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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者网：有说法认为，高雄人支持韩国瑜，不是因为支持国民党，而仅仅是无法忍受民进党。这似乎是台湾选举政治的一个规律：选一个不是因为他好，而是因为另一个实在是太烂了，台湾选举政治是不是进入了一个“比烂怪圈”？金灿荣：年轻人去意识形态化以后，明显站队蓝绿的人数在减少，有民调显示，现在不认同两党、认为自己中立的人群比例比认同蓝绿两个加起来都要高。这是一个新现象，大家不怎么站队了，“看人不看党”好像成为新的潮流。当然对两个党他们都还是有期待，对一家不满，就会想换另外一家试一试。但台湾民众可能得接受另外一个事实，就是原来台湾经济发展的一些特殊条件可能会渐渐消失，以后他的期待应该低一点。比如冷战时期，台湾受到美国、日本的特殊照顾，加之那段时间大陆自己也走了一些弯路，还有国民党原来的精英团体搞经济是比较优秀的，使得台湾经济在一段时期内特别突出。但现在这些外部条件可能都没有了，美日既没有原来那种意愿，也没有能力再来帮助台湾了，它自己本身的人才优势也没有了，更重要的是现在大陆崛起了，所以以后无论谁在台湾“执政”，他们都得接受一个事实：他们记忆当中那种对大陆有明显优势的时代结束了，而且是不可逆转地结束了，必须接受这个新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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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国崛起》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内容】 《大国崛起》通过展示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九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用不同方式实现强国的历程，不仅体现出各自鲜明的不可复制的时代特征和民族个性，同时也探讨了某些相通的规律，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向与模式有指导作用。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体制创新。 葡萄牙、西班牙是市场经济的发端国，英、法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创始国，美国是用市场经济无形的手与政府干预有形的手共同调节经济的开山祖。事实证明，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要想经济平稳运行，必须坚持市场与宏观调控相结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前，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转变，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我国必须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科技研发，推动产业结构的合理发展，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加快转变对外贸易方式，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一、抓住发展机遇，提升国家实力。大国崛起都是抓住了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历史机遇。英国抓住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产业革命标志，成为世界霸；美国则在电力为标志第二产业革命中占得先机。因此，我国崛起必须善于抓住发展机遇，在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产业革命中，要切实推进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的发展，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增强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经济基础。 积极发展科技，推进教育文化事业。日本十分重视这方面发展，积极向外国学习。不论是涩泽荣一前往欧洲参加万国博览会，回国宣传新思想，还是日本1871年派使团出使欧美各国，都为明治维新的开展奠定了基础。明治维新期间，日本重视发展科学技术，重视教育和人才培养，普及义务教育，派遣留学生，加快了向西方学习的步伐，缩短了与西方经济的差距。在当今，国际竞争是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国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培养高素质人才，切实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 二、改革要循序渐进，不能一蹴而就。苏联的兴衰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沙皇彼得一世、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本来是俄罗斯改革体制最有力的推动者，可当改革到一定阶段时，改革必然触犯到这些人的利益，此时他们都同时不约而同成为改革的反对者。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葬送国家几十年改革的成果。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坚持改革开放，是我国的强国之路。切实要推进改革的发展， 循序渐进，并且进行要彻底。 三、 弘扬社会主义新风尚，培养民族精神，推进思想解放。大国的崛起都经历了思想解放的历史过程，都是以思想解放为先导的。英国的崛起经历了早期的新教运动，为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在启蒙运动下，法国爆发大革命，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日本人具有武士道精神，具有很强的民族凝聚力，明治维新期间更是在太久保利通和木户孝允的带领下，吸收借鉴人类文明成果，民族精神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我国必须要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地位，树立社会主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努力提高人民的幸福感，增强民族凝聚力，提升民族竞争力。 要实现和平崛起。德国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严重破坏了世界和平，阻碍了社会发展，不容历史所原谅。当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集中营长跪忏悔，我们看到了德国人勇于反思和敢于悔过的决心，我们也相信他们必将实现和平发展。跪下来的勃兰特，站起来的是整个德国。因此，我国必须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广泛开展对外竞争与合作，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我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在国际上有重要地位。我国要坚持求同存异，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共同发展，展示我国负责大国形象，绝对要避免世界大战的悲剧。 《大国崛起》是中国纪录片人为回望世界历史提供的一个独特的视角。它以历史的眼光和全球的视野，为当下中国的发展寻找鉴镜；它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为中国现代化提供经验；它以寻找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为叙述平台，为推动中国的发展寻找根本的力量。 聆听历史是一种深远的领悟，借鉴历史是一种内在的智慧。相信通过《大国崛起》，必将启迪中国未来的发展;相信通过共同奋斗，必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美国耶鲁大学 教授 保罗·肯尼迪：单一的因素一定是错误的，一定是各种因素的综合造成了大国的崛起。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 阿列克谢·沃斯克列先斯基：必须在世界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很明显，经济脆弱的国家，不可能成为大国。英国前外相 杰弗里·豪：国家强大必须经济发达，政治稳定，特别是民众与领导者之间要相互信任，互相尊重。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皮埃尔·罗桑瓦隆：一个强国仅仅物质力量强大还不够，它还应该具有吸引力。美国耶鲁大学 教授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必须要具有一定的规模，一定的能力，一定的军事实力，一定的内部凝聚力。英国诺丁汉大学 教授 郑永年：所有的以前的国家，崛起中的大国，都是因为它内部的国家制度的健全。所谓的一个国家外部的崛起，实际上是它内部力量的一个外延。在采访中我们发现：直到今天，大国之谜依然是一个难解的题目，各国的学者提供的答案也是众说纷纭。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上百位接受采访的国内外专家在谈论这个话题时，都十分看重思想文化的影响力，在大国崛起中的作用。英国首相丘吉尔有这样一句名言：我宁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肯失去一个莎士比亚。在成为大国的过程中，戏剧家莎士比亚的作品提升了英国的人文精神，科学家牛顿的力学定律开启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大门，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英国提供了一个新的经济秩序。他们的名字，十分醒目地写在英国走过的大国之路上。在法兰西思想与精神的圣地先贤祠，正门上铭刻着这样一句话：“献给伟人，祖国感谢他们。”这里安葬了72位法国历史人物，其中只有11名政治家，其余大多是思想家、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多少年来，法兰西共和国一直以其卓尔不群的文化影响力，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其根源也许就在于此。中国外交学院 院长 吴建民：一个国家要崛起，它思想得创新吧，对吧。如果全是老思想，国家能崛起吗？崛起不了。思想如果都束缚住了，能创新吗？创新不了。所以文化的作用在这里出现了。德国慕尼黑应用政治研究中心 常务副主任 约瑟夫·亚宁：我们可以说文化因素很重要，比如说国民教育水平很好，这非常重要。法兰西科学院人文及政治学院 院士 玛丽安娜·巴斯蒂：一种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取决于产生这种文化的强盛经济。大国之谜，当然还有另外的答案，那就是体制创新。17世纪时，面积只相当于两个半北京的荷兰，凭借一系列现代金融和商业制度的创立，缔造了一个称霸全球的商业帝国。他们成立了世界上最早的联合股份公司来聚集资本，垄断了当时全球贸易的一半；他们建起了世界上第一个股票交易所，比纽约的证券交易早了三百年，资本市场就此诞生；他们还率先创办现代银行，并发明了我们沿用至今的信用体系。继荷兰之后，英国通过推行自由贸易，建立起全球市场，并逐步确立起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当这种模式的弊端，引发社会危机的时候，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又加入了政府干预的手段。从此，“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交相作用，改变了人们对传统的市场经济模式的认识。有历史学家认为，近五百年来，真正意义上拥有过世界霸权的只有三个国家：荷兰、英国和美国。这三个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了接力棒式的创新和发展。学者们还认为，英美两国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相应的制度保障。中国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教授 钱乘旦：英国最早地确立了现代的国家制度。比如说我们现在熟悉的内阁制、君主立宪制、两党制、政府对议会负责等等这样的一套政治制度，在英国都是最早地确立。这样的政治制度能够使得这个国家长治久安，长久地保持一种稳定的状态，所以对经济发展是有利的。
友情提示中`国`崛`起第一段 中`国`崛`起`是`和`平`崛`起第二段 反面论点 就是 中`国`威`胁`论` `例`子`自`然`是`西`方`霸`权``主`义`第三段 正方观点 就是 温+bao 说的 “`和`平`崛`起`不`称`霸`”` `并`举`出`正`方`观`点`和`平`崛`起`的`例`子` `比`如`大`力`援`助`非`洲`啊` `北`斗`定`位`全`球`免``费`啊 等等第四段 再次阐述正方观点以结束全文具体可参考1.百度 “ 申论 中国崛起 ”2.百度 “ 全国研究生考试思想政治理论试题 公关 外交
这都不知道，中国撅起都不知道？都说祖国版图像雄鸡，你贴张地图，告诉老师这个图上中国的确是撅起来的！
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中国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等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如：举例子。这些方面都证明了中国的一步步崛起，同时已发了我们对崛起的政治学思考……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会议的优点实现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法律的完善化，监督方式的多样化实现“走出去”战略的高瞻远瞩总结，中国的崛起是本国政治，经济制度的相对完善，以及社会稳定等各个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在当代的社会，中国某些领域虽有所欠缺，但只要集中精力干大事，调和各方面的矛盾，与时俱进，坚持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指导，中国的更大的崛起是不远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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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一下 之后自己总结-v-
央视于2006年11月推出十二集政论专题片《大国崛起》，对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国和美国九个国家的崛起史进行评述。在中国国力大增，国际地位益显重要，深化改革面临瓶颈之际，此剧当有寻求历史借鉴，探索自身路向的积极意义。《大》剧结尾处，提出了“21世纪大国崛起道路”这样的大考问，一种以崛起为历史责任感的豪情壮志跃然毕现。最近世界各地舆论普遍关注中国崛起，大多肯定中国渐进融入国际主流体系的良性趋势，既显示正面期待，但又疑虑重重。美国《时代》周刊在今年1月11日发表以《中国：一个新王朝的发端》（China：Dawn of a New Dynasty）为题的封面故事，尤有代表性和影响力。《大》剧旁征博引之余，并没有回答究竟什么是决定国家命运的根本要素；“封面故事”反映了美国传媒全球战略的视野，对于中国自身的决定性内因，若有若无，一笔带过。欲问“新王朝”如何发端？尚须冷静、理性、诚实应对“21世纪大国崛起道路”的大考问。历史经验表明，无论就本国或外部世界而言，“大国崛起”未必总是好事，不可不分青红皂白。“大国崛起”怎样成为自己国家和整个世界的大吉大利，而非一场表面轰轰烈烈，带来绵绵人祸，赔上千百万条性命，了无进步意义的人类浩劫？诚为不容闪避的大哉问。“崛起”者，就是不甘平庸低下，争得既富且强，出人头地。人类出乎利己的生物本能，多要运用天赋特秉灵性创造能力，雄心勃勃追求“崛起”。个人、家庭、族群、集团以至社会、民族、国家，人同此心，心同此意。孔丘一言蔽之：“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古往今来，“大国崛起”有正道（良性）、偏锋（恶性）之大别，分属两类不同性质的历史范畴。其一为难能可贵的循正道以行。体现“万物之灵”悟性觉醒和优化抉择成功，遵循“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肯定利己私心（Private Interest）为天经地义的进取原动力（立足“个人本位”的人本主义。“仁者爱己”也。），善于领悟、培植和弘扬利他爱心或公心（Love, Public Interest）以调谐利己私心（“仁者爱人”；道德观念的滥觞。），造就一种“合作比不合作好”、视“利他”为极高明“利己”之道的“两心调谐” 型“心态文化” 境界（“仁者使人爱己”），藉以防范自私（Selfishness）犯罪的破坏作用，产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社会性效应，人类天赋特秉的灵性创造能力得以顺畅发挥，制度革新、科技发明纷至沓来，驱动社会持续发展进步，其一流前卫发明创造成果理所当然地为广大寻常百姓普天共享，而非特权统治阶层所能垄断；从而建成一个相对公正、安定和谐、繁荣富强，影响力举足轻重，泽惠整个人类大家庭的“崛起大国”。“当行之路”一旦走通，成为可持续的良性、上升型“崛起”，愈行愈宽，渐入佳境，前程似锦，堪以引导人类世界和平理性创新发展的历史进步潮流，好望“大同”，“与天地叁”焉。上述“当行之路”并非凭空臆想生造，是基于人性，善用灵性，率性问道，优化选择，领悟“两心调谐”为极高明“利己”之道的公理常识性结论，合乎“中庸”原理的人间正道，可从孔子的“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基督教教义等得到解释和印证。但是“中庸之难，难于上青天”，“大国崛起”循正道难，一以贯之循正道更是难上加难。其二：走偏锋所谓偏锋，主要指利己私心趋于损人利己的自私极端，与人类天赋特秉灵性能力相结合，构成伦理意义上的犯罪倾向。回顾世界上漫长农业社会时期不同地域的大国崛起，几乎都是这类偏锋较量话本故事。十九世纪中期达尔文提出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接着出现了一种将生物界丛林法则延伸至万物之灵的人际关系的“社会进化论”或“社会达尔文主义”，视人类以强凌弱、侵略掠夺为天然合理、理所当然，成为近代史上支持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等肆无忌惮走偏锋的返祖型自私极端意识形态。另一种表面上看来型态相反的偏锋，奉行极端利他的“至善”理想，以否定个人本位、标榜“大公无私”为能事，其实无我无私也就无爱无公，爱心或公心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乌托邦式的“不可能任务” ，一种假性理想主义，以至欺世愚民自肥手段而已。结果一方面社会成员的私心进取积极性被扼杀，或畸变，灵性创造能力无法循正道顺畅发挥；另一方面，特权统治阶层借虚矫伪善的极端利他外衣掩蔽，自私掠夺恶性犯罪为害尤烈。豪情万丈的空泛口号，挡不住社会性道德沦丧、活力不继、对抗性矛盾深化。这种背景下，即便崛起逞强，总是徒有其表、外强中干、画虎不成。借用现代惯用政治术语，这两种偏锋形式分别叫做极右或极左，但“形左”而“实右”也。偏锋“崛起”，无论如何自我美化、大言不惭，甚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某些歪打正着的副作用，可为史家反复玩味、津津乐道，本质上总是返祖兽性丛林法则的延伸，弱肉强食惨烈决胜的结果；受益者只是代表特权统治阶层利益的少数群体，到头来不免自食其果，逃不脱历史的无情惩罚和讽刺。君不见西秦赢政虎狼之国、亚历山大的马其顿王国、成吉斯汗的蒙古帝国、希特勒的大日尔曼第三帝国等古今中外多少偏锋佼佼者，穷兵黩武，叱咤风云，辉煌崛起，扩张版图，广聚财富，雄霸天下，不旋踵烟飞灰灭，而今安在哉？这类“崛起”此起彼落，总是不可持续、预后不良的恶性、平面型“功业”，一番番亵渎着“人之所以为人”的良知，没有为人类生活带来什么进步，却把一部世界史涂抹成了腥风血雨的“相砍书” ，概属“史前史”而非真正人类史的篇章。孔子如是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论语：里仁》）央视《大》剧选列的九国，是近代世界“大国崛起”由普遍走偏锋转向循正道而行，体现崛起性质、规模、命运历史性大转折的颇有代表性的选集。最早崛起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地处欧洲南端，难于置喙分羹陆上，遂致力海外开发，拓展海上航路，促进了地理大发现，成为横跨新旧大陆的空前规模殖民大国，威风了百余年。但因不脱自私掠夺偏锋的历史局限性，终至一蹶不振，跻身西欧后进末座。九国中得成正果的，当属美利坚合众国、大英帝国以及小小荷兰。它们在历史性的探索中，曾经不同程度地陷于自私掠夺型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窠臼，甚至走得很远，但终于转进正道，沿着“当行之路”发展不止。它们以史无前例的创造力带动人类社会飞跃发展，由农业社会转进第一次工业化（蒸汽动力）、第二次工业化（电气化），第三次工业化（自动化），以至当今讯息化社会，成为引领世界进步潮流的主导。它们的成功，是人间正道亦即中庸之道极高明的鉴证，大不同于走偏锋崛起的“盛极必衰”宿命，其稳定性、持续性和旺盛创造活力已让许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历史预言家大跌眼镜不止。法国、德国、日本走了很多弯路；特别是一度成为法西斯轴心的德国和日本，其崛起给人类世界带来了大灾难，也招致自身蒙受严惩。二次大战后，它们一起转进“当行之路”的轨道，实现了浴火重生般的重新崛起。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甚嚣尘上，工业化西方列强纷纷偏离中道，走上自私掠夺型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道路，鱼肉弱势劳苦大众，瓜分全球势力范围，几将世界推进自我毁灭的战祸深渊。1917年，俄罗斯十月革命催生了社会主义苏联，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试图建立一种理想化的公正社会，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行武装革命，造成雷霆万钧般的政治压力，迫使西方列强主流良性演变回归“中道”，是一场前无古人扭转乾坤的的伟大成功实践。以俄罗斯为主的苏联的崛起，曾被期许为人间正道的至善楷模。苏联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取得巨大成就，与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并列为超级大国。可惜执政党一开始选择了绝对权力和极左偏锋相结合的不归路，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陷进体制僵化和绝对腐化的泥淖。半个多世纪冷战对峙的结果，苏联及其追随国家普遍经济发展停滞、社会矛盾日深、民心丧失殆尽，政权合法性不继，终于分崩离析，脱胎换骨，重归“中道”。可以说，苏联的兴起，成全了西方，拯救了世界；苏联的覆亡、转型，为绝对权力导向偏锋的悲剧性恶果提供了又一铁证，也反证了“中道”无与伦比的优化抉择特性。下一步让我们聚焦三个得成正果的大国，看看凭什么得天独厚，能够循正道以进，走在进步人类的最前列？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类。一切正常人的“硬件”是一样的，天生的七情六欲是一样的；人类生存在同一个星球上，面对的自然环境考验也大同小异。那么为什么各自的发展道路会有极大差别？有的混混噩噩，怎么也崛起不了；有的崛起了，慧星般耀眼，焰火般灿烂，可是稍纵即逝，一蹶不振，沦为平庸末流，或开除球籍、消失无踪；有的居然幸运地找对了“当行之路”，万变不离其“中”，好景常在，日新月异，蒸蒸日上。其中究竟有什么秘密？“大国崛起”是政治、经济、教育、人文、科技、军事和价值观等多方面成就的综合体现，也与外部历史时机和环境条件息息相关；但无论如何，本国的内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欲循正道而起，究其内因，根本要素有二：一，具备一种基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社会性思想信仰，成为指导人生的共同价值观。《大》剧中许多专家反复强调了文化因素的非常重要性，说到底，应指“根本的文化”，或“文化的根本”，那就是每个人拥有的基本软体平台，本文正名为“心态文化”（“观念文化”），相当于人们常说的人生观、世界观、宇宙观。“心态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为人之道”或“人际相处之道”，说到底就是关于利己私心和利他爱心（公心）这一双操控天赋特秉灵性活动的“无形的手”的协同关系了。“两心调谐”、“两心相悦”的“当行之路”，一旦成为社会性思想信仰，或即指导人生的共同价值观，可以造就伟大国家的伟大人民必备的高素质“软实力”，成为民族、国家“循正道”崛起的大本大源。中国人对于导向“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本来不陌生。两千五百年前，孔子倡导儒家学说，就是这番见地。可惜孔子的理性“仁学”超前了民智未开的上古时代，既难普及大众，也走不通上层路线，“知其不可而为之”罢了。西汉初期“独尊儒术”，表面上孔子思想大获全胜，实则根本篡改孔孟之道，曲解变造成为反人性的御用儒教，一种否定个人本位、取消自我意识，提倡愚忠愚孝的社会控制论。从此“政教合一”，“教为政用”，误尽苍生。西汉盛唐，一时“盛世”，只是缺乏持续性和进步意义的平面型崛起而已。宋明后儒高唱“存天理、灭人欲”悖论，将“心态文化”伪儒化推向了极致，从此中国社会与虚妄的“国民劣根性”结上不解之缘，几乎彻底扼杀灵性创造能力，自绝于发展进步的一切机遇；一朝与西方大国碰撞，一触即溃，竟至沦为任凭宰割的俎上鱼肉。孔子以后五百年，西方诞生基督教。神性的基督教，以入世的人本主义、始祖犯罪、因信称义、爱心金律、末日审判等救赎之道引导世人走上“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藉基督献身、复活、升天，和种种灵异奇迹的感人力量，以及“天国说”激发的私心动力，循草根群众路线由下而上发展起来，披荆斩棘征服了罗马帝国，在上古社会取得了孔子理性上层路线不能企及的真性胜利。罗马皇帝同汉家君主一样力图变造基督教为巩固王权的政治工具，实行“政教合一”，“教为政用”。罗马政治中心东迁后，基督教分为东西两大派。东部基督教自命正宗，称为东正教。东部地区一开始就是皇权高于教权，教会依附政府，皇帝直接干预和掌控教会事务，以至有权任免教会牧首，召开主教会议批准宗教会议决定、解释教义。正如马克思所说，“东正教不同于基督教其他教派的特徵，就是国家与教会，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混为一体。”没有象罗马天主教会在西方所起过的那种独立于王权的作用。东部基督教在帝国君权的控制下，实际上陷入了“政教合一”的窠臼，成为服务帝国政府的精神支柱；基督教的“两心调谐”精神在君主专制政治的压抑下不觉转入隐性状态。东正教地区的封建化过程进行得十分缓慢，整个社会死气沉沉，长期处于滞进状态。西部基督教为新兴蛮族国家接受，形成大一统的教会同分散的世俗国家并立，即所谓“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并立的“双城记”型“凡圣两立”局面。西部基督教称为天主教，政教之间不是合而为一，而是互相制衡的关系，极大地有利于发挥“心态文化”的引导作用，促进了蛮族国家的文明进步。但罗马教廷“神权”无限膨胀，专横跋扈、腐化堕落、箝制思想，背离基督教“两心调谐”本义，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一度陷西部基督教文化区于精神蒙昧状态，几乎中断了社会发展进步的势头。西部基督教地区不同于“政教合一”的东正教地区以及伪儒当道的神州中华，14－16世纪出现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新教崛起、旧教革新，带动了“心态文化”返本开新的伟大转折。基督教世俗化人本主义精神，救赎“原罪”的爱心教义，经历罗马教会的反人性扭曲变形之馀，得以重振神威，正本清源，与时俱进，调谐“两心”，驱使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跟上了时代进步的需要。大家知道，《大》剧九国中，除了“脱亚入欧”,走上歧途，后经美国大力扶持，追随西方有成的日本，那八个“原生”的崛起大国统统属于西方基督教文化区。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名下包括天主教（Catholic）、东正教（Orthodox）和新教（Protestant）三大派，以及其他一些小教派。八国中最为成功，引领潮流的美国、英国，加上佳境常在的荷兰，皆以新教为主，世称新教国家。德国是新教主流派路德宗（Lutheran Church）的发源地，法国是新教重要教派加尔文宗（Calvinists）的故乡，但旧教势力较大；这两个国家走了不少荆棘路，直到战后才跟了上来。葡萄牙、西班牙，坚守旧教阵容，自外于宗教改革，不免让出领先地位，敬陪末坐。信奉东正教的俄国长期拉在后面，上世纪闯新路，立功勋，摔跟斗，绕了个大弯子，现在还没有缓过气来。这一切难道都是事出偶然？进一步观察西部基督教文化区各国，可在更大范围见及新教文化影响下社会发展进步的优势。同说德语的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相较，奥地利（极少新教徒，90％天主教徒）就不如早期新教加尔文宗重要基地瑞士（53％新教徒，46％天主教徒）以及新教的另一支派路德教的发源地德国（81新教徒，11％天主教徒）强盛。在说英语的英国（60％新教徒，9％天主教徒）、美国（51％新教徒，22％天主教徒）、澳大利亚（82％新教徒，9％天主教徒）、爱尔兰（5％新教徒，94％天主教徒）、与加拿大（45％新教徒，46％天主教徒）之间作一比较，也会有类似的发现。北欧瑞典、挪威和丹麦三国人民绝大多数（90％以上）都是路德宗（Lutheran Church）新教徒，它们在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上都高居世界最前列。
《大国崛起》观后感 最近看了电视片《大国崛起》，它对九个大国的兴衰史作了一个扼要的、生动的介绍。我来谈谈个人的几点观后感。 本来西方大国还应该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意大利和奥地利等，可能这些国家的历史还不够典型；而像荷兰那样的小国，却被列入大国行列，显然影片对大国的定义，并没有以国土和人口的大小或多少来衡量。那么，该片所定义的大国，有什么共同点呢？一、曾经有过（或正在经历）对外扩张的历史或现行；二、曾经或正在称霸世界、或进行殖民统治；三、曾经经历推翻封建王权或殖民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四、在工业、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和社会改革方面有过突出表现。五、对世界近代历史的发展曾经发生过重大影响（包括正反两方面）。影片所介绍的九个国家，基本上都具备上述的条件。相比之下，我们中国虽然是个东方大国，但却不能“入围”世界大国之列，连日本都不如。什么道理呢？因为在过去的几百年间，我们几乎不曾具备上述大国标准中的任何一条，而只是大国列强的蹂躏对象和殖民地。那么，为什么中国就不能像日本那样，学习西方、进而赶上和超过西方呢？有人说，我们的制度不行；有人说，我们的人才不行；有人说，我们的科技不行；有人说，我们的教育不行；甚至有人说，我们的人种和民族性格不行。“狼图腾”一书就指出，农耕社会使汉族人天生就养成了“羊”的性格，恐怕连山羊都不是，属于绵羊。别说像成吉思汗那样横扫欧洲了，一见到日本兵打过来了就哆嗦，当汉奸、伪军的中国人就多达几百万，比日本侵华军队人数还多（按照曹刚川文章的说法，当年被我军歼灭的日军和伪军的比例是一比二）。不仅如此，台湾还有不少中国人去充当日本兵，到东南亚为日本人卖命，李登辉的胞兄不就是当了日本兵、死在菲律宾的嘛！ 所以，别人敢于看不起我们、欺负我们，是因为我们自己太软弱、太缺乏民族气节。一个人，总想委曲求全、不敢得罪人，是不会有出息的；一个民族，不敢冲向世界、征服世界（通过合法途径），就不会强大起来。说我们的制度不行，可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没有中断，国家没有分裂，证明历代的制度还是起到了维护主权和国家统一的作用。说我们的人才和科技不行，可是四大发明是中国的。没有火药，就没有热兵器和火箭，没有指南针就不能发现新大陆，没有造纸和活字印刷就无法产生信息产业，说明中国的古代文明是辉煌的。那么，是否是我们的文化传统和教育存在问题呢?我比较同意从这两个方面去寻找落后的原因。首先，我们接受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明显低于发达国家，是个不争的事实。无论是西方大国的崛起，还是德国、日本在战败后的迅速复原，都得益于教育基础的雄厚。而我们在这方面的差距很大，一是教育的普及率低，二是教育的效果不好。一方面是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是落后地区缺乏人才。其次是，再教育水平低。“一招鲜、吃遍天下”、“隔行如隔山”，是我们的普遍就业观，我们的人才往往不是复合型的，一行干不下去，其他的就干不了，也不想再学习新的技能，只能下岗回家。我到过一些省份，无论是在城镇、还是乡村，图书馆都很少，麻将馆倒是比比皆是。打麻将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了，人们一有时间就去赌钱，却不愿意买两本书看一看。像这样下去，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希望呢？文化是什么？它好比是计算机中安装的软件。你的计算机硬件再好，但如果软件不行，甚至感染了病毒，也无法正常运行。同样，即使我们的物质条件再丰富，军队装备再优良；如果没有先进的文化，没有先进文化武装起来的人，我们的孩子就会去吸毒，干部就会腐败，军队就会打败仗。一百多年前，北洋水师的铁甲船并不比日本的差，水兵也是训练有素，为什么还打败仗？因为清政府腐败，指挥官方柏谦临阵脱逃，这说明我们的文化、即“软件”不行，不是“硬件”不行。这么说，阻碍中国成为世界大国、强国的主要原因是文化落后吗？我认为是这样的。我这里所说的文化，是“大文化”概念。它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更重要的是先进的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人文学、法学、宗教等广泛的领域，属于上层建筑。过去，在欧洲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下，中国曾经出现过“康梁变法”，但被顽固不化的“老佛爷”镇压下去了。后来，在西方“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思想的感召下，孙中山终于发动革命、为中国的封建社会划上了句号，并提出了“三民主义”进步思想。1919年的“五四运动”就是一场倡导新文化的运动，陈独秀提出要请“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来救中国，俄国“十月革命”又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从而进一步推动了中国革命。可见，这些“大文化”和先进思想是引领社会进步的火炬，也是驱动社会机器快速运转的“软件”。没有这些先进的文化，就不会有今天的新中国。一般地说，自然科学是有价的，可以花钱买回来的，比如专利、know how以及机器设备。但是，社会科学则是无价的，无法用金钱买回来，更不能照抄、照搬。日本人当年从欧洲学了一些治理国家的法律、制度和理念，并不是拿回来就能用的，而是要结合本国的国情加以改造，才能付诸实施、发挥作用。在辛亥革命到现在的一个世纪当中，经过了几代人的牺牲和努力，中国终于开始走上了和平崛起的道路。与上述大国不同的是，我们不可能再走他们的老路，通过对外扩张和侵略实现自身的强大。但是，我们作为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国家，没有理由不成为世界大国和强国。而中国的强大，只会有利于世界和平。遗憾的是，我们今天距离成为大国的目标还很遥远。我们庞大的躯体里是空洞的，缺少先进的思想和文化基础，反而充斥着许多封建的、腐败的、落后的、愚昧的东西，也包括来自西方的垃圾。随着对“文革”的“全盘否定”（包括对“计划经济和苏式社会主义”的否定），人们的思想好像出现了“真空”。老的东西被否定了，新的东西还没有建立起来，甚至出现了“信仰危机”、“文化空白”。除了金钱以外，人们似乎什么都不相信了。不管是伏尔泰的启蒙思想，还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不管是过去的孔孟之道，还是今天的市场法规，人们似乎都不感兴趣。实用主义、钱权交易、急功近利、损人利己，却成为了不少人遵循的“潜规则”。连刚毕业的大学生，也迅速滑入了“传销”的团伙之中。我们的民族急需建立和谐的、健康的、先进的文化，急需倡导科学的、理性的、法治的观念，否则就无法抵御和消除封建的、腐朽的、愚昧的文化和陋俗。旧中国不能强大，就是因为没有先进的文化；国民党反动派打不过共产党，就是因为没有健康的文化；后来我们出现了“大跃进”和“文革”的错误，也是因为缺乏科学和法治的文化。没有与时俱进的文化和文化教育，即使中国将来强大了，成为了世界大国，也会像过去的一些大国一样，再次衰落下来。法治也是一种文化。和谐社会，必须建立在法治文化的基础之上。和谐社会，就是法治社会；和谐世界，就是法治世界。安南最近讲，伊拉克现在已经陷入了内战，甚至比内战还要糟糕。这是他在即将离任之际，感到最遗憾的事情。他还说，如果联合国当初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也许这场战争就不会发生。可见，世界需要法治，建立和谐世界更需要法治。任何国家的崛起和发展，都不能再通过武力扩张和超越国际法的途径去实现。了解西方列强崛起的历史，一方面能使我们警觉，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了差距。电视片《大国崛起》，正是从这两个方面为我们提供了生动的历史资料，它不仅对我们成年人具有教育意义，而且也可以作为学校历史课的有益教材。