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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论文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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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论文格式

儒家历史小论文

导语:儒家学说,亦称儒学,起源于东周春秋时期,在两汉时期进入儒学发展的第二个时期;在宋、明、清时期,儒学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性;到了明朝中期,程朱理学成为人们求取功名利禄的敲门。儒学博大精深,下面是我搜集的一篇关于儒家历史的小论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儒家学说,亦称儒学,起源于东周春秋时期,和“道家”、“墨家”“法家”等诸子百家之一,汉朝汉武帝时期起,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如果从孔子算起,绵延至今已有两千五百余年的历史了。随着社会的变化与发展,儒家学说从内容、形式到社会功能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与发展。如果对儒家学说的内容、形式和社会功能等进行综合的宏观考察,我认为中国儒学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特点。

提及儒学,首先想到的便是以孔子、孟子、荀子等为代表的先秦原始儒学, 春秋末年,孔子创立了以“仁”和“礼”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同时主张“为政以德”,创立儒学。儒学提倡“仁”、“义”、“忠”、”恕”,中庸之道是儒家的一种主张,主张待人接物不偏不倚,调和折中的态度。“仁”的主张是“仁者爱人”,这一主张是要求统治阶级体察民情,反对苛政。孔子认为,要实现“爱人”,还要遵循“忠恕”之道,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要求;“礼”的主张是“克己复礼”,就是说要克制自己,使自己符合“礼”要求。但是由于当时奴隶制度趋于瓦解,各国君主无暇顾及孔子提倡的“以礼治国”的思想,儒学在当时并未受到太多重视。

战国时期,在孔子学说的基础上,孟子提出“性善论”,在政治上实行仁政,并提出在当时颇受争议的“民贵君轻”的主张。现实主义流派的荀子也从性善论出发,强调理的规范与教化作用。战国时期,儒学成为显学,却因为诸侯纷争,其主张不能满足地主阶级的要求而受到冷落。

同样,荀子设计的治国原则:“明分使群”、“群居和一之道,”包括理想的“王制”与具体的“富国”、“强国”之策,乃至他的“礼论”、“乐论”、“君道”等等,可以说都是非常富于现实主义的。它都是在肯定当时已经形成的社会等级和职业分工的基础上,来规定社会每一个成员的名分和位置,并要求其各尽其职,从而达到整个社会的和谐一致。当然,这并不是说在荀子提出的治国原则中没有一点理想主义的成分。因为,如果它的学说中一点理想主义成分都没有,那么,他的学说就不会有什么感染力,而他也就不能称为一名思想家。

儒学发展的第二个时期便是两汉时期,汉武帝重用董仲舒的思想,实行“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儒学逐渐成为了正统思想。董仲舒的理论是阴阳家与儒

家的合流。我认为,“天人三策”是体现董仲舒和西汉时期儒学政治以及思想特点的最好体现。“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春秋大一统,尊王襄夷”。董仲舒在儒学中增加了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内容,并且提出了如后归纳为三纲五常的学说。这一切都适应了君主专制的.需要。

在宋、明、清时期,儒学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性理之学的儒学, 宋朝儒学历史发展的背景是独特而鲜明的:动荡衰弱的历史背景,三教合一的文化趋势以及传统儒学的陷入困境。由此,新的儒学必然产生。新儒学产生后第一个关心的问题是宇宙论,这与传统儒学只关心社会以及政治的角度不同。周敦颐发明“太极图”,并提出精神修养的方法即成圣之方——无欲:静虚之心,动直之心。邵雍、张载等人也提出了自己的宇宙观点,如太极即是气的观点等。朱熹的理学,强调的是“形而上者,无形无影即是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朱熹认为,太极包含万般之理,又是一切理的概括。在宋代,程朱理学曾经被斥为伪学,几次被查禁。到了元代才被确立为正统思想以此持续到明清时代。宋朝时期的儒学逐渐被官方化,是因为当时理学以儒学为宗吸收道教佛教之长补儒学之短,把天理、仁政、人欲内在的统一为一体,是儒学更加完整和哲理化,因此更有效的维护了封建统治等级特权制度,适应了加强封建统治的需要。

到了明朝中期,程朱理学成为人们求取功名利禄的敲门砖而逐渐失去了寻求圣贤学文的精神。陆王心学与理学相对。他们认为并不存在“理的世界”,宇宙是一个自身完整的精神实体。而这个世界即是我们经验中的世界。有心才有理。朱熹强调做学问,而阳明强调行动。阳明创的王学的内在结构是由知行合一和致良知构成的。在这一结构中,阳明以心(良知)立言,又以良知释心。心(良知)就构成了王学的基石。而“致良知”是如何为圣的过程。

明清时期,儒学体系较为活跃。活跃的儒学思想对传统儒学体系的批判和继承促使我国的传统文化重新焕发了生机,但并未占据思想主流,性质上也并非是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尽管这种思想与明清之际的商品经济相适应有一定的联系,但是其产生的原因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尖锐。由此可见,儒学的历史地位也与当时国家的经济情况密切相关。

近现代的新儒学是儒学发展的第四个阶段。孔子学说在近现代以来的新发展就是在中西方文明的碰撞下产生了新儒学。在新儒学的准备和发展阶段,儒家学者曾经有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被动接受西方文化的思想。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动荡,包括新中国建国前和建国后,儒学都不再有太大的发展和变化,当然也说不上有很高的历史地位。而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再次产生的“儒学热”又是国人重新开始对中国古典文化感兴趣的表现。儒家文化是一种和谐文化,这正对应了现在中国人对生活和社会的期待。同时还有在经济发展的副作用中蓬勃起来的道德的沦陷和社会形态的复杂,这些都促使人们开始把目光重新放到中国传统经典思想上去。

儒家思想是我们中华文华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当今我国社会受西方文化影响,社会西化很严重,但传统思想在国民意识形态中仍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日常生活中,我们的行为会不知不觉的以儒家规范为准则,受到儒家规范的约束.我们要好好学习儒学,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从夫之言性与道不可得而闻也看儒文化子贡曰:“孔子文章,可得而闻之,夫子言性与道,不可得而闻也。”儒文化的精华,不是它的三纲五常和道德说教,也不是它的礼仪典章和社会规范。它之所以长兴不衰,被广大人民所接受,是它对“天道”的把握和对“人性”的深刻认识。“道”,是我们终极关怀的对象,它“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故强字之曰道。”这个看不见,摸不着,说不清,讲不明的本体存在,它是世界的根基,是万物运动和必然性的原因。它在物质中表现为特性,在生命中表现为本性,在人类中表现为个性,在社会中表现为伦理,在世界中表现为国家。一切个体只是它特有阶段的表现,顺其者昌,逆其者亡。“人性”,它包含了精神性和物质性,他寻找自我,他追求真理,他以道的规范身体力行,这是他精神性的一面;他适应环境,他追求利益,他被肉体的欲望拖着走,这是他的物质性的一面。每个人都在两极之间运动,这就是儒文化要求人们克己复礼,“灭人欲,存天理”道德说教。人不是他的身体,肉体的欲望干扰着人的意志的实行。人也不是他的思想和行动,思想和行动是服从他的理念的。人的本性和“道”是同一个东西,他能和“道”交往,他交往越深,得“道”越多,人格就越独立,主体性就越大。如果他少交往或不交往,他就缺乏人格,缺少主体性,只能随自然必然性驱使。孔子的文章,教导人们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人们看了就明白,如果能身体力行,就能成君子,成圣人。而为什么要这样做?孔子不是凭经验知识得来的,他是根据“道”的自我运动和“人性”的归真得出的结论。“天道”和“人性”是无法用语言表达清楚的,人们只能自己去领悟、去体验,所以说“夫之言性和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没有对真理的执着,没有人生的痛苦磨难,“道”是不可能与你相遇的。董仲舒、二程、朱熹之所以是大儒,他们对“大道”的毫不动摇和“人性”三品的一致认识上。儒文化关键是“天道”和“人性”,至于三纲五常、礼仪规范,只是适应当时社会的一些有效规定。得“道”者一通百通,孔子称自己不是多学而识之,“吾一以贯之”。所以能达到“随心所欲,不越规。”理性的人只能“学而知之”,他们不能融会贯通,不能理解“道”和“性”。感性的人学也不知,他们的悟性和理性被利欲所遮蔽了,他们要不犯错误,只有老老实实听理性的人和悟性的人,用外力来抑制感性的冲动。儒文化是“道”的学问,是本体论学问。人性只有达到“仁”,才能与“天道”沟通,与“天道”交往。“道”包容了世界万物,它爱万物就像爱自己的身体,人要达到“仁”这个境界,心胸就像“道”一样宽广,行动就像“道”一样公正。“道”是本体,是自由意志,人要达到“道”的德,他的认识就像“道”一样明晰,他的行动就会像“道”一样自然,他能像“道”一样自信,无往而不胜。“人性”有趋向“道”的一面,但人毕竟是自然的产物,他要在大地上生存,他有喜怒哀乐,他有七情六欲,“人性”又有趋向利的一面。谁不追求快乐?谁不追求幸福?谁不想占有财富?谁不想有权说了算。这种竞争势必造成社会的无序状态,国家的诞生就是“道”在社会中实行德的统治。国家的使命不是适应人们的自然欲望,国家是比人更高的伦理有机体,是“道”的现实化。人们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有得“道”者,有堕落者,得道者对堕落者的统治,有德的人对无德的人的教育,这是天经地利的,这是秩序,是伦理。只有按照儒文化的社会秩序,社会才能和谐,人们才能各尽其才。所谓“君子”,他们是“学而知之者”,我们现在把他们称做理性的人,他们的处世原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们是人道主义者,是文明的创造者。所谓圣人,他们是生而知之者,我们把他们称做悟性的人,他们的处世原则是“循道而行,不越规”,他们独往独来,是国家的决策者,因为“道”在他们心中。所谓的“小人”,就是学而不知者,我们把他们称做感性的人,他们的处世原则是“惟利是图”,这样的人越得势,国家越混乱,人性越堕落。董仲舒的性三品就是人性中的精神运动中悟出来的。“道”是隐蔽的、超越的,它始终如一,贯穿于一切事物之中,通过圣人、英雄来实现它的目的。“性“是内在的、先天的,它是理念,是规定性,是人们一切言行的根据。见性才能知天命,修身养性能使一个人的天赋充分得到发挥。

儒家思想与日常人生1、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由于上古时代文字极度简约,且几千年来随着语言的发展变化,字词的意义常会发生扩展甚至异变。所以我们看上古文章时,最忌以现代汉语为标准,从表面上去轻率理解古文的意思。比如这句“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一切的关键,在于我们后人对“上”“下”这两个字的错误认识。“上”和“下”,现代汉语纯粹作为方位词使用,而在上古,则涵义要丰富得多,在这句话里,则是表示“尊”与“卑”的意思,所谓上尊下卑。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就是“刑不尊大夫,礼不卑庶人”,不会因为大夫之尊,就可以免受刑罚,也不会因为庶人社会地位低,就将他们排除于文明社会之外。《汉书·司马迁传》:“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厉也。”为什么说士大夫不可以不恪守节操?因为士大夫是有社会地位、有身份的人,万一犯法,被法制裁了,就是极大耻辱,是很丢人的,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作为士大夫,更要恪守节操,遵守法度!所以《明史·刑法志》有言:“古者刑不上大夫,以励廉耻也。”古时候刑不尊大夫,大夫犯法与民同罪,是所以用来激励人民保持廉耻之心的。如果像现代人讲的那样,士大夫阶层犯了法可以不用刑事追究,士大夫阶层享有法外特权,那怎么还让他们“厉节操”、“励廉耻”?儒者还宣扬什么“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礼不下庶人”,即“礼不卑庶人”,不因为庶人的社会地位卑下,就把他们排斥在外。这正是儒家“有教无类”“以礼化民”之教化思想的具体体现!2、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更是一桩由于句读错误所致的旷世冤案,不仅现代许多对儒学不了解的人以此底詈儒学,说这句话是赤裸裸的愚民思想,纵使像南怀瑾那样对国学有相当深厚了解的人也都弄错了,也当成是儒学里不合适宜的糟粕。而事实上呢,这句话被人误解,乃是后人断错了句读!正确的句读应该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思就是说,民众的知识与素质达到一定程度了,就要给他们足够的自由权力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如果民众的知识与素质还比较低,就“知之”,教育他们,通过教育来提高他们的知识与素质。这也正是儒家“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思想的现实实践,这种启蒙教化思想何错之有?比如说我们现在,不少先进人士要求推行民主,但是如果民众鸿蒙未开,对民主理念与宪政思想根本没有任何了解,更不识其现实操作,不懂如何通过理性手段去追求民主,甚至不知道如何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民主能健康有序的推行并最终成功吗?所以在此之前,要先进行民主启蒙,提高民众的民主意识,让民众对民主理念以及宪政操作有具体明确的认识。这种启蒙教化是非常必要的,不要忘了,西方民主运动之初,也是经历了漫长的启蒙过程!而当民众有了深厚的民权意识,民主素养也日臻成熟,那么就应该给他们所应有的自由权力,让他们自由去做宪法保障内的事。3、存天理,灭人欲“存天理,灭人欲”,是宋代理学大师朱熹提出来的,同时这也是一句饱受后人断章取义之苦的名言。朱熹的天理人欲是什么?“饮食,天理也;山珍海味,人欲也。夫妻,天理也;三妻四妾,人欲也。”朱熹认为,自然健康而情操高尚的生活,是天之理,因为人必须要吃饭才能活下去,必须有夫妻才能繁衍后代,而吃饭只要健康卫生即可,一夫一妻也更利于家庭和谐。所以饮食和夫妻是天(也就是“自然“)之理。贪求享受安乐淫逸,则是人的内心欲望,是饮食夫妻之上的淫逸欲求。他要求做人要自然健康,夫妻和谐,而不要贪求淫乐享受。这种要求何错之有?饮食夫妻之天理不该存吗?贪享淫逸之人欲不该去吗?就是放到现在,这种思想难道是落后的、不值得提倡的吗?如果认为朱熹此言反动,那么什么才是先进正确的?天天美馐佳酿夜夜商女笙歌才对?食必山珍海味再养几个女秘包几房小奶才对? 自己整理整理,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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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表征,其主张”仁爱”.”诚信”、“中庸”.“克己复礼”等思想精髓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更启迪着今天的企业管理。本文主要探讨了儒家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一.儒家思想的精髓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绵延数千年,代表着中华灿烂文化.在春秋“百家争鸣”的时代,经过“焚书坑儒”的洗礼.而后居于独尊地位并非偶然.这同儒家思想本身丰富的内涵所具有的综合’陛,感召力分不开的.因而儒学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及中国社会。 1.“仁学”——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理念。儒家认为人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心.即”仁.义、礼、智“。其中,“仁“为核心与基础,它强调一个人只有在与他人关系中才能定义自己,只有通过”二人”才能定义“一人”,仁即“二人”的意思,故”仁者.人也”。儒家认为,人首先要有一颗温暖、亲爱、感恩、谦让.善良的心.即仁心。在基本的人际关系里,在亲人与朋友的相处中,尤其应该体现这种态度。其次要将仁爱之心推延出去,并充实个人.尽力让世界和谐。有仁心恩慈才是人生意义的核心。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在过去数千年之中,为无数识字与不识字的人所接受.成为其核心价值信仰,正在于它指点出人性的根本需要。社会文明尽管快速演变.若不能掌握人生的核心价值.生命终究不免空虑失落。而儒家所重者,正在于如何认识并满足人性中最核心而深邃的需求。儒家所提倡的核心价值.属于价值性义理,其重点在于以仁心爱人、敬天惜物,这种价值提炼是任何社会所需要的。 2儒家思想的大众性、生活性、感召力儒家思想之所以具有大众性、生活性.感召力,在于这种思想同中国传统小农经济基础相适应。农业文明对土地的依赖不仅没能割断同氏族血缘关系的联系,反而将其继承、延续下来。由于血缘关系具有先验性和等级性.因而由血缘关系所结威的集体(家族)是一种立体状的等级结构式.父对子.长对幼均有着绝对的支配权,之间不存在着任何平等。加之血缘关系是先验的.超个体.超意愿的关系.任何人都无法改变、摆脱和超越。个人只能是认可.服从、顺从这种关系,才能获得自己的位置和利益。这就是中国家庭本位制建立的基础。儒家强调“孝悌”为”仁”之本.这既是对以血缘亲情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社会制度的反映,又是对这种宗法制度的维系:坚持“人禽之辨”.进行道德教化,有利于敦化社会风气,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肯定尊君和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的合理性.是对皇权和封建等级制度的认同:同时.又坚持“大一统“思想满足了人们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情感。在思维路径上以”中庸”为至德,要求“叩其两端而执其中”,颇具有善于守成的优势。最后.它主张内圣外王。既希望用自己的理论来教化并转化社会,齐家。治国、平天下.主张积极入世:同时又主张正人先要正己.坚持自身的身体力行。儒学内涵具有大众性、生活’陛,感号力的特点.能满足社会不同阶层、利益集团的需要,因而易为社会认同。 二.儒家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 儒家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主要有:以人为本、以义统利、以德服人,以信取仁、勤劳节俭,严于律己、重才尚贤。 1以人为本 儒家主张”天生万物,唯人为贵”.”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治理国家应以富民为本.“民为帮本,本固帮矣”。人民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巩固了.国家才能够安宁。现代经济与科学技术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一些人往往只注重财富的增长,忽视了创造财富的人.不懂得人是目的。在企业管理中,也存在见物不见人的倾向。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应”以人为本”,重视人的积极性、创造性。 2以义统利 孔子日:“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苟子日:”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制人”。儒家以义作为重要的价值取向.不取不义之财.反对为富不仁。如何认识”义利”的关系,人们的认识不尽相同。有人极力批判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认为它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事实上.儒家倡导的“义”指整体利益.民族与国家的利益。强调生财有大道,利己不损人。孔子日:“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可见.孔子不是反对致富.而是主张正当致富。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天,每个人都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每个企业也都在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从而形成一种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这是积极的因素,必须肯定。但对于任何事物不应强调过分,若只讲功利主义,甚至一切向钱看,不择手段地牟取暴利,既不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也不利于经济的正常运行。儒家强调”义”恰好可弥补这一不足。在经营管理中,一些企业家汲取了儒家的这一思想,明确提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经营宗旨.强调把追求利润与服务人民结合起来.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 3以德服人 儒家主张以仁爱之心待人。在家庭中要“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谓之人义也”,形成一种融洽温馨的亲情关系。就整个社会来说,儒家提倡“温,良、恭.俭.让“.这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儒家的仁爱思想对于建立和谐友善的人际关系,增进员工之间、员工与企业之间的感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些企业以“和为贵”.“和气生财”作为重要的经营准则,并且在整个管理过程中,强调对人的关心.爱护和尊重.讲求具有人情味的管理.这正是东方管理的一大特色。现代企业管理主要强调制度与法律,这是十分必要的。不过,儒家更强调伦理道德的重要性.主张培育人的美德和良好的社会尚.使人们高米地按照道德准则去做应做之事。如孔子日:“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孟子又日:“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德服人者心悦而诚服也”。显然.制度、法妻律.规范应是相辅相成,同时并重.不可或缺的关系。道德规范垂作为~种无形的约束力量是现代企业管理不可缺少的。 4以信取仁i 诚信是儒家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做人的一项基本原;则。儒家认为“诚信者.天下之竭也”.“求财须有道,不义害自;己”。主张真诚待人、诚实敬业、恪守信用、讲求信誉。”言必信,耄行必果”,”苟逊不羁.蒙无异也”。诚信既是传统美德,也是历:代经商之道。过去,我国许多小商号都挂着”货真价实.童叟无i欺”的牌子,作为其的经营信条。弄虚作假,欺顾客、不履行;契约的企业,是难以长久存在的。被称为世界船王的包玉刚先生;的成功之道就是”以信誉成交.借信誉发展”。事实上”诚信为;本.信誉第一”已成为许多企业家的座右铭。同时,诚实信也是;现代市场经济运作的精神支柱 5勤劳节俭: 儒家历来都主张勤劳治国.勤俭持家。中华民族勤俭这一美i德.在世界上是很有影响的。每一炎黄子孙。不论读书治学,还墨是经商称贾,共同的特点是十分勤奋刻苦.发奋图强.吃苦耐劳,:并且也是比较简朴,处处提倡节约。儒家认为勤俭是心灵净化的妻因子和快乐因子.它不仅让人舒展筋骨,更让人舒展心情。经常劳动、喜欢劳动之人.多豁达开朗,快乐常在。勤俭的价值观念耋符合现代管理要求的.任何企业都应精打细算.降低成本以提:高效益。; 6严于律己 儒家主张正人先正己.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能自制,后可以治人;能治人,然后能为之用”。在严以律己方面.儒家还提出“慎独”的修养方法。这些强调的是,要管理好别人,先要管理好自己;要正人先要正己。作为一管理者.应在才学.能力.品德.气质、作风等各方面率先垂范,严以律己。这也是现代企业经营者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7.重才尚贤 儒家主张”师道尊严”,尊师重教,重人才.尚贤能。”国之盛衰系于人才.功于才成,业由才广”,充分阐述了人才的重要性。用人之道强调”许士之风必求其实.用人之术当尽其才”:”选士用能不拘长幼”:“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用人如器,各取其长”等。这些阐述了重才尚贤在经营管理中的重要性。 总之,儒家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的关系是互为独立、又互为影响的,在猛进如潮的2 1世纪.儒家文化必将在世界经济生活产生深远影响。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好好发挥,就是一篇论文!!《论语》里任何一句话,都可以做成几十万字的论文!!

本人转一个(供参考):一个社会要起码满足两点,一,社会稳定,二,社会发展。任何社会文化都基于这样两种状况,一,人必须以社会形态存在。二,人有千差万别。一个稳定的社会要求:人必须以社会形态存在,就要设法尽量消除内部冲突和矛盾,成员之间和谐相处。人有千差万别,就要设法把社会成员之间差别造成的冲突化解到最低程度。儒学为此做了两点:一,提出泛义的“仁爱”,以符合第一种状况。二,为解决第二种状况的矛盾,采取了承认等级的合理性,并自觉遵守社会等级。为此儒家选择了涉及政权和社会稳定的几个最主要的等级体系------以官职尊卑、以长幼为序,后来又增加了男女主次的三大体系。也就是所谓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和谐的实质就成了,一,对待不同的等级要安分守己;二,对相同等级要谦让和睦。儒学符合历代统治者社会、政权稳定的需要,经过几千年固化,“和”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渗透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并对社会、政治产生着深刻影响。影响主要有三点:一,民众对压迫的承受能力大大增强,为了“和”民众不轻易反抗统治者的压迫,社会矛盾要积累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才会突然爆发,造成中国社会一次次毁灭性巨大震荡。二,丧失了社会正确发展方向。是非标准不是以实际情况决定,而是由“君、父、夫”等权威来决定,无论对错,“臣、子、妇”都要无条件服从。而中国历史几千年,根本不了解民情的“君”决策错误层出不穷,几千年中国科技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也在于此。三,人情泛滥,丧失社会正常评价体系。和为贵使人们丧失了判断社会行为正确与否的标准,人情可以替代制度乃至法律。其结果裁判吹黑哨,垃圾论文堂而皇之被通过,毒奶粉配方可以获得国家科技奖,提干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人情院士、人情教授滥竽充数,十三亿人,竞拿不到一个诺贝尔奖。人情执法、人情评判使一切社会行为事非不分。四,腐败严重。承认上级的绝对权威,同时奉行和为贵争为耻的道德标准,地位越高的人越没有约束机制,民众无权干预也无理干预,眼睁睁看着官员腐败。失去监督的权力导致严重腐败。严重腐败又导致政权更替,社会动荡。以上弊端严重阻碍中国社会的发展,使中国在封建徘徊数千年之久!

孔子与儒家文化论文

孔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教育学家,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以下是我精心准备的孔子与儒家文化论文,大家可以参考以下内容哦!

多难兴邦,励精图治,是有志为国效力的志士仁人的伟大抱负。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是我们神圣的天职。中华传统文化凝聚着民族的人格力量,厚载着民族文明的硕果,具有巨大的思想生命力,成为历史进步与社会文明的强大推动力。因此,学习、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明是极其重要的事情了。

一、中华传统文化与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具有顽强生命力和无与伦比的延续性,创造了辉煌的人类文明。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是一部充满智慧的宝典。古人“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今人“半篇《论语》可以护一生”。它对今天的人们仍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五千年的悠悠中华文明史,孔子曾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他创建了影响深远的儒家思想,成为儒家学派的奠基人。孔子的思想是真正傲视百代的大智慧。孔子思想,涵盖天地,通亘古今,博大精深,历久弥新。

孔子对传统的思想文化进行了系统的整理、总结,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体系。孔子长期从事教育事业。他首创私学,提倡有教无类,将教育扩展到民间,打破了贵族对教育的垄断。他诲人不倦,因材施教,培养出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被后人尊为教育始祖。

孔子创立了儒家思想,他的许多思想内容已经深深地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成为中华民族道德意识精神生活和民俗习惯的准则。《论语》作为中华文化的经典杰作,它的生命力就在于每一个时代都可以给予人们新的触发,新的启示,从而延续着经典的生命。《论语》虽老,然而老而不朽,且永垂不朽。他的思想对世界各民族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00年几十名诺贝尔奖获得者聚会于巴黎研究世界的发展,会议所取得的共识之一是,“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从2500年前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智慧”。由此可见,孔子思想智慧超越了时空,中华传统文化是何等的博大精深呵!

二、以孔子为榜样,“学而不厌”发奋图强

今天我们应该向孔子学习什么呢?我认为首先应学习孔子的“学而不厌”的精神、发奋图强的志气。他一生都在如饥似渴地追求知识。青年时期,孔子把主要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学习之中。他学习不仅专注用心,而且善于思考。他非常珍惜时间,看到一去不返的河水,就联想到飞逝的时间,发出了“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呼声。

在鲁国浓厚的文化氛围中,孔子如饥似渴,他善于抓住每一个可以学习的机会。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见贤而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焉”。他言行如一,行不出言外。他与别人一起唱歌,别人唱得好听,就一定请人再唱一遍,自己跟着学。他到了鲁国太庙,每事都要问,以至别人以为他不懂得礼。孔子在问和知的范畴内提出了不耻下问的观点。同时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孔子精通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精通诗、书、礼、乐易等五经。孔子为什么能够五经、六艺等都能精通呢?这和他青年时代的勤奋学习是分不开的,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孔子无论学哪门知识都手、眼、心、神俱到,而非浅尝辄止。他曾向鲁国乐师师襄学琴,十日之内依旧习一曲,师襄告诉他可以练别的.曲子了,孔子用经“未得其数”做答;又过了一段时间,依旧练习该曲,师襄又劝说可以练别的曲子了,孔子以“未得其志”做答,再过了一段时间,师襄再次劝他更换曲目,孔子则以“未得其人”做答。后来师襄再见到他,问及其弹奏曲子的情况,孔子神情肃穆,手法娴熟,专注于一心,完全沉浸在音乐中。奏毕,孔子说:“我体会到了作曲者的心态和志向了,他必定肤色黝黑,身材修伟,双眸雪亮,深邃如泉,宽厚威严于一身,是个统治四方的君王,一定是周文王。师襄听闻大惊,起身离座而拜,说:“我的老师曾告诉我说这首曲子就是《文王操》。”孔子习艺真可谓是手、眼、心、神俱到;乐声、志趣、作者风范悉体察于胸。这就是孔子“学而不厌”、“发奋图强”的精神。

三、发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精神,铸造我们

我们要学习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关于孔子一生的行事风格,最足以用来形容的就是这七个字:“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孔子是春秋时代名人,在弟子眼中,以颜渊所说的八个字最能传神:“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孔子是个“一旦打定主意,就不轻言放弃”的人,即使外在形势毫无希望,他也要坚持到底。一个人有了理想,当然希望予以实现。在实现的过程中,难免出现各种阻碍与挑战。“置之死地而后生”,居然反败为胜,得享成功的果实。孔子异于一般人的地方显然在于:他所坚持的不是个人成就,而是对所有的人都十分重要的“人生正途”;其次,即使孔子本人无法见到开花结果,他也可以经由教育,代代相传。维系此一文明理想。

个人的理想需要外在条件的配合。如果善于把握教育的功能,培养人才,一代一代努力下去,外在条件总会逐渐改善的。这是孔子的心愿,若不坚持,万事皆体;若是坚持,本身即展示一种精神的力量与理想的号召。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于是成为勇者的表现,肯定人性有超过利害考虑的尊严。在拿破仑字典里没有“困难”两字。困难愈甚者,其成功愈巨。不屈不挠之精神,是成功的法宝。成功的要诀惟坚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成功的基础是在“奋斗”,奋斗的收获是成功。所以,天下唯有不知艰难而拼命奋斗的人,唯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他才能走上成功的最高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以精到之识,用坚持之心,运精进之力,便可金石可开,豚鱼可格,更有什么难做之事功,难造之神圣?

四、当仁不让,坚持真理

孔子说:“当仁,不让于师”。意思是说:“面临仁义,就是老师,也不必同他谦让”。为了真理,不必客气,可以抢在老师之前去做。中国人重视师生关系,以至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观念。这是一种传统文化的美德。

西方亚里士多德曾在柏拉图学院受教约二十年,与柏拉图的师生情感不言而喻,但是他后来自立门户,声称:“吾爱师,吾尤爱真理”。这种态度是合理的,因为老师之所以为老师,也不过是“真理的传递者与代言人”而已。如果为了老师而背弃真理,无异于本末倒置。

中国人尊师,也不至于不顾真理,因此我们以“尊师重道”四字连用。师若离道,仍须以道为重。“当仁,不让于师。”原因何在?在于师生之间所教的与所学的,原本就是以“仁”为最高原则。大家相勉于仁义之道。所谓“不让于师”,绝无骄傲或逞强的念头,而是为了自我实现,并且这种自我实现正是老师对我的最高期许。师生一起朝着“仁”的方向去努力,古人所谓“师友之间”,也当以“仁”为共同理想。

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振兴中华

中华传统无以伦比的伟大智慧凝聚着民族的人格力量,厚载着民族文明的硕果,具有巨大的思想生命力,并成为历史进步与社会文明的强大推动力。孙子、老子、孔子,这是人类文明史最灿烂的三颗明星。中国需要孙子、老子、孔子,世界需要孙子、老子、孔子。今天当我们能以孙子、老子、孔子的智慧来武装我们头脑的时候,那将化为翻天覆地、扭转乾坤的力量。读懂孙子、老子、孔子行遍天下也不怕,好男儿当读五车书,大丈夫当读懂孙子、老子、孔子。为让中华民族能在21世纪扬眉吐气,实现民族大复兴,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让我们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振兴中华而奋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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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是我国杰出的讽刺小说,作者吴敬梓在这本小说中展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制度下,文人穷极一生只为模仿八股文,以便考中飞黄腾达,除此之外什么也不知道的愚昧心理。下面就是我给大家带来的儒林外史 读后感 1000字精选 作文 初中,希望大家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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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儒林外史》是在看京剧《范进中举》之后。看完之后不觉惊异于作者的独具匠心,却没有领略导作者的真正用心,直到翻开《儒林外史》浏览了整个 故事 之后。

《范进中举》讲的是五十四岁的老童生范进终于考上举人,欢喜至疯,最后被平日最怕的老丈人胡屠户一巴掌打清醒的故事。非常简单的故事,但纵观全文事实上却并不是那么简单。

中举从范进身上来看是好事,苦考了三十四年终于出头,从他发疯来看足以看出那时的读书人对功名痴情一片,像周进哭号着为秀才名分磕头撞板。但他们的痴情并不是为了道德理论上的治国之经,而是纯粹的个人升官发财。还有范进中举前后判若两人,中举前萎缩地向老丈人低头称事,中举后便有了老爷大人们的官腔。甚至在为母亲守丧时,在打秋风的筵席上大吃大喝。而他仅仅是中举,不出两个月,什么房产、田地、金银、奴役,不请自来。范进是千万得中读书人的代表之一,封建政府用他们的荣华为不得中的读书人做榜样,加深科举对他们的毒害。

中举对胡屠户来说,也是意义非凡。对范进中举前要打要骂由着性子来,一旦中举后,因范进发疯让他打范进一巴掌,他却说:“(范进)虽是我女婿,如今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如此便把一个势利小人的嘴脸清晰的勾画了出来,胡屠户就是那些满脑子也是功名,中了科举余毒的市井小人的化身。

还有那些乡绅,都在第一时间忙不迭的为范进送金送银,正是他们为政府传播科举毒推波助澜。跳出范进的故事,作者详细描写了临死伸着两指头,唯恐两个灯芯废油的严监生和强抢人猪,用云片糕当药讹诈船家的严贡生兄弟俩作为代表。

综上所述的人物,无一不受科举的毒害。事实上不只这些人。还有举着科举饭碗的名士们,还有科场屡屡落败的如看西湖风景都要挤出几句经典的马二先生之类的人。还有佛门弟子,一听胡屠户为女婿范进母亲做法师,屁滚尿流地马上安排起来。甚至是贾宝玉最最推崇女子亦是如此。鲁小姐受其父影响只认八股文,什么都以八股文马首是瞻,自己终日练习八股,后来因为丈夫对科举毫无兴趣,终日长叹。书中充斥着讽刺味,辛辣尖刻,这与作者生活背景很有联系。

作者吴敬梓慷慨好施,被族人看成败家子。他后半生十分潦倒,但是旁人几次三番找他参加科举,他都不应。他的书桌下有八股细绳,每根下都有一个臭虫,一个蚊子,就是“八股臭文”之意。因为贫困无法取暖,他常邀请朋友绕成行走还“歌吟啸呼,相与应和”,并称其为“暖足”。这样的背景下,无怪乎书中描写如此地耐人寻味了。

儒林外史读后感1000字2

“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浊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这是《儒林外史》开头的几句。可以说,这也是整本书的灵魂所在。

这些话虽然已是老生常谈,可真正能明白人的又有几个“学而优则仕”,正是这句话害了一批又一批的读书人。他们把读书当成敲门砖——“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圆如意,书中自有美娇娘……”。为了金钱,为了财富,他们可以废寝忘食地读书,可以从黑发垂髫考到白发苍苍:八十岁才中了状元的梁灏,花白胡子还是“小友”的周进,考了几十年一朝中榜,欢喜疯了的范进……儒林中为了功名利禄,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的又何止这几个鲁迅先生称封建礼教为吃人的礼教,那么称封建科举制度为害人的制度也不为过了。

读书,其实强调的是一个漫长的求知过程。王国维说得很好,读书分为三个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西楼,望尽天涯路”这是立志。“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是奋斗。“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才是最后的成功。而儒林中的那些一心只为功名者,第一步——立志,就走错了。在我看来,读书就是人在不断汲取精神食粮的过程。其中最关键的在于吸收,然后再转化为自身的力量。这与一日三餐的功效是一致的:吃饭,吸收营养,再促进自身生长。只可惜,儒林中的某些学子们只注重“食”,即数十年如一日地读书,却忽视了吸收。读书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敲开荣华富贵之门的工具。一旦达到目的,这个工具也就毫无价值了。这些人,即使读一辈子书,也不会有半点知识吸收转化成自身力量。这些书,除了造成他们的“营养不良”,别无他用。

当然,“世人皆醉我独醒,举世浑浊我独清”的人在儒林中也不是没有。王冕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从小就因为家境贫寒而为邻人放牛。在牛背上,他仍旧博览群书,更自学成为了画没骨花卉的名笔。此后,下到平民百姓,上到知县财主都来索画。但王冕性情不同,不求官爵。朝廷行文到浙江政司,要征聘王冕出来做官,他却隐居在会稽山。后人提到王冕时,常常称其为王参军。但王冕何曾做过一日官能在功名面前,心如止水,不为所动,也只有王冕这些儒林中的凤毛鳞角了。

几百年后的今天,捧起《儒林外史》细细品读。时而为当时士人名流的庸俗可笑而叹息,时而又为贪官污吏的卑鄙丑恶而愤怒。吴敬梓以其幽默诙谐的语言,把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腐朽黑暗面刻画的入木三分。难怪后人有“慎勿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之叹。

儒林外史读后感1000字3

作者吴敬梓出自书香世家,本来是极其相信科举制的,但死板木讷的八股文和族兄好友的经历让他渐渐失望,原来所谓的科举制只是帮助读书人构建自己的关系网,腐败不堪,到了晚年,吴敬梓从绝望走向清醒,写出了《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通过辛辣的讽刺,以笔为刀,刻画了一系列丑恶的人物。如范进,从黑发垂髫到花甲之年考了二十余次仍然不中,终于他中举了,却又因为过度兴奋“痰迷心窍”发疯,丑态百出。如匡超人,他原来孝顺勤快,是个继承了中华传统美德的淳朴青年,但在疯狂追逐名利富贵的世风和腐朽科举制度的荼毒下,他追名逐利,卖友求荣,忘恩负义,甚至停妻再娶,渐渐从一个老实淳朴的青年变成不择手段的势利小人。

但在讽刺之余,吴敬梓还包含了对灰暗社会的期望,如开篇描写的王冕,他淡泊名利,追求高洁傲岸的情操,官府让他当官,他却躲了起来,不为功名利禄所动。再比如“散尽千金付之一笑”的杜少卿,他轻财仗义,不满八股取士制度,不愿受封建礼教的约束。

科举制从隋朝开始,唐代发展到巅峰,到明清时渐渐衰落,最后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科举制是中国 传统 文化 重要的一部分,它培育维系了传统文化,推动了 教育 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科举制的弊端显现了出来,到明清时期,科举制已经成为文化发展的桎梏,变为扼杀人才的工具。

《儒林外传》里的封建社会的科举制荼毒着文人的心灵,而现代的应试教育又何尝不是呢?

“这个星期的作文是《让我最感动的一件事》。”全班一片哀嚎,我咬着笔头苦恼不已,上次我已经写了妈妈送我去医院,上上次我写了下雨天时同桌和我一起撑伞,上上上次是成绩不好老师鼓励我,这回我该写些什么呢?“这个题目都出了多少次了?老师也不出些别的,我直接上网抄算了。”同桌抱怨道。我默默叹气,不语。“今天我们来上《古诗三首》,大家一定要背好,考试肯定会考的。”一听见“背”我就烦了,干巴巴的古诗意思更让我无心听下去。写作文是为了考试,学古诗也是为了考试,那么读书又是为了什么?

在应试教育的指挥棒下,学校教育的教学方式和教学评价往往存在着弊端,而现在的中国教育界还处于转型阶段,一方面,应试教育抑制了学生的天性和潜力;另一方面,素质教育不一定能得高分考上名牌大学,教育界也分成了两派争论不休。而在我看来,现在我们要做的不是争吵,要是要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取长补短,让“教改”的春风吹遍中国的每个角落,不让“吃人”的封建制度再次出现!

“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让我们以史为鉴,不故作目傲清高,也不随波逐流,有自己的想法和意识,明白读书的目的和意义,最终成为自己理想的样子。

儒林外史读后感1000字4

读罢整部《儒林外史》,好像是看完一卷长长的画卷,而那上面画着的是众生相。儒林世界说大不大,不过是士人文人间的分分合合;说小却不小,就像一个大戏台,百余名有名有姓的人物相继出现,每一个都有血有肉,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好不热闹!台下的我们静静地看着他们或悲或喜,或怒或叹。这出戏看似滑稽可笑,唱的尽是士人们附庸风雅,酸腐庸俗的生活,可是细看之下,你能从他们咿咿呀呀的唱段里窥见那个封建时代的陈腐堕落,那些市井小民的悲哀无奈,甚至窥见你自己。

儒林中的士人文人最让人唏嘘不已,那个顾盐商说得好,真是“相交满天下,知心能几人”!杜少卿算是作者着墨最多的一位人物,他的登场是由于他出手阔绰,远近闻名。无论是谁找他借银子,只要稍诉苦衷,他几乎从不吝啬自己的银钱。他还放弃了进京的好机会而选择在山水间玩乐,与妻子做一对神仙眷侣。但最可笑的是,他的 事迹 并没有换来宅心仁厚,淡泊名利的好名声,反倒是当做笑话被人挂在嘴边,虽然他名声远播,不少人与他结交,可谁又知晓他的真心呢?他在纷繁冷漠的儒林世界里有一颗不合时宜的纯真之心,他用纯粹善良的眼看世界,所以看不到功名利禄,他用坦率赤忱的心待世界,却得不到知音。当他被妻子质问为何放弃入京的大好机会时,他劈头就是一句:“你好呆!”我想这句话他应该也想说给那些追名逐利,自以为是的士人——“你们好呆!”

而那些被钱财名利冲昏了头脑的士人中我印象最深的算是那位匡超人,他以一位正直贫穷的田舍郎形象登场,一心求学,收到许多人的帮助,在家尽心侍奉老夫,是有名的大孝子。我本以为他会上演一出励志大戏,可是却越看越失望,他被潘三施舍的几分蝇头小利吸引,为自己现有的一点名声骄傲自满,走上迷途,最终一步步沦为背信弃义的小人,在妻子死后竟用几两银子打发大哥,连棺材都不准备盖!我愤怒地说不出话,同时一种悲凉油然而生,他也曾是一个刚正不阿的少年!虚荣逐渐蚕食了他,同样在慢慢蚕食儒林中的千万士人,最可悲的是他们浑然不觉。

那个时代就是如此,可悲又可笑,虽然写儒林,可是何尝不是写市井?虽然写市井,可是何尝不是写时代!我记得倪老爹谈到将几个儿子卖掉时,读后感·鲍文卿问他怎么舍得,倪老爹答了一句:“留他在家跟着饿死,不如放他一条生路。”我当时在想这是怎样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将孩子卖掉称为是一条生路,这个时代穷真的是一种病,只有死路一条,这个时代百姓如蝼蚁一般卑微。

鲁羊先生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对这本书的评价就是庸俗,绝望!是的,我看到了这份低级的庸俗,也看到了这份刺骨的绝望。我们作为看戏的人,是不是也该看看我们这个庸俗的世界,看看蝼蚁一般的自己?也许看到的不仅是绝望了,是一种温暖,是一种终于发现了自己的平庸的温暖,这或许就是鲁羊先生在序言中所说的“爱上这个世界,爱上无比庸俗的人类,爱上他们蝼蚁般的纷繁和虚妄。”我们只有深知自己有多么卑微甚至低级,才能避免无谓的自恋与抒情。

儒林外史读后感1000字5

《儒林外史》把锋芒射社会——写秀才举人、翰院名士、市井细民,而且是客观的、写实的,此刻读来,仍感叹不已。

在当时认为举业高于一切,于是读书人便死作那些八股文,认为只要有了功名,便高人一等。于是隐藏在这种心理背后的丑态被折射了出来,君不见那八十岁才中了状元的梁灏,花白胡子还是“小友”的周进,考了几十年一朝中榜,欢喜疯了的范进……儒林中为了功名利禄,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的又何止这几个?但是当他们考取了功名,真正为老百姓做事,当一个好官的又有几人呢?

进士王惠被任命为南昌知府,他上任的第一件事,不是询问当地的治安,不是询问黎民生计,不是询问案件冤情而是查询地方人情,了解当地有什么特产,各种案件中有什么地方能够通融;之后定做了一把头号的库戥,将衙门中的六房书办统统传齐,问明了各项差事的余利,让大家将钱财归公。从此,衙门内整天是一片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衙役和百姓一个个被打得魂飞魄散,睡梦中都战战兢兢。而他本人的信条却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朝廷考察他的政绩时,竟一致认为他是“江西的第一能员”。但与他们相比开头出现的王冕,中间出现风四老爹,结尾出现四大奇人。他们全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游离于统治秩序之外的平头百姓。他们的冰清玉洁、古道热肠、淡泊明志,都与丑态百出的儒林和官场构成鲜明对照。

而那些有钱的财主们却又为富不仁。贡生严致中是横行乡里的恶棍。他强圈了邻居王小二的猪,别人来讨,他竟行凶,打断了王小二哥哥的腿。他四处讹诈,没有借给别人银子,却硬要人家偿付利息;他把云片糕说成是贵重药物,恐吓船家,赖掉了几文船钱。严监生死后,他以哥哥身份,逼着弟媳过继他的二儿子为儿子,谋夺兄弟家产,还声称这是“礼义名分,我们乡绅人家,这些大礼,却是差错不得的”。

这林林总总的丑态也正说明了清朝黑暗统治下士大夫阶层的堕落与无耻,政治的罪恶与社会的腐败。几百年后的这天,捧起《儒林外史》细细品读。时而为当时士人名流的庸俗可笑而叹息,时而又为贪官污吏的卑鄙丑恶而愤怒。吴敬梓以其幽默诙谐的语言,把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腐朽黑暗面刻画的入木三分。难怪后人有“慎勿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之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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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论文名称论文名称就是课题的名字第一,名称要准确、规范。准确就是论文的名称要把论文研究的问题是什么,研究的对象是什么交待清楚,论文的名称一定要和研究的内容相一致,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要准确地把你研究的对象、问题概括出来。第二,名称要简洁,不能太长。不管是论文或者课题,名称都不能太长,能不要的字就尽量不要,一般不要超过20个字。(二)论文研究的目的、意义研究的目的、意义也就是为什么要研究、研究它有什么价值。这一般可以先从现实需要方面去论述,指出现实当中存在这个问题,需要去研究,去解决,本论文的研究有什么实际作用,然后,再写论文的理论和学术价值。这些都要写得具体一点,有针对性一点,不能漫无边际地空喊口号。主要内容包括:⑴研究的有关背景(课题的提出):即根据什么、受什么启发而搞这项研究。⑵通过分析本地(校)的教育教学实际,指出为什么要研究该课题,研究的价值,要解决的问题。(三)本论文国内外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文献综述)规范些应该有,如果是小课题可以省略。一般包括:掌握其研究的广度、深度、已取得的成果;寻找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从而确定本课题研究的平台(起点)、研究的特色或突破点。(四)论文研究的指导思想指导思想就是在宏观上应坚持什么方向,符合什么要求等,这个方向或要求可以是哲学、政治理论,也可以是政府的教育发展规划,也可以是有关研究问题的指导性意见等。(五)论文写作的目标论文写作的目标也就是课题最后要达到的具体目的,要解决哪些具体问题,也就是本论文研究要达到的预定目标:即本论文写作的目标定位,确定目标时要紧扣课题,用词要准确、精练、明了。常见存在问题是:不写研究目标;目标扣题不紧;目标用词不准确;目标定得过高, 对预定的目标没有进行研究或无法进行研究。(六)论文的基本内容研究内容要更具体、明确。并且一个目标可能要通过几方面的研究内容来实现,他们不一定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大家在确定研究内容的时候,往往考虑的不是很具体,写出来的研究内容特别笼统、模糊,把写作的目的、意义当作研究内容。基本内容一般包括:⑴对论文名称的界说。应尽可能明确三点:研究的对象、研究的问题、研究的方法。⑵本论文写作有关的理论、名词、术语、概念的界说。(七)论文写作的方法具体的写作方法可从下面选定: 观察法、调查法、实验法、经验总结法、 个案法、比较研究法、文献资料法等。(八)论文写作的步骤论文写作的步骤,也就是论文写作在时间和顺序上的安排。论文写作的步骤要充分考虑研究内容的相互关系和难易程度,一般情况下,都是从基础问题开始,分阶段进行,每个阶段从什么时间开始,至什么时间结束都要有规定。课题研究的主要步骤和时间安排包括:整个研究拟分为哪几个阶段;各阶段的起止时间。

您好

[内容提要] :《儒林外史》客观公正地分析了社会众生相,精简典型地描绘了人生百态。其中的人物不仅是那个时代的人物,而且是人类世世代代都有的人物,只是不同地时代他们的游戏规则有所变化而已。本文将从胡老爹和匡超人这两个人物形象(一个是性格定型的世俗老人,一个是成长中的儒林青少)出发,去论证要客观对待小说中的人物的所作所为。

[关键词]:《儒林外史》;胡老爹;匡超人;客观评价

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的笔触是不限于儒林的,“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于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①《儒林外史》是中国明清时期的一部《人间喜剧》。巴尔扎克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尽管由于《儒林外史》风格的活泼与幽默,使它的文学价值不仅仅停留在写实主义上,但是如果我们将《儒林外史》当史书来读的话,或许更能客观地把握处在那种社会生活中的人物是怎样的一个状态,更能客观地评价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然而需要强调的,《儒林外史》中虽有“春秋”笔法,我们虽然可以把它当史书来读,但因为书中对崇高理想前景的暗淡描述,使作者自己的立场不能像孔子当年编《春秋》时那样坚定扎实、盛气凌人了。吴敬梓内心是一团难解之谜,他不写通俗小说中的英雄或恶霸,而取代以不明确的暧昧。中外文学史上少有作品在反讽上是如此暧昧不清,在作者用意上是如此难以琢磨。在中国文学里,没有一本书像《儒林外史》,在诠释上提出这么多问题。这些问题甚至不仅仅是一些时代性的问题,而往往在任何时代都会换着面目出现,所以就成了人类世世代代也摆脱不了的问题了。

“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人生富贵功名,虽是身外之物,但自古及今,没有一个是看得透的!小说楔子里的王冕形象虽则是一个钦崎磊落之人,但没有一个读者不会认为作者心中的理想人物的确只是一种理想而已!而全书写得最热闹的大祭泰伯祠,最终也只是昨日淮河,成为追忆。贤人已去,其业无继,“这些古事,提起来令人伤感”。人怎样活着才是个标准呢?作者在怀疑困惑的同时也在寻找出路。作为作者代言人的杜少卿的形象,也只是作者反抗的一种形式,他也并非说杜少卿那样才是绝对的好。吴敬梓的“千秋快士”也不是指那种是非不分的糊涂虫:“但凡说是见过他家太老爷的,就是一条狗也是敬重的。”他只是以此种荒唐的写法否定现有的体制与世俗,把人们从这事实中警醒过来罢了。

我们来看作者心中的理想人物虞博士的一段话:三山门贤人饯别之际,虞博士对杜少卿说:“我本赤贫之士,在南京来做了六七年博士,每年积几两俸金,只挣三十担米的一块田。我此番去,或是部郎,或是州县,我多则做三年,少则做两年,再积些俸银,添得两担米,每年养着我们夫妻两个不得饿死就罢了。子孙们的事,我也不去管他。现今小儿读书之余,我教他学个医,可以糊口,我要做这官怎的?”此临别一番见肺见腑的话,很值得玩味。首先,他对于以主祭泰伯祠为象征的礼乐兵农理想只字未提,表明他对它深深失望;其次,一仍“真儒”本色,不故作清高之语,出仕乃迫于生计,从中亦可窥见苜蓿生涯之清苦;再次,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是重新规划子女们今后的人生道路——学医,而不是沿袭父祖辈走过的学而优则仕的老路。主祭泰伯祠的虞育德时至此际却置礼乐于不顾,只提教子孙学医,这种取舍,不正表明虞育德这样的“真儒”在生活实践中的感受么?连虞育德这样的“名贤”也要扬弃充满浓郁的封建气息的“礼乐”而另寻生计,这对当时的广大士子不是大有启迪意义吗?

所以对于科举考试,他更是以一种“看穿了”的目光,淡然地看待其形式方法上的缺陷和士子们的种种作弊现象,与其管制之,不如听之任之,这种漠视、超脱的态度站得比平常人要高,当他以一种“开玩笑”“不当真”的态度对待的时候,自然产生一种幽默,这是一种豁达乐观的气度,而他以德化人的宽厚仁爱之心,也让我们了解到了他豁达乐观背后的无奈。在六堂合考中,尽管严查禁绝,但仍有考生作弊应试,“带了一篇刻的经文进去”。这个考生十分糊涂,居然将“这经义夹在卷子里,送上堂去”,被虞育德发现,连忙将它取出“藏在靴筒里”,又抽便悄悄还给这个考生。事后该生来谢,他却“推不认得”。武书问其何以要否认,他说:“读书人全要养其廉耻,他没奈何来谢我,我若再认这话,他就无容身之地了。”呜呼!如此宽厚的处事态度实在是虞博士“没奈何了”才这样做的!

作者对所谓偏正面人物的理想的怀疑,正是对他回归传统的道路的一种怀疑。他对自己的立场的不明确,是他面对所谓偏反面人物的时候,态度暧昧,使他内心的矛盾与疑问不能明确解答。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他只是把具体的事实用自己的风格写出来,以警醒世人,让世人自己去思考。他在小说中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那种社会体制的千疮百孔若不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将会越来越荒诞下去。而在那种荒诞的社会里,人们的荒诞行为也应得到客观的评价,是社会给了他们太多荒诞的理由。我们将从胡老爹和匡超人这一老一少的事例中来说明这个问题。

胡老爹是一位可敬可爱的长者

胡老爹,作为《儒林外史》中的重要人物范进的配角,他的故事见于他的女婿范进中举的前前后后。广东南海人,在某集市上杀猪卖肉,人称胡屠户,晚辈中也有尊称他胡老爹的。在范进的故事中,他个性闪烁、夺目耀眼,给人印象最深。因他曾单手打过“文曲星”,又一把年纪了,这里我们就称他胡老爹吧。胡老爹先后登场三次,第一次出场是来为女婿考中秀才贺喜的,却全然没有一句美言赞许之词,满口的牢骚话语里,言辞带刺,字字钻心;第二次出场是范进向他借参加乡试的盘缠,把胡老爹从后场拉到前台来的,胡老爹非但没借给范进一文盘缠,反倒把女婿范进的相貌、才学数落了一番,甚至将范进中秀才、中举人的玄机都全数抖落出来;第三次出场是女婿范进中了举人,胡老爹前来贺喜,这次他的态度和前两次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把他的“举人老爷”和“贤婿”当“文曲星”来崇拜。

鉴于以上种种,在胡老爹的“个人档案”里历来就充斥了“粗俗市侩”、“投机善变”、“趋炎骄贱”、“鄙视贫贱”、“膜拜权贵”、“变色龙”等判词,尽管评论家对胡老爹的判词有失激烈,但是总体上还是一针见血有的放矢的,毕竟胡老爹以他出色的表演事实证实了这一切都是有的。然而生活在尊重个体、公正、权利的现代社会的我们这些文学读者,固然有大胆的阐发见解、甚至对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进行判别与裁决的权利,但也不能无视胡老爹是那个社会低层市民、一个很难摆脱世风习俗与偏见的寻常人这一“弱者”身份,特别是在对他的言行做出“判断”“评价”、或是予以道义上的谴责时,更应与之“对话”、“交流”,设身处地地体验他的生活境遇,了解他当时的所思,理解他当时的所为,在他无故遭指责、受委屈时,理应为他作合理申辩。我们申辩的结果认为,胡老爹虽然世俗,但是也算是一位可敬可爱的长者,从他嘴里吐出女婿的刺耳之辞,也并非无中生有。

首先,胡老爹对晚辈并无一丝恶意与坏心眼。范进才学有限、却不自知,对科举依然咬定科举不放松,得了“相公”,还盼着做“老爷”,不惜借盘缠也要去碰碰运气,胡老爹胸中对此是憋了一肚子怨气和怒气的。他生活在社会的低层,没有什么文化,说起话来是满嘴粗言,天生一幅直心肠,口直心快,肚子里没有弯弯道,当他看不惯女婿范进的所作所为时,“子不教父之过”的责任,使他不得不拿出长辈的架势,甚至采取刺耳的训斥与谩骂。“现世宝穷鬼”、“癫虾蟆想吃起大鹅屁”之言语虽然有点过激,但那种对晚辈的“爱之越切,恨之越深”、“恨铁不成钢”的焦虑心理,仍然是掩饰不住的。卧草堂回评说:“胡老爹之言未可厚非,其骂范进时,正是爱范进处,特其气质如此,是以立言如此耳。细观之,原无甚可恶也。”②我们从他主动替范进在自己行事里寻一个馆,赚些银子养家糊口这件事上,便能看出他的爱子之心,纵使他不是为范进着想,血脉相连的亲情使他割舍不下对自己女儿的关切。

其次,胡老爹不好高鹜远,很讲实际。为了维持生计,他以杀猪卖肉为业。多年来,起早贪黑靠双手挣钱,虽说他的经济收人比他的女婿范进要富裕些,可“一天杀一个猪,还赚不到钱把银子”,这对他来说挣钱确实不易。当范进向他借钱参加乡试时,他不借钱委实有他的道理与难处:范进考中的机会微乎其微,家境已经困窘至极,倘若此番科考再次不中,岂不如胡老爹所料,把钱往水里扔吗?把钱借给女婿往水里丢,他一家老小就得喝西北风了。倘若胡老爹很热心的借钱给范进去考试的话,那么对困守科举而不能自拔的范进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只会助长他的执着追求,这样下去,他的家境就更难想象了——白首穷经,却未搏得一第,生活困苦,落得个卖儿卖女的倪霜峰就是不中举范进的先例;也许范进的窘迫连倪霜峰都不及,毕竟倪霜峰还有五个儿子可卖,而范进则无一子一女可卖,难解燃眉之急。面对沉重的现实人生,范进是不会思考这些生存问题的,而生活在现实世界的胡老爹肯定会思考的,他便慢慢地养成了珍惜金钱的习惯,对此,人们大可不必对此说三道四,横加指责。

第三,胡老爹满怀喜悦地对待范进仕途上的每一次进步。范进中相公后,他“手里拿著一副大肠和一瓶酒”;中举人,他“领着烧汤的二汉,提著七八斤肉,四五千钱”,前来贺喜。中相公时,他对范进教导了一番,别时是“横披了衣服,挺著肚子去了。”中举人后,口口声声称“贤婿老爷”,“我自己觉得女儿像有些福气的,毕竟要嫁与个老爷”,“见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低著头替他扯了几十回。”有论者指出:“范进中举后,胡老爹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以前骂范进为‘现世宝穷鬼’,现在是‘贤婿’、‘老爷’;以前说范进‘尖嘴猴腮’,现在则说‘城里头那张府、周府这些老爷,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我认为尽管胡老爹言语有前倨后恭之嫌,但他内心深处望子成龙、恨铁不成钢的那份情结一直没变。倘若我们把胡老爹的送贺礼、称贤婿视为世故,那是不客观的—— 别忘了,他是唯一一位两次前来贺喜的人。只是范进中举后,周边邻居一个个都兴奋异常,“有拿鸡蛋来的,有拿白酒来的,也有背了斗米来的,也有捉两只鸡来的。”无亲无故的张老爷送来了五十两银子,还另赠送房屋;有些人竟然自甘情愿地做奴仆、佣人,外人尚且如此,更何况是胡老爹自己的“乘龙快婿”“半子”中举呢?由此观之,范进中举人,成就了一场“显亲扬名,光宗耀祖”的事业,胡老爹的喜悦、满意之情溢于言表,自豪、爱抚之态表露于行为,绝非“势利”所致,而是“人情”常理之使然。纵使言行举止上有什么乖觉、前后判若两人之处,也不足为怪!

事实上,吴敬梓在塑造这一人物形象时,也是紧紧围绕八股功名和封建理学精神侄桔使多少人天良丧失、人性被扭曲这一重大社会问题的。把胡老爹放在宽广的社会背景上来写,把胡老爹作为社会的有机分子来写,把胡老爹的灵魂放在世俗生活的漩涡中来写,多角度地展示了胡老爹个性化的性格内涵和独特的生活态度,表现了其生活思想的本真的一面。我们完全可以在《儒林外史》人物中,给胡老爹颁发一个最佳世俗长者奖,想他以前招来的声讨给他心灵造成的创伤些许会抹平一些吧。吴敬梓对胡老爹的态度与他在《儒林外史》中所持的“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整个态度是一致的,吴敬梓是一个公正的社会道德批判者、裁决者。正是由于《儒林外史》在对胡老爹如实描摹、严峻评判的过程中,做到了反映生活的深度与塑造形象的客观性的有机统一,进而拓展了作品反映现实的广度和深度。

匡迥是能够用情有时有度的“超人”

如果说胡老爹的例子还不够的话,我们再一步一步来看匡迥的人物形象。匡迥,号超人,浙江乐清县人,“自小也上过几年学,因家寒无力,读不成了”,只好跟着一个卖柴的客人学做生意,不想客人消折了本钱,他也就流落他乡,靠拆字碗饭吃。此时由马二先生将他引出,才22岁。好在拆字是从《易》衍生的,《易》是儒家的经典之一,所以拆字也好算是儒学的实践,何况他在拆字之余还读书不倦呢,尽管不是孔夫子的原著,但却还是没有离开儒学之名,甚至他所读的替圣人立言的八股文还是取功名最快的一条途径呢。所以马二先生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对他产生了好感,遂对其谆谆教导,进行思想洗礼,并且从物质上促使其很快踏上读八股求功名的科举正道。后来匡迥运气好,遇到李本瑛而进学,又经景兰江等西湖斗方名士的熏染,找到了出名的“终南捷径”,再经潘三好友进行调教和训练,在一次次的实践中成就为那个体制中的心应手的“儒生”。也许是他“内行克敦”的品行,“才气极好”的文章,让昔日老师李本瑛难以忘怀,于是再缔丝萝提拔到了京城做内廷教习。而当他在书中下场的时候还不足30岁。

对于一个农家子弟,短短几年内,年纪轻轻的就出人头地了,真的是当时很多年轻人的榜样啊,甚至在今天来说作榜样对待也不过份。但是历来评者对匡迥的判词都使他这个榜样不能做下去。说他“一步步走向堕落,他吹牛撒谎,停妻再娶,卖友求荣,忘恩负义,变成一个衣冠禽兽。”③我不打算对匡超人的人物形象做概括地分析,只想依据事实,针对评者对他有微词的地方作一一解释,进而说明,虽然匡超人在进步的道路上做过一些打上时代烙印的事情,但在大的原则上,他并没有卖友求荣,也没有忘恩负义,变成不孝子,他不是以损人利己的方式进步的,他没有堕落,他没有对不起自己的亲朋好友,他一直在自强不息地学习奋斗着。他深深地知道:“只有自强才能强人,只有自达才能达人”。他一直在心里念叨着:“只有我自己今天好起来了,明天,我才有能力回报我的亲友。” 匡迥能够用情有时有度,决非平俗之人所能及,所以号曰“超人”。下面我们分他和亲友的关系来看他的行为。

(一)匡超人与其父。起初匡迥流落杭州之际,对马二说及“在家有病”的父亲时,“那眼泪如豆子大掉下来”,十分伤心。返家之后,乃父病体衰弱,大小便不能下床,他就设法让其父“安安稳稳”地睡在床上“自在”地大小便。他还从饮食、医药方面精心护理,使得乃父形体之病渐有起色。与此同时他又积极采取措施清除乃父内心之病。三房里叔子强买房子,他要乃父放心:“爹!这些事都不要焦心——三房里来催,怕怎的!等我回他。”村头失火,他连续三次翻入屋中救出父母和嫂子,还有他卖豆腐办杂货店,无不显出了他的孝心与个人能力。以上孝行一直受到评者的称赞。当然,到他父亲去世之前,匡超人除上府考试二十多天而外,一直对病父尽孝到底的。等父亲安葬之后,“匡超人逢七便去坟上哭奠”,是可见其心的。所以,匡超人对其父的孝行没有可辩的。

(二)匡超人与其母。如果说匡迥对其父的孝行没什么可弹劾的话,他后来很少回家看母,却被好多评者判为“孝衰”。这其实是冤枉了匡超人。在因李本瑛的风波去杭州避险的两年中,匡超人未曾回家,这是可以理解而且不用解释的。后来得知“他老师因被参发审,审得参款都是虚情,依旧复任。未及数月,行取进京,授了给事中。”寄书说“要照看他”。宗师按临温州,匡超人从杭城归来应试。考完送过宗师未曾返家,依旧回省。有人对这有说法,其实这是很应然的事情。匡超人被取一等第一,得先办妥杭城事情,再“回乐清乡里去挂匾,竖旗杆”呀。杭城有他的妻子女儿,还有三两年来的家当,朋友圈子也在这里,但温州什么也没有,总不能只身回家吧。所以他到杭州之后,与潘三商议,“到织锦店里织了三件补服,自己一件,母亲一件,妻子一件。又在各书店里约了一个会,每店三两,各家又另外送了贺礼”,这些都是必须走的过程啊。后来之所以未回的了,因“正要择日回家”,潘三事发,故而又面临一场官司,逃避京城应该是上策。再后来,他考取教习,从京城回杭州“取结”,等取定了结之后,他有得回京城找差事做,因为生计大事的安定才是长远之计,以免夜长梦多。而对于母亲来说,她身子并未不适,又有匡迥兄嫂照顾,杂货店里老二也一直在放本钱,生意也足够一家子支销。儿子儿媳孙女都在跟前,不会孤独,即使想二儿子了,可有个儿子在外边拼事业,做母亲的也会从内心里支持他的!虽则曾经做得梦中与儿子不得相见,但这时匡超人才不到30岁,日后衣锦还乡是肯定的事,更不象有些论者说:“终此一生,他未曾再与乃母相聚。”④那样恶毒的断语。如果把匡超人以后的生活写进小说里了,作者对社会的抨击力度肯定会减弱,故而作者让匡超人早早下场了。在封建社会中,当匡超人多年以后荣归故里,其母因子而贵的回报,比起两个儿子愚死母亲膝下如何?

(三)匡超人与其兄。匡二对匡大一直是“敬重到底”的,但关于一件事评者是有微词的。老二回杭州取结时见到其兄,他有这样一些话:“哥将来在家,也要叫人称呼‘老爷’,凡事立起体统来,不可自己倒了架子。我将来有了地方,少不得连哥嫂都接到任上同享荣华的。”由于在书中没写到将来,但是按照匡超人以往的表现,上面这些话不是只在哄他哥哥开心吧?“次日上街买些东西。匡超人将几十两银子递与他哥。”这些都是眼下的事实。关于“凡事立起体统来”正是匡超人之所以号叫“超人”的实证了,他做什么像什么,做了官了,当然哥哥也应该被人称为“老爷”了,让哥哥立起体统来竟被人说成对哥哥打官腔,真是愚人之见!

(四)匡超人与其妻郑氏的关系,牵扯到了封建社会的妇女问题,不是我们讨论的范围。

(五)匡超人与马二先生。马二先生对匡超人的好,我们不多叙。匡超人自始至终提起马二便说:“是弟的好友”,一直也没有忘记这个古道热肠的朋友。但当冯琢庵问起马二的选手如何时,匡超人有一句话得罪了天下有徒弟的学者:“这马纯兄理法有余,才气不足,所以他的选本也不甚行。”然而匡迥说得的确属实啊:“选本总以行为主,若是不行,书店就要赔本。”文如其人,马二的迂腐是有名的,当大家提起杜少卿的《诗说》时,只见马二先生道:“想是在《永乐大全》上说下来的”,何其迂腐也!再看书店里的人是怎样对比他和匡超人的:“向日马二先生在家兄文海楼,三百篇文章要批两个月,催着还要发怒,不想先生批得恁快(六天)!我拿给人看,说又快又细。这是极好的了!先生住着,将来各书坊里都要来请先生,生意多哩!”自己说出来叫“吹牛”,别人说了总是可信的吧!冯琢庵问匡超人的看法,他总不能失了专业精神吧?马二帮过匡二,算朋友,算兄长,但在专业问题上,我们也不能压抑后辈而令其一味虚捧前辈吧!

(六)匡超人与潘三。在潘三的事情上,当是评着冤枉匡超人最重的一处了。潘三对匡二的好我们也不多叙了,同时匡二一直也没有忘记潘三对他的好。潘三进监后,他当着蒋刑房的面肯定了潘三的豪杰行为。然而他不去监里看潘三,一直让多少世人想不通啊!有人说他“恶赛潘三”,其实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这也正是匡超人不寻常之处。匡超人这时正处在事业的紧要关头,时刻维护自己的清洁,时刻扮成忠于朝廷的样子,是他机灵的表现。他有句话说得很具体:“况且我在这里取结,院里、司里都知道的,如今设若走一走,传得上面知道,就是小弟一生官场之玷,这个如何行得!”潘三监狱已进,看也即刻看不出来,作为未进监者匡超人,他得把握全局,得更谨慎一些,万一连自己也搭进去了,以后凭什么回报潘三呢?他说:“可好费你蒋先生的心,多拜上潘三哥,凡事心照。若小弟侥幸,这回去就得个肥美的地方,到任一年半载,那时带几百银子来帮衬他,倒不值甚么。”用情有时有度,这才是真正的超人,若潘三了解他,会“凡事心照”的。匡超人作为一个精明人,绝对不会毁了他在省城杭州的声誉,日后绝对不会对潘三无情无义的。小说让匡超人匆匆下场了,读者切不可因为直接读不到他的日后行为就一味骂他忘恩负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多少评者说匡超人说的都是虚伪的话,其实他们完全是建立在以后匡超人永远不回浙江的基础上的吧,但这哪里可能呢!匡超人做事一向到位,能进能退才是真超人,这是匡超人的气度,怎能以儿女情长、就事说事的小节拘束之呢!

(七)匡超人与自己。匡二跟着潘三做了很多犯法的事,其中本质上来说只是潘三的工具而已,就是没有匡二,也不会影响潘三的生意,所以我们没必要探讨。而匡超人前后的变化最大处,也是他受人攻击最严重处,当属两年内学会了吹牛皮走“终南捷径”这门手艺。然而这门手艺其实也是匡超人适应当时社会所必须的能力,是社会逼得他选择这条路的:

当其避走省城,卷入杭州名士圈中后,名士们信口雌黄、拉帮结派、相互吹嘘的种种言谈行事,匡超人看在眼里,学在心里,很快达到了浦墨卿、景兰江等人信口开河、随便扯谎的境界,又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看浦墨卿是怎么说的:“这位客姓黄,是戊辰的进士,而今选了我这宁波府郸县知县。他先年在京里,同杨执中先生相与;杨执中却和赵爷相好。”然而在前文中我们可以发现,杨执中是湖州新市镇盐店管事,从未去过京城,也就不存在与黄进士相与之事;而且他也未到过省城,与赵爷相好的事也是无稽之谈。只因杨执中曾是娄府座上客,浦名士便一相情愿地把他们二人的大名联系在了一起。名士们的装模作样、依仗权势的真实生活状态便在他们的谎言中暴露无疑了。所以说做名士并不定要真有学问。名气是吹大的,他人吹固然重要,自己吹更是要紧。攀亲摆谱儿,贬低别人,自我标榜。别人不吹就自己吹。吹嘘的火候同脸皮的厚薄成正比。卫体善一说近来选事坏了,随岑庵马上就说:“前科我俩该选一部,振作一番。”他们到底选不选,选了能否振作,是没有人去追究的;支剑峰喝醉了酒,前跌后撞,被捉进了班房,却大叫“李太白宫锦夜行”。

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农村青年匡超人,只能去适应他所生活的社会环境,而不可能让社会环境因他而改变。当王冕之类的理想主义者,被《儒林外史》的作者送走之后,天可怜见,为了维持文运而降下的那批“星君”便该粉墨登场了。这一批人物,可不同你讲什么“为政以德”、“齐之以礼”,也不跟你谈什么温、良、恭、俭、让,更不管什么“其身正,不令而行”、“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或“无欲速,无见小利”这些教条,他们实用得多。如果说,儒家的典籍他们还记得并准备奉行一些的话,那么在个人出路上他们只记得‘学而优则仕”;在财富聚敛下他们只记得“富而可求也”;在对待达官贵人上只记得“鞠躬如也”;在饭食方面只记得“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而对于不同意见者则只记得“攻乎异端”这几个字了。不要过分怪罪他们的个人操守,那个社会的现实,时时都在提醒他们,没有权,没有钱,就寸步难行。要在这个社会寻找安身立命的场所,只有读书——做官,做官——弄权,用权——换钱,这一条“康庄大道”。

杜少卿等名士遵循儒家的处世原则可以,因为他们即使被骂作败家子也能生存下去,可匡超人不行,他忠厚的父亲被三房叔欺负的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难道他还要步他父亲的后尘吗?难道他不应该改变了吗?生存是一个人最基木的权力,这恐怕没有人会否认吧!为了生存,为了生存的好一点,匡超人跟社会保持同步且不做伤天害理之事,他错了吗?显然没有。在吴敬梓的笔下,匡超人是幸运者,也是聪明人。他遇到一个又一个热心帮助他的人,拥有一个又一个机遇,而且,他又都能迅速而又谨慎地抓住了这一切,不失时机实现理想。来之不易,他当然不想使拥有的一切变成南柯一梦。如鱼得水,匡超人成功了,他成功得不卑不亢。然而我们依然要重复的是,他并没有卖友求荣,也没有忘恩负义,没有变成不孝子,他不是以损人利己的方式进步的,他没有堕落,他没有对不起自己的亲朋好友,他一直在自强不息地学习奋斗着,并因此才得到了应有的回报。

卧闲草堂本回评指出:“匡超人之为人,学问既不深,性气又未定,假使平生所遇皆马二先生辈,或者一不至于陡然变为势利心之人,无如一出门,即遇见景、赵诸公,虽不欲势利,当可得乎?蓬生麻中,不挟自直,苟为素丝,未有不遭染者也”。⑤这些话不仅适用于匡超人一个人,也不仅适用于儒林外史那一个时代。我们当把人物放到现实社会中去客观地评价。

[注释]:

①朱一玄刘毓忱. 儒林外史资料汇编[C].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476页。

②同上,258页。

③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卷四341页。

④陈美林. 儒林外史人物论[M]. 北京:中华书局,,104页 。

⑤朱一玄刘毓忱. 儒林外史资料汇编[C].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65页。

[参考文献]:

①徐向顺.用新历史主义的眼光审视胡屠户——《儒林外史》的胡屠户人物论[J].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05[4].

国际儒学杂志

您好,陈仲远是一位杰出的儒学家,他曾任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儒学会长。他出生于江苏省淮安市,生活在明朝末期,是一位著名的儒学家、学者、思想家和政治家。他曾任江苏省淮安市的知府,并在淮安市任职多年,期间他改革了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曾任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儒学会长,他把儒家学说推广到了更广泛的范围,并且他的思想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陈仲远是中国儒学会长,他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曾任中国儒学研究会会长,曾任中国哲学家协会副会长,曾任中国哲学家协会副会长,曾任中国哲学家协会副会长,曾任中国哲学家协会副会长,曾任中国哲学家协会副会长,曾任中国哲学家协会副会长,曾任中国哲学家协会副会长,曾任中国哲学家协会副会长,曾任中国哲学家协会副会长,曾任中国哲学家协会副会长,曾任中国哲学家协会副会长,曾任中国哲学家协会副会长,曾任中国哲学家协会副会长,曾任中国哲学家协会副会长,曾任中国哲学家协会副会长,曾任中国哲学家协会副会长,曾任中国哲学家协会副会长,曾任中国哲学家协会副会长,曾任中国哲学家协会副会长,曾任中国哲学家协会副会长,曾任中国哲学家协会副会长,曾任中国哲学家协会副会长,曾任中国哲学家协会副会长,曾任中国哲学家协会副会长,曾任中国哲学家协会副会长,曾任中国哲学家协会副会长,曾任中国哲学家协会副会长,曾任中国哲学家协会副会长,曾任中国哲学家协会副会长,曾任中国哲学家协会副会长,曾任中国哲学家协会副会长,曾任中国哲学家协会副会长,曾任

一般多多少少都会介意的,只是不说罢了我原来也有狐臭,后来通过一篇微博上的文章,看到了一位博友治疗成功的例子,用她的方法后终于摆脱了困扰我多年的狐臭,真心感谢那位博友。我记得那篇博文名是《李芷微苦战狐味诉笔》,希望对你有帮助,更希望你可以早日摆脱狐臭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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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论述

1、《纲目》:薄荷,辛能发散,凉能清利,专于消风散热。故头痛,头风,眼目、咽喉、口齿诸病,小儿惊热,及瘰疬、疮疥为要药。

2、《本草经疏》:薄荷,辛多于苦而无毒。辛合肺,肺合皮毛,苦合心而从火化,主血脉,主热,皆阳脏也。贼风伤寒,其邪在表,故发汗则解。风药性升,又兼辛温,故能散邪辟恶。辛香通窍,故治腹胀满、霍乱。《食疗》引为能去心家热,故为小儿惊风、风热家引经要药。辛香走散,以通关节,故逐贼风、发汗者,风从汗解也。本非脾胃家药,安能主宿食不消?上升之性,亦难主下气;劳乏属虚,非散可解,三疗俱非,明者当子别之。又:病人新瘥勿服,以其发汗虚表气也。咳嗽若因肺虚寒客之而无热症者勿服,以其当补而愈。阴虚人发热勿服,以出汗则愈竭其津液也。脚气类伤寒勿服,以其病主下而属脾故也。血虚头痛,非同诸补血药不可用。小儿身热由于伤食者不可用,小儿身热因于疳积者不可用。小儿痘疮诊得气虚者,虽身热初起,亦不可用。

3、《药品化义》:薄荷,味辛能散,性凉而清,通利六阳之会首,祛除诸热之风邪。取其性锐而轻清,善行头面,用治失音,疗口齿,清咽喉。同川芎达巅顶,以导壅滞之热。取其气香而利窍,善走肌表,用消浮肿,散肌热,除背痛,引表药入营卫以疏结滞之气。

4、《本草新编》:薄荷,不特善解风邪?尤善解忧郁,用香附以解郁,不若用薄荷解郁之更神。薄荷入肝胆之经,善解半表半里之邪,较柴胡更为轻清。

5、《本草求真》:薄荷,气味辛凉,功专入肝与肺。故书载辛能发散,而于头痛、头风、发热恶寒则宜,辛能通气,而于心腹恶气、痰结则治:凉能清热,而于咽喉、口齿、眼、耳、瘾疹、疮疥、惊热,骨蒸、衄血则妙。是以古方逍遥,用此以为开郁散气之具;小儿惊痫,用此以为宣风向导之能;肠风血痢,用此以为疏气清利之法,然亦不敢多用,所用不过二、三分为止,恐其有泄真元耳。

6、《本经续疏》:吐下则胀满应减,下气则宿食应行,即不减不行,亦宜以宽中理气消导顺降为治,何取于薄荷?不知薄荷之凉,大有似乎豆蔻辈,原能宽中理气,消导顾降者也。特其芳烈外发,不似豆蔻辈内藏,所以重在散发,而治内不专耳。设使恶气宿食既已内扰,仍复托根于表,则非薄荷之内解其结,外剧其根,何以使表里尽除耶。

五四儒学研究论文

儒家思想与日常人生1、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由于上古时代文字极度简约,且几千年来随着语言的发展变化,字词的意义常会发生扩展甚至异变。所以我们看上古文章时,最忌以现代汉语为标准,从表面上去轻率理解古文的意思。比如这句“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一切的关键,在于我们后人对“上”“下”这两个字的错误认识。“上”和“下”,现代汉语纯粹作为方位词使用,而在上古,则涵义要丰富得多,在这句话里,则是表示“尊”与“卑”的意思,所谓上尊下卑。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就是“刑不尊大夫,礼不卑庶人”,不会因为大夫之尊,就可以免受刑罚,也不会因为庶人社会地位低,就将他们排除于文明社会之外。《汉书·司马迁传》:“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厉也。”为什么说士大夫不可以不恪守节操?因为士大夫是有社会地位、有身份的人,万一犯法,被法制裁了,就是极大耻辱,是很丢人的,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作为士大夫,更要恪守节操,遵守法度!所以《明史·刑法志》有言:“古者刑不上大夫,以励廉耻也。”古时候刑不尊大夫,大夫犯法与民同罪,是所以用来激励人民保持廉耻之心的。如果像现代人讲的那样,士大夫阶层犯了法可以不用刑事追究,士大夫阶层享有法外特权,那怎么还让他们“厉节操”、“励廉耻”?儒者还宣扬什么“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礼不下庶人”,即“礼不卑庶人”,不因为庶人的社会地位卑下,就把他们排斥在外。这正是儒家“有教无类”“以礼化民”之教化思想的具体体现!2、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更是一桩由于句读错误所致的旷世冤案,不仅现代许多对儒学不了解的人以此底詈儒学,说这句话是赤裸裸的愚民思想,纵使像南怀瑾那样对国学有相当深厚了解的人也都弄错了,也当成是儒学里不合适宜的糟粕。而事实上呢,这句话被人误解,乃是后人断错了句读!正确的句读应该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思就是说,民众的知识与素质达到一定程度了,就要给他们足够的自由权力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如果民众的知识与素质还比较低,就“知之”,教育他们,通过教育来提高他们的知识与素质。这也正是儒家“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思想的现实实践,这种启蒙教化思想何错之有?比如说我们现在,不少先进人士要求推行民主,但是如果民众鸿蒙未开,对民主理念与宪政思想根本没有任何了解,更不识其现实操作,不懂如何通过理性手段去追求民主,甚至不知道如何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民主能健康有序的推行并最终成功吗?所以在此之前,要先进行民主启蒙,提高民众的民主意识,让民众对民主理念以及宪政操作有具体明确的认识。这种启蒙教化是非常必要的,不要忘了,西方民主运动之初,也是经历了漫长的启蒙过程!而当民众有了深厚的民权意识,民主素养也日臻成熟,那么就应该给他们所应有的自由权力,让他们自由去做宪法保障内的事。3、存天理,灭人欲“存天理,灭人欲”,是宋代理学大师朱熹提出来的,同时这也是一句饱受后人断章取义之苦的名言。朱熹的天理人欲是什么?“饮食,天理也;山珍海味,人欲也。夫妻,天理也;三妻四妾,人欲也。”朱熹认为,自然健康而情操高尚的生活,是天之理,因为人必须要吃饭才能活下去,必须有夫妻才能繁衍后代,而吃饭只要健康卫生即可,一夫一妻也更利于家庭和谐。所以饮食和夫妻是天(也就是“自然“)之理。贪求享受安乐淫逸,则是人的内心欲望,是饮食夫妻之上的淫逸欲求。他要求做人要自然健康,夫妻和谐,而不要贪求淫乐享受。这种要求何错之有?饮食夫妻之天理不该存吗?贪享淫逸之人欲不该去吗?就是放到现在,这种思想难道是落后的、不值得提倡的吗?如果认为朱熹此言反动,那么什么才是先进正确的?天天美馐佳酿夜夜商女笙歌才对?食必山珍海味再养几个女秘包几房小奶才对? 自己整理整理,就可以了。

从夫之言性与道不可得而闻也看儒文化子贡曰:“孔子文章,可得而闻之,夫子言性与道,不可得而闻也。”儒文化的精华,不是它的三纲五常和道德说教,也不是它的礼仪典章和社会规范。它之所以长兴不衰,被广大人民所接受,是它对“天道”的把握和对“人性”的深刻认识。“道”,是我们终极关怀的对象,它“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故强字之曰道。”这个看不见,摸不着,说不清,讲不明的本体存在,它是世界的根基,是万物运动和必然性的原因。它在物质中表现为特性,在生命中表现为本性,在人类中表现为个性,在社会中表现为伦理,在世界中表现为国家。一切个体只是它特有阶段的表现,顺其者昌,逆其者亡。“人性”,它包含了精神性和物质性,他寻找自我,他追求真理,他以道的规范身体力行,这是他精神性的一面;他适应环境,他追求利益,他被肉体的欲望拖着走,这是他的物质性的一面。每个人都在两极之间运动,这就是儒文化要求人们克己复礼,“灭人欲,存天理”道德说教。人不是他的身体,肉体的欲望干扰着人的意志的实行。人也不是他的思想和行动,思想和行动是服从他的理念的。人的本性和“道”是同一个东西,他能和“道”交往,他交往越深,得“道”越多,人格就越独立,主体性就越大。如果他少交往或不交往,他就缺乏人格,缺少主体性,只能随自然必然性驱使。孔子的文章,教导人们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人们看了就明白,如果能身体力行,就能成君子,成圣人。而为什么要这样做?孔子不是凭经验知识得来的,他是根据“道”的自我运动和“人性”的归真得出的结论。“天道”和“人性”是无法用语言表达清楚的,人们只能自己去领悟、去体验,所以说“夫之言性和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没有对真理的执着,没有人生的痛苦磨难,“道”是不可能与你相遇的。董仲舒、二程、朱熹之所以是大儒,他们对“大道”的毫不动摇和“人性”三品的一致认识上。儒文化关键是“天道”和“人性”,至于三纲五常、礼仪规范,只是适应当时社会的一些有效规定。得“道”者一通百通,孔子称自己不是多学而识之,“吾一以贯之”。所以能达到“随心所欲,不越规。”理性的人只能“学而知之”,他们不能融会贯通,不能理解“道”和“性”。感性的人学也不知,他们的悟性和理性被利欲所遮蔽了,他们要不犯错误,只有老老实实听理性的人和悟性的人,用外力来抑制感性的冲动。儒文化是“道”的学问,是本体论学问。人性只有达到“仁”,才能与“天道”沟通,与“天道”交往。“道”包容了世界万物,它爱万物就像爱自己的身体,人要达到“仁”这个境界,心胸就像“道”一样宽广,行动就像“道”一样公正。“道”是本体,是自由意志,人要达到“道”的德,他的认识就像“道”一样明晰,他的行动就会像“道”一样自然,他能像“道”一样自信,无往而不胜。“人性”有趋向“道”的一面,但人毕竟是自然的产物,他要在大地上生存,他有喜怒哀乐,他有七情六欲,“人性”又有趋向利的一面。谁不追求快乐?谁不追求幸福?谁不想占有财富?谁不想有权说了算。这种竞争势必造成社会的无序状态,国家的诞生就是“道”在社会中实行德的统治。国家的使命不是适应人们的自然欲望,国家是比人更高的伦理有机体,是“道”的现实化。人们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有得“道”者,有堕落者,得道者对堕落者的统治,有德的人对无德的人的教育,这是天经地利的,这是秩序,是伦理。只有按照儒文化的社会秩序,社会才能和谐,人们才能各尽其才。所谓“君子”,他们是“学而知之者”,我们现在把他们称做理性的人,他们的处世原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们是人道主义者,是文明的创造者。所谓圣人,他们是生而知之者,我们把他们称做悟性的人,他们的处世原则是“循道而行,不越规”,他们独往独来,是国家的决策者,因为“道”在他们心中。所谓的“小人”,就是学而不知者,我们把他们称做感性的人,他们的处世原则是“惟利是图”,这样的人越得势,国家越混乱,人性越堕落。董仲舒的性三品就是人性中的精神运动中悟出来的。“道”是隐蔽的、超越的,它始终如一,贯穿于一切事物之中,通过圣人、英雄来实现它的目的。“性“是内在的、先天的,它是理念,是规定性,是人们一切言行的根据。见性才能知天命,修身养性能使一个人的天赋充分得到发挥。

儒家历史小论文

导语:儒家学说,亦称儒学,起源于东周春秋时期,在两汉时期进入儒学发展的第二个时期;在宋、明、清时期,儒学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性;到了明朝中期,程朱理学成为人们求取功名利禄的敲门。儒学博大精深,下面是我搜集的一篇关于儒家历史的小论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儒家学说,亦称儒学,起源于东周春秋时期,和“道家”、“墨家”“法家”等诸子百家之一,汉朝汉武帝时期起,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如果从孔子算起,绵延至今已有两千五百余年的历史了。随着社会的变化与发展,儒家学说从内容、形式到社会功能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与发展。如果对儒家学说的内容、形式和社会功能等进行综合的宏观考察,我认为中国儒学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特点。

提及儒学,首先想到的便是以孔子、孟子、荀子等为代表的先秦原始儒学, 春秋末年,孔子创立了以“仁”和“礼”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同时主张“为政以德”,创立儒学。儒学提倡“仁”、“义”、“忠”、”恕”,中庸之道是儒家的一种主张,主张待人接物不偏不倚,调和折中的态度。“仁”的主张是“仁者爱人”,这一主张是要求统治阶级体察民情,反对苛政。孔子认为,要实现“爱人”,还要遵循“忠恕”之道,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要求;“礼”的主张是“克己复礼”,就是说要克制自己,使自己符合“礼”要求。但是由于当时奴隶制度趋于瓦解,各国君主无暇顾及孔子提倡的“以礼治国”的思想,儒学在当时并未受到太多重视。

战国时期,在孔子学说的基础上,孟子提出“性善论”,在政治上实行仁政,并提出在当时颇受争议的“民贵君轻”的主张。现实主义流派的荀子也从性善论出发,强调理的规范与教化作用。战国时期,儒学成为显学,却因为诸侯纷争,其主张不能满足地主阶级的要求而受到冷落。

同样,荀子设计的治国原则:“明分使群”、“群居和一之道,”包括理想的“王制”与具体的“富国”、“强国”之策,乃至他的“礼论”、“乐论”、“君道”等等,可以说都是非常富于现实主义的。它都是在肯定当时已经形成的社会等级和职业分工的基础上,来规定社会每一个成员的名分和位置,并要求其各尽其职,从而达到整个社会的和谐一致。当然,这并不是说在荀子提出的治国原则中没有一点理想主义的成分。因为,如果它的学说中一点理想主义成分都没有,那么,他的学说就不会有什么感染力,而他也就不能称为一名思想家。

儒学发展的第二个时期便是两汉时期,汉武帝重用董仲舒的思想,实行“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儒学逐渐成为了正统思想。董仲舒的理论是阴阳家与儒

家的合流。我认为,“天人三策”是体现董仲舒和西汉时期儒学政治以及思想特点的最好体现。“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春秋大一统,尊王襄夷”。董仲舒在儒学中增加了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内容,并且提出了如后归纳为三纲五常的学说。这一切都适应了君主专制的.需要。

在宋、明、清时期,儒学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性理之学的儒学, 宋朝儒学历史发展的背景是独特而鲜明的:动荡衰弱的历史背景,三教合一的文化趋势以及传统儒学的陷入困境。由此,新的儒学必然产生。新儒学产生后第一个关心的问题是宇宙论,这与传统儒学只关心社会以及政治的角度不同。周敦颐发明“太极图”,并提出精神修养的方法即成圣之方——无欲:静虚之心,动直之心。邵雍、张载等人也提出了自己的宇宙观点,如太极即是气的观点等。朱熹的理学,强调的是“形而上者,无形无影即是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朱熹认为,太极包含万般之理,又是一切理的概括。在宋代,程朱理学曾经被斥为伪学,几次被查禁。到了元代才被确立为正统思想以此持续到明清时代。宋朝时期的儒学逐渐被官方化,是因为当时理学以儒学为宗吸收道教佛教之长补儒学之短,把天理、仁政、人欲内在的统一为一体,是儒学更加完整和哲理化,因此更有效的维护了封建统治等级特权制度,适应了加强封建统治的需要。

到了明朝中期,程朱理学成为人们求取功名利禄的敲门砖而逐渐失去了寻求圣贤学文的精神。陆王心学与理学相对。他们认为并不存在“理的世界”,宇宙是一个自身完整的精神实体。而这个世界即是我们经验中的世界。有心才有理。朱熹强调做学问,而阳明强调行动。阳明创的王学的内在结构是由知行合一和致良知构成的。在这一结构中,阳明以心(良知)立言,又以良知释心。心(良知)就构成了王学的基石。而“致良知”是如何为圣的过程。

明清时期,儒学体系较为活跃。活跃的儒学思想对传统儒学体系的批判和继承促使我国的传统文化重新焕发了生机,但并未占据思想主流,性质上也并非是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尽管这种思想与明清之际的商品经济相适应有一定的联系,但是其产生的原因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尖锐。由此可见,儒学的历史地位也与当时国家的经济情况密切相关。

近现代的新儒学是儒学发展的第四个阶段。孔子学说在近现代以来的新发展就是在中西方文明的碰撞下产生了新儒学。在新儒学的准备和发展阶段,儒家学者曾经有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被动接受西方文化的思想。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动荡,包括新中国建国前和建国后,儒学都不再有太大的发展和变化,当然也说不上有很高的历史地位。而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再次产生的“儒学热”又是国人重新开始对中国古典文化感兴趣的表现。儒家文化是一种和谐文化,这正对应了现在中国人对生活和社会的期待。同时还有在经济发展的副作用中蓬勃起来的道德的沦陷和社会形态的复杂,这些都促使人们开始把目光重新放到中国传统经典思想上去。

儒家思想是我们中华文华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当今我国社会受西方文化影响,社会西化很严重,但传统思想在国民意识形态中仍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日常生活中,我们的行为会不知不觉的以儒家规范为准则,受到儒家规范的约束.我们要好好学习儒学,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本人转一个(供参考):一个社会要起码满足两点,一,社会稳定,二,社会发展。任何社会文化都基于这样两种状况,一,人必须以社会形态存在。二,人有千差万别。一个稳定的社会要求:人必须以社会形态存在,就要设法尽量消除内部冲突和矛盾,成员之间和谐相处。人有千差万别,就要设法把社会成员之间差别造成的冲突化解到最低程度。儒学为此做了两点:一,提出泛义的“仁爱”,以符合第一种状况。二,为解决第二种状况的矛盾,采取了承认等级的合理性,并自觉遵守社会等级。为此儒家选择了涉及政权和社会稳定的几个最主要的等级体系------以官职尊卑、以长幼为序,后来又增加了男女主次的三大体系。也就是所谓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和谐的实质就成了,一,对待不同的等级要安分守己;二,对相同等级要谦让和睦。儒学符合历代统治者社会、政权稳定的需要,经过几千年固化,“和”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渗透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并对社会、政治产生着深刻影响。影响主要有三点:一,民众对压迫的承受能力大大增强,为了“和”民众不轻易反抗统治者的压迫,社会矛盾要积累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才会突然爆发,造成中国社会一次次毁灭性巨大震荡。二,丧失了社会正确发展方向。是非标准不是以实际情况决定,而是由“君、父、夫”等权威来决定,无论对错,“臣、子、妇”都要无条件服从。而中国历史几千年,根本不了解民情的“君”决策错误层出不穷,几千年中国科技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也在于此。三,人情泛滥,丧失社会正常评价体系。和为贵使人们丧失了判断社会行为正确与否的标准,人情可以替代制度乃至法律。其结果裁判吹黑哨,垃圾论文堂而皇之被通过,毒奶粉配方可以获得国家科技奖,提干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人情院士、人情教授滥竽充数,十三亿人,竞拿不到一个诺贝尔奖。人情执法、人情评判使一切社会行为事非不分。四,腐败严重。承认上级的绝对权威,同时奉行和为贵争为耻的道德标准,地位越高的人越没有约束机制,民众无权干预也无理干预,眼睁睁看着官员腐败。失去监督的权力导致严重腐败。严重腐败又导致政权更替,社会动荡。以上弊端严重阻碍中国社会的发展,使中国在封建徘徊数千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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