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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船悠悠 情爱涓涓——浅析《边城》中的人性美中篇小说《边城》自问世以来，就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赞者认为这是“一颗千古不磨的珠玉”“田园诗的杰作”；贬者说它是“掏空了人物的阶级属性”“有意无意地回避尖锐的社会矛盾”；还有人认为文坛“总有一天会对沈从文作出公正的评价：把沈从文、福楼拜、斯特恩、普罗斯特看成成就相等的作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倘若我们抛开社会政治经济的因素，从文学本身的自然魅力（即伦理道德）来审视沈从文的作品，就能明白人们盛赞沈氏的根由了。他的作品“以其独到的思想认识和艺术表现方式，绘制了一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社会生活的恢宏画卷”。作品中那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促使作者以特异的湘西边陲，作为构筑善与美的“神庙”的地基。人性，作为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在沈从文笔下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因为在沈从文看来：“一部伟大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故表现人性便是他创作的中心。沈从文神往于不受“近代文明”玷污更不受其拘牵的原始古朴的人性，他创作时往往去除现实生活中严酷的政治经济关系，而在古老的生活节奏与情调中塑造一系列不带社会阶级烙印的自然化的人，讴歌一种自在、自得的人生，追求一种“优美、健康”的生活。故而，他的作品游离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在文学的大道上另辟蹊径，以抒写自然的人性为题材，从而寄托作者对社会、人生的反思。在他众多的作品中，中篇小说《边城》就是这类内容的代表。小说《边城》以撑渡老人的外孙女翠翠与船总的儿子天保、傩送的爱情为线索，表达了作者内心的追求以及与这追求相呼应的田园牧歌情调。这种情调若和当时由卑鄙的人渣组成的动荡社会相对比，简直就是一块脱离尘寰的“世外桃源”。在这块世外桃源中生活的人们充满了原始的内在的“爱”。正因为这“爱”才使得湘西小城、酉水岸边茶峒里的“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得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小说《边城》正是通过抒写青年男女之间的情爱、祖孙之间的亲爱、邻里之间的互爱来表现人性之美的。主人公翠翠是一个迷人的形象，是全书之魂。她是人之子，更是大自然的女儿。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湘西的清风、丽日给了她一个壮健的躯体；茶峒的青山、绿水给了她一双碧玉般清澈透明的眸子；碧溪岨的竹篁、白塔又给了她一颗绝不世故的赤心；酉水、小船载满了她那少女的悠悠岁月。祖孙俩在这古老而又清澈的溪水边、小船上、白塔下相依为命。一不贪财，二不羡贵，三不嫌贫，四不偷懒，愿守清贫，甘于助人，体现了中国劳动人民的传统美德——勤劳、善良、淡泊。幼小的翠翠正是在这种祥和而又古朴的小屋里，从爷爷那里继承了自己应该继承的东西，弘扬了本该弘扬的内容。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性格也便有了微妙的变化：少了一点乖巧，多了一些沉思；少了一些欢笑，多了一份羞涩。由少时争着坐渡船夫渡新娘子的花轿，学小羊、小牛叫，摘一把野花缚在头上，装扮新娘子到站在小山头听那迷人的鼓声，想那迷人的夜晚，到后来便有了青春期少女们同有的心事。面对着那突如其来的分不清、道不明的心绪，年青、稚嫩的翠翠不知道是应该快乐，还是应该忧愁。为此她便常常坐在山头上，站在渡船上沉静地慢慢地咀嚼着人生的酸涩苦甜，吞咽着自己为自己酿造的人生苦酒。后来，翠翠路遇了刚刚在划船比赛中中了头奖的傩送，两颗年轻的心灵撞击在一起，那种朦胧的爱意便在翠翠心中萌发。从此她觉得自己感情上有了一种新的需要，但又不好意思说出来。当别人“无意中提到什么时”，她会脸红，在内心深处却又在盼望着听到与之有关的内容，等到这种盼望日久天长在心中扎下根之后，她那少女的纯情便自然而然地流露了出来。两年后端午节前夕她又见到了傩送，情不自禁地对爷爷说：“那个人很好。”以至在看划船时无意间听到别人议论傩送婚事时，一向沉稳的翠翠心中也便乱作一团，甚至傩送和她说话也忘了应答。后来，傩送在月下为翠翠唱歌，酣梦中的翠翠竟被傩送的情歌所吸引，灵魂也浮了起来。可惜的是她却不知道这月下唱歌的年轻后生就是自己爱着的傩送。不久，天保为爱离家出走落水而死，傩送寻兄归来过溪时，又得不到翠翠的一点暗示，便赌气远走他乡。老船夫也溘然长逝。翠翠忍受着亲人离去之痛、爱人负气出走之苦，仍决定留在渡船上翘首期盼心上人的归来。��翠翠与傩送这对深深爱着对方的年轻人既没有山盟海誓的豪言壮语，也没有离经叛道的骇世之举，更没有充满铜臭味的裙带交易，有的只是原始乡村孕育下的超乎自然的朴素纯情，有的只是“遵从古礼”的淳厚人性，有的只是含蕴的东方的传统美德。作者着重表现了他们行为的高尚和灵魂的美。在作者的笔下，翠翠是个天真无邪的山区女孩，她聪明、美丽、乖巧、纯朴、善良。傩送是个童稚无欺的乡下小伙，他勇敢、英俊、豪爽、热情、勤劳。在这人杰地灵的偏僻之地，两颗年青的心靠拢了，他们按照自己的标准同时选择了对方。一切显得那么自然，而在这自然之中却显示了“人性”在这块尚不开化的山村的永久魅力。作者正是通过这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反映了人性美。��作品展现人性美的第二个方面是通过老船夫对女儿、对孙女的挚爱来体现的。��老船夫是作者在小说中尽力刻画的另一个人物。在作者的笔下，他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杰出代表。他善良、勤劳、朴实、憨厚、忠于职守、克尽本分。“五十年来不知把船来去渡了若干人”“年纪虽大，但天不许他休息，他仿佛便不能够同这一分生活离开”。他生活虽然清贫，但却从不贪心；乐善好施，却从不索取，“凡事求个心安理得”。终生为别人服务，却不图别人的一丝报答。对于自己的女儿和外孙女，他痛爱有加，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给了她们。十七年前，当他的独生女背着自己与驻防的一名绿营兵恋爱，有了小孩子后，他“却不加上一个有分量的字眼儿，只作为并不听到过这事情一样，仍然把日子很平静地过下去”。后来，士兵死于暴病，女儿为之殉情，他又毫不犹豫地负起了抚养外孙女的责任。随着岁月的流逝，转眼间，外孙女已出落成了一个如她母亲一样美丽的少女。从此，在老船夫的心里又多了一层心事：为翠翠找一个如意郎君。为此他不辞辛苦，竭尽全力周旋于翠翠、天保、傩送、船总顺顺和杨马兵之间。无意中为孙女的婚事设置了一些障碍，导致了一系列的误会，最终酿成了傩送与翠翠的爱情悲剧。他带着万般的无奈和无限的愧疚悄悄地离开了人世。老船夫慈祥、敦厚、善良、凡事但求心安理得的良好品德仿佛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化身；他对女儿、外孙女无私的爱仿佛就是我们炎黄子孙祖祖辈辈、生生息息得以繁衍的血缘纽带。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那原始而又古老纯朴的人性之美。��小说正是通过老船夫这个典型人物的描述展现亲子之爱的人情美。��《边城》中的人性美还表现在邻里之间的互爱中。船总顺顺便是这一类的总代表。他“大方洒脱”“欢喜交朋结友，慷慨又能济人之急”。对“因船只失事破产的船家，过路退伍兵士、游学文人墨客”，“凡到了这个地方闻名求助的，莫不尽力帮助”。在他的身上少了都市人的自私和狭隘，少了商人聚敛钱财的贪婪与世故，少了奸侫小人的阴险奸诈；多了一副两里人的宽阔豪爽的胸怀，多了一颗仗义疏财的仁义之心，多了一种乡民的光明磊落和正道直行的品德。正是这种美德影响着乡邻，从而在这块不显山不露水的偏僻小地保留了一份大都市里想都不曾想到的民俗淳风，而且这种“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的淳朴民情在这古老的大地上哺育着一代又一代，演义着一个又一个传奇式的田园牧歌故事。面对着风雨中丧亲失业、无依无靠的翠翠，他尽释前嫌，忙前忙后。就连城中杨马兵也赶来帮忙，并重新担负起了老船夫的重任，照看那失去了一切的孤雏——翠翠。这就是湘西的风土人情，这就是茶峒人的善良。这份浓浓的人情、这份厚厚的美德足可令城市中那些自以为知书达礼、寡心静欲者为之汗颜。在这里没有什么地位的尊卑之别，有的只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在这里没有勾心斗角、强取豪夺，有的只是心与心的交换、血与血的对流。��沈从文正是通过翠翠、傩送的爱情悲剧，去淡化现实的黑暗与痛苦，去讴歌一种古朴的象征着“爱”与“美”的人性与生活方式。��作者正是通过老船夫对子女的挚爱亲情，去和当时社会的你争我夺、弱肉强食形成对照，去呼唤那久已失去的“善良人性”，去追求那“无侮无忧”的远古社会，去保存那“遵从古礼”的美德。��小说《边城》正是通过“邻里之爱”来展示这块净土上的人们是一群“未曾被近代文明污染了的”“善良的人”。从而体现作者拒绝“现代”，厌恶“文明”，以此来寄托他重造民族品德的希望。��管窥蠡测不足以道万一。从以上三个方面的陈述，我们可看见作者那“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的“希腊小庙”中所供奉的“人性”之美。市立瑞祥高中&fnum=1985&laddle=9111一●相关书讯：＜边城＞是一本短篇小说，像是在叙述一处被世界所遗忘的宝地，在那宝地上很平凡的生活正在上演，亲情、爱情及乡民之间互相帮忙、互相关怀的情感，平凡到几乎快令人遗忘这就是生活。难得的是，作者从未踏进学校的大门，全靠自修成为一流作家，尤其故事的细腻感人绝对超出想像的细密，除此之外，作者想表达在社会变动之下被大家所遗忘的、放弃的关怀之情，他希望带领一些人一起走进对社会的省思，作者也不讳言这本书只预备给小人物看，并无刻意要给文学批评者或理论家看，他只是将他的关怀写在书上并传播给关心社会的人。二●内容摘录：黄昏照样的温柔、美丽和平静。但一个人若体念到这个当前一切时，也就照样的在这黄昏中会有点儿薄薄的凄凉。於是，这日子成为痛苦的东西了。翠翠觉得好像缺少了什麼。好像眼见到这个日子过去了，想要在一件新的人事上攀住它，但不成。好像生活太平凡了，忍受不住。＜p．103－104＞三●我的观点：沈从文，他的作品向来氤氲著一种与世隔绝的调调，像长长的诗篇，吸引人的不是华丽的外表，而是淳朴的灵魂。看多了现代都市小说，总是觉得少了些什麼、遗忘了些什麼，就在周遭很近很近的地方。在一次偶然翻阅中，我被沈文从的作品给震住了，原来被我所遗忘的就是关怀社会，忘了去关心一个我生长的国家、我周遭的环境，总是觉得那是大人们的事，政治人物们自己在玩的游戏，与我无关。然而我却忘了人生很苦很苦，因此寻找感动成了维持生命意义的重要动力，有了感动它可以美丽，它也可以多采多姿，但是，感动的前提就是要付出关心，一直一直付出，即使可能不会有回报。在＜边城＞一书中，我看见了乡下人的质朴、勤奋、正直，还有他们的宽容，这使我倏然的心酸，从前从前台湾人的历史也曾经是这麼述写著，一切的一切彷佛看过、听过，甚至这气息也是这麼的熟悉，强烈的撼动我的内心，啊！真怀念小时后的一切，想想从前的台湾也处处蕴育著最美最美的人情味，最浓最浓的乡土情，所以它曾是座名叫福尔摩沙的宝岛，这让我不禁思考著：如果在文明富有却彼此生疏和文明落后却彼此关怀之间只能择一，我会选哪一个？社会会选择哪一个？难道没有两全其美的方法吗？然而这好像是一种世界无奈的趋势。本书描写的爱情，有著若即若离的飘飘感，将乡下人的含蓄描写的淋漓尽致，而作者对孙女＜翠翠＞情窦初开的情事描写，宛如爷爷低喃著一篇长长的诗，美丽而凄凉，自从那晚美丽的梦在翠翠灵魂深处发了酵，那美妙的歌声就一直眷恋在翠翠的心窝，就像质朴的乡下小姑娘，相对於现代社会纷乱的男女关系，可爱多了也简单多了。但结局是翠翠心爱的人因气愤蒙蔽双眼而看不清事实产生误会来作句点，虽然这误会增加了故事的美却更加的残忍，人和人之间总是会发生这些事，它保留一个故事美感，但它终究是个遗憾、缺陷，一个不完美的句点。再者＜祖孙情＞也是撼动人心的情节之一，祖父与翠翠的细腻互动强烈散出的亲情，令人心生羡慕，反观，现今社会可以散发出如此强烈亲情的家庭正一滴一滴的减少，居然还有女儿告母亲上法庭，孩子弑双亲、打父母的，三四十岁的人伸手向父母要钱不成砍死双亲的，试想，这个社会到底出了什麼问题？哪个环节出了差错？难道文明油气又与亲情犯了冲，还是社会在改变，人的观念也在变，最后连人心也都丢了，这是算社会进步还是退步呢？然而书中的祖父因为爱的太深所以处处寻找他以为对翠翠是最好的选择，却不幸弄巧成拙，以致於翠翠的人生由一颗闪亮的水晶，因一时的失手，顿失光彩成了一颗普普通通的石子，乍看之下祖父的行为挺令人气恼的，但，想想这块闪亮的水晶是谁一点一滴琢磨出来的呢？纵使这颗水晶成了石子不再闪亮、晶莹透彻，但是石子仍拥有自己独特的光亮，就算失去了一切翠翠仍有活下去的欲望，她并没有因此而倒下，即使她可能一直孤独，也可能下一秒她就能得到幸福，虽然在爱情上它可能是个完结篇，但是对翠翠的人生而言，它绝对是个序曲，因为她走出了一条与母亲不一样的路，人生的路上不可能一直处於顺境的，就算在逆境，也要活的有特色，至少是很认真的在过生活，但总觉得现今社会承受压力的能力太小，看看从前台湾清苦的生活，喊苦的没几个更不会有人轻易结束自己的生命，反倒是现在，社会富裕了许多，但失去的似乎更多。本书另一特点，就是它的景色描写，沈从文先生所描绘的四川湘西茶峒拥有著与现代都市文明所不同的魅力，吸引我的是它的辽阔还有那深幽的气息，像对著山谷唱歌般，我的内心也产生了回响，稚荡在空气中随著微风飘出云河，缓缓蔓延至天际，就是这种可以包容一切的舒畅，也许是因为台湾太小的缘故，因此要感受到大自然的澎湃气势有点难，但总觉得如此壮观辽阔的景象会为人带来感动，和莫名的满足。这本书最最难得的地方，就是它总是巧妙的启发我思考一些社会问题，它在情感方面的描写虽然是淡淡的，但却意外在我体内却产生强烈的共鸣，那是一种因怀念平凡而产生的情绪，深深感动著它平凡之中的不平凡，就像站在一望无际的沙漠上等待即将没入沙中的夕阳，静静的，悄悄的，感受它的永恒。四●讨论议题：现代社会在各方面不断的进步、革新，然而人类对许多事情处理的方法、态度却好像一直在退化，是哪方面出了问题呢？虽然大家都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却不多人去真正的正视这个问题，它一直都存在，并且恶化的速度也在加快，但人类处理它的速度却很迟缓，它有益加严重的趋势。《边城》新论——对“牧歌情调”说的批判《边城》是沈从文小说中一部极富诗意、极美的抒情中篇，是他对极推崇的屠格涅夫“揉游记散文和小说故事而为一”的创作方法的成功尝试，也就是常被人们认为最具有牧歌情调的表现作者理想世界的作品。要全面正确地评价一部文学作品，准确把握一个作家的创作风格，仅就作品特定的环境、情节等的探讨是很不够的。要正确地分析沈从文反映湘西独特风貌的文学作品，准确把握他“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决非易事。他不是将认识、道理、伦理观念粘附于作品外部，而总是将道理和情感倾向隐蔽在现象描绘中，用那种笨拙而独特的文字句式，那种舒缓从容的叙述节奏，那种真切而又含蓄的抒情姿态，传达他那“乡下人”的独特感受，让意象展示生活的全部丰富性、复杂性和微妙性。只有深入地探究他生活的历程，他的文学观点以及文化价值取向等等，才可能比较全面地理解他何以独树“人性”大旗，甘受不为“多数人”理解的寂寞与孤独，矢志走完了自己的文学历程。沈从文青少年时代生活的地方，是“在黔北、川东、湘西一处极偏僻的角隅上”的“镇簟”。一那里有一条曾经为屈原溯江而行的长年澄清的沅水，在那块充满了原始神秘的土地上生活的人们，“是正直的，诚实的，生活有些方面极其伟大，有些方面又极其平凡，性情有些方面极其美丽，有些方面又极其琐碎。”二“人人洁身信神，守法爱官。”三这是他魂系神往一生的地方。但是，当二十岁的沈从文，满怀了对新生活的向往，奇迹般“呆头呆脑”地出现在北京街头的时候，他首先得到的是城里人对“乡巴佬”的愚弄。“从湘西到北京，沈从文跨越的不只是几千里的地理距离，他同时跨越了一个甚至几个时代的历史空间。”四求学愿望的不能实现，日常生活的拮据和困难，讥饿与寒冷，磨砺了他的意志，使他更全面地认识了社会，认识了人生。他看到了都市上流社会绅士阶级人物的虚伪与卑鄙，愚昧与贪婪，道德的沦丧与人性的堕落。他常常感叹：“血管里流着你们民族健康血液的我，二十七岁的生命，有一半为都市生活所吞噬”，“所有值得称为高尚的性格，如象那热情，与勇敢，与诚实，早已完全消失殆尽。”五他说：“我真愿意到黄河岸边去，和短衣汉子坐在黄土窖里，面对汤汤浊流，寝馈在炮火铁雨中一年半载，必可将生命化零为整，单单纯纯的熬下去，走出这个琐碎、懒惰、敷衍、虚伪的衣冠社会。”六其厌恶、憎恨之情溢于言表。城市对他的轻慢，逼迫他回首，他的内心深处翻涌起无法遏止的思乡情绪。那澄澈的河水，青翠的山峦，那老少无欺的淳朴，自生自灭的自在状态，唤醒了他的梦，他所体验过的亲切和快乐。“我喜欢同‘会朋’那种人抬一箩米到溪里去淘，看见一个大奶肥臀妇人过桥时就唱歌。我羡慕‘夫妇’们在好天气下上山做呆事情。我极高兴把一支笔画出那乡村典型人物的脸同心。……在那上面我解释我生活的爱憎……”七这种感情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类的一种共同的趋向，罗素说过：“正象所有开化得很快的社会一样，希腊人，至少是某一部分希腊人，发展了一种对原始事物的爱慕，以及一种对于比当时道德所裁可的生活方式更为本能的，更加强烈的生活方式的热望。”八因而，他不惜用尽笔墨，和着心血去呕歌，去展示那充满了宗教神秘，剽悍和原始的，与清水流云，青山秀林融为一体的湘西世界。以此来反衬那腐败、没落的城市文明。作家努力实现着这目的，以便能使读者越过形象的主体，“越过那条间隔城乡的深沟，从一个乡下人的作品，发现一种燃烧的感情，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永远的倾心，康健诚实的赞颂，以及对于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九沈从文这个身上流淌着苗族血液的作家，在那凄风楚雨的世界里，性灵受到陶冶。对上下求索，百折不悔的屈原的尊崇，对以柔胜刚，以退为进的老庄的认可，铸成他酷爱虚空静美，向人的“生命”底蕴探索，企图寻回现今世界失去的“生命”的自然本质的倔强性格。他广泛地接触了外国优秀的文学作品，文化传统，但都被他所具有的本位文化同化了，他显得不卑不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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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可以这样呢。。。
浅析沈从文的写作特征 591论文网有 沈从文的编辑思想主要是:办刊远离商业、政治，端正文学家态度，抗争文学:审美危机，提倡文学的自由和独立。20世纪30年代初，吴亦主编的《文学副刊》越来越不受读者大众的喜爱，学L院气过于浓厚，胡政之和张季莺开始考虑改变这个状况。他们想转变风格，就要聘用新人。于是1933年，两个曾经先后蜚声文坛的作家—杨振声和沈从文接到了改编《文学副刊》的邀请。沈从文是一个传奇人物，他一生淡泊名利，执着地建筑着自己的“人性小庙”，他身上既有传统知识分子的谦逊、儒雅，又有湘西少数民族的激情、野性。沈从文接受的学校教育仅限于几年私塾，军旅生活充实了他的文化知识也锻炼了他的意志，十九岁时，他不满足于当时的生活，独身一人闯荡北平。初到北京，沈从文受了很多苦，求学之路很艰辛，文学创作之路更是坎坷。在胡适、郁达夫、徐志摩等前辈的帮助、爱护、提携下沈从文才一步步走向成功。1933年夏天，沈从文辞去青岛大学的教职，受杨振声之邀到北京为华北学生编写中小学语文教材。同年9月，杨振声和沈从文正式被聘到《大公报》主编副刊。《大公报?文艺副刊》1933年9月23臼星期三正式发刊，在版面的右上角，是四个竖排的黑体字刊头:文艺副刊。刊头下面是第几期，再下面是通讯处:北平’西单西斜街甲五十五号或天津大公报转文艺副刊编辑处。为了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整个版面仍然是竖排，全部采用白话文，标注新式标点，标点点在字的下面。这样就使版面看起来疏朗大方，美观雅致。 《文艺副刊》的第一期，刊登了这样几篇文章:岂明(周作人)《猪鹿狸》、徽因《惟其是脆嫩》、卞之琳的诗《倦》、杨振声《乞雨》、沈从文((<记丁玲女士>跋》。可以看到，在这个创刊号上并没有发刊词，也没有什么特别说明。但是，杨振声的这篇《乞雨》起到了发刊词的作用。文中作者把当时的文坛比作干旱的田野，认为作者们应当有自己对人生的真情体验，不能盲目跟风;作品要尽量体现普通的现实生命，不要说大话、空话;作家创作要有踏实的态度，不求名逐利。由此表明了《文艺副刊》的立场和对文学作品的要求。在实际工作中，杨振声虽然参与策划和组稿，但具体的编辑工作主要是沈从文一人进行。《文艺副刊》是沈从文参与时间最长的一个刊物，倾注了他的大量心血，通过编辑这个副刊，沈从文把北方文人团结起来，也因为这些同行朋友的支持，沈从文的编辑之路才能如此辉煌。沈从文的个性与《大公报》颇为相符，他一直以“乡下人夕，自居，坚守民主主义政治原则，不参与任何党派及政治集团，信守文学自由。胡政之说“我们向来主张学术自由，在政治允许范围之内，各种学派都可百家并存，各抒己见，相互探讨;为了民族复兴，求同存异……正由于我们不是政府机关，不食禄领棒，客观公正，可以发挥自由思想。”新记大公报的办刊理念与他非常一致，二者的合作有了稳定的思想基础。《文艺副刊》依附于报纸而存在，它的编辑方针必然要受到报纸新闻性、时效性和大众性的影响;受到报纸倾向、风格和价值取向的制约;受到报纸版面、出版时间的局限。在文学观上，沈从文极端强调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极力清除政治、商业的影响以维护文学最广泛意义上的自由，力求重振五四新文化的启蒙精神以推动社会进步，促进民族发展。因此，沈从文主编《文艺副刊》时，以注重文艺自身的发展，维护文学自身的纯洁性为宗旨。沈从文在该刊上发表了多篇文艺理论文章，反复阐述了这一观点。沈从文在《论“海派’，》中说:“一个文学刊物在中国应当如一个学校，给读者的应是社会必需的东西，”编辑者应当把稿费“支配到一些对于这个民族毁灭有所感觉而寻出路的新作家的作品上去。”林徽因也说:“我们可否直爽的承认一桩事?创作的鼓动时常要靠着刊物把它的成绩布散出去吹风，晒太阳，和时代的读者把晤的。”他们都竭力希望能将刊物办得更符合文学本身的发展需要，不受其他因素干扰和影响。
回答者： 黎彦 - 总监 九级 3-30 09:35-------------------------------------------------------------------------------- 他老是这一套，好多回答里都是这些，虽然不错，但是很少合适的。毕竟论文的雷同率很小。只能参考一下了，可别抄。嘎嘎
我曾经也想写沈从文的论文，后来懒惰吧，放弃了。我觉得可以从沈从文笔下人与自然的和谐入手，从道家遵循自然的角度入题。我认为现在研究沈从文很多的还是从湘西文化、从民俗视角切入的比较多一些。回归自然的角度还不多见，只是小部分的在《边城》中有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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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一门文学专业的必修课程， 毕业 论文是考核学生的一个重要环节，写作现当代文学论文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确定题目。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现当代文学毕业论文题目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现当代文学毕业论文题目(一) 1. 汪曾祺小说文体的独创性 2. 试论汪曾祺的传统性 3. 论张贤亮小说的女性情结 4. 余秋雨 散文 的 文化 “寻根”情结 5. 千古文人侠客梦——论金庸小说中的侠与义 6. 论池莉市民小说中的“日常生活理想” 7. 阿城《棋王》的叙述学分析 8. 论阿城小说中的中国 传统文化 精神 9. 莫言小说运用色彩词的特点 10. “酷刑”与审美——论莫言《檀香刑》的美学风格 11. 论残雪小说的窥视心理描写 12. 两种病态人格的心理透视──论张爱玲与残雪笔下的母亲形象 13. 余华小说中死亡意象分析 14. 余华创作中的苦难意识 15. 《白鹿原》中的宗法文化研究 现当代文学毕业论文题目(二) 1. 阿Q“精神胜利法”的心理学分析 2. 《阿Q正传》中的丑陋人性 3. 《伤逝》和《寒夜》爱情悲剧比较研究 4. 鲁迅《狂人 日记 》与果戈理的同名小说比较论 5. 《狂人日记》的解构主义特征 6. 《狂人日记》的反讽叙事 7. 在过去、现在、将来之间穿越——鲁迅《狂人日记》的叙述学解读 8. 社会学场域中的悲剧之痛——鲁迅《祝福》之还原性解读 9. 论鲁迅小说的叙事伦理 10. 鲁迅小说中女性人物的主体意识 11. 鲁迅小说创作中的疯癫意象透视 12. 鲁迅小说中人物“死亡”现象初探 13. 鲁迅小说中的看客形象分析 14. 论鲁迅《野草》的原罪意识 15. 郁达夫作品中的忏悔意识 16. 沉沦与救赎——论郁达夫小说中的情欲描写 17. 颓废——郁达夫悲剧小说的美学形态 18. 冰心与庐隐之比较 19. 论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 20. 论《雷雨》中的“俄狄浦斯情结” 现当代文学毕业论文题目(三) 1. 论曹禺早期剧作中的基督教意识 2. 《雷雨》的神秘命运色彩探微 3. 论中国传统文化对曹禺的影响 4. 家的梦魇——曹禺戏剧创作的心理分析 5. 曹禺前期戏剧中的人性剖析 6. 曹禺笔下的女性形象比较研究(如繁漪、陈 白露 、花金子、愫方等) 7. 蘩漪悲剧成因的心理探析 8. 试论曹禺剧作的“出走者”人物系列 9. 论《骆驼祥子》中的戏仿叙事 10. 高觉新和汪文宣比较论 11. 论沈从文小说中的乡村少女形象 12. 色彩、意象与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性 13. 朦胧诗与新生代诗比较论 14. 汪曾祺小说创作中的宗教情怀 15. 从《受戒》看汪曾祺的佛教文化意识 猜你喜欢： 1. 现当代文学论文选题参考目录 2. 文学论文题目大全 3. 现当代文学毕业论文参考 4. 有关当代文学毕业论文 5. 浅谈现代文学本科生论文 6. 关于当代文学论文开题报告
汉语言文学本科毕业论文选题有那些?看看下面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题目大全吧!
中国古代文学类
1、李白诗中的仙、侠精神。
2、论辛词的英雄情节
3、论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特色
4、论辛弃疾的“以文为词”
5、论韩愈的“以文为诗”。
6、“清空骚雅”、“幽韵冷香”的白石词。
7、关于白居易〈新乐府的评价
8、关汉卿杂剧中的女性形象
9、韩愈散文的'艺术风格
10、元散曲的艺术风格
11、柳宗元的寓言创作
12、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
13、唐传奇中的女性形象
14、水浒传的艺术成就
15、论杜牧的七言绝句
16、论归有光的散文
17、论李商隐的无题诗
18、牡丹亭的艺术成就
19、西蜀词与南唐词之比较
20、西游记的奇幼美与诙谐性
21、欧阳修词的艺术风格
22、金瓶梅人物论
23、欧阳修散文的情韵美
24、“三言”“二拍中经商题材的时代特色
25、王安石后期的诗歌
26、论纳兰性德词
27、苏轼词的主导风格
28、桃花扇人物论
29、秦观词的婉约风格
30、聊斋志异的艺术特色
31、红楼梦的悲剧精神
32、论易安体
33、论陆游诗歌的爱国主题
34、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中国现代文学部分
1、论鲁迅的《呐喊》和《彷徨》
2、论“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
3、论郭沫若的历史剧(或《屈原》、
4、论早期的象征派诗歌
5、论周作人早期的散文
6、论丁西林的话剧
7、茅盾小说的独特贡献
8、老舍的小说与“京味”
9、论巴金的《寒夜》
10、论沈从文的〈边城〉
沈从文 现代性 对抗 共谋论文摘要：沈从文从地域文化角度展开与主流意识形态对话，表面上似乎与中国社会激进的现代性浪潮格格不入，但他的文本却又参与到对现代性内涵的合理完善上来，在对现代性作出反思的同时，他的作品一再展现给我们的“优美的、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恰恰与现代性对人生存的关照要求契合，在这一点上，他与现代性达成共谋或说是和解。1998年，北京大学吴晓东教授在其论文《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审美主义与现代性问题》中以沈从文小说《新与旧》为例，认为应当从中国现代文化的寓言角度重新审视这篇作品：“它揭示的是一个新旧错杂的时代，对于消解单一的线性历史时间，消解现代性的有关‘进步’的整一图景，建立审美主义的多重视野，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文本。这篇重要的文章为日后的学术研究留下了理论探索的可能性，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命题无疑指向了沈从文创作与文学现代性两者之间的纠葛上来。近年来，人们对这个问题进行着喋喋不休的争辩却又总是莫衷一是，有些学者认为沈从文的现代性本身不证自明，另有人则专门写文章从文本内在逻辑论证湘西系列的现代性因素，当然，也有坚持认定沈从文向来是以“反现代性”姿态出现的。各种观点的碰撞看似有着某种理论自足性，但这种自圆其说往往显得幼稚而脆弱，甚至完全是一种理论自娱。笔者认为，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历来的研究无疑忽视了两个重要的向度：其一，现代性本身的全部复杂性；其二，现代性因素在中国的发生本身具有的特殊品格。以上两点可能使我们的研究渐次走向深人，进而在某种程度上澄清问题本身。一、复杂与歧义：现代性的诸多面向现代性的价值根基在于它的普遍主义，就主体化的精神品格而言，在于它的反思性；就其客体外在化的历史存在方式而言，在于它的断裂性。“断裂”一词在这里具有非凡的意义，它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现代性与文学性相触碰的瞬间，可能产生的巨大张力。一方面，文学艺术作为一种激进的思想形式，直接表达现代性的意义，它表达现代性急迫的历史愿望。它为那些历史变革开道呐喊，当然也强化了历史断裂的鸿沟。另一方面，文学艺术又是一种保守性的情感力量，它不断的对现代性的历史变革进行质疑和反思，它始终眷恋历史的连续性，在反抗历史断裂的同时，也遮蔽和抚平历史断裂的鸿沟。”现代性的这些品格使其内部充满了纠葛，经常出现的悖论使现代性处于不断的调整和重构之中。因为这些不同气质的存在，现代性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客体，在其内部总存在着有趣的对话，显现出繁杂性与歧义性。沈从文的创作无疑参与了这场对话，并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的文本具有或鲜明或暖昧的反思性，由此被纳人到现代性的多维语境中来。人们经常将沈从文的作品与废名(冯文炳)等人的创作进行比较。其实，如果考量的角度被限定在与现代性关系上，那后者显然较前者决绝和纯粹的多。废名的视点是人的神性，带着浓重的宗教意味，因此与现代性的反思或批判少有暧昧关系，无论是物质的现代化或是精神的现代性都被排除在他的视野之外；沈从文的视点则是人性，虽然人性也常常借助宗教性得以表现，但即使他在那些外表看来极纯粹的湘西小说中，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一个与之相对的异质世界，渗进一点桃源外的嘈杂之声，更毋宁说他笔下的那些拙劣的都市小说。这种有意识的反思特征，使沈从文的创作与中国社会／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建立起一种对话关系，即在外部物质世界现代化所呈现的断裂中，“眷恋着历史的连续性”，甚至是有意通过对历史的回溯达成对这一“连续性”的有效梳理。对“桃源世界”或过往历史的话语抚摸乃是对正在进行时的“现代化”的呼应。这显然是一个有趣的命题：为何作为作家的沈从文在现代性的反思中使用了这样一种策略，即更多的借助湘西的边缘文化视点来缝合现代性的“断裂”。这与上面提出的第二个问题相关，也就是现代性因素在中国的发生具有相当的特殊性。不久前，北大著名教授钱理群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这样的观点：“我经常说，当代中国是一个‘前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并存的奇异的国家。”E23这个奇异模型的建构其实并非始于今日，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样的情况就因为各种复杂因素的合力作用在中国出现。在中国社会的具体语境下，我们有必要把现代性拆解为两个不同的范畴，即物质现代性与精神现代性。这种看似武断的拆分在研究中国现代性问题上无疑具备某种有效性，因为从一开始，这两者在中国就不是同步并行的，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存在着若即若离的关系。物质现代性的发生在中国显然是被动的，在一个以西方国家为主的国际市场秩序渐次形成之后，闭关锁国终于无法抵制坚船利炮的侵袭，而这一切背后直指经济利益。世界格局的现时要求使中国不情愿却必须卷入这场物质现代化的风暴中，但因为其自身社会经济结构的滞后，中国在经济现代化的洪流中必然是附属品，甚至是牺牲者。精神现代性的发生则比之稍晚，并且具有非常独特的品性：“中国的现代性起源于民族国家的救亡图存运动，中国人对社会现代化渴望，大于现代化境遇中人的存在本身的探寻，更缺乏对现代性本身的质疑和批判。因此，‘现代性’概念在中国既代表着‘理想’，又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与此同时，由于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并置逐渐成为一种十分明显的文化生态，现代性的反思遂借助两者的对峙展开。另一方面，这种对峙又十分显著的与地域文化直接相关。不仅主流文化形态(即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文化)之间以地域特征为旗帜展开对话(在文学上表现为“京派”与“海派”)，而且非主流文化形态也积极参与到对话中来，或是为激进的社会革命提供现实的依据——比如沙丁等作家揭露四川农村社会的作品；或为民族革命提供悲壮的依据——比如东北作家群的创作等等。沈从文同样从地域文化角度展开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对话，但显出独特性：在表面上，他与中国社会激进的现代性浪潮格格不入，借助对湘西这一边缘文化内景的描述与之对抗；但在另一方面，他的文本却又参与到对现代性内涵的合理完善上来，在对现代性作出反思的同时，他的作品一再展现给我们的“优美的、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恰恰与现代性对人生存的关照要求契合，在这一点上，他又与现代性达成共谋或说是和解。二、封闭的环形：《萧萧》中的现代性自反特征我们以具体的文本来坐实上述关于沈从文对现代性的抗争与共谋这一命题。在实际的研究中，学者们往往忽视对文学的耐心解读，单纯罗列出一些作品附会某个预设命题的现象比比皆是。实际上，与现代性抗争或共谋的行为只可能也必须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文本外化出来，好的作家总是通过文本修辞的巧妙安排来表现他对问题的思考。这里选取《萧萧》和《边城》两篇小说，试图通过对其文本内部呈现出的复杂图景进行解读，从而有效关照沈从文作品中的现代性。对于《萧萧》的来说，沈从文设置了一个圆形的结构。小时起始，唢呐的声响和平稳的花轿支撑起整个画面，让人觉得新鲜。在小说的结尾，又是唢呐声到门前，“屋前榆蜡树篱笆间看热闹”的人们最终也盼到那平稳的花轿。文本叙述在此时封闭了自我，表现出一种寂寞感。小说家同时为这一自足的叙述空间设置了井然有序的线性时间维度，故此虽然不免在时间推进的过程中出现某些波折，比如朦胧的女学生的印象、花狗大的出现、婴孩的降生，但都很快被井然有序的时问流脉扶平，仿佛晴朗夏El水面上掠过的一丝微风，留下些须波纹，但很快就消弭了，分析这个消弭的过程是必要的。花狗大的出现之于萧萧，有如傩送的出现之于翠翠。小说家显然没有流露出任何批判的意思，因为对于萧萧来说，花狗大的出现显然是预示着她即将面临着一个新的人生仪式，就像不久前她刚刚出嫁一样。不同之处在于，这次的仪式带有某种程度的自然性。沈从文细致的给我们展现了这个仪式全部微妙过程，而仪式本身其实正是关于人的生存境遇的剪影。仪式的原始色彩因为其间的山歌而显得更加鲜明：“天上起云云重云，地下埋坟坟重坟，娇妹洗碗碗重碗，娇妹床上人重人。”“娇家门前一重坡，别人走少郎走多，铁打草鞋穿烂了，不是为你为哪个?”花狗大和萧萧的吸引是双向的，“健康、优美、不悖人性”，完全是人存在的一种自然形式。更加有意思的是，当她和花狗大野合而怀孕的事再也瞒不住的时候，生存境遇与顺序时间的微妙关系便产生了：“这件事情既经说明白，照乡下人规矩，倒又像不甚么要紧，只等待处分，大家反而释然了。……萧萧次年二月间，十月满足，坐草生了一个儿子，团头大眼，声响洪壮。大家把母子二人照料得好好的，照规矩吃蒸鸡同江米补血，烧纸谢神。一家人都喜欢那儿子。生下的既是儿子，萧萧不嫁别处了。”这是一个关于人的存在与时间关系的寓言，本身其内部包含着现代性的重要维度，关于人自身的思考。我们上面说过，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从其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因为处在当时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中而失掉了一些应有的成分，比如关于人自身的合理叩问。沈从文恰恰从现代性相对稳定的一维入手，关注变中的不变——即人性本体，固而显得与自然的文化生态格格不入。从文本对女学生的描写中，我们又可以看到沈从文小说现代性的另外侧面，即在上面提到的现代性的自我反思特征。沈从文是通过精心编排的修辞技巧来展示这种反思的。女学生在文本中显然是一个内涵甚广的能指，它背后连接着一个与萧萧们的生存环境截然不同的世界，即通常意义上的现代形态的世界。女学生是沟通文本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的关键元素。这一元素始终伴随着萧萧的成长过程，成为她心中的一个情结。最初的时候，萧萧对于女学生的态度是暖昧的，“听过这话的萧萧，心中却忽然有了一种模模糊糊的愿望，以为倘若她也是个女学生，她是不是照祖父说的女学生一个样子去做那些事情?不管好歹，女学生并不可怕，因此一来，却已为这乡下姑娘初次体念到了。”在怀了花狗的孩子以后，萧萧曾把女学生作为自己的某种精神支柱，竟然和花狗商量起来要到城里去寻自由了。“有一天，又听人说好些女学生过路，听过这话的萧萧，睁了眼做过一阵梦，愣愣的对日头出处痴了半天。_3j(n值得注意的是文本的结尾处，萧萧抱着和当年的小丈夫生下的婴儿毛毛，唱歌一般哄着他：“哪，毛毛，看，花轿来了。看，新娘子穿花衣，好体面不许闹，不讲道理不成的!不讲理我要生气的!看看，女学生也来了!明天长大了，我们讨个女学生媳妇!”在这个圆形的、封闭的叙事结尾处，沈从文同时也封闭了关于女学生的故事。萧萧在叙事时间为十年的长度中，对女学生的看法最终又回归到了原初的理解。这种略带讽刺意味的修辞技巧中实际上以安插进小说家对于现代性的某种反思：在一个地区发展严重失衡的国家，现代性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三、突破轮回：“边城牧歌”的自我颠覆与《萧萧》中单纯的封闭式结构不同，《边城》虽然仍旧尽力描绘一个遥远的世界，却在环形的故事中打开了一个缺口，由是，在湘西世界平静生活中出现了“他者”——一种无名的、但却人人可感的异质性因素。一个有意思的分析策略是将《边城》中的关键意象做简单的梳理，顺此可以清晰的看到湘西世界田园牧歌生活在《边城》中开始的自我颠覆。应该说，小说中最值得注意的意象就是那只“方头渡船”，如果说翠翠、爷爷、黄狗还有桃源般的景致天然的定格成一副水墨画，那么渡船则是读者进出这幅奇异画卷的中介，它那么自然的联系着此岸与彼岸，让时间的呈现方式不再和《萧萧》中一样了。在小说的前半部分，作家的手法一如在湘西系列其他作品中那样，以全部的静态雕刻着意让这幅山水画完满，时间在“方头渡船”上来回摇摆，轮回不断，过渡的有从川东过茶峒的小牛、有羊群、有新娘子的花轿，翠翠总是目送这些东西走去很远了，方回转船上，把船牵靠近家的岸边。在平静如水的世界里，甚至黄狗都是没有名字的，一切都在彼岸。然而，“端午”、“中秋”两个意象的出现突然将回环的时间流脉切断，显然，它们的意义已经超过了单纯的民俗学意义，在小说中，一直隐匿的主人公的自我意识在这些线性时间的结点上获得了自我呼唤：端午节翠翠去看龙舟赛，偶然相遇相貌英俊的青年水手傩送，傩送在翠翠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端午”和“中秋”意象的出现为翠翠提供了生命的具体场景，小说从永恒的民俗学时间进人到历史时间中去。在故事的结尾出，作家将这样的时间向度坐视，爷爷在夜雨的死亡、白塔的倒掉，特别是二老出走后能否归来的不确定性，都将叙事的时间对准了未来。从另一个维度看，如果说《萧萧》中表现出的现代性的自反特征是通过对循环时间内部的蒙昧的批判达成，那么在《边城》中则着力表现“边城牧歌”的自我颠覆。我们上面提到的“渡船”意象已然为边城世界打开了一道缺口，外界的异质性因素带着某种强力迅速突破缺口，田园牧歌式的秩序被质疑，“边城牧歌”由此开始了自我颠覆的道路。如果说，《边城》在表象上向我们展示的仍就是一个与其他湘西系列并无不同的田园世界的话，那么其文本背后则实际上关涉着田园世界自身的“自我分裂”，表现出极大的不稳定性。正是所谓的“现代性”的他者的渗透造成了这种“自我颠覆”。海外汉学家王德威先生认为沈从文的湘西叙事既是对牧歌环境本身的表达，又是使其土崩瓦解的因素。这正是说明《边城》是在突破了《萧萧》的叙事轮回之后达成“自我颠覆”状态的。四、结语如果我们做更为细致的文本分析，就会发现几乎沈从文湘西系列的每一篇作品都不同程度的归纳到人的生存寓言或现代性反思这两个范畴里来。像《贵生》、《会明》、《豹子、媚金、那羊》、《牛》、《柏子》等，都是非常典型的关于人的生存的寓言，而像《丈夫》等一类小说则更多寄寓着对现代性的某种反思，至于《边城》则两者兼而有之。我以为，沈从文笔下的现代性世界从来不是单一的，中国当时文化生态的特殊性催生的只能是以单一的线性思维模式为依据的激进型现代性，而沈从文对此却表现得不屑一顾。在他的文本中，我们读到的是对现代性全部复杂内涵的解读：包括现代性的自反特质(即反思性)和对人性本体的认真态度。事实上，沈从文并非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固执可能造成当时人们的误解，但他依然坚持着自己的判断。正像他在《阿丽斯游记》中说的那样：“我关心的是一株杏花还是几个人?是几个在生命中发生影响的人，还是另外更多未来的生存方式?”他选择了后者，也为此付出了代价，但这样的选择却正是一个真正优秀的文学家应该做出的。【
盼啊!盼啊,眼看春节就快到了,想到这,我不由得笑了起来,在春节前,人们个个喜气洋洋,个个精神饱满.逛街的人络绎不绝,有的在买年画,有的在买年货,有的坐着火箱围着火炉看电视,还有的人在打麻将打扑克,等等不一而足. 反正街上五彩缤纷,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各种各样的货物都齐全,琳琅满目,人们恐怕想买什么都难选择! 春节前,家家户户都灯火通明,家家都把房子打扮得别具一格,各有各的个性.他们把买来的年货放得满地都地.买来的年画怎么贴法,那就各有自己的风格和喜好了.有的正着贴,有的倒着贴,还有的歪着贴,各有千秋.人们把买来的菜全部都弄好了,只等春节一到,就可一饱口福了.家家备有鞭炮,人们穿上新衣服,准备迎新年,在春节前,人们一出门,如果遇上了好朋友,总是口中不忘说一句：“上街啊!” 人们杀猪宰羊,忙碌地准备着春节大吃大喝一番. 春节到了,小朋友们便早早起床,来到爸爸妈妈的房间,开始了传统的拜年仪式了.小朋友们对父母说着一些吉祥话儿,爸妈就拿出压岁钱,让小孩子们高高兴兴.大家都希望今年能够吉祥如意,招财进宝. 一些亲朋好友欢聚一堂,品尝着美酒佳肴,谈着一些开心的话儿.而最高兴的则是我们,可以大把大把地攒取压岁钱,然后就欢天喜地跑到街上去买很多好玩的东西,如小汽车、四驱车、玩具枪、足球等,而我们只要嘴巴甜一点,多说些祝福的话儿,那可就大赚一笔了! 人们一直玩到深夜,嘴里啃着美味水果,手里燃放鞭炮烟花……大人小孩们载歌载舞,忘情地玩个痛快! 雪灾题材,这件事儿可能是今年过年最大的一件事儿了,别说什么抗灾那些,俗了,研究研究为什么会南方下雪,提示你一下,“拉尼娜现象”,上网查查,写篇跟环保有关的说明文问题不大. 再
因为我喜欢《边城》，所以也喜欢沈从文，因为我喜欢沈从文，所以也喜欢沈从文笔下的那些山山水水。品味着从文先生笔下描绘的山山水水。那是一种透明的感觉，它是慢慢地来到，它穿越你的心灵，到达你生命的每一个角落，冲击你一生的文尘，冲击地一干二净……从文先生有水的性格——灵魂；又有山的性情——沉稳。也许那就是凤凰吧！从文先生他的性情如水，文笔如水 ，在那清澈的文思之下涌动着最为纯净的人性之水。当今的现实社会，我们看过/听过太多太多的爱情故事，但是却缠绕着令人厌恶的世俗之气哪里比得上翠翠的爱情纯真？但当人间大千烦恼接踵而至之时，我愿拿起《边城》，纵观从文先生如水般的世界，倾听湘西的清水流淌；倾听船夫的嘹亮歌声；倾听翠翠如水的情思和爷爷如水的爱。从文先生的爱，是爱得执着，像《边城》中那样如灵动的水常年保持一色的蔚蓝。从文先生的爱人，在他过世多年之后，也终于领悟从文先生那如水般纯真的爱。从文先生他的性情如山，像山一样有着沉稳的秉性。在“文革”时期，人们误解他，伤害他，他却毫不为意，他不争。当无知的人们要他去扫厕所时，他也认真地做了。他用了大山的沉默回击这群无知者的围击。沉稳的大山是有色彩的变化，能在四季中变化出不同的色彩，这是对从文先生最发的评价。大家知道从文先生是著名作家，却少有人知他也是著名的服装研究专家。从文先生在“文革”时费尽心思写出了《中国服装史》却因被没收而遗失作文人网 你也可以投稿，但从文先生硬又是写出一本。我们的从文先生：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一座四季长青的高山。在湘江之畔，你可曾见到过有一位先生在书写，在吟唱吗？书写的，是山的传奇。吟唱的，是水的柔情。本文是一篇不错的范文，供参考，请采纳
怎么可以这样呢。。。
我曾经也想写沈从文的论文，后来懒惰吧，放弃了。我觉得可以从沈从文笔下人与自然的和谐入手，从道家遵循自然的角度入题。我认为现在研究沈从文很多的还是从湘西文化、从民俗视角切入的比较多一些。回归自然的角度还不多见，只是小部分的在《边城》中有所探讨。
以前写过沈从文的论文，但是我觉得写沈从文的很难出新意，他的作品被研究的很多了，比如人性美、水意象等。如果按好写得话，我觉得可以从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的悲剧意识着手，这方面比较好搜集资料，写得范围很广，相对来说比较好写。可以把重点放在他的一部小说（他的作品太多）探究它的悲剧根源，这样就比较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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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的湘西世界是他以自己一个乡下人的身份来写的！他的湘西世界中的人物是中国的国民性的一个方面。他和鲁迅的国民性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中国人的国民性。所以，沈和鲁迅不愧是对中国的重新塑造的伟大的文学家.沈从文是京派文人中最激烈的一位了。可以参看《京派文人：学院派的风采》（高恒文著，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在他主持《大公报·文艺副刊》时曾和海派有过激烈的争论，也和新月遗老进行过，他的为人不是和他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平和，而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而且是一个眼睛里容不下沙子的人。至于他和湘西的关系，不如说是沈从文再造了湘西世界。正如李敖的《上山·上山·爱》，他在讨论这本书的时候他就说，这里的女人都是不真实的，是我把自己这一生所经过的女人的优点揉和在一起，创造出了这十七个女人的形象，他接着说，小说中的世界是作者心中的世界，是他想象中应该是的世界，所以不要把这十七个女人，哪怕是死去的和还在世的人，对号入座，否则的话是找不到这样的人，因为我是创造出了这十七个人而不是简单写出了这十七个人。相比较，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也是他心目中的湘西世界，而不是他眼中的湘西世界，和它优美的风景、平和的山水世界相映衬的，是美丽的心灵和融洽的社会环境。但是和他同一时代的成仿吾，（也是我们DS的首届校长）就对沈的世界做了精辟的论述，他说在湘西世界中并不是沈从文心中这么简单，要不然的话他（沈）也不会写出那么多的爱情悲剧，人生悲剧了。比如（《边城》中最后凄凉的结尾）所以说，正是他把湘西描写的这么美，这么平和，正是因为它不平和，但是它美，美得犹如一个脆弱的花瓶，随时都有可能被打碎，而且在当时混乱的社会背景下，它正面临着被打碎的局面，所以他要拿起笔，记下那个曾经美丽的世界，留给后人怀念。湘西，古老的苗民祖居地，数千年来，不断地遭到汉族统治者的入侵和同化，生存空间日趋缩小。但封建化进程迟缓，封建主义只统治着城镇码头等汉族聚集地，广大的山寨村落，宗法制仍然占主导地位，其政治经济结构、伦理道德和社会风习，都与封建密网下的内地社会大相径庭。特别是朴素的原始宗教信仰，简化了阶级关系，激发了苗民的狂热情绪和献身精神。沈从文把湘西社会概括为：“人生情感的朴素，观念的单纯，以及环境的牧歌性。”沈从文从广阔的文化——历史演变的角度，注视都市文明的推进和反动政治压迫在淳朴古老的湘西乡村社会所引起的历史变动。一边用他那支细腻、优美、抒情的生花妙笔塑造那座带有几分幻想性的美丽“边城”，并且不停地赞叹。同时，他又深刻感受到“边城“的非现实性和标志优秀传统的城堡不可避免的毁弃、荒芜。而且，随着历史的进步和作家社会阅历的不断丰富，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于是，这些瑰丽的亮色，就逐渐被历史的“长河”冲刷尽去，裸露出他对乡村文明逐渐被腐蚀的历史哀痛：“美丽总令人忧愁。”这是作家对社会过分热情、对人民过分热爱、对有生一切过分依恋的情感反应。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即体现了“常”和“变”的对立。一经过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次侵蚀，湘西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山民却坚守着湘西世界中的“常”。所谓“常”，即人性之“常”，指的是未被现代文明浸润扭曲的朴素美好的人性。这是湘西本土历经数千年不变的恒定文化因素，是自古以来湘西以种地、行船为主的自然经济生活方式所孕育的文化内蕴。湘西世界中的人性之“常”，在沈从文的笔下有很多典型：新婚夫妇不避人的大白天做使谁看了都生气的事情，被人抓来，丝毫不羞愧，因为他们认为在这种好天气做这种事是极自然的事。讨袁时代就是伙夫的会明，十年后，流氓都做了大官，他依然是伙夫，依然那样天真热情、忠于职守，向往再次把军旗插到堡上去。痴汉恋慕死去的美丽女人，竟不相信死的事实，硬绑架医生去救治。卖梨老妇在认钱不认人的世道，却遵循一分钱一分货的古训，坚持多收钱多给梨的诚实……湘西世界的一些人们像中世纪的最后一批骑士，得不到应有的欢呼和荣誉，相反却被人嘲笑和侮辱。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湘西社会的变化，，或者意识到了而不改初衷，以山民特有的固执，坚持自己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情感表达方式，坚守着湘西世界中的“常”。这不是有意识的抗争，“理性”和“意志”都没有完善到这种程度。他们只是无意识地延续祖先传统而已。他们的行为属于那个时代、那个区域、那个特定历史环境。二随着社会朝现代转型，湘西的封建化、都市化，是在炮火的掩护下，以不容置辩、不可抗拒的方式，不断地向前推进的。一切凡属于昨天的旧人旧事旧物都被同化、被取代、被吞噬，新的生活、观念、文化和习俗逐步建立和巩固。在社会朝现代转型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利于社会发展之“变”，也必然会产生阻碍社会发展之“变”。沈从文以一个“乡下人”的身份，把目光聚焦到了后者，他发现现代物质文明所挟带的“疾病”已经包裹着一些污浊泥水，冲进了乡村，促成了湘西世界中的“变”。在这儿，“变”即人性之“变”，是指由社会历史之“变”造成的唯实唯利的庸俗人生观。因为新的政治经济体制的确立，湘民们失去了原来的质朴、勤俭、和平、正直的典范。如果说封建化后的湘西，尚保有某些小农经济互相协作和血缘认同基础上形成的超功利性的人际关系，那么，在都市文明数十年的侵蚀后，随着小农经济的普遍衰败，“农村社会那点正直朴素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了”。取而代之的是冷冰冰的金钱和赤裸裸的利益。沈从文在1937年还乡时，看着湘西世界的“常”逐步被“变”侵蚀，便写下了《长河》。这是作家第一次写重大题材。虽然没有完成，但从第一卷里仍感受到作家对湘西世界的“常”逐步被“变”侵蚀的沉痛感慨。《边城》中的翠翠对心上人的纯情，依然出现在《长河》的夭夭身上。但军官和乡绅似乎都失去了往日的正直豪爽。他们在政治上横行霸道，经济上敲诈勒索，精神上空虚无聊，是一群被现代文明腐蚀的乡村灵魂。饱经风霜、见多识广的老水手，在具有象征意义的“新生活”面前，也失去了往日的稳重和自信，四处打听它的情状，并且断言：“好看的总不会长久。”历史的“长河”在不停地奔涌向前，带来了希望，也带来了“疾病”。虽然带来的都是“变”，但沈从文关注的是腐蚀乡村灵魂的“疾病”，是由社会历史之“变”而形成的人性之“变”。三正如前文所说，“常”即湘西世界中的人性之“常”，指的是未被现代文明浸润扭曲的朴素美好的人性。“变”即湘西世界中的人性之“变”，是指由社会历史之“变”造成的唯实唯利的庸俗人生观。湘西世界中的“常”与“变”存在着互相映衬的关系。一方面，“变”使“常”具有了理想化的形态，以人性之“变”，映衬了乡间朴素美好的人性之“常”。在沈从文的笔下，把“常”描写到最理想化的形态莫过于将“人性”上升为“神性”了。“一切生命的呼唤，都有其庄严的意义。”生理欲望、情感需求，只要发自内心，都应得到充分的肯定和赞颂，《雨后》、《神巫之爱》、《阿黑小史》中，青年男女自由地谈情说爱，没有封建礼教的束缚，没有父母兄长的干涉；爱，就是“抓住自己的心，放在爱人面前，方法不是钱，不是貌，不是门阀，不是装假的一切，只要有真实热情的歌。”甚至爱就是一切，就是生命存在的价值。《媚金·豹子·与那羊》中的媚金和豹子，《月下小景》中的年轻情人，都愿意“向那个只能走去，不能再回来的地方旅行”，为的是获得永恒的爱。这些便是最理想化的人性之“常”，即“神性”。另一方面，“常”使“变”呈现出现实中的病态，朴素美好的人性之“常”使人性之“变”暴露了社会被腐蚀的一面。例如，《柏子》中柏子与吊脚楼妓女的数月一会，《萧萧》中萧萧与花狗的偷情，《贵生》中贵生对老板女儿的单恋。这些依附在封建经济关系上的儿女，自身也为封建毒素腐蚀得麻木不仁，他们的爱情已不像龙朱们、二老们那样热烈、那样纯净，不可避免掺合着杂质。柏子的自满自足，萧萧的无所作为，贵生的烧房弃逃，都说明他们某种程度上染上了文明人的“阳痿症”。四湘西世界中的“常”与“变”，集中反映了沈从文对湘西世界传统文化因素的热爱与对湘西世界被腐蚀的无奈。之所以有这样的热爱与无奈，是和沈从文个人的成长轨迹与心灵路程分不开的。在理智上，每个人都知道“现在”是多么重要，但是，在感情上，有些人却又是那样地眷恋过去，总是克制不住地要一遍一遍地重温往事。让人感觉最亲切且难忘的，常常并不是孩提时那母亲的温暖的怀抱，也不是开蒙时那师长的鼓励的目光——这些单纯的印象固然使人感到愉悦，但令人真正难忘的却是另一些复杂而又强烈的印象。一闭上眼睛，总是首先记起自己十几岁时的经历。如果恰巧在这个年龄上遭遇到环境的变迁，譬如由城市来到农村，那初次呈现在眼前的山坡、河道，田畦尽头的落日，村寨上空的炊烟，以及它们带给你的那种种新奇微妙的感觉，就永远刻在了你的心头。沈从文却是从农村来到城市，这一迁移给了他复杂而又强烈的印象。在“交织野蛮与优美”的湘西土地上长大的沈从文，童年时代就到“日光下去认识这大千世界微妙的光、稀奇的色、以及万江白物的动静”，接受大自然的感悟和启发。这种独特的人生教育，形成他对自然万物的特别倾心，以至成年以后，仍然“不安于当前事务，却常为人生远景而凝眸”。沈从文总是用儿童的目光看世界，不计功利得失，只着眼于光和色的美丽，人之感官的愉悦，因此，他看见一个永远充满欢乐和生气的世界。他名之曰：“常。”虽然他也看到都市文明腐蚀下的疮痍人生，可他相信人们本性的善良，相信明天会比今天更美好。童年的沈从文一方面看到了美好的湘西世界，另一方面，在漫长的民族发展过程中，也看到了苗族人民经受了残酷的压迫。明清以后，中央统治者的血腥屠戮更是接连不断。苗族人民是善良而热情的，但在这样长期的苦难折磨之下，他们也不免会形成一些特别的心理习惯。据一位对苗族心理有研究的专家介绍，（如知道该专家，最好注明一下该专家的名字和著作）在沈从文那个时代，苗族人对现代意义上的政权，乃至由此产生的整个政治活动，都抱有一种固执的不信任情绪；他们虽是世居楚地，身体中奔涌着幻想的血液，但因为见多了流血成河的场面，也就不免会被逼出一种麻木和淡漠，仿佛已经不习惯于悲恸；他们避居在穷山僻壤之间，受大自然的保护，就在沉浸物我交融的恍惚状态的同时，那种理智的分析能力难免就显得薄弱多了；许多年来，他们一直被人称作是“蛮子”，也就渐渐习惯于自己的特殊身份。这固然在许多苗人心中植下了某种不自觉的忍让和自卑情感，但同时，也常常会从另一面激起倔强执拗的反抗之心……童年的沈从文看到了湘西世界的美好，同时也看到了湘西世界所遭受的屈辱，那么成年以后的沈从文又有了怎样的经历呢？由湘西到北平，沈从文跨越了巨大的历史空间。正当沈从文以一种眷恋偏爱的目光回首俯视时，发现一只无形却有力的手，正撕碎他朝夕膜拜的偶像，于是痛心疾首而又无可奈何。历史是无情的，它的进步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传统中合理、美好的东西，在封建主义的步步进逼下，正在或将要无可挽回地失去，这种历史的相对退步，使得把生命系在“过去”碇石上的沈从文深深感受到世界变了，什么都得变，“好看的总不会长久”，“美丽总令人忧愁”，因此，“作品一例浸透了一种‘乡土性抒情诗’气氛，而带一份淡淡的孤独悲哀，仿佛所接触的种种，常具一种‘悲悯’感。”无可奈何的作家，面对无可逆转的蜕变，再无法不流露他的惋惜、他的忧郁、他的依恋，于是慨叹道：“如一颗星，如一道虹，一瞬间即消逝了。留在后人心灵上的是一光明的符号。”过去对于沈从文描写湘西世界的文章，存在着两种批评：其中一个是说他的小说缺乏内容，认为他是“空虚的作家”；另一个则判定他对湘西社会的描写不真实，是歪曲了当时湘西农村的生活真相。其实，这两种批评都是犯了同一个毛病，那就是没有看清楚沈从文是个什么样的作家，忽视了他那个独特的创作出发点。如果他原就无意于描绘具体的社会运动，那就不能因为从他笔下看不到这方面的描绘便判定他是“空虚”；只要还没有对作家的题材范围作出非常苛刻的限制，就应该承认，在作家笔下，再缥缈的情绪也具有一种无可否认的价值。同样，如果沈从文原就不是在描绘三十年代实际存在的那个湘西社会，而是在企图重现他自己头脑中对于昔日湘西世界中的“常”，又怎么能援引湘西的现实状况来责备他失真呢？那个真实的标准本来就和他的小说不相配。在这里举出这两种批评意见，只是要想说明，即便是持一种挑剔的态度去评价作家——认为这无可厚非，也应该保持对那个作家的尊重，至少先应该去认明白，他大致是个什么样的作家。沈从文真是一个复杂的作家。他的大部分笔墨还是用在渲染湘西人民的朴素美好的人性之“常”上面的，可他也有不少的篇章，都或明或暗地在那里挑剔湘西社会的隐患和烂疮，它们和那些优美的牧歌图画常常形成那样尖锐的对比，简直不知道究竟哪一个才算是代表了沈从文的真心。他是陷入一种行为和情感的深刻矛盾了。不管他在笔下如何挑剔湘西世界中的“变”，赞美湘西世界中的“常”，甚至引申出一种对整个现代文明的怀疑和否定判断，他实际上却是湘西社会的逆子，他千里迢迢从湘西来到北平，此后虽也辗转迁流，却一直安心于城市的生活。作为作家的沈从文，他始终是一个嘈杂都市里的居民，而并非沅水岸边的隐士。人总是矛盾的。沈从文的矛盾更是有几分必然。在某种意义上，他对昔日湘西世界中“常”的向往之情，都是被他与北平文化生活的接触所激引起来的。当他决意用现代小说的形式来抒发这种感情的时候，他就已经注定要陷入那行为和情感之间的矛盾了。湘西世界中的“常”与“变”，除了和沈从文的的成长轨迹与心灵路程分不开以外，外部社会的“变”也是其形成的重要因素。尽管湘西人久居化外，但整个社会的剧烈变化，仍极深刻地影响到湘西的人事安排：大的如乾嘉暴动、改土归流等；小的如儿女情长、个人恩怨等，这些都在湘西人的记忆里烙下了或深或浅的印痕。过去与现实的层层堆积，古人与来者的互相守望，湘西人在深味对自己的处境和对未来的隐忧中，对整个湘西整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发展历史作了理智的返顾。30年代抗战前后连续不断的大小内战、国民党对苗汉民族实行的反动黑暗统治，腐蚀了自古以来自然经济运行的湘西世界，使得朴素美好的人性逐步被唯实唯利的庸俗人生观所侵蚀，从而形成了自己关于“常”与“变”的历史观。它浸润着浓浓的湘西风情。这是造成“常”与“变”的直接原因。这其中，还有内在的哲学因素。马克思曾经说过：“历史的发展总有惊人的相似。”从湘西人的经验来看，在这条“日夜不断、千古长流的河水里，石头和沙子以及水面腐烂的草木、破碎的船板……百年前同百年后皆仿佛同目前一样”，它指人类历史的可复制性，这是由人类不思进取的惰性和安于现状的惯性的合力促成的。因而，这条“河”沉淀着“若干年来若干人类的哀乐”。不过，与“一套用文字写成的……另一时代另一群人在这地面上相斫相杀的故事”相比，更容易“把我们带回到四五千年那个过去时间里去”“河船拍打水面的浆声，油坊里油锤与油榨相撞时爆发的回声，伴和着古老悠长而又悲凉的船歌与号子，沉沉的牛角声，水车飞转发出的‘咿呀’声……”总之，湘西人仿佛依然生活在过去的生存形态里。 实 质 上 讲 ， “ 历 史 是 一 次性的 ， 它一 经 过 去 便 永 不再现。” “ 常 ” 不过 是一种历 史 表 象 ， 一 种 对 于 历 史 的 情 感逻辑，一 种 湘 西 人 安 于 现 实 的 自 慰 ， “ 变 ” 才是 历 史 的 真 正 本 质 。 “ 变 ” 本 是自然界的 普 遍 法 则 ， 指 事 物 内 部 矛 盾 对立的 双方 相 互 不 断 的 斗 争 ， 而 使 事 物 的性质 、状 态 或 情 形和 以 前 不 同 了 。 但 囿于湘 西少 数 民 族 在 历 史 上 的 特 殊 境 遇 (即历 代汉族 统 治 者 都 把 他 们 蔑 称 为 “ 蛮 ” 而加 以武 力 镇 压 )， “ 变 ” 渗 透 着 一 股浓重 的 悲凉 ： 联 系 着 整 个 社会的 “ 变 ” ， 他 们 身 不 由 己 又 无 力 拒 绝，如 面 对 历代 中 央 王 朝 对 他 们 的 同 化和征服 ， 他 们为 自 身 的 生 计 而 不 得 不 作反同 化 和 反 征服 的 困 兽 之 斗 。几 乎 每 个朝代 都 有 着 这种 充 满血 腥 气 的 记 载 。变动的 社 会 就 象 一个 旋 转 的 巨 大 石 磨 ， 辗碎了 许 多 人 的 灵魂 ， 如 政 治 上 的变色龙 、 走 私鸦 片 、 好 玩女 人的跳 脚 ，有 的甚至 用 颓 废 的 身心去 狂 嫖 滥 赌 … … “ 变 ” 是永 远 纠 缠 着历代 湘 西 人 的 历 史症结。正是作家自身因素（沈从文个人的成长轨迹和心路历程）与外部世界因素（湘西世界所遭遇的社会历史之“变”）的综合，使沈从文的视角关注于湘西世界中人性之“常”与人性之“变”的冲突，并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不断影响文坛上学者的思考与探索。沈从文说：“我是一个乡下人，走到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杆秤，和普遍社会总是不合。”不合时宜又过分认真执著，正体现了沈从文独特的生命气质。昨天的湘西，那个美丽而野蛮的世界，像一个动人的传说已经远去，余留的只有尚在作困兽之斗的乡村灵魂和业已腐蚀的乡村社会。
渡船悠悠 情爱涓涓——浅析《边城》中的人性美中篇小说《边城》自问世以来，就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赞者认为这是“一颗千古不磨的珠玉”“田园诗的杰作”；贬者说它是“掏空了人物的阶级属性”“有意无意地回避尖锐的社会矛盾”；还有人认为文坛“总有一天会对沈从文作出公正的评价：把沈从文、福楼拜、斯特恩、普罗斯特看成成就相等的作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倘若我们抛开社会政治经济的因素，从文学本身的自然魅力（即伦理道德）来审视沈从文的作品，就能明白人们盛赞沈氏的根由了。他的作品“以其独到的思想认识和艺术表现方式，绘制了一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社会生活的恢宏画卷”。作品中那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促使作者以特异的湘西边陲，作为构筑善与美的“神庙”的地基。人性，作为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在沈从文笔下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因为在沈从文看来：“一部伟大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故表现人性便是他创作的中心。沈从文神往于不受“近代文明”玷污更不受其拘牵的原始古朴的人性，他创作时往往去除现实生活中严酷的政治经济关系，而在古老的生活节奏与情调中塑造一系列不带社会阶级烙印的自然化的人，讴歌一种自在、自得的人生，追求一种“优美、健康”的生活。故而，他的作品游离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在文学的大道上另辟蹊径，以抒写自然的人性为题材，从而寄托作者对社会、人生的反思。在他众多的作品中，中篇小说《边城》就是这类内容的代表。小说《边城》以撑渡老人的外孙女翠翠与船总的儿子天保、傩送的爱情为线索，表达了作者内心的追求以及与这追求相呼应的田园牧歌情调。这种情调若和当时由卑鄙的人渣组成的动荡社会相对比，简直就是一块脱离尘寰的“世外桃源”。在这块世外桃源中生活的人们充满了原始的内在的“爱”。正因为这“爱”才使得湘西小城、酉水岸边茶峒里的“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得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小说《边城》正是通过抒写青年男女之间的情爱、祖孙之间的亲爱、邻里之间的互爱来表现人性之美的。主人公翠翠是一个迷人的形象，是全书之魂。她是人之子，更是大自然的女儿。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湘西的清风、丽日给了她一个壮健的躯体；茶峒的青山、绿水给了她一双碧玉般清澈透明的眸子；碧溪岨的竹篁、白塔又给了她一颗绝不世故的赤心；酉水、小船载满了她那少女的悠悠岁月。祖孙俩在这古老而又清澈的溪水边、小船上、白塔下相依为命。一不贪财，二不羡贵，三不嫌贫，四不偷懒，愿守清贫，甘于助人，体现了中国劳动人民的传统美德——勤劳、善良、淡泊。幼小的翠翠正是在这种祥和而又古朴的小屋里，从爷爷那里继承了自己应该继承的东西，弘扬了本该弘扬的内容。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性格也便有了微妙的变化：少了一点乖巧，多了一些沉思；少了一些欢笑，多了一份羞涩。由少时争着坐渡船夫渡新娘子的花轿，学小羊、小牛叫，摘一把野花缚在头上，装扮新娘子到站在小山头听那迷人的鼓声，想那迷人的夜晚，到后来便有了青春期少女们同有的心事。面对着那突如其来的分不清、道不明的心绪，年青、稚嫩的翠翠不知道是应该快乐，还是应该忧愁。为此她便常常坐在山头上，站在渡船上沉静地慢慢地咀嚼着人生的酸涩苦甜，吞咽着自己为自己酿造的人生苦酒。后来，翠翠路遇了刚刚在划船比赛中中了头奖的傩送，两颗年轻的心灵撞击在一起，那种朦胧的爱意便在翠翠心中萌发。从此她觉得自己感情上有了一种新的需要，但又不好意思说出来。当别人“无意中提到什么时”，她会脸红，在内心深处却又在盼望着听到与之有关的内容，等到这种盼望日久天长在心中扎下根之后，她那少女的纯情便自然而然地流露了出来。两年后端午节前夕她又见到了傩送，情不自禁地对爷爷说：“那个人很好。”以至在看划船时无意间听到别人议论傩送婚事时，一向沉稳的翠翠心中也便乱作一团，甚至傩送和她说话也忘了应答。后来，傩送在月下为翠翠唱歌，酣梦中的翠翠竟被傩送的情歌所吸引，灵魂也浮了起来。可惜的是她却不知道这月下唱歌的年轻后生就是自己爱着的傩送。不久，天保为爱离家出走落水而死，傩送寻兄归来过溪时，又得不到翠翠的一点暗示，便赌气远走他乡。老船夫也溘然长逝。翠翠忍受着亲人离去之痛、爱人负气出走之苦，仍决定留在渡船上翘首期盼心上人的归来。��翠翠与傩送这对深深爱着对方的年轻人既没有山盟海誓的豪言壮语，也没有离经叛道的骇世之举，更没有充满铜臭味的裙带交易，有的只是原始乡村孕育下的超乎自然的朴素纯情，有的只是“遵从古礼”的淳厚人性，有的只是含蕴的东方的传统美德。作者着重表现了他们行为的高尚和灵魂的美。在作者的笔下，翠翠是个天真无邪的山区女孩，她聪明、美丽、乖巧、纯朴、善良。傩送是个童稚无欺的乡下小伙，他勇敢、英俊、豪爽、热情、勤劳。在这人杰地灵的偏僻之地，两颗年青的心靠拢了，他们按照自己的标准同时选择了对方。一切显得那么自然，而在这自然之中却显示了“人性”在这块尚不开化的山村的永久魅力。作者正是通过这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反映了人性美。��作品展现人性美的第二个方面是通过老船夫对女儿、对孙女的挚爱来体现的。��老船夫是作者在小说中尽力刻画的另一个人物。在作者的笔下，他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杰出代表。他善良、勤劳、朴实、憨厚、忠于职守、克尽本分。“五十年来不知把船来去渡了若干人”“年纪虽大，但天不许他休息，他仿佛便不能够同这一分生活离开”。他生活虽然清贫，但却从不贪心；乐善好施，却从不索取，“凡事求个心安理得”。终生为别人服务，却不图别人的一丝报答。对于自己的女儿和外孙女，他痛爱有加，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给了她们。十七年前，当他的独生女背着自己与驻防的一名绿营兵恋爱，有了小孩子后，他“却不加上一个有分量的字眼儿，只作为并不听到过这事情一样，仍然把日子很平静地过下去”。后来，士兵死于暴病，女儿为之殉情，他又毫不犹豫地负起了抚养外孙女的责任。随着岁月的流逝，转眼间，外孙女已出落成了一个如她母亲一样美丽的少女。从此，在老船夫的心里又多了一层心事：为翠翠找一个如意郎君。为此他不辞辛苦，竭尽全力周旋于翠翠、天保、傩送、船总顺顺和杨马兵之间。无意中为孙女的婚事设置了一些障碍，导致了一系列的误会，最终酿成了傩送与翠翠的爱情悲剧。他带着万般的无奈和无限的愧疚悄悄地离开了人世。老船夫慈祥、敦厚、善良、凡事但求心安理得的良好品德仿佛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化身；他对女儿、外孙女无私的爱仿佛就是我们炎黄子孙祖祖辈辈、生生息息得以繁衍的血缘纽带。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那原始而又古老纯朴的人性之美。��小说正是通过老船夫这个典型人物的描述展现亲子之爱的人情美。��《边城》中的人性美还表现在邻里之间的互爱中。船总顺顺便是这一类的总代表。他“大方洒脱”“欢喜交朋结友，慷慨又能济人之急”。对“因船只失事破产的船家，过路退伍兵士、游学文人墨客”，“凡到了这个地方闻名求助的，莫不尽力帮助”。在他的身上少了都市人的自私和狭隘，少了商人聚敛钱财的贪婪与世故，少了奸侫小人的阴险奸诈；多了一副两里人的宽阔豪爽的胸怀，多了一颗仗义疏财的仁义之心，多了一种乡民的光明磊落和正道直行的品德。正是这种美德影响着乡邻，从而在这块不显山不露水的偏僻小地保留了一份大都市里想都不曾想到的民俗淳风，而且这种“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的淳朴民情在这古老的大地上哺育着一代又一代，演义着一个又一个传奇式的田园牧歌故事。面对着风雨中丧亲失业、无依无靠的翠翠，他尽释前嫌，忙前忙后。就连城中杨马兵也赶来帮忙，并重新担负起了老船夫的重任，照看那失去了一切的孤雏——翠翠。这就是湘西的风土人情，这就是茶峒人的善良。这份浓浓的人情、这份厚厚的美德足可令城市中那些自以为知书达礼、寡心静欲者为之汗颜。在这里没有什么地位的尊卑之别，有的只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在这里没有勾心斗角、强取豪夺，有的只是心与心的交换、血与血的对流。��沈从文正是通过翠翠、傩送的爱情悲剧，去淡化现实的黑暗与痛苦，去讴歌一种古朴的象征着“爱”与“美”的人性与生活方式。��作者正是通过老船夫对子女的挚爱亲情，去和当时社会的你争我夺、弱肉强食形成对照，去呼唤那久已失去的“善良人性”，去追求那“无侮无忧”的远古社会，去保存那“遵从古礼”的美德。��小说《边城》正是通过“邻里之爱”来展示这块净土上的人们是一群“未曾被近代文明污染了的”“善良的人”。从而体现作者拒绝“现代”，厌恶“文明”，以此来寄托他重造民族品德的希望。��管窥蠡测不足以道万一。从以上三个方面的陈述，我们可看见作者那“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的“希腊小庙”中所供奉的“人性”之美。市立瑞祥高中&fnum=1985&laddle=9111一●相关书讯：＜边城＞是一本短篇小说，像是在叙述一处被世界所遗忘的宝地，在那宝地上很平凡的生活正在上演，亲情、爱情及乡民之间互相帮忙、互相关怀的情感，平凡到几乎快令人遗忘这就是生活。难得的是，作者从未踏进学校的大门，全靠自修成为一流作家，尤其故事的细腻感人绝对超出想像的细密，除此之外，作者想表达在社会变动之下被大家所遗忘的、放弃的关怀之情，他希望带领一些人一起走进对社会的省思，作者也不讳言这本书只预备给小人物看，并无刻意要给文学批评者或理论家看，他只是将他的关怀写在书上并传播给关心社会的人。二●内容摘录：黄昏照样的温柔、美丽和平静。但一个人若体念到这个当前一切时，也就照样的在这黄昏中会有点儿薄薄的凄凉。於是，这日子成为痛苦的东西了。翠翠觉得好像缺少了什麼。好像眼见到这个日子过去了，想要在一件新的人事上攀住它，但不成。好像生活太平凡了，忍受不住。＜p．103－104＞三●我的观点：沈从文，他的作品向来氤氲著一种与世隔绝的调调，像长长的诗篇，吸引人的不是华丽的外表，而是淳朴的灵魂。看多了现代都市小说，总是觉得少了些什麼、遗忘了些什麼，就在周遭很近很近的地方。在一次偶然翻阅中，我被沈文从的作品给震住了，原来被我所遗忘的就是关怀社会，忘了去关心一个我生长的国家、我周遭的环境，总是觉得那是大人们的事，政治人物们自己在玩的游戏，与我无关。然而我却忘了人生很苦很苦，因此寻找感动成了维持生命意义的重要动力，有了感动它可以美丽，它也可以多采多姿，但是，感动的前提就是要付出关心，一直一直付出，即使可能不会有回报。在＜边城＞一书中，我看见了乡下人的质朴、勤奋、正直，还有他们的宽容，这使我倏然的心酸，从前从前台湾人的历史也曾经是这麼述写著，一切的一切彷佛看过、听过，甚至这气息也是这麼的熟悉，强烈的撼动我的内心，啊！真怀念小时后的一切，想想从前的台湾也处处蕴育著最美最美的人情味，最浓最浓的乡土情，所以它曾是座名叫福尔摩沙的宝岛，这让我不禁思考著：如果在文明富有却彼此生疏和文明落后却彼此关怀之间只能择一，我会选哪一个？社会会选择哪一个？难道没有两全其美的方法吗？然而这好像是一种世界无奈的趋势。本书描写的爱情，有著若即若离的飘飘感，将乡下人的含蓄描写的淋漓尽致，而作者对孙女＜翠翠＞情窦初开的情事描写，宛如爷爷低喃著一篇长长的诗，美丽而凄凉，自从那晚美丽的梦在翠翠灵魂深处发了酵，那美妙的歌声就一直眷恋在翠翠的心窝，就像质朴的乡下小姑娘，相对於现代社会纷乱的男女关系，可爱多了也简单多了。但结局是翠翠心爱的人因气愤蒙蔽双眼而看不清事实产生误会来作句点，虽然这误会增加了故事的美却更加的残忍，人和人之间总是会发生这些事，它保留一个故事美感，但它终究是个遗憾、缺陷，一个不完美的句点。再者＜祖孙情＞也是撼动人心的情节之一，祖父与翠翠的细腻互动强烈散出的亲情，令人心生羡慕，反观，现今社会可以散发出如此强烈亲情的家庭正一滴一滴的减少，居然还有女儿告母亲上法庭，孩子弑双亲、打父母的，三四十岁的人伸手向父母要钱不成砍死双亲的，试想，这个社会到底出了什麼问题？哪个环节出了差错？难道文明油气又与亲情犯了冲，还是社会在改变，人的观念也在变，最后连人心也都丢了，这是算社会进步还是退步呢？然而书中的祖父因为爱的太深所以处处寻找他以为对翠翠是最好的选择，却不幸弄巧成拙，以致於翠翠的人生由一颗闪亮的水晶，因一时的失手，顿失光彩成了一颗普普通通的石子，乍看之下祖父的行为挺令人气恼的，但，想想这块闪亮的水晶是谁一点一滴琢磨出来的呢？纵使这颗水晶成了石子不再闪亮、晶莹透彻，但是石子仍拥有自己独特的光亮，就算失去了一切翠翠仍有活下去的欲望，她并没有因此而倒下，即使她可能一直孤独，也可能下一秒她就能得到幸福，虽然在爱情上它可能是个完结篇，但是对翠翠的人生而言，它绝对是个序曲，因为她走出了一条与母亲不一样的路，人生的路上不可能一直处於顺境的，就算在逆境，也要活的有特色，至少是很认真的在过生活，但总觉得现今社会承受压力的能力太小，看看从前台湾清苦的生活，喊苦的没几个更不会有人轻易结束自己的生命，反倒是现在，社会富裕了许多，但失去的似乎更多。本书另一特点，就是它的景色描写，沈从文先生所描绘的四川湘西茶峒拥有著与现代都市文明所不同的魅力，吸引我的是它的辽阔还有那深幽的气息，像对著山谷唱歌般，我的内心也产生了回响，稚荡在空气中随著微风飘出云河，缓缓蔓延至天际，就是这种可以包容一切的舒畅，也许是因为台湾太小的缘故，因此要感受到大自然的澎湃气势有点难，但总觉得如此壮观辽阔的景象会为人带来感动，和莫名的满足。这本书最最难得的地方，就是它总是巧妙的启发我思考一些社会问题，它在情感方面的描写虽然是淡淡的，但却意外在我体内却产生强烈的共鸣，那是一种因怀念平凡而产生的情绪，深深感动著它平凡之中的不平凡，就像站在一望无际的沙漠上等待即将没入沙中的夕阳，静静的，悄悄的，感受它的永恒。四●讨论议题：现代社会在各方面不断的进步、革新，然而人类对许多事情处理的方法、态度却好像一直在退化，是哪方面出了问题呢？虽然大家都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却不多人去真正的正视这个问题，它一直都存在，并且恶化的速度也在加快，但人类处理它的速度却很迟缓，它有益加严重的趋势。《边城》新论——对“牧歌情调”说的批判《边城》是沈从文小说中一部极富诗意、极美的抒情中篇，是他对极推崇的屠格涅夫“揉游记散文和小说故事而为一”的创作方法的成功尝试，也就是常被人们认为最具有牧歌情调的表现作者理想世界的作品。要全面正确地评价一部文学作品，准确把握一个作家的创作风格，仅就作品特定的环境、情节等的探讨是很不够的。要正确地分析沈从文反映湘西独特风貌的文学作品，准确把握他“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决非易事。他不是将认识、道理、伦理观念粘附于作品外部，而总是将道理和情感倾向隐蔽在现象描绘中，用那种笨拙而独特的文字句式，那种舒缓从容的叙述节奏，那种真切而又含蓄的抒情姿态，传达他那“乡下人”的独特感受，让意象展示生活的全部丰富性、复杂性和微妙性。只有深入地探究他生活的历程，他的文学观点以及文化价值取向等等，才可能比较全面地理解他何以独树“人性”大旗，甘受不为“多数人”理解的寂寞与孤独，矢志走完了自己的文学历程。沈从文青少年时代生活的地方，是“在黔北、川东、湘西一处极偏僻的角隅上”的“镇簟”。一那里有一条曾经为屈原溯江而行的长年澄清的沅水，在那块充满了原始神秘的土地上生活的人们，“是正直的，诚实的，生活有些方面极其伟大，有些方面又极其平凡，性情有些方面极其美丽，有些方面又极其琐碎。”二“人人洁身信神，守法爱官。”三这是他魂系神往一生的地方。但是，当二十岁的沈从文，满怀了对新生活的向往，奇迹般“呆头呆脑”地出现在北京街头的时候，他首先得到的是城里人对“乡巴佬”的愚弄。“从湘西到北京，沈从文跨越的不只是几千里的地理距离，他同时跨越了一个甚至几个时代的历史空间。”四求学愿望的不能实现，日常生活的拮据和困难，讥饿与寒冷，磨砺了他的意志，使他更全面地认识了社会，认识了人生。他看到了都市上流社会绅士阶级人物的虚伪与卑鄙，愚昧与贪婪，道德的沦丧与人性的堕落。他常常感叹：“血管里流着你们民族健康血液的我，二十七岁的生命，有一半为都市生活所吞噬”，“所有值得称为高尚的性格，如象那热情，与勇敢，与诚实，早已完全消失殆尽。”五他说：“我真愿意到黄河岸边去，和短衣汉子坐在黄土窖里，面对汤汤浊流，寝馈在炮火铁雨中一年半载，必可将生命化零为整，单单纯纯的熬下去，走出这个琐碎、懒惰、敷衍、虚伪的衣冠社会。”六其厌恶、憎恨之情溢于言表。城市对他的轻慢，逼迫他回首，他的内心深处翻涌起无法遏止的思乡情绪。那澄澈的河水，青翠的山峦，那老少无欺的淳朴，自生自灭的自在状态，唤醒了他的梦，他所体验过的亲切和快乐。“我喜欢同‘会朋’那种人抬一箩米到溪里去淘，看见一个大奶肥臀妇人过桥时就唱歌。我羡慕‘夫妇’们在好天气下上山做呆事情。我极高兴把一支笔画出那乡村典型人物的脸同心。……在那上面我解释我生活的爱憎……”七这种感情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类的一种共同的趋向，罗素说过：“正象所有开化得很快的社会一样，希腊人，至少是某一部分希腊人，发展了一种对原始事物的爱慕，以及一种对于比当时道德所裁可的生活方式更为本能的，更加强烈的生活方式的热望。”八因而，他不惜用尽笔墨，和着心血去呕歌，去展示那充满了宗教神秘，剽悍和原始的，与清水流云，青山秀林融为一体的湘西世界。以此来反衬那腐败、没落的城市文明。作家努力实现着这目的，以便能使读者越过形象的主体，“越过那条间隔城乡的深沟，从一个乡下人的作品，发现一种燃烧的感情，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永远的倾心，康健诚实的赞颂，以及对于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九沈从文这个身上流淌着苗族血液的作家，在那凄风楚雨的世界里，性灵受到陶冶。对上下求索，百折不悔的屈原的尊崇，对以柔胜刚，以退为进的老庄的认可，铸成他酷爱虚空静美，向人的“生命”底蕴探索，企图寻回现今世界失去的“生命”的自然本质的倔强性格。他广泛地接触了外国优秀的文学作品，文化传统，但都被他所具有的本位文化同化了，他显得不卑不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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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沈从文的宗教情怀 现代意义上的宗教精神是指深入探究人类命运问题,渴望减轻人类苦难,并且恳切希望将来会实现人类美好前景的一种终极关怀态度。沈从文正是这样一位具有深沉宗教情怀的文学家。在他的文学世界中饱含着博爱的基督教精神,天人合一的道家精神和追求心性自由的佛教精神。 一、沈从文的基督教情怀 基督教虽然在16世纪末就传入了中国,但基督教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在留学欧美的作家身上表现更为普遍。而自诩为“乡下人“的沈从文既没留过学,甚至没受过正规的现代教育,基督教文化却对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沈从文接触基督教是从读《圣经》开始的。1922年夏,二十岁的沈从文只身来到北京,虽满怀文学救国的崇高理想,却连基本的标点符号的使用都不熟悉,更何谈文学创作!当时身边唯一的师傅是一部《史记》,随后不久从燕京大学朋友处偶然得到一本破旧的《圣经》,他立即喜欢上了《圣经》“那接近口语的译文”和“部分充满抒情诗的篇章”,并从“反复阅读中”,“得到极多有益启发,学会了叙事抒情的基本知识”。可以说,沈从文作品自然、流畅、平白的风格,与《圣 经》有一定的传承渊源关系。而《圣经》所蕴涵的仁爱、善良、怜悯也成为他精神的寄托与支柱之一,他从中找到了不属于任何宗教派别的精神安慰,支撑他战胜一切困难与挫折。后来,沈从文认识了著名的教会学校燕京大学的一帮学生,如董秋斯、张采真、司徒乔、韦丛芜等。沈从文在与他们的交往中也间接地受到基督教的影响,这使他对教会生活、基督教知识有一定了解。1925年7月至1926年间,沈从文在其亲戚———曾任民国总理的熊希龄办的北京香山慈幼院里做事。慈幼院是一个慈善和救助机构,具体由中国基督教非圣职人员经办,沈从文在做事中也与不少基督教信仰者有往来,耳濡目染,受到一定影响。他因此写了一系列有基督教影响的作品,如《蒙恩的孩子》、《第二个狒狒》、《用A字记下来的事》等。 基督教“最根本的精神永远是爱———一种完全无私的精神,一种尊重他人并为他人寻求最高的善的行为”沈从文接受的主要就是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他在1933年回答有人提出的问题“你为什么要写作”时说:“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这点情绪同宗教情绪完全一样。”沈从文爱美丽,也爱永恒;爱世界,也爱人类。这种爱完全是一种宗教行为,闪烁着关爱人类未来的宗教情怀。 沈从文之所以接受基督教的博爱精神,是因为他一直生活在一个充满仇恨和冷酷的世界里。在湘西,沈从文难以忘记的是军队中那些血淋淋的杀人场面,无数无辜百姓被军队长官以“土匪”的名义杀掉;在北京,沈从文体验最深刻的是都市中人与人之间的虚伪和冷漠。从湘西到北京,生活空间的位移并未改变现实的严酷。人们之间缺少温情,找不到爱繁衍的土壤。既然现实中已经不存在爱,那么,爱又在何方呢?沈从文想到了《圣经》———一本充满爱意的圣书。他非常欣赏耶稣的“博爱”精神,并从中找到了永恒的精神慰籍。 在以后的生活中,这种爱逐渐内化为作家的一种心理内趋力,形成沈从文特有的“爱人类”“爱有生”“爱善”“爱美”的“爱的哲学”,伴随着沈从文漫长的一生。 二、沈从文的道家情怀 作为一种文化哲学体系,道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富有个性的一派。崇尚自然,强调以自然为本体的天人合一是道家哲学的一个重要观点。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应当效法自然并且顺应生命的自然,这样才能保持人的纯正本性,保持人性的健全和恒久。强调“天道自然无为”,推重自然人性观是庄子和老子哲学的共通之处。道家的人生观为生命的存在方式和存在质量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范式,对后世作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京派作家身上或多或少都闪现出道家文化的影子,尤以沈从文为代表。 湘西古朴原始、神秘奇丽、浪漫洒脱的苗族文化氛围喂养滋润了沈从文的心灵和感情。这种地域性文化呈现出某些和道家文化相同的价值取向,如对自然的顺应,对与自然相契的人性的凸现等。沈从文拥有浓烈厚重的乡土情结,在他笔下的湘西世界里,人们终日与古朴、宁静、和谐、美妙如画而又充满灵性的大自然为伴,拥有原始、野性、蓬勃旺盛的生命力。他们的人性、人情、道德与孕养他们的大自然保持着一种异质同构的关系,完全是自然孕育造化的精灵。他们性情所至,率力而为,不受任何陈规陋俗羁绊,也不为任何世俗礼法约束。四狗和阿姐在山雨洗净了的大自然中“撒野”(《雨后》),儿子特意筑路以方便母亲去庙里与和尚相会(《沅陵的人》)。湘西民间的道德处于一种自由自在的状态,这种道德是纯审美的,它体现了人们的习惯、乐趣和愿望,反映了生命的需求和生命的趋向,完全符合人的生理自然和心理自然,彰示出生命的自由,生存的洒脱。 对人性的歌颂是庄子哲学的要义所在,沈从文的生命观、价值观明显受到道家文化的影响。其对健康的人性有着天然的倾心,他在《从文小说习作选集代序》中明确了自己的立场:“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4]在他笔下,农民、兵士、水手、娼妓、童养媳等等,都具有一种生命本性的美。他还在《水云》一文中宣称:“我是一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5]他笔下的画面与庄子“以自然为宗”的思想很相似,庄子思想中宣扬清淡无为、反对约束、恢复本性等特点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均有体现。沈从文笔下的主人公大都是“风日里长养着”的自然之子,这里的女子心地善良、温柔却刚强,体现着自然人性中和静柔美的一面;这里的男子诚实勇敢、,带有自然原始发力量与生命的冲动。这就是沈从文所认可的自然的人性和生命的本真状态,自然健康的人、人性是沈从文写作的起点,也是他的终点。 三、沈从文的佛教情怀 佛教虽然产生于印度,传入中国后却得到了创造性的发展,并形成了中国本土特点的禅宗。从文化学的角度看,禅宗是一种摆脱烦恼、追求生命自觉和精神自由境界的文化理想。沈从文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佛教的“心性论”为他思考“人”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使他掌握了人类自身的独特思维方式-———反视内心,从而体现出他对人类生命本质 认识的深刻性。沈从文最早接触到佛教,是他还在陈渠珍部下当兵的时候,当时他正处在精神上极度苦闷和困惑之中,内心有股难言的苦恼和寂寞需要向人倾诉,并希望有人能对他精神上紊乱的思绪进行疏导和启发。这时候,他饱读诗书的姨父聂仁德适时地出现在他的生活中,为沈从文带来了儒家理学、佛学、西方近代哲学等以前他闻所未闻的人类文化精华。他在《从文自传》写道:“(聂仁德)为人知识极博,而且非常有趣味,我便常常过河去听他谈‘宋元哲学’,谈‘大乘’,谈‘因明’,谈‘进化论’谈一切我所不知道却愿意知道的问题。”这种谈话显然也使他十分快乐,因此每次所谈的时间总很长很久。但这么一来,“我的幻想更宽,寂寞也就更大了。”这里提到的谈话内容,根据沈从文后来思想的发展轨迹来看,其中佛学对他的影响最大,后来他读了大量的有关佛教经典。他在一本抗战时期出版的盗印本《月下小景》上的题字中写道:“(在武汉大学教书时)教书时间既不多,因此有四分之一时读书,有机会把碛砂藏内诸故事经卷大致看过一次或二次。”他很多作品如小说集《月下小景》中的小说、散文《七色魇》等都是直接以佛经故事为题材。 追求心灵自由是沈从文对佛教精神最深的感悟。个体生命是有限的,要摆脱个体生命的束缚,达到永恒的自在状态,必须扩张个体的心灵,追求心灵的无限自由。沈从文所感悟到的心灵自由是有“神性”的生命,也只有这样的生命才可以与日月同辉。他在追求心灵自由时主要凭借文学创作的方式,因为“凡知道用各种感觉文字去捕捉住此美丽神奇光影的,此光影在生命即终生不灭。”也就是说,文学创作是 心灵自由遨游的一种方式,而且感悟心灵自由时必须在一个清静的地方,同外物完全隔绝,“心有所悟,若有所契,无渣滓,少凝滞,”从而进入心灵自由的境界。正因为沈从文执着于生命的“神性”,才使他在现实的“人”的生活中感到精神上有无穷的困惑,不时发出“人生可悯”的慨叹! 综观沈从文的“神性”思想的全部内涵,其最核心部分就是要摆脱日益使人性异化的虚伪、堕落的社会生活,葆有一颗真心,恢复人之为人的神性生命。佛教心性论的明心见性思想为他提供了直指内心的思维方式,而大乘佛教的入世精 神又使他不逃避现实社会,呈现出一种天真、勇敢的进取精神。佛教对他毕生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晚年还说过:“七四年六月过苏州重买《法苑珠林》一部,作为纪念。四十年人事变迁极大,童心未失,和所读诸佛经有相当关系。”童心未失,生命的“神性”常在,这是沈从文的人格魅力所在,也是他的作品永恒的艺术魅力所在。参考文献：1、(英)詹姆士.里德.基督教的人生观[M].上海:三联书店, 19892、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9卷)[M].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3、郭国昌.论沈从文的宗教精神.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年5月4、袁启君，论沈从文的宗教情怀，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11期
沈从文的创作思想30年代的中国文坛，经过前十年的过滤与整合，走马灯似的各式各样文学思潮和流派的鼓噪渐趋平静，"五四"所开启的有相对思想自由的氛围逐渐消失。文学主潮随着整个社会的变革而变得空前的政治化。一批时代精英自觉地顺应时代对文学的选择，以"左联"为中坚，高唱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主旋律，显示出旺盛的创作激情。在文学和政治联姻成为作家自主选择的背景下，沈从文却以一个独行者身份，顽强地坚持着自己的文学主张，成为一个与时代文学主潮不和谐的音符。在政治思想上，他不满现实，对国民党政府不合作，不同流合污，但也不赞同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他始终保持一种清高的、洁身自好的自由主义态度。在文艺思想上，他宣扬人性论观点，显示出道家的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思想倾向，企图用农村原始淳朴的人性来改变黑暗现实，恢复民族元气，重塑民族品格。在创作倾向上，他力图贯注的是自己政治上的中间态度，强调发挥文学自己本来的功能，尽力试验文体的完美程度，并有意让它与党派保持距离。沈从文是一位容易引起争论的作家。他那富有传奇性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经历、独特的文学思想与政治观念，既为解读其小说带来多种阐释的可能，又为研究其人留下了诸多课题。一、传奇性的生活经历与文化背景沈从文原名沈岳焕，主要笔名还有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湖南凤凰人。1918年自家乡小学毕业后，随当地土著部队流徒于湘、川、黔边境与沅水流域一带，后正式参军，当过上士司书。1922年在五四思潮吸引下自身来到北京，升学未成，在郁达夫、徐志摩等人鼓励下，于艰苦条件下自学写作。1924年，他的作品最早载于《晨报副刊》，接着又在《现代评论》、《小说月报》上发表。1928年，与胡也频、丁玲相继来到上海，曾共同创办《红黑》杂志。1929年在上海中国公学教书。这时期的作品结集为《鸭子》、《旅店及其他》、《蜜柑》等，所描写的湘西乡俗民风和鲜明的生活，引起人们的注目。《萧萧》、《牛》、《柏子》、《阿丽思中国漫游奇境记》显示了他早期小说较成功的乡土抒写和历史文化思考。1930年后赴青岛大学执教，创作日丰。到抗战前，出版了20多个作品集，有《石子船》、《虎雏》、《月下小景》、《八骏图》等，还有重要的选本《从文小说习作选》。中篇小说《边城》于1934年问世，标志着他的小说的成熟。抗战爆发后，经武汉、长沙，取道湘西去云南。途经沅陵时，写散文《湘西》、长篇小说《长河》(第1卷)。后至昆明西南联大任教。1945年后回京，在北京大学教书。问时编《大公报》、《益世报》文艺副刊。1949年以后，长期从事文物工作。先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研究中国古代服饰和物质文化史。1960年发表《龙凤艺术》等文。1978年调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他以作家身份被邀参加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增补为全国文联委员。1980年曾赴美国讲学。1981年出版了历时15年写成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专著。沈从文是一位多产作家，先后出版过70多本小说散文集子，他还创作出数量可观的诗作和文艺评论，总计在几百万字以上。从总体来看，他的创作可分为三个时期：1924～1927年是沈从文创作的启蒙时期。这一时期主要是以下层的农民、水手、士兵为创作对象，基本上是生活的原版复制。表现在人物的性格不尽特殊，个体印象不浓，情节的安排及故事的处理有欠妥之处。但毕竟为多少年来文坛上以都市为主要题材的刊物增添新鲜的内容，多见于《船上岸上》、《哨兵》、《猎野猪的人》、《连长》等作品之中。这是沈从文创作思想的形成。1928～1930年是沈从文的创作进一步走向成熟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创作已经脱胎于原始物象的平铺描素，布局谋篇及语言材料的运用技能均有较大的提高，从人物的描述到人物性格的塑造，都趋于成熟和丰满。如《萧萧》、《龙朱》、《阿金》等都较为深刻地刻划人物不同时态下的内心世界，在读者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1931～1949年是沈从文创作的成熟时期。在这一时期里，作者的思想已经成熟，用多种不同的视角和赋予哲理性的慧眼观察人世间的事物，并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在剖析社会，探索人生，展示民族生活习俗方面都显示自己独到的艺术魅力。一些颇有份量的作品都是这一时期产生的。如《边城》、《长河》、《过岭者》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沈从文在创作思想上，主要是注重湘西地域性的古朴民风、淡淡的乡情，突出一种原始典雅的人性美。他极力探索下民的风雨人生，揭示人生规律。他的着笔点在渡口、码头、石板街、店铺、石拱桥、山间人家、水上船民。读沈从文的作品既有山风扑面、爽心润肺之感，又觉有水性柔美、滴水穿石的钢强之情。春季山风可是他的风度，水的品格与性情是他的处世之道；看得出温柔中的倔强与倔强中的温柔紧密地结合。当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深受残蚀的时候，他用一种自然美去点化它，以唤起千百万民众为美好生活而奋斗。他同样用这一手法，呼唤一个愚昧民族心灵上的觉醒。在他那一串串的字符中，看不到刀光剑影，更嗅不到战火消烟，然而在平静的水面下涌动着浊流，在盛开的玫瑰花中带有尖尖的刺角。读者可感热情洋溢之中的忧虑，幽默后面的隐痛，微笑之间的悲凉。《边城》是中外读者交口称赞的精美的艺术品之一，是沈从文小说的代表作。作品主要是以30年代湘西的社会为背景，以湘、渝、黔边交界的茶洞渡口为描述对象，以老船公和外孙女的生活经历为载体，把湘西朴实的民风及独特环境中那种人性美表现得淋漓尽致。《边城》中人物的塑造是以湘西30年代那真挚、朴实的山民为原形而设计出来的。作品的主人翁翠翠是一位美丽、聪明、大方的苗家姑娘。她能歌善舞，过着无忧无虑的清平生活，只有当爱情的潮水凶涌而来时，自己才觉得彷徨不安，这恰恰构成一幅苗家姑娘从少年走向成熟的人生画卷。老船夫是一个为人厚道善良、勤劳朴实、待人诚实、勤勤恳恳、乐于助人又富于敬业精神的苗家阿公。他以苗家老人特有心境来关心下一辈。在翠翠的终身大事上虽然操心，但还是由"翠翠自己做主"，塑造了一个开明、自主的老人形象，说明苗家人千百年来婚姻的自由。至于后来发生的一切都是爱情生活中荡起的涟漪，更能增添故事的曲折性和趣味性。天保、傩送兄弟俩的勇敢、剽悍、诚恳，富有进取精神，撑船下海，肩挑背驮，样样在行，那典型的苗家后生形象浮现在眼前。当地有权有势的富户船总顺顺，出船下海也是一马当先，与伙计也如亲戚朋友之一般。就连奸诈的商人屠户，当老船夫站在摊前时，也要有意给他多砍点或赠送一刀肉。沈从文笔下完完全全是一副老少无欺、理想化的人间天堂。这种山美、水美、人性美融为一炉的写作手法不是该篇独创，在他不少作品中亦有。从而证实他自己说的："用一枝笔来好好保留最后一个浪漫派在20世纪生命取予的形式"，达到自己理想化的艺术境界。小说是用情节来推动故事发展的。《边城》中的故事情节具有独到之处，人物的命运完全是依照苗乡的生活规律而铺张安排，尽量捕捉自然界与社会中永远留在记忆中的生活物象，像绘制珍珠图景那样拼凑粘合起来，一层层地深入，一层层地向纵深发展，以小见大，以虚见实。在处理人物命运时玩了高档手法。如人物春风得意时，却尽情掩盖那种喜悦心情，控制大起大落的分寸与尺度，不让其达到癫狂的程度，可谓喜中不尽喜；而命运操在险滩激流中时，作者尽量避开悲剧的正面冲突，借用次要人物的闲谈而道出来，减少悲剧的凄凉程度，可谓悲中不见悲，减缓人们心里承受的坡度，达到一种特殊的艺术效果。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是《边城》的亮点。作者把人物揉进一个浓厚的风俗环境中，利用风俗来铺摆故事情节，活灵活现地展示湘西原始古朴的民族风俗。如清澈见底随手可摸的小河，千百年来挂在河边的苗家吊脚楼，穿着节日盛装，男女老少立于河边，人山人海观看一年一度端午龙舟赛，河边水车、碾房、渡口，悠悠的月夜中传来男女青年夜伴歌声……令人神往，引起无限遐思。另一方面，《边城》的成功与语言的巧妙运用是分不开的。其基本语言是湘西方言。作品中尽量选用湘西精炼、朴实的语言，避开那些苦涩难懂、深奥费神的次方言土语，采用俗语和接近生活的口语，就是比喻也是山民们经常看得见摸得着的事物，深入浅出，浅显易懂。在语言的表达方面，做到新奇、状物、传神，让读者感到犹如一阵山风，清凉宜人。因此凌宇先生在编《沈从文小说选》第二集中这样评述："所以这一切，作者企望用下层民众中保留的健康、纯朴、充满活力的道德原素来救治虚伪、怯懦、自私的民族老化症。看到了历史演变的无情规律，眷念着乡村社会朴素的人情美，但总是不断地遭受现代'文明'的洗刷和吞蚀。"从而达到他自己所说的"我的过去痛苦的挣扎，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于爱情的憧憬，在这个故事上，方得到排泄与弥补。"作者极力地渲染人物的人性美，失去了阶级性及人原本的丑恶的一面，这只不过是作者的一厢情愿罢了。但这丝毫不减作品的艺术魅力，它不愧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部优秀作品。正如金介甫说："沈从文的乡愁就像辰河一样静静地流在中国的大地，流动在他和他的民族记忆中的是一条染红的河流，是一腔斩不断的乡愁，是一种古老情绪的振颤，"是民族使命感与责任感的体现。二、独特的政治观念与文学思想1、边缘与中心沈从文的小说以表现人性为主要内容，描写偏远地区湘西人民的生活，尤其是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的风土人情，带有浓重的原始山野的乡土味。他以描写下层劳动人民、一般小职员、乡间小知识分子、船夫、渔民、猎人、匠人、士兵、商贩、舞女、私娼、土匪、刽子手、巫师等的生存和生活现实，来表现他对健全人性的肯定和对扭曲人性的抨击。这些努力使他的小说游离于主流文学之外，长期被视为"边缘文学"，而他本人也长期被视为远离中心的"边缘人"。在30年代的中国文坛，沈从文的创作无论是主题、题材还是人物，都是与主流文学、中心文学背道而驰的，是真正的"边缘文学"。但如果把沈从文的创作放在整个世界文学或中国文学（而不仅仅是某一阶段），我们会发现，他的文学不仅不能被视为边缘文学，相反是中心中的中心。"人性"问题是构成沈从文研究的核心，也是正确认识和评价沈从文的基石。沈从文的人性理想主要表现为讴歌健全人性和抨击人性扭曲这两方面的内容。无论是乡村小说如《会明》《月下小景》《边城》，还是都市小说如《绅士的太太》《大小阮》《有学问的人》，它们都在或歌颂古老人性的健康淳朴、叹惋现代文明入侵下人心的变异，或暴露道德的沦丧和堕落。此外，沈从文小说还具有浓郁的人道主义和现代批判意识。他从人道主义主义出发，揭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带给人的异化的现象，从而达到批判（并非否定）工业化现代文明的目的。如《丈夫》揭示出丈夫隐藏在生活背后的深沉的哀痛，充满了人道主义的思想。他用城乡对峙的整体结构来批判现代文明在进入中国的初始阶段所显露的全部丑陋处，"丰富了30年代中国文学的多样、多元的特性"首先，从主题上看。文学是人学，对人、人性和人的心理的表现是亘古不变的文学母题。人性，是沈从文从传统中吸取的最有活力、也是最为他叙说自己的总题目，表现在他的小说世界，不只是形象的逻辑起点，并且更是整个形象世界的支柱。在那革命高于一切的年代，沈从文自始至终都坚守他那人性的小庙，孜孜不倦地堆砌着那"精致、结实，均称，形体虽小而纤巧"的理想建筑。在现代与传统的冲突之中，他依凭着由传统培植起来的伦理精神和美学力量，企图以此全方位烛照他的题材。"人性"对他具有宗教一般的崇高感，也是他的艺术趣味的根柢。他在《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城一个小城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人事牵连在一起处时，各人应有的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对人性的关注，体现了沈从文人生态度与文学思想的一致。一方面，受30年代"文学研究会""为人生"文学主张的影响，沈从文用人性的视角来审视人生；另一方面，沈从文的"为人生"又与"文研会"不同，他的不为而为之，从而形成了他的独特个性。在30年代的社会环境里，在血与火的斗争中，一些作家直接拥抱人生，将人生等同于时代，沈从文则执着于对人性的思考，把人生看得大于时代，把时代称作狭义的人生，他避开时代生活激流面前文学的政治选择，转而采用观照理想人生的文化选择，这也许是他的小说有别于革命现实主义小说的主要原因。这种倾心人性内容的创作理想，虽然体现了他对于30年代以来的现代中国社会的隔阂，但是这不正表明了他有一个相当深长的人性视野吗？褪去一切政治和时代的外衣，一切文学实际上都是对人性的思考，从这一角度而言，沈从文的小说恐怕是无法仅用"边缘"一词来概括的。其次，从题材和人物来看。沈从文小说在题材上所涉及的领域是相当广泛的：有写军旅生活的，如《入伍后》、《传令兵》；有反映劳动人民的苦难和挣扎的，如《丈夫》、《贵生》；有写到革命者形象的，如《黑夜》、《过岭者》；有描写少数民族的生活、风土人情、爱情婚姻的，如《月下小景》、《龙朱》、《边城》等。而他最爱描写的人物还是那些与革命搭不上边的"湘西民族的下等阶级"。这种题材领域在沈从文创作中体现了三个特点：一是地域性。湘西是一个神话传奇之乡，多少世纪以来，在人们心目中它一直是一个山峦迭障、蛮人群集的地域。这个险恶又浪漫无比的地方，成就了沈从文地方文学的特色，他描写那儿的风土人情，讴歌边地的历史和习俗。二是回忆性。沈从文对湘西的描绘是通过他的回忆来完成的。他有选择地运用他的记忆，并对记忆中的家乡加以理想化，创造出一个美好生活的完整图景。这种追求过去，以回忆作为作品的基调，似乎是脱离现实，实际上是在更深层次上对现代文化进行批判。三是平民性。平民性是沈从文小说创作最主要的特色之一。在小说中，沈从文表现出对普通乡民、市民的生活方式的充分肯定，对于俗人俗物的极度热爱与亲近。沈从文身上有少数民族的血统，少年时代便长期生活在人民底层，谙熟川、湘、鄂、黔四省交界的那块土地及绵延千里的沅水流域，了解"湘西"的农人、士兵、店伙、商贩、终生漂泊的水手船工、吊脚楼的娼妓以及这些人的喜怒哀乐。这些人物个个历经磨难，过着可怜甚至愚昧的生活。透过这可怜或愚昧，沈从文力图显示普通人的坚忍，倔强、极强盛的生命力，从而表现他美即在平凡的生命形式之中、稳定而不表露的劳动具有它永恒价值的文学审美倾向。他所创造的平民世界，提供了各样的"生活发现"，可以使人长久地玩味。他小说中的人物很少把人生的企求寄托在大变动之中，而是喜欢退回到传统文化崇尚的淡泊、与世无争的境地。因此，很多人认为它有保守的一面，不能跟上急进的社会变革，远离了时代的主题。然而谁又能否认，这种平民的生活，恰恰是那个时代大多数人所生存的方式，革命者毕竟是少数，平民的人生才是最真实，普遍的人生。边缘的题材领域，并不能说明沈从文是一个边缘型的作家，他的作品反映出的依然是绝大多数人的人生形式。2、倒退与进步总体上看，沈从文的小说着力批判的是现代城市文明，赞美的是原始纯朴的农村生活。这样的创作倾向给人一种"向后看"的感觉，似乎是要求人们倒退回中世纪里去。一些论者认为，使人产生这种"向后看"感觉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治思想上的中间态度形成了他与政治绝缘的文学创作观念，"使他难以分辨文艺论争中的政治与思想是非"。他在评论左翼部分青年作家关心政治不讲求艺术形式时说："大多数青年作家的文章，都'差不多'。文章的内容差不多，所表现的观念差不多……因为缺少独立见识，只知道追求时髦，结果把自己完全失去了。"同时他对鲁迅的杂文也颇多微辞，也曾尖锐地批评过周作人、林语堂等人所提倡的"幽默文学"。这样的一些言论，让他走上了与革命文学完全对立的境地，成为一个与时代文学主潮不和谐的音符。第二，在文学上，沈从文主张抒写自己"心和梦的历史"，表现出强烈的怀旧情绪，因而使他的作品缺少时代气息、远离了生活的主流。有的论者认为，沈从文出生在湘西一个军人世家，他的祖父曾任过提督，其父也有过从军的经历，其母则出身于当地的书香门第，而沈从文是从军队出走并踏上文学道路的。这样的家世背景，使沈从文养成了强烈的优越感，并作为一种心理积淀下来。因此，他的湘西世界其实是他那种"封建庄园式的牧歌图景"，人物形象则是"少爷形象"、"臣民形象"的外在显现，而他的整个创作都可以看作是"对于那种'受人尊敬'的家世及被家世所照亮的童年情景的追溯与偎依"。因此，人们在他的小说中看到的永远是远离尘世、脱离时代、带有乌托帮色彩的湘西世界。至于沈从文的都市小说，一些论者认为，由于他对都市缺乏足够的理解，加之太拘泥于对湘西文化的观照，因此他只是将湘西与都市作静态的比较，而非从历史的发展演变作动态的对比，从而忽视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他往往以城乡矛盾掩盖阶级矛盾，因而忽视了人性的阶级特性。第三，沈从文小说中所描绘的人性有悖于人性发展的规律，它显示出原始的野蛮和贫困，"完全忽视了贫苦人民的痛苦、不平、愤懑，完全见不到不同阶级地位的人的思想差别，甚至娼妓制度的祸害，作者也不置一词，以至使人感到置身于《镜花缘》里的君子国一般。"这些论述似乎在提醒人们：无论是沈从文的创作背景、创作倾向、审美理想，还是他作品所呈现出来的形态，无不都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沈从文的小说脱离时代、反对阶级性、追求一种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理想境界。在某种意义上说，比如相对于社会的发展进程，应该是一种倒退。3、浪漫与写实虽然在创作的总倾向上，沈从文承袭了南方文化固有的浪漫主义传统，但由于他对生命形式的多层次的探索，在作品的具体形态上，却形成了忆往写实、讽喻绘真、象征抒情、浪漫传奇四种基本类型，呈现出创作方法上多样性的统一。在作品构图上，他的创作显示出与中国传统艺术、民族文学风骨的血缘联系：他的强调意境，追求物我浑一，重视虚实相因、留出空白，在对人事进行全官能感受的写实基础上，突出人物的神韵。与此同时，他又融汇西方各现代艺术流派的表现方法，组成自己作品艺术创造的有机血肉。象征主义、印象主义、潜意识与变态心理描写在他作品里都留有印痕。在文体和语言形式上，他表现出多种方式的探索和独创，在当时就被称为"文体作家"和"文字的魔术师。"沈从文是一位相对远离现代文学主潮的作家，对他的评价，不能止于用政治的标准，还应当从现代文化转型的角度考察其创作的立场及其文学世界的审美价值。对他的文学贡献主要把握两方面：一是创造了寄寓自然、健康、和谐人性的"湘西世界"，以文学形式探讨健全的"生命形式"。二是创造了极富诗意的抒情小说文体。阅读沈从文的《边城》等小说，要特别注重审美体验，注重牧歌情调所带来的所谓"情绪的体操"，而避免理论的先入为主和对作品"意义"的过度阐释。考察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应注意沈试图"化外之境"那种原始、质朴、和谐的"生命形态"来区别并批判现代都市文明。此为沈从文创作的宗旨。对代表作《边城》的评析，注意领略那乡情风俗、自然景致与人事命运浑然一体的优美境界，那美丽得令人忧愁的牧歌情调。小说中所写天真的纯洁的女孩翠翠，她那超越一切世俗利害的朦胧的爱情，以及他们恬淡自足的生活，都灌注了作者美好的怀旧、想象与企盼，也隐伏着深深的悲剧感。应理解沈从文构筑这种牧歌情调的湘西"人生形式"，带有文化批判的意味，即对照批判他所认为的现代都市文明弊病，让人们从这美丽的图景中认识"这个民族"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沈从文对现代小说艺术的突出贡献，在于创造了非常有艺术个性的抒情小说。"造境"是沈从文的关键。纯情人物的设置、自然景物与人事民俗的融合、作者人生体验的投射，加上水一般流动的抒情笔致，共同造成现实与梦幻水乳交融的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