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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民族宗教工作也面临着如何审时度势进一步协助党委和政府做好工作这一新的课题。维护民族团结，全面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也成为关系到我县社会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所不容乎视的问题。 近年来，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县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水平逐步得到提高，贫困面貌逐步得到了改善。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宗教事务管理也逐步走上了规范化、法制化轨道，维护了___的社会稳定，促进了___的和谐发展。作为一名从事政协民族宗教工作的政协委员，就如何开展民族宗教工作促使民族和睦，宗教和顺，促进经济繁荣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___谈几点个人看法，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一、我县民族宗教的基本情况 我县辖21个乡镇，183个行政村，总人口万人。全 县生活着回族、蒙古族、壮族等13个少数民族，总计1827人，其中回族1596人，占少数民族人数的87。主要分布在城关镇、何家岩镇、白水江镇和白石沟乡等4个乡镇，其中何家岩镇何家岩村是全市唯一的省定民族村。 全县共有经依法批准的宗教活动场所14处，其中，佛教活动场所4处，道教活动场所3处，伊斯兰教活动场所3处，基督教活动场所4处，（尚未批准开放天主教活动场所）。全县共有（登记）信教群众5199人，教职人员14人，其中阿訇6人，基督教长老1人，传道员7人。 二、我县民族宗教工作现状 1、少数民族居住区自然环境差经济较为落后。 我县少数民族主要以回族为主，他们所在的居住地自然条件较差，资源缺乏，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少数民族群众受教育人数相对较少，尤其是农村少数民族群众文化素质偏低，思想观念滞后，经济发展一直比较缓慢，脱贫致富任重道远。如何家岩民族村由于受修建公路征地影响，人均基本农田仅亩。特别是何家岩村民小组人均土地只有亩，有危房户10户29人，无房户12户36人。2006年人均年收入只有900元。从总体上看少数民族居住区生产、生活状况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有待进一步改善。何家岩镇何家岩村作为全市唯一命名的民族村，但由于缺少与外界交流，信息较闭塞，虽然多方争取民族村建设资金，但总体建设进度缓慢，需要在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方面加大投入。 2、不能满足信教群众正常宗教活动。 我县虽然批准佛教活动场所4处，但城区周围未批准佛教活动场所，目前信徒参加佛教活动要到汉中、广元、宝鸡等地，很不方便。同时，农村群众自发恢复庙宇的活动较为活跃，全县有10余处群众自发重建了庙宇。基督教近年发展较快，全县已批准活动点4处，还有10余处属未批准的家庭聚会点。由于我县未成立两会（协会自律），仅靠政府主管部门管理，所以管理存在着一定的难度。天主教活动场所尚未落实。 3、宗教事务的管理有待进一步加强。 全县现有宗教活动场所14处，在管理方面有待进一步加强。主要是政府宗教事务管理和教会自律管理相脱节，非法传教活动时而发生，防止邪教侵入，保障合法的宗教活动需进一步加强。 4、宗教教职人员的整体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 全县现有宗教教职人员14人，其中阿訇6人，基督教长老1人，传道员7人。他们普遍学历不高，接受《宗教管理条例》培训的机会少，水平参差不齐，很难行之有效地执行党的宗教管理政策。 三、几点建议 1、支持少数民族村加快发展，推进新农村建设步伐。� 加快何家岩镇民族村建设步伐，为全县少数民族经济发展起到示范带动作用。针对我县少数民族居住地缺资金、缺项目、缺技术、缺人才的现状，要结合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实际，制定相应的措施，以民族村建设为示范，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加快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带动少数民族居住区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 2、搭建引资平台，为少数民族发展经济牵线搭桥。 针对越来越多人群喜爱清真食品和民族饰品的状况，由当地政府牵线搭桥，广揽信息，广寻门路，引进一些少数民族发展势头较强的企业，促进民族产业化发展，拓宽少数民族群众就业渠道，从根本上解决少数民族群众群体收入低的现状。 3、正确处理宗教与文化旅游的关系。 灵岩寺作为佛教活动场所，古亦有之，开放为佛教活动场所也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必然趋势。正确处理好文化文物管理与宗教活动以及旅游开发的关系，政协也组织委员进行了考察和建言，请县委、政府有关部门相互协调，充分发挥灵岩寺佛教场所作用，借鉴峨眉山、青城山和武当山等外地文物管理、文化旅游、宗教活动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经验，尽快解决这一久拖的问题。 4、积极鼓励宗教团体办公益事业。 认真组织，积极鼓励宗教团体，利用自身的活动特点，参与公益事业、光彩事业，在构建社会和谐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5、加强联谊，促进团结。 进一步加强民族宗教界人士相互间的沟通、理解和感情交流，加强政府与宗教界人士的联系。定期或不定期走访慰问民族、宗教界人士，参加重大宗教活动，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呼声，增进感情交流，凝聚人心，促进团结，密切联系。积极组织召开座谈会，互通情况，畅谈经济社会发展，人民团结和睦的大好形势，为___经济发展出谋献策。 6、加强宗教事务的管理。 坚决打击非法传教活动。防止邪教滋生漫延，保障正常的宗教活动和宗教团体的合法权益。强化对宗教教职人员的培训，提高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执行党的宗教政策能力和水平。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工作，我想我县的民族宗教工作在县委、政府的领导下，一定会开创一个新局面，使___的民族更加和睦，宗教和顺，达到团结进步，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社会稳定和谐。 谢谢大家！
摘 要：宗教不是一个空名，而是一个实在，是一个以信仰为纽带把社会成员联系起来的组织。任何宗教都不可能是私人或个人的。强调宗教的公共性，就是强调宗教团体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强调宗教、哲学、神学的公共性是西方社会思想的一种发展趋势。中外学者对公共性的理解存在的差异，是他们各自所处的不同文化背景和处境引起的。历史和现状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再走政教合一的“公”的宗教道路，而就政府与宗教团体的关系来说，其最佳状态应当是相互调适，共存共荣，和睦相处。在当代中国，合法的中国宗教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很多。 关键词：宗教公共性；中国传统宗教；当代中国宗教 Abstract：Religion is not hollow but substantial，as an organization to link social this sense，no religion is private or publicity of religion is emphasized here to draw religious groups' notice to public affairs in there is a tendency of development to emphasize the publicity of religion，theology and philosophy in the Western world of social ，in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and environments of existence，Chinese and Western scholars differ in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 and status quo，China will not tend to take the road of integrating state with a “public” for the rel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church，the best policy is mutually adapting，sharing woe and weal and harmoniously getting along. Key Words：publicity of religion；traditional Chinese church；contemporary Chinese church 当前有关“公共宗教”、“公共哲学”、“公共神学”的讨论非常热烈。笔者认为，诸如此论的名称皆是处于不同语境下的思想者为了强调某个具体对象(宗教、哲学、神学)之某种性质(公共性)所使用的术语。这些术语在特定语境下有其具体的内涵及意义，不能到处套用，而应分析其适用性和限度。 一、公共性与宗教的公共性 对“公共性”和“宗教的公共性”进行反思，首先使笔者联想起古希腊哲学家的一个故事。古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和犬儒派哲学家第欧根尼在一起讨论哲学。柏拉图鼓吹他的“型相论”(理念论)，并使用了“桌子性”(tablehood)和“杯子性”(cuphood)这样的名词。第欧根尼说：“柏拉图，我可以看到桌子和杯子，但我看不到你的桌子性和杯子性。”柏拉图则说：“那是因为你有一双看得见可见的桌子和杯子的眼睛，却没有可以用来识别桌子和杯子的本质的理智。”[1]在这个问题上，柏拉图肯定事物性质的实在，并进而认定事物的性质有独立存在的地位；而第欧根尼否定事物性质的独立自存。我们可以评价说，柏拉图的睿智穿透了事物的表面，达到了对事物性质的一般性认识，但他将事物的性质视为独立自存则是错误的；而第欧根尼认为事物的性质不可能有像实体那样的独立存在，这是对的，但他要是认为人的认识只能停留在感性经验层面，无法对事物的性质达到一般性的认识，那么这是错的。 现今学界对“公共性”这个概念的解释相对明晰，而在理解“公共宗教”、“公共哲学”、“公共神学”时若不联系这些名称的具体所指，就会使人感到不知所云。因为，这世上有哪一种宗教、哲学或神学完全不具有任何公共性?又有哪一种宗教、哲学或神学不能在特殊意义上给自己冠上公共之名，或称自己为公共的呢?重要的不是一般地判断宗教、哲学或神学有无公共性，而在于联系具体对象，判断它在什么范围内、什么意义上具有公共性。 我们在英文辞典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解释：publicity是形容词public的名词形式。Public的释义有两大类，第一大类：(1) 公众的，与公众有关的；(2) 为公众的，公用的，公共的；(3) 从事公共事务、群众娱乐活动、社会服务的。第二大类：(1) 向大众公开的；(2) 众所周知的。[2]我们要注意的是，publicity虽然是一个名词，但它的所指仍旧是事物、对象的某种性质，而不是某种事物和对象。 宗教不是一个空名，而是一个实在，一个以信仰为纽带把社会成员联系起来的组织。就此而言，任何宗教都不可能是私人或个人的。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像宗教信仰自由、政教分离、宗教与教育的分离等原则的确立使得宗教团体变得私人化或个人化，乃至于使人们生出这样的幻像——可以有完全私人的宗教或者完全私人的神学。然而，我们只要仔细想一想就会明白，所谓宗教、哲学、神学的私人化(个人化)只是表示其公共性的削弱，或公共程度的压缩，而非完全丧失。 一般说来，使用公共性字眼的学者想要倡导扩大宗教、哲学、神学的公共性，但正因为公共性的概念太一般了，乃至于我们必须将它与具体的对象联系起来，方能判断这样的倡导有何意义，而在这里，在何种领域中扩大公共性就成为最关键的问题。在不同场景下一般性地倡导宗教公共性的扩大是无意义的，甚至是危险的。 默茨(Johann Baptist Metz)强调基督教及其教会具有的公共性，教会(ecclesia)的本义就是一个开放的集合(open assembly)，原本就含有“公共”的意思。启蒙时期以前，基督教的社会功能与西欧社会的方方面面紧密相连。基督教的公共性达到极致，而人民的公共生活受到教会的统治和支配，在教会建制(church institution)中私化(privatised)了。默茨在分析基督教传统的私化时把启蒙时期的教会与国家和社会的分开视为基督教目前所处困境的根源。他说：“区别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是有价值的，但似乎并不能弥补基督教所丧失的公共地位与角色。”[3 ] 新教神学家弗勒斯德尔(Duncan )探讨建立一门公共神学的可能性。他说：“公共神学是一门讨论有关神的神学，它具有指向公共可共享之真理，并参与公共讨论及见证那真理对世上所发生的事之正当性及关怀今日人民与社会所面对的严峻问题。它从所受托的传统提供坚定的信念、挑战和见解，而非寻求共同的表述或重述每人的说法。”[4]这样的呼吁有其特殊用意，其主旨无非是要神学更多地关注公共事务，参与社会的改革与建设。 在我看来，这些倡导呼吁公共性的学者们用来解释公共性的那些概念更加值得注意。例如，潘兰特(Raymond Plant)力陈神学本身的公共性，并指出明了神学公共性的关键在于对一般与个别之关系的理解。他说：“一般与个别的张力位于政治神学的核心。神学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学科，试图寻求达到某些一般的关于神在这个世界上的性质和行为的真理。而另一方面，政治的社团，他们的信仰和价值是非常专门的和个别的。神的本性(至少在古典有神论中)可以被认为是无时间的，无变化的，而政治总是涉及具体的社团在特定的时间和在特定的地点的生活方式。”[5]17他又说：“神学……怎么能够和政治领域相关联呢?政治完全是在一个充满差异的领域中形成的，在其中，不同国家、种族、性别、群体的成员有着不同的、相互之间并不和谐的利益和目标，而这些利益和目标又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下得到不同的解释和拥有不同先后秩序。”[5]18这种意思在莫尔特曼那里说得更清楚。他说：“基督教神学的主题就使它成为一种公共的神学。它涉及社会的公共事务。它在对基督的期盼的光明中思考什么是神的王国的普遍关怀。”“公共神学不得不与神学的公共相关性发生关系，这种相关性处于基督徒身份的核心处，它关心的是神国莅临在人类历史的公共世界中。”“没有公众的关联性就没有基督教神学的定位，反过来说，没有基督教神学的定位就没有公众的关联性。”[6]可见，强调神学的公共性就是强调神学主题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就是宗教信仰的公共关联性。 总而言之，强调宗教、哲学、神学的公共性是西方社会思想的一种发展趋势。它是对传统宗教、哲学、神学的一种挑战，是在一个社会、政治、经济全球化以及人类文化多样化和生活世界科技化的处境中建构或重建宗教、哲学、神学的尝试。二、中国传统宗教的公共性 西方学术界有关公共宗教、公共哲学、公共神学的讨论对中国学术界有影响。根据我个人的观察，中外学者对公共性的理解是有一些差异，但并不大，而且这些差异的产生并非语词本身引起的混乱，而是由中外学者各自所处的不同文化背景和处境所引起的。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和中西差距之缩小，这些理解上的差异将会削弱，不会阻碍中外学者的相互理解。 在现代汉语中，“公共性”一词译自英语publicity。我们知道，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在词法上的最大差别就是喜用双字词，少用单字词。与现代汉语词“公共”最接近的古汉语词是“公”。它作为形容词时的现代释义主要有：(1) 公正；(2) 公有(共有)；(3) 公开。[7] 中国先秦时代的“公”，有三层含义，一是公家、朝廷、官府；二是共同；三是公平、公正。第一层含义是最主要的，而且具有深刻的宗教内涵。那些具有公共身份的国君、贵族就是当然的宗教领袖，是宗教祭仪的主持者。国家、政治、社会、个人、道德、宇宙、自然、宗教、鬼神大都统一在这个“公共”领域(政治统治领域)。 中国古人对宗教的理解也体现出“公”的意思。“宗”指宗族、宗亲、宗庙等；“教”指学说、伦理、规章、教化、教导之意。“礼”亦与今日“宗教”之内涵重合，既有伦理制度、教义思想，亦包括宗教仪式及祭典。“神道设教”更是反映了统治阶级或社会圣贤对宗教公共性的关注。“天”具有先验的公共性与至上性。“天帝”、“天命”、“天意”是中国社会秩序和精神信仰的基础。它以宇宙观形式，成为古代社会秩序合法性证明的基本方法。正所谓“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天”是“公”的起源。“天”是至善、至公、至大。“公”作为公平的准则而演变为公共、公益、公道、公正。天命就是大公无私的意义呈现。 这样一种“公”的模式，既是政治思维方式，又是社会行为规范；既是宇宙秩序，又是道德精神；既是王权专制，又是宗教崇拜。在这样一种模式的制约下，宗教被纳入公共政治的领域，直接成为统治架构中的组成部分。宗教是一种权力或资源，非私人所能完全拥有。相对于“公”的宗教，那些非官方的、非正式的、不合法的事情，比如祭拜私鬼、私建庙宇、私自入道、私自度僧等等，被列为公共性的对立面，称之为“私”。公、私的区别，在宗教是正统与异端，在政治上是合法与非法，在道德上则是公正与偏狭。[8] 中国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不仅使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发生了变化，而且也使中国语言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古代汉语中的“公”的概念经过长期的发展，用于不同的对象，则派生出多项语义，例如公安、公案、公报、公布、公差、公产、公道、公德、公断、公法、公房、公费、公愤、公告、公海、公函、公家、公开、公款、公理、公立、公例、公粮、公路、公墓、公判、公平、公仆、公然、公审、公事、公诉、公堂、公文、公务、公物、公休、公议、公益、公用、公寓、公园、公约、公债、公正、公职，等等。“公”几乎可以添加于任何“在者”，而无论其是实体，还是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活动。上述辨析表明：西方的“公共”概念和中国古代“公”的概念的含义并不完全对称，但经过长期的交流和发展，现代汉语有足够的表达手段转述publicity的各种含义，不会造成太大的误解。[9]相反，倒是这些语词的使用者若是不明了其所指对象的性质，加以滥用或乱用，那么倒是令人困惑的。 三、当代中国宗教对公共事务的参与 就“公”的主要意义而言，中国的传统宗教并不缺乏公共性，但具体不同的宗教在不同时期的公共性有程度上的差异。在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公”字的涵义发生了变化，宗教的公共性的存在及其表达形式也已经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简要地说来就是大一统的“公”(官)变成分层次的“公”，原先意义上的宗教公共性弱化，公共空间逐步增大。 新中国建国初期，宗教管理是“内部行政事务”，视宗教为控制性上层建筑，实行了封闭型行政管理方法。正是这种单纯的行政制度安排及管理，依靠少数宗教工作干部，按政策使用行政方法对宗教进行严格的封闭式管理。在此制度空间内，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管理；宗教团体则在此前提下从事各种宗教活动。这种管理方法，基本沿袭了中国历史上“公共宗教”模式，宗教及其活动难以适应现代社会所要求的公共性。 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宗教的管理方法，已由单向式行政管理趋向宗教组织的自治与行政管理相结合，宗教团体能够以“非政府组织”的形式参与社会公共事业。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公共性得到初步呈现。宗教事务具有了公共、公开等性质，改变了原来把宗教作为“内部事务”来处理的行政方法及“宗教不对外”的行政习惯。(注：《上海市宗教事务条例》第四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宗教事务，指宗教与国家、社会、群众之间存在的各项社会公共事务。”国务院宗教局局长叶小文曾经在《社会主义与宗教的历史篇章》中指出：要把宗教工作靠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内部工作，变为进一步由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社会事务来管理，并把这种管理推向法制化、规范化轨道。参见叶小文：《社会主义与宗教的历史篇章》，《中国宗教》2002年第1期。)这样的公共性成了宗教在中国社会合法存在的标志和必要条件。 在建立现代社会制度的基础上，传统宗教的公共性转换为公共制度问题。宗教的教化功能不再泛化，无所限制，并以社会团体的身份结束了传统公共宗教的发展模式。政府、宗教团体、个人信仰之间的界限得到明确，进而政府与宗教团体各自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关系界限得到明确，这是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一个重大现象。[10]在这样的宗教制度变迁中，私人信仰取得法律的保障，而宗教团体则消除政府组织的形式，成为社会团体。 这样的社会化将是中国宗教的发展趋势。中国宗教由此将具有越来越大的社会性和公益性。这样的发展趋势相对于传统的公共性(政治性、官性)而言，是私化了，但相对于现代意义的公共性(社会性)而言，则是公共化了。政府对宗教由控制转变为依法管理，而宗教团体则自治自理，非行政、非营利、非市场，以社会团体的身份参与社会公共事务。 在中国这样一个以无神论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国度里，任何一种宗教要想正常地发展，都必须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与其他宗教团体和社会团体的关系。历史和现状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再走政教合一的“公”的宗教道路，而就政府与宗教团体的关系来说，其最佳状态应当是相互调适，共存共荣，和睦相处。在当代中国，合法的中国宗教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很多，这就需要宗教团体思考把自己的力量主要用于何处。方立天教授指出中国宗教要走文化宗教之路。他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发挥中国宗教文化内在的积极因素，这是社会对中国宗教的要求、时代对中国宗教的要求；同时，这也为中国宗教开辟了广阔的、健康的、良性的发展道路。”[11]我相信，这条路将给中国宗教带来更多的公共性。
1、关于定，看佛学辞典的定义就知道：止心于一境，不使散动，曰定。心性之作用也。有二类：一生得之散定，二修得之禅定。修得之禅定者，为色界无色界心地之作用，必勤行修习而得之者也。如三学中之定学，六度中之禅定波罗蜜，即指修得之禅定。梵名三摩地，译言定，或等。等持者，平等保持心性之义也。个人体验，无论行立坐卧，均可以得定。80年代，在下曾学过气功，会打坐，能入定。90年代，学念佛，也有念佛得定的情况，后来结婚建立家庭，得定的情况就少了，这也说明依戒得定确实是真理。入定的体验难以直接描述，只能说两件实例：其一，1988年，上大学期间，有一天上午，我感觉身体有些不适，遂逃课上山欲练气功，在一树下，背风而立，观看远处时，突然有气往下沉之感，我知道要入定了，遂不作任何思想，任运自然，低眉垂目，站在那里约有半小时之久，周围微风轻拂，风吹草响，任何微细的响动了然于心，而身心不为所动。如果不是有意要出定，恐怕能站上更长的时间。其二，我祖父早逝，父亲是遗腹子，父母亲经常梦见穿长衫人，疑为祖父求超脱。我从1989年起学净土宗念佛法门。1990年春节，按农村习俗，要看祖坟。我想趁机为祖父念佛，于是在坟上静心，念起佛号，不经意间，佛号起处，契入定中，一念即有十来分钟，十来分钟只念了一句佛号，历历在心，清清楚楚。如果不是有人喊叫要走，相信此定可以维持更久。由此，我印证了一个道理，一念，并非一句，也并非一直念，而是真真切切只有一念，时间长短没有固定的。这些体验，仅为个人体验，目前还没有任何善知识为之印证，我自己绝不敢作为圣解，也请楼主及观者勿作圣解。2、关于法器方面的知识，有一本《佛教器物简介》的书，可以参考。下面摘录一些：法器又称为佛器、佛具、法具或道具。就广义而言，凡是在佛教寺院内，所有庄严佛坛，以及用于祈请、修法、供养、法会等各类佛事的器具，或是佛教徒所携带的念珠，乃至锡杖等修行用的资具，都可称之为法器。就内义而言，凡供养诸佛、庄严道场、修证佛法，以实践圆成佛道的资具，即为法器。法器的种类十分的繁多，而各种法器的用途、型制、大小也差异极大，因此在不同的时空因缘中，也产生了许多的变化。即使是相同名称的法器，也因为时代、国家区域乃至宗教的不同，而在形式、材料及制作方法上，有极大的差异。在佛教的工艺美术中，也往往都是以法器为代表。法器如果以用途来区分，一般大约可分为庄严具、供佛器、报时器、容置器、携行器及密教法器等六种。但在本书中，为了使读者能更深切的了解这些法器，所以将之分为八种，做更为细密的分类。其中，除了分出禅门的特别法器之外，再从密教法器中，分出藏密使用的特别的法器，如此一来，读者将更能了解这些法器的原貌及运用情形。这八种法器的分类如下：一、庄严道场的佛具：这是指庄严佛堂、坛城、道场的器具，包括：佛坛、须弥坛、幡、盖、经幢等物。二、供养用的佛具：这是指日常以供养诸佛菩萨本尊的器具，包括：灯、华、香、香炉、衣（左示右戒）、阏伽器等。三、梵呗赞诵用的法器：用于寺院日常行事或临时集会敲鸣用的器具，及唱诵、法会及各种仪式中领众之用。包括木鱼、钟、鼓、磬、云板等。四、古代比丘生活用器具：此类用品为古代大乘比丘随身所持及生活中所用的器具，包括：钵、三衣、澡豆、头巾、手巾、齿木、滤水囊、念珠等。五、禅门的法器：此类是指禅门中，除了生活上的实用性之外，亦常为禅师悟入学人的器具，如：拂子、如意、竹篦、蒲团等。六、置物用的法器：此类法具指可收藏或装置修行用的器具，如：佛龛、舍利塔、经箱、戒体箱等。七、密教的法器：此类法器指密教修法时经常使用之法器，包括曼荼罗、金刚铃、金刚杵、法螺、护摩器具等。八、藏密特别的法器：此类法器是指西藏密教中特别的法器，如：唐卡、哈达、食子、八吉祥、七宝、颅器、嘎乌等。法器其实是实践佛道的器物，同时也是实践佛教礼仪与佛法生活的器具，是与修行相合为一的。因此，法器除了在佛教工具艺术上，有著极高的价值之外。对于修行者而言最重要的当然是要体会法器的内在精神，而应用于佛法的修行上，以实践圆满的佛道，这才是法器真正要展现的风貌。佛教的法器，又称为“佛器”、“佛具”、“道具”、“法具”。举凡佛坛，用于祈祷、修法、供养、法会等各类佛事，乃至行者所携行之念珠、锡杖等修道之资具，统称为法器。在《华严经》（入法界品·宝髻长者章）中说：“如诸菩萨得不思议功德宝藏，乃至修无分别功德道具。”又<观自在章>云：“善财作如是念：善知识者，至一切智，助道之具。”在《中阿含经》中说：“所蓄物可资身进道者，即是增长善法之具。”而在《菩萨戒经》也说：“资生顺道之具。”《禅林象器笺》卷十九中也说：“凡三衣什物，一切资助进道之身物，具名为道具。”法器的内容依诸书所记，并不一定，但一般均将修行修法等所用的器物类，称为“法具”或“佛具”。依《古事类苑》<宗教部>所记载，古称之道具，即三衣六物、独钴、如意、拂子、坐具等僧众所持的资具类，也称为僧具。而花瓶、火舍、香炉、灯台、斗帐、盖、花幔、幡、磬、铃、法螺、木鱼、铙、钹、金鼓、钟等物，则总称为佛器、佛具或法具。法器的种类非常繁多，其用途、大小、形状等各自不同；即使是同一名称的法器，也会因为制作材料、手法，或宗派、时代的差异，而在形式上完全不同。如果以法器的用途来分类，一般约略可以分为庄严道场的佛具、供养佛菩萨的法器、梵呗法器、置物用的法器等六种。（1）庄严道场的佛具，如：幡、天盖、伞盖、宝幢等，可以用来庄严佛堂道场之器物。（2）供养佛菩萨的法器，例如香花、香炉、灯笼、净瓶、衣（祴）等可用作日常勤行供养之器具。（3）梵呗赞诵的法器，例如钟、鼓、磬、木鱼、云版等，可供寺院日常行事或临时集会之敲鸣用，或于唱诵、法会、仪式中领众之用。（4）置物用的法具，如：舍利容器、经箱、经箧、戒体箱等，可收藏或装置有关习道之器具者。（5）古代比丘生活器具，指古代大乘比丘生活中必需之物，如：钵、锡杖、如意、尘尾、拂子、念珠等日常随身所持之物。钵为比丘游化乞食所用，依个人食量差异而有不同大小，材质则以铁钵、瓦钵为主。锡杖则是为了托钵时避免打扰施主，而于门口振锡，代替敲门。锡杖之杖头为金属所制之轮状宝珠形，其间有数环相接，振之即相撞鸣，僧侣持之，既为圣智威仪之表帜，且可于荒野行脚时，振动警觉，驱遗毒蛇等物。（6）密教的法器，包括了修法、灌顶及护摩时所用之法器。例如羯磨杵、金刚杵、金刚铃、金刚盘、六器（火舍、阏伽器、涂香器、华鬘器、灯明器、饭食器），及结界所用之金刚橛。以上，总称为大坛具。羯磨金刚又称羯磨杵，亦单称羯磨，呈三钴十字之状。金刚杵有独钴杵、三钴杵、五钴杵、九钴杵等诸种，其各钴（股）形状或呈鬼面，或为人形，钴之上方则呈握状，可供行者手持之用。金刚铃亦有独钴铃、三钴铃、五钴铃之别；若将以上三种铃安置于塔顶宝珠形之上端，则称为塔铃、宝铃。金刚盘为修法时安置金刚杵、金刚铃等物者。此外，尚有藏密特别的法器，如：唐卡、食子、摩尼轮、八吉祥、七宝、曼达、嘎乌等。密教的法器，除了修法所用之外，由于其制作十分精美，亦常被视为艺术品珍藏。3、佛教经典的翻译，可以参阅《古今译经图记》和《续古今译经图记》，在大藏经里有。我国的译经事业，从东汉明帝的摩腾尊者开始，至唐朝开元年间的金刚智禅师止，之后就鲜有人敢贸然翻译经典。具体的翻译人和所翻译的经典名称，请看书，内容太多，不可能列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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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民族宗教工作也面临着如何审时度势进一步协助党委和政府做好工作这一新的课题。维护民族团结，全面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也成为关系到我县社会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所不容乎视的问题。 近年来，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县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水平逐步得到提高，贫困面貌逐步得到了改善。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宗教事务管理也逐步走上了规范化、法制化轨道，维护了___的社会稳定，促进了___的和谐发展。作为一名从事政协民族宗教工作的政协委员，就如何开展民族宗教工作促使民族和睦，宗教和顺，促进经济繁荣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___谈几点个人看法，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一、我县民族宗教的基本情况 我县辖21个乡镇，183个行政村，总人口万人。全 县生活着回族、蒙古族、壮族等13个少数民族，总计1827人，其中回族1596人，占少数民族人数的87。主要分布在城关镇、何家岩镇、白水江镇和白石沟乡等4个乡镇，其中何家岩镇何家岩村是全市唯一的省定民族村。 全县共有经依法批准的宗教活动场所14处，其中，佛教活动场所4处，道教活动场所3处，伊斯兰教活动场所3处，基督教活动场所4处，（尚未批准开放天主教活动场所）。全县共有（登记）信教群众5199人，教职人员14人，其中阿訇6人，基督教长老1人，传道员7人。 二、我县民族宗教工作现状 1、少数民族居住区自然环境差经济较为落后。 我县少数民族主要以回族为主，他们所在的居住地自然条件较差，资源缺乏，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少数民族群众受教育人数相对较少，尤其是农村少数民族群众文化素质偏低，思想观念滞后，经济发展一直比较缓慢，脱贫致富任重道远。如何家岩民族村由于受修建公路征地影响，人均基本农田仅亩。特别是何家岩村民小组人均土地只有亩，有危房户10户29人，无房户12户36人。2006年人均年收入只有900元。从总体上看少数民族居住区生产、生活状况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有待进一步改善。何家岩镇何家岩村作为全市唯一命名的民族村，但由于缺少与外界交流，信息较闭塞，虽然多方争取民族村建设资金，但总体建设进度缓慢，需要在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方面加大投入。 2、不能满足信教群众正常宗教活动。 我县虽然批准佛教活动场所4处，但城区周围未批准佛教活动场所，目前信徒参加佛教活动要到汉中、广元、宝鸡等地，很不方便。同时，农村群众自发恢复庙宇的活动较为活跃，全县有10余处群众自发重建了庙宇。基督教近年发展较快，全县已批准活动点4处，还有10余处属未批准的家庭聚会点。由于我县未成立两会（协会自律），仅靠政府主管部门管理，所以管理存在着一定的难度。天主教活动场所尚未落实。 3、宗教事务的管理有待进一步加强。 全县现有宗教活动场所14处，在管理方面有待进一步加强。主要是政府宗教事务管理和教会自律管理相脱节，非法传教活动时而发生，防止邪教侵入，保障合法的宗教活动需进一步加强。 4、宗教教职人员的整体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 全县现有宗教教职人员14人，其中阿訇6人，基督教长老1人，传道员7人。他们普遍学历不高，接受《宗教管理条例》培训的机会少，水平参差不齐，很难行之有效地执行党的宗教管理政策。 三、几点建议 1、支持少数民族村加快发展，推进新农村建设步伐。� 加快何家岩镇民族村建设步伐，为全县少数民族经济发展起到示范带动作用。针对我县少数民族居住地缺资金、缺项目、缺技术、缺人才的现状，要结合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实际，制定相应的措施，以民族村建设为示范，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加快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带动少数民族居住区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 2、搭建引资平台，为少数民族发展经济牵线搭桥。 针对越来越多人群喜爱清真食品和民族饰品的状况，由当地政府牵线搭桥，广揽信息，广寻门路，引进一些少数民族发展势头较强的企业，促进民族产业化发展，拓宽少数民族群众就业渠道，从根本上解决少数民族群众群体收入低的现状。 3、正确处理宗教与文化旅游的关系。 灵岩寺作为佛教活动场所，古亦有之，开放为佛教活动场所也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必然趋势。正确处理好文化文物管理与宗教活动以及旅游开发的关系，政协也组织委员进行了考察和建言，请县委、政府有关部门相互协调，充分发挥灵岩寺佛教场所作用，借鉴峨眉山、青城山和武当山等外地文物管理、文化旅游、宗教活动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经验，尽快解决这一久拖的问题。 4、积极鼓励宗教团体办公益事业。 认真组织，积极鼓励宗教团体，利用自身的活动特点，参与公益事业、光彩事业，在构建社会和谐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5、加强联谊，促进团结。 进一步加强民族宗教界人士相互间的沟通、理解和感情交流，加强政府与宗教界人士的联系。定期或不定期走访慰问民族、宗教界人士，参加重大宗教活动，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呼声，增进感情交流，凝聚人心，促进团结，密切联系。积极组织召开座谈会，互通情况，畅谈经济社会发展，人民团结和睦的大好形势，为___经济发展出谋献策。 6、加强宗教事务的管理。 坚决打击非法传教活动。防止邪教滋生漫延，保障正常的宗教活动和宗教团体的合法权益。强化对宗教教职人员的培训，提高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执行党的宗教政策能力和水平。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工作，我想我县的民族宗教工作在县委、政府的领导下，一定会开创一个新局面，使___的民族更加和睦，宗教和顺，达到团结进步，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社会稳定和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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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宗教不是一个空名，而是一个实在，是一个以信仰为纽带把社会成员联系起来的组织。任何宗教都不可能是私人或个人的。强调宗教的公共性，就是强调宗教团体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强调宗教、哲学、神学的公共性是西方社会思想的一种发展趋势。中外学者对公共性的理解存在的差异，是他们各自所处的不同文化背景和处境引起的。历史和现状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再走政教合一的“公”的宗教道路，而就政府与宗教团体的关系来说，其最佳状态应当是相互调适，共存共荣，和睦相处。在当代中国，合法的中国宗教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很多。 关键词：宗教公共性；中国传统宗教；当代中国宗教 Abstract：Religion is not hollow but substantial，as an organization to link social this sense，no religion is private or publicity of religion is emphasized here to draw religious groups' notice to public affairs in there is a tendency of development to emphasize the publicity of religion，theology and philosophy in the Western world of social ，in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and environments of existence，Chinese and Western scholars differ in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 and status quo，China will not tend to take the road of integrating state with a “public” for the rel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church，the best policy is mutually adapting，sharing woe and weal and harmoniously getting along. Key Words：publicity of religion；traditional Chinese church；contemporary Chinese church 当前有关“公共宗教”、“公共哲学”、“公共神学”的讨论非常热烈。笔者认为，诸如此论的名称皆是处于不同语境下的思想者为了强调某个具体对象(宗教、哲学、神学)之某种性质(公共性)所使用的术语。这些术语在特定语境下有其具体的内涵及意义，不能到处套用，而应分析其适用性和限度。 一、公共性与宗教的公共性 对“公共性”和“宗教的公共性”进行反思，首先使笔者联想起古希腊哲学家的一个故事。古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和犬儒派哲学家第欧根尼在一起讨论哲学。柏拉图鼓吹他的“型相论”(理念论)，并使用了“桌子性”(tablehood)和“杯子性”(cuphood)这样的名词。第欧根尼说：“柏拉图，我可以看到桌子和杯子，但我看不到你的桌子性和杯子性。”柏拉图则说：“那是因为你有一双看得见可见的桌子和杯子的眼睛，却没有可以用来识别桌子和杯子的本质的理智。”[1]在这个问题上，柏拉图肯定事物性质的实在，并进而认定事物的性质有独立存在的地位；而第欧根尼否定事物性质的独立自存。我们可以评价说，柏拉图的睿智穿透了事物的表面，达到了对事物性质的一般性认识，但他将事物的性质视为独立自存则是错误的；而第欧根尼认为事物的性质不可能有像实体那样的独立存在，这是对的，但他要是认为人的认识只能停留在感性经验层面，无法对事物的性质达到一般性的认识，那么这是错的。 现今学界对“公共性”这个概念的解释相对明晰，而在理解“公共宗教”、“公共哲学”、“公共神学”时若不联系这些名称的具体所指，就会使人感到不知所云。因为，这世上有哪一种宗教、哲学或神学完全不具有任何公共性?又有哪一种宗教、哲学或神学不能在特殊意义上给自己冠上公共之名，或称自己为公共的呢?重要的不是一般地判断宗教、哲学或神学有无公共性，而在于联系具体对象，判断它在什么范围内、什么意义上具有公共性。 我们在英文辞典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解释：publicity是形容词public的名词形式。Public的释义有两大类，第一大类：(1) 公众的，与公众有关的；(2) 为公众的，公用的，公共的；(3) 从事公共事务、群众娱乐活动、社会服务的。第二大类：(1) 向大众公开的；(2) 众所周知的。[2]我们要注意的是，publicity虽然是一个名词，但它的所指仍旧是事物、对象的某种性质，而不是某种事物和对象。 宗教不是一个空名，而是一个实在，一个以信仰为纽带把社会成员联系起来的组织。就此而言，任何宗教都不可能是私人或个人的。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像宗教信仰自由、政教分离、宗教与教育的分离等原则的确立使得宗教团体变得私人化或个人化，乃至于使人们生出这样的幻像——可以有完全私人的宗教或者完全私人的神学。然而，我们只要仔细想一想就会明白，所谓宗教、哲学、神学的私人化(个人化)只是表示其公共性的削弱，或公共程度的压缩，而非完全丧失。 一般说来，使用公共性字眼的学者想要倡导扩大宗教、哲学、神学的公共性，但正因为公共性的概念太一般了，乃至于我们必须将它与具体的对象联系起来，方能判断这样的倡导有何意义，而在这里，在何种领域中扩大公共性就成为最关键的问题。在不同场景下一般性地倡导宗教公共性的扩大是无意义的，甚至是危险的。 默茨(Johann Baptist Metz)强调基督教及其教会具有的公共性，教会(ecclesia)的本义就是一个开放的集合(open assembly)，原本就含有“公共”的意思。启蒙时期以前，基督教的社会功能与西欧社会的方方面面紧密相连。基督教的公共性达到极致，而人民的公共生活受到教会的统治和支配，在教会建制(church institution)中私化(privatised)了。默茨在分析基督教传统的私化时把启蒙时期的教会与国家和社会的分开视为基督教目前所处困境的根源。他说：“区别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是有价值的，但似乎并不能弥补基督教所丧失的公共地位与角色。”[3 ] 新教神学家弗勒斯德尔(Duncan )探讨建立一门公共神学的可能性。他说：“公共神学是一门讨论有关神的神学，它具有指向公共可共享之真理，并参与公共讨论及见证那真理对世上所发生的事之正当性及关怀今日人民与社会所面对的严峻问题。它从所受托的传统提供坚定的信念、挑战和见解，而非寻求共同的表述或重述每人的说法。”[4]这样的呼吁有其特殊用意，其主旨无非是要神学更多地关注公共事务，参与社会的改革与建设。 在我看来，这些倡导呼吁公共性的学者们用来解释公共性的那些概念更加值得注意。例如，潘兰特(Raymond Plant)力陈神学本身的公共性，并指出明了神学公共性的关键在于对一般与个别之关系的理解。他说：“一般与个别的张力位于政治神学的核心。神学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学科，试图寻求达到某些一般的关于神在这个世界上的性质和行为的真理。而另一方面，政治的社团，他们的信仰和价值是非常专门的和个别的。神的本性(至少在古典有神论中)可以被认为是无时间的，无变化的，而政治总是涉及具体的社团在特定的时间和在特定的地点的生活方式。”[5]17他又说：“神学……怎么能够和政治领域相关联呢?政治完全是在一个充满差异的领域中形成的，在其中，不同国家、种族、性别、群体的成员有着不同的、相互之间并不和谐的利益和目标，而这些利益和目标又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下得到不同的解释和拥有不同先后秩序。”[5]18这种意思在莫尔特曼那里说得更清楚。他说：“基督教神学的主题就使它成为一种公共的神学。它涉及社会的公共事务。它在对基督的期盼的光明中思考什么是神的王国的普遍关怀。”“公共神学不得不与神学的公共相关性发生关系，这种相关性处于基督徒身份的核心处，它关心的是神国莅临在人类历史的公共世界中。”“没有公众的关联性就没有基督教神学的定位，反过来说，没有基督教神学的定位就没有公众的关联性。”[6]可见，强调神学的公共性就是强调神学主题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就是宗教信仰的公共关联性。 总而言之，强调宗教、哲学、神学的公共性是西方社会思想的一种发展趋势。它是对传统宗教、哲学、神学的一种挑战，是在一个社会、政治、经济全球化以及人类文化多样化和生活世界科技化的处境中建构或重建宗教、哲学、神学的尝试。二、中国传统宗教的公共性 西方学术界有关公共宗教、公共哲学、公共神学的讨论对中国学术界有影响。根据我个人的观察，中外学者对公共性的理解是有一些差异，但并不大，而且这些差异的产生并非语词本身引起的混乱，而是由中外学者各自所处的不同文化背景和处境所引起的。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和中西差距之缩小，这些理解上的差异将会削弱，不会阻碍中外学者的相互理解。 在现代汉语中，“公共性”一词译自英语publicity。我们知道，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在词法上的最大差别就是喜用双字词，少用单字词。与现代汉语词“公共”最接近的古汉语词是“公”。它作为形容词时的现代释义主要有：(1) 公正；(2) 公有(共有)；(3) 公开。[7] 中国先秦时代的“公”，有三层含义，一是公家、朝廷、官府；二是共同；三是公平、公正。第一层含义是最主要的，而且具有深刻的宗教内涵。那些具有公共身份的国君、贵族就是当然的宗教领袖，是宗教祭仪的主持者。国家、政治、社会、个人、道德、宇宙、自然、宗教、鬼神大都统一在这个“公共”领域(政治统治领域)。 中国古人对宗教的理解也体现出“公”的意思。“宗”指宗族、宗亲、宗庙等；“教”指学说、伦理、规章、教化、教导之意。“礼”亦与今日“宗教”之内涵重合，既有伦理制度、教义思想，亦包括宗教仪式及祭典。“神道设教”更是反映了统治阶级或社会圣贤对宗教公共性的关注。“天”具有先验的公共性与至上性。“天帝”、“天命”、“天意”是中国社会秩序和精神信仰的基础。它以宇宙观形式，成为古代社会秩序合法性证明的基本方法。正所谓“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天”是“公”的起源。“天”是至善、至公、至大。“公”作为公平的准则而演变为公共、公益、公道、公正。天命就是大公无私的意义呈现。 这样一种“公”的模式，既是政治思维方式，又是社会行为规范；既是宇宙秩序，又是道德精神；既是王权专制，又是宗教崇拜。在这样一种模式的制约下，宗教被纳入公共政治的领域，直接成为统治架构中的组成部分。宗教是一种权力或资源，非私人所能完全拥有。相对于“公”的宗教，那些非官方的、非正式的、不合法的事情，比如祭拜私鬼、私建庙宇、私自入道、私自度僧等等，被列为公共性的对立面，称之为“私”。公、私的区别，在宗教是正统与异端，在政治上是合法与非法，在道德上则是公正与偏狭。[8] 中国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不仅使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发生了变化，而且也使中国语言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古代汉语中的“公”的概念经过长期的发展，用于不同的对象，则派生出多项语义，例如公安、公案、公报、公布、公差、公产、公道、公德、公断、公法、公房、公费、公愤、公告、公海、公函、公家、公开、公款、公理、公立、公例、公粮、公路、公墓、公判、公平、公仆、公然、公审、公事、公诉、公堂、公文、公务、公物、公休、公议、公益、公用、公寓、公园、公约、公债、公正、公职，等等。“公”几乎可以添加于任何“在者”，而无论其是实体，还是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活动。上述辨析表明：西方的“公共”概念和中国古代“公”的概念的含义并不完全对称，但经过长期的交流和发展，现代汉语有足够的表达手段转述publicity的各种含义，不会造成太大的误解。[9]相反，倒是这些语词的使用者若是不明了其所指对象的性质，加以滥用或乱用，那么倒是令人困惑的。 三、当代中国宗教对公共事务的参与 就“公”的主要意义而言，中国的传统宗教并不缺乏公共性，但具体不同的宗教在不同时期的公共性有程度上的差异。在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公”字的涵义发生了变化，宗教的公共性的存在及其表达形式也已经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简要地说来就是大一统的“公”(官)变成分层次的“公”，原先意义上的宗教公共性弱化，公共空间逐步增大。 新中国建国初期，宗教管理是“内部行政事务”，视宗教为控制性上层建筑，实行了封闭型行政管理方法。正是这种单纯的行政制度安排及管理，依靠少数宗教工作干部，按政策使用行政方法对宗教进行严格的封闭式管理。在此制度空间内，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管理；宗教团体则在此前提下从事各种宗教活动。这种管理方法，基本沿袭了中国历史上“公共宗教”模式，宗教及其活动难以适应现代社会所要求的公共性。 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宗教的管理方法，已由单向式行政管理趋向宗教组织的自治与行政管理相结合，宗教团体能够以“非政府组织”的形式参与社会公共事业。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公共性得到初步呈现。宗教事务具有了公共、公开等性质，改变了原来把宗教作为“内部事务”来处理的行政方法及“宗教不对外”的行政习惯。(注：《上海市宗教事务条例》第四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宗教事务，指宗教与国家、社会、群众之间存在的各项社会公共事务。”国务院宗教局局长叶小文曾经在《社会主义与宗教的历史篇章》中指出：要把宗教工作靠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内部工作，变为进一步由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社会事务来管理，并把这种管理推向法制化、规范化轨道。参见叶小文：《社会主义与宗教的历史篇章》，《中国宗教》2002年第1期。)这样的公共性成了宗教在中国社会合法存在的标志和必要条件。 在建立现代社会制度的基础上，传统宗教的公共性转换为公共制度问题。宗教的教化功能不再泛化，无所限制，并以社会团体的身份结束了传统公共宗教的发展模式。政府、宗教团体、个人信仰之间的界限得到明确，进而政府与宗教团体各自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关系界限得到明确，这是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一个重大现象。[10]在这样的宗教制度变迁中，私人信仰取得法律的保障，而宗教团体则消除政府组织的形式，成为社会团体。 这样的社会化将是中国宗教的发展趋势。中国宗教由此将具有越来越大的社会性和公益性。这样的发展趋势相对于传统的公共性(政治性、官性)而言，是私化了，但相对于现代意义的公共性(社会性)而言，则是公共化了。政府对宗教由控制转变为依法管理，而宗教团体则自治自理，非行政、非营利、非市场，以社会团体的身份参与社会公共事务。 在中国这样一个以无神论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国度里，任何一种宗教要想正常地发展，都必须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与其他宗教团体和社会团体的关系。历史和现状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再走政教合一的“公”的宗教道路，而就政府与宗教团体的关系来说，其最佳状态应当是相互调适，共存共荣，和睦相处。在当代中国，合法的中国宗教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很多，这就需要宗教团体思考把自己的力量主要用于何处。方立天教授指出中国宗教要走文化宗教之路。他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发挥中国宗教文化内在的积极因素，这是社会对中国宗教的要求、时代对中国宗教的要求；同时，这也为中国宗教开辟了广阔的、健康的、良性的发展道路。”[11]我相信，这条路将给中国宗教带来更多的公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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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的思想主张是 以民为本，天下为公。 我看过点他的书，他反对那种把天下当成自家产业的君主。 对封建君主专制体制提出了质疑。 产生的原因我想是两个，第一，孟子的思想比较激进和民本，黄宗羲的思想其实有一部分是孟子思想的集成和发扬。 第二，老黄思考了明亡的根源。 说到底这种思想产生的基础就是资本主义萌芽期间，新兴的社会力量想谋求一种更高的权利，而这种意图首先 在一种理论上产生出来了，结合着古老的民本主义思想。
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他说“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从而限制君权，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利。黄宗羲的政治主张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有及其重要的意义，对以后反专制斗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黄宗羲多才博学，于经史百家及天文、算术、乐律以及释、道无不研究。尤其在史学上成就很大，而在哲学和政治思想方面，更是一位从“民本”的立场来抨击君主专制制度者，堪称是中国思想启蒙第一人。他的政治理想主要集中在《明夷待访录》一书中。
黄宗羲，汉族，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字太冲，一字德冰，号南雷，别号梨洲老人、梨洲山人、蓝水渔人、鱼澄洞主、双瀑院长、古藏室史臣等，学者称梨洲先生。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
“东林七君子”黄尊素长子。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与弟黄宗炎、黄宗会号称“浙东三黄”；与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朱舜水并称为“明末清初五大家”，亦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与陕西李颙、直隶容城孙奇逢并称“海内三大鸿儒”。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黄宗羲
主张由公众制定“天下之法”以取代君主的“一家之法”；反对传统的“重农抑商”经济政策，强调“工商皆本”。他这种思想对后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黄宗羲的批判求实精神及力主改革的理论勇气，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士志于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人文精神和历史使命感。黄宗羲从民本到民主思想的发展，促进了十九世纪末维新派要求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
历史证明，维新派的“兴民权”，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四”时期的“民主与科学”，无不受到黄宗羲民主启蒙思想的影响。即使在当代中国，黄宗羲的思想对天下观与法治观、社会公仆观、权力制约观等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黄宗羲多才博学，于经史百家及天文、算术、乐律以及释、道无不研究。尤其在史学上成就很大，而在哲学和政治思想方面，更是一位从“民本”的立场来抨击君主专制制度者，堪称是中国思想启蒙第一人。他的政治理想主要集中在《明夷待访录》一书中。
他学问渊博，在历史学和政治学方面成就卓著。他的《明儒学案》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巨大而较有系统的学术思想史著作。他的《明夷待访录》尖锐地抨击封建政治；斥责君主的封建专制统治是“天下之大害”。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黄宗羲
思想主张：反对宋学中“理在气先”的理论，认为“理”并不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而是“气”的运动规律，认为“气质人心是浑然流行之体，公共之物也”。具有唯物论的特色。“盈天地皆心也”的观点又有唯心论的倾向。
这与黄宗羲服役阳明学，深受其影响有关。黄认为王学中“致良知”的“致”，就是“行”，两者别无二致。
根源：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产生和发展，由于他们力量弱小，难以对抗强大的封建顽固势力，因此，新兴阶级的政治梦想只能在思想领域上表现出来。
扩展资料：
轶事典故
1、骡马驮书
顾炎武（字亭林）从小到老，手都没放下过书，出门就随身带一骡二马驮书。有时候到了边塞亭障，就找老兵到路边的小酒店一起畅饮，询问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地理。如果和自己知道的不同就翻书详细地订正，一定到没有任何疑惑的程度为止。
坐在马上空闲的时候，就跨着马鞍默默背诵四书五经等经典和对它们的注释文。即使遇到亲朋好友就像不认识一样，有时候因此掉到山谷中，也不后悔。认真仔细到这个程度，他的学问也应当博大精深，没有能与他相比的。
2、锥刺许显纯
黄宗羲自云其一生有三变：“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黄宗羲生长于书香小康之家。父亲黄尊素为明万历四十四年进士（1616），明熹宗时的御史，东林名士，因弹劾阉党魏忠贤被害。年仅十九岁的黄宗羲，袖藏铁锥，孤身赴京为父讼冤。
当时，崇祯即位，阉党失势，黄宗羲在刑部大堂当场锥刺魏忠贤死党许显纯等，当众痛击崔应元，拔其须归祭父灵，颇为震动，人称“姚江黄孝子”，崇祯帝叹称为“忠臣孤子”。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黄宗羲
导游服务的性质因国家和地区的不同，其政治属性也不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导游人员由于长期受资本主义社会环境影响，资本主义思想熏陶，在向游客提供导游服务时，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传播资本主义人生观、价值观和论理道德，使导游服务有形或无形地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社会主义中国的导游服务工作在本质上有别于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的导游服务工作是一项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内外民间交往服务的旅游服务工作。它以游客为服务对象，以协调旅游活动，导游讲解、帮助游客了解中国为主要服务职责，以沟通语言和文化为主要服务形式，以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为主要工作目的，以“热情友好、服务周到”为服务座右铭。总之，导游服务的政治属性在世界各国或地区都是存在的，区别是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政治性质不同而已。此外，世界各国的导游服务还具有以下共同属性：（一）社会性旅游活动是一种社会现象，在促进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旅游活动中，导游人员处于旅游接待工作的中心位置，接待着四海宾朋、八方游客，推动世界上这一规模最大的社会活动。所以导游人员所从事的工作本身就具有社会性。并且，导游工作又是一种社会职业，对大多数导游人员来说，它是一种谋生的手段。（二）文化性作为导游服务的实际承担者，导游工作者是主体。行话说：“看景不如听景”。锦绣山川、艺术宝库、文化古迹，只有加上导游人员的解说、指点，再穿插动人的故事，才能活起来，才能引起游客更大的兴趣，使人增长知识、领略到异乡风情，享受到审美的乐趣。限于语言和生存环境等方面的不同，游客同旅游目的地之间往往存在很大的文化差异，导致交流和欣赏的障碍。为了加强旅游的美感和愉悦程度，游客们迫切地需要导游的引导和服务，需要导游跨越不同的文化范畴，弥合文化差异。导游服务的文化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1．导游服务是传播文化的重要渠道。导游人员的导游讲解翻译、与游客的日常交谈，以致一言一行都在影响着游客，都在扩大着一个国家（或地区）及其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影响。导游人员为来自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游客服务，通过引导和生动、精彩的讲解给游客以知识、乐趣和美的享受。同时也对各国、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进行兼收并蓄，有意无意间传播着异国文化。2．导游服务是审美和求知的媒介。游客要通过旅游去认识过去不曾接触或不曾了解过的事物，以期得到求知欲望的满足。这几乎要从零开始。我们知道，山水风光或文物古迹的欣赏价值，并不是孤立地存在，它总是与一定的自然、地理、历史、艺术等条件和特点相联系，是一种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的客观实体。在这方面，有无指导大不相同。导游讲解服务能循循善诱地指导游客以最佳的方式，或最合适的角度去欣赏某一名胜古迹、历史故事、神话传说，能妙趣横生地向游客介绍当地的风俗习惯、掌故趣谈、风味特产等，使游客得到自然美和艺术美的享受，并且在潜移默化中增长知识。由此可见，导游服务起着沟通和传播精神文明、为人类创造精神财富的作用，直接或间接地起着传播一个国家（或地区）及其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作用。（三）服务性导游服务，顾名思义是一种服务工作。导游服务与第三产业的其它服务一样，属于非生产劳动，是一种通过提供一定的劳务活动，提供一定的服务产品，创造特定的使用价值的劳动。与一般服务工作不同的是，导游服务不是一般的简单服务，它围绕游客展开，通过翻译、讲解、安排生活、组织活动等形式，工作内容涉及旅途中的交通、住宿、饮食、娱乐、购物、票证、货币和其它各方面的生活需求等，给游客提供全方位、全过程的服务。导游人员除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外，还应具备一定的社会活动能力、应变能力以及独立处理问题的工作能力。导游人员有时像幼儿园的阿姨，有时像学生，有时又是指挥员、服务员、保安员、联络员等。因此，导游服务是一种复杂的、高智能的服务，是高级的服务。导游服务的代表性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导游服务可以提高旅途生活质量。旅游不同于平常的简单休息，它是人类的一种高级消闲休息形式，是在旅游动机的主导下进行的有目的的享受性、休闲性、娱乐性、提高性的活动，其基本特点之一就是异地性。游客身处陌生的环境，如果没有导游人员的服务，他（她）就会茫然不知所向，只好盲目游览、疲于奔命，不但不能达到精神休息的目的，还会因为过分疲劳和无奈破坏旅游情绪。对于年迈体弱者，没有导游服务，还会直接影响自己的身体健康。游客要自己安排自己的食、住、行，势必会分散游览观光的精力，也会影响旅游观光的顺利进行。有了导游人员的服务，游客就可获得事半功倍的旅游效果。即使那些旅游经验丰富而不需要导游的人也往往离不开物化的导游（即旅游指南和各种旅游地的指示）。2．导游服务可以促进文化交流，满足心理需求。人是群居动物，渴求一种归属感。游客身处他乡异地，满目陌生，很可能希望有人对当地情况非常熟悉，可以对其在精神上进行抚慰、生活上尽心关照。热情的导游人员，能消除游客在旅游中出现的拘谨心理和寂寞感，增强安全感。同时，不熟悉当地的语言和风俗，也会给旅游带来不少麻烦。旅游生活中常有因对当地风俗不了解或因语言不通而造成误会的情况发生。有时甚至因不熟悉情况，冒犯当地居民的风俗习惯而发生不愉快的事情，使人极为扫兴。因此，帮助游客避免上述现象发生的任务，就责无旁贷落在了导游人员的肩上。（四）经济性导游服务是导游人员通过向游客提供劳务而创造特殊使用价值的劳动。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这种劳动通过交换而具有交换价值，在市场上表现为价格。今天，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学者承认：旅游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独立特色的经济部门，是无烟的朝阳产业。导游的工作对象是游客，通过协调、组织、迎送、翻译、讲解、代理等形式为游客服务。目的在于引导游客，便利游客，满足游客的相应旅游需求，实现旅游企业的经济目标，获取相应的个人经济收入，体现个人的人生和社会价值。因此，导游工作一般具有经济性，由各级各类旅行社提供的导游服务，是旅游部门工作的组成部分。导游服务的经济性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1．优质服务、直接创收旅行社是现代旅游业的龙头行业。旅行社的产品开发能力、促销能力、接待能力如何对整个旅游业的发展意义重大。旅行社组合的旅游产品在形式上是通过签订旅游合同销售出去的，但实际上，旅游产品不同于一般的有形商品，它的销售是多次性的，贯穿于旅游全过程，通过提供综合性服务来实现，而导游服务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产品的设计是为了接待，宣传和销售的效果需要通过接待来实现。会计业务的顺利进行依赖于接待工作的顺利完成，依赖于导游的协调和回款。导游人员直接为游客服务，为他们提供语言翻译服务、导游讲解服务、旅行生活服务以及各种代办服务，收取服务费和手续费。旅行社的产品最终是通过导游工作生产和提供出来的。因此，导游服务是旅行社产品的最终生产者和提供者，它直接为国家建设创收外汇、回笼货币、积累资金。2．扩大客源、间接创收游客是旅游业生存和发展的先决条件。没有游客，发展旅游业无从谈起，导游人员也就没有了服务对象。所以，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为支持旅游业的发展，不惜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在国内外进行大规模的广告宣传和促销活动以招徕游客。然而，与广告宣传相比，另一种更为有效的宣传方式则是游客的“口头宣传”（word of mouth），即游客在旅游目的地参观访问之后 ，回去向其亲朋好友讲述他在旅游地所受到的接待、旅游经历和体验。这种“口头宣传”不仅向游客周围的人传播了旅游目的地的旅游信息，提高了旅游目的地和旅行社的知名度，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其它游客今后的旅游流向产生影响。因为，游客的亲身体验比任何广告宣传更可靠，更令人信服。所以，导游人员向游客提供优质的导游服务，在招徕回头客，扩大客源，以及间接创收方面都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3．因势利导、促销商品商品和旅游纪念品的开发、生产和促销是发展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国、各地对此都非常重视，并将其视作争夺游客的魅力因素和增加旅游收入的重要手段。据统计，在国际旅游总消费中，用于购物的部分约占50%，在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旅游总收入中，销售商品和纪念品的收入甚至已超过了上述比例，在促销商品过程中，导游人员的作用举足轻重。4．增进了解、促进经济交流我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各地都需要资金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在来中国旅游的海外人士及在国内游客中，不乏科学家、教授及方方面面的专家和经济界人士，他们中有人希望借旅游之机与各地的同行接触，相互交流信息；或想通过参观访问，了解合作的可能性以及投资的环境。因此，导游人员在与游客交往过程中要做一个有心人，设法了解他们的愿望，并不失时机地向旅行社报告，在有关领导的指示下积极牵线搭桥，促进中外及地区间的科技、经济交流与合作，为国家和本地的现代化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五）涉外性发展海外来华旅游是中国旅游业的长期方针，也是一项战略任务。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公民出境旅游发展势头也很强劲。到1998年初，我国国际旅行社的总数已达到1162家，它们从事着海外旅游者入境和中国旅游者出国的组织和接待工作。对于前一种旅游，导游人员是为海外游客提供导游服务；而对于后一种旅游，导游人员为中国公民提供出境陪同服务，两者都具有明显的涉外性。据WTO预测，到2010年，国际旅游者将达10亿多人次。旅游者的跨国界旅行为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促进世界和平作出了积极贡献。导游人员提供的涉外导游服务的政治意义和所起的民间外交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宣传社会主义中国目前中国接待的海外来华游客中，绝大多数人都希望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社会制度，建设情况和各族人民的生活，其中也不乏希望深入了解和研究中国的游客。因此，帮助来自四面八方的海外游客正确认识中国是导游人员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样，导游人员陪同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时，目的地的人民也希望从中国导游人员那里了解中国的发展情况。所以，导游人员的导游讲解，甚至一举一动都是在宣传中国。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导游员，在进行涉外导游服务时，应有鲜明的政治立场，要以积极的姿态，努力将对外宣传寓于导游讲解、日常交谈和参观游览娱乐中。对于那些希望了解中国的游客及其它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更应不失时机地宣传中国。当然，在宣传中，形式要多样化，方法要灵活多变，切忌呆板、僵化、千篇一律和强加于人。2．发挥民间大使的作用旅游活动是当今世界最大规模的民间外交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旅游促进了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的人际交往，增进了各国、各地区、各族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消除因相互隔绝而造成的误解、猜忌，对加强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维护国家安定和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一方面，导游人员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游客心目中，导游人员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代表，是人民的友好使者，是“民间大使”。导游人员可利用旅游活动的群众性、广泛性的特点广交朋友，可利用接触游客面广、机会多、时间长、无语言障碍又比较熟悉外国和游客等有利条件，与游客进行广泛接触，进行思想感情上的交流。事实上，绝大多数中国导游人员以其高尚的思想品德、渊博的知识、精湛的导游技艺、热情的服务态度，为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提供了不同凡响的导游讲解服务和富有人情味的旅行生活服务，帮助游客认识和了解中国，增进中国与各国（地区）人民的相互了解，在为中国赢得友谊和朋友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履行着“民间大使”的重任。此外，导游服务的涉外性，还要求导游人员对海外有关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特别要了解外国游客的需求及其变化，了解外国旅游企业的运作和经营管理模式。了解外国游客的需求及其变化，既是导游人员的基本职责之一，也是导游人员做好导游服务工作的需要。因为了解游客的社会地位、文化水平、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兴趣爱好等是导游人员安排旅游活动的重要依据；了解对象国（地区）的概况、社会动态、风俗民情、生活方式、礼节习俗等，将有助于导游人员给游客提供满意＋惊喜的导游服务和旅行生活服务；了解游客的经济地位和购物需求，有助于导游人员向他们推荐旅游商品，提供购物服务；了解游客的情绪和心理状态，有助于导游人员能更有针对性地向他们提供心理服务……。上述知识，虽然导游人员可从书本上获得，但是，书本上的只是一般性的理论知识，与具体实际情况存在着一定差距。因此，导游人员只有在同游客相处的过程中，从游客的言谈举止中、对游览景观的兴趣与表现、对购物和参加文娱活动的反映来了解游客的需求与爱好，从中发现游客需求的变化。这种现场的了解更真实，对于导游人员有针对性地提供导游服务，提高导游服务质量更有帮助；也有助于改进我国旅游产品的开发、设计，更具针对性开展旅宣传、招徕与促销活动。此外，了解外国旅游企业的经营方式、旅游产品的组合、销售运作和管理模式，有助于中国旅游企业吸取外国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经营手段，改善和提高中国旅游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二、导游服务的特点导游服务是旅游服务中具有代表性的工作，处在旅游接待的前沿。随着时代的发展，导游工作的特点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但目前，其特点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一）独立性强导游服务工作独当一面。在旅游者整个旅游活动过程中，往往只有导游人员与游客朝夕相处，时刻照顾他们吃、行、游、购、娱等方面的需求，独立地提供各项服务，特别在回答游客政策性很强的问题或处理突发性事故时，常常要当机立断、独立决策，事后才能向领导和有关方面汇报。导游的讲解也是比较独特的，因为在同一景点，导游要根据不同游客的不同特性、不同时机进行针对性的导游讲解，以满足他们的精神享受。这是每位导游人员都必须努力完成的任务，其它人无法替代。（二）脑体高度结合导游服务是一项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高度结合的服务性工作。由于旅游活动涉及面广，这就要求导游人员具有丰富而广博的知识，如此才能使导游服务工作做到尽善尽美，精益求精。除了掌握导游工作程序外，导游人员还必须具有一定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天文、宗教、民俗、建筑、心理学、美学等方面的基本知识，还必须了解我国当前的大政方针和旅游业的发展状况及其有关的政策法规，掌握旅游目的地主要游览点、旅游线路的基本知识。同时，还要了解客源国（或地区）的政治倾向、社会经济、风土民情、宗教信仰、禁忌等。导游人员在进行景观讲解、解答游客的问题时，都需要运用所掌握的知识和智能来应对，这是一种艰苦而复杂的脑力劳动。所以导游人员要不断学习，不仅在学校里学，而且还要在实践中学，努力扩大知识面，使自己成为“万事通”，并尽力掌握一两门专业知识，成为游客敬佩的导游艺术家。另一方面，导游人员的工作量也相当大，除了在旅行游览过程中进行介绍、讲解，还要随时随地应游客的要求，帮助解决问题，事无巨细，也无份内与份外。尤其是旅游旺季时，导游人员往往会连轴转，整日、整月陪同游客，无论严寒酷暑长期在外作业，体力消耗大，又常常无法正常休息。因此，要求导游人员必须具备高度的事业心和良好的体质。（三）客观要求复杂多变导游服务工作具有一定的规程，如接站、送站、旅途服务和各方面关系的接洽、协调等，按照一定的程序进行工作，具有相对的规范性和便利性。但导游服务中面对更多的是不确定性和未知性，客观要求复杂多变。即使是预定的日程和规程范围内，具体的情况可能千差万别，意外的情况也可能随时出现，游览中各种矛盾可能集中显现。因此，导游人员必须具备应对各种可能和偶然情况的能力。归纳起来，导游服务的复杂性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服务对象复杂导游服务的对象是游客，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不同国籍、民俗、肤色的人都有，职业、性别、年龄、宗教信仰和受教育的情况各异，性格、习惯、爱好等各不相同。 导游人员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的群体，而且每一次接待的游客都互不相同，这就更增加了服务对象的复杂性2．游客需求多种多样导游人员除按接待计划安排和落实旅游过程中和行、游、住、食、购、娱基本活动外，还有责任满足或帮助游客随时随地提出的各种个别要求，以及解决或处理旅游中随时出现的问题和情况，如会见亲友、传递信件、转递物品、游客患病、游客走失、游客财物被窃与证件丢失等。而且由于对象不同、时间场合不同、客观条件不同，同样的要求或问题也会出现在不同的情况下，需要导游人员审时度势、判断准确并妥善处理。3．接触的人员多，人际关系复杂导游人员的工作是与人打交道的工作，其服务的进行触及方方面面的关系和利益。抛开导游人员是旅游目的地国家（或地区）的代表不谈，如前所述，导游人员还是旅行社的代表，他们既要维护旅行社利益，又代表着游客的利益，除天天接触游客之外，在安排和组织游客活动时还要同饭店、餐馆、旅游点、商店、娱乐、交通等部门和单位的人员接洽、交涉，以维护游客的正当权益，这自然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单就游客而言，他们由于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旅游心愿和文化背景，他们的旅游需求基本一致却又各具特色，导游人员能够面对游客提供“CS服务”已是难能可贵。但良好的旅途感受是综合的，导游人员还要处理和协调导游人员中全陪、地陪与外方领队的关系，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和配合。虽然导游人员面对的这方方面面的关系是建立在共同目标基础之上的合作关系，然而每一种关系的背后都有各自的利益，落实到具体人员身上，情况就更为复杂。因此，导游人员需要具备“十八般武艺”来面对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4．要面对各种物质诱惑和“精神污染”导游人员常年直接接触各方游客，直接面对各色各样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文化观点、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有时还会面临金钱、色情、利益、地位的不断诱惑，耳濡目染，直接面对精神污染的机会大大多于常人。常言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导游人员如果缺乏高度的自觉性和抵抗力，往往容易受其影响。所以身处这种氛围中的导游人员需要有较高的政治思想水平，坚强的意志和高度的政治警惕性，始终保持清醒头脑，防微杜渐，自觉抵制“精神污染”。（四）跨文化性导游服务是传播文化的重要渠道，起着沟通和传播文明、为人类创造精神财富的作用。各类游客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背景。导游人员必须在各种文化的差异中，甚至在各民族、各地区文化的碰撞中工作，应尽可能多地了解中外文化之间的差异，圆满完成文化传播的任务。
经过近二百年的发展，西方各国的建筑在社会生产力的推动下，无论是建筑规模还是建筑形式,都出现了明显的进步，形成了和古典建筑不同的建筑风格。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西方建筑的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谈西方建筑与文明
【摘 要】罗马帝国第一任皇帝，奥古斯都也叫屋大维说，我得到的是砖头的罗马，我留下的是大理石的罗马。罗马的万神庙便是为他而建。“光荣归于希腊，伟大归于罗马。”欧洲人说。
【关键词】罗马帝国;古希腊;文明;建筑;三柱式
“古希腊是欧洲 文化 的摇篮，我们在哲学中以及在其他许多领域中常常不得不回到这个小民族的成就方面来……他们无所不包的才能与活动给我们保证了在人类发展史上为其他任何民族所不能企及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可见此地的文化如何如何，在天文，地理，物理，数学，哲学，艺术的造诣。
古希腊的文明，由克里特岛到迈锡尼到雅典，大约公元前两千纪中叶，特里特岛上的国家统治了爱琴世界。数百年，从事手工业，航海业，以及海盗活动。最大的城市是克诺索斯城，号称“众城之城”，统治者是处事领袖又是祭祀。他们的建筑类型有住宅，宫殿，别墅，旅社，公共浴室和作坊，没有神庙。宫殿常以60*30米的院子为中心，有许多采光通风的小天井，屋子依地势而建，房子一层到四层不等，内部内部复杂，古希腊人叫他迷宫。
房子室内外多以柱子分隔，房间也以柱子分隔。柱子是古希腊的一大成就。
在古希腊的建筑，罗马的建筑及至今欧洲的建筑中，有一个不可或缺的便是广场，也可以说是剧场。在克诺索斯西北方向有一个主的露天剧场，后面的观众席逐渐升高，大约可容纳几百人，这里最早的露天剧场建造。
公元前1500年左右，克里特被灭，外敌可能是迈锡尼，迈锡尼成为爱琴世界最强大统治者。在希腊的巴尔干半岛，迈锡尼设防严密，非常险固，用巨石垒墙。从迈锡尼狮子门可见，迈锡尼的建筑大异于克里特，一个豪放一个纤秀华丽，一个有极强的防御性，一个毫不设防。
克里特，迈锡尼文化曾经戛然而止。
公元前8世纪，巴尔干半岛，小亚西亚西岸，爱情海岛屿建立很多奴隶制城邦国家，这些国家统治经济关系密切，但从求统一，总称古代希腊。
古希腊的建筑同样也是欧洲建筑的开拓者之一，建筑物与建筑群设计的一些基本原则和艺术 经验 。深深影响欧洲两千多年的建筑史。马克思评论希腊艺术和史诗时说“???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是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高不可及的范本。”
公元前500～前499，波斯帝国入侵，破坏了实行民主制度的小亚西亚的希腊。希腊城邦团结起来，奋勇抗敌打败了侵略者，一场保卫自由民主的战争，雅典起到重要作用，使雅典成为了各城邦的盟主。人民与财富纷纷涌来。雅典政治，文化，经济高涨。这时候圣地建筑群与神庙建筑成熟，建造了古希腊圣地建筑群，艺术的最高代表――雅典卫城，神庙艺术的最高代表――帕提农神庙。
双层围廊列柱式，紧致的山花，收分的株式，运用了视角矫正技术。
公元前431～前404暴发伯罗奇尼墩战争。以贵族专制体斯巴达为首的城邦，打败了以自由民主制的雅典为首的城邦。战后，奴隶制进一步发展。公元前338，马其顿王统一了希腊，随后亚历山大帝建立了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
古希腊最有名的便是三柱式。多立克也叫男人柱，爱奥尼克也叫女人柱，还有一种科林斯也称少女柱。当时人们对柱子的宽度，高度，两根柱子之间的距离所产生了美学有很大研究。古希腊另一种成就是神庙。结合株式，雅典卫城是古希腊最伟大的成就的表现。
罗马是意大利的一个小乡村。通过战争吞并壮大，他吸收了周围小国家的文化来丰富自己。波斯的，埃及的，古希腊的。他吸收继承了希腊的神庙，柱式，也使得建筑进一步发展。
罗马发现了混泥土火山灰，创造了拱券，结构，单?，筒拱，十字交叉拱，拥有了分段浇筑技术。在空间方面，人体尺度，静态封密，无导向性，在希腊三柱式后创造了罗马五柱式。
塔斯干柱，多力克柱，爱奥尼柱，克斯霖柱，复合柱。
建筑的发展，建筑学的著作应运而生，奥古斯都以军事工程师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到现在，某些话语还在用。它是世界上第一部建筑学城市规划的书籍，坚固实用，美观，奠定了欧洲建筑科学的体系。
在罗马，由于四处征战，有无尽的奴隶，罗马水利很发达，建立了输水道，还用常流水冲去公厕的秽物。罗马公民成为摄政者供养的支持者。所以罗马的公共建筑非常发达，鼎盛时期罗马有三十万无业游民，他们压榨着奴隶的劳动。
执政官建立浴场，广场，角斗场。广场来供公民休闲，演讲。在罗马城有大大小小一千多个浴场，罗马人的生活每天睡到自然醒，穿上浴袍去浴场，晚上回家睡觉。最有名的卡拉卡拉大浴场，里面有商店，图书馆，音乐厅，运动场，还提供日光浴，人们在里面讲买卖，看演出，浴场文化到了后来是淫荡不堪，性病大行其道。
如果问罗马怎么灭亡的，一个在浴场泡没的名族。在罗马浴场，由于水中有铝，导致罗马人很多不能生育，早死。
浴场中有冷水厅，盐水厅，日光浴，可见当时罗马建筑的发达。罗马另一个有名的是斗兽场，四层建筑。一层是多立克柱，二层是爱奥尼柱，三层式科林斯柱，四层是石墙。每层有80个拱券，还有地下一层，所以还能处理流水系统，人流系统，而且当时社会要保证阶层之间不起冲突，安全性，建筑结合水的安全，等等问题，可见当时建筑的成就之高。
罗马帝国第一任皇帝，奥古斯都也叫屋大维说，我得到的是砖头的罗马，我留下的是大理石的罗马。罗马的万神庙便是为他而建。“光荣归于希腊，伟大归于罗马。”欧洲人说。
公元395年，古罗马分裂成东罗马，西罗马。在意大利及西部是西罗马，首都罗马。意大利以东是东罗马，后来的拜占庭帝国。
公元479年西罗马灭亡，西欧混乱一团，形成封建制而整个欧洲笼罩在教会之下。后来东罗马因为东方阿拉伯教的兴盛与罗马的东正教教义不和，出现了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长达200年，后十字军攻打东罗马，东罗马于1453年被土耳其灭。
拜占庭在建筑商创造了帆拱，也就是我们所见到的穹顶建筑。最光辉的代表是圣索菲亚大教堂，它影响了俄罗斯，亚美尼亚，保加利亚。
中世纪由西罗马灭亡开始到十四～十五世纪。
西欧在一片荒芜中形成封建制，人民深深的苦难，使宣传禁欲主义，博爱的____发展起来，后来统治了西方一千年。由早期在郊外出现修道院到在城市中心出现城市教堂，教堂变得高耸来显得人的渺小，产生一种敬畏心理――哥特建筑。
欧洲出现的教堂多在那时建造，直刺天际。
教会的腐朽，压迫人性，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阻碍了人性。再加上，东罗马灭亡，学士们带着古希腊的文明逃到意大利，使意大利首先出现了文艺复兴，那时人文主义学者皮科在《论人的尊严》中假借上帝对亚当说“我给了你自由，不受任何限制，你可以为你自己决定你的天性……”当然文艺复兴也离不开美蒂奇家族对艺术的赞助。
文艺复兴出现的教堂，佛罗伦萨主教堂出现了肋拱，由出生于工匠的伯鲁乃列斯基建造。他精通机械，铸工。是杰出的雕塑家，画家，工艺家，学者。
文艺复兴是个伟大的时代，出现了新三杰，但丁，皮特拉克，薄伽丘，和后三杰，米开朗基罗，拉斐尔，达芬奇。
这些杰出人士他们在绘画，建筑，雕塑都是有名望的人士，尤其是米开朗基罗，教会也赞美他的建筑。
文艺复兴，迎来了建筑的大发展。
谈东西方建筑装饰中的植物
论文 关键词： 建筑装饰卷草纹比较 文化
论文摘要：建筑装饰中的卷草纹谈起，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对东西方建筑装饰的差异进行分析，探讨建筑装饰在不同的民族、地区和时代所体现出的不同精神内涵和文化特征，使我们从更广泛的角度认识东西方装饰文化。
建筑装饰的形式和内容十分丰富，潜在的精神象征意义博大精深，我们从建筑装饰的形式中选取植物纹样——卷草纹作为切入点，以比较文化的角度对东西方建筑装饰的差异进行分析，探讨建筑装饰在不同的民族、地区和时代所体现的不同的精神内涵和文化特征。 编辑。
植物纹样在世界各国的建筑装饰中大量存在，其中卷草纹是不同文化形态中最具代表性的植物装饰纹样，卷草纹的首次出现，对装饰 艺术 史有着极大的意义。东西方的卷草纹装饰，彼此具有内在的 联系。对于卷草纹究竟属于何 种植 物，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理解，从形式和构成 规律 方面看它们非常相似，都以植物藤蔓为纽带，互相交错，以叶片为点缀，穿插少量花蕾，具有连续性。无论东方的忍冬纹还是西方的莨苕纹，都以线条的生动构成有机纹样，使人们感受到一种植物纹样风格化和生成过程中所承载的人类情感。
一、古代 中国 和埃及的卷草纹饰
中国的卷草纹样出现于公元300年前后，在宫殿、庙宇等建筑装饰中较为常见。中国卷草纹最初称为忍冬草纹样，随佛教一起传入中国，多少带有宗教的含义。任何宗教性质的符号，只要具有艺术的潜能，都能随着时间而成为主要的或纯粹装饰性的母题。当一个母题因为与宗教意义有关而被频繁地在各种领域中特别是建筑上运用时，就会产生定式。忍冬纹以及与之同源的莲花纹样一起，在南北朝时期得到广泛 发展 ，主要体现在当时的石雕、壁画等装饰中。南北朝时期的装饰艺术具有极强的超现实主义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与当时的 社会背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汉灭亡后，三国鼎立，数年战乱，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渴望摆脱现实进入美好的精神境界，此时佛教传入中国，各地开窟造像，敦煌莫高窟便始于此时。这种风格对卷草纹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之具有自由、随意、唯美的特点。忍冬纹的特征为三瓣叶或四瓣叶图形，以富有变化的 组织形式构成有节奏的图案，其中有单独纹样、二方连续、四方连续等不同构成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卷草纹不断变化，这种最初的宗教装饰符号，其原始的含义逐渐被淡化，到唐代演变出更加丰富的形式。唐代建筑装饰风格华丽富贵，卷草纹样与葡萄、莲花、石榴、牡丹、宝相花以及祥禽瑞兽等纹样相融合，创造出极富理想主义色彩的植物装饰形象，以其流畅舒展的风格用于建筑的石雕、木雕、藻井、门饰、壁画等方面。
古埃及人最先创造了纪念性建筑，他们用极其耐久的石头建造神庙和陵墓。古埃及艺术是最先把植物的形象加以改变，使之成为装饰形式的，有两种植物与埃及文化紧密相连，即莲花和纸莎草。古埃及的卷草纹样以莲花、棕榈、纸莎草为主题构成藤蔓，花和花蕾点缀在卷曲的茎叶之间，形成优美的曲线，这种纹饰被认为是卷草装饰的基础。莲花和纸莎草生长于尼罗河岸边，莲花象征美好，纸莎草可用于书写，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它们在埃及文化中具有特别的意义，常用于建筑柱头、柱身、壁画、门楣等装饰。埃及建筑装饰本质上是象征性的，是东方文化中将宗教与 政治 结合起来的强有力代表，它们不仅仅是纯粹的装饰，更是为了表达民族自身的观念、情感和思想。
二、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卷草纹饰
富于韵律、节奏鲜明的植物卷草纹，在希腊建筑装饰中形成一道美丽的风景。虽然其渊源来自古代东方，但在希腊人这里被赋予了形式美。古希腊罗马的卷草图案，多用于柱子的装饰。古代希腊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小亚细亚沿岸、意大利南部及西西里岛五大部分，经历了荷马时期、古风时期、古典时期和希腊化时期等不同 历史 阶段，古希腊文明及爱琴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摇篮。西方的卷草纹主要以莨苕叶和葡萄纹为基础，组成弯曲的藤蔓，用于建筑装饰。莨苕最初是生长在地中海沿岸的一种低矮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在西方，“莨苕树”以其生命力特别旺盛，象征重生、复活而被崇拜和敬仰。古希腊罗马的神殿建筑多采用莨苕叶造型进行装饰，科林斯式柱头便以莨苕叶造型 雕刻 而成，象征神殿永存万世，如雅典利斯克拉底纪念碑的科林斯柱头装饰，以及厄瑞克忒翁神庙的柱饰、门楣、门框等建筑装饰，都是以莨苕叶为基础，以柔美流畅的卷草造型进行装饰。莨苕叶纹饰后来发展为罗马卷草纹，这种形象奇异、卷曲而充满生命力地向周围伸展的叶子，影响了阿拉伯藤蔓的形成(阿拉伯藤蔓演化为阿拉伯寺院的装饰花纹，具有生机盎然的气势和无限扩张的活力)。古希腊罗马建筑装饰中，葡萄卷草纹也很常见，以横向延伸的茎为基础，两侧安排葡萄和葡萄叶。葡萄卷草纹是由波斯传向西方的，因其象征丰收、多产和幸福而被人们所喜爱，在西方与莨苕卷草纹一样，逐渐成为主导型的植物装饰纹样，大量使用于建筑装饰。
东西方不同的 文化背景，使 建筑装饰具有不同的特点，基于人类精神情感的某些共性，不同文化又产生种种奇妙的 联系与融合。卷草纹作为不同文化形态最具代表性的植物装饰纹样，涵盖了东西方文化的相互渗透及 发展 演变。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对东西方建筑装饰进行分析比较，能够使我们从 社会、 历史 、 政治 、 经济 、 心理等更广泛的角度认识建筑装饰文化。
参考 文献 ：
① (日)城 一夫：《东西方纹样比较》，孙基亮译， 中国 纺织出版社，北京，2002。
②(奥)阿洛瓦·里格尔：《风格问题》，刘景联、李薇蔓译，湖南 科学 技术出版社，长沙， 2000。
③赵子夫、唐利：《外国古典家具文化 艺术 》，辽宁 美术出版社，沈阳， 2001。
试谈西方宗教建筑及其文化
建筑是有灵魂的，精神依附于物质之上。当今很多的建筑忽略了建筑和其思想与精神的关系，研究建筑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西方宗教建筑角度探讨建筑所体现的文化，诠释建筑和精神的完美结合。
西方文明起源于希腊。希腊的文明渗透着人本主义精神，即神是最完美的人的体现。
“ 希腊是泛神论的国土。它所有的风景都嵌入……和谐的框架里……每个地方都要求在它美丽的环境里有自己的神。”古希腊人崇拜神灵，他们认为每个城邦，每个自然现象都受一位神灵支配。希腊人祀奉各神灵并为之大力兴建神庙，为神灵提供栖息圣地，因而大大小小的神庙遍布古希腊各地。帕特农神庙是希腊全盛时期建筑与雕刻的主要代表，有“希腊国宝”之称，帕特农神庙是供奉雅典守护神雅典娜的神庙，帕特农神庙之名出于雅典娜的别号“ Parth enon ”转写，意为“处女”，是古希腊文明重要见证之一。希腊人神同位，正如意大利思想家维柯所说，不是神创造了人，而是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神，古希腊民族对人的重视，把人置放在高于自然与社会的位置上，主张人对自然与社会的改造和征服。帕提农神庙充分体现了古希腊文化的人本精神：把建筑本身看作是人向自然进军， 从而征服自然、驾驭自然的一种手段与 方法 ，坐落于郊野，高耸壁立而又傲然独有。
作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建筑之一，帕特农神庙是希腊本土最大的多利克柱式庙宇， 代表着古希腊多利克柱式的最高成就， 而且也是全球公认的多力克柱式的代表。它集中了古希腊建筑艺术的精华， 融汇古希腊多利克柱式和爱奥尼亚柱式风格，多利克柱式给人一种刚毅雄伟、坚强有力的男性气质， 而爱奥尼亚柱式给人一种轻松活波、自由秀丽的女性气质。这种外围多利亚柱式，内殿爱奥尼亚柱式的形制，内柔外坚，反映出对人的美，对人的气质和品格的理解和尊重，以人为本，尊崇人体为最美的人本主义精神。
神殿的尺寸其整体结构每个角落接近希腊人喜爱的“黄金分割比”，如：台基的宽比长，柱子的底径比柱中线距，正面水平檐口的高比正面的宽……基本都是4：9，从而使它的构图有条不紊，繁而不乱。古希腊人认为，人体是最美的。通过探索，凭借智慧，他们发现了人体结构中的黄金比例，带有数学的神圣美。帕提农神庙在结构上合乎人体美的比例，一方面固然是出于对美的追求;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于对人的崇拜，由对人体美的赞叹、对和谐的追求引申出对人性美的企羡和推崇的人本精神。
帕提农神庙无论从选址、 形制还是结构都体现了古希腊人独特的建筑理念：人是万物之灵，人是万物之本，人是万物之尊，正是这种雄峙天外的意志、气势和精神，使建筑不再是一个冰冷的固体，它用独特的建筑语言给人启迪，即希腊民族以人为本的精神灵魂。希腊人创造了这种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推动着希腊人乃至整个人类创造新的世界和新的精神。
罗马万神庙前一部分是门廊，即由两排科林斯式的柱子支撑着一个半三角形额墙的门廊，后面则是一个巨大的圆形神庙。万神庙作为奉祭众神的圣殿，由于希腊人信奉的多神教，那里每种神都有它自己的神庙，如雅典娜神庙，宙斯神庙等等。罗马的宗教信仰基本上也承袭了希腊移风，但在伊特鲁里亚的建筑影响下，罗马人把诸神集中起来供奉，即在一所神庙内，可以设几个圣殿。此处，古希腊神庙四周以柱廊相环绕，它显得亮畅些，故建筑平面是呈矩形状;而罗马万神庙，因供神的圣殿较多，可呈圆环形，但空间必须宏大，于是在伊特鲁里亚的拱劵结构的基础上，创造了这种从外观上看，比较封闭的拱顶结构。万神庙采用了穹顶覆盖的集中式行制，重建后的万神庙是单一空间、集中式构图的建筑物的代表，万神庙的结构简洁，形体单纯，其主体建筑是圆形的，顶上覆盖着一个直径为米的大弯顶，顶端高度也是米。这样简单明确的几何关系使万神庙单一的空间显得完整统一。
建筑史家说罗马万神庙“把古希腊的回廊移进了室内”的结果，这是罗马神庙建筑中的典型的帝国风格。万神庙主体建筑的美学风格可以概括为简单而庄严崇高，神秘而宏伟富丽，圆洞的设计把神像和天联系起来，这种神秘感是东西方宗教都在追求的。
每个时代都有代表自己最高艺术成就的艺术风格，对于中世纪来说，哥特式教堂无疑是最杰出的代表。后人称誉为中世纪的奇葩。
“哥特式”(Gothic)一词最初源于哥特人，哥特艺术是野蛮艺术之义，为贬义词。在欧洲人眼里罗马式才是正统艺术，继而兴起的新的建筑形式就被贬为“哥特”(野蛮)了。然而到12世纪以后，哥特式艺术作为一种熔铸了浓厚的____神秘主义意韵的新颖形式，成为风靡欧洲、高贵典雅的艺术风格。它的最高成就表现在哥特式的建筑中. 现今在西方仍然屹立着的许多气势宏伟的大教堂，如：法国巴黎圣母院，意大利米兰大教堂等，都是哥特式建筑的杰作。哥特式建筑风格之所以能够取代先前的罗马式建筑风格，最终是根源于宗教的需要。
哥特式建筑风格是法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也是世界建筑历史上的一个飞跃。它以“高、直、尖”的挺拔之势和轻盈之感为主要特征。精神的力量通过教堂表达，教堂是一所人与上帝对话的场所，所以它的高昂是将人的灵魂引入到高高在上的天国。在礼拜仪式方面，它保留了基本的十字形平面设计;在结构方面，它不再需要厚重的石材，却可以建造更高更多样化的拱顶。哥特式教堂的结构体系由石头的骨架券和飞扶壁组成。其基本单元是在一个正方形或矩形平面四角的柱子上做双圆心骨架尖券，四边和对角线上各一道，屋面石板架在券上，形成拱顶。采用这种方式，可以在不同跨度上作出矢高相同的券，拱顶重量轻，交线分明，减少了券脚的推力，简化了施工。这样一来，墙壁所空出来的空间就可以用雕塑、绘画和玻璃 彩绘 来 教育 教徒。
工匠应用了从阿拉伯国家学得的彩色玻璃工艺，拼组成一幅幅五颜六色的宗教 故事 ，起到了向不识字的民众宣传教义的作用，也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花窗玻璃以红、蓝二色为主，蓝色象征天国，红色象征基督的鲜血。同时教堂玻璃工匠们利用玻璃来描绘精神的象征符号：柔和的光线透过高高的侧窗洒落进来，暗淡的教堂中，光线集中在圣坛部分，这样可以将信徒的思想朝天空的方向引升。教堂玻璃典型特征之一的大花窗呈圆形，由精致的石肋分隔，好似轮辐，这暗示太阳，象征着基督，而嵌入的圆花则代表圣母玛利亚。“透过彩色玻璃花窗撒下的光线形象地表明了圣经的内容——它直接来自上帝之口，在圣母的体内化为基督之身，窗户是最常令人联想起圣母的物体之一。
哥特式教堂的宗教意义很鲜明地融入到建筑的艺术形式之中了，作为精神皈依的承载体，教堂能够挖掘更多的形式以向人们表现和诉说(如雕刻等)，可以说是一部“活现的《圣经》”。在建筑与雕刻上，哥特式艺术从不放弃任何一个细节，使一切建筑形体本身都充满了相应的宗教内涵和艺术表现。它以一种外在性的凝固形式形象地反映了中世纪西欧人内心深处汹涌激荡着的神秘而诡谲的宗教感受。在那些典型作品天主教堂中，不仅是那高耸人云的尖顶、充满了怪诞和夸张特点的巨大肋拱、五光十色的花窗隔屏，甚至连每一块石头、每一片玻璃和每一个精雕细镂的局部都在宣扬着____的彼岸精神和灵性理想。
参考文献、资料：
[古罗马]维特鲁威：《 建筑十书》，高履泰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01年版，第76页。
余太星编.论哥特式教堂建筑结构与玻璃花窗的宗教寓意.第二期.学术探索.2006
事实--关于物理学史以及物理学家故事的读书报告汉斯·克里斯琴·冯·拜耳在《征服原子》一书中，这样写道：物理学家利奥·西拉德有一次对他的朋友汉斯·贝特说，他准备写日记：“我不打算发表。我只是想记下事实，供上帝参考。”“难道上帝不知道那些事实吗？”贝特问。“知道，”西拉德说，“他知道那些事实，可他不知道这样描述的事实。”事实是什么？上帝也许知道。不过，我们有自己的事实—人类的事实，便是科学。物理学是科学的重要组成，也是基础。在探寻物理学知识的道路上，无数先人付出了难以想象的辛劳。亚历山大·蒲珀这么说：大自然和大自然的法则藏匿于黑夜之中；上帝说，让牛顿出世吧！于是世界一片光明。1643年1月4日，牛顿出生于英格兰林肯郡，格兰瑟姆附近的沃尔索普村。1661年，他进入英国剑桥大学的圣三一学院。而在1665年，他获得了文学士学位。但在随后的两年中，鼠疫的爆发使牛顿不得不回家乡躲避。不过，在此间，他制定了一生中大多数最最重要的科学创造的蓝图。1667年，牛顿回到剑桥大学后，当选为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委，次年，他就获得了硕士学位。1669年起，直到1701年，他担任了剑桥大学卢卡斯数学教授。1696年，他任皇家造币厂监督，并且移居伦敦。1703年，牛顿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1706年受英国女王安娜封爵。在晚年，牛顿潜心于自然哲学与神学。1727年3月31日，牛顿在伦敦病逝，享年84岁。牛顿是个怪人—他聪明过人，而又离群索居，沉闷无趣且敏感多疑，最奇怪的是，他的注意力很不集中，干得出非常有趣的怪事。据说，早晨他把脚伸出被窝后，有时突然之间思潮汹涌，能一动不动坐上几小时！想来，当一个人专注于科学事业的时候，或许正如那句话所述：天才与疯子仅仅一步之遥！牛顿曾经把一根大针眼缝针（一般用来缝皮革的，一种长针）插进眼窝，然后在“眼睛和尽可能接近眼睛后部的骨头之间”揉来揉去，目的只是为了看看会有什么事发生！--什么事也没有，至少没有产生持久的后果。另一次，他瞪大眼睛望着太阳，能望多久就望多久，以便发现对他的视力有什么影响……然后，又一次没有受到严重的伤害，虽然他不得不在暗室里呆了几天，等着眼睛慢慢恢复过来。与他的非凡天才相比，这些奇异的信念和古怪的特点算不了什么！不过，即使在以常规方法工作的时候，他也往往显得很特别。在学生时代，他觉得普通数学局限性很大，十分失望，便发明了一种崭新的形式--微积分，但有27年时间对谁也没有说起过这件事。科学所追求的是严谨、一丝不苟、全身心的付出、不求回报。虚假的、无用的、世俗的东西，是不可以拿来污染科学的。牛顿没有为了发明微积分的形式而“一蹦三尺高”，或是好像中了举的范进那样喜极而疯，他好像无所谓。--不是好像，是根本、压根儿无所谓。在他看来，一切发明、发现的成果，只是为了更高的了解宇宙。他也许不是想着“造福人类”，“把人类文明的进步推向更高层次”，但在他的道路上，在他研究的世界里，没有最深， 只有更深。他是孤独的，因为他不愿与别人分享—不是因为自私，更多是因为他不愿被打扰，不愿做无谓的、时间的浪费，或者说精力的消耗。他以同样的方式在光学领域工作，改变了我们对光的理解，为光谱学奠定了基础，但还是过了30年才把成果与别人分享。1666年，牛顿在家休假期间，得到了三棱镜，他用来进行了著名的色散试验。他发现，白光是由各种不同颜色的光组成的。这是第一大贡献。许多人研究光学是为了改进折射望远镜。牛顿由于发现了白光的组成，认为折射望远镜透镜的色散现象是无法消除的，就设计和制造了反射望远镜。不过，后来有人用具有不同折射率的玻璃组成的透镜消除了色散现象。这也说明，科学在不断进步。可是，尽管牛顿那么聪明，真正的科学只占他兴趣的一部分。那个年代，尽管有他这样的，“疯狂”的人们，在没日没夜的钻研，那些在常人眼里是无稽之谈的科学理论，但是，那个时代的愚昧和可笑依然无法被掩盖—牛顿至少有一半工作年龄花在炼金术和反复无常的宗教活动方面。这些活动不是涉猎，而是全身心地扑了进去。他偷偷信仰一种很危险的异教。该教的主要教义是认为根本没有三位一体—其实这颇具有讽刺意味，因为牛顿的工作单位，就是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他花了无数时间，研究耶路撒冷不复存在的所罗门王神殿的平面图—并且，在此过程中，他还自学了希伯来语，以便阅读原文作品！他还认为自己掌握着数学方面的线索，知道基督第二次降临和世界末日的日期……他对炼金术同样无比热心。到了1936年，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在拍卖会上购得一箱子牛顿的文件，却无比吃惊地发现，那些材料绝大部分与光学或行星运动没有任何关系，而是些有关他潜心探索把低贱金属变成贵重金属的资料。20世纪70年代，人们通过分析牛顿的一绺头发发现，里面含有汞—而这种元素，除了炼金术士、制帽商和温度计制造商以外，别人几乎不会感兴趣。而且其浓度大约是常人的40倍。那么，他早晨有想不到起床的毛病，也许是不足为怪的。最伟大最卓越的科学家，都深陷在伪科学的泥潭里—是多么荒谬的事！试想今日，科技水平发达到这一步，若是再过四五百年，那个时代的人们（或者其他生物）回头看时，一定又会笑了。不是所有的一切都能用科学解释得来，但是我们可以尽可能多的用科学解释一切。1684年8月，一位叫埃蒙德·哈雷的英国天文学家不请自来，登门拜访牛顿。或许，他指望从牛顿那里得到什么帮助。牛顿的一位密友—亚伯拉罕·棣莫佛后来写了一篇叙述，这也许是一篇有关科学界一次最有历史意义的会见的记录：“ 1684年，哈雷博士来剑桥拜访。他们在一起待了一会儿以后，博士问他，要是太阳的引力与行星离太阳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他认为行星运行的曲线会是什么样的。“艾萨克·牛顿马上回答说，会是一个椭圆。博士又高兴又惊讶，问他是怎么知道的。‘哎呀，’他说，‘我已经计算过。’接着，哈雷博士马上要他的计算材料。艾萨克爵士在材料堆里翻了一会儿，但是找不着。”这是很令人吃惊的—就好比，有人说他已经找到了治愈癌症的方法，但又记不清处方放在哪里了！他们好像在梦游，游过了天堂却好像很平常。在哈雷的敦促之下，牛顿答应再算一遍，便拿出了一张纸。他按诺言做了，但做得要多得多。有两年时间，他闭门不出，精心思考，涂涂画画，最后拿出了他的杰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更经常被称之为《原理》。这本书顿时使牛顿闻名遐迩。在他的余生里，他生活在赞扬声和荣誉堆里，成了英国因科学成就而被封为爵士的第一人。连伟大的德国数学家戈特弗里德·莱布尼兹也认为，他对数学的贡献比得上在他之前的所有成就的总和。同僚的称赞，对于一个人的名声很重要――特别是一个高傲的同僚。“没有任何凡人比牛顿本人更接近神。”哈雷深有感触地写道。《原理》的核心是牛顿的三大运动定律：物体朝着推力的方向运动；它始终做直线运动，直到某种别的力起了作用，使它慢下来或改变它的方向；每个作用都有相等的反作用。当然还有他的万有引力定律。这说明，宇宙里的每个物体都吸引每个别的物体。牛顿认识到，任何两个物体的引力，与每个物体的质量成正比，以两者之间距离的平方反比来变化。可以用下面的公式来表示：F=G。这是人类提出的第一个真正有普遍意义的自然定律，也是牛顿到处深受人们尊敬的原因。其实，还有好多事实，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述。事实就是：事实还有很多。咱高一四班不要全抄
唉呀妈呀，一群苦逼娃，加上我一个，俺也是高一四班的……
对神话传说的关注与研究，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一个世界性的热点。这反映了一种共同的文化思潮：人们普遍希望能够从古人的精神遗存中，寻找认识文明社会种种问题的钥匙。而人类学派的进化论世界观和“以今证古”的学术原则与方法，正好适应了人们的这一精神期望。于是，神话研究领域中的人类学派取代语言学派在欧洲崛起，而且很快便成为一个富有生命力的学术流派。到20世纪初，人类学派神话学通过两条线传到了中国：一条线来自欧洲，一条线来自日本，为一些向往新思潮的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所接受。在“五四”前后，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欧洲人类学派神话学，对我国的神话研究发生了重要的影响。评论者指出：“以泰勒、安德留·兰等为代表（特别是兰氏）的英国人类学的比较神话学派，是19世纪后期到本世纪（按指20世纪）初年，在世界学坛上取得了压倒地位的一个学派。从20年代到40年代，我国神话、故事方面研究观点主要受到这一派的影响。当时这方面一些比较知名的学者如沈雁冰、赵景深、黄石及周作人等，都是接受了这一派的理论，并把它应用到中国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及风俗的谈论、研究上的。”[1] “在马克思主义神话理论广为传播以前，人类学派的神话学在欧洲和日本都拥有很大的势力，起过积极的作用，并于本世纪（按指20世纪）初传到我国，为一些向往新思潮的进步的知识分子所接受，在‘五四’前后对我国的神话研究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相当数量的研究者在接受人类学派神话理论的同时，进一步加以改造，并用之以探究中国神话和世界神话诸问题，从理论和方法上为我国的神话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2] 民间文学（主要是神话、传说、故事）研究者接过了西方人类学神话学的理论和方法，以文学的眼光加以改造，用以探究中国神话、传说、故事等领域里的问题，为我国的口头叙事文学研究乃至中国神话学的创立奠定了基础。在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初创时期，人类学派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是举足轻重的。一 人类学派神话学的传入人类学是以人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科学。19世纪后叶，欧洲文化人类学达到了鼎盛时期，出现了摩尔根、泰勒、弗雷泽、安德留·兰、马林诺斯基等一大批著名的人类学家，出现了《古代社会》、《原始文化》、《金枝》、《神话、仪式与宗教》、《文化论》等一大批赫赫有名的人类学著作。20世纪初，1903年，在几部从日文翻译过来的文明史著作（如高山林次郎的《西洋文明史》[上海文明书局版]，白河次郎与国府种德的《支那文明史》[竞化书局版]，高山林次郎的《世界文明史》[作新社版]等）里，人类学派的神话学说伴随着“神话”与“比较神话学”这些新鲜的词汇传入了我国。我国开始有人向国人介绍欧洲（古希腊罗马、北欧）的神话，并试图用西方的人文理论来解释和评述神话了。1907年留学日本的周作人读到鲁迅回国前订购的美国人该莱(gayley)编的《英文学上的古典神话》、法国人戴恩(taine)编的《英国文学史》，开始对安德留·兰( andrew lang, 1844～1912)的人类学派神话学说有所了解。他根据安德留·兰和该莱的神话观点写了一篇题为《三辰神话》的文章，寄给了鲁迅、许寿裳正在筹办中的《新生》杂志，可惜的是《新生》胎死腹中，这篇文稿也就没有出世。[3] 同年，鲁迅发表《破恶声论》的文言长文。这是继蒋观云《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1903年初在梁启超于东京主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之后，中国神话研究史上又一篇较早发表的探讨神话诸问题的重要文章，其中对神话的一些见解，如神话的起源和特点、神话与现实的关系以及对后世作家文学的影响等，显然受到西方人类学派神话学说的影响。[4]也是这一年（1907），周作人以周逴的笔名翻译了英国哈葛德和安德留·兰合作根据荷马史诗而撰著的神怪冒险小说《红星轶史》（原名《世界欲》）。周作人在《前言》中对作者之一的英国人类学神话学家安德留·兰作了简要的介绍。这可能是中国人第一次介绍安德留·兰的文字。1913－1914年周作人用文言文写的《童话略论》、《童话研究》（见周作人《儿童文学小论》上海儿童书局1932年）等文章，对安德留。兰的神话观点做了相当详细的阐述，是我国最早直接介绍人类学派神话学，并运用它来研究神话的重要文章。回顾历史，人类学派学说的传入中国，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翻译，二是绍介其理论与作品，三是运用其学说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的神话和故事。先说翻译，在这一方面，上文已经说过，周作人有开创之功。赵景深也做了许多工作，他先后翻译了哈德兰德的《神话与民间故事的混合》（《新民意报·副刊》1923年第8期）和《神话与民间故事》（《小说月报》1926年第17卷第8期）；麦苟劳克的《民间故事的探讨》（《文学周报》1927年8月 第4期）、《季子系的童话》、《友谊的兽的童话》（原载报刊待查）、《兽婚故事与图腾》（《民众教育季刊》1933年1月31日第3卷第1期）、《民间故事之民俗学的解释》（《青年界》1936年11月第8卷第4期）等。麦苟劳克的《小说的童年》一书，他差不多译全了。他不仅翻译，也在自己研究童话和故事的著述中，介绍和运用人类学派神话学的理论和方法。他的观点，可以用他的一句话来概括：“民间故事近来渐渐有人注意了，他的价值是在从故事里探讨古代的风俗礼仪和宗教，这是大家早已知道的。”[5]这种民间文学观，正是人类学派神话学、故事学的核心。除了赵景深以外，周作人翻译了英国哈里孙的《希腊神话引言》（1926），杨成志翻译了英国该莱《关于相同神话解释的学说》（中山大学《民间文艺》1927年第3期）、英国班恩《民俗学概论》一书的附录部分《民俗学问题格》（《民俗》1928年），郑振铎翻译了英国柯克士的《民俗学浅说》（1934年），等等。从日文的翻译也是一个重要渠道，如小川琢治的《天地开辟与洪水传说》与青木正儿的《中国小说底渊源与神仙说》（汪馥泉译，1929年），小川琢治的《山海经考》（江侠庵编译，收入《先秦经籍考》下，商务印书馆1931年），松村武雄的《地域决定的习俗与民谭》（白桦译，1931），《狗人国试论》（周学普译，1933年）、《童话与儿童的研究》（钟子岩译，1935年）、《中国神话传说短论》（石鹿译，1936年）等等，都是一些有影响的著作和文章。此外，对泰勒、弗雷泽原作的翻译和介绍也散见于各种书刊之中。如周作人曾写《金枝上的叶子》，介绍弗雷泽的《金枝》（见《夜读抄》，1934年）；苏秉琦曾译弗雷泽的《旧约中的民俗》第4章《洪水故事的起源》，收在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秋子曾译弗雷泽的《迷信与社会诸制度》（《民间月刊》1933年）与《外魂――见于民间故事的》（《文讯》1946年）等等。在人类学派学说的绍介方面，1906年新城王树枏著《希腊春秋》（8卷，兰州官报局藏版，日本三省堂书店发行）、1916年孙毓修著《欧美小说丛谈》（商务印书馆）与1923年谢六逸著《西洋小说发达史》（上海商务印书馆）等，在介绍西方神话与人类学派学说的同时，对中外神话进行了比较。二、三十年代出版过几部采用人类学派观点写作的普及性的神话理论专著，如黄石的《神话研究》（1927年），谢六逸编译的《神话学abc》（1928年），林惠祥的《民俗学》（1931年）与《神话论》（1934年）等等。在这里要对谢六逸的《神话学abc》多说几句。此书前半部分根据的是日本早稻田大学著名人类学家西村真次的《神话学概论》，后半部分根据日本著名神话学家高木敏雄的《比较神话学》编译而成。西村和高木两位都是人类学派神话学有造诣的研究专家，其理论自成体系，钟敬文曾受到他们的影响。谢六逸20年代初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1928年，他把神话学看作是一门独立的科学，有意识地把人类学派神话学的三个有机组成部分（神话学史、神话基本理论、方法论），系统介绍给我国，对人类学派的传播，特别是对中国神话学的建立，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这几部书不仅在中国神话学的初创阶段，产生过重大的影响；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作为神话学、故事学的入门书，受到研究者与读者的重视与欢迎。其次，在研究方面，鲁迅、茅盾、周作人、赵景深、钟敬文、郑德坤、郑振铎等都运用人类学派神话理论和方法进行中国神话的研究，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鲁迅有关神话的著述，如《破恶声论》（1908年）、《神话与传说》（《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讲义本，1923年）、《从神话到神仙传》（《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第一讲，1924）、《关于神话的通信――致傅筑夫、梁绳祎》（1925），以及他的某些神话见解（例如关于神话的产生、神话与巫的关系、神话演进为传说、神话的分类等），明显受到人类学派的影响。他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提出“试察今之蛮民”，“证以今日之野人，揆之人间之心理”，这种取今以证古，以今日之蛮人来推测荒古无文时代人类心理的方法，也是人类学的方法。在研究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者，首推作家茅盾（沈雁冰、玄珠）。他从1918年开始研究神话，1923年在上海大学讲授希腊神话，1925年开始发表神话论文，“处处以人类学的神话解释法以权衡中国古籍里的神话材料”（《中国神话研究abc》序）。先后撰著了《中国神话研究》（写于1924年，发表于《小说月报》1925年第16卷第1 期）、《楚辞与中国神话》（《文学周报》1928年第8期）、《神话杂论》（1929年）、《北欧神话abc》（世界书局1930年）等等，都是人类学派在中国土壤上的产物。他1928年撰写的《中国神话研究abc》（1929年由世界书局刊行，1978年再版时易名为《中国神话研究初探》）成为中国神话学奠基性质的代表作，并由此奠定了他在中国神话学史上开拓者与奠基者的学术地位。1978年，茅盾在为他半个世纪以前写作的《中国神话研究abc》再版撰写的前言中，回忆20世纪初叶新一代的文学家是怎样接受人类学派影响的时候说：我对神话发生兴趣，在1918年。最初，阅读了有关希腊、罗马、印度、古埃及乃至19世纪尚处于半开化状态的民族的神话和传说的外文书籍。其次，又阅读了若干研究神话的书籍，这些书籍大都是19世纪后期欧洲的‘神话学’者的著作。这些著作以‘人类学’的观点来探讨各民族神话产生的时代（人类历史发展的某一阶段），及其产生的原因，并比较研究各民族神话之何以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其原因何在？这一派神话学者被称为人类学派的神话学者，在当时颇为流行，而且被公认为神话学的权威。当1925年我开始研究中国神话时，使用的观点就是这种观点。直到1928年我编写这本《中国神话研究初探》（引者按：即《中国神话研究abc》）时仍用这个观点。当时我确实不知道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有关神话何以发生及消失的一小段话：‘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当后来知有此一段话时，我取以核查‘人类学派神话学’的观点，觉得‘人类学派神话学’对神话的发生与消失的解释，尚不算十分背谬。[6]茅盾的这段话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在神话学的初创时期，不仅他本人，我国许多学者的神话见解，受到的主要是欧洲人类学派的影响。周作人在译介人类学派神话学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在研究方面，写了《神话与传说》（收入《自己的园地》，1923年）、《神话的辩护》（收入《雨天的书》，1924年）、《习俗与神话》（收入《夜读抄》，1933年）等等，进一步阐发了安德留·兰的人类学派观点。钟敬文二、三十年代写作的有关神话、故事的文章有二、三十篇之多，如《楚辞中的神话和传说》（1928年）、《与爱伯哈特博士谈中国神话》（1933年）、《中国神话之文化史价值》（1933年）与《老獭稚型传说底发生地》（1934年）等等，都很有见解。他的神话观点有自己的特色，在接受人类学派学说的同时，还汲取了社会学派的见解。赵景深的几部童话集子，如《童话论集》（1927年）、《童话学abc》（1929年）、《童话评论》（1935年）等，也都是用人类学派观点研究童话和神话的。追随茅盾，运用人类学派神话学说研究《山海经》的郑德坤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他在《山海经及其神话》（《史学年报》1932年第4期）一文中，运用人类学派的万物有灵学说、心理共同说来探讨《山海经》与经中的神怪鸟兽。他说：“神话确能或明或晦地反映出原始人类心理状态的生活情形，是很可贵的文明史的史料。”在当时的《山海经》研究中，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郑振铎的《汤祷篇》（《东方杂志》1933年第30期）借汤祷的故事，旨在对中国的“蛮性的遗留”作一番清理，并由此指出，原始生活的古老的“精灵”常常会不经意地侵入到现代人的生活之中，为神话研究另辟蹊径。由于英国人类学派神话学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是由文学家或文学理论家们们完成的，故而笔者把中国的人类学派神话学称之为文学人类学派。当然这里所说的神话学是广义的，包括所有散文体的叙事作品的研究。20世纪20年代初，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创立之始，该会主办的《歌谣》周刊以及《晨报副刊》、《语丝》等报刊，虽然也发表过一些翻译介绍英国人类学派、阐发研究其观点方法的文章，但该会及其所代表的流派所倡导的主要思潮是乡土研究[7]，而《妇女杂志》等则成为文学人类学派的主要阵地，胡愈之早期的著名论文《论民间文学》，就是发表在此刊于1921年1月出版的第7卷第1号上的。关于我国的文学人类学派民间文艺学，赵景深曾写道：“关于神话和传说的研究，历来的学者多所争论。……直到人类学的解释出，神话和传说的研究方才愈加精密。完成此说的不可不推功于安特路兰(andrew lang)。……要走这条路第一步工夫便是搜集类似的神话和传说。……我国最初以人类学研究民间故事的自然要推《妇女杂志》社诸君。他们已很能做到照农民口吻一点不加修饰的复写下来这一层，却没有做到搜集大同小异的材料这一层，对于犯重复的故事每不采录。这一工夫最方才从单行本《徐文长故事》看到。《徐文长故事》重复的很多，均未删去，这便是这本书的价值所在处。”[8]《徐文长故事》收录同一母题的故事的不同异文的编辑方法，正体现了人类学派故事研究的方法和原则，被赵景深看作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民间文艺学界的一个成功范例。文学人类学派演武的阵地，除了《妇女杂志》以外，还有一些影响很大的重要文学杂志，如《语丝》、《文学周报》、《小说月报》等。二 人类学派神话学说在中国的本土化“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西方各种新思潮涌入我国，学术思想十分活跃。当时，一部分留学生和掌握外语的知识分子开始接触欧洲神话及其理论，并对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西方人类学派学说这外来的种子，能够在中国的土壤上成活、生根、开花、结果，有一个拿来、认识和消化的过程。在我国，人类学派学说的本土化主要表现在人类学派学说的文学化与中国化；换句话说，所谓本土化，指的是用人类学派的神话学说和方法去构建和解释作为文学的中国神话。上文我们说过，在世纪初“睁眼看世界”的开放浪潮中，对欧洲神话理论首先产生兴趣的是一批掌握外语、与外界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文学家。他们最初接触神话，只是凭着文学家的兴趣和爱好，以文学家的眼光，从文学的角度去认识神话。例如，郭沫若开始仅仅从诗人的兴趣出发去欣赏神话（《神话的世界》，《创作周刊》1923年11月7日）；鲁迅是为了和复古派、国粹派论争的需要而利用神话（见鲁迅1907－1908年的论文《破恶声论》、《摩罗诗力说》等）；茅盾则为了穷本溯源，对十九世纪的欧洲文学作一番系统的研究而钻研古典神话（《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生活之二》，《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周作人最初只是为了研究西洋文学必须具备一些入门的、典故性的基础知识而涉猎神话（《希腊神话二》，《夜读抄》北新书局1934年）；钟敬文、赵景深则认为探讨民俗学与童话学必须同时旁及神话（赵景深《研究童话的途径》，《童话论集》1927年），等等。尽管各人研究神话的目的不同，时代先后不一，修养各有深浅，成就各异；但是，他们在世纪之初都不约而同地从不同渠道接受了人类学派的影响，并以此为武器去探讨中国的神话世界。神话首先是文学，中国文学史以神话为开端。首次提出并从理论上对此加以阐释的，是文学家史家的鲁迅。他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神话与传说》里，写的就是“小说的渊源：神话”；《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的开篇也是：“神话是文艺的萌芽”，明确地指出神话的性质是文学。神话在文学上定位的传统，自20世纪20年代鲁迅的阐明起，一直延续到今天并没有改变。其间传袭者，除了前面提到的茅盾等文学家理论家，到40年代，由何其芳为代表的“延安学派”所继承，到50年代及其以后，袁珂加以发扬光大。神话是文学，但从神话学的学科来考察，神话的功能是多样的，它不仅仅是文学。正是由于神话的文学性质与功能被强调、被强化，所以在我国，神话学在其创始之初，从来就不是一门独立的科学，即使在世纪初人类学派学说如此强大之时，也未能改变它依附于文学的性质。可以说，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家有关神话的主要言论，都是在“神话是小说的开端，文艺的萌芽”这个大前题下展开的。20世纪初，我国学者接触神话，是在“五四”前后，与知识分子“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的过程同步的，因此，他们的兴趣和抉择不能不受到“五四”民主与科学的革命精神的浸染，目的性很明确。以茅盾为例。一方面，他借鉴欧洲的人类学派，“处处用人类学派的神话解释法以权衡中国古籍里的神话材料”（《中国神话研究abc》序），认为“以此说为解释神话的钥匙，几乎无往而不合”（《人类学派神话起源的解释》，《文学周报》1928年第6卷）。另一方面，他善于吸取他人的精萃，化为自己的血肉，用以梳理中国的古神话问题。他对神话的一些基本看法，例如神话是原始人生活和思想的反映；神话和原始人的信仰和心理状况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必须从原始人的宇宙观、从神话的性质和内容，对神话和仙话、传说、寓言等非神话作品加以严格区分；在比较中探求神话演变的踪迹等等，虽然对人类学派的理论多有借鉴，但是许多结论是经过自己的分析和研究，结合中国神话的具体情况而得出来的。他重视原始人的生活和世界观对神话的性质、内容、产生和演变所起的制约作用，比起欧洲人类学家之更多地倾向于原始信仰、仪式与心理因素，可以看出茅盾的神话观点的独创之处。他主张学习外国，但反对一味摹仿，主张大胆创造。这种“自行创造之宏愿”（《一九一八年之学生》，《学生杂志》1918年1月），自始至终贯穿在他的神话研究之中。他借鉴欧洲的神话学，是为了“创造一个中国的神话的系统”（《中国神话研究abc》序），这种朦胧的学科意识在当时是十分可贵的。三 文学人类学派的历史贡献与局限在英国人类学派影响下出现的中国文学人类学派，是一个在20世纪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有过重要贡献的学术流派，即使一些不属于该流派的学者，也多少受到过人类学派的影响，或多或少地接受了这个派别的观点和方法。但这个流派也存在一些不足和局限。钟敬文晚年在回顾他的学术道路时，对人类学派在我国的历史贡献与局限有过一段十分中肯的分析：这派理论在学术上的主要功绩，是它从进化论的观点去观察和说明人类不同时期神话的历史关系。它把“野蛮”时代的精神产物（神话）和所谓“文明”时代的同类文化现象联结起来，不把两者看作截然不相关的现象，从而给人文史现象以接近科学的解释，并打破了那种鄙视原始人群及其文化的偏见。其次，那些学者在建立自己的理论和具体论证上，是以当时所能看到的人类学资料为根据和凭证的。这是一种实证主义的方法。那些只凭思辨的方法是很不相同的。这也是此派成为比较科学的神话学、故事学的主要原因，是它所以能够取代语言学派，并有广泛影响的主要原因。这一学派尽管在观点和方法运用上有种种缺点（例如某些学者指出，他们对于各民族的风俗、神话等只着重看到它的普遍形相，却忽略了考察它的特殊形相等），但是，它在神话学史上的突出地位是不能抹杀的。这个显赫一时的神话学派的主要缺点，是它的心理主义。在对原始神话和民间故事等的解释上，它虽然也注意到作为社会现象的风俗等因素，但着重的却是原始心理（思想、信仰等）。对于原始人的生产活动、社会关系等在形成原始神话思维上的基础作用，那些学者并不怎样重视。作为文化产物的神话，它对原始社会（或稍后的社会）的作用，他们也很少注意。他们所热心解释的，是在较高社会里存在的“遗留物”的来源。其它如我们所重视的神话的性质、特点以及历史发展对神话的影响等，都不是它的着眼点。总之，它跟马克思主义的神话学有跟差别之处；而它的那些缺点，在我那时受过影响的论文里是迹象显然的。自然，这并不是说它对于我们毫无用处。它的某些因素或某些侧面是可以批判地吸收的。我们知道恩格斯的某些神话观点，与泰勒在《原始文化》中所阐述的不是没有关系的。[9]（一）在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初创期和幼年期，文学人类学派的学者们采取翻译、转述等方式，译介了英国和日本人类学派神话学者的大量著作，成为学科建设的重要参照物，给中国学人带来了进化论的世界观，万物有灵观、心理共同说、图腾崇拜、遗留物（又称遗形说）等理论，以今证古、类型研究、比较研究的方法。泰勒、安德留·兰和弗雷泽的神话研究与成就，代表着人类学派兴起、发展与极盛三个重要阶段，他们的丰富理论和深远影响，远非万物有灵论、遗留物说、心理共同说、巫术与图腾制等几个核心观点所能概括，而我国二、三十年代对人类学派的介绍也远非全部。然而，他们的代表作《原始文化》、《神话与习俗》、《神话、仪式与宗教》、《近代神话学》、《金枝》、《旧约中的神话》、《图腾制与族外婚》等等，直到今天仍然具有经典的价值。（二）文学人类学派学者所撰著的若干有关神话与故事的研究著作，为中国神话学与故事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们以世界的眼光，采用归纳法、分类法和比较的方法，把发展的因素引进神话研究之中。强调搜集活态的口头资料，以以今证古的方法，从现代野蛮人的生活、思想和信仰去考察原始人的神话、传说，是人类学派学者们的治学原则，也是人类学派神话学的学科特点。遗憾的是，中国的文学人类学家们较多地停留在书斋研究上，而搜集活态的口头资料这一人类学的学科原则，则做得甚少，因此使学派的活力受到了局限，并没有为中国民间文艺学的进一步发展积累多少可用的田野资料，显示出中国文学人类学派的天然的弱点，直到20世纪30～40年代社会-民族学派在西南地区崛起之后，才初步建立起田野调查的原则，活态资料的空白也才得到了一些弥补。（三）进化论是人类学派的理论基础。把生物的进化观机械地套用到人文科学之中，认为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人类社会全都经历过从低级到高级、从野蛮到文明的过程；套用到神话研究之中，认为各民族的神话都经历过从多神——一神，从兽形——半人半兽——人形的演变过程；而口头叙事从神话——传说——故事的发展，也是千篇一律的。人类学派的直线进化观，只看到对象的一般形相而忽视特殊形相的偏颇，给我国的神话研究带来的影响也是明显的。
庄子时代，神仙思想已经孕育成型。庄子在构建自己的哲学理论体系时，继承了老子首创的道家学说，也吸收了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神仙思想，并将二者结合了起来。“仙”与“道”的结缘，使道家学说和神仙思想都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正因为如此，庄子才成为后世道家和道教共同尊崇的重要人物。 庄子时代，神仙思想已经孕育成型。庄子在构建自己的哲学理论体系时，继承了老子首创的道家学说，也吸收了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神仙思想。庄子正是因为最早将“仙”与“道”结合在一起，使道家学说和神仙思想都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才成为后世道家和道教共同尊崇的重要人物。 《庄子》“外篇”和“杂篇”是否出自庄子本人之手，历来争议较大。鉴于此，本文探讨庄子哲学中“仙”与“道”的结合，就以《庄子》“内篇”为主要考察对象，“外篇”与“杂篇”的相关内容仅用于参照和补充。 一 目前，学术界倾向于认定《庄子》一书中涉及神仙思想的那些篇章，或是庄子后学的作品，或是在流传过程中被后世渗入的部分。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研究者多认为庄子本人还不可能具有神仙思想。其实，庄子时代神仙思想早已形成，庄子本人也具备接触神仙传说的客观条件。 这里所谓“神仙”，指的不是“神”和“仙”，而是专指“仙”。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神”与“仙”原本并不属于同一类别。古人在造字时，“神”字是“从示”，而“仙”字则是“从人”，二者之间的区别相当明显。《说文解字》云：“仙，长生仙去。”刘熙《释名·释长幼》亦云：“老而不死曰仙。”看来，在汉代人的眼中，“仙”就是长生不死的人。又《汉书·艺文志》云：“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也。聊以荡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无怵惕于胸中。”可见，“神仙”指的同样也是长生不死的人，“神仙”其实也就是“仙”。那么，“仙”为何又称“神仙”呢?闻一多先生解释说：“人能升天，则与神一样，长生，万能，享尽一切快乐，所以仙又曰‘神仙’。”的确如此，“仙”不仅能够长生不死，而且还兼具不惧水火、往来云中等神性，因此“仙”又称“神仙”。 那么，神仙思想最早产生于何时呢?根据现存的文献记载，早在春秋末叶，社会上就流传着一些有关长生不死的传说，神仙思想已经初显端倪。《左传·昭公二十年》云：“齐侯(齐景公)至自田，晏子侍于遄台，子犹驰而造焉。……饮酒乐。公曰：‘古而无死，其乐若何?’晏子对曰：‘古而无死，则古之乐也，君何得焉?’”又《韩诗外传》云：“齐景公游于牛山之上，而北望齐，曰：‘美哉国乎!郁郁蓁蓁。使古而无死者，则寡人将去此而何之!’俯而泣下沾襟。”以上这两则材料都记载了齐景公对于“古而无死”的羡慕和向往，由此可知，早在齐景公所处的春秋晚期，长生不死传说就已经产生。追求长生不死乃是神仙思想的核心内容，长生不死传说的出现标志着神仙思想已经萌芽产生。而到了庄子所处的战国中期，齐、燕沿海地区已经掀起了一个人海求仙的热潮，《史记·封禅书》对此已有明确的记载：“自威、宣、燕昭使人人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傅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 庄子之时，楚地的神仙思想也颇为盛行。《山海经》、《楚辞》等文献典籍中就保存有楚地流传的一些“长生不死”传说。据袁珂先生考证，《山海经》是“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的楚国或楚地人所作海外南经》中有“不死民”：“其为人黑色，寿，不死。”《海外西经》中亦有“轩辕国”：“其不寿者八百岁。”屈原《天问》云：“何所不死?长人何守?”又云：“延年不死，寿何所止?”屈原所问的，就是楚地流传的“长生不死”传说。《山海经》中还出现了“不死药”，如《海内西经》云：“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又《大荒西经》云：“有灵山，巫咸、巫即、巫朌、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天问》也问到了“不死药”：“安得夫良药，不能固臧?”《天问》还问到了蓬莱仙话中的“巨鳌负山”传说：“鳌戴山扦，何以安之?释舟陵行，何之迁之?”楚地还发生过向楚王献“不死药”的事，《战国策·楚策》曰：“有献不死之药于荆王者，谒者操以入。中射之士问曰：‘可食乎?’曰：‘可。’因夺而食之。王怒，使人杀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说王曰：‘臣问谒者，谒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无罪，而罪在谒者也，且客献不死之药，臣食之而王杀臣，是死药也。王杀无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杀。”可见，战国时期，神仙思想已经在楚地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 战国时期，百家竟起，自由争鸣；舌辩之士，朝秦暮楚，四方游说；诸侯国之间亦遣使往来，交流频繁。宋国地接齐、楚，作为宋之蒙人，庄子自然能够接触到齐、楚两地广为流传的神仙思想；而《庄子》(主要是指“内七篇”)中的“神人”、“至人”、“真人”等一系列能够彻底超越时空限制、获得生命永恒与自由的“得道者”形象，正是受到了神仙传说的影响。 庄子是道家学派继老子之后又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称庄子：“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肤箧，以诋讹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庄子在继承老子道家学说的同时，也吸收了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神仙思想，并且创造性地将它们二者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庄子哲学中，道家学派的核心范畴“道”，第一次实现了它与“仙”的结缘。 老子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宇宙万物合于“道”则生，不合则亡。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又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其致之也，谓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废；侯王无以正，将恐蹶。”对此，庄子既有明显的继承，又有长足的发展。《庄子·大宗师》云：“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猗韦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戏氏得之，以袭气母；维斗得之，终古不忒；日月得之，终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袭昆仑；冯夷得之，以游大川；肩吾得之，以处大山；黄帝得之，以登云天；颛项得之，以处玄 宫；禺强得之，立乎北极；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广，莫知其始，莫知其终；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说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东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庄子认为“道”尽管“无为无形”、“不可见”、“不可受”，但它却是“可得”的。庄子将黄帝、颛顼、禺强、西王母等能够获得某种超自然神性的原因，全都归结为“道”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黄帝、西王母、彭祖、傅说等都是神仙传说中有名的神仙，而彭祖和傅说又是早期仙话传说中典型的“仙人”。任何生命体的存在，皆有一个无法超越的时间极限，人类自然也不会例外。然而，神仙家却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他们认为，世人通过服药、修炼等途径，是可以成仙的；而人一旦成了仙，就打破了人类自身的生命极限，生存时间无限延长，甚至长生不死。仙话传说里的人物，常常能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反复出现，前后相距竟达数百年甚至数千年。彭祖就是早期仙话传说中著名的长寿仙人。 庄子认为，彭祖、傅说等人之所以能够成仙，就是因为他们得了“道”。庄子创造性地把道家学派所崇尚的“道”与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神仙传说结合了起来，借助超现实的神仙思想更进一步地去充实、美化、鼓吹和宣扬道家学派理想中的“道”的王国，使“道”具有了更大的诱惑性和吸引力。 庄子出于鼓吹和宣扬道家学说的目的，吸收了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种种神仙传说，并在此基础上经过一番加工、改造、提炼和升华，创造出了“神人”、“至人”、“真人”等一系列的“得道者”形象。庄子笔下的这些“神人”、“至人”、“真人”等，名异而实同，他们都是“道”的化身：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逍遥游》) 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平四海之外。(《齐物论》) (古之真人)登高不栗，入水不濡，人火不热。……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大宗师》) 这些“神人”、“至人”、“真人”身上，都有着浓厚的神仙气息。他们与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神仙形象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这些“神人”、“至人”、“真人”所具有的超自然神性概括起来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外物不能伤其身。《齐物论》中的“至人”是“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大宗师》中的“真人”也是“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二是可以乘龙、驾云，自由往来于空中。《逍遥游》中的“神人”可以“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齐物论》中的“至人”也可以“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三是独特的饮食生活方式。《逍遥游》中的“神人”，“不食五谷，吸风饮露”；《大宗师》中的“真人”也显得与众不同：“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庄子笔下的这一系列“神人”、“至人”、“真人”等，都是作为“得道者”的形象出现的，他们在庄子哲学中都是“道”的象征。他们身上所具有的这三个方面的超自然神性，也正是神仙传说中神仙超越凡人的地方。除了具备以上这三个方面的特点之外，庄子笔下的“得道者”还兼具“长生不死”的特点，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彭祖和西王母。此外，还有《大宗师》中“年长”而“色若孺子”的女偊，《在宥》中“修身千二百岁”而“形未常衰”的广成子等，也都是“长生不死”的奇异之人。“长生不死”正是神仙最突出的特点，也是神仙最令世人向往的地方。由此看来，庄子塑造“神人”、“至人”、“真人”这一系列“得道者”形象的原始素材，应该是来自于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神仙传说。 庄子把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神仙思想引入道家学说，塑造了“神人”、“至人”、“真人”等一系列“得道者”形象。这一系列来源于神仙传说、具有超自然神力、带有浓重神仙色彩的“得道者”形象，将道家学派所崇尚的“道”提升到了一个更为广阔、更加诱人的宗教般的新境界。 庄子所处的战国中期，神仙思想尽管已经孕育成型，但毕竟还只是处于它的早期发展阶段。当时社会上流传的各种神仙传说都还是比较零散的，还没有形成相对完整的神仙学说，更谈不上有什么系统的神仙修炼方术。而当时在齐、燕沿海地区新兴的所谓“方仙道”，其所鼓吹的神仙修炼方术也不过是“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早期的神仙方士们还不可能给梦想成仙的世人提供一套系统的“切实可行”的神仙修炼方术。庄子将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神仙思想与道家学派所崇尚的“道”结合在一起，鼓吹和宣扬道家学说的同时，客观上也为神仙方士们指明了一条“修道成仙”的途径。 对此，庄子不仅在理论上为神仙方士们指明了一个“得道升仙”的美好前景，而且还给他们提供了一套诸如“心斋”、“坐忘”、“悬解”等具体的“修道”方法： 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人间世》) (仲尼)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大宗师》) 且夫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人也。此古之所谓县解也。(《大宗师》) “心斋”就是要心志专一，排除各种杂念，始终保持虚空的心境。从用耳去听，到用心去体会，再到用气去感应，逐渐提高，直至达到与“道”相合的境界。“坐忘”就是要静坐、静修，忘却形体，闭塞视听。通过彻底忘记自己与周围世间万物的区别，从而实现整个身心与“道”的完全融通。“悬解”就是不计较个人得失，一切顺其自然，这样就解除了现实世界中的各种烦扰，真正进入清静、虚空的修道境界。庄子不仅给神仙方士们提供了“心斋”、“坐忘”、“悬解”这些具体的“修道”方法，而且对于“修道”的过程也作了较为细致的描述：“吾犹告而守之，三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丽后能人于不死不生。”(《大宗师》)庄子认为“修道”需要经过一个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过程。首先要放弃追逐世间的一切功名利禄，接着是抛开个人身体所需的各种物质享受，再就是完全忘却自己的肉体生命。完成这一阶段后，内心自然就会变得清净、明朗，然后就能用心观“道”，渐渐地与“道”相合，渐渐地超越古今，最后完全进入“不死不生”的“得道”境界。庄子所描述的这些“修道”方法和过程，应该说已经具备了一定程度上的可实践性，为后世神仙方士们提供了“修道成仙”的重要模式。 总的来说，庄子哲学中“仙”与“道”的结合，进一步美化了道家学派理想中的“道”的王国，将道家学派所崇尚的“道”提升到了一个更为神奇、美妙的宗教般的新境界；同时在客观上也为神仙方士们提供了一套“修道成仙”的理论和方法，使神仙思想彻底超越了原始的巫术、方术，沿着宗教神学的方向向前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为后世神仙道教的兴起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石。正因为如此，庄子才成为后世道家和道教共同尊崇的重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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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教派众多，从创教之始，在至上最高神上就有所分歧。早期的五斗米道创教时，以太上老君为教主，供奉“三官”，从而魏晋南北朝时，北魏寇谦之的天师道，由于其享“天师之位”，受“清整道教”之命，得《云中者音诵新科之诫》20卷，均假“太上老君”之名，为此，他依然崇奉太上老君就成为必然的了。太平道开始创教时，後者则崇拜黄老，供奉“中黄太乙”。东晋中後期，上清派、灵宝派相继出现，新出现的《上清》《灵宝》经中，不再尊太上老君为至上神。上清派以元始天王或太上玉晨道君为最尊，灵宝派以元始天尊和太上大道君地位最显，有的经书也列太上老君，但其排列地位稍次。後来在各派协商，融合中提出“道不可无师尊，教不可无宗主，故老君师太上玉晨大道君焉，大道君即元始天尊之弟子也。”的共识，正是在这种师徒关系下，使他们成为三位一体的“三清尊神”，为道教神仙谱系中的最高神。另外，各派又有自己的创派真人、主祭神灵等。道教在吸收各种原始宗教、民间宗教、神话传说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神仙谱系，并与原来的地方宗教或融合，或形成总支形式。道教也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它时常与其它宗教、人们的倾向愿望相互影响。几千年间，中国的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各个教派排间虽然也时常有矛盾，但没有爆发过大的宗教战争，这是值得庆幸的。 [编辑本段]【道教门派组织】道教内部门派众多，因分派示准不同而名称各异。据学理分有积善派、经典派、符箓派、丹鼎派（金丹派）、占验派五类。按地区分有龙门派、崂山派、随山派、遇山派、华山派、嵛山派、老华山派、鹤山派、霍山派、武当派等。按人划分则有少阳派（王玄甫）、正阳派（钟离汉）、纯阳派（吕洞宾）、海蟾派（刘操）、三丰派（张三丰）、萨祖派（萨守坚）、紫阳派（张伯端）、伍柳派（伍冲虚、柳华阳）、重阳派（王中孚）、尹喜派（关尹）、金山派（孙玄清）、阎祖派（阎希言）等。按道门分有混元派（太上老君）、南无派（谭处瑞）、清静派（孙不二）、金辉派（齐本守）、正乙派（张虚静）、清微派（马丹阳）、天仙派（吕纯阳）、玄武派（真武大帝）、净明派（许旌阳）、云阳派（张果老）、虚无派（李铁拐）、云鹤派（何仙姑）、金丹派（曹国舅）、玉线派（樵阳真人）、灵宝派（周祖）、太一教（萧抱珍）、全真教（王重阳）、正一教（张宗演）、真空派（鼓祖）、铁冠派（周祖）、日新派、自然派（张三丰）、先天派、广慧派等。历史上还有正一宗（张道陵）、南宗（吕纯阳）、北宗（王重阳）、真大宗（张清志）、太一宗（黄洞一）、五大宗之分法和天师道、全真道、灵宝道、清微道四大派的分法。还有道德、先天、灵宝、正一、清微、净明、玉堂、天心八派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