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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哲学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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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哲学研究论文

浅析当代科学技术哲学观与全球化论文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全球进入知识经济新时代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高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迅速转化,为全球社会化大生产和大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使世界各国为抢占科技、产业和经济的制高点,既进行着全方位的剧烈竞争,又进行着全方位的合作,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国家,纷纷以科学技术为手段,进行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制度的大变革和经济增长方式的大转变,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知识经济将取代工业经济而登上全球经济形态的宝座。

政治全球化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必然要求并带来政治全球化,要求政治上的合作和联合,要求建立更公正、更具同情心、更合理的世界新秩序,以确保越来越多的人受益,越来越少的人受害;要求确保和平和可持续发展是全球议程的首要目标和主题。当代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为满足这种要求提供了可能。现在,东西方冷战结束,南南合作、南北对话、大国间结成战略伙伴关系、政治上的握手、全球论坛的创造等等,就是政治全球化的证明。

文化全球化

文化是凝结在人类劳动产品上的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的总和,包括哲学信仰、价值取向、行为准则、风俗习惯、制度礼仪等。当代科学技术及成果本身就是全人类共同创造的一种高级文化。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以及计算机网络的产生和普及、虚拟组织的出现等,促进了全球性交往,从而使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在全球性交往中碰撞、磨合,取长补短、相互包容,从而形成全球性文化。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世界的全球化,而全球化的趋势也加快了当代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全球化下的科技哲学是什么

全球化下,科学技术发生了理论自然科学的多次革命、系统科学革命、新技术和高技术革命,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整体化,科学技术社会化、社会科学技术化,科学技术除了提供自然界纵向演化图景,还提供了横向的新的特征图景。因此,当代科学技术哲学应该是人类为获得人化世界的科学图景和辩证发展而对现代科学技术整体化知识体系进行思维综合以及对现代科学技术的.终极存在、终极解释和终极价值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发展论上作出的理性追求。

科学技术的主体——人是什么

全球化下,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表明,人是具有由生理、心理、思维器官组成的自然结构,由人际交往关系、文化交流关系和目标达成关系组成的社会结构,由情感、意志、知识组成的精神结构,以及与这些结构相对应产生的以生理性、心理性和思维性为标志的自然属性,以实践性、角色性和个性为内容的社会属性,以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为特征的精神属性相统一的存在物;人的价值的实现就是人的自然力的唤醒、对象性关系的全面生成、社会关系的高度丰富、需要性的全面满足。因此,当代科学技术哲学新理解的人是以自然、社会、精神结构和属性为本质,以生物性、劳动性、智慧性、情感性、社会性、需要性、非特定性为本性,以本体力量、异体力量和提升力量形成的本质力量向世界展示其行为和价值的不断发展的理性存在物。

科学技术的本体——世界是什么

科学技术本体的根基是外部世界。那么,世界是什么?这是科技哲学终极存在追求的主题。传统自然哲学把科学技术的本体看成是自然界,而且仅仅是以物质和能量组成的自然界。在全球化的趋势下,科学技术的对象是自然界、社会和人构成的世界。依据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对世界进行哲学反思,得出的结论是:世界是由物质、能量、信息组成的多级递阶结构的整体大系统,是一个人类实践活动所能把握的和暂时不能把握的胀缩永恒循环的世界,是简单性和复杂性、必然性和偶然性、决定性和统计性、线性和非线性、渐变和突变等相统一的一切皆关系的世界。

人类和世界的关系是什么

人类产生出来后,为了生存和发展,必然要同外部世界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这是科学技术哲学终极解释探求的基本问题。传统自然哲学把人看成是自然的主人,而把自然界看成是人类征服的对象,因此,人类和自然界的关系只能是异质的对立,是人类对自然界单向作用的主客体关系。全球化下,依据当代科学技术的成果对人类与世界的关系进行哲学反思得出:人类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摇篮、基础和前提,人类同世界的关系是世界的一部分同世界的另一部分的关系,是同质的和谐、协调关系,是双向作用的对象性关系——认识与被认识、改造与被改造、审美与被审美的关系。

哲学是有逻辑系统的宇宙观。哲学是定性、逻辑地认识宇宙整体变化规律的学问。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哲学方面的小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关于哲学方面的小论文篇1 浅谈科学发展中的哲学反思 1 科学技术哲学的起源及发展 科学技术哲学的前身是自然辩证法。它是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只要是指从哲学的维度上去研究科学与技术,包括自然界的一般规律是什么,以及在发展中又会出现哪些哲学问题等等。过去的三十年,自然辩证法传统与科学哲学传统始终保持对立关系。前者属于德国古典自然哲学传统,关注的是社会中的一些现实问题,存在意识形态的优势;而科学哲学传统却属于逻辑经验主义传统,更重视学科建设或倾向于强调学科的自主性。但二者长期和平共存所带来的确是科学技术哲学的致命问题,即名实长期冲突和学科定位不明。 科学技术哲学的由来与科学技术史有着密切关系。科学技术史首先研究科学技术的内在逻辑联系和发展规律,同时又要探讨它与整个社会中各种因素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之间的辩证关系。可见,科学技术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然科学,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历史学。表面上看,科学技术哲学是哲学的分支学科,但本质上它不单是人文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而是一门高度综合的横跨于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综合性学科,具有浓厚的方法论性质。匈牙利著名哲学家拉卡托斯力图使科学技术哲学与科学技术史一致,他的科学哲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倡导“精致证伪主义”。另外,其他科学哲学流派,像图尔明等,他们也主张用科学技术史来检验科学技术哲学。 2 科学技术哲学的基本内容 科学技术哲学主要研究领域是基础研究,包括自然科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工程哲学和科技方法论等;也做应用研究,包括人们熟知的三大学科数学哲学、物理哲学、化学哲学,还有和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医学哲学、生物哲学,以及比较玄奥的天文哲学和地学哲学等。除此之外,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范围还包括科学与宗教、科学思想史、生态哲学、环境哲学等,以及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产业、行业领域里面的一些方法论、科技政策和发展战略等等。 目前随着人类社会逐步进入信息时代,为了应对新的机遇和挑战,科学技术哲学开始将信息科技纳入到自己的视域范围,逐步形成了信息哲学学科群,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前沿学科性质。其中的计算机哲学、人工智能哲学以及系统哲学等已经成为相对成熟的学科。 另外,科学技术哲学也应用进了军事科技领域里面,已成为一种相对其他而言比较特殊的应用哲学。在我国的军事院校中,已经逐步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军事哲学学科,其中包括军事技术辩证法、军事技术创新思维及方法、军事技术创新、军事技术与社会、军事技术哲学、军事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国防科技发展战略、军事技术创新与人才培养、军事科学技术与文化、军事科技伦理学、军事技术创新与管理等等。科学技术哲学开始在整体上统帅、驾驭军事科学技术,在提高军队战斗力方面日益凸显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3 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进程 近代中国是闭关锁国的中国,一部近代的科学史本质上就是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史。中国近代的第一批科学家同样是第一批科学哲学家,因为他们的任务一是在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里面教授科学知识,二是负有向中国社会、中国民众传播科学观念的使命。自然科学家竺可桢、粱思成、茅以升以及李四光等人,都对科学的人文层面有自觉的意识和反思;人文学者中的胡适、赵元任、金岳霖等人,也都有很好的科学哲学素养。在近代中国,最早的科学哲学课程是北京大学于1918年开设的“科学概论”。而由北大教授王星拱编写的《科学方法论》是中国现代最早的科学哲学著作,该书于1920年出版,是《科学概论》的上卷。到了20世纪20年代,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大论战客观上促进了人们对科学的哲学思考,一大批科学哲学的著作在此后的二十年中大量出版。较早的有,1924年的《科学与哲学》(张东荪),1937年的《科学哲学与人生》(方东美);稍晚的有,1948年的《自然哲学概论》(罗克汀)以及《科学概论新篇》(竺可桢)等等。其中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著作是1945年的《维也纳学派的哲学》(洪谦),和1948的《知识论》(金岳霖)。 建国以后,来自西方的科学哲学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哲学思潮,受到了批判和清算,这个传统由此被迫中断。马克思主义传统取而代之,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亲自发表的有关自然科学的论著,具体如《数学手稿》(马克思)、《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恩格斯)以及《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等。其次是20世纪30年代的科学史、科学学以及自然科学哲学研究等,这些虽然是由英国剑桥左翼科学家倡导的,但是也都在社会主义阵营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50年代,于光远同志担任中宣部科学处处长,具体负责制定中国的科学发展政策和科学家政策。他早在延安时期就翻译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同时组织学习小组研究自然辩证法。因此,《自然辩证法》》成为制定中国科学政策和科学家政策的指导性文献。于光远召集了一批感兴趣的自然科学家,制定了“自然辩证法”的学科规划草案。草案指出,要直接继承恩格斯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把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这门科学暂定名为“自然辩证法”。但是也有人认为应该称呼为自然科学和数学中的哲学问题。虽然有争论,但久而久之,“自然辩证法”还是成为了这个新学科的名字。 4 科学技术在未来哲学中的发展趋势 对于我国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基本形势的评估,首先必须要考虑的就是政治功能的弱化和淡化。我国目前已经全然解除了对科学家们的政治紧箍咒,所以很少有科学家心甘情愿来聆听“科技哲学家”们的“教诲”了。当代的一线科学家已经不再关心自然辩证法的问题,如果说还需要对他们进行统战的话,那自然辩证法也不再是一个合用的统战工具了。正是因为政治功能的弱化,科学技术哲学进一步发展的外部资源势必大打折扣。为了从长计议,更好地发展,就需要从内部挖掘潜力,实际上就是要搞好学科建设。同时在学科建设之外,应该适度改革之前的“政治必修课”制度,把它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逐步转化成科学-人文的素质教育功能。当前国情之下,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要做,但是应该结合人文教育来做,我们思想教育过程中出现的某些失误或者失败,有可能就与它们割裂了与人文教育的传统纽带有关。对当前的大学生而言,不管是研究生,还是本科生,对他们进行科学-人文的素质教育,也就是最好的思想政治教育。 素质教育首先要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鼓励学生的创新精神,因此,“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听规定的老师讲课”的这种“三规”式的必修课制度,可以变成:在学制所规定的时间内(比如本科四年、研究生三年)必须在科学人文类课程中修满一定的学分,至于具体什么时间听、听哪门课、听哪位老师讲,可以由学生自由决定。 进行科学-人文素质教育的改革,可以促使教师把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教师们可以拿出自己最擅长的课程,教学中讲授自己最熟悉的问题。现在讲公共课的教师平时教学量大、教学内容相对单调,因此没有时间去搞科研,久而久之就缺乏了创新精神,所以,一到评职称的时候,他们总是被作为照顾的对象,总是觉得比其他教师“矮”一些。在今后的大学课程里,如果能够把公共必修课改成限制性选修课,必能大大提高教师的科研和教学水平,不断扩大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教学阵地和科研阵地。 关于哲学方面的小论文篇2 论哲学与长寿 一、前言 从古至今,长生不老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从秦始皇派500童男童女出海寻找长生不老药到近现代的各种养生,长寿似乎都是一个热满红火的词。虽说随着现代文明的进步,人们越来越明白长生不老显得不切实际,可是人来一世不易,谁不想在这个美好的花花世界多留恋一会呢。所以长生不老成为一个古老而又有强烈吸引力的愿望,但千万年生生死死的事实让人们作出了一些哲理性的归纳:如杜甫在其诗《曲江》中写到“人生七十古来稀”,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伟大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全书》里写下了“生命本身即具有死亡的种子”这样的辩证的论点,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概括得更简短:“生就意味着死”。如此话语都说明人的寿命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如同自然规律一般,人类没有办法改变这个规律,而只能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规律,顺应规律,在智慧的引领下通过某些方式达愿,留存于世间久一点。 二、哲学与长寿 人类越进步,科技更发达,生活水平蒸蒸日上,人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极大的富足,各种疾病层出不穷,这可是长寿的一大阻碍,要如何突破这一瓶颈呢?光靠现代医理可不行,所谓治标还得治本,关键在治心。心要如何治呢?这就不得不提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哲学。据调查发现,北大哲学系被公认为“长寿系”:原因在于90岁以上学者占1/4,85岁以上学者几乎占一半。北大哲学系教授李中华介绍,北大哲学系包括在世的教授,90岁以上的有十余人,冯友兰、梁漱溟、张岱年、任继愈等都是90多岁的高寿哲人,85岁以上的人更比比皆是,超过20人,占有成就的北大哲学系教授近半数。长寿和专业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绝对的,不过,长寿在哲学系的确比较普遍。从这些例子看来,长寿和哲学确实存在起着某种关联,起码它传递给我们的都是正面的信息,谁说学哲学无用呢?在他们学习哲学的过程中,他们思考,边冥想,边进步,不知不觉老之将至,恍惚之间已是长寿。 三、哲学长寿的秘密 哲学有时候不能够让你一见钟情,但是它可以让你受益终生,起码可以让你活得更久一点,这就是最好的见证。哲学到底以什么魅力让人们长寿呢? 仁者寿,研究哲学的人明白事理,不斤斤计较,达观所以长寿。北大哲学系主任王博也说,哲学家长寿可能跟哲学系学科本身的特点有关系,因为哲学是对世界,对生命的一种理解,这种理解很容易让人有一个比较开阔的心灵。除此之外,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人是心灵的启迪,能让现世的许多疑问得到解答,能让人更清明。中国哲学的精髓,北宋张横渠将其用四句诗表述出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哲学,有着重大的使命,需要有着崇高使命感,历史责任感的先哲来奉献,长寿的哲人们将自己奉献给了哲学,哲学以其特殊的回报方式来感恩,那就是让他们更长寿。 现代快节奏的生活往往让人火气暴躁,人与人之间失去那份推心置腹的交流,更多的是带着虚伪的面具在表演,忘了本来的自我,随着欲望潮流滚滚向前。哲学可以使人浮躁的心平静下来,沉寂再沉寂,不因世俗纷扰而困住自己的内心,哲学以一种大超然的态度教人治世之理,既入得世也出的世,帮助人们正本溯源,回归本心,以此锻磨自己,不知不觉间,时光已如白狗过隙。 四、结论: 针对中国当前的哲学发展问题,呼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的迫切性,哲学充当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许多人觉得哲学晦涩难懂,枯燥乏味,学之无用,谋身立命资本都不够,殊不知,哲学就像盖房子的脚手架,看似无实则缺之不可。所以利用学哲学可以使人长寿能很好地与之结合起来,学哲学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能赋予其更深刻内涵,刮起学哲学之风。这是一个养生的时代,也是一个无奈的社会,要想健康长寿,学习哲学必不可少。不论是西方哲学,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都有值得学习的可贵之处。同属哲学的三个分支学科,学术上均可互相欣赏,取长补短。人们功利性太强,学哲学,能养生,能长寿,富头脑,无疑是一个可取之点。哲学的发展,哲学的课程设计,若与此相衔接,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去学哲学,愿意去思考,愿意将哲学推而广之,哲学也就不再只是少数几个人的事。 猜你喜欢: 1. 哲学类的小论文范文 2. 关于哲学的小论文 3. 哲学方面的论文 4. 有关哲学问题的小论文 5. 有关哲学的期末小论文

一般来说,大学学报会分若干版本,其中哲学是在 哲学社会版。此外,还有专门的期刊,是一些学会出版的,例如中国自然辩证法协会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期刊

一般来说,大学学报会分若干版本,其中哲学是在 哲学社会版。此外,还有专门的期刊,是一些学会出版的,例如中国自然辩证法协会

哲学期刊:

1、《管子学刊》简介:本刊是综合研究齐文化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性刊物。宗旨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贯彻“双百”方针,致力于《管子》及整个齐文化的研究和探讨,批判地继承优秀文化遗产。2、《现代哲学》简介: 《现代哲学》创刊于1985年,2002年第1期起由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编辑出版。目前是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3、《中国高等学校学术文摘·哲学》简介:内容涵盖中国哲学研究的所有领域,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科学技术哲学、伦理学、宗教学、经济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比较哲学、逻辑学、美学等。

分类方法

广义上分类

从广义上来讲,期刊的分类,可以分为非正式期刊和正式期刊两种。非正式期刊是指通过行政部门审核领取“内部报刊准印证”作为行业内部交流的期刊(一般只限行业内交流不公开发行),但也是合法期刊的一种,一般正式期刊都经历过非正式期刊过程。

正式期刊是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与国家科委在商定的数额内审批,并编入“国内统一刊号”,办刊申请比较严格,要有一定的办刊实力,正式期刊有独立的办刊方针。

“国内统一刊号”是“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的简称,即“CN号”,它是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分配给连续出版物的代号。“国际刊号”是“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的简称,即“ISSN号”,我国大部分期刊都配有“ISSN号”。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双月刊)创刊于1984年,是由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主办的综合性哲学类学术刊物。原名《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9年更名为《科学技术哲学研究》。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每年出版6期,每期逢双月出版。本刊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贯彻“双百方针”,倡导辩证思维,加强科学与人文的沟通,促进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联盟,推进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及其相关学科的发展,鼓励学术和理论创新,提倡应用研究,为社会发展服务。主要栏目有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技史、自然哲学、科技与社会等。

没听说过这个期刊呢!

科学技术哲学期刊

学术堂整理了三个可以发表哲学论文的期刊:《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是综合性哲学类学术刊物,兼顾普及任务,面向全国,面向世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贯彻"双百方针",倡导辩证思维,加强科学与人文的沟通,促进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联盟,推进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及其相关学科的发展,鼓励学术和理论创新,提倡应用研究,为社会发展服务.多年来连续被评定为核心期刊,截止2014年万方影响因子:;总被引频次:518,知网复合影响因子:;综合影响因子:.《中国哲学史》 (季刊)是由中国哲学史学会主办的中文核心期刊、《中国哲学史》编辑部编辑的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理论性、专业性学术刊物.由着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张岱年教授任顾问,着名哲学家、哲学史家任继愈教授任编委会主任.开设有"中国哲学与文化","中国哲学与现代化","当代中国哲学思潮","中外哲学与文化的交流与比较"以及学术性书评和学术札记等栏目.《哲学动态》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办的全国性的哲学核心专业刊物.20世纪60年代由哲学所学术秘书室主编国内哲学动态,内部交流用;1979年1月正式创刊《国内哲学动态》,限国内发行;1987年更名为《哲学动态》,国内外公开发.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收录,曾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届优秀期刊评奖获优秀奖,是哲学论文投稿的首选期刊.

我今天也收到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科学技术哲学>编辑部的转载通知:要我缴刊载费580元,并会送2017年11月期刊一份。我觉得有点不靠谱!而且我的项目是电子应用技术。附件:(刚找到)关于制止冒用《科学技术哲学》名义有偿征稿的声明发布时间: 2017-06-21 08:43:43 作者:本站编辑 来源: 本站原创 浏览次数:156近期,我们发现有人冒用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以下简称“中心”)编辑出版的《科学技术哲学》期刊名义,通过邮件、电话、书信、互联网等手段向社会发布征稿启示,并收取费用。此举严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及国家新闻出版的有关规定,损害了我中心的声誉。在此,我中心严正声明:我中心共编辑出版148种期刊,所有刊物的选稿、用稿都由中心的编辑和专家顾问层层筛选、审查,从不收取任何版面费用,也从未委托任何机构或个人面向社会征稿。任何冒用我中心名义或冒用我中心刊物的刊名、刊号的编刊、出刊行为,任何涉及我中心刊物的收取版面费的征稿活动均属非法,我中心将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特此声明。举报电话: 廉文立中心网址: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一般来说,大学学报会分若干版本,其中哲学是在 哲学社会版。此外,还有专门的期刊,是一些学会出版的,例如中国自然辩证法协会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双月刊)创刊于1984年,是由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主办的综合性哲学类学术刊物。原名《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9年更名为《科学技术哲学研究》。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每年出版6期,每期逢双月出版。本刊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贯彻“双百方针”,倡导辩证思维,加强科学与人文的沟通,促进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联盟,推进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及其相关学科的发展,鼓励学术和理论创新,提倡应用研究,为社会发展服务。主要栏目有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技史、自然哲学、科技与社会等。

科学技术哲学论文选题

建设创新科技园,是新时期、新形势下我国高新区的重要发展导向,是推进国家高新区“二次创业”的核心工作,下面是我为大家精心推荐的关于创新科技论文题目,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关于创新科技论文题目 1.对中国在明代中期以后科学技术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的原因分析 2.机械测试系统原理与应用的展望 3.西南石油大学大学生科技创新基地建立的深远意义 4.自然科学发展的前沿动态分析 5.简述机械工程的内容及意义 6.现代高新技术与可持续发展的辨证关系 7.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最新认识 8.从自然科学角度谈科学发展观 9.试论近代科学技术与现代科学技术的区别和联系 10.简述自然科学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影响 11.说明人类文明与材料发展的关系 12.常规能源和新能源有何不同 13.对如何提高西南石油大学学生创新成果质量的探索与研究 14.基础学科(如力学、数学等)的研究与工程应用(或现代人类生活)的关系 15.理论学习与工程应用的关系 16.创新(科学研究)的立足点与意义 关于创新科技论文 科技创新与创新驱动 摘要:从历史借鉴和中外对比等视角,分析科技创新与上层建筑领域创新的关系,探讨如何消除科技创新的非技术障碍,以便使上层建筑更好地适应经济基础,促使科学技术更好地发挥第一生产力的引领作用。 关键词:科技创新:创新驱动:上层建筑 历史证明,人类社会的发展靠创新驱动。自有人类文明史以来,往往首先由科技创新促进生产力发展,进而由生产方式、思想文化和体制机制的创新驱动,合力推动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 当今中国,经过改革开放30年,从科技创新到生产方式创新,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较好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适应。但在上层建筑领域,从思想文化到体制机制,却还有许多方面禁锢束缚着创新驱动力的发挥。本文将从历史借鉴和中外对比等视角,分析科技创新与上层建筑领域创新的关系,探讨如何消除科技创新的非技术障碍,以便使上层建筑更好地适应经济基础,促使科学技术更好地发挥第一生产力的引领作用。 1创新驱动的历史借鉴 人类的文明历史,主要从东方开始。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国都是世界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而同为世界文明发祥地的古希腊,则更具文明创新的特征。毕达哥拉斯的数学、欧几里得的几何学、阿基米德的物理学、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赫拉克利特的辩证唯物论、苏格拉底的哲学体系、亚里士多德的科学体系、柏拉图的理想国、伊璧鸠鲁的无神论、梭伦的政治改革和伯里克利的民主政治等等,无不对世界的科学、哲学、文化、教育、伦理和政治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当然,这些成就并不完全是希腊人的发明,却体现了希腊人的创新。 14世纪到16世纪,是欧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并开始发展的时期。新兴资产阶级为了改变束缚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封建观念和制度,在科教哲文等方面表现了许多创新理念。他们以“人文主义”为旗帜,开始了长达两个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哥白尼、伽利略、培根、但丁、薄伽丘、达・芬奇、拉斐尔、莫尔、莎士比亚等代表人物,犹如灿烂群星,照亮了欧洲中世纪黑暗的上空,从思想上动摇了封建统治的根基。 18世纪是一个启蒙的世纪,一个继文艺复兴后第二次思想大解放的世纪。在这个世纪里,以牛顿经典力学为代表的科学发现,以瓦特蒸汽机发明应用为代表的技术创新,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发展,但同时受到封建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严重障碍。面对“万马齐喑”的封建禁锢,不仅有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等思想家,哥德、席勒、笛福等文学家,还有亚当・斯密、大卫・李加图等经济学家,边沁等法学家、伦理学家,与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共同造就了人类历史上一个不同寻常的世纪。 启蒙运动作为人类历史上一次重大思想解放和文化创新,促进了欧洲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创新,激发了18世纪到19世纪欧、美、日、俄的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使“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语)。启蒙运动还孕育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三大来源的代表人物黑格尔等均诞生于启蒙运动时期。启蒙运动也促进了美国的独立,杰斐逊就是根据启蒙运动的理念起草了《独立宣言》,并激励美国人民赢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 人类进入20世纪,一场以爱因斯坦相对论、量子力学理论创新推动的原子能、无线电、电子信息、航天航空以及新材料、生物工程等方面的科技革命席卷全球。特别是20世纪中后期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普及,更是对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等都产生着革命性的变革。由此产生的多元文化和多种经济成份的融合,正以浩荡之势,促进着人们思想观念和社会制度及组织结构的不断创新。 2非技术创新驱动的中外对比 中国的科学技术在15世纪前曾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四大发明(活印、火药、指南、造纸)、五大技术(瓷器、纺织、造船、建筑、水利)都产生过世界性影响。然而当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技术革命、工业革命推动欧洲和美、日、俄等国家快速发展时,我们却一次次错过了发展机遇。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国创新驱动的非技术因素严重束缚了科技创新能力,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思想文化的历史对比 中国是人类灿烂文化的发源地之一。特别在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争鸣,出现了空前的思想活跃,形成了一批影响后世2000多年的独创思想和优秀文化。但自秦汉开始,统治阶级出于封建统治需要,先是“焚书坑儒”,继而“废除百家、独尊儒术”,将“三纲五常”的封建教义加以固化,在“万口一辞,不可破也,千年一律,不可知也”的思想禁锢下,民众中逐步形成唯书唯上、墨守成规的保守风气。“枪打出头鸟,出头椽先烂”、“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观念严重束缚着人们的创新热情。相比之下,欧洲国家虽然也有上千年的“中世纪黑暗”,但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数次思想解放的洗礼,培育了深厚的创新文化。崇尚科学、追求真理、勇于创新、宽容失败的理念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同。当然,欧洲国家科学精神与创新文化的形成,也是他们许多代人奋斗牺牲的结果,正是布鲁诺以生命的代价捍卫哥白尼的“日心说”,赫胥黎以“斗犬”精神宣扬达尔文的“进化论”等,“从此自然科学才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恩格斯语)。 科学素质的历史对比 中国是一个尊师重教的国家,却又是一个国民科学素质不高的国家。据中国科协公布的2000年中国科学素养调查:中国每千人只有14人具备基本科学素养。这一比例仅为美国的1/23和欧盟国家的1/15。造成这种差异,首先是教育理念和目标的不同。中国千百年来把读书做官作为目标,把四书八股作为教材,把朱熹的“集注”作为唯一标准,不能越雷池半步,使人们从读书起就被扼杀了创新精神,缺失了科学知识。而欧美国家办学以培养对社会有用人才为目标,教授内容也以自然科学、实用技术为主,人文思想也强调科学精神和创新思维,因而培养了大批创新人才。如牛津、剑桥两所大学就培养了培根、牛顿、达尔文、雪莱、亚当・斯密等著名人物和上百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其次是对科学普及认识重视程度的差异。在我国,虽然对科技创新已高度重视,但对科学普及的相辅相成作用认识不足。创新型国家则把科普看作科技的应有之义,如各种专业博物馆为代表的科普场馆在欧洲国家数不胜数,更是市民的必去、常去之处,成为这些国家重视国民科学素质培养的生动风景线。 体制机制的历史对比 中国长期的封建统治,本身缺乏对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的制度性设置和安排,相反封建的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对科技创新形成严重禁锢。新中国建立以后,国家高度重视科技工作,形成了较完整的独立科研体系。但由于我国尚处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系的转型期,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还不完善。而在创新型发达国家,早在18世纪 就形成了有利于科技创新的体制。到19世纪,这些国家科技创新的企业主体地位、社会组织的管理功能和创新活动的市场竞争机制等,均已较为成熟完善。企业、社会组织和市场机制对科技创新起到了主导作用,政府则主要从政策导向、税收杠杆和法律保障方面进行宏观引导、管理和规范。因而创新成果与市场直接接轨,更有利于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和商品化。 法治环境的历史对比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重视科技法规的建设,先后制定了《专利法》、《科技进步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著作权法》、《科学技术普及法》等科技法律,对我国的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产生了积极促进作用。但我国的科技法规大多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对科技进步的促进作用还不够深远,加上我国长期的封建人治影响,有法不依、知法违法等现象仍很严重。而在创新型发达国家,鼓励和规范科技活动的法律早在200多年前就形成体系,一些国家还在根本大法中鼓励和保护科技创新,促进科技普及。如美国在1787年宪法中就规定“为促进科学和实用技艺的普及,对作家和发明家的著作和发明,在一定期限内给予专利权的保障”,从而促进了美国的各种发明创造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并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生产力的发展,使之在20世纪初跃为世界头号强国。 3思想文化和体制机制创新的对策 综上所述,人类社会的进步,总是科技、经济、思想、文化、体制、机制等不断创新而推动的。它们互相依存制约,又相互转化促进。当社会渐进发展时,科技的创新对生产力起主要推动作用,当量变积累到质变,进人飞跃发展阶段时,思想文化、体制机制的变革创新,就成为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促进社会进步的更重要方面。在我国,由于改革开放和世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生产力快速发展,集聚了足以产生部分质的飞跃的物质能量,因而也对上层建筑的制约因素提出强烈的改革要求。 就科技创新而言,新中国已建成多学科完整的科研体系,并拥有上万亿资产的科学仪器和技术装备,拥有3 300多万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国家统计表明,2007年全社会研发支出达3 664亿元,国家财政用于科学技术的拨款达2 127亿元,应该说,我国的科技创新已具备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但另一方面,我国规模以上企业75%没有研发机构和研发活动。99,7%的企业没有专利申请和自主知识产权,60%的企业没有自己的商标;全国每年产生数万项科技成果,其转化和产业化率不到10%。这种不成正比的投入产出,说明制约我国科技创新的主要矛盾方面,已从物质条件的制约正逐步转为思想文化、体制机制等非技术因素的束缚。为此,提出如下对策。 弘扬创新精神。培育创新文化 创新精神是科技创新的灵魂,创新精神说到底是科学精神,而科学精神正是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世界观的本质体现。创新文化是科技创新的土壤,土壤深厚成果才丰硕。但在思想文化战线,我们面对的是2 000多年封建文化的沉重积淀,封建文化残余的影响不容小视。这就要我们以思想解放大讨论为契机,深刻理解创新文化的内涵,并与我国的传统文化进行比较分析,对其糟粕应坚决批判摈弃,对其精华应与创新文化加以有机融合,努力在思想理论、文艺创作、舆论宣传等方面确定创新精神和创新文化的主体地位,并在各级领导中带头加以宣扬,使之日益深入人心,逐渐蔚然成风。 加强科学普及,提高科学素质 纵观世界科技发展史,科技进步总是靠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两轮驱动的。科技创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哪个方面,科学普及也会跟踪到那个方面。胡锦涛曾指出“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是科技工作的两个重要方面”。但目前,相对科技创新而言,科普工作无论从领导重视程度、科普投入力度,还是人员队伍和设施建设,都明显是一条短腿。如财政投入,中央财政2006年对科普的投入还不到对科技投入的百分之一。科普工作是提高全民科学素质的重要方面,要逐步消除国民科学素质较低对科技创新的基础性制约,实现到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就要对科普工作高度重视,特别是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能真正如中央领导所要求的“像抓发展那样抓科普,以抓科普来抓发展”,全民科学素质才会在较短时期内有较大提高,中国的科学发展才有最为重要的坚实基础。 明确创新主体。加快制度创新 体制机制的改革与创新,在现阶段,是进一步促进科技创新、解放生产力的关键。体制机制问题,首先要有利于促进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通过体制机制的制度性安排,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骤:其次,要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建立起以市场为导向的产学研创新体系和市场激励机制;三是使创新人才包括创新型企业家的形成机制更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经济的规律。体制机制的创新,既要促进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进一步适应,更要改革上层建筑中行政管理体制甚至政治体制中对经济基础的不适应部分,使相关的机构设置、管理职能、运作程序等更有利于科技创新的需要。 完善法制体系,营造法治环境 完善的法制体系是科技创新的根本保障。针对目前科技创新的法制体系不完善、不够刚性及国民的法治意识淡漠等状况,一方面要进一步修订和补充相关法规,并注意在立法中坚持与时俱进、科学合理、公平公正,防止部门利益法律化;在地方立法中要根据实际,使必须条款尽可能具刚性,使各方都有切实可依的法律准绳。另一方面,要大力开展科技创新法规的普及教育,使相关法规深入人心,从而切实增强法治意识。形成良好的法治环境。 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创新驱动又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不仅应系统推进,更要根据发展的不同阶段,抓住主要矛盾。现阶段,一方面,要下大力气继续抓好科技创新;一方面,要把更大的力量用于实现思想文化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才能取得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新突破。看了"关于创新科技论文题目"的人还看: 1. 关于科技创新的议论文 2. 有关企业科技创新论文3篇 3. 科技论文题目 4. 关于创新教育的论文 5. 关于创新的议论文5篇

〔摘要〕 2012年《复印报刊资料·科学技术哲学》共转载文章131篇,这些文章呈现出十个热点论题:现象学科学哲学、自然主义研究、心灵哲学与认知哲学、生物学中的哲学问题、物理学中的哲学问题、技术的本质及技术人工物、科学社会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与文化、科学史及科学思想史。这十个热点论题的研究,体现了2012年我国关于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重点内容、总体走向。

〔关键词〕 复印报刊资料,科学技术哲学,2012年,热点

〔中图分类号〕B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3)03-0029-05

一、2012年《复印报刊资料·科学技术哲学》转载文章分布情况

2012年《复印报刊资料·科学技术哲学》共转载文章131篇,文章内容总体分布如表1所示。

表1 2012年《复印报刊资料·科学技术哲学》研究领域分布表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自然哲学”文章共转载5篇,主要包括自然观和对生态问题的研究。“科学哲学”的文章涉及一般科学哲学、具体科学哲学及科学方法论等三个方面的内容,这类文章一共转载57篇,占了全年转载文章总数44%,这说明对科学哲学理论及方法的探讨仍然是目前学者研究的主要方向。认知哲学方面的文章有14篇,占具体科学哲学文章总数的,这是认知哲学作为近几年科学哲学研究热点的体现。“技术哲学”的文章共转载14篇,占全年转载文章总数的。以STS为研究内容的文章涉及科学社会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与文化等方面,这类文章共34篇,占全年转载文章总数,这表明对 STS的研究依然是当前学术研究的热点。“科学技术史”的文章则涉及对科学技术史基础理论的探讨、科学思想史和技术史等方面的问题,这类文章共转载了19篇。此外,2012年《复印报刊资料·科学技术哲学》还转载了两篇书评和两篇访谈。

二、2012年《复印报刊资料·科学技术哲学》呈现的十个热点论题

(一)现象学科学哲学

现象学科学哲学旨在以欧洲现象学—解释学传统为视角,以克服传统科学哲学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缺陷为旨归,是当前国内科学哲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吴彤的《实践的诠释与现象学》讨论了实践概念的阐释在不同领域的境况。该文认为,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区分了创制与实践,近代以来创制又归于了实践,这些都是“实践”概念不同维度的凸显。“实践”在现象学里意味着此在存在的方式,这种“实践”的阐释经历了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的变迁。“实践”尤其是“科学实践”的概念已经成为科学实践哲学的核心概念。由于现象学的海德格尔实践阐释思想的介入,科学实践哲学的实践概念更加地存在论化。反之,通过科学技术哲学对于海德格尔的实践解释学的批评,我们看到现象学的实践概念的发展空间仍然很大。作者认为,“实践”概念的本质和内核都可以借助现象学来进一步廓清。雷良的《从理解科学哲学的维度看现象学科学哲学的合法性》从语义上分析了科学哲学所包含的三个层面:作为哲学思潮的“科学性哲学”、作为广义的“哲学活动”的科学哲学以及作为哲学学科的科学哲学。该文认为,从类型上看存在着经验主义态度的科学哲学、本体论或形而上学态度的科学哲学、批判主义态度的科学哲学。作者认为,寻求科学哲学统一的规范定义是徒劳的,相反,如果运用一种工作定义,不同类型和流派的科学哲学都将纳入科学哲学的阵营中来。刘胜利在《现象空间的诞生——斯特拉顿实验的现象学解释》一文中认为,实在论的客观空间和观念论的客观空间中,都包含着绝对的确定性,因而它们都无法为斯特拉顿实验中空间经验发生分解与重构的内禀动力学机制提供解释。这种动力学机制只有通过现象空间的概念才能获得阐明。作者还认为,现象空间起源于现象身体对于世界的原初把握,象征着形式与质料的原初综合。梁美妍、李金辉在《科学仪器:由工具论、实在论到现象学的范式转换》一文中对科学仪器进行了现象学的分析,他们认为仪器不仅“干涉”了主体和客观世界,使主体和世界成为相互开放的现象,而且通过技术的解释将科学世界中的现象“转译”到生活世界中,成为人类知觉可以理解的形式。此外,殷杰和杨秀菊还在《马丁·埃杰的科学诠释学思想中》对美国当代物理学家、哲学家马丁·埃杰的具有现象学—诠释学背景的科学诠释学进行了评介。

(二)自然主义研究

科学哲学如今有两种典型的对立倾向:自然主义和理性主义。程炼在《作为元哲学的自然主义》一文中,对作为一种元哲学的自然主义进行概述和澄清。他认为,自然主义的兴起和在当代哲学中的繁荣,主要归因于传统第一哲学的某些代表性方案的不成功以及近代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以物理主义为样品,自然主义元哲学的融贯性得到捍卫,同时作者也强调,自然主义哲学的未来取决于它在一阶哲学议题上的进展。夏国军在《自然主义与理性:蒯因、普特南和哈克》一文中,梳理、比较了当代美国著名哲学家蒯因、普特南和哈克相关的核心观点。在此基础上,作者指出科学哲学中的自然主义和理性主义并非格格不入,虽然自然化认识论不再明确使用辩护、合理的理由等概念,但它没有绝对抛弃规范性;相反,它是在遵循传统认识论的某些规范的基础上,秉持逻辑主义的精神侧重描述的方式发展着哲学之未竟事业。方红庆、何纯秀在《自然主义、先验论证与怀疑主义——论斯特劳森的自然主义转向》一文中,介绍了斯特劳森的自然主义。斯特劳森认为任何企图通过论证来支持或反驳怀疑主义挑战的做法都是无根据的,因为人类的某些基本概念如物质物体、他心等概念是人类理性的自然倾向,是人类思维不可逃避的认知模式的体现。作者肯定了自然主义是一种探究真理的第三条路径,它试图约束人类理性的过分自负,从而展示真理的自然属性。但他也指出自然主义需要联合先验论证来阐明这些信念的基础地位,否则就会流于口号。高洋、洪眉在《自然化认识论和规范性:一种备受争议又错综复杂的关系》一文中,分析了对自然化认识论的各种看法。自然化认识论要解决的是贫乏的感官刺激如何能够产生出丰富的科学知识这一问题。自然化认识论的主张被其反对者说成是消除主义的、纯然描述而无规范可言的,但也有支持者为其做有规范的辩护。因此,自然化认识论和规范性之间因此存在着一种备受争议却又复杂的关系。 (三)心灵哲学与认知哲学

王晓阳在《如何解释“解释鸿沟”?——一种最小物理主义方案》中,选介了一种最小物理主义方案,他认为尽管各个物理主义者理解现象概念的途径相异,但最小物理主义方案终能获得他们的普遍认可,且对反物理主义关于完备性原则的攻击进行有效化解。李恒威在《意识的形而上学与两视一元论》中,提出了“两视一元论”的形而上学构想。这个构想的核心观念是:主体—客体统一的模式存在于任何现实实体的存在论和认识论上的。“心”和“身”作为人类描述意识现象的两个范畴,是现实实体在作为体验主体的第一人称和作为被观察的客体的第三人称视角下的分别呈现,由这两个视角所呈现的体验方面与物理方面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法尔自然的相应关系,而不是产生和被产生的关系。因此,“因果”的概念就不适合描述意识体验与脑神经活动之间的关系。魏屹东、薛平的《费泽尔认知规律及其哲学意蕴》分析了美国哲学家詹姆士·费泽尔关于认知的规律性所给出的形式化的表达式。该文认为,这些形式化的认知规律可以概括为心脑状态同一律、心灵状态因果律、心灵认知刺激反应律、心脑隐射同一律、脑认知刺激反应律和脑状态因果律。它们的内涵与不同形式反映了认知科学所蕴涵的哲学含义。符征、李建会在《丘奇兰德的神经哲学思想》中,对丘奇兰德的取消唯物主义观点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作者认为,丘奇兰德提出了神经哲学作为替代当前心灵哲学讨论的新框架,从而使“神经哲学”成为心灵哲学讨论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派别。但是它又排斥当前流行的哲学话语,在神经科学还并未取代民间心理学的今天,丘奇兰德的主张更多的是一种预测或猜想。孟伟在《德雷福斯的“无表征智能”及其挑战》一文中,基于不同角度对德雷福斯设想的批判性审视,作者认为德雷福斯的设想困难重重。比如,专家级别的熟练技能行为完全脱离表征很难确定;命题式表征的批判并不意味着消除任何形式的表征;需要一种建设性的纲领,使得现象学在认知科学研究中的积极作用得以发挥。何静在《温和的和激进的具身认知观》中分析了两种不同的具身认知观:一种是温和的具身认知观,它与传统的表征计算的基本假设相容;另一种是激进的具身认知观,它挑战了表征计算的基本假设,认为心智的表征计算观是错误的。

(四)生物学中的哲学问题

胡浩在《从Simpson悖论看群体生物学中统计解释和因果解释之争》一文中,分析了丹尼斯·沃尔什在群体生物学中将性状适合度作为一种统计学属性的相关论证。作者尝试表明,如果将性状适合度看成是一种因果属性是不融贯的,因为这将导致Simpson悖论。所以,关于种群结构变化的统计学解释要优于因果解释。董国安在《论个体性状的完全因果解释》对尼安德的“传递论证”进行了研究并指出其理论的两个不合理之处:第一,把个体性状出现的遗传学原因扩展为个体性状出现的所有原因,从而把完全因果解释理解成了对个体性状的历史解释;第二,要求对个体性状的解释包括对“原因的原因”的无休止上溯,从而把完全因果解释理解成了终极解释。他还认为,索伯尔在回应尼安德时只是强调了遗传机制与选择机制属于两种不同的因果路径,没有指出尼安德对科学解释的错误理解,这就不能完全排除选择机制对个体性状的解释作用。颜青山在《回到性状本身——基因概念的现象学分析》一文中认为,以现象学方式重建改进了的摩尔式“开放问题论证”,可以确立一种分析现象学的方法论基础。遗传观念的形成是一个不断进行“替换悬置”的现象学还原过程。第一类因果延伸法为形式遗传学杂交中的基因概念作出了现象学说明,基因即性状本身;而第二类因果延伸法则悬置了细胞及分子遗传学中基因概念的物质基础。作者认为,通过现象学说明的基因概念可以大大扩展遗传学的研究范围和适应范围。

(五)物理学中的哲学问题

李继堂、郭贵春在《物理学规范理论基础的语境分析》一文中,运用“语境论理论观”来分析规范论证。他们认为数学形式上要求的规范对称,通过规范变换很容易跟物理学原理结合起来,最终出现物理经验内容,是一种典型的数学结构跟物理结构的关系问题。同时,由于规范理论的基础性、统一性和精确性,对它进行语境分析,又有利于发展科学语境论。贺天平在《量子力学多世界解释的哲学审视》一文中认为,多世界解释理论包括相对态解释、德·维特理论、多视域解释、多心灵解释、多历史解释和多纤维理论等,是多种解释理论的集合。多世界解释的理论贡献一是超越还原论,走向整体论;二是解构二元论,回到一元论;三是消解非决定论,坚持决定论。吴国林在《波函数的实在性》中分析了量子力学的核心概念——波函数。波函数的实在性问题一直是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争论的焦点之一,作者认为波函数是实体与结构的统一体;这种实体本身又是潜在的,波函数表现的实在就是潜在的实体结构实在。

(六)技术的本质及技术人工物

陈凡、陈多闻在《文明进步中的技术使用问题》一文中认为,技术在现代社会已然成为人的存在方式,技术的本质在于使用。只有在使用中技术才能获得其意义并实现其价值,使用则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人类实践活动,具有技术的内涵,使用就是技术的显现和寓身之所。盛国荣、葛莉在《数字时代的技术认知——保罗·莱文森技术哲学思想解析》一文中,介绍了当代美国技术哲学家莱文森关于技术认知的思想。莱文森认为人在技术关系中具有至上性,他的“媒介演化”、“补救性媒介”以及“技术互动论”等理论,都蕴涵着技术体现人的思想的观念。作者认为,莱文森格的技术认识论有助于我们在数字时代把握和认识现代技术的本质。秦咏红的《可用性及其对技术人工物主客体关系的影响》一文认为,可用性表征技术人工物在客观上与主体需求相符合程度,它促进技术人工物主客体的分化与联合。可用性以设计者的意向赋予人工物潜在功能与使用者在操作中实际能发挥的功能两者间的比较为反馈,对技术人工物主客体互动关系产生影响。

(七)科学社会学

徐治立在《科学治理多元参与政策理念、原则及其模式》中认为,科学治理多元参与就是在科技决策与管理活动中实行包括政治主体、科技主体和普通公民在内多方参与的规范化活动。它的政策理念以建构性科学实在论和科技民主价值观为基础;其基本方法原则在于:确保各类公众广泛参与科学治理活动的规范化、普遍提高公众的科学研究能力和知识水平、采取逐步逼近共识的程序。徐飞、赵明在《杰出科学家的国家认可机制探索——以中国科学院院士制度与国家自然科学奖励制度关联性为例》中,以科学社会学的奖励系统理论和社会分层理论为指导,以中国科学院院士所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和国家自然科学奖数据为依据,分析中国科学家的两大国家认可形式——院士制度和国家自然科学奖励制度对我国自然科学发展的贡献,并将院士获奖群体与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得者的总体情况做比较,考察二者之间的异同和联系。研究表明,目前我国的院士制度与国家自然科学奖励制度的关联性依然不尽理想,二者之间时常出现有悖常理的冲突。作者认为,两大制度对杰出科学家的认可机制均有在彼此参照校准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完善的必要和可能。付邦红的文章《科学可以计划吗?——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英国为中心的争论》,对发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关于科学是要计划还是要自由的争论进行了历史回溯。争论的问题包括科学、计划和自由的内涵,科学发展的机制,科学家的责任,科学的社会关系等等问题。它不仅促生了科学学、科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发展,而且将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潮。作者认为,这场争论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科学观念,它使功利主义科学观从此深入人心。高芙蓉在《对默顿科学规范结构的元规范解读》中从元规范角度重新审视默顿的科学规范结构,认为其普遍主义和无私利性因为都存在认知规范与社会规范的双重属性而与元规范的规定相矛盾。作者认为,将默顿科学规范结构修正为科学入口处的普遍主义、有条理的怀疑主义、评价中的公有性(或无私利性)和创新性,也许更为合理。 (八)技术与社会

李伯聪在《工程社会学的开拓与兴起》中指出,工程活动是现实的、直接的生产力,工程活动与工程共同体应该成为社会学研究的首要对象和基本内容。“工程共同体”是工程社会学的核心概念,应该依照“微观—中观—宏观”的分析框架研究工程社会学问题。他认为工程社会学已经从社会学的“空白区”走到了学术地图的“边缘区”,应该尽快将其推进到社会学学术地图的“中心区”。姜萍在《修辞学视野中的转基因技术争论研究——以“转基因主粮事件”为例》中,从科学修辞学视角,借鉴SSK的对称研究方法,对当前转基因的热点问题进行实证研究。作者认为,科学知识不仅仅是对科学过程的真实反映,同时还蕴涵着更深层次的利益、修辞等非理性因素;科学不仅是一项理性与证据并重的事业,还是一个竞争与协商共处的过程。而影响各方面行动者博弈的因素也不只是理性和证据,还包括论辩和修辞。代华东、李霞在《网群事件发生的技术路径及风险规避探讨——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实证分析》中,认为网络世界的群体诉求现象,是虚拟力量现实化的序幕,折射出现实生活主体的诉求本质。网络技术筛选着诉求主体的人群范围,技术文化限定着诉求主体的思维认知,技术衔接维系着政府、媒体与大众的互动。综合影响网群事件的技术因子,这条路径展示出的风险,对探究网群事件技术风险的最佳规避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九)科学技术与文化

肖峰在《人工情感:技术与人文的新融合》中介绍了当代信息技术研究的前沿领域之一的人工情感。人工情感主要是赋予机器以情感识别和表达的功能,其未来的扩展功能还可用于辅助人的情感感受和表达能力的改善和提高,甚至通过“人造情感”来弥补自然情感的不足,从而丰富人的情感世界,克服情感匮乏等人文问题。作者认为,人工情感技术拓展了技术与人文交融的新境界,成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新手段,同时也提出了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新问题。王绪琴在《格物致知论的源流及其近代转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认知理论“格物致知”进行了概念的溯源和历史的梳理。作者认为,“格物致知”早期虽然主要用于诠释道德与伦理,但经过宋明理学时期对其中所具有的理性精神的强化,开始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格物致知论在明清之际的实证化取向使其得以理论转型,到近代之后几乎完全成为西方科学技术的代称。

(十)科学史及科学思想史

袁江洋在《科学史:学科独立与学术自主》中检视了职业科学史家追求学术自主的历程,就所涉及的学科元问题以及学术纲领的重建问题陈述了自己的见解。他指出传统的学术自主概念是先天的、排他的。在日益开放的当代学术条件下,科学史家必须更新学术自主的概念,并通过深刻的历史反思、积极的史学实践探索和耐心的对话,扩展科学史的向度空间,推进综合科学史的发展,维护学科独立,追求学术自主。刘华杰在《博物学论纲》中指出:传统文化与知识的最一般特征就是“博物”;博物学展示了人类在整个大自然系统中的可持续生存智慧。博物学可以成为一种新的科学编史纲领,藉此可以重写科学通史或人类知识史。博物学知识在现代教育体系中已被严重忽视,而实际上它们应当被优先传播、传承。刘兵在《博物学科学编史纲领的意义》认为,科学史研究中对博物学的重新关注,是传统科学史研究范围的新拓展,是在一种新的多元的科学观之下的研究。博物学的科学编史纲领,体现了反辉格式的科学史观,是对科学主义观念的解毒剂,对于科学传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柯遵科的《赫胥黎与自然选择》、吴燕的《近代科学地域扩张背景下的国际经度联测——以中国境内的测量为中心》、吴丹彤的《我国近代第一所新型中医学堂兴衰原因初探》等分别讨论了科学史上的不同问题。托马斯·库恩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学家,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自1962年面世以来就引起强烈反响,掀起了一股世界性的研究热潮,其影响至今不衰。方在庆在《库恩的身份认同——纪念〈科学革命的结构〉问世50周年》中指出:《科学革命的结构》产生出来的“范式”和“范式转换”已经成为我们的日常生活用语。一方面,库恩自认在哲学上的最大贡献是“不可通约性”,但这一点遭到多方非议。另一方面,当他被认为是“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强纲领的思想先驱时,他却拒绝承认SSK的主张。库恩从登上学术舞台开始,就遭到不同程度的误解,他一直在寻找自己的身份定位。作者试图通过梳理矛盾的库恩形象,他与学生的关系以及影响他的思想形成的几大事件,从“误解”与“被误解”的角度来阐释库恩的心路历程,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库恩。

三、结语

通过对2012年《复印报刊资料·科学技术哲学》所呈现十个热点论题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当前的学术界正在继续深入地引进、学习国外科学哲学的先进成果,以求与国际接轨。毋庸置疑,科学哲学的大多数领域的国外发展领先于国内,为了能更好地研究和分析科学哲学,学界对国外科学哲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力度和深度都有所增加,这一点可以从学界对现象学科学哲学、心灵哲学与认知哲学等领域的研究中得到明证。

第二,学界对20世纪的科学哲学发展进行了反省,通过重新评价形而上学在科学研究中的地位以及对各种新形式的自然主义、相对主义的研究,以求构建科学哲学的元理论。同时,对于20世纪中叶出现的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思潮之一的后现代科学哲学研究将吸引更多人的兴趣。

第三,STS的研究将继续深入,而技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仍将是STS研究的热点。随着我国经济的稳步增长和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普通民众,人们对技术的本质及技术与社会问题的关注将更加密切。科学技术的深层本质随着社会的发展逐一展现出来,当代的哲学家们会更为关注先进的技术与人类生存之间的关系。有更多的专家和学者将对全球兴起的环保运动、生态运动以及刻不容缓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反思,未来社会中技术与人类的关系将进一步得到揭示。

第四,将科学思想史研究与科学哲学研究相结合。如所周知,西方学术界的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是相互分离与不合作的。近几年以来,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纷纷呼吁彼此之间应该进行交流、合作甚至融合,他们认为“科学思想史”可以成为两者合作的切入点。虽然目前国内同时精通科学思想史与科学哲学的人还不多见,但已有了发展的势态。不仅如此,内部思想史与外部社会史研究相结合也是目前科学思想史发展的一个趋势。我们可以看到,从社会学的角度对科学思想进行研究对探究科学思想产生的根源大有裨益。

科学技术哲学硕士毕业论文

〔摘要〕 2012年《复印报刊资料·科学技术哲学》共转载文章131篇,这些文章呈现出十个热点论题:现象学科学哲学、自然主义研究、心灵哲学与认知哲学、生物学中的哲学问题、物理学中的哲学问题、技术的本质及技术人工物、科学社会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与文化、科学史及科学思想史。这十个热点论题的研究,体现了2012年我国关于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重点内容、总体走向。

〔关键词〕 复印报刊资料,科学技术哲学,2012年,热点

〔中图分类号〕B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3)03-0029-05

一、2012年《复印报刊资料·科学技术哲学》转载文章分布情况

2012年《复印报刊资料·科学技术哲学》共转载文章131篇,文章内容总体分布如表1所示。

表1 2012年《复印报刊资料·科学技术哲学》研究领域分布表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自然哲学”文章共转载5篇,主要包括自然观和对生态问题的研究。“科学哲学”的文章涉及一般科学哲学、具体科学哲学及科学方法论等三个方面的内容,这类文章一共转载57篇,占了全年转载文章总数44%,这说明对科学哲学理论及方法的探讨仍然是目前学者研究的主要方向。认知哲学方面的文章有14篇,占具体科学哲学文章总数的,这是认知哲学作为近几年科学哲学研究热点的体现。“技术哲学”的文章共转载14篇,占全年转载文章总数的。以STS为研究内容的文章涉及科学社会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与文化等方面,这类文章共34篇,占全年转载文章总数,这表明对 STS的研究依然是当前学术研究的热点。“科学技术史”的文章则涉及对科学技术史基础理论的探讨、科学思想史和技术史等方面的问题,这类文章共转载了19篇。此外,2012年《复印报刊资料·科学技术哲学》还转载了两篇书评和两篇访谈。

二、2012年《复印报刊资料·科学技术哲学》呈现的十个热点论题

(一)现象学科学哲学

现象学科学哲学旨在以欧洲现象学—解释学传统为视角,以克服传统科学哲学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缺陷为旨归,是当前国内科学哲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吴彤的《实践的诠释与现象学》讨论了实践概念的阐释在不同领域的境况。该文认为,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区分了创制与实践,近代以来创制又归于了实践,这些都是“实践”概念不同维度的凸显。“实践”在现象学里意味着此在存在的方式,这种“实践”的阐释经历了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的变迁。“实践”尤其是“科学实践”的概念已经成为科学实践哲学的核心概念。由于现象学的海德格尔实践阐释思想的介入,科学实践哲学的实践概念更加地存在论化。反之,通过科学技术哲学对于海德格尔的实践解释学的批评,我们看到现象学的实践概念的发展空间仍然很大。作者认为,“实践”概念的本质和内核都可以借助现象学来进一步廓清。雷良的《从理解科学哲学的维度看现象学科学哲学的合法性》从语义上分析了科学哲学所包含的三个层面:作为哲学思潮的“科学性哲学”、作为广义的“哲学活动”的科学哲学以及作为哲学学科的科学哲学。该文认为,从类型上看存在着经验主义态度的科学哲学、本体论或形而上学态度的科学哲学、批判主义态度的科学哲学。作者认为,寻求科学哲学统一的规范定义是徒劳的,相反,如果运用一种工作定义,不同类型和流派的科学哲学都将纳入科学哲学的阵营中来。刘胜利在《现象空间的诞生——斯特拉顿实验的现象学解释》一文中认为,实在论的客观空间和观念论的客观空间中,都包含着绝对的确定性,因而它们都无法为斯特拉顿实验中空间经验发生分解与重构的内禀动力学机制提供解释。这种动力学机制只有通过现象空间的概念才能获得阐明。作者还认为,现象空间起源于现象身体对于世界的原初把握,象征着形式与质料的原初综合。梁美妍、李金辉在《科学仪器:由工具论、实在论到现象学的范式转换》一文中对科学仪器进行了现象学的分析,他们认为仪器不仅“干涉”了主体和客观世界,使主体和世界成为相互开放的现象,而且通过技术的解释将科学世界中的现象“转译”到生活世界中,成为人类知觉可以理解的形式。此外,殷杰和杨秀菊还在《马丁·埃杰的科学诠释学思想中》对美国当代物理学家、哲学家马丁·埃杰的具有现象学—诠释学背景的科学诠释学进行了评介。

(二)自然主义研究

科学哲学如今有两种典型的对立倾向:自然主义和理性主义。程炼在《作为元哲学的自然主义》一文中,对作为一种元哲学的自然主义进行概述和澄清。他认为,自然主义的兴起和在当代哲学中的繁荣,主要归因于传统第一哲学的某些代表性方案的不成功以及近代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以物理主义为样品,自然主义元哲学的融贯性得到捍卫,同时作者也强调,自然主义哲学的未来取决于它在一阶哲学议题上的进展。夏国军在《自然主义与理性:蒯因、普特南和哈克》一文中,梳理、比较了当代美国著名哲学家蒯因、普特南和哈克相关的核心观点。在此基础上,作者指出科学哲学中的自然主义和理性主义并非格格不入,虽然自然化认识论不再明确使用辩护、合理的理由等概念,但它没有绝对抛弃规范性;相反,它是在遵循传统认识论的某些规范的基础上,秉持逻辑主义的精神侧重描述的方式发展着哲学之未竟事业。方红庆、何纯秀在《自然主义、先验论证与怀疑主义——论斯特劳森的自然主义转向》一文中,介绍了斯特劳森的自然主义。斯特劳森认为任何企图通过论证来支持或反驳怀疑主义挑战的做法都是无根据的,因为人类的某些基本概念如物质物体、他心等概念是人类理性的自然倾向,是人类思维不可逃避的认知模式的体现。作者肯定了自然主义是一种探究真理的第三条路径,它试图约束人类理性的过分自负,从而展示真理的自然属性。但他也指出自然主义需要联合先验论证来阐明这些信念的基础地位,否则就会流于口号。高洋、洪眉在《自然化认识论和规范性:一种备受争议又错综复杂的关系》一文中,分析了对自然化认识论的各种看法。自然化认识论要解决的是贫乏的感官刺激如何能够产生出丰富的科学知识这一问题。自然化认识论的主张被其反对者说成是消除主义的、纯然描述而无规范可言的,但也有支持者为其做有规范的辩护。因此,自然化认识论和规范性之间因此存在着一种备受争议却又复杂的关系。 (三)心灵哲学与认知哲学

王晓阳在《如何解释“解释鸿沟”?——一种最小物理主义方案》中,选介了一种最小物理主义方案,他认为尽管各个物理主义者理解现象概念的途径相异,但最小物理主义方案终能获得他们的普遍认可,且对反物理主义关于完备性原则的攻击进行有效化解。李恒威在《意识的形而上学与两视一元论》中,提出了“两视一元论”的形而上学构想。这个构想的核心观念是:主体—客体统一的模式存在于任何现实实体的存在论和认识论上的。“心”和“身”作为人类描述意识现象的两个范畴,是现实实体在作为体验主体的第一人称和作为被观察的客体的第三人称视角下的分别呈现,由这两个视角所呈现的体验方面与物理方面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法尔自然的相应关系,而不是产生和被产生的关系。因此,“因果”的概念就不适合描述意识体验与脑神经活动之间的关系。魏屹东、薛平的《费泽尔认知规律及其哲学意蕴》分析了美国哲学家詹姆士·费泽尔关于认知的规律性所给出的形式化的表达式。该文认为,这些形式化的认知规律可以概括为心脑状态同一律、心灵状态因果律、心灵认知刺激反应律、心脑隐射同一律、脑认知刺激反应律和脑状态因果律。它们的内涵与不同形式反映了认知科学所蕴涵的哲学含义。符征、李建会在《丘奇兰德的神经哲学思想》中,对丘奇兰德的取消唯物主义观点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作者认为,丘奇兰德提出了神经哲学作为替代当前心灵哲学讨论的新框架,从而使“神经哲学”成为心灵哲学讨论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派别。但是它又排斥当前流行的哲学话语,在神经科学还并未取代民间心理学的今天,丘奇兰德的主张更多的是一种预测或猜想。孟伟在《德雷福斯的“无表征智能”及其挑战》一文中,基于不同角度对德雷福斯设想的批判性审视,作者认为德雷福斯的设想困难重重。比如,专家级别的熟练技能行为完全脱离表征很难确定;命题式表征的批判并不意味着消除任何形式的表征;需要一种建设性的纲领,使得现象学在认知科学研究中的积极作用得以发挥。何静在《温和的和激进的具身认知观》中分析了两种不同的具身认知观:一种是温和的具身认知观,它与传统的表征计算的基本假设相容;另一种是激进的具身认知观,它挑战了表征计算的基本假设,认为心智的表征计算观是错误的。

(四)生物学中的哲学问题

胡浩在《从Simpson悖论看群体生物学中统计解释和因果解释之争》一文中,分析了丹尼斯·沃尔什在群体生物学中将性状适合度作为一种统计学属性的相关论证。作者尝试表明,如果将性状适合度看成是一种因果属性是不融贯的,因为这将导致Simpson悖论。所以,关于种群结构变化的统计学解释要优于因果解释。董国安在《论个体性状的完全因果解释》对尼安德的“传递论证”进行了研究并指出其理论的两个不合理之处:第一,把个体性状出现的遗传学原因扩展为个体性状出现的所有原因,从而把完全因果解释理解成了对个体性状的历史解释;第二,要求对个体性状的解释包括对“原因的原因”的无休止上溯,从而把完全因果解释理解成了终极解释。他还认为,索伯尔在回应尼安德时只是强调了遗传机制与选择机制属于两种不同的因果路径,没有指出尼安德对科学解释的错误理解,这就不能完全排除选择机制对个体性状的解释作用。颜青山在《回到性状本身——基因概念的现象学分析》一文中认为,以现象学方式重建改进了的摩尔式“开放问题论证”,可以确立一种分析现象学的方法论基础。遗传观念的形成是一个不断进行“替换悬置”的现象学还原过程。第一类因果延伸法为形式遗传学杂交中的基因概念作出了现象学说明,基因即性状本身;而第二类因果延伸法则悬置了细胞及分子遗传学中基因概念的物质基础。作者认为,通过现象学说明的基因概念可以大大扩展遗传学的研究范围和适应范围。

(五)物理学中的哲学问题

李继堂、郭贵春在《物理学规范理论基础的语境分析》一文中,运用“语境论理论观”来分析规范论证。他们认为数学形式上要求的规范对称,通过规范变换很容易跟物理学原理结合起来,最终出现物理经验内容,是一种典型的数学结构跟物理结构的关系问题。同时,由于规范理论的基础性、统一性和精确性,对它进行语境分析,又有利于发展科学语境论。贺天平在《量子力学多世界解释的哲学审视》一文中认为,多世界解释理论包括相对态解释、德·维特理论、多视域解释、多心灵解释、多历史解释和多纤维理论等,是多种解释理论的集合。多世界解释的理论贡献一是超越还原论,走向整体论;二是解构二元论,回到一元论;三是消解非决定论,坚持决定论。吴国林在《波函数的实在性》中分析了量子力学的核心概念——波函数。波函数的实在性问题一直是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争论的焦点之一,作者认为波函数是实体与结构的统一体;这种实体本身又是潜在的,波函数表现的实在就是潜在的实体结构实在。

(六)技术的本质及技术人工物

陈凡、陈多闻在《文明进步中的技术使用问题》一文中认为,技术在现代社会已然成为人的存在方式,技术的本质在于使用。只有在使用中技术才能获得其意义并实现其价值,使用则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人类实践活动,具有技术的内涵,使用就是技术的显现和寓身之所。盛国荣、葛莉在《数字时代的技术认知——保罗·莱文森技术哲学思想解析》一文中,介绍了当代美国技术哲学家莱文森关于技术认知的思想。莱文森认为人在技术关系中具有至上性,他的“媒介演化”、“补救性媒介”以及“技术互动论”等理论,都蕴涵着技术体现人的思想的观念。作者认为,莱文森格的技术认识论有助于我们在数字时代把握和认识现代技术的本质。秦咏红的《可用性及其对技术人工物主客体关系的影响》一文认为,可用性表征技术人工物在客观上与主体需求相符合程度,它促进技术人工物主客体的分化与联合。可用性以设计者的意向赋予人工物潜在功能与使用者在操作中实际能发挥的功能两者间的比较为反馈,对技术人工物主客体互动关系产生影响。

(七)科学社会学

徐治立在《科学治理多元参与政策理念、原则及其模式》中认为,科学治理多元参与就是在科技决策与管理活动中实行包括政治主体、科技主体和普通公民在内多方参与的规范化活动。它的政策理念以建构性科学实在论和科技民主价值观为基础;其基本方法原则在于:确保各类公众广泛参与科学治理活动的规范化、普遍提高公众的科学研究能力和知识水平、采取逐步逼近共识的程序。徐飞、赵明在《杰出科学家的国家认可机制探索——以中国科学院院士制度与国家自然科学奖励制度关联性为例》中,以科学社会学的奖励系统理论和社会分层理论为指导,以中国科学院院士所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和国家自然科学奖数据为依据,分析中国科学家的两大国家认可形式——院士制度和国家自然科学奖励制度对我国自然科学发展的贡献,并将院士获奖群体与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得者的总体情况做比较,考察二者之间的异同和联系。研究表明,目前我国的院士制度与国家自然科学奖励制度的关联性依然不尽理想,二者之间时常出现有悖常理的冲突。作者认为,两大制度对杰出科学家的认可机制均有在彼此参照校准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完善的必要和可能。付邦红的文章《科学可以计划吗?——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英国为中心的争论》,对发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关于科学是要计划还是要自由的争论进行了历史回溯。争论的问题包括科学、计划和自由的内涵,科学发展的机制,科学家的责任,科学的社会关系等等问题。它不仅促生了科学学、科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发展,而且将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潮。作者认为,这场争论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科学观念,它使功利主义科学观从此深入人心。高芙蓉在《对默顿科学规范结构的元规范解读》中从元规范角度重新审视默顿的科学规范结构,认为其普遍主义和无私利性因为都存在认知规范与社会规范的双重属性而与元规范的规定相矛盾。作者认为,将默顿科学规范结构修正为科学入口处的普遍主义、有条理的怀疑主义、评价中的公有性(或无私利性)和创新性,也许更为合理。 (八)技术与社会

李伯聪在《工程社会学的开拓与兴起》中指出,工程活动是现实的、直接的生产力,工程活动与工程共同体应该成为社会学研究的首要对象和基本内容。“工程共同体”是工程社会学的核心概念,应该依照“微观—中观—宏观”的分析框架研究工程社会学问题。他认为工程社会学已经从社会学的“空白区”走到了学术地图的“边缘区”,应该尽快将其推进到社会学学术地图的“中心区”。姜萍在《修辞学视野中的转基因技术争论研究——以“转基因主粮事件”为例》中,从科学修辞学视角,借鉴SSK的对称研究方法,对当前转基因的热点问题进行实证研究。作者认为,科学知识不仅仅是对科学过程的真实反映,同时还蕴涵着更深层次的利益、修辞等非理性因素;科学不仅是一项理性与证据并重的事业,还是一个竞争与协商共处的过程。而影响各方面行动者博弈的因素也不只是理性和证据,还包括论辩和修辞。代华东、李霞在《网群事件发生的技术路径及风险规避探讨——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实证分析》中,认为网络世界的群体诉求现象,是虚拟力量现实化的序幕,折射出现实生活主体的诉求本质。网络技术筛选着诉求主体的人群范围,技术文化限定着诉求主体的思维认知,技术衔接维系着政府、媒体与大众的互动。综合影响网群事件的技术因子,这条路径展示出的风险,对探究网群事件技术风险的最佳规避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九)科学技术与文化

肖峰在《人工情感:技术与人文的新融合》中介绍了当代信息技术研究的前沿领域之一的人工情感。人工情感主要是赋予机器以情感识别和表达的功能,其未来的扩展功能还可用于辅助人的情感感受和表达能力的改善和提高,甚至通过“人造情感”来弥补自然情感的不足,从而丰富人的情感世界,克服情感匮乏等人文问题。作者认为,人工情感技术拓展了技术与人文交融的新境界,成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新手段,同时也提出了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新问题。王绪琴在《格物致知论的源流及其近代转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认知理论“格物致知”进行了概念的溯源和历史的梳理。作者认为,“格物致知”早期虽然主要用于诠释道德与伦理,但经过宋明理学时期对其中所具有的理性精神的强化,开始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格物致知论在明清之际的实证化取向使其得以理论转型,到近代之后几乎完全成为西方科学技术的代称。

(十)科学史及科学思想史

袁江洋在《科学史:学科独立与学术自主》中检视了职业科学史家追求学术自主的历程,就所涉及的学科元问题以及学术纲领的重建问题陈述了自己的见解。他指出传统的学术自主概念是先天的、排他的。在日益开放的当代学术条件下,科学史家必须更新学术自主的概念,并通过深刻的历史反思、积极的史学实践探索和耐心的对话,扩展科学史的向度空间,推进综合科学史的发展,维护学科独立,追求学术自主。刘华杰在《博物学论纲》中指出:传统文化与知识的最一般特征就是“博物”;博物学展示了人类在整个大自然系统中的可持续生存智慧。博物学可以成为一种新的科学编史纲领,藉此可以重写科学通史或人类知识史。博物学知识在现代教育体系中已被严重忽视,而实际上它们应当被优先传播、传承。刘兵在《博物学科学编史纲领的意义》认为,科学史研究中对博物学的重新关注,是传统科学史研究范围的新拓展,是在一种新的多元的科学观之下的研究。博物学的科学编史纲领,体现了反辉格式的科学史观,是对科学主义观念的解毒剂,对于科学传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柯遵科的《赫胥黎与自然选择》、吴燕的《近代科学地域扩张背景下的国际经度联测——以中国境内的测量为中心》、吴丹彤的《我国近代第一所新型中医学堂兴衰原因初探》等分别讨论了科学史上的不同问题。托马斯·库恩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学家,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自1962年面世以来就引起强烈反响,掀起了一股世界性的研究热潮,其影响至今不衰。方在庆在《库恩的身份认同——纪念〈科学革命的结构〉问世50周年》中指出:《科学革命的结构》产生出来的“范式”和“范式转换”已经成为我们的日常生活用语。一方面,库恩自认在哲学上的最大贡献是“不可通约性”,但这一点遭到多方非议。另一方面,当他被认为是“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强纲领的思想先驱时,他却拒绝承认SSK的主张。库恩从登上学术舞台开始,就遭到不同程度的误解,他一直在寻找自己的身份定位。作者试图通过梳理矛盾的库恩形象,他与学生的关系以及影响他的思想形成的几大事件,从“误解”与“被误解”的角度来阐释库恩的心路历程,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库恩。

三、结语

通过对2012年《复印报刊资料·科学技术哲学》所呈现十个热点论题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当前的学术界正在继续深入地引进、学习国外科学哲学的先进成果,以求与国际接轨。毋庸置疑,科学哲学的大多数领域的国外发展领先于国内,为了能更好地研究和分析科学哲学,学界对国外科学哲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力度和深度都有所增加,这一点可以从学界对现象学科学哲学、心灵哲学与认知哲学等领域的研究中得到明证。

第二,学界对20世纪的科学哲学发展进行了反省,通过重新评价形而上学在科学研究中的地位以及对各种新形式的自然主义、相对主义的研究,以求构建科学哲学的元理论。同时,对于20世纪中叶出现的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思潮之一的后现代科学哲学研究将吸引更多人的兴趣。

第三,STS的研究将继续深入,而技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仍将是STS研究的热点。随着我国经济的稳步增长和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普通民众,人们对技术的本质及技术与社会问题的关注将更加密切。科学技术的深层本质随着社会的发展逐一展现出来,当代的哲学家们会更为关注先进的技术与人类生存之间的关系。有更多的专家和学者将对全球兴起的环保运动、生态运动以及刻不容缓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反思,未来社会中技术与人类的关系将进一步得到揭示。

第四,将科学思想史研究与科学哲学研究相结合。如所周知,西方学术界的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是相互分离与不合作的。近几年以来,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纷纷呼吁彼此之间应该进行交流、合作甚至融合,他们认为“科学思想史”可以成为两者合作的切入点。虽然目前国内同时精通科学思想史与科学哲学的人还不多见,但已有了发展的势态。不仅如此,内部思想史与外部社会史研究相结合也是目前科学思想史发展的一个趋势。我们可以看到,从社会学的角度对科学思想进行研究对探究科学思想产生的根源大有裨益。

你好:这个问题答案很基本,具有一定的通用性和可移植性。由于你说的论文属于文科论文的范畴,这个有一定的特殊性和普遍性。为此,作为论文肯定有理论部分和实践部分两大块,这样你重点关注哲学与社会热点的结合部分,也就是先找到社会热点和大家关注的实例,再据称反向分析它若涵盖或者相关的哲学理论,这样理论和实践都具备了,就可以称为是一种论文了,只是水平高低的问题了。

拯救哲学

摘要:哲学原本是指导具体科学的,但因历史发展的原因,使得当今的哲学严重滞后。具体科学在没有哲学的制约下,像脱缰的野马一样肆意地发展。它不仅肢解了哲学还抢占了哲学的位置,逼得哲学无路可走,使之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不仅如此,具体科学的肆意发展还造成了地球生态失衡、环境污染、资源能源匮乏、自然灾害频发、人为的争夺战此起彼伏等凶险恶劣局面。为了改变现状,必须先拯救哲学。只有哲学得到拯救和振兴,具体科学才会规范有序地发展,恶劣的环境才会得到遏制,人类才能持续发展。反之,人类将走向衰败和灭亡。

关键词:哲学 具体科学 环境污染 拯救哲学 哲学创新

现今,很多哲学人士不明白哲学的含义,也不知道哲学应该如何发展,怎样发展,只能是偏解和糊弄。有的教授说,哲学研究的是超越了我们经验的东西,一些纯粹的东西。比如,研究纯粹的“红”,这就是哲学的工作。这种观点是分解了具体的实物和抽象的概念后产生的。还有教授说,我们只能解读伟人的哲学理论,不能创新。只解读不创新哲学能得到发展吗?更叫人不可理解的是一些教授竟然说,我们无法回答什么是哲学,哲学无法定义。既然不明白哲学的概念,不清楚哲学研究的是什么,如何教授学生哲学?如何研究和创新哲学?这种混乱的局面说明哲学在当今的处境很尴尬,很弱势。为了拯救哲学,就让我们务必弄清楚哲学的定义、研究对象、作用及其创新和发展。

一 哲学在当代的困境

现今,哲学被人们称为是无用的“糊涂学”。认为它什么都解释不清,什么都做不了,是无用的。因为哲学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不能创造任何财富。那些晦涩、抽象难懂的概念只能使人头痛,不能给人带来任何帮助和经济利益,所以哲学应该被具体科学替代或淘汰。

具体科学则正好相反,它“如日中天”的发展着。不仅抢占了哲学的位子,还把哲学撕成碎片,溶进每门学科中,使得每门具体科学后面都可以挂上哲学两个字,像物理哲学、化学哲学、数学哲学、生物哲学、分析哲学、系统哲学、科学技术哲学、语言哲学……这些学科把哲学分吃殆尽后,哲学就只剩下一具空壳。这些现象表面看起来哲学似乎无处不在,任何具体科学中都有哲学的影子,好像是哲学渗透和覆盖了所有的具体科学,在所有具体科学中发挥着巨大的不可缺的指导作用。实则不然,这种发展情形等于把哲学撕成碎片撒到具体科学中,成为调剂和美化具体科学的调料和脂粉,使哲学成为具体科学的附庸,使哲学彻底失去自我,迷失自己的发展方向,无力创新和发展,无法解释清楚很多社会发展急待解决的问题,使之处于现今的“无用”尴尬状态,成为被人冷落的“糊涂学”。

其实,哲学应该研究的是宇宙的整体本质和规律,要回答的是本原问题。具体科学应该研究的是宇宙具体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要回答的是具体事物生灭的问题。但现在的情形是,具体科学研究和解释哲学的本原问题(比如大爆炸学说),哲学研究和说明具体科学的特性问题,哲学和具体科学调换了研究对象。在这里,具体科学抢了哲学的道,跑在社会发展的最前端,支配和左右着哲学的发展。哲学被具体科学压制的无路可走,只能是委屈自己,研究点具体科学的残羹剩饭。

很多哲学研究者在这样的情形下很迷茫,竟不知道什么是哲学,也不明白哲学研究的是什么。要么研究东西方哲学比较,要么研究东西方哲学的融合,要么把中国传统的思想同哲学结合着研究,要么跟着西方的某些思潮混混,要么始终坚持唯物主义,把唯物主义搞的再丰润一些,然后穿上一件新潮的衣服粉饰一下,要么拼命在具体科学里寻找哲学能够栖身的一席之地,卑微地想着与具体科学合作祈求发展,但这也只是蹭饭吃,遭白眼,找不到真正属于哲学的位置。基于这种状况,一些外国哲学家竟然说,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不过,在全球哲学都处于弱势的情况下,西方的哲学光景也不是太好,他们要么把先哲们的观点翻新一下,要么流行一些哲学思潮,要么也把哲学溶入具体科学中来研究。总之,西方的哲学也没有实质性的创新和发展。既然哲学得不到创新,就不能求得发展,不能发展就会被具体科学压制和替代,形成一边倒的弱势状态。哲学的弱势必然造成具体科学的疯狂和强势,具体科学的强势又从某种程度上形成对哲学的挤兑,这样的情形使得哲学既尴尬又无奈,形同虚设。

哲学滞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控的具体科学的肆意发展把地球环境搞的一塌糊涂。人类面临的是生态失衡、环境污染、资源能源匮乏、自然灾害频发,信仰迷失、人为的争夺战此起彼伏……的凶险恶劣局面。如果这种局面继续发展下去得不到控制,最后的结果必然是人类整体的衰败和灭亡。这种情形要求,哲学必须要发展,而且要正确揭示宇宙的真实面目,以用来遏制具体科学的疯狂和肆意妄为。只有这样,环境才能得到治理,人类才可能持续发展。

二 哲学滞后的原因

哲学滞后首先是自身发展的原因造成的。我们知道,宇宙只有一个,正确的宇宙发展规律也只有一个。但由于人类发展的局限性,使人不能一下就能正确认识宇宙的全貌,只能是“盲人摸象”般的众口不一的认识宇宙。这样就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众宇宙观平起共存的混乱繁杂的发展局面。每一种宇宙观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别人是错误的,但由于自身所存在的局限性,又都不能全面正确地解释宇宙的真实面目,以彻底否定对方,这就形成了唯物观和唯心观、认识论和本体论、形而上学和辩证法、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等宇宙观的对立和抗衡。众宇宙观的这种绝对对立和莫衷一是就造成了哲学无法发展下去的境地。又因为现今具体科学的迅猛发展,和具体科学的实用性,更是把哲学逼到了死胡同。具体科学以他强大迅猛的发展态势,几乎覆盖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得哲学失去了用武之地,致使人们觉得哲学已死,哲学无用,哲学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哲学不能创造任何财富……

其次,哲学的滞后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哲学所具有的政治属性。由于各国的国情不一样,宗教信仰不一样,发展速度不一样,使得哲学在很多方面不同程度地受阻。在中国,哲学与政治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出于对政治的堤防,哲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会受到阻碍。那些发达国家虽然不像中国这样,但他们为了争霸和扩张,都大力发展高科技和军事武器,很少把精力用到发展哲学上,这从某种程度上也阻碍了哲学的发展。

除去以上原因,哲学自身众多抽象的概念和以往哲学家晦涩难懂的语言,以及哲学高智慧的特性等,也从某种意义上阻碍了哲学的发展。如果哲学简单易学一点,如果哲学语言通俗一点,恐怕也会对哲学的发展有益处。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哲学的普遍性属性和规律给人的混乱感觉。因为哲学是人们对宇宙整体把握和认识的知识,是关于整个宇宙的普遍本质和规律的学问,是对宇宙万物共性属性和规律的概括和总结。表面看起来好像哲学无处不在,但落实到具体层面上又不能准确把握和界定。这就使一些人认为,哲学无法定义。还因为人们对有限和无限、概念和实物等矛盾的分解,也使很多人无法看清哲学的真实面目。这都不同程度地阻碍了哲学的发展,导致了哲学的滞后。

三 哲学和具体科学的定义及关系

什么是哲学?哲学的概念是什么?很多人对这个问题很迷惑,包括罗素和黑格尔这样的哲学大家都感到什么是哲学难以回答,难以定义。这真让人不可理解,这真是对哲学家的讽刺!如果说对哲学是什么都搞不明白,弄不清楚,很难想像他们能正确地研究哲学,正确地研究宇宙的规律性,正确地回答宇宙的很多疑难问题。

要想正确地定义哲学,就得明白哲学是研究什么的。我们知道,人类生存在宇宙间,想要看清楚宇宙的真实面目,想要弄明白宇宙是怎么来的,它的边际和中心在哪里,它有没有始终,人类与宇宙的关系是什么,人类是怎样产生的,宇宙中有没有外星人,人类能否认识宇宙的全貌,宇宙是谁创造的?宇宙之外有没有“上帝”和“神灵”?……人们对宇宙的这么多问题的研究就形成了人类的科学知识。人类的科学知识包括哲学和各门具体科学。哲学是人们对宇宙整体的把握和认识,是对宇宙万物的共性属性和规律的概括和总结,它研究的是整个宇宙产生——发展——灭亡更替的规律性,想要回答的是宇宙的本原问题。即是说,哲学是关于整个宇宙的普遍本质及其规律的学问,它不是关于宇宙具体事物的特殊本质及其规律的学问。各门具体科学是人们对宇宙具体事物的把握和认识,是对具体事物的属性和规律的概括和总结,它研究的是宇宙具体事物生灭更替的规律性。就是说,具体科学是关于宇宙具体事物的特殊本质及其规律的学问,而不是关于宇宙整体的普遍本质及其规律的学问。具体科学无法把握和全面正确地回答宇宙整体的规律性,更是无能为力解释清楚宇宙的本原问题。如果认为只有具体科学才是获得真理的最好方法,只有具体科学才能最终解释宇宙的本原,只有具体科学才能找到宇宙的开端,只有具体科学才能正确引导人类走向未来……这些都是极其谬误的观点。因为各门具体科学都存在着自身无法逾越的障碍和不能超出的局限,这些局限性限制了具体科学的发展,使得它们只能在自己的范围内有所创造和发挥作用。这就说明,具体科学无论怎样迅猛火热地发展,无论怎样具有实用性,它也不能替代哲学和包揽哲学,去完成哲学所能完成的任务,去发挥哲学所能发挥的作用。

以上看出,哲学和具体科学各自都有自己的定义和研究对象,也都有自己的任务和作用。哲学不能替代具体科学,具体科学也不能替代哲学。哲学具有理论指导性,具体科学具有实用性,两者既有差异又有统一,且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发展,两者的统一构成人类整体的科学知识。

通常,具体科学必须以哲学为指导,通过一定的哲学观来研究宇宙具体事物的特殊本质及其规律。而哲学也需要从各门具体科学中概括宇宙的普遍本质及其规律,以高瞻的姿态来指导具体科学的发展。哲学不能脱离具体科学,具体科学也必须以哲学为指导,两者是相互作用共同发展的,两者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但如今,具体科学则处于主导地位,左右着哲学的发展,使哲学处于尴尬淘汰的局面。这种情形非常危险,需要人们高度警惕和反思。

四 哲学的作用和解释宇宙的方法

很多人认为,具体科学可以用具体的公式、定义、公理和算式等来证明、计算、验证和解释宇宙万物的规律性,因此,只有具体科学才能正确解释宇宙。哲学全是抽象的概念,它无法用某种具体的手段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和理论,更无法确切地说明和解释宇宙,只有具体科学才能正确科学地解释宇宙。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因为哲学解释宇宙的方法与具体科学解释宇宙的方法不同,哲学需要从所有具体科学中概括总结宇宙的普遍本质和规律,再把这些普遍本质和规律高度概括成一些抽象的概念,然后,再用这些概念说明和解释宇宙存在的始因及生灭的规律,还有万物存在的始因、生灭规律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等。由于抽象的哲学概念很难使人一下明白其中的道理,还由于混乱繁杂的宇宙观所导致的人们的错乱认识,都使人们无法正确认识宇宙,也造成一些人的哲学无法证明和解释宇宙,哲学是无用的观点。

其实。哲学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属性,哲学既可以教人们如何认识宇宙,也可以引导人们正确地进行具体科学的研究。比如,哲学如果把宇宙是一个矛盾体,宇宙的始终是统一在一起的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告诉科学家,科学家在进行具体科学研究时就不会徒劳地寻找宇宙的开端。像物理学家为了证明宇宙起始于一个致密炽热的奇点的大爆炸,曾经进行了很多次的科学研究和实验,这些研究和实验既浪费人力也浪费物力,到最后还是无法正确说明宇宙的起始原因。这说明如果没有正确的哲学理论的指导,具体科学会走很多弯路。

当然,正确的宇宙观会正确地引导具体科学的发展,谬误的宇宙观也会错误地引导具体科学的发展。就像现在的一元论的宇宙观,这种观点认为,矛盾的一个方面可以独自派生另一个方面,单纯的物质或意识就能独自派生意识、精神或物质。在这样的宇宙观的引导下,一些科学家认为整个世界是一个纯正物质世界,这个正物质世界一定是由它的对立面(反物质)派生出来的,所以,如果找到了反物质也就找到宇宙产生的终极原因了。我国的物理学家就花大力气和高额的科研经费,组织很多人甚至与外国科学家联合研究,进行多次的科学实验,力求寻找到宇宙中的反物质,使之解答宇宙的生成原因。这其实也是徒劳的,因为宇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宇宙万物的存在原本都有正反的两种统一存在形式,

宇宙根本不是一个纯正物质世界,它是正物质和反物质统一起来的矛盾世界,而不是说单纯的反物质可以独自派生正物质世界,就像单纯的一个男人不能独自派生出一个女人一样。如果科学家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就不会徒劳地进行这方面的科学研究了。这说明,正确的哲学观点对人类的发展和人类的科学研究起着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谬误的宇宙观会错误地引导具体科学的研究和发展。这种情形要求哲学必须正确地认识宇宙,正确地解释宇宙,正确地创新和发展,然后,正确地引导具体科学的发展。

五 哲学的创新和发展

综观当今的社会环境和地球自然环境的状况,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受到了严重威胁。很多现实的社会问题急待解决,但具体科学因为自身的局限性使它不能一手遮天的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这就使哲学的作用凸显出来。为了充分发挥哲学的作用,哲学的创新和发展就势在必行,是当务之急。

为了拯救哲学使哲学得到创新和发展,更是为了人类可持续发展,哲学和具体科学必须各就各位。具体科学不能再肆无忌惮地欺辱哲学了,哲学应该回到它原来的位置上,恢复自己应有的指导职责,让自己正确的观点渗透到各门具体科学中,用强有力的先进的思想来指导和制约具体科学的发展。具体科学也要回到它自己的位置上,在哲学的指导下,收敛自己的行为,有计划地科学规范地发展。

那么,怎样拯救哲学呢?要想拯救哲学,必须创新哲学,哲学得到创新才能得到拯救。对于哲学的创新和发展很多人感到迷茫,不知道如何创新。有人认为,哲学与具体科学结合起来研究就是哲学的创新和发展。这种观点是非常谬误的。因为,哲学和具体科学结合起来就会形成哲学的具体科学化,这样的话,哲学就会失去自我,失去存在的意义。

其实要发展哲学首先要解决哲学自身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要明确什么是哲学,哲学研究的是什么,只有明确了这些问题,才能很好地发展哲学。当然,要解决哲学自身的问题,还要正确地回答宇宙的本原和终结问题、中心和边际问题等,还要搞清宇宙的属性和发展规律,更要把物质和意识两个绝对对立的概念统一起来,不要在认识论和本体论、形而上学和辩证法、存在主义和思辨哲学、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有神论和物活论……之间徘徊和纠缠,因为这些对立的观点会混乱人们的思想,误导人们的认识。就是说,物质和意识的对立不是小问题,人们千万不要小视了物质和意识的绝对对立,就是因为两者的长期对立才形成了诸多谬误的不全面的宇宙观,才造成了当今哲学发展的困境,才产生了有限的人类无法认识无限的宇宙的“难题”,和抽象的苹果无法食用的困难,以及普遍的哲学概念无法界定的尴尬局面。这说明,物质和意识的确切概念及其正确的关系对哲学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物质和意识原本是一对矛盾,是宇宙的两个基本组成方面,两者始终共存于一个宇宙矛盾体中。物质是宇宙的组成元素,意识是宇宙的组成规定,两者的关系是一个问题两个方面的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而不是派生关系。但通常人们总是把人类的思维认为是纯意识,具体的实物认为是纯物质,这就从根本上分解了物质和意识这样一对最基本的概念,也彻底把一个宇宙分成了自然和超自然的两个世界,致使人们无法正确认识宇宙。这里看出,要发展哲学,就要正确而全面地揭示宇宙存在的真实面目,正确回答人们无法解答的宇宙“难题”,建立一套科学正确的反映宇宙生灭规律的哲学体系,给人们一个认识宇宙,拯救环境,拯救自我和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世界观、方法论、思想武器和科学工具。

宇宙原本是一个矛盾体,这个矛盾体的基本载体是物质和意识的统一体,简称物意体,物意体承载了宇宙间所有的矛盾属性,是各种矛盾的统一体。这个矛盾统一体在对立统一的矛盾作用中,时刻都处在新和旧、始和终、产生和消亡、运动和静止、有限和无限……的矛盾更替中,没有哪一瞬间是绝对单纯的新世界运动的开始,也没有哪一瞬间是绝对单纯的旧世界静止的终结,整个宇宙就是在这种矛盾更替中永恒地发展着的。

从整个矛盾着的宇宙来看,物意体是宇宙的基本载体,矛盾性是宇宙的根本属性,辩证法是宇宙的存在法则,整个宇宙就是一个对立统一的矛盾体。只是因为人类发展的局限性,才分解了它所有的矛盾,致使一个宇宙整体人为的分成了两个(一个客观自然的物质世界,一个主观超自然的意识、精神世界),人们陷在两个世界之间始终无法认识宇宙的真实面目,也人为地给自己制造很多无法解答的宇宙“难题”。像宇宙的始终问题,中心和边际问题,物质和意识的统一难问题等等,这些所谓的“难题”其实很简单,只要人们真正认识宇宙是个矛盾体这个最简单的事实,这些问题就不解而自答。

为了说明这些“难题”很简单,我解答两个题就能说明问题。1、有限的人为什么无法认识无限的宇宙?2、具体的人为什么无法吃到抽象的苹果?我们知道,有限和无限是一对矛盾,两者始终共存于一个宇宙矛盾体中,两者的关系是一个问题两个方面的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而不是派生关系。无数个有限组成了无限,无限是有限的集合体,有限是无限的组成和发展瞬间。没有有限就没有无限,没有无限同样没有有限,两者不能分解开独自存在,也不能分解开独立来看。而宇宙(人类是宇宙的一部分)的存在就是有限和无限的矛盾统一存在形式。如果把有限和无限分解开,宇宙不能存在,人类也不能存在。但通常,人们总是把无限和有限分开来看,把人视为单纯的有限,把宇宙视为单纯的无限,让有限的人去认识无限的宇宙,这就出现了有限的人类无法认识无限的宇宙的难题,这个命题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因为,宇宙不是单纯绝对的无限,它是无限和有限相统一的矛盾体,人在其中“花开花落”生灭不止,也不是绝对单纯的有限。所以,只要人们正确认识无限和有限的矛盾性,正确认识宇宙这个矛盾体的矛盾存在规律也就认识了宇宙。之所以会出现有限的人无法认识无限的宇宙的“难题”,那是因为人们分解了有限和无限这样一对矛盾。

同样的道理,抽象和具体也是一对矛盾,两者也始终共存于一个宇宙矛盾体中,两者的关系也是一个问题两个方面的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两个矛盾方面也是无法分解开独立来看的。就是说,宇宙间的任何事物都是抽象和具体的统一体,都包含了实物和概念两方面的东西。当我们在吃实物苹果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在吃概念苹果;当我们在乘实物火车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在乘概念火车。就是说,事物的规定和组成元素是统一在一起的,概念和实物也是统一在一起的,概念不是脱离实物独立存在的,它是隐藏在具体实物中的。如不然,人就不能用思维把实物中的概念抽出来形成知识而认识事物的规律了。所以,如果把具体的实物组成和抽象的概念规定分解开,形成单纯具体的人和单纯抽象的概念,那我们就吃不到苹果,乘不上火车了。可以这么说,宇宙中所有的矛盾都是一个问题两个方面的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而不是派生关系,且都不能分解开独立看待。如果分解了它们,人们永远无法认识宇宙的真实面目,永远无法找到宇宙的开端和末端,永远不知道人类生存的意义,永远在自然界和超自然界之间徘徊,永远无法正确界定哲学的概念……

其次,要发展哲学还要摆脱旧哲学的牵绊和脱离政治的束缚。在哲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不同时代都会产生不同时代的哲学知识。这些哲学知识的存在一方面是新时代哲学知识产生的基础,一方面也是新时代哲学知识发展的绊脚石。就像现时代,哲学的创新总是走不出旧哲学的圈子,总是受着旧哲学极深刻的影响和制约。如果不能摆脱旧哲学的牵绊,哲学的创新肯定是艰难的。另外,哲学由于自身所具有的指导性,总是被阶级所占有,被党派所利用,被国家所推崇。当哲学具有了政治色彩,拥有了权威性,哲学的发展和创新就注定受政治的束缚和左右。如果新哲学的出现与原有哲学相冲突或不一致,那么,就会被认为是反叛的思想而受压制。这说明,哲学的创新和发展如果不能脱离政治的束缚,也是很难得到发展的。

除去以上的限制和束缚,哲学的发展还要挣脱社会环境的限制才能得到创新和发展。这种限制是指某一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同样有限的知识和见解的限制,以及该社会发展阶段的现状对哲学的需求度。就是说,一个社会发展阶段必定产生相对应的科学知识和哲学知识,在这个社会发展阶段有限的知识和见解的限制下,科学的发展和哲学的发展都会受到相应的制约。比如,古时候,人们对宇宙的认识就局限在很浅很简单的层面上,因此,那时候哲学的发展也就只有一些朴素的宇宙观。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人们对宇宙的认识也逐步深入,这种环境下就出现了很多理论性和逻辑性很强的宇宙观,哲学在其中就得到了很大发展。现时代,具体科学迅猛发展,人们的生活日益丰富,这时候,社会的方方面面对哲学的需求度不大,这必然阻碍哲学的发展。但由于具体科学的肆意发展又导致了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人们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这时候,社会发展现状对哲学的需求度就非常大。因为人们信仰的缺失,道德的沦丧,环境的污染等等,都需要正确的哲学知识来引导和整治,这就要求哲学一定要发展,要创新,要正确解释宇宙和人类的关系,正确揭示宇宙存在和发展的规律性,以用来正确指导具体科学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达到治理环境、拯救人类的目的。在这里,创新哲学就是拯救哲学,拯救哲学就是拯救人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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