民族性的反作用在全球化时代表现得异常强大。因此，新的族群离散与族群融合也形成了一种冲击民族的力量[3]。
他认为，一个民族能够成立的前提是应具有相同的语言文字，独特的文化传统，积淀到一定程度的文化情结以及审美准则。而文化全球化恰恰在极力冲刷这一切，它让人们通过各种交流媒介了解他者文化，效仿他者文化，并在此过程中学习对方的语言文字以便更加深入地了解彼此。但是在交流沟通的过程中，已经成为主流的文化强者的偏好以及审美准则往往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冲击文化弱者的头脑，因而造成其学术心态的失衡，在一味学习中忘记了自己研究的立足点。而这个问题恰恰是值得注意的，因为正是它敲响了比较文学开放性的警钟，学界应该反思对外开放“度”的问题，以及自身研究“质”的问题。在文化交流的程序之中，在强势的“他者”眼中，中国比较文学为欧洲中心主义所轻视，所扭曲，安门立户的阐发法不过被其当做一种注脚而非一门学派来对待。在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程序中，应正视其所存在的问题，一是阐发法既然过度依赖于对文学文字进行生搬硬套的理论分析，因此很容易成为西方先进理论的注脚，同时也局限了学界研究方法的创新。因此，有的学者认为比较文学研究应当从关注自身的“文学性”转向关注比较文学跨文化的特性，即文化转向。叶舒宪认为，由于比较文学具有跨语言、跨学科的重要特性，所以它能较早地接受来自外界的形形 *** 的理论资讯，领先于一般的学科研究，较早地把握学科探索变异的节奏与趋势[4]。刘贵珍在评论王宁新著《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与翻译研究》时介绍了王宁本人对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之间关系的看法。王宁认为，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并非单纯是对抗性的关系，其间也能达成通力合作。他们认为，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不是对立性的，而能构成一种张力，互相推动双方的发展。也有人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们认为关注“文学性”，关注“经典”的做法有失恰当。因为当某些作品一旦被认为是“经典”，其中的某些杰出表达就具有了“文学性”。
而这种认定不过是特定审美情趣在读者的脑海中固化，它的背后竖立著某种具有统治秩序的意识形态之墙。人们呼吁“回归文学性”，“回归文学性经典”，他们实际上是希望能退回到这面墙体之后保护自己。但是文化研究则恰恰相反，它恰恰质疑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并试图从整体的历史关系中探寻其形成过程。持此观点的研究者必然是站在文化研究的立场上，而不是一个文学人的眼光看待此问题。二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泛化问题值得关注，并且有待改善。比较文学在其文化转向阶段虽然日胜一日，但渐渐脱离开了它的文学本质，从而使比较文学学科模糊泛化，边界不明。比较文学虽然具有包容性的特点，但又不是无所不包，否则就不能作为一个正统学科来界定它的内涵与外延。因此，孟昭毅教授在极为认真地反思比较文学本体论意义之后，提出比较文学学者应当关注对文学文字的细读。他认为，比较文学归根结底还是关于文学的研究，无论它包含的范围有多广，文字研究还是其最终的根基。离开文学的特性来谈比较文学研究是一种极其错误的方式，这种现象的出现值得当代学界去反思。此外，还有一些文章也关涉到这一问题，如王志耕提出：“比较文学危机的真正原因是学科边界的泛化，其出路在于找到与文化研究分而治之的可能性。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其实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都具有明显差别。
文化研究的物件是文化系统中文化诸要素与艺术文字的隶属关系，比较文学则是文化系统中艺术文字的并置结构关系;文化研究致力于破解文化系统中非文学因素与文学的各种隐喻关系，是一种纵向研究;比较文学致力于破解文化系统中不同文学因素之间的各种转喻关系，是一种横向研究。基于此，比较文学应当放弃跨科际研究的属性，通过退守的形式维护其学科的完整性。”[5]这篇文章更为系统地分析了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在物件、范围、研究重点等方面的差异性，比较文学应当更加关注对文学要素的研究。笔者认为如此的倡导自然有其合理的因素，但“退守”是否就真正把握了比较文学的脉搏?无论是走出去也好，退回来也罢，比较文学自身的特性决定着它发展变化的轨迹，学界需要认真体会它的“度”到底在哪里。因为比较文学在中国属于新兴学科，它还像个未发育成熟的孩子，自身的特征并未充分表现出来。
二
至于退守到何种程度，学界见仁见智。但较为权威的观点认为，回归后的“文学性”有了某种升级的意味，它不仅涵盖历史与传统，而且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富有人文关怀。不仅注重文字中呈现的“个体”的生存境遇，更加关注其“人类学”走向。叶舒宪在《“世界文学”与“文学人类学”》中表示，原来人们关注“文学性是什么?”，现在则思考“族群的种类与各自的文学性”，还有“到底哪一种文学性具有普适性?欧洲中心主义标榜的文学标准是否能一直延续下去?”答案不言自明，因为欧洲中心论已经阻碍了比较文学健康平衡的发展，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内部的多样性构成，理所当然成为未来研究关注的焦点。这不仅仅为中国学界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还成为国外研究者转换新视角的巨大宝库。
于连的《对比较的重新思考》中谈及不应将“远东”视为一种欧洲理性的神话式反面，要研究这样的反面还要关注自身内部。这与叶舒宪提到的比较文学研究东方转向不谋而合。可见比较文学的转向趋势已经为中外学者所觉察。其实，当人们去关注比较文学“文学性”这一要素时，自然而然的会界定出“文学性”的范围。它的根基是文字，但是不止文字研究那样简单。它研究文学内部要素的问题，也关注文学研究的安身立命，发展趋势，独立地位等重大课题。简单讲就是比较文学是研究自身存在以及其存在的合理性问题。而关注“文学性”问题的时候，必然会涉及到“东方转向的问题”。叶舒宪认为，西方世界虽然依靠强大的科技力量走上了繁荣之路，但是工业革命的成功却扭曲、异化了现代西方人的灵魂，很多人都经历了重大的精神危机，但是他们却不能依靠自身的免疫力来治疗，因此，东方文化便成为他们所能找到的最好的解毒剂。20世纪西方哲学也同样在质疑自身传统的形而上学观。他们主张承继并发扬舒本华、尼采的悲剧意识，进而探寻东方智慧的神秘乐园，在伊甸之中寻找精神慰藉，开掘苦难之源。
这可以看做是比较文学实现其“东方转向”的外在条件。此外，叶舒宪在《再论20世纪西方思想“东方转向”》中，分别从哲学、经济学、生态伦理学、心理学、女性主义等方面论证了东方转向与中国密不可分。上述几种思潮已为中国学者广泛借鉴并加以运用，几乎研究任何一个稍有名气的文人学者，抑或诗人理论家，都要从这几种思潮择取一二加以分析，成为注脚解读的典型现象。但是这些典型的西方思想在经历了历史的冲蚀之后，也开始转向东方，关注东方，因为东方的特质是如此的明显，蔓延范围是如此的深广，存在数量是如此的巨大，它不可能因为距离的遥远而被永远忽视。比较文学是一门与时俱进的学科，它随着历史的发展，经历了全面学习西方、对外开放———回归文学性———再次回转归向东方的历程，这种回归并不意味着是一种形式上的倒退，反而体现出它的不断成熟与发展。学界在开放与退守，文化研究还是文学研究，向西方看齐还是向东方回转等问题上相互争鸣，各抒己见，共同把握著衡量比较文学“度”的围栏与框架，使得比较文学在平衡中不断发展，走向繁荣。
这条回辙型的流动轨迹，体现出中国比较学界在学科体系中，在如此曲折的探索中不断地自我完善与自我更新，它仿佛一条长河一样沟通南北，跨越东西，将比较文学流动成一种国际性的学科。在交流之中不断重视自身的特性，不断丰富发展，精益求精。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需要广大学者能够真正做到求同存异，海纳百川，探索钻研，共同促进比较文学之大兴盛、大发展。
【参考文献】
[1]叶舒宪.论西方思想的东方转向问题[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2***.
[2]曹顺庆.“他国化”：构建文化软实力的一种有效方式[J].当代文坛，2014***1***.
[3]孟昭毅.从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文学[J].中国比较文学，2012***4***.
[4]叶舒宪.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后文学时代”的文学研究展望[J].新东方，1995***2***.
[5]王志耕.比较文学：在退守中得到生机[J].中国比较文学，2006***1***.
范文二：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构建思路
[摘要]自比较文学这门课程在内蒙古民族大学蒙汉双语专业开设以来，由于比较文学这一学科自身及蒙汉双语专业学生的特点，比较文学教学面临着诸多困境。在建构主义理念下，立足于教学物件的实际特点，以蒙古文学为基点，不断增强学生民族文学认同感和责任感，努力培养比较研究意识，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进而营造开放的课堂，是今后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建构主义;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
从1978年华东师范大学施蛰存教授开设比较文学讲座开始，比较文学在中国开始复兴。全国许多高等院校陆续开设了比较文学课程，进而设立了比较文学系。内蒙古民族大学于2010年将比较文学作为专业选修课***24学时***，面向蒙汉双语专业的本科生开设，并在2011版人才培养方案中作为专业必修课开设***40学时***。从比较文学教学实践来看，以往比较文学课程都是在中文系或外语系开设，其物件大都是汉族学生。比较文学能够走进少数民族学生课堂，让少数民族同学了解比较文学，进而培养文学比较意识方面奠定了初步基础。这对于比较文学的全面发展和演进来说也是一件意义非凡、影响深远的事情。比较文学教学在少数民族学生中如火如荼地开展的同时，在蒙汉双语专业的具体教学实践中，比较文学教学面临着诸多困境。其中有些问题是全国所有开设比较文学专业的高校所面临的共同的问题，有些则是蒙汉双语专业所独有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着该课程的教学效果，丞须教育工作者反省并着力解决。
一、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的困境与原因
比较文学教学一直是众学科教学的难点之一，从比较文学课程的开设及实践效果来看，大多数中文系的学生都觉得“有点难”、“没什么兴趣”，对于蒙汉双语专业的蒙古族学生来讲，这样的情况更为普遍而深刻。从学理层面讲，比较文学属于新兴学科又是“舶来品”，中国的比较文学理论体系尚处于建设阶段。比较文学始于欧洲，法国学派是比较文学研究的滥觞。在法国比较文学理论产生之初，研究的是两国或两国以上文学的相互影响关系;美国学派作为法国学派的对立面，将没有“事实联络”和“相互影响”的文学关系研究方法———平行研究引入比较文学领域，从而大大发展并更新了比较文学的观念，开拓了比较文学的领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的比较文学努力克服“欧洲—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虚心地向先行者学习。在学习和借鉴的同时，摸索著适合自己的比较文学道路，从而努力构建“中国学派”。然而无论是从比较文学的理论建设还是从高校的比较文学教学实践来讲，我们所运用的理论和方法都是欧洲的、西方的。所以作为这一新兴学科的产物———比较文学课程，对于授课教师及学生来讲，都是一种全新的挑战，都需要一个积累经验，总结教训的过程。这一过程对于少数民族学生来讲，或许更加漫长，更为艰辛。从比较文学学科性质来讲，比较文学的跨界性、开放性和巨集观性、抽象性等特点，导致这一门课程教学中的难度加大。“比较文学的研究物件是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界限和跨学科界限的各种文学关系”[1]14。作为比较文学的研究者可以着力从某一角度，即从某一种或两种跨界角度去研究文学关系。
对于本科生来讲，在有限的课时中，要求他们全面了解比较文学的跨界性特点，无论是抽象的理论学习，还是初步的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都很难达成;比较文学研究比以往的文学研究更具开放性和自由性。它比传统的文学研究更具有广泛的内容。这样的特点导致学生学习难度的加大。从蒙汉双语专业学生的实际特点来看，比较文学教学难度要更高一筹。内蒙古民族大学蒙汉双语专业的生源，大多来自农村牧区。他们一直接受母语教学，来到大学之后则改为汉语授课。蒙古族学生接受汉语授课，并且所学内容大致与汉语言文学专业内容相同，加之比较文学课程本身所存在的难度。因此，对于蒙汉双语专业的学生来说，可谓是难上加难。另外从课程设定上来讲，许多高校在大学一二年级大都安排了公共必修课，而专业必修课则一般都安排在三四年级。由于比较文学课程对各门课程内容都有所涵盖，因此常常安排在三四年级的学习阶段。这样的安排应该是合理的，但由于三四年级是学生着手考研、实习和找工作的阶段，好多学生已经无暇顾及这门课程的学习;另外，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课程开设时间较晚，所以对于授课教师来讲，所积累的教学经验较少，可借鉴的案例不多;适合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材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编写出版。
二、建构主义理念下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
建构主义认为，学习不是简单地将知识由外向内的转移和传递，而是学习者主动以原有的知识经验为基础，生成意义、建构理解的过程，即充实和改造自己的知识经验。由于每个人的经验以及对经验的信念不同，导致人们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也就有所不同。因此，建构主义十分关注以原有的经验、心理结构和信念为基础，来建构新的知识。强调学习者学习的主动性、社会性和情境性。建构主义对学习和教学方法都提出了有别于传统教学方法的许多新的观点。因此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学，可以基于建构主义理念，结合被施教者原有知识经验的特殊性，可以大胆地构拟出建构主义理念下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设想。任何理念最终只能在实践中进行检验。有了科学合理的理念，更应有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法。彰显民族文学特色，营造开放课堂。唯有如此，建构主义理念下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才具有更广泛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基于蒙汉双语学生实际特点，建立民族特色比较文学教学模式。“跨民族比较的根本意义在于跨文化”[1]12，“民族”才是文化的表现，不论是文化还是文学，各民族之间的差别才是极其鲜明的。因此“一个多民族国家之内的各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应该顺理成章地划入比较文学的范围之内”[1]12。蒙古族与其他民族文学关系的比较研究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领域，蒙古族学生责无旁贷。因此，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可以说是培养蒙古族比较文学专门人才的重要途径。蒙汉双语专业的学生，虽说汉语水平及汉文学素养不及中文系的学生，然而他们却有着自身独特优势，即蒙汉语言、文学知识的掌握。跨民族、跨文化、跨语言，这是比较文学教学的有利先天条件。在教学中努力让学生思考蒙古文学、文化同其他民族文学、文化之间的关系。因此，不断强化学生民族文学认同感和责任感，鼓励他们学好民族文学的同时，努力具备多元文化知识储备，为比较文学的学习打下良好基础。
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学，首先要基于学生特点，善于扬长避短，发挥学生的蒙、汉文学方面的优势。在巨集观上让学生了解比较文学概念，掌握比较文学基本常识的同时，还让学生以蒙古族文学为中心，比较蒙古族文学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蒙古族有着丰富而灿烂的民族文化和文学传统，因此，在比较文学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建构主义的理念，在学生原有的蒙古族文化和文学知识储备的基础之上，通过将蒙古族文学同其他民族文学的比较中，构建新的比较文学知识经验，从而建立富有民族特色的比较文学教学模式。教师优化知识结构，改进教学方法，打造开放课堂。比较文学是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因此比较文学教学，对授课教师来讲，是一项综合能力的挑战，他们需要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同时又需要掌握先进的教学手段来辅助教学工作。主讲教师搭建课程教学网路辅导站或微信教学群，有效利用该平台，上传为课堂改革教学制作的特色电子教案、微课视讯及习题、讨论题等，与学生进行互动，为学生经常性学习创造便利条件。理论联络实际，多以实际案例代替理论讲解。在课堂上教师将有限的课时统筹安排，合理规划，为学生勾勒出该课程总体脉络的同时，又要突出重点，将比较文学基本原理的讲解同具体典范的案例相结合，改进传统教学方法，采取学生分组讨论模式。引导学生主动思考，继而营造开放课堂。如，讲到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时，我们可以以学生熟知的蒙古族作家尹湛纳希和哈斯宝作为例子，谈他们对汉文化的吸收、借鉴以及创作情况。其重点在于将问题抛给学生，让他们依据现有的知识储备，来印证作家是如何对汉文学、汉文化吸收借鉴的。学生在不同观点的碰撞中，会开动脑筋主动思考，进一步强化所学内容。
在讨论过程中教师应适时提供点拨和提醒，及时纠正学生错误观点，有效控制课堂节奏，进而营造开放课堂，从而激发学生对比较文学这门课程的学习兴趣，培养其独立思考能力，使其具备初步的比较文学意识。布置小论文或提炼小提纲。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在分组讨论之后，以一篇小论文或提纲的形式将自己的观点或结论进行总结提交。这将是学生所学知识融会贯通的有效途径。通过准备作业，学生可以主动查询资料，进一步充实知识体系，提高理论思维能力，激发学术研究兴趣。例如，可以选取当今比较热门的话题作为探讨的切入点。如，《狼图腾》电影的热映，再次引起了各界对“狼是否是蒙古民族图腾”的话题。教师可以围绕这一话题，设定与比较文学相关的问题，如《狼图腾》文学作品与同名电影之间的联络与区别，以及其他民族的图腾是什么，各民族图腾的特点及图腾之间的联络与区别。最后要求学生以论文的形式，将所讨论话题进行总结提交。这样教师以实际生动的话题引入教学讨论中，再结合教材上的经典案例进行补充讲解。结合教学经验，组织编写蒙古比较文学教材。
目前全国大部分高校蒙汉双语专业虽已开设比较文学必修课，甚至一些高校蒙古语言文学专业也已设立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授予点，但至今还没有《蒙古比较文学》一类的教材出版。纵观国内比较文学教材，其主体内容庞杂，抽象理论知识偏多，实际案例分析相对较少，学生极难消化和吸收。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中所使用的教材，都是针对中文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所编写的，因此对于蒙汉双语专业学生的学习理解来讲有一定的难度。与内蒙古地区讲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课程的蒙汉双语专业或蒙古语言文学专业的一线骨干教师通力合作，编写一本面向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材，促进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势在必行。总之，在民族院校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中，教师必须尊重各民族文化历史的多样性的同时，在建构主义的理念下营造开放的课堂，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蒙古文学为基点，在不断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感中，比较研究蒙古文学同其他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而促进比较文学在民族地区高校的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惇，刘象愚.比较文学概论[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比较文学论文可以写的内容如下：
比较文学是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学科为比较视域而展开的文学研究，在学科的成立上以研究主体的比较视域为安身立命的本体，因此强调研究主体的定位。
同时比较文学把学科的研究客体定位于国族文学之间与文学及其他学科之间的三种关系：事实材料关系、美学价值关系、学科交叉关系。比较文学一词最早出现于法国学者诺埃尔和拉普拉斯合编的《比较文学教程》中，但该著作未涉及它的方法与理论。
使这一术语得以流行的，是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维尔曼，他于1827年在巴黎大学开设了18世纪法国作家对外国文学和欧洲思想的影响的讲座，并于两年后将讲稿整理，以《18世纪法国文学综览》的书名出版。
比较文学介绍：
比较文学研究，不同国家的学者强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以梵第根、伽列等为代表的法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影响研究，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以阿历克谢耶夫和日尔蒙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学者则认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可分，应该同时并重。
在中国，鲁迅、茅盾、郭沫若等曾广泛比较研究过各国文学的发展，如鲁迅的《摩罗诗力说》、茅盾的《俄国近代文学杂谈》等，20世纪30年代中国开始介绍外国比较文学的历史和理论。陈铨的《中德文化研究》、钱钟书的《谈艺录》、朱光潜的《诗论》等，在某个方面对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奉献。
应该是黄金吧，因为黄金是硬通货有流通的价值，所以会一直涨价，但是比特币就不一定了。
比特币是一窜数据组成的数字货币，没有实物。发行总量为2100万个，获取途径只有通过交易（不同比特币账户之间的转账或者挖矿），其实际价值以市场的价格作为体现，最高峰时价格达2万刀一枚。目前比特币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支付手段使用（特定场景中）。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局限性比较强（许多国家不认可，即使使用也是个人与个人或者个人与交易所之间的转账或者支付使用）。黄金是一种公允一般等价物，可以作为商品或者货币使用（货币使用是国与国之间，商品很常见）。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前，黄金和美元可以按照固定的比例兑换的，当时的货币发行完全是按照黄金和美元的比例进行的，也就是有多少黄金就发行多少美元。由此可见，黄金的货币属性是短时间内数字货币所替代不了的。
1、首先，比特币是数字货币，是代码、是数据；黄金是实物，是金属；2、比特币出生于2008，至今10年有余，知道的人还很少； 黄金发源于封建王朝，有上千年历史之久，共识强大；3、比特币只有2100万枚，总量恒定、永不增发，开采周期每四年减半一次，具有通缩性质；黄金需要实物开采，黄金总量会随着不断开采有所变动。4、比特币具有储蓄价值，黄金具有收藏价值；5、比特币具有可分割性，1个比特币可以分割成无数份，能到小数点后8位；黄金无法细化分割，且分割成本高，不便利；6、比特币保存资产更方便，只要保管好私钥，就能让财富时刻处于自己的掌握之中；黄金无法大量保存，且需要存放在第三方机构，有多少资产中心化机构一清二楚。
比特币是虚拟的货币，而黄金是实物，是有形体的货币等价物
两部文学作品对比论文内容摘要：自然生活是文学作品中常表现的题材，《千曲川风情》与《瓦尔登湖》同为表现自然生活题材的经典之作，两者均传递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然观念，但又因作者经历、时代、文化背景不同，而表现出独特的个性。因此，将两者进行对比研究，可探究文学作品在表现“自然生活”题材时的某些规律。关键词：《千曲川风情》；《瓦尔登湖》；自然生活；主题学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必要环境，也是自古文学作品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题材之一。自然因其独具的生态美及与人类密不可分之关系，常成为人类远离世俗烦扰的心灵寄居地，在文学上，许多作家都曾将自己所经历过的“自然生活”写在作品中。日本作家岛崎藤村的《千曲川风情》与美国作家亨利·梭罗的《瓦尔登湖》就是这样的作品。同为作者记录自身“自然生活”经历的散文集，两部作品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但作者的经历、时代、文化背景不同，因此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本文将就两者异同进行分析比较，确定其形成原因，以探求作家在处理“自然生活”题材时的某些规律。展开全文前往文库APP签到领畅读卡，免费读两部文学作品对比...全文限免导长图分享发送至微信下载文档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 版本号
看这个：《天使与魔女— 对《红字》与《我在霞村的时候》的女主人公的人物形象的诊释与比较》是知网上的一篇论文呢，要的话留邮箱我给你发过去，你再自己改改就有了。摘要：美国浪漫主义小说家霍桑的代表作《红字》与我国女作家丁玲的作品《我在霞村的时候》分别塑造了一个性格鲜明饱满的女主人公形象, 与此同时, 两部作品又都是关于女主人公在特殊的情况下失去贞洁后的境遇与反抗, 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两人在相似逆境中所表现出的性格的双面性—一面为天使, 一面为魔女。本文将从女权主义思想的角度出发对两部作品的女主人公的形象进行重新的论释与比较, 从而展现其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对男权社会统治的反抗。
体裁不同的可以比较！《孔雀东南飞》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两部作品有比较的价值！学术论文里有参考价值的文章。比如；生则同衾 死则同穴--《孔雀东南飞》与《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比较研究 郑青虬 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福建福州350002 还比如：弥合与抗争——从《孔雀东南飞》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看中西古典悲剧的不同美学风格王利平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富阳311400 《福建工程学院学报》2005年第3卷第5期除了发表的学术论文，还有网上的一些文章。在《孔雀东南飞》中，本来，刘兰芝“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焦仲卿“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她们的爱情悲剧也就结束了。正如莎士比亚的悲剧作品《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也是双双殉情。但《罗密欧与朱丽叶》不仅要表现罗密欧与朱丽叶对爱情的追求，而且要表现他们的爱情对两家世仇的战胜。“在维洛那名城，有两家门第相当的巨族，累世的宿怨激起了新争，鲜血把市民的白手污渎。是命运注定这两家仇敌，剩下了一对不幸的恋人，他们的悲惨凄凉的殒灭，和解了他们交恶的尊亲。”在《罗密欧与朱丽叶》这部悲剧作品中，罗密欧与朱丽叶两家门第相当的巨族，累世的宿怨激起了新争，刑法也没能阻挡他们溃烂的纷争，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却化解了他们的世仇。正如罗密欧所说：“这些都是怨恨造成的后果，可是爱情的力量比它还要大过许多”。神父劳伦斯之所以愿意帮助罗密欧一臂之力，就是“因为你们的结合也许会使你们两家释嫌修好，那就是天大的幸事了。”刘兰芝和焦仲卿的死比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死更具有震撼力。虽然黑格尔认为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两朵柔嫩的鲜花都种植在不相宜的土壤里，但是他们不是只有死，才能捍卫爱情。而刘兰芝和焦仲卿却是只有死，才能捍卫他们的爱情。因此，《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结尾是两家和好，而《孔雀东南飞》的结尾则是他们死后的团圆。“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这种死后团圆不但是对他们真挚爱情的有力肯定，而且是对摧毁他们的邪恶势力的坚决否定。也就是说，他们不但生前拼死抗争，而且死后继续斗争，邪恶势力可以碾碎他们的骨头，但打不垮他们的精神。申纯、王娇娘的爱情悲剧在一定程度上不过是刘兰芝和焦仲卿的爱情悲剧的深化和发展。申纯、王娇娘所追求的爱情与刘兰芝、焦仲卿相比，可以说境界更高，即他们所追求的是“同心子”爱情。无论是《孔雀东南飞》的刘兰芝、焦仲卿，还是《娇红记》的申纯、王娇娘，他们为了捍卫自己的爱情，不惜以死抗争。 `比较一下三剧的异同 （1）发生的背景相似。都发生在封建社会 （2）发生的原因相似，都受到了封建家长的干涉或阻挠。 （3）故事的结局相似，主人公都双双殉情而死；悲剧的制造者最后都被感化求和解。 主题相似，都通过青年男女在追求自由爱情婚姻过程中被逼无奈而双双殉情的故事揭露了封建家长的自私、狭隘、专制和无情，也都借此表现了反对封建压迫的主题。 B`他们双双殉情的意义何在？ （1）充分表现了真爱的忠诚和执着，他们为此不惜以死来捍卫自己的爱情。 （2）对迫害他们的占据优势的封建势力表现出宁死不屈的反抗，也给他们以示威或惩戒。 （3）给后来者以鼓舞，为他们追求自由爱情扫清障碍。 《梁山伯与祝英台》：三载同窗共读---十八相送楼台惜别--- （结局） 祝被逼嫁人撞墓殉情 化蝶双飞 3.英国著名剧作家莎士比亚的剧作《罗密欧与朱丽叶》(新教材高语第四册),与我国汉代的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新教材高语第三册),都是享誉世界文苑的奇葩,对这两部作品进行比较阅读,不仅可以加深对作品内容的理解,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而且有助于学生对比鉴赏文学作品能力的培养。 两部作品虽然时隔千年，地阻万里，但却存在着诸多相同之处。 （一）内容性质相同，都是爱情悲剧。《罗》剧叙述了一对青年恋人罗密欧和朱丽叶在舞会上一见钟情，私自完婚，然而却因两家是世仇而无法结合，最终为追求自由爱情而双双殉情。《孔》诗叙述了汉庐江府小吏焦仲卿与其妻刘兰芝恩爱相处，却被焦母活活拆散，最后在刘兄的逼迫下一同走上了绝路。因此，它们都是爱情悲剧的代表作。 （二）故事结局相同，都以青年恋人双双殉情为代价换来两家的悔悟与和好。《罗》剧中面对悲惨的场面，两家世仇在亲王的训导下双双悔悟，罗密欧的父亲蒙太古说：“我要用纯金替她铸一座像，只要维洛那一天不改变它的名称，任何一尊都不会比忠贞的朱丽叶那一座更为卓越。”朱丽叶的父亲凯普莱特也说：“罗密欧也要有一座同样富丽的金像卧在他情人的身旁，这两个在我们的仇恨下惨遭牺牲的可怜的人儿。”痛悔之心，溢于言表。《孔》诗虽然没有《罗》剧这样明确，但末段“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旁”中的“求”字，也暗示出焦刘两家的后悔与和解。 （三）表现手法相同，都运用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罗》剧所创设的背景和环境具有典型的时代特点，但主人公的爱情故事却充满了鲜明的理想色彩；尽管主人公的结局是悲剧，但封建贵族之间的世仇却从此消除，爱情的理想也仍然得胜。《孔》诗主体上以浓烈的现实主义叙述了封建家长制对主人公的迫害，但最后一段写两家合葬，墓上桐柏交荫，鸳鸯双飞，象征两人的爱情永久不渝，也反映了人们争取爱情婚姻自由的必胜信念。因此，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在两作中都浑然融为一体。 （四）主题思想相同，都通过青年爱人的死来抨击封建家长的专制和封建婚姻包办制度，抒发了人们对自由爱情婚姻的热烈追求，表达了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愿望。 当然，两作的不同点也是较为明显的。 （一）作品样式不同。《罗》剧是一出五幕话剧，是莎士比亚问世的第一部伟大的戏剧，它自十九世纪以来开始在世界流行，这段凄艳动人的故事现在已家喻户晓。《孔》诗是一首五言乐府民歌，我国古代最长最杰出的叙事诗，自汉代以来即广为流传，与《木兰辞》合称为“乐府双璧”。 （二）悲剧过程不同。两部作品中的主人公虽然都双双殉情而死，但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死是因误会而产生的，因此其命运是偶然的而不是悲剧性的；而刘兰芝与焦仲卿的死则是必然的，在强大的封建势力压迫下，他们的自由爱情没有存在的可能性，因此，《孔》诗更具有悲剧性。 （三）塑造的人物性格不同。罗密欧与朱丽叶是新思想的代表，处处充满了青春和活力，为了追求自由爱情，他们敢于不顾家族的世仇，敢于大胆违抗父命私自结合，虽然因偶然的失误而走向死亡，但他们身上始终洋溢着新时代热烈的理想气息。刘兰芝和焦仲卿身上虽然也有反抗精神，但这种反抗是消极的，带给读者的除了渺茫的希望外，更多是悲愤和痛惜。 （四）反映的社会背景不同。《罗》剧的故事发生在欧洲文艺复兴前夕的维洛那，那时，新兴资产阶级已经崛起，但封建势力仍然固守着统治地位，罗密欧与朱丽叶为追求个人的自由爱情与封建家族发生的冲突，即反映了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孔》诗的故事发生在汉末庐江，那时中国封建社会已臻于成熟，封建制度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焦刘二人的爱情悲剧反映了封建势力的强大，刘兰芝的不幸具有社会普遍性，体现了当时社会里千百万被压迫妇女的共同遭遇。 4.罗密欧朱丽叶梁祝爱情故事的异同点，主要求不同点 中国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和英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两者同为爱情悲剧,却存在较大的差异.本文试从两者文本的比较中,探求中西审美在主观善美与客观真美、伦理与个性等方面的不同及原因.并从动画版<梁山伯与祝英台>的评析中,探讨中西审美的同质化倾向及中西审美的互补问题.
??摘要一般包括以下几部分：1、研究背景和意义；2、全文的总体思路概括；3、主要研究成果（分条叙述，是重点，清晰告诉别人你都研究出什么来了）；4、创新之处（也很重要，言简意赅，你与别人研究的不同之处，证明你不是抄袭）；5、关键词如报考二级心理咨询师的论文对摘要有明确的要求：摘要应简明扼要地概括文章的主要内容，一般不超过500字。?一篇学术论文的引言，大致包含如下几个部分：1、问题的提出；2、选题背景及意义；3、文献综述；4、研究方法；5、论文结构安排。问题的提出：讲清所研究的问题“是什么”。选题背景及意义：讲清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来研究，即阐述该研究对学科发展的贡献、对国计民生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等。文献综述：对本研究主题范围内的文献进行详尽的综合述评，“述”的同时一定要有“评”，指出现有研究成果的不足，讲出自己的改进思路。研究方法：讲清论文所使用的科学研究方法。论文结构安排：介绍本论文的写作结构安排。??
——苏礼
孙思邈崇尚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对整理、发扬仲景学说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本文拟就孙思邈与《伤寒论》有关问题简介如下。
一、推崇仲景学说，为保存《伤寒论》这一珍贵文献作了毕生的努力
孙思邈对张仲景相当崇敬，认为他是唐以前最著名的医学家之一。他在《备急千金要方》序中说:“春秋之际，良医和缓；六国之时，则有扁鹊；汉有仓公、仲景；魏有华佗，并皆探赜索隐，穷幽洞微，用药不过二三，灸柱不逾七八，而疾无不愈者。”并说:“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范东阳、张苗、靳邵诸部经方”（《千金要方·大医习业第一》）。就是说张仲景的《伤寒论》和《素问》、《灵枢》、《甲乙经》、《本草》等著作，同样都是“大医习业”所必须熟悉和掌握的。
孙思邈对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所阐述的针砭时弊、启迪后学的观点，十分赞同，多处引用。如在《备急千金要方》序中，引用了张仲景“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一段，并以此作为他“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的立论依据。在其卷一治病略例第三中，引用“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为（有）五脏，经络腑输，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一段，说明医道乃性命之道，非精心研求、认真实践而不可得。要求医生要认真学习医疗技术，一心一意为病人服务，“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这些都说明，孙思邈对张仲景相当推崇，他的有关医论和思想，可以说是仲景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孙思邈对张仲景《伤寒论》的评价相当高，他尝谓:“伤寒热病，自古有之，名贤睿哲，多所防御，至于仲景，特有神功，寻思旨趣，莫测其致，所以医人未能钻仰……遂披伤寒大论，鸠其要妙，以为其方，行之以来，未有不验。”他对当时一些医生不深入钻研仲景学说，不遵循仲景辨证论治的原则，滥操司命，以致失治、误治的现象能心疾首，大声疾呼，他说:“尝见太医疗伤寒，惟大青、知母等冷物投之，极与仲景本义相反，汤药虽行，百无一效……旧法方证，意义幽隐，乃令近智所迷，览之者造此难悟，中庸之士，绝而不思，故使闾里之中，岁致夭枉之痛，远想令人慨然无已!”（《千金翼方·卷第九·伤寒上》
东汉末年，战乱频仍，《伤寒杂病论》问世不久，即遭兵火洗劫，原书散佚不全。幸赖东晋王叔和搜集整理才得以保存，但仍流传不广，以致孙思邈在编写《千金要方》时，尚未见到完整的《伤寒杂病论》，因而发出“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之叹。尽管如此，他仍然坚持不懈，以“一事长于已者，不远万里，伏膺取决”的精神，勤求博采，收集到了《伤寒杂病论》大部分内容，分别编次在《千金要方》卷九、卷十伤寒方及有关门下。孙思邈在撰成《千金要方》后，虽已年逾七十，但并不以此为满足，又集晚年近三十年所积累的医学资料和经验体会，对《要方》进行了大规模的修订和补充，其中尤为突出的是，他对晚年终于收集到的《伤寒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并重新整理，分别编入《千金翼方》卷九、卷十伤寒门内，从而奠定了唐代纂集《伤寒论》的初基。孙思邈一生研求仲景之书，对于保存《伤寒论》这一珍贵典籍，发扬仲景学说，是有其重要贡献的。
看这篇论文19 世纪中后期由于西方列强的势力向东方扩展，中日两国都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由于两国的处境和面临的任务相似，然而探索的结果却截然不同。 其中两国社会结构的差异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然而两国在社会结构中的选官制度、土地所有制结构、对“商”观念等方面的差异表现尤为突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国近代化的进程。19 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列强势力向东的扩展，闭关自守的两个东亚封建国家———中国和日本均被迫打开了自己的大门。两国的仁人志士分别开始寻找救国救民的药方，使自己的国家开始了近代化进程。然而两国的结果却截然不同———日本走上富国强民的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却仍然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里徘徊。例如：“日本通过开国较为成功地进入了国际社会，而中国却一步步走向半殖民地，原因之一在于中日在19 世纪中叶前的‘开国准备’阶段已经产生了很大差距，中国坚持华夷思想，毫无开放进取之意，而日本实现了地理世界观和文化世界观的转变，形成了开放力量。” 一、选官制度的差异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始创于隋朝。科举考试导致统治阶级内部成员不断的更新，使社会上下阶级在和平的情况下不断地对流，从而相对缓和了阶级矛盾。“科举考试可以把全国各地，各民族的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的代表人物，甚至一部分被统治阶级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中央政权中来，扩大政权的阶级基础”。由于这种通过考试录用人才的办法对封建制度来说有合理的一面，中国一方面它可以使统治机构由统治阶级中最有能力的人来组成。这对封建制度来说是一种有效的制度。另一方面，一种对维护封建社会有效的制度自然会成为向近代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适应于儒家“君子”的理论而设立的具有很强的人文伦理性。它可以培养出一批具有德品的通才而不是一技之长的人才。广大士子们对日常生活不屑一顾，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把自己的言行严格的约束在封建政权要求的规范之内。因此自然科学受到很大的影响。不存在什么创新和发展，因此，在科举中国科学与民主就显得很苍白。日本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是一个严格的等级社会。四个等级各有各的身份，各有各的生活。由于日本实行世袭制、门阀制使其他的三个等级的人不可能通过什么途径进入统治阶级中去。一旦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加快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阶级关系发生变化。由此，产生各种矛盾并最终导致封建制度的崩溃。“日本实行世袭、门阀制，使得有才能的下级武士不能进入高层，在幕府末期，则促使下级武士走向与旧政治制度决裂，为倒幕维新创造了必要条件”。中国的科举制为中小地主乃至出身贫寒的平民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升官的道路。中国封建社会具有较强的调节能力，很难从中分化出与之相对抗的革新势力。因此，中国封建制度具有一种特殊的稳定性，对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产生了强大的阻力。日本的门阀制、世袭制阻碍了一些门第较低而富有才干下级武士、其他等级的人无缘较高职务，因此产生不满，最终走上反对幕府统治的道路。二、土地所有制结构的差异中国自秦汉以来，土地所有制的基本形式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地主经济的租佃制度，该制度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主要的剥削形式。在该制度下生产者是自耕农和租佃农而非农，从表面看中国古代社会地主制下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并不太紧，农民与地主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可以自由缔结或解除二者之间的租约。由于该制度中的封建关系比较灵活，很难像日本那样分离出异己的力量。日本处于东亚封建农业经济圈的边缘，而日本则与西欧封建土地制度相似，实行的是领主制。领主对农民实施超经济强制性剥削，使他们的身份“农奴化”。可见在这种极强的封建关系下，反而比较容易分离出异己的力量。三、中日两国的改革所处的时代和国际环境不同日本明治维新(1868年)处于国际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重要特征就是自由竞争，当时西方列强的侵略手段主要是商品输出，占领被侵略国家的市场，掠夺原料，从而牟取暴利。这就给日本明治维新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主要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措施)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国际环境。中国戊戌变法(1898年)发生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即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搞资本输出，在被侵略国家开矿山，建工厂，修铁路，办银行，控制该国的经济命脉，同时对被侵略国家实行领土占领与瓜分。当时的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但在腐败的清政府统治下积贫积弱，是西方列强侵略的重点对象，尤其是《马关条约》签订后，首先是日本，接着是英、法、美、俄等国纷纷在中国投资建厂、开矿。外国企业利用它们雄厚的经济实力、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技术，以及从清政府那里获得的种种特权，大肆地掠夺中国的资源和劳动力，疯狂地占领中国的商品市场。洋务运动后期产生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势力极其微弱，根本无法与之竞争，中国戊戌变法的实施也就没有宽松的国际环境和条件。四、明治天皇与光绪帝个人条件也不同日本明治维新后，随着天皇制确立，明治天皇成了全国最大的财阀和地主，成了日本名副其实的最高统治者。他早年参政，励精图治，左右都是维新派权臣辅弼，得以很好地发挥其统治才能。中国光绪帝虽有抱负，并富有年轻人的敏感和热情，在政治上积极支持了戊戌变法，一度成为维新派的政治偶像。但他长于深宫，终其一生都跳不出那拉氏股掌。五、英美等列强的支持程度不同英美对明治维新竞相扶植，并给予直接的物质军事援助。日本走上了维新之路，摆脱了亡国灭种的命运，成为非西方国家中惟一的强国。但在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上，日本终因选错了榜样而走上歧途。明治维新后，手忙脚乱的新政权派出使团赴欧洲考察各国制度，以便为日本规划蓝图。代表团在考察后得出结论：一切效仿德国。原因是德国相对落后，与日本的“国情”比较接近。其结局是日本实行了德式军制，把军队直接置于天皇指挥下；同时效法德意志宪法，制定了一部政府不对议会负责、议会既无财权又无军权的帝国宪法，最终把日本造就成德意志帝国那样的军国主义怪物。事实上，作为现代化的后起者，德意志帝国只是个发育尚未完全的“准现代”社会，明治政权有意将“西方文明”中不符合“日本国情”的若干重要部分予以剔除，而这些恰恰是现代文明中的精髓所在，这不可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失误。中国封建主义自然经济的解体过程比日本缓慢，中国封建阵营的分化没有达到日本的程度，中央集权的程度比日本高，西学的传播不如日本广泛而深入。一言以蔽之，戊戌变法前的中国社会，无论是在政治、经济、阶级关系，还是在思想文化领域都没有形成像日本那样足以倾覆旧国家体制的历史条件，封建势力在各个领域里仍旧占有绝对的优势，这就是戊戌变法不能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封建制度的特殊顽固性，而这一顽固性又是中国社会近代以来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这样的国情条件和历史条件下发动的戊戌变法，其失败是必然的。六、中日甲午战争是对中日两国近代改革成果的一次检验。过程1895年3月，中国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日马关条约》。条约规定：（一）中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权益；（二）中国向日本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三）中国向日本赔偿军费白银两亿两（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3000万两共亿两）。甲午战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走向了更深重的灾难。1、亿两白银的巨额战争赔款清政府根本无力承受，只能向英法德俄列强贷款，不但利息很高，还要以海关、税收、财政的管理权作抵押，使国家的经济命脉完全被外国操纵。2、大面积割让国土直接导致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战后的几年里，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长城以北属俄，长江流域十省属英，山东属德，云南、两广属法，福建台湾属日。而美国这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则打着“利益均沾”的旗号，以支持日本为主要手段，谋求在中国的更大权益。战后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跳板，中国东北部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日本是甲午战争最大的受益者，得到了价值1亿两白银的战利品和亿两的赔款。赔款主要用于扩军备战，因为日本正在向军国主义发展，已经确立了吞并朝鲜、中国、东南亚，继而称霸世界的“大陆政策”。甲午战争后，日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飞速扩张，为打胜日俄战争创造了条件，也为其上世纪30年代大举侵华埋下伏笔。甲午战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机，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国近代的反侵略战争中，中日甲午战争可以说是规模最大，失败最惨，影响最深，后果最重，教训最多的一次战争。规模最大：甲午战争比1840年以来发生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俄战争，中法战争的规模大得多。从日本来说是蓄谋已久、经过长期准备、举全国之力进行的一场侵略战争；从中国来说虽是被动的、不得已的抵抗，但也投入了海、陆军主力。甲午战争从1894年7月到1895年10月，历时1年多，从海上打到陆地，从朝鲜打到中国，经过了辽东战役、山东战役、台湾保卫战等重大战役，战争的规模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失败最惨：甲午战争中国军队屡战屡败，陆军主力被击溃，海军主力被消灭，旅顺、大连、威海等重要军事基地被日军占领，彻底丧失了抵抗意志和战争力量，最后只好屈膝投降，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影响最深、后果最重：在日本由此而崛起的同时，中国进一步滑向殖民地的深渊，面临亡国的危险。当然，甲午战争的失败也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奋起。甲午战败的当年，康有为就发动了“公车上书”，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序幕。第二年孙中山在广州举行起义，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走上历史舞台。教训最多：甲午战争中国之败，并不是军事力量的悬殊造成的，而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中国日本这两个曾在一条起跑线上的国家，在几十年中出现了巨大的差距，决不是偶然的，甲午战争的胜败也不仅仅是战略战术等原因能够完全解释的，而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这个原因我们就要从甲午战争前几十年里中日两国不同的改革路线所产生的不同效果来探究。七、鸦片战争后中国耽误了20年时间日本却抓住了机遇中国西方列强在完成了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革命后，迫切需要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争夺市场演变为争夺殖民地，中国和日本都成为列强宰割的对象。中国遭受侵略比日本要早10多年的时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是1840年，而美国军舰兵临日本是1854年，这个10多年的时间是十分关键的。可惜的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近20年时间里，中国并没有真正清醒过来，没能把挑战看做机遇，把压力变为动力，仍然昏睡于“天朝上国”的美梦之中，固步自封，闭目塞听，对世界大势一片茫然。直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轻而易举地打进北京，一把火烧了圆明园，皇帝和文武百官只能仓皇出逃，这才使中国朝野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从这时候起，中国社会出现了一股要求变革的思潮，并付诸实施，这就是洋务运动。日本在日本则出现了与中国不同的情况。日本当时是一个弱小的岛国，它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感比中国强烈得多。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在中国，没能使中国觉悟，但日本却引为教训。第一次鸦片战争给日本带来了很大的震动。日本的有识之士认真总结中国失败的教训，有的认为中国政治腐败、武备不修；有的认为中国不知外情、盲目自大。日本还派团来中国考察，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参加考察的政要高杉晋作说：“考虑其如此衰弱的原因，乃在彼不知防夷于海外之道……因循苟且，空度岁月，不采取对策断然改变太平之心，不制造军舰大炮防敌于国门之外，故由此而衰微也。因此，我日本如不欲蹈其覆辙，宜速造蒸汽船。”这简直把中国作为反面教员看待。日本在总结中国教训的基础上，结合世界和日本的情况，产生了强烈的变革意识，他们把学习的目标由中国转向荷兰，因为荷兰当时是世界强国之一，于是在日本兴起了“兰学”。士族阶层纷纷使用荷兰语来学习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日本的改革从19世纪的50年代就开始了。当时日本的中央政府叫幕府，还有一些相对独立的地方政权叫做“藩”，所以这时的改革叫幕藩改革，它为“明治维新”的深入改革提供了物质和思想基础。日本的忧虑在1853年变成了现实，这一年美国的海军舰队在准将培里的率领下来到日本，由于军舰是黑色舰体，日本称之为“黑船事件”。美国对日本的要求和英国在鸦片战争时对中国的要求一样。日本没有抵抗，接受了美国的条件，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日美神奈川条约》。日本遭遇了巨大的生存危机，也迎来了弃旧图新的机遇，加快了改革的步伐。同样能说明问题的是，魏源的著作在中国未被接受，但在日本却引起了高度重视。以上情况说明，中日两国在改革的初始阶段就出现了很大差异，逐渐地拉开了距离。这告诉我们，在各种压力的冲击面前，要增强忧患意识和紧迫感、危机感，要有迎接挑战的信心和决心，要把握世界大势，顺应时代潮流，抓住历史机遇，及时、果断地推动改革。八、对外考察日本岩仓使团由50多人组成，其中不少是政府的核心人物，如四个副使一个是大藏卿大久保利通，一个是内阁顾问木户孝允，这是当时称为明治维新三杰中的两位，还有两位副使是伊藤博文和山口尚方，伊藤博文后来长期担任日本政府的内阁总理大臣。使团临行之时，当时明治政府的另一个首脑太政大臣三条实美说：“内政、外交，前途大业，成败在此一举”，可见其重视程度。使团于1871年11月出发，到1873年9月回国，历时1年零10个月，访问了欧美12国，写了近百卷的考察实录。这次考察的规模之大、规格之高、时间之长、收获之丰，不仅是日本历史上空前的外交壮举，也是世界外交史上的一大奇观。使团的任务是重点考察和研究西方各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文教制度。岩仓使团出访对日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明治政府进一步认清了世界潮流和自己的发展方向。使团回国后，明治政府提出了三大政策，这就是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这些政策有力地推动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各项改革和近代化的进程。中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乎在同一时期清朝政府也向欧美派出一个使团，史称蒲安臣使团。蒲安臣是卸任的美国驻华公使，中国的使团竟然聘请一个外国人当团长，可见信心和决心之缺乏。使团的两个副使一个是英国人一个是法国人，成员都是清朝中下级官员，职务最高的是海关道志刚和礼部郎中孙家谷，没有一个朝廷重臣。使团的目的也很局限，主要是安抚各国维护和约，不要再提新的要求。这样的使团当然起不了什么作用，蒲安臣病死在半路上，其他使团成员人微言轻，对政府的决策，对国家的发展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岩仓使团，蒲安臣使团这虽是两件具体事，但可以形象地看出中日两国当时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出现后来的结局也是必然的。九、社会改革日本一是学制改革。日本早在1871年就成立了文部省，着手近代教育改革，陆续发布《学制令》、《教育令》和《帝国大学令》，奠定了近代学制。义务教育的实行使教育迅速得以普及二是官制改革。为了适应宪政的需要，日本于1885年废除了带有封建体制残余的太政官制度，代之以内阁制，设内阁总理大臣。三是军制改革。1869年，明治政府成立兵部省，实行兵制改革。1873年实行征兵制。1875年，大体上完成了近代兵制改革，从而拉大了中日军事近代化的距离。四是政治体制改革。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1890年召开了首届国会。《大日本帝国宪法》是亚洲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是对明治维新的一次总结，它的颁布，使日本在民主、法制的进程中迈出关键的一步，成为日本近代改革成功的重要标志。中国相比之下，同时期的中国在社会改革方面有着很大的差距。在教育方面，虽然办了一些新式学堂，李鸿章等洋务派也力主“另设一科取士”，但并没有动摇与改变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近代教育的发展。在军制方面，洋务运动期间，除对淮军等部分清军采用了一些洋枪洋炮，进行了一些新式训练以及建立新式水师外，军制的改革十分有限。在官制方面，虽然李鸿章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说过“变法度必先易官制”，但又感叹“中国文守千年，谁能骤更？”缺乏决心和胆略，也得不到支持，没有多少实际的进展。至于实行宪政就更是清朝统治者当时不敢想、也不愿想的事情。十、官办为主和民间为主的企业制度 影响中日工业化进程中国中国洋务运动所办企业，军事工业都是官办，民用企业有官办和官督商办两种。在封建制度下，官办就是把企业衙门化，使企业“百病丛生”。官督商办比官办好一点，在初期也曾起到“以开风气”的带动作用。但时间一长，官督商办也出现了“官有权，商无权”的弊端，使企业笼罩在官场习气之中。封建末世的腐败严重腐蚀着企业，很多企业存在着营私舞弊、管理不善的情况。一些洋务派官员看出问题，提议改官办为商办，但没有得到朝廷的批准，官办和官督商办的模式必然派生垄断经营，洋务运动中所办的重要企业，一般都利用行政手段，授予所谓“专利权”，即在一定范围和时间内限制兴办同类企业。官办加上垄断权，是束缚民族工商业发展的绳索。事实证明，在官办的格局下，这种垄断特权是“损华益洋”的。企业官办和变相官办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影响了洋务事业的成效，阻塞了一些民办企业的生长之路，从而延误了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时机。日本日本的情况大为不同，明治维新后急速的资本主义化首先表现在企业制度安排上，及时改变了初期“官营示范”的办法，实行了“厚殖民产”、“民间为主”的政策，采取了“民营官助”的办法。明治政府不但大力鼓励和扶持民营企业，还把初期由官方创办的大型企业分批卖给企业家和商人，有的甚至无偿让渡。明治政府以“民间为主”的企业制度和各项扶持政策极大地刺激了民办企业的发展，甚至一部分官员也走上了下海创业之路。19世纪80年代，日本出现了产业革命热潮，棉纺织业成为民间近代工业的中心，到1890年日本棉纺织品出口大于进口，开始成为纺织品出口国，而当时中国纺织品产量只占进口量的八十分之一。私营铁路、航运、造船和其他轻重工业均得到了较为迅速的发展。1891年日本私营铁路达2473公里，为官营铁路929公里的两倍半，而同期中国只有官办和官督商办铁路425公里。到1893年底，日本以民营为主的航运业有13万吨船舶，而中国只有轮船招商局一家航运企业，有万吨船舶，不及日本船舶吨位的六分之一。这一时期日本的造船工业也迅速发展，当中国经常为要不要自己造船而争论不休的时候，日本的私营企业已经开始为政府制造军舰了。1892年，日本的各类企业已达5444家，工人人数达到38万人。到1894年甲午战争这一年，日本已经初步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成为亚洲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为其后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奠定了基础。十一、领导集团的态度和见识 深刻影响着改革的进程和面貌中国中国的近代化改革是通过洋务运动凸现的，但洋务运动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国家行为，而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一部分封疆大吏和奕欣、文祥等个别朝廷重臣发起和主持的。他们都掌握着很大的权力，这是洋务运动之所以能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得以开展并持续的条件。但洋务派仅仅是国家政权人格化的一部分而远不是全部。奕欣被慈禧太后罢黜后，洋务派中枢乏人的情况就更加严重。洋务运动每一项改革与建设的举措几乎都受到顽固派的反对和阻挠。这不但给洋务事业造成重重阻力，也使洋务派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不由地瞻前顾后，缩手缩脚。这说明，洋务派当时的处境是很困难的，推进洋务事业的阻力是很大的。顽固派之所以在二三十年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与最高统治者的态度有关。慈禧太后是这段时间的实际当政者，她热衷个人的权力，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这是洋务事业缺乏总体设计，不能排除阻力，很难上升到更高层次，取得更大成绩的重要原因。日本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集团是以明治天皇为旗帜，以改革派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为核心，并且通过西南战争排除了阻碍改革的保守势力。明治维新是国家意志、政府行为，有着明确的目标和总体布局，形成了朝野协力、上下同心的局面，保证了改革和近代化事业的顺利进行。除了最高统治者的腐朽，顽固派的掣肘，洋务派自身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我们可以拿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作一个比较。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和重要主持者，伊藤博文在大保久利通去世后4次组阁，4任枢密院议长，是明治中后期最重要的大臣。李伊二人在历史地位和政治声望上可以说是堪相匹敌的人物。但他们却有着明显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对西方的了解程度不同，世界眼光有差异。李鸿章和他的同僚相比当然高出一筹，但他对世界的了解还是不够直观也比较浮浅。在整个洋务运动期间，李鸿章没有跨出国门一步。甲午战争之后，除了到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李鸿章唯一一次出国是72岁时访问欧洲，但那已经为时太晚了，连欢迎他的德国内务大臣都调侃地说：“惟早来二十五年岂不更妙。”伊藤博文对世界的了解比李鸿章开阔、深切的多。他精通汉语和英语，不断从西学中获得知识。1863年，22岁的伊藤博文曾留学英国一年，亲眼看到英国的隆盛和进步，使他深感必须学习西方，变革旧的制度。伊藤博文比李鸿章小18岁，但他第一次踏上欧洲国土比李鸿章早33年。离开英国回国后的40多年里，他又四下西洋，总计在欧美学习考察的时间共5年半，这样丰富的西洋阅历，使他对世界大势有广泛而深刻的了解。二是知识结构和文化观念不同，时代意识有差异。李鸿章自幼受严格的儒学熏陶，又以科举进身，他的知识结构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他一贯奉行识时知变的经世之风，但还属于传统文化的范围。如不直接、广泛地吸收西学，很难形成新的思想体系。伊藤博文和李鸿章不同，他是“求知识于世界”，推动“文明开化”的竭力倡导者和身体力行者。伊在德国考察期间，拜德国著名法学家乃斯特为师，几个月里每周听课3次、交谈3次。他给岩仓具视的信中说：“将其大要一一笔记，意欲日后亦可供诸公之浏览也。”可见其虚心和专注的态度。在国内，他也从不间断对世界知识的学习，当了总理大臣后还经常驱车到国家图书馆看书，最常看的是各国人物传记和世界新闻杂志，他还命左右翻译给其他大臣阅览。伊藤博文以“喜好洋风”而著称，他主持修建了一个专门接待外国政要和专家的豪华会所，名为“鹿鸣馆”。伊经常参加“鹿鸣馆”的活动，甚至在那里举行化装舞会，他扮成威尼斯商人，一时传为笑谈。伊藤博文并不信奉基督教，但为了表现开化，经常往教堂里跑。他还有意识地带头吃牛肉、穿西服、喝咖啡，为了推动风气的转变，真是煞费苦心、不遗余力。三是对社会发展方向认识不同，改革态度有差异。梁启超在李鸿章去世不久写了《李鸿章》一书，书中对李伊进行了比较，认为李在政治识见方面很难与伊相比，梁启超还就李鸿章对近代国家的认识进行评判，说李“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体之本原”。这一批判虽然尖锐，但确是触及了问题的症结，这正是具有一定资本主义意识的封建官僚李鸿章和保留一定封建思想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伊藤博文在政治识见上的根本差别，这个差别突出地表现在对待政治改革的态度上。李鸿章是一个变法论者，他所主张的“内须变法”主要表现在改革兵制和科举方面，但这些改革由于缺乏支持和自身的局限性，没有取得多大进展。李鸿章一直坚持的“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的观念，束缚了他在政治改革方面的思考与实践。李鸿章看到日本的改革成果，也多次感叹“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其取法，然我中国深惟穷极而通之故，夫矣可以惶然变计矣”，但又认为“中国文守千年，无法骤更”。说明政治远见的缺乏。伊藤博文对社会发展趋势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他追求的是近代资本主义的方向。他认为政治民主化和立宪思想是时代潮流，所以不断地推动本国改革由经济层面向政治层面拓展。日本的第一部宪法是在他的主持下制定的，第一届国会也是在他的主持下召开的。 这说明，最高统治者对待改革的态度，领导集团的组成结构、能力素质，对于近代中日改革与现代化的成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见，有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国家政权，开明创新的领导集团，有一批优秀成熟的政治家，有一个政令畅通、上下协同的干事环境，是改革成功的重要保证。
1、定义不同
神话故事是民间文学的一种。远古时代人民的集体口头创作。
在中国民间传说中，故事的主人公一般有名有姓，其中有的是历史中知名的人物，事件发生有具体的时间和地点，有的还涉及国家民族的重大事件；而人物活动或事件发展的结果也常与某些历史、地理现象及社会风习相附会，因而往往给人以它是真实历史的错觉。
2、分类不同
神话故事包括神鬼的故事和神（鬼）化的英雄传说。
在中国民间文艺学界比较通用的传说分类方法是，按照传说讲述内容的性质进行划分。民间传说有人物传说、历史事件传说和地方风物传说三个类别。
3、意义不同
神话故事的产生表现了古代人民对自然力的斗争和对理想的追求，它是一种精神寄托、人类的向往和宗教的实化展现，对后世的文学艺术有深远的影响。
民间传说在现代社会不仅有值得重视的社会功能与文化意义，而且也有令人倾倒的艺术魅力。但传说不是历史，不能与历史等同，其历史价值无法与史书相提并论。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神话故事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民间传说
神话神话作为民间文学的一种形式，是远古时代的人民所创造的反映自然界、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社会形态的具有高度幻想性的故事。神话的产生和原始人类为了自身生存而进行的同大自然的斗争结合在一起。当时生产根据简陋，变幻莫测的自然力对人类形成严重的威胁，与此同时，原始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处于极为幼稚的阶段。举凡日月的运行、昼夜的变化、水旱灾害的产生，生老病死等，都使他们迷惑、惊奇和恐慌。诸如此类的自然现象，都和原始人类的生产、生活有密切关系，他们迫切地希望认识自然，于是便以自身为依据，想象天地万物都和人一样，有着生命、意志的；对于自然现象的过程和因果关系，也加以人间形式的假设和幻想，并以为自然界的一切都受有灵感的神的主宰。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所有的自然物和自然力都被神化了。原始人不想屈服，与大自然展开了不懈的斗争，一心渴望认识自然、征服自然，减轻劳动，保障生活。他们把这一意志和愿望通过不自觉的想象化为具体的形象和生动的情节，于是便有了神话的产生。由此可见，神话是原始人在那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企图认识自然、控制自然的一种精神活动。传说传说是神话演变而来具有一定历史性的故事的名称有关某人、某事或某地的一整套传闻。纯地方性传说中的人类及历史价值。在文字尚未发明的时代，人们要对历史做纪录只能利用口耳相传的方式，此即为传说的由来。因此传说通常不可靠，所描述的事件发生年代远在文字发明前的遥远过去。中国的神话传说是最悠久的了。目前未解无法解释之谜只能靠时间有待考证。民间故事1.时代久远，往往伴随着人类的成长历程而经久不衰。2.口头传播，民间故事大都以口头形式传播。3.情节夸张、充满幻想，大都表现了人们的良好愿望。4.多采用象征形式， 内容往往包含着超自然的、异想天开的成分。民间故事就像所有优秀的作品一样从生活本身出发，但又并不局限于实际情况以及人们认为真实的和合理范围之内。特点1、贴近生活民间故事，这种文体产生的时代晚于神话和传说，它是人成为客观世界的主宰之后产生并长期存在的文体。故事的内容虽有不同程度的幻想成分，但都着眼于、立足于现实生活，其主题、角色与主要情节都符合故事传播时的生活逻辑。从神话、传说到变形故事、动物故事、寓言、生活故事、笑话，其内容和艺术手法的幻想性依次减弱，现实性依次增强。这一点是民间故事区别于神话的主要特征。2、泛指性一般指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故事的主人公姓名往往是含糊的、不确定的。故事的叙述注重关键性情节的交代，而不做面面俱到的细节描述。故事的趣味性、吸引力也主要在情节的生动性上。有浮生萦云（故事篇）。这点是故事区别于传说的主要特征。传说总是尽力把情节落实到确定的人、事、物上，尽管那情节是虚构的。3、类型化民间故事，作为一种集体创作，在情节、主题、人物等方面有显著的类型化倾向。主题的类型化指许多故事表达同样的主题，如表达生活变富或弱者获胜的愿望，对于机智善辩的赞扬、对于愚蠢呆笨的讽刺等。人物的类型化指许多故事的人物属于同一种形象类型，即在品格、行为等方面的主要特征是共同的，如巧媳妇型、呆女婿型、机智人物型等。同一故事在传播过程中会生发出许多大同小异的多种说法，同一母题会表现为多种异文，贯穿于多种异文中的基本要素相同而又定型的故事框架称为“类型”。类型分析时故事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以至于故事类型的研究成为一种分支学科即故事类型学，在这方面曾出现大量论著。当然，类型化不仅是民间故事的特点，神话、传说也有类型化的表现，但故事的类型化更为突出，可以说故事是类型化最强的一种叙事文体。与类型化相关的是，故事对人、事物、景物的个性化描写较为缺乏，叙事手法较为粗疏，但这点从另一角度看就是质朴简约，与民众的审美趣味相契合，而且叙述粗疏的不足为情节的强烈趣味性所弥补，使故事成为现代民间叙事文体中影响最广泛的一种。 区别 神话有高度幻想性，通常情况下都与整个人类有重大关系，承载了人类的精神；传说通常并不可信，但大多数依赖于一定的背景而生，绝大多数无法考证；民间故事情节夸张、充满幻想，大都表现了人们的良好愿望。
民间文学作为一个学术名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才出现和流行的，它指的是：广大劳动人民的语言艺术——人民的口头创作。这种文学，包括散文的神话、民间传说、民间故事，韵文的歌谣、长篇叙事诗以及小戏、说唱文学、谚语、谜语等体裁的民间作品。目前在民间文学界和广大群众中具有广泛的影响的刑物有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办的《民间文学》书刊。民间文学的特征1、口头性由于在过去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广大劳动人民，包括他们的专业艺人或半专业艺人，被排斥在文字使用之外，因此，他们的文学创作，一般只能用口头语言，甚至还用地方土语方言去构思、表现(包括演出)和传播。现在新社会的人民，虽然大多数已经认识文字，并且有的还能使用它，但不少的场合，他们仍然要用口头语言歌咏或讲述，而且，它要取得民间文学(新民间文学)的资格，必须基本上采用广大人民熟悉的、千百年来民间传承的文学形式，如故事、歌谣等，并且能够在群众口头上流传。因此，口头性——用口头语言创作和传播是民间文学的一个主要特征。2、集体性专业作家的书面创作，大都是个人的产物，民间文学作品，大 相关书籍体上可说是群众集体的创作。所谓集体的创作，在作品内容的思想、感情和想象，在形式和艺术表现以及作品的所有权等方面，比起专业作家的作品来，都存在著特有的集体性问题。但这种集体性的重要表现，更在于创作和流传过程中。有些作品，一开始就是集体参与的，但是更多的、也更经常的，却是在它已经成为“初坯”之后，在不断的传唱或讲述的过程中，受到无数的唱述者的加工、琢磨。在这种加工、琢磨中，不但渗入那些唱述者的思想、感情、想象和艺术才能，也包括那些听众所反应的意见和情趣在内。这一点，与那种主要属于个人的一般专业作家的作品，是很不同的。所以民间文学作品一般是无法署名的。民间文学作品，有一部分(可能还是相当优秀的部分)是群众中具有特殊优秀才能和丰富经验的歌唱者、说故事者的创作和加工的结果。它具有一定的个性。但是，由于生活经历和文艺教养等大体相同或相近的关系，其个性是能够与广大群众口头创作的集体性融和在一起的。集体性是民间文学的又一特征。3、变异性民间文学作品的结构、形式、主题等在长期口头流传中，有相对稳定的一面。但是，由于口头语言的不稳定性，作品在流传过程和具体的讲唱中，常常因时间、地域、民族的不同，以及传播者的主观思想感情和听众的情绪变化等因素，而有所变异。这种变异在语言方面是经常的、大量的(尤其是散文作品)，其他诸如作品的情节、结构、人物甚至主题都会发生变异。特别是在社会发生大变动时，群众往往将传统作品加以变化来表现新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这也是某些新作品产生的一种原因。这种相当广泛存在的现象，在一般专业作家的书面文学中是很少见到的。作家作品中，虽也有前后版本文字不完全相同的情形，特别是古典作家的作品，往往有文字出入的现象(所以须有校勘)。但是，这毕竟是比较个别的情形，它除了由于本人的修订或别人的篡改外，大都是由于抄写、刻印、排字等技术失误所招致。它不象民间文学的变异现象那样经常和大量。民间文学的变异性蕴涵著所经过的历史、社会和传述者等的思想、才艺的因素，对于研究者来说，是具有积极的意义的。这种特征与上文所述的口头性、集体性密切相联，或者说，是它们所产生的自然的果实。这是民间文学的又一个特征。4、传承性人民在过去，由于在经济、政治等方面处于不利地位，不能使用文字等工具去记录、保存他们所获得的知识、经验和所创造的各种文化，一般都靠行动、语言传播和继承。风俗习惯如此，民间文学也是如此。这种群众集体所传承的文化，也许没有文献或古物那样能够经久保存，但是，它的生命力也不可低估。我们现在有些故事或谚语。已经在两千年前就被文人记录下来了，但是，直到今天，它还能够以基本相同或相似的形式活在人民口头上。至于产生已有千年左右的这类作品现在还流传在人民中间的，就更不用说了。自然，这种靠口头世代传承下来的故事或歌谣，在形态上或内容上多少不免会有些变化。但总算是在生存著，成为我们现代活文化的一部分。 由于时代和社会的重大变化，在历史上曾经作为广大劳动人民唯一的文学形式的口头传承文学，它的某些体裁可能会逐渐消失，某些体裁的内容和形式不能不起一定的变化，也还会有我们所不熟悉的新的体裁出现。这些都是可能的，乃至于必然的。但是，整个民间文学决不会消失。因为它的表现媒介是应用最普通和最生动并富于活力的口头语言。只要语言存在，用它作媒介去表现人们的思想、感情和经验的口头文学，人们所熟悉的、方便的表达形式，就要继续产生、存在和传承下去。在中、苏等国的广大民众中间，除了传统的民间文学作品以外，还不断有新的民间文学，即革命传说、新笑话、新民歌及新谚语等的产生和流传。再从历史的往事看，过去那些能使用文字的上层社会的文人学者，在他们的书面著述 世说新语之外，也仍然在口头上产生和传播著那些轶事、笑话和品评人物的韵语，如《世说新语》里的某些故事和唐人笔记里关于某些名人的笑谈，都是这种例子。以上四种特征，不是各自孤立的，正相反，是彼此互相关联的(前面已经提到一些)。这些特征，主要是从民间文学与专业作家的书面文学分歧的地方提出的。它们在相当的程度上可以使我们认识这种文学的特征，但这并不是它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