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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意思就是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摆在首位，为祖国的前途、命运担忧分愁，为天底下的人民幸福出力，表现出作者的远大政治抱负。今天我整理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议论文 作文 供大家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文1
庆历四年春天，滕子京被降职远调到岳州当知州。他没有因为仕途失意而意志消沉。他把岳州治理的井井有条。到第二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于是就重修岳阳楼。范仲淹应他所求，写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在文中，范仲淹表达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伟大政治抱负，希望以此与朋友共勉。这种“先忧后乐”的情怀是令人敬佩的，也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大力弘扬的。
从古至今，中华民族就不乏具有“先忧后乐”的伟大情怀的仁人志士。
战国时代，列国纷争，战火连天，老百姓辗转沟壑，水深火热。孟子对此深感忧虑，他提出了“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政治理想，要求统治者与天下人同忧同乐。唐代柳宗元被贬谪到永州当司马，有职无权，心情非常失落。但他同情人民疾苦，写出了《捕蛇者说》，揭露中唐苛征重税的罪恶，希望统治者关心民生。海瑞一生两袖清风，他关心百姓，无论是饥荒还是水灾，都时刻奋战在一线，冲风冒雨，亲劳胼胝。像这些“古仁人”，无论是在朝为官，还是僻处江湖，他们担忧的就是百姓，就是国家。
晚清以后的近现代，中国积贫积弱，列强环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孙中山先生要实现世界大同，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统治，实行“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鲁迅先生忧虑国民精神的衰落，弃医从文，用他笔下的 文章 来唤醒沉睡的国人。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天下劳苦大众谋幸福”，几十年出生入死，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些革命先辈“以天下为己任”，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为了实现天下人“共同富裕”的理想，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新时期的领导者，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正确策略，把“科学发展”、“改善民生”放在了重要的位子。他们也正实践者古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伟大政治抱负。
作为这个时代的莘莘学子，我们也应该学习古往今来一切优秀的人物，树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伟大抱负，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努力读书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文2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早在宋朝时就已经记录于范仲淹老前辈的《岳阳楼记》中。在天下人忧之前先忧，天下人乐之后而乐。事实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我们何尝不想?只不过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太多太多的欣欣向荣、国泰民安，心中的那一抹颤心的感恩渐渐的、渐渐的早已褪去了它原本的颜色。世殊事异，情随事迁，处在现实生说中年少轻狂的我们，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拥有那一份忧国忧民的缠绵愁绪，那一腔慷慨激昂的热血激情，那一颗精忠报国的赤诚之心。自然前人的古训对于我们来说不免有着些许的牵强，而我们也不想背负着民族太过极端的千年期望，去承受理想与现实间不可泯灭的差距，从容不迫地去迎接未来属于我们的那一个个挑战。
物极必反，带给我们的只能是穷途末路。易不因人制宜?化悲观为乐观，以自己的种.种主观意愿去克服重重客观发展。每每心中千沟万壑，立时化为一滩止水。
先天下之忧而乐，后天下之乐而忧。
当遇到挫折时，太多的忧患只能使某些心理承受压力出的人将事情做得更加糟糕，如果我们换一种乐观向上的态度去看待问题，又有谁会知晓你是不是下一个赛翁呢?倘若如此，是否会有另一番境地呢?每当浩劫来临之际，原先忧患成风的人们可能会愈加得沉重，更有甚者，可谓“心理变态”。我们不妨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以诚心去善待身边的一草一木，以缓解沉重的心情。这样做未尝不可呀!
人逢喜事精神爽。是非恩怨，难免会由喜忧参半。当我们遇到兴味之事时，有人便会喜形于色，忘乎所以。古往今来，乐极生悲比比皆是。我们可以在心中暗暗地为自己轻轻地敲一下警钟，可不是警钟长鸣哟!
成不了大事并不是你的错，差之毫厘决不是谬之千里，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另辟蹊径，以独到之处敖于众人之中，大可不必为人所知。做不了范老爷爷那样的人，我们可以做自己，活出自我。
在大悲之前“喜”一下，在大喜之后“忧”一点。正所谓“先天下之忧而乐，后天下之乐而忧。”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文3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仲淹的千古名句。意思就是说：“在天下人忧之前先忧，在天下人乐之后再乐。”范仲淹乃一代贤人，能写出此句更显其品德高尚，他能看破世俗，独驾于青云之上。此乃人之极境也。
范仲淹是“进亦忧，退亦忧。”时时忧国忧民而丝毫不为自己着想，从来不“忧”自己。他如果是现代人，一定是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的“张思德二世”。为共产主义事业奔走，为全国人民谋福利，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竭尽全力，定是他的毕生目标。
“然则何时而乐耶?”那他什么时候才快乐呢?忧来忧去，忧得死去活来，忧得肝肠寸断，忧得潸然泪下，视物而叹惋，此种忧愁，乃忧之最高境界，可摧残自己的身体呀。《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两眉弯弯如双月并行，妩媚双眼如星辰闪隐，甜甜小嘴如点点樱桃，秀发飘逸如淡淡微波。如此国色天香之人可惜整日哭哭啼啼，病魔缠身，正似那双月并潜，星日隐耀，樱花悠悠而凋焉。给人之感，乃是怅然若失，可悲可叹矣。忧可伤身，此乃事实，故忧需有度也。
人需忧之后而乐，此乃现代人之公理也。娱乐也是必要的。娱乐可以放松身心，缓解现代人的精神压力，从而提高以后的工作效率，这才是正确的生活方式。
人不是机器，因此不可以不停地工作，否则零件经常出现故障。现代人有很大的精神压力，若不及时娱乐以缓解压力则会被压瘪在果壳之中，永世不得翻身。娱乐并非荒废时间，而是为了以后更好地“忧”(工作)做准备，以提高工作效率，这样工作比忧着工作情况要好得多。
综上所述，余诫仲淹叔曰：“忧而有度也，乐亦有度也，则事皆成矣!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文4
范仲淹应友之邀，在岳阳楼上挥毫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此，这成了为官的准则。
范仲淹先生生活在兵戈四起，战火纷飞的北宋王朝，这注定了他纵然奇才旷世，纵然忧国忧民，也终究免不了被朝廷所抛弃。
北宋的重文轻武使这个脆弱的王朝面临着严重的戎狄外患。国难当前，范先生以书生之躯毅然奔赴战场，弃笔提刀。“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恰似当年的霍去病将军，将敌人拒之于边关之外，以换江山社稷无忧，黎民百姓安康。
边关风沙烈，漠北霜雪寒，但范先生始终认为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他和众将士们在这里受的每一分苦，都是为了他们的君王不受外族辱，百姓不受战火之苦。为祖国分忧，这应当是他的骄傲。
然而，“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并非所有的一腔热忱都能换来惺惺相惜，黑暗腐败的朝廷远比边关苦寒可怕。
回朝之后，范先生对存在问题的朝政提出质疑，与朝中一众奸佞斗智斗勇，可命运与君王并未眷顾于他。一次又一次的不低头，换来的是一次又一次的贬谪。被贬的地方越来越偏远，前来送行的官员也越来越少。朝中的黑暗势力一手遮天，已经不是他可以抵抗的了。
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忘记天下的泱泱众生。他的君王可以不要他，但他祖国的人民需要他。
他数年如一日吃着白粥与咸菜，把自己的钱财匀出来资助投奔来的穷苦求学者。他提携了不计其数的后生，救助了不计其数的百姓。就连他辞世的前夕，还忙碌在赈灾的事上。或许他的日子还没有大部分百姓过的好，可却乐在其中。
范先生谥号“文正”，意为立德立功立言者，算是一个安慰吧。他的一生都在为了天下忧愁，为了天下欢乐。不得不说，范仲淹这一生，便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最鲜活的写照。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文5
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一文中，抒发了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理想。近千年来，这句格言一直影响、 教育 着后人。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摆在首位，为祖国的前途、命运担优分愁，为天底下的人民幸福出汗流血。历史上的文天祥在国家危亡之时，置个人生命于不顾，明知凶多吉少，念及“国家至此”，毅然前往和元军谈判;被捕后，几度挣脱敌人魔掌，以期重整旗鼓，收复大宋江山，表现了这种精神;1958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元帅冒着丢官舍命的危险，反映民情，说出真话。他为人民忧，为人民愁，为人民大声疾呼，尽管被罢官，仍然矢志不移，真正做到了忧在百姓前，为人民鞠身弓尽瘁。
国家的利益与个人的私欲这组矛盾，从古到今始终在拷问着每个人的灵魂。“先天下之优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胸怀这种忧乐观的人，理想远大，精神崇高，追求真理，视国家民族的振兴为己任，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文天祥、彭德怀不正是这样不平凡的人吗?相反，有的人经不起物欲的引诱，享一时之乐，贪一己之利，而置国家、人民的利益而不顾，鬼迷心窍，灵魂丑恶，行径肮脏，犯下了损害国家、人民利益的罪行。原广西自治区主席成克杰，为了个人多提取“好处费”，竟然下令压低土地出售价格，使国家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在他眼里、心里，哪有“天下人”的位置?只有他自己!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一个人世界观的反映。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必须加强品德修养，陶治自己的情操，向历代民族英雄和志士仁人学习，汲取其精神滋养。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外面的世界真精彩，各种诱惑接踵而来。这就更加要求我们，尤其是领导干部，守住自己的精神家园，时刻记住自己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并代表着人民，自己是人民的公仆，且慢行乐，切勿忘忧，更不能大肆挥霍，贪污受贿，中饱私囊，为一己之乐，造成百姓之优、国家之优。
愿“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像一口古老的洪钟，常鸣在人们的心间。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文6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我国宋代范仲淹的千古名句。诚然，范仲淹有忠于封建君主思想的局限性，但是在豺狼当道的社会里，能够以天下为重，也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在古代，忧国忧民的英雄人物就不乏其例，像屈原、岳飞、文天祥等等，他们为了国家民族，不惜慷慨捐躯。他们的 事迹 ，将流芳百代，为人们所称颂。
在革命年代里，为了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中国，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英雄人物更是数不胜数。李大钊同志，双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为革命英勇献身。鲁迅先生的一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敬爱的周总理，为人民披肝沥胆，鞠躬尽瘁，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在革命的征途中，正因为有千千万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英雄人物，革命事业才兴旺发达，历史的车轮才能滚滚向前。
现在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伟大的历史转折关头。实现“四化”，振兴中华，急需一大批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有 文化 科学知识的专门人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青年人应当担负起历史的重任，为国分忧，为民尽力，用青春的光和热换来祖国的繁荣昌盛、人民的幸福康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应当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在我们青年中，也有少数人只顾个人的安逸享受，不顾国家的前途命运，他们一事当前，先为自己打算，斤斤计较个人得失。这些人鼠目寸光，心胸狭窄，连封建时代的范仲淹都不如，更不用说具有共产主义的思想品质了。在伟大的时代面前，这些人应当感到惭愧和羞耻。
革命在发展，历史在前进，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应当时时刻刻想到国家，想到人民，为共产主义千秋大业而奋斗终生。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文7
古往今来，世事变迁，为国立志，为国捐躯的前辈如滔滔江水般源源不断尽。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周恩来;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是“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的陆游;亦或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杜甫……多少仁人志士心系天下，心怀已任，他们以一颗炽热的报国之心，在国家需要之时，挺身而出，为国奋斗;他们志向坚定，有远大抱负，即使“烈士暮年”，也“壮心不已”。
苏轼，说到这位流芳百世，孺妇皆知的大文人，想必各位首先想到的是他的文学作品。而我所要说的，是他的官职生涯，苏东坡从小立志苦读，年少成名，却因在官场上执己见而被一贬再贬。试想，苏东坡本可以在官场上多附和他人，多顺皇上之意，这样也许他就不会被一贬再贬，而是锦衣玉食，无忧无虑;再者，他本也可以在当官时剥削人民，以获取小利，但又为何尽心尽力让百姓的生活过得滋润，过得幸福?显然，是因为他有一颗忧国忧民的心。在官位时，他提出自己最为真切的建议，希望能对国家治理有所帮助;被贬后，他也不会因此而堕落颓靡，而是凭借一种随遇而安的情怀，管理好一方土地。他把百姓、国家的利益高架于个人利益之上，心忧天下，心系国家。正如范仲淹所写的：“居庙堂之高则忧胜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苏东坡也因为对天下、国家无悔的信念而被众人称颂至今。
除了古代，当今社会，拥有责任与担当的人也比比皆是，他们又何尝不是忧国忧民的作文勇士呢?
1999年3月14日，公交司机黄志全在驾驶过程中心脏病突然发作，在生命的最后一分钟，他强忍剧痛，做了三件事：一、把公交车缓缓靠向路边，并用最后的力气拉下了手动刹车闸。二、打开车门，让乘客们安全下车，三、熄灭发动机，以确保人们的安全。他用生命最后一分钟的努力，体现了一个普通司机的责任与担当。如果他当时并无法冷静地处理事情，无法考虑车上人民的安全，也许就不只是他一个人逝世，而是一车人。如果不是他的舍身为人，他的那颗心忧百姓的心，他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担当，又怎能挽回这一车人的生命?不禁想起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而黄志全又怎不是此类为民舍己的勇士!
我们作为立身于现代社会的青年，又应当如何做呢?我们的前辈已经为了祖国奉献了太多，乃至自己的生命，他们所创造的悠久文明，他们所打下的大好河山，岂能毁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今天的我们同样也要心存天下，心怀已任，学习前辈们的坚韧不拔，勇于奋斗，无私奉献的伟大精神。要不断地提升自己，心存忧患意识，为国着想，为民思虑，有一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心。青年的肩上不应只是风花雪月，还肩负着属于自己的那份担当与责任!
心忧天下，乃青年之志;报国心切，待明日之时。新时代的号角已然吹响，我们已然成为新时代好少年，就让我们扛起祖国的大旗，昂首挺胸，不负众望，让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文8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仲淹所写的《岳阳楼记》中的一句 名言 ，它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一个人应把大众利益摆在第一位，把个人利益摆在第二位，在天下人忧虑之前忧虑，在天下人快乐之后快乐。
俗话说：“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一个人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大众的利益是分不开的。如果国家衰败，生灵涂炭，那么个人利益又从何谈起呢?只有国家兴旺发达，人民安居乐业，个人才有幸福可言。因此，一个人应该有为国家、为大众谋利益的理想，为人民着想，在天下人尚未感到忧虑之前就为之忧虑，直到天下人都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才谈自己的个人幸福。优秀的共产党员周文雍和陈铁军，他们生前尽管爱情的种子已经在心中扎根、发芽，但是他们都把它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他们顾不上谈个人的爱情，而是积极地为党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才举行了刑场上的婚礼，把一腔热血洒在黄花岗上。他们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贵品德，将永远铭刻在人们心中。 今天，我们的祖国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为了实现“四化”，振兴我们伟大、古老的祖国，让五千年文明发扬光大，我们年轻的一代更应该树立起伟大而崇高的理想，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为了“四化”而努力奋斗，贡献自己美好青春。在这一伟大的历史时期，绝大多数的青年也正是这样做的。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奋斗，谱写着一曲曲壮丽的青春赞歌。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也有那么极少数的青年人，胸无大志，整天只顾自己个人的利益，忙忙碌碌为的是个人的小家庭。他们碌碌无为，虚度年华，有的人甚至为了个人私利走私贩私、盗窃行，成为青年中的败类。我们应向这些人击一猛掌，使他们明白：只有抛弃个人主义，把自己的青春献给祖国、献给人民、献给“四化”，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幸福。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凡华夏子孙怎可无爱国之心?是中华儿女安能无报国之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让我们牢记范仲淹的这一名言，为伟大祖国，为天下大众，为“四化”大业而贡献青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青春史上，绘出最新最美的图画。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文9
城门向中缓缓闭上，将四起边声、牧马悲歌隔绝于外。可总挡不住这萧条荒凉之意。
雁字南飞，雁归人不归，将范仲淹埋在心底的思乡之情丝丝勾起，到最后这如潮涌的思念终是崩溃决堤。角声悠远，相思长远，泪珠顺着范公的脸颊流下，融进毕生的沧桑。举起浊酒一杯，望千山耸云，孤城紧闭，只叹燕然未勒，仰首痛饮。觥筹交错之际，神情恍惚，似乎又回到了接旨的那个夜
窗外夜色如浓稠的墨砚，深沉的化不开，一位霜染鬓发的老人独坐窗前，眉头微蹙。街上行人匆匆穿梭，谁也未曾料到的雨款款落下，就像毫无准备的他接到陛下派遣他前赴陕西御敌的圣旨一般，始料未及。要知道，他，范仲淹，如今已过知命之年了啊，他已然老了，他不得不承认岁月的残酷，他还有力气在黄沙满天的塞外城楼之上统领战士杀敌御外吗?他还有心力浴战杀敌吗?母亲年迈，相伴度过数十载的妻子灵牌刚立不久，而自己已经悲痛到“酒未到，泪已成”的地步了，割舍得下吗?窗外雨声依旧，灯火阑珊，灯芯冉冉，又像是他忠心报国的热火星星不灭，他当然是可以以年迈体乏，丧妻之痛为由推辞掉的，但为国计、为民生的那颗心，那种情，却压制不住。
雨声渐大，滴落在青石板上，发出清脆的声响，灯光在雨雾中朦胧，但范公的心好似变清晰了。雨滴重重击在屋顶，发出 清明 响亮一声，一声定音!范公依然选了家国，选了百姓，视天下兴亡为己任。风尘仆仆奔赴到延州，与黄沙角声，金戈铁马为伴戍守边关，忠心为国。
酒意渐渐退了，黑夜也涌了上来，羌管悠悠，白霜满地，夜色清凉凝成霜，却寒不了范公为国为民的热忱之心。
延州或许没有了飞舞的黄沙，但永留的是范公那“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忠心。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文10
世界之大，人口之多，事物纷繁复杂，对于幸福的看法就有各种各样的回答。路易十五这个暴君不是说：“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言外之意，就是唯我独尊、及时行乐，哪管人民的悲苦、后代的幸福、他人的快乐。但裴多菲却这样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是裴多菲的幸福观。他把对自由的追求看作是幸福，而把个人的一切置之度外。当然，各人对幸福的解释是不同的，但从这些解释中不难归纳出一个道理，不同阶级的人，为不同目标奋斗的人，有不同的幸福观，而且无非是两种：一个是为自己，一个是为人民。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一种为人民，也就是为大多数人的幸福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我们这个时代又赋予它新的含义，就是为人民着想，把自己的幸福同人民的幸福连结在一起，为实现人类美好的理想而奋斗。这是一种高尚的幸福观。这和路易十五的唯我独尊、及时行乐相比，真是有天壤之别。一个是为广大人民以至人类的幸福，一个是为渺小的个人的所谓幸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一种高尚的幸福观。
马克思在中学 毕业 时就具有了这样高尚的幸福观。他说：“我的幸福属于全人类。”他就是以此为目标，为人类的解放事业，为共产主义贡献了一生。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也是以天下为己任，从小就立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雄心，他为中国人民鞠躬尽瘁，受到人民的无比爱戴。马克思、周总理都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榜样。
在新中国的青年中也有许许多多以人民的幸福作为自己的幸福的人。杜芸芸是一个平凡的女工，生活朴素艰苦，但她把继承的十万元遗产全部交给了国家。有人说她太傻了，现成的福不享。可是她说她把钱交给国家支援“四化”建设，等到“四化”实现了，人民都富裕了，这就是她的幸福。这是多么真挚的话语，表达了她美好的心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她高尚的幸福观。她是真正懂得幸福的人，而那些以为自己不傻的人，想不费吹灰之力得到财富而享清福的人才真正是傻子，是庸人。他们只想到个人的享受，是一种可怜的、唯我的、自私的幸福观。
我也是一个新中国的青年，我应该像杜芸芸那样，把自己的幸福和人民的幸福连结在一起，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人民。
雨果说：“世界上最大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大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大的是人的心灵。”这心灵就是伟大的心灵，它装着人类的幸福。我要有一颗这样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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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一天，为夜行人指路的星星厌倦了夜空的寂寞，它会选择什么？它是否会选择坠落？——题记云的责任是播撒甘霖，鸟的责任是飞扬歌声，树的责任是营造绿阴，花的责任是散发芬芳。对于我们，责任是人生路上最美的行囊，也是我们生命的重量。昨天生命一经诞生，就必然的要担负起某种责任。没有生命可以不负任何责任，也没有生命可以推卸和回避自己所应该承担的责任。还记得孙中山为了救国于危难，救民于水火，四处呼吁，决然发动了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统治，回忆往昔，那一位位历史人物为救国救民而捐躯奉献，他们的身影仿佛还浮现在眼前。今天如今竞争激烈的社会已经让越来越多的人们把责任抛在了脑后，还有多少人能背负这与生俱来的责任呢？我听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有多年行医经验的医生对坐在自己对面的一位女士说：“你子宫里长了个瘤，要尽快做手术。”病人一下子慌了，但却暗自庆幸自己遇到了这位名医。手术很快安排了，瘤不大，只须开一个小口。但刀子在划开一个小口之后停住了，原来那并不是瘤，而是一个胎儿。医生在挣扎之后缝合了伤口。对病人坦白了自己的过失。但医生没有被谅解，最终被病人的家属告上法庭，差点倾家荡产。有人问他：“你何不直接拿掉孩子反正也没人知道。”医生一笑：“老天知道。”是的，就算是自己的过失，但也要为它承担责任。明天不管地球怎么转动，生活总要继续。未来还会有越来越多的责任在等着我们。我们还要用那不算宽广的肩膀扛起生活赋予我们的重任。但是你可曾想过，尽责在痛苦的同时也是一种满足的快乐？对我来说责任就是为了美好的明天而奋斗。这份责任是动力，在鞭策我向前。带着责任上路，那不是壳，不是十字架，而是我们人生路上最美的行囊。背起责任吧，为我们的生命添加一份重量。
孙中山民权主义与中国政治现代化早期模式的建构无论是哪一种现代化模式的国家，在现代化进程的初期，面临的主要问题都集中在政 治方面，这是由于：一方面，在这个时期，现代化的最大阻力不是来自于经济方面，而 是来自于政治方面，即传统的政治权力中心对现代化的抗拒。因此，如何实现国家权力 由传统势力向现代势力的转移就成为这些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最重要的条件。另一方面， 即使完成了这种转移也并不意味着现代化就可以迅速、顺利地实现。实践表明，在一些 传统势力较为强大的国家，上述任务的完成往往要经历很长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国 家政治还要经历持续不断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从而严重地影响到现代化的发展。所 以，作为现代化的倡导者，他们在推动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尝试中，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就 是如何选择、制定正确的政治发展目标和模式，以保证国家政治现代化的顺利实现。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在充分借鉴西方民主、平等思想和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精神的基础 上，结合中国长期遭受封建专制统治的特点，对中国的政治发展目标及模式进行了有益 的探索，从而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实现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一现代政治制度的最基本特征是政治民主化，在孙中山民权主义思想体系中，以及他对 中国未来政治的发展模式的设计上，其核心目标和全部出发点就是在推翻封建专制制度 的基础上，实现中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建立一个民主共和政治的资产阶级国家。首先，孙中山对民主共和政治的提倡，是由于他对清王朝封建专制制度反动性和腐朽 性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封建专制制度对中国 进行的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同时，也是造成中国近代民族危机的根源。因此， 要挽救中国深重的民族危机和使中国真正走上富强的道路，就必须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 制度代替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正如他所说的：“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 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1](P325)。所以必须进行政治革命，而“讲 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1](P325)。其次，孙中山认为，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 是实现国家进步的基本要求。孙中山指出，现在世界发展的主流已经到了民权时代，民 主共和政治已经成为大势所趋，无法抗拒。应该说，孙中山的上述认识，反映了他对中 国近代以来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对中国来说，鸦片战争以后，封建社会经济基础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下，逐步趋于 解体，中国的发展开始显露出新的契机，即以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代替落后的封建 生产关系，从而推动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孙中山以民权主义思想 为理论基础，提出了民主共和的中国政治发展目标及模式，这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实现 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还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寻找到 了理论支持。在孙中山看来，中国不仅必须要建立民主共和的政治制度，而且他还认为 中国已经具备了实行民主共和的客观条件：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某些固有的属性如中国 的行省制度及国民在断讼、教育、公共事业管理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自治能力。这就是 孙中山所说的“中国已经具备了共和政体的雏形”的客观依据。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 上，孙中山得出了“共和政治不仅为政体之极则，而适合于支那国民之故”[1](P173) 的结论。二一个以追求政治现代化为目标的政权与传统政权最大区别就在于民众的广泛参与性。 这种参与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现代化最大的阻力来自于传统势力，而克服 这种阻力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通过建立一个与传统政治完全不同的现代民主制度来扩大 民众的政治参与范围；另一方面，由于民众总是现代化的受益者，因而，也是现代化坚 定的支持者，通过这种参与，可以使民众在国家政治决策过程中充分体现其影响，从而 达到削弱传统势力影响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孙中山在其所提出的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目标与模式中，着重强调了全民 政治的观念。首先，孙中山认为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独裁专制政出一人，老百姓没有任何民主 权利，也没有民主参政意识，因此，必须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封建政治制度，建立一个 “主权在民”，而非“主权在君”的新型国家政权。为了真正做到还政于民，孙中山详 细考察了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他发现，即使西方先进的国家，人民得到的民主权利仍 然很少，如在代议制政体下，人民虽然拥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其他方面的权利算 不上充分、发达。同时，由于西方近代宪法对公民政治权利的享有设定了财产、受教育 程度等的限制，使民权制度往往成为资产阶级所专有，成为压迫平民的工具。基于这种 认识，他提出了“直接民权”的思想，以作为“全民政治”的基础。其次，为了追求“直接民权”理想，孙中山主张全体社会成员平等的、最大范围的参 与政治过程。按照他的设想，大多数人参与政治的途径应当是直接行使选举、罢免、创 制和复决四大民权。他说：“人民有了这四个权，才算是充分显现民权；能够实行这四 个权，才算是彻底的直接民权。从前没有充分民权的时候，人民选举了官吏、议员之后 便不能够再问，这种民权，是间接民权。间接民权就是代议政体，用代议士去管理政府 ，人民不能直接去管理政府。要人民能够直接管理政府，便要人民能够实行这四个民权 。人民能够实行四个民权，才叫做全民政治。”[2](P350)由于孙中山在中国未来政治 发展模式上坚持了全民政治的方向，又由于这个方向体现了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发展的总 的趋势，因此，辛亥革命后民众对新政府的目标和手段能够在较大的程度上给予合理而 稳定的认同，其结果，就使新政权在革命胜利后的相当长时间内和相当大的程度上获得 了权威性和稳定性。而新政府就是利用了这段宝贵的时间，迅速而有序的贯彻、推行自 己的政治主张，并通过这些主张将中国引上现代化之路。当然，此后不久中国社会便由 于传统势力对现代化的抗拒而导致国家政治长期的动荡不安，但从总的趋势看，辛亥革 命以后，由于民众参与政治范围的扩大，进一步削弱了传统政治势力重新占据国家权力 中心的可能，而中国社会政治的发展此后也一直在沿着打破地方主义倾向的方面前进， 在中国以后的政治发展中，无论任何一种政治力量，只要它有可能问鼎国家权力中心， 总是要朝着这个目标努力。从这时起，建立一个以民主政治为基础的、统一的国家政权 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惟一选择.三孙中山在选择未来中国政治发展模式的过程中，十分注意新政权的质量问题即新政权 必须具有政治职能上的有效性和合理性，以保证新政权在对国家实行管理的过程中充分 显现工作效率。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孙中山在国家的制度建设上，以美国的三权分立原则为基础，提 出了政权与治权分离的设想。政权即人民拥有的权力，包括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 复决权。治权即政府拥有的权力，包括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和监督权。人 民掌握了政权，就可以直接参与国家政治；而政府拥有了充分的职能，就使政府能够以 较高的效率管理全国事务。政权就是人民大众行使权力参与政治的过程，政府权运行时 ，人民又可以运用罢免权和复决权进行制约，也是一个参与过程。总之，在政权与治权 的各自运行过程中，都包含了人民大众参与政治的内容。具体来说，孙中山上述思想的贯彻，主要是通过五权分立的方法来加以实现的。五权 ，即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考试权和纠察权。孙中山在对未来国家创制问题上进行 长期、深入的思考后，认识到政府的质量是资产阶级政权能否得到巩固、政府职能能否 有效行使的关键。为了保证新政权的稳定和行政的高效率，一方面，孙中山充分借鉴了 体现资产阶级民主精神的三权分立的原则；另一方面，又挖掘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长 期推行的考试制和纠察制，提出了他的五权分立政治构想。孙中山认为，虽然三权分立 的原则对巩固资产阶级政权、对限制和监督行政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行政机关 常常对立法机关采取忽视的态度，因而，在国家行政实践上，很难真正做到行政与立法 、司法的分离和相互监督，从而造成行政弊端。因此，在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之外 再加上考试权和纠察权，其目的就是通过考试，使大小官吏“除却盲从滥举及任用私人 的流弊”[1](P330)。通过纠察，以避免西方立宪国家立法机关兼有监督权限而常常导 致议院专制的弊病。与上述构想相适应，国家机构由“五院”组成，即中央政府由在权 力上完全平行的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组成。孙中山的用意在于通 过划清政府和人民的权力，各自在权力许可的范围内充分活动以维持两者之间的适当平 衡。这样，既最大限度地发挥民权的制衡作用，同时也可以使政府职能得到最充分的发 挥。一般来说，任何一个国家或社会，其在自身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过程中，总会孕育出一 些方法和机制，用于处理社会中不断发生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创制、协调、整合的问 题，以保证该国家或社会体制在较为正常、顺利的条件下运行。这些方法和机制实际上 反映了社会的调节功能。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些方法和机制越合理、越完善、越充分， 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也就越顺利。现代化作为较高层次的社会发展过程，其所面临的问题 与过去相比都最多、最复杂，也最难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处于现代化进程中 的国家或社会应当具有较过去相比更有效、更合理、更完善的社会调节功能，以保证现 代化的顺利实现。孙中山在设计中国现代化蓝图时，在政治发展模式和目标的确立上， 十分注重社会调节功能的完善，其目的就在于通过在政府与政府之间和政府与民众之间 建立起合理而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以实现上述目的。应该说，孙中山上述政治模式的 提出，极具创见性，这不仅为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现代化提供了较为合理的发展模式， 更重要的是，它对中国未来政治发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也具有很大的借鉴意 义。四政党政治是孙中山中国未来政治发展模式的另一个追求目标。我们都知道，政党既是 近代社会阶级斗争的产物，同时也是近代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它的出现及其在社 会政治中所发挥的作用构成了政治现代化的主要成分。因此，孙中山十分重视政党在中 国革命斗争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孙中山的政党政治理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党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所具有的作 用和地位以及在现代政治中如何加强和完善党的自身建设；二是在国家政治制度化的前 提下，如何发挥政党的作用以推动政治的发展。首先，孙中山始终强调，政党的建立对于国家的政治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正如 他所说的，政党是“集一般优秀人物组织而成，各持一定之政见，活动国内，其影响及 于国家政治，至远至大”[3](P1)。因此，从他参加革命活动时起，就将建立一个坚强 的政党以及将政党作为其领导中国革命与中国政治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 同时，孙中山认为，政党政治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实现民主政治必须依赖 于政党政治。他说：“无论世界之民主立宪国、君主立宪国，固无不赖政党以成立者” [3](P5)，而“共和立宪国之政治，……未有不以政党为其中心势力”[4](P397—398) ，即一方面，党必然是民主共和政治的基本标志；另一方面，只有以政党作为国家政治 发展的推动力量，民主共和政治才能存在和发展。孙中山还十分重视政党的自身建设， 即党纲、党德的建设及党员自身觉悟的提高。他首先强调党的政治路线的确定，应当以 国家的发展前途为进退，这既是政党存在的基础，也是政党能够取得事业成功的前提。 孙中山说：“政党欲保持其尊严之地位，达福国利民之目的，则所持之党纲，当应时势 之需要，以合乎世界之公理”[3](P1)。同时他还指出提高党员自身觉悟对政党的重要 性：“政党之发展，不在乎一时势力之强弱，以为进退，全视乎党人智能道德之高下， 以定结果之胜负。使政党之声势虽大，而党员之智能道德低下，内容腐败，安知不由盛 而衰?若能养蓄政党应有之智能道德，即使势力薄弱，亦有发达之一日。”[3](P2)其次，在对国家政治制度的设计上，孙中山在考察了英、美、法、日等国的政治制度 以后，主张中国应在共和制的基础上，实行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制度。他说：“要知文 明各国不能仅有一政党，若仅有一政党，仍是专制政体，……欲免此弊，政党之必有两 党或数党互相监督，互相扶助，而后政治方有进步。”[4](P408)孙中山认为，虽然政 党政治是现代政治制度的一个基本特征，政党在国家政治中占有中心地位，但由于政党 也只是代表着一定的政见而活动于国内，如果某一政党不以国家为重，而专行私见，必 与国家无益，因此，在中国未来政治发展模式的选择上，应实行两党或多党制，既有执 政党，又有在野党。这样，如“甲党执政，则甲党以所持之政策尽力施行之。而乙党在 野，则立于监督者之地位，有不善者则纠正之，其善者则更研究至善之政策，以图进步 焉。”[3](P63)在现代政治制度条件下，随着某些社会或经济集团在政治上的唤醒，政党及政党体系 就成为政治参与的主要制度保证，在这种情况下，政党的高质量及政党体系的完善无疑 是政治发展最重要的内容。孙中山在其长期革命实践中充分认识到，政党是中国政治走 向现代化的根本所在。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他提出了一整套关于政党的地位与作 用、两党或多党制以及政党建设的设想。由于这些设想是以资产阶级政党为主要特征的 ，因此，在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时，这种政治上的设想 无疑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方向。政治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建立一个支持现代化的具有较高权威的和制 度化的新型国家政权，又是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关键，因此，要成功地推行现代化，社会 系统必须创造出一种新的政治模式，以此来推动社会和经济变革。面对这一历史任务， 进入近代以后，中国的各派政治力量都曾提出过自己的解决方案，从而形成了各种不同 的现代国家建设理论。这些理论不仅丰富了中国人民的思想，也为中国人民探索国家出 路提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思想理论成果。但比较而言，由孙中山所提出的，以民权主义 为核心的政治现代化理论是在充分总结前人的学说及辛亥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 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逐渐补充、完善而最后定型的，因此，它是辛亥革命前后 中国人所提出的各种政治现代化方案中最系统、最深刻的.总之，孙中山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早期主要倡导者，他所提出的民权思想在较为完整的 意义上确立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及其模式，这些目标和模式的提出不仅为中国 政治现代化的实现提供了较为充分的理论依据，而且也确定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早期基 本框架。可以说，孙中山民权思想对于中国政治从传统走向现代具有伟大的奠基意义。收稿日期：2001-12-12【参考文献】[1]孙中山全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2]孙中山全集：第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3]孙中山全集：第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4]孙中山全集：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
孙中山民权主义与中国政治现代化早期模式的建构无论是哪一种现代化模式的国家，在现代化进程的初期，面临的主要问题都集中在政 治方面，这是由于：一方面，在这个时期，现代化的最大阻力不是来自于经济方面，而 是来自于政治方面，即传统的政治权力中心对现代化的抗拒。因此，如何实现国家权力 由传统势力向现代势力的转移就成为这些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最重要的条件。另一方面， 即使完成了这种转移也并不意味着现代化就可以迅速、顺利地实现。实践表明，在一些 传统势力较为强大的国家，上述任务的完成往往要经历很长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国 家政治还要经历持续不断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从而严重地影响到现代化的发展。所 以，作为现代化的倡导者，他们在推动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尝试中，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就 是如何选择、制定正确的政治发展目标和模式，以保证国家政治现代化的顺利实现。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在充分借鉴西方民主、平等思想和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精神的基础 上，结合中国长期遭受封建专制统治的特点，对中国的政治发展目标及模式进行了有益 的探索，从而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实现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一现代政治制度的最基本特征是政治民主化，在孙中山民权主义思想体系中，以及他对 中国未来政治的发展模式的设计上，其核心目标和全部出发点就是在推翻封建专制制度 的基础上，实现中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建立一个民主共和政治的资产阶级国家。首先，孙中山对民主共和政治的提倡，是由于他对清王朝封建专制制度反动性和腐朽 性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封建专制制度对中国 进行的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同时，也是造成中国近代民族危机的根源。因此， 要挽救中国深重的民族危机和使中国真正走上富强的道路，就必须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 制度代替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正如他所说的：“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 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1](P325)。所以必须进行政治革命，而“讲 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1](P325)。其次，孙中山认为，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 是实现国家进步的基本要求。孙中山指出，现在世界发展的主流已经到了民权时代，民 主共和政治已经成为大势所趋，无法抗拒。应该说，孙中山的上述认识，反映了他对中 国近代以来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对中国来说，鸦片战争以后，封建社会经济基础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下，逐步趋于 解体，中国的发展开始显露出新的契机，即以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代替落后的封建 生产关系，从而推动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孙中山以民权主义思想 为理论基础，提出了民主共和的中国政治发展目标及模式，这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实现 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还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寻找到 了理论支持。在孙中山看来，中国不仅必须要建立民主共和的政治制度，而且他还认为 中国已经具备了实行民主共和的客观条件：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某些固有的属性如中国 的行省制度及国民在断讼、教育、公共事业管理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自治能力。这就是 孙中山所说的“中国已经具备了共和政体的雏形”的客观依据。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 上，孙中山得出了“共和政治不仅为政体之极则，而适合于支那国民之故”[1](P173) 的结论。二一个以追求政治现代化为目标的政权与传统政权最大区别就在于民众的广泛参与性。 这种参与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现代化最大的阻力来自于传统势力，而克服 这种阻力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通过建立一个与传统政治完全不同的现代民主制度来扩大 民众的政治参与范围；另一方面，由于民众总是现代化的受益者，因而，也是现代化坚 定的支持者，通过这种参与，可以使民众在国家政治决策过程中充分体现其影响，从而 达到削弱传统势力影响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孙中山在其所提出的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目标与模式中，着重强调了全民 政治的观念。首先，孙中山认为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独裁专制政出一人，老百姓没有任何民主 权利，也没有民主参政意识，因此，必须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封建政治制度，建立一个 “主权在民”，而非“主权在君”的新型国家政权。为了真正做到还政于民，孙中山详 细考察了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他发现，即使西方先进的国家，人民得到的民主权利仍 然很少，如在代议制政体下，人民虽然拥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其他方面的权利算 不上充分、发达。同时，由于西方近代宪法对公民政治权利的享有设定了财产、受教育 程度等的限制，使民权制度往往成为资产阶级所专有，成为压迫平民的工具。基于这种 认识，他提出了“直接民权”的思想，以作为“全民政治”的基础。其次，为了追求“直接民权”理想，孙中山主张全体社会成员平等的、最大范围的参 与政治过程。按照他的设想，大多数人参与政治的途径应当是直接行使选举、罢免、创 制和复决四大民权。他说：“人民有了这四个权，才算是充分显现民权；能够实行这四 个权，才算是彻底的直接民权。从前没有充分民权的时候，人民选举了官吏、议员之后 便不能够再问，这种民权，是间接民权。间接民权就是代议政体，用代议士去管理政府 ，人民不能直接去管理政府。要人民能够直接管理政府，便要人民能够实行这四个民权 。人民能够实行四个民权，才叫做全民政治。”[2](P350)由于孙中山在中国未来政治 发展模式上坚持了全民政治的方向，又由于这个方向体现了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发展的总 的趋势，因此，辛亥革命后民众对新政府的目标和手段能够在较大的程度上给予合理而 稳定的认同，其结果，就使新政权在革命胜利后的相当长时间内和相当大的程度上获得 了权威性和稳定性。而新政府就是利用了这段宝贵的时间，迅速而有序的贯彻、推行自 己的政治主张，并通过这些主张将中国引上现代化之路。当然，此后不久中国社会便由 于传统势力对现代化的抗拒而导致国家政治长期的动荡不安，但从总的趋势看，辛亥革 命以后，由于民众参与政治范围的扩大，进一步削弱了传统政治势力重新占据国家权力 中心的可能，而中国社会政治的发展此后也一直在沿着打破地方主义倾向的方面前进， 在中国以后的政治发展中，无论任何一种政治力量，只要它有可能问鼎国家权力中心， 总是要朝着这个目标努力。从这时起，建立一个以民主政治为基础的、统一的国家政权 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惟一选择.三孙中山在选择未来中国政治发展模式的过程中，十分注意新政权的质量问题即新政权 必须具有政治职能上的有效性和合理性，以保证新政权在对国家实行管理的过程中充分 显现工作效率。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孙中山在国家的制度建设上，以美国的三权分立原则为基础，提 出了政权与治权分离的设想。政权即人民拥有的权力，包括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 复决权。治权即政府拥有的权力，包括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和监督权。人 民掌握了政权，就可以直接参与国家政治；而政府拥有了充分的职能，就使政府能够以 较高的效率管理全国事务。政权就是人民大众行使权力参与政治的过程，政府权运行时 ，人民又可以运用罢免权和复决权进行制约，也是一个参与过程。总之，在政权与治权 的各自运行过程中，都包含了人民大众参与政治的内容。具体来说，孙中山上述思想的贯彻，主要是通过五权分立的方法来加以实现的。五权 ，即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考试权和纠察权。孙中山在对未来国家创制问题上进行 长期、深入的思考后，认识到政府的质量是资产阶级政权能否得到巩固、政府职能能否 有效行使的关键。为了保证新政权的稳定和行政的高效率，一方面，孙中山充分借鉴了 体现资产阶级民主精神的三权分立的原则；另一方面，又挖掘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长 期推行的考试制和纠察制，提出了他的五权分立政治构想。孙中山认为，虽然三权分立 的原则对巩固资产阶级政权、对限制和监督行政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行政机关 常常对立法机关采取忽视的态度，因而，在国家行政实践上，很难真正做到行政与立法 、司法的分离和相互监督，从而造成行政弊端。因此，在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之外 再加上考试权和纠察权，其目的就是通过考试，使大小官吏“除却盲从滥举及任用私人 的流弊”[1](P330)。通过纠察，以避免西方立宪国家立法机关兼有监督权限而常常导 致议院专制的弊病。与上述构想相适应，国家机构由“五院”组成，即中央政府由在权 力上完全平行的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组成。孙中山的用意在于通 过划清政府和人民的权力，各自在权力许可的范围内充分活动以维持两者之间的适当平 衡。这样，既最大限度地发挥民权的制衡作用，同时也可以使政府职能得到最充分的发 挥。一般来说，任何一个国家或社会，其在自身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过程中，总会孕育出一 些方法和机制，用于处理社会中不断发生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创制、协调、整合的问 题，以保证该国家或社会体制在较为正常、顺利的条件下运行。这些方法和机制实际上 反映了社会的调节功能。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些方法和机制越合理、越完善、越充分， 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也就越顺利。现代化作为较高层次的社会发展过程，其所面临的问题 与过去相比都最多、最复杂，也最难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处于现代化进程中 的国家或社会应当具有较过去相比更有效、更合理、更完善的社会调节功能，以保证现 代化的顺利实现。孙中山在设计中国现代化蓝图时，在政治发展模式和目标的确立上， 十分注重社会调节功能的完善，其目的就在于通过在政府与政府之间和政府与民众之间 建立起合理而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以实现上述目的。应该说，孙中山上述政治模式的 提出，极具创见性，这不仅为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现代化提供了较为合理的发展模式， 更重要的是，它对中国未来政治发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也具有很大的借鉴意 义。四政党政治是孙中山中国未来政治发展模式的另一个追求目标。我们都知道，政党既是 近代社会阶级斗争的产物，同时也是近代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它的出现及其在社 会政治中所发挥的作用构成了政治现代化的主要成分。因此，孙中山十分重视政党在中 国革命斗争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孙中山的政党政治理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党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所具有的作 用和地位以及在现代政治中如何加强和完善党的自身建设；二是在国家政治制度化的前 提下，如何发挥政党的作用以推动政治的发展。首先，孙中山始终强调，政党的建立对于国家的政治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正如 他所说的，政党是“集一般优秀人物组织而成，各持一定之政见，活动国内，其影响及 于国家政治，至远至大”[3](P1)。因此，从他参加革命活动时起，就将建立一个坚强 的政党以及将政党作为其领导中国革命与中国政治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 同时，孙中山认为，政党政治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实现民主政治必须依赖 于政党政治。他说：“无论世界之民主立宪国、君主立宪国，固无不赖政党以成立者” [3](P5)，而“共和立宪国之政治，……未有不以政党为其中心势力”[4](P397—398) ，即一方面，党必然是民主共和政治的基本标志；另一方面，只有以政党作为国家政治 发展的推动力量，民主共和政治才能存在和发展。孙中山还十分重视政党的自身建设， 即党纲、党德的建设及党员自身觉悟的提高。他首先强调党的政治路线的确定，应当以 国家的发展前途为进退，这既是政党存在的基础，也是政党能够取得事业成功的前提。 孙中山说：“政党欲保持其尊严之地位，达福国利民之目的，则所持之党纲，当应时势 之需要，以合乎世界之公理”[3](P1)。同时他还指出提高党员自身觉悟对政党的重要 性：“政党之发展，不在乎一时势力之强弱，以为进退，全视乎党人智能道德之高下， 以定结果之胜负。使政党之声势虽大，而党员之智能道德低下，内容腐败，安知不由盛 而衰?若能养蓄政党应有之智能道德，即使势力薄弱，亦有发达之一日。”[3](P2)其次，在对国家政治制度的设计上，孙中山在考察了英、美、法、日等国的政治制度 以后，主张中国应在共和制的基础上，实行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制度。他说：“要知文 明各国不能仅有一政党，若仅有一政党，仍是专制政体，……欲免此弊，政党之必有两 党或数党互相监督，互相扶助，而后政治方有进步。”[4](P408)孙中山认为，虽然政 党政治是现代政治制度的一个基本特征，政党在国家政治中占有中心地位，但由于政党 也只是代表着一定的政见而活动于国内，如果某一政党不以国家为重，而专行私见，必 与国家无益，因此，在中国未来政治发展模式的选择上，应实行两党或多党制，既有执 政党，又有在野党。这样，如“甲党执政，则甲党以所持之政策尽力施行之。而乙党在 野，则立于监督者之地位，有不善者则纠正之，其善者则更研究至善之政策，以图进步 焉。”[3](P63)在现代政治制度条件下，随着某些社会或经济集团在政治上的唤醒，政党及政党体系 就成为政治参与的主要制度保证，在这种情况下，政党的高质量及政党体系的完善无疑 是政治发展最重要的内容。孙中山在其长期革命实践中充分认识到，政党是中国政治走 向现代化的根本所在。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他提出了一整套关于政党的地位与作 用、两党或多党制以及政党建设的设想。由于这些设想是以资产阶级政党为主要特征的 ，因此，在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时，这种政治上的设想 无疑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方向。政治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建立一个支持现代化的具有较高权威的和制 度化的新型国家政权，又是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关键，因此，要成功地推行现代化，社会 系统必须创造出一种新的政治模式，以此来推动社会和经济变革。面对这一历史任务， 进入近代以后，中国的各派政治力量都曾提出过自己的解决方案，从而形成了各种不同 的现代国家建设理论。这些理论不仅丰富了中国人民的思想，也为中国人民探索国家出 路提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思想理论成果。但比较而言，由孙中山所提出的，以民权主义 为核心的政治现代化理论是在充分总结前人的学说及辛亥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 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逐渐补充、完善而最后定型的，因此，它是辛亥革命前后 中国人所提出的各种政治现代化方案中最系统、最深刻的.总之，孙中山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早期主要倡导者，他所提出的民权思想在较为完整的 意义上确立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及其模式，这些目标和模式的提出不仅为中国 政治现代化的实现提供了较为充分的理论依据，而且也确定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早期基 本框架。可以说，孙中山民权思想对于中国政治从传统走向现代具有伟大的奠基意义。收稿日期：2001-12-12【参考文献】[1]孙中山全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2]孙中山全集：第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3]孙中山全集：第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4]孙中山全集：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
演讲稿 应该富有说服力和感染力,要做到这点,除了观点、道理要能为听众接受以外,演讲稿还要写得充满感情,用情来打动听众。以下是我整理了缅怀孙中山演讲稿3篇，供你参考。
缅怀孙中山演讲稿篇1
你去过中山公园吗?这里地处闹市，风景优美，来此锻炼、游玩的人络绎不绝。
你知道吗?汉口中山公园曾经是一片湖泊沼泽，1910年开辟为私家花园。为纪念孙中山先生，1928年改名为“中山公园”。
在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游览中山公园时，我们更要缅怀伟大的孙中山先生。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欲壑难填，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而苟延残喘的清王朝，不惜大量出卖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中国人民的苦难更加深得。一批批仁人志士前赴后继，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孙中山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孙中山是一个年少有志的人，认为凡是不合理的事，就应该反对，就应该改变。孙中山先生在广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看到姐姐被强迫缠足，白天行走困难，晚上疼痛不能入睡，就要求母亲为姐姐解除缠足，由此和母亲发生一场争论。他反对“大脚丫头嫁不出去，三寸金莲走路好看”的封建传统思想。当上了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他先废除的就是这个残害妇人上千年的缠足陋习。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孙中山是个不屈的斗士。在推翻封建统治、建立共和的伟大事业中，作为中国革命先行者的孙中山先生，一生为了革命事业四处奔波，足迹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在早19世纪末，孙中山就联络爱国青年和华侨，开始进行反清革命。1905年，他与其他革命志士一起创立了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领导革命党人发动了一次又一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们吹响了革命号角，激发了人民的革命斗志，推动了革命高潮的到来。
受孙中山等人的革命思想影响，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新军工程营的革命党人和士失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武昌起义得到了全国各地的响应，清朝的统治在革命的浪潮中土崩瓦解。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他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国观念深入人心，人们永记孙中山。
孙中山是一个关注环保的人，在艰难的革命斗争之余，仍不忘在各种场合提出富含环保理念的主张，并努力付诸实践。他提倡植树造林，调节生态平衡;他重视治理江河，发展水利;他关注城市污染状况，改善城市环境。每年的3月12日是 植树节 ，孙中山逝世的日子与植树节是同一天，这也是告诉我们，孙中山是万古长青的、永远值得我们敬仰的人、缅怀的人。
在辛亥革命一百年之际，我们不能忘记那些为我国做出贡献的所有人，更不能忘记伟大的孙中山。
缅怀孙中山演讲稿篇2
今天是孙中山先生逝世80周年，在其遗嘱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号召激励着一辈又辈的人为民主共和的目标而奋斗!我想，我们上不应该忘记这位伟人的!
孙中山是中华民族的一代伟人，伟大的爱国者，民主革命和中国近代化的先驱。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国的近代化事业，他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和智慧。在半个多世纪的生涯中，孙中山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是在异国他乡度过的，足迹遍及欧、美、亚洲各地，历经各种艰险。他频繁地接触国内外各个阶层的人士，他的爱国革命活动也对外国发生了影响。所以，他又是一位世界性的伟人。正由于孙中山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又由于他思想深邃和人格高尚，自1925年他逝世以后，世界上研究他的思想和学说、评价他的历史功业者很多，“孙学”一直是一门显学。
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中国人民已经搬掉了帝国主义侵略、封建统治和官僚资本垄断这三座大山。中国人民不但胜利地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我在想我们现在为什么还要来纪念孙中山呢?因为这是为了使我们永远怀念中国民主革命时期这位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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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是20世纪站在时代前列的一位伟大人物，他发动和领导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终结了中国封建专制统治，推开了中国跻身现代化国家的藩蓠；他提出和倡行“三民主义”主张，关注民族、民权、民生问题，开凿了实现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先河；他坚持实业救国，致力于变封建农业国为“社会主义”工业强国，构筑了中国未来经济现代化的蓝图；他传承先进文化，努力用近代文明荡涤封建主义思想意识污秽，推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进程，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这个学期的学习，我们重温了中国历史人物以及历史事迹，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近现代的重要历史人物——孙中山。孙中山是近代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是最早提倡以革命推翻满清统治，建立民国政府的革命家之一。在国内，多数革命者也认为他的声望与能力足以成为革命组织的代表人物，也因此孙中山在武昌起义后顺利被选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领导他创建的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在名义上完成中国的统一。到战争中后期，孙中山很自然被推举为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亦为中国政治经济现代化之重要阶段性人物。他较全面地整合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重要成分，包括宪政民主，人民主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权力分立制衡，与社会主义等等。另加上其个人认为有必要保留的中国传统制度机构——监察权与考试权，形成五权宪法学说。而孙中山在其中采取某种折衷立场，却坚持共和民主之宪政体制，至今仍有其价值。因此经历史证明孙中山确实是近代倡导共和革命，成功组织成分复杂的各种反满势力，并注入西方现代政治理论与宪政思想成分的领导人。孙中山与历代反抗封建王朝的农民起义英雄和同代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之显著不同之处在于：一是通过其他方式独到的认真学习和深入思考，将欧美资本主义制度之精华与中国落后封建专制制度之国情相结合；二是他自发动和组织革命伊始，终其一2生，在领导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程中，始终不渝地坚持彻底的反封建立场和坚定的革命方向；三是他始终坚守“一心为公”的崇高精神境界，从建立兴中会、同盟会，发动广州、惠州、黄花岗等十次武装起义，到领导辛亥革命、建立临时政府、举行二次革命，到组织和改造国民党、组建黄埔军校、实施国共合作，直至积劳成疾英年早逝，抛却个人名利，大公无私，一生操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孙中山的理论学说、立场信念和品德情操，可说是独秀一枝，也正是由于孙中山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与革命理论的宣扬，才使得广大中国民众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走出对民主共和的“反动”政治思想认识误区，有力的促进了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扩大了民主革命运动的影响，使得民主共和深入人心。孙中山之让位于袁世凯，是导致袁世凯窃国、革命政权旁落、共和制度倒退的起始成因，有些史论、史说由此引申出“孙中山一大失误”的评价，似乎顺理成章。然而，从客观现实来看，把此事件放在当时清末民初的历史大范围和社会大环境中考察，却自然而然地得出截然相反的评价——孙中山之让位于袁，不仅不是失误或局限性，相反，是促成清帝退位和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促使民主共和旗帜飘扬和革命思潮深入民心的一大历史功绩。所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未能彻底实现革命目标，是时代的局限和国情的制约，中国近代史上这场旧民主主义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正是这场轰轰烈烈和正义悲壮的革命，为其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作出了演示、提供了经验、准备了条件。总之，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革命领袖，他一生都在为革命事业做贡献，虽有一些在革命上的不足，但是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这些事无法避免的，故他是一个令人敬仰的革命前辈。参考文献：《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国父的传奇人生：《天下为公——孙中山传》„„„„„„„„„„„„„„„„„„华文出版社李菁著《孙中山全传》„„„„„„„„„„„„„„„„„„„江西人民出版社李守鹏汪鹏生倪三好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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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欲壑难填，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而苟延残喘的清王朝，不惜大量出卖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中国人民的苦难更加深得。一批批仁人志士前赴后继，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孙中山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孙中山是一个年少有志的人，认为凡是不合理的事，就应该反对，就应该改变。孙中山先生在广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看到姐姐被强迫缠足，白天行走困难，晚上疼痛不能入睡，就要求母亲为姐姐解除缠足，由此和母亲发生一场争论。他反对“大脚丫头嫁不出去，三寸金莲走路好看”的封建传统思想。当上了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他先废除的就是这个残害妇人上千年的缠足陋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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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是中华民族的一代伟人，伟大的爱国者，民主革命和中国近代化的先驱。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国的近代化事业，他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和智慧。在半个多世纪的生涯中，孙中山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是在异国他乡度过的，足迹遍及欧、美、亚洲各地，历经各种艰险。他频繁地接触国内外各个阶层的人士，他的爱国革命活动也对外国发生了影响。所以，他又是一位世界性的伟人。正由于孙中山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又由于他思想深邃和人格高尚，自1925年他逝世以后，世界上研究他的思想和学说、评价他的历史功业者很多，“孙学”一直是一门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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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字啊，老大，就为了你这20分要写几个小时哦！
孙中山民权主义与中国政治现代化早期模式的建构无论是哪一种现代化模式的国家，在现代化进程的初期，面临的主要问题都集中在政 治方面，这是由于：一方面，在这个时期，现代化的最大阻力不是来自于经济方面，而 是来自于政治方面，即传统的政治权力中心对现代化的抗拒。因此，如何实现国家权力 由传统势力向现代势力的转移就成为这些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最重要的条件。另一方面， 即使完成了这种转移也并不意味着现代化就可以迅速、顺利地实现。实践表明，在一些 传统势力较为强大的国家，上述任务的完成往往要经历很长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国 家政治还要经历持续不断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从而严重地影响到现代化的发展。所 以，作为现代化的倡导者，他们在推动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尝试中，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就 是如何选择、制定正确的政治发展目标和模式，以保证国家政治现代化的顺利实现。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在充分借鉴西方民主、平等思想和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精神的基础 上，结合中国长期遭受封建专制统治的特点，对中国的政治发展目标及模式进行了有益 的探索，从而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实现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一现代政治制度的最基本特征是政治民主化，在孙中山民权主义思想体系中，以及他对 中国未来政治的发展模式的设计上，其核心目标和全部出发点就是在推翻封建专制制度 的基础上，实现中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建立一个民主共和政治的资产阶级国家。首先，孙中山对民主共和政治的提倡，是由于他对清王朝封建专制制度反动性和腐朽 性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封建专制制度对中国 进行的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同时，也是造成中国近代民族危机的根源。因此， 要挽救中国深重的民族危机和使中国真正走上富强的道路，就必须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 制度代替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正如他所说的：“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 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1](P325)。所以必须进行政治革命，而“讲 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1](P325)。其次，孙中山认为，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 是实现国家进步的基本要求。孙中山指出，现在世界发展的主流已经到了民权时代，民 主共和政治已经成为大势所趋，无法抗拒。应该说，孙中山的上述认识，反映了他对中 国近代以来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对中国来说，鸦片战争以后，封建社会经济基础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下，逐步趋于 解体，中国的发展开始显露出新的契机，即以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代替落后的封建 生产关系，从而推动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孙中山以民权主义思想 为理论基础，提出了民主共和的中国政治发展目标及模式，这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实现 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还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寻找到 了理论支持。在孙中山看来，中国不仅必须要建立民主共和的政治制度，而且他还认为 中国已经具备了实行民主共和的客观条件：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某些固有的属性如中国 的行省制度及国民在断讼、教育、公共事业管理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自治能力。这就是 孙中山所说的“中国已经具备了共和政体的雏形”的客观依据。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 上，孙中山得出了“共和政治不仅为政体之极则，而适合于支那国民之故”[1](P173) 的结论。二一个以追求政治现代化为目标的政权与传统政权最大区别就在于民众的广泛参与性。 这种参与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现代化最大的阻力来自于传统势力，而克服 这种阻力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通过建立一个与传统政治完全不同的现代民主制度来扩大 民众的政治参与范围；另一方面，由于民众总是现代化的受益者，因而，也是现代化坚 定的支持者，通过这种参与，可以使民众在国家政治决策过程中充分体现其影响，从而 达到削弱传统势力影响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孙中山在其所提出的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目标与模式中，着重强调了全民 政治的观念。首先，孙中山认为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独裁专制政出一人，老百姓没有任何民主 权利，也没有民主参政意识，因此，必须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封建政治制度，建立一个 “主权在民”，而非“主权在君”的新型国家政权。为了真正做到还政于民，孙中山详 细考察了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他发现，即使西方先进的国家，人民得到的民主权利仍 然很少，如在代议制政体下，人民虽然拥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其他方面的权利算 不上充分、发达。同时，由于西方近代宪法对公民政治权利的享有设定了财产、受教育 程度等的限制，使民权制度往往成为资产阶级所专有，成为压迫平民的工具。基于这种 认识，他提出了“直接民权”的思想，以作为“全民政治”的基础。其次，为了追求“直接民权”理想，孙中山主张全体社会成员平等的、最大范围的参 与政治过程。按照他的设想，大多数人参与政治的途径应当是直接行使选举、罢免、创 制和复决四大民权。他说：“人民有了这四个权，才算是充分显现民权；能够实行这四 个权，才算是彻底的直接民权。从前没有充分民权的时候，人民选举了官吏、议员之后 便不能够再问，这种民权，是间接民权。间接民权就是代议政体，用代议士去管理政府 ，人民不能直接去管理政府。要人民能够直接管理政府，便要人民能够实行这四个民权 。人民能够实行四个民权，才叫做全民政治。”[2](P350)由于孙中山在中国未来政治 发展模式上坚持了全民政治的方向，又由于这个方向体现了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发展的总 的趋势，因此，辛亥革命后民众对新政府的目标和手段能够在较大的程度上给予合理而 稳定的认同，其结果，就使新政权在革命胜利后的相当长时间内和相当大的程度上获得 了权威性和稳定性。而新政府就是利用了这段宝贵的时间，迅速而有序的贯彻、推行自 己的政治主张，并通过这些主张将中国引上现代化之路。当然，此后不久中国社会便由 于传统势力对现代化的抗拒而导致国家政治长期的动荡不安，但从总的趋势看，辛亥革 命以后，由于民众参与政治范围的扩大，进一步削弱了传统政治势力重新占据国家权力 中心的可能，而中国社会政治的发展此后也一直在沿着打破地方主义倾向的方面前进， 在中国以后的政治发展中，无论任何一种政治力量，只要它有可能问鼎国家权力中心， 总是要朝着这个目标努力。从这时起，建立一个以民主政治为基础的、统一的国家政权 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惟一选择.三孙中山在选择未来中国政治发展模式的过程中，十分注意新政权的质量问题即新政权 必须具有政治职能上的有效性和合理性，以保证新政权在对国家实行管理的过程中充分 显现工作效率。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孙中山在国家的制度建设上，以美国的三权分立原则为基础，提 出了政权与治权分离的设想。政权即人民拥有的权力，包括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 复决权。治权即政府拥有的权力，包括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和监督权。人 民掌握了政权，就可以直接参与国家政治；而政府拥有了充分的职能，就使政府能够以 较高的效率管理全国事务。政权就是人民大众行使权力参与政治的过程，政府权运行时 ，人民又可以运用罢免权和复决权进行制约，也是一个参与过程。总之，在政权与治权 的各自运行过程中，都包含了人民大众参与政治的内容。具体来说，孙中山上述思想的贯彻，主要是通过五权分立的方法来加以实现的。五权 ，即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考试权和纠察权。孙中山在对未来国家创制问题上进行 长期、深入的思考后，认识到政府的质量是资产阶级政权能否得到巩固、政府职能能否 有效行使的关键。为了保证新政权的稳定和行政的高效率，一方面，孙中山充分借鉴了 体现资产阶级民主精神的三权分立的原则；另一方面，又挖掘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长 期推行的考试制和纠察制，提出了他的五权分立政治构想。孙中山认为，虽然三权分立 的原则对巩固资产阶级政权、对限制和监督行政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行政机关 常常对立法机关采取忽视的态度，因而，在国家行政实践上，很难真正做到行政与立法 、司法的分离和相互监督，从而造成行政弊端。因此，在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之外 再加上考试权和纠察权，其目的就是通过考试，使大小官吏“除却盲从滥举及任用私人 的流弊”[1](P330)。通过纠察，以避免西方立宪国家立法机关兼有监督权限而常常导 致议院专制的弊病。与上述构想相适应，国家机构由“五院”组成，即中央政府由在权 力上完全平行的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组成。孙中山的用意在于通 过划清政府和人民的权力，各自在权力许可的范围内充分活动以维持两者之间的适当平 衡。这样，既最大限度地发挥民权的制衡作用，同时也可以使政府职能得到最充分的发 挥。一般来说，任何一个国家或社会，其在自身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过程中，总会孕育出一 些方法和机制，用于处理社会中不断发生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创制、协调、整合的问 题，以保证该国家或社会体制在较为正常、顺利的条件下运行。这些方法和机制实际上 反映了社会的调节功能。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些方法和机制越合理、越完善、越充分， 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也就越顺利。现代化作为较高层次的社会发展过程，其所面临的问题 与过去相比都最多、最复杂，也最难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处于现代化进程中 的国家或社会应当具有较过去相比更有效、更合理、更完善的社会调节功能，以保证现 代化的顺利实现。孙中山在设计中国现代化蓝图时，在政治发展模式和目标的确立上， 十分注重社会调节功能的完善，其目的就在于通过在政府与政府之间和政府与民众之间 建立起合理而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以实现上述目的。应该说，孙中山上述政治模式的 提出，极具创见性，这不仅为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现代化提供了较为合理的发展模式， 更重要的是，它对中国未来政治发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也具有很大的借鉴意 义。四政党政治是孙中山中国未来政治发展模式的另一个追求目标。我们都知道，政党既是 近代社会阶级斗争的产物，同时也是近代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它的出现及其在社 会政治中所发挥的作用构成了政治现代化的主要成分。因此，孙中山十分重视政党在中 国革命斗争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孙中山的政党政治理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党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所具有的作 用和地位以及在现代政治中如何加强和完善党的自身建设；二是在国家政治制度化的前 提下，如何发挥政党的作用以推动政治的发展。首先，孙中山始终强调，政党的建立对于国家的政治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正如 他所说的，政党是“集一般优秀人物组织而成，各持一定之政见，活动国内，其影响及 于国家政治，至远至大”[3](P1)。因此，从他参加革命活动时起，就将建立一个坚强 的政党以及将政党作为其领导中国革命与中国政治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 同时，孙中山认为，政党政治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实现民主政治必须依赖 于政党政治。他说：“无论世界之民主立宪国、君主立宪国，固无不赖政党以成立者” [3](P5)，而“共和立宪国之政治，……未有不以政党为其中心势力”[4](P397—398) ，即一方面，党必然是民主共和政治的基本标志；另一方面，只有以政党作为国家政治 发展的推动力量，民主共和政治才能存在和发展。孙中山还十分重视政党的自身建设， 即党纲、党德的建设及党员自身觉悟的提高。他首先强调党的政治路线的确定，应当以 国家的发展前途为进退，这既是政党存在的基础，也是政党能够取得事业成功的前提。 孙中山说：“政党欲保持其尊严之地位，达福国利民之目的，则所持之党纲，当应时势 之需要，以合乎世界之公理”[3](P1)。同时他还指出提高党员自身觉悟对政党的重要 性：“政党之发展，不在乎一时势力之强弱，以为进退，全视乎党人智能道德之高下， 以定结果之胜负。使政党之声势虽大，而党员之智能道德低下，内容腐败，安知不由盛 而衰?若能养蓄政党应有之智能道德，即使势力薄弱，亦有发达之一日。”[3](P2)其次，在对国家政治制度的设计上，孙中山在考察了英、美、法、日等国的政治制度 以后，主张中国应在共和制的基础上，实行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制度。他说：“要知文 明各国不能仅有一政党，若仅有一政党，仍是专制政体，……欲免此弊，政党之必有两 党或数党互相监督，互相扶助，而后政治方有进步。”[4](P408)孙中山认为，虽然政 党政治是现代政治制度的一个基本特征，政党在国家政治中占有中心地位，但由于政党 也只是代表着一定的政见而活动于国内，如果某一政党不以国家为重，而专行私见，必 与国家无益，因此，在中国未来政治发展模式的选择上，应实行两党或多党制，既有执 政党，又有在野党。这样，如“甲党执政，则甲党以所持之政策尽力施行之。而乙党在 野，则立于监督者之地位，有不善者则纠正之，其善者则更研究至善之政策，以图进步 焉。”[3](P63)在现代政治制度条件下，随着某些社会或经济集团在政治上的唤醒，政党及政党体系 就成为政治参与的主要制度保证，在这种情况下，政党的高质量及政党体系的完善无疑 是政治发展最重要的内容。孙中山在其长期革命实践中充分认识到，政党是中国政治走 向现代化的根本所在。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他提出了一整套关于政党的地位与作 用、两党或多党制以及政党建设的设想。由于这些设想是以资产阶级政党为主要特征的 ，因此，在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时，这种政治上的设想 无疑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方向。政治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建立一个支持现代化的具有较高权威的和制 度化的新型国家政权，又是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关键，因此，要成功地推行现代化，社会 系统必须创造出一种新的政治模式，以此来推动社会和经济变革。面对这一历史任务， 进入近代以后，中国的各派政治力量都曾提出过自己的解决方案，从而形成了各种不同 的现代国家建设理论。这些理论不仅丰富了中国人民的思想，也为中国人民探索国家出 路提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思想理论成果。但比较而言，由孙中山所提出的，以民权主义 为核心的政治现代化理论是在充分总结前人的学说及辛亥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 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逐渐补充、完善而最后定型的，因此，它是辛亥革命前后 中国人所提出的各种政治现代化方案中最系统、最深刻的.总之，孙中山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早期主要倡导者，他所提出的民权思想在较为完整的 意义上确立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及其模式，这些目标和模式的提出不仅为中国 政治现代化的实现提供了较为充分的理论依据，而且也确定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早期基 本框架。可以说，孙中山民权思想对于中国政治从传统走向现代具有伟大的奠基意义。收稿日期：2001-12-12【参考文献】[1]孙中山全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2]孙中山全集：第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3]孙中山全集：第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4]孙中山全集：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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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父、先总理中山先生上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大明高皇帝，下开民主共和之道路。一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四十余年，武昌首义，倾覆满洲专制政府，结束封建帝制，创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我党定性为软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倡导国民革命，图谋民生幸福，促使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孙中山是中国近代史上民主革命先行者，顺应世界之潮流，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坚持不懈的民主革命精神。如今，孙中山这面旗帜即民主、自由、共和之象征。这是本人对孙中山的评价，可供你参考！
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影响 洋务运动是清王朝统治阶级为了谋求封建国家的“富强”而进行的改革运动，在客观上具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倾向。洋务派是这场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其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应付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以消除“内忧外患”的严重危机。其内容虽然十分广泛，但核心一直是创办军事工业和编练新式陆海军的军事活动。 洋务派对清朝军队进行武器和训练的革新，与顽固派的愚昧守旧态度相比较，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在中国军事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1865年到1895年，洋务派在各地创办了20多个制造枪炮、弹药和船舰的工厂。在自制和外购的基础上，19世纪70年代，淮军已“尽弃中国习用之抬鸟枪，而变为洋枪队”。
标题是建立黄埔军校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光辉旗帜。他系统提出了民主革命的纲领——三民主义，并为之奋斗了终生。先生刚强不屈，连遗言都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推翻封建帝制，捍卫共和制度。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推翻了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创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先生最大的历史功绩。为了维护之后的共和，从护法到北伐，孙中山先生时刻都没有停歇。 孙中山先生晚年更加进步，促进了革命统一战线的成立，直接推动了国内第一次革命高潮的来临。他对三民主义作新的解释，成为了国共合作的基础。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府支持下，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孙中山与工农日益接近，他参加工农群众的集会，称赞工农是革命的先锋和基础，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
孙中山是20世纪站在时代前列的一位伟大人物，他发动和领导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终结了中国封建专制统治，推开了中国跻身现代化国家的藩蓠；他提出和倡行“三民主义”主张，关注民族、民权、民生问题，开凿了实现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先河；他坚持实业救国，致力于变封建农业国为“社会主义”工业强国，构筑了中国未来经济现代化的蓝图；他传承先进文化，努力用近代文明荡涤封建主义思想意识污秽，推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进程，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这个学期的学习，我们重温了中国历史人物以及历史事迹，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近现代的重要历史人物——孙中山。孙中山是近代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是最早提倡以革命推翻满清统治，建立民国政府的革命家之一。在国内，多数革命者也认为他的声望与能力足以成为革命组织的代表人物，也因此孙中山在武昌起义后顺利被选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领导他创建的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在名义上完成中国的统一。到战争中后期，孙中山很自然被推举为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亦为中国政治经济现代化之重要阶段性人物。他较全面地整合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重要成分，包括宪政民主，人民主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权力分立制衡，与社会主义等等。另加上其个人认为有必要保留的中国传统制度机构——监察权与考试权，形成五权宪法学说。而孙中山在其中采取某种折衷立场，却坚持共和民主之宪政体制，至今仍有其价值。因此经历史证明孙中山确实是近代倡导共和革命，成功组织成分复杂的各种反满势力，并注入西方现代政治理论与宪政思想成分的领导人。孙中山与历代反抗封建王朝的农民起义英雄和同代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之显著不同之处在于：一是通过其他方式独到的认真学习和深入思考，将欧美资本主义制度之精华与中国落后封建专制制度之国情相结合；二是他自发动和组织革命伊始，终其一2生，在领导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程中，始终不渝地坚持彻底的反封建立场和坚定的革命方向；三是他始终坚守“一心为公”的崇高精神境界，从建立兴中会、同盟会，发动广州、惠州、黄花岗等十次武装起义，到领导辛亥革命、建立临时政府、举行二次革命，到组织和改造国民党、组建黄埔军校、实施国共合作，直至积劳成疾英年早逝，抛却个人名利，大公无私，一生操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孙中山的理论学说、立场信念和品德情操，可说是独秀一枝，也正是由于孙中山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与革命理论的宣扬，才使得广大中国民众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走出对民主共和的“反动”政治思想认识误区，有力的促进了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扩大了民主革命运动的影响，使得民主共和深入人心。孙中山之让位于袁世凯，是导致袁世凯窃国、革命政权旁落、共和制度倒退的起始成因，有些史论、史说由此引申出“孙中山一大失误”的评价，似乎顺理成章。然而，从客观现实来看，把此事件放在当时清末民初的历史大范围和社会大环境中考察，却自然而然地得出截然相反的评价——孙中山之让位于袁，不仅不是失误或局限性，相反，是促成清帝退位和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促使民主共和旗帜飘扬和革命思潮深入民心的一大历史功绩。所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未能彻底实现革命目标，是时代的局限和国情的制约，中国近代史上这场旧民主主义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正是这场轰轰烈烈和正义悲壮的革命，为其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作出了演示、提供了经验、准备了条件。总之，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革命领袖，他一生都在为革命事业做贡献，虽有一些在革命上的不足，但是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这些事无法避免的，故他是一个令人敬仰的革命前辈。参考文献：《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国父的传奇人生：《天下为公——孙中山传》„„„„„„„„„„„„„„„„„„华文出版社李菁著《孙中山全传》„„„„„„„„„„„„„„„„„„„江西人民出版社李守鹏汪鹏生倪三好著
<民权与国族><建国方略>-----孙中山写的国父的传奇人生：《天下为公——孙中山传》
孙中山民权主义与中国政治现代化早期模式的建构无论是哪一种现代化模式的国家，在现代化进程的初期，面临的主要问题都集中在政 治方面，这是由于：一方面，在这个时期，现代化的最大阻力不是来自于经济方面，而 是来自于政治方面，即传统的政治权力中心对现代化的抗拒。因此，如何实现国家权力 由传统势力向现代势力的转移就成为这些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最重要的条件。另一方面， 即使完成了这种转移也并不意味着现代化就可以迅速、顺利地实现。实践表明，在一些 传统势力较为强大的国家，上述任务的完成往往要经历很长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国 家政治还要经历持续不断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从而严重地影响到现代化的发展。所 以，作为现代化的倡导者，他们在推动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尝试中，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就 是如何选择、制定正确的政治发展目标和模式，以保证国家政治现代化的顺利实现。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在充分借鉴西方民主、平等思想和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精神的基础 上，结合中国长期遭受封建专制统治的特点，对中国的政治发展目标及模式进行了有益 的探索，从而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实现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一现代政治制度的最基本特征是政治民主化，在孙中山民权主义思想体系中，以及他对 中国未来政治的发展模式的设计上，其核心目标和全部出发点就是在推翻封建专制制度 的基础上，实现中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建立一个民主共和政治的资产阶级国家。首先，孙中山对民主共和政治的提倡，是由于他对清王朝封建专制制度反动性和腐朽 性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封建专制制度对中国 进行的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同时，也是造成中国近代民族危机的根源。因此， 要挽救中国深重的民族危机和使中国真正走上富强的道路，就必须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 制度代替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正如他所说的：“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 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1](P325)。所以必须进行政治革命，而“讲 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1](P325)。其次，孙中山认为，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 是实现国家进步的基本要求。孙中山指出，现在世界发展的主流已经到了民权时代，民 主共和政治已经成为大势所趋，无法抗拒。应该说，孙中山的上述认识，反映了他对中 国近代以来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对中国来说，鸦片战争以后，封建社会经济基础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下，逐步趋于 解体，中国的发展开始显露出新的契机，即以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代替落后的封建 生产关系，从而推动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孙中山以民权主义思想 为理论基础，提出了民主共和的中国政治发展目标及模式，这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实现 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还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寻找到 了理论支持。在孙中山看来，中国不仅必须要建立民主共和的政治制度，而且他还认为 中国已经具备了实行民主共和的客观条件：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某些固有的属性如中国 的行省制度及国民在断讼、教育、公共事业管理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自治能力。这就是 孙中山所说的“中国已经具备了共和政体的雏形”的客观依据。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 上，孙中山得出了“共和政治不仅为政体之极则，而适合于支那国民之故”[1](P173) 的结论。二一个以追求政治现代化为目标的政权与传统政权最大区别就在于民众的广泛参与性。 这种参与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现代化最大的阻力来自于传统势力，而克服 这种阻力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通过建立一个与传统政治完全不同的现代民主制度来扩大 民众的政治参与范围；另一方面，由于民众总是现代化的受益者，因而，也是现代化坚 定的支持者，通过这种参与，可以使民众在国家政治决策过程中充分体现其影响，从而 达到削弱传统势力影响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孙中山在其所提出的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目标与模式中，着重强调了全民 政治的观念。首先，孙中山认为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独裁专制政出一人，老百姓没有任何民主 权利，也没有民主参政意识，因此，必须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封建政治制度，建立一个 “主权在民”，而非“主权在君”的新型国家政权。为了真正做到还政于民，孙中山详 细考察了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他发现，即使西方先进的国家，人民得到的民主权利仍 然很少，如在代议制政体下，人民虽然拥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其他方面的权利算 不上充分、发达。同时，由于西方近代宪法对公民政治权利的享有设定了财产、受教育 程度等的限制，使民权制度往往成为资产阶级所专有，成为压迫平民的工具。基于这种 认识，他提出了“直接民权”的思想，以作为“全民政治”的基础。其次，为了追求“直接民权”理想，孙中山主张全体社会成员平等的、最大范围的参 与政治过程。按照他的设想，大多数人参与政治的途径应当是直接行使选举、罢免、创 制和复决四大民权。他说：“人民有了这四个权，才算是充分显现民权；能够实行这四 个权，才算是彻底的直接民权。从前没有充分民权的时候，人民选举了官吏、议员之后 便不能够再问，这种民权，是间接民权。间接民权就是代议政体，用代议士去管理政府 ，人民不能直接去管理政府。要人民能够直接管理政府，便要人民能够实行这四个民权 。人民能够实行四个民权，才叫做全民政治。”[2](P350)由于孙中山在中国未来政治 发展模式上坚持了全民政治的方向，又由于这个方向体现了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发展的总 的趋势，因此，辛亥革命后民众对新政府的目标和手段能够在较大的程度上给予合理而 稳定的认同，其结果，就使新政权在革命胜利后的相当长时间内和相当大的程度上获得 了权威性和稳定性。而新政府就是利用了这段宝贵的时间，迅速而有序的贯彻、推行自 己的政治主张，并通过这些主张将中国引上现代化之路。当然，此后不久中国社会便由 于传统势力对现代化的抗拒而导致国家政治长期的动荡不安，但从总的趋势看，辛亥革 命以后，由于民众参与政治范围的扩大，进一步削弱了传统政治势力重新占据国家权力 中心的可能，而中国社会政治的发展此后也一直在沿着打破地方主义倾向的方面前进， 在中国以后的政治发展中，无论任何一种政治力量，只要它有可能问鼎国家权力中心， 总是要朝着这个目标努力。从这时起，建立一个以民主政治为基础的、统一的国家政权 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惟一选择.三孙中山在选择未来中国政治发展模式的过程中，十分注意新政权的质量问题即新政权 必须具有政治职能上的有效性和合理性，以保证新政权在对国家实行管理的过程中充分 显现工作效率。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孙中山在国家的制度建设上，以美国的三权分立原则为基础，提 出了政权与治权分离的设想。政权即人民拥有的权力，包括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 复决权。治权即政府拥有的权力，包括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和监督权。人 民掌握了政权，就可以直接参与国家政治；而政府拥有了充分的职能，就使政府能够以 较高的效率管理全国事务。政权就是人民大众行使权力参与政治的过程，政府权运行时 ，人民又可以运用罢免权和复决权进行制约，也是一个参与过程。总之，在政权与治权 的各自运行过程中，都包含了人民大众参与政治的内容。具体来说，孙中山上述思想的贯彻，主要是通过五权分立的方法来加以实现的。五权 ，即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考试权和纠察权。孙中山在对未来国家创制问题上进行 长期、深入的思考后，认识到政府的质量是资产阶级政权能否得到巩固、政府职能能否 有效行使的关键。为了保证新政权的稳定和行政的高效率，一方面，孙中山充分借鉴了 体现资产阶级民主精神的三权分立的原则；另一方面，又挖掘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长 期推行的考试制和纠察制，提出了他的五权分立政治构想。孙中山认为，虽然三权分立 的原则对巩固资产阶级政权、对限制和监督行政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行政机关 常常对立法机关采取忽视的态度，因而，在国家行政实践上，很难真正做到行政与立法 、司法的分离和相互监督，从而造成行政弊端。因此，在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之外 再加上考试权和纠察权，其目的就是通过考试，使大小官吏“除却盲从滥举及任用私人 的流弊”[1](P330)。通过纠察，以避免西方立宪国家立法机关兼有监督权限而常常导 致议院专制的弊病。与上述构想相适应，国家机构由“五院”组成，即中央政府由在权 力上完全平行的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组成。孙中山的用意在于通 过划清政府和人民的权力，各自在权力许可的范围内充分活动以维持两者之间的适当平 衡。这样，既最大限度地发挥民权的制衡作用，同时也可以使政府职能得到最充分的发 挥。一般来说，任何一个国家或社会，其在自身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过程中，总会孕育出一 些方法和机制，用于处理社会中不断发生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创制、协调、整合的问 题，以保证该国家或社会体制在较为正常、顺利的条件下运行。这些方法和机制实际上 反映了社会的调节功能。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些方法和机制越合理、越完善、越充分， 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也就越顺利。现代化作为较高层次的社会发展过程，其所面临的问题 与过去相比都最多、最复杂，也最难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处于现代化进程中 的国家或社会应当具有较过去相比更有效、更合理、更完善的社会调节功能，以保证现 代化的顺利实现。孙中山在设计中国现代化蓝图时，在政治发展模式和目标的确立上， 十分注重社会调节功能的完善，其目的就在于通过在政府与政府之间和政府与民众之间 建立起合理而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以实现上述目的。应该说，孙中山上述政治模式的 提出，极具创见性，这不仅为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现代化提供了较为合理的发展模式， 更重要的是，它对中国未来政治发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也具有很大的借鉴意 义。四政党政治是孙中山中国未来政治发展模式的另一个追求目标。我们都知道，政党既是 近代社会阶级斗争的产物，同时也是近代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它的出现及其在社 会政治中所发挥的作用构成了政治现代化的主要成分。因此，孙中山十分重视政党在中 国革命斗争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孙中山的政党政治理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党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所具有的作 用和地位以及在现代政治中如何加强和完善党的自身建设；二是在国家政治制度化的前 提下，如何发挥政党的作用以推动政治的发展。首先，孙中山始终强调，政党的建立对于国家的政治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正如 他所说的，政党是“集一般优秀人物组织而成，各持一定之政见，活动国内，其影响及 于国家政治，至远至大”[3](P1)。因此，从他参加革命活动时起，就将建立一个坚强 的政党以及将政党作为其领导中国革命与中国政治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 同时，孙中山认为，政党政治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实现民主政治必须依赖 于政党政治。他说：“无论世界之民主立宪国、君主立宪国，固无不赖政党以成立者” [3](P5)，而“共和立宪国之政治，……未有不以政党为其中心势力”[4](P397—398) ，即一方面，党必然是民主共和政治的基本标志；另一方面，只有以政党作为国家政治 发展的推动力量，民主共和政治才能存在和发展。孙中山还十分重视政党的自身建设， 即党纲、党德的建设及党员自身觉悟的提高。他首先强调党的政治路线的确定，应当以 国家的发展前途为进退，这既是政党存在的基础，也是政党能够取得事业成功的前提。 孙中山说：“政党欲保持其尊严之地位，达福国利民之目的，则所持之党纲，当应时势 之需要，以合乎世界之公理”[3](P1)。同时他还指出提高党员自身觉悟对政党的重要 性：“政党之发展，不在乎一时势力之强弱，以为进退，全视乎党人智能道德之高下， 以定结果之胜负。使政党之声势虽大，而党员之智能道德低下，内容腐败，安知不由盛 而衰?若能养蓄政党应有之智能道德，即使势力薄弱，亦有发达之一日。”[3](P2)其次，在对国家政治制度的设计上，孙中山在考察了英、美、法、日等国的政治制度 以后，主张中国应在共和制的基础上，实行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制度。他说：“要知文 明各国不能仅有一政党，若仅有一政党，仍是专制政体，……欲免此弊，政党之必有两 党或数党互相监督，互相扶助，而后政治方有进步。”[4](P408)孙中山认为，虽然政 党政治是现代政治制度的一个基本特征，政党在国家政治中占有中心地位，但由于政党 也只是代表着一定的政见而活动于国内，如果某一政党不以国家为重，而专行私见，必 与国家无益，因此，在中国未来政治发展模式的选择上，应实行两党或多党制，既有执 政党，又有在野党。这样，如“甲党执政，则甲党以所持之政策尽力施行之。而乙党在 野，则立于监督者之地位，有不善者则纠正之，其善者则更研究至善之政策，以图进步 焉。”[3](P63)在现代政治制度条件下，随着某些社会或经济集团在政治上的唤醒，政党及政党体系 就成为政治参与的主要制度保证，在这种情况下，政党的高质量及政党体系的完善无疑 是政治发展最重要的内容。孙中山在其长期革命实践中充分认识到，政党是中国政治走 向现代化的根本所在。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他提出了一整套关于政党的地位与作 用、两党或多党制以及政党建设的设想。由于这些设想是以资产阶级政党为主要特征的 ，因此，在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时，这种政治上的设想 无疑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方向。政治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建立一个支持现代化的具有较高权威的和制 度化的新型国家政权，又是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关键，因此，要成功地推行现代化，社会 系统必须创造出一种新的政治模式，以此来推动社会和经济变革。面对这一历史任务， 进入近代以后，中国的各派政治力量都曾提出过自己的解决方案，从而形成了各种不同 的现代国家建设理论。这些理论不仅丰富了中国人民的思想，也为中国人民探索国家出 路提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思想理论成果。但比较而言，由孙中山所提出的，以民权主义 为核心的政治现代化理论是在充分总结前人的学说及辛亥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 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逐渐补充、完善而最后定型的，因此，它是辛亥革命前后 中国人所提出的各种政治现代化方案中最系统、最深刻的.总之，孙中山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早期主要倡导者，他所提出的民权思想在较为完整的 意义上确立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及其模式，这些目标和模式的提出不仅为中国 政治现代化的实现提供了较为充分的理论依据，而且也确定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早期基 本框架。可以说，孙中山民权思想对于中国政治从传统走向现代具有伟大的奠基意义。收稿日期：2001-12-12【参考文献】[1]孙中山全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2]孙中山全集：第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3]孙中山全集：第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4]孙中山全集：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