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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一个人，在先秦可靠的典籍中，言太昊则不言伏羲，言伏羲则不言太昊，太昊与伏羲并无任何瓜葛。荀子当生于战国之末，他在《正论篇》中提及“太昊”，在《成相篇》中又言“伏羲”，两名共见一书，自非一人。
刘歆从其政治目的出发，将伏羲与太昊相附而并称，推之于古代帝王世系之首，其后班固引之于《汉书》，后世史籍相继采从此说。
太昊，是上古华夏部族的祖先和首领，三皇之首，亦作大嗥、太嗥、风姓，号伏羲氏。以木德王，是为春皇。在位百十一年，一云百六十四年，定都汶上。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是春秋战国前期的主要文献《左传·昭公十七年》“陈，太皞之虚也。”
伏羲（生卒年不详），风姓，燧人氏之子。《史记》中称伏牺，又写作宓羲、庖牺、包牺、伏戏，亦称牺皇、皇羲、太昊，又称青帝，是五天帝之一。传说其生于成纪，所处时代约为新石器时代早期。伏羲是古代传说里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是中国古籍中记载的最早的王，是中国医药鼻祖之一。相传伏羲人首蛇身，与女娲兄妹相婚，生儿育女，他根据天地万物的变化。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太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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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民间文化现状的调查与反思文化是一个民族独有的东西，它是这个民族得以继续存在的基础，当一个民族的文化消亡或者被其他的文化形式所代替，失去了民族存在基础的时候，那么即便它的人民仍旧存在，这个民族的存在和消亡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当越来越多的文化形式从原有的那种昌盛发展到现在的濒危乃至已经消失，谁该为这些事情负责？当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如痴如醉地沉醉在圣诞节、万圣节、NBA、足球以及情人节等西方文化的氛围中，还有多少人能够从春节、庙会、传统戏剧、皮影戏、传统民乐等中国传统文化形式中找寻到往日的那种新鲜和快乐？当另外一种“崇洋媚外”在我们中间悄然流行的时候，我们已经在抵抗西方文化侵略的阵地前举起了自己手中的“枪”！很多民间文化正在逐渐消失民间文化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夏挽群告诉记者，民间文化主要包括四种，即民间文学、民间表演艺术、民间美术和民俗文化，但是从目前的很多情况来看，这些传承着中国劳动人民智慧结晶的文化形式却在各种各样的冲击下逐渐失去了市场、生存发展的空间以至于走向消亡。民间文学的种类很多，我国各种类型的民间文学形式几乎在河南都可以找到，它包括神话、故事、传说、歌谣、谚语等，它们构成了中国口继文学的通史，对过去人们的道德思想形成了很大的影响。河南的神话被称为中国神话的奇迹之一，新郑黄帝、周口伏羲、泌阳盘古等表达了东方才有的内在而隽永的民族想象。然而，民间文学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异，有些不再流传，迅速消失，继而消亡。民间表演艺术包括民间戏剧、曲艺、音乐、舞蹈、武术、杂技等，它们也是历史悠久，从上古时代产生、发展并传承下来。中国的民间戏剧发源于原始劳动歌舞，是世界戏剧三大源流之一。河南民间戏剧在民国末期调查有80多个剧种，这其中有道情、二夹弦等，但是据现在的调查和统计只剩下30多个，建国后平均每年消亡一个剧种。夏挽群说，每个剧种的消亡都意味着这种戏剧音乐表演形式的消亡，而剩下的30多个剧种也是惨淡经营，专业的演出已经很少了。而在刚解放时，河南有大量的专业剧团走乡串户，现在很多还存在的专业剧团却面临着生存危机，好一些的也只能勉强维持生存。夏挽群给记者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在河南鄢陵有一种乐器叫做筹，是过去随着佛教音乐而产生的，现在实际上已经消亡了，仅存的一位能够吹奏该乐器的老人也已经在前不久去世了。在丽江纳西族的音乐文化中，驰名中外的纳西古乐，是每一个到丽江的人必听的。但如今，随着纳西古乐的势微、失传与衰落，该音乐形式也将变成“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民间美术包括瓷器、泥塑、玉雕、年画、剪纸等种类，它们也是很珍贵的一笔遗产。夏挽群给记者介绍说，河南淮阳太昊陵的泥泥狗，虽说看起来很粗糙，但是它有很深厚的历史底蕴，被称为史前图腾，它把原始的信息带到了现代。以前在太昊陵的庙会上简直到了热销的程度，然而现在对泥泥狗的制作已经越来越少了。笔者记得小时候，母亲每次去太昊陵烧香，总会带回一些憨态可掬的泥泥狗，它们给笔者留下了美好的童年记忆，而现在却很少有孩子们能够见到这种工艺玩具了。传统工艺美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遇到了新的挑战，福建为人们所熟知的工艺美术行业，如脱胎漆器、软木画、竹编、德化瓷塑都处于后继乏人的困难境地。北京、江苏、浙江等工艺美术发达的省、市同样陷入不景气的状态。其他艺术形式如年画、剪纸过去在民间都很流行，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传统木版年画，除专家、学者、外国人外，很少有人问津。而对剪纸，目前学习的人主要是农村妇女，年轻人并不重视它的传承。民俗文化反映了老百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各种习俗，如庙会和春节等。这些传统节日中有着大量的民族内涵，然而随着西方大量节日的到来，中国的很多节日却在逐渐淡出。从事相关研究的专家指出：“很多民族的民俗民风都已经没有了，充满中国民间文化气息的春节本是民族凝聚力与亲和力的体现，而我们现在却不知道该如何去过了！如今节日没有了文化的载体，文化内涵变得越来越空泛，人们也就对节日失去兴趣了。”“孔雀公主”杨丽萍忧心于她看到的云南的变化: 许多绝技因为失去了用途而濒于失传，新生的一代喜欢牛仔裤甚于传统服装。一位专家在调查了基诺族巴卡村寨后指出，如果不加以重视和保护，这里的民族口碑文史及其风俗传承机制，有可能在20年内消失。而这种状况，在云南众多的村寨之中并不鲜见。著名作家冯骥才忧心忡忡地说，现在很多少数民族的村寨都变成了洋楼，历史的记忆和传承都没有了。如果继续这样发展，十几年后，我们传统的东西就都没有了。我们剥夺了它们生存发展的权利冯骥才曾经这样说，“我们正处在一个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时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我们的文化没有载体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人们对外来的东西觉得特新鲜，把原来的东西都扔掉了。”夏挽群也告诉记者，出现各种民族民间文化失去发展机会乃至走向消亡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农耕时代已经结束，进入了工业时代，这些直接导致了原来民间民族文化生存的土壤变化，人们的社会心理、行为习惯以及精神的变异。事实上，我们为之自豪的中华文化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半是精英和典籍的文化，一半是民间文化。两部分同等重要，相互不能代替。民间文化是我们的祖先五千年以来创造的极其丰富和宝贵的文化财富，是我们民族精神情感、个性特征以及凝聚力与亲和力的载体，也是我们发展先进文化的精神资源与民族根基，以及综合国力中不可或缺的坚实的精神内含。可是，由于民间文化长期不被重视，也没有从文化上、从全球化的背景上来看待这个“中华文化的一半”，因而至今我们对于民间文化的整体状况认识不清、心无底数，我们甚至不知道如今民间文化到底消失得怎样。再次，民间文化是一个非常脆弱的生存方式，和经典文化以及典籍文化相比，它从没有像它们一样用各种方式进行加强。并且民间文化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的传承一般都是口口相传，并且还有很多“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等禁忌，传承的范围也很窄，大都是师傅传给徒弟、父亲传给儿子等这样的形式，一旦出现断线，它这种形式很快就可能消亡。韵味无穷的皮影木偶，流浪四方的说唱艺人，诙谐幽默的曲艺形式……这些经过几千年来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诸多璀璨夺目的文化遗产组成了今日博大精深的中华五千年文明。然而，也正是由于它们大多只是凭借着口传心授、相当脆弱的方式代代相传。面对开放与交流的加强，多元文化潮流的冲击，绝技绝艺传人越来越感到困惑与无奈：一方面，随着年岁渐老，他们带徒传艺的期盼越来越强烈而急迫；另一方面，年轻人忙着打工挣钱、追逐新潮，对民族传统文化感兴趣的不多，能沉静下来学习观摩的就更少。一旦没有传承人，就如断线风筝，即刻消失，化为乌有。在工业化和全球化的今天，它必然遭受致命的冲击。最后，民间文化从没得到过正确的认识，甚至一直被认为是封建迷信。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的民间文化还没有来得及作好进行细致的整理的准备，西方的各种文化就来到中国，它们这种带有商业行为的文化形式拥有更多强大的资本，对中国的民间民族文化造成了强大的冲击。而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的东方人特别是年轻人还去追求时尚，这种浮躁行为对中国民间民族文化的打击也是毁灭性的。传承，不仅仅是为了一种文化存在几年来，随着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出现了全国性的文化反思，这种反思的结果处于认识的三个层面上。首先认为民间文化的断裂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传统文化的断裂。因此，对待民间文化不应该采取历史虚无主义认识，不能让其断裂而应传承下去。如果昨天发生的事情今天就可以割裂，那么，我们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恐怕早就不存在了。尽管不可否认经典文化和典籍文化的巨大作用，但是更应该看到民间文化是亿万劳动人民的劳动结晶，保护民间文化就是从民间文化延续上发出的呼喊。其次是东西方更加激烈的碰撞使得民间文化地位的上升，成为现代文化的基础和底色，也成为民族文化共识、民族文化绵延赓续的基础和情感的纽带。若东方的文化全部消亡、大脑中的记忆荡然无存，全部被西方的文化所代替，那么中华民族将会是一个什么概念就应该重新考虑了。夏挽群说，这些直接导致了中国文化运动的产生，而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保护民族先进遗产则成为了这场运动的高潮。再次可以上升到国家文化安全的层面上。美国中情局的用心可谓是极其险恶的，他们已经将这种险恶用心用于对付中国正在迅速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人，并将在今后的生活中继续加大。从日本对中国台湾的50年文化侵略就可以看出端倪，在那50年中，日本的用心同样险恶，他们要求台湾同胞不准说中国话只能说日语，不让过中国的节日，扒掉中国的庙宇改建日本的神社，这些直接导致了目前在台湾仍旧有人信奉日本文化乃至承认日本文化。日本的险恶用心就是想通过这些来改变甚至抹杀台湾同胞心中的文化记忆，这种行为已经上升并涉及到了中国的文化安全问题上来了。民间民族文化的保护和拯救已经到了十分迫切的地步，不仅仅是从上述三个层面上说的，因为我们的民间文化还承担着政治资源、教育资源、道德资源、文化产业资源和未来文化建设资源等五个资源的功能。“民间文化不同于经史子集，它们存在于普通的民居和人们的生活起居中，是生活的文化，是民族个性特征和独特精神的重要表征。”夏挽群说。从历史传承来看，民间文化分为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有专家认为，在中华文明的演进史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规律：每当有形的物质文化受到损毁时，口头的非物质文化就会发挥它巨大的历史功能，维系、保护和传承着中华文明的精神血脉。中华文明之所以成为人类远古文明唯一延续至今的伟大文明，是和口头非物质文化具有延绵不断的强大生命力直接相关的。可以说，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信念的“活史”，是中华民族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基石。留住民族记忆的背影，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才有其生生不息、长远发展的可能和潜能。就此来说，遵循人类口头文化的艺术规律，及时抢救濒危文化遗产，使人类社会创造的非物质文化能够代代相传，文明成果能够千年流淌，源远流长。这既是国民的责任，更是薪火相传的使命。我们能否留住它们曾经的辉煌？随着认识的逐步提升，中国的文化保护已经从原来的那种自在状态变成了自觉的状态，目前全国人大正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立法工作。夏挽群介绍说，目前全国人大正在加快对这些方面的立法进程。2003年2月18日，“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正式启动，这一工程还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这个工程是我国首次对民间文化进行国家级抢救、普查和整理，工程将耗时10年。当年，“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已经在15个省展开，并对其中重要的民间文化进行保护，2004年该工程在另外9个省市进行。冯骥才还和地方学校合作编写乡土教材，培养青年学生的民族文化情感。同样是剪纸，河南西部的剪纸大都自己玩玩，但河北蔚县剪纸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产值数千万元。“这就涉及到市场理念的问题。”夏挽群认为，有些民间艺术难以和市场接轨，即便扶持也难以长久。对那些历史渊源深厚、文化信息丰富、能够和市场接轨的民间艺术可以有针对性地开发。比如曾经是高贵的象征地河南开封的滕派蝶画，他们正在寻求更多的解决办法，以此来推动它进入市场，继而得以更好地传承。对一些已经无法迎合市场的民间艺术形式，该怎么办？“那就养起来。”夏挽群说。对于传统文化来说，只有当人们普遍认识到民族的文化是精粹、值得世界关注时，传统文化才能得到重视。因此，夏挽群认为，“国家教育部门应该加强这个方面的重视，抓传统文化的教育工作应该从中小学入手，在教材中不仅要加入历史的文化，更重要的是各地都有自己的地域文化，因此应该从培养本地的文化认识上进行文化的传承。然而遗憾的是中国的应试教育扼杀了这些！”而对于下一代的传统文化教育，是革新的最好手段之一。据介绍，目前在全国各级学校的课内外教育中，很难看到传统民间文化的身影。有关专家不无忧虑地说道：“下一代教育和兴趣的缺失，将可能断送传统民间文化的未来！”
素材展示4 人有意气，才能有豁达的胸襟。“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苏子有意气，虽遭官场与文场一齐泼来的污水，但他仍意气风发，“侣鱼虾而友麋鹿”，心胸豁达可见一斑。“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遭人诽谤的李白，被玄宗赐金放还，虽有昭昭若明星之德，日月齐辉之才，终化为泡影，但他仍意气风发，“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酒入愁肠三分酿成月亮，七分化为剑气，秀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若无意气，他怎会有如此豁达的胸襟？ 人有意气，才能有千古留名，流芳百世，才能在国家危难之时挺身而出。几百年的风风雨雨，早已涤荡了风波亭的点点残血；几百年的潮起潮落，早已淹没了零丁洋里的声声叹息；几百年的猎猎西风，早已拂走了牧羊的老者；几百年的漫漫黄沙，早已淹没了西域路上的声声驼铃……然而，岳武穆的满腔热血，文天祥的一颗丹心，苏武的一根竹杖，张骞的十几年牢狱之苦，早已映入史册，成为民族的精神瑰宝。若无意气，他们怎会有如此壮行？(2006年湖南省高考满分作文《谈意气》) 所用话题 谈意气(2006年湖南高考作文试题) 素材点拨 除了在上一例中提到的苏轼之外，这则材料中还用排比的手法写到了丹心谱就《正气歌》的南宋名将文天祥，忠心染出《满江红》的民族英雄岳飞，史称凿通西域,开拓丝绸之路第一人,中国第一位外交家,世界上第一位探险家张骞和“十年持汉节， 白雁上林飞”的中国历史上第一刚烈节义之士苏武。选择相似的事例运用排比的手法把他们组合在一起，既充沛了论证的气势，又充实了文章的内容，是近年来常见的也是很出色的用例之法，值得借鉴。在运用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选例的得当和语言的对称，不恰当的例子会混淆论点、影响论证的力度，而一旦为了形式而瞎拼硬凑，就走入了创作的误区，弄巧成拙了。 素材展示5 阮籍目睹世间的浑噩不堪和好友的身首异处，借醉酒逃避现实。他的一生一直在逃避、逃避、逃避，却终因一篇《为郑冲对晋王笺》被人唾弃。嵇康则完全生活在现实之中，不肯向生活做出任何妥协，最终一曲《广陵散》成为绝响。其实人生由阮籍的醉酒向前一步便是嵇康的《广陵散》，人生由嵇康的《广陵散》向后退一步便是阮籍的醉酒，殊途同归的境遇竟是如此迥异。若是两人各向中间迈出一步，将幻想与现实稍加中和，也许就不会落得生者隐入迷幻，死者融入苍穹，只留给后人无尽的怅惘。 我们如何才能让仰望星空的人了解现实，又如何才能让飞上星星的人保留梦想呢？ 在那个人人埋怨的时代，沈从文先生目瞩现实的残酷却依然将那个江南小城写成了山美、水美、人美的世外桃源。现实没有湮没他对人生的希望，他用一份最原始的情感和一颗赤子之心看待这个社会，看待自己的人生。他没有沉醉于自己的幻想亦没有让现实麻木自己的心灵。 张允和先生亦是一位智慧的老人，她一生经历了大富大贵，也经历了战火纷飞、十年浩劫，而她却永远保有一副悲天悯人的情怀、一颗永不衰老的童心。她那悲天悯人的情怀使她正视现实并战胜现实，而她那颗永不衰老的童心则使她在任何艰难的情况下都不放弃幻想和权利。 (2006年高考山东优秀作文《梦想在现实中起舞》) 所用话题 阅读雷抒雁《星星》，根据自己的联想或感悟写一篇文章(2006年高考山东卷) 素材点拨 这篇高考作文从雷抒雁《星星》这首诗歌出发，阐述了梦想与现实这个话题，“起舞”一词写活了梦想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文中选择的上述材料中所列材料从正反两方面深入的论述了观点，极为精当。逐次阐述如下： 1、阮籍，字嗣宗，他的父亲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籍三岁丧父，由寡母抚育成人，家境不富，但学习努力，兴趣颇广，博览群书，多才多艺。他攻读儒家经典，也爱读老庄，并且学习击刺武艺，能长啸，善弹琴，还喜欢喝酒。相传他母亲去世时，阮籍正在与人下棋，对手要停止，他却坚持下完，似乎无动于衷。但下完棋后，他饮酒二斗，大哭一场，吐血数升，内心悲痛再也压抑不住。《世说新语‧任诞篇》记载：“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决，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阮籍葬母，照常饮酒吃肉，不循常礼，人都以为不孝；但当他竭力一哭，吐血废顿，世间所谓的真孝子，又有几人能够这样呢？嵇康，字叔夜，除了熟知先代典籍外，他在文化艺术各方面的修养也颇精深。他自少即好音乐，他的古琴演奏技巧在当时是首屈一指而无与并者，他创制的并于临刑前弹奏的“广陵散”为世间绝响。他还善书法，由妙于草书，其墨迹被列为“草书妙品”。至于他文辞壮丽，善写文章，更是受到广泛推崇，被认为是个“奇才”。阮籍与嵇康都是为了躲避曹魏与司马氏政治斗争的牵连迫害而归隐山林，
浅析中学语文教材中的美学要素初探
【论文关键词】教材 语文 教师美学要素
【论文摘 要】 美育对中学生的人文素质的形成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要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观， 语文 教师必须把握中学 语文 教材中的美学要素。本文认为, 从艺术风格方面去探讨，中学 语文 教材中的美学要素有雄浑之美、对称之美、悲怆之美、意象之美、柔婉之美、映衬之美、犷悍之美等。 我们的周围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高水平高质量的教师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基本保证，是提高学生审美能力的基本条件之一。作为教育实施者和主体的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去发现美、感受美。这就要求教师要具备一定的美学知识，在教学过程中时时贯穿美的教育，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充分利用自己的人格力量，影响学生，感染学生，培养学生美的理想、美的行为、美的一切。 一、雄浑之美 雄浑，即雄健浑厚，雄壮浩翰。［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辨》：“诗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浑、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由此可见，雄浑之美，历来是文学作品的美学特征之一。 “雄浑”之美是一种整体的美，而不是局部的美，如老子所说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雄浑的诗境有如一团自在运行的元气，浑然一体，不可分割，正象严羽所说：“气象混沌，不可句摘。”如王维《使至塞上 》，其中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一联，写进入边塞后所看到的塞外奇特壮丽的风光，画面开阔，意境雄浑，近人王国维称之为“千古壮观”的名句。边疆沙漠，浩瀚无边，所以用了“大漠”的“大”字，凸现了大漠粗犷雄浑。无际无涯的大漠中，一缕烽火台上的孤烟，直上青天;长河似带，落日降临，异常浑圆， 一个“孤”字写出了景物的单调，紧接一个“直”字，却又表现了它的劲拔、坚毅之美。沙漠上没有山峦林木，那横贯其间的黄河，就非用一个“长”字不能表达诗人的感觉。 漠之大、烟之直、河之长、日之圆，四个元素浑然一体，营造出一种读者无法拒绝的、心灵沉醉的雄浑之美。 二、对称之美 人们在发现宇宙和大自然的和谐美的现象和规律时总会感到兴奋，赞叹“天道崇美”；见到精美的艺术品时，就会有愉悦感。而这种愉悦的情绪常常是由对称引起的。 对称是重要的美学要素，又分结构对称、功能对称、装饰对称等。对动物来说，结构对称是生存的需要，进化的结果。为了生存，左右结构必定对称，才能跑得快，飞得起来。功能对称是在结构对称的基础上叠加的功能，如左右眼图像的立体感和距离感，使它能够准确捕捉食物；左右耳的声音叠加，使它能躲避来犯之敌。 对称有虚实之分，实的对称可以用物理学对称操作讨论：物体相同部分有规律的重复；虚的对称是概念性的，如左旋、右旋。 三、悲怆之美 悲怆的极致是晋魏时期的作品，“建安风骨”的一个重要美学特征慷慨悲凉，这个历史时期的特征之一是频繁的改朝换代。从魏晋到南北朝，皇帝王朝不断更迭，社会上层争夺砍杀，政治斗争异常残酷。门阀士族的头面人物总要被卷进上层政治漩涡，名士们一批又一批地被送上刑场。何晏、 嵇 康、二陆、张华、潘岳、郭璞、刘 琨 、谢灵运、范晔……这些当时第一流的著名诗人、作家、哲学家，都是被杀戮害死的。应该说，这是一张相当惊人的名单，而这些人不过代表而已，远不完备。“广陵散于今绝矣”，“华亭鹤唳不可复闻”，留下来的总是这种痛苦悲哀的传闻故事。这些门阀贵族们就经常生活在这种既富贵安乐而又满怀忧祸的境地中，处在身不由己的.政治争夺之中。“常畏大网罗，忧祸一旦并”（何晏），“心之忧矣，永啸长吟”（ 嵇 康），是他们作品中经常流露的情绪。正是由于残酷的政治清洗和身家毁灭，使他们的人生慨叹夹杂无边的忧惧和深重的哀伤，从而大大加重了分量。他们的“忧生之嗟”由于这种现实政治内容而更为严肃。从而，无论是顺应环境、保全性命，或者是寻求山水、安息精神，其中由于总藏存这种人生的忧恐、惊惧，情感实际是处在一种异常矛盾复杂的状态中。外表尽管装饰得如何轻视世事，洒脱不凡，内心却更强烈地执著人生，非常痛苦。这构成了魏晋作品悲怆的一面。向秀的《思旧赋》虽是刚开头就煞了尾，把受残酷政治迫害的痛楚哀伤曲折而强烈地抒发出来，大概从来没有像阮籍写得这样悲怆而美丽。 受其影响，唐宋时期的作品，更是将悲怆之情与家国命运联系在一起。 四、意象之美 所谓一草一木总关情。在中学 语文 教材的所选材料中，飞鸟虫鱼，风花雪月，都可能成为表达某种思想或者情绪的载体。这种载体就是所谓的意象。作为一种美学形态，意象通常是指以独特、完整的形象体系为基础，进而表现或暗示出一种超越这一形象体系的丰富、深 邃 的美学意境的表现方法。因此，其基本特征应是：首先它具有独特、完整的形象体系，而不是只有局部、甚至孤立的细节形象；第二，它应能表现或暗示出超越这一形象体系的深 邃 、丰富的美学意境。也就是说，它不能只是一个形象的简单比附、单向譬喻，而要有多义性的哲理内涵，应是具象与抽象的深层融合。 意象之所以美，就在于它承载了超出它本身的感情和观念，而又不把这种感情和观念表达的那么直白。 意象之美还在于，它为每个读者提供了不同的空间。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的读者由于自身的经历、素养、文化背景不同，他们对作品中相同的意象可能做出不同的解读。因此，这个意象就愈发显得千姿百态，美不可言。 参考文献： [1]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2]蔡元培.《蔡元培美学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3]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
论魏晋士人的生命状态宗白华先生在他那篇著名的《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论文中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宗白华《美学散步》）然而，魏晋士人意识的自我觉醒是与社会的动荡和人生的遭际却是互为因果的，魏晋士人的思想意识与生命状态，它是由时代、社会与人生诸种因素酝酿而成的，脱离汉末之后整个时代与人生悲剧的背景，就很难对魏晋士人的思想意识与生命状态作出正确的评价。一、时代悲剧 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爆发了张角领导的黄巾农民起义，黄巾起义虽被扑灭，但东汉政权迅即陷入群雄争霸、军阀混战的局面。在动乱中,整个社会失去了制约平衡的皇权机制和道德纲常，士在这场动乱中也饱受了颠沛流离之苦。汉魏六朝时期，虽然有过短暂的统一，但是整个过程却是战火不熄、波荡连绵，社会和人伦秩序的各方面都陷入分崩离析之中，人与社会处于尖锐冲突之中，士人理想中的社会和谐被无情的现实所粉碎，正如魏晋间著名思想家嵇康在著名的《太师箴》中所抨击的,当时的社会“名利愈竟，繁礼屡陈，刑教争弛，天性丧真。季世陵迟，继体承资，凭尊恃势，不友不师，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汉末政治动乱造成社会变迁的首先表现就是宗族与统一王权的分离，巩固人际关系的第一个环节率先在这里断裂开来。传统的中国社会建立在氏族血缘关系未充分解体的基础上，故而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积极利用这种根基强化宗法伦理观念来巩固其统治地位。它将政治伦理化，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罩上一层温情脉脉的宗族纱幕，以消弭不同等级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古代封建社会中，从家族到宗族到国家社会，组成人际关系的网络系统，国家正是在这种一家一户以及同姓家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尽管家族与国家的矛盾时有发生，但从总体上来说，它对于巩固人际关系，减少人们对封建国家的离心力，加强封建王权的凝聚力，起到了相当大的稳定作用。但是，东汉末年动乱后，封建王朝很快被战火吞噬。本来，封建王权是宗族的保护者，一旦王权分崩离析，家族也就与王权相脱离，而形成聚族逃难和自保的局面，比如韩融在汉末率宗族千余家避乱至密县西山中;荀彧率领宗族跟从韩馥，高柔与宗族投奔高干，董和率宗族西迁。在大宗中，许多小宗又保持其独立性，比如袁绍的谋士沮授知袁绍将败亡，大会其族人，散资财以与之。宗族本是维持大一统王权统治的细胞组织，现在却成了与国家离心离德的社会因素。与此同时，士人的独立意识也就萌生了。这种宗族组织在魏晋六朝又很快演变成士族统治的基础。当时，不但宗族与宗族互相倾轧，而且宗族内部在汉末以来也失去了恩受辐辏的色彩，日趋分化瓦解。《宋书·周朗传》载周朗上书言当时宗族之家曰：“今夫士大夫之家，父母在而兄弟异计，十室而七矣；庶人父子殊产，八家而五矣。甚者危亡不相知，饥寒不相恤，又嫉谤谗害，不可胜数。宜明其禁，以革其风。”可见当时宗族内部风俗浇薄。至于在宗族内部的宗主与部曲、奴婢、佃农之间，则纯粹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了。魏晋南北朝的社会经济，大部分就是在这种关系上建立起来的。与宗族关系相关的友伦关系，在当时也出现了危机。友伦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一种关系，孔子在谈到理想的人际关系，就提倡：“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篇》)，将朋友之间的互相理解、互相信任与互相帮助作为友伦之基准。东汉班固等人鼓吹的三纲六纪，也将友伦作为其中的一项。但是，友伦在势利、生死这些严峻的考验面前，往往是孱弱无力的。在世道浇漓中，固然有生死不渝的友情，但是大多的友伦却遭毁弃。光武帝也曾引用“贵易友，富易妻”的俗谚来说明人之常情。刘峻作《广绝交论》列叙古往今来各种世俗之交，其中重点刻画了“势交”的特点：“若其宠钧董石，权压梁窦，雕刻百工，铲捶万物。吐嗽兴云雨，呼吸下霜露，九域耸其风尘，四海叠其熏灼。靡不望影星奔，藉响川鹜。鸡人始唱，鹤盖成荫，高门旦开，流水接轸。皆愿摩顶至踵，隳胆抽肠。约同要离焚妻子，誓列荆卿湛六族，是曰势交，其流一也。”当有人炙手可热，不可一世时，许多人立即趋之若鹜，阿谀逢迎，赌咒发誓要同生死，共命运，可是一旦那个人倒霉时，原先依附他的那些人马上如同避瘟疫一样躲开，甚至落井下石，这种趋利避害的交友准则已经成为风尚。然而，与士人命运遭际直接相关的，还是危及他们身家性命的战乱和政坛之祸。在中国历史上，士人遭受屠戮与迫害最多的是在汉末与魏晋南北朝长达四百年左右的年代里。当时动荡不休，性命如蚁的社会现实，加剧了士人内心的幻灭感。大抵在战乱动荡的风月中，人生无常的观念最易滋生。由于玄学也无法解消人们的幻灭感，佛教最终走进了人们的心灵世界。汤用彤先生在分析汉末佛教兴盛时说：“当民生涂炭，天下扰乱，佛法诚对治之良药，安心之良术，佛教始盛于汉末，迨亦因此欤？”(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汉末人生无常感的产生，同社会环境的直接刺激有关，大体上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汉末以来大规模战争造成的死亡频繁，人口锐减。东汉末年之后，中国陷入了长期的分裂和战乱。魏晋和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漫长的动乱与黑暗的时代，也是战争最为频繁的年代，不仅有汉族统治集团内部的战争，军阀之间的火并，地方势力对中央王朝的反叛，更有大规模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央地区的大肆焚掠、屠杀，造成白骨遍野，赤地千里的惨象。（二）疫病肆虐导致死亡接踵而至，加深了人们的恐惧。大规模的战争造成“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情景，腐尸在浊热的空气中很容易引起瘟疫流行。穷苦人家由于饮水、居住和医疗条件恶劣，更易染上瘟疫。瘟疫一流行，顷刻之间夺去千家万户生灵的性命。汉末以来连年征战，时疫不断。（三）政坛之祸导致人生祸福无常。动荡纷争的时势，引起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的互相斗争。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朝代亟革，政权迭变的历史时期。由于皇权衰落，士族势力的强大，各种政治斗争异常激烈，许多士族文人也被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旋涡中，惨遭杀身之祸。政治局势的反复无常，人生荣辱的升降代迁，特别是好友的惨遭屠杀，加深了人们内心的恐惧。二、生命觉醒正是由于东汉末年以来，社会动荡、战乱、政祸、时疫不断，不说普通百姓，即使是上层分子，生命也毫无保障。动辄罹祸，危在旦夕的忧患背景，以及由传统价值观念失范（名教危机）所导致的信仰危机，面对这种社会巨变，魏晋士人开始重新检导自我价值，思索人生命运，寻找安身立命的根基。传统的儒家价值观念是把自己完全贡献给宗法社会的社会秩序，仅仅做一名宗法社会的合格角色，以此为人生的全部，亦即为唯一价值。这其实是无个人价值，仅有宗法社会的价值，把个人完全消灭在宗法社会的价值之中，就是个人的价值。而道家把自己完全托付给宇宙大化的自然运行，变为一粒无知无识、无情无欲的尘沙，以赞育宇宙大化的自然秩序。这依然是无个人价值，甚至无人的价值，仅有宇宙自然的价值，把个人乃至整个人类的价值都消灭在宇宙大化的自然运行之中，就是个人乃至整个人类的价值。至魏晋，人们的想法不同了： “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夫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曹丕《典论·论文》） “余以元康六年，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以众贤共送往涧中……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列叙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著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石崇《金谷诗序》）曹丕、石崇所关注的已经不是宗法社会的价值和宇宙自然的价值，而是个体生命的价值，是如何在有限的肉体生命结束之后，精神生命还能借助诗而传于后世。连标榜“宗经”“征圣”，思想比较保守的刘勰，谈自己的《文心雕龙》之撰都说：“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文心雕龙·序志》）也是从个人的生命价值出发的。魏晋士人开始意识到个体的生命存在，解除人生的遮蔽状态，从日常的伦理的与功利的表层生活中解脱出来，产生一种深深的悲剧意识，认识到人的命运充满种种偶然性，却有一个必然的结局，这就是死亡。既然人必有一死，短暂的人生连同它所有稍纵即逝的悲欢离合还有什么意义？当他们直面人生的这一悲剧性方面，而发现理智无能做出解答时，一种悲剧意识便觉醒了。这时，它只有两条出路：或者向宗教寻求解脱，否定有限的人生，并禁绝生命的欲求；或者向艺术寻求安慰，在审美的陶醉中体验有限生命与无限本体融合的境界。一切宗教在本质上都是否定人生的，基督教把人生看做纯粹的罪恶，人生只是赎罪的过程和进入天堂的准备。佛教把生命看做纯粹的苦难，人生的目标竟是彻底摆脱生命而进入灭寂的境界。可是，既然人生遭到根本否定，人生的短促还有什么悲剧性可言？反倒是值得庆幸的事了。所以，宗教其实是对悲剧意识的扼杀，在基督教统治欧洲以后，希腊人的悲剧意识死去了。在佛教风靡中国南北朝以后，魏晋时期萌发的悲剧意识夭折了。另一方面，倘若对人生的悲剧性方面视而不见，或者故意回避，当然也谈不上悲剧意识。中国的儒学就属于这种情况。孔子“不知生，焉知死”，对于生死的问题采取回避的态度，他的哲学实际上是一种伦理学，注重的是个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的伦理秩序，他从来不把人的命运放到永恒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正如他的哲学决无诗意一样，在他那里，艺术（音乐、诗）也决无本体论的意义，而只是道德的工具。真正的悲剧意识既不同于完全出世的虚无主义，又不同于完全入世的功利主义。不妨说，它背靠虚无，却又面对人世，它一方面看到人生的虚无背景，另一方面又眷恋人生，执著于人生，无论如何要肯定人生。正是这种深刻的内心冲突赋予了人的命运以悲剧性质。在魏晋士人身上，最使我们感动的就是与人生的悲剧性息息相通的这种内心冲突。从开一代诗风的汉末古诗十九首，中经建安、正始、元康诸代诗群，直到晋宋大诗人陶渊明，绵绵二三百年间，慷慨悲凉的忧生哀死之叹，悠悠不绝于耳。“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生履薄冰，谁知我心焦。”（阮籍《咏怀诗》）在这种情形下，一个人很容易看破日常伦理关系的无谓，而把眼光从人伦习俗转向人生更深远的前景。儒家思想仅在安定的社会秩序四壁之内才有他的立足之地，现在这四壁颓败了，人生的深邃背景或者说没有背景暴露在人们前面了。王弼注《老子》“以无为本”，把虚无确立为本体，与海德格尔、萨特的虚无本体论一样，何尝不是人类根本价值观念迷离失措的哲学反映？典型的如阮籍的咏怀诗，浸透着生命无常的飘忽感，前途迷茫的惶惑感，以及脱俗无亲的孤独感，“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无已。”“朝为美少年，夕暮成丑老。自非王子晋，谁能常美好？”“岂知穷达士，一死不再生！视彼桃李花，谁能久荧荧？”“开轩韬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逝者岂长生！亦生荆与杞。”“自然有成理，生死道无常。”“人生若朝露，天道竟悠悠。”“晷度有朝回，哀哉人命微。飘若风尘逝，忽若庆云晞。”“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荣名非己宝，声色焉足娱？”（阮籍《咏怀诗》）人生短促，天道悠长，在永恒的背景下，凡世俗看重的一切，妻子、声名、荣名皆如浮云不足恋。可是悲观里有执著，嗟生正出于对生命的热爱。于是仰慕老庄，渴求成仙长生，企望融入自然本体的逍遥境界。然而，正像鲁迅所指出的：“他诗里也说神仙，但他其实是不相信的。”《大人先生传》中写道：“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鲁迅解释说：“他的意思是天地神仙，都是无意义，一切都不要，所以他觉得世上的道理不必争，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虚无，所以他便沉湎于酒了。”（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鲁迅全集》第3卷）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寄托，历来是儒道互补，现在阮籍既不信儒，尽管尤好老庄，很想达观起来，可是达观里有疑惧，其实并不真信生死之说，依然是恋生恨死。安身立命的价值目标出现了空缺，既不能入世务实，又不能真正超脱，于是有了彷徨“失路”之叹：“北行太行道，失路将如何？”“临路望所思，日夕复不来。人情有感慨，荡漾焉可能？”（阮籍《咏怀诗》）既怀忧生之感慨，逍遥无忧的“荡漾”境界是不可能达到的了。那只是“飘飘恍惚中”的一个理想，终究是“悦怿未交接”，只好“感伤”不已。在这些诗句中，我们能深切地感觉到一种失去信仰的悲哀。《晋书》的阮籍传中说他“时率意命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痛苦而反。”正透露出他无路可走，莫知所适的内心悲痛。一己的生命既不可恃，宇宙的大化又不可及，加之与社会世俗的格格不入，便导致了一种无可排遣的孤独心境：“感物怀殷忧，悄悄令心悲。多言焉所告，繁辞将诉谁？”“羁旅无俦匹，俯仰怀哀伤。”“焉见孤翔鸟，翩翩无匹群？”“独坐空堂上，谁可与亲者？”（阮籍《咏怀诗》）在嵇康的诗中，我们同样可以读到类似的忧患（“何意世多艰，虞人来我维。云网塞四区，高罗正参差，奋迅势不便，六翮无所施。”“世路多崄 。”“常恐缨网罗。”）、无常（“人生寿促，天地长久。”“生若浮寄，暂见忽终。”）、孤独（“嗟我征迈，独行踽踽。”“虽有好音，谁与清歌？虽有朱颜，谁与发华？仰诉高云，俯托清波；乘流远遁，抱恨山阿。”“中夜悲兮当谁告，独抆泪兮抱哀戚。”）之叹。不过，与阮籍相比，嵇康的性格似不那么复杂，他还天真地相信神仙和长生，所以没有那么多迷茫之叹。（所引言论见嵇康《幽愤诗》）忧生、迷茫、孤独，给魏晋士人的个性染上了深深的悲剧色彩。当热爱人生的心灵一旦对人生的意义发生了根本的疑问，这颗心灵就失去了安宁，注定要同悲观主义的幽灵进行永世的抗争，漂泊在重新寻求人生意义的前途未卜的路程上。三、审美态度自魏晋时期起，一些人开始按照自己所喜欢的方式待人接物，开始过自己所愿意过的生活。别人说他们“恣情任性”，而他们置若罔闻，我行我素。因而他们的生活显得很洒脱，很有特色，也很有意思了。 “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世说新语·任诞》) “籍邻家处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无与亲，生不相识，往哭，尽哀而去。其达而无检，皆此类也。”（王隐《晋书》见《世说新语·任诞》注） “阮籍嫂尝还家，籍见与别。或讥之（按《礼记·曲礼》‘嫂叔不通问’，故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世说新语·任诞》） “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总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世说新语·任诞》） “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世说新语·任诞》）显然，魏晋士人开始突破传统的伦理的人生态度与功利的人生态度，而伦理意义上的善，无非是以一定社会秩序的眼光来看的功利主义的善，两者是相通的，都比较讲究实际，是很世俗的人生模式。他们“服有常色，貌有常则，言有常度，行有常式。立则磬折，拱则抱鼓，动静有节，趋步商羽，进退周旋，咸有规矩。心若怀冰，战战栗栗；束身修行，日慎一日；择地而行，惟恐遗失。诵周孔之遗训，叹唐虞之道德。唯法是修，唯礼是克。手执圭璧，足履绳墨。行欲为目前检，言欲为无穷则，少称乡闾，长闻邦国。上欲三公，下不失九州牧。故挟金石，垂文组，享尊位，取茅士，扬声名于后世，齐功德于往古。奉事君上，牧养百姓，退营私事，育长妻子。”（阮籍《大人先生传》）他们遵礼守法，循规蹈矩，名利双收，自以为居于“吉宅”，可以“远祸近福，永坚固已”了。然而，自然界变化不已，社会上世事无常，站在这种无限和永恒的立场上来看待人生，意识到人生的短促可悲，这种伦理功利的人生模式并无坚固可言，它是不足取的，对它们也很难接受。正是意识到人生的悲剧性，人生的短促无常，缺乏有意义的世界背景，而走向审美的人生的。他们是以袒露而充盈的情感面对整个世界的，他们也突出地意识到了人皆有情，人不能无情。 “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简服其言，更为之恸！” （《世说新语·伤逝》）我们看这个时期的人的情感是何等丰富啊。 “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 （《世说新语·任诞》） “戴公（戴逵）见林法师（支遁）墓，曰：‘德音未远，而拱木已积，冀神理绵绵，不与俱尽耳。’” （《世说新语·伤逝》） “卫洗马（卫玠）初欲度江，形神惨悴，语左右曰：‘见此茫茫，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所能遣此’。”（《世说新语·言语》） “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所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世说新语·言语》）他们弃绝世俗功利人生，而向往适情逍遥的审美境界：“驱车出门去，意欲远征行。征行安所如？背弃夸与名。夸名不在己，但愿适中情。”“飘飖云日间，邈与世路殊。”“岂若遗世物，登明遂飘飖。”（阮籍《咏怀诗》）这也是嵇康诗中所描绘的境界：“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泰玄。”“流俗难悟，逐物不还，至人远鉴，归之自然。”“岂若翔区外，餐琼漱朝霞。遗物弃鄙累，逍遥游太和。结友集灵岳，弹琴登清歌。”（嵇康《赠兄秀才入军十八首》）魏晋士人心怀人生无常的忧伤，遗落世事，藐视伦理功利，陶醉于酒、诗、音乐和自然之中，这种人生态度不是悲剧－审美的人生态度，又是什么呢？他们所追求的审美极境乃是把飘忽短暂的个体生命与永恒无限的自然本体融为一体的境界，以此来救助人生的悲剧性质，赋予人生以意义。“夫大人者，乃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散聚，不常其形。”“今吾乃飘飖于天地之外，与造化为友，朝餐阳谷，夕饮西海，将变化迁易，与道周始。”“必超世而绝群，遗俗而独往，登乎太始之前，览乎忽漠之初，虑周流于无外，志浩荡而遂舒，飘飖于四运，翻翱翔乎八隅。”（阮籍《清思赋》）“飘飖恍惚，则洞幽贯冥。”（阮籍《达庄论》）这里，“逍遥”就是与作为自然本体的“道”融合的境界。一旦达到了这个境界，便有了“道”的永恒无限，个体生命的短促有限也就不足忧虑了。魏晋士人都耽酒，照理说他们悲人生之短促，希求长生，不该有如此伤身之举。但其更深的原因恐怕还是那“与道周始”的逍遥境界不易达到，于是用酒做了一种替代。刘伶的《酒德颂》对此作了很好的说明：“先生于是方捧罂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麴籍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怳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若江海之载浮萍。”正因为意识到了自然本体的永恒与个体生命的短促之间的悲剧性对照，明白个体生命达到永恒之不可能，才提出了个体与自然本体相融合的理想，而这理想也只是一个不能真正实现的幻想。于是只好靠了酒的力量，麻痹视听，隔绝世俗，把自己送进一个物我两冥的幻觉世界。只有在这个幻觉世界里，融合的理想才仿佛得到了实现。当然，这种实现也只是幻觉而已。魏晋士人的耽酒表明他们也只能通过实际的醉来寻求理论上的逍遥境界，用情感的放纵取代意志的淡泊无为，用生命密度的增大代替生命长度的伸展。虚静无为的逍遥境界终于还是要归之于纵情昂奋的醉的境界。与自然本体的融合，关键在于忘我，而这忘我是不能通过静默的修养功夫，而只能通过情绪的陶醉达到的。魏晋士人尽管明知审美的人生只是一种主观的幻觉，除了这审美的人生之外，他们别无选择，他们的孤高性格不许可他们和俗人一起去度一种世俗的人生。而更重要的原因是悲剧意识的支配，受人生之谜的折磨，不能忍受人生仅仅是宇宙中稍纵即逝的偶然，“倘若人不是诗人、解谜者和偶然的拯救者，我如何能忍受做一个人！”（《尼采全集》第六卷）沉入审美的醉境，追求与自然本体融合的幻觉，实出于自我拯救的必要。醉诚然是主观的幻觉，可是倘若连这幻觉也没有，这些敏感的生灵如何还能活下去呢？不管魏晋士人对于审美的人生的追求包含着多少幻灭的苦恼，这种追求本身却具有真实的悲剧性审美意义。对人生悲观而依然执著，怀疑而愈加追求，大胆否定一切传统价值而向往超越的审美境界，也许这就是魏晋风度的魅力之所在。 主要参考书目： [1]袁济喜《六朝美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成复旺《中国古代的人学和美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潘知常《诗与思的对话》 上海三联书店 [4]张世英《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 人民出版社 [5]刘小枫《拯救与逍遥》《走向十字架上的真》 上海三联书店 [6]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7]李泽厚《美学三书》《中国美学史》 安徽文艺出版社 [8]叶 朗《中国美学史大纲》《现代美学体系》 北京大学出版社 [9]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魏晋玄学论稿》 北京大学出版社 [10]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 [11]许抗生《魏晋玄学史》 陕西人民出版社 [12]孔 繁《魏晋玄谈》 辽宁教育出版社 [13]宗白华《美学散步》《艺境》 北京大学出版社 [14]饶芃子《中西比较文艺学原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5]王运熙、黄霖《原人论》 复旦大学出版社 [16]葛兆光《中国思想史》 复旦大学出版社 [17]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
儒道纷争借助向秀、郭象等人在理论上的贡献基本平息。但与儒道纷争几乎同时发生的另一股学术思潮即儒佛纷争也是对儒学发展的一次重大考验。儒道纷争所要解决的是正统儒学与本土异端思想的冲突与融合，而儒佛纷争则是中华本土文化第一次面对域外文化的挑战而不得不作出的回应。因此，儒佛纷争在儒学发展史上的意义至关重大，儒学如不能有效地回应域外佛教文明的挑战，便无法继续存在和发展，当然更不会有后来的宋明理学，不会有儒学的再生与辉煌。佛教传入中土的确切时间今已不可确考。但大体说来至少在东汉时期中土士人已知道佛教的存在，并模糊地感觉到儒佛之间的差别，朦胧地预感到儒佛之间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据袁宏《后汉纪》："浮屠者，佛也，西域天竺有佛道焉。佛者，汉言觉。其教以修慈心为主，不杀生，专务清静。其精者号沙门。沙门者，汉言息心也。盖息意去欲，而欲归于无为也。又以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所行善恶，皆有报应，所贵行善修道，以炼精神而不已，以至为而得为佛也。"显而易见，在佛教传入中上的早期阶段，在士人的心目中，极易将这种域外文明视为与本土文化的思想异端即道家之学相类似。佛教传入中国不久，便必然与儒学思想发生冲突，而与道家思想合流。 儒佛之间的冲突在东汉时期还只局限在一些形式末节问题上，真正从理论层面进行交锋还是在魏晋及其之后。通观汉末魏初出现的牟子《理惑论》，儒佛之间在此时的冲突主要是儒佛同异、本末等问题。牟子认为儒佛相合而不相乖�"书不必孔丘之言，药不必扁鹊之方，合义者从，愈病者良"，其用意似乎是以佛补儒，借用佛家的道理以济儒学之穷。《高僧传·康僧会传》所载三国时僧人康僧会与东吴之主孙皓的一段对话，大体可说明当时人心目中的儒佛关系。皓问曰："佛教所明，善恶报应，何者是耶？会对曰："夫明主以孝慈训世，则赤乌翔而老人见；仁德育物，则醴泉涌而嘉苗出。 善既有端，恶亦如之。故为恶于隐，鬼得而诛之，为恶于显，人得而诛之。《易》称：‘积善余庆。’《诗》咏：‘求福不回。’虽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 皓曰：“若然，则周、孔已明，何用佛教？”会曰："周、孔所言，略示近迹，至于释教，则备极幽微。故行恶则有地狱长苦，修善则有天宫永乐。举兹以明劝阻，不亦大哉。"白此不难看出，康僧会一方面论证儒佛为一，二者在根本理念上并不冲突，另一方面则论证佛教的理论备极幽微，比儒学的理论更高一筹。这样一来，便极易引起儒佛之间的冲突。 从孙暗的观点看，儒家伦理既然与佛教义理并不存在根本的冲突，那么有什么理由舍弃儒教而专用佛教?康僧会虽然以佛教义理各极幽微加以解释，但由此并不能减轻素有"内诸夏而外夷狄? 思想传统的儒家十人的困惑以及他们对佛教义理的本能排斥。佛教之徒如果不能有效地回应这种责难，那么儒佛为一说便根本不能成立。对此，牟子《理惑论》曾以设间的形式明确触及这一问题。 问日："孔子日：‘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仁也。’孟子讥陈相更学许行之术，日：‘吾闻用夏变夷，未闻用夷变夏者也。’吾子弱冠学尧舜周孔之道，而今含之，更学夷狄之木，不已惑乎严牟子对此回答说："此吾未解大道时之余语耳。若子，可谓见礼制之华，而暗道德之实，窥炬烛之明，未睹天庭之日也。孔子所言，矫世法矣；孟坷所云，疾专一耳。昔孔子欲居龙夷，日：‘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及仲尼不容于鲁卫，孟柯不用于齐梁，岂复仕于夷狄乎?禹比西羌而圣哲，瞽瞍生舜而顽器，由余产狄国而霸秦，管蔡自阿洛而流言。传曰：‘北辰之星，在天之中，在人之北。’以此观之，汉地未必为天中也。佛经所说，上下周极，含血之类物，皆属佛焉。是以吾复尊而学之，何为当舍?尧舜周孔之道，金玉不相伤，精瑚不相妨。谓人为惑，时自感乎严确实，从文化交流的观点看，如果继续以夷夏之辩的立场看待佛教文明，当然是一种心胸较为偏狭�"自感"。 然而问题在于，佛教的传入以及在魏晋时期的流行，这一阶段毕竟不是儒学的黄金时代。恰恰相反，儒学当此时除了陷入玄学化的危机外，其自身也面临着深刻性的信仰危机。因此，儒佛之间的冲突并不仅仅是夷夏之辩问题，而是佛道合流共同推进了儒学的玄学化过程。《高僧传·支遁传》载："遁尝在白马寺与刘系之等谈《庄子·逍遥篇》云：‘各适性以为逍遥’。遁曰：‘不然，夫桀、跖以残害为性，若适性为得者，彼亦逍遥矣。’于是退而注《逍遥篇》。群儒旧学，莫不叹服。”那么他们叹服的究竟是什么呢?请看《世说新语·文学篇》注云："支氏《逍遥论》曰：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庄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鹏晏鸟，鹏以营生之路旷，故失适于体外；以在近而笑远，有矜伐于心内。至人乘天正而高兴，游无穷于放浪；物物而不物于物，则遥然不我得；玄感不为，不疾而速，则逍然靡不适。此所以为逍遥也。若夫有欲，当其所足，足于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犹饥者一饱，渴者一盈，岂忘丞尝于糗粮，绝觞爵于是醪醴哉?苟非至足，岂所以逍遥乎? 此向、郭之注所未尽。"按向秀、郭象的解释："夫鹏之上九万尺，之起榆枋，大小虽差，务任其性，苟当其分，逍遥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资有待，得其所待，然后逍遥耳。唯圣人与物买而循大变为能无待而常通，岂独自通而已。又从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则同于大通矣�"显而易见，支遁的解释之所以令众懦叹服，主要在于他纠正了向、郭"从有待者不失其所待"的偏颇，而直认庄周以"至虚之心"全然超脱了现实的物质世界，而不是依顺于现实世界。这样一来，佛家义理便与道家思想若合符节，从而对儒学的玄学化起到进一步的推进作用。故而孙绰《道贤论》以为"支遁、向秀雅尚庄、老。二子异时，风好玄同矣。" 佛道合流推动了儒学玄学化的过程，然而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激起一些人对佛教的公开反对。尤其是佛教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神不火等思想，越来越被下层民众所接受，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与儒学在争夺信仰群，儒家学说的命运与前途岌岌可危。为此，孙盛在《与罗君章书》中写道�"今以万物化为异形者，不可胜数，应理不失，但隐显有年载。然今万化犹应多少?…"吾谓形既粉散，知亦如之；纷错混淆，化为异物、他物，各失其旧，非复昔日。此有情者所以悲叹。若然，则足下未可孤以自慰也。"孙盛对佛教生死轮回说的批判，实开南朝神灭与神不灭论争之先河。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我国，经魏晋至隋唐始臻极盛。由于佛教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文化结构与中国不同，要在中国立足，必须经过一定的改造和更新，这就是佛教的中国化问题。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魏晋时期，佛学依附于玄学，经南北朝才独立发展，到隋唐才完成了中国化。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仍有讨论的余地。 佛教传入中国，必不可免地与中国固有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相抵触，其中主要是儒家思想及其变种。从秦始皇“以吏为师”确立法家的地位，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两汉经学的兴衰，到魏晋玄学的流行，其间经隋唐佛学，到宋明理学，明显地呈现出一种运动变化的系列。隋唐之际佛教独步青云，也不是偶然的，只是这运动中的一环。只有这样考虑才能完整说明佛教中国化问题。 一、从兴佛与毁佛看佛教中国化 佛教是否中国化，关键就是看它是否适应中国封建社会发生发展的状况。佛教的兴起，首先是统治阶级提倡的结果，然而佛教的发展，又和统治阶级构成矛盾，因而时常遭到禁断。 中国封建社会的矛盾一直很尖锐，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经常迫使人民群众铤而走险。统治阶级就是利用劳动人民绝望的心理，向人民推销精神毒品。东晋时期大臣庚亮认为佛教“殊俗参治，怪诞杂化”，用晋成帝的名义发布诏旨，限制佛教。大臣何充说：“有佛无佛，固是非臣等所能定也。然寻其遗文，钻其要旨，五戒之禁，实助王化！贱昭昭之名行，贵溟溟之潜操，行德在于忘身，抱一心之清妙，……弊无妖妄，神道经久，未有其比也。”〔1〕这位大臣连佛到底有没有， 都断定不下来，却要鼓吹佛教，原因就是佛教禁断人们的欲念，不准百姓有生存的想法，忘却自身，为统治阶级服务，因而可以从思想上控制人民，有利于封建统治。这就是为什么统治阶级要极力提倡佛教。 东晋和南朝的大部分皇帝，都是提倡佛教的，到梁武帝萧衍时达到了顶点。萧衍总结了政权动荡的原因后说：“建国君民，立教为首”，寻找适合其利益的意识形态。萧衍一面大力提倡儒家以维护纲纪，一面又著书立说，宣扬佛教。据《梁书·本纪》记载，萧衍“笃信佛教，制《涅pán盘》、《大品》、《三慧》诸经，累数百卷，所览余闲，即于重云殿及同泰寺讲学，名僧硕学，四部听众，常万余人。”主持编修了五千多卷译注经。萧衍还三次舍身同泰寺，由群臣用重金赎回，把佛教抬到了与孔子同样的高度。这种舍身行动，还有沈约等世家参加，形成一股逆流。 经过统治阶级的极力提倡，南朝佛教空前兴盛起来。桓云说：“京师竟其奢淫，荣观纷于朝市，天府为之倾，名器为之秽黩。避役钟于白黑，乃至一县数千，猥成屯落。”〔2〕一县有数千之众， 这还只是在东晋，萧衍时期，国家财力确到了“天府为之倾”的境地，一次赎身，就达一亿！ 寺院经济的强大，削弱了封建国家控制的人口和土地，不利于封建统治，造成国库财富空虚。封建国家也多次禁断佛教，限制其无限制发展，其中以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周世宗三次规模最大。 太武帝崇信道教，听了大臣崔浩的意见，严厉灭佛。“后魏时，太武帝四征长安，以沙门多违佛律，群聚秽乱，乃诏有司，尽坑杀之，焚破佛像，长安僧徒，一时殊灭。自余征镇，豫闻诏书，之匿得免者十一二。”〔3〕这次打击，佛教损失惨重，只是由于达官贵人们的包庇，僧侣才没被杀光。但结果怎样呢？除了太武帝以外，北魏诸帝都是信佛的，到了他儿子手上，又开始恢复佛教的势力。太武帝时，平城仅有寺院约百所，四方6478所，僧尼共计77258人，势力并不很大。 半个世纪以后，宣武帝时，北魏就有寺院13727所，翻了一番。魏末， 洛阳一地就有寺一千余所，全国三万余年，共有僧尼达二百万人。〔4 〕而当时整个人口不足二千万。太武帝灭佛本身和寺院经济的庞大力量，恰好说明了佛教在北魏的巨大势力。 魏末到东魏和西魏，经过战乱，佛教的势力虽然受到打击，但动乱从另一方面又加强了佛教的扩张。北周武帝在继续进行了一系列巩固封建国家的改革中，宣布再次禁断佛教，这次解放了三百万人。 以上两次灭佛事件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太武帝以后佛教势力猛增，超过了原来几倍。周武帝灭佛以后，杨坚称帝的第一年，就“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洛州等大都邑，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糜，民间佛经，多于六经百十倍。”〔5〕试想， 佛教不适合中国的情况，保持印度的面目，怎么会以连绵不断的声势，不断高涨地存在数百年，并且历经统治阶级大规模的禁毁命令而不绝？这就说明了佛教反映了善良群众的痛苦愿望，在魏晋以后中国化了。 唐朝以后，佛教实际上成了为统治阶级制造理论根据的工具，介乎儒家之上。唐太宗本人并不懂多少佛经，却说“佛道玄妙，圣迹可师”，〔6〕僧侣从太宗开始享受的殊礼，如步迎玄奘，武后与神秀同辇。更是当时的“大儒”仰而不可及的。 唐武宗迷信道教，在宫中筑九天坛亲受道士赵归真符篆，在道士刘云靖等人的鼓动下，下诏“朕闻三代以前，未尝言佛，汉魏之后，佛教寝兴。是由季时，传此异俗”〔7〕为理由禁断佛教， 僧尼还俗二十六万五千人，收田数千万顷。这是封建国家对佛教的胜利。 唐中叶以后，社会动荡不安，禅宗发展起来。后周世宗时，为了加强国家财富和人口，以“节俭”为名，限制佛教的发展。世宗灭毁，是几次大规模灭佛运动中最宽裕的一次，保留了皇家赐匾的一万多所寺院，然而世宗灭佛的成就，却出乎意料的大。宋代建国以后，太祖太宗极力提倡佛教，编修整理佛教的经典，禅宗却不如唐时期能在官方意识形态中占主导的一席，僧侣数量尽管很大，却不过三十万人。佛教从此一蹶，不再复振。若按禅宗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适应中国情况的观点来看，在经济基础没有任何改变的宋代，中国化的禅宗怎么会让位于后起的理学呢？从这里，我们可以反证出隋唐佛教的中国化并不存在。 佛教的传入和佛经的大量翻译，在当时引起了震动，其震动所波及的文化领域（思想、政治、经济、文学、绘画、建筑、音乐、风俗等）和阶层（从帝王到平民）极其广泛。仅从佛寺的修建情况，就可以看出佛教影响之大。今存的古寺名刹中有许多是建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如甘露寺、灵隐寺、云冈石窟、少林寺、寒山寺等等。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八万二千七百馀人；仅建康（今南京）一地就有大寺七百馀座。北魏末，寺院约三万馀座，僧尼约二百馀万人（见唐法琳《辩证论》卷三、唐道世《法苑珠林》卷一二○）。北齐一朝，在僧官管辖下的僧尼就有二百多万人，寺院四万馀座（见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八《法上传》）。这么多的古寺名刹、石窟摩崖，充分证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盛况。再从佛教与政治的关系方面来看，南朝历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尤其笃信，曾四次舍身入寺。东晋名僧慧远与许多权要都有来往。北朝虽然有禁佛事件，但总的看来历代帝王还是扶植佛教的。由此可以看出，佛教已经为魏晋南北朝文学营造了一种新的文化氛围和文化土壤。 文人与佛教的密切关系也值得注意。相传曹植曾为月氏人支谦详定所译《太子瑞应本起经》。又游东阿鱼山，忽闻岩岫里有诵经声，清通深亮，即效而则之。“今之梵唱，皆植依拟所造”，世称鱼山梵呗（《异苑》卷五）。谢安“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晋书·谢安传》）。支遁（字道林）也是一位诗人，今存诗18首。他与许询、孙绰、王羲之等都有交往。慧远在庐山与谢灵运、刘遗民、宗炳等许多文人有很深的交往。谢灵运是一位笃信佛教并懂梵文的文学家，他受竺道生影响著《辨宗论》，应慧远之请撰《佛影铭》，又撰《慧远法师诔》、《昙隆法师诔》、《维摩诘经中十譬赞》。（梁）慧皎《高僧传》卷七《慧睿传》载：“陈郡谢灵运笃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达解，乃咨睿以经中诸字并众音异旨，于是著《十四音训叙》，条列梵汉，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据焉。”《十四音训叙》是他参加佛经的“改治”，向慧睿请教后所撰。张野也是“学兼华梵”（《莲社高贤传·张野传》）。齐竟陵王萧子良于齐武帝永明五年（487）在建康召集文士、名僧讨论佛儒，吟诗作文，并造经呗新声。这件事对沈约等人开创永明体诗歌无疑起了催化的作用，而沈约本人也是笃信佛教、精通内典的。著名的文学理论论著作《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曾“依沙门僧佑，与之居处，积十馀年”（《梁书·刘勰传》）。编撰《玉台新咏》的徐陵与智者大师交往密切。江总曾从法则受菩萨戒，后又曾栖止龙华寺。杨炫之所撰《洛阳伽蓝记》记述北魏洛阳佛寺，是这个时期重要的散文作品。 关于佛教对文学的影响，还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考察： 一、想象世界的丰富。佛教传入以前中国传统的思想中只有今生此世，既无前世也无来世，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庄子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庄子·大宗师》）佛教带来了三世（前世、今世、来世）的观念，因果、轮回的观念，以及三界、五道的观念。这样就把思维的时间和空间都扩大了，随之而来的就是人的想象世界也扩大了。人活着不但要考虑今世，还要考虑前世尤其是来世，今世的善恶是因，种下了来世的幸与不幸是果。用因果报应的观念解释人世间的许多现象，遂有了《幽明录》（刘义庆）、《冥祥记》（王琰）、《冤魂志》（颜之推）等笔记小说。维摩与观音的形象在这时建立起来，并对后代的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很值得注意。 二、故事性的加强。佛经中记载的大量故事，随着佛经的翻译传入中国，并且流传到民间，加强了中国文学的故事性。有的故事是直接来自佛经的，在这时的小说里改写为中国本土的故事，如（梁）吴均《续齐谐记》里所记“鹅笼书生”的故事。有的是印证佛教思想的中国本土产生的故事，如上述《幽明录》等书中大量的记载。南北朝时期，记载因果报应之类故事的小说大量出现，显然与佛教有关。唐代的俗讲与变文，导致了中国白话小说的产生，则更证明了佛教的深远影响。 三、反切的产生和四声的发现。关于反切产生的年代历不有不同的说法，以颜之推所谓汉末说最为可信：“孙叔言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颜氏家训·音辞》）这正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的事。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梵语的拼音法启发人们去分析汉语的声音结构，分析出汉语的声母和韵母，于是产生了反切。而反切欲求准确，就自然会发展到对汉字声调的注意。四声的发现，据文献记载，始自南朝宋代的周颙。但北齐李季节在《音韵决疑序》中已经说到：“平上去入，出行闾里，沈约取以和声之，律吕相和。”则似乎在此前民间已有四声之辨了。陈寅恪《四声三问》认为四声的发现与佛经的转读有关，虽然有学者质疑，其细节是否确切尚待进一步考证，但从大的文化背景看来，这两件事情还是有一定联系的。 四、词汇的扩大。随着佛经的大量翻译，反映佛教概念的词语，也大量进入汉语，使汉语词汇丰富起来。其中有的是用原有的汉字翻译佛教的概念，使之具有了新的意义，如“因缘”、“境界”等。有的是外来语的音译词，如“佛陀”、“菩萨”、“沙门”、“菩提”等。 五、文学观念的多样化。魏晋南北朝本是文学观念脱离儒家强调的政教中心说，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这与玄学有很大关系，而佛教中关于真与空的观念，关于心性的观念，关于境界的观念，关于象和象外的观念，以及关于形神的讨论，也丰富了文学观念。 谈一点自己的理解和想法，有不合理之处，请老师和同学们帮助指正。 自然的发现这一讲骆老师讲得很深刻，自然的含义也许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对于魏晋士人，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句“越名教而任自然”，这应该可以说准确地概括了魏晋士人的风骨和性情。曾经读过余秋雨的一篇散文《遥远的绝响》，专门写了嵇康等人，我个人感觉还是不错的。其中我很赞同他说一提到魏晋，总离不开一个“风”字，风流、风采、风骨在魏晋士人的身上展露无遗，似乎已经是那个时代、那群人的专利。我所理解的魏晋之风，可以说是那时的士人性情如风，他们随心任性、不拘于物、不合于俗，是一种完全自由洒脱的生活状态。我想这一点与“自然”应该是相通的。 骆老师讲到东汉后期开始人们对生死有一种强烈的焦虑，这时他们期望重新建立一种崇高、永恒的精神世界。谈到对生死的焦虑，使我想到了士人与佛教的关系，南怀瑾在著作中曾提到中国文人与禅宗之间的密切联系。古代文人不乏有虔诚信佛、以禅宗的精神来自我解脱，离俗遁世、放浪山水之间者。他们除了苦于政治黑暗、仕途多舛的原因外，也有对于生死的思考。正是因为人生短暂，许多士人接受了禅宗，看透生死，也算是一种人生的超脱。他们的任情任性和魏晋士人不无共同之处，都是追求自然和真我。然而一个问题是魏晋的士人似乎并未投向佛教，佛教自西汉末传入中国，到魏晋时大为兴盛，但似乎并没怎么提到如“竹林七贤”等人与佛教的具体关系。骆老师也讲道，生命是短暂的，所以人天生有一种宗教倾向，但我觉得魏晋士人身上体现的不是浓厚的宗教气息，也不是什么信仰，而就是一种纯粹的人的性格，似乎他们天生就是这样另类的。他们对于人生价值的追求、他们的任情任性完全是自己生命的本能，而不是靠着外物的支持。大概中国古代两千多年，人们唯有对魏晋的士人推崇备至，也是因为他们不但在那个时代，甚至在整个封建历史中都是特立独行，卓然不群的人，他们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后世的文人尽管也有品行高洁、超尘脱俗的，但都未能像魏晋的士人那样做到极致。 自然是一个广而深的概念，魏晋士人既关注了大自然这个客观的存在，也更加重视个人的自然，即自我本性的流露。他们就是要活得潇洒、坦荡、自由、有尊严，即便是死也不屈服，这样一种风姿和傲骨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令人赞叹和敬仰的。谈到魏晋之风、谈到“竹林七贤”、谈到嵇康的《广陵散》，人们总有一种向往和怅惘，是因为那种风骨的远去，因为我们无法拥有。也许那个时代士人的生活依旧有无法改变的压抑和悲哀，但我们还是想说：那样的人生真痛快！魏晋是士人的天堂。文士“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于纵酒昏酣，扪虱清谈之际，将争夺文化领袖地位的儒释道之间纠缠不清的矛盾逐一化解，结果儒释道融通为一，皆大欢喜。形成鼎足而立，互融互补的中国特色传统文化。魏晋士人取得这一丰硕成果的最大突破在于敢于突围经典，打破“循经守数”的桎梏。汉代之前，凡重要著作皆称为“经”，譬如四书五经，道德经。今人为之经典。纵然有人敢僭越妄言，也只能以“论”自居，不像现在百家讲坛这样群魔乱舞，没有规矩。《文心雕龙·论说》：“述经叙理曰论。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隧”。到了魏晋，士人追求生命的愉悦，放任自流，向一切体面的东西挑战，对经书更是“博士家法，遂成废弃”，“得其意而言”，于是就有了王肃敢伪证经书，杜预敢曲解《左传》，王弼以老庄注《易》，何晏、皇侃以玄虚说《论语》。经学之尊严，受清谈之洗礼，有了平和的心态与融合之可能。儒道之争无非是名教与自然之争。也就是社会规范与人的本性的关系问题。儒家强调制名（礼）教以规范人性，道家则主张顺自然而因物性。儒家名教理论沿习至汉末，流弊丛生，是某些诈伪狡黠之徒沽名钓誉、欺世盗名的工具，道家，尤其是庄子学派，认为个体的人高于社会的人。他们主张顺自然而因物性，也就是说应当由着个人的自然本性自由发展，社会礼法制度和规范的出现，恰好证明了人类自然本性的不断自我丧失。道家的自然理论，在重视个人性格和意志方面有其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但过分夸大个人意志与社会规范之间的矛盾对立，想把个人从社会中脱离出来，则又显然走向了另一个片面。魏晋士人洒脱的人生态度，注定他们崇尚老庄，肯定人的自然本性的根本性和合理性，但亦不排斥名教的规范作用，主张以自然为本，名教为末（用），强调以本统末，以用显本，本不离末，用不异本，努力调和自然本性与名教规范之间的矛盾，使之协调统一，将道与儒作为人的内心与社会的两个层面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地保留下来，或许这也是中国人两面性的一个根源。魏晋士人创造奇迹的另一重要手段是“忘象（言）得意”的认知理论。 佛教初期的传入，在翻译中过分讲求文辞，而忽略其思想意义很难为人所理解与接受。魏晋士人的洒脱精神反对支离烦琐的解释方法，强调在论证问题时应注意把握义理，反对执著言、象。提出“得意忘言”、“寄言出意”的方法，极大地影响了佛典的翻译方法。正如东晋名僧道生所说的：“夫象以尽意，得意则象忘。言以诠理，入理则言息。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此外，东晋名僧僧肇，深通老庄和玄学，他的著作《肇论》，借老庄玄学的词语、风格来论说般若性空中观思想。在使用中国传统名词和文辞来表达佛教理论方面，达到了相当高妙的境地，深契忘言得意之旨。所以说，玄学对于佛教的影响是很深的，它在连接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方面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在中国儒、道、玄思想的影响下，原印度佛教的许多特性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诸如，印度佛教杂多而烦琐的名相分析，逐渐为简约和忘言得意的传统思维方式所取代；印度佛教强调苦行累修的解脱方法，则转变为以智解顿悟为主的解脱方法；印度佛教的出世精神，更多地为世出世不二，乃至积极的入世精神所取代，等等。而在理论上则更是广泛地吸收了儒家的心性、中庸，道家的自然无为，甚至阴阳五行等各种思想学说，成为整个中国文化中可以与儒、道鼎足而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魏晋世风喜欢谈天说地，同时重视交流，也是使儒释道融合的一个重要契机。 在魏晋士人的学术争鸣中，口头清谈与文章争论是主要的途径与形式。士人们为显示自己的才能，以在清谈中一占上风，自成流派，故而争相博览群书，自发奇思，触发了许多新的观点。有了新观点的人，就会与人“探玄理微”，“引饰妙词”，“至暮忘餐，理竟不定”。有的人不善于“以口舌御人”，就转而将自己的思想付诸笔端，与对手打笔战。这种激烈又睿智的思辨行为，不仅精细地阐述了儒释道的精义，而且在相互的交流中，使得各种看法融会贯通，形成魏晋士人复杂的人格精神。如南齐的张融，遗命在他死后入葬时，应左手执《孝经》(儒家)、《老子》(道家)，右手执《小品(方)》(医家)、《法华经》(佛家)；而陶弘景也遗命死后当用道士和僧徒的士俑殉葬，可谓是“儒冠僧服道人鞋”。可见，当时儒释道已经在他们身上得到完美的融合。有复制的，也有自己写的~望楼主笑纳
《中学生物教学》、《中学生物教学参考》、《生物学通报》等，微生物方面有《微生物学报》
贺绿汀（1903-1999），原名贺楷，当代著名音乐家、教育家,湖南邵阳人。1931年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早年参加湖南农民运动和广州起义。先后任武昌艺术专科学校教员，明星影片公司音乐科科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队音乐教员、延安中央管弦乐团团长、华北文工团团长。半个世纪以来，贺绿汀共创作了三部大合唱、二十四首合唱、近百首歌曲、六首钢琴曲、六首管弦乐曲、十多部电影音乐以及一些秧歌剧音乐和器乐独奏曲，并著有《贺绿汀音乐论文选集》。1999年4月27日在上海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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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艺术歌曲从诞生之日起就是文学与音乐、人声与器乐的珠联璧合。它以高雅的艺术品位、完美的艺术表现，深受广大音乐爱好者的喜爱。本文拟从中外艺术歌曲的风格特点和演唱特点进行比较研究，以引导歌者更好地演唱、表现艺术歌曲。
关键词： 艺术歌曲 风格特点 演唱特点 艺术表现
艺术歌曲是一种文学性、专业性和抒情性相结合的音乐体裁，起源于19世纪的德国和奥地利。作为一种声乐体裁，它以特定的表现手段和相应的形式结构，以及浓郁的抒情魅力，成为世界声乐艺术中十分杰出的艺术形态。艺术歌曲以独唱居多，表现内容较为广泛。它是指由诗歌与音乐精密结合的一种歌曲，是一种专业性、室内性、抒情性相统一的音乐体裁，它是由诗、声乐、旋律，相对独立的器乐(钢琴)构成的统一的有机整体，是文学与音乐，人声与器乐高度融合的艺术形式。
一、外国艺术歌曲的风格特点：
艺术歌曲是音乐史上一种特定的体裁。在德国，由舒伯特、舒曼、勃拉姆等作曲家创作的歌曲被称为Lied;在法国艺术歌曲，与之同类的歌曲被称为Melodie;流传到中国，我们将它译为“艺术歌曲”。它原本的意思是“这种微妙的艺术用不同于歌剧的策略，令人领会到歌词中戏剧性的内容”。还有与Lied一词相近的Kunstlied，它的意思则是“不同于民歌的歌曲”。曲此我们可以知道，区别于歌剧和民歌的这种歌曲形式——艺术歌曲，具体说来是指音乐与诗歌的完美结合。
艺术歌曲在德国，代表作曲家是舒柏特，他所作的艺术歌曲有600余首，采用歌德、席勒、海涅、米勒等人的诗为歌词。他的艺术歌曲曲调优美，意境深邃，《野玫瑰》、《春天的信念》、《魔王》等已成为流传世界的名曲。沃尔夫的200多首艺术歌曲，曲调刻意表达德语声调的特点，与歌词紧密结合，钢琴伴奏富交响性。此外，舒曼、勃拉姆斯、施特劳斯等人也作有不少艺术歌曲。艺术歌曲在法国称为chanson，代表作曲家有迪帕克、福雷、德彪西等。法国艺术歌曲比较精致纤柔。德彪西的歌曲多根据波德莱尔、魏尔兰等人的诗歌谱成，具有印象派的特征。艺术歌曲在俄罗斯称为романс，格林卡是此种体裁的第一个经典作曲家。随后的代表人物有柴科夫斯基、穆索尔斯基、拉赫玛尼诺夫等。俄罗斯艺术歌曲的特点注重心理刻划。
二、我国艺术歌曲的`风格特点：
我国艺术歌曲的启蒙深受欧洲艺术歌曲的影响，它的发展经历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大约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为这时期中国借鉴外来音乐文化与本民族文化的结合，开辟了广阔的天地。第二个时期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随着西方作曲技法与中国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很好结合，艺术歌曲的创作日趋成熟。至本世纪40年代，在借鉴欧洲艺术歌曲的基础上形成了独具民族风格的早期中国艺术歌曲的高峰。如：赵元任的《教我如何不想他》、黄自的《思乡》、青主的《我住长江头》、贺绿汀的《嘉陵江上》都是非常优秀的艺术歌曲。
这些艺术歌曲具有共同的基本特征：第一：许多艺术歌曲采用古诗词谱曲，就像一幅美丽的水墨画，清雅秀丽，幽若兰香，注重抒发内心情感，重视自传性和心理动态的表现。好似人生写照或是某种情怀的倾诉、慨叹，用词精炼，引人入胜，具有“借抒怀以古喻今，以回归探求现实”的特点。还有采用现代诗词谱写的艺术歌曲，如黄自的《思乡》(韦瀚章词)，是抒情艺术歌曲的代表之作。有情有景，情景交融，好像一幅色彩鲜明的水彩画。第二：艺术歌曲把诗歌与音乐完美的构成了一个艺术整体，达到“诗中有歌，歌中有诗”的境界。这也是艺术歌曲的主要特征之一。
我们在朗诵诗歌时，能感受到诗歌之美。也能感受到诗歌在朗诵当中语调的变化与停顿以及情绪的起伏。那么给诗歌谱上曲，它语调的抑扬顿挫和情绪的变化起伏，尤其是诗歌意境的表达更是贴切。如黄自的《花非花》(唐·白居易)。这首歌曲采用四句体结构，歌曲在语调和情绪的变化与诗词的语调、情绪变化非常吻合，在词曲结合中很好的采用依字创腔，唱歌犹如在吟诵，使人对诗词所描绘的朦胧的景象的遐想的空间更为广阔，给人以无限的柔美感。第三：要求演唱者(包括演奏)严格的遵从曲谱上的要求来诠释作品。
最大限度的、细腻的、发自内心的用音乐来描绘诗歌音乐所创造的意境。这也是艺术歌曲的特征之一。在演唱上更讲究“精雕细琢”，要求演唱者要具有较好的文学底蕴和丰富的音乐想象力，并且必须严格遵守曲谱的要求，不可对音乐或歌词做任何的改动否则会破坏歌曲的整体性和完整性以及意境。第四：钢琴伴奏在音乐的总体结构中居于重要地位。
在气氛渲染，意境烘托的手法下，演奏者在演奏过程中运用色彩的变化，速度的急缓，音的延长与停顿，更深层地对歌词的内涵作进一步地挖掘，为演唱者创造出特定意境，从而加深了艺术感然力，与声乐旋律一起完成对音乐形象的塑造。因此，在艺术歌曲中以“钢琴伴奏”一词来定义不太确切，准确的说钢琴和诗词、旋律一样在艺术歌曲中占据着同等重要的地位，它能够用来表现旋律不能表现的东西，是艺术歌曲不可或缺的部分。
三、中外艺术歌曲演唱风格的把握：
作品的风格或者说音乐的风格掌握得好与坏，演唱的效果是大不一样的。我们常常听一些独唱音乐会的演出，有的人声音相当漂亮，发声技巧也很高超，但整台音乐会从中国民歌唱到欧洲的古典艺术歌曲，听起来声音上也好，力度上也好，韵味上也好，总是一个样，一个味，让人听了过耳即忘，缺少心灵的共鸣和艺术的回味，更有甚者太缺少艺术修养和文化修养，把各种风格的歌曲混淆在一起，使之南腔北调，南辕北辙，与原作差距甚远。造成这些现象的理由主要是歌唱者没有很好地在歌唱前对作品的时代风格、民族风格、地区风格、个人风格等进行细致的分析和了解，没有能恰如其分地用自己的歌唱技巧来表达作品的风格
因此歌唱者要准确地表现作品的内涵还必须事先研究作品的风格(也就是演唱风格)。当然与其它姐妹艺术相比，音乐的风格具有更多的抽象性。音乐是无形的时间艺术，而绘画、雕塑、建筑等都是有形的空间艺术，因而他们的风格往往比音乐更容易一目了然。一个歌唱者文学修养的深浅，会直接影响他对作品的理解和风格的把握，因为风格的形成，主要就是建立在最深刻的认识基础上的。成熟的歌唱家是能把作曲家的创作意图和作品的风格特点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能把音乐的全部涵义，让听众“一耳了然”的。
比如演唱勃拉姆斯的作品，他的作品重视和反映德奥民族特点，体现民间诗歌和语言特色。演唱他的《摇篮曲》要注意平稳、连贯地气息制约声音，音量不易太大，唱出柔和委婉的声音效果。表现出母亲对孩子的怜爱和美好的祝愿。切忌伴随着音高的移动，提喉、挤嗓子，使音色不统一、不流畅，破坏了作品的意境。演唱自始至终要保持温柔、充满疼爱的心情，营造出母爱的朴实与伟大。
再比如演唱黄自的艺术歌曲《玫瑰三愿》、《思乡曲》、《燕语》这三首艺术作品充分体现了调式调性转换、临时变化音、临时移调等。以增强乐曲的色彩变化而常用的创作手法。德奥的艺术歌曲作品中运用调式调性转换的创作手法，以调式调性转换、临时变化音的色彩运用和歌词的韵律紧密结合，非常恰到好处的描绘了歌曲内容的意境。
当演唱到《玫瑰三愿》中“我愿那红颜常好莫凋谢”中的高音“红”字，声音既要有力度又不能喊叫;音色既要亮又要柔;既要体现少女渴望幸福的热烈心情，又要唱出当时封建社会背景下的压抑心情。所以我们演唱的声音处理必须亮而不艳，体现压抑的心情。只有亮而圆润的音色，加上运用自如的气息配合，以及对歌曲意境的理解，对音乐风格的把握，才能把黄自先生的中国的“玫瑰三愿”表达得淋漓尽致。
总之，当一首艺术歌曲摆在我们面前时，我们应该怎样去看待这部作品，怎样在会唱、学会的基础上去做到完整的表达，这些是需要我们从歌曲的各个不同层面，各个不同角度去体验，去提炼，直到将作品了解到一个更深的层面。演唱者除了要具备较高的演唱技巧与艺术修养，艺术歌曲的特质决定它的演唱者必须具有良好的音质，细腻的声线，清晰的咬字与恰当的情绪表达能力。因此能否唱好艺术歌曲是衡量一名合格歌唱家的重要标志。
参考文献：
[1]沈湘著，沈湘声乐教学艺术，上海音乐出版社，1998.
[2]石惟正，声乐学基础，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
[3]李林，论黄自艺术歌曲创作之特征，菏泽学院学报，2005
生物学顶尖的当然是science，Nature，cell, 然后PNAS, genomes research，molecular biologyTrends系列
1974年春，当地农民在打井时，从2米多深的地下挖出陶俑人头的碎片，一时议论纷纷。这一偶然发现，引起了考古部门极大的重视，从此揭开了尘封地下2000多年的文化宝库。在发现一号坑和三号坑以后，又于1976年发现二号坑。一号坑局部挖掘，以于1979年开放；三号坑全部发掘，于1989年开放；二号坑从1994年3月开始挖掘，观众可观看发掘过程。 秦俑坑坐西向东，3座坑呈品字形排列。3座坑计有陶俑陶马8000余件。自从一号坑开放以来，秦俑博物馆以接待国内外观众近3000万，数十个国家的元首亲临参观，无不赞不绝口。法国前总理希拉克1979年来这里参观，称赞秦兵马俑是世界第八大奇迹，认为不看金字塔，不算真正到埃及；不看兵马俑，不算真正到中国。 一号坑为长方形，东西长230米，南北宽为62米，平均深度为5米，面积为14260平方米。地下坑道为土木结构，东西两侧各有斜坡门道5个，南北两侧各有便门两个，立木封堵门洞，坑上以棚木、芦席、泥土覆盖。坑内每隔3米有一道夯土墙，墙间空当处陈列兵马俑，底部铺以青砖。一号坑计有陶俑陶马6000余件，形同真人真马，以挖出1000余件。坑内是由步兵俑和骑兵俑组成的长方形军阵。东端是3列面向东的步兵俑横队，每列70件，共计210件，为军阵的前锋。其后是骑兵和驷马战车，前后共38列纵队，每路长180米，战车与步兵相间排列，这是军阵的主体。军阵的左右两侧各有一列分别面向南北横队，每队均有武士俑180余件，为军阵的侧翼卫队。西端有3列横队，两列面东，一列面西，是军阵的后卫。整个军阵布局严密，酷似整装待发之势。武士俑分别执有不同的青铜兵器，近战的有刀、矛、剑、戟，射击兵器有弓弩和箭镞。其中箭长97厘米，八棱面。荆柯刺秦王曾用匕首，秦王就是用这种利剑砍伤刺客的。虽经两千多年的剥蚀，剑仍保持坚固锋利的本色。 为了保护文物和便于参观。一号坑建有拱形陈列大厅，总面积为万平方米，采光良好，观众可从检阅台一睹坑内兵马俑的雄姿。 二号坑位于一号坑的东北侧和三号坑的东侧，呈曲尺形方阵，东西长96米，南北宽为84米，总面积约为6000平方米。坑内建筑与一号坑相同，但布阵更为复杂，兵种更为齐全，是3个坑中最为壮观的军阵。二号坑建有万平方米的陈列大厅，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功能最齐全的现代化遗址陈列厅。秦兵马俑博物馆官长袁仲一解释说：“一来，为的是更好地保护文物，二来，因为把整个军阵全部清出地面，起码需要5~7年的功夫。这样做的好处是游客既可以参观到二号坑局部的风采，有可以亲眼看到二号坑的挖掘工作。” 据初步推算，二号坑有陶俑陶马1300多件，战车80余辆，青铜兵器数万件，其中将军俑、鞍马俑、跪姿射俑为首次发现。二号坑东、西两端各有4个斜坡门道，北边有两个斜坡门道，俑坑坐西面东，正门在东边。坑内布局分为4个单元。 第一单元，位于俑坑东端，四周长廊有立式弩兵俑60个，阵心由八路面东的160个蹲跪式弩兵俑组成。弩兵采取阵中张阵的编列，立、跪起伏轮番射击，以弥弩张缓慢之虞。 第二个单元，位于俑坑的右侧，由64乘战车组成方阵（车系木质，仅留遗迹）。每列8乘，共有8列。车前驾有真马大小的陶马4匹。每车后一字排列兵俑3个，中为御手拉马辔，另两个分别立于车左和车右，手持长柄兵器。 第三单元，位于中部，由19辆战车，264个步兵俑和8个骑士俑组成长方形阵，共分3列。每匹马前立骑士俑一个，一手牵马缰，一手作拉弓状。每乘车后除三名车士外，还配有8~36个步兵俑。 第四单元，位于军阵左侧，108个骑士俑和180匹陶鞍马俑排成11列横队，组成长方形骑兵阵。其中第1、3列为战车6辆。每匹马前，立胡服骑士俑一个，右手牵马，左手拉弓。 三号坑在一号坑西端25米处，面积约为520平方米，呈凹字形。门前有一乘战车，内有武士俑68个。从3号坑的布局看，似为总指挥部，统帅左、右、中三军，只是没有建成而已。 四号坑有坑无俑，只有回填的泥土。 从2个坑的布局和阵法看，二号坑阵式复杂，兵种齐全，是对阵的中坚力量。这种编组方法在兵书上叫作“大阵包小阵，大营包小营，偶落钩连，折曲相对。”《孙膑兵法》说：“在骑与战者，分为三，一在于右，一在于左，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反则广其弩”，三者有机结合，才能百战不殆。二号坑是这位古代军事家的理论图解。 从秦俑坑出土兵器的刻记年号看，兵马俑从葬坑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前后修建的。秦始皇凭借他“挥剑决浮云”、“大略驾群才”的能力，灭六国，统天下。兵马俑反映了秦王朝兵强马壮、叱咤风云的气势。秦始皇死后，秦二世胡亥继位，继续大修阿房宫和弛道，赋税徭役比以前更为繁重，从而引起农民大起义。在这种形式下，三号坑中途终断，四号坑未及放兵马俑，就匆匆填死了。发掘中发现有火焚痕迹，可能与楚霸王入关火烧阿房宫有关系。 走进博物馆的大厅，只见在地下5米深的地方，整齐地排列着上千个像真人大小的武士全身呈古铜色，高至米，一个个威武雄壮，真是气象森严，令人望而生畏。还有如真马大小的陶马32匹。陶马4匹一组，拖着木质战车。 兵马俑的排列是3列面向东的横队，每列有武士俑70个，共210个，似为军阵的前锋。后面紧接着是步兵与战车是的38路纵队，每路长约180米，似为军阵主体。左右两侧各有一列分虽为面南和面北的横队，每队约有武士俑180个，似是军阵的两翼。西端有一列面向西的武士俑，似为军阵的后卫。武士俑朋的身穿战袍，有的身披铠甲，手里拿的青铜兵器,都是实物。组织严密，队伍整肃。几十匹战马昂首嘶鸣，攒蹄欲行。整个军处于整装待发之势。 威武雄壮的军阵，再现了秦始皇当年为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而展现出的军功和军威。 这批兵马俑的艺术史上具有很高的价值。兵马俑的塑造，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而创作，艺术手法细腻、明快。陶俑装束、神态都不一样。光是发式就有许多种，手势也各不相同，脸部的表情更是神态各异。从它们的装束、表情和手势就可以判断出是官还是兵，是步兵还是骑兵。这里有长了胡子的久经沙场的老兵，也有初上战场的青年。身高达米的将军俑，巍然直立，凝神沉思，表露出一种坚毅威武的神情。那个武士俑，头微微抬起，两眼直视前方，显得意气昂扬而又带有几分稚气。那个身披锨甲，右手执长予，左手按车的武士，姿势动作显示出他是保卫的车士俑。 总之，陶俑具有鲜明的个性的强烈的时代特征。这批兵马颂是雕塑艺术的宝库，为中华民族灿烂的古老文化增了光彩，也给世界艺术史补充了光辉的一页。 兵马俑坑内出土的青铜兵器有剑、矛、戟、弯刀以及大量的弩机、箭头等。据化验数据表明，这些铜锡合金兵器经过铬化处理，虽然埋在埋土里两千多年，依然刃锋锐利，闪闪发光，表明当时已经有了很高的冶金技术，可以视为世界冶金史上的奇迹。 看了兵马俑，人们不禁要问：修筑兵马俑坑的用意何在？人们大致有四种说法：“守卫京城的宿卫军”、“秦始皇东巡卫队的象征”、“送葬的俑群”、“为表彰军功所树立的纪念碑”。据秦陵考古发掘表明，秦始皇陵园的整体布局是模拟他生前的宫城图。3座坑位于陵外城东东门大道北侧，似是驻扎在京城外守卫京师的宿卫军。 秦兵马俑身上隐蔽处多有刻画或戳印的文字，据一些专家研究，有些是陶匠的名字，有出自中央官制陶作坊的，也有出自地方陶作坊的。有些文字有待破解。秦兵马俑采用的是分体制作，然后安装和粘接，一般是粘接塑像成形后，再入室烘烤。原来的兵马俑着有颜色，因年久剥蚀，现在看到的只是灰瓦色。 武士俑整体风格浑厚，健美、洗练。如果仔细观察，脸型、发型、体态、神韵均有差异，从中可以看出秦兵来自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民族，人物性格也不尽相同。陶马双耳竖立，有的张嘴嘶鸣，有的闭嘴静立。所有这些，都富有感人的艺术魅力。过去不少人认为：中国古代的雕塑是南北朝随佛教传入形成的，秦兵马俑的发现否定了这种观点，有力证实秦代我国雕塑已成熟，并在我国雕塑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从出土的兵器看，成分以铜为主，兼含锡、铅等稀有金属，硬度为HR106度，表面镀铬，反映了我国秦代冶金技术已达到相当高度，大大超过同时代的域外国家。 秦兵马俑为研究秦代军事、文化和经济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它的发掘被誉为“二十世纪考古史上伟大的发现之一”。1987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将秦始皇陵（包括俑坑）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清单。据了解，在中央和地方的支持下，计划投资亿元进行秦俑博物馆二期扩建工程关于俑坑的存在，史书中没有任何的记载，也没有任何传说透露过一丝线索，它们到底是谁的军队呢？关中平原是秦汉至唐代的帝王谷，在兵马俑坑西边的地平线上，可以看见一个巨大的土堆，那是秦帝国的创建者秦始皇的陵墓。如此壮观的陪葬坑，会不会属于始皇帝呢？考古人员从泥土中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兵器，在这只矛上刻有“寺工”字样。史书记载，寺工正是秦始皇设立的、主管兵器生产的国家机构。在这只戈上，右边的文字是：“五年相邦吕不韦造”。吕不韦是秦始皇的丞相，他的职责之一就是负责秦国的兵器生产。无可否认，这一列列如真人大小的兵马俑，正是始皇帝的陪葬。 为俑坑里有很多墓葬，墓葬有现在墓，最早的墓是东汉时期的墓葬。我给你举个例子。东汉有墓葬，2号坑的那个，夫妇俩的合葬墓，挖下去了，正好挖到一组陶马，陶马打碎了，打碎以后放到墓坑里，因为兵马俑坑是一个砖铺地，把两个棺材放到砖铺地上了。你说看到没有？还有一次，在2号坑里西北角那个地方，有一个大坑，那个大坑很大，有好几十平米，我们在清理淤泥过程里，发现有个铜钱，这个铜钱是民国初年的铜钱。也就是说，民国初年的时候，农民在那挖土，挖了几十平方米，暴露了几十个大陶俑，后来下雨，慢慢淤泥一点点把它盖住了，你说多少人看到了。 两千年来兵马俑不断地向人们传递着它们存在的信息，并终于在20世纪七十年代走出了黑暗的幽宫。兵马俑带给世人的震惊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而触摸着这一个个如真人大小的雕塑，袁仲一被一个帝王的气派所震撼，始皇帝为什么要用如此大规模的陶俑陪葬？而这个开创中国第一个帝国的皇帝，又是怎样的人呢？ ，兵马俑出土的时候，很明显它们曾经遭受过严重的破坏。1974年，展现在考古人员面前的，是一具具倒塌的身体。残破的头颅，断裂的手臂，在这个巨大的俑坑中到处都是。是谁对这些陶俑有如此大的仇恨，将他们毁坏至此？《史记》中曾记载，项羽入关后曾大肆烧毁秦始皇陵中的宫殿建筑。如果这一记载属实，兵马俑坑也极有可能被毁于项羽的军队。 然而两千年后陶俑的修复工作却是极为困难的，考古队员每挖掘、修复一个兵马俑，平均要花上一个月至几个月的时间不等。至今因为碎片丢失，还有很多兵马俑残缺不全地站立在俑坑中。而且，这些埋于地下2千多年的珍贵文物，突然暴露在空气中，极易发生变化，如何保护它们的原貌，成为了考古队员面临的最大问题。 号坑挖掘的时候，出土的是一尊尊青灰色的陶俑，它们的身上有时带有一些红色或者紫色的残迹，为什么会这样？史书记载，秦陵工程即将收尾之际，陈胜吴广揭竿起义，一直打到距离秦陵10公里处，数十万人只好遵命放弃陵园工程，前往前方作战。难道全部兵马俑是一个未完成的工程，因为来不及全身绘彩就被匆匆埋入地下吗？在之后二号坑的挖掘中，考古队员有了一个意外发现，泥土中赫然掩埋着6件精美的彩陶俑。此时有人开始提出质疑，秦始皇兵马俑出土的时候全部都是彩绘，只是后来因为保护不当，它们颜色尽失变成了现在看到的青灰色。 十年的。过去有这种宣传报道，说挖兵马俑挖出来是花花绿绿的，后来慢慢脱落，不是这样的。应该确切的说法是这样的，兵马俑原来是绘彩的。 秦始皇兵马俑大型国宝文物珍品展，展出了秦俑坑内出土的青铜剑、铜矛、铜弩等青铜兵器，令人称奇的是这些兵器埋于地下2000多年，出土时竟然光亮如新没有一点锈迹，这引起了众多参观者的惊叹和好奇。据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陈列部的彭文介绍，经中国有色金属研究院、地质科学院利用电子探针分析及激光分析，发现秦俑坑内出土的青铜剑的表面有一层致密的铬盐氧化层，厚度10至15微米，此外，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编写组用电子探针和X光萤光分析秦俑坑出土的青铜镞，发现其表面也有一层致密的铬盐氧化层，其厚度为10微米。彭文说：“这说明秦俑坑的青铜兵器在制作过程中曾有意识地用铬酸盐和重铬酸盐处理过，使兵器表面生成一层浅灰色或深灰色的保护层来增加兵器的防腐抗锈能力，从而使兵器光亮如新，锋利无比 铬盐氧化技术是一项先进的科学工艺，世界上镀铬的方法分电子镀铬和化学镀铬两种。电子镀铬是随着现代工业文明而产生的，德国1937年、美国1950年才先后在国际上申请了专利。而化学镀铬技术，却是我国劳动人民在2000多年前创造的，这不能不说是冶金史上的奇迹。
30年前，兵马俑博物馆还是一片田地，1974年3月29日，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县西杨村的农民在打井时挖出了秦俑的陶片，从此，这里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法国总理希拉克参观后说：“世界上有七大奇迹，秦俑坑的发现堪称第八大奇迹。” 30年过去了，可是这里仍有许多未解之谜。 陕西省骊山北麓，茂密的林木掩映着一组规模宏大、外观别致的建筑，这就是闻名遐迩的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兵马俑坑发现于1974年，位于秦始皇陵以东公里处，经考古工作者连续多年大规模钻探及研究考证，这里是中国第一个封建皇帝秦始皇之陵园中一处大型从葬坑。从此，这块曾是乱石堆积，偏僻冷寂的荒漠田野热闹起来。它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无数中外游客纷至沓来……前不久，记者又一次重访这里。 奇迹制造三十年未解之谜 如果把兵马俑和古希腊、古罗马的雕塑放在一起，可能看不出兵马俑在艺术方面的精美，兵马俑胜在“奇”上。它究竟是怎样的奇法？兵马俑博物馆老馆长袁仲一先生曾经说过，“为什么说兵马俑是个奇迹？我总结出了三个字：大、多、真。大就是陶俑像真人真马一样大小，过去在博物馆里经常看到一些陶俑，但都比较小，一般都二三十厘米，最多也就六七十厘米。兵马俑真人一样大小，在感官上超过了人们的想象。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在感官上发生一定变化，它会自然地产生一种力量和艺术上的崇高感。兵马俑1、2、3号坑出土的秦俑达到8000多件，仅1号坑就有6000多件，大气磅礴，邓小平当年看到后一直感叹‘不得了，不得了’。” 记者了解到，从兵马俑发现开始，袁馆长就一直没离开过这个地方，别看挖出来的文物有8000多件。可他都能如数家珍般说得很具体。他介绍说：“兵马俑都是一个个雕出来的，不是用模子做出来的，雕塑的人很多。据我初步统计，发掘和修复过程中，发现制作者的名字有87个，这些人都是老师傅了，下面还有一些徒弟，我推算一下，一个老师傅带着10个徒弟，就是870个人。我估计有上千人参加了这个工作，在中外雕塑艺术史上这都是奇迹。由于制作的人很多，一个人一种风格，有中央宫廷的工匠，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工匠。一般人看兵马俑觉得都差不多，由于我们搞的时间长，能看出是什么人做的，宫廷工匠制作的作品从形象来说都是大力士，非常英武，来自民间的工匠制作的风格比较清新活泼，高矮胖瘦都有，这和他们的生活环境有关系。从整体看，宫廷工匠的技艺水平高一些，比较熟练一些。民间工匠水平有高有低，这主要体现在身体的比例上，比如胳膊的长短不一，手的大小不一样。另外从面部表情上也可以看出水平的高低。所以，希拉克提出了是世界第八大奇迹，全世界的人都接受了。” 当然，出土文物在证实一些史实的同时，也同样给专家学者带来更多的问题，兵马俑由于其特殊时代、背景和出土量之大，它制造出的未解之谜也远远多于任何出土文物。这些谜团涉及到政治、社会、科技、文化等方方面面。 过去认为中国的雕塑艺术是在南北朝以后佛教传入中国才真正发展起来的。兵马俑发现以后，可以看出中国的雕塑艺术远在秦代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古代民间雕塑有六法，堆塑捏贴画刻，兵马俑上都有。另外从雕塑风格上讲，秦的雕塑艺术与西方有所不同，西方是高度的写实，秦俑不是这样，它写实，但带着一定的写意。 在兵马俑出土的青铜剑上，可以看到，这些剑出土时候都非常锋利，基本上光亮如新，有的根本没有生锈，制作得也非常规整，经过检测，它表面上经过了铬盐氧化处理。根据以往的记录，这种技术德国在1937年发明，美国在1950年发明，但两千多年以前，中国就掌握了这门技术，真是冶金史上的奇迹。 出土的青铜剑在古代到底是怎样的工艺流程？有人做过各种模拟性实验，北京冶金技术研究院做过一个实验，用老陈醋、土硝和铬矿石加在一起加热，加热到800度，变成液体，涂在剑的表面。有人还用蓝宝石在剑的表面上摩擦，可以把铬涂在剑的表面上。另外，像出土的铜马车，一辆车有三千多个零部件，组合起来非常复杂。它的车盖有2平方米，薄度有2～4毫米，是浇铸而成的，这对温度的要求非常严格，过高过低都会“千疮百孔”，还有车上的伞，首先要浇铸成铜块。边上用锻造技术，这涉及到合金量的比例，如果含锡量过多或过少都不行。 记者了解到，兵马俑的制作也是个问题，这么大是怎么制作出来的？现在做都是分节做的，烧出来之后堆在一起的。那时候是整个烧出来的，有两个问题不好掌握，泥巴从湿到干的收缩比怎么掌握？烧制过程中软化到硬结的收缩比例怎么掌握？还有兵马俑有的地方厚，有的地方薄，薄厚同时放到窑里烧，怎么掌握火候？还有泥巴，掺和石英砂的比例怎么掌握？诸如此类的技术问题，在当时都是怎么解决的？至今依然没有搞清楚。 发现“奇迹”，富了周围农民 在兵马俑博物馆的西侧，有两个村子，一个是西杨村，一个是下河村。兵马俑发现30年后，现如今的西杨村由于兵马俑的发现和兴建秦陵遗址公园，已经“缩水”得所剩无几，不少农民搬到了兵马俑博物馆的东侧居住。记者在这两个村子采访时发现，这里的耕地不多，据村民介绍，原来耕地有很多，虽然现在每家都有耕地，但面积比以前少多了，大部分农民都借助兵马俑和秦皇陵一带的旅游景点做起了生意，有开饭馆的，有开车的，有做建筑工的，有做导游的，有卖纪念品的。总之，不管他们做什么，都跟当地的旅游有关。靠着旅游业，农民逐渐富裕了。 在秦陵遗址公园看管树木的西杨村农民杨钰告诉记者说：“兵马俑没有发现前，这里很穷，农民一天的工分是7分，当时外地姑娘都不愿嫁到这里，这里年年都没粮食吃，而且还极度缺水。”30年的旅游经济发展让这两个村子发生了巨变，有的农民买了两辆汽车，村里所有人都住上了两层小楼。在村子里，记者遇见一位老太太，她在缝制手工艺品，她说一天能缝5个，一个可以卖5元钱，而且这个工艺品很好卖。“买的全是外地人，还有许多高鼻梁的外国人呢。”老太太笑眯眯地比划着告诉记者。 兵马俑所处的秦陵镇农民如今绝大多数都在博物馆附近做生意，他们谁都会说上几句外语，靠旅游吃饭使很多农民确实富起来了。 究竟是谁发现了兵马俑 1998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在参观兵马俑时，说了一句话：“兵马俑很了不起，发现兵马俑的人也了不起。”到兵马俑参观的外国元首有很多，但是像克林顿这样指名道姓要见发现人还是头一次。于是，当年兵马俑发现人之一的杨志发有幸见到了克林顿。关于兵马俑的发现人问题，时隔30年，依然有多种不一的说法。 当时发现兵马俑是什么情况呢？据兵马俑袁馆长回忆，1974年3月，西杨村打井，当时在场的有三个生产组，每个组两个人，西杨村农民杨新满当时是政治队长。陶俑挖出来之后，他们也不认识，到处乱丢，后来临潼县文化馆的赵康民把这些东西收集起来，让农民用架子车拉回去。当时送到县文化馆的农民就有杨新满。在此之前，当地农民曾三十多次看到过陶俑，但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1974年还是这个情况，村里的老太太还烧香磕头，说是瘟神，把俑头敲碎了，有的放到田地里当成稻草人赶鸟。老袁当时去的时候，从马路边上、垃圾堆里拣出很多陶俑残片，从废品收购站里收回了很多铜箭头。 兵马俑博物馆一位女讲解员告诉记者，“这么多年来，人们比较认可的兵马俑发现者就是西杨村的农民杨志发。”不久前的一个下午，记者在她的带领下，找到了正在兵马俑博物馆签名售书，如今已71岁的杨志发，当记者提出要对他进行采访时，没想到被他摇头拒绝。问他为什么不接受采访，老人家只嘟囔着说了一个字：“烦”。究竟是什么让这位老人如此烦心呢？显然当地其他农民竞相争夺发现权让他感到了不快。有人提议，与他一起照相。他一口答应，不过照一次相，要收50元人民币。尽管老杨要收钱，可要与他合影的游客仍然不少。记者从侧面了解到，除了克林顿接见过他，日本NHK电视台还曾把他请到日本，专门讲述当年发现兵马俑的过程。但由于其他农民对发现人的异议，让这位整天坐在博物馆商品部悠闲地签名售书的老人如今变得有些不安。 记者随后又在秦陵国家遗址公园找到了杨新满，67岁的他如今在一位私人老板开的玉器店里签名卖书，老板一个月给他1000块钱，记者见到他时，他的面前除了摆着临潼县（今临潼区）文化馆给他颁发的一张发现兵马俑证明书外，还在旁边墙上悬挂了一幅巨大的他和兵马俑的合成像，这位老人同样表示出不满，他说，当年发现兵马俑的人一共有9人，现在只剩下4个了，他希望有生之年能得到一个让他满意的结果。杨新满想得到的是什么结果？为什么这些人对“发现人”这么看重？陕西省文物局负责人说：“还是利益的驱动。”他们提出的要求是在1号坑当年打井的地方标明发现人的名字。颁发发现认证书，并给予他们一定的物质奖励和补偿。对此，兵马俑博物馆的负责人强调说：“我们只能说，是农民当年打井时集体发现的，别的什么都不会做，而且国家从来没有做这样的先例！” “发现人”之利，搅乱旅游市场 记者在兵马俑博物馆采访时发现，“发现人”签名售书已经成了当地的一道景观，但也常常因此引起一些不必要的纠纷。比如在采访杨新满的时候，由于签名问题，导致游客与玉器店的服务员争执起来，引起众人围观，严重影响西安的形象。还有就是在兵马俑博物馆，一些“野导”（即没有经过培训考核和颁发上岗证的导游）利用种种欺和暗示手段让游客去买杨志发签名的书。在博物馆内，记者跟随在一个旅行团的后面，听到导游如此介绍：“这里就是当年农民打井发现兵马俑的地方，当年发现兵马俑的人，现在只剩下杨志发一个人了，他现在已经退休，是咱们馆的名誉馆长，享受馆长的待遇。杨先生平时特别忙，要参加学术活动和接见外宾，偶尔到馆里签签名，不知道他今天在不在（其实杨志发差不多天天都在），我们一会儿到后面看看。”之后“野导”删繁就简，没一会儿就把游客带到了杨志发签名的地方，一进来就惊呼：“你们今天真幸运，他在这里。”之后“野导”介绍，杨志发面前摆的关于兵马俑的画册只印了3000本，马上就卖光了。实际上，这本没有标出定价的画册在西安的旅游点到处都是，而且每个地方定价都不一样。记者从兵马俑博物馆了解到，博物馆迄今只有袁仲一一个名誉馆长。按理说，杨志发作为兵马俑的发现的人之一，完全可以光明正大地在馆里签名售书。但是经过一些“野导”的蛊惑，这里面便多少有了一些欺的成分，因为每卖出一本书，导游有数额不等的回扣。 在这里，不仅是“野导”在吃“发现人”，就是正宗的导游，也参与其中。如此抢吃“发现人”，让好多热心的游客大呼上当！
为了提高科研水平，加强科研队伍建设，实行科研工作的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和科学决策，秦俑博物馆决定设立“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学术委员会”，拟定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学术委员会章程草案》，并提交馆党委会研究，2007年8月27日，经馆党委会研究决定，通过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学术委员会章程》。《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学术委员会章程》明确了学术委员会的工作职责、产生办法、组织形式、权利义务、议事规程。依据章程，每一委员将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群策群力，积极为秦俑博物馆科研事业的繁荣发展献言献策，在馆党委的领导下，紧紧依凭学术委员会，制订博物馆科研人员专业技术职称资格审查、推荐及评审办法；科研成果评奖管理办法；课题申报与管理办法；科研课题及科研经费管理办法等。通过制度来管理科研，促进科研的发展。2012年9月13日，秦陵博物院召开学术委员会委员改选大会，依据《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学术委员会章程》规定，根据投票选举结果、经2012年9月19日院党委会议研究：一、曹玮、田静、周铁、吴永琪、郭向东、张卫星、党士学、朱学文、史党社、彭文、赵昆同志担任秦陵博物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二、学术委员会主任由曹玮同志担任，副主任由田静、周铁同志担任。下设办公室，主任由田静同志兼任，副主任由武天新、朱学文同志担任，秘书由芦建华同志担任。 获奖人 获奖论著或项目 获奖时间、等次及颁奖单位 袁仲一 《秦代的陶文一组》（论文） 1982年获得陕西省第一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秦俑考古队、秦俑博物馆 《秦陵二号铜车马》（专刊） 1986年获得陕西省第二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袁仲一等 《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1974—1984）（专著） 1990年获得陕西省第三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荣誉奖 袁仲一 《秦代陶文》（专著） 1990年获得陕西省第三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张文立 《秦俑的冲击波——试论秦俑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论文） 1990年获得陕西省第三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袁仲一 《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专著） 1994年获得陕西省第四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张仲立、党士学 《秦陵铜车马车舆结构与车舆衣蔽再探》（论文） 1994年获得陕西省第四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张文立等 《秦始皇帝陵》（专著） 1994年获得陕西省第四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李淑萍、孟剑明 《秦汉经济学说之历史影响和文化价值》（论文） 1994年获得陕西省第四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吴永琪等 秦陵一号铜车马复制技术 1995年7月获得国家文物局1994年度文物科学技术进步四等奖 吴永琪等 秦陵一号铜车马修复技术 1996年5月获得国家文物局1995年度文物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袁仲一等 二号坑陈列艺术照明工程试验研究 1996年5月获得国家文物局1995年度文物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1997年12月获得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命名的全国语言文字工作先进集体 吴永琪等 秦陵一号铜车马修复技术 1997年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吴永琪等 计算机多媒体文物管理系统 1997年9月获得1996年度国家文物局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张文立 《秦始皇帝评传》（专著） 1998年12月获得陕西省第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袁仲一 《秦文字类编》（专著） 1998年12月获得陕西省第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张仲立 《秦陵铜车马与车马文化》（专著） 1998年12月获得陕西省第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李淑萍 《传播在博物馆中的作用》（论文） 1998年12月获得陕西省第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徐卫民等 《秦政治思想述略》（专著） 1998年12月获得陕西省第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袁仲一等 陕西秦始皇陵二号兵马俑陪葬坑第一阶段发掘 1999年11月荣获1996年至1998年度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一等奖 吴永琪等 秦俑彩绘保护技术研究 获得2001年——2002年度陕西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袁仲一等 《秦始皇陵铜车马发掘报告》（专著） 2001年10月获得陕西省第六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张仲立 《才士才官考论》（论文） 2001年10月获得陕西省第六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徐卫民 《秦都城研究》（专著） 2001年10月获得陕西省第六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袁仲一 《秦始皇陵考古发现与研究》（专著） 2001年10月获得陕西省第六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袁仲一 《秦始皇陵考古发现与研究》（专著） 2004年1月获得陕西省第七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吴永琪等 秦俑彩绘保护技术研究 2005年1月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秦俑土遗址及相关文物防霉保护研究 2005年11月获得国家文物局2005年度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创新二等奖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溢彩流光——陕西出土秦金银器展”（展览） 2005年获得第六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最佳综合效益奖 曹玮《陕北出土青铜器》陕西省第十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序号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1 《秦陵二号铜车马》 秦俑考古队、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考古与文物丛刊 2 《秦代陶文（上中下三编）》 袁仲一 三秦出版社 3 《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论文选》 袁仲一、吴永琪、张文立、张中立 西北大学出版社 4 《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上下）》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文物出版社 5 《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 袁仲一 文物出版社 6 《秦文化·秦俑研究特刊》 《文博》编辑部 陕西人民出版社 7 《秦俑研究文集》 武伯伦、张文立 上海人民出版社 8 《秦俑研究文集》 袁仲一、张占民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9 《秦陵传说轶事》 王宝玲、黄晓明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0 《秦史人物论》 张文立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1 《秦文字类编》 袁仲一、刘钰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2 《秦刑罚概述》 王关成、郭淑珍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3 《博物馆学论文选》 李淑萍 西北大学出版社 14 《博物馆学论著要目》 孟剑明 西北大学出版社 15 《讲解艺术论》 马青云、贾志强、杨维中 西北大学出版社 16 《秦建筑文化》 徐卫民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7 《秦陵铜车马与车马文化》 张仲立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8 《秦始皇帝陵兵马俑辞典》 袁仲一 文汇出版社 19 《咏秦诗》 张文立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 《秦成语典故》 朱思红、朱君孝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1 《秦俑艺术论集》 田静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2 《秦政治思想述略》 徐卫民、贺润坤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3 《秦始皇帝评传》 张文立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4 《秦俑学研究》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5 《秦帝国史》 王云度、张文立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6 《秦始皇帝陵志》 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三秦出版社 27 《博物馆里的计算机》 郭宝发 西北大学出版社 28 《秦宫廷文化》 田静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9 《秦始皇陵兵马俑文物保护研究》 张志军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30 《秦始皇陵铜车马发掘报告》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文物出版社 31 《秦始皇陵铜车马修复报告》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文物出版社 32 《秦史研究论著目录》 田静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33 《秦文字通假集释》 袁仲一、刘钰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34 《秦俑学》 张文立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35 《遗址博物馆学概论》 吴永琪、李淑萍、张文立 陕西人民出版社 36 《秦都城研究》 徐卫民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37 《秦军事史》 郭淑珍、王关成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38 《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1999》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文物出版社 39 《秦俑秦文化研究》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陕西人民出版社 40 《秦陵兵马俑》 何宏 陕西旅游出版社 41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讲解词汇编》 何宏、芦建华 陕西旅游出版社 42 《秦俑百题》 孟剑明 陕西旅游出版社 43 《秦战争述略》 张卫星 三秦出版社 44 《中华秦文化辞典》 袁仲一 西北大学出版社 45 《秦汉文化比较研究》 吴永琪、杨绪敏、邱永生 三秦出版社 46 《秦汉文化史大辞典》 林剑鸣、吴永琪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47 《秦始皇陵考古发现与研究》 袁仲一 陕西人民出版社 48 《博物馆工作研究》 田静 陕西人民出版社 49 《秦都咸阳与秦文化研究》 雷衣群、徐卫民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50 《秦学术史探赜》 张文立 陕西人民出版社 51 《话说秦史——秦始皇帝》 彭文、赵震 陕西旅游出版社 52 《骊山史话》 张敏、张宁 三秦出版社 53 《历史的瞬间——各国领导人在秦俑》 孟剑明 陕西旅游出版社 54 《秦兵马俑坑》 袁仲一 三联出版社 55 《秦甲胄研究》 张卫星、马宇 陕西人民出版社 56 《秦始皇陵及秦陵兵马俑》 吴永琪 三秦出版社 57 《秦文化论丛选辑》 《论丛编委会》 三秦出版社 58 《秦俑博物馆二十五年纪念集》 吴永琪 三秦出版社 59 《陕西出土秦金银器》 吴永琪、罗文利、郭向东、朱学文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60 《梦幻的军团》 孟剑明 陕西旅游出版社 61 《秦始皇》 张敏、张文立 西安出版社 62 《博物馆学论文集》 《博物馆学研究》丛书编委会 陕西人民出版社 63 《华县东阳》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文物出版社 64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雷玉平 西安出版社 65 《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2000》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文物出版社 66 《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2001——2003》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文物出版社 67 《战国铜鼎回归记——捐赠实录》 吴永琪 68 《秦始皇帝和他周围的人》 张文立 科学出版社 69 《走出帝王陵》 刘珺 西北大学出版社 70 《秦陶文哦新编》 袁仲一 文物出版社 71 《回顾与创新——秦俑博物馆三十年纪念文集》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三秦出版社 72 《开创宏图——秦俑博物馆三十年纪念集》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西北大学出版社 73 《秦始皇帝陵》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科学出版社 74 《文物巡展的探索与思考——秦始皇兵马俑全国巡回展实录》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科学出版社 75 《平庐影谱》 董作宾 三秦出版社 76 《殷暦谱》 董作宾 巴蜀书社 《秦始皇帝陵》：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文物出版社出版。是一部汇集秦始皇陵出土文物的大型图录。《秦陶文新编》：袁仲一、刘钰著，文物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上、下编，共收录秦代陶文及刻符3370件，是在《秦代陶文》艺术的基础上吸纳新发现的资料纂成。《平庐影谱 平庐印存——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藏董作宾先生遗稿》：董作宾著，三秦出版社出版。《殷暦谱》：董作宾著，巴蜀书社出版。全书线装，一函8册，根据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藏董作宾手批“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45年4月初版影印，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秦始皇陵二号兵马俑坑发掘报告（第一分册）》：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著，科学出版社出版。本书是秦始皇陵的二号兵马俑坑第一阶段的考古发掘报告。《回顾与创新——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开馆三十周年纪念文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三秦出版社出版。该书为纪念秦俑博物馆开馆三十周年而出版，分“回顾篇”与“创新篇”。《秦始皇帝和他周围的人》：张文立著，科学出版社出版。《文物巡展的实践与探索——“秦始皇兵马俑全国巡回展”实录》：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著，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由巡展工作的亲历者撰稿，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回顾了这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工作。《有朋自远方来——参观秦俑的各方贵宾》：吴永琪主编，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精心选辑了200余幅珍贵照片，真实记录了中外贵宾参观秦兵马俑时的情景，以此角度反映出秦俑的巨大魅力与广泛影响力。《开创宏图——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三十年纪念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秦俑博物馆开馆三十周年纪念献礼之作，由集体创作编纂，回顾了博物馆三十年来各方面工作情况。《走出帝王陵》：刘珺著，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一部以文化散文形式叙述历史与生活的学术作品。通览全书可见，作者认为在显见的历史之外，另有一种隐藏的历史存在。《走出帝王陵》所欲达成的，正是对这种隐性历史的探寻和理解。《秦俑博物馆开馆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秦俑学第七届年会学术论文集》：本书为配合秦俑博物馆开馆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秦俑学第七届年会的顺利召开，将参会代表提交的85篇论文，分历史研究、考古研究、博物馆研究学研究三大类进行编辑校对，并装订成册。《中国博物馆学会考古与遗址博物馆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学术论文集》：本书为配合中国博物馆学会考古与遗址博物馆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的顺利召开，将专委会成员提交的涉及考古与遗址博物馆的概念界定、博物馆管理模式、展示方式、教育活动、与媒体合作形式，以及文化遗产管理、虚拟博物馆技术、博物馆文化产业开发等20余篇学术论文进行编辑校对，并装订成册。
秦兵马俑 秦始皇兵马俑从葬坑位于临潼宴寨乡，在秦始皇陵园东侧1500米处。这是一个浩大的地下军事博物馆，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1974年春，当地农民在打井时，从2米多深的地下挖出陶俑人头的碎片，一时议论纷纷。这一偶然发现，引起了考古部门极大的重视，从此揭开了尘封地下2000多年的文化宝库。在发现一号坑和三号坑以后，又于1976年发现二号坑。一号坑局部挖掘，以于1979年开放；三号坑全部发掘，于1989年开放；二号坑从1994年3月开始挖掘，观众可观看发掘过程。 秦俑坑坐西向东，3座坑呈品字形排列。3座坑计有陶俑陶马8000余件。自从一号坑开放以来，秦俑博物馆以接待国内外观众近3000万，数十个国家的元首亲临参观，无不赞不绝口。法国前总理希拉克1979年来这里参观，称赞秦兵马俑是世界第八大奇迹，认为不看金字塔，不算真正到埃及；不看兵马俑，不算真正到中国。 一号坑为长方形，东西长230米，南北宽为62米，平均深度为5米，面积为14260平方米。地下坑道为土木结构，东西两侧各有斜坡门道5个，南北两侧各有便门两个，立木封堵门洞，坑上以棚木、芦席、泥土覆盖。坑内每隔3米有一道夯土墙，墙间空当处陈列兵马俑，底部铺以青砖。一号坑计有陶俑陶马6000余件，形同真人真马，以挖出1000余件。坑内是由步兵俑和骑兵俑组成的长方形军阵。东端是3列面向东的步兵俑横队，每列70件，共计210件，为军阵的前锋。其后是骑兵和驷马战车，前后共38列纵队，每路长180米，战车与步兵相间排列，这是军阵的主体。军阵的左右两侧各有一列分别面向南北横队，每队均有武士俑180余件，为军阵的侧翼卫队。西端有3列横队，两列面东，一列面西，是军阵的后卫。整个军阵布局严密，酷似整装待发之势。武士俑分别执有不同的青铜兵器，近战的有刀、矛、剑、戟，射击兵器有弓弩和箭镞。其中箭长97厘米，八棱面。荆柯刺秦王曾用匕首，秦王就是用这种利剑砍伤刺客的。虽经两千多年的剥蚀，剑仍保持坚固锋利的本色。 为了保护文物和便于参观。一号坑建有拱形陈列大厅，总面积为万平方米，采光良好，观众可从检阅台一睹坑内兵马俑的雄姿。 二号坑位于一号坑的东北侧和三号坑的东侧，呈曲尺形方阵，东西长96米，南北宽为84米，总面积约为6000平方米。坑内建筑与一号坑相同，但布阵更为复杂，兵种更为齐全，是3个坑中最为壮观的军阵。二号坑建有万平方米的陈列大厅，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功能最齐全的现代化遗址陈列厅。秦兵马俑博物馆官长袁仲一解释说：“一来，为的是更好地保护文物，二来，因为把整个军阵全部清出地面，起码需要5~7年的功夫。这样做的好处是游客既可以参观到二号坑局部的风采，有可以亲眼看到二号坑的挖掘工作。” 据初步推算，二号坑有陶俑陶马1300多件，战车80余辆，青铜兵器数万件，其中将军俑、鞍马俑、跪姿射俑为首次发现。二号坑东、西两端各有4个斜坡门道，北边有两个斜坡门道，俑坑坐西面东，正门在东边。坑内布局分为4个单元。 第一单元，位于俑坑东端，四周长廊有立式弩兵俑60个，阵心由八路面东的160个蹲跪式弩兵俑组成。弩兵采取阵中张阵的编列，立、跪起伏轮番射击，以弥弩张缓慢之虞。 第二个单元，位于俑坑的右侧，由64乘战车组成方阵（车系木质，仅留遗迹）。每列8乘，共有8列。车前驾有真马大小的陶马4匹。每车后一字排列兵俑3个，中为御手拉马辔，另两个分别立于车左和车右，手持长柄兵器。 第三单元，位于中部，由19辆战车，264个步兵俑和8个骑士俑组成长方形阵，共分3列。每匹马前立骑士俑一个，一手牵马缰，一手作拉弓状。每乘车后除三名车士外，还配有8~36个步兵俑。 第四单元，位于军阵左侧，108个骑士俑和180匹陶鞍马俑排成11列横队，组成长方形骑兵阵。其中第1、3列为战车6辆。每匹马前，立胡服骑士俑一个，右手牵马，左手拉弓。 三号坑在一号坑西端25米处，面积约为520平方米，呈凹字形。门前有一乘战车，内有武士俑68个。从3号坑的布局看，似为总指挥部，统帅左、右、中三军，只是没有建成而已。 四号坑有坑无俑，只有回填的泥土。 从2个坑的布局和阵法看，二号坑阵式复杂，兵种齐全，是对阵的中坚力量。这种编组方法在兵书上叫作“大阵包小阵，大营包小营，偶落钩连，折曲相对。”《孙膑兵法》说：“在骑与战者，分为三，一在于右，一在于左，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反则广其弩”，三者有机结合，才能百战不殆。二号坑是这位古代军事家的理论图解。 从秦俑坑出土兵器的刻记年号看，兵马俑从葬坑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前后修建的。秦始皇凭借他“挥剑决浮云”、“大略驾群才”的能力，灭六国，统天下。兵马俑反映了秦王朝兵强马壮、叱咤风云的气势。秦始皇死后，秦二世胡亥继位，继续大修阿房宫和弛道，赋税徭役比以前更为繁重，从而引起农民大起义。在这种形式下，三号坑中途终断，四号坑未及放兵马俑，就匆匆填死了。发掘中发现有火焚痕迹，可能与楚霸王入关火烧阿房宫有关系。 看了兵马俑，人们不禁要问：修筑兵马俑坑的用意何在？人们大致有四种说法：“守卫京城的宿卫军”、“秦始皇东巡卫队的象征”、“送葬的俑群”、“为表彰军功所树立的纪念碑”。据秦陵考古发掘表明，秦始皇陵园的整体布局是模拟他生前的宫城图。3座坑位于陵外城东东门大道北侧，似是驻扎在京城外守卫京师的宿卫军。 秦兵马俑身上隐蔽处多有刻画或戳印的文字，据一些专家研究，有些是陶匠的名字，有出自中央官制陶作坊的，也有出自地方陶作坊的。有些文字有待破解。秦兵马俑采用的是分体制作，然后安装和粘接，一般是粘接塑像成形后，再入室烘烤。原来的兵马俑着有颜色，因年久剥蚀，现在看到的只是灰瓦色。 武士俑整体风格浑厚，健美、洗练。如果仔细观察，脸型、发型、体态、神韵均有差异，从中可以看出秦兵来自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民族，人物性格也不尽相同。陶马双耳竖立，有的张嘴嘶鸣，有的闭嘴静立。所有这些，都富有感人的艺术魅力。过去不少人认为：中国古代的雕塑是南北朝随佛教传入形成的，秦兵马俑的发现否定了这种观点，有力证实秦代我国雕塑已成熟，并在我国雕塑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从出土的兵器看，成分以铜为主，兼含锡、铅等稀有金属，硬度为HR106度，表面镀铬，反映了我国秦代冶金技术已达到相当高度，大大超过同时代的域外国家。 秦兵马俑为研究秦代军事、文化和经济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它的发掘被誉为“二十世纪考古史上伟大的发现之一”。1987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将秦始皇陵（包括俑坑）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清单。据了解，在中央和地方的支持下，计划投资亿元进行秦俑博物馆二期扩建工程
硅单晶原子纳米扫描隧道显微镜影象单个细菌用肉眼是根本看不到的，用显微镜测直径大约是五微米。举个例子来说，假设一根头发的直径是毫米，把它径向平均剖成5万根，每根的厚度大约就是一纳米。也就是说，一纳米大约就是毫米.纳米科学与技术，有时简称为纳米技术，是研究结构尺寸在1至100纳米范围内材料的性质和应用。纳米技术的发展带动了与纳米相关的很多新兴学科。有纳米医学、纳米化学、纳米电子学、纳米材料学、纳米生物学等。全世界的科学家都知道纳米技术对科技发展的重要性，所以世界各国都不惜重金发展纳米技术，力图抢占纳米科技领域的战略高地。我国于1991年召开纳米科技发展战略研讨会，制定了发展战略对策。十多年来，我国纳米材料和纳米结构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目前，我国在纳米材料学领域取得的成就高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充分证明了我国在纳米技术领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纳米效应就是指纳米材料具有传统材料所不具备的奇异或反常的物理、化学特性，如原本导电的铜到某一纳米级界限就不导电，原来绝缘的二氧化硅、晶体等，在某一纳米级界限时开始导电。这是由于纳米材料具有颗粒尺寸小、比表面积大、表面能高、表面原子所占比例大等特点，以及其特有的三大效应：表面效应、小尺寸效应和宏观量子隧道效应。 对于固体粉末或纤维，当其有一维尺寸小于100nm，即达到纳米尺寸，即可称为所谓纳米材料，对于理想球状颗粒，当比表面积大于60m2/g时，其直径将小于100nm，即达到纳米尺寸。[编辑本段]纳米技术的含义 所谓纳米技术，是指在纳米的尺度里，研究电子、原子和分子内的运动规律和特性的一项崭新技术。科学家们在研究物质构成的过程中，发现在纳米尺度下隔离出来的几个、几十个可数原子或分子，显著地表现出许多新的特性，而利用这些特性制造具有特定功能设备的技术，就称为纳米技术。 纳米 纳米技术与微电子技术的主要区别是：纳米技术研究的是以控制单个原子、分子来实现设备特定的功能，是利用电子的波动性来工作的；而微电子技术则主要通过控制电子群体来实现其功能，是利用电子的粒子性来工作的。人们研究和开发纳米技术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对整个微观世界的有效控制。 纳米技术是一门交叉性很强的综合学科，研究的内容涉及现代科技的广阔领域。1993年，国际纳米科技指导委员会将纳米技术划分为纳米电子学、纳米物理学、纳米化学、纳米生物学、纳米加工学和纳米计量学等6个分支学科。其中，纳米物理学和纳米化学是纳米技术的理论基础，而纳米电子学是纳米技术最重要的内容。 纳米技术（纳米科技nanotechnology） 纳米技术其实就是一种用单个原子、分子制造物质的技术。 从迄今为止的研究状况看，关于纳米技术分为三种概念。第一种，是1986年美国科学家德雷克斯勒博士在《创造的机器》一书中提出的分子纳米技术。根据这一概念，可以使组合分子的机器实用化，从而可以任意组合所有种类的分子，可以制造出任何种类的分子结构。这种概念的纳米技术未取得重大进展。 第二种概念把纳米技术定位为微加工技术的极限。也就是通过纳米精度的“加工”来人工形成纳米大小的结构的技术。这种纳米级的加工技术，也使半导体微型化即将达到极限。现有技术即便发展下去，从理论上讲终将会达到限度。这是因为，如果把电路的线幅变小，将使构成电路的绝缘膜的为得极薄，这样将破坏绝缘效果。此外，还有发热和晃动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研究人员正在研究新型的纳米技术。 第三种概念是从生物的角度出发而提出的。本来，生物在细胞和生物膜内就存在纳米级的结构。 所谓纳米技术，是指在纳米的尺度里，研究电子、原子和分子内的运动规律和特性的一项崭新技术。科学家们在研究物质构成的过程中，发现在纳米尺度下隔离出来的几个、几十个可数原子或分子，显著地表现出许多新的特性，而利用这些特性制造具有特定功能设备的技术，就称为纳米技术。 纳米技术是一门交叉性很强的综合学科，研究的内容涉及现代科技的广阔领域。 纳米科技现在已经包括纳米生物学、纳米电子学、纳米材料学、纳米机械学、纳米化学等学科。从包括微电子等在内的微米科技到纳米科技，人类正越来越向微观世界深入，人们认识、改造微观世界的水平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也曾指出，纳米左右和纳米以下的结构是下一阶段科技发展的一个重点，会是一次技术革命，从而将引起21世纪又一次产业革命。 虽然距离应用阶段还有较长的距离要走，但是由于纳米科技所孕育的极为广阔的应用前景，美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都对纳米科技给予高度重视，纷纷制定研究计划，进行相关研究。[编辑本段]纳米电子器件的特点. 以纳米技术制造的电子器件，其性能大大优于传统的电子器件： . 工作速度快，纳米电子器件的工作速度是硅器件的1000倍，因而可使产品性能大幅度提高。功耗低，纳米电子器件的功耗仅为硅器件的1/1000。信息存储量大，在一张不足巴掌大的5英寸光盘上，至少可以存储30个北京图书馆的全部藏书。体积小、重量轻，可使各类电子产品体积和重量大为减小。纳米材料“脾气怪” 纳米金属颗粒易燃易爆 几个纳米技术纳米的金属铜颗粒或金属铝颗粒，一遇到空气就会产生激烈的燃烧，发生爆炸。因此，纳米金属颗粒的粉体可用来做成烈性炸药，做成火箭的固体燃料可产生更大的推力。用纳米金属颗粒粉体做催化剂，可以加快化学反应速率，大大提高化工合成的产出率。 纳米金属块体耐压耐拉 将金属纳米颗粒粉体制成块状金属材料，强度比一般金属高十几倍，又可拉伸几十倍。用来制造飞机、汽车、轮船，重量可减小到原来的十分之一。 纳米陶瓷刚柔并济 用纳米陶瓷颗粒粉末制成的纳米陶瓷具有塑性，为陶瓷业带来了一场革命。将纳米陶瓷应用到发动机上，汽车会跑得更快，飞机会飞得更高。 纳米氧化物材料五颜六色 纳米氧化物颗粒在光的照射下或在电场作用下能迅速改变颜色。用它做士兵防护激光枪的眼镜再好不过了。将纳米氧化物材料做成广告板，在电、光的作用下，会变得更加绚丽多彩。 纳米半导体材料法力无边 纳米半导体材料可以发出各种颜色的光，可以做成小型的激光光源，还可将吸收的太阳光中的光能变成电能。用它制成的太阳能汽车、太阳能住宅有巨大的环保价值。用纳米半导体做成的各种传感器，可以灵敏地检测温度、湿度和大气成分的变化，在监控汽车尾气和保护大气环境上将得到广泛应用。 纳米药物治病救人 把药物与磁性纳米颗粒相结合，服用后，这些纳米药物颗粒可以自由地在血管和人体组织内运动。再在人体外部施加磁场加以导引，使药物集中到患病的组织中，药物治疗的效果会大大提高。还可利用纳米药物颗粒定向阻断毛细血管，“饿”死癌细胞。纳米颗粒还可用于人体的细胞分离，也可以用来携带DNA治疗基因缺陷症。目前已经用磁性纳米颗粒成功地分离了动物的癌细胞和正常细胞，在治疗人的骨髓疾病的临床实验上获得成功，前途不可限量。 纳米卫星将飞向天空 在纳米尺寸的世界中按照人们的意愿，自由地剪裁、构筑材料，这一技术被称为纳米加工技术。纳米加工技术可以使不同材质的材料集成在一起，它既具有芯片的功能，又可探测到电磁波(包括可见光、红外线和紫外线等)信号，同时还能完成电脑的指令，这就是纳米集成器件。将这种集成器件应用在卫星上，可以使卫星的重量、体积大大减小，发射更容易，成本也更便宜。纳米技术走入百姓生活 9月27日，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的专家宣布研制成功新型纳米材料———超双疏性界面材料。这种材料具有超疏水性及超疏油性，制成纺织品，不用洗涤，不染油污；用于建筑物表面，防雾、防霜，更免去了人工清洗。专家称：纺织、建材、化工、石油、汽车、军事装备、通讯设备等领域，将免不了一场因纳米而引发的“材料革命”。 随着科学家的一次次努力，“纳米”这个几年前对我们还十分生疏的字眼，眼下却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线。 纳米是一个长度单位，1纳米等于十亿分之一米，20纳米相当于1根头发丝的三千分之一。90年代起，各国科学家纷纷投入一场“纳米战”：在至100纳米尺度的空间内，研究电子、原子和分子运动规律和特性。 中国当然不甘人后，1993年，中国科学院北京真空物理实验室操纵原子成功写出“中国”二字，标志着我国开始在国际纳米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并居于国际科技前沿。 1998年，清华大学范守善小组在国际上首次把氮化镓制成一维纳米晶体。同年，我国科学家成功制备出金刚石纳米粉，被国际刊物誉为：“稻草变黄金———从四氯化碳制成金刚石。” 1999年，北京大学教授薛增泉领导的研究组在世界上首次将单壁碳纳米管组装竖立在金属表面，并组装出世界上最细且性能良好的扫描隧道显微镜用探针。 中科院成会明博士领导的研究组合成出高质量的碳纳米材料，被认定为迄今为止“储氢纳米碳管研究”领域最令人信服的结果。 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解思深领导的研究组研制出世界上最细的碳纳米管———直径纳米，已十分接近碳纳米管的理论极限值纳米。这个研究小组，还成功地合成出世界上最长的碳纳米管，创造了“3毫米的世界之最”。 在主题为“纳米”的争夺战中，中国人频频露脸，尤其在碳纳米管合成以及高密度信息存储等领域，中国实力不容小觑。 科学界的努力，使“纳米”不再是冷冰冰的科学词语，它走出实验室，渗透到中国百姓的衣、食、住、行中。 居室环境日益讲究环保。传统的涂料耐洗刷性差，时间不长，墙壁就会变得斑驳陆离。现在有了加入纳米技术的新型油漆，不但耐洗刷性提高了十多倍，而且有机挥发物极低，无毒无害无异味，有效解决了建筑物密封性增强所带来的有害气体不能尽快排出的问题。 人体长期受电磁波、紫外线照射，会导致各种发病率增多或影响正常生育。现在，加入纳米技术的高效防辐射服装———高科技电脑工作装和孕妇装问世了。科技人员将纳米大小的抗辐射物质掺入到纤维中，制成了可阻隔95%以上紫外线或电磁波辐射的“纳米服装”，而且不挥发、不溶水，持久保持防辐射能力。 同样，化纤布料制成的衣服因摩擦容易产生静电，在生产时加入少量的金属纳米微粒，就可以摆脱烦人的静电现象。 白色污染也遭遇到“纳米”的有力挑战。科学家将可降解的淀粉和不可降解的塑料通过特殊研制的设备粉碎至“纳米级”后，进行物理结合。用这种新型原料，可生产出100%降解的农用地膜、一次性餐具、各种包装袋等类似产品。农用地膜经4至5年的大田实验表明：70到90天内，淀粉完全降解为水和二氧化碳，塑料则变成对土壤和空气无害的细小颗粒，并在17个月内同样完全降解为水和二氧化碳。专家评价说，这是彻底解决白色污染的实质性突破。 从电视广播、书刊报章、互联网络，我们一点点认识了“纳米”，“纳米”也悄悄改变着我们。纳米精确新闻 1959年 理论物理学家理查·费伊曼在加州理工学院发表演讲，提出，组装原子或分子是可能的。 1981年 科学家发明研究纳米的重要工具———扫描隧道显微镜，原子、分子世界从此可见。 1990年 首届国际纳米科技会议在美国巴尔的摩举办，纳米技术形式诞生。 1991年 碳纳米管被人类发现，它的质量是相同体积钢的六分之一，强度却是铁的10倍，成为纳米技术研究的热点。 1993年 继1989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搬走原子团“写”下斯坦福大学英文名字、1999年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在镍表面用36个氙原子排出“IBM”之后，中国科学院北京真空物理实验室操纵原子成功写出“中国”二字。 1997年 美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地用单电子移动单电子，这种技术可用于研制速度和存储容量比现在提高成千上万倍的量子计算机。同年，美国纽约大学科学发现，DNA可用于建造纳米层次上的机械装置。 1999年 巴西和美国科学家在进行碳纳米管实验时发明了世界上最小的“秤”，它能够称量十亿分之一克的物体，即相当于一个病毒的重量；此后不久，德国科学家研制出能称量单个原子重量的“秤”，打破了美国和巴西科学家联合创造的纪录。同年，美国科学家在单个分子上实现有机开关，证实在分子水平上可以发展电子和计算装置。 纳米花边新闻 倾听细菌游弋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Pasadena市的喷气飞机推进器实验室目前正在研制一种被称为“纳米麦克风”的微型扩音器，据《商业周刊》报道，这种微型传感器可以使科学家倾听到正在游弋的单个细菌的声音，以及细胞体液流动的声音。这种人造纳米麦克风由细微的碳管制成，正是因为构成物体积细小和灵敏度极高，这种麦克风才能够在受到非常小的压力作用下作出反应，使得对其进行监测的研究人员获得相关的声音信息。 利用这种新产品，科学家将可以对其他星球上是否存在生命进行探测，可以探测到生物体内单个细胞的生长发育。这一仪器研制项目已获得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的批准，而且NASA还向上述实验室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持。[编辑本段]“纳米水”防强暴. 据《人民日报》报道，最近，广州一家公司宣称生产出一种用麦饭石和纳米特殊材料制作而成的“纳米珠”，只要把它放在水里，多脏的水也能喝。长期饮用“纳米水”，可抗疲劳，耐缺氧，甚至“增强女士防匪徒强暴的能力”。据了解，每盒纳米珠要300元，买齐整套设备（一台饮水机、一桶水和十盒纳米珠）则需3800元。76岁的何姓老人在推销员的百般说服下，不但相信纳米水的神奇疗效，还看中了纳米水的销售方式。老人背着家里人一共拿出22万元，买下75套纳米水机套装产品，然后等着每月2万元钱的分红。 广州市工商局东山分局经济检察中队在4月3日查处了该公司，其准备创造科技神话的纳米水根本没有科技鉴定说明，该公司的纳米水套装产品既无生产许可证，也没有产品合格证。光也能“吹动”物体 纳米世界，光也能“吹动”物体。当光照射在物体上，也会对物体产生作用力，就像风吹动帆一样。从儒勒·凡尔纳到阿瑟·C·克拉克，科幻作家们不止一次幻想过运用太阳光的作用力来推动“太阳帆”，驱动飞船在星际中航行。然而，在地球上，太阳光的作用力实在微乎其微，没有人能用阳光来移动一个物体。但是，在11月27日的《自然》杂志上，在美国耶鲁大学从事研究的中国学者发表文章，首次证实在纳米世界里，光真的可以驱动“机器”——由半导体做成的纳米机械。 这项研究，结合了相关图书两个最前沿的纳米科学领域，即纳米光子学和纳米力学。“在宏观尺度上，光的力实在太微弱，没有人能感觉到。但是在纳米尺度上，我们发现光具有相当可观的力，足以用来驱动像集成电路上的三极管一样大小的半导体机械装置。”领导此项研究的耶鲁大学电子工程系教授唐红星这样介绍。其实，此前光的力已经被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应用于一种叫做“光镊”的技术中，用来操控原子和微小的颗粒。“我们的研究则是把光集成在一块小小的芯片上，使它的强度增加数百万倍，从而用来操控纳米半导体器件。”这篇论文的第一作者、博士后研究员李墨进一步阐释说。 在耶鲁大学的实验室里，两位科学家和来自北京大学的研究生熊驰及合作者们一起，使用最先进的半导体制造技术，在硅芯片上铺设出一条条光的线路，称之为“光导”。当激光器发出的光被接入这样的芯片后，光就可以像电流在导线里一样，沿着铺好的光导线路“流”动。理论预测，在这样的结构中，光会对引导它的导线产生作用力。为了证实这样的预测，他们把一小段只有10微米长的光导悬空，让它可以像吉他弦般产生振动。如果光确实产生力并作用在它上面，那么当光的强度被调制到和光导的振动一致的频率时，共振就会产生。这样的共振就会在透射的光中产生同样频率的一个峰。这正是3位中国科学家经过半年多的实验和计算，最终在他们的测量仪器上看到的令人信服的现象。之后，他们通过大量实验证明，这个作用力的大小和理论预期非常一致。因为光的速度比电流要快得多，所以这种光产生的力预期可以以几十吉赫兹(GHz)的速度驱动纳米机械。 此项研究成果有望引领出新一代半导体芯片技术——用光来取代电。未来运用这种新技术，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可以实现基于光学和量子原理的高速高效的计算和通信。[编辑本段]纳米探针在药物筛选中首获应用 英国伦敦纳米技术中心的研究人员研制出一种新型纳米探针，利用该纳米探针可以检测出某种抗生素药物是否能够与细菌结合，从而减弱或破坏细菌对人体的破坏能力，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这是科学家第一次将纳米探针运用于药物筛选，相关试验的初步结果已经刊登在最新一期的《自然?纳米技术》杂志上。 人们在用抗生素治病的过程中，引起疾病的细菌很容易产生抗药性，从而使得抗生素失去药效。抗生素的作用原理是与致病细菌的细胞壁结合后破坏细胞壁的结构，使得致病细菌死亡，一旦产生抗药性，细菌的细胞壁结构发生改变，细胞壁变厚，抗生素无法与细胞壁结合。 研究人员在一排纳米探针上覆盖组成细菌细胞壁的蛋白质，一旦抗生素与细胞壁结合，探针的表面重量就会增加，这一表面压力会导致纳米探针发生弯曲。通过对万古霉素药物的研究发现，抗药性细菌的细胞壁硬度是非抗药性细菌的1000倍。所以通过纳米探针探测出各种药物对细菌细胞壁的结构改变，筛选出对致病细菌破坏力最大的抗生素。纳米探针的运动轨迹 纳米金属用途简介 钴（Co） 高密度磁记录材料。利用纳米钴粉记录密度高、矫顽力高（可达）、信噪比高和抗氧化性好等优点，可大幅度改善磁带和大容量软硬磁盘的性能。 磁流体。用铁、钴、镍及其合金粉末生产的磁流体性能优异，可广泛应用于密封减震、医疗器械、声音调节、光显示等。 吸波材料。金属纳米粉体对电磁波有特殊的吸收作用。铁、钴、氧化锌粉末及碳包金属粉末可作为军事用高性能毫米波隐形材料、可见光——红外线隐形材料和结构式隐形材料，以及手机辐射屏蔽材料。 铜（Cu） 金属和非金属的表面导电涂层处理。纳米铝、铜、镍粉体有高活化表面，在无氧条件下可以在低于粉体熔点的温度实施涂层。此技术可应用于微电子器件的生产。 高效催化剂。铜及其合金纳米粉体用作催化剂，效率高、选择性强，可用于二氧化碳和氢合成甲醇等反应过程中的催化剂。 导电浆料。用纳米铜粉替代贵金属粉末制备性能优越的电子浆料，可大大降低成本。此技术可促进微电子工艺的进一步优化。 铁（Fe） 高性能磁记录材料。利用纳米铁粉的矫顽力高、饱和磁化强度大（可达1477km2/kg）、信噪比高和抗氧化性好等优点，可大幅度改善磁带和大容量软硬磁盘的性能。 磁流体。用铁、钴、镍及其合金粉末生产的磁流体性能优异，可广泛应用于密封减震、医疗器械、声音调节、光显示等领域。 吸波材料。金属纳米粉体对电磁波有特殊的吸收作用。铁、钴、氧化锌粉末及碳包金属粉末可作为军事用高性能毫米波隐形材料、可见光——红外线隐形材料和结构式隐形材料，以及手机辐射屏蔽材料。 导磁浆料。利用纳米铁粉的高饱和磁化强度和高磁导率的特性，可制成导磁浆料，用于精细磁头的粘结结构等。 纳米导向剂。一些纳米颗粒具有磁性，以其为载体制成导向剂，可使药物在外磁场的作用下聚集于体内的局部，从而对病理位置进行高浓度的药物治疗，特别适于癌症、结核等有固定病灶的疾病。 镍（Ni） 磁流体。用铁、钴、镍及其合金粉末生产的磁流体性能优异，广泛应用于密封减震、医疗器械、声音调节、光显示等。 高效催化剂。由于比表面巨大和高活性，纳米镍粉具有极强的催化效果，可用于有机物氢化反应、汽车尾气处理等。 高效助燃剂。将纳米镍粉添加到火箭的固体燃料推进剂中可大幅度提高燃料的燃烧热、燃烧效率，改善燃烧的稳定性。 导电浆料。电子浆料广泛应用于微电子工业中的布线、封装、连接等，对微电子器件的小型化起着重要作用。用镍、铜、铝纳米粉体制成的电子浆料性能优越，有利于线路进一步微细化。 高性能电极材料。用纳米镍粉辅加适当工艺，能制造出具有巨大表面积的电极，可大幅度提高放电效率。 活化烧结添加剂。纳米粉末由于表面积和表面原子所占比例都很大，所以具有高的能量状态，在较低温度下便有强的烧结能力，是一种有效的烧结添加剂，可大幅度降低粉末冶金产品和高温陶瓷产品的烧结温度。 金属和非金属的表面导电涂层处理。由于纳米铝、铜、镍有高活化表面，在无氧条件下可以在低于粉体熔点的温度实施涂层。此技术可应用于微电子器件的生产。 锌（Zn） 高效催化剂。锌及其合金纳米粉体用作催化剂，效率高、选择性强，可用于二氧化碳和氢合成甲醇等反应过程中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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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你是要了解哪种太阳能电池，太阳能电池分类很多，如：单晶硅、多晶硅、薄膜电池等；你想要找关于这方面的资料的话，可以去太阳能电池论坛（光伏论坛）找，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