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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小企业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支持力量，但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面临一系列困难和挑战。通过从企业内部和政府两方面的分析，认为中小企业自身应从完善发展机制、提高企业素质和管理创新等方面增强实力，政府则应在政策优惠、金融服务等方面给予中小企业适当扶持，才能使我国中小企业走出困境，健康发展。关键词：中小企业；发展；WTO；措施目前，我国工商注册的中小企业有1000多万家，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到2000年末，全国60％的工业产值和40％的实现利税来自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发展还解决了全国75％的劳动者就业问题；我国1500亿美元左右的出口总额中，约60％来源于中小企业。可见，中小企业对我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具有大企业无法替代的战略地位。然而，由于各方面原因，我国中小企业在继续发展中正面临一系列的困难和挑战，本文试图从企业内外两个角度着手分析，提出促进我国中小企业走出困境、健康发展的对策和措施。一、我国中小企业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在我国现阶段，中小企业尚是一种弱质经济，由于外部环境和企业规模、技术等原因，中小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面临一些难以逾越的障碍，致使企业发展陷入困境，问题突出表现在：（1）管理水平低下，产品结构单一，技术含量低；（2）生产盲目性大，社会化和专业化程度低；（3）劳动力密集，高层次人才资源流失严重；（4）资金严重不足，技术落后、设备陈旧等等。此外，相对于大型企业而言，我国历来对中小企业的发展重视不够，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和为其提供全方位服务的法律保障体系及社会服务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这也从客观上阻碍了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我国加入WTO在给中小企业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使其面临新的挑战：加入WTO后，市场的“游戏规则”趋向透明，我国中小企业原来所具有的本地化优势将消失殆尽。外资企业准入门槛降低，其非经营风险减小，与国内中小企业将展开激烈竞争，传统的国有和集体中小企业，由于设备老化、技术素质低和经营机制问题，融资难的问题将更加突出，企业改制难度加大；而高科技中小企业将面临国外同类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严重冲击。二、促进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对策1． 中小企业自身应采取的措施。（1）中小企业必须提高自身素质。与大型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尤其是国有中小企业普遍存在技术装备落后、职工素质低、人才匮乏、产品质量差的问题。为此，中小企业可以通过教育培训，提高企业人员的文化知识和科技知识水平，从而提高管理者的管理能力，提高职工的技术熟练水平，加速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通过技术创新，改变技术设备落后的现状，增强企业开发新产品的能力，以期熟练地驾驭市场。（2）加速建立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机制。企业要参与市场经济的竞争，就必须首先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机制。针对我国中小企业的特点，企业改制可以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多种形式，各中小企业应从实际出发，从自身条件出发，选择适应的企业发展机制，明确自己企业的发展方向和奋斗目标，制定灵活的生产经营机制，促进企业的发展。（3）培养管理创新的能力。中小企业内部存在的问题之一是缺乏管理组织能力，在生产管理上处于混乱状态，在组织经营上处于无序状态。产前没有市场调查和研究，没有严格的成本核算；产中没有生产控制，没有营销策略；产后没有售后服务等等。管理创新应包括人事管理、营销管理、组织管理、风险管理等方面的创新。企业可以通过这些方面的创新，提高管理透明度，健全民主管理渠道，创造一个充分发挥职工潜能、调动个人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工作环境；也可以根据市场的变化，适时调整企业管理方式、经营手段，有效地抵制市场风险，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4）健全企业内部的会计制度。目前相当部分中小企业由于客观和人为因素没有建立起完整的会计核算制度，这些企业中虽然有的生产经营业绩较好，但由于申请信贷时不能提供健全的财务报表和贷款资金营运分析，使银行难以了解它们的财务状况及其经营发展前景，并增大了贷款风险，因此很难获得银行的信贷支持。针对这种情况，中小企业应加强财会人员的培训，建立健全会计账簿，完善会计制度。对于没有条件设置专职会计人员的小规模企业，应从税务咨询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聘请会计人员建帐核算。（5）制定符合自身条件的“小生位”经营战略。一般说来，我国中小企业属地方管辖。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盛行，造成了中小企业低水平重复建设、重复投入的问题。有相当多行业产品供大于求，出现了“结构性”过剩，为了争夺市场以致于生产同一产品的中小企业竞相压价，甚至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严重地破坏了市场竞争秩序。另外，重复建设使得中小企业产业关联度较低，“小而全”的企业比比皆是，企业之间缺乏社会化、专业化分工协作，与大企业也没有建立协作体系，因此，在大企业的经济优势面前力单势薄，生存艰难。要改变这种局面，中小企业应该选择“小生位”战略。“小生位”战略由美国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提出，意思是企业要垄断市场中的某一个小领域，使自己免受竞争和挑战，在大企业的边缘地带发挥自己独到的专长，争取在一些特殊产品和技术上成为佼佼者。“小生位”战略有“自然小生位”、“互补小生位”“服务小生位”等很多种，如企业可选择生产一些小批量特殊专用产品，或者与大企业生产形成互补关系，甚至通过提供特殊的售后服务，也能够在无差异市场上或分出相对安全的经营区域。2． 政府应采取的措施。（1）制定和完善推动中小企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中小企业的宏观调控不是干预，而主要是通过制定特殊的优惠政策，帮助中小企业走出困境，扶植中小企业发展。主要相关政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产业政策。国家各项产业政策中应当有鼓励和引导中小企业从事国家急需发展产业的专门政策措施，促进中小企业优化产业结构，实现中小企业合理布局。尤其要重点扶持科技创业型、吸收劳动力型和社区服务型中小企业，建立中小企业市场进入和退出的良好机制；要坚持“小而特、小而专、小而精、小而新”的发展方向，运用综合的产业政策和市场导向，促进中小企业形成企业集群、产业集群和区域集群，快速产生中小企业集聚发展的效应。②税收政策。由于中小企业相对大企业来说实力弱、生产率低，为了提高中小企业的生产经营能力，充分发挥中小企业科技创新、解决社会就业问题的作用，政府应在财税政策方面给予适当倾斜，具体可采取如下措施：取消按所有制性质和经济性质制定的税收政策优惠，坚持税收优惠按国家产业政策向农业、基础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及其它需要国家扶持的产业倾斜，为各类经济性质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的税收政策环境；取消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应税销售额标准，企业不论规模大小，只要有固定场所，财务制度健全，遵守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规章制度，没有偷税行为，都应享受一般纳税人待遇；允许个人独资和合伙中小企业在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之间进行选择，消除私有中小企业主双重纳税现象等。③促进技术创新的政策。小企业能否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关键就在于它们是否能通过优化企业资源的组合以获取持久竞争优势。为了获得这种优势，小企业必须进行技术创新。小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必须意识到技术创新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愿意承担风险，并且能够获得技术创新所需的资金。因此，政府可以在政策上予以扶持，例如，允许小企业在技术成果引进、转化及生产过程中，技术开发费按照实际发生额计入管理费用，不受比例限制。符合促进高新技术成果转化要求和规定的，可享受企业所得税先征后返的优惠政策。组建多元投资主体企业时，具有创造能力的人力资本（管理才能、技术成果）等要素可视作物化资本，作为资产参与投资，并适当放宽无形资产投资比例限制等。（2）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融资支持。当前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最大因素就是融资难，贷款难。一般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政策，首先是保证大型企业的需要，如有余力，才会适当照顾中小企业。由于僧多粥少，中小企业贷款来源很不稳定，致使生产经营难以及时适应市场变化。据调查，有些高科技中小企业，即使市场前景较好，效益较高，也难以得到银行贷款。为此，政府可采取的措施有：①建立为小企业融资服务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可以仿效国外做法，由中央财政拨款，或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出资建立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也可委托现有商业银行办理小企业政策性融资业务，这类金融机构不以赢利为目的，而是执行扶持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保证贷款的专项使用，真正体现支持小企业发展的目的。②成立中小企业贷款担保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有偿服务。如设立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或组建专门的中小企业管理机构，为中小企业担保获得金融机构贷款。③开拓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美国、新加坡及中国台湾都有第二板市场，其上市条件较主板市场低，有利于中小企业、高科技企业上市融资。我国也可在沪、深两个证交所建立交易成本较低、准入标准较宽松的第二板市场和地方柜台交易市场，为中小企业提供直接融资和产权交易场所。（3）创建为中小企业提供所需的社会化服务系统。社会化服务系统的发展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它可以完成政府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沟通和联系，以及企业行为的日常监督等职能。我国经济处于转轨时期，对于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中小企业来说，健全的社会化服务系统显得尤为重要。具体来说，可以创办中小企业联合会、企业服务中心和企业网络服务中心等服务机构，这些服务机构一方面为中小企业提供市场、技术、出口、人才、协作等信息，另一方面为中小企业提供理财、投资、工程设计、会计和税务代理以及广告等咨询和服务，并负责中小企业发展的指导、协调和政策制定。参考文献：1．邓荣霖．小企业制度与市场经济．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史忠良．小企业发展研究．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3．林汉川．WTO带来了什么？．中国中小企业，2001，（6）．来自动感居答~另外,虚机团上产品团购,超级便宜
内容摘要：直接补贴是农业支持的世界性通行做法。从2004年起实施的直接补贴是我国农业政策的重大突破。从直接补贴政策实践看，地方政府的补贴负担与其粮食安全不对称，补贴模式存在着农户补贴所得与粮食生产不对称，农户补贴所得与优质品生产不对称等现象。这些现象导致了直接补贴政策的非公平性。补贴政策的非公平降低了直接补贴政策应有的效率。调整补贴政策中的公平与效率关系是直接补贴政策实践中特别迫切的现实问题。本文认为，从补贴资金筹集和使用制度入手，完善直接补贴政策的组织系统、选择与粮食安全高度相关的农户即期粮食生产补贴模式、适度地增加补贴投入和扩大补贴范围是提高直接补贴政策实践中公平和效率的关键。 关键词：直接补贴 公平 效率 受WTO农业协议的约束，直接补贴政策已经成为农业保护政策通行做法。从2004年起，我国农业保护政策重大突破就是在广泛试点的基础上实施直接补贴政策。我国直接补贴政策的预期目标是提高农户种粮收入、维护粮食安全、促进农业结构调整、保护农业资源和生态安全，从而实现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本文拟从实践的角度对直接补贴政策实施中的公平与效率进行尝试性探索。 直接补贴政策实践中公平与效率表现 直接补贴政策公平与效率的含义 直接补贴政策的公平一是指一个生产年度内，凡是符合直接补贴范围的粮食生产都应该获得相应的补贴；二是指地方政府负担的直接补贴资金与其辖区所需要的粮食安全程度成同方向关系。直接补贴政策的效率则是指直接补贴资金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加农户收入、促进农业结构调整的深化、提高国家粮食安全程度和推动农业资源和环境的保护，实现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 直接补贴政策实践中公平与效率表现 直接补贴政策实践中公平与效率之间关系表现之一是补贴资金发放公平有利于直接补贴政策预期目标的实现。即政策实施公平能够促进政策效率的提高。如果补贴政策实施公平，农户的生产项目只要是符合直接补贴范围，都可以获得相应的补贴收入，不符合直接补贴范围的生产项目就不能够获得补贴收入，为了获得直接补贴收入，农户的生产活动就必须与直接补贴范围高度一致。这样，农户生产项目选择与直接补贴政策的初衷就紧密地结合起来了。农户的生产项目选择与直接补贴范围的一致性首先是稳定粮食生产面积和生产量。生产粮食越多，获得的补贴收入也越多。其次是促进农业结构调整，深化粮食的“清洁生产”。农户生产的优质品越多，获得的补贴也多。为了获得优质品补贴，农户不仅会自觉地增加优质品生产，减少劣质品生产，而且还会自觉地保护农业资源和环境，实施“清洁生产”。由此可见，直接补贴实施公平，能够提高直接补贴政策的效率，从而有助于直接补贴政策预期目标的实现。如何实现直接补贴政策实施的公平性要引起特别重视。 直接补贴政策中公平与效率关系表现之二是直接补贴政策实施的非公平性，会极大降低直接补贴政策应有的效率，阻碍直接补贴政策预期目标的实现。即政策实施非公平导致政策效率下降。直接补贴政策实践中的非公平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粮食主产区与非主产区的地方政府承担的补贴资金负担与其辖区的粮食安全保证需要“背离”。直接补贴资金来于粮食风险基金。从1994年起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必须建立粮食风险基金。从1999年起，中央和地方政府对粮食风险基金负担比例是1:，缺口部分按1:1分担。在这样的直接补贴资金负担体制下，地方政府辖区内生产的粮食越多，其承担的补贴资金也越多，地方政府辖区生产的粮食越少，其承担的补贴基金也越少。生产粮食多、对国家的粮食安全做出贡献大的地方政府也是其承担国家粮食安全负担越重的地方政府。生产粮食少、负担补贴资金少的地方政府却享受着与生产粮食多、承担补贴资金也多的地方政府同样程度的粮食安全系数。粮食主产区地方政府补贴资金效益外溢到了非主产区。根据经济学一般原理，如果地方政府补贴资金的外溢性不能获得补偿，那么，地方政府的理性行为是补贴资金不到位或尽量地减少补贴资金支出。在比较利益下，生产粮食农户收入因缺乏补贴收入下降后，农户会自觉地减少粮食生产。最终结果就是国家的粮食数量安全受到威胁。直接补贴的初衷——稳定粮食生产目标难以实现。 二是种植粮食的农户不得补贴，不种植粮食的农户得补贴。直接补贴运行一般是在生产开始前发放给农户。在具体发放补贴办法上，安徽、吉林所代表的模式是或者按照农户申报的粮食种植面积或农户计税土地面积发放、或者是按照农户以往几年交售的粮食数量或计税常产发放，不与农户即期粮食生产数量挂钩的方法。如果按照农户申报种植面积补贴，一种情况是一部分农户的种植面积并没有严格地按照所获得的补贴资金数量种植相应的粮食数量，更有一些农户是获得申报补贴后，根本没有按照补贴范围种植粮食。另一种情况是有的农户由于各种原因，尽管在开始生产前没有申报，在实际生产上种植了符合补贴范围粮食产品没有获得补贴。这样，获得补贴的农户没有完成应该种植的产品，没有获得补贴的农户却种植了符合补贴的产品。补贴并没有补贴给真正应该获得的农户。如果按照计税面积补贴，无论是种植什么项目，农户都可以凭借其使用耕地数量获得相当的补贴。有多少地能获得多少补贴，不管耕地是否种植了粮食作物。补贴获得量完全取决于耕地量，与粮食生产与否、多少无任何关系。 直接补贴的范围是粮食生产。种粮食有补贴，不种粮食就没有补贴。上述补贴模式所选择的补贴方式实施的结果就是补贴发放了，但没有按照直接补贴政策所设定的补贴范围补贴给应该补贴者。补贴并没有让真正的粮食生产农户收入提高。补贴政策的运行对粮食生产农户不公平，也低效率。这时，无论是种粮农户收入的提高、国家的粮食安全、农业结构调整深化，还是农业资源环境保护等预期目标都难以实现。 三是农户的“亲环境”粮食生产补贴缺失。实施“清洁生产”是提高我国粮食国际竞争力的特别重要措施，也是我国粮食安全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质量安全。而粮食“清洁生产”的实现一般是以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为前提的。农户减少使用化肥、农药自然要减少产量，降低收入。如果农户因“清洁生产”而减少的收入没有获得相应补贴，农户就会终止“清洁生产”。到头来，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不可能提高，农业生产环境不可能改善。 直接补贴政策实践中公平与效率关系的整和 直接补贴政策实践中出现的一系列非公平性对直接补贴政策目标实现的效率有相当显著的负面影响。最大限度地克服直接补贴政策设计和运行中所出现的非公平性，力求公平，并尽可能地提高政策运行效率是直接补贴政策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 改革直接补贴基金制度 粮食安全是国家整体概念，而不是局部性地方概念。所以，粮食风险基金就要按照国家整体性原则统一筹集和使用。首先是中央政府把我国的粮食安全总量按照各地方政府辖区人口数量分解到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按照其辖区粮食安全数量所决定的直接补贴资金上交到中央政府。然后，中央政府下拨直接补贴资金到直接补贴政策执行机构，由执行机构根据各地区的粮食生产对国家粮食安全贡献率实际具体地发放补贴资金。生产粮食多的主产区多发放，生产粮食少的非主产区少发放。直接补贴资金制度这样设计，既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地方政府粮食风险基金缺口问题，保证粮食风险基金数量安全，并进而彻底地克服直接补贴资金安全问题；也克服了粮食主产区与非主产区直接补贴资金负担不公平问题，充分地体现粮食生产中的公平与效率统一原则，从根本上克服粮食安全贡献率与补贴资金负担责任的不对称性。 完善直接补贴政策组织系统，提高直接补贴政策效率 直接补贴政策组织系统是直接补贴政策实施以及效率的重要组织保障。一般而言，直接补贴政策组织系统包括决策系统、执行系统和信息反馈系统。从2002年以来直接补贴政策实践过程看，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直接补贴政策组织系统尚处于不完善状态。直接补贴政策组织系统不完善最突出表现是执行系统和信息反馈系统二个方面。执行系统具体地操作直接补贴政策的实施，直接影响直接补贴政策的效率高低。信息反馈系统负责直接补贴政策实施的效率和所存在问题的及时监测，以便于提高直接补贴决策系统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所以，执行系统的不完善对直接补贴政策效率的影响尤为突出。目前，各地区直接补贴政策的执行系统基本上都是由财政、税收、物价（计划）、农业和粮食等多部门联合、县乡村三级干部全体出动模式。虽然这些部门确实都涉及到直接补贴政策，但涉及到并不一定都要参加。有一些部门是不适合承担直接补贴主体资格的。在具体实践上，由于各参加部门更多地是从本部门利益出发，因此，这种模式运行效率偏低，运行成本十分不经济。所以，建立科学、高效的执行系统是直接补贴政策实践中急待解决的问题。鉴于直接补贴资金的特殊性和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实际，建立以农业发展银行为主体，由农村信用社为依托的直接补贴政策执行系统是比较可行而又经济的。信息反馈系统则由目前的统计机构执行则是比较合适的。 范围应该扩大到农户“亲环境”粮食生产项目 直接补贴范围的大小既取决于直接补贴政策的预期目标，也取决于补贴能力。就我国直接补贴政策预期目标而言，直接补贴范围是比较广泛的，但就我国直接补贴能力而言，直接补贴的范围又不可能太大。在这二方面条件约束下，结合我国直接补贴政策预期目标，直接补贴范围还是有扩大空间的。在可扩大的直接补贴范围中，农户“亲环境”粮食生产是应该首先选择的。理由有五：一是对农户“亲环境”粮食生产补贴有利于国家的粮食质量安全和农业资源环境保护等直接补贴目标的实现。二是直接原因就是农户实施“亲环境”粮食生产必须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量。农户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后，粮食产量也随之减少，农户粮食生产收入因此而降低。如果不对农户“亲环境”粮食生产所减少的收入予以适当补贴，农户就不会继续粮食的清洁生产，国内居民日益增长的粮食质量安全需求就不能满足。三是对农户的粮食清洁生产补贴是国际上直接补贴最新趋势。四是对农户的粮食清洁生产补贴符合农业多功能理论的要求。五是我国粮食生产的土壤资源污染已经相当严重。我国耕地中因工业和化肥农药污染的比重已占全国耕地的20%多。在粮食生产的土壤资源污染中，农业生产自身污染已经占35%-40%。在国际绿色壁垒日益趋升的形式下，粮食继续污染生产，别说是难以提高我国粮食的国际竞争力，就是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力也难以维持。对农户“亲环境”生产补贴，从即期看既给农户增加了收入，又有助于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从远期看则有助于保持农业生产潜力，防止未来农产品生产能力和农户收入的下降。 选择体现农户即期生产对国家粮食安全实际贡献率的模式 直接补贴方式的选择对补贴政策的公平和效率具有一定的影响。目前实施的直接补贴方式概括起来基本上是二种模式：一种模式是与农户即期粮食生产量挂钩的补贴，一种是不与农户即期粮食生产量挂钩的补贴。比较这二种补贴模式的结论是：不与农户即期粮食生产量挂钩的补贴方式在实践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非公平现象。按农户计税面积补贴的结果是不管耕地是否种植粮食都可以获得补贴。按照只有粮食生产农户才可以获得直接补贴原则，这对粮食生产农户不公平。而按种植面积补贴时，农户即期实际种植粮食面积与所得补贴的面积不一定完全一致。得补贴的不种植粮食，不得补贴的反而种植粮食。这对真正种植粮食的农户也不公平。按以往几年交售粮食量补贴时，农户即期交售的粮食量大于补贴数量得不到直接补贴。补贴获得量与其粮食生产数量不对称，真正生产粮食的农户收入不能提高。这些农户因应得而得不到补贴收入会减少未来的粮食生产，直接补贴政策效率也因此而受到了冲击。而与农户即期粮食生产挂钩的补贴则比较好地实现了直接补贴政策运行中的公平与效率。至于补贴是按农户即期的粮食生产面积，还是按农户实际交售粮食数量则可以视具体情况确定。所以，应该本着公平与效率的原则，尽量选择与农户即期的粮食生产挂钩的直接补贴模式，以便于最大限度地发挥直接补贴政策应有的作用。 在可能的空间内增加直接补贴投入，减少农民 直接补贴改善粮食生产农户比较收入的程度取决于补贴力度的大小。补贴力度越大，粮食生产农户比较收入改善程度也越大。从这个意义上说，补贴力度越大对提高粮食生产农户收入越有利。如果按照1998-2001年我国粮棉油价格补贴平均数亿元为补贴资金。设补贴效率为100%。根据国家统计局200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2年我国乡村人口78241万计算。这些直接补贴资金能够使农民人均收入增加元。直接补贴收入占该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如果把“九五”期间农民收入平均增长和直接补贴收入加一起也不如2001年我国城镇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事实上我国每年的直接补贴资金并没有达到亿元。要实现城乡收入均衡增长，就直接补贴而言，还需要加大直接补贴投入，提高补贴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例。从我国财政负担能力和财政支出结构看，适度提高直接补贴力度可行也可能。但提高直接补贴的收入效率的根本还在于减少农民。不从根本上减少农民，增加直接补贴支出的收入效率也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值得指出的是，无论是已有或增加的补贴支出都要适应直接补贴范围变化新趋势，尽量地提高农户“亲环境”粮食生产支持力度。
广泛的公民参与可以充实公共管理的内容和确保公共利益的实现,它是现代公共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是促使公共部门实现其公共责任和良好治理的一个重要手段。下面是我为大家推荐的公共管理硕士 毕业 论文，供大家参考。
公共管理硕士毕业论文 范文 一：公共管理实验研究强化问题分析
实验研究作为较成熟的研究 方法 ，可以引入公共管理学科;实验研究作为一种知识创造的方法，其本身也需要结合所应用的学科特征被研究而发展。基于这两个层面的考虑，借助于本期的两篇公共管理实验研究 报告 ，这里对实验研究相关的几个问题进行概要性讨论，以图引起公共管理学者的深度关注。
一、公共管理学科应加强的实验研究
学术研究的基本任务是对自然、社会、人文、科学技术等现象进行描述、解释及其应用。其中，关键和困难的环节是对所研究对象的内在机制的解析，而这，在现代科学研究范式意义上，体现为对其因果关系及其机理的分析与验证。由于自然，尤其是社会现象的复杂性，自然情形下的观察是被动的、表面的。因此，如何主动地、深度地、操控性地进行因果关系机理研究，就成为现代科学研究的有效方法论的追求目的。基于西方____宗教信仰中的理性学派传统，萌芽于文艺复兴后期，成形于近代资本主义早期，完善于科学理性昌盛的20世纪中期的实验研究方法，目前已成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方法，其影响力如此之强，以致如哲学这样高度抽象的学科，也出现了如“实验哲学”这样的研究方式(Knobe，2012)。政治科学与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进展较为滞后。有人对《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PSR)所发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了评估，发现该刊所发表的真正实验研究论文出现于1992年以后。1950—1992年，美国政治科学三大主流刊物《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PSR)、《美国政治科学杂志》(AJPS)、《政治学杂志》(JOP)共发表实验方法类论文58篇，但之后的1993—1997年5年间，却发表了实验 文章 28篇，占到1950—1992年所发表的实验类论文的33%。21世纪头5年，政治学实验论文更是快速发展，三大刊物所发论文47篇，这还不包括14篇问卷实验(SurveyExperiments)论文。政治科学的实验研究已从偶尔为之，发展成为被普遍接受的和有影响力的研究范式。实验研究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也有不少应用(Hyde，2015)。政治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LinOstrom)之所以能够获得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与其实验方法的娴熟应用不无关联(Morton&Williams，2010)。至于公共管理学科，实验研究较为滞后，直到近期，才有意识地推进这方面的工作(Jilke，etal.，2014)。由此可见，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是值得大力推动的、有巨大学术潜力的研究方式和领域。基于实验研究的优势，《公共行政评论》本期推出以中国问题为研究对象，以实验方法为手段的专栏。之所以推出以实验研究方法为主题的专栏，旨在凸显本刊的学术意图———推进实验研究方法在公共管理研究中的应用，尤其是推动具有中国学术气息的公共管理实验研究。
二、实验研究方法的基本逻辑与问题
如今，实验研究方法已成为成熟的学科，全面介绍其状况、学理是本导语不能胜任的，然而，为推动这方面的研究，提纲挈领式的核心思想介绍又是必要的。实验研究方法的含义有诸多种界定，一般是指理论驱动(即理论判断验证为研究目标)下，在典型或人为特定的条件下，采用科学仪器、设备，主动干预和控制研究对象，获取因果关系科学事实，验证理论假设的研究方式(Webster&Sell，2007)。实验法的基本逻辑是:①确定研究问题，构建理论框架;②理论操作化，包括理论命题变量指标化，因果规律的自变量、因变量操作化，指标数据化，统计方法适应性选择等;③实验操作与监控;④分析、解释实验结果，形成理论结论。这是一个从理论意图到变量操作，因果关系解释，形成理论的多阶段过程。其不同阶段的具体方法、方式(如理论构建、实验设计和数据分析等)，构成了实验研究的方法论知识体系。随着自然和社会科学实验研究的发展，如今已成为包括诸多实验方法和统计方法的庞大、复杂学科体系。实验法之所以被视为科学研究的经典方式，在于其人为性、随机性(Randomization)和操控性(Manipulation)的特征。人为性指实验研究往往是通过人为设定环境或条件，构造“纯”理想的事件环境，并在此环境下观察、测量被试的行为变量;操控性指对理论的变量关系进行呈现、控制、强化等，使所研究的因果关系得以重复展现，以发现其内在因果机制;随机性则是以随机原则控制被试、条件，保证因果关系不是偶然的、内生的或外在系统误差带来的，保证因果变量的普遍性。正是运用这些方式的综合应用，使科学研究最为关注的因果关系可以从复杂的社会 文化 背景下被抽离出来，以操控的方式进行验证，从而对不确定世界的内在机制给出确定的解释(Palfrey，2009)。实验研究最为人所诟病的问题是外部效度问题。外部效度指科学研究中的实验结果类推到真实社会情境中的其他母体或环境的有效性(Webster&Sell，2007)。用更通俗的话说，即人为实验条件下的研究发现推论到现实情境所产生的失效现象。对于实验研究的外部效度问题，学术界有不少争论或解释(Webster&Sell，2007)。
作者认为，应这样理解:一是，实验研究的优势是内部效度而非外部效度。应当承认，实验研究，尤其是社会科学的实验研究，外部效度困境确实存在，但不能因此而对实验研究的价值完全否定。实验研究的根本特质是以操控的方式对所研究的理论问题进行因果关系呈现、验证，从而对事物的规律进行理论解释。所罗门•阿希()的从众实验情境在真实生活几乎不会发生，但恰恰是实验室的从众研究给出了如此令人震惊的从众现象(Asch，1955)。二是，实验研究的结论有特定的逻辑界限。每一种研究方法的结论在推论上均有其逻辑依据，如果说问卷调查法的结果适合分布式推论，个案研究方法的结论适合结构式推论，实验研究方法的理论发现则只适合因果关系性推论。因此，实验方法做出的结论不应是分布式推论或结构式推论。而这一点，不要说刚刚从事实验研究的学者，甚至是有 经验 的学者，也可能无意识地把因果推论逻辑转变为分布式推论逻辑，从而带来外在效度的严重误差。此外，实验研究还有一个常常为人批评的问题，即研究结果发现往往是“不过如此”的常识验证。对此，人们可能会说:“我感觉就是如此，还需要做实验吗?”实验研究的确有这种现象，即通过细致、严格、大量的实验，证实了常识。对于这一似乎费时费力、似无必要的现象，学术的理解应这样:一是，生活常识的证实即是科学活动的一部分。人类是有智慧的动物，即使一个资质一般的人，通过对生活经验的深度 反思 ，对某一现象的分析、解释也可能是对的，但在科学的因果关系验证标准看来，这是不可靠的，对其检验乃是人类理解自身的学术任务;二是，对于生活常识的判断，学术的研究往往能够给出常识之外的新理解。如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人都知道，人有服从性。这是对的。但斯坦利•米尔格兰姆(StanleyMilgram)经典服从实验不仅证实了这个生活经验判断，还给出了令人震惊的新发现。在进行实验之前，米尔格兰姆曾就被试的服从比例对其心理学家同事进行了调查，他的同事判断，只有少数几个人，甚至只有1%的被试会完全服从实验指令，直到使用最大伏特电力进行惩罚。但结果却是，在第一次实验中，就有65%(40人中超过27人)被试完全服从惩罚指令，直到450伏特的最大惩罚度。尽管被试在服从命令的过程中，都表现出不太舒服，甚至说想退回实验的报酬，但没有被试在到达使用300伏特电击之前拒绝服从指令(Milgram，1963)。该类实验的元分析(Meta-analysis)发现，被试愿意施加致命的伏特数的比例约在61%至66%之间(Blass，1999)。由此可见，实验研究能够对常识判断有深度的补充。
三、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应有自己的学科特征
如今，实验研究已成为成熟的研究方法，甚至不少学科已形成了有自己学科特色的实验方法体系。如心理学、经济学、社会性、政治科学等。公共管理科学开展实验研究，虽然存在汲取与追赶这些学科的任务，但也要注意形成自己的实验研究特色:首先，应依据公共管理的学科特征使用实验方法。实验研究虽然涉及大量的技术甚至技巧问题，但根本看，是以理论构建为驱动的，而理论构建，不同学科的逻辑基础是不同的。就公共管理而言，即使从最直接、简单的定义理解，公共管理的特征是政治—文化—社会性的。显然，这不同于个体性的心理学研究，也不同于效用最大化的经济学研究。由此，简单借用心理学或经济学的实验理论或方法就可能出现底层的的不契合问题。那么，该如何以公共管理的学科特征进行理论构建?不同学者会有自己不同的选择。如果要在这里给出具体的建议，笔者的建议是，采用“问题中心，公共管理 思维方式 ”的研究策略，即从公共管理的真实社会情境中，发现研究问题，以其总体性状态和内在逻辑为基础，以公共管理学科的思维方式来构建理论框架。现代学科有分别和界限，但“问题”总是在“那里”，“问题”是不分学科的，故而，若简单地以某一学科或某种理论为解释框架，有可能肢解“问题”，使研究“问题”失真。但是，现代学科毕竟有自己学科立场，而学科立场突出体现在学科的思维方式上。如心理学的思维方式突出表现在以还原分析的方式研究心理活动的因素及其机制。公共管理学科的思维方式虽然有不同理解，但大概可以理解为，以合法性和有效性检视公共管理活动与政策的恰当性，以此为内在依据，构成公共管理研究的“问题框架”。至于具体的构建方式，因素—结构—功能的此为策略是可资借鉴的方式(景怀斌，2011)，即从公共管理的视野看，所研究对象的构成要素是什么?要素间的结构是什么?结构具有什么样的功能?其功能在合法性与有效性方面的表现如何?等等。进而，采用实验方法验证理论判断。其次，公共管理也应注意形成自己学科特有的实验方法。不少社会科学在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实验方法。如，心理学实验方法的成熟，与其早期心理物理学的实验研究历程分不开。而且，心理学不断汲取新的技术方法扩充实验方式，如心理学汲取了脑神经研究手段，形成了脑认知研究实验技术。类似地，公共管理能否结合自己的学科特征形成自己的实验方法?理论上是完全可能的。当然，这需要艰苦的学术努力才能实现。第三，同任何方法都有局限一样，实验研究有自己的适应范围。实验研究虽然需要大力推进，但它不是“包打天下”的唯一“法宝”，应根据研究任务与问题“采用”，而不是为显示“高大上”而不分青红皂白地“套用”。本期的两篇实验报告是这方面的尝试。其中，《观念形态激活对公共问题决策的影响与机制》即体现了“问题中心，公共管理思维方式”的研究策略。
所谓“问题中心”，既是以中国社会出现的观念形态争论为研究对象———试图回答“人们为何以掌握真理的感觉有偏见地认知”社会现象的理论机理，形成了观念形态如何扭曲公共问题决策的研究议题，“公共管理思维方式”即以把此问题置于合法性与有效性检视来设计具体研究问题，而不是借用已有的心理学理论来研究。在这一思维方式下，采用3(“左”“中”“右”观念形态)×2(激活、未激活)被试间实验设计，通过观念形态激活控制，验证了观念形态激活后对公共问题决策的扭曲现象，进而分析了其机制，为公共问题决策提供了若干建议。另一篇实验论文《如何有效征税:来自纳税遵从实验的启发》则从实验经济学的角度，考察税率对人们纳税遵从以及国家税收收入的影响。实验分析，在其他情况不变时，法定税率越高，纳税人逃税越多，但纳税额却越高的结论。作者针对A-S模型或者道德—契约模型的解释局限，以“前景理论”来解释这一发现，将纳税决策过程看成纳税者受到“逃税利益”和“心理机制”双重影响的结果，纳税人会以“法定税负”为其决策参考点，逃税可以带来额外心理收益，纳税人又对这部分收益表现出敏感递减的趋势。这就说明其为何在较高税率时，即便逃税更多、自愿纳税却也更多，从而为如何有效征税提供了实验理论依据。总之，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已成趋势，需要跟进，但公共管理又如何在此趋势中形成自己的方法论特征，更是学科任务之一。在这个意义上，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面临着引进与创新的双重挑战，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投入。
公共管理硕士毕业论文范文二：创新文化对公共管理的影响分析
1文化与公共管理的关系
在内容方面，文化必然会给公共管理活动带来一些作用，比如针对社会成员建立行动规范，将其观念限制在一定范围或是方向上，构建社会文化环境等，也就是说它让公共管理系统的思维和动作能够和文化环境匹配在一起，达到平衡的状态，否则就会失衡。拿行政活动来说，这种活动的最终效果，大大受到行政人员综合能力的影响，比如其知识技能、思想观念、做事态度等。也就是说，在公共管理活动这一领域，文化环境和行政系统之间是密不可分的。前者对后者的影响不仅仅限于管理主体方面，而且还会对其客体产生作用。考虑到管理主体的一切活动都处于文化环境下，所以，要确保主体所进行的公共管理工作在质量和效率方面有所保障，必须确保主体本身有一定的文化积累。也就是说要让主体和文化彼此间能够变换，让文化催生主体的改变。文化对客体所产生的作用力是通过社会传递给客体的。在社会环境下，文化倾向是决定物质转换关系的原因之一。在社会中占据主流优势的文化，会让其他文化朝着自身倾斜和发展。比如，市场经济理念中最重要的就是公平和竞争，因此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公共管理活动越来越提倡民主、公正、服务。由此可见，文化观念确实会对公共系统产生巨大的影响。在形式方面，由于文化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多样化，这一性质的存在使得公共管理活动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化。如果文化环境对公共管理系统提出了正面的要求的话，就会让系统的思维和动作逐渐向前者靠拢，公共管理系统要实现综合绩效的全面提升，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将文化所拥有的正面价值和要求纳入进来。文化之所以呈现多样化的特征，和很多因素之间是密不可分的，比如历史、政治、民族等。比如，国内很多政府机构和部门作为一种实体参与到经济建设中去，政府部门人员在其中兼任某些职务。又或者是政府部门合法地利用手中的公权力，获取一些经济收入，比如售卖公共服务等。这些现象都是文化特征的具体体现。因此，如果要提升政府管理部门体系的效能，并使其拥有更高的创造性和主动性，必须在文化决定公共管理精神这一理念的指导下，重点塑造文化环境。纵观中华民族政治变迁历史，一些历史上的有识之士所提出的“洋为中用”、“托古改制”等改革理念，其本质就是以文化环境的革新为切入点，实现行政框架的改变。另外，在进行变革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不同的文化，它们彼此之间不断冲撞，结果或是继续排斥，或是融合在一起，因此会给公共管理系统造成多样化的影响。如今，我国正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各种符合时代特征的改革 措施 得到执行。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各种新思想不断涌现，无法避免地和历史遗留下的老思想、老观念产生冲突。比如勇于创新和墨守成规等，这些现象的存在就是我国文化具有多样化特征的最有力的佐证，它们揭示了文化和社会之间存在的密不可分的关系，也向民众传达了政府公共管理的特征受到文化影响的认识。文化对公共管理活动所产生的作用会一直存在，因此对文化的利用以及研究也必须得到重视，不能中断。
2创新文化对公共管理的影响
公共管理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将公共文化以及市场文化融合在一起。
公共管理理论行政文化创新的核心是市场理念与公共理念的融合：
根据公共管理理论可知，从本质上看，市场文化和公共文化融合即为对政府公共管理效率的要求，这是政府公共管理市场效率理念的重要基础。在以往的公共行政观念中，政府将过多的注意力放在公平、公正方面，以将成本控制在预算范围内为追求，忽视了自身所制定的政策在市场的执行效率，忽视了资金的市场价值。公共管理理论没有否定公平、公正、预算的作用，而是将部分政府注意力转移到资金市场效率方面，也就是在满足公众对公共产品和服务需求的前提下，将成本控制在最低水平。所以，在进行公共管理革新时，政府会将更多的关注倾向于服务质量方面。
公共管理理论的行政价值观念创新：
公共管理对公共行政内部所包含的关系进行审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构建和更新自身对国家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政府和人民等多种关系认识的过程，这是对以往公共行政理论所倡导的价值观的进一步延伸。公共管理认为，公共行政应该追求公共价值以及市场价值，而且努力将两种价值归于一个方向上。公共管理理论是由“公共理论”和“管理理论”所构成的。前者突出显示公共管理组织所具有的公共性，认为公共行政的需要承担起对政治和公民的责任。后者的理论来源于现代经济学以及 企业管理 理论，它将企业这种经济主体的管理经验应用到公共部门中来。过去的行政学理论，往往都是在“公共”和“管理”二者中择其一，这种问题在公共管理理论中得到了有效的解决。把公共管理理论引入到行政学中来，有效地将“公共”和“管理”同时纳入到行政学范畴内。公共管理所追求的价值即为提升行政民主政治责任意识，它以议会和行政、政党和行政等多种关系为切入点，全面研究在既定的政治背景下，行政所表现出的适应性以及敏感性。以往的行政管理在寻找将行政和政治分隔开来的方法，该怎么样确保行政不受政治的影响;而公共管理理论却提倡让行政去主动适应政治，同时揭示了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公共管理理论十分重视政府外部的正式生态环境因素，对公共管理产生的复杂的作用。“公共理论”从管理人员面对的公共生态环境入手，强调公共管理者必须不断提高自身对环境的敏感性，特别是当政治中混有多元民主时，公共管理人员必须能够意识到环境的变化并据此调整策略方向。“公共理论”一直在尝试寻找一条实现行政官僚体系和民主共存的途径。对于欧美国家所实施的民主体制而言，文官的选拔并没有采取选举制或任命制，不过他们被法律赋予了行政和政治权力，这是他们执行社会价值分配的必备基础。在实践中权力的度是很难把握的，这一问题长期以来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人们对政府的期望存在很多矛盾的地方，他们希望政府在社会经济建设方面有所作为的同时，又希望政府将重点精力放在革除弊病方面。因此才会构建很多程序来对政府进行约束。在民主政治体制背景下，官僚行政组织对民主的控制通过两种方式实现：第一种，赋予立法机构对行政部门的监控权;第二种为政务领导，也就是构建政务官和常任文官之间的上下级关系。
公共管理的行政组织文化创新：
利用公共管理理论作为行政组织体制改革的指导，具体措施为将决策权和执行权赋予不同的机关。成立在人事和财务方面能够自我管理的行政执行局，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实施行政执行管理。执行机构体制或执行局制作为一种行政执行体制，其主要的特征在于对决策和执行实施分权而治，具体来说，将位于现行科层制中的中下层组织单独抽离出来，让其实现独立经营，并将编制、人事、财务等权限赋予掌控经营大权的经理。也就是说不同部门之间的关系从上下级变成了合同关系。行政执行局的成立有法律作为依据和保障，其主要职能在于执行政府政策以及向公众提供服务，在技术、专业、监管等方面表现出自身的特性，业务之间的关联更小，不再具有政府职能部门的性质和属性，但必须接受政府部门的管理。执行机构不能制定政策。执行机构的正式成立，说明政府组织机构已经转向执行机构包裹核心政策司的形式，其中核心政策司的主要作用是制定政策，执行结构的职责为确保政策能够落实，并提供服务，这和以往作为下级单位直接听命于上级部门和领导来说是完全不同的。从行政角度来看，执行机构和政策核心司不是前者隶属于后者。后者对前者的领导是通过合同实现的。将决策权和执行权分离开来的思想，实际上是公共管理中公共文化和市场文化融合在一起后产生的。在进行这种行政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组织内部就的行政组织文化也会慢慢发生改变，主要特征在于让行政组织更加重视绩效、服务质量以及商业价值。绩效指的是在承担行政责任的前提下，行政管理必须追求更高的绩效，通过各种措施的实施，比如合同管理、组织结构简化等，促进行政组织理性和灵活性的全面提升，最终实现组织效率的大幅提高;服务指的是行政组织要转变对公民的看法，将公民当做顾客一样为其提供服务。只有服务质量得到了提高，公民满意度才会相应地提高;商业指的是要将公共服务当做一种商品，然后再推向市场。让更多的政府部门甚至是私人部门参与到公共服务建设中来，实现市场竞争目的。
公共管理的行政治理观念创新：
公共管理使得公共文化和市场文化有效地融合在一起，并将二者引入到行政改革建设领域，在政府内外部展开改革。内部改革即为执行局的成立和实施，外部改革即为号召公民参与进来，充分利用公民和社会的作用。后者体现了公共管理对行政治理的颠覆性认识。在公共管理领域，有两种思想是极力推崇这一点的，即“重塑政府理论”以及“治理与善治理理论”。最具有代表性的公共管理理论就是“重塑政府理论”。该理论认为，政府改革的主导者必须拥有企业家的精神，同时在改革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和力量。具体来说：首先，在改革过程中对政府进行重新定位，政府不应该成为改革的执行方，而是应该把握改革方向。通过购买的方式，将改革执行任务交由其他组织，实际上这一过程就是公共服务产生和提供的过程。其次，对于改革中的资源来说，政府要做的事即为穿针引线，充分调动各种稀缺资源，完成改革。政府利用民主程序，为社会需要指定目标。同时，发挥私人部门的优势，不断进行商品和劳务的制造，引入非政府组织，提供更加全面的公共服务。这里提到的非政府组织指的是第三部门，即志愿或非营利性组织(不包括以往的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这些组织的所有者或控制者往往都是个人，它们能够提供能够满足公众需求的服务或产品，但目的不在于赚取经济利润。最后，政府服务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呈现出来：传统形式，比如制定并实施的法律法规、税费收缴、发放经济补助等;创新形式，比如和民间组织构建合作关系等;先锋派形式：成立基金、市场重构、号召志愿者为公众利益服务等。公共管理理论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取得了很多具体的理论成果。上世纪九十年代，治理与善治理论开始崭露头角。在该理论框架下，公共事务管理的措施有：合作、协商、整合目标等。从本质上看就是构建符合市场规律、满足公众利益的合作关系。它所构建的管理机制用合作网路的权威取代了政府的权威。该理论所倡导的观点为：第一，除了政府之外，其他公共和民间机构也扮演着公共管理主体的角色。它否定了国家权力中心即为政府的观点，如果公共和民间机构对合法权力的应用受到民众的肯定，那么它们也会因此成为权力中心，唯一的区别就在于所属层面的差异。第二，随着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国家开始和公民、社会共同承担责任，这就会导致国家和社会、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彼此间权力和责任慢慢混为一谈。第三，对于集体行为而言，其所包含的所有社会公共部门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为了促进彼此目标的实现，这些机构和部门往往都会进行资源的交换，并通过交流寻找目标的共性，这样所有的参与者就会和政府构建合作伙伴关系，帮助政府处理一部分行政事务并承担相应的责任。第四，善治模式实际上是非常理想的。善治指的是在社会管理过程中不断促进公共利益的提升。从本质上看就是由政府和公民对公共生活进行共同管理。为了能够让公民肯定公共管理活动质量和成果，管理机构和活动必须尽最大努力解决公民和政府、公民内部的利益矛盾。要达到善治这一目标，政府和公民都必须进行奋斗并且开展合作，公民依法行使选举权、决策权、监督权等权利，和政府构成公共权威并共同构建和维护公共秩序。
论公共政策分析中的“公共”原则——可持续发展角度的透视内容提要：“公共’原则有着特殊的公共政策分析中的内涵。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透视公共政策分析的理念、过程、公平目标及其模型等方面还存在若干违背“公共”原则的现实缺陷。必须使“公共”原则在公共政策分析的理念上得到反映，主体上得到遵循，公平目标的“立体”性上得到体现，内容上得到落实，才能确保相应的公共政策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美国公共政策学者斯图亚持·尼古认为，公共政策分析就是根据政策与目标之间的关系，在各种备选的公共政策中确定何种政策将最有效地实现一套既定目标的过程。这一分析过程，是政府“政策主张的先决条件”，亦即政府决策、主张及其实施的前提，从而决定了公共政策的性质。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危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能力的发展；是指既实现人类经济发展的目标，又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并促进人与环境和谐地发展。笔者认为，尽管不是每个具体而微的政策问题都与可持续发展问题有关，但至少从宏观而言，在公共政策分析过程中，必须遵循“公共”原则，才能使公共政策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一、“公共”原则的内涵我国台湾学者张世贤、陈恒均认为，公共政策是政府用来“处理或解决公共问题或公共目标”的。日本学者药师寺泰藏也认为，公共政策就是为“公共”而制定的政策。可见，“公共”指向的目的性是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公共政策分析只有遵循“公共”原则，才能真正体现这一本质属性。这里所谓“公共”原则，一是指政策问题取向的公共性，即在公共政策分析过程中坚持以公共利益的实现为原则。公共利益是一个结构复杂的系统。各利益主体间的此得彼失，影响着公共利益的实现，甚至影响着正常的社会秩序。因此，政府作为“一个国家或社会的代理机构”，在借助政策手段行使公共权力、承担公共责任、解决公共问题的过程中，必须谋取公共利益，而不能在私人领域侵犯私权，或为少数人甚至政府自己谋取私利。“公共”原则要求，要以公共利益的实现问题为纲领性的政策问题进行公共政策分析，使政府决策能够更有效地约束、引导各社会主体，包括政府自己在公共领域内以其秩序化的活动增进公共利益，并“中立”地使之为现实和未来的各社会主体所平等分享。二是指政策目标取向的公共性，即在公共政策分析过程中坚持以代际目标的实现为原则。从一个历史过程来看，“公共”原则要求，通过公共政策分析，使政府决策得以把政府的行为目标，规范、约束在既立足当代人的利益要求，又确保未来人可发展的基本条件的取向上。唯有如此，才能体现政府行为在代际之间的公共性、公平性，而不是偏执于当代的自私性、狭隘性。“发展才是硬道理”。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有当代和未来连续、不间断的发展，即持续发展，才能真正确保全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这种代内和代际的持续发展，是当代人和未来人公共利益的根本体现。因此，从另一角度也同样可以说，以代际目标为取向的公共政策分析，同样是在公共利益实现意义上的“公共”原则的体现。三是指政策问题范围取向的公共性，即在公共政策分析过程中坚持以整个发展系统全面、协调的发展为原则。根据前面的结论，持续发展问题也应该是当代政府纲领性的政策问题。持续发展是整个发展系统内各因素的全面、协调发展。目前，全球范围内形成的威胁着持续发展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人口剧增、生态破坏等严峻问题，正是由于当代政府违背“公共”原则，默许甚至鼓励人们对公共资源“各取所需”式的无节制开采与利用，才造成了发展系统内部各因素之间，尤其是人与资源、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失调，使符合持续发展需要的公共资源的供给呈现出间隙性，甚至短缺或中断。因此，从政策问题认定的范围来看，“公共”原则就是要求政府就所有制约持续发展的问题，包括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从当代人到未来人的各种有关发展问题的有序而系统的解决，既尊重人类的利益，又尊重自然界的利益；既尊重当代人的利益，又着重作为利益主体目前尚还缺位的未来人的利益。还需提及，如上所述，公共政策分析中的“公并’原则，实际上已内在地与持续发展问题联系在一起了。可持续发展既是一种持续发展的状态，又是当代人类在发展问题上的一种价值取向。可持续发展问题与公共政策分析中的“公共”原则之间，是内在相连的。可持续发展理应成为人们透视公共政策分析的“公共”原则的基本角度。二、当代公共政策分析对“公共”原则的偏离从可持续发展这一基本角度看，当代公共政策分析在若干环节上的局限，使公共政策难以真正体现公共利益要求，实现代际发展目标，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系统内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偏离甚至违背了“公共”原则。（一）公共政策分析理念对“公共”原则的偏离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提出的个人利益先于公共利益的思想，一直深深地影响着现代政府的决策理念，以致于发展为约瑟夫·雷茨自由主义的国家中立原则，认为纵使公民的所作所为为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所不赞成或违背了绝大多数人的愿望，只要不侵犯他人权利，国家也不得干预。美国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肯尼思·阿罗甚至专门论证了“不可能定理”，认为社会一般不可能形成某种一致的选择，或对事物进行一致的优劣排序；即使这里的所谓“一致”仅理解为“多数决定”，也是不太可能的。按照这样的逻辑，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公共利益，至少，不存在一种能够明确定义，在现实中能够实际起作用的公共利益。这种否定公共利益的存在，片面强调国家中立，而不得干预所谓不损害他人利益的个人利益的决策理念，无法使公共政策分析体现“公共”原则，必然损害公共利益，当然也影响着体现了公共利益的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二）公共政策分析过程对“公共”原则的偏离不少学者认为，“公共物品生产的资源配置问题不能通过经济市场来解决，而要通过政治市场来解决”。因此，当代政府的政策分析过程，多是凭借政治市场进行博奕的过程。一方面，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尽管政治市场在起点上具有一人一票的平等性，但在终点上受“少数服从多数”的主导，表现出了“多数”强制“少数”的不平等。并且，“国家在过去被看作是大公无私的，现在则被当成参与政治活动者进行交易的市场”。因此，作为有“经济人”特征的选民与政治家，其政治市场上的价值取向，不能不受组织良好或力量强大的利益集团的影响，使政府常常不得不制定有违“公共”原则的政策，把公共资源的利用导向对公共利益的破坏，或者反过来，借公共利益之名，据公共资源为非“公共”之用。另一方面，受认知能力的局限，当代政府还不具备足够的能力，按政治市场的要求去准确地收集信息，并形成与整个社会的公共要求相一致的偏好。这就使政府与其各个部门之间难以获得有效的沟通，形成对公共利益的共识所需要的充分信息。其结果是，政府及其部门之间政出多门，难以协调发展系统内部诸因素间的矛盾，误导出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社会主体对公共资源的无序利用，最终使发展失去其可利用的资源而被迫中断，无法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三）公共政策分析的公平目标对“公共”原则的偏离公共政策分析的公平目标，是指“政策执行之后，政策的标的团体，所分配到的社会资源，所享受到的效益，所负担的成本等公平分配的程度”。公平应该是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的统一，是政府维护经济、社会发展秩序，满足社会公共利益要求，提高自己的合法性及其政策权威的重要目标。它既是一种客观状态，又是一种主观判断。从伦理上讲，公平是指未来各代人与当代人分享资源与环境利益的平等权利。然而，当代人的认知局限及其难免的功利主义倾向，使他们难以克服代内公平的目标偏好，很难理性、自觉地从未来人的角度，要求公共政策分析能着眼于在代内和代际之间公平地分配公共资源，并使之成为其政策诉求的主要取向，谋求从当代指向未来的持续发展。不仅如此，当代政府还面对着解决有关代内公平的公共问题的现实压力。斯图亚持·尼古认为，“从政治上讲，增加效益也许要比降低成本容易些”，效益的增长意味着政府及其政策“运作得更有效或会得到更高的评价”，“而降低成本或削减项目预算”，“也许会激起人们的反对”，因为这意味着在一定效率的条件下，人们可能获得的效益将下降。因此，当代政府为了实现公平，在“使穷人的境况好起来，而不使富人的境况坏下去”的前提下，其“公共政策只有当它们提高最小人群组的福利时，才应该被采纳执行”。可见，人们要求公共政策实现的代内公平目标，不是靠清教徒式的节俭，而是靠成本投入、靠自然资源利用量的不断增加，来最大限度地提高社会平均效益，并扩大其在穷人当中的得益面与得益程度的。显然，严峻的问题是：公共政策分析的这种公平目标，存在着严重的结构缺陷。它忽视了代际公平而偏于代内公平；并且，在代内公平的现实压力下，难以对超越资源与环境的承载能力、盲目追求当代人的利益要求进行有效限制，将断送未来人发展的条件，使经济、社会的发展呈现出间隙性。从人类历史的动态过程来看，与其说当代公共政策分析由于公平目标的结构缺陷，不如说由于严重违背了“公共”原则，才使政府的职能范围超出了其广义的公共领域，使人类（包括本来人）的公共利益更多地满足了当代人（或政府）的眼前私利，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四）公共政策分析模型对“公共”原则的偏离国内外学者都把公共政策分析的理论模型概括为多种决策模型。其中一些决策模型的固有局限，决定了相应公共政策偏离“公共”原则的倾向。国内也有相关著作对这些决策模型的局限性提出了批评。最典型的，一是团体决策模型的局限。该模型认为，作为政治过程产物的公共政策是利益团体间斗争的产物，并反映占支配地位的利益团体的利益。随着各利益团体力量和影响的消长，公共政策将变得有利于其影响增加的那些利益团体的利益。这就清楚地表明：该决策模型下产生的公共政策，反映的是占支配地位的利益团体的利益，而不是社会整体的公共利益。尽管在实际决策过程中，无论哪一个利益团体，在法理上，还是能力上，都无法取代政府的主导地位，公共政策不一定就反映影响力最大的利益团体的政策要求，但是，这种模型无视公共利益要求的倾向，无疑将是对政府及其政策背离“公共”原则的某种认可。二是精英决策模型的局限。该模型认为，公共政策是由掌握统治权的精英人物决定，并由行政官员和行政机关付诸实施的，公共政策反映的是精英阶层的偏好、利益和价值选择。很明显，虽然该模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代议制民主下各国决策实际可能的情形，然而，与团体决策模型相比，该模型更多地强调了居社会少数的精英阶层的利益，更是直接地背离了公共政策的“公共”原则，漠视了公众的公共利益。总之，这些局限，将不同程度地带来了公共政策分析对“公共”原则的偏离，弱化了政府的政策手段对人与公共资源间关系的协调能力，难以实现对公共资源掠夺性利用的控制，破坏了可持续发展赖以实现的条件。三、公共政策分析应如何体现“公共”原则公共政策从本质上是导向未来的。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在公共政策分析中体现“公共”原则，就是使公共政策能既立足当代，又面向未来；既面向人类自己，又兼顾资源、生态、环境，维护人（包括当代人和未来人）与自然共有的公共利益。只有这样，人类才能真正在自然限度内合理地开发、利用和保护自然，并使其利益得到持续实现与尊重，进而使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可靠保障。（一）公共政策分析的理念必须反映“公共”原则人类的活动在自然界面前不是绝对自由的。为了保护更多的公共利益，政府在公共决策中，必须彻底抛弃视人类为自然界的中心的陈！日理念，形成以保护自然并协调其与人类的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新理念，进而“建立一个以自然持续发展为基础、经济持续发展为任务、社会持续发展为目的”的人与自然和谐一致的新的发展观。按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公共政策分析的理念反映“公共”原则，一方面，就是以新的伦理道德和价值标准，把人类利用自然的自由，限制在自然界本身作为人类生态体系总体利益中利益主体的一方，使其权利不被侵犯的范围内，不再把自然界看作是被人类随意盘剥和利用的对象，而看作是人类生命和价值的源泉；另一方面，就是要求当代政府必须将其关注的公共领域进一步拓展到自然界，使自然界中的每一个变化，无论是否人类活动所致，无论是否对人类有直接利害，都成为公共问题而进人政府的视野，进而进人政策议程。只有这样，才能在更广的范围内，从根本上协调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系统，确保可持续发展的实现。（二）公共政策分析的主体必须遵循“公共”原则政府是公共政策分析最重要的主体。在公共政策分析过程中，能否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系统内各因素、各环节的利益要求，包括资源、生态、环境作为利益主体的利益要求，即能否遵循“公共”原则，既影响着政府自身的合法性，又造成人们对资源的种种不合理占用，进而使政府面临着能否遵循“公共”原则，按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协调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重大压力，也就如著名政策科学家叶海卡·德罗尔所说的政策制定中的“逆境”。德罗尔认为，在决策主体处于“重大的两难境地”时，应尽量“将这些政策坚持若干年”，“因为对大多数逆境来说，没有持续和连贯的多年努力是不可能取得成效的”。这就提示人们，着眼于人与自然各自利益及其共同、长远（包括本来人）的公共利益。公共政策分析主体理应在各种干扰面前“不为所动”，在人与自然组成的公共领域内，坚持“公共”原则，不徇政府私利，力戒价值偏好，协调整个发展系统内各利益主体的利益。否则，可持续发展将难以实现。需要进一步指出，由于长期以来工业的盲目增长，已经导致了全球范围内可持续发展的发展系统的失调。如若美国学者詹姆斯·安德森所说“政府的任务是服务和增进公共利益”，并且这种公共利益是“普遍而又连续不断的为人们共同分享的利益”的话，那么，当代各国政府作为决策主体，就应该遵循全球范围内的“公共”原则，加强国际合作，解决全球性的环境污染、生态恶化、人口膨胀等公共问题，在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下使全人类“可持续”地享受其应得的公益。可以认为，把利益的可持续性分享看作公共利益的属性，是安德森有关公共决策问题的深刻见解，他实际上已经把公共利益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内在地联系起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为了全球的公共利益，即可持续发展，就会如德罗尔所说的，将“减少了各个国家政策制定的自主程度”。各国政府作为公共政策分析的主体，甚至不能因本国的价值偏好而违背全球范围内的“公共”原则，损害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条件。（三）公共政策分析的公平目标必须体现“立体”要求多数学者公认，就社会意义而言，公平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现代社会规范的灵魂，因此是公共政策分析的重要目标。要促进可持续发展，公共政策分析就要在其目标取向上，以横向的代内公平促进经济、社会的当前发展，从而为未来发展准备条件；以纵向的代际公平保障经济、社会未来不间断的发展。也就是说，以“立体公平”来反映代内、特别是代际间的“公共”原则，才能真正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以代内公平为目标的公共政策分析有利于促进当前的发展。人们达成的共识是，代内的公平，有助于增强政府的合法权威，提高政府的公信力，使公共政策作为“看得见的手”而更具有效性。一方面，代内公平的提高，可以抑制经济、社会活动对资源、生态、环境的不公平利用以至破坏，并使之纳入到秩序化的轨道，促进全社会对自然资源的节制性使用，进而，减少对末来发展可能有的资源短缺或生态、环境制约。另一方面，代内公平可以保护穷人在当前公平利用资源方面不可侵犯的权力，以避免各社会主体对资源占有的不平等，解决贫困问题。常常是，在贫困状态下、人们处于基本生存需要难以满足而无奈的境地，“只好顾及眼前利益，采用高贴现率的方法，去利用资源”，从而“加剧资源的退化以至枯竭”。因此，立足于避免或减少代内贫困，代内公平既是现实的发展，又是资源可持续供应，生态、环境可持续平衡和利用的必要条件。同时，代内公平的导向下，有利于实现公共政策对经济、社会的当前发展所需的资源，特别是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美国经济学家保罗．R．格雷戈里等认为：“只要经济是完全竞争的，资源配置将处于最优状态”。而“完全竞争”的逻辑要求，就是公平，起码是代内公平。在当代条件下? �魑�坝形�闭���鸵�芄煌ü��舱�叻治觯�竦帽匾�恼�呤侄危��旃�降氖谐【赫�肪常�焉缁嶙疃倘钡淖试磁渲玫阶钚枰�幕方谥腥ィ��肿试础⑸��⒒肪骋约吧缁嵘��峁褂胄枨蠼峁怪�涞男�饔肫胶猓�谟行А⒌退�降叵�暮屠�米匀坏幕�∩希��闵缁岬牡鼻靶枨蟆U庋��瓤梢越谠甲试矗�钟兄�谔岣咦试绰�阄蠢吹某中�└�芰Γ���纸�兄�谖蠢慈说姆⒄埂R源�使�轿�勘甑墓�舱�叻治鲇欣�诒U衔蠢床患涠系姆⒄埂9倘唬��诠�揭灿欣�谖蠢吹姆⒄梗��渥叛鄣闳匀皇堑鼻暗姆⒄梗�痪哂形蠢捶⒄沟钠鸬阋庖濉4�使�健笆谴邮奔涮匦院腿死嗳鲜赌芏�猿龇⑻岢龅南质廊死嘤τ械脑鹑胃泻投晕蠢慈死嗬�娴囊逦窀小薄A钊说S堑氖牵�捎谌狈�尚械奶逑执�使�侥勘甑恼�咴际��3J恰按邮鲁て谛形�娜耍�怀械3て谛形�某杀荆��幢啬艿玫匠て谛形�氖找妗薄F浣峁��厝皇苟唐谛形�毡榛��还思吧踔疗苹滴蠢吹姆⒄埂R虼耍�贝���闹匾�鹑危�褪窃凇肮�病痹�蛳拢�ü��舱�叻治觯�纬烧�叩枷颍�沟贝�烁浩鹄�酚氲酪宓脑鹑危�苊馄淅�孟喽杂谖蠢慈恕敖��ヌā钡挠攀疲�⒍闲缘刂髟鬃匀唬�⒙佣嵝缘乜�⒑屠�谩4勇桌硪庖迳辖玻�贝���墓�舱�撸�唤鲆�拥贝�耍�? 且要从未来人的角度，看待有关发展的公共问题。在未来人作为利益主体缺位的情况下，由当代人短视需要的满足，透支资源、生态、环境的成本，伤害甚至丧失未来人赖以发展的客观条件，是不道德的。19世纪末美国的自然保护运动，已明确提出要将资源留给子孙后代。必须通过“公共”原则下强制性的政策规范，立足于人与自然间的互惠互利，在代际之间实现人类对于资源、生态、环境的共同利用。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经济、社会的未来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应该注意，这里强调以“公共”原则，而不仅仅是以公平目标进行公共政策分析，其优越性在于，前者立足于各利益主体，包括富人和穷人、人类和自然共同利益的实现，来解决贫困与发展，以及持续发展问题，而又一般不至产生富人与穷人、人类与自然的对立，有助于使可持续发展的发展系统内各种因素内在的协调，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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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的论文知道怎么写吗?下面是我整理整合的一些关于公共政策方面的论文 范文 ，欢迎阅读借鉴，希望对你有帮助。
博弈均衡与政策微效问题研究
引言
随着各国福利事业的发展,社会政策这一学科逐渐成为一门显学而受到各个领域的 重视?但 是目前的社会政策研究主要侧重于较为抽象和宏观的原问题的讨论上,如集中在对于概念的 界定;对于社会政策基本问题的探索等等?杨团在《社会政策的理论与思索》一文中对社会 政策的定义和问题都作出了 总结 ,其中他将社会政策的定义归类为一种社会行动计划和对 社会计划的不同选择,另一种则将社会政策定义为影响社会福利的一 系列的政策活动;而社会政策的基本问题则是社会政策的背景?社会政策的目标?社会政策 的范畴?社会政策行动的形式和行动策略?社会政策的本质?社会政策的信念?尽管人们在 原问题上倾注了很大的力量,但是由于社会政策问题的复杂性,至今在这一领域并未达成太 大的共识?
与此对照,人们却很少从政策的实施过程角度进行研究?《社会政策实施过程中的行为变迁 》一文给我们开了一个先例,也带给作者很大启发,该文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角度去 阐述社会政策过程中的行为选择;另一种从制度角度出发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于制度模 式的各国比较上?本文将不同于上述两种研究社会政策的制度视角,而是从社会政策实施过 程中制度的形成和变迁的角度出发去解释“政策微效”现象?同时,在社会政策的定义上, 本文的定义 方法 缘自迪尔凯姆所运用的一种定义方法:即从最简单的角度出发,抓住目前所 确定的社会政策的主要特征,而将社会政策定义为一系列旨在提高全社会福利的制度安排? 由此,本文试图建立一个制度分析模型,并运用这一模型去分析目前社会政策实施过程所遇 到的“社会政策微效”问题?
制度模型的建构
在模型建构之前,我们无疑要明确一个概念,即什么是制度?我们援引诺思的说法 ,“…… 这个结构是规则?惯例?习俗和行为信念的复杂混合物,它们一起构成了我们日常的行为选 择方式,并决定了我们达到预期目标的路径?” 从此论断出发,我们可以作出两个方面的 判断:制度不仅包括正式制度,亦包括非正式制度;制度影响了我们的社会选择,同时亦是 我们作出选择的路径之一?
随着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广泛应用,一种新的制度观念正在形成,即依托于博弈均衡理 论的制度观:制度既是一种博弈规则,也是一种博弈均衡?具体来说,制度的本质特征被认 为是参与人行动选择的自我实施规则,在重复博弈的状况下,这些规则被认为是重要的,因 此,它们能规制参与人持续不断的互动过程?……博弈规则是在一个相关的领域内参与人通 过互动而内生的,因此他们是自我实施的?
从上述一些制度理论,本文给出了下列一个制度形成的模型:
在进一步解释模型之前我们将确定一个基本假设(而这个假设将成为本文此后论证的一个基 础):我们确定,一个制度的形成是参与者之间共同的要求,即认为制度的形成在事实上是 有利于共同利益的获得,并且相较而言,每个人因此为之付出的成本都是小于所获得的利益 ,即存在一个制度建立的需要?在此,本文汲取了交易成本理论的基本观点,即制度改革 和制度创新之所以难以实现,其根本原因在于选择新制度的成本支付和新制度确立后效益之 比,比值为正时,选择行为进行,新制度可以形成,比值为负时或不清楚时,选择行为中止 ,新制度难以成立,即存在一个制度成本问题?
进而笔者将从如下几点来具体阐述自己的模型:
1.制度的形成是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博弈的过程,并最终达成的一种均衡状态,在这个过程中 ,每个参与者都不停的提出与自己利益最相关的原则 措施 ,并试图去影响其他人的观点,但 出于形成一个制度的共同利益追求,最终会达成一个照顾到各方利益的次优均衡模型?对于 任何一个参与者的被排除都有可能导致这一均衡的不稳定,同时,随着外界的影响,彼此之 间的利益也是处于动态的不停变换过程之中的,因此这个均衡并非是静态的,但是打破这个 均衡就面临着一个成本与收益的比较问题,因此,制度亦具有相对的懒惰性?从上述的阐释 来看,我们认为制度的形成体现的不仅仅是一种形式的理性,亦体现了一种过程理性?
2.按照诺思的路径依赖原理1的观点:当一条发展路线沿着某种具体进程进行时,系统的外 部性?组织的学习过程以及历史上关于这些问题形成的各种思想观念?风俗习惯就会增强这 个进程?因此制度作为一个博弈均衡的系统,它亦受到其他领域的各种正式制度及各种习俗 ?习惯等的非正式制度的影响?林梅在《社会政策实施过程中的行为变迁》在对我们国家的 “平皖行洪?移民建镇”政策的实施过程的考察中,发现非正式制度对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起到很大的作用,有时候甚至取代正式制度而行事?“一项制度安排或社会政策在实施过程 中发生偏离,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构,社会政策与制度发生偏离的根源存在于该项制度 安排的内部,存在于该制度下的各行为主题的利益冲突与矛盾之中?“……社会政策的具体 执行和进一步的演变更多地是作为某种‘结果’,即处于制度中的人们的习惯性行为的‘结 果’?即处于制度中的人们的习惯性行为的结果?”
3.一项制度的形成之后,最终亦成为组成社会结构的因素之一,从而影响这种博弈均衡的稳 定和其他领域的制度以及各种其他非正式制度?
4.重复第一点所提到,即任何一次制度的形成和变迁均是人们对于成本和利益衡量的结果, 当然有时候我们从现实出发,会发现一些制度并不是依这个原理去操作,在笔者看来,这就 如韦伯的思考方式一样,从一个理性类型中去发现现实中的种种的合理和不合理之处?
以上是自己对于这个模型的一些阐释,在作者看来,这一模型仅仅是一个分析问题的框架, 就如韦伯的四个理想类型一样?接着作者将利用这个模型来分析当前的社会政策在实施过程 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其中最主要是解决“政策失效”问题?
政策微效问题的分析
为了验证笔者的上述模型的可解释力,笔者选取北京市农村社会养老 保险 制度的实 施情况作 为自己的研究材料(下文简称该文巫文)?在这次调查中,巫文提出了一个政策微效的概 念,所谓的政策微效,“即是指政策意图与政策结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从一种制度 理论的视角出发,我们就是可以认为制度的存在尽管体现了制定方的一种试图理性化的美好 理想,但是无疑这一制度并没有从制度的实施过程去考虑,即是一种制度的形式合理性与制 度的实质有效性存在着冲突,从而导致制度的失效?制度被悬置不起作用身体阻碍作用?无 疑,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发觉通过上述的模型可以得到一些答案?
让我们进一步来看看这个政策微效存在的具体实例: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农保政策在实施过程存在这样一种现状,即尽管农保政策已经推行了10 年之久,但实际上参加农保的人数却只达到了,有近2/3的京郊农民没有对政策积极 响应?
无疑,这就存在一个信息的达致问题,在我们看来,政策能否全面?真实?准确?顺利地到 达其服务的团体,是实现政策效果的首要环节?那么为什么信息无法及时地传达呢?在我们 看来,从深层的制度原因来看,即是因为制度的传导机制出现了问题,人们难以准确的获得 信息?从一个主要原因来看,这就要追究这一系列的制度安排的设计问题,在我们看来,从 实际角度出发无疑它并不是以其所达标的团体为服务对象,而只是为了制度的设计本身而设 计,设计人为制度所异化?从我们的理论模型出发,我们认为制度的设计过程中,是一个各 个利益参与者互动均衡的过程?但是从现实出发,无疑在这一政策的设计上单纯的由政府出 面设计?当然,从一定的角度来看,这能够节省一部分的成本,但我们认为作为一个利益主 体之一,它并不能很有效的反映其他利益主体的利益,从而就难以形成一个考虑到各个利益 主体的制度?毕竟政府并不是一个完全理性而独立的主体?因此从此模型出发,我们认为在 政策的制定的过程,应该尽可能的多吸收各个利益主体的意见,当然,政策在形式上往往以 各种法律?法规的形式出现,但是这并不矛盾?因此,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政府所作的一 方面是作为利益主体参与博弈,与此同时,亦作为制定者来制定政策,但这种制定只是在忠 实的执行各方以达成的意见?
进一步的,正如上表还反映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存在2/3人在知晓这个政策的情况下,依然 有一部分人未参与这一政策?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制约了人们的行为选择呢?在回答这个问 题之前,我们从模型出发做出如下几个基本假设:
1.在农村中传统的养儿防老的家庭养老观念束缚了这一政策的大规模推行?
2.从政策角度出发,认为由于这一政策并不是各个利益群体一起博弈形成的均衡,因而对于 政策的稳定性?有效性?代表性都是存在着疑惑?因此这些问题束缚了这一政策的大规模推 行,而无疑,解决方案还是要回到如何从政策的制定角度出发
3.市场制度(如一些商业保险制度)在农村中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农村养老保险制 度的竞争对手?
从上表中,我们发现倾向选择子女养老的人仍占到,接近一半,无疑这反映了在农村 中“养老防老”的观念仍然很重要,但正如巫文中所阐述的,这个地位已经在削减了,已经 不再处于支配地位,而且即使选择这种方式的,对于农保并没有完全的心里排斥?
无疑上述的描述验证了我们第一个假设,即认为在农村中传统的养儿防老的家庭养老观念束 缚了这一政策的大规模推行,即在制度的形成和变迁过程中,各种习俗?习惯等的非正式制 度作为一种观念的传承影响了人们的选择,进而影响了制度的产生和实行?随着社会的不断 的理性化,家庭的功能发生了变迁,以前的功能在新的社会情势下趋于瓦解,并发生部分的 转变,功能发生了迁移?这种变迁反映到了人们态度上,也就体现了在养老问题上,传统观 念和习惯?习俗的淡化?
在上表中,我们还发现了参加其他商业保险也占到了,尽管这个的关联性似乎不是 特别强,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谨慎的提出对于第三个假设的验证:市场制度(如一些商业保险 制度)在农村中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竞争对手?随着市场经济 的不断发展,至少在两个方面对人们的行为选择发生了影响,一是表现在对人们思想观念上 的影响上,市场经济伴随着一系列市场的观念价值体系?而这些价值体系随着经济的发展, 逐步深入到人们的心中,成为支配的观念,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选择?二是表现在组成市场 经济的各种制度安排逐渐成为组成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选择?
进一步的我们来思考一下农民在实际的行动中不投保的原因:
从上表中,我们发现人们在对这一社会政策的制度安排,至少存在如下的疑惑:1.尽管 知道 这一社会政策,但无疑对于各种细节和如何实施,依然存在着空白?2.对于社会政策的稳定 性缺乏信心?3.对社会政策效果缺乏良好的预期?对于此,笔者认为这很大程度是可以从 第二个假设中得到很好的回答,即认为由于这一政策并不是各个利益群体一起博弈形成的均 衡,因而对于政策的稳定性?有效性?代表性都是存在着疑惑?因此这些问题束缚了这一政策的大规模推行?
以上我们基本上回答了农村社会保险制度作为一个政策为什么会存在政策微效的问题,笔者 的分析角度是从制度的产生角度来看?当然进一步的分析可以从制度的实施过程中去进行, 如巫文这方面就有所涉及?本文的基本观点即是认为社会政策作为一系列制度安排,制度的 形成是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博弈的过程,并最终达成的一种均衡状态?因此,我们在制定政策 的时候,必须是各个利益主体充分博弈的过程?而在农村社会政策,我们的观点是,我们不 能忽略其中最大的利益主体――广大的农民?
进一步的思考
本文的努力当然并不只是针对农村社会政策,而是能够推广到各个方面的社会政策 的思考, 但是无疑本文的思考并不是一个十分成熟的结论,在运用这个模型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例 如在本文的结论中我们提出要在制定政策时,充分考虑到各个利益主体?制度的形成是各个 利益主体充分博弈的过程,但是无疑一个新的问题呈现在我们眼前(事实上上文中有所提及 ),就是一个制度成本问题,当我们面对这种情况――博弈的利益主体分散时,我们就有一 个利益主体的集中问题,同时如何融合各方的利益,这些都将成为我们制定政策的巨大的成 本(举农村社会保险政策作例,广大的农民的如何统一,如何融合形成一个合理的政策)? 本文进一步的设想是在遇到这种利益群体分散且多的情况下,能否集中成立一些代表各方利 益群体的独立的中介组织,由这些组织来间接的进行博弈,从而就能有效的降低各方的成本 ,达到成本与利益的均衡?因此,下一步的努力将集中在如何论证这一方案的可行性和有效 性?同时 文章 的还将继续论证政策的实行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的问题,因为在我们看来,制 度从建立到实行过程是一个系统的过程,任何一个过程都将导致“政策微效”问题的出现?
“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形成及其政策内涵
2010年9月16日，胡锦涛同志在出席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幕式时，发表了题为《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致辞。胡锦涛强调，实现包容性增长，切实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为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实现经济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社会基础，是亚太经合组织成员需要共同研究和着力解决的重大课题。11月14日，在日本横滨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十八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胡锦涛同志发表的《深化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重要讲话中，再次倡导“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一、“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形成
“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理念的形成，与21世纪90年代发展起来的权利贫困理论以及关于社会排斥方面的研究密切相关。21世纪中期以来，人们关于经济增长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增长理念也从单纯强调增长向更深层面演进。世界银行于1990年提出“广泛基础的增长(broad-based growth)”，其后进一步提出“对穷人友善的增长(pro-poor growth)”的理念，并以此制定世界银行的贫困减除政策以及指导各国相关实践。“对穷人友善的增长”理念强调要形成一种使穷人能参与经济增长并从中获益，以及增加自身人力资本投资的良性循环机制。“对穷人友善的增长”的理念吸收了能力贫困理论要素，开始重视贫困人口人力资本的培育和能力的提升，强调将贫困人口吸收到增长过程中，确保贫困人口能参与经济增长，在这个过程做出贡献，并合理分享增长的成果。
进入新世纪以来，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在“对穷人友善的增长”基础上，先后提出了“包容性增长”的理念，其基本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基本核心是追求机会公平和权利公平。作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新概念，“包容性增长”有着不同的诠释，但综合来看，是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状态的一种描述，并且这种状态至少需要满足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二是对所有社会成员的包容;三是平等的机会利用。“包容性增长”理念强调要建立具有包容性的制度，提供广泛的机会，而不是将增长政策和具体旨在实现公平的政策割裂开来;强调通过维持长期及包容性的增长，确保增长效益为大众所广泛共享。在政策层面，以“包容性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包括三个相辅相成的支柱：一是通过高速、有效以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最大限度地创造就业与发展机会;二是确保人们能够平等地获得机会，提倡公平参与;三是确保人们能得到最低限度的经济福利。
二、深刻理解中国式“包容性增长”的内涵
中国式“包容性增长”概念的提出与时下国际经济、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实现包容性增长，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胡锦涛同志的这一论述，阐明了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意义，赋予了中国式“包容性增长”更深更新的内涵。从国际的发展和平两个主题看，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国与国应互惠互利、携手共进、包容发展。从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让每个公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目标看，“包容性增长”理念与“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是一脉相承的，本质上是“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理念在增长上的集中体现，它明确了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改善的同步性，揭示了经济增长的落脚点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与 文化 生活的需要。准确理解“包容性增长”的内涵，需要把握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包容性增长既强调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强调经济增长的方式，不仅是量的容纳，也是质的提升，二者同等重要。包容性增长首先是一种“增长”，这就对经济增长的速度提出了一定的要求。但是，仅有经济增长的速度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必然带来贫困人口的减少。因此，还必须强调经济增长的方式，使增长成为基础广泛且包容一个国家和地区最大多数人口的增长。在一个实现包容性增长的社会里，不论种族、肤色、性别、年龄、体力、智力，人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和责任，人人都有用武之地，人人都得到保护，免于被歧视和被排斥。
其次，包容性增长应该以优先开发人力资源、实现充分就业为基础。包容性增长更倾向于通过增加就业机会为个人创造工作岗位，使其不断提高收入、改善生活，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而不是直接通过收入再分配使个人被动地摆脱贫困。要实现充分就业，就要优先开发人力资源。人力资源开发对提高人们参与经济发展和改善自身生存发展条件、实现包容性增长，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和意义。
再次，包容性增长应当使人们平等、广泛地参与经济增长的过程并从中受益。提倡包容性，并不是为了经济增长而不择手段，而是要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公平正义的方式，让发展的成果普惠大众尤其是困难群体，并由此构筑新的发展基础。要实现包容性增长，就要着力促进人人获得平等发展机会，不断消除人们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
三、重塑经济增长模式的政策选择
全球性金融危机是对“中国模式”的重大考验，也给了我们一次深刻 反思 经济增长模式的机会。中国的发展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在长期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要素红利、人口红利以及全球化红利的势能都在衰减，主要依靠低成本刺激的出口超高速增长逐渐回归常态增长，以大量增加资源资金投入维持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的大背景下，经济增长模式正面临着深度转型的重大挑战。“包容性增长”为解决这这些突出矛盾和问题打开了一扇大门。
(一)推进人才强国，优先开发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开发，对提高人们参与经济发展和改善自身生存发展条件，对推动经济持续发展、实现包容性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优先开发人力资源，一方面体现了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为了提高人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为了人的富裕;另一方面体现了发展的主体是人，是投资于人，为了人的全面发展。这就从根本上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主导思想，以人的发展为基础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使人真正成为发展的主体与真正的受益者。
从中国国情和发展条件看，人力资源优势是最需培育、最有潜力、最可依靠的优势。我们应该牢固树立人力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第一资源的理念，加快形成人力资源优先发展的战略布局。要优先调整人力资源结构，优先投资人力资源开发，创新人力资源制度，建立政府、社会、用人单位、个人共同投资人力资源开发机制，积极谋划和调整人力资源专业结构、层级结构、分布结构，大力激发各类人力资源的创新活力和创造智慧。要突出加强创新创业人才队伍建设，大规模培养培育人才，施行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高科技创新成果转化、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三搞联动”，在科学发展中引才育才用才，进一步优化人才创新创业环境，激发各类人才的创造活力，以人才优势构筑发展优势。
(二)实施创新驱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关系经济社会全局的重大任务，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前提条件。要完成这项任务，必须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发展创新型经济，努力实现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向创新驱动转变、粗放式增长向集约型发展转变。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建立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现代农业为基础、服务业为主体，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坚持发展动力包容，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同拉动经济增长新格局。坚持市场主体包容，继续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积极发展壮大产权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增强国有企业发展活力、大力培育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不断扩大市场主体数量和规模，提高发展主体市场竞争力、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坚持区域发展包容，加大统筹城乡力度，加快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加强整体谋划、板块开发，推动各类要素跨区域流动和合理配置。
(三)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包容性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基本公共服务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因此，要实现包容性增长，就有必要落实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特别是在医疗、 教育 等领域，在城乡之间逐渐实现机会平等。
要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社会实业领域改革发展的重要任务，真正做到政府保“基本”、社会和市场管“非基本”，逐步完善符合省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在指导方针和目标设立上应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大幅提升公共就业服务、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卫生、公共文化体育、福利救助服务的供给和均等化水平为主要任务，切实加大财政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优化资源配置，深化体制改革，分阶段、有重点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
建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不断扩大社会保障面，让不同群体共享发展成果，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题中应有之义。要积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再分配具有社会公平功能。要完善居民收入分配调节制度，不断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一方面，通过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更重要的是通过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方法缩小其与高收入群体间的差距;另一方面，要扶持低收入和困难人群，探索建立城乡低保标准正常调整机制和与物价变动相适应的动态补贴机制。对于高收入群体，则是规范其收入，尤其是非法收入和灰色收入。要制定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的约束性指标，调整政府、企业、居民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关系，提高“两个比重”即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促进居民收入和消费可持续增长，确保让广大劳动者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让国民经济进入“GDP增长-居民收入提高-消费增长-内需扩大-经济持续增长”的良性循环。
(五)构建合理保障体系，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安全网，可以大幅度提高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包容度”。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加强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的衔接和协调，不断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要加大公共财政的社会保障投入，扩大各类社会保险覆盖面，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和慈善事业，不断在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取得新成效。推行益贫式保障政策，使贫困人群获得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收入增长。把握基本社会保障的普惠性与适度性，既借助公共财政补助等措施，做到“应保则尽保”，还应防止过度的社会保障引发对劳动者的负面激励和道德风险问题，避免损害包容性增长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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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试论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创新
96. 政府在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作用分析
97. 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构建
98. 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政府部门绩效评估体系构建
99. 政府治理模式创新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100. 浅论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101. 公共行政的管理主义(或宪政主义)去向的理论渊源和发展 102. 政治决策中的公众参与机制
103. 当前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研究
104. 税费改革对乡镇政府提供公共产品能力的影响研究
105. 权力腐败中的59现象研究
106. 我国社区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107. 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108. 居民小区中的物业管理问题探析
109. 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新型社区管理
110. 浅谈集体上访的原因及对策
111. 乡镇机构改革的难点与对策
112. 我国村级管理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113. 浅谈政府机关的行政自由裁量权
114. 浅谈入世背景下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115. 干部交流难的原因及对策
116. 当前人力资源现状与经济社会发展矛盾分析
117. 浅论我国公共事业发展现状及其对策
118. 浅析当代大学生的职业价值观
119. 浅谈儒家道德观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指导作用
120. 浅析企业服务品牌的创建问题
121. 浅析以人为本的高校教师管理
122. 浅析儒家思想对高校人事管理的启迪
123. 浅析我国中小民营企业人力资源流失问题
124. 浅论加强我国大学生创业教育
125. 试论电子政务的实施对推进政府作风建设的影响
126. 浅析我国政府的信用建设
127. 浅谈如何从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塑造企业文化
128. 社会保障与构建和谐社会
129. 浅析福建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130. 浅析企业绩效考核中的问题及对策
一、绩效考核与管理(丰俊功)
1、政府绩效管理
平衡记分卡在地方政府绩效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平衡记分卡在XX市政府XX部门绩效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平衡记分卡在党政部门绩效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平衡记分卡在XX市政府XX部门党政管理部门中的应用研究
2、公务员绩效考核
基于胜任力模型的公务员绩效考核研究
基于胜任力模型的党政领导干部考核研究
XX市基于胜任力模型的公务员绩效考核研究
XX市基于胜任力模型的党政领导干部考核研究
XX部门基于胜任力模型的公务员绩效考核研究
XX部门基于胜任力模型的党政领导干部考核研究
XX市基于平衡记分卡的公务员绩效考核研究
XX部门基于平衡记分卡的公务员绩效考核研究
XX部门基于平衡记分卡的党政领导干部考核研究
XX市XX部门公务员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研究
XX市XX部门公务员量化绩效考核研究
XX市公务员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研究
XX市公务员量化绩效考核研究
XX市公务员分类分等绩效考核研究
XX市XX部门公务员分类分等绩效考核研究
XX市公务员分类分等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研究
XX市XX部门公务员分类分等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研究 XX市政府公务员绩效考核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中国综合管理类公务员绩效考核研究
中国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绩效考核研究
中国专业技术类公务员绩效考核研究
3、市政学
XX市户籍制度改革研究(选取有户籍制度改革有特色的城市) XX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模式研究
4、电子政务
XX市政府网站绩效考核研究
电子政务在XX市XX部门中的应用研究
政府采购在电子政务中的应用研究
二、行政与政策(于海艳)
1、危机管理
突发公共事件的政府预警机制研究
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政府应急管理机制
2、户籍制度改革
3、行政垄断
4、行政机构改革
地方政府与市场化改革
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改革
第三部门发展与政府改革
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变革
地方政府制度创新行为研究
5、行政职能转变
中国入世与中国政府职能转变
服务型政府
乡镇政府经济职能探讨
全球化背景下的政府职能研究
6、公共政策执行研究
7、当代中国公民参政研究
互联网在公共政策中的作用
8、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与公共政策选择
三、政治、制度、社区、非政府(韩丽雯)
1、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问题
2、 中国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问题
3、 服务型政府的监督机制问题
4、 中国政府职能转变问题
5、 中国政府的危机管理
6、 当代中国的党政关系
7、 当代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探讨
8、 当代中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
9、 当代中国“条条”与“块块”的关系问题
10、 当代中国政府的大部体制的问题
11、 当前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12、 政治民主建设问题
13、 当前中国的政治文化建设问题
14、 非政府组织的法规建设探讨
15、 非政府组织存在的理论基础探讨
16、 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功能探讨
17、 非政府组织的内部管理探讨
18、 非政府组织对中国政治权力结构的影响
19、 城市社区管理的理论基础
20、 城市社区管理的模式探讨
21、 城市社区管理的法律保障问题
22、 非政府组织与社区发展问题
23、 建立和完善我国NGO组织监督机制(以汶川地震为例)
24、 简析非政府组织(NGO)在突发性公共事件中的作用
四、社会学、社保、社会调查、社会工作(王静)
1、社会保障类：
理论类---公平还是效率：当代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理性选择与思考
中国古代社会福利制度研究
农村类---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研究
当代中国的农村养老问题
农民工社会保险(养老、工伤、医疗等)问题研究
我国农村与城市社区社会保障政策的反差分析
农民工就业与劳动力市场建设(可运用社会排斥理论)
农民工就业的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持研究
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我国农村“五保”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研究
农村扶贫问题研究
城市类-当代中国城市贫困问题与社会救助政策研究
当前中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分析
完善我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对策建议
城市化进程中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衔接问题研究
城镇人口结构性失业的突出矛盾及治理体系
我国城市“低保”制度建设的实证分析
就业失业类-应届大学毕业生就业社会保障促进研究
建立大学生失业保障的制度选择
非全日制就业(或灵活就业、自谋职业)的社会保险政策建议
国外失业保障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国际社会治理失业的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我国失业预警系统与就业对策研究
转型时期结构性失业的救济及职业培训政策
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与失业保险制度并轨对我国就业形势的影响 其他--银色浪潮的冲击下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
养老保险的制度转制成本及其化解
对社会保险基金监管架构的思考
我国军人的社会保险制度建设
灾害救助研究(以汶川地震为例)
商业保险消费心理研究
商业保险需求群体的实证分析
2、社会现象类：
基于网络社会下的青少年“文化反哺”现象研究
探析和谐社会理念下的社会流动机制建设
网络民意与公共治理模式的转型
论我国网络公共领域的现代生长
3、社区类：
社区矫正中的政府角色与社会力量
社区矫正在矫正青少年罪犯方面的理论与实践
社区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落实及有关对策
从建设市民社会的载体看社区建设
构建和谐社会中社区的角色地位
4、应用实务类：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问题;
当前大学生网络素养实证研究;
民办高校学生多元评价体系的实施;
民办高校贫困大学生群体状况调查
民办高校贫困生救助体系状况调查
广告对当代大学生消费结构观的影响;
大学生宿舍文化(或流行文化)现象调查;
人力资本与大学生职业地位获得研究
大学生就业中的歧视(性别、地区、学校等)及其应对问题
当代大学生的就业压力及其相关因素分析
养老院老人生活状况调查
我国社会志愿者制度的现状分析
某社会问题的现状,原因,对策分析
某城市社会中介组织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我国政府对民间组织管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城中村：农村城市化的困境与出路
转型期城市社区自治：理念、问题及建议
试论和谐社区理念下政府与社区关系的重构
中国社会分层研究
中国社会流动问题研究
中国社会控制问题研究
5、社会理论研究
当代中国城乡二元化结构分析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形成和分化
当代中国弱势群体分析
社会舆论与社会风向对当代中国社会政策选择的影响
传统孝文化与家庭代际和谐
五、(多俊岗)
六、(刘亮、黄春梅、陈国杰、蔡敏)
1、行政伦理
2、行政文化
3、社会信用研究(包括信用理论、信用机制、信用制度、信用评价内容)
七、行政法、公务员(胡海春)
1、 论我国公务员的考试选拔机制
2、 公务员监督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3、 国家公务员保障机制研究
4、 论我国公务员保险制度发展的方向
5、 对完善公务员廉政制度建设的思考
6、 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完善
7、 公务员聘用制度研究
8、 中国公务员职务晋升制度的不足和对策
9、 公务员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10、 西方文官制度研究
11、 我国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基本特点研究
12、 公务员保障机制研究
13、 公务员制度与行政效率
14、 论国家公务员收入的规范化
15、 建立健全公务员培训机制
16、 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的意义
17、 论中国公务员考核制度所存在的问题
18、 论中国公务员的退出机制
19、 论公务员回避制度研究
20、 完善我国公务员的选任制度
21、 健全国家公务员的监督制度
22、 中西公务员制度比较研究
23、 试比较中国古代官僚制度与近代公务员制度之异同.
24、 公务员管理研究
25、 浅析公务员的高薪养廉问题
26、 行政法制
27、 依法行政
公共管理毕业论文的若干撰写指南
适应对象：公共管理类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及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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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女我来回来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毕业论文选题题库 1. 当代美国科技创新政策的个案分析 2. 论当代美国科技创新政策的公共导向 3. 全球化语境中的公共物品概念解释 4. 公共物品中的技术构成分析 5. 论电子政务发展中的技术理念 6. 城市环境管理政策的实证研究 7. 电子政务规划设计的实证分析 8. 基层电子政务发展的过程研究 9. 城市景观环境和谐发展的政策研究 10. 当代大学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研究 11. 中国大学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培养计划的特色问题研究 12. 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理论贡献 13. 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困境分析 14. 政治理念与行政体制改革 15. 行政伦理的反腐功能析要 16. 再造理论与城市社区再造的基本构想 17. 构建现代农村社区商业网络的思考 18. 从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探究和谐社区的创建 19. 社区组织角色、职能定位与和谐社区建设 20. 论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社区群众文化建设 21. 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政府管理模式及其转型 22. 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新探 23. 和谐社区建设中的居民自治问题初探 24. 社区业主委员会的发展与城市社区自治 25. 论社区自组织在社区管理中的角色归类及自治功能 26. 社区财务模式的设计及其选择研究 27. 城市社区居民自治模式的构建路径研究 28. 公共事业规制与竞争制度模式 29. 浅谈事业单位薪酬管理体制改革 30. 浅析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存在的不足及其改进建议 31. 公共管理学视野下的大众文化活动组织管理 32. 公共管理学视野下的现代社会分层 33. 行业型网络传媒及其经营管理 34. 中小城市文化事业机构与社区文化建设的互动发展 35. 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途径研究 36. 公用事业单位应对危机事件的管理策略研究 37. 人本管理理论在学校管理中的应用 38. 当前我国社区治安管理问题探讨 39. 互联网在我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中的运用 40. 当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探讨 41. 现阶段中国农村社区治理模式探讨 42. 试论单位制向社区制的回归 43. 试论公共事业单位的信息资源管理 44. 中外公益性组织管理体制比较研究 45. 中介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及发展策略研究 46. 公共事业单位的品牌管理研究 47. 地方政府改善公共关系探析 48. 从个人理性到集体理性——对管理核心问题的分析 49. 公共事业管理中政府失灵现象研究 50. 公共事业管理的现状及前景展望 51. 城市交通管理的民众参与研究 52. 城市居民公共意识调查研究 53. 城市社区经营问题研究 54. 公共管理部门执行力建设研究 55. 区域公共利益竞争与地方保护主义研究 56. 文化公共管理与现代文化产业组织运作 57. 事业单位的流程再造及其组织变革 58. 自我管理团队及其在事业单位中的应用 59. 公共政策评估中的问题及对策 60. 低收入动迁居民的行为选择及其边缘化后果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毕业论文选题题库1. 当代美国科技创新政策的个案分析2. 论当代美国科技创新政策的公共导向3. 全球化语境中的公共物品概念解释4. 公共物品中的技术构成分析5. 论电子政务发展中的技术理念6. 城市环境管理政策的实证研究7. 电子政务规划设计的实证分析8. 基层电子政务发展的过程研究9. 城市景观环境和谐发展的政策研究10. 当代大学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研究11. 中国大学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培养计划的特色问题研究12. 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理论贡献13. 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困境分析14. 政治理念与行政体制改革15. 行政伦理的反腐功能析要16. 再造理论与城市社区再造的基本构想17. 构建现代农村社区商业网络的思考18. 从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探究和谐社区的创建19. 社区组织角色、职能定位与和谐社区建设20. 论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社区群众文化建设21. 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政府管理模式及其转型22. 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新探23. 和谐社区建设中的居民自治问题初探24. 社区业主委员会的发展与城市社区自治25. 论社区自组织在社区管理中的角色归类及自治功能26. 社区财务模式的设计及其选择研究27. 城市社区居民自治模式的构建路径研究28. 公共事业规制与竞争制度模式29. 浅谈事业单位薪酬管理体制改革30. 浅析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存在的不足及其改进建议31. 公共管理学视野下的大众文化活动组织管理 32. 公共管理学视野下的现代社会分层33. 行业型网络传媒及其经营管理 34. 中小城市文化事业机构与社区文化建设的互动发展 35. 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途径研究 36. 公用事业单位应对危机事件的管理策略研究 37. 人本管理理论在学校管理中的应用 38. 当前我国社区治安管理问题探讨 39. 互联网在我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中的运用 40. 当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探讨 41. 现阶段中国农村社区治理模式探讨 42. 试论单位制向社区制的回归 43. 试论公共事业单位的信息资源管理 44. 中外公益性组织管理体制比较研究 45. 中介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及发展策略研究 46. 公共事业单位的品牌管理研究 47. 地方政府改善公共关系探析 48. 从个人理性到集体理性——对管理核心问题的分析 49. 公共事业管理中政府失灵现象研究 50. 公共事业管理的现状及前景展望 51. 城市交通管理的民众参与研究 52. 城市居民公共意识调查研究 53. 城市社区经营问题研究 54. 公共管理部门执行力建设研究 55. 区域公共利益竞争与地方保护主义研究 56. 文化公共管理与现代文化产业组织运作 57. 事业单位的流程再造及其组织变革 58. 自我管理团队及其在事业单位中的应用 59. 公共政策评估中的问题及对策 60. 低收入动迁居民的行为选择及其边缘化后果 61. 公共政策执行梗塞问题研究 62. 公共政策的多源流框架研究 63. 高校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学生就业状况与影响因素分析 64. 社区居民自治：现代城市治理模式的基础 65. 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怀与社会工作介入 66. 论知识型员工的忠诚度管理 67. 城市“低保”政策过程中的社会排斥 68. 社会公共服务满意度研究 69. 城市社区公共文化发展问题研究 70. 论我国行政指导制度的完善71. 行政程序的法律价值72. 试论行政不作为及其危害73. 行政补偿概念刍议74. 论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完善75. 我国地方政策制定中的问题及其对策76. 浅谈“政府上网”77. 论选人用人方式的创新78. 关于建立行政机关激励竞争机制的对策研究79. 公共权力腐败的成因及应采取的措施80. 简论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方向及其保障81. 经济欠发达地区县乡机构改革难点及对策探析82. 西部开发中的政府职能定位研究83. 城市社会中介组织的研究84. 政府行为失范及其约束机制建立85. 市场经济发展与政府信用的关系分析86. 公共政策执行研究87. 地方公共产品的供给模式与市场化改进88. 非盈利性组织的地位与作用研究89. 论城市社区公共产品供给90. 政府财政教育投入比较分析91. 第三部门发展与政府改革92. 试析公共政策分析中的人本原则93. 试论激励机制在中国公务员制度中的确立与作用 94. 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人才管理思考95. 城市公共交通管理体制改革问题研究96. 当代行政领导者的创新能力研究97.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问题研究98. 村民“自治”问题研究99. 浅析企业团体意识的培育100. 行政领导的方法与艺术101. 电子政府的内涵及对行政发展的影响102. 地方政府在公共管理中的作用与地位研究103. 地方政府竞争及地方保护主义研究104. 公共财政体制研究105. 信息在公共部门绩效评估中的利用研究106.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薪酬研究107. 第三部门（NGO）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研究108. 公共伦理对于构建廉洁政府的意义109. 试论农村公共品供给与新农村的建设110. 试论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创新111. 政府在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作用分析112. 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构建113. 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政府部门绩效评估体系构建114. 政府治理模式创新与和谐社会的构建115. 浅论服务型政府的建设116. 公共行政的管理主义（或宪政主义）去向的理论渊源和发展117. 政治决策中的公众参与机制118. 当前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研究119. 税费改革对乡镇政府提供公共产品能力的影响研究120. 权力腐败中的59现象研究121. 我国社区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122. 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研究123. 居民小区中的物业管理问题探析124. 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新型社区管理125. 浅谈集体上访的原因及对策126. 乡镇机构改革的难点与对策127. 我国村级管理的现状及发展趋势128. 浅谈政府机关的行政自由裁量权129. 浅谈入世背景下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130. 干部交流难的原因及对策131. 当前人力资源现状与经济社会发展矛盾分析132. 浅论我国公共事业发展现状及其对策133. 浅析当代大学生的职业价值观134. 浅谈儒家道德观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指导作用135. 浅析企业服务品牌的创建问题136. 浅析以人为本的高校教师管理137. 浅析儒家思想对高校人事管理的启迪138. 浅析我国中小民营企业人力资源流失问题139. 浅论加强我国大学生创业教育140. 试论电子政务的实施对推进政府作风建设的影响141. 浅析我国政府的信用建设142. 浅谈如何从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塑造企业文化143. 社会保障与构建和谐社会144. 浅析江苏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问题及对策145. 浅析企业绩效考核中的问题及对策146. 浅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现状、问题与对策147. 浅谈社区中的人力资源管理148. 公共行政人才资源开发与服务型政府的构建149. 浅析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问题及对策150. 民营企业人力资源激励机制研究151. 儒家文化对公共事业管理的影响152. 企业危机公共关系管理研究153. 浅谈当代民营企业文化建设154. 浅析团队沟通中的问题及解决对策155. 浅析我国法治进程中道德与法律的冲突156. 浅析企业执行力157. 浅谈“公推公选”的目标定位158. 论官员问责制159. 浅谈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160. 乡镇合并后出现的问题及对策研究161. 浅谈有奖发票制度的完善162. 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中国近代大学与政府关系的历史及启示163. 经营城市及政府在其中的职能定位164. 浅谈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变迁165. 浅谈民营企业领导者的授权艺术166. 浅析我国政府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的角色定位167. “两委会”的矛盾及其对策168. 基层政府在小城镇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探讨169. 浅谈政府危机管理体系的构建170. 浅谈组织目标的制定171. 农村养老主体问题探悉172. 浅谈我国的行政区划173. 浅论城市公共交通管理174. 论我国社会救助的不和谐——低保户的保行为175. 论当代企业推行目标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176. 国家公务员考试制度存在的误区及对策177. 我国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的程序分析178. 电子政务—我国政府管理模式发展的必然趋势179. 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农民增收180. 浅析政府在GDP与国民收入增长关系中的作用181. 对我国农村土地征用及管理现状的反思182. 浅析我国政府网站建设183. 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初探184. 浅析企业危机管理185. 浅谈以人为本的企业管理186. 从“鸡鸣狗盗”浅谈企业用人之道187. 浅论农村税费改革188. 农村基层政府电子政务建设中的困境与对策189. 浅谈领导者的能力素质190. 论在科学发展观下的服务型政府的建设191. 试论我国公务员激励机制192. 企业公共关系沟通模式与价值分析193. 企业人才流失问题及对策研究194. 执政能力建设与提高行政效率探讨195. 政府行政效率与行政成本分析196. 公平和效率与政府责任的探讨197. 行政绩效初探198. 公平和效率与政府责任的探讨199. 论我国公共权力的监督与制约200. 地方政府绩效考评探析201. “守夜人”角色与政府主导型之辨202. 论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趋向203. 论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作用204. 我国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研究205. 地方代表大会对政府的法制监督研究206. 论社会主义国家开展政府公关的必要性207. 政府公关对搞好政民关系的意义探讨208. 中外政府经济职能比较研究209. 城市公共企业评价（或改革）探讨210. 论电信市场的政府管制211. 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改革研究212. 我国行政监督的回顾与思考213. 各国行政监督比较研究214. 西方行政改革的研究215. 我国行政决策体制的改革216. 公共决策过程中的利益表达机制（利益诉求机制、利益整合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研究217. 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的要素分析218. 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的探讨219.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之动因与对策研究220.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行政管理的影响及对策研究221.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医疗卫生管理（基础教育管理、环境建设与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222. 我国村民自治组织管理的现状和发展趋势223. 当前农村基础教育发展问题的分析224. 关于中国农民“离土”问题研究225. 农民负担过重的原因与对策研究226. 试述农业保护政策227. 行政组织与其他社会组织比较研究228. 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研究229. 试论现代领导者的影响力230.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思考231. 浅议乡镇机构改革的难点与对策232. 我国乡镇机构改革的焦点与对策研究233. 论我国村级管理的现状及发展趋势234. 浅议行政听证制度的发展与改革235. 转型时期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理论探讨236. 论社会转型的挑战与我国行政协调机制的变革237. 当前我国行政机制的生态平衡分析238. 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行政管理理念创新探析239. 社会转型期公共危机管理对策思考240. 科学发展观与政府管理创新探讨241. 论政府管理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定位242. 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完善243. 拯救“志愿失灵”244. 培育志愿精神，奠定公共事业组织发展基础245. 牵手合作，共建和谐——市场经济添加下准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提供246. 优化制度环境，发展公共事业247. 公共责任监督机制研究248. 事业单位体制改革249. 事业单位民主管理研究250. 社会团体治理结构研究251. 社会转型期公共危机管理对策思考252. 科学发展观与政府管理创新探讨253. 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行政管理理念创新探析254. 政府行政效率与行政成本分析研究255. 公共决策中的效率与公平问题研究256. 论我国公共权力的监督与制约257. 执政能力建设与提高行政效率探讨258. 政府公关对搞好政民关系的意义探讨259. 公共事业民营化问题研究260. 中国公共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问题探讨261.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特色与发展262. 国家公务员的职业道德建设初探263. 公务员聘用制度研究264. 建立健全公务员培训机制初探265. 国家公务员制度考核研究266. 强化公务员绩效考评的思考267. 论国家公务员的激励机制268. 以人为本在国家公务员管理中的作用269. 论公共部门内部治理中的公平问题270. 行政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思考271. 中国的公民社会建设问题探讨272. 论社会转型的挑战与我国行政协调机制的变革273. 当前我国行政机制的生态平衡分析274. 以企业精神打造公共事业组织275. 试论农村合作医疗面临的问题及对策276. 提高企业培训有效性的对策分析277. 管理者开展有效沟通的路径研究278. 人力资源的战略与规划关系分析279. 浅谈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的有效激励280. 民营企业中的人力资源管理281. 人力资源之招聘分析282. 现代企业绩效考核低效之成因分析283. 论人力资源的柔性化趋势284. 提高员工忠诚度的对策研究
参考一下《公共政策概论》重点 1.、简述公共政策的涵义和特点。 答：政策是人类社会的管理形态发展到国家阶段的特有现象。在国家这种政治形态中，维持国家统治和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政策。到现代社会，政策手段所反映的价值内容和作用的领域日益广泛，因而政策也被人称为公共政策。公共政策的概念主要指国家和政府的政策行为。从广义角度把公共政策定义为：公共政策是国家为解决社会问题，调整社会的利益关系，根据特定的目标制定的规范和指南。特点：1.阶级性2.整体性3.价值相关性4.多样性5.合法性6.权威性和强制性。 2.、简答公共政策问题的构成条件。 答：第一它是社会客观现象。第二大多数人对公共政策问题觉察、认同并受其影响。第三价值、利益与规范的冲突。第四团体的活动与力量。第五政府的必要行动。 3.、简答具体政策的地位和作用。 答：具体政策在政策体系中处在基础层次，又是前沿地位。它是总政策和基本政策最具体最直接最现实的表现。决定了它的特殊作用和重要意义。首先具体政策是切实有效地保障总政策和基本政策实现的基础。其次具体政策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直接推动力量。再次具体政策在保证国家和社会的安定团结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4.、公共政策制定的方法有哪些？（程序） 答：分为四个步骤：即确定政策目标、设计选择方案、进行可行性论证和公共政策合法化。 5.、简述公共政策制定的原则 答：1.社会进步原则：就是要鼓励先进，鞭策落后。2.社会公正原则：对与公共政策问题有关的社会群体要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不能有任何政策歧视。在坚持社会进步原则的前提下，要兼顾各方面的利益，决不能偏私偏废。3.利益原则：在制定公共政策过程中，始终以社会成员的利益需求为政策的着眼点和落脚点，时刻关注社会成员利益需求的实现和维护。4.保障弱者原则5.连续性原则 6.、简述公共政策执行的作用。 答：1.公共政策执行是实现政策目标的关键2公共政策执行是检验政策方案正确与否的惟一标准3.公共政策执行是政策方案不断完善的重要途径4.公共政策执行是公共权威部门与人民群众联系的纽带。 7.、简答公共政策调整的内容。 答：1.对政策目标的调整：当政策目标被实践证明过于超出或低于实际条件的要求，有时甚至严重脱离政策实际，就必须采取措施对政策目标进行必要的调整，或降低目标要求。或减少目标个数，或改变目标时限，从而使经过调整的新目标符合客观实际。2、对政策措施的调整：这是针对政策的具体细节所进行的调整，也是政策调整中最多、最常见的调整。3。对政策方案的调整：如果是基本可行的方案，则对其加以修正，使之更加合理和适应变化了的现实；如果原有政策方案适应范围过窄，则对其进行拓宽；如果被证明是基本行不通的方案，则对其加以重新制定。4.对政策效力的调整：政策效力指政策发挥作用的范围和程度，包括时间效力和空间效力，如政策生效和失效等。政策效力的调整即指对政策效力进行扩展或限制。5、对各项政策之间的关系的调整：理顺各个政策的职能、范围、应尽的责任，进而搞好政策内外各方面、各环节的协调。6.对政策主体、客体的调整。 8、公共政策调整有何意义？ 答：1.政策调整能保证政策本身的正确性。2.政策调整是政策有序运行的重要保证。3.政策调整也是政策稳定的重要保证。 9、联系实际试述公共政策执行的手段及其意义。 答：一、思想教育手段：是指通过多种形式的政策宣传和政策教育，使人们了解政策，认识政策，学会自觉地按照政策的精神和要求办事，从而为政策的执行创造良好的社会精神条件的方法。这样有利于政策的贯彻和推行。二、行政手段：是由国家政权机关采用的，具有较强的约束力，带有强制性，只要是在行政手段能够施加影响的范围内，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必须遵守政策规定的内容，否则，就要承担行政责任，受到行政强制。它有利于扭转政策执行中的不利局势。三、法律手段：是指采用立法、司法和仲裁等形式，特别是通过行政立法和行政司法来调整政策执行中各种关系的方法。这有利于限制政策执行者滥用权力，减少主观随意性。四、经济手段：是指根据客观经济规律和物质利益原则，利用各种经济杠杆，调节政策执行过程中各方面和利益关系，推动政策实施的方法。它能有效地调动社会各方面遵守政策规定的主动性、自觉性和积极性，有助于增强政策的效力。 10、联系实际分析公共政策终结的依据及其意义。 答：政策终结是政策制定者通过对政策进行慎重的评估后，采取必要的措施，以终止那些过时的、不必要的、无效的政策的一种行为。它有内（外）在两个依据。一、总政策改变：总政策的改变往往引发许多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的调整和终结。在我国当国内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时，党和国家总路线总任务总目标也随之变化。二、政策所赖以存在的客观条件发生了变化：它所赖以存在的客观条件是多种多样的，当这些客观条件发展变化将不同程度地影响政策的变化。尤其是如政治利益集团力量发生改变、政策主体和客体关系发生颠倒等这些作为政策存在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某些客观条件发生本质上的变化时，一般会引起政策终结。三、政策自身的消极作用大于其积极作用：这里关键问题是要掌握一个度。如果政策的积极作用大于其消极作用，说明政策的消极作用没有超过度，性质没改变，可继续实施，或稍加调整。当政策的消极作用大于或等于其积极作用时，说明政策的消极作用超过了临界点――度，政策性质已改变，那政策终结便不可避免。四、政策自身的局限性大于有效性：其局限性除自身原因外，主要原因是政策主体的主观意识、阶级利益等造成的。它同样涉及度的问题。当政策在其适用范围内不能发挥作用或作用极为有限时，其有效性也会大大降低。当政策自身局限性小于其有效性时，要通过政策调整，使其发挥作用。但当政策自身局限性大于其有效性时，说明政策自身局限性超过了其临界点度，这时就应终结该政策，实行政策更替。意义：一、可以提高政策绩效。当一项政策在实施中失败，无法解决所面临的政策问题时，政策终结就意味着新政策的启动、新规划的诞生及其相关机构和人员的更新与发展，这无疑有利于更好地解决问题，促进政策绩效的提高。二、有利于节省政策资源。社会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政策终结的必要性。从历史上看，任何一项已经过时的或是无效的政策如果不能及时终结，那将是对有限政策资源的极大浪费。当一项政策目标已经实现，政策问题已经解决，或者是政策目标虽然还未达到，但实践证明该政策是无效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节省政策资源，就要及时终结该项政策。三、可以促进政策优化。终结旧政策有利于优化政策人员，促进政策向更高层次发展。其过程，既是政策内部人员的优化组合，形成最佳总体效应的过程，又是政策组织体系不断优化建立更为合理的政策机构的过程。四、可以避免政策僵化。社会在发展，环境在变化。如果在发展变化了的环境下，还继续执行原政策，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成为解决问题的阻力与障碍，即政策僵化。它会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 70年代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就是一个例证：1.当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时世界各种力量经过20多年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之后，形成了新的世界格局；2.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加强，美国深深地意识到孤立、遏制中国终使自己反受其害，故主动寻求符合自身利益的美中关系的改善。同时，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也以巨人般敏锐的眼光注视到国际形势的变化，深感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必要性，从而着手对外交政策进行调整，最终终结了与美国不接触的政策。这对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11、试述公共政策在国家公共管理中的作用。 答：一、导向性作用：有两种表现，一是直接引导，二是间接引导。它不仅反映在行为上，更反映在观念转变上。其另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用所确立的目标、方向来教育群众，统一人们的思想，协调人们的行为。从结果看存在较为复杂的状态，既有正向引导功能，也有负向引导功能，两种功能在特定条件下相互交织。二、制约性作用：表现为对特定对象行为的制约。首先是针对侵犯统治集团利益的言行，用公共政策来给予打击。其次公共政策制约作用对统治阶级内部也是适用的。再次从内容上讲，表现为诸如政治政策、经济政策、军事政策、文化政策等各项公共政策不同的具体制约性作用。三、管理性作用：从管理手段看，体现在调节、控制、协调等几个方面；从管理方式看，体现为直接和间接的两种形式；从管理意向看，表现出特有的倾斜性；从管理结果看，有积极与消极之分。四、分配性作用：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别、思想观念的差别，风俗习惯的差别以及知识水平的差别，造成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利益需求。分配好社会有限资源，应站在公正立场上，用公共政策来调整现实的利益关系。公共政策一正确与错误，首先看它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调节以效率为原则，同时兼顾公平。因此，研究公共政策利益分配功能，既是重要理论问题，又是严肃的实践问题。
消费税是我国为了保障财政收入、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和调节社会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引导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等方面，而开征的，有着重要的作用。下面是我带来的关于消费税的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消费税的论文篇1：《浅谈旅游消费税收政策》 一、旅游消费及其拉动内需的特点与税收政策刺激旅游消费的着力点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建立的经济特区主要是投资特区，意在吸引投资;而今像海南国际旅游岛，则重在吸引消费，称之为旅游消费特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扩大内陆沿边开放，支持内陆城市增开国际客货运航线，允许沿边重点口岸、边境城市、经济合作区在人员往来、加工物流、旅游等方面实行特殊方式和政策。”这说明旅游消费特区建设可能会不断推进，相应地对旅游消费的刺激作用将更猛更有效。制约旅游消费的主要因素有居民的收入水平、闲暇时间及旅游消费产品的吸引力等方面。尽管我国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在不断提高，但由于养老、住房、医疗、 教育 等方面的刚性支出的存在，尤其对这些支出预期的存在，仍使部分居民，尤其是广大农村居民因收入水平不足而不“能”消费，或即使暂时有消费能力也不“敢”消费;由于带薪休假制度还没有得到有效落实，以及每年假期过于集中导致出行难，旅游产品吸引力还不够、旅游环境还有待完善导致旅游体验较差，使居民不“愿”消费。作为国家主要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之一，税收制度和政策对促进旅游业发展以及旅游消费的扩大和升级具有重要影响。税收制度安排与政策设计的优化，是促进旅游生产力发展、提升旅游产业内涵质量、优化旅游发展环境的重要途径。随着税制改革的深入推进，旅游市场的活力进一步被激发，要素活跃度明显增强，税收政策在促进旅游业发展，相应刺激旅游消费方面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税收政策促进旅游消费的着力点正是通过改变制约旅游消费的三大因素来提升旅游消费，即如何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如何增加可用于旅游的时间及如何推出对消费者有吸引力的旅游产品包括旅游基础设施的完善、涉及各要素的特色产品的提供等。 二、制约旅游消费的主要税收政策原因及刺激旅游消费的主要税收政策 从整体上看，当前我国还没有在全国层面形成独立的和体系化的旅游税制，从优化税收政策运行环境看，决策层面需要就通过税收手段促进旅游业发展和刺激旅游消费这一重大问题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加强 财税 部门同其他部门间的协调联动，增强政策的衔接和协调，以此优化促进旅游业发展和旅游消费升级的税收政策运行环境。当前旅游相关税收制度与政策仍存在诸多不足，不能全面和实质地满足促进旅游经济发展尤其是刺激旅游消费的需要。例如，在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旅游投融资等方面还缺乏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旅游业的税收负担还有下调的潜力;税收在促进旅游产业内部均衡和优化、促进优质旅游产品供给、增进旅游同相关行业衔接性和比较优势发挥等方面，均具有较大的制度与政策优化余地，如税收政策还不充分关注出境游、入境游、国内游的均衡发展，对旅游新业态、旅游消费新模式缺乏应有支持，对旅游消费特区类旅游主体功能区和综合改革试验区还缺乏相应的税收政策支持体系;在直接刺激旅游消费方面无论是对企事业单位还是对居民个人还没有直接的税收 措施 ;对推动带薪休假、鼓励旅游新产品供给(如自驾车、房车营地建设)等还没有相关政策;对刺激旅游购物尤其对生产和消费“旅游商品推荐名单”所列商品还缺乏税收鼓励措施;对购物退税制度已经在海南岛实施了离岛免税购物办法，免税购买额度也有所提高，但入境游客购物退税制度还没有建立，更没有从国家战略角度研究如何推出可供入境旅客消费的代表国家形象和地方特色的标志性商品。因此需要从顶层设计的高度，从贯彻税收法定原则的角度系统研究促进旅游消费的税收政策措施。 1.从供给角度看 通过税收政策措施促进旅游业本身的发展，以提供更吸引居民旅游消费的个性化、特色化、多样化、时尚化的旅游消费产品，使居民“愿”进行旅游消费。税收支持主要是不同形式的税收支出，主要是对旅游投资的刺激及对市场失灵的调节：一是要研究制定针对旅游投资的优惠政策。如对购买旅游企业发行的企业债券利息免征个人所得税;旅游项目投资从获利年度始可以享受几年的免税政策，或者享受投资从应纳企业所得税中进行一定比例的抵免;由于旅游产品的推广宣传具有特殊重要性，对旅游宣传费用应允许税前全额扣除;由于旅游新业态的投资风险大、效益难确定，在新业态发展初期，应给予一定的减免税收优惠，如对自驾车、房车营地建设项目给予所得税减免优惠。二是需进一步降低中西部地区旅游企业和从事乡村旅游、红色旅游、生态旅游等业务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税率。限期适用优惠税率，这既是平衡不同地区旅游业发展差异的措施，也是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重要手段，具有很强的社会效益。三是要提高旅游业应纳税额核算中人员培训、筹资融资等方面的成本费用扣除标准，降低旅游企业税负。四是应完善旅游业并购所得税收制度，积极促进旅游企业上市和资产的并购整合，引导大型旅游企业向适度集团化和市场集中化方向发展，优化旅游业内部不同企业之间的结构。五是要优化旅游产业内部结构。如对旅游消费需求的引导形成国际旅游、国内旅游、出境旅游并重的旅游消费格局，建立合理的旅游产品结构，增强旅游产品间的衔接和协同。 2.通过税收鼓励特色旅游商品开发和完善购物退税制度 我国2013年境内旅游购物收入约7000亿元。国发[2014]31号文件中提出：“到2020年，境内旅游总消费额达到万亿元”。2009年的《意见》提出要“大力发展旅游购物，提高旅游商品、旅游纪念品在旅游消费中的比重”。此后我国的旅游购物、旅游商品、旅游纪念品有了长足发展，旅游购物收入占旅游总收入的比重也逐年提高。目前，全国旅游购物收入占旅游总收入的比重已接近30%，但相较旅游购物发达国家和地区40%-60%的比重，还有很大差距。当我国旅游购物在旅游消费中的比重从现在的不到30%上升到旅游发达国家的最低点—占比40%时，消费额就能达万亿元，这将给我国带来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对转变发展方式、扩大内需有着重大的影响和意义。税收方面对列入“旅游商品推荐名单”的商品的研发费可视同科技企业的研发费加计扣除，对旅游商品的宣传费亦可据实扣除。要加快研究制定入境外国游客的购物退税制度。欧洲、澳大利亚等已经有很成熟的外国游客购物离境退税制度。随着我国游客到欧洲旅游人数的激增和购物支出的增加，欧洲国家在方便我国游客退税方面也出台了不少“便民”措施，如提供现场退税、提供中文服务甚至直接提供退税一条龙服务等。我国的税收征管、海关管理方面已经具备了相应的条件，但由于缺乏退税制度，更缺乏有吸引力的商品，从外国游客购物方面取得的收入并不多。应尽快选择一定的商店作为免税购物的定点企业，在商店或海关设立退税柜台，确定退税流程和额度，以刺激旅游购物。 3.从提供旅游时间角度 通过一定税收措施鼓励所有单位和企业落实带薪休假制度，通过闲暇时间的保证让居民“能”进行旅游消费。尽管我国相关法律已经规定了带薪休假制度，但要真正落实仍需要一段时间。在过渡期—比如3年内，允许企业所得税税前列支双倍休假期间的工资支出。对避开法定假日高峰期，实施错峰带薪休假并且享受休假的职工人数达到一定比例的企业，可以按职工工资总额再加计一定比例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4.从增加个人可支配收入角度 应完善对个人旅游消费的优惠措施，使居民“能”进行旅游消费。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是扩大旅游消费的根本途径，从旅游业角度通过发展旅游业提高相关从业人员数量，并逐步提高其收入水平是一个方面，从与旅游相关支出的税收优惠看，又是另一个方面。比如，对企业为职工提供集体旅游或企业提供部分或全部旅游支出的，可以设定一定限额不计入个人应税所得范围;旅游企业为吸引旅客进行旅游券免费发放的可以加倍进行税前扣除;在逐步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时可以考虑允许居民个人每年在个人所得税前扣除一定额度的旅游消费支出;鼓励旅游消费信贷，对旅游消费信贷支付的利息允许在税前扣除;加快完善养老医疗教育等项改革，为居民旅游消费提供底气和信心。 5.建立旅游特别消费区(或称自由旅游贸易区 或将旅游特别消费区的概念直接并入自由贸易区概念)，完善相关税收政策。对边境旅游消费特区应视同“境内关外”，实行封闭管理，区内关税零税率，购物零税率。应制定相应的促进消费的政策，除零税率外，在消费特区推出适合的旅游新产业并制定相应税收政策，尤其在沿边重点口岸、边境城市更应从入境免签证到购物管理等全方位实行优惠。也可以在内地建立类似的消费特别区，尽管全封闭较难，但也可增设免税店、完善退税程序。制定鼓励内地居民去旅游消费特区购物和消费的优惠政策，如继续提高从海南离岛购买免税物品的额度等。 6.配合“一带一路”战略 研究对入境游和出境游及国内游的税收差别待遇，适当调整我国居民旅游结构，缩小旅游贸易逆差。对涉及“一带一路”的国家可以鼓励国民去旅游，并放宽免税入境物品的额度。鉴于我国2014年出境游客已经大大超过1亿人次，而入境游则增长缓慢，可以结合外交需要，适当控制非“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境旅游流向和总量，如考虑对出境游客征收一定的旅游特别消费税;同时严格控制我国居民出境旅游后携带免税品入境的数量，严格按照关税条例对行李物品征收关税。与国内扩大免税店规模、提高免税品购买额度、鼓励去旅游特别消费区进行购物进行配合，促进国内旅游商品的消费。 消费税的论文篇2：《试论消费税税收筹划对其他税种的影响》 一、消费税税收筹划对增值税的影响 (一)消费税与增值税的关系 在我国现行的税制体系当中，消费税是对特定的消费品及特殊的消费行为按流转额征收的一种商品税，而增值税一般是对普通货物在各个环节普遍课税。一般情况下，在普遍征收增值税的基础上，消费税是对需要限制和控制消费的特定的消费品和特殊的消费行为按消费流转额再征一道税。我国消费税的具体征收环节主要集中于生产环节，在委托加工、进口以及零售环节也有部分特殊规定。按现行消费税法的基本规定，消费税应纳税额的计算主要分为从价计征、从量计征和复合计征三种方式，一般而言，其计税依据与增值税的计税依据具有同一性，但当将自产应税消费品用于换取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投资入股、抵偿债务时，增值税是按同类应税消费品平均价计税，消费税则是按同类应税消费品最高价计税。 (二)消费税税收筹划对于增值税的影响 在消费税应纳税额从价定率计算 方法 下，应税消费品的应纳税额为销售额乘以适用税率。反观增值税，计征增值税的销项税额与计征消费税的计税依据是相同的，均以不含增值税的销售额为计税依据，由于消费税税收筹划而降低其计税依据时，必定引起增值税销项税额同向减少。 在一般销售形式中，由于消费税与增值税销项税额的计税依据是相同的，所以消费税税负与增值税的税负呈同向变化。而针对特殊销售形式，则不可一概而论。 对于消费税视同销售行为，增值税可能也同样做作视同销售处理，例如将自产或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用于集体福利等，在这一情形下，既缴纳消费税又缴纳增值税，基于同一计税依据，消费税与增值税的税负同增同减。另一方面，如果消费税作视同销售处理，而增值税不需要视同销售，例如将自产或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用于管理部门使用等，这一经济活动只需缴纳消费税，而不缴纳增值税，则消费税的税负不对增值税产生任何影响。同样，在某些经济活动中，可能只有增值税作视同销售处理，而消费税不视同销售，例如销售代销应税消费品等，只缴纳增值税，而不缴纳消费税，两者相互独立，消费税税收筹划对于增值税的税负高低也无影响。 二、消费税税收筹划对房产税的影响 (一)消费税与房产税的关系 按照我国消费税法的规定，消费税是指对消费品和特定的消费行为等按消费流转额征收的一种流转税。而房产税则是以房屋为征税对象，按照房屋的计税余值或租金收入，向产权所有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消费税与房产税的征税范围并无交集，两者没有直接联系。但基于特殊的经济业务活动，例如在消费税视同销售行为中，与房屋有关的应税消费品成本计入到房屋的成本时，消费税税负变化会对房产税税负产生影响。 (二)消费税税收筹划对房产税的影响 消费税与房产税的关联度较低，在现实的生产经营过程当中，只有比较特殊的经济活动才能将这两者联系起来，并且在这些特殊的经济业务活动下，消费税税负与房产税负呈同向变动，在降低消费税税负的同时，也会使得房产税税负同向降低。 【案例1】 甲公司为某市木质地板生产企业，2015年初准备修建一栋办公大楼自用。该公司准备用一批成本为100万，平均售价为110万(不含税)的实木地板用于大楼的建设。试分析，此项经济活动涉及的消费税是否对房产税产生影响? 方案：企业为取得一项固定资产的成本包括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所发生的一切合理支出，例如人工支出，材料成本，相关税费等。上述案例中涉及的经济活动为企业将自产应税消费品用于在建工程项目，应作为视同销售行为进行处理。该批实木地板的成本以及涉及的消费税应计入办公大楼成本当中，而不能计入“营业税金及附加”中，所以会导致大楼成本增加，使得消费税与房产税税负呈同向变化，与企业所得税税负呈反向变化。 需要注意的问题是，自2016年5月1日全面实行“营改增”后，不存在非增值税应税项目，对于自产应税消费品用于在建工程项目而言，其增值税部分也就不作为视同销售处理。而“营改增”之前，其增值税视同销售的部分也同时计入到办公大楼成本当中。 因此，此项经济活动计入办公大楼的成本为： “营改增”之前：100+110×5%+110×17%=(万元) “营改增”之后：100+110×5%=(万元) 三、消费税税收筹划对土地增值税的影响 (一)消费税与土地增值税的关系 消费税与土地增值税的征税环节不同，消费税主要在生产环节征税，而土地增值税则是对有偿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和其他附着物产权时，对取得增值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与此同时，二者应纳税额的计算也大相径庭。按现行消费税法的基本规定，消费税应纳税额的计算主要在生产环节，分为从价计征、从量计征和复合计征三种方式，而土地增值税则实行超率累进税率，在实际工作中一般可以采用速算扣除法计算，即计算土地增值税应纳税额，按增值额乘以适用税率减去扣除项目金额乘以速算扣除系数。由此可见扣除项目是决定土地增值税税额大小的关键因素。这两个没有直接联系的税种，只有基于特殊的经济活动下，消费税税收筹划所带来的增值税负的变化也会影响到土地增值税。 (二)消费税税收筹划对土地增值税的影响 消费税与土地增值税在一般情况下没有直接联系，在纳税人现实的生产经营过程当中，也只有在特殊应税消费品视同销售等经济活动发生时才能将这两者联系起来，并且在这些特殊的经济业务活动下，消费税税负与土地增值税税负呈逆向变动，纳税人通过消费税税收筹划，在降低消费税税负的同时，会使得土地增值税税负逆向上升，因此税收筹划工作的进行必须统筹兼顾，综合衡量整体税负的大小，而不只是单税种税负的降低。 四、消费税税收筹划对企业所得税的影响 (一)消费税与企业所得税的关系 企业所得税是对我国境内的企业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征收的一种税。企业所得税的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以权责发生制为原则，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不论款项是否收付，均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其基本计算公式为：应纳税所得额=收入总额-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各项扣除-允许弥补的以前年度亏损。而当期的消费税额属于扣除项目中营业税金及附加的范畴，其中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包含除了企业所得税以及允许抵扣的增值税以外的各项税金及附加。基于上述的定义以及税法的相关规定，消费税税负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企业所得税。 (二)消费税税收筹划对企业所得税的影响 消费税属于价内税，纳税人当期产生的消费税额应当计入营业税金及附加，而营业税金及附加作为应纳税所得额的扣除项目，其金额的大小必然会对企业所得税产生一定的影响。在这一情形下，假定纳税人的其他情况不变，如果消费税税收筹划使得消费税的税负减少，营业税金及附加的金额也呈下降趋势，则应纳税所得额因扣除项目的减少而增加，企业所得税额随着消费税额的减少逆向增加。反之若营业税金及附加的金额呈上升趋势，则应纳税所得额因扣除项目增加而减少，企业所得税额随着消费税额的增加逆向减少。而对于减少收入、递延纳税的消费税税收筹划方法而言，由于减少当期确认的收入金额，则消费税税额与企业说的税税额会同时减少，呈同向变化。 消费税的论文篇3：《浅谈消费税税收筹划方案》 一、税收筹划概述 1.税收筹划的涵义 本文认为，税收筹划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税收负担降低，而是企业的整体效益最大化，甚至税收负担降低反而引起企业价值减少，这样，追求减少税负就毫无意义。国内以刘蓉教授主编的《税收筹划》中观点为代表，认为税收筹划是指纳税人在 企业战略 管理的高度，在符合国家法律和税收法规的前提下，选择涉税整体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纳税方案，处理生产、经营、和投资、理财活动的一种企业涉税管理活动。 2.消费税税收筹划的可行性分析 一方面税收优惠政策的存在。税收优惠政策是国家明文规定的，不仅有税法中规定的减免税政策，还包括对纳税人有利的可以应用的税务处理方法：如折旧方法的选择，税前扣除方法的选择，税收征管方式的选择等;另一方面我国税制的健全发展。随着经济不断发展，我国税收制度的不断健全，全社会纳税意识不断提高。同时，我国税制与国际惯例逐渐接轨，促使税收筹划研究和从业人员水平提高，使更多纳税人愿意通过税收筹划来降低税负。因此，从长远来看，消费税税收筹划是可行的。 二、消费税税收筹划具体方案 1.对消费税计税依据进行筹划 按照消费税法基本规定，消费税计算主要有从价计征、从量计征及从价从量复合计征三种方法。一是包装物的筹划。消费税相关规定：应税消费品连同包装物销售的，如果包装物不作价随同产品销售，而是收取押金，押金不应并入销售额中征税。包装物如果不作价随同产品出售，那么企业就可以在包装物商节约消费税。包装物不作价随产品销售，收取押金，这样方式收取的押金并不计入消费品的销售额中征税。二是商业折扣的筹划。税法规定，企业采用商业折扣方式时，如果折扣额和销售额在同一张发票上分别注明的，可按折扣后的净额作为依据来算消费税;如果将折扣额单独开票，不论在财务上如何处理，均不得从销售额中减除折扣额。因此，企业可以按照税法规定将销售额、折扣额在同一发票中注明，可以降低应税销售额，以达到节税目的。 2.对消费税税率的筹划 从税率方面来考虑节税问题有以下两种：一是兼营税率不同的应税消费品的筹划。税法规定，多项经营不同税率消费品，应分开计算不一样税率的消费品销售数量和销售额。未分别计算的或将不同税率的应税消费品组合成套装方式消费品销售的，从高适用税率。企业如果想节省消费税，可以将税率一样或相近的消费品组成套装方式销售，也可将本身不同品牌的产品组装成套装销售。二是混合销售的筹划。税法规定，从事货物生产、批发或零售的企业以及以从事货物的生产、批发或零售为主，并兼营非应税劳务的企业的混合销售行为，视同销售货物，应征收增值税。企业可以考虑设立售后服务部等为客户提供劳务，将劳务收入单独核算，单独纳税。 3.已纳税款扣除的筹划 税法规定，如果将应当缴纳消费税的消费品用于连续生产消费品，可利用本期生产使用的数量计算按规定可以的扣除外购、进口或委托加工收回应税消费品已纳的消费税税款。允许扣除已缴纳税款的应税消费品按规定只能是从工业企业买入的消费品，对于商业企业买入消费品已纳税款全部不得扣除。企业采购应税消费品，应当尽可能从厂家直接买入，这样不但降低支出成本，而且可对已缴纳税款进行抵扣，从而帮助企业减轻税负。 4.出口退税的筹划 税法规定，企业应将不同消费税税率的出口应税消费品分开计算和申报，适用税率划分不清楚的，全部从低适用税率来计算消费税税额。企业在申报出口退税时，应当分开核算不同税率应税消费品。经分析，对于出口业务较多生产企业来说，可以考虑组建独立核算的外贸子公司，由生产企业将应税消费品销售给外贸子公司，交纳消费税，再由外贸子公司将应税消费品出口，获得相同金额的出口退税，减轻税收负担。 三、消费税税收筹划风险防范策略 1.正确理解税收法律政策，注重税收法律政策变动 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国家 政策法规 是不断修改完善，消费税税法的规定也是不断变化的，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域税收相关政策是不同的。税收筹划是一项长时期工作，因此纳税人不仅要正确把握现行税收政策变化导向，而且要经常关心税收政策变动，企业可安排专门人力来收集和处理税收信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规避税收筹划风险。 2.加强筹划人员培训，提高业务素质 税收筹划执业风险与税收筹划人员素质相关，税收筹划人员具有高的专业能力，能够为企业提供高效税收筹划，降低筹划风险。这要求税收筹划人员不仅具备对税收政策的综合分析能力，而且具有丰富 经验 和完备理论结构。为提高税务筹划人员素质，减少由于知识结构欠缺所带来的税收筹划风险，企业必须重视人员的培训工作。 3.依法筹划，使税收筹划与税收政策方向相一致 税收筹划应当严格遵税收相关法律，税收筹划如果违法违规，给企业将会造成重大的损失。税收筹划成功与否，和是否依法筹划息息相关。纳税人在税收筹划过程中要处理好避税与税收筹划两者关系。税收筹划必须符合税收政策方向，使企业在享受优惠税收政策的同时，也顺应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意图。 猜你喜欢： 1. 税收论文参考 2. 浅谈增值税税法论文 3. 浅谈进口关税相关论文 4. 有关税务会计专业论文 5. 关于税务专业毕业论文
随着国际服务贸易的迅速发展和其对国民经济整体的效率促进和质量提高的特殊作用,服务贸易研究成为世界性的前沿课题。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服务贸易论文，供大家参考。
服务贸易论文 范文 一：我国企业服务贸易下税收政策论文
一、服务贸易相关产业的税收政策有待完善
(一)旅游业的税收政策及其不足
与旅游业密切相关的规定是2008年修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中第五条第二款。明确以全部价款减除可扣除的费用之后作为营业额，适用税率为5%。旅游业相关税收政策存在以下不足。1.旅游涉税政策单一，但影响行业税负因素较多。旅游涉税政策主要就是营业税暂行条例，缺少对整个行业上下游及周边服务行业一起考虑的综合性政策。与旅游相配套的包括吃、住、行、娱、购等各行业，而这些相关行业税负的叠加也将间接带动我国旅游业的税负上升。对以门票收入、代理收入缴纳营业税的企业，因自身业务开展而发生的费用无法在流转税环节扣除，存在重复征税的可能性。2.旅游税收优惠政策较少。对于旅游消费者而言，在境外旅行购物时，一般都会考虑购物的免税或退税政策，而在国内旅游购物税收政策较少，仅为海南省离岛免税政策和上海在世博会期间的世博园区相关政策。对于旅游服务的开发和提供者而言，可以享受到的旅游行业税收优惠政策也十分有限。
(二)交通运输业税收政策及其不足
目前，对交通运输业已实施征收营业税向征收增值税改革，税率从营业税3%变为增值税11%(小规模纳税人3%)，交通运输业税收政策不足在于以下两点：1.交通运输相关产业税收优惠政策较少。税收政策对于交通工具装备制造、国际运输服务公司背后的支持或辅助等行业的扶持有限。例如研发费用中，用于营业税项目的原材料消耗进项税额不能扣除;还有对基于互联网商务而迅速发展起来的物流业，其相应的仓储厂房可享受土地使用税、房产税优惠等较少。2.船舶登记政策、船员优惠政策力度较小。船舶购置往往金额巨大，购进时的关税、进口增值税等税收成本较高，对中方所有者的“方便旗”船舶进行单独发文的税收减免力度较小。此外，中方船舶往往青睐于雇佣中籍船员，但我国对于中籍船员的个人所得税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较少。
(三)与企业走出去的税收政策待完善
与企业走出去密切相关的税收政策主要是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三条，及在 财税 [2009]125号文件中详细规定了关于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有关问题。此外，尽管已与一百一十多个国家签署税收协定，但也有尚需完善之处。一是需要用实物及配套服务等形式出资进行对外投资的企业，若不具备出口经营权则不能享受增值税免抵退政策。二是对于境外不具有独立纳税地位的分支机构取得的各项境外所得，无论是否汇回中国境内，均应计入该企业所属纳税年度的境外应纳税所得额，这使得企业在应对不可预见的经营风险时，容易遇到资金瓶颈。三是对于国家鼓励支持、或战略需要、以及具有明显贸易创造效应的被投资企业，其经营产品(如矿石、原油等)或服务的进口没有对应的关税、增值税减免。
二、提升服务贸易相关行业国际竞争力的政策建议
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策部署，推进金融、 教育 、 文化 、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提升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需要完善相关税收政策以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一)加快推进“营改增”步伐，使增值税进一步扩围到服务贸易相关领域
对服务业课征增值税是国际较为通行的做法。目前，我国服务贸易项目中的旅游、建筑、 保险 、金融尚处于应纳营业税范围。今后，对已经适用增值税的服务项目中，需要在退税政策方面予以创新，探索适用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免抵退税政策;对于尚未达到条件扩围入增值税范围的如金融、保险等服务应当考虑给予跨境服务减免营业税;探索不限于技术性离岸服务外包的增值税免税政策。
(二)构筑有助于服务业产业链上下游发展的税收政策体系
从有助于服务业发展出发，针对服务业产业链各环节，构筑和完善相关的税收政策。比如：促进旅游业发展，可参考扶持高新技术企业的优惠政策，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实施企业所得税税率为15%的优惠政策;给予旅游业企业在品牌推广、服务提升等方面研发支出予以加计扣除。重视如旅游、船运、航空等行业从业人员的培养，给予特定职业或岗位个人所得税优惠。为激发旅客购物需求，除机场免税购物以外，可在部分城市试点境外游客购物退税政策，并考虑在合适的旅游景点推广。
(三)进一步完善鼓励企业走出去相关的税收政策
对风险投资型、资源获取型、贸易互补型、实物输出型等不同特征投资形式，针对性地制定优惠政策。如对海外非上市公司的投资收益给予一定比例的免税额度;被投资企业的当地产品进口时减免对应的关税、增值税;国内企业以实物及相关服务出口投资给予增值税出口退税认定等。考虑到汇率波动对大额交易可能产生的影响，允许企业选择一定时期内最优汇率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对于不以避税为目的企业利润留存给予一定的免税期限，以提高企业在当地再投资和扩大生产经营的能力;用已征收税款建立应对海外投资综合风险的税款资金池，在企业遇到对应风险项目时，给予适当退税帮助。
服务贸易论文范文二：CEPA实施对服务贸易合作的影响
CEPA实施对香港与内地服务贸易合作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受内地市场准入限制及其他因素的影响，香港与内地服务贸易的发展远远滞后于货物贸易[1]。1995年，香港输往内地的港产口占香港外发加工贸易的比重为，而香港至内地的服务输出仅占香港服务总输出的。此后，香港与内地之间的服务贸易逐渐出现上升趋势，特别是1997年香港回归后，香港与内地的服务贸易更加紧密。至2000年，中国内地首次取代美国成为香港的第一大服务贸易输出地和输入地。
在香港与内地服务贸易顺利发展以及香港服务经济与内地产业转型升级需要的背景下，CEPA出台对于加快香港与内地服务贸易合作的促进效应受到广泛关注。CEPA主要涉及三方面的内容：两地实现货物贸易零关税、扩大服务贸易市场准入以及实行贸易投资便利化。内地对香港扩大服务贸易市场准入主要涉及的42个行业，包括管理咨询服务、会展服务、 广告 服务、会计服务、建筑及房地产、医疗及牙医、分销服务、物流、旅游、银行、证券及期货等服务行业及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服务行业的开放方式主要为两种：一种是完全开放，即以独资的形式从事特许经营，如物流、零售服务等;另一种是以比世界贸易组织更低的门槛进入内地市场开设分去机构，如银行及保险。2004年CEPA实施以来，香港至内地的服务输出与输入上升趋势更加显著,特别是香港至内地的服务输入。近年来，香港与内地互为双方最大的服务贸易伙伴，且继续保持着上升趋势。2004年以前，香港至内地的服务输入基本处于持平状态;2004年以后，香港至内地服务输入明显上升。从服务贸易总量分析，2010年，香港至内地服务输出额为2305亿港元，是2004年CEPA开始实施时服务输出额的两倍，占香港服务输出总额的;香港至内地服务输入额为1047亿港元，占香港服务输入总额的。从服务贸易部门类别分析，香港自内地的服务行业进口基本保持稳定，2004~2007年，香港自内地的商贸服务、旅游服务、运输服务进口额在香港相应行业服务进口总额中的占比分别保持在45%、30%、25%左右。除旅游服务外，香港与内地的服务贸易主要是运输贸易和与贸易相关的服务，这两项服务贸易的发展和香港对内地(特别的珠三角地区)的直接投资及由此形成的“前店后厂”产业分工格局密切相关，同时与香港的国际贸易中心和物流中心的地位密切相关[2]。
实证分析
1理论基础
CEPA虽然没有对外设立统一关税，但其零关税、开放服务贸易等规定同样适用关税同盟理论。维纳提出用“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来衡量关税同盟的效果。贸易创造效应是指由于关税同盟国之间取消了关税，从而引起的在本地生产成本较高的产品被同盟国生产成本相对较低的产品所取代，因而新的贸易在同盟国之间被创造出来。贸易转移效应是指由于同盟国之间的关税保护相当于对非同盟国的减税歧视，使得原来来源于生产成本较低的非同盟国的产品转而向生产成本较高的同盟国转移。
2模型构建和数据采集
巴拉萨模型是研究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的经典模型。该模型假定：区域贸易合作之前进口需求收入弹性是固定不变的，区口需求收入弹性大于合作前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则表明存在贸易创造效应;当区域外贸易合作后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小于合作前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则表明存在贸易转移效应。本文试图运用巴拉萨模型对CEPA实施前后香港和内地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进行比较，进而得出两地在服务贸易领域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为方便检验CEPA实施前后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本文在巴拉萨模型中加入虚拟变量D，CEPA实施前D=0,实施后D=1。本文选取1995～2010年的香港服务输入、香港来源于内地服务输入和内地服务总进口值作为样本进行计量分析。其中，香港相关服务贸易数据来源于香港政府统计处网站公布的统计数据;内地服务进口数据来源于中国服务贸易统计年鉴。因内地按来源服务输入尚未进行统计，本文采用香港政府公布的按目的地划分的至内地服务输出值来代替内地区域内服务进口值。
3实证结果分析
通过软件对应用的巴拉萨模型进行线性回归。各回归方程F检验结果显著，拟合优度在以上。从表1可以看出，CEPA对香港与内地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不同。CEPA实施后，香港的服务总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和区外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均大于CEPA实施前，说明香港存在总服务贸易创造效应，但不存在维纳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具体地讲，香港总进口的需求收入弹性增加了，而区内进口的需求收入弹性降低了，说明香港从内地进口的一部分服务产品大于本地生产。区外进口的需求收入弹性上升了，表明香港同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成本低于内地的服务贸易。内地的总服务贸易创造效应明显，但同样不存在维纳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内地总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增加了，区内进口的需求收入弹性降低了，说明内地从香港进口的一部分服务产品成本大于本地。CEPA实施后区外进口需求收入弹性比CEPA实施前高，所以内地没有以香港的服务贸易来替代其他国家的服务贸易。可见，香港与内地仍未充分享受到CEPA的优惠政策。
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对香港与内地服务业发展状况和分部门服务业出口竞争力优势的分析表明：香港与内地在交通运输、旅游及金融等服务贸易方面有较强的互补性。在内地有明显比较劣势的交通运输和金融方面，作为国际转口贸易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与金融中心的香港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而在香港有明显比较劣势的旅游领域，内地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在服务产业结构上，香港的会展、中介等领域的丰富 经验 、优秀人才及国际标准能够弥补内地的相应不足。因而，CEPA的实施会有利于两地经济的发展。根据数据统计，香港与内地的贸易依存度在逐年增加，服务贸易关系更加紧密。然而通过巴拉萨模型检验发现，香港与内地仅存在总的贸易创造效应，而不存在区内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转移效应，表明CEPA的实施效果在香港与内地之间的服务贸易领域还未充分体现。香港与内地之间服务贸易受内地市场制度、政府壁垒等因素限制仍需大力推进CEPA的各项政策实施，加快内地与香港在服务业制度等方面的制度对接与资源整合。不同社会体制和法律体制、人文环境、语言环境等均会造成两地服务业合作在实际操作中的障碍，例如法律制度、会计准则等。因此，相关政府部门应该做到以下几点：(1)加强对CEPA优惠 措施 的落实，进一步改善内地经济环境，提高服务效率，降低港商向内地扩展服务贸易的交易成本。(2)虽然CEPA降低了香港服务贸易进入内地市场的门槛，但是审批程序的耗时耗力，在操作过程中的不规范大大削弱了CEPA对两地服务贸易的促进效应。(3)作为亚洲金融中心，香_特的金融优势应发挥在服务贸易领域，尽快完善香港人民币清算体系，建立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消除服务贸易中不同币种的限制。同时，充分发挥香港的金融体系，香港银行应在内地增设营业机构和代表处，为内地企业提供先进的金融服务，加强两地在金融行业的服务贸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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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税务论文 范文 一：企业财务税务风险成本分析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经营也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竞争，想要在日益增长的压力下顺利地发展，降低成本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同时随着企业对 财务管理 工作重视程度的逐渐增加，使得财务管理中税务风险成本的相关问题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就企业如何有效地利用税务资源降低成本提供了解决的对策。
关键词：企业财务管理;税务风险;成本
飞速发展的经济为企业带来了机遇，使得企业向着集团化、规模化的方向前进，同时才给企业的经营造成了挑战，面对业务越来越繁杂的现状，企业对财务管理的工作越来越重视。而对企业税务风险的预测和防范可以为企业规避损失，保障企业利益，合理利用税务法规甚至可以为企业带来收益。
一、我国企业财务管理中税务风险现状与分析
(一)主观性风险
主观性风险是指由于纳税人与税务部门对税务相关政策的解读存在主观上的差异，导致了双方在征收税款的数额等问题上存在分歧，另一方面，不同的税务部门对同一条税收法规或政策的理解也无法完全统一，由于主观理解存在差别所导致的税收风险就是企业的主观性税务风险。
(二)客观性风险
首先，国家征收税收是强制性的，但上缴的税款会使得企业经营所得的净利润减少，这一矛盾的存在使得企业可能通过主动逃税来增加企业收入。其次，即便企业遵纪守法主动上缴税款，但由于企业纳税人员素质良莠不齐，所以可能会存在对税收相关法规认识不足从而违反国家税收规定，这样的情况是企业与相关从业人员本身并没有偷税漏税的意愿，但造成了企业没有及时足额上缴税款的既成事实。因此也造成了企业税务风险的存在。
(三)制度性风险
我国企业比起国外老牌的企业来说，建立时间晚，经营时间短，因此很大程度上没有健全完善的公司制度。这一问题表现在税务工作上就是缺乏有效监管税务工作和有效控制相关工作的制约制度。缺乏有效的管理制度会为公司的经营带来负面的影响，例如无法及时获得准确的税收政策的变革情报，可能会使得企业蒙受不必要的损失，无法享受本来可以享受的国家优惠政策，缴纳本可以减免的纳税金额。这也是当今一些中小企业在税务工作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
(四)执行性风险
执行性风险是指企业在营运过程中企业的管理层对税收风险不够重视，或者征收税款的相关政府机关对纳税人的重视程度太低。一般来说，后者出现的原因是因为中小企业由于政策及营业额原因所创造的税收额远远不及大企业的纳税金额所为国家的财政收入的做出的贡献大，因此相关税收部门对这些企业的重视程度不及其他的大企业，这可能会导致部分中小企业缴税纳税工作的执行力不足。
二、对企业财务管理中出现的税务风险可以采取的对策
(一)提高企业财务人员总体素质
对税务工作从业人员进行培训，可以有效地提高企业内财务管理人员的总体素质，而只有保证企业涉税人员能够正确地完成纳税工作，才是防范企业税务风险发生的最有效途径。具体的培训内容应包括：国家最新颁布的企业纳税相关法律法规条例，重点强调其中涉及到的纳税比例及期限等关键内容;另外应结合企业自身的发展情况进行额外的补充与教授。以中小企业为例，涉税员工应当知晓本企业可以享受的国家纳税优惠政策并在日常工作中应用，以防止企业蒙受不必要的纳税损失。企业应采取 措施 提高 企业管理 者对税务风险成本的重视。企业管理层应当正视企业纳税对国家的重要性，从而提高本公司合法纳税的重视度。只有了解税务风险可能会对企业造成的负面影响，才能够让管理层站在更加长远的角度审视企业纳税问题。招聘专业素养高的财务管理工作人员。很多时候中小企业陷入税务风险的原因是因为缺乏相关专业知识，这样的问题可以通过招聘该领域具有专业素养人员补足公司专业知识的欠缺，从而掌握国家关于税收业务的最新动态，只有把握国家政策变化，才能保证公司不少纳税、不多纳税、及时纳税，不会陷入税收风险的困境。
(二)完善企业税收业务制约制度
避免企业遭遇税收风险，建立一套税务风险识别—评估—反应的制约机制是一种十分有效的防范 方法 ，这一套制约机制可以监控企业每一笔税收支出的过程，做到实时监控、细节监控、全程监控等。具体的内容有对税务的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反映策略三个步骤。除了建立制度以外，制度的执行者也很重要，企业应当设立纳税业务的监督部门和税务风险防范委员会等机构，随时掌握企业的纳税状况，一旦出现风险和问题，可以立刻提出应对措施，从而降低公司陷入税收风险困境的可能性。
(三)认真研习税务相关法律法规，与公司来往税务部门建立有效的沟通 渠道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细则也在适应着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地做出调整，而关注这些与公司纳税息息相关的政策是企业必须担负的责任。企业可以建立专门负责的部门或机构来完成此事，也可以委托专业的人员或机构协助公司开展纳税业务。同时，企业应当与税务部门建立定期、有效的沟通，从而尽量避免因为主观性而导致的纳税业务发生错误，从而避免企业蒙受不必要的损失，担负法律责任。
三、结束语
企业随着不断地扩大规模，财务管理工作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如何让企业健康地发展是企业经营的重要目标，这就需要企业采取措施加强企业税务风险管理。但究竟如何有效地防范税务风险目前在我国的相关领域还未得出统一的结论，需要在企业的实际经营过程中积累 经验 ，以完善相关理论，指导企业有效规避税收风险所带来的成本支出。
参考文献：
[1]朱光武.基于企业财务管理中税务风险成本的研究[J].中国商贸,2014(22):132-132,133.
[2]谭缅.基于企业财务管理中税务风险成本的研究[J].经济师,2015(06):104-105.
[3]吴家凤.企业财务管理中税务风险成本控制建议[J].统计与管理,2015(12):108-109.
有关税务论文范文二：企业财务管理税务风险成本分析
摘要：我国国民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面临艰巨挑战的企业必须要通过税务资源来预防税务风险，信息化、集团化的企业团体转向让税务机关利用税务资源促进企业提升质量显得极为重要。本文在对企业税务风险整体概述的基础上全面分析了目前企业所面临的税务风险，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避免企业产生税务风险的有效对策。
关键词：税务风险;企业;财务管理;对策
企业税务风险涉及到国家税务机关、国家法律法规、企业税务管理部门，对企业税务风险的掌握可以帮助企业合理把握正确的税务风险控制时间，能够减少税务法律法规变动中带来的风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方式在发展变化中要求企业的经济发展方式也要有相应的转变，国家税务机关和企业必须在税务管理工作中有新作为才能保证企业健康有序发展。因此，如何减少、避免企业税务风险，提高企业服务质量，目前在国家税务工作中和企业发展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一、企业税务风险概述
企业税务风险是企业在运行过程当中由于对税务法律法规没有依法实行或者对税务法律法规的变动没有及时掌握导致的企业利益风险，主要包括企业的纳税行为违反了税务法律法规和企业没有准确运用税法导致额外的税务成本负担[1]。
二、企业税务风险的特点
(一)主观性
企业税务风险关系到在国家税务单位和企业税务管理工作者，其中国家税务机关的税务政策和企业税务工作者对政策的认识、实践，企业自身的税务风险意识和企业税务工作者的素质，这些主观性因素增加了企业的税务风险。
(二)必然性
在我国国家税务机关对企业进行税收是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进行的，具有强制性特征。企业生产运营的目的是创造最大经济利益，往往要减少、降低一切生产成本，导致在 企业运营 过程当中有逃税、漏税等不规范纳税行为出现。因此，二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矛盾。
(三)预先性
企业中的财务管理部门符合国家标准的，与企业的税务管理工作有直接的联系，在财务审核工作者就已经产生了税务风险意识。因此，企业的税务管理工作是有预先性的。
三、企业税务风险原因
企业税务风险的原因一般从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两方面分析：外部原因是指国家税务部门缺少相关的税务法律法规或者国家税务部门较低的服务效率，造成企业的税务风险。内部原因是企业的税务防范不全面或者企业的税务意识不强造成的企业税务负担。
(一)企业税务人员素质较弱
企业运营过程中，企业的税务管理人员因为自身的税务 管理知识 、财务知识有所欠缺，以及过国家的税务法律法规没有掌握，或许本身并没有偷税漏税的想法，但是造成的结果就是企业在运营过程中有了偷税漏税行为，给企业增加了没必要的企业税务风险[2]。
(二)企业对税务风险认识不足
由于在企业处理税务工作中会产生很多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成本，会加大企业的经济负担，尤其是中小企业的税务管理体系不完善，导致企业对企业税务风险认识不深刻，或者企业运营过程中对税务管理工作的态度松懈，产生了一系列的企业税务风险问题。
(三)信息情报工作不到位
数据信息情报在国家税务管理工作中的作用已经得到广泛认可，企业可以通过很多渠道得到税务信息，但是，事实表明，企业对获取的信息并没有足够重视和应用，导致国家税务机关的税务信息没有实际有效运用。
四、企业对税务风险防范对策
(一)加强企业税务人员的素质
企业税务人员的税务风险防范意识和防范水平关系着企业面临的税务风险。企业的税务人员可以通过企业讲座、企业培训提升自身的综合税务素质，保证自身可以在具备充足税务法律法规基本知识的前提下帮助企业减少税务风险。
(二)强化企业风险应对意识
企业的税务风险意识要逐步加强，一定遵从税务管理单位。一旦企业的税务管理遵从度减弱，不仅增加企业自身的税务风险意识，也给国家税务单位带来税收风险和税收困难。在企业运营过程中税务风险的预防工作也会出现疏漏，因此，企业应该按照周围的环境对企业税务风险进行检查、纠正，促进企业的正常的发展。虽然在解决企业税务风险问题时给企业增加成本负担，但是能够给企业带来更大的效益。
(三)进行企业纳税检查
企业应该定期进行财务数据审核、税务检查，对企业财务的各个环节清晰明了地掌握，做到健康有序地安全防范税负风险。在发现税务风险问题时要与专业的税务工作人员解决，及时解决[3]。如果发现企业在运营过程中有税务风险问题存在，企业要受到处罚并且需要对企业的税务管理工作进行检查、修正，以免出现更大的税务风险。
(四)提高数据信息情报质量
必须要在专业的税务管理、实际中服从税务风险应对工作者，对于其更新的数据信息、数据需求准确、按时获取。税务风险应对工作者也应该在县城的新机具初上做好整合运用，加强财务在企业税务风险应对中的作用，切实了解企业的真实生产能力，进行企业各个环节的财务数据深刻，能够及时有效地解决企业的隐性的税务风险。
五、结论
企业税务风险的规避需要企业税务管理人员、国家税务机关的共同努力，其涉及的因素较多且过程比较繁琐，其中的关键还在于企业自身要健全税务管理工作机制，从内部解决税务风险的根本问题。本领域的研究者多年来也一直在积极探索、深入调查企业税务管理工作中的风险成本，期望能够研究发现可以运用在企业税务管理实践中的行之有效的办法，促进我国企业的可持续健康运行。
参考文献：
[1]周洲.我国企业税务风险管理研究[D].合肥：安徽 财经 大学，2014.
[2]王建锋.企业税务风险管理研究[D].开封：河南大学，2012.
[3]谭缅.基于企业财务管理中税务风险成本的研究[J].经济师，2015，4(06)：10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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