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期刊撤稿中国论文

每一年的年终总会有一些“新词”出现，用以代表这一年所发生过的“热点”事件。对于马上就要结束的2019年来说，“学术不端”这个词绝对不会被落下。但“学术不端”绝不是2019年才出现的新词，关于这一词最早什么时候出现我们无从得知，也无法考证，但可以这样说，自从人类有了治学之术，就有“学术不端”出现。然而近几年国内外屡屡爆出的“学术不端”行为着实让人咋舌，而更使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之中又不乏有学术大牛的身影频频出现。前面说“学术不端”渊源已久，那么为什么本应是象征着真理、科学、诚信的学术净土上会一直伴生这样格格不入的“异类”，为什么在这个对其“人人喊打”的时代，这种理应早被灭绝的“异象”却还屡见不鲜，而且呈愈演愈烈之势。今年年初，“翟博士”一句“不知道什么是知网”的无心之言，却迅速激起热心网友的“好奇心”，感慨于这个时代网络这把双刃剑所拥有巨大力量，很快“翟博士”引以为豪的学术成就就被“好奇的”网友们翻了个底朝天，自此打响了2019年学术不端的“第一枪”。而这一枪不仅打掉了假博士的学霸人设，使“学术不端”进入了大众视野，也开启了今年“学术不端”的链式反应。从三月份到五月份接连爆出的研究生论文抄袭事件一直到最近涉及诸多知名教授、杰青、两院院士的学术丑闻，使得2019年的学术圈的“瓜”越来越大。那么到底什么是“学术不端”呢？借助网络，可以搜索到很多关于学术不端行为的解释，综合起来学术不端一般是指违反学术规范、学术道德的行为，在国际上一般用来指捏造数据(fabrication)、篡改数据(falsification)和剽窃 (plagiarism)三种行为。但更广泛的像一稿多投、侵占学术成果、伪造学术履历等行为也可包括进去。学术不端行为在世界各国、各个历史时期都曾经发生过，现在也还发生着，但是像目前的中国这样如此泛滥，以至于严重到快被称为学术腐败的地步，却是罕见的。其表现形式不仅在人数众多、发生频繁，机构多样，而且表现在涉及范围广到了上至院士、教授、下至研究生、本科生的各个层面。早在两年前，国际权威医学杂志《肿瘤生物学》就将多达107篇的中国医学论文集中撤稿，以至于创下“国外学术期刊单次撤稿量最多，单个期刊撤稿总量最多，中国学者遭集体撤稿总量最多”的一系列记录，这次撤稿风波也使得中国学者在国际上的学术声誉遭受重创。鉴于今年年初“翟天临事件”再一次使学术不端行为映入大众眼帘，于是各大高校相继发出《联合宣言》，高呼严厉打击学术不端行为，内部自纠自查，让学术回归纯粹。伴随着这一季毕业生对一夜间突然升高查重率的郁闷叫苦声，19年5月29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正式发布了《学术出版规范、期刊学术不端行为界定》行业标准（CY/T174-2019）。各大高校、科研机构也陆续开展了关于学术道德建设，科研诚信培养相关的课程以及讲座。一时间多种措施齐上好像控制住了这个多年来的顽疾，但很快，随着时间推移，后续又有相关学术不端行为被报道出，这时我们再也不能像一开始一样，仅仅把这一切都归于中国高校缺乏对学生的学术道德、学术规范的教育这一个原因。有人认为，使中国的学术不端那么难管的原因一个是学术不端这一概念一直难以界定，因为不同的时期对于不同文化学科背景的人们来说学术不端的定义都是有分歧的。第二就是调查代价高，对于部分学术不端难以完全防范，相应的管理策略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有时只能查出过去的不端行为，对于防范未来并没有什么作用。第三就是现在大多都为合作式科研，因此对于发现的学术不端行为责任划分不明确，没有具体的行为责任人接受应有的处罚，以至于每次发现学术不端行为最终结果都是“躲过这一阵风声就没事了”，最后不了了之。结果引来更多的人效仿，不仅没有起到管控作用，反而促进了这种行为发生。作为一个才刚刚涉足科研半步的小白，正准备好好拼搏一番时，却听闻了这么多令人不敢相信的学术不端行为，这中间又涉及了那么多代表你所奋斗领域顶峰的学术大牛，以至于我刚刚才树立起来的科学信仰差点崩塌，真的感觉到非常痛心。当今的科研环境“灌水”现象普遍发生，就我所涉及的生物医学来说，“灌水”的难度低到了什么程度简直不可想象，以至于有人说：生物医学是门玄学，实验做不出来，就P个图，实验做不出来，那就先想结论，已经有了结论，就把数据往结论上做，反正没人看的出来。但真正的科研之路，是漫长、艰苦和枯燥的。学术研究是由人来做的，难免会出现错误，无意的错误可以被改正，这无关学术道德，但有意的错误是存在主观恶意的，违背了学术道德，应该受到相应的舆论谴责和处罚。人之持身立事，常成于慎，而败于纵。科研诚信是科技创新的基石，是科研工作者的立身之本。学术不端，科研失信，不仅践踏了科学尊严，还浪费了相关共同体的时间和资源，损害了国家的科研形象。学术不端是顽疾，但不是绝症，治得好，我们也一定、必须要把它治好，而要做到这些不仅需要相关部门继续发力出台落实监管措施，更需要我们每一个参与学术科研的个体做到洁身自好，谨言慎行，拒绝一些学术不端行为，从决定要做科研那一刻起就杜绝“划水”。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一些地方照不到太阳，但只要我们能时刻记得自己最初为什么出发，心里有目的地，那么无论这一路多么曲折，我们也不会迷失在黑暗之中，耐心守得云开，总会看见月明。参考资料：年出现了哪些值得反思的学术造假和学术不端行为，后续如何，带来了怎样的启示？ - 言深的回答 - 知乎 2. 冰点调查-学术不端行为，你怎么看？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2012-08-31 3.一个科研狗对“南开校长曹院士论文造假事件”的完全剖析。毕导.

7月27日，受到社会关注的《肿瘤生物学》集中撤稿事件的相关事实核查工作已完成,科技部、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公布调查处理结果。

调查显示，被撤稿的107篇论文共涉及作者521人，其中11人无过错，486人不同程度存在过错，其他尚待查实的24人将按程序先纳入科研诚信“观察名单”。对各责任人将视情节作出相应处理。

科技部政策法规与监督司司长：科技部已暂停了21名涉事作者参加的20个国家科技计划项目（课题）的立项程序，待责任确定后，对无过错作者的项目将恢复立项程序。自然科学基金会对将撤稿论文作为研究工作基础列入2017年度科学基金申请书中的51个项目采取了终止项目评审的措施。

工程院暂停了1名涉事作者的院士候选人资格。下一步，联合工作组将督促各涉事作者所在单位严格按照程序作出具体处理决定，并将处理决定在本单位网站公布，确保调查处理落实到位。

希望能够早日处理存在过错的人员。

在国内外学者几番公开质疑其可重复性过去一年后，河北科技大学副教授韩春雨关于新基因编辑技术NgAgo-gDNA的论文已由《自然-生物技术》撤回。

北京时间8月3日，《自然-生物技术》发布声明称，撤回韩春雨团队于2016年5月2日发表在该期刊的论文。据悉论文撤回，是韩春雨主动申请撤回。

韩春雨出生于1974年，现为河北科技大学副教授，本科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就读于中国农业科学院，在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取得博士学位。

在学术出版里，受到广泛质疑的论文在期刊的调查和协调下，往往由论文作者主动向期刊申请撤稿，以减少对论文作者科学信誉的伤害，同时避免更多的科研工作者继续引用该论文。

此前，该论文甫一发表，韩春雨团队及其报告的NgAgo技术得到了诸多喝彩声。论文中所描述的NgAgo技术是利用格氏嗜盐碱杆菌（Natronobacterium gregoryi）的Argonaute核酸内切酶，以DNA为介导进行基因编辑，简称NgAgo-gDNA。

在论文中，韩春雨团队使用NgAgo-gDNA技术，在哺乳动物细胞基因组上的47个位点进行了100%的基因编辑，效率为。按照韩春雨团队的实验结果，该技术效率之高，能媲美已有“基因魔剪”之称的CRISPR-Cas9，对基因的特定位点进行准确地剔除、添入等。

但同年7月以来，该论文的可重复性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质疑。在按照韩春雨论文所述的方法进行实验后，他们无一例外地没有看到NgAgo技术有能编辑基因的迹象。

2016年7月，来自澳大利亚、美国、西班牙的学者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公开发声，表示无法看到韩春雨论文中的实验结果，为避免资源浪费，呼吁科研工作者停止使用NgAgo技术。

2016年10月，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等13位中国生物学家联名在媒体上公开发声，表示无法重复该实验结果，呼吁有关部门启动学术调查。

同年11月，国内外20位生物学家联名在国际期刊《蛋白质与细胞》上发表学术通讯，正式以学术规范的形式，质疑韩春雨团队该论文的可重复性。20位学者在各自的实验室进行了重复实验，但在不同细胞系和生物中无法检测到NgAgo技术所产生的基因编辑现象。

同月，来自美国、德国和韩国的生物学家在《自然-生物技术》发表通信文章，同样报告了该实验无法重复。

与通信文章同时发表的，还有《自然-生物技术》的一篇“编辑部关注”及声明，“提醒读者对原论文结果（韩春雨课题组论文）的可重复性存有担忧”，并表示正在调查该论文，原作者“补充信息和证据来给原论文提供依据是非常重要的”。

不到两个月后的2017年1月，《自然-生物技术》发言人发表声明，表示获得了与NgAgo系统可重复性相关的新数据，在决定是否采取进一步行动之前，需要调查研究这些数据。

在被质疑的一年时间里，韩春雨不愿公开实验记录，并表示他的实验可重复，他正在不断改进实验效率。韩春雨还曾表示，其他实验室无法重复，80%的原因是实验用的细胞被污染了。

《自然-生物技术》撤稿声明全文：

是该数据说话的时候了

一项宣称通过Argonaute酶实现基因编辑的研究被撤回，这显示了论文发表后的同行评议在全天候媒体时代的重要性。

本期，韩春雨及同事撤回了发表于去年5月的一篇论文。该论文称，短5磷酸化单链DNA可引导格氏嗜盐碱杆菌核酸内切酶（NgAgo）产生双链断裂，实现对人类基因组的编辑。论文一发表，便引起科研人员的极大兴趣和媒体的竞相报道。但是很快，在推特、博客和其它社交媒体的助燃之下，有关该研究可重复性的质疑开始迅速增多。去年11月，本刊发表了“编辑部关注”（Editorial Expression of Concern），提醒科研界留意这些可重复性方面的担忧。为了最终解决这个争议，多个研究小组在数月里生成了更多的实验数据。如今尘埃落定，这也是世界各地的许多实验室为澄清NgAgo的功能而付出的大量时间、精力和资金的证明。

韩春雨的这篇论文自去年发表后所产生的影响力，再怎么夸张地说也不为过，尤其是在论文的来源地中国。中国媒体纷纷进行报道，以大标题宣告一项全新基因编辑系统的发现。这无疑是一篇中国去年被报道最多的论文；媒体监测公司融文（Meltwater）的数据显示，仅在论文发表后的最初两个月，就有将近4000篇相关的中文新闻报道。

NgAgo的轰动之处集中在它有可能补充，甚至取代CRISPR/Cas9基因编辑系统之一点上。NgAgo有望以一个目标序列进行基因编辑（Cas9不仅需要目标序列，还需要另外一个附近的识别（PAM）序列）。而且，初始数据还显示了它在其它方面的优势，如引物的稳定性更强（DNA相对于Cas9采用的RNA），增强特异性，减少基因组编辑脱靶，改善在基因组富含GC区域的活性，以及使所用的试剂更易于合成和处理。

如果说这一切都听上去太过美好而令人难以置信，那么去年夏天以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实验室无法重复该论文所报告的基因组编辑功能，质疑声便开始出现了。在各种基因组编辑会议上，在新闻讨论组和电子邮件中，这篇论文成为最热话题之一。这很快便引起媒体注意，有关该初始报告有效性的正反两方面的声音开始交锋。我们内部的图像完整性筛查没有发现韩春雨论文的明显异常，复查数据的三位外部评审人也持相同观点。

在此期间，《自然-生物技术》一直与科研界保持联络，关注各种为重复论文所做的持续努力。最终，在编辑们的协调下，三个独立小组的成果形成了一篇单独的反驳性论文，并通过了同行评议(Nat. , 768 773, 2016)。有了这些数据，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去提醒读者留意该论文可能存在问题，我们将正式的“编辑部关注”发表在该篇论文所在的网址上，此举得到包括韩春雨在内的两位论文作者的支持。

我们也询问了论文作者是否可以解答科研界为何难以重复他们的结果。于是，去年12月，韩春雨及同事，还有另外几个与本刊联系的独立研究小组，提供了新的数据，称已经重复了NgAgo基因编辑活性。

现在，距原论文发表已过去了一年多，了解到当初曾报告说初步成功重复出实验结果的独立研究小组，无法强化初始数据，使其达到可发表的水平。类似的，在征求专家评审人的反馈意见后，判定韩春雨及同事提供的最新数据不足以反驳大量与其初始发现相悖的证据。现在确信韩春雨的撤稿决定是维护已发表科研记录完整性的最好做法。

这篇有关NgAgo的论文发表出来，并不是科研过程的结束，而是开始。与任何其它发表出来的报告一样，正是广大的科研共同体对相关方法进行了检验，识别潜在的错误来源，验证试剂并优化试验。在本例中，有多位敬业的研究者个人对已发表实验方法的各种细节进行检验，并完成记录翔实和有对照组的反驳性研究 (Protein Cell 7, 913, 2016; Cell Res. 26, 1349 1352, 2016; PLoS One, 12, e0177444, 2017)。

这篇NgAgo论文也显示了社交媒体的利与弊。显然，这些平台对于迅速提醒广大科学界留意该论文可能存在的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它们也抬高了人们的预期，以为有关这篇论文的问题是直截了当，可以快速解决的。然而，关于NgAgo的各种问题是无法在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内就能澄清的，这是有原因的。即使是简单的实验也需要花费数周来准备、实施、分析和解决出现的问题。另外于事无益的是，那些进行可重复性研究的人，其付出的努力往往得不到回报——这样的工作单调乏味，没有资金支持，还吃力不讨好。

难怪在希望得到快速、明确答案的全天候媒体和公众眼中，论文发表后的同行评议流程似乎慢得让人沮丧。但是，当涉及生物学时，往往没有明确的答案。当研究重复性时，有一点我们是知道的，那就是这需要花时间来做。就这篇有关NgAgo的论文而言，现在是时候了，数据已经说话了。

国际期刊撤论文

撤稿是发表sci论文过程中无法避免的，但却是要求作者尽力规避的。sci投稿后再撤稿会带来不少的麻烦，容易给作者带来不小的影响。万一遇到要撤稿，作者要学会正确撤稿。那么，sci投稿之后如何撤稿?sci投稿之后，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撤稿，并不是作者想要撤稿，就允许单方面撤回。正确撤稿方法，是作者向sci期刊申请撤稿，说明理由，期刊主编/出版商会评估是否符合撤稿条件。若符合，则允许撤稿，反之不能撤稿。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撤稿都能成功。sci投稿后，若尚未见刊前需要撤稿，相对比较容易一些，影响小一些。若是见刊后再撤稿，难度就会大大增加，不仅撤稿要得到sci期刊的同意，还会在下一期刊登撤稿声明。一般声明的内容会给作者过目，而发表撤稿声明后的文章，通常仍然保留在网上，但会连接到撤稿声明。sci投稿之后再撤稿是有影响的，作者在撤稿前，一定要考虑当下情况是否有必要撤稿。若不得不撤稿，比如文章中涉及一些纠纷、发现数据错误等，就与sci期刊编辑沟通撤稿相关事宜，如实告知撤稿原因。若没有必要撤稿，建议作者不要撤稿。即撤稿是sci投稿之后不得已的选择。另外，撤稿肯定是有理由的，而理由是否合理，对作者带来的影响是有差异的。比如sci投稿后迟迟没有得到回复，作者不要上来就撤稿，而且耐心询问原因。因为sci论文发表时间相对比较长，而且越到的情况越复杂，要等待的时间就会越长。建议作者提前了解发一篇sci要多久，理智撤稿。

投稿后撤稿需要联系期刊编辑部，一般投稿前要谨慎，毕竟撤稿是一件很麻烦的事。

你要看是哪个国家，国外有很多国家的，中国是3个月。撤稿，撤稿信指因个人原因，主动要求撤回已经投出的论文或文学作品而向期刊杂志社编辑发出的信件。首先我们来说退稿，论文投稿之后分为这么几种情况，未审退回、送交同行评审，送交同行评审之后还会出现这么几种结果，接受、修改、重投、拒稿。

2020 年是新冠肺炎大流行的一年，这一主题也同样体现在撤稿事件中。根据截至 12 月初的撤稿观察（Retraction Watch）数据库统计数据，已有 39 篇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文章从预印本服务器或同行评审期刊中被撤回，我们相信这一数字还将会继续增长。该数字不包括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学生报刊上的一篇被撤回的文章，该文章称新冠肺炎“对美国的死亡率没有影响”。迄今为止，2020 年已被记录的撤稿文章超过 1650 篇。以下是我们所挑选出的与新冠肺炎相关的重大撤稿事件。最受瞩目的“翻车”涉及发表在世界最负盛誉的两本医学期刊上的两篇文章。由于文章数据来源于医药公司 Surgisphere，它拒绝与合著者及编辑分享其原始数据，《柳叶刀》（the Lancet）和《新英格兰医学杂志》（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NEJM）只好撤回相关论文。《柳叶刀》还因此撤回并替换了此前发布的一篇社论，因为它引用了这篇命运多舛的论文。而在《柳叶刀》这篇论文遭到质疑之前，它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导致了羟氯喹（hydroxychloroquine）临床试验的暂停。应合著者的要求，Surgisphere 的第三项具有影响力的研究也从 SSRN 服务器中撤下。这项预印本研究的内容是抗寄生虫药物伊维菌素（ivermectin）的潜在益处，它的撤回几乎没有引起讨论，更别提撤稿通

国际期刊撤回美国论文

当地时间4月20日，施普林格出版集团旗下期刊《肿瘤生物学》宣布一次性撤回107篇来自中国的医学论文，发表时间为2012年至2016年。撤稿原因是论文作者通过“第三方”中介投稿，伪造虚假同行评审。换而言之，论文作者“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因虚假同行评议而大规模撤稿，暴露的是从作者投稿动机、第三方作弊机构、期刊审稿机制整个论文发表链条的问题。

第三方中介机构的存在，同行评议机制的漏洞

“在中国，有一定证据表明，提供所谓语言编辑服务的第三方机构（注：一些提供论文代投服务的机构）在操纵评审流程上发挥了作用。”施普林格细胞生物学及生物化学编辑总监彼得·巴特勒（Peter Butler）参加了此次的调查，他对澎湃新闻（）表示，同行评审及投稿过程中的造假问题是全球性的，并非任何国家所特有。

除了第三方中介，期刊是不是应该承担部分失职责任也成为热议。

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官方网站透露，在4月18日，中国科协就撤稿事件会见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王春法说：“作者和‘第三方’中介确实存在不可推卸的责任，但2015年撤稿事件发生后，出版集团没有采取积极有效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发生，出版集团和期刊编辑存在内控机制不完善、审核把关不严格等问题，理应对此承担责任。”（注：在2015年、2016年，《肿瘤生物学》因虚假同行评议，进行过两次批量撤稿。）

这涉及到此次撤稿的共同原因是论文伪造同行评议。

同行评议是决定一篇投稿论文能不能在期刊发表的重要机制。一般而言，论文作者向期刊投稿后，期刊编辑会邀请具有专业知识、和作者没有利益相关的学者，评议论文的价值和质量。期刊主编在同行评议的基础上决定是不是接收论文。

同时，和很多期刊的做法一样，《肿瘤生物学》此前规定，论文作者可以向期刊推荐评审这篇论文的合适专家。此举本是为了让细分领域的研究能有对口的专家进行评审，但这本基于科研诚信的制度同时意味着有空可钻。

造假者或是提供伪专家名单，或是提供真专家的假邮箱。如果期刊选择他们作为审稿人，会得到一份第三方中介机构发来的热情洋溢的正面评议回执，从而“助推”论文发表。

在和中国科协的会谈中，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安诺杰表示：“在撤稿事件中，出版集团确实存在期刊编辑对评审专家信息、评审专家评审意见审核不严格等问题，正在积极采取相应措施完善内控机制，出版集团已经解除与涉事期刊的合作。”

为何医生群体成为这批撤稿论文的主体

据澎湃新闻（）统计，被撤稿的107篇论文作者来自125家中国研究机构、4个国外研究机构。其中，相比高校研究人员，此次被撤稿的论文作者大部分来自国内各大医院。山东大学附属医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医院、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等大学附属医院成重灾区，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等三甲医院在列。

值得一提的是，统计来自各大医院的第一作者所属科室时，泌尿外科和普外科的比重最多，分别占比13%、12%，其次是神经外科，占比7%。

统计来自各大医院的第一作者所属科室时，泌尿外科和普外科的比重最多。来源：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

医生群体的身影出现在此次撤稿事件中，和目前国内的医生评价体系有所关联。医生晋升、评职称需要论文，有的医院还会对论文发表在哪一类期刊有硬性要求，比如需要是被SCI（科学引文索引，是国际公认的进行科学统计与科学评价的主要检索工具之一）收录的文章。

比如，据《知识分子》披露，在国内某三甲医院的“卫生技术医师系列评聘标准”文件中，要满足“正高标准”的第一条要求便是：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本专业研究性论著，SCI单篇影响因子大于等于，或影响因子大于等于的2篇以上，或影响因子大于等于的4篇以上。

这意味着医生若想晋升，在问诊之余还需撰写医学论文，根据医院评价体系来选择合适的期刊投稿。此次宣布撤稿的《肿瘤生物学》期刊是国际肿瘤及生物标记物学会（ISOBM）的官方期刊，2015年的影响因子为。它虽然是肿瘤学领域偏低级别的期刊，但仍属于被SCI收录的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