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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官制可以称之为人类历史上最复杂的官制，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保持较为严重的人-事分离制度以及职位结构与品位结构的复杂性。这里谨就唐代中央官制作一个极为简单的说明，方便大家理解唐代政治制度与相关事件。由于唐代后期职官系统变动剧烈，各种差遣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正常的中央职官序列受到严重的损伤，甚至出现了职事官完全阶官化的极端情况，所以本文阐述的情况大多以最具代表性的盛唐时期为准。另外，唐代的铨选和散官-职事官的关系，诸卫诸军与府兵等问题过于复杂，等等。
可以促进唐朝文化的发展，还可以提升唐朝的综合实力，有利于促进沟通交流，可以帮助唐朝建立完善的制度，也可以掌握实权，还可以保证中央系统的发展。
1.经审查的论文（仅列2002年以后发表者）1. 〈唐「望秩」类官员与唐文官类型〉，《唐研究》，第16卷，2010年12月，页373-401。〔此为唐史学界排名第一的学术期刊，由北京大学历史系荣新江教授主编，有严谨的匿名审稿制度〕2. 〈小说的正史化﹕以《新唐书‧吴保安传》为例〉，《唐史论丛》，第11辑（2009 年2月），页 343-355。3. 〈论唐代的检校郎官〉，《唐史论丛》，第10辑（2008年2月），页 106-119。4. 〈论唐代的州县「摄」官〉，《唐史论丛》，第9辑（2007年1月），页66-86。〔《唐史论丛》为中国唐史学界最重要的刊物之一，编委包括中港台最知名的唐史学者，有评审制度〕5. 〈论唐代的侍御史知杂〉，《中华文史论丛》，第82辑（2006年6月），页83-95。〔此为中国大陆最著名的文史期刊之一，撰稿者多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第一流学府的第一流学者，有严谨的匿名审稿制度〕6. 〈论唐代的检校官制〉，《汉学研究》，第24卷第1期（2006年6月），页175-208。〔此为台湾排在前五名的文史类期刊〕7. 〈论唐代官员的办公时间〉，《中国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2005年第4期，页73-77。〔此为大陆史学界排名第二的期刊〕8. 〈唐代的翰林待诏和司天台——关于《李素墓志》和《卑失氏墓志》的再考察〉，《唐研究》（北京大学历史系荣新江主编），第9卷，2003年，页315–342。9. 〈唐代校书郎考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4本第3分，2003年9月，页527–583。〔《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为A&HCI期刊，在台湾的文史类刊物中常排名第一〕10. 〈唐代待诏考释〉，《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新第12期，2003年，页69–105。〔此为香港排名第一的文史期刊〕 1.〈唐代文学研究与唐代官制——以基层文官为例〉，收在《第一届马来西亚传统汉学研讨会论文集》（马来西亚柔佛新山﹕南方学院出版社，2005），页123-139。2.〈论王维的〈相思〉和相关的课题〉，收在《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学术论文集》第7辑﹕《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创系四十周年纪念专号》（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中文系，2005），页121-149。 1.《唐代基层文官》，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4 年11月，列为《联经学术丛书》之一。vii + 481页。〔此书实际上在 2005 年初才出版面市，并在出版之后获得国科会「补助出版人文学及社会科学专书奖」奖助新台币 20万元〕。本书的简体字版，已在 2008 年 5 月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2.《唐代中层文官》，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8 年12月，648 页，列为《联经学术丛书》之一。出版后获得国科会「补助出版人文学及社会科学专书奖」奖助新台币 20万元。简体版将由北京中华书局在 2010 年 11 月出版。 . 〈论唐代的检校郎官〉，「第八届国际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2007年11月31至12月1日在台湾台中国立中兴大学召开。2. 〈论唐代判官的含意、起源和演变〉，「第七届国际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台湾中国唐代学会和国立台北大学人文学院联办，2005年10月27-28日在台北大学民生东路校区）。3. 〈唐代官名和官制对唐代文学研究的意义〉，「第一届马来西亚传统汉学研讨会」（马来西亚新山市南方学院中文系和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联合主办，2004年7月3日)。4. 〈论唐代的县尉〉，「第六届国际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台湾中国唐代学会和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暨研究所联办，2003年11月6–7日台北国家图书馆）。 1.学术随笔1. 〈追忆杜希德（Denis Twitchett）教授〉，《汉学研究通讯》，26卷4期（2007年11月），页24-34。2. 〈万里寻碑记——我怎样找到《大悲菩萨传碑》〉，《台湾宗教研究通讯》，第三期（2002年4月），页134-183。 1. 《坐火车游盛唐﹕中国之旅私相簿》。台北﹕人人出版社，2002（探访唐代文史景观的摄影集和文字记录）。含240张彩色照片，124页。简体版﹕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5月。194页。2. 《男人的育婴史》。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2001。212页。简体版﹕ 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2月。3. 《杜甫的五城﹕一个火车迷的中国壮游》。台北﹕尔雅出版社，1999。406页。简体版《杜甫的五城：一位唐史学者的寻踪壮游》﹕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
论中国唐朝的法律制度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作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华法系，其杰出的代表之一就是唐律。唐律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完备、最具代表性的法典，在中国及东南亚地区的法制史上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唐朝继承发展了封建社会“礼法并用”的正统法律思想，强调社会风气需要礼教与刑罚相结合的原则，突出礼教对法律的指导作用。唐朝法律体系的核心《唐律疏议》就是完全以儒家礼教纲常作为法律的指导思想的，它大量援用儒家经典的内容，儒家思想又集中表现为礼。它是礼法结合的产物，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法中的礼法关系。唐律的内容遵循礼的精神和要求。在唐律中，礼是确定其一般原则、罪名和刑罚的主要依据。同时也大量的溶入了封建等级身份差别的思想，将亲疏、尊卑、良贱之间的种种法律关系和法律行为之后果表达得很详细。唐律中的一般原则都规定在它的首篇名例律里，它集中体现了整部法典的立法精神和基本准则，对其它十一律的内容均有制约作用。 《唐律疏议》是唐高宗制定的完成的刑法典，是一部综合性的封建法典，其讲律文与疏议有机地结合未一体，反映了唐代律学的统一和发达。唐律共十二篇，篇目结构比较简单，律令简约也是唐朝统治者立法的原则之一，各篇律条的排序有着内在的逻辑性，分别是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和断狱等篇（律）。记载了大量有关唐代政治、社会经济的资料，是研究唐代阶级关系、等级关系以及官制、兵制、田制、赋役制的重要依据。 《唐律疏议》的基本特征就是对唐律律文进行周密、系统、完整的解释，即“疏议”部分，这部分是中国古代律学之精华的体现，它对律文所做的解释，丰富了律文的内容及其法理的色彩，建立起了一个律学的体系，从而使中国古代的律学达到了最高的水平。代表着中国乃至世界封建法律的最高成就。它从结构上包含律文和相应的法律解释两部分，内容清晰且便于适用；唐律的条文涵盖广泛，疏而不漏，全面维护着唐朝封建统治秩序的稳定。唐代对律文的疏解是古代社会解律经验的集中体现，对律文的各种解释基本上都包括在这一部刑律之内。 唐律是在隋朝《开皇律》基础上制定的，而隋律则继承了前代的法律。唐律根据秦汉以来封建立法和司法的经验，把一些行之有效的罪名、刑制及司法原则加以整理，对社会关系各主要方面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所以它集唐以前我国封建法律之大成，成为宋元明清历代制定和解释封建法典的蓝本，并对古代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建立和完善封建法制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唐代的另一部重要的法典就是《唐六典》——封建国家行政制度的一部重要文献，这部文献与《唐律疏议》一样，对后世封建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产生巨大影响。它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一部行政法典，它的编纂在中国封建立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的制定，不仅是唐文化的珍品，对唐朝政治的稳定、对唐朝国家机构职能的正常发挥起到了重要保障作用，而且对后世各朝代的政治、法律制度、经济与文化的发展，都产生深远影响，使我国古代封建行政体制能超乎寻常地、稳定地沿续千余年。《唐六典》把凡具有行政性质的立法汇集在一起，经精心编纂，与律令格式相辅而行，使得行政法典成为与封建刑律并行的两大基本体系，这不仅是我国封建立法史上的创举，是中国行政法制走向成熟完备的标志之一，在世界中世纪法律制度史上也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 法律是一个国家统治阶级意志和愿望的体现，隋朝统治者的暴政和严苛的刑罚导致农民起义的历史给唐朝的建立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接受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采取多方面的措施，建立和稳定专制统治体系。唐太宗李世民在唐初国策制定中是一位关键人物。他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有了较深刻和明智的认识。他强调要保持长治久安，就要实行开明统治，重视法律，刑法要宽平、简约，强调德主刑辅的治国手段。立法活动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唐初统治者，为了恢复经济、稳定局势、巩固统治秩序，在总结前朝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一整套完备的刑罚体系——封建制五刑（包括笞刑、杖刑、徒刑、流刑和死刑），历来为后世各朝所称赞。 唐前期，以修定律令格式作为立法活动的主要内容。到了唐后期，“编敕”成了唐后期立法活动的主要内容，成为根据形势需要调整法律的主要形式。唐后期的法制，既是唐前期法制的继续，又非前期法制的照搬。在唐后期，敕的地位日益重要，它不仅跻身正式法典，而且法律效力和适用范围也远远超过律、令、格、式，而后者则大多成为具文。 综上所述，作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华法系长期居于世界法律发展过程的领先地位，并影响周边国家，成为东亚广大地区的主导性法律体系，唐朝的法律制度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是中国传统法制的成熟形态，形成中华法系的特色，奠定了中华法系的理论基础。
我们知道，唐代宦官专权，相较于其它朝代更为严重。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指出，“唐之宦官，其势十倍于汉、宋”。而我们回顾 历史 就可以发现，这种情况实际上与当时的文臣武将的不堪重用有着很大的关系。仔细分析一下唐朝的各方势力，宦官的崛起，本质上是皇帝出于平衡政治的需要，是皇帝维系统治的一种手段。 在任何朝代，武将都是受猜忌比较严重的对象，安史之乱后，皇帝对武将的信任降到冰点。高仙芝听说封常清在前线失利，就退保潼关，况且他有忘恩负义和贪财的前科，这时候还有侠肝义胆的哥舒翰为候补，朝廷怎能不怀疑高仙芝的忠诚度？哥舒翰借手握兵权之际诬陷忠臣安思顺，他虽没有听取部下“清君侧”的建议，但是强行吞并灞上军、擅杀杨国忠的部将，在朝廷看来不明显有不臣之心了吗？唐玄宗只有让他出关作战，以化解随时可能发生的兵变。 安史之乱平定还未彻底平定，皇帝开始迫不及待处理武将，但是这些武将纷纷拥兵自重。来瑱面对皇帝的调令，竟然暗示部将上表请求留任。 李光弼面对京城沦陷竟然按兵不动，还擅自带兵回徐州拒不入朝。仆固怀恩养寇自重，他感觉朝廷偏袒河东，就坐看京城沦陷；朝廷欲解除兵权，他就与河东兵戎相见，失败后又引外军准备打关中。 郭子仪始终让皇帝缺乏安全感，儿子郭暧“醉打金枝”，唐代宗以“不痴不聋，不做家翁”和解，这不是皇帝心肠好，而是不敢把矛盾公开化。对于这些动不动就要拥兵自重、耀武扬威的武将，哪个皇帝还敢再轻易信任？ 唐朝本身就是靠造反起家的，前期诸王的权力非常大，李世民又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李渊只好不断生孩子来给他添堵。武则天对李姓宗室严密监视并大肆屠杀，大臣仍然帮助他们获得了最高权力，武则天的身体很快垮掉。李隆基也是靠发动政变当上了皇帝，使得他对宗室防范更甚，让儿子们住进了别墅级的牢房——十王宅、百孙院，宗室诸王都处于皇帝的严密监视之下，最终还是被太子李亨夺了皇位，过上了悲惨的晚年生活，此后皇帝大都把诸王集中安置，终唐之世没有变化。 唐肃宗眼看着建宁王和太子的关系，就像李世民和李建成一样，为了防止“玄武门之变”重现，最终促成了建宁王被杀的悲剧。但是，唐朝仍然没有摆脱宗室相残的诅咒，张良娣想拥立越王李系，太子李豫与李辅国合作保住了皇位，唐肃宗在重病期间被吓死。对于有争夺皇位传统的宗室，皇帝对他们更加严密防范，即便是这样，唐顺宗在位不足200天，就被儿子逼迫禅位，最后不明不白的死去，唐人小说《辛公平上仙》被高度怀疑是描写顺宗被杀的隐事。唐宪宗把十王宅、百孙院被合称为“十六王宅”，诸王连自己的生活都需要仰仗家奴，彻底斩断了宗室作乱的萌芽，李唐皇子从此“虽以国王之，实与匹夫不异”。 外戚对李唐开国的贡献十分大，因此唐朝在外戚问题上先天不足，皇后常常干涉朝政，外戚把握中枢大权。李世民曾打算立最贤能的蜀王李恪为太子，因长孙无忌的强烈反对只好作罢，太宗在长孙皇后死后十几年都不立后，根本上是不敢和长孙氏的势力决裂。高宗初期，长孙无忌是帝国的权力核心，他凭空生出一场大案，把反对派一网打尽，高宗替自己的哥哥妹妹求情都不给情面，后来高宗与武则天达成政治联盟，才消灭了长孙氏的势力。高宗驾崩后，武氏外戚势力迅速崛起，武则天不仅改朝换代，还大封娘家人为王侯，他们为了谋夺继承权无所不用其极，唐朝的外戚势力走向了顶点。 李唐光复后，武氏势力尚存，韦皇后大力提拔韦氏家族掌握实权，形成武韦专政集团，唐中宗不仅被带绿帽子，还被毒杀。唐玄宗开始对外戚防范甚严，王皇后因干预政事被废，之后他就不立皇后，并分离了外戚的政治权力，但是宠幸杨贵妃就不好了，杨国忠直接激发了安史之乱。之后，唐朝不立皇后的现象频频出现，外戚势力由此被强力压制，尤其在唐宪宗之后，许多后妃的出身都不太高贵，也就没有了强大的外戚势力。即使是“七朝五尊”的郭太后，出于皇帝的压制和自身的谨慎，郭家势力不可避免走向衰落。 文官是治理国家的主力，王朝更需要他们政治上的支持，但是有的文臣为子孙后代谋利，不愿意为国家尽力。裴炎被高宗任命为顾命大臣，不愿与韦玄贞分权，就联合武则天废黜唐中宗，导致大权落入武则天手中。宰相张柬之等人虽然光复李唐，但是唐中宗不得不防止大臣逼宫之事重演。唐玄宗对权力的占有和分配都非常敏感，他当政的前期，宰相从来没有干长久的，后期就有点管不住了，李林甫大权独握，弄得朝纲紊乱，又使安禄山势力坐大；杨国忠专权误国，让盛唐瞬间化为乌有。 安史之乱后，一些文臣的品节着实让皇帝失望。宰相元载曾帮助唐代宗铲除权宦，但此后日益跋扈，并且四处贪污，朝堂上因此乌烟瘴气，最终被赐死狱中。德宗重用的文臣一个比一个坏，卢杞排挤忠良，酿成朱泚、李怀光叛乱，长安一度沦陷到叛军手里；裴延龄弄术造假的手段空前盖世，到了唐宪宗时期才被彻底揭穿；白志贞大肆收受贿赂，任由纨绔子弟在神策军吃空饷，德宗在危难之际竟招不来一兵一卒，大唐天子彻底颜面扫地，彻底撕碎了皇帝同文臣之间脆弱的联系，而文臣不可轻信的情况，成了唐德宗在位后期的一个真实写照。 重用武将，现有的藩镇已经很头疼了；重用宗室，说不定又来一次政变；重用外戚，可能会再出来个武则天；重用文臣，佞臣把大唐坑得够惨了。在皇帝看来，只要是“带把儿”的，都首先考虑家族的利益，于是他们把目光锁定在了宦官身上。 首先，宦官与皇帝感情深厚。宦官与皇帝朝夕相处，所以很容易得到皇帝异乎寻常的信任，他们比大臣更了解皇帝，甚至与皇帝进行不为人知的沟通，他们甚至可以利用皇权影子的身份，为皇帝干脏活。李辅国敢逼压唐玄宗、监视百官，都是唐肃宗的纵容和默许；程元振、鱼朝恩等人诬陷功臣名将，根本上是唐代宗有意削弱藩镇的“白手套”。 其次，宦官没有篡权的动力。这是最关键的，宦官没有有传宗接代的能力，是被鄙视的群体，说好听点是宫廷内侍，说难听点是不男不女的中性人，根本没有当皇帝的资格。宦官即使能权倾天下，也得不到别人内心的尊重，面对藩镇和士人的压力，宦官集团虽然并不忠于哪一个皇帝，对其真有身为“家奴”、甘愿被生杀予夺的自觉，但不得不忠诚并竭力维护大唐王朝的社稷。 因此，从唐玄宗开始，唐朝皇帝就有意扩大宦官的权力，安史之乱爆发后，宦官的权利迅速膨胀，并不断制度化：唐玄宗让宦官在朝廷内监督官员，在朝廷外监督武将；唐肃宗把宦官引入中枢来巩固皇权，并大力强化宦官监军制度；唐代宗虽然强力震慑宦官，但又不得不保留宦官制度；唐德宗不仅把宦官监军制度化，还把神策军交给了宦官；唐宪宗再次加强宦官兵权，又给了宦官枢密使权力，朝廷内部形成了两中尉和两枢密的“四贵”，唐朝已正式进入了宦官政治。 唐代宦官曾有过种种劣迹，但面临外扰内乱、各种矛盾尖锐、皇权衰弱的情况下，宦官作为皇帝的心腹和助手，对维护中央权威曾经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张皇后以越王李系谋乱，李辅国帮助太子李豫消除了登基的阻力，避免了又一场皇室内乱；唐代宗出逃陕州，各地藩镇按兵不动，只有宦官鱼朝恩率先领军保驾；奉天之难中，文臣武将相继失节，只有宦官霍仙鸣、窦文场等人随行唐德宗护驾。由于顺宗身体原因和政局变动，俱文珍积极拥立背景雄厚的宪宗皇帝；吐突承璀图谋另立太子，王守澄先下手才保住了穆宗的皇位；唐敬宗遇害，王守澄等拥立更有资格的江王李昂，防止宫廷政变进一步扩大。 在地方上，唐中央在叛服不常的跋扈藩镇派驻宦官监军，他们尽管不能施展全部职能，但它仍是中央统治的象征，构成了中央与藩镇联系的桥梁。而在中央政令所及的藩镇，监军则能以“常驻大使”的身份，忠实贯彻皇帝旨意，起到“监护统帅，镇静邦家”的作用。另外，当藩镇发生军将逐帅、藩帅病重或亡故等重大军情，监军把这些信息及时上奏，成为朝廷了解藩镇的另一条通道。 同时，宦官内部也存在残酷的斗争，更需要获得皇帝的支持。唐朝开始专权的几个大宦官，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俱文珍等人，都是皇帝通过分化、打击把他们整掉。对皇帝而言，文臣未必比宦官更值得信任，宦官根本不需要彻底铲除。唐文宗只会死读《贞观政要》，完全不懂朝堂平衡之道，在关键时刻意志不坚定，几乎让宦官成了断线的风筝，幸好接下来唐武宗与李德裕巧妙配合，宦官的势力大有被连根拔起的势头。唐宣宗明察秋毫，让宰相与宦官相互制约，在他当政期间，宦官们各个低调守法。 当朱温把宦官被杀光之后，后宫里再也没有那些不男不女的声音，朝廷内外一时称快，宦官干政问题终于彻底搞定，但是唐朝不久就灭亡了。宦官做为一种毒瘤，并没有寿终正寝，朱温一朝之后，割据一方的藩镇自立为帝，内部时常发生武将夺位的情况，宦官集团再度崛起。 后唐李存勖对功臣宿将多有猜忌之心，加上宦官张承业品行难能可贵，还辅佐自己成就霸业，让李存勖觉得还是宦官忠心，于是他让宦官担任诸司使或充作藩镇监军，后唐的宦官势力与唐末没什么不同。后晋石敬瑭当了“儿皇帝”后虽推诚以安抚藩镇，但各地仍不服，武将叛乱频发，弄得石敬瑭对士人极不信任，他又像后唐那样重用宦官，使宦官势力重新抬头。 南汉刘 认为文臣武将都有可能谋反，不如无后的宦官值得信任，使得宦官的势力到了滥觞的地步。刘鋹干脆采取“欲当高官，必先自宫”的政策，弄得满朝皆是无根之人。前蜀王建对文武大臣更不放心。他为了制衡文武大臣，把军政大权交给宦官唐文扆。他担心太子将来镇不住文武元老，不得不让宦官宋光嗣掌握军权。 可以看出，在中央权威衰落的情况下，宦官是皇帝对抗文臣武将的一股势力。宦官既没有 社会 地位，又没有后代，他们清楚自己的权利来于主人，只有主人在，他们才有存在的价值，宦官集团成了半瘫痪朝廷的保护者。宦官干政虽引起皇帝的不满，但不会把他们一网打尽，因为既投鼠忌器，又得不偿失，皇帝只能在宦官内部借力打力维持权威，当唐昭宗在藩镇的帮助下铲除了宦官集团之后，大唐也就完了。
宦官专权几乎贯穿了唐朝的中后期，一批批的宦官逼宫弑帝，专权横行，无恶不作。自号称“欺压皇上的老奴”李辅国始，继而有逼宫弑帝的俱文珍与王守澄、经历六代皇帝的仇士良、人称皇帝之“父”的田令孜以及唐昭宗时的权阉杨复恭、刘季述等人。这些人个个都是生前显赫无比，死后臭名昭着的大宦官。 唐后期由于宦官掌握了中央禁军的权力，权势日盛，以致形成了宦官专权的局面，甚至可以废立皇帝。于是，皇帝利用朝官，朝官依靠皇帝，向宦官展开夺权斗争。这种宦官与朝官之间的斗争大致有以下几次： 永贞革新 ：贞元二十年（804年），唐德宗死，顺宗即位。唐顺宗因病不能理事，时任起居舍人和翰林学士的王叔文和王伾遂专制朝政。他们先后引进柳宗元、刘禹锡、韦执宜、韩泰、韩晔、陈谏、凌准、程异等，发布了废"宫市"和五坊小儿，禁止节度使向皇室进奉财物的"月进"、"日进"等一系列革新措施。后又派大将范希朝接管宦官的神策军兵权。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集团当即发动宫廷政变，逼迫顺宗禅让帝位，立太子李纯为帝，是为唐宪宗，并改元永贞。王叔文、王伾被贬杀。 甘露之变：唐文宗即位后，鉴于他的祖父宪宗李纯、父亲穆宗李恒、长兄敬宗李湛等都是被宦官废杀或扶立的，故对宦官专权深恶痛绝，决心依靠和利用朝官李训和郑注铲除宦官势力。太和九年（835年）十一月，李训谎称金吾厅石榴树上夜降甘露，企图在宦官前往观看时，将其全部诛杀。不料事泄，宦官遂派禁军大杀朝官，史称"甘露之变"。 从唐宪宗至昭宗末期，是唐朝宦官专权的鼎盛期，这股依附于皇权的恶势力，对它所依附的皇权构成严重的威胁。“二王”改革失败后，几乎所有宦官都参与朝政，广泛深入到当时政治生活的许多重要领域。如大批宦官进入 *** ，担任诸司使职；掌握宫中全部机要，出纳王命；干预吏选，监视外朝官员；掌握书院、国子监等本是封建士大夫涉足的领域。 ( ) 由于朝中文武大权基本落入宦官手中，朝中制定国策、进退将相大臣，以至皇帝的生杀废立都操纵在宦官手中，皇帝成了宦官手中的玩物和幕后操纵的傀儡。宪宗以后到唐亡的9个皇帝，除敬宗以太子身份即位外，其余的都是由宦官废立。唐文宗哀叹自己还不如周赧王、汉献帝，他说：“赧、献受制于强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皇帝为了保住帝位，也只得巴结、纵容宦官，如宦官杨复恭以拥立昭宗有功，自称“定策国老”，骂昭宗为“负心门生”，昭宗也无可奈何。连皇帝的命运都掌握在他们的手中，还有谁敢跟他们作对呢？“甘露之变”就发生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 从唐太宗到唐睿宗时期，是唐朝宦官势力开始抬头的阶段。唐太宗在位时期，鉴于前代宦官干政的历史教训，对宦官限制非常严厉，宦官只是“门阁守御，庭内扫除，廪食而已”，稍有不轨便遭到严厉的惩罚。武则天执政时，集权于内廷，以牵制外朝的功臣宰相，内官用事开始增多。不过，武则天不像东汉时期的那些女主们，要凭借宦官成为自己和男性大臣沟通的桥梁，这一阶段宦官没形成什么势力，品级也都很低。 中宗复位后，韦后当政，为了扩大内朝权势，发展阉人势力，并授予宦官品爵，人数增至3000多。中宗还派宦官外出监军，开唐代宦官监军的先河。同时，各派宫廷政治势力为了窥测上意，探听消息，纷纷巴结拉拢宦官。当时李隆基为了消灭韦后势力，就曾利用过宦官高力士等人，这说明宦官势力已开始抬头，力量不可忽视。 “安史之乱”是宦官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安史之乱”发生后，唐肃宗李亨因强藩作乱、险亡其国而开始对武将妄加猜疑，宦官则大受宠信，开始内掌军队，外监诸将，其权力从内廷向外朝逐步延伸，从间接向皇帝进言干预朝政到直接把持军政要职，最终形成了专权格局。
灵帝末，黄巾起，州郡各举义兵，先主率其属从校尉邹靖讨黄巾贼有功，除安喜尉。督邮以公事到县，先主求谒，不通，直入缚督邮，杖二百，解绶系其颈着马枊，弃官亡命。
这是《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中的记载，打督邮的是刘备，所以历史上真实的刘备应当不是《三国演义》中哭哭啼啼的性格。
《三国演义》第二回为“张翼德怒鞭督邮何国舅谋诛宦竖”，为了塑造刘备忠厚仁慈的形象，便把打督邮的人改成了张飞。
刘备为什么要打督邮？其实原因也简单。
刘备平定黄巾有功，但也只是给了一个安喜县尉当。可是不久朝廷又诏令各州郡，要淘汰县级以军功为长吏的人，刘备自然也在被淘汰之列，而这个督邮便是负责裁汰工作的。
刘备前去求见，而督邮装病不见。于是刘备大怒，带人冲进去将督邮绑住，抽了二百鞭，然后将自己的官印挂在他脖子上，弃官而去。
1、那么督邮到底是个什么官职呢？
督邮，是督邮书掾、督邮曹掾的简称，郡守的属官，代表太守督察县乡，宣达政令。
也就是说，督邮属于监察机构。
汉朝，在中央，设御史台为最高监察机构，以御史大夫为首察举非法（西汉末年废御史大夫，以副官御史中丞任最高主管）。
在地方，汉武帝开始分天下为十三监察区，名为“刺史部”，监察地方官吏和豪强有无不法行为。
而这也是后来汉十三州的由来，监察机构最终变成了郡县的上级，地方从郡~县两级变成了州~郡~县三级。
而地方各郡同样也设有监察机构，负责督查县乡，这便是督邮。
督邮在两汉时期，位轻权重，负责传达太守指令，督查县乡的案验刑狱，检核非法等，权力极大，无所不管。
督邮在汉亡后设置逐渐变少，至隋朝随着郡的废弃而一统取消。
不过汉朝的御史大夫也好，后来代之的御史中丞也罢，与秦朝时期一样仍是“副相”，归丞相管辖。
2、唐代的监察机构
在唐代，大诗人杜甫和白居易都做过“左拾遗”这一官职。
白居易任左拾遗时，忠于职守，“不避死亡之诛，事无巨细必言”，而且常言其他人所难言者。
为此，唐宪宗曾斥责道：“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奈何！”
“左拾遗”，就是谏官。谏官虽然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齐桓公设立的“大谏”，但历代包括汉朝均没有专门的谏官机构。
唐朝时期，谏官有了专门的机构，左右散骑常侍、左右谏议大夫、左右补阙、左右拾遗等均为谏官，其中左隶属于门下省，右隶属于中书省。
杜甫和白居易所任的便是隶属于门下省的谏官，所谓拾遗，便是捡起天子遗漏的东西（政策决策失误等）。
谏官机构的设立，是汉唐两代监察机构的一大不同点。
除此之外，唐代的御史台与三省六部并称“三省六部一台“，成为独立的机构，尚书省也在御史台监察范围之内。
在地方，唐朝与汉朝相似，李世民分全国为十道，至李隆基时期又分为十五道，这等同于汉朝的十三刺史，同为监察机构。
唐朝的道设监察使，即监察的御史之意，后来改称观察使，观察地方行政之意。
汉唐的刺史、观察使，论其本源都是一个御史官，其本身的职责最初都是监察，但最终都演变成了地方最高行政长官，郡县变成了他们的下级。
汉末，十三州刺史演变为州牧，群雄割据。
唐末，各道观察使与节度使河流，形成藩镇，尾大不掉。
汉唐的覆亡，如出一辙，且王朝末年的农民起义名字都相似，一个黄巾起义，一个黄巢起义，二者随都以失败告终，但汉唐的灭亡却由此注定。
3、史学家赵翼曾言，监察制度的关键在于“用之得人”
御史也好，言官也罢，制度再好，还是要人去执行。如果监察官可以真正秉公办事，于国于民必然有利。但如果监察官贪赃枉法、知法犯法，其危害则会更大。
材料一 御史大夫，秦官……掌副丞相。有两丞，秩千石。一曰中丞，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员十五人，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材料二 “监御史，秦官，掌监郡。汉省，丞相遣史分刺州，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诏条察州，秩六百石，员十三人。”《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材料三 “汉刺史来传周行郡国，无造所治。中兴所治有定处。旧常以八月巡行所部，录囚徒，考殿最。初岁尽诣京师奏事。中兴但因计支，不复诣京师。”汉武帝时加强对地方控制的措施：设十三刺史，刺史官级低于郡守，但其代表中央。巡行郡国，监察地方的诸侯王和郡守县令，以后，成为定制，形成一套监察制度。有必要点明：刺史制度是在原有的地方层层监察的基础上（并非原来地方没有监察），增加了中央直接监察的内容，使中央直接控制的监察权力得以延伸。西汉监察制度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是汉武帝对地方实行的刺史出巡制。监郡御史的做法不灵验西汉对地方的监察最初沿用秦朝的做法。汉惠帝在位时，一度在部分地区恢复了监郡御史制度。监郡御史两年一任，要求他们每年的10月到朝廷奏事，12月再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后来又扩大范围，在中央所辖各郡都设置了监察御史。但这些御史的任务比较杂，在秦朝时的监察效果就不理想。比如当年刘邦做泗水亭长时（泗水亭在江苏沛县，秦以十里为亭，亭是最基层的组织），已有许多不轨行为。他在押送壮丁去骊山为秦始皇修墓的途中擅自放人，然后躲进芒砀山（在江苏砀山县东一带），聚集了100多人，并与县里的文书萧何以及管监狱的曹参等人互相串联，刘邦就是在这里起家造反，最终成就帝王之业的。泗水监的名字叫平，他对这么严重的政治动向竟然无动于衷，没有举报，这不是失职渎职吗？西汉初年的监察御史也同样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于是，汉文帝时就派丞相史出巡地方，但丞相史的监察只是临时性的，很难整体改变对地方监察不力的局面。天下分为十三部情况的根本变化发生在汉武帝时期。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撤销了在各郡设置的监察御史，4年之后又下诏将全国分为十三部（习惯上也称州）即13个监察区，分别是：（1） 冀州（约在今河北中南部、山东西端及河南北端）（2） 幽州（约在今辽宁大部分地区，河北、内蒙古、吉林一部分及朝鲜半岛北部大部分地区）（3） 并州（约在今山西大部分地区及河北、内蒙古一部分地区）（4） 兖州（约在今山东西南及河南东部地区）（5） 徐州（约在今江苏长江以北和山东东南部地区）（6） 青州（约在今山东大部分地区及河北一部分地区）（7） 扬州（约在今安徽淮河和江苏长江以南及江西、浙江、福建等地。不是今天江苏省的扬州）（8） 荆州（约在今湖北、湖南及河南、贵州、广东、广西一部分地区）（9） 豫州（约在今河南东部、安徽北部及江苏的部分地区）（10） 益州（约在今四川、贵州、云南大部分地区及湖北西北部等地区）（11） 凉州（约在今甘肃、宁夏、青海等地区及陕西、内蒙古一部分地区）（12） 交趾（约在今广东、广西大部分地区和越南北部、中部）（13） 朔方（约在今宁夏银川至壶口的黄河流域地区）刺史可由御史推荐十三部刺史归中央最高监察机关御史府管辖，由御史中丞具体领导。刺史的产生，可由御史推荐，皇帝任命。当时有个绣衣御史名字叫暴胜之，为人就像他的姓一样很残暴，他督促地方官镇压农民起义，十分卖力气。他每到一地，那里的守令就得急忙围剿造反的农民，大开杀戒。沿路的州、郡听说他要来了，没有不害怕的。有一次，暴胜之到了勃海（今河北沧州等地），听说当地有个知名人士叫不疑（，音juàn，姓；不疑，名），就把他请了出来。不疑衣冠楚楚，样子很庄严，叫人望而起敬，暴胜之见了，也一改往日的威风，装成一副恭顺的模样。不疑告诉他：“做官的人不能太厉害，太厉害了，人们无法忍受，自己长不了；但也不能软弱，太软弱了，没有威望，也不行。要是能在威严中加一点恩德，在恩德中带一些威严，就好了。”实际上是劝他要学会软硬兼施。暴胜之觉得很有道理，就照此去做了，结果人们就说：“姓暴的不残暴了。”而不疑呢，由于暴胜之的推荐，汉武帝让他做了青州刺史。“六条问事”抓住了监督的重点汉武帝给刺史规定了明确的监察职责，叫“六条问事”，具体内容是：第一条，豪强恶霸侵占田地，以强凌弱；第二条，二千石的郡守对抗中央，欺压百姓；第三条，二千石的郡守贪赃违法，乱杀无辜；第四条，二千石的郡守任人唯亲，不举贤能；第五条，二千石的郡守依仗权势，乱拉关系；第六条，二千石的郡守勾结豪强，不奉政令。六条中除第一条外，其余五条都是针对二千石郡守的。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六条外还有不成文的一条，就是考察国王有罪状便奏闻。不法的国王因此受到惩罚。”不把监察国王的内容载入明文中，是因为这个问题已不显得十分迫切了。前面说过，汉初在地方上实行的是郡国并行的双轨制。平息七国之乱后，诸侯国的实力已被削弱。汉武帝登基后，还是先拿诸侯国“开刀”。他规定国王除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他子弟可在国中分侯，这样一来从诸侯国中分出几个小侯国，使诸侯国的直属领地不断地缩小。后来又借故夺了106个王侯的爵位，并且禁止诸侯国的官吏在朝中任职，防止他们插手中央事务。经过一系列的整顿，使诸侯国大伤元气，已构不成对中央政府的严重威胁。于是，汉武帝又腾出手来整治州郡。二千石的郡守是一郡之首，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省委书记兼省长。安邦先安首，督吏先督王，“六条问事”主要就是冲着这批“高级干部”来的。解决这个层面的问题，也是抓重点，比如他们是否能认真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是不是滥用刑法、欺凌百姓等等。刺史的工作方式是流动的刺史的秩级仅为六百石，只相当于中下级的县令。那时的县比现在的范围广，县令以及刺史相当于今天的地厅级干部。刺史每年8月起巡察自己部内的郡国，年底回中央报告工作，只有监察权，没有处置权。据史书记载，刺史出巡时“乘传周流”。乘传，指乘坐公家驿站的马车，即送信的邮车。这种邮车是什么样的？出土文物中还没见着，但我想应与一般的邮车有别，或者说是装饰过的邮车。当时食禄二千石的官吏，所乘车的车厢两边屏障都涂成红色。屏障的质地是席子或皮革。六百石的官吏，所乘车的车厢左边涂成红色。涂左边不涂右边，是因为古人尚左。刺史秩级六百石所乘的车子至少是这种规格的。别看这么简陋，在当时可就是“奥迪”车了。他们每到一处，那里的郡守或国王都要派专人到边界上去迎候，如果刺史乘坐普通的邮车，那多寒碜。周流，就是在自己的监察地盘上到处转。比如冀州刺史的监察区有10个郡和诸侯国，冀州刺史就在这10个郡国之间巡行，进行监督检查。刺史的任期为9年，如果能较好地履行职责，到时候可以直接升为二千石的郡守，而其他六百石的官员就很难有这样的机会。分级负责 归口办理对刺史的工作有严格的要求，比如不允许他们管“六条问事”以外的事，不允许他们监察二千石以下的官吏。《汉书·朱博传》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朱博初做冀州刺史时，到他的监察区去工作，在一个县里遇到一大群上访的官员和老百姓，足足有四五百人，把县衙的院子都挤满了。朱博的随从官员试探着劝他就在这个县里留下来，处理完上访人的事再出发。这名随从官员说完就用眼睛瞧着朱博，看他如何反应。朱博心里明白，他命手下人赶快驱车往前走，但上访的人围住了朱博的车马。朱博只好下车，通过随从官员明确地告诉上访人：“本刺史不负责监察县丞、县尉这一级的官吏。如果反映他们的问题，请到郡里去；如果反映二千石郡守的问题，也不能在这里接访，请到本刺史的办公地点去；如果是老百姓申冤以及遭盗窃之类的事，可以找有关人员去反映。”说完，就登上车执意地向前走，几百名上访者只好散去。朱博所说的县丞、县尉一级官员的问题，属于郡一级分管。当时在郡这一级设置督邮，负责对县级官员的监察。督邮的工作方法与刺史类似，同样是采取巡视的形式，就像现在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派出巡视组到省里，省里再派出巡视组到地市级去一样。不同级别的干部由不同的监察官进行监督，体现了“分级负责、归口办理”的原则。刺史出巡也是一种“异体监督”刺史定点出巡，汉武帝的改革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秦代的监郡御史不是纯粹的监察官，很多时候扮演的是行政官员的角色，西汉的刺史只负责监察，定位准确。秦代的监郡御史没有明确的工作章程，西汉的刺史要严格遵循“六条问事”。更为重要的是，刺史工作的特点是流动式的，这一做法的实质就是割断了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利害关系。战国时期在秦国实行变法的商鞅，曾从官吏之间的利害关系入手，说过一段很精辟的话，大意如下：虽然官员众多，但他们担任同类的职务，站在同一个立场上，让他们彼此监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利害关系一致，容易互相包庇。比如让马夫监督马夫，就行不通，他们利益一致，会互相串通，不会彼此监督。假如马儿能够说话，那么马夫就无法掩藏其过错了，因为马儿与马夫的利益是相矛盾的。官员与官员之间的利害关系是相同的，只有让他们互为联系而利益又相矛盾，才是帝王巩固统治的保障。商鞅所举的马儿与马夫的例子非常形象、深刻。按照他的说法，只有确立职务相联系而利益相异的钳制关系，才能使监督真正发挥作用。这种理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异体监督”。现代西方国家在这个问题上，采用的是“三权分立”的方法。我们绝不搞西方的民主政治，“异体监督”也不仅仅指“三权分立”那一套。实际上“流动的方式——割断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利害关系——马儿说话”，这个公式所表现的，也是一种“异体监督”。所谓异体，可以理解为不同的利益共同体。我们今天巡视工作体现的，就是这一原理。这里，“马儿说话”是关键。怎么能让马儿开口呢？机制就是割断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利害关系，而割断这一层关系的途径是采用流动的方式。这是监督中一条铁的法则，这个法则的发明者竟是生活在2300多年前的古人，商鞅也真是够伟大的。监督实践中奉行的是法家理论商鞅创立了铁的监督法则，汉武帝是这一理论的第一位实践者。或许有人会问，汉武帝不是主张“独尊儒术”吗，他怎么会实行法家的一套主张呢？不错，汉武帝是崇尚儒学的，他16岁继位那年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下诏书网罗天下人才，并在朝廷设考场，亲自出题、阅卷，进行考查，结果相中了一位叫董仲舒的著名儒生。董仲舒也不含糊，趁机向汉武帝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最终被采纳。当时在京城长安设立了太学，专门讲授儒家经典，非儒学的诸子百家一概被罢斥。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汉武帝是哪家学说有利就用哪一家，采用多的还是法家，儒家学说只是名义上的指导思想。所以后世有人评论汉武帝，说他“虽好儒，好其名而不知其实，慕其华而废其质”，有人甚至说他是叶公好龙。汉宣帝的一句话就曾道破了天机，他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霸道为法家，王道为儒家。汉武帝对地方官的监察方式就是奉行法家思想的产物。没有一个长效的保证机制汉武帝设计并推行得好好的刺史制度，到了西汉后期开始走样。汉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也就是汉武帝死后的79年，丞相翟方进和大司空何武上奏，请求将刺史改为州牧，理由是按照祖宗的家法应该以贵治贱，不能以卑督尊。刺史只有六百石，监察二千石的高级领导干部不合规矩。成帝只好下诏，把刺史改名为州牧，增秩二千石，与郡守平起平坐。3年后，丞相朱博上书力争说：“当年设十三部刺史，职级低但赏赐重，这样可以激励他们努力工作。废除刺史、改设州牧后，激励机制没有了，收不到监察的效果，应该恢复刺史制度。”于是又将州牧更为刺史。但几年后，再次将刺史改为州牧。不要以为这样一来提高了刺史的地位，这是两种观念在进行较量。翟方进等人认为监察制度应同其他制度一样，不得违反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必须遵守以贵治贱的原则。朱博认为怎样设置监察官，衡量的标准应该看是否有利于监察的效果。较量的结果，是等级派占了上风。刺史改为州牧后，原来的监察官开始向行政官员转化，监督者与被监督者混为一谈，利害关系由相异变为相同，“让马儿说话”的制度被破坏了。汉武帝在生前找到了一条行之有效的监察方法，但却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保证它的长效机制。斯人已去，其政也息，这是那个时代无法避免的悲剧。（国风）
我随便说说把！首先，监察制度是在变的！武帝以前都是三公坐而论道，宰相，御史大夫，太尉！最高监察长官是御史大夫，他可以监察内外，内既是皇帝由御史中丞来搞，外就是朝廷也就是御史！武帝以后，三公被架空，监察对外而不能再对内了！为什么是御史中丞负责推荐刺史，因为当时皇帝只有六尚，政府归宰相搞，能经常给予皇帝帮助其实就是中丞，后来因为武帝需要独占大权，以便用兵！后来唐又有了监察制度，中国又中兴。所以汉唐的监察其实也是国家强大的一个因素。武帝以后，汉朝的命运什么样？被王莽篡了！权利没了监管，不造反，干什么？
自己查资料吧幸亏是浅谈，谈谈表面就行，不用太深
诗歌进入唐代，文质彬彬，蔚为大观。三百年间，诗家辈出，除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辉耀千古的巨星之外，还有“初唐四杰”、陈子昂、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刘长卿、韦应物、李商隐、杜牧、温庭筠等等数不清的璀璨的星星。可以说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士子僧尼。三百年间，名篇浩瀚，据不完全统计，有五万五千多首。诗歌反映生活面之广阔，内容之丰富，情感之饱满，技巧之纯熟，音律之严整和谐，达到前所未有，后人也难以攀越的高度。诗在唐代，是一个鼎盛的时代！一个黄金的时代！ 然而，关于唐诗兴盛的原因，却没有一致的见解，虽争论不断，然难归于统一，其观点主要有下列数种。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 诗人地位的转移。认为唐诗的内容之所以丰富，涉及到各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诗人的地位有了变化。唐以前的诗坛大部分掌握在君主贵族手中，而唐代诗人大多出自民间，他们都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并对现实社会有深切的体验。譬如高适、岑参、王昌龄、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孟郊、张籍、元稹、白居易等等，大都是从穷困或是从流浪中奋斗出来的。“唐代用科举考试，打破了过去几百年的门阀制度，使得中下层知识分子，通过考试，可以登上政治舞台。这不仅在政治上反映出进步性，同时在文学上也反映出进步性，这是一个文化普及的解放的新时代。从此被压迫的中下层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文化上得到自由发展的机会，于是文学的创作，就冲破了六朝贵族文学的束缚，深刻广泛地反映了人们的生活与感情，丰富和提高了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从君主贵族掌握的诗坛，转移到中下层知识分子的手里，实在是使唐诗发达起来光辉起来的最重要的原因。” 二、 统治阶级的提倡。刘大杰先生举太宗、高宗、武后、中宗及玄宗为例，说明唐统治者无不爱好文艺音乐，提倡风雅，尤其是在科举中，把诗歌的创作作为一项考试的内容，使诗歌一门成为“文人得官干禄的终南捷径”和“青年的必修科目”。这种大力的提倡，使诗歌的兴盛发达与普及成为“必然的现象”。 三、 诗体进化的规律所致。六朝开始形成七言古诗和律、绝新体诗，在形式、音律和词藻各方面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唐代诗人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大显身手，“来完成诗歌本身尚未完成的生命”，从而造成光辉灿烂的成就的。另外，南北文风的融合与民族的创造力量也是唐诗繁荣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在南北朝时，两个政权虽然相互对立，但文化与血液交流的激荡，一刻也不曾停止。到了唐代统一，南北文风，得到进一步的融合，形成新的风格，表现出民族强大的创造力量。 北京大学中文系专业19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从多方面分析了唐诗兴盛的原因，然最为强调的是唐代的经济繁荣与阶级斗争。书中说： 如前所述，国家的富强昌盛，社会的和平安定，生活的富裕安乐，不仅使诗人们能够“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丰富了生活经历，扩大了眼界，而且培养了诗人乐观的精神以及为祖国建立功业的理想，激发了对祖国山河的热爱。而阶级社会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以及诗人个人政治上的失意，又直接或间接地使诗人接触现实，正视现实，从而孕育了他们对现实的叛逆精神，或批判现实的精神。 这种分析问题的“视角”显然带着时代的政治特点，但不无道理。北京大学1955级的《中国文学史》所揭示的其它原因约略同于刘大杰先生的。 吉林大学中文系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稿》更加重视从社会政治经济基础上寻找原因，他们认为的原因主要有：一、统治者吸取历史教训，对农民采取一些让步政策，阶级矛盾有所缓和，使生产力得以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相对繁荣，文化艺术亦随之欣欣向荣；二、唐王朝不断巩固边防，并扩张疆土，促进了中外贸易和文化的交流；三、商业城市的兴起和市民阶层的形成；四、由于实行科举制度，中小地主阶层的知识分子成为统治的基本依靠力量。这四个方面都对唐代文学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所述的原因中有一个原因是之前学术界未提到的，即“文禁松弛”。书中说： 就整个唐代来说，是封建社会中的繁荣上升时期，统治者对自己的统治力量还具有一定的信心，在文禁方面也比较松弛，不像以后的宋、元、明、清的统治者那样在文禁上一代比一代更加严密而残酷。 该书认为，这一个原因对于文学的发展相当的重要。 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所揭示的原因与他人略有不同，不同之处有两点：一是说唐代诗人对文学遗产采取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态度，他们既不拜倒在古人脚下，又能虚心地向古人学习。二是诗歌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这固然是唐诗繁荣的结果，但反过来又促进了诗歌创作的发展。 马茂元在《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中也探讨了唐诗繁荣的原因，他主要讲了三点：一是唐代诗人继承和发扬了过去诗歌的优秀传统，二是对民间文学高度重视，从民间文学中吸取营养，三是“诗不言法”，“他们没有被任何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所束缚，被嵌在一个模子里，而是每个诗人，都能以自己独有的面貌与我们相见。”马氏因为没能从社会基础——政治经济的视角去分析，还遭到了时人的批评。 1979年之后，文学批评的禁区被打破，唐诗繁荣原因的讨论又活跃了起来。《文学评论》于该年第1期刊登了梁超然的文章，对之前的看法提出了商榷。认为将诗歌的繁荣与经济的繁荣直接联系起来是一种“庸俗化倾向”，亦与唐诗发展的实际情况不符。例如唐太宗贞观时期的经济高涨就并没有带来诗歌的高潮。再者，作者也不同意把庶族地主阶级视为唐代诗坛的主要阶级基础和唐诗繁荣的决定力量，认为那种说法夸大了世、庶斗争的意义，夸大了庶族地主的进步性。实际上，“庶族地主”是个极其复杂的概念，是否是一个统一的阶层以及能不能形成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都值得怀疑。同一期的《文学评论》上，还发表了皇甫煃的《唐代以诗赋取士与唐诗繁荣的关系》一文，该文对于把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视为“促成唐诗繁荣的一个直接原因”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科举制度只是一种考试制度，庶族地主可以利用它，世族地主也可以利用它。”“笼统地说唐代以诗赋取士因而促成了唐诗的繁荣，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初唐这一百年间，不用说还没有以诗赋取士，连律诗的最后定型也要到沈佺期、宋之问那时候，更不用说像后来那样用五言排律来考试进士了。然而初唐时期还没有以诗赋取士而诗歌已相当繁荣，这说明唐诗繁荣还有其它更重要的原因。” 之后，许多专家仍坚持经济繁荣与唐诗兴盛有直接的关系。王水照《再谈唐诗繁荣的原因》（《文学评论丛刊》第7辑）一文，分析了其关系的具体内容：① 经济的繁荣为诗人创作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良好的创作环境。② 经济繁荣造成的国力强大，直接影响到唐诗的创作精神，那就是“蓬勃向上、奋发有为的理想”、“表现于不同题材、体裁中的开阔境界和昂扬的气象”。③ 经济繁荣所造成之交通、旅游和商业的发达，促进了诗歌内容的丰富和题材范围的扩大。④ 经济繁荣为诗歌的发表和流传提供了物质手段（“发表和流传”指驿寄、投赠、“温卷”、题壁等）。 最近出版的章培恒等人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强调了多种思想并存的局面对唐诗繁荣的积极影响。该书说：显然儒家思想在唐代是公认的正统思想，儒家经典是士人必读的书籍，在进士科和明经科的科举考试中，也都要考经书。而且，自唐立国以后，一些文人要求重兴儒学的呼声时起时伏，从未停止。这些都证明，儒学的地位在唐代较之魏晋和南朝有所提高。但是，儒学却并没有获得统治性的地位。道教和佛教，无论在统治集团还是在整个社会中，受重视的程度都不低于它。这种思想多元化的状况，使得思想界较为自由活跃，文学创作也很少禁区。 仁智之见，都不无道理。但是独取哪一家之说都显得不够全面，可否将上述各点全部列上，都算作兴盛之原因呢？（朱恒夫，见《中国文学史疑案录·诗赋词曲编》）
浅论唐代送别诗的特点论文
摘要: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 千百年来，故国乡土之思，骨肉亲人之念，挚友离别之感，牵动了多少人的心弦，“离别”也就自然成为我国古典诗歌中歌咏的重要内容。从先秦《诗经》到两汉的乐府，从唐代诗歌到宋元词曲以至明清的诗文，离别之情唱之不尽，犹如长江之水源远流长。特别是唐代，由于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由于跌宕起伏的人生际遇，更使得“送别诗”成为唐代诗歌中的重头戏。本文从诗歌类型、抒情方法、艺术特色等来浅论唐代送别诗的特点。
关键词 ：唐代 送别诗 类型 抒情手法 艺术特色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自从有了人类，有了社会，便有了分离，许多本该是天长地久的，却不得不天隔一方。唐代自然也是如此。这个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经济繁荣，疆域广大，国内和国际交流频繁，所以人们的活动场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人口的流动性增强，上至达官贵人下到黎民百姓，都有机会主动或被动地离开自己的家。所以，送别的种类很多，涉及领域广泛，而且又都是一往情深。而特殊的社会背景，特别的人格追求等，又使得唐人的送别诗有了自己独特的特点。
一、送别诗的类型之多，情感之深
孟郊的《古别离》、杜甫的《新婚别》写的是夫妻间的离别，那份别离的幽怨与痛苦，自是感人至深的。李益的《喜见外弟又言别》和柳宗元的《别舍弟宗一》则是兄弟间的骨肉分离，难舍之情溢于言表。而孟郊的《古怨别》、杜牧的《赠别》则极写情人间的缠绵悱恻。这些可算是亲人间的、情人间的离别，而在唐人的送别诗中，抒写更多的则是同僚间的、朋友间的离别之情。
（一）友人的离别，直接抒写离别之情的送别诗
友情是世上最真挚，最复杂的情感之一。诗仙李白的一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以水深比情深，形象地道出了这段友情真实质朴，“不及”二字更形象的说明彼此的友情深厚。可见诗仙的神来之笔是多么的精妙，化无形的思念之情为有形的流水，诗中毫无悲伤之情。而卢纶的诗虽是直接抒写离别之情，却多了一层浓郁的悲情色彩。“故关衰草遍，离别自堪悲”，在这一萧瑟，冷清的景象中，离别的悲情格调格外沉重。
他们有的是写送好友到外地去做官的，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和《送梓州 李使君》、李白的《送友人入蜀》等，好友外出做官，诗人摆酒相送，其间充满了殷殷的叮嘱和深深的情谊。
有的是送好友到外地做官的，但际遇不同，与前者相比，他们的友人或同僚却都是被贬的，这类诗歌，在唐人的送别诗中占了很大的份量，如王勃的《别薛华》、宋之问的《送别杜审言》、刘长卿的《送裴郎中贬吉州》、柳宗元的《重别梦得》等，诗人在送别好友的同时，或表达政治上的失意，或渲泄对朝廷的不满，或表明对友人遭遇的同情与宽慰，感情深切而感受人。
还有一类，也与做官有关，那就是送友人去远征的，如陈子昂的《送魏大从军》、岑参的《送李副使碛西行军》等，这些多是边塞诗人的作品，充满豪情壮志，感情慷慨激昂。
相比之下，下面的这类送别诗，可能会让人的心情轻松一些，那就是送友人去远游的，也可能是诗人多半不愿把“柴米油盐”放在诗中表现出来，所以，我们读不到多少他们为生计而四处奔忙的句子，更多的倒是游山玩水的闲情逸致。如杜荀鹤的《送友人游吴越》、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刘长卿的《饯别王十一南游》等，这些诗毫无悲酸之态，也不故作豪放语，意境高远，情深意浓。
（二）借诗吐心中的激愤或借诗明志的送别诗
我们学过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就是这类诗，其中最典型的句子“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一句是全诗感情高潮的句子，表明了作者对权贵的蔑视，诗人以诗歌明志，也是全诗的主旨所在。诗仙不愧是诗仙，神来之笔一扫官场的压抑之情，向往名山仙境，是出于对当权者的抗争，这一句道出了多少怀才不遇的仁人志士的心声。在这一类送别诗中，往往穿插意愿与现实，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在诗中掺杂着诗人对世事的愤懑，对人生失意的抑郁不平，因此，激愤的色彩十分明显，但是这些诗人不愿沉沦，仍想建功立业。王昌龄的《别刘婿》“身在云海上，云连京国深，行当务功业，策马何锓锓”，虽然未被君王任用，屡遭贬谪，但仍胸怀大志，一心想建功立业，这类诗人的情感是复杂的。
在送别诗中，若是两人一贬再贬，其心境更是别有一番滋味。柳宗元和刘禹锡是患乱之交，二人因在改革中力革时弊，二人同时遭难，远谪边地。去国十年之后，又召回京，未料二人再次遭贬，柳宗元贬为柳州刺史，刘禹锡贬为连州刺史，他们一同赴任在中途离别。在这样的背景下，柳宗元作了《重别梦得》这首诗“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歧路各西东”。皇恩若许归田里，晚岁当为邻舍翁。复杂的感情寄寓在朴实无华的语言中表现出来，不言悲情而自有悲情，不言激愤而自有激愤。这一类诗往往清新自然，读来明白晓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三）重在劝勉，安慰，鼓励的送别诗
俗话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漫漫人生路，正是因为有了好友的鼓励，安慰，才使我们有信心去迎接挑战。在这一类送别诗歌中，被后人誉为“诗家天子”的王昌龄，不仅以边塞诗著称，其笔下的送别诗不论对自己，还是对友人都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去对待。那首脍炙人口的《送柴仕御》“流水通波接武冈，送君不觉有离伤。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离别之即，劝慰友人，对离别之事轻描淡写，以化远为近的诗句缩短自己与朋友之间的距离，以其情深意长而熨帖人心。语言明快自然，一洗哀伤之气。一句明月何曾是两乡，表明了诗人之间心心相应的感情，同时也反映了委婉的劝说之意。在这一类送别诗之中，王唯《送元二使安西》和高适《别董大》则是千古绝唱。
（四）抒发一种复杂的思想感情的送别诗
这一类送别诗，情感比较复杂，既有离别的伤感，又有自己的身世命运之感，意境宏大，基调慷慨。其代表是享有边塞诗派代表美誉的岑参。他笔下的送别诗，豪气冲天，构思奇妙，将边塞景观化入诗中。为代表的这一类送别诗意境宏大，往往有一种独特的神韵。他这类送别诗将边地风光写入诗中，为送别诗开拓了一片新的领域。代表作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这首诗抒写塞外送别、客中送客之情，但并不令人感到伤感，充满奇思异想，浪漫的理想和壮逸的情怀使人觉得塞外风雪变成了可玩味欣赏的对象。“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壮美的画面，使人宛如回到了南方，见到了梨花盛开的繁荣壮丽之景，心中的喜悦可想而知。“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帐外那以白雪为背景的鲜红一点，更与雪景相映成趣。那是冷色调的画面上的一点暖色，一股温情，也使画面更加灵动。全诗内涵丰富，意境鲜明独特，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二、运用多种手法，表达深情真挚的感情
送别诗首先是抒情诗，诗人们在抒发心中的情感时，有的直抒胸臆，有的借景抒情，有的使用比喻......那么，在唐代的送别诗中，表现出来的手法也是多种多样的。
（一）直抒胸臆
好友分别，离情别绪自是深重，深情厚谊不吐不快，所以，在唐人的送别诗中，有很多是直抒胸臆的作品。如高适的《别董大》：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已，天下谁人不识君。前两句直写落日之景，后两句直写真诚情谊，全是肺腑之言而毫无保留阻碍，慷慨悲歌，一吐为快。
（二）借景抒情
直抒胸臆是一种坦诚，是深情厚谊的最直接的体现，但是，深挚的情感又往往是说不尽道不完的，所以有很多诗人不愿去仰声长呼，而是借助别的方式表达出来，于是他们找到了借景抒情这一法宝。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 的确，景物在有情人的眼中是会变的，它会因人的情绪的不同而不同。所以，在送别诗中，诗人们在送别时眼前的景物也都往往附上了浓重的情感色彩。唐代的诗本就重情趣，重意趣，他们在表现“情”与“意”的时候，往往都要借助“景”或“境”，这一点在唐代的'送别诗中也有深刻的体现，是唐代送别诗的一个相当显著的特点。
如李白的《送友人》：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从兹去，萧萧班马鸣。首联写送别的地点在郊外，青山白水，景色如画，但一“横”一“绕”就把不愿分离的惜别之情借助山水表达出来。中间两联更写离别的深情，颔联想象别后友人的行程，表达了对友人的殷切关怀，颈联“浮云”象征友人行踪不定，“落日”隐喻诗人依依惜别的深情，情景交融，扣人心弦。尾联情意更切，马犹如此人何以堪。整首诗借景抒情，新颖别致不落俗套，感情真挚而感人。
（三）融情寓景、情景交融
借景抒情这种艺术手法，自从产生以来，一直都是最常用的抒情手法之一，用在诗歌中的更是俯拾即是，因为离开了景而纯粹去谈情，仿佛这情便没有了着落。所以，在唐代的送别诗中，几乎每首诗都有借景抒情的例子。但借景抒情的最高境界则是：融情入景，把一段浓浓的深情，深婉含蓄地藏在简淡的、似乎是不经意间得来的景中，只留下若隐若现的一截丝头，让读者去发现、去抽取，越抽越多，牵出一腔心事，跌宕起伏，意味深远，一如醇酒，虽清洌而味厚，时愈久而愈香。
如：刘长卿的《送灵澈上人》：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晚。荷笠带夕阳，青山独远归。这首诗即景抒情，情在景中，写景有一种淡淡的意境，精美如画，竹林寺远，钟声触动思绪，归影勾起诗人的归意，但诗人形象隐于诗外，在闲淡的意境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不遇而闲适，失意而淡泊的情怀。但这种情怀全在意境之中，诗人一句也没有说，却深得融情入景之三味。
三、健朗高昂的格调
“多情自古伤离别”，这是柳永式的、带着浓重伤感情绪的离别，也是和他有着相同感触的许多人的离别。唐代的送别诗中，这类诗不在少数。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与柳永的这句诗在格调上迥然不同，一洗送别的悲酸之态，意境开阔而音调爽朗。
如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场深情的离别，我们看不到有丝毫黯然销魂的样子，诗人借送别的时间、地点，巧妙地布置环境，使得景色色调清新、明朗，轻快而富于情调。
如李白的《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此诗以醉别开始，以干杯结束，首尾呼应，一气呵成，充满豪迈不羁和开朗乐观的感情，格调爽朗，毫无缠绵哀伤的情调，且诗中自然美与人情美相互映衬，充满诗情画意，特别是结尾两句，干脆有力，言有尽而意无穷。
这些在分别时唱出的豪放旷达的诗句，正体现了唐代诗人那种豁达的胸襟和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一扫悲情哀语，而成为送别诗中的一道风景。
四、造句精审、言浅情深
真正的文学是纯粹的，真挚的情感也是纯粹的。古往今来，朋友之情不断被人们歌之咏之，颂之赞之，正是因为朋友之间那种心与心交融的真挚的情感让人们激动不已。那是一种醇正地人情美，真正的友情美，而真正的美从来都是不用雕琢的，“豪华落尽见真淳”，在送别友人的时候，诗人们往往把自己的一颗真心，用最朴素的语言捧出，化成千古绝唱。
如孟浩然的《留别王维》：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全诗既没有优美的画面，也没有华丽的词藻，语句平淡近乎口语，对偶不工，语出天然，但深挚动人的感情却挥之不去，言浅情深，余味悠长。
再如柳宗元的《重别梦得》：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歧路各西东。皇恩若许归田里，晚岁当为邻舍翁。寓复杂的情绪和深沉的感慨于朴实无华的语言之中，语似质直而意蕴深婉。
送别自是有情人的事，是有真情的人的事，所以每一首送别诗都是发乎真情的至真至纯之语，语出天然，不用修饰，我们自会被那份深挚的友谊感动了。
作为唐代诗歌大观园中的一朵奇葩，唐人的送别诗在其思想内容上，大大丰富了唐代诗歌的题材和内容；在艺术表现上，格调或豪放或含蓄，或旷达或深婉，抒情或直露或蕴籍，或借景或托物，用语浅近，不事雕琢，真正体现了“境近意远，词浅情深”的艺术特点。
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唐代被称为诗的时代，而宋代则被称为词的时代。词源于民间，始于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在宋代，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更加强烈。 在宋词的发展繁荣过程中，整个社会的导向作用同样十分明显。如果说唐代的诗人在某种程度上还只是供皇室及其统治者御用的工具和玩物而已，那么宋代的词人已由被别人欣赏而一跃登上了政治舞台，并成为宋代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宋代皇帝个个爱词，宋代大臣则个个是词人。宋代政治家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都是当时的著名词人。在封建社会中从不出头露面的女子李清照也成为一代词宗，名垂千古。在当时的科举考试中，流传着这样的谚语：“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由此足见词人苏轼被崇拜的程度。正是全社会的认同和推崇，宋词才得以佳篇叠出，影响久远。 原因如下: ① 两宋城市手工业、商业经济的繁荣，是宋词兴盛的物质基础. ② 市民阶层的扩大，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 ③ 两宋社会矛盾尖锐，文学家用词更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 先讲宋词的成就。词源于唐代的曲子词，句子有长有短，和乐曲紧密结合在一起，可以歌唱。由于宋代商业发展、城市繁荣，市民数量不断增加，能够歌唱的词比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更适应市井娱乐生活的需要，而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又很尖锐，句子长短不齐的词也更便于抒发人们忧国忧民的思想，因此便逐渐兴盛起来，取代诗而成为文学的主流。课文按北宋前期、北宋中后期和南宋四个阶段，分别介绍了柳永、苏轼、李清照、辛弃疾与陆游的词作风格及其成就。柳永是北宋词坛婉约派的重要代表。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作品多表现城市的繁华和男女的悲欢离合之情，尤长于抒写羁旅的孤寂与乡愁。他的词作，多采用俚俗口语，通俗生动，“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因而流传很广。他的词作，还大量融入铺叙的成分，不仅扩大词的境界，也为元曲的发展开启了门径。苏轼是北宋中后期豪放派的开创者和主要代表，他的词作题材十分广泛，大大拓展了词的内容，并以豪迈奔放的感情，为词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两宋之交的李清照，是杰出的婉约派女词人，她提出“词别是一家”的主张，善于用白描手法、浅白词句，表达内心的真实情感。南宋的辛弃疾和诗人陆游，主张积极抗金，作品都以豪放为主，深刻地表达了恢复中原的强烈愿望，苏轼和辛弃疾是宋代最具代表性、成就最高的词作家，教材还在“历史纵横”小栏目和图注中分别介绍了他们的生平。必须指出的是，宋代的豪放派作家，作品以豪放为主，但也写出一些非常动人的婉约词，并非只是一味地豪放。 词是一种诗歌艺术形式，是中国古代诗体的一种，亦称宋词、曲子词、诗余、长短句。始于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形成于唐代，在宋代达到其顶峰。一开始伴曲而唱，所以写词又称作填词、倚声。后来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门专门的诗歌艺术。 词牌，也称为词格，是填词用的曲调名。词最初是伴曲而唱的，曲子都有一定的旋律、节奏。这些旋律、节奏的总和就是词调。词与调之间，或按词制调，或依调填词，曲调即称为词牌，其通常根据词的内容而定。宋后，词经过不断的发展产生变化，主要是根据曲调来填词，词牌与词的内容并不相关。当词完全脱离曲之后，词牌便仅作为文字、音韵结构的一种定式。 按长短规模分，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 按音乐性质分，词可分为令、引、慢、三台、序子 、法曲、大曲、缠令、诸宫调九种。 按拍节分，常见有四种：令，也称小令，拍节较短的；引，以小令微而引长之的；近，以音调相近，从而引长的；慢，引而愈长的。 按创作风格分，大致可以分成婉约派和豪放派 一、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唐诗宋词”一语，宋词与唐诗并称，不唯标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之义，而且也说明，宋词是庶几可与唐诗媲美的一大诗体。宋季承唐，然而如鲁迅先生所言，好诗差不多已被唐人作完了。所以，到了宋代，宋人在诗歌创作方面，要不落唐人的窠臼，确乎很难。但是，唐人所留下的丰富的文学遗产，宋人也并不有白白浪费，而是将它们更多更灵活运用在“词”这一诗歌体式上，使词在宋代获得了空前绝后的发展。 我们在论宋词与唐诗的关系时，往往更多的注意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差别的确是主要的也是重要的，在本书的宋词部分，笔者也主要着眼于宋词最主要的艺术特征（当然也是与唐诗的不同之处）来展开论述。但在此绪论中，就像我们在论述唐诗的艺术特性前必须先说明唐诗对前代的继承关系一样，我们也必须先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可以肯定地说，宋词能取得如此显赫的成就，如果不是建立在唐诗如此卓越的成就和如此纯熟的技巧之上，是绝对不可想象的。从后来挖掘出来的敦煌曲子词来看，词在进入文之手以前，除了它的句式长短参差不齐外，与此前的民间歌谣并没有什么两样，一样的主要是采用那种简单、质朴、直率的表现方法。到中晚唐文人开始实验填词以后，就像一切民间文学向文人的文学的转变一样，词也就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渐渐地带有了文人的因而也是更艺术化的色彩（当然，也会有负面影响，例如少了质朴和直率，但这比竟是次要的）。最早实验词的创作的白居易、刘禹锡，尤其是后来大量进行词的创作的温庭筠、韦庄等，他们本就是唐的重要诗人，他们的加入，必然地会把他们在诗歌创作中的种种技巧，带到词的创作中来。另外，五代、宋的词作者，也几乎都是诗人，他们一面作诗、一面填词，唐诗的各种技巧自然就会融汇、渗入到词的创作中去，使词的创作更加精美。实际上，我们只要对宋词的艺术稍稍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宋词在意象、写景抒情手法的运用方面，在词的境界营造方面，甚至在语言的锤炼、借代、典故等手法的运用方面，与唐诗都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倒如下面秦观的名词《八六子》： 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铲尽还生.念柳外青骢别后,水边红袂分时,怆然暗惊. 无端天与娉婷,夜月一帘幽梦. 春风十里柔情,怎奈何、欢娱渐随流水.素弦声断,翠绡香减,那堪片片飞花弄晚. 蒙蒙细雨笼晴,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相对于诗，这是一首地道的词，它的情韵、它的色泽、它的意境，都是地道的词味儿的。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一品味，却发现它在很多方面，与唐诗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首句的“倚危亭”，看似是诗人的独创，但实际上，登高抒怀、寄愁正是唐诗人常用的写法，此类例子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例如杜甫的“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登楼》）、杜牧的“楼倚霜树外，镜天玩一毫”（《长安望秋》）、李商隐的“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州”（《安定城楼》）、许浑的“一上高楼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州”（咸阳城东楼）；甚至是“危”字的用法，也找得出唐诗的渊源，如杜甫的“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李商隐的 “江风扬浪动云根，重碇危樯白日昏”（《赠刘司户贲》）至于接下来的以“芳草”比喻“恨”，以“萋萋”形容“芳草”，那更是唐诗中常见的意象和写法；甚到 “铲尽还生”一语，也并非完全没有借鉴，例如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赋得古原草送别》）、孟浩然的“林花扫更落，径草踏还生”。下面的“柳外”、“青骢”也一样，单纯的“柳”的意象就不用说了，就是以“柳外青骢”来暗示恋情、离别的写法，也不是完全无所本的，如李商隐的《无题》中就有“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待好风”、储光羲的《钓鱼弯》中就有“日暮待情人，维舟绿杨岸”，虽然它们之间有较大的区别，但也不能说它们完全没有联系。至于“青骢”代车马、“红袂”代女性的写法，也是唐诗中庞大的借代体系中所有的。至于下片中“夜月、春风、飞花、细雨、黄鹂”的意象，以及用大量的类似意象来渲染愁绪的写法，以及它所创造的迷朦的意境，与唐诗都有着直接的借鉴关系。例如下面韦应物的《寒食寄京师诸弟》：“雨中禁火空斋冷，江上流莺独坐听。把酒着花想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也运用了大量的这类意象来渲染愁绪，其意境也有些相似。就是“娉婷、一帘、十里柔情”这些词语及其组合，应该说与唐诗也是有关系的，如杜牧的《赠别二首》（其一）中，几乎就包含了所有这些意象和句式，其诗如下：“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笔者选择秦观这片词来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并不是它与唐诗有特别多的雷同处、借鉴得特别多，这实在是宋词创作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这并不足怪，下如唐诗是在前代巨大遗产的基础上创新、 发展一样，宋词亦是在唐诗丰富的遗产的基地上进行创造的。 论到这种继承性，这里自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宋诗与宋词都继承了唐诗这一遗产，那么，为什么宋诗的成就远在唐诗之下，亦不及宋词呢？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诗与词不同的体式是造成这一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更好地说是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先打一个也许不十分恰当的比喻：唐诗的创作艺术好比是一种专利，宋诗人把这种专利拿来制作同一种东西，尽管他们并非完全没有创造、没有革新、没有增补，但是他们制作的毕竟是诗，是同一种东西，因此，这些东西一上市，就会被人窥见雷同处、摹仿处、剽窃处，被人控告侵犯了唐人的专利。正国为此（当然还会有别的原因），宋诗就希望有一点自己的东西，例如诗的议论化和散文化等，但不幸的是，这些东西新则新矣，但却或多或少地违背了诗的艺术规律。但宋代的词人则不同，虽然他们也继承了唐诗的创作艺术，但是，他们制作的却是另一种东西，是长短句的词，尽管明眼人也能窥见它们之间的某种继承关系，但这却不会被人视为侵犯了专利。有一种也许较为极端的现象可以证明这一点：宋词中也有很多摹仿、点化、甚至照搬唐人的诗句的，这种情总如果出现在宋诗中，是万万逃不掉蠹鱼之讥的。但它出现在宋词里，情况却大不一样，由于词的长短句式的不同框架、不同的韵味，却仿佛给唐人原句注入了新的生命。例如晏几道的《蝶恋花》： 醉别西楼醒不记,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斜月半窗还少睡,画屏闲展吴山翠. 衣上酒痕诗里字,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在这首精彩的词中，不要说意象、写景抒情、比喻等技巧的运用上继承了唐诗的艺术技巧，就是在字面上也有几处与唐人的诗句有些关系的，最末两句，几乎就是杜牧的成句。杜牧《赠别》诗：“多情却总似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若单以个别的句子来对照，晏几道是万万逃脱不掉书袋之名的。但若从词的整体来衡量，杜牧的这两句诗被稍加变化，放在一首结构、韵味全新的词中，却并不给人以多少摹仿、陈旧之感。如果借用系统论的观点来看这样的现象，就一点也不奇怪：词对于诗而言，是一个不同的系统，即使同样的诗句进入词中，它也会获得新的系统质。对于这种现象，前人实际也有所认识，例如明王世贞说：“‘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隋阳帝诗也。‘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少游词也。语虽蹈袭，然入词尤是当家。”又如清胡薇元也说：“晏元献《珠玉词》集中《浣溪沙?春恨》：‘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本公七言律中腹联，一入词即成妙句，在诗中即不为工。此诗词之别，学者须于此参之，则他词亦可由此会悟矣。”为什么“语虽蹈袭”的句子，“然入词家尤是当家”呢？为什么“在诗中即不为工”，“一入词即成妙句”呢？这便是因为词是一不同于诗的新的系统，同样的诗句一进入词，就获得了新的系统质。至于更巧妙无痕迹的化用，那更可以视为一种全新的创造。如此词中的“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可以说是化用了白居易的《花非花》中的“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秋云无觅处”。但晏词化用后，不仅更凝炼，更由于句式的变化，使它比原诗获得了更深长的韵味。这种现象在宋词中很多，可以说举不胜举。 当然，我们说宋词继承了唐诗的遗产，也并不是说宋词就没有自己的创造。前面我们说宋词继承唐诗的创作艺术生产了一种新的东西，这新的东西之“新”，当然就是唐诗中所没有的。它最大的新，就是它长短交错、变化多端的句式，这种句式，打破了唐诗（也打破中国古诗）齐言的传统，为更自由、委婉、更有韵味的抒情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它的“言长”的艺术特性，就主要是由其句式、韵律及其所带来的其他艺术技巧所造成的。其次，它之“新”还表现在它的“诗余”功能上、它的“诗余”题材的选择上。这种新的功能与新的题材选择，与它特定的体式、句式相结合，又带来了宋词一系列新的东西，例如它委婉、倾诉式的抒情韵味、细腻而多层折的描写、对内心生活更细腻而深入的把握、装饰设色的艺术、轻丽婉约的风格等。这种种之新，就造成了宋词与唐诗很不相同的面目。对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王国维有一段虽然简约而不失精当的论述，他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这段评述，可以说包含了笔者以上所言宋词之“新”，包括了它的体制、它的功能、它的题材特点等。在本书中我们探讨宋词的艺术，主要就抓住这些新的方面来进行研究。当然，对于它对唐诗艺术的继承，我们也会给予适当的关注。 （二）、宋词的艺术成就十分突出：首先，宋词不同于一般宋诗的散文化、议论化，善于将抒情与写景完美结合。在唐五代小令的基础上，宋代演为许多中调和长调，在曲折动宕、开阖变化中，使情景紧密交融，其细致、具体、微妙处，有的甚至胜过唐诗。其次，宋词又长于比兴，多以微妙而又细致的比兴手法，藉景物表达内心复杂而隐幽的感情，常以香草美人的传统来寄托政治上的感慨，感人至深。再次，宋词形成了众多的艺术风格。宋词虽沿袭着唐五代的传统以抒发感情、性灵为主，形成“诗庄词媚”的分野，以婉约为宗，但后来由于时代生活的变化，题材的扩大，艺术个性得到重视，艺术手法渐趋多样，所以使宋词风格在婉约和豪放之外，兼有真率明朗、高旷清雄、典雅精工、骚雅清劲、密丽险涩等多种风格。 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强大的国力、兼收并蓄的文化精神与丰厚的文化积累，为唐诗的繁荣准备了充足的条件。众多伟大、杰出的诗人把我国诗歌艺术的发展推向高峰。今天可考的唐诗作者三千七百多人，可见存世唐诗五万四千余首。这不过是唐诗的一部分，但我们从中已经可以大略窥见当时诗歌繁荣的面貌。 唐代初期，诗歌创作仍受南朝诗风的影响，题材较为狭窄，追求华丽词藻。待到被称为“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出现，才扩大了诗的表现范围，从台阁走向关山和塞漠，显示出雄伟的气势和开阔的襟怀。他们无论写边塞，还是写行旅、送别，都有着这样的情思风貌。在诗的体式上，这时完成了五七言律体的定型。律诗属于近体诗，是相对于古体诗而言的。古体分四、五、七言和杂言，平仄没有限制，也不求对偶。近体诗平仄和押韵有一定的体式，也要求对偶。律体的定型，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影响深远，它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主要体式。 在初唐的后期，出现了两位重要诗人：陈子昂和张若虚。陈子昂主张诗应该有所寄托。他的38首《感遇》诗，就是这一主张的实践。但他写得最好的诗是那首《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抒写不遇的悲怆，但其中蕴含的是自信和抱负，情怀壮伟，有一种得风气之先而不被理解的伟大孤独感。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写月夜春江明丽纯美的境界，融入浓烈情思和深刻哲理，婉转的音调，无穷的韵味，创造出了非常完美的意境。陈子昂和张若虚艺术上的成熟，透露出盛唐诗歌行将到来的信息。 盛唐是唐诗发展的高峰。此时诗坛群星辉映。王维和孟浩然善于表现山水田园的美，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那种宁静平和的心境。王维的山水诗融诗情画意于一体，把人引向秀丽明净的境界，那境界里洋溢着蓬勃生机。《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雨后的松林间月色斑驳，流泉琮 。浣纱女踏着月色从竹林间喧闹着归来；渔人正分开荷叶摇舟远去。山村之夜，如诗如画。他还有一些诗，宁静中带几分禅意。在唐代的重要诗人中，他是受佛教思想影响最为明显的一位。但他不是一位完全遁世的诗人，有些诗写得慷慨激昂，有的诗表现出浓烈的人间情思。那首《送元二使安西》，由于写出了人们深情惜别时的普遍感受，后来被编入乐府，成为离筵上反复吟唱的歌曲《阳关三叠》。孟浩然善于用最省净的笔墨，写山水田园的秀美。《过故人庄》写做客田家的喜悦，恬静的农舍，真挚的友情，充满浓郁的生活情趣。《春晓》写春日那种明媚静美舒畅的感受。那首《宿建德江》，只用20个字，便写出了无尽的情思韵味：“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暮烟笼罩中的一抹树林，一轮水中月影。在这朦胧而明净、深远而静谧的境界中，弥漫着一缕淡淡的乡愁。孟浩然的许多诗，都这样以极俭省的文字，表现多重境界和情思。这时和王维、孟浩然的诗歌风格相近的还有常建、储光曦等人。 盛唐有一些诗人，善于写边塞生活，如王昌龄、高适、岑参、祖咏等。他们大都到过边塞，领略过边塞的壮丽景色，向往边塞立功。在他们的诗中，祖国山河的壮美与保家卫国的豪迈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王昌龄写了二十几首边塞诗，最有名的是《出塞》《从军行》。他的边塞诗有一种深厚的历史感和清刚的风格。其他题材的诗他也写得很好，七言绝句有极高的艺术成就。高适的诗风趋于雄壮慷慨：“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塞下曲》)从这首诗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豪侠气质。边塞诗人的代表，还有岑参。他写边塞风物的雄奇瑰丽，写军人的豪雄奔放。荒漠与艰苦，在他笔下都成了充满豪情的壮丽图画。 最能反映盛唐精神风貌、代表盛唐诗歌高度艺术成就的，是伟大诗人李白。李白是一位性格豪迈、感情奔放、不受拘束而又向往建功立业的诗人。他的诗充分表现了盛唐社会士人的自信与抱负，神采飞扬，充满理想色彩。他的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极大地丰富了古体诗的表现技巧，把乐府诗的写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他的七言绝句和王昌龄的七言绝句一起被后世推为唐人七绝的代表作。他的诗有着鲜明的艺术个性：爆发式的抒情、变幻莫测的想像和明丽的意象。他把乐府和歌行写得有如行云流水，感情喷涌而出时，便如黄河之水，奔腾千里，一泻而下。他生于盛唐，感受着盛唐昂扬的时代精神，晚年又亲眼看到唐代社会的衰败，理想和现实之间产生巨大反差。他的诗里既有建立不世功业在指顾之间的信心，又常常有愤慨不平和对于朝廷黑暗的抨击。他曾经奉诏入京，供奉翰林，得到唐玄宗的赏识，他以为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得意扬扬。不久被权臣毁谤，被逐出朝廷，他才明白朝政其实已经腐败不堪。他说自己是“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有才华而不得重用；而痛斥那些庸才却春风得意，“骅骝拳不能食，蹇驴得意鸣春风”，直骂那些奸佞之徒“董龙更是何鸡狗!”即使处在失意的境况中，他也不忘报国。安史乱起之后，他前后两次从军就是证明。他的诗想像瑰奇，常常想人所想不到处。前人评他的诗，说是“发想无端”，《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都是例子。在想像之中，又常常带着夸张的成分，写愁生白发，说是“白发三千丈”；写庐山的五老峰，说是：“青天削出金芙蓉”；写黄河，说是“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他是一位富于想像的诗人，他的诗常常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又由于他性格开朗豪放，他的诗意象明丽清新、色彩鲜艳。他纯然是一位天才的诗人。 当时另一位伟大诗人，是被后人称为“诗圣”的杜甫。杜甫比李白小11岁，两人的深厚友情成为千古传颂的文坛佳话。杜甫的青年时代，和许多盛唐诗人一样，都有过“裘马轻狂”的漫游生活。但是他的主要活动是在安史之乱以后。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致君尧舜”的抱负，而一生却穷愁潦倒，因此在感情上更能体验到民众的疾苦。安史之乱给唐代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半个中国沦为丘墟。杜甫在战火中流离转徙，写下了《北征》民生疾苦的诗作。战争中许多重大事件、战争带来的破坏、战火中百姓的心态，在杜诗中都有极为生动的反映。唐代没有任何一位诗人，像他那样深广地反映安史之乱的历史，因此他的诗被称为“诗史”。他由于自身的坎坷遭遇，对百姓的苦难深有感触，发为歌吟，家国之痛与个人的悲哀也就融为一体。《春望》《登楼》《登岳阳楼》都是这样的诗。“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百感交集，既是身世之感又是家国之悲，已经很难分开了。唐诗到杜甫是一大转变，题材转向写时事、写底层百姓的生活；写法上采用叙事和细节描写，在叙事和细节描写中抒情。为便于写时事，他多用古体，但他的更高的成就是律诗。在他一千四百多首诗中，律诗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他的律诗的成就，主要是拓宽了表现范围，尽力发挥律诗这一体式的表现力，既严格遵守格律规则，又打破格律的束缚。变化莫测而又不离规矩，写得出神入化。像《春望》诗，都是例子。有时为了更完整地表现一个事件或由某一事件引起的感想，他采用组诗的形式。用组诗写时事，是杜甫的创造。律诗，尤其是七律，到了杜诗，是高度的成熟了。在艺术手法和艺术风格上，杜甫与李白不同，李是感情喷涌而出，杜是反复咏叹；李是想像瑰奇，杜是写实；李是奔放飘逸，杜是沉郁顿挫。一般认为，在中国的诗歌发展史上，杜甫带有集大成的性质，对于后来者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唐代中期，诗歌的发展走向多元化，出现了有明确艺术主张的不同流派。韩愈、孟郊和他们周围的一些诗人，在盛唐诗歌那样高的成就面前，另寻新路。他们追求怪奇的美，重主观，常常打破律体约束，以散文句式入诗。在这一派的诗人里，李贺是一位灵心善感、只活了27岁的天才诗人。在他的诗里，充满青春乐趣的五彩缤纷的世界，以及人生寥落的悲哀，与过早到来的迟暮之感交织在一起。他的诗，想像怪奇而丰富，意象色彩斑斓，而且组合密集。在这个诗派里，他的诗有着特别鲜明的风格特征。这时的另一个诗派，以白居易、元稹为主。他们主张诗应有为而发，应有益于政教之用。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元、白都写有新题乐府，表示了对于国家的关心、对于黑暗现象的抨击和对于生民疾苦的同情。白居易的50篇新乐府，有写得好的，如《卖炭翁》等。在艺术表现上，白居易主张要写得通俗易懂，趣味与韩、孟诗派正好相反。白居易既写有大量的讽喻诗，也写了不少闲适诗，而艺术上最成功的，是长篇歌行《长恨歌》和《琵琶行》。中唐的著名诗人还有柳宗元和刘禹锡，他们的艺术趣味既不同于韩、孟，也不同于元、白，而有着自己的特点。 晚唐诗歌又一变。中唐的那种改革锐气消失了，诗人们走向自我。这时出现了大量写得非常好的咏史诗，杜牧、许浑是代表。杜牧是写咏史诗的大手笔，对于历史的思索其实是对于现实的感慨，历史感和现实感在流丽自然的形象和感慨苍茫的叹息中融为一体，《江南春》都是咏史佳作。晚唐艺术成就最高的一位诗人是李商隐。唐诗的发展，到盛唐的意境创造，达到了意象玲珑、无迹可寻的纯美境界，是一个高峰。杜甫由写实而走向集大成，是又一个高峰。中唐诗人在盛极难继的情况下，另辟蹊径，或追求怪奇，或追求平易，别开天地，又是一个高峰。诗发展至此，大有山穷水尽之势。李商隐出来，以其深厚的文化素养、惊人的才华，开拓出一个充满朦胧、幽约的美，让人咀嚼回味的诗的境界，达到了新的高峰。他是一位善于表现心灵历程的诗人，感情浓烈而细腻。他的爱情诗深情绵邈，隐约迷离，刻骨铭心而又不易索解。他的不少诗(特别是无题诗)情思流动是跳跃式的，意象组合是非逻辑的，意旨朦胧而情思可感，往往可作多种解释。他的艺术技巧，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极大地扩大
旅游 文化 是广泛存在于旅游活动中的,由专业人员挖掘或设计出来,满足旅游者特定需要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产品。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有关旅游文化 毕业 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随着OBOR战略的实施，培养高素质的旅游人才便成为当务之急，这既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 教育 改革的契机，是实现文化的展示与传承的途径与 方法 。
关键词：旅游文化;特征
现代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旅游文化的繁荣，“一带一路”(以下简称为“OBOR”)是21世纪初中国为了实现“加强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合作”而提出的战略构想。随着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外交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OBOR战略开始付诸行动。OBOR分为陆路与海路。陆路从西安向西，横穿西亚抵达欧洲荷兰的鹿特丹。海路从长三角、珠三角沿东南亚向西，经非洲过黑海最后抵达欧洲的鹿特丹。因此，新世纪下的OBOR一端为日益崛起的中华经济圈，另一端连接着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共同体———欧州联盟，中间是经济潜力巨大的西亚、东南亚和非洲。在OBOR战略构想下，经济的发展与文明的对话，必将促进国内外旅游业的发展，研究OBOR战略下的旅游文化特征，对促进旅游、经济、文化、教育、外交等各方面均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OBOR背景下旅游文化特征研究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在合作重点中明确指出“加强旅游合作，扩大旅游规模，互办旅游推广周、宣传月等活动，联合打造具有丝绸之路特色的国际精品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提高沿线各国游客签证便利化水平。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邮轮旅游合作。积极开展体育交流活动，支持沿线国家申办重大国际体育赛事。”因此，OBOR战略沿线必将呈现出人类古代文明繁荣的鲜活再现、为欣赏旖旎风光的丝绸之路特色的国际精品线路游、沿线OBOR友好城市互办旅游推广活动游、体育活动交流观光、参与、体验游和“新海上丝绸之路游轮游”等5大特征，相应的文化也呈现出这五大特征。
人类古文明的鲜活再现
丝绸之路是跨越文明、贯穿古今的古代经济发展之路，对丝绸之路的重游是对人类古文明的探索与考察，具有旅游和文化挖掘发现的双重意义。2014年，由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中国三国联合递交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将丝绸之路沿线的人类古文明推向新的历史舞台。透过OBOR，不仅可以探索考察中国自秦、汉至清的灿烂文明与文化，而且还可以探索考察西亚、中亚、欧洲诸国的文明发展史，对比中外历史发展中的文化差异。
博大丰富的汉前文明
OBOR的陆路起点西安，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和发祥地，其历史变迁是华夏文明发展的缩影。以西安为中心辐射出的旅游圈，能充分体现中华古文明。西安早在汉朝以前就具有博大精深的文化，曾是周、秦的都城，同时也是世界历史上的第一座城市。西安高陵杨官寨遗址将人们带回到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秦始皇兵马俑则展现出了大秦帝国的强盛国力。对OBOR起点城市的考察，人们可以领略汉前中华文字的形成变化、陶器制作工艺、古建筑的特征、古代天文体系、别树一帜的中国数学及丝绸文化等等。
影响深远的汉文化
汉代是中华历史上科技与文化发展的一个辉煌时期，从汉代建立到灭亡的四百多年间，汉代王朝与古罗马成为世界上最为强大的两大帝国，汉王朝雄踞东方，开拓了OBOR的丝绸之路，开辟了东西经济文化技术交流的走廊。而且在汉代，西南丝绸之路也在这个时期开辟，从天府之国的四川成都，到缅甸、印度，将汉朝先进的文化技术传播到东南亚。因此，汉代是OBOR战略的起始朝代，考察旅游OBOR的内涵与文化功能在于探索和考证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汉代文化。其中著名的建筑文化，有著名诗歌“秦时明月汉时关”为证，可见汉代的建筑科技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还有史学瑰宝的《史记》和《汉书》;蔡伦发明的造纸术，如今在成都、西安、安徽宏村、浙江等地还保留着这种比较原始的造纸术，对人们了解汉代科技文化，起着重要的作用;汉代的《九章算术》、《伤寒杂病论》以及地震仪等都对后世影响深远。深入了解和考察探索汉代文化，对OBOR旅游品质的提升、内涵建设、转型升级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辉煌的隋唐文化
隋唐时期是当时世界上最安定最文明的国家，以强大国力为依托，以蓬勃发展的世俗文化为主体，表现出了内容丰富、思想兼容、形式多样的特点，而这种特点大量汲取少数民族文化的同时，更多的表现出对外文化的输入输出，加强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这其中丝绸之路OBOR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桥梁和平台作用。辉煌的隋唐文化繁荣发展的原因之一便是东西文化交流的畅通和频繁。考察OBOR线路，不少历史遗迹和名胜景点都是对唐朝文化的重新认知。就科技而言，隋唐发明了火药，将印刷术发展到雕版印刷，代表作有《金刚经》，建造了辉煌的长安城和赵州桥。唐朝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这个历史时期诗人辈出，影响深远，如初唐的陈子昂、盛唐时期成就最高的李白、杜甫，田园山水诗人王维、孟浩然，边塞诗人高适，晚唐诗人杜牧和李商隐等。OBOR线路考察诗人的出生地、作品等，对认识和发扬古代文化，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并提升了OBOR区域旅游的品质与内涵。位于OBOR线路上的文化旅游景点众多，其中有著名的敦煌莫高窟，集绘画、书法、乐舞于一体，有很高的旅游、考察、研究价值。辉煌的隋唐文化促进了亚洲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进步，而隋唐文明遗留至今，保留完好的大多分布在OBOR，因此对OBOR旅游线路的开发，是中国旅游改革发展、转型升级的新领域。
鼎盛的宋朝文化
宋朝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鼎盛时期，是品质旅游和文化旅游的重要内容。宋朝时期，文学、科学、理学、史学等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宋代有大文豪苏轼，还有著名女词人李清照， 散文 家范仲淹等。宋代的四大书法家，对中华后世影响深远。宋代还有无数的著名画家，最能代表中 国画 最高艺术水平的就是宋代 山水画 的博大意境，如今被制作成3D技术重现的《 清明 上河图》等。此外，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司马光编写的《资治通鉴》为代表的史学，陶瓷窑为代表的手工业，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对南北宋时期文化的OBOR综合规划，是旅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提升途径。
文学艺术空前的元、明文化
元、明是中国疆域广阔、国力强盛的时代。元朝进行了大一统，促进了少数民族的融合和文化交流，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和中外交通发展，各民族取长补短，互通有无，特别是产生了一个新的民族———回族。研究考察元代文化，对当今国家发展战略乃至世界和平共处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因此，重回元朝时代的OBOR线路，在文化、意识形态方面都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明继承元代文化，文学艺术空前繁荣，呈现出平民化与世俗化。在文学方面，中国四大名著中的三部《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均在明朝完成。在明朝，宗教方面，天主教传入中国，出现了西学东渐的萌芽。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在OBOR的南线，明朝文化深远的影响着东南亚和南亚。随着丝绸文化的不断影响，中国的庭院建筑随之传入西方。
历史巨变中的清代文化
中华民族领先世界文明几千年，而到了清代，由于清王朝的闭关锁国和自大，直接导致了世界第一次工业革命未能影响中国，从而使中国沦为后来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为了防止明朝复辟，清关闭了南方的泉州、宁波等重要港口，在北方驻扎重兵，严重影响了丝绸之路东西方文明与科技的交流。清代前期国力强盛，国内安定，因此这一时期的小说、戏剧和绘画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清代后期逐步落后于世界资本主义强国，反封建思想成为这一时期的主题和特征。神秘的中西亚文化中西亚位于亚非欧三洲的交界地带，素有“五海三洲”之名，是OBOR的重要枢纽和中间连接点，承担着连接亚洲中华经济圈和欧盟两大经济体的作用。中西亚气候干旱、水资源缺乏，但富有石油资源。中西亚还是人类古代文明发源地之一，有辉煌灿烂的古巴比伦，是伊斯兰教、__和犹太教的发源地。研究考察OBOR线路，不仅可以考察探索文明古国中国，还能接触神秘的中西亚文化，最后抵达体验欧洲的近代文明，因此，OBOR是一条古今文明的文化之旅。
精品线路文化兴起
OBOR大战略下，国内旅游将此作为旅游转型升级发展的契机和平台，各地纷纷以OBOR为依托，出台《XXX旅游总体规划纲要》，形成精品线路游，并以精品线路为平台，提升精品线路文化。精品线路将极大的促进旅游文化的发展、丰富旅游文化的内涵，促进文化的交流。随着三部委联合推出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颁布，建设精品线路的步伐在加快。OBOR是世界最精华的旅游资源带，汇集了世界4/5的文明，古代文明古国中国、印度、巴比伦和古罗马均被OBOR有机的整合在一起，向世人展示人类古文明的历史及进程。据新华网报道，国家旅游局将2015年确定为“OBOR旅游年”，推动了国际旅游的发展。北方线路上，甘肃出台《甘肃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大景区总体规划纲要》，计划至2020年建成20个游客容量为300万人次的大景区，形成华夏寻根线、黄河风情线、民族风情线、中医药养生线、红色旅游线等主题精品品牌线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依靠OBOR战略体系，着眼于优越的旅游资源和天然的区位优势，面向中亚、南亚、西亚及欧洲和非洲开放的最前沿，把丝绸之路做成品牌，形成丝绸之路经济带大旅游概念。此外，湖北、湖南、四川、重庆、陕西、浙江、海南、福建等地均以OBOR发展战略为契机，加快把OBOR线路建成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旅游目的地，开拓旅游文化发展新境界。
沿线城市文化交流频繁
OBOR战略体系下，国内城市之间，国际城市之间，OBOR线路带城市之间的文化交流更加宽广深入。OBOR战略前提下，形成全新的四大城市文化交流线路体系：
西北方向的新亚欧陆桥城市文化交流
从西安经兰州，通过乌鲁木齐 出国 境线，连接哈萨克及其中亚、西亚、中东欧等国家。乌鲁木齐将利用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向西开放重要窗口作用，成为丝绸之路城市文化交流的核心城市。西北方向城市间的文化交流内容广泛，涵盖教育、城市交通、宗教信仰、城市文化等，有利于促进城市、区域的共同繁荣。
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城市文化交流
以福建大中城市为核心区，通过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海峡西岸等地区的港口、滨海地带和岛屿共同连接太平洋、印度洋等沿岸国家或地区。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包括了中国最有活力的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区，连接了日本、韩国等许多大中城市，对东亚的稳定和促进东亚国家之间、城市之间的了解和合作有着重要作用。
西南方向的中国-南亚-西亚城市文化交流
从成都、重庆经云南、广西连接巴基斯坦、印度、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等国家的城市，促进南亚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
东北方向的中蒙俄城市文化交流
从东三省向东连接绥芬河、海参崴出海口，向西连接俄罗斯赤塔，通过老亚欧大陆桥抵达欧洲。目前，东北方向已开通“津满欧”、“苏满欧”、“粤满欧”、“沈满欧”等“中俄欧”铁路国际货运班列，并基本实现常态化运营。随着OBOR线路高铁的建设运营，东北方向的经济带将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城市间的文化交流、文化推广将出现繁荣鼎盛的新局面。
体育活动文化交流
体育活动文化交流对促进国家之间、城市之间、民族之间的了解和文化交流有着重要作用。20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就曾经以“小球撬动了大球”，通过兵乓球的比赛展开了对美国的外交。如今的国际化体育赛事如NBA、F1、奥运会、洲际运动会、 足球 等，都是国家和民族展示各自文化的平台。OBOR战略体系下，体育活动文化交流是文化交流的先行者，通过开展体育活动文化交流，加深了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了解，对实现区域和平稳定共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新海上丝绸之路文化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通道，起始于秦代，繁荣于隋唐，鼎盛于明代，以广州为起点，连接日本及东南亚诸国，其中最为著名的郑和下西洋。2013年，国家主席提出了建设“新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从而拉开了建设新的贸易与文化交流通道的序幕。新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既包括古代文明的交流，也包括现代文明的交流。新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对区域经济的交流与合作、区域一体化、区域繁荣稳定有着重要意义，并与亚投行遥相呼应，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两大战略举措。
2OBOR旅游文化新内涵及其发展趋势
OBOR战略体系下，随着高铁的建设发展、亚投行的建设运行，OBOR旅游承载着传播古代文明，发扬人类文明，建设现代文明的重任。在体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同时，也体验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明文化。OBOR集中了世界4/5的文明，新OBOR旅游呈现出旅游文化互补、国内外旅游文化输入输出平衡发展、中国古文明与现代文化共同发展、文化发展推动社会发展等新内涵与发展趋势。
国内国际旅游文化互补
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精华。目前，旅游文化已经趋于大众化，对旅游文化的研究也进入瓶颈阶段[1]。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旅游文化的单一和旅游文化的互补性不强。实际上，旅游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的体现，是广泛存在于旅游活动中的[2]。旅游文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旅游目的地对旅游兴趣产品、服务的开发、再生产及营销;(二)不同类型的旅游者特征、体验模式及行为。就这两点而言，只有旅游文化互补，旅游文化才能发展。OBOR线路涉及众多的城市和全世界主要的人类文明和现代文化，因此，出现极强的旅游文化互补，能更好地促进旅游文化的发展。
国内外旅游文化输入输出平衡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旅游蓬勃发展。随着国内外旅游的发展，对外文化输出趋势明显，而对内文化输入、吸收、演变的趋势缓慢，这就呈现出国内外旅游文化输入输出不平衡发展的现象。国内很多景区接待的游客多为境内游客，境外游客较少的现象普遍存在。在出境游方面，出境游甚至超过了经济发展增速[3]，远远高于入境游，不仅产生了国际旅游的不平衡发展，也导致了国际旅游文化失衡现象。OBOR战略下，境内境外旅游有机结合，成为系统旅游下的两个有机部分，这两部分各有特色，但又高度统一在OBOR下，因此国内外旅游文化输入输出成为OBOR旅游文化的不可分割的两部分，将出现均衡发展的态势。
中国古文明与现代文化共同发展
OBOR是贯穿古今文明的线路，将中国古文明与现代文化有机结合起来，促进中国古代文明与现代文化共同发展。中国古代文明博大精深、辉煌灿烂，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5000年的文明中，天文、算术、教育、哲学、科技、学制等，都有着历史意义，与现代文明一起，推动“中国梦”的实现。
文化发展推动社会发展
OBOR战略体系的目的在于促进沿线沿路城市和区域的共同发展，用文化的发展来推动社会的发展。新的文化带来新的旅游消费观念，人们在日益国际化的旅游文化中，逐步提高公民意识，发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通过在旅游活动中帮助他人、自觉排队、低碳出行等行为，影响和推动交际文化的发展。为适应OBOR战略体系的发展，教育、外交、建筑、交通等也融合了国际文化内容，这些新的内涵特征一起推动社会的发展，为共同富裕和区域发展创造条件。
3启示
对OBOR旅游文化特征及新特征的研究，可以得到以下的一些启示：
加强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实现文化的交流互鉴
OBOR是实现区域发展和共同富裕的战略举措，必须加强国际间的战略合作，相应的，在文化上也要加强国家间、区域间的交流与合作。在依托亚洲，促进亚非欧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世界文化的交流和发展。目前，中国已同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卡塔尔、科威特等多个国家签署了同OBOR建设相关的合作协议，有60多个沿线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参与OBOR建设表达了积极态度。随着OBOR建设中的互通互联，泛亚洲高铁网的建设，国际间的战略合作将进步一步加强，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共同发展主题。
充分利用亚投行的战略平台，加强中华文明的国际影响
亚投行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简称，缩写为AIIB，总部设在北京，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是OBOR支撑的经济战略平台，能为“丝绸之路”基金提供强有力的保证，应充分利用亚投行的战略平台，加强中华文明的国际影响，加快中华文明文化的输出。截止2015年4月，英国、德国、意大利、法国、韩国、俄罗斯、澳大利亚、埃及、瑞典等国先后已同意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的成员国已达57个，大多数是OBOR战略体系下国家，这不仅为OBOR产业合作提供强有力的经济基础，还有利于OBOR战略体系下旅游文化的健康发展。应充分利用亚投行的经济战略平台，为旅游提供一体化支付等提供经济便利，在此基础上，尽快完善一体化下的文化交流与融合。
加快落实国家旅游局的全局战略规划行动
2015年，国家旅游局从全局出发，制定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旅游合作发展战略规划》，该规划在组织专家进行3轮讨论后，形成定稿，包括实施重点行动等内容。OBOR核心城市和区域早在OBOR战略提出后，已经做出OBOR的发展布局，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旅游节庆、旅游营销大幅增多。因此，各地加快落实国家旅游局的全局战略规划，有利于国内旅游的健康发展和旅游升级，促进出境入境旅游的平衡发展。
培养高素质的旅游人才，实现文化的展示与传承
随着OBOR战略的实施，培养高素质的旅游人才便成为当务之急，这既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教育改革的契机，是实现文化的展示与传承的途径与方法。培养能面对不同文化，不同习俗的旅游者的专门人才，不仅要求具有很好的处理旅游行业的专业综合知识，包括接机、酒店入住、报关、旅游景点导游等素质，而且要求具有很好的一门或者几门外语能力。在此基础上，培养能冷静面对各种问题，灵活机智的解决风俗文化问题，友好周到有耐心的处理导游过程问题等多方面能力素质，是培养高素质的旅游人才的基本要求和内在诉求。
参考文献
1、旅游文化与文化旅游:理论与实践的若干问题徐菊凤旅游学刊2005-07-18
2、神仙世界与泰山文化旅游城的形象策划(CI)陈传康，王新军旅游学刊1996-01-18
摘要：
在旅游产业飞速发展的过程中，相关部门要处理好旅游文化与旅游经济的关系，促进旅游业与世界接轨，逐步走向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使我国的旅游文化与旅游经济朝着又好又快的趋势发展。
关键词：旅游文化;现代旅游经济
近年来，中国旅游业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与冲击。中国的旅游业要想与世界旅游发展的潮流相适应，就要创设一条现代旅游经济的道路，将旅游文化与旅游经济的内在关系处理好，促进旅游业朝着更好更快的方向发展。
一、文化与旅游
1、旅游与文化的本质联系。
旅游与文化二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所谓的旅游，就是人类文明活动的本质特征。而文化在广义上是指人们创造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这也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人只有在物质条件得到了一定的满足后，才能在心理、情感等各个方面得到更深一步的发展，从而创造出丰富的精神文化。文化在狭义上主要是指精神性的文化，这也是文化的内在本质。人类旅游就是通过拓展生存空间这种形式，设法促进自身的精神发展，用文化精神来武装自己。旅游的外在表现，主要是指人的移动，通常是指旅游文化的交流与沟通，这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形式。真正意义上的旅游，就是一种求知与审美，逐步开阔人类的视野，积极改善自身的生存条件，从而逐步提高自己的精神追求。旅游文化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人类对美的追求与感悟。这种活动从广义上来讲，即是一种旅游文化的消费过程，也是一种文化的创造过程。人类在欣赏大自然景观的过程中，将会逐步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审美情趣以及审美能力，这就需要人类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才能发现大自然神秘的生命气息与运动规律。旅游文化是人类对美学的发现与概括，以及对艺术哲学的思考。因此，旅游文化具有陶冶情操的作用，从这种人文角度而言，旅游文化实质上就是一种精神性的文化活动。
2、文化是旅游业的内在灵魂。
旅游业现已逐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新兴第三产业，这主要是因为旅游业的产生与发展，从古至今都与文化有密切的联系。旅游业始终都是以文化为载体的，是在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济产业。旅游资源可以分为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人文景观就是指文化创造出来的产物，其核心内容就是文化特色。旅游业主要是以某个国家、地区独特的文化吸引游客，以此取得较大的经济效益。旅游经济是一种将文化与经济结合最为密切的活动，是通过一定的文化观念与精神需求，满足游客的观赏愿望，尤其是满足游客精神、文化上的需求。
二、旅游经济文化与旅游文化经济
当代旅游业在发展的过程中，经济与文化是相互整合的。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经营与管理，都是以文化作为基础的。只要有旅游活动在进行，就肯定会有文化因素渗透其中。旅游作为一种文化型的产业，经济与文化保持高度的一体化，这是一种必然的社会趋势。
1、旅游文化是一种独立出来的形态。
旅游文化自身就具备鲜明的文化特征，主要有以下两个特征:第一，综合性与多样性。旅游文化是指与旅游相关的各种文化概况，是旅游产品六大因素的统一，并从整体上构成旅游文化的产业链，同时又能够在旅游产品中显示其自身的文化内涵。但旅游文化必须要适应不同的消费群体，充分体现出产品消费的多样性、广泛性。第二，服务性与经济性。旅游产品所体现出的核心要素就是服务性，优质的旅游服务，可以给游客带来精神上的满足，让游客获得美好的心理体验。同时，旅游文化也展示出自身较强的功利性，通过各种文化功能，以期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实现最大化的经济价值。这两种旅游文化特征，都间接表明旅游文化的形态，展示出自身丰富的精神文化内涵。
2、旅游文化是一个系统的文化工程。
旅游文化更应该注重内在精神的建设，任何文化都涵盖了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与环境文化。旅游文化也是如此，这就表明精神建设在旅游文化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旅游活动中的精神因素是构成旅游文化的精神文化，对旅游业起着引导与深化作用，也是旅游文化追求的最高目的。旅游本身也是一种经济文化现象，内涵非常丰富，涉及到的范围也非常广，这是旅游文化由自然经济文化向现代经济文化逐步过渡的趋向。因此，旅游业必须要充分结合市场经济的发展，结合国情，研究旅游文化产品的市场。同时，始终坚持旅游文化的原则，把它作为一种系统的文化工程，带动相关的经济发展，并把旅游文化建设落实到实处，增加人力、物力的支出，逐步完善旅游文化产业的内容，丰富旅游文化的精神内涵，促进旅游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
结语
在旅游产业飞速发展的过程中，相关部门要处理好旅游文化与旅游经济的关系，促进旅游业与世界接轨，逐步走向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使我国的旅游文化与旅游经济朝着又好又快的趋势发展。
参考文献
1、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结构框架刘赵平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02-01
2、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研究张海燕;王忠云;资源开发与市场2010-04-20186 有关旅游文化毕业论文相关 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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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管理论文开题报告
第五周：复习“数据库设计”理论
第六周：基本框架完成，确定使用技术细节
第七周：完成后台数据库的设计，完成部分论文
第八周：完成前台界面的设计，完成部分论文
第九周：进行程序测试，继续编写毕业设计论文
第十周：继续进行程序测试，继续编写毕业设计论文
第十一周：整理资料、文档、图表等，修改毕业设计论文
第十二周：完成毕业设计论文，打印，按要求装订
第十三周：软件验收和准备毕业设计答辩
第十四周：毕业设计答辩及成绩评定
7、阅读的主要文献、资料:
[1]钟灵,旅游电子商务亚洲还要加把劲,中国旅游报,2000-05-15
[2]蔡加珍,刘伟华,关于网络时代旅游业发展,旅游科学,2000-03:14~17
[3]钟海生,中国旅游业信息化发展潜力巨大,中国旅游报,2002-04-19
[4]张俊霞,网络化时代旅游业的变革与重组,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1:42~44
[5]钟灵,旅游电子商务亚洲还要加把劲,中国旅游报,2000-05-15
[6]张俊,广东能成为旅游业的“信息省”吗?中国旅游报,2002-04-21
[7]钟灵,旅游电子商务亚洲还要加把劲,中国旅游报,2000-05-15
[8]钟灵,旅游电子商务亚洲还要加把劲,中国旅游报,2000-05-15
[9]丁力,旅行社经营管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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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蒋国庆,焦芳,成长中的电子商务及其应用,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12]周树青,电子商务情景案例,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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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旅游网络的反思,中国旅游报,2002-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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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方美琪,电子商务概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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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Robert M K. Towards geographies of Cyberspace,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998(22),3:385~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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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旅游网络,何去何从?
[22]路子,白翠玲,旅行社网站的性能及其发展态势,地球信息科学,2001-04:63~66
一、综述国内外对本课题的研究动态，说明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本论文相关的国外研究动态
随着世界旅游经济的发展，旅游消费市场发生了从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的根本性转变，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日趋多样化，旅游市场逐渐细分化。为了适应市场发展的需求，研究人员开始深入到各细分市场的消费者需求和行为研究中。国外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老年、青年、女性以及家庭旅游市场的研究中。营销人员将家庭购买决策视为产品开发、定价策略以及媒体选择的基础。
近40年来，家庭决策一直作为国外消费者行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主题而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庭结构、家庭观念、家庭成员间社会经济地位的转变，使家庭旅游的决策过程呈现出不同特点，有关研究推陈出新[2]。国外学者研究发现，家庭旅游决策中的角色分配和决策模式的形成主要受以下几种因素的影响:孩子、家庭收入、家庭生命周期、夫妻冲突与互动等。
以Ryan和Seaton and Tagg为代表的研究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孩子是家庭出游的催化剂，父母非常看重孩子的满意度，孩子不愿意去的地方容易被排除在备选目的地之外。Iliatrault 和 Ritchie的研究发现，孩子影响夫妻间的角色分配，在有孩子的家庭由于妻子承担照顾孩子的责任，多由丈夫主导决策，在没孩子的家庭多为夫妻共同决策。但是当孩子参与到家庭旅游活动中的时候，更多的则是母亲主导决策。Howard and Madrigal曾经发现，在涉及孩子的娱乐服务活动中，母亲主导信息收集和最终决策的制定 。另外孩子的年龄对其参与家庭旅游决策的程度存在一定影响。
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决策的影响逐渐变大。Swinyard 和 Sim有关孩子对家庭决策过程影响的研究中，将孩子分为两组:12岁以下以及12-19岁。研究发现，在信息收集阶段，年龄最大和最小的孩子的影响作用存在重大区别。在Howard 和 Madri-ga的研究中，将孩子的划分为三组:4-5岁、6-10岁以及11-14岁，结果也发现随着年龄段的提升，对决策的影响变大。但是在亚洲国家出现一些不同的情况，处于13-18岁年龄段的孩子要面临高中或大学的升学考试，他们对决策过程的影响最小。
旅游需求是高收入弹性的，家庭收入能够影响家庭旅游决策，这首先体现在对夫妻间角色差别的研究中。早在1958年，Wolgast的研究发现，在收入高的家庭更多地由丈夫主导决策的制定。后期Nichols 和Snepenger进一步提出，低收入家庭多由妻子主导决策，中等收入的家庭多为共同决策，而在高收入家庭则多由丈夫主导决策制定。
Bartos指出的，有工作的女性比没有工作的女性参与家庭度假决策制定的可能性大得多。如果一个家庭中，妻子的职业就是照顾孩子，由丈夫主导经济，那么在面对一些昂贵的决策时，丈夫起主导作用。Antoine Zalatan通过线性回归模型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学历与妻子参与决策的程度呈正相关，教育能帮助女性获取有效参与决策的某些潜质。另外妻子工作时间越长，在金钱方面就更具自主权，有更多参与决策的机会。根据资源理论，妻子在家庭旅游决策中的作用将逐渐提高，同时夫妻共同决策的现象将更为普遍[3]。
Consenza and Davis和Fodness将家庭生命周期概念引入到了家庭旅游决策制定的研究中，认为处于家庭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家庭成员在决策中扮演的角色不同。Nichols 和 Snepenger提出，随着家庭生命周期的向后延续，共同决策现象呈下降趋势。Martinez 和 Polo的研究认为随着婚期的增长、家庭生命周期的延续，丈夫主导决策的可能性越来越大。随着年龄的增长，夫妻双方或家庭成员之间熟知彼此的喜好，作决定的时候常为对方考虑，这种熟悉效益促使决策人作出双方都满意的选择，在决策制定过程中合作大于冲突，同时每个人扮演的角色愈加专业化而且倾向于参与划分更细的决策。
3、本论文的国内相关动态
国内研究目前主要还是针对整体市场中旅游者人口统计特征的简单描述。虽然近年来也出现了对旅游者动机以及体验质量的研究，但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均显不足。特别是对细分市场的研究十分薄弱，通常只是对国外理论的论证和阐述，运用实际案例进行说明的比较少，研究方法比较粗糙，关注的往往只是问题的表象。国内学者一方面顺应国际旅游市场发展的趋势，对旅游市场作不断细分化的研究，特别是包括家庭旅游市场在内的一些当前蓬勃发展的细分市场，另一方面应选取科学的研究方法，将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选取实际案例，收集第一手资料，运用数学模型分析、处理数据。比较而言，国外旅游研究领域虽长期重视家庭旅游决策研究，但其理论成果的本土化应用仍值得质疑，重要原因之一是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消费者行为内涵与表现的独特性。
曾艳丽以长沙市为例对影响城市居民旅游行为的家庭结构进行了研究。笔者以家庭结构为主线，把家庭分为单身家庭、夫妻二人家庭、三口之家、与父母生活的家庭、三代同堂的家庭，同时对各自的职业、人均家庭收入进行了划分。研究指出旅游支出在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和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在各类家庭中均不是主要支出，不同家庭结构的出游次数、旅游花费以及旅游意向花费相差较大。不同家庭结构相对一致的方面有:出游动机与目的地偏好山水自然景观、清净乡村、古城古镇等。获得信息的渠道以网络、电视、报纸为主，另外就是亲友介绍，出游时段以周末和寒暑假为主。出游的交通工具选择比例占据前三位的是火车、自驾车和飞机，自驾车旅游受到不同家庭结构的喜爱。
贾静(2003)从家庭生命周期的角度对家庭的不同阶段的旅游消费行为进行了研究，旅游消费行为主要受家庭可支配收入以及孩子的影响，尤其孩子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同时，笔者也针对几类新型家庭并进行了简单分析。苏国良、吴必虎以及党宁(2007)首次对中小城市家庭规模和游憩行为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通过对处于不同家庭阶段的家庭的收入、闲暇时间以及休闲娱乐偏好的分析，得出家庭规模和游憩需求的游憩现状、游憩潜力显著相关的结论[4]。
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旅游是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消费现象!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国民收入的增加，旅游消费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典型的社会消费现象，根据目前的消费者决策理论和研究视角，虽在个体或家庭旅游消费决策研究中得到了一定的应用但其所面对的主要是西方消费者; 国内相关实证研究还主要以西方"个体#消费决策的研究思路演进，特有的中国家庭旅游决策实证研究和思考还相对少见! 国内研究目前主要还是针对整体市场中旅游者人口统计特征的简单描述。虽然近年来也出现了对旅游者动机以及体验质量的研究，但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均显不足，特别是对细分市场的研究十分薄弱，通常只是对国外理论的论证和阐述，运用实际案例进行说明的比较少，研究方法比较粗糙，关注的往往只是问 题的表象。今后国内学者一方面应该顺应国际旅游市场发展的趋势，对旅游市场作不断细分化的研究，特别是包括家庭旅游市场在内的一些当前蓬勃发展的细分市场，另一方面应选取科学的研究方法，将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选取实际案例，收集第一手资料，运用数学模型分析，处理数据。随着日益发展的家庭旅游对旅游市场以及旅游业，景区和宾馆以及一线从业人员造成的影响是目前一项相对的空白的研究。所以我们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了解目前的家庭旅游决策模式对旅游等相关的内容所造成的影响，像这样全面的了解有助于优化家庭旅游。
二、研究的基本内容，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论文采用文献资料法、分析总结法并联系实际系统阐述了家庭旅游决策，家庭成员及其影响研究的模式研究，在这样的家庭旅游决策模式下对旅游产品设计与营销的影响。
文章框架：
绪论
1、问题的提出
2、本论文相关的国外研究动态
3、本论文相关的国内研究动态
4、论文主要研究内容
二、家庭旅游决策者
三、家庭旅游决策过程
四、家庭旅游决策方向
五、家庭旅游决策对旅游产品设计的影响
1.家庭旅游决策对景区产品设计的影响
2.家庭旅游决策对旅行社产品设计的影响
3.家庭旅游决策对宾馆饭店业产品设计的影响
六、家庭旅游决策对旅游企业营销的影响
1、家庭旅游决策对旅游景区营销的影响
2、家庭旅游决策对宾馆饭店业营销的影响
3、家庭旅游决策对旅行社营销的影响
三、研究的步骤、方法、措施及进度安排：
研究步骤：
1. 研究家庭决策的成员，以及国内外的差别。
2. 研究不同家庭旅游决策者收集旅游信息的过程
3. 研究综合情况下，家庭旅游决策者关于旅游目的地以及吃住行游娱购的最终决定。
4. 研究家庭旅游决策模式下的家庭旅游分别对旅游业，旅游景区，旅游一线从业人员，旅游市场划分以及宾馆业所带来的影响。
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在学校图书馆、互联网查阅相关文献资料。
2、实地调查法：在绍兴开元名都大酒店实习了半年，对酒店的企业文化有一定的了解。
3、分析总结法：对从各个途径收集的资料进行分析总结。
研究的进度安排：
1、 确定课题和指导老师
2、 查阅相关资料并撰写开题报告，修改开题报告
3、 论文开题，在指导老师指导下开始撰写初稿
4、 . 论文中期检查，对论文初稿进行修改和完善
5、 定稿、制订成册
6、 论文答辩资格审查
7、 论文答辩
参考文献:
[1]Fodness, D. The Impact of Family Life Cycle on the Vacation Decision-making Process[J].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1992,31(2):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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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慧媛 ,国内外家庭旅游文献综述[J],学院学报,20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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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邱扶东,汪静,旅游决策过程调查研究[J],旅游科学,2005,04
[7]杨琳,旅游决策过程中的口传研究[M],浙江硕士毕业论文,2002,12
[8]李湘云,旅游目的地选择偏好及营销策略分析--以成都为例[J],改革与战略,2012,10
[9]严艳,周文,张佑印, 基于市场的西安城市家庭旅游决策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0,08
[10] 朱生东,杨媛媛, 家庭旅游的产品设计与市场开发[J],黄山学院学报,20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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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王昕,关于旅游线路设计的思考,[J]重庆师范学院学报,2000,06
[13]盖玉妍,旅游企业内部营销理论及其策略研究,[J],科技与管理,2005,(4):85-87.
论文名称：
我国度假旅游环境的特点分析与营造
一、论文选题的动因(背景或意义)：
中国的度假旅游发展到现在，自1992年成立了12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以来，各地方纷纷效仿，大小不一、等级不同，不论去哪里旅游，到处可见“旅游度假区”字样，发展之迅速，范围之广都超出人们的想象之外，但是如此积极的跃进，整体的效益并没有提高，而是在坎坷中进行。虽然对于旅游度假区已经有屡见不鲜的感觉，但是中国度假旅游的发展并不是十分的成熟，因此，度假旅游成为现在很热门的一项研究主题。
而从中国度假旅游发展的现状以及前辈们对于休闲旅游与度假旅游的区分概念来看，中国的度假旅游区大部分都不能将休闲旅游、观光旅游明显的区别开来，在我看来，很多的旅游度假区徒有其名，却并无实质或者说明显的与其他区分的内容。因此，对于度假旅游环境的特点分析就很有必要，在分析的同时能够相对找出一些方法或者措施便是本次研究论文的主要目的。
二、论文拟阐明的主要问题：
度假旅游成为今天很热门的一个话题，但是对于它的研究，还没有比较成熟的研究体系，本文主要从度假旅游环境的特点出发，通过研究，找到现在的度假旅游环境所应该具备的元素与中国度假旅游环境中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通过与外国旅游度假环境进行对比分析，试图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度假旅游环境体系。同时，本着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分析营造度假旅游环境所需注意的事项，使整个营造过程中通过最少的损耗获得最大的效益。
三、论文提纲
1 文献综述
2 度假旅游与环境关系
度假旅游对环境的促进作用
环境对度假旅游的反作用
3 我国度假旅游环境的特点分析
我国度假旅游环境的类型
我国度假旅游环境的特点分析
我国度假旅游环境的现状与问题
与国外度假旅游环境的比较分析
4 我国度假旅游环境的营造
发展度假旅游的条件分析
我国度假旅游环境营造原则
我国度假旅游环境营造的问题思考
度假旅游环境特色的保持
5 结论
四、论文工作进度安排
给出论文撰写到每一部分的时间进度计划表(要与学院要求的最后交论文时间相吻合)。
序 号 论文各阶段内容 时间节点
1 完成论文前半章(度假旅游环境分析)
2 完成论文后半章(度假旅游环境营造)及初稿整理
3 完成论文修改稿及完善
4 完成论文三稿
5 完成毕业论文定稿
五、主要参考文献及相关资料:
1、蔡家成.度假旅游产品、项目的开发建设.中国旅游报.
2、Chuck .向萍.度假饭店的开发与管理(第二版).中国旅游出版社.2003
3、龚立仁.旅游度假区 路在何方.中国旅游报.
4、黄向,苏丹.旅游英语.21世纪旅游专业系列规划教材.暨南大学出版.2009
5、黄郁成.新概念旅游开发.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
6、姜红敏.度假旅游相关概念界定探讨.现代商贸工业.2009第12期
7、刘家明.游度假区发展演化规律的初步探讨.地理科学进展.(2)
8、骆文韬.走向21世纪的中国度假旅游.中国旅游出版社.1997
9、Robert Christie Mill.李正喜.度假村管理与运营.大连理工出版社.2002
10、王运姣,王琪.关于度假旅游的研究评述.现代经济信息.2009年15期
11、肖红艳、李琦.论分时度假在中国本土化面临的问题与对策.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综合版)2007年5月版
12、徐菊凤.中国休闲度假旅游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8
13、杨铭铎,陈心宇.休闲、养生、度假旅游概念分析.黑龙江科技信息.2009年29期
14、杨群,盛红.深圳发展东部滨海旅游度假区的前景分析.海岸工程2003年9月
14、杨霞.龙佑温泉度假区温泉旅游开发.消费导刊,2009(2)
15、郑冬子主编.旅游地理学.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16、郑建雄.休闲旅游产业概论.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17、周建明.旅游度假区的发展趋势与规划特点.国外城市规划.2003年01期
论文题目：
我国旅游景区治理模式问题与对策研究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1. 国内外研究现状、水平及存在的问题
旅游景区是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旅游景区旅游便没有了目的地，旅游经济的兴起，吸引了人们对旅游景区治理模式的研究。我国旅游业起步相对稍晚，但在旅游景区治理模式上也有诸多的研究成果，在借鉴国外的基础上，我国的学者已经着眼于中国情，对于政府、企业、集体在旅游景区治理中的地位，他们已经能做出认真的定位。我国每年都会有大批的专业人才走出校门，参与到旅游景区治理模式问题研究智能光的人也越来越多。我国旅游景区治理模式研究的佼佼者彭德成著有《中国旅游景区治理模式》一书并发表了大量文章，他对旅游景区治理模式这一问题研究的较为全面，并拥有其独特的见解。在《中国旅游景区治理模式》一书中，他详细论述了旅游景区的治理结构，现在主要几种旅游景区治理模式的优点和不足，旅游景区治理模式背后的利益纠葛等关键问题。但他也在书中表明，旅游景区治理模式这一命题具有长期研究的意义，它不应该被轻易定性，对他的研究也十分任重而道远。国外的旅游业起步早，尤其是欧洲的旅游业发展的最好，无论在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还是对遗产环境的保护都做得非常好。国外对旅游景区治理模式的研究比较全面也比较先进，创新之处也很多，但可持续和人始终都是研究的重点内容。
2.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选取这个题目对于旅游景区的科学治理、旅游业的健康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旅游业的快速发展让旅游景区治理成为了人们研究的焦点，我国旅游业起步相对稍晚，加之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模式的影响，使得我国的旅游业处于了一种先天不足后天畸形的尴尬状况。因此在旅游景区治理模式上存在着诸多的问题，给旅游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生态环进的保护带来不良影响，旅游业的混乱与其休闲娱乐放松身心的主旨背离愈远。通过对国内外旅游景区治理模式的深入研究，能够发现现有治理模式的弊端，找出对应的策略，从而对旅游景区的治理提出有意义的建议。
二、研究内容与目标
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是根据国内目前的旅游景区治理模式和国外的先进经验和研究成果，总结在旅游景区治理这一问题上的先进研究成果，并结合实际调查的结果辨清利弊。旅游景区的治理模式对旅游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通过分析已有旅游景区治理模式优缺点，理清在旅游景区管理中的利害关系，寻找到更加科学的治理模式，以期改善我国在旅游景区治理上的混乱状况。本文的研究目标是通过对我国旅游景区治理模式的研究，发现其问题并且通过查阅资料和研究论证，找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
三、研究方法与手段
第一阶段，选题和搜集整理资料。查阅相关书籍、期刊和学士论文，并对参考资料进行整理分类。
第二阶段，阅读参考资料，撰写提纲和开题报告，并进行修改。
第三阶段，撰写论文初稿，参考指导老师意见修改论文。
第四阶段，论文定稿，进行答辩。
1. 文献阅读
2. 综合分析
3. 对比总结
四、参考文献
[1] 彭德成. 中国旅游景区治理模式与对策研究[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3:69-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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